[book_name]中国社会经济史讲稿 [book_author]钱穆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51489 [book_dec]1956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开设“中国社会经济史”课程，扼要地讲述了自上古至明清时代的经济情况与财政政策，并涉及农业生产状况、土地赋税制度、工商业与城市发展、货币制度及社会阶级等多个方面。同时也分析论证了历代财政经济状况与政治、制度、社会、军事、文化乃至法律、宗教等方面因素的联系与互动，在长时段的视野下描绘出历史演进的宏观趋势。钱穆先生是一代史学大家，造诣精深，涉猎广博，其中经济史是钱穆先生相对涉及较少的领域，本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遗憾。 [book_img]Z_11876.jpg [book_title]绪　论 向来学历史的人，比较不注意社会和经济，西方人讲社会学也不过只是两百年之久而已。后来开始讲经济学和社会学时，并不牵涉历史，要到后来才知有连带关系。 社会与经济两者可合讲，亦可分讲。所谓“唯物史观”，即是“经济史观”，他们认为由经济形态来决定社会形态，再由社会形态来决定一切历史，遂有社会的分期。中国人讲历史比较有系统，是按朝代来讲，西方人讲历史则较紊乱，只分为上古、中古及近古来讲。由唯物史观/经济史观的学者来分期的话，则按社会与经济，封建主义是农业，资本主义是商业，共产主义社会仍是工商业。这样分法，可以说部分是对的，但是对东方历史来说，则不能按如此分法来讲，因为人类历史演进并不是照马克思所讲的。人类历史的演进，有无共同的轨道，是一个大问题，对各个不同的民族来说，意义极为重大，这要用归纳法来讲。中国人的历史演进，欧洲人的、回教人民的历史演进，须将各民族的历史演进加以汇通，才可以看出是否有共同轨道。 今天讲理论的，苏联讲的有错，但却讲得有声有色，此点为英美各国所不及。今天英美各国如果想要用真理来驳倒苏联的理论，这就得要献身于真理。 今天要用政治或宗教等来解决问题，却解决不了，因此西方人就渐渐注意到东方的历史了。今天，中共推行的政策较倾向于苏联，力量很大，大陆青年须学习唯物史观，影响很大，因其政府想用唯物史观来讲通中国历史。 最近，法国巴黎正在召开汉学家会议，讨论中国历史如何分期。今日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土耳其、埃及等国家的历史都不完整，唯有中国的历史，才可以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如何演进。这便是今日欧美已注意到的文化问题。 从前的西方人，总认为不信上帝的民族是不开化的，但今日他们已改变这种错误观点（钱穆先生讲此课程时是1956年9月）。今日来谈这问题，仍是一个智识的、历史的问题，这是时代的要求，是书上没有的新智识。 大陆有一套根据历史的大理论，因此看不起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职业性的小问题。将来对世界学术有大贡献的，最好还是研究中国历史。 今日世界人类已经觉醒，自己各有一套文化，不愿佩服他人的。 今日我们来讲世界人类历史共同演进的方法，就要用历史的、科学的归纳法。 [book_title]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氏族社会与农业概况 一、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 最古的中国社会并非原始共产社会，而应称为“氏族社会”。中国古代的经济以农业为始，世界各国文化的开始都是如此。 所谓“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及中国（也有人加上墨西哥的），文明发源都是从农业开始。埃及有尼罗河，巴比伦有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印度有恒河，中国有黄河。其实中国不同于上述三国，因农业发展是靠水利灌溉，但中国农业的发展并非单靠一条河。此外，埃及、巴比伦和印度均位于热带或亚热带，但中国则纬度、气候不同。再就面积言，埃及与巴比伦面积小，印度较大但比较单纯，而中国却幅员广大，此点亦与上述诸国有别。 再者，中国古代北方的农作物并非稻、麦，向来有所谓“五谷”，即黍、稷、稻、粱、麦，再加上豆，则称“六谷”，再加上别的，则称“九谷”。农作物的品种，照理是由一处散布至各地，各种生物均然。所谓“生物一源”，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我人如要研究中国最早的农作物，应根据历史来研究。 中国最早的农作物，应是黍与稷。最早产于北方的便是黍与稷，我国的《诗经》便已提到“黍”“稷”，又如甲骨文中提到最多的是“黍”字，讲到占卜年成好坏，就有“求黍”和“求黍年”等记录，但未见有“求麦”。因为黍贱易种，麦为贵品种而难生长，故商代人求丰年只求黍。这是历史材料，当我人研究此种甲骨文之史料时，应该产生问题，何以只求黍而不求麦。原因如上所说，因黍不值钱而易种，是商代人的主要农业作物，这证据可在《诗经》中找到，因“黍”“稷”两字很多。 我国古代农业发明者有后稷，有神农。“后”者，上帝也。“后”与“神”都是形容词，神农姓姜，后稷姓姬，此两人均在中国西部，何以不称“后稻”或“后麦”而称“后稷”呢？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最古的农作物是稷。 甲骨文是盘庚后之文物，是我国可靠的史料。但后稷之史料是由传说而来，不一定可靠，此乃由推想而来的假说。 黍、稷有共同之性格，都是高地农作物，因为郑玄说：“高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①今日北方以麦为主，种麦处即是种稻处，我国南方以稻为主，种稻处即种麦处，而稻、麦要的水分多，故在下田，黍、稷需要的水分少，故生在高地为宜。 今提出另一证据，束皙《补亡诗》云：“黍华陵巅，麦秀丘中。”“陵”是指山地、丘陵之义，即黍开花于山上。长江流域地区的山上可种稻，但在黄河流域的陕西地区山上则种麦。由上述可知，古代人多种高地山上的农作物，是旱地作物，证据是“舜耕历山，渔雷泽”②，这是说明在山上耕田，在水中捕鱼。 又一证明：后稷发明教人种田就在山西的稷山（并非陕西），自古就有此传说。 再一证明：神农一名“烈山氏”，意即神农氏发明农业，将山上的树木烧掉作肥料来种田，并非用水利灌溉来种田，所以又称为“烈山氏”。 又一证明为《吴越春秋》：“尧遭洪水……尧聘弃（即后稷）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吴越春秋》的作者是东汉时的浙江人，此处所谓“山居”，便是命人民住在山上种田。 由上述各种证明，可知古代人种田均在山坡上，种的是黍稷而非低地的稻麦。 二、古人居住于高处山地考 《易经》中云：“上古穴居而野处。”③证明古人住在山上。又《礼记·礼运篇》云：“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窟”者，穴也；“营”者为一个个散布的窟窿。北方的太行山区，今日仍见到其半山区有此种穴居。故所谓“穴居”者，并非地下挖洞，而是在山上挖洞。又有《孟子》中云：“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④ 《诗·大雅·绵》中云：“陶复陶穴。”“陶”即挖空，“复”即“”，总之穴居者即是“山居”，居住在山上是也。 山居与山耕同时，此时期之文化可称为“黍稷文化”，今日在北方仍有遗迹可见。黍是极简单的农作物，生长于高地，这种黍稷文化亦可称为“陵阪文化”。 中国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不在黄河流域，而是在其支流的渭水、泾水、汾水及洛水一带。其实这已是后期了，因中国最古的文化并非在水边，亦非在平原，而是在高原上，可称为“高原文化”，故并无西方人所谓的“在摇篮中孕育的文化”。埃及、巴比伦的花是在暖房中培育出来的，而中国的则是在山地上，经过日晒雨淋，并非花，而是松柏，即是花，也是梅、菊之类。 所谓“氏族”，中国古代均称“氏”，如神农氏、烈山氏、轩辕氏，直到春秋时代，尚有“氏”之称谓。“氏”者，《说文》云：“巴蜀名山岸胁之堆旁箸欲落堕者曰氏。”⑤“堆”即“”，石堆也，亦有称为山堆、山阜者。 “”或“”，即“岸”字，“山”表形，“干”表声而已。“氏”即“”，即山旁有一块东西好像要掉下来，故许慎说“氏”者“巴蜀名”，不一定对。与许慎同时之应劭说：“天水有大阪，名曰陇坻，其山堆旁著，崩落作声，闻数百里。”⑥“山堆”即山阜、山崖。《晋书地道记》云：“汉阳有大阪，曰陇坁，亦曰陇山。郡处其西，故曰陇西。其山堆旁崩，声闻数百里。”此处所说之“汉阳”即汉水北，“”即氏，“”即，“”是不明白而特意多加上去的。“氏”即，“阝”即阜。“”者，许慎说“秦谓陵阪曰”，是对的。故“氏”与“”实乃同一字，而许慎将之分成两个字，其实秦（陕西）、蜀（四川）的说法是相同的。 “氏”摔下来时，声闻数百里，四川的扬雄在文中曾说：“响若氏隤”⑦，“氏”即。许慎《说文》中引用扬雄此句，说这是四川人的说法，但其实陕西人亦是如此说法。 总之，“氏”即高山上之土堆，可以居人，也可耕田，因此住在那里的人，叫某氏某氏，这是我钱穆的独有见解。“民”字是从“氏”变来，即是“”，故《康熙字典》中查“民”字在“氏”部。住在“氏”处的人叫“民”，人即民，民即人，民非君民之民，是无阶级的。梁启超说，民即老百姓，是被统治阶级。其实，民不分阶级，例如“厥初生民”，“民之初生”⑧。古代大部分人住在山上，故称某氏某氏，即“胙之土而命之氏”⑨。古代女子称姓，男子称氏，姓统而氏分，如姓姬者，即凡姓姬者即属同一血统，氏则是分开的。 由于古代农作物种在高地，人居于山上，字写作“”即“氏”，加“”即成“民”字了。但书上并不说古人住在山上，“氏”者即山上住人的地方。又一证明为“邱”，从“”，亦可写作“”或“”或“”。“”即北，“”即地，人住在地上。此字从“北”从“一”，因人居在丘南，故从“北”。又《广雅》云：“小陵曰丘。” 总之，“丘”是“土之高也”（《说文》），人住在高地上也，也有写作“”的，即二人住在丘上。何以人居于山上？又一证明为： 《孟子》云：“得乎丘民。”⑩ 《管子》云：“乡丘老不通。”⑪ 《庄子》云：“丘里。”⑫ 《周礼·周官》云：“九夫（夫，家也）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这时候的人已不住在山上，但“丘”仍作为人居住的社会单位，故不叫村而叫“丘”。 《左传》云“八索九丘”⑬，形容人学问广博，读过这些书。汉人注云，“九丘”即九州亡国之戒，即指古代的历史也，说明此人研究古代史很清楚。另一种说法为，“丘，聚也”，以国名丘，可见从前国家的人民住在山上。由以上可见，“丘”有三种解法：一为人住在丘上；一为乡丘、里丘；一为国丘。又，“虚”即“大丘也”⑭，《易经》上说“升虚邑”，可见此“虚”是高的，“升”者即要建高之意。历史上说，鲁为少皞之虚，卫为颛顼之虚，陈为太皞之虚，郑为祝融之虚，晋为实沉之虚。即《左传》上说，这些国家都是住在山坡上的。 又如曲阜，即高地也，今仍可见。陈国叫“宛丘”，亦是一丘。又如唐尧所居之处叫“陶丘”。 我国古代这些事实，因有史书记载，可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又有一证明：“舜居蒲阪”，“阪”即山陂。章太炎曾作《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考》一文，此文为一创见，但有一病，即“神权时代”用于中国不妥当，此乃模仿自西洋。章氏曾见过日本人译书，曾云天子居山，即民众居下，这就不对了。民众当然也居山，正如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条好汉均居住山上，朱贵只是派往山下而已。 又《说文》云：“京，人所为，绝高丘也。”或云：“人所居高丘也。”⑮周人居镐京，即人居于高丘。 《诗经》云“如坁如京”⑯，是说农民收成之本，“坁”即，“”即氏也。 《国语》云：“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京。”⑰“九京”是指死人葬地，古人葬死人即葬在家中。 我人可由“九京”联想到，“九原”亦是人死后之葬地也。《说文》云，“原”是高的、平的野，故“原”者，是“高平之野人所登”。 《说文》云：“四方高，中央下为丘。”⑱ 《诗经》云：“周原膴膴。”⑲ 《左传》云：“原田每每。”⑳ 段玉裁注《说文》云：“凡陆阜陵阿皆高地，其可种谷，给食之处皆曰原。”即高地上可种田处叫“原”，故郑康成注“原”云：“高平曰原。” 《尚书》云：“既修太原。” 黄帝“邑于涿鹿之阿（阿即高地）”㉑。 《穆天子传》云：“天子西征，升九阿。”又云：“平陆。” “陆”亦是高地，故今日人说“大陆”是不对的，因黄河、长江流域均非大高地也。高地可种谷处叫“原”，高而平的才可叫“原”。今人称“民阜物丰”，此处何以人多用“阜”字？因为古人住在阜上。 由以上诸证，即可说明古人住在高原（穴居者即是在山上挖洞）。《墨子·辞过》说：“古之民，未知为宫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就”者，即是往高地而居。因当时古人还不知道在平地上造宫室，所以就在山地上挖洞而居也。 三、古人住在山上 上节谈到《公刘之诗》的“陶复陶穴”，据徐锴解释是在地旁岩下筑室。马融的《长笛赋》云：“岹窗岩。” 徐锴的注释即是根据马融之说而来，故“复”即“”，说明古代人穴居在山洞中。 《荀子·解蔽》曰：“空石之中有人焉。”唐时人注曰：“石，穴也。”则荀子时仍有人住于穴中。又《诗经·东山》曰：“洒扫穹室。”此两字均从“穴”。 以上证明古人的房子是造在高地上的。 “”“”两字，即是因岩为屋之意。例如“庐”字，照理此屋应造在山上，如今则是造屋在田间之意，但观其字形是造在山岩处的。 又如“庶”字，人口众多，所以用“广”旁，因古人本是住在山岩处的。 又如“民阜”，即人口多是住在山岩处，“阜”即“”。 又如“危”字，用“”为偏旁，是说人在屋脊上，故危，如范痤“因上屋骑危”㉒。故从《说文》中便可了解古代社会。 中国古人何以要住在山上？一说人为避洪水，故居山上。孟子曾如此说过，《孟子》云：“当尧之时，水逆行，氾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㉓孟子时，人民大多已住平地，但根据“营窟”二字，即可证明人住于高地。此处孟子所说，与《易经》和《墨子》说法不同。 古代称人曰有虞氏、有夏氏、陶唐氏，但对殷不称“有殷氏”，而称“殷人”，可见殷商时已搬下来住，不住高地了。故如用“氏”与“人”来分别的话，商代以后可称今代，夏代及以前可称古代。 当时古人对黄河仍不能做有利于农业灌溉之利用，至于黄河诸支流，也要等人对农业智识极高时才有用。 总之，中国古人何以住在山上，尚待吾人做实地考察之研究。 四、氏与族之分别 我们可称古代为氏族社会。 “禹会诸侯于塗山”，“防风氏后至”㉔。所谓“禹会万国”，古代无国而只有氏，故此处称“防风氏”，而不叫“防风国”。一个氏即一个部落，这部落是住在山坡上，故名叫“氏”。 “族”者，即在一面旗帜下面，大家拿着一支矢。这是游牧民族，所游过之处，他人不得侵犯。 “物”字从“牛”从“勿”（“勿”即旗也），物有多种，神怪亦叫“物”，《康熙字典》解“物”字有七八种说法。“物”本来是分别之意，何以又作神怪解？沪语“勃相”，即是“物相”，物可读作“勃”，考察之义。故“物”者是在旗上画一个手，这证明古代是图腾社会。 今由“物”讲到“族”，“族”是带着弓矢到处去打猎，是个游牧社会。 族是可迁徙的，氏则较安定。 至商代时，人民已迁居至低地，但种麦者仍稀少，此时亦没有稻。由“氏”“族”两字来看，我国古代社会是游牧兼耕稼，可能游牧民族住在平地，而耕稼民族反而住在较高的山坡上。人若要住在平地耕种时，需要有堡垒防御，但当时仍无城墙，相传鲧发明筑城以防洪水，但待考。 我人可否根据黄帝轩辕氏“邑于涿鹿之阿”一句，来说明当时有城？ 农业民族与商业游牧民族，前者是和平的、长住的、无争的，后者则是战争的、流动的、争夺的。 农业民族没有防御的必要，“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故没有国家和团体观念。 西洋人有悲剧，有惊险，因为是商业的；中国的农业则平淡无奇，亦无惊险。 氏有地域观念，后来转而为家族观念，因此由氏族社会转而为宗法社会。 古代的中国人是平铺的、散漫的，物质上是贫弱的，但可自供给足，因为穷，因此没有奢侈。西洋社会是吃了奢侈的亏，中国则否。 中国社会是散漫而不团结，但相安无事。自小处讲，变成家庭观念；自大处讲，则变成国家观念。 我在以上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氏族社会，一是黍稷经济。 ① 《孝经》郑玄注。——编者注（本书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下文不再标示。） ② 《史记·五帝本纪》。 ③ 《周易·系辞下》。 ④ 《孟子·滕文公下》。 ⑤ 《说文解字》卷十二。 ⑥ 《汉书》注引应劭语。 ⑦ 《汉书·扬雄传》。 ⑧ 《诗·大雅·生民》《诗·大雅·绵》。 ⑨ 《左传·隐公八年》。 ⑩ 《孟子·尽心下》。 ⑪ 《管子·侈靡》。 ⑫ 《庄子·则阳》。 ⑬ 《左传·昭公十二年》。 ⑭ 《说文解字》卷八。 ⑮ 桂馥《说文义证》。 ⑯ 《诗·小雅·甫田》。 ⑰ 《国语·晋语八》。 ⑱ 《说文解字》卷八。 ⑲ 《诗·大雅·绵》。 ⑳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㉑ 《史记·五帝本纪》。 ㉒ 见《史记·魏世家》。 ㉓ 《孟子·滕文公下》。 ㉔ 《左传·哀公七年》《国语·鲁语下》。 [book_title]第二章 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本章讲到封建社会。 西方的封建是一种社会形态，中国的封建则是一种政治制度。 讲到周代的封建，可参看《国史大纲》，现在来讲封建时代的宗法社会。传说周公发明了礼乐，宗法社会与封建政治是相互配合的。 “祖”“宗”二字来自宗法社会，“祖”即开始之义，“宗”即祭也，一说“别子为祖，继别为宗”①。宗法有两种说法，严复译的《社会通铨》比马克思的说法妥当。程瑶田为清代乾隆时人，著有《九谷考》与《宗法小纪》，二书极为精要，写得极好，我即根据其说而加以发挥之。 一、西周封建政治下的宗法社会 如果一父（称为始祖）生下四子，都是二世，但只有嫡长子可继别为宗，才可以传承，其他二、三、四子都是庶子，不可为宗，不能继别。父子可以同居，但兄弟不能同居。儿子继承其父，名叫“继别”，并且要祭祖宗，规定有数子时，只有长子才可主祭，管宗庙的只有一家。因此每有一房儿子，长大时让其独立，使其经济独立，故有了井田制度，这就叫做“异居同财”。 所谓“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②，直至今天，宗法几乎破坏，但异居同财之法则仍有保存之处，今日仍未破坏，即仍保有祠堂。祠堂每年有祭，由有钱的人出钱，如有穷寡疾病的，则由祠堂出钱，有祭田，有学田。此即“有余归之宗，不足资之宗”之意，即所谓“敬宗恤族”。 程瑶田说，宗法制度是兄弟制度，不仅是孝，且亦有悌，因父子是无问题的。 清代人有创“农宗”，即所谓农村宗法的。今日中国的宗法破坏了，故须另有新制度。 程瑶田的《宗法小纪》为清人所推尊，不过他的说法有一不同之点。普通我们划分阶级，是政治上的，即：（一）天子、诸侯、公卿，（二）大夫、士，（三）庶人。但程氏以为大夫、士有宗法，而天子、诸侯没有。 人类的最原始是天，但天造人之说是不必也是不可能的。以全人类言，人祖于天，按宗教说是天创造人，而西方科学家说，人是由生物进化而成。但中国人讲人的原始，只讲祖宗，如周的祖宗即是后稷。 《诗·大雅·生民》说，后稷之母姜嫄一日外出，见路上一大足印，踏之肚动，怀孕而生后稷。起初弃之于隘巷，而有牛羊喂他，又掷于冰河之上，而有鸟暖他。因此姜嫄又将之拾回，取名为弃，长大后教民稼穑。后稷必有其父，也必有家庭。树林中有樵夫，草地上有牧人，可见当时已有农牧。他后来教民稼穑，不过是他对农耕种田特别有研究，但并非是他创造农牧，其实在他以前，已是农牧稼穑的世界。 后稷以前已有人，然而称他始祖是有道理的，由于太早的事讲不明白，即北京人已有50万年历史，但历史可讲的只有数千年，故推出后稷为稼穑的始祖，不过只是举出一位代表。《百家姓》中，每一姓均有一祖宗，此一祖为历史上之大人物，他以前的即不提了。这是周公的巧妙发明，以与文化有关的大人物为主，故我人称黄帝子孙。 从“氏族学”可知，每一姓均有祖，宗法最重要的是祭。死人是天，生人是人，死生即天人关系。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商代人认为天子为天所派下。周武王灭商称“天子”，但周公主张百世不迁之大宗是周文王而非武王。文王只是西伯，只是一诸侯而已，周公要以文王为始祖，并给已死的王以谥号，如文、武、成、康，以代表其一生的事业品德。 文王活着时并非王，这叫做“追王”，周公即主张不应以武力打天下，只有文德才可统一天下，说明武力不足恃，故举出文王为周代开国第一代。文、武、成、康都是长子相传，称为“嫡”，是为宗子的规矩。 商换为周是大问题，周公说，上帝（天）并不叫一个人管天下，因商前有夏，坏人被撤换，让好人出来顶替，将来周管治得有了问题的话，上帝也可命他人来管治天下。 周公灭商后仍封其后裔为宋，封夏的后裔为杞，凡有一祖，均封以地，但全国均应祭文王，社会上每一人均应祭后稷（神），因此使周之地位凌驾于各邦族之上。他以后稷与文王来服天下，规定每一国均有一庙，但鲁国的庙只能祭周，不能祭文王。又由鲁分出的齐，只能祭姜太公（姜太公与周文王同时）。只以始迁祖为祖，每一国有一祖，以前的不管，全国祭周文王最大的庙只有一所。 庶人无宗法，但自天子推算下去，此为程瑶田所未及见。 周用宗法制度来实行封建制度，以长子传诸侯之位，其余的儿子均封出在外地，各赐地一幅。此为周代首创，与商代之兄终弟及不同。 二、西周的井田制度 西周是封建、宗法和井田制度三者相配合的。 古代人民有很多氏族，如姓姜的、姓姬的，姜是外戚。除封姜、姬外，还有封别的，即谓之“兴灭国，继绝世”，故又封商、夏、舜、尧、黄帝、神农、伏羲等氏族，故周朝的封建是遍及于各部落的。不仅土地，而且仍任由各氏族保留其原风俗习惯，不过得依照周代制度设立宗法。例如《左传》云，晋执蛮子以畀楚，“（楚）司马制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而尽俘以归”③。此处所说“蛮子”，即是指住于洛阳之南、晋楚之间之人，“制邑”即封划出一幅土地，“立宗”即立一庙。 西方人是每一城事奉一神，延续至后来成为统一之宗教信仰。中国则每一城有一祖，如曲阜之祖为周公，临淄之祖为太公，一切均源自周文王。故中国是人本主义者，西方人则由多神而统一成一神之基督教。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则产生“由灵返肉”主张而开始重视商业、艺术，以致演变成今日之唯物史观。中国则是政治代替了宗教。 周代之封建可说是一种武装垦殖。 中国北方在三千年前是无人居住的，只有活动的畜牧民族流动散居。周代的封建是有动静的，有姿态的，例如《诗经》中说：“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④此节《诗经》是说，当地有谢人住，但无城，于是王命申氏去围筑一城。召伯在申伯附近，同为本家，彻为开辟，即请助造一城，开辟土地，王又命申伯一家人搬去住。 汉代时晁错劝汉文帝移民殖边，曰：“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⑤此处所说“相其阴阳之和”，是指查看阳光、风雨以决定朝向。此段文字是讲述古代之封建情况，即谈及封建制度之形成、古人的产业及权利义务。在井田制度下，人人平等，故称“平民”。井田制度破坏后，人民就不平等了，这种封建，可说是武装的垦殖。 所谓“封疆”者，即封起一块地，用宽的、平的、高的城围住，内有廓，可住人，有屋有街道。 三、井田制度破坏后的“履亩而税” 《左传·宣公十五年》云：“初税亩。” 井田制度破坏后，改为赋税制度，此与经济政策有关。但二者非一，赋税为国家之财政问题，经济政策为国家政治上之理论问题，此又关联到土地制度。 《谷梁传》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税。……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⑥ 古代的井田制度是将一整块土地划成900亩，中间的100亩为公田，其余800亩为私田。如果私田的收成不佳，则责备吏；如公田收成不好，则责备民。因公田是由八家私田佃户所种，公田收成不好，故要由种私田者负责。“初税亩”者，即将井田制破坏，取消了公田，全部向私田收取十分之一的税。 《礼记·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税。”汉代初年距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尚不远，可见改为“履亩而税”的事，虽无确切证明，但是人人都知道。 一块井田约900亩地，由八家共配一井，公田居一，900亩地分成八家，由政府配给人民，叫做“受田”和“授田”。20岁时赐给他，60岁时由政府收回，如18岁便能种田的话，政府另给一块，叫“余夫”。后来有人说，井田制是后来的人托古改制而伪造的。但这个说法有问题，因井田制并非单是记载在一本书内，而是很多古籍中均有记载。《诗经》中亦说“雨我公田，遂及我私”⑦，可见在《诗经》中已有“公田”与“私田”之称。 《左传》中说：“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⑧“初税亩”者，意即开始要抽取田的赋税，“藉”者，助也，借也。由八家共同种公地，可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因此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句。 “吏”是教八家种田之人，教的是历法，正如管宗庙的人要懂天文、节气，用来告知种田之人，至今仍称为“时令”。“令”者，即政府派人告诉农民何时该下种，何时该做什么以及如何种田等等。民众不得不接受贵族之令，因贵族懂天文历法。私田收成不好，责备官员，公田不好则责备人民，因帮助种公田，故不收赋税了。所以后来要改变为“初税亩”者，可能因人民只是种私田，而忘记了公田。因为人是先私后公的，除非是圣人。因此后来去公田而履亩，抽十分之一的田赋，因此公田没有了。 由于井田制度破坏而改成“履亩而税”后，以后就大变了。 封建时代土地的所有权是贵族的，有所谓私田、公田，后来多请一家来种，去掉公田，收十取一之税。由于政府懒于调查，因此取消授受田之方法，只顾抽税，并且人心贪多，扩大田界，多种了20亩，只要多抽税便可。因此阡陌没有了，种到原来的田界以外去了，这叫做“认田不认人”。因此政府只看重赋税制度，而不重视经济政策，甚至于人民可多种，可兼并别人的，也可买卖田地，因此造成贫富不均。但中国向来无农奴。 据《史记》记载，商君相秦，“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⑨，因而废除了井田。又据朱子《开阡陌辨》一文所说，所谓“阡陌”是田间之道，即朱子说“开阡陌”是破坏划削之意，并非创置建立。 从前是井田，授田100亩而受田，且要还田，并替公家种100亩，但现在不需要了，只需要缴租。 从前的阡陌是很宽的，但后来阡陌被侵入而破坏后，即是所谓“赋税平”。这样一来，变成是种田人自己的田了，只抽赋税，是按照亩数多少而收税，变成“耕者有其田”。这与“莫非王土”“莫非王田”不同，即是土地所有权转移了，由公田而变为私田，由属于政府的而变为耕者所有。这变更转移非政府的成文法，而是不成文的习惯。这些田在民间亦可买卖，政府不管，因此自战国时起有了兼并，但战国以前的土地是国家所有，不能兼并。 战国时蔡泽在其著作中讲及商鞅说，商君为孝公“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⑩。“决裂”即撕破，朱子见了蔡泽之言而说破坏，这是说阡陌打通了，朱子根据蔡泽之言而说破坏划削，遂成定论。 总之，是有宽的、高的阡陌，阡陌内则必是井田无疑。 《周礼》说商鞅帮秦国人“开阡陌”是说错了，商鞅只是将东方人的办法搬去西方使用，其实东方早用此法。太史公亦并非说商鞅为首创“开阡陌”者，故商君为孝公“决裂阡陌”并非首创，但帮助秦人“开阡陌”而已。 但是，阡陌至汉时仍存在，如匡衡得政府所封之地叫“陌”，原有规定的界线，但多划了属平陵君的400亩地给他。可见阡陌是很阔的大路，且到汉代尚有存留，即是说，到汉代时尚有阡陌的遗迹。 但朱子疏忽了一点，只讲太史公的“开阡陌”，却并未讲及“开阡陌封疆”之“封疆”（按钱穆先生对“封疆”两字有要论）。《周礼》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四封之内“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⑪此处《周礼》所说之“都”是指城内，“鄙”是指乡下。“封沟”之“封”字是名词，而此处将“封沟”二字全作动词用，即挖掘之义。又，“封树”二字亦是名词作动词用。 又《周礼》云，邻、里、鄼、鄙、县、遂“皆有地域沟树之”⑫，“沟树”即将挖起之土变成“封”，再种以树。又云“以强予任甿”⑬，此句意即将疆送给流氓，“甿”即农夫而成流氓者也。 封疆太高的即成长城，秦始皇时将长城拆掉，只留下北方的一部分，将以前四国（即魏、秦、赵、燕）所建相连而成一长城。 井田是一种王者之政，与西方之农奴有所不同。此时井田制已成为“耕者有其田”，再而便造成兼并。 ① 《礼记·大传》。 ② 《仪礼·丧服》。 ③ 《左传·哀公四年》。 ④ 《诗·大雅·崧高》。 ⑤ 《汉书·晁错传》。 ⑥ 《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 ⑦ 《诗·小雅·大田》。 ⑧ 《左传·宣公十五年》。 ⑨ 《史记·商君列传》。 ⑩ 《史记·蔡泽列传》。 ⑪ 《周礼·地官司徒》。 ⑫ 同上。 ⑬ 同上。 [book_title]第三章 春秋与战国时期的土地与工商业 一、土地的耕地与非耕地 我们国人的观念看重土地，西方的古代人则看重人力（劳工）。 春秋时代土地为贵族所有，所谓“四封之内，莫非王土”。起初并非收赋税，也不是要人民做奴隶，后来改成收地税（即贡十分之一的税）之后，土地所有权即转移了，但这并非革命，亦非立法造成。 土地后来分成耕地与非耕地两种。非耕地是指有山林池泽的水草地带，即所谓“水草沮洳”。池塘可养鱼，水草地、山林地有禽兽，可捕猎。周代是要祭祖的宗法社会，习武时在山林中捕猎到的猎品，拿好的来祭祖，贡献给贵族，将次货才分给自己享用。如射鱼亦然，将大鱼给政府取去作祭品，小鱼则大家分享。 耕地是分配给平民的，非耕地则是贵族自己拥有而平民不得进入的禁区。管山林的叫“虞”，管池泽的叫“衡”，虞、衡是政府所派的职员。当时孔子帮季孙氏看牛羊，名叫“乘田”。又如政府雇人制造车轮，叫做“轮人”，是世袭的。又如贵族命工人将兽皮制衣，称为“裘氏”。 春秋后半期有了盗贼，多在山林中出没，政府派军队征伐之。这些盗贼是个人零星的，因此无法捕捉，只能派专人在路口守候并没收其货物，亦称“征”。但此“征”字的意义已与之前不同，故演变成日后对商人的抽税。盗贼者，不去耕田而侵入禁地去做非法的谋生，却因而开了此后的自由工商业。孔子学生子贡初为外交官，后来在途中带土产做买卖而赚钱。子贡可说是中国商人之鼻祖，较后为范蠡（后人说范蠡为陶朱公，可能不可靠）。商人第三出名的为白圭，亦是政治人物兼营商业。 起初时一国只有一城，但到齐国时已拥有70余城，战国时城市兴起，故商业亦随之而发达了。 二、战国时期大城市的兴起 欧洲人的城市兴起，即商业兴起，亦即是中产阶级的兴起。 临淄在战国时是商业兼政治中心。战国时齐有七十二城，临淄为最大之中心，此是孕育而新增的，并非新的打倒旧的。中国有的所谓革命造反，并非进步，可能只有退步。 当时对临淄的描写道：“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①此处并非是五口之家，五口之家最多一壮丁，如照五口算，已有35万人，照此算则最少已有50万人。由对临淄城的描写可知，当时人民非农奴，亦非地主阶级，而是中产阶级。 临淄有一稷下，有孟子在此讲学，他的生活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②。古代一车用四匹马拉，可见当时的文化情形，已与意大利之文艺城市相似，且有统一的政府，已是现代化的国家了。 战国时另一特别出名的城名“陶”，为天下交通的中心。 齐国七十二城中最小者是薛城（孟尝君受封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达六万余家（汉代时有游侠，“侠”者，挟也）。由此可知此小城至少有十万家，亦可达50万人。 又如吴国，楚灭吴后，封黄歇于吴，称“春申君”。今日上海的那条水即叫“春申江”，又叫“黄歇浦”。当时春申君造的城，周围有47里210步2尺，此城有8门，门上有楼，称为“陆门”，另有水门8座，城外有廓（即外城），周围有68里。但战国时春申君封的吴只是一偏僻小城，与临淄、邯郸等大城不能相比。太史公到过江南，特别去看过春申君时的城及其宫室，说道：“盛矣哉！” 中国文化可大可久，且其历史之进步，均在和平中长成。春秋到战国，社会变了，但没有革命，而管治的王千年来一直在变，这其中值得研究。 自社会形态来说，战国已与从前有所不同了。 三、齐国的工商业 齐国人种桑麻，因此“人民多文采布帛”，“冠带衣履天下”③。 齐国亦有大的水利兴修。在战国历史上出了数位著名的水利专家，如白圭、西门豹、史起、李冰等均是。李冰建筑的水利工程今日尚可见，即在成都岷江，至今仍存。灌县今有李冰庙，当地人也崇拜其子，故称“二王庙”。 至于水路交通与船只运输，《史记·张仪列传》中描写四川到湖北的水路交通道：“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可见战国时代的船已极为盛大了。 至于钱币，战国时已有大量发行，战国已到了现代化的社会了。 战国时已不再是纯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了，因为当时已有50万人的大城市。战国时也出现了春秋时代所没有的高利贷。例如孟尝君封于薛，有食客五千人，孟尝君对来拜访者均赠以厚礼。又如厚待食客，给冯谖以鱼与车。孟氏如此富有，乃是六万家任侠奸人来往经营，是由孟氏借钱给他们而做高利贷。此外如平原君亦有三千食客，春申君的三千客人均为“珠履”。当时在六国之外尚有周朝，周赧王时亦有人借贷，但是无法还，因此有“避债台”。可见此时的资本经济已相当繁荣了。 春秋时之从军（当差）均由贵族参加，是用车战，一车载三人，一执鼓，一驱车，一战，十分文雅。但战国时作战改用步兵了，由平民去打仗，如打胜仗，平民要受封地成为新富翁，规定割敌方多少首级可晋级。因此战争破坏封建，不能世袭了。 助人杀敌的人叫“侠”，有所谓“刺客”。当时邯郸女人擅长歌舞，跑遍天下。战国时亦产生了医生、斗雉者、玩乐器者。 战国时最重要的工商业是盐铁，春申君可能靠经营渔盐致富，至于铁的使用也要在春秋末战国初才开始。 春秋战国时不但土地制度变了，且生活方式也变了。到了战国，可说中国古代社会告一结束。 清朝可称帝国，因拥有新疆、蒙古等藩属，但极宽大。如称秦、汉为帝国则极不通，不能用西方名称套入，应该创造适合自己的名称，并标明其特点。 ① 《史记·苏秦列传》。 ② 《孟子·滕文公下》。 ③ 《史记·货殖列传》。 [book_title]第四章 中国古代的四民社会 西方只有农、工、商，但并没有中国之所谓“士”。士为四民之首，《战国策》与《管子》等书中已有四民连在一起的称谓。西方人有牧师、武士、律师等，但并无中国的士。 西方的封建时代只有贵族与平民，等到西方近代城市兴起了，才有了中产阶级。中国之士非中产阶级，而是社会的领导者。说士才是智识分子也不妥，因农工商也可接受智识。读书人有其品格（流品），《论语》中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①读书人经考试及格才能任官，且是照地区分配，故与世袭的贵族社会并不相同。 中国的政权，由士人任官，是一种士人政权。 中国人有任何宗教，但也可以说什么宗教都没有。教人民的是士，做官的奉公守法。 总之，中国是四民社会，包括宗教、政治及社会。教主是孔子，教育出很多士人，因此孔子在历史上极为重要。 社会有时是变型，有时则是成型，但两者并非绝对，不过是较变动或较稳定而已。 自井田制度破坏后，有自由的农民、工人、商人与学者。学者在当时社会势力很大，可影响到整个世界（按此乃指中国当时各诸侯国）。例如鲁仲连，当时各国欲尊秦为帝，但鲁不同意，故不帝秦。鲁只是平民，只是一学者身份，但可影响国际的政策，可见学者地位之高。当时学者地位一般来讲是很好，如孟子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等于当时贵族，但这些学者只是靠诸侯供养。 又如王斗，他见齐宣王时，王说：斗前！斗说：王前！旁人问：士贵乎？王贵乎？斗答：士贵，王不贵。闻秦有命令，谁取齐王之首有赏，但同时命令秦军至齐时不许摧残柳下惠之坟上一根草，可见士贵。 又如孟子，有一次欲见齐宣王，齐宣王亦欲见孟子，召之，孟子生气说不能去，又命仆驱车外行，孟子却到别处去。只是说明王有事不能召他，要亲自见他。 士人很贵，但无生活背景，亦不事生产，只由贵族供养，但社会地位却很高。 汉高祖是平民出身，他得天下后，不爱重士人，故其政权人物都只是些他原来手下的平民和军人，当时士人地位即不高。在古代社会，士人与商人不能严格分开。汉高祖轻视商人，而当时之社会已走上一商业社会之道路。因农民种田之出产有限，只能养一家，商人则无限，可发大财。 太史公《史记》中之《货殖列传》说及汉朝之生意，太史公称经商者曰“素封”。因战国时各立王，王所封出的称“君”，如孟尝君、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等。战国时已取租税，此种被封之君叫“封君”，一户有20万资本，当时封一贵族（君）可得1000户之租税。太史公认为一位经商者所得之收入，与封君之收入相同时，此商人即等于封君，故称之为“素封”。太史公计算，养250匹彘，一年亦可得20万资本（公孙宏家亦养彘），就可生活了。又如养鱼、种枣树，太史公均加以计算，如种1000株粟，种竹则1000亩等等。太史公所记述的，可分类为： （一）食品：酱油、米、盐、鱼等。 （二）工艺品：木、铜、竹、铁器等。 （三）原料：革、丝、纻、药草等。 古代经商者，例如一种橘者，收、送、装运、推销均由其一人经管，故需要很多人手。 汉代货币，“一金”即一立方寸的金，等于一万钱，即两种货币是一与万之比，比数极大。 当时最高的官俸是一年2000石，但平常八口之家只有100石收入，尚要除去赋税。在衙门做最小的职位得俸100石，可当作一种田人看，但不必缴租了。汉代规定的赋税是十五分之一，但实际征收的税只有三十分之一。两千年前，中国人已知道规定一律平等的赋税了，为世界各国所无，且赋税极轻。 后来汉代人觉得收入100石不够开支，汉代除租税外，尚有服役，即义务劳动，如不愿服役，则每200文钱可代一役。此外尚有人口税，如不能负担人口税时，则他自己可以把公民身份卖给贵族（富翁）为奴，该富翁则加倍为此人付人口税，为240文。这些为奴的为主人做事，如去外地运送、推销货物。这些人生活极好，衣丝乘车，做事很能干，女奴则着华服唱歌跳舞以娱嘉宾。 但有的人不肯为奴，因此有“亡命”，即由有登记的甲地逃至乙地，负担就逃避了。当时并无旅馆，但当地有一招留的人，此种人叫“侠”，由侠窝藏包庇亡命者，如被政府发现，则一同受罪。这些亡命者为报答主人，就拦路去抢货财，并烧炭、铸钱，或盗古坟、养鱼等，从事一种不正常的生产，地方上不敢干涉他，因他们人多势强，这些主人即“游侠”。如太史公撰有《游侠列传》，且特别注意其中的大游侠郭解。有一人住在郭解附近，但轻视郭，并用眼斜视，但出不起役钱，不过并没有人要他服三年劳役，原来是郭君替他出了钱，这人才受感动，才尊敬郭君。 汉文帝极为俭省，当时众官员亦俭朴，皇后的服装还不如待出卖的女奴的衣服美，可见当时社会之奢侈。后来战乱时，甚至有皇族的人向富商借债。 汉初社会富有活力，如近代西方一般。但中国人觉此种生活并不安顿，因此到汉代以后，士再抬头。 ① 《论语·子张》。 [book_title]第五章 汉代之经济情况 一、汉代轻徭薄赋 所谓“徭”“赋”者，“徭”是役，“赋”是田租。汉时的人贫富不均，当时有“货殖”与“游侠”两类人，后者则为不正当的奸利，因此有一部分人出来主张重农抑商。商人代表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农民则为劳动者。晁错属法家，董仲舒属儒家，他们均主张重农抑商。 董仲舒是一种“轨物主义”，即主张经济生活应有标准与限度，人的生活不能高过某一水准，不然生活会趋于不道德与骄纵，但也不可低过某一标准，否则便不能过活。以“礼”为标准和准则，此即西方人的所谓“法”，高于或低于某一特定标准的人，便无法再施以礼乐教化。故经济要有一限度，要纳之于轨物，使合于一标准。此制在汉武帝时就正式推行，其中最重要之一项为盐铁国营。 由于盐铁为每一国民所必需，故不让私人独占，否则会出大毛病，因此盐铁要由政府官卖国营。这政策可合近代欧洲之国家社会主义，由国家来统制办理是合理的。中国在两千年前即有此种政策，且自汉至清代，政府对某几种商业是永远控制的，特别是盐，有盐政，盐务由专人管理。此为中国不能产生大资本家的原因。 又如当时运采，由南方至北方，名叫漕运，政府有专人管理运输。 中国古代有耕地，但有一种非耕地，为不开放的禁地，包括山泽。非耕地也开放而抽税，政府设置二机构来处理这些事务，即为： 大司农——管理收耕地的税。 少府——专收山泽的税，为王室所用。 故中国并不似法王路易所说“朕即国家”，因皇帝与政府的财库是分开管理而使用，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是不专制的。 二、汉代之经济政策 汉代之经济政策很切合当代社会主义之模型。 井田制度实施时，土地所有权在贵族（包括耕地与禁地，禁地包括山林池泽，为虞、衡所管），后来土地所有权转移，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于是有了兼并，成了“耕者有其田”了。政府认地不认人，只收租税，这只是指耕地而言，但禁地的所有权并未转移，有人私入禁地去谋生，叫做“奸利”。开始时政府称其为盗贼，因不易除灭，故设立关口向其征税，但这些禁地仍属贵族。 农租是政府的收入，是公的，由大司农管；商税是皇家的，是私的，由少府管。可见两千年前的政治已很进步，即在经济上，两者已分开了。 当时人们以为农租大，商租小，但事实不然。如封于江苏的吴王，一方面有海水可煮盐，一方面有铜矿可铸钱，叫做“吴王钱”，因此吴王极富有，比汉皇室还富，因此要造反了。 汉武帝一攻打匈奴，大司农的钱用完了，但政府制度不能改变，税收不能增加，因为祖宗的法不能改，因此汉武帝将皇家私款捐出来，并号召大家慷慨捐输。当时有卜式响应武帝号召，慷慨捐输。卜式原来是牧羊的，武帝即令其在上林牧羊，羊养得很肥，武帝问其故，卜式答道：“管理政治也不过如此。”后武帝封其官至九卿。但当时亦有富人不肯捐输的，武帝就说，山林泽海均是皇家私产，下令收回，自己烧盐开矿来捐给政府。于是烧盐处派盐官，铸铁处派铁官，因此盐铁商人失败了。 汉武帝时的盐官可能专卖的性质多，国营的性质少。 汉昭帝时的政府召集各地代表开大会讨论盐铁政策，中央出席代表为大司农。其中有一代表将所讨论的事项记录下来，即是桓宽的《盐铁论》，一直留传至今。 武帝盐铁政策的背景，起自农租与商税，可与今日之经济政策会通比较。民间反对盐铁国营，因为当时人民无法找到铁制的小型农具，但最重要的是反对其经济理论。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经济政策有五种： （一）太上因之， （二）其次利道之， （三）其次教诲之， （四）其次整齐之， （五）其次与之争。 其中最高的政策是“因之”，即完全放任。“利道”者，是开了利来领导它，政府从旁协助。再次是“教诲之”，光是教并不好，因政府的智慧有限。“整齐”是一种计划经济，使一切经济事业齐头平均发展。“与之争”是政府抢民间的生意，即是与民争利，一切产业与生意全部为公。 太史公的理论是根据心理学，因大家都为自己，故最好让私人自由。此理论为针对盐铁政策而发，这是道家思想，但不反对物质文明。 晁错是法家，主张重农抑商；董仲舒是儒家，讲教诲，讲礼。 自封建制度破坏后，中国有士农工商四民。战国时期出了两种富人，当时富的条件要靠人力，耕种、制造、买卖、运输都一手包办，造成的两种富人为《货殖列传》与《游侠列传》中所说的。等到实行盐铁国营，政府讲法治，上述两种富人均被打垮了。即战国时期有四民，秦汉时期工商人发展太快，武帝时给工商人以打击，但农人永远没有变。 三、汉代之读书人——士 士在战国时叫“游士”，是活动分子。到了秦统一中国，士不能活动了，活动范围狭小了。 战国时代礼贤重士，社会自由发展而产生工商业，因此跑出游侠与货殖两种人。 汉代仍为四民社会，但以商人最为活跃。等到武帝用经济政策压迫商人，商人、武人无地位了，于是武帝重用士。自此以后，秦始皇以前的贵族政权没落，汉高祖时实施平民政权，故武帝时成为“士人政府”，此后一直到清代均如此。 读书人做官年俸2000石，等于大地主（以100亩可收租3石计，要七八万亩地才能收到2000石之数）。当时对商人有苛刻的条件和限制。汉代有两种制度，一种是“算缗”，此是一种资本税，由商人自己呈报，叫“自占”。即有2000钱资本者，政府要收120钱，这是营业税而非所得税。如不呈报或呈报不实者，可由别人告发，而全部财产充公，其半数则送给告密者，称为“告缗”。这是一种坏制度，近代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有点近似于仿效此法。 自汉武帝时的士人政府开始，士正式成为四民之首。当时晁错所采用的重农抑商政策，是以政治领导经济，以学术领导政治（美国以学者身份做大总统的可以说只有威尔逊一人）。 综上言之，春秋时期是封建社会，战国则是变动的时期，到了汉武帝时则变成士为四民之首的社会，当时有言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① 由于限止商人，故不能成为资本主义。但战国时已有商业，中国的丝织品，当时曾推销到欧洲罗马去，但不能过分发展。 从前的社会分为贵族与平民两种。贵族宗法是由长子永远世袭卿位，其余次子中有做大夫的，大夫位置亦永远由长子世袭，大夫之次子则为士。所谓“敬宗恤族”，即大宗要永远照顾到其他各族。 《大学》中所说的“齐家”是指千乘之家，非指五口之家的小家庭。当时大家族中没有人生产或做工经商，而养有大批奴隶。 到了汉代，都是小家庭了，不是宗法的，而变成经济的了。有钱可雇用奴隶，如有800名奴隶帮其做事，但这800人均各有家，因为付不起人口税而逃避政府，政府只向地主收取，且是加倍收税。但这些奴隶与罗马的不同，是自由的，是商业团体合伙的伙计而已。但人的聪明才智各有不同，并且努力的程度不同，故又会分出高下，那是必然之事。这是天生的、自然的不平等，所以有所不同了。 四、汉代以下之士族 春秋之学在王官，战国时期则是社会私家讲学。汉武帝以下，有国立太学，郡国有地方学考试及察举。 春秋时代，宗教与学术不分，宗庙即是学府。当时的学术，贵族反而不及平民。到战国时代有先秦诸子出，有私家自由讲学，当时称为“游士”，但没有学校。汉武帝时开始，中央有国立太学，地方上的郡国有学校，县亦有学校。汉代时有国家办学校，有考试和选举，年龄到18岁的可由地方保送至太学读书，即成“太学生”。太学中的讲座先生叫“博士”，一年可毕业。应试者可选甲科或乙科，甲科毕业的可做郎，即担任中央侍卫；乙科毕业的做吏，可担任地方行政人员。 郎分发出去任各级长官之前，均须先在皇宫中做侍卫，然后再分发到各地方去做官。如果任吏的成绩优良，便可受察举而做郎，每一地方每年可察举一至二人去中央政府做郎，可见政府官员都是从郎中加以选任，这便称为“士人政府”。所以自武帝以后，中国读书人（即士人）的地位提高了，中产阶级的农、工、商地位亦不如士，军人不再打仗，出路没有了，贵族也没有了。故这个社会可称为是士中心的社会，是由士领导的社会，由汉代直到清末，都是如此。 今日的社会已在变型中，后果则不可知，是照中国原来的传统呢，还是照资本主义抑或马克思主义？已不可知矣！如果照传统的理想，是以学术来领导政治，由政治来控制经济。 士在战国时期的活动力很强，一个士的手下可以有数十甚至数百人来跟他学习，各国均看重他。士的生活优美，但他们是平民，是小家庭，不如卿一般有百乘、千乘之家。但在汉代大一统的政府之下，游士没有了活动的余地，战国时有人养士，而自汉代开始士已没有凭借了，变成半耕半读了，即是做农民在乡间读书。中国的农民在冬天闲了，即农隙时期，就可做学问。此外尚有牧豕的公孙宏、樵柴的朱买臣，均在生活空闲时做学问。这是武帝以前的情况。 到了汉武帝以后，士人政府出现，读书人阔了，可做大官，政府均由读书人参政。汉代的三公九卿，地方的郡太守，其年俸均为2000石，照当时的米价100文一石来算，2000石即20万文，等于二十金（即20斤黄金）。太史公在《货殖列传》中说，汉代封千户侯的，岁入共20万，这叫“封君”，汉代所以给一大官2000石俸，等于封他一个千户侯。但其不同之处是，千户侯是贵族，可世袭，但不问政治；而官员非贵族，不能世袭，只是做政治上的官。汉文帝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中人指中等人家）。”②汉时人有10万文钱者可算是中产之家，故做官有20万文等于两个中产之家。做官的可富而且贵，因当时人们不愿去经商，而愿意上太学。因此武帝以后，社会上聪明的人都到学校去求学了。 汉代有103郡，每郡有一太守，再加上中央的三公九卿，还有其他的大官，至少有110人以上，且每隔数年要换。如此经过数十年后，做大官的读书人之家均变成阔的家庭了，士的社会地位提高，经济状态改善了。 古代贵族家庭，照周公定的宗法，平民社会是一家五口至八口，以一夫一妻为主，可有三代。 士人在国立太学读“五经”，就读到周公的宗法。汉代的读书人有了钱后，来倡导敬宗恤族的事，其中一子做官有了钱，在家中替父立庙造坟，要去祭，于是二子、三子与长子均一同祭，这便成了“通财”的一个团体。所谓“家累千金，尽散九族”，把钱均分给兄弟儿女诸人了。故自汉代以后，士人渐渐成了“士族”，所谓“聚族而居”。此与古代贵族有所不同，古代贵族是周公所封，封建社会破坏后只有平民社会了，这并非是政府所封，是非世袭的。但这种士族形成后，子孙读书便容易了，因此这一族的子孙进入太学及入政府做事的机会便增加了。因而一个家族中读书人多，做官的便多，后来在当地成了大姓，即成了士族，附近的小家也因此永远爬不起来。这些大家族后来又从士族演变成“门第”，或称为“门阀”。 “门第”者，即一个家族数百年下来均读书做官，有了家族渊源。门第必定有“郡望”，汉代就有考试与选举制，而且是分区选举，一郡中20万人可选一位，如郡中有100万人者，便可举出五人，这是公平的分配。每年由每一郡举人至中央政府，举出去的人在中央政府任职，由于其祖先家族本来在中央便有很多人做官，人人都知道，这就叫“郡望”。因此两家门第互相配亲，自此政府和社会的中心势力就都落入门第手中了。这并非政府使他们这一族有此特权，这一族就称为“书香传家”。 之所以造成这种风气现象，是由于除了门第外，不易找到书籍，而且选举有舞弊，讲人情和关系，因此全国皆成了门第的势力，且是根深蒂固的。 西汉开始有士族，东汉开始有门第，这与经济不相干。这社会的演进是：从四民社会到郎吏（士族）社会，再进到门第社会，但这均是以士为中心的社会。我们可称门第为新的贵族。战国时这种社会，是平流竞进的、活泼的、生动的，人人可各找出路，均可往前，有进取，有前途。这社会一直到产生士人政府和门第才又趋于安定，但这并非由经济决定。 ① 《汉书·韦贤传》。 ② 《汉书·文帝纪赞》。 [book_title]第六章 魏晋时期的门第社会 社会的分期是相当难的。关于魏晋以下门第社会的成立，先要说一说汉武帝以后。此一时期士人政府的政治意识，因由半耕半读中产生，故他们走的是社会主义的路，重农抑商，要求社会经济平等，生活有理想秩序。 王莽之新政府最重要的即经济政策，他主张“王田”制度，即土地收归国有后再分配，即是要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王莽时有盐铁官卖，又废止货币，认为资本由于货币而形成贫富不均。 王莽失败后，东汉初，士的地位日高，但商人依然存在，其中有自然的突出者叫做“豪人”（“豪”者，原意为动物身上毛之长者）。东汉时期仍是贫富不均，一个家不易有世袭性，但一个大的士族则容易延续而带有世袭性。总之，门第社会产生后，商人仍有其势力。 自东汉到魏晋，又发生极大的变化，这变是在农民身上，是农民身份的变。在当时无不是身份之高下看经济状况之好坏，农民的生活总是清苦的，但身份与商人相同，同样要纳税、尽义务、当兵，但不能说他们是农奴。 东汉末年大乱，有黄巾之乱，又有董卓之乱，后有袁绍、公孙瓒、吕布、曹操、孙策等起来互相攻击，当时的中央政府徒具虚名。但这同战国时期的乱局并不相同，到了三国时期，就比较像样了。赤壁之战前的大乱，已无中央政府，到处是军队，农民只有参战才有生活。此时已有豪姓大族，各自筑有堡垒以保护自己，称为“坞”。有农民逃入坞中投靠坞主，以保全性命，坞主便有了更多的壮丁，有了更大的自卫力量。荒乱时便集体迁居到某山某地，而由坞主领导，他手下常拥有两三千壮丁，女人织布，这批人都变成豪姓大族的私属。 此时没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任由自生自灭，农民归附这些强姓大族，如典韦手下就有两三千人，袁绍及曹操均拉拢他参加自己集团，许褚等亦是手下拥有数千壮丁且附有家庭。这是新政权的形成，即豪姓大族有了私属户和私家兵，这些私属户和私家兵身份不同了，叫做“部曲”。“部曲”者，军队的队伍也，壮丁编入自卫队伍，当时称“部曲”。此为三国时特有的名称，相当于奴隶的身份。如某人投奔曹操时带部曲同去，曹操便封其一官，但部曲仍属于原来的主人。 此时中国只有军队而没有农民了，军队也缺粮草，甚至只吃桑葚充饥。袁绍、袁术的军队驻扎近湖边，便以蚌充饥。此时有曹操出来，手下有人献策，用600人去打仗，派300人去种田，用此方法使粮食足够而统一了天下。这叫“屯田”，这些兵叫“屯田兵”，当年蜀国的诸葛亮在五丈原屯田便是学自曹操。但屯田兵的身份与农民不同。 强宗大族以坞壁自卫，有农民来投靠，形成部曲与私属户。彼时群雄并起，但这些高级军阀（州牧）逐渐形成了新政权。当时的农民有两条出路，一是投靠群雄，成为群雄军队的一分子；一是投靠强宗大族，成为部曲。但强宗大族的部曲最后的出路亦是投靠群雄，只是仍属于原来的部曲领导所统管。民众非公的，而是属于某一势力集团的，这事实上是近于一般性的封建。 如当时的董卓遭受东方十八州牧进攻，逃到郿坞以自卫，城外的人耕种纳粮，但遭受匪乱时则可逃入城中受到保护，双方是订立契约的。群雄的军队中就分出一部分用来屯田，如邓艾屯兵于淮水，淮北2万人，淮南3万人，其中有1万兵轮番种田，种出的粮供给5万人吃尚有剩余。当时曹操、诸葛亮和孙权都照此办法实行屯田。 门第来源自东汉，因东汉时有察举（选举）制度，读书人才有被选的资格。古代的书因未有快速的印刷，造用很不方便，要用传抄，十分困难，因此造就了“累世经学”的家族，便成了“累世公卿”。其次，因为选举是分区的，门第要有郡望的才可以分配在各地。像东汉末年，袁绍是一大门第，其家中“四世五公”，即是高、曾、祖、父四代主人都是做过公的，且是“五户三公”，即是要有兄弟都做过公的，如孔融家族便是。 经过东汉末年的大乱，有很多平民归附到大家庭里面去，成为所谓“私属”。晋朝统一后，不久又有五胡之乱，造成中国民族的大迁徙，叫做“衣冠渡江”，都是有地位的读书人，家人跟随逃的亦变成私属户。故此种风气不但没有矫正，反而变本加厉。西晋末年之乱与汉末之乱时，均有大批人跟着逃亡。留在北方的寒门单户均去投靠强宗大族，到西晋五胡之乱以后的南北朝，就成为家庭。 春秋时期有五口之家、平民之家与贵族之家并存，到战国时期，贵族之家遭受到破坏，只剩下五口之家。在这些家中产生商人，家有家奴数百或上千的，造成经济不平等。但经汉武帝实行盐铁政策以后，就有了士族，即由读书人来组织家庭，来组织政府，来敬宗恤族，来建造宗庙和坟墓。 士人的势力在地方上扩大了，形成了士族。即五户或八户之间，每一户与其他户之间均有礼法，最重要的是经济条件与教育条件。自东汉以来就有此情形，即一家之下包含多个小家（即部曲），小家变成很多姓的家庭集团，如琅琊诸葛氏，家世二千石，诸葛孔明三兄弟各自投奔三国时的一国。 魏蜀吴三国时期在长江南北均有大门第。孙吴时在南京有陆与顾两大家，直至今日尚没有衰落，这就要讲到优生学了。又如孔子直到今天也没有断代，而是代代相传，宋时有大乱，孔氏未及逃出，但逃出其中两家弟兄，到了浙江境内。孔氏以前可讲到商汤，至少是有四千年血统历史的家族，同根共族，犹如一棵大神木。陆、顾为孙权在江东时的两大家，又如从北方逃到南方的王、谢，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指此。这些大家庭都是讲文化礼法教育的。 中国几千年来素有户口册，用黄纸编成的叫“黄册”，当时叫“黄籍”。当时从北方逃到南方的叫“侨户”，即暗示将来时局平静后要归回中原的，用的是“白籍”，即是“白册子”。北方人到南方后，除侨户外，尚有“侨郡”。后来东晋及宋、齐、梁、陈四朝重立制度，叫做“土断”，即自北方来南方的人，要与土著受同样待遇。之前为了优待侨户，不征收他的赋税。后来有士、庶之分，士是受优待的，庶则是要缴赋税的。 所谓的“白丁”，即是在“白籍”上的丁。“土断”是重写册子，侨户都要纳赋税、服劳役，但对士则优待，庶才需要纳税服役。南朝时为整理户口册，经历过几次大变乱，因此中国社会成为有流品而无阶级的，只有身份与待遇的不同。只要察看写在不同的黄籍或白籍上，便知有所不同。 [book_title]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制度 一、魏晋的屯田制 屯田制度古代已有，汉代打匈奴时已有移民殖边，是武装的、集体的垦殖，如此种田便叫“屯田”。 西汉赵充国是古代的屯田专家，在宁夏、青海一带，由于羌人见到中国军队就散开逃走，无法将之消灭，因此军队只得驻下来在当地屯田。士兵在当地屯田，使经济与武装相结合，即古代是专为边防而有屯田。 三国时则是在内地屯田，曹操在许昌屯田，诸葛孔明本来运补给要经过栈道，运用木牛流马，很不方便，故改在五丈原屯田。 屯田兵的身份与农夫不同：（一）屯田兵没有田，即不是自己的田。（二）屯田兵受群雄的兵饷，所种的如有剩余均须缴公，与原来农民之纳粮不同，兵只能供自己温饱。 汉时有县令（小县叫县长），但三国时改成以屯田都尉来管理屯田兵，此时并无县衙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化。当时有兵众而无民众，人民仍是有的，但都是老弱者。当时是兵的世界，老弱者已被强宗大族所抛弃，令其脱离部曲而成自由人。这时候，这些老弱者便成了国家的公民。 到了晋代，除去屯田都尉的名义而改成县令，此即由军政府时期进而成为民政府时期。晋武帝又废兵，这是做对了，即将屯田兵转变为农民的身份。但纳税额却要提高至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普通要纳百分之七十的税。 此时屯田兵废止了，但强宗大族不愿交出部曲，并且当时仍有很多人民愿意投靠强宗大族。每当强宗大族迁居于一地时，随时有成千上万的部曲，政府也承认他们的迁居，并准许以原来的居地命名，叫做“侨郡”。这便是当时的新封建、新贵族。此时中国已有传统的中央政府，但急切不能下手，政府只有缓图。故这时候，我们可叫它做“门第社会”，这是经过汉代、魏晋南北朝的大乱而形成的。此时的人都愿投靠强宗大族而做私户，这就是“封建”，是只有私而没有公的。 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 门第并无政治特权，因为官禄并不世袭，于是当时就有了九品中正制度。 简单地说，历代的仕途是：春秋是贵族世袭，战国是游士，汉代是郎吏察举。三国时天下乱，无地方政府，故不能实行察举及乡举里选，于是有九品中正制度，这也是曹操时所有。唐代及以后则是科举制度。 所谓“九品中正”，按当时所订定，即将人分成九等，作为用人的标准，即是： 上品的分为上上、中上、下上三品， 中品的分为上中、中中、下中三品， 下品的分为上下、中下、下下三品。 将人的姓名连品级写于簿上，三年换写一次，政府便按照簿上所载品级任用为官。但后来出了毛病，是因为不中正了，变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因此贵族总是占便宜。有人说，魏晋南北朝有九品中正制度，因而产生了门第。其实，是先有门第，九品中正是以门第为护符的（门第的产生另有原因，如前所述，此不再赘）。大门第的子弟，政府虽并不给予其世袭特权，但他们永远是上品阶级，故在政治上永远得意。门第有较优势力而并非有特权，政府法律是平等的。 社会上层是士族门第，下层是农民，按照当时的法律，农民与读书人身份平等。但在三国以后，农民的身份地位降下去了，一种私的做了门第的部曲，公的则做了政府的屯田兵。天下太平后，由兵恢复为农民，可是田租并不给减（汉代田租是十五分之一至三十分之一，此时则是百分之六十至八十），部曲也要帮主人（指门第主人）种田，田租亦与上述相同。因此农民认为与其做政府的公民，不如去做大门第的部曲。部曲在公家没有身份，是私属户，因为大门第可保护他，故称“荫户”，另外的则称“露户”。 门第之特点是有许多私属户与荫户，政府当然要想办法。于是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与门第双方均争取民众，因此政府实行“占田”制度。此制本为西周时所定，即是限止大门第只能占有有限的田，使之不能多容纳荫户。可是西周即亡，此制未有成果。到东晋时有了“土断”，从北方来的侨置州郡，在南方由政府优待，是一种暂行办法，但“土断”主要是整理户籍。当时分为“士”与“庶”，“士”是门第，政府对其有优待条件，至于“庶”则要为政府服役。“庶”如在册上改成“士”，即可逃避一切赋税和劳役，遂有了舞弊。此制在南朝始终不能为政府争取到民众，倒是北朝政府争取民众胜利了。 三、北朝的三长制 北魏孝文帝时，听了南方官员的意见，将田租减轻，并设立“三长制”。 三长制是先要调查户口，然后实行均田制，先由人民向政府报上户口，再由政府配给土地。当时田多人少，这种授田制可说是井田制度的复活（井田制即土地国有，由政府授人民以田，将来要还），并非“耕者有其田”。如田变为私产，即可自由买卖，又可兼并，甚至造成贫富不均。 汉代的问题是政府要优待耕户，但耕户将地卖给地主，因此地主占了便宜。耕户一面要向地主纳百分之五十的税，一面要缴三十分之一给政府。政府取税轻，但有半数给地主取去了，地主是不劳而获，这是地主与耕户间讲好的条件。反之，即变成土地国有，平均分配，可是田租要抽百分之六十至八十，农民反而不愿意。 所以平均分配最主要之优点即是减轻田租，北魏孝文帝首先推行此政策，由百分之六十减至三十分之一。 四、晋朝与北朝的兵制 晋朝后来想出募兵制，是为东晋之“北府兵”，当时打败苻坚全靠这种募兵，但后来东晋的募兵却变成暮气沉沉了。 当时北方的五胡军队是部族兵，壮丁即是军队。胡人不要中国人当兵，只可做签兵，是三丁抽一或五丁抽一，是杂牌军。即胡人的军队是杂牌凑成的，但当时东晋的募兵是整齐划一的。 苻坚要灭晋，召集了一百至二百万的军兵，到了皖地淝水。某日苻坚登山见晋国军队军容极盛，旗帜鲜明，一仗就败了。何以三万之众能胜百万之军？因前者是招募来的，有训练的，而后者都是杂牌军，是乱成一堆的乌合之众。 北朝有了均田制，亦将农民分成九级，成立了府兵制，即是由自己向政府报上去是否肯当兵。规定上、中等的才可当兵，当兵的可免税，因为自己要养马并制备军服，打仗立功后仍可种田，并且有奖赏。这是为要使经济与武装配合起来。 当时北朝只有北人才可当兵。北周则倡府兵制，不过限于上、中等的才可当兵。北朝的军事与经济配合，故统一了南朝。 [book_title]第八章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的传入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传入中国。 中西社会不同之点是中国社会有宗法，有族制，但无宗教。普通讲佛教是一种思想信仰，往往在乱世时侵入。唐代很富强，但佛教很盛；宋代衰落了，宗教却不发达。故宗教的盛衰，在历史上看，不是与时代兴衰成正比，而是社会性的。 宗教在社会上有两大意义： 一是经济的。当人们无法生活时便去投奔门第当部曲，此时人民亦可投奔佛寺，因为国王与大门第均信佛教，叫做“护法”。此时期社会上有两大力量，即门第与佛寺。此时期之社会结构是政府之下有佛寺与门第，再而是基层民众，即上面是有统一政府，故与西方中古时期不同。此时期有门第与佛寺，造成社会不平等，佛寺之经济力量大如大门第。上述三者均受政府保护。人民可向佛寺借款，佛寺之抵押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了济贫，且又有施舍，更重要的则是其教育事业。 二是教育的。当时的佛寺除办慈善事业外，就是办教育，使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魏晋南北朝时天下大乱，要到宋、齐、梁、陈政府再设立学校时才可受教育。当时的人民是分等级的，教育是封闭的、不公开的。由于门第的教育是封闭的，所以只有门第可以成为“累世经学”和“累世公卿”。当时有所谓“王氏青箱”，将长辈所教导的做官的方法都收藏起来，不能随便让人看，因小孩见了便会懂得如何做官，而只让人读一般的经书，则不会懂得如何做官。但平民亦喜欢受教育，此时便有僧寺可以给予平民公开的教育。当僧侣教你读书时，便同时教你信仰佛教，并且当你在佛寺内读书时，是供给生活的。 当宗教与社会脱节时，佛教就衰落，但此时之佛教可弥补社会的两个缺点。中国僧寺与西方的教堂有所不同，藏书也不同，僧寺有历史、文学的书。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跑进僧寺，西方则是由教堂放出学术空气。 西洋的封建有贵族、有教堂，西洋的中古时期有新城市产生。中国的城市则永远没有毁灭，如广州有两千年历史。黄巢之乱时被毁之书、被杀之人数以十万计，金兀术军队渡江，在苏州城杀死50万人，但其城今日依然存在无恙。 [book_title]第九章 中古时期之中国城市 一、中国城市之特征 中国城市的特征甚多。首先，中国城市是长时期存在的。普通来说，中国任一个城市即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 其次，中国的城市是兼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此与西方不同，西洋的城市，商业并不与政治连在一起。 第三，从经济方面言，它是乡村物资的集散中心。城市与乡村互为依存，因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西方的城市则是一种向海外发展的纯工商业，是海洋经济，而非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今日的世界，美、苏、中为三大自给自足的国家，将来的国家是由海洋经济变成大陆经济。农业依存于土地而非机械，中国因地理关系而较早发展。 六朝时以南京城为中心城市，六朝的吴、东晋、宋、齐、梁、陈都是建都南京，因此叫“六朝金粉”。孙权时，南京城已很像样，东晋宰相王导曾将南京重新整顿。讲都市应与市政连在一起讲。在中国历史上，市政问题大可以做研究，城市皆有其设计与规划。南京城的路是曲折的，将直变为曲折，北方人认为不好，但王导的设计有其优点，即使地方小，但也感觉到是大了，这是王导的了不得之处。英国城市的路亦是纡曲的，因为地方小，也是为了市容，故意要把路弄曲折。 南京的商业极盛，有“大桁”（即浮桥），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也。在《梁书·侯景传》中描写破坏南京城，可想见当时之繁荣景况。 又如广州，历史上最早称为“番禺”，商业极盛。当时有个说法，说到广州做官必可发财。《南齐书》中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即三千斤金）。”①因做商业的在城门口要抽税，收税一天即可获得三千。 中国的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同时亦是宗教中心，城市及其周围到处都建有寺院，例如九龙青山现在还可见到南朝时建的寺庙。此时由于庵寺兴盛，故当时的九龙和香港已相当热闹了，那时已建有青山寺，后又有车公反抗蒙军，可见当时已有很多群众。当时的九龙城已设有政府，名叫“衙前卫道”。 二、中国的四个大城市 中国大城市有四个。 首先是北京，古代并不大，近千年来才扩大了。 其次是南京。南京向来是大城市，梁武帝时南京城的直径是40里，当时有28万户口。 再说古代的大城市有长安（西汉）和洛阳（东汉）。三国时，洛阳城残破，有董卓军进入，十八州牧攻入，洛阳被焚。北朝建都大同，孝文帝迁都洛阳，洛阳就重建而复兴。有一书叫《洛阳伽蓝记》，是佛教的书，在此书中，我们可看出洛阳当时的气势和面貌。 洛阳城可分成八大区域，东有通商、达货二里（商业），西有退酤、治觞二里（宴酒），南有调音、乐律二里（娱乐），北有慈孝、奉终二里（丧事），另有准财、金肆二里（银行、当铺）。我国城市多分成若干区域经营其业务，如杭州是从汴州搬去的，具有北方商店的规模，即经营同一类业务的店铺都设在同一条街。 住在洛阳的外国人很多，可称为国际都市，自新疆迁来者达万余户，书上说西夷“附化之民，万有余家”，便是指此。 洛阳附近，城内城外有千余寺庙，即书上所说，“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其中最大的是永宁寺，中有一浮屠（塔），凡九层，高90丈，上有刹，又10丈，共1000尺，百里外即可见此塔。塔顶上挂的瓶，可容25石，瓶下有承露金盘，有30重（套），四周有金铎，全塔共挂有120个铎。塔有四面，每面有三门六窗，门是金漆的，窗上挂小铃，全塔共有5400个铃。此寺有僧房楼观1000余间，据说有一外国和尚曾游观各国，但未见有如此伟大之寺庙。 又有永明寺，住有百国沙门3000余人。其中有一尼姑庵，叫瑶光寺，有讲堂、尼房500余间。此寺有一释迦佛，每年四月四日要巡游街道，极为热闹。“至于大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寥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② 洛阳所有的寺众可能达10万人，皆不事生产，以千余寺庙来想象洛阳的大街，可见此城规模之伟大。 写《洛阳伽蓝记》者，记一入洛阳之所见，但当他离去时，已经是“今日寮廓，钟声罕闻”，因有北朝尔朱荣攻入。据历史记载，北朝时有僧尼200万，寺庙4万所，可见社会之富足，且其中有千余寺庙在中央之洛阳，僧寺可代表当时之繁华情况。 伊水附近有伊阙（“阙”者，两边是高的，中间有一洛水流过，有一条路），附近有龙门石窟，共有3窟，共用了80万工人。比龙门石窟更早的，有大同的云冈石窟，云冈有5所，最高的石像有70尺，矮的也有60尺高。 借着这些佛教的建筑，可以想象当时南北朝的工商业之兴盛，可见此时的中国并非是封建社会的经济。西方罗马时期，确是受罗马皇帝的压迫，要听耶稣讲的道，只能在地下洞中工作，那才是真正的封建与奴隶。 僧寺必须有社会经济养它，这社会在经济繁荣下，宗教、文学、艺术、建筑均极为进步。即是说魏晋南北朝的一切均是社会性而公开的了，而不是像汉代的艺术般埋藏在坟墓中。 《魏书》记载克东阳，只是一个小城而已，打胜仗要报功，共获“仓粟八十五万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张，箭十八万八千，刀二万二千四百，甲胄各三千三百，铜五千斤，钱十五万”，“城内户八千六百，口四万一千，吴蛮户三百余”。③可见其经济状况之繁荣。 三、中国社会的共同特点 中国的任何社会均有其共同点，如春秋是贵族社会，战国是游士社会，两汉是郎吏社会，魏晋南北朝是门第社会，唐代是科举社会等。以上各社会均有共同点，即均有统一的政府。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民主，其实，马克思所见之资本主义只是见其小而未见其大。他批评工厂资本家剥削劳工之现象，今日已改变了。马克思认为社会之进化是由渔猎社会进而耕稼社会，再而工商社会，而将农民搁置不谈。这是一大漏洞，如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 斯大林提倡打倒帝国主义，组织国际，不倡国家。今苏俄之能存在，是靠“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其实苏俄正是最厉害的帝国主义。苏俄剥削卫星国利益，与英、法剥削殖民地是同一办法。中国之经济所以繁荣（这指200年前的经济），是由于政治控制，若照生活上的享用说，是高于英、美各国的。 中国社会进展至工商业时期，但农业仍在。英国的商业以工业为基础，故要先讲社会学。 有一人说，“公卿社会”“士社会”“庶民社会”为社会三时期。陕西有一位先生说：“士农工商为古代的称呼，现在有一种新的士，这士包括农、工、商。”梁任公（梁启超）的朋友夏曾佑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写中国历史教科书，只写到魏晋南北朝，他说中国自宋以下可称为“科举社会”。 中国自汉代起，选举制度是分区的，中央政府容纳各地区的人民参政，叫做“乡举里选”。因为是分科的考，“举”是选举，即“科举”也。 杜佑《通典》专说中国的政制，内有“选举篇”，说科举考试是古代之选举变出来的。“怀牒自列”者，必须要身家清白。科举制度维持了中国一千年的安定。 四、汉唐的郎吏社会和科举社会 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必须要有学术、生产与战斗三方面的配合方成。“学术”是思想知识，有关教育，是属于“士”的。“生产”有关赋税，是属于“农、工、商”的。“战斗”是武力，有关兵役与军队，是属于“兵”的。任何一个国家必须具备此三方面。 以此分配来思量中国社会，战国时期以前，贵族是学术与武装并重，二者皆掌握在贵族手中，平民则负责管理生产事业。战国以后，平民可管教育，也有学术，兵亦解放了，社会上各项职业成为平流竞进的。 到了汉代，进入郎吏社会，士人进入学校，进入政府。在中央政府是官长，属于“郎”；在地方政府是属吏，属于“吏”。在地方服务实习的，可选举出来进入中央政府，经考试合格后察看，然后分发任用，视服务成绩好坏而作出升黜。汉代是士人政府，十分理想，好过英、美今日的政制。天下的真理是属于历史的。 三国时代全国皆兵，成了战斗社会，是一大变动。到了门第社会，士的地位提高了，农、兵的地位则降低。 唐代则改成租庸调制，亦依旧用北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再加上科举制度。社会人士均可自由参加考试，大家可公开竞选，进入政府任职，此与地方的察举制度有别。唐代的科举制是用来考验人才，并非培养人才。唐代的出路有两条，除了考试以外，还有自学校出身的，但当时的社会则看重前者。 中国历史的优点和特点是缓进而非突变。 ① 《南齐书·王琨传》。 ② 《洛阳伽蓝记》卷一。 ③ 《魏书·慕容白曜传》。 [book_title]第十章 中国的海内外交通和贸易 一、从南北朝到隋唐的海外交通 唐代有三个重要的制度：一是科举制，是有关学术文化的；二是租庸调制，是有关农、工、商的；三是府兵制，是有关战斗和军兵的。 其实，中国自古就不闭关自守，也不夜郎自大。南北朝时，北方外国人多，此时有佛教流入，由于对外交通极盛，路有两条：一为从甘肃进入玉门关，为中国与新疆（西域）间的交通，张骞曾经由葱岭到达波斯，其随从者曾到过地中海。当时罗马有了中国的丝织品和玉器，我们卖出的是人造物品，从外国买回来的是天然物品。西汉时有张骞，东汉时有班超，张骞到新疆后，才知道还有印度。另一条为从四川到云南大理，再出而至暹罗及印度。汉末大乱时，北方人逃到南方，黄河以南的人渡海到达安南（即东南亚）。 南北朝时已有外国人来华通商，经济、文化各方面均有来往。到了隋唐时，国人对海外的地理知识已很熟悉了，如隋代人裴矩作《西域图记》，书中说明自敦煌向西出去有三条通道，又如唐人贾耽著有《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及《海内华夷图》等书，都与世界地理有关。清人吴承志也读到贾耽记边州入四夷道里考实及地理知识的书。又如玄奘法师，原姓陈，他从隋末出国，到唐初回国，著有《大唐西域记》。梁启超曾著《一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均有谈及这些史实。 关于海舶方面，中国的海上交通亦很早就有。《论语》中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①孔子已讲到国人可自由去海外了。战国初吴国攻打齐国是自己造船舶，从上海直航烟台。秦代时，秦始皇派徐福带一班童男童女乘船去寻求海外三神山，徐福后来不再回来，住下来之地方叫“夷洲”。三国时代已有大批人由海路去安南，可见中国航海事业很早就有。 三国末年晋国攻打吴国时，吴有长江天险，晋于四川造船而下，一条船可载2000军队，尚可在船上骑马，可见船之巨大。东晋时卢循（卢是海盗）作乱，根据地在广州，是从海路而上去攻打江苏，是用八槽舰，船有四层，高十余丈。 隋时杨素造五牙舰，船有五层，高百余尺，《通俗文》中云：“吴船曰艑，晋船曰舶，长二十丈，可载六七百人。”《字林》云：“舶，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谓之舶，昆仑及高丽皆乘之。”一条船的容量，大者可载万斛。 贞观二十二年七月，唐太宗伐高丽，在沿海造船，船长100尺，广50尺，准备次年去攻打高丽。 “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东北风，谓之潮信。……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博。”②有人作此小说文章，可以想见唐人的商业盛况如何矣！又有刘梦得（禹锡）的《夜闻商人船中筝》诗云：“大艑高船一百尺，新声促柱十三弦。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江西明月天。”也说明此时江南扬州的游船是如何的庞大了。 二、唐代的海外贸易 唐代一开始，海外交通便十分频繁，已形成了国际局面。当时已有域外交通，这域外交通可分两方面来说，一是西北的陆路交通，一是东南的海上交通。 东晋南朝时，有很多外国宗教徒来华，主要是印度的佛教徒，北朝时佛教很盛。 东晋时已有海上的军事冲突，如著名的海盗卢循捣乱。 宋、齐、梁、陈四朝，海上交通极盛，说明中国并不闭关自守。 南北朝时，我国自称蛮夷，却称印度为世界文化之中心。 隋唐时代出了很多地理学家，如隋之裴矩、唐之贾耽等均是。 中国人的海舶及海上交通的发展早于西方人，至于内河交通，《旧唐书》中云：“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指四川和襄阳），前指闽越（越指粤），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货往来，昩旦永日。”③陆上交通叫“关”，海上交通叫“津”。我国在中古时期的海陆交通已非常发达，但西方在此时期的交通则未能如此发达。 以上谈到海上交通，便可想见唐代的商业是如何的发达了。并且我国早有发明机船，在南齐时已有了。当时有祖冲之造出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有人形容此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④。 说起祖冲之，顺便一谈。近人陈寅恪用“孙行者”之名来对“祖冲之”，但亦有人对以“胡适之”（按钱穆先生讲到此处，顺便谈起一件趣事。当他18岁时，在家乡一小学教书，有一位同事造了一只船，可以用脚踏划行，可以说是一位现代祖冲之，一笑）。 唐代李皋做洪州（南昌）观察使时，曾造成战舰，可挟两轮合蹈之，愬风破浪，疾如挂帆。 宋代有杨么在洞庭湖为海盗，他曾驶驾载军队的轮船。宋将亡时，宰相贾似道家中亦备有用机器踩踏的船。 又有王彦恢，曾制造飞吊战舰，船下装四轮，每轮有八楫，用四人管四轮，可日行千里。 谈起早期的，则有诸葛亮造木牛流马。更早期的则有墨子做木鸢，但此木鸢不能控制。 这里只讲说中国造的船已有机器，并不说明中国的科技发达，而是说明当时船的需求大而且要行走快捷，这只是证明当时商业的发达和兴盛。 三、唐代的市舶使和贸易港 唐代开始有市舶使。宋末蒲寿庚曾做市舶使，日本人曾为他写了一本书，为全球研究东方历史者所传诵，此书说明了宋代的海外商业。但在中国历史上，市舶使只是一小官而已，为我人所轻视。 谈到贸易港，我国最久而最著名者厥为广州。广州为了不起的大港，当时孙中山先生主张开辟黄埔港口岸，以截断香港。唐末广州有庞勋之乱，此时广州已居住很多外侨（回民最多）。 当时中国的海上贸易除广州外，尚有交州、杭州与泉州。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时，有一部“二十四史”，可说是重视学问的。当时孙中山主张在杭州湾开辟一港，以阻截上海租界的外国人的利益（按钱先生说，他年青时崇拜孙中山，无锡的一位友人送他一本“三民主义”的书，但他并不爱好政治活动）。 唐代时，扬州亦是一主要的贸易港，有诗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又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⑤。因此一般人都很喜欢扬州。据新旧《唐书》记载，扬州有一次大乱，商胡（波斯人等）死者达数千人，见《田神功传》。 唐代开元年间有位小官李勉，后来官至宰相，他曾沿汴水至扬州、睢阳（当时睢阳亦是一大商埠）。当时有位患病的波斯商人乘坐李勉的船同行，此病人十分感激，对李勉说，他是波斯的王族，家有三儿子会来探望他。船经泗州时，说失去一珠宝，如有人复得者可得大官。后来此人死了，将他埋葬，此人将此珠置于口中，李勉寻访其子，后来终于找到了。这说明中国在当时已是国际上珠宝古器的集散地，也可见唐代当时商业之盛、资本之丰厚。如要看此类唐代故事，可看《太平广记》，此中许多小说有新材料在其中。 四、唐代的商业 外国人在华经商，在法律上是有治外法的。《唐律疏议》中有一条说：“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⑥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实较国家观念为重。如波斯人与阿拉伯人闹事，则按照中国法律处理，若是同一国人犯法，则依照该国之法律处理，可见我国之宽大。 至于外侨遗产如何处理，有《新唐书·孔戣传》记载道：“旧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戣以海道岁一往复，苟有验者不为限，悉推与。” 当时外国人来华者甚多，故订出条文。至于藩汉通婚，《唐会要》中载贞观二年有一敕曰，外人娶华女为妾者，不许携回。可见唐太宗贞观时已有此制度。《资治通鉴》中有一条说道，安史之乱后，回纥人来长安的极多，不许其穿着中国服装，以免与华混淆。《通鉴·唐纪四十八》“贞元三年条”云：“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可见我国亦不禁藩汉通婚。 当时的商胡亦有在华任官的，也有做盗贼的，也有从商的，是为“胡贾”，可见在华的外国人极多。我们如看《太平广记》，便可找出许多此类材料。商胡的行踪很广，有洛阳、广州、扬州、长安、凤翔（扶风）、永修（建昌）、南昌（洪州）、睢阳、苏州等地。由上可见胡人来华经商主要是在广东、江苏、江西及长安、洛阳等地。 唐时尚有外国人在华开展览会的。当时有外商各献出贵重之物以作比赛，有一胡商展出明珠四粒，中有直径达一寸者。 当时在酒店中亦有胡姬（酒家胡）。此外尚有昆仑奴，多为南洋一带人，肤色深黑，每一家富户都雇养数位。 唐人段安节所撰《乐府杂录》中载一故事，言唐贞元某年，长安大旱，皇上下诏于南市求雨。当时有康昆仑为音乐家，能演奏琵琶，他在一彩楼弹奏，对面西楼有一扮女之僧侣亦弹琵琶，两人比赛决胜，后为皇帝知道，命彼去宫中表演。僧对康说，君所弹奏有杂声，且带邪音，因康当初为巫所教，遂停奏达十年之后，再跟此僧重新学习。康昆仑为一摩尼教徒，僧为佛教徒，由此故事可想见唐代之盛。又如当时尚有骑马玩高尔夫球的，那是极奢侈的运动。 吾人如欲详细研究唐代社会，便须读《全唐诗》及《太平广记》等书。 五、唐代的驿站 古代中国有“亭”，亭长由社会产生，唐时变为“驿”，由政府管理。史载唐时每州皆有一驿，每驿有“舍”，路上则称“馆”。唐代共有1643驿，其中1297驿为陆驿，260驿为水驿，水陆相兼的有86驿。驿由兵部中的驾部郎中管理，是军事的。驿用驿马，死生肥瘠要每年报告。每驿设有驿长，下有驿夫，驿长是轮番当差的役。政府设有馆驿使，用以监察全国驿站。 驿站最大的叫“都亭”，“都”者，大也，养75匹马。次者称一等驿，养60匹马。其次二等驿，养45匹马。三等驿，养30匹马。四等驿，养18匹马。五等驿，养12匹马。最小的为六等驿，养8匹马。由于唐当时的中央政府在长安，如到广州，可按驿限定日数，不会误时。 驿站养的马叫“官马”，马身上有印，在头上有一“驿”字，并印明机关名及岁数。每一驿站均有驿田，养一匹马，给40亩田（宋代则为一匹马25亩田），田里种苜蓿，用以喂马。驿站之马每三年一换，老瘦换壮健的，山坡高地、低湿地则用蜀马（即小马）。官吏可供给驿马，供给驿马的数量按职位高低而定，一品官可取用8匹马，二品官6匹，三、四品官5匹，五、六品官3匹，七品官以下的2匹。 另有“传马”，是驾车辆的，用来载货，可随后慢行。传马也按官级高低而分配数量：一品官10匹，二品官9匹，三品官8匹，四、五品官5匹，六、七品官3匹，八、九品官1匹。凡官吏家客过往，只供给传马。除马外又有船，水驿事忙者有4船，次则3船，再次者2船。 驿站有东厅（别厅）、西厅（上厅）。此外尚有楼，如李商隐有诗云“猿上驿楼啼”，又孟浩然有诗云“南陵问驿楼”。驿内又有库，有酒库、茶库、葅库。驿内也有亭（即花园），杜甫《秦州杂诗》云：“今日明人眼，临池好驿亭。丛篁（指细竹）低地碧，高柳半天青。” 驿站内规定只准停留三天，亦有不准入内的，亦有可入内而不得受供养的。凭符照等级招待，分角符、传符（符上画龙，铜制）及银牌三种。此符可沿路使用，不过水路和陆路是分开的，不能混用。 唐代韩愈弟子孙樵曾作《书褒城驿壁》一首，是说此驿出名，天下第一，因为此驿近中央政府之长安。但此驿中之池水浅而浊，船漏缝渗水了，园中青草芜杂，廊下破烂了，马养在客厅中，鹰在大堂上走动。这篇文章示意大唐王朝的没落而将垮台，近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一个知名驿站却落得如此凄凉衰败，其他更不用说了。 明末穷了，裁了部分驿夫，因此驿夫造反了，即李自成、张献忠造反了。 六、唐代之交通运输 从润州（镇江）到长江口本为陆上运输，但刘晏将之改为水上运输。自扬州运输至河阴，则照昔日办法。当时一斗米需40钱，刘晏造歇艎支江船2000艘，每艘船可载千斛，10艘船曰一“纲”（即一队），一纲300人，再加250名篙工，200纲即11万人。自河阴可运至渭口，自渭口可直达太仓。此种船用两旁马路拉牵索，用巴蜀襄汉所出麻与竹做绹索，索朽坏时用来做燃料。历史上说如此运送，每年可运110万石。 宋代苏轼文中亦有谈及，可见文人亦注意到国计民生。当时造一条船需500贯钱，刘晏所造船之费用则加倍，需1000贯钱。有人非议刘晏，刘反驳道，造船要有大船场。由于费用巨大，因此造船者均发大财。运输很通行，造的船很坚固，也不易坏。如此维持了50多年，后来经费一减，造成船政腐败，情况便不好了。可见刘晏采取的方法好。 中国是大一统之强大国家，全国的交通运输成为一个大问题，因此要有良好的陆运与海运。其实元代时已有海运。 明代自南方运粮至西北，当时为了打边寇用，由于政府经费不足，故要请商人运送。运到后可给一“引”，凭引即可换得相等之盐，且此盐不会被视作私盐。由于当时之盐要受政府之管制，因此没有造成独占资本，但政府也不主张与民争利，任由商人做生意。 ① 《论语·公冶长》。 ② ［唐］李肇《国史补》。 ③ 《旧唐书·崔融传》。 ④ 《南齐书·祖冲之传》。 ⑤ ［唐］徐凝《忆扬州》。 ⑥ 《唐律疏议·名例律》。 [book_title]第十一章 唐代开始之科举社会 一、唐代科举社会之特征 唐代并非纯粹的农业社会，唐代社会的重点与特征亦不在商业。中国过去最出名的学者，都是有关地质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因中国有广大的材料，也可有新的发现。 英国学者威尔斯著《世界史纲》一书，主张唐代时之世界史应以中国为中心。他曾采取傅斯年之意见，但并不精彩。 德国曾有一学者，专门研究我国黄河的溃决，但在中国反而没有研究黄河的机构，实在使国人汗颜。又有一位美国地质学家，在日本“九·一八”侵华时来中国做研究。西洋人以纯科学的眼光来看黄河，只注重地形，但中国人知道，黄河并非天生有害。因古代中国崛起于黄河，论黄河为中国人之害只是近代之事。 地是会变的，如香港已今非昔比，又如今日荒凉的陇海路，自徐州至开封一段，过去兴盛时出了庄周、张良等人。故研究黄河应知道黄河在历史上的变迁，研究历史学还得配上其他的学问。 唐代社会可称“门第社会”，但并非有大地主，亦非有世袭贵族，此皆为唐代所无。我们可称唐代以前为“门第社会”，唐代以后为“科举社会”。 社会兴盛时有教堂、贵族和城市，城市得势后有中产阶级。东周自迁移后，诸侯各管天下。西洋人经商是冒险的，是合伙用船，中国人的习惯则是不会合在一起做，社会必须有一中心领导力量。中国社会是由政府管控，故称“郎吏社会”，科举是中国社会之特征。 二、宋代近代社会之特征 自宋代起至近代可说是近代社会，唐以前可称为古代社会。 中国社会以农业为本，工商业也很发达。中国特别不同之处，便是有城市，且是均匀散布的。这些城市一面是商业中心，另一面是政治中心。 中国自秦以后，县城成为中国的政治单位，多数城市自秦代始已有了。城市的物资分发到农村，每一城市的四周是农村，是货物的集散中心。城乡互相依托，两者打成一片，城市是兼为政治与商业中心的。 近代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外国的商业发达，制成机器调换了我们的原料，故穷了，几乎要破产。 中国社会是政治（指智识分子）控制经济。古代农村的士，三冬通一经书，“一冬”指一年冬天的3个月，三个农闲的冬季便可读通一经。中国少年15岁前学识字，《尚书》二十八篇、《诗经》三百首、《易经》六十四卦、《礼经》及《春秋》等，即15年可通“五经”，到时这青年尚只有30岁，即可应考做郎吏，甚至可以做宰相。可见中国社会非封建，其实这道理今天还用得着。 做了宰相，年入2000石，但一个家庭一年用不完100石。由于宗法关系，做官的一家就会有独占性了。由于有独占性，所以有了郡望，此即唐代的门第社会，即是由农村出了郎吏。 有的门第有传至一千年以上者，如山西闻喜裴家，尽管到宋代时已非门第社会。顾亭林先生曾去山西裴村，裴氏家族已有数千人，所以顾亭林说，封建势力可利用来造反。 三、宋后中国农村新体貌 宋以后的中国农村比起从前已有很大的变化。中国古代是封建制度，农村隶属于封建贵族。到封建制度崩溃，贵族消灭后，即变为士农工商的新社会，农民不再隶属于贵族，变成了自由农民。 农民一家通常是五口至八口，所能耕之田最多百亩，其收入是有限的。因此农民的经济永远是不宽裕的，遇到疾病、死亡或灾荒就糟透了，只好出卖田地，因此就有兼并和剥削产生。政府原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租，但买田者要他二分之一的田租，其中三十分之一缴给政府，则田主不劳而获即可得三十分之十四（即十五分之七）的田租。 汉代的郎吏政府，智识分子获得政权，做到2000石俸的高官，用来买田地，敬宗恤族，建立了“家族社会主义”。凡同姓中有穷困的，均予以周济及教育之，因此此家族中就可不断有人进政府做官。此家族愈来愈富，这种新兴的士族阶级即称“门第”。 从上述自由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地主，不能称“封建”。门第成为有郡望的，大门第普遍存在于各乡村，即是新的门第社会，旧的贵族社会亦有大贵族在农村。 提拔人材可有下列多种方法：一是教育，二是服务，三是选举，四是考试，五是任用，六是升黜。中国当时只有一间太学，起初只有数十人，后来东汉时有3万人了，进太学读书已是一件麻烦事。读完书出来要经过地方政府选举，但因为门第间互有关系，因此政权便永远操在几个大门第的手中。这便进一步助长门第，因此门第常可获得进学及被选做官的优先权，而没有平流竞进的形势。唐代一确定科举制度，可以自由考试，门第就垮台了。 四、唐宋明之考试制度 按照中国历史来说，应该是从封建社会经郎吏社会、门第社会再进而到科举社会。科举制度历经唐、宋、元、明、清数代，参加科举考试即可进入仕途，亦即可参加政治。 考试是自由报名，公开竞选（商人除外）。唐代的考试如考一首诗，但出的题目很偏僻，要读书多，由考试的成绩即可察出该考生之志趣、聪明与见识如何。 唐代有位青年叫王播，因家穷而住身寺中，逢寺院打钟便知是吃饭时间到了，便去吃饭。后来和尚为避免王播去吃，便改变了打钟方法，不让他去吃，王播作了一首《饭后钟》的诗讥笑之。后来王播中了进士，做了宰相，该寺僧便把王诗用丝绢罩住，加以保护。此即所谓十年寒窗，一举成名。 宋代范仲淹幼时家亦穷困，父早亡，母改嫁，后父姓朱，他进入寺院求学，“断齑划粥”。后来苦学成名，做了副宰相，恢复范姓，有二子，同穿一长袍在寺中读书，后来亦做大官。后仲淹首创建立“义庄”，凡本族穷人子弟均可得到供养。直至民国初年，到处仍有义庄，称为“范朱遗风”。 到了清代，设立各级考试制度，有县试、府试、省试和殿试。可以说，中国的社会有变动而无阶级，亦无大贫大富，此为其优点，但亦有其科举社会之缺点。 唐代之科举制度分“明经”与“进士”两种，“明经”是考经学，“进士”是考文学（即诗赋）。应考者要三代身家清白，做生意的并不包括在内。考试及格叫“进士及第”，考试由礼部主持办理（礼部即如今日之教育部）。进士及第后尚须由吏部（即今之内政部）再复考一次，要考试公文，并兼考其健康与品貌等。宋代则仅考“进士”一科。 明代以后有县考、府考，因参加考试者太多了。县试通过者叫“秀才”，省考考取者叫“举人”，然后再由各省推举若干人，有特定的限额，乃是看各省的文化程度高低、赋税摊派多寡来决定名额多少。中了进士的要在中央再读三年书，殿试的首三名，首名为状元，次名探花，三名榜眼，当然成为翰林，最差的进士则可做知县。考中进士的可上进士题名碑，此碑放置在北京国子监。当时邻邦中的安南、朝鲜等国最为佩服中国，常仿效中国文化，如安南也有国子监，也有进士题名碑。 中央设有翰林院，其中有编修、检讨等职位。考中进士的入馆三年，由翰林教导之，三年散馆后再考，考试成绩好的可进翰林院做翰林。各省的主考官是由中央的翰林院派翰林去监考的，有进场、朱卷、誊卷等名堂。翰林是清望之官，薪俸并不多。翰林做过几次主考官后，就可做侍郎（相当于今日的部里次长）、巡抚等官。 [book_title]第十二章 宋代兴起之新制度 一、宋代之书院制 唐代是社会转型期，宋代则是定型了。在此科举社会中，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有了贵贱之分，经济上也有了贫富之分，所以仍有不平等的现象。宋代农村经济是分散的、不集中的，因为此时的社会比较上是平等的。 此时期有数种特别制度，首先是书院制，如广州有最著名的广雅书院。我国古代平民无法受教育，到了汉代，在中央设立太学，在地方上设立郡学、县学，当时尚有开门授徒。 汉代之太学，武帝初设时只有50人，到了东汉已达到3万人。东汉时山东有位大师郑玄到处去留学，后来去陕西从马融学，郑玄替马融解答算数问题后就一直担任此工作。郑玄回山东后，于是马融说：“吾道东矣！” 自郎吏社会进入门第社会以后，读书的人不必外出求学，而有世代相传的所谓“王氏青箱”，家庭有了家训，如南北朝时有《颜氏家训》，读了便可成政治家。穷苦人民则入寺院研读，故寺院的势力也甚大。 可以说当时人民的出路有两条：一是从贵族出身，然后在政治上做官；另一条是穷苦人家，则可以借寺院的环境苦读成材，可以考试，绩优者任官。 当时的教育可分四种：一是家庭教育，二是社会教育，三是国家教育，四是教会（宗教）教育。宋代以后有了社会教育，便是所谓“书院”制度。 书院制度自宋代开始，至元代大盛，且书院多于宋。元代每一县官上任，必先到书院听讲，山长可针对县官教训他，可见书院地位之高。清代书院山长的地位也很高，总督、巡抚到任必拜访山长。书院制一直推行到清末，直至被新学校代替为止。 书院之功用，首先，它是一藏书楼。 第二，书院相当于今日之学院，每隔相当时候做一次演讲。 第三，书院相当于今日之学校，如宋代胡安定曾去苏州、湖州两地讲学，书院下分数斋，相当于今日之院系。胡安定时之书院，下设“经义斋”，即今日之文学院，又设“治务斋”，即今之法学院。在斋之下又有分组，如有水利组、农业组等，当时之“经义斋”下设有国文组、历史组等。但一书院只设一正教授，相当于学校非授课而重研究。胡安定当时在该书院讲学，成绩很好，故宋太学亦依胡法分斋分组，太学主持并请胡去太学教书（按钱穆先生推尊胡安定为中国一千年来之大教育家）。当时程伊川（程颐）在太学为学生，只有18岁，他作的论文特佳，胡即选其为助教。书院设奖学金，至今仍有，每学期作论文佳者可得“膏火”，一月一题，谓“月课”，得奖一次即可付学费。 第四方面，书院又可用作纪念性质的祠堂。此种书院是壮年、老年均可进修的，不限年岁，无考试，无学分，有月课的奖励。 今日有钱人只知捐钱给教会，却不懂得办书院、办学院。 二、宋代之社会制度 宋代除了书院制度以外，还有新设的社会制度及“义田”制度。 唐代时我国仍有社，用以集会及娱乐。今日日本遍设神社，即模仿唐代之社。 汉代因丰收而米价平，而农民要吃亏，故政府设立“常平仓”。“常平仓”设立特别措施，米价平时高价收进，荒年时低价卖出，政府所赚虽少，而农民却可减少吃亏。但需由政府经营此事，事实上是并不正常。 到了宋代，范仲淹开始设立“积谷仓”，用以济贫，是为良好制度，此措施称为“义庄”，或称“义田”，俾便人民供给学费、婚丧等费用。此制有敬宗恤族之意，实非家族主义，实为社会主义。 三、宋代之遗产处理 按照西方人制度，如长者死亡，则由律师宣布其遗书。封建社会时期，如长者亡故，则由长子继承其遗产。 中国人处理长者之遗产，则由数子平均分配。故数代之后，财产越分越少，差不多等于没有，此为打破封建制度之方法。女儿则是出嫁时已分给她了，称为“私房”，连丈夫也不能动用分毫，除非妻子自愿。 由于国人太主张平等，产业由儿子平分（女儿已有嫁妆），同时做大官的也不能世袭，故最后均变成小户人家了。 四、宋代之保甲制度与乡约 “保甲”制度也是自宋代开始建立，此制是为治安而设。乡村中不必设巡警，乡夫可数十年不上衙门，有事由社会解决。遇有大问题时，可由团练处理，清代之曾国藩便因在乡间筹办团练而闻名于世。当时曾国藩以侍郎之身因亲丧而返籍守孝，遂筹办乡间之团练。 宋代尚有一种“乡约”，此制由陕西吕氏首先发起，名叫“吕氏乡约”。此约内订有各种约法，是有关整个地方的自治。 由于上述种种制约完善具备，因此有关文化、经济及治安诸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得到完满解决了。 [book_title]第十三章 元代统治状况 宋代之变是内部问题，到了元代却是外族入侵，便成外部之变了。 自中国历史言，五胡乱华至南北朝亦是外族入侵。但实际上，南北朝时是胡汉合作，才能统治北方，当时汉人是大门第，不合作无法统治，此时的汉族人士尚保留一半的根据地。 到了元朝，蒙古族才占领整个的大陆，还进一步征服欧亚两洲，包括印度和俄国，不过蒙古人仍以中国为主要地盘。俄国人最怕有外族人从乌拉尔山进攻他们，因为匈奴和蒙古人均从此攻入过俄国。 “二十四史”中有《南史》《北史》，《北史》中有多国系由外族统治。中国四民社会中的士，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当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即要把全国都变为牧场，但有一金国大臣建议抽租税，让人民仍可种田。但当时蒙古统治阶级的思想认为：（一）农民无用，应改为畜牧。（二）重视技工，凡工匠皆可免死，至于僧侣如佛教、道教人士则任由其生活。（三）废去士的阶级。 中国有士、农、工、商四民，且是以士为中心的社会。蒙古人进入中国，其贵族成为征服者，即是统治者。但蒙古人并不能统治中国，于是有官与吏之分。省主席为长官，以下各厅、处长为属吏，即书记、帮办之类。 中国到了宋代，取消了义务兵，变为职业的雇佣兵，此即募兵制度，因此由四民而变成五民社会。 蒙古人命色目人帮他们收赋税，并放贷款收利息。色目人非中国人，亦非蒙古人，多数从新疆来，为回教民族。 元代宗教有喇嘛教、佛教及中国本土之道教。五民中，汉人只能做农、工、商，至于兵与士则不能由汉人担任，另外的职业有医生及天文、数学、水利、工程等各方面的技术人员。西方人统治殖民地则是以军人为主，贵族随来，另带医生、律师、牧师，天下之人民则为农、工、商，要纳税。中国是政教配合，西洋则是政教分开。 元代尚有书画、雕刻、音乐、戏剧等多项艺术。蒙古人统治中国时，中国智识分子对自然科学与民间艺术之进步贡献很大。 东西交通为中国地理之特色。中国的大河流自黄河以下，平行的有济水、淮河及长江，其间有一条自南向北的运河，自长江经淮河，再而向北临近济水而到达洛阳，已近黄河了。黄河下游常变更河道，所经之处便有大水灾。今日之黄河已永远自济水入海，百年来已未再发生大灾害。 元朝追随辽、金两朝建都北京，至明太祖则建都南京。孙中山先生灭清后，亦主张建都南京，成为光荣恢复的首都。北京却是历代异族（辽、金、元、清）统治之都城。 [book_title]第十四章 明代经济情况 一、明代南北经济情况之转变 中国在中唐以前，经济是北方重于南方，此时的漕运是自黄河下游至上游（陕西），即自东往西。后来南方开发了，自长江流域分成江北、江南。长江之北为淮水与汉水流域，因此淮水、汉水流域可说是中国之江北。当时的长江与淮水（淮水亦可称淮河）之间有两条运河，一是自南到北（即扬州到汴州）的运河，一是自东到西，就是黄河附近的自汴州到洛阳的运河。 中唐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经安史之乱后，北方有军阀藩镇割据，藩镇养军而不纳税给中央政府，因此中央之财政惟有依靠南方。 自五代之乱后，北方经长时期大变乱，又有黄河溃决。如果没有黄河，即无秦汉隋唐，但唐后，黄河却成为中国之害了。溃决之原因乃由于双方作战时互相掘河，使河床垫高了，河水就往四面乱窜。自五代至宋，黄河常有溃决。故黄河在五代之乱、宋辽之争下，溃决造成不利，黄河每次溃决，泥土垫满土地，因而破坏农村。 金朝统治北方后，北方经济进一步衰落。总之，经过五代之乱、宋辽之争及金人统治后，北方经济更堕落了。 当五代紊乱时，南方十国则生活安定。如四川的前、后蜀以及福建之闽地，均是安定的社会。特别是南唐、吴、越，是南北朝时南方首次开发后的安定，南方的第二次繁荣便是在五代十国时。 金人统治北方时，南宋建都杭州，南方有更大的人力物力，当时的文化、经济都向上发展，已开始发达了。 元代自成吉思汗到元世祖，由于战争造成破坏，因此北方是历经五代、辽、金及元之破坏，经济及一切已乏善可陈。但南方则屡受保全，并大加发展，南北双方情况于是大不同矣。 当时从北方逃来南方的是讲客语者（此指第二批来南方者），首次自北方来的，即是今日之讲粤语者，故粤语实为秦、宋之古语。 以上是明代南北经济情况之转变。 二、宋元明时黄河与运河情况 辽、金、元各朝均建都北京（战国时之燕亦建都于此），原因是从北方到南方较近便，至明代亦建都于此。 此时因北方经济受到破坏，须靠漕运由南方供给。此条运河与上述运河之路径不同，是由山东到北京，历元、明、清三代。长城是为了国防，运河则是为经济，其水利工程极为伟大。 当时开了一条与黄河并行的汴水，黄河水多时可通水至汴，使黄河免于溃决。此汴水为战国时韩国人所建。 我人讲越南、日本、韩国时，必会讲到中国，正如讲欧洲时必会讲到希腊、罗马一样。但几千里的大运河，自扬州至北京，其问题是：（一）无水源，但却是一条大河。（二）此条大河中间经过江苏北部淮安之清江埔，正所谓“南船北马”。江南之太湖流域比海低，运河的水形则是中间高而两边低，即成弧形。水源大部分是靠山东泉水，有条济水自黄河穿过来，其中著名者为趵突泉，大明湖便是由泉水造成，相隔数十里之泉水均是相通的。泉水在北部（即清江埔之北）汇成运河水源，清江埔南靠淮水，黄河溃决时便流入淮水中。 [book_title]第十五章 宋元明三代之民间手工业 一、唐代以来的丝绢纺织业 人生最重要者为食与衣。关于穿衣，古时即有蚕桑，便牵涉到丝织品。古代的蚕桑事业首先发展于北方，而非如今日之在南方之太湖流域等地。 中国之丝在汉代已自地中海传到罗马，成为世界商品。中国有织官，即国营的织造工场，当时山东仍有汉时所设之织官，即有三个国立的织造工场。 唐代时机织业已与农业脱离而分立了，此工作有了商业意义，可见经济已进步了。自晚唐到五代，有一批人专门成了织户，已与农业的耕户分开了。例如欧阳修有《送祝熙载之东阳主簿》诗云：“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袁甫《蒙斋集》中有其做徽州知县时所作《奏便民五事状》云：“自来揽户之弊，其授于税户也，则昆其价，其贯诸机户也，则损其值。”从上文可看出当时之情形。 南宋陆游（放翁）《老学庵笔记》（“老学”者，老而犹学也）中云：“靖康初，京师（即汴京开封）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毬、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此文说明了北宋末年织帛业之盛，说明此时期生活之奢侈，织物已变成商品，并非男耕女织之时期了。 唐代时之租税有租（田租）、庸（力役）、调（指土产，普通是指绢，且绢在当时可作货币代替品）。宋时租税与唐代相似，一面有田租，一面要纳丝织品。唐自实行两税制后，不必纳绢，可以用钱交纳。于是农民须先卖绢，再得钱，而卖出时价低，要买时则价高，于是有陆贽作文指出有此弊端。 唐代是门第社会，大家庭中养有各种工人，不必向外买。宋代则成了小家庭，故机户分立成为工商业者了。 我们中国今日吃亏的是织布业之衰落，完全要靠外国，此乃造成中国贫穷之原因。今天的社会变了样，女人整日打麻将，因无工可作。这是不得已，与道德教育问题无关。 二、元明时期的棉织业 中国古代有丝、麻而无棉。棉在古代叫“吉贝”，《尚书》中已可见“吉贝”二字，但直到元代、明代才有棉织业。 由于气候的关系，我国北方不适宜种棉。有小说说，中国要到松江黄婆时才开始有棉织业，依照一般情形，长江流域才有棉织业。 清褚华撰《艺海珠尘》中《木棉谱》一书记载，上海有贩棉花之户。明末褚氏之六世祖能经商，当时山西、陕西人所穿布衣均是来沪买，银货两交，于是一家人成了大富。到了清代，别人也懂了，山西人来沪不必向住家去买，他可直接向商店去买，故沪人只需旅馆商就够了。于是有人自己集资购备织物，直上山西等地去卖，谓之“水客”。当时有闽、粤人来沪，携了糖来，卖了糖而买花衣（即原料），回家乡后自己纺织。当时上海有船数千，可见当时的上海已是大商埠。 有了纺织，便有染布业，称为染工业。中国要到宋代，织、染才成为二大手工业。 三、宋明的陶瓷业 当时欧洲人要买中国的瓷器，花了很多钱。自唐至清，瓷器仍可代表中国的艺术，中国的英文“China”便是从瓷器而来。 瓷器始自唐代，至于成为大手工业则要到宋代。宋代有所谓“五大名窑”，即哥、官、汝、均、定五窑。其中哥窑在越（浙江），官窑在汴州，汝窑在河南汝州，均窑在河南禹州，定窑在河北定县。五大名窑只有一个在江南，其余均在北方。自唐代起，哥窑最为出名，因为浙江出产青瓷。浙江哥窑所出青瓷名叫“千峰翠色”，极为名贵。五代时的柴窑（在北方）相传在柴世宗时亦做出青瓷，叫做“雨过天青”，此色泽亦极名贵。 宋后则瓷器大盛，俗语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滋润，细媚，有纽纹。”凡切合上述标准之瓷器，可称为极精品。后来在瓷器上可画花了，堪称工艺美术。 日本人曾研究宋代瓷业，对瓷业发源做了小考证，计有26处。计为河北二，山西一，河南六，山东一，陕西一，共11处；安徽三，浙江七，江西三，闽二，共15处，合共26处。 由上述可见瓷业到宋代已甚发达了。但五座名窑中有四座在北方，即陶瓷业自宋代开始已在南方发展了，但产精品的则多数仍在北方。 陶瓷业到了明代，可查考者已有40多处，较宋代尤多矣。但到了明代，最大的瓷器工场却集中在一处，即为江西景德镇。 《江西通志》云：“景德一镇，僻处浮梁邑境，周袤十余里，山环水绕，中央一洲。缘瓷产其地，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靡不借瓷资生。”又云“一器之成，经八十人手”，可见造瓷业分工之精细，甚至当地所产之区，分成数区，各称某某户，分别担任不同工作，可称为美艺工业。 18世纪时，我国大批艺术品如丝、陶瓷等运去欧法等国。现在关于陶瓷之书，中国竟无，却要到日本才有，因此西洋要向日本学习。 谈到中国瓷业，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艺术的。中国人的日用商品含有极高的文化在内，因中国是文化极高之国家。 四、唐宋的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是宋代第三种盛行的工业，对全世界有极大影响。古代的文字要用手抄，首先发明印刷术的是我国，要早于西方两个世纪，这是纯粹的文化事业。有人说，自隋代起已有印刷术，到五代盛行了。 五代的冯道开始印“九经”，但可能最初是印佛像，后来印刷民间一般要用的日历，可见科学的发明是随着需要而来。 唐以前的中国是门第社会，学术文化在大门第手中，他们可以抄书在绢上，所以用一卷、二卷来称呼，用象牙插挂之，但并非一般人有能力所能办到。可以说印刷术始于唐，盛于五代，精于宋代，大致上可如此说。 宋庆历年间，布衣毕昇发明活字版。古人凿字于石，可用帚拓出来，即成黑底白字。此法在东汉时已有，国立太学即将“五经”刻于石上，以便抄本作校对。东汉石经至今日尚有部分保留的，但当时尚无阳面的印书法，因当时社会不到需要期，故未有发明。 西方人主张多产、速成，便于发财，但中国的工业已进步到审美的阶段了，并不主张多产，而是主张要精美且可久存，不计成本，不求收获。 活字是一个个的木刻字，开始时毕昇的活字是用泥土做的，后来改为铅制，再后来改为木刻的活字版，后来又有铜版的。 我国印刷术的发明，对人类文明是一种极大的贡献，且所印的书亦变成名贵的艺术品了。如宋版书，今日已极为稀有，其字体、墨色和纸质均极为讲究，每一页均成为名贵之艺术，今日已成无价之宝矣！ 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书铺便产生了。北宋欧阳修有一篇《论雕印文字札子》，其中讨论到有关印刷的问题，文中说，希望朝廷禁止随便翻印他人的书。当时有《宋文》二十卷，首卷之文是富弼的《让官表》和《澶渊之盟》，欧阳主张禁止民间随意印刷，即这些文章牵涉到国体，应该禁止。由欧阳此文，可见当时之文章已很发达了，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商业家已在印书业十分盛行了。 南宋朱夫子（朱熹）《按唐仲友第三状》（此即朱子弹劾他的状，朱、唐均为文人）中说：“仲友到任，归本家书坊、货坊第一集版，印卖将漫，又刊一番。”由此可见当时的人已以刻书为商业了。 岳飞之孙岳珂《愧郯录》中说：“自国家取士场屋，世以决科之学为先,故凡编类条目，撮载纲要之书，稍可以便检阅者，今充栋汗牛矣！建阳书肆，方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以冀速售。”由此可见当时人已有赶速售卖的商业头脑了。 五、唐宋的造纸业 东汉蔡伦造纸，但据历史记载，西汉时已有纸了，只是由于这时尚无印刷术，故用纸较少。我们今日却向外国人买纸，实在可怜。 纸的功用之大，于文化之功莫大焉！ 如唐杜佑《通典》中谈到，各地方供应中央以土产，即所谓“土贡”，当时卖纸之地方只有两处，即婺州与衢州是也。 《宋史·地理志》中谈到贡纸的有八处，即淮南路的真州，江南路的池州、徽州，两浙之临安、温州、衢州与婺州，及成都路的成都。 两浙多产纸，因该地区多产竹故也。 六、宋代的钞票发行 宋代开始正式用钞票。 唐代是用“便换”，又叫“飞钱”，即银行之汇兑。此即写一“凭票付款若干”之纸，持此纸便可通行于其他地方。 宋代叫“交子”，“交”者，易也，亦有称“交钞”的。此时已有用雕版大量印行的，可见此亦已在商业上使用了。 钞票亦为我国人所发明。 七、元明时期的匠人 蒙古人入华后到处杀人，惟匠人不杀，由于需百工百匠。金朝皇帝说，蒙古人难以对付，因蒙人有马，有匠人。 元代设立官匠户，是世袭的、官营的，并由政府管制其婚配，另有一种则称“畸零”。匠人的来源是俘虏及括取。 至元二十一年，阿鲁忽奴言“曩于江南民户中拨匠户三十万”①，可见当时工业之盛及元人对匠人之关注。 明代将户分为三等，见傅维鳞《明书》。书中说明，人民可分为军户、民户和匠户，又对医户很重视。照明代的规定，匠籍之户口册另立，工匠不准参加考试。 宋代尚有伟大的建筑业，其中造园林、堆石，极为伟大，此已属于美术史或文化史了。至于此一时期的造船与航海事业则更为像样了。 ① 《元史·世祖纪十》。 [book_title]第十六章 宋后之市场形式 春秋时一国即一城，城市中必有一市区，中国城市往往是政治兼商业中心。古代的城市，“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①。凡市，必有一特定之场所，也必有一特定的时间。 所谓“市肆”，“肆”者，陈列之义也。当时之市场到了特定的时间必清场，有的定数天一聚，或逢单双日一聚。如北京之天桥市场，代表古代形式，有聚有散。城市中之住宅区叫“坊”，买物区叫“市”，古代之市、坊分区而不混杂，一直到唐代。《洛阳伽蓝记》一书中，有一市场建筑图。又有唐《长安巷坊志》一书，对于街坊详细情形有描写。 唐代以前是特定市区，宋代有城外之住宅区，叫“厢”，其中有驻军叫“厢军”。唐代以后有“草市”，不在城市中，而在非城区。因为城市之间每每相隔数十里，故设草市。 宋时辽京为燕京，宋为汴京（开封），此时汴京之形态与宋以前不同。当时有一本《东京梦华录》，书内有很多经济资料，内容与今日之《香港导游录》相似，说明当时汴京之社会情况已与唐代不同。当时已有行卖小贩，街上到处都有商店、酒楼、旅馆与戏场，此时的市已无时间限制，可日夜不断经商，店铺也成为不移动的了。南宋京都迁移至临安（杭州），有一部书叫《梦粱录》，亦为笔记，从中可以知道京都之情形。此时北京之书铺尚有古代市场之风。 除了市之外，尚有所谓“行”，行业古称三百六十行，或一百二十行。古代的“行”在市区，一条街往往只卖一种货，如菜行或酒行等。宋以后之市场不分了，故在市中亦不再分行了。“行”者，唐代以前即表示各市区之列肆，为市区中依类分聚之列肆，市区由各种“行”所构成。到宋代以后，市与坊不分了，仍是同业相聚。“行”仍是有，而变成市了，但并非古代之市，不过是散布在各区域，而非只有特定一范围为市区了。 我国有行业组织，即行会（公会）。西方中古时期除了有地主、教会和贵族之外，尚另有自由城市，因城市非贵族地主所能管到，因此也有行业组织。西方所有的公司组织，乃是为了商业有保障。西方既有自由城市及行会组织，但与中国的行会组织不同，因中国城市是不自由的，是由政府统治的，但政府亦赞成有行业组织。例如《续通考》载明世宗嘉靖二年所定的市场法中说：“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准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②又曰：“诸物行人评估物价，或贵或贱，令价不平者，计所增减之价论罪。买卖诸物，两不和同，而把持行市，专取其利，及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为奸诈者杖。”③此处说明商人不能把持行市，贩鬻之徒与牙行亦不能串通为奸，否则当处罚也。 ① 《易经·系辞下》。 ② 《续文献通考》卷二十五。 ③ 同上。 [book_title]第十七章 从井田制到唐代赋税制 现在尚没有学者能撰写成一本好的《中国社会史》或《中国经济史》，但有关上述两书之材料则极多，而且也易于找寻，且由政治制度可反映出经济、社会诸方面的问题。 中国对社会经济问题向来重视“均”，故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平均地权”为中国历史上之传统历史与政策，其反面则为兼并，此为传统历史所反对。对于商业资本，中国则主张“节制资本”。故孙中山先生不仅为革命家，且为政治家，其所提出之两点，是同时配合世界新潮流与中国旧传统的。 井田制为我国封建社会之制度，为后人所永远歌颂，因其制度乃是平均地权，亦等于西方今日之歌颂希腊。封建制度破坏后，接着“耕者有其田”，但是授田政策，土地权在政府，政府要收回。而等到田地可自由买卖时，就变成兼并了。 到秦汉时代，田地可自由买卖，汉时租税只收十五分之一之半，租税虽轻，但农民却得不到政府的实惠，而兼并者却得了便宜。因农民向地主缴租要缴百分之五十，即二分之一。后来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政策，即对人民拥有田地定出了最高限额。此后陆续有人提出各种不同的土地政策。到王莽时提出“王田”制，即主张土地收归国有，由政府重新分配土地。可是全国人民反对，因此王莽失败了。 三国时天下大乱，全国皆兵。此时已无种田人，土地全为国有，又可推行土地政策。晋代并无好制度，但有“占田”制度，即“限民名田”，规定每户人民可占多少田地，即是限止拥田过额。到北魏有均田制，等于古代井田制，至唐代则为租庸调制。 我国大多数时期均主张平均地权，少数时期如汉代只注意商业赋税，而并不注意土地问题。而唐代却不注意商业，只重视收税。但唐制比汉制为佳，因为下属人民不会太穷。汉代时政府不许人民太富，太穷的则不管；唐代时则不许人民太穷，但可以太富。 唐德宗时，杨炎为相，定出“两税制”。其制度之重要处是，不管赋税制度，而专讲土地政策。因租庸调制虽是赋税制度，但实以土地政策为背景，两者是相混的。租庸调制的手续十分麻烦，有簿册，人死要收回田地，要调查、登记户口，太为麻烦。如户口册一乱，此制度便不能推行，故必须改革。中国是有户口册最为完备者，但调查困难，故仍易于作弊也。实施两税制度，则问田不问人，一千年来推行此政策至今。 古代井田制度是小国寡民，所以易于实施。由于财政制度的牵涉，故土地制度不能彻底推行，而忽略了经济政策，此为中国历史上之中心政策。 政府要轻徭薄赋，故行政开支要尽量节约减省。政府有一缺点，即不愿人民多出钱，故政府行政经费要减轻，那就使行政手续尽量简化，因而很多理想的方法只得放弃。两税制度之优点，首先是手续简化，不再收租庸调，只需要单收田租。租额是杨炎所订定，即先确定每一年政府费用标准之数额，此后即照此数征收。 唐以前之政府希望社会平均，无大穷大富，政府亦希望租税全国平等。但两税制度施行后，其弊端在于租税永远照原来所定，故田租增或减均是相同，遂造成田地租额之不平等。全世界各国均有赋税与徭役，但中国自唐以后则免去徭役矣！ 唐代之租庸调制，赋税有关土地，徭役有关人身，贡纳有关家庭。而两税制是一种单一税制，因手续太简，后来仍有徭役。宋代王安石有免役法，到明代整顿其赋税与徭役之法，但失败原因仍为手续太繁。故理想之政策必须简单而不马虎，最好是实行民主及地方分权。 关于国家对国民之赋税，《墨子》书上说：布帛之征是家的土贡，即所谓调；粟米之征是田的地租，即所谓租；力役之征是身的劳力，即所谓庸。即每一国民对政府应有负担，但国家给每一国民以田地，此即“为民制产”。中国是把土地、财政与赋税三者合而为一。 汉制之缺点是土地未有严格管制，魏晋时土地制度破坏了，晋时的赋税名叫“户调”。唐代租庸调制转变为两税制的原因是因为手续上的问题，中国土地多，户口调查、田地变卖等问题甚多，因此为了行政手续的简化，便得想出办法。 中国学者中有学问的，在古代很容易登上政治舞台，并推行其思想于政治上变成制度，因此可以写成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按钱穆先生早年时，大概一九三几年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曾撰成一册《中国政治制度史》稿本，到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后，本来欲将此稿交给研究所首届毕业生孙国栋校友整理成书出版，后因孙君行政事务过于忙碌，惜未成事）。但西洋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版，因彼等不理是否受官方重视故也。 中国有选贤与能，即今西方之选举。由于中国地大人众，故须以考试制度代替选举制度。 中国欲将两税制变成单一税制，但其势为不可能，其后须有改良也。 [book_title]第十八章 宋代之“飞洒”与明代之税制 一、宋之“飞洒”与明之黄册、鱼鳞册 明代之“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则是登记田亩的。 东汉时中国即有纸的发明，故魏晋南北朝时即有“黄籍”与“白籍”。今日在新疆沙漠中发现了竹片，即汉简也，此中亦有户口册子。 “黄册”（即黄籍）是将户口写入黄册中，每隔十年调查一次，一本送户部（即今日之内政部），三本存放在地方政府。明代之地方政府有三级，即布政使司（省）一级、府政府一级及县政府一级。 所谓“四柱”，是指：（一）旧管，（二）新收，（三）开除，（四）实在。黄册上记明人名、田亩数额及卖出田亩等，且买入田亩者亦有登记可查。这是一种制度，其实经济思想早已含在其中了，所以在户口册上要写明田数等，以达到“为民制产”和“限民名田”的目的，因此这制度可使人民对田地不至于兼并得太厉害。 户口规定110家叫一里，一里分十甲，十家叫一甲，十家中有一甲长，共11家。有甲长、里长，即管一甲、一里内之事务，使政府管理颇为便利，因此使财政清楚，不过后来也难免积久而生弊端矣！因其中有土豪，拥有庞大田地，常将其田写入别人户中，因此而造成不准确。 黄册到清代最后百年间便无形中消失了，鱼鳞册则直至清末仍然存在，因有图可查看，颇为便利也。 明代之鱼鳞册，以土田为主，亦称“鱼鳞图”，因画成像鱼鳞一般，故名。县有四境，乡以邱为单位，“邱”即丘也。田则注明官有（公田）与民有（私田），又有高田、低田、埂、瘠、山、荡（即湖）等皆注明之。又要注明业主（除官有者以外），如业主将田卖掉时，则要过户，须报告政府，要一年一注。在黄册中亦要说明，黄册是人户，具有流动性，鱼鳞册则是固定的。故当时人说“田母人子”，找到土地后，人就容易找了。这种表册的意义是：（一）政府可用以收租税；（二）可以抑止兼并，至少不使兼并过盛。 放弃两税制之原因是因为，中央政府规模越来越大，政权集中，使地方政府之权力越来越小。 宋代农村每地有一头脑（大门第），但宋后中国社会变成平等的了，无贵族与门第，由于农村分散了，故政府必须想出统一、便利的收租税的方法。但事久弊生，因此产生了“飞洒”。 “飞洒”是地主拥有极多之田，于是设法将田写在别人户名下，税则由他出，与官方或私人商量，因此统计不会准确了。但调查相当困难，手续十分麻烦，要用很多钱。故到了明代中叶以后，鱼鳞册的制度出了弊端，而要另外想办法了。 二、明代之一条鞭法 明代的“一条鞭法”就是租税、土田、徭役及人力诸项合而为一，为普通人民所须向政府贡纳者。 中国一向的政策为轻徭薄赋，两税制之后租庸调归为一，为单一税，均摊派在土地上了。唐有两税制，其后宋代有王安石的免役法，再之后是明代的一条鞭法。此种单一税法是免去徭役，直至清代仍是丁粮合一。即自唐代起，人身可不必向政府当差，这是一种好制度。当兵也不抽壮丁，而用募兵，这种制度是好的。 [book_title]第十九章 清代社会经济情况 一、清代之地丁合一税 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用黄册与鱼鳞册，以丁税计入粮中，即成为丁粮合一的单一税。 至于清代的地丁合一税，也是以丁税算入粮中，与明代的一条鞭法相同。清代的所谓“地丁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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