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白话文学史 [book_author]胡适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59195 [book_dec]通俗文学研究著作。胡适著。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出版，岳麓书社1986年重印。胡适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运动发起人之一，在倡导白话文与白话文学方面起过积极作用。20年代初期他在教育部举办的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开设了“国语文学史”课程，此书即为他讲课时编写的讲义经修改后的一部分，只见上册，讲到第十六章“元稹白居易”止。据胡适自述，此书虽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就是“中国文学史”，不过是把白话文学放到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而且是文学史上“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其次，他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他认为“白”的标准有三：1.说得出，听得懂;2.不加粉饰;3.明白晓畅。因此，《史记》《汉书》中许多作品，大部分乐府歌辞，汉译佛书，相当一部分唐人诗歌均被纳入本书范围。他还提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的观点、在《白话文学史》中多次给以论述。本书属于“五四”时代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资产阶级学者，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国白话文学进行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梳理，并为“白话文学”运动提供了历史的依据，是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之一。 [book_img]Z_12913.jpg [book_title]序言一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教育部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要我去讲国语文学史。我在八星期之内编了十五篇讲义，约有八万字，有石印的本字，其子目如下： 第一讲 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 第二讲 古文是何时死的 第三讲 第一期（一）汉朝的平民文学 第四讲 第一期（二）三国六朝 第五讲 第一期（三）唐上 第六讲 第一期（三）唐中 第七讲 第一期（三）唐下 第八讲 第一期（四）五代十国的词 第九讲 第一期（五）北宋（1）文与诗 第十讲 第一期（五）北宋（2）宋词 第十一讲 第一期的白话散文 第十二讲 总论第二期的白话文学 第十三讲 第二期上之一（1）南宋的诗 第十四讲 第二期上之一（2）南宋的词 第十五讲 第二期上之一（3）南宋的白话文 后来国语讲习所毕业了，我的讲义也就停止了。次年（一九二二）三月廿三日，我到天津南开学校去讲演，那晚上住在新旅社，我忽然想要修改我的《国语文学史》稿本。那晚上便把原来的讲义删去一部分，归并作三篇，总目如下： 第一讲 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 第二讲 唐代文学的白话化 第三讲 两宋的白话文学 我的日记上说： ……原书分两期的计画，至此一齐打破。原书分北宋归上期，南宋归下期，尤无理。禅宗白话文的发现，与宋《京本小说》的发现，是我这一次改革的大原因…… 但这个改革还不能使我满意。次日（三月廿四日）我在旅馆里又拟了一个大计画，定出《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如下： 一、引论 二、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 三、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是白话的吗 四、汉魏六朝的民间文学 （1）古文学的死期 （2）汉代的民间文学 （3）三国六朝的平民文学 五、唐代文学的白话化 （1）初唐到盛唐 （2）中唐的诗 （3）中唐的古文与白话散文 晚唐的诗与白话散文 （5）晚唐五代的词 六、两宋的白话文学 （1）宋初的文学略论 （2）北宋诗 （3）南宋的白话诗 北宋的白话词 （5）南宋的白话词 （6）白话语录 （7）白话小说 七、金、元的白话文学 （1）总论 （2）曲一 小令 （3）曲二 弦索套数 曲三 戏剧 （5）小说 八、明代的白话文学 （1）文学的复古 （2）白话小说的成人时期 九、清代的白话文学 （1）古文学的末路 （2）小说上 清室盛时 （3）小说下 清室末年 十、国语文学的运动 这个计画很可以代表我当时对于白话文学史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自然是加上汉以前的一段，从《国风》说起。 但这个修改计画后来竟没有工夫实行。不久我就办《努力》周报了；一年之后，我又病了。重作《国语文学史》的志愿遂一搁六七年，中间十二年（一九二二）暑假中我在南开大学讲过一次，有油印本，就是用三月中我的删改本，共分三篇，除去了原有的第一讲。同年十二月，教育部开第四届国语讲习所，我又讲一次，即用南开油印本作底子，另印一种油印本。这个本子就是后来北京翻印的《国语文学史》的底本。 我的朋友黎劭西先生在北京师范等处讲国语文学史时，曾把我的改订本增补一点，印作临时的讲义。我的学生在别处作教员的，也有翻印这部讲义作教本的。有许多朋友常常劝我把这部书编完付印，我也有这个志愿，但我始终不能腾出工夫来做这件事。 去年（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春间，我在外国，收到家信，说北京文化学社把我的《国语文学史》讲义排印出版了，有疑古玄同先生的题字，有黎劭西先生的长序。当时我很奇怪，便有信去问劭西。后来我回到上海，收着劭西的回信，始知文化学社是他的学生张陈卿、李时、张希贤等开办的。他们翻印此书不过是用作同学们的参考讲义，并且说明以一千部为限。他们既不是为牟利起见，我也不便责备他们。不过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实在叫我十分难为情。我为自赎这种罪过起见，遂决心修改这部书。 恰巧那时候我的一班朋友在上海创立新月书店。我虽然只有一百块钱的股本，却也不好意思不尽一点股东的义务。于是我答应他们把这部文学史修改出来，给他们出版。 这书的初稿作于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一年的一月。中间隔了六年，我多吃了几十斤盐，头发也多白了几十茎，见解也应该有点进境了。这六年之中，国内国外添了不少的文学史料。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经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许多篇可以供我们的采用了。我前年（一九二六）在巴黎、伦敦也收了一点俗文学的史料。这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的中国俗文学的史料。唐人小说《游仙窟》在日本流传甚久，向来不曾得中国学者的注意，近年如鲁迅先生，如英国的韦来（Waley）先生，都看重这部书。罗振玉先生在日本影印的《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宝贵的了。近年盐谷温博士在内阁文库及宫内省图书寮里发见了《全相平话》，吴昌龄的《西游记》，明人的小说多种，都给我们添了不少史料。此外的发见还不少，这也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国内学者的努力也有了很可宝贵的结果。《京本通俗小说》的出现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董康先生翻刻的杂剧与小说，不但给我们添了重要史料，还让我们知道这些书在当日的版本真相，元人曲子总集《太平乐府》与《阳春白雪》的流通也是近年的事。《白雪遗音》虽不知落在谁家，但郑振铎先生的《白雪遗音选》也够使我们高兴了。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近十年内，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收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这些歌谣的出现使我们知道真正平民文学是个什么样子。以上种种，都是近年国内新添的绝大一批极重要的材料。 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有了这些新史料作根据，我的文学史自然不能不澈底修改一遍了。新出的证据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及唐以后的文学变迁大势，并且逼我重新研究唐以前的文学逐渐演变的线索。六年前的许多假设，有些现在已得着新证据了，有些现在须大大地改动了。如六年前我说寒山的诗应该是晚唐的产品，但敦煌出现的新材料使我不得不怀疑了。怀疑便引我去寻新证据，寒山的时代竟因此得着重新考定了。又如我在《国语文学史》初稿里断定唐朝一代的诗史，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更早几百年！我在六年前不敢把寒山放在初唐，却不料隋唐之际已有了白话诗人王梵志了！我在六年前刚见着南宋的《京本通俗小说》，还很诧异，却不料唐朝已有不少的通俗小说了！六年前的自以为大胆惊人的假设，现在看来，竟是过于胆小，过于持重的见解了。 这么一来，我就索性把我的原稿全部推翻了。原稿十五讲之中，第一讲（本书的“引子”）是早已删去了的（故北京印本《国语文学史》无此一章），现在却完全恢复了；第二讲稍有删改，也保留了；第三讲与第四讲（北京印本的第二第三章）保存了一部分。此外便完全不留一字了。从汉初到白居易，在北京印本只有六十一页，不满二万五千字；在新改本里却占了近五百页，约二十一万字，增加至九倍之多。我本想把上卷写到唐末五代才结束的，现在已写了五百页，没有法子，只好把唐代一代分作两编，上编偏重韵文，下编从古文运动说起，侧重散文方面的演变。依这样的规模做下去，这部书大概有七十万字至一百万字。何时完功，谁也不敢预料。前两个月，我有信给疑古玄同先生，说了一句戏言道：“且把上卷结束付印，留待十年后再续下去。”“十年”是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旧例，却不料玄同先生来信提出“严重抗议”，他说的话我不好意思引在这里，但我可以附带声明一句：这部文学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内继续编成的。 现在要说明这部书的体例。 第一，这书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我在本书的引子里曾说： 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 我们现在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 但我不能不用那传统的死文学来做比较，故这部书时时讨论到古文学的历史，叫人知道某种白话文学产生时有什么传统的文学作背景。 第二，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这样宽大的范围之下，还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学了。 第三，我这部文学史里，每讨论一人或一派的文学，一定要举出这人或这派的作品作为例子。故这部书不但是文学史，还可算是一部中国文学名著选本。文学史的著作者决不可假定读者手头案上总堆着无数名家的专集或总集。这个毛病是很普遍的。西洋的文学史家也往往不肯多举例；单说某人的某一篇诗是如何如何；所以这种文学史上只看见许多人名，诗题，书名，正同旧式朝代史上堆着无数人名年号一样。这种抽象的文学史是没有趣味的，也没有多大实用的。 第四，我很抱歉，此书不曾从《三百篇》做起。这是因为我去年从外国回来，手头没有书籍，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但我希望将来能补作一篇古代文学史，即作为这书的“前编”。我的朋友陆侃如先生和冯沅君女士不久要出版一部《古代文学史》。他们的见地与工力都是很适宜于做这种工作的，我盼望他们的书能早日出来，好补我的书的缺陷。 此外，这部书里有许多见解是我个人的见地，虽然是辛苦得来的居多，却也难保没有错误。例如我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又如说建安文学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又如说故事诗起来的时代，又如说佛教文学发生影响之晚与“唱导”“梵呗”的方法的重要，又如说白话诗的四种来源，又如王梵志与寒山的考证，李、杜的优劣论，天宝大乱后的文学的特别色彩说，卢仝、张籍的特别注重……这些见解，我很盼望渎者特别注意，并且很诚恳地盼望他们批评指教。 在客中写二十万字的书，随写随付排印，那是很苦的事。往往一章书刚排好时，我又发见新证据，或新材料了。有些地方，我已在每章之后，加个后记，如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都有后记一节。有时候，发现太迟了，书已印好，只有在正误表里加上改正。如第十一章里，我曾说“后唐无保大年号，五代时也没有一个年号有十一年之长的；保大乃辽时年号，当宋宣和三年至六年”。当时我检查陈垣先生的《中西回史日历》，只见一个保大年号。后来我在庐山，偶然翻到《庐山志》里的彭滨《舍利塔记》，忽见有南唐保大的年号，便记下来；回上海后，我又检查别的书，始知南唐李氏果有保大年号。这一段只好列在正误表里，等到再版时再挖改了。 我开始改作此书时，北京的藏书都不曾搬来，全靠朋友借书给我参考。张菊生先生（元济）借书最多；他家中没有的，便往东方图书馆转借来给我用。这是我最感激的。余上沅先生，程万孚先生，还有新月书店的几位朋友，都帮我校对这部书，都是应该道谢的。疑古玄同先生给此书题字，我也要谢谢他。 一九二八，六，五。 [book_title]序言二 我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史呢？ 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国语文学若没有这一千几百年的历史，若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这几年来的运动决不会有那样的容易，决不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变成一种全国的运动，决不能在三五年内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响应与赞助。现在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历史的背景，以为文学的运动是这几年来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这是大错的。我们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做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我们要知道，这几百年来，中国社会里销行最广、势力最大的书籍，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程、朱语录，也不是韩、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远”的白话小说！这就是国语文学的历史的背景。这个背景早已造成了，《水浒》《红楼梦》……已经在社会上养成了白话文学的信用了，时机已成熟了，故国语文学的运动者能于短时期中坐收很大的功效。我们今日收的功效，其实大部分全靠那无数白话文人、白话诗人替我们种下了种子，造成了空气。我们现在研究这一二千年的白话文学史，正是要我们明白这个历史进化的趋势。我们懂得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参加的运动已经有了无数的前辈，无数的先锋了；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继续那无数开路先锋没有做完的事业，要替他们修残补阙，要替他们发挥光大。 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老实说罢，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前天有个学生来问我道：“西洋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总代表那一个时代的精神。何以我们中国的文学不能代表时代呢？何以姚鼐的文章和韩愈的文章没有什么时代的差别呢？”我回答道：“你自己错读了文学史，所以你觉得中国文学不代表时代了。其实你看的‘文学史’，只是‘古文传统史’。在那‘古文传统史’上，做文的只会模仿韩、柳、欧、苏，做诗的只会模仿李、杜、苏、黄：一代模仿一代，人人只想做‘肖子肖孙’，自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了。你要想寻那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千万不要去寻那‘肖子’的文学家，你应该去寻那‘不肖子’的文学！你要晓得，当吴汝纶、马其昶、林纾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时候，有个李伯元也正在做《官场现形记》，有个刘鹗也正在做《老残游记》，有个吴趼人也正在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你要寻清末的时代文学的代表，还是寻吴汝纶呢？还是寻吴趼人呢？你要晓得，当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韩愈、欧阳修的‘肖子’的时候，有个吴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个曹雪芹也正在做《红楼梦》。那个雍正、乾隆时代的代表文学。究竟是《望溪文集》与《惜抱轩文集》呢？还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呢？再回头一两百年，当明朝李梦阳、何景明极力模仿秦、汉，唐顺之、归有光极力恢复唐、宋的时候，《水浒传》也出来了，《金瓶梅》也出来了。你想，还是拿那假古董的古文来代表时代呢？还是拿《水浒传》与《金瓶梅》来代表时代呢？——这样倒数上去，明朝的传奇，元朝的杂剧与小曲，宋朝的词，都是如此。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我们现在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这一大串不肯替古人做“肖子”的文学家的文学，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古文传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我们讲的白话文学史乃是创造的文学史，乃是活文学的历史。因此，我说：国语文学的进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最重要的中心部分。换句话说，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 有人说：“照你那样说，白话文学既是历史进化的自然趋势，那么，白话文学迟早总会成立的——也可以说白话文学当《水浒》《红楼梦》风行的时候，早已成立了——又何必要我们来做同语文学的运动呢？何不听其自然呢？岂不更省事吗？” 这又错了。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难保不退化的。有时候，自然的演进到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个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进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以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为时间忽然缩短了，因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革命。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白话文学的历史也是如此。那自然演进的趋势是很明了的；有眼珠的都应该看得出。但是这一千多年以来，《元曲》出来了，又渐渐的退回去，变成贵族的崑曲；《水浒传》与《西游记》出来了，人们仍旧做他们的骈文古文；《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出来了，人们仍旧做他们的骈文古文；甚至于《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出来了，人们还仍旧做他们的骈文古文！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史，只有自然的演进，没有有意的革命；没有人明明白白的喊道：“你瞧！这是活文学，那是死文学；这是真文学，那是假文学！”因为没有这种有意的鼓吹。故有眼珠的和没眼珠的一样，都看不出那自然进化的方向。这几年来的“文学革命”，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新青年》的贡献只在他在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从前他们可以不睬《水浒传》，可以不睬《红楼梦》；现在他们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这一睬可不得了了。因为那一千多年的哑子，从此以后，便都大吹大擂的做有意的鼓吹了。因为是有意的人力促进，故白话文学的运动能在这十年之中收获一千多年收不到的成绩。假使十年前我们不加上这一鞭，迟早总有人出来加上这一鞭的；也许十年之后，也许五十年之后，这个革命总免不掉的。但是这十年或五十年的宝贵光阴岂不要白白的糟塌了吗？ 故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种下了近年文学革命的种子；近年的文学革金不过是给一段长历史作一个小结束：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永远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的创作的新路了。 [book_title]第一章 古文是何时死的 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战国时，各地方言很不统一。孟轲说：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书中又提及“南蛮 舌之人”，也是指楚人。 又《韩非子》“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可见当时的各地方言很不同。方言不同而当时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可见文字与语言已不能不分开了。 战国时文体与语体已分开，故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有“同文书”的必要。《史记》记始皇事屡提及“同书文字”（《琅琊石刻》），“同文书”（《李斯传》），“车同轨，书同文字”（《始皇本纪》）。后人往往以为秦同文书不过是字体上的改变。但我们看当时的时势，看李斯的政治思想，可以知道当日“书同文”必不止于字体上的改变，必是想用一种文字作为统一的文字；因为要做到这一步，故字体的变简也是一种必要。 《史记》描写人物时，往往保留一两句方言，例如汉高祖与陈涉的乡人所说。《史记》引用古文，也往往改作当时的文字。当时疆域日广，方言自然也更多。我们翻开扬雄的《方言》，便可想见当日方言的差异。例如《方言》的第三节云： 娥， ……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 ……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闻谓之锚，或谓之姣。赵魂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娃。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 “通语”二字屡见于《方言》全书中。通语即是当时比较最普通的话。最可注意的是第十二节： 敦，丰，厖， …… ……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厐，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 ……或曰 ……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 此可见一统之后，有许多方言上的怪僻之点渐渐被淘汰了，故曰“今或同”。但这种语言上的统一，究竟只限于一小部分，故扬雄当汉成帝时常常拿着一管笔、四尺布去寻“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访问他们各地的异语，做成十五卷《方言》。 当时的方言既如此不统一，“国语统一”自然是做不到的。故当时的政府只能用“文言”来做全国交通的媒介。汉武帝时，公孙弘做丞相，奏曰：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史记》《汉书·儒林传》参用）。 这可见当时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这可见古文在那个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因此，政府不得不想出一种政策，叫各郡县挑选可以造就的少年人，送到京师，读书一年，毕业之后，补“文学掌故”缺（也见《儒林传》）。又把这些“文学掌故”放到外任去做郡国的“卒史”与“属”。当时太学，武帝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加至百人，宣帝加至二百人，元帝加至千人，成帝加至三千人。凡能通一经的，都可免去徭役，又可做官。做官资格是“先用诵多者”。这样的提倡，自然把古文的智识传播到各地了。从此以后，政府都只消照样提倡，各地方的人若想做官，自然是不能不读古书，自然不能不做那“文章尔雅”的古文。 这个方法—后来时时加上修改，总名叫做科举—真是保存古文的绝妙方法。皇帝只消下一个命令，定一种科举的标准，四方的人自然会开学堂，自然会把子弟送去读古书，做科举的文章。政府可以不费一个钱的学校经费，就可以使全国少年人的心思精力都归到这一条路上去。汉武帝到现在，足足的二千年，古体文的势力也就保存了足足的二千年。元朝把科举停了近八十年，白话的文学就蓬蓬勃勃的兴起来了；科举回来了，古文的势力也回来了，直到现在，科举废了十几年了，国语文学的运动方才起来。科举若不废止，国语的运动决不能这样容易胜利。这是我从二千年的历史里得来的一个保存古文的秘诀。 科举的政策把古文保存了二千年。这固然是国语文学的大不幸。但我们平心而论，这件事也未尝没有绝大好处。中国的民族自从秦、汉以来，土地渐渐扩大，吸收了无数的民族。中国的文明在北方征服了匈奴，鲜卑，拓跋，羌人，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在南方征服了无数小民族，从江浙直到湖广，从湖广直到云贵。这个开化的事业，不但遍于中国本部，还推广到高丽，日本，安南等国。这个极伟大开化事业，足足费了两千年。在这两千年之中，中国民族拿来开化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国的古文明。而传播这个古文明的工具，在当日不能不靠古文。故我们可以说，古文不但作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自己子孙的工具，还做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无数亚洲民族的工具。 这件事业的伟大，在世界史上没有别的比例。只有希腊、罗马的古文化，靠着拉丁文做教育的工具，费了一千年的工夫，开化北欧的无数野蛮民族：只有这一件事可以说是有同等的伟大。这两件事——中国古文明开化亚东，与欧洲古文明开化欧洲——是世界史上两件无比的大事。但是有一个大不同之点。欧洲各民族从中古时代爬出来的时候，虽然还用拉丁文做公用的文字，但是不久意大利就有国语的文学了，不久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也有国语的文学了，不久北欧、东欧各国也都有国语的文学了。拉丁文从此“作古”了。何以中国古文的势力能支持二千年之久？何以中国的国语文学到今日方才成为有意的运动呢？ 我想，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欧洲各种新民族从那开化时代爬出来的时候，那神圣罗马帝国早已支不住了，早已无有能力统一全欧了，故欧洲分为许多独立小国，故各国的国语文学能自由发展。但中国自从汉以后，分裂的时候很短，统一的时间极长，故没有一种方言能有采用作国语的机会。第二，欧洲人不曾发明科举的政策。况且没有统一的帝国，统一的科举政策也不能实行。拉丁文没有科举的维持，故死的早。中国的古文有科举的维持，故能保存二千年的权威。 中国自元朝统一南北之后，六百多年，不再分裂；况且科举的制度自明太祖以来，五百多年，不曾停止。在这个绝对的权威之下，应该不会有国语文学发生了。做白话文学的人，不但不能拿白话文来应考求功名，有时还不敢叫人知道他曾做过白话的作品。故《水浒》《金瓶梅》等书的作者至今无人知道。白话文学既不能求实利，又不能得虚名，而那无数的白话文学作家只因为实在忍不住那文学的冲动，只因为实在瞧不起那不中用的古文，宁可牺牲功名富贵，宁可牺牲一时的荣誉，勤勤恳恳的替中国创作了许多的国语文学作品。政府的权力，科第的引诱，文人的毁誉，都压不住这一点国语文学的冲动。这不是国语文学史上最纯洁、最光荣的一段历史吗？ 还有一层，中国的统一帝国与科举制度维持了二千年的古文势力，使国语的文学迟至今日方能正式成立，这件事于国语本身的进化也有一种间接的好影响。因为国语经过二千年的自由进化，不曾受文人学者的干涉，不曾受太早熟的写定与规定，故国语的文法越变越简易，越变越方便，就成了一种全世界最简易最有理的文法（参看《胡适文存》卷三，《国语文法概论》）。古人说，“大器晚成”，我不能不拿这四个字来恭贺我们的国语了！ [book_title]第二章 白话文学的背景 因为公孙弘的一篇奏章（引见上章）证明了古文在汉武帝时已死了，所以我们记载白话文学的历史也就可以从这个时代讲起。其实古代的文学如《诗经》里的许多民歌也都是当时的白话文学。不过《诗经》到了汉朝已成了古文学了，故我们只好把他撇开。俗语说的好：“一部廿四史，从何处说起！”我们不能不有一个起点，而汉朝恰当古文学的死耗初次发觉的时期，恰好做我们的起点。 汉高祖本是一个无赖子弟，乘着乱世的机会，建立帝国，做了皇帝。他的亲戚子弟，故人功臣，都是从民间来的。开国功臣之中，除了张良等极少数旧家子弟之外，有的是屠狗的，有的是衙门里当差的，有的是在人胯下爬过来的。这个朝廷是一群无赖的朝廷，刘邦便是无赖的头儿，《史记》说： 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 这里活画出一副无赖相。《史记》又说，天下平定之后，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这又是一群无赖的写生。 在这一个朝廷之下，民间文学应该可以发达。高祖十二年（西历前一九五），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儿皆和习之。上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高祖本纪》） 这虽是皇帝做下的歌，却是道地的平民文学。 后来高祖的妻妾吃醋，吕后把戚姬囚在永巷里，剪去她的头发，穿着赭衣，做舂米的苦工。戚姬想念她的儿子赵王如意，一面舂，一面唱歌道： 子为王，母为虏。 终日舂薄暮。 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 当谁使告汝！（《汉书》卷九十七上） 这也是当日的白话文学。 后来吕后擅权，诸吕用事，朱虚侯、刘章替他们刘家抱不平。有一天，他伺候吕后饮宴，太后派他监酒；酒酣之后，他起来歌舞。唱一只《耕田歌》： 深耕，穊种， 立苗欲疏。 非其种者， 锄而去之。 这也是一首白话的无韵诗。 这些例子都可以表示当时应该有白话文学的产生。但当时白话文学有两种阻力：一是帝国初统一，方言太多，故政府不能不提倡古文作为教育的工具，作为官书的语言。一是一班文人因白话没有标准，不能不模仿古文辞；故当时文人的诗赋都是模仿古文学的。风气既成，一时不容易改革。到了武帝的时候，许多文学的清客，或在朝廷，或在诸王封邑，大家竞争作仿古的辞赋，古文学更时髦了。后来王莽的时代，处处托古改制，所以事事更要模仿古人，诏书法令与辞赋诗歌便都成了假占董，但求像《尚书》《周颂》，而不问人能懂不能懂了。 我们且引一两首汉朝的《郊祀歌》，使读者知道当时那些仿古的庙堂文学是个什么样子： 后皇嘉坛，立玄黄服。物发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缎狄合处。经营万亿，咸遂厥宇。（汉《郊祀歌》） 天地并况，惟予有慕。爰熙紫坛，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缊豫为纷。黼绣周张，承神至尊。（同上） 但庙堂的文学终压不住田野的文学；贵族的文学终打不死平民的文学。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曾说过当日的民间文学的环境：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捬缶而呼乌乌。 其歌曰：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 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邛，顿足起舞…… 这里面写的环境，是和那庙堂文学不相宜的。这种环境里产生的文学自然是民间的白话文学。那无数的小百姓的喜怒悲欢，决不是那《子虚》《上林》的文体达得出的。他们到了“酒后耳热，仰天叩缶，拂衣而喜，顿足起舞”的时候，自然会有白话文学出来。还有痴男怨女的欢肠热泪，征夫弃妇的生离死别，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都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爷娘。庙堂的文学可以取功名富贵，但达不出小百姓的悲欢哀怨：不但不能引出小百姓的一滴眼泪，竟不能引起普通人的开口一笑。因此，庙堂的文学尽管时髦，尽管胜利，终究没有“生气”，终究没有“人的意味”。二千年的文学史上，所以能有一点生气，所以能有一点人味，全靠有那无数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里打一点底子。 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向来的文学史只认得那前一条路，不承认那后一条路。我们现在讲的是活文学史，是白话文学史，正是那后一条路。 [book_title]第三章 汉朝的民歌 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 《国风》来自民间，《楚辞》里的《九歌》来自民间。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也来自民间。以后的词是起于歌妓舞女的，元曲也是起于歌妓舞女的。弹词起于街上的唱鼓词的，小说起于街上说书讲史的人。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哪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 汉朝的文人正在仿古做辞赋的时候，四方的平民很不管那些皇帝的清客们做的什么假古董，他们只要唱他们自己懂得的歌曲。例如汉文帝待他的小兄弟淮南王长太忍了一点，民间就造出一只歌道： 一尺布，尚可缝。 一斗米，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 又如武帝时，卫子夫做了皇后，她的兄弟卫青的威权可以压倒一国，民间也造作歌谣道： 生男无喜， 生女无怒， 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这种民歌便是文学的渊泉。武帝时有个歌舞的子弟李延年得宠于武帝，有一天，他在皇帝面前起舞，唱了这一只很美的歌：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 李延年兄妹都是歌舞伎的一流（《汉书》卷九十三云，李延年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他们的歌曲正是民间的文学。 汉代民间的歌曲很有许多被保存的。故《晋书·乐志》说： 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 今举《江南可采莲》为例：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 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 鱼戏莲叶北。 这种民歌只取音节和美好听，不必有什么深远的意义。这首采莲歌，很像《周南》里的《芣苢》，正是这一类的民歌。 有一些古歌辞是有很可动人的内容的。例如《战城南》一篇：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这种反抗战争的抗议，是很有价值的民歌。同样的还有《十五从军征》一篇：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接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汉代的平民文学之中，艳歌也不少。例如《有所思》一篇：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犬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妃呼豨大概是有音无义的感叹词），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又如《艳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荡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夫婿（主人是女主人；夫婿是她的丈夫）从门来，斜柯西北眄（丁福保说：“斜柯”是古语，当为欹侧之意。梁简文帝《遥望》诗“散诞垂红帔，斜柯插玉簪”）。“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这两首诗都保存着民歌的形式，如前一首的“妃呼豨”，如后一首的开头十个字，都可证他们是真正民间文学。 艳诗之中，《陌上桑》要算是无上上品。这首诗可分做三段：第一段写罗敷出去采桑，接着写她的美丽：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耡者忘其耡；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种天真烂漫的写法，真是民歌的独到之处。后来许多文人模仿此诗，只能模仿前十二句，终不能模仿后八句。第二段写一位过路的官人要调戏罗敷，她作谢绝的回答：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末段完全描写她的丈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坐中数千人，都说俺的夫婿特别漂亮”——这也是天真烂缦的民歌写法，决不是主持名教的道学先生们想得出的结尾法。 古歌辞中还有许多写社会风俗与家庭痛苦的。如《陇西行》写西北的妇女当家：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皇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 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座客毡氍毹。清白各异尊，酒上正华疏（此句不易懂得）。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 首八句也是民歌的形式。古人说《诗三百篇》有“兴”的一体，就是这一种无意义的起头话。 《东门行》写一个不得意的白发小官僚和他的贤德的妻子： 出东门，不愿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出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 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仓浪是青色。黄口儿是小孩子）！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在这种写社会情形的平民文学之中，最动人的自然要算《孤儿行》了。《孤儿行》的全文如下：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 春气动，草萌芽。三月桑蚕，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 乱曰：里中一何 ……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这种充满悲情的作品，真实的情感充分流露在朴素的文字之中，故是上品的文学。 从文学的技术上说，我最爱《上山采蘼芜》一篇：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里只有八十个字，却已能写出一家夫妇三个人的性格与历史：写的是那弃妇从山上下来遇着故夫时几分钟的谈话，然而那三个人的历史与那一个家庭的情形，尤其是那无心肝的丈夫沾沾计较锱铢的心理，都充分写出来了。 以上略举向来相传的汉代民歌，可以证明当日在士大夫的贵族文学之外还有不少的民间文学。我们现在距离汉朝太远了，保存的材料又太少，没有法子可以考见当时民间文学产生的详细状况。但从这些民歌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活的问题、真的哀怨、真的情感，自从地产出这些活的文学。小孩睡在睡篮里哭，母亲要编只儿歌哄他睡着；大孩子在地上吵，母亲要说个故事哄他不吵；小儿女要唱山歌，农夫要唱曲子；痴男怨女要歌唱他们的恋爱，孤儿弃妇要叙述他们的痛苦；征夫离妇要声诉他们的离情别恨；舞女要舞曲，歌伎要新歌——这些人大都是不识字的平民，他们不能等候二十年先去学了古文再来唱歌说故事。所以他们只真率地说了他们的歌；真率地说了他们的故事。这是一切平民文学的起点。散文的故事不容易流传，故很少被保存的。韵文的歌曲却越传越远；你改一句，他改一句；你添一个花头，他翻一个花样，越传越有趣了，越传越好听了。遂有人传写下来，遂有人收到“乐府”里去。 “乐府”即是后世所谓“教坊”。《汉书》卷二十二说，[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的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又卷九十三云：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受阉割之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 又卷九十七上说李夫人死后，武帝思念她，令方士少翁把她的鬼招来；那晚上，仿佛有鬼来，却不能近看她。武帝更想念她，为作诗曰： 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 偏何姗姗其来迟？ 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总看这几段记载，乐府即是唐以后所谓教坊，那是毫无疑义的。李延年的全家都是倡；延年自己是阉割了的倡工，在狗监里当差。司马相如也不是什么上等人，他不但曾“著犊鼻裈，与佣保杂作”，在他的太太开的酒店里洗碗盏；他的进身也是靠他的同乡狗监杨得意推荐的（《汉书》卷五十七上）。这一班狗监的朋友组织的“乐府”便成了一个俗乐的机关，民歌的保存所。 《汉书》卷二十二又说： 是时（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郑卫之声兴则淫僻之化兴，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 因恨淫声而遂废“乐府”，可见乐府是俗乐的中心。当时丞相孔光奏覆，把“乐府”中八百二十九人之中，裁去了四百四十一人！《汉书》记此事，接着说： 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这可见当时俗乐民歌的势力之大。“乐府”这种制度在文学史上很有关系。第一，民间歌曲因此得了写定的机会。第二，民间的文学因此有机会同文人接触，文人从此不能不受民歌的影响。第三，文人感觉民歌的可爱，有时因为音乐的关系不能不把民歌更改添减，使他协律；有时因为文学上的冲动，文人忍不住要模仿民歌，因此他们的作品便也往往带着“平民化”的趋势，因此便添了不少的自活或近于白话的诗歌。这三种关系，自汉至唐，继续存在。故民间的乐歌收在乐府的，叫做“乐府”；而文人模仿民歌做的乐歌，也王叫做“乐府”；而后来文人模仿古乐府作的不能入乐的诗歌，也叫做“乐府”或“新乐府”。 从汉到唐的白话韵文可以叫做“乐府”时期。乐府是平民文学的征集所、保存馆。这些平民的歌曲层出不穷地供给了无数新花样、新形式、新体裁；引起了当代的文人的新兴趣，使他们不能不爱玩、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模仿。汉以后的韵文的文学所以能保存得一点生气、一点新生命，全靠有民间的歌曲时时供给活的体裁和新的风趣。 [book_title]第四章 汉朝的散文 无论在那一国的文学史上，散文的发达总在韵文之后，散文的平民文学发达总在韵文的平民文学之后。这里面的理由很容易明白。韵文是抒情的，歌唱的，所以小百姓的歌哭哀怨都从这里面发泄出来，所以民间的韵文发达的最早。然而韵文却又是不大关实用的，所以容易被无聊的清客文丐拿去巴结帝王卿相，拿去歌功颂德，献媚奉承；所以韵文又最容易贵族化，最容易变成无内容的装饰品与奢侈品。因此，没有一个时代不发生平民的韵文文学，然而僵化而贵族化的辞赋诗歌也最容易产生。 散文却不然。散文最初的用处不是抒情的，乃是实用的。记事，达意，说理，都是实际的用途。这几种用途却都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老百姓自然要说白话，却用不着白话的散文。他爱哼只把曲子，爱唱只把山歌，但告示有人读给他听，乡约有人讲给他听，家信可以托人写，状子可以托人做。昕以散文简直和他没多大关系。因此，民间的散文起来最迟；在中国因为文字不易书写，又不易记忆，故民间散文文学的起来比别国更迟。然而散文究竟因为是实用的，所以不能不受实际需要上的天然限制。无论是记事，是说理，总不能不教人懂得。故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故无论什么时代，应用的散文虽然不起于民间，总不会离民间的语言太远。故历代的诏令，告示，家信，诉讼的状子与口供，多有用白话做的。只有复古的风气太深的时代，或作伪的习惯太盛的时代，浮华的习气埋没了实用的需要，才有诘屈聱牙的诰敕诏令，骈四俪六的书启通电呵！ 汉朝的散文承接战国的遗风，本是一种平实朴素的文体。这种文体在达意说理的方面大体近于《论语》，《孟子》，及先秦的“子”书；在记事的方面大体近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前一类如贾谊的文章与《淮南子》，后一类如《史记》与《汉书》。这种文体虽然不是当时民间的语体，却是文从字顺的，很近于语体的自然文法，很少不自然的字句。所以这种散文很可以白话化，很可以充分采用当日民间的活语言进去。《史记》和《汉书》的记事文章便是这样的。《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要活烹刘邦的父亲，刘邦回答道： 吾与若俱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汉书》改作： 吾翁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 这话颇像今日淮扬一带人说话，大概司马迁记的是当时的白话。又如《史记·陈涉世家》记陈涉的种田朋友听说陈涉做了“王”，赶去看他，陈涉请他进宫去，他看见殿屋帷帐，喊道： 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者字古音加睹） 《汉书》改作： 伙！涉之为王沉沉者！ 这话也像现在江南人说话，（“夥颐”是惊羡的口气；“者”略如苏州话的“笃”字尾）一定是道地的白话。又如《史记·周昌传》里写一个口吃的周昌谏高祖道：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这也是有意描摹实地说话的样子。又如《汉书·东方朔传》所记也多是白话的，如东方朔对武帝说： 朱儒长三尺余，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索长安米。 《史记》的《魏其武安传》里也很多白话的记载。如说灌夫行酒，次至临汝侯灌贤，贤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贤曰：“平生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曹儿呫嗫耳语！”蚡（丞相田蚡）谓夫曰：“程李（李广）俱东西官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灌夫）独不为李将军地乎？” 夫曰：“今日斩头穴胸，何知程李！” 这种记载所以流传二千年，至今还有人爱读，正因为当日史家肯老实描写人物的精神口气，写的有声有色，带有小说风味。《史记》的《魏其武其侯传》，《汉书》的《外戚传》都是这样的。后世文人不明此理，只觉得这几篇文章好，而不知道他们的好处并不在古色古香，乃在他们的白话化呵。 《汉书》的《外戚传》（卷九十七下）里有司隶解光奏弹赵飞燕姊妹的长文，其中引有审问宫婢宦官的口供，可算是当日的白话。我们引其中关于中宫史曹宫的一案的供词如下： 元延元年中（西历前一二），官语房（宫婢道房）曰，“陛下幸宫。” 后数月，晓（曹宫之母曹晓）入殿中，见宫腹大，问宫，宫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宫乳（产也）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掖庭狱籍武）曰：“取牛官令舍妇人新产儿，婢六人，尽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女[及]谁儿也。” 武迎置狱。宫曰：“善藏我儿胞（胞衣）；丞知是何等儿也？” 后三日，客（田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手书对牍背。”武即书对：“儿见在，未死。” 有顷，客出曰：“上与昭仪（赵飞燕之妹）大怒，奈何不杀？” 式叩头啼曰：“不杀儿，自知当死，杀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惟留意。” 奏入，客复持诏记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黄门王舜）会东交掖门。”武因问客：“陛下得武书，意何如？”曰：“憆也”。 武以儿付舜。舜受诏，内（纳）儿殿中，为择乳母，告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舜择弃（宫婢张弃）为乳母。时儿生八九日。 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临饮是监视她吃药）”。 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薄小纸叫做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 伟能即宫。宫读书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太后居长信宫）得闻之？” 宫饮药死。后宫婢六人……自缪死。武皆奏状。 弃所养儿，十一日，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不知所置。 这是证人的口供，大概是当日的白话，或近于当日的白话。 汉宣帝时，有个专做古董文学的西蜀文人王褒，是皇帝的一个清客。他年轻在蜀时，却也曾做过白话的文学。他有一篇《僮约》，是一张买奴券，是一篇很滑稽的白话文学。这一篇文字很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日长江上流的白话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抄在下面（此篇有各种本子，最好是《续古文苑》本，故我依此本）。 蜀郡王子渊以事到湔，止寡妇杨惠舍。惠有夫时奴，名便了。子渊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巅曰，“大夫买便了时，但要守家，不要为他人男子酤酒。”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耶？”惠曰，“奴大忤人，人无欲者。”子渊即决买券云云。奴复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为也。”子渊曰，“诺。” 这是《僮约》的序，可以表示当时的白话散文。下文是《僮约》，即是王褒同便了订的买奴的条件： 神爵三年（西历前五九）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裁盂凿斗……织履作粗，黏雀张乌，结网捕鱼，缴雁弹凫，登山射鹿，入水捕龟……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涤杯整桉，园中拔蒜，断苏切脯……已而盖藏，关门塞窦；喂猪纵犬，勿与邻里争斗。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关伴偶。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往来都洛，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都买茶，杨氏担荷（杨氏，池名，出荷）……持斧入山，断裁辕；若有余残，当作俎儿木屐彘盘……日暮欲归，当送干薪两三束……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奴不得有奸私，事事当关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 读券文适讫，词穷诈索，仡仡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 这虽是有韵之文，却很可使我们知道当日民间说的话是什么样子。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孤儿行》等民歌确可以代表当日的白话韵文，又可以知道《史记》《汉书》的记载里有许多话和民间的白话很相接近。 王褒在蜀时，还肯做这种“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的白话文学。后来他被益州刺史举荐到长安，宣帝叫他做个“待诏”的清客。《汉书·王褒传》记此事，最可以使我们明白那班文学待诏们过的生活：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的话）。’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卷六十四下） 原来辞赋只不过是比倡优博弈高一等的玩意儿！皇帝养这班清客，叫他们专做这种文学的玩意儿，“以此娱悦耳目”。文学成了少数清客阶级的专门玩意儿，目的只图被皇帝“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所以离开平民生活越远，所以渐渐僵化了，变死了。这种僵化，先起于歌颂辞赋，后来才侵入应用的散文里。风气既成了之后，那班清客学士们一摇笔便是陈言烂调子，赶也赶不开；譬如八股先生做了一世的八股时文，你请他写张卖驴券，或写封家信，他也只能抓耳摇头，哼他的仁在堂调子！（路德有仁在堂八股文，为近世最风行的时文大家） 试举汉代的应用散文作例。汉初的诏令都是很朴实的，例如那最有名的汉文帝遗诏（西历前一五七）： 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临是到场举哀），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绖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 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此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卷四） 这是很近于白话的。直到昭宣之间，诏令还是这样的。如昭帝始元二年（西历前八五）诏： 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赈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汉书》卷七） 又元凤二年（西历前七九）诏： 朕闵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三辅“太常郡”，得以叔粟（豆粟）当赋。（同上） 这竟是说话了。 用浮华的辞藻来作应用的散文，这似乎是起于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书》与《封禅遗札》。这种狗监的文人做了皇帝的清客，又做了大官，总得要打起官腔，做起人家不懂的古文，才算是架子十足。《封禅札》说的更是荒诞无根的妖言，若写作朴实的散文，便不成话了；所以不能不用一种假古董的文体来掩饰那浅薄昏乱的内容。《封禅札》中的怀生之类，沾濡浸润，协气横流，武节焱逝，迩陿游原，阔泳末，首恶郁没，暗昧昭晰，昆虫闿怿，回首面内，便成了两千年来做“虚辞滥说”的绝好模范，绝好法门。 后来王莽一派人有意“托古改制”，想借古人的招牌来做一点社会政治的改革，所以处处模仿古代，连应用的文字也变成假古董了。如始建国元年（西历纪元九年）王莽策群司诏云： 岁星司肃，东岳太师典致时雨；青炜登平，考景以晷。荧惑司悊，南岳太傅典致时奥；赤炜颂平，考声以律。太白司艾，西岳国师典致时阳；白炜象平，考量以铨。辰星司谋，北岳国将典致时寒；玄炜和平，考星以漏…… 又地皇元年（西二〇年）下书曰： 乃壬午晡时有烈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 又同年下书曰： 深惟吉昌莫良于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将亲筑焉。 这种假古董的恶劣散文也在后代发生了不小的恶影响。应用的散文从汉初的朴素说话变到这种恶劣的假古董，可谓遭一大劫。 到了一世纪下半，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王充（生于西二七，死年约在西一〇〇）。他不但是一个第一流的哲学家，他在文学史上也该占一个地位。他恨一班俗人趋附权势，忘恩负义，故作了《讥俗节义》十二篇。他又哀怜人君不懂政治的原理，故作了一部《政务》。他又恨当时的“伪书俗文多不实诚”，“虚妄之言胜真美”，故作了一部《论衡》。不幸他的《讥俗节义》与《政务》都失传了，只剩下一部《论衡》。《论衡》的末篇是他自己的传记，叫做《自纪篇》。从这《自纪篇》里我们知道他的《讥俗节义》是用白话做的。他说： 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再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 “集以俗言”大概就是“杂以俗言”，不全是白话，不过夹杂着一些俗话罢了。《讥俗》之书虽不可见了，但我们可以推想那部书和《论衡》的文体大致相同。何以见得呢？因为王充曾说当时有人批评他道： 《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 这可见《讥俗》与《论衡》文体相同，又可见《论衡》在当时是一种近于通俗语言的浅文。 王充是主张通俗文学的第一人。他自己说： 《论衡》者，论之平也。 “论衡”只是一种公平评判的论文，他又说： 《论衡》之造也，起[于]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对作篇》） 他著书的目的只是： 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同上） 他因为深恨那“华伪之文”，故他采用那朴实通俗的语言。他主张一切著述议论的文字都应该看作实用的文字，都应该用明显的语言来做。他说： 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上]书奏记，说发胸臆，文作手中，其实一也。（同上） 他主张这种著述都应该以明白显露为主。他说： 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自纪》，下同） 又说： 夫文犹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口字或是曰字之误）。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鸿，大也）。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 这真是历史的眼光。文字与语言同类，说话要人懂得，为什么作文章要人不懂呢？推原其故，都是为了一种盲目的仿古心理。却不知道古人的经传所以难懂，只是因为“古今言殊，四方谈异”，并不是当初便有意作难懂的文章叫后人去猜谜呵！故古人的文字难懂只可叫做“语异”，今人的文字有意叫人不懂，只可叫做“不巧”，不巧便是笨蠢了。所以王充痛快地说： 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于地，何叹之有！ 王充真是一个有意主张白活的人，因为只有白话的文章可以不“须师乃学”。 王充论文章的结论是两种极有价值的公式： 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贯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贤以眸子明了者，察文以义可晓。 王充的主张真是救文弊的妙药。他的影响似乎也不小。东汉三国的时代出了不少的议论文章，如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之类。虽不能全依王充的主张，却也都是明白晓畅的文章。直到后来骈偶的文章和浮华空泛的词藻完全占据了一切庙堂文字与碑版文字，方才有骈偶的议沦文章出来。重要的著作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如刘知幾的《史通》，皆免不了浮华的文学的恶影响。我们总看中古时期的散文的文学，不能不对于王充表示特别的敬礼了。 [book_title]第五章 汉末魏晋的文学 汉朝的韵文有两条来路：一条路是模仿古人的辞赋，一条路是自然流露的民歌。前一条路是死的，僵化了的，无可救药的。那富于革命思想的王充也只能说： 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 这条路不属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范围，表过不提。如今且说那些自然产生的民歌，流传在民间，采集在“乐府”，他们的魔力是无法抵抗的，他们的影响是无法躲避的。所以这无数的民歌在几百年的时期内竟规定了中古诗歌的形式体裁。无论是五言诗，七言诗，或长短不定的诗，都可以说是从那些民间歌辞里出来的。 旧说相传汉武帝时的枚乘、李陵、苏武等做了一些五言诗。这种传说，大概不可靠。李陵、苏武的故事流传在民间，引起了许多传说，近年敦煌发见的古写本中也有李陵答苏武书（现藏巴黎国立图书馆），文字鄙陋可笑，其中竟用了孙权的典故！大概现存的苏、李赠答诗文同出于这一类的传说故事，虽雅俗有不同，都是不可靠的。枚乘的诗也不可靠。枚乘的诗九首，见于徐陵的《玉台新咏》；其中八首收入萧统的《文选》，都在“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之中。萧统还不敢说是谁人作的；徐陵生于萧统之后，却敢武断是枚乘的诗，这不是很可疑的吗？ 大概西汉只有民歌；那时的文人也许有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而作诗歌的，但风气未开，这种作品只是“俗文学”，《汉书·礼乐志》哀帝废乐府诏所谓“郑声”，《王褒传》宣帝所谓“郑卫”，是也。 到了东汉中叶以后，民间文学的影响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文人出来公然仿效乐府歌辞，造作歌诗。文学史上遂开一个新局面。 这个新局面起于二世纪的晚年，汉灵帝（一六八—一八九）与献帝（一九〇—二二〇）的时代。灵帝时有个名士赵壹，恃才倨傲，受人的排挤，屡次得罪，几乎丧了生命。他作了一篇《疾邪赋》，赋中有歌两首，其一云：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这虽不是好诗，但古赋中夹着这种白话歌辞，很可以看时代风气的转移了。 这个时代（灵帝、献帝时代）是个大乱的时代。政治的昏乱到了极端。清流的士大夫都被那“党锢”之祸一网打尽（党锢起于一六六，至一八四始解）。外边是鲜卑连年寇边，里面是黄巾的大乱。中央的权力渐渐瓦解，成了一个州牧割据的局面，许多的小割据区域渐渐被并吞征服，后来只剩下中部的曹操，西南的刘备，东南的孙权，遂成了三国分立的局面。直到晋武帝平了孙吴（二八〇），方才暂时有近二十年的统一。 这个纷乱时代，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很灿烂的时代。这时代的领袖人物是曹操。曹操在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当时无人比得上他。他却又是一个天才很高的文学家。他在那“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自己又爱才如命，故能招集许多文人，造成一个提倡文学的中心。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也都是天才的文学家，故曹操死后这个文学运动还能继续下去。这个时期在文学史上叫做“建安（一九六—二二〇）正始（二四〇—二四九）时期”。 这个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运动，他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在于文人用古乐府的旧曲改作新词。《晋书·乐志》说： 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绝，不可复知。及魏武（曹操）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 又说： 巴渝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本歌曲》《安台本歌曲》《行辞本歌曲》，总四篇，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辞。粲问巴渝帅李管和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曲歌》《弩渝新福曲歌》《安台新福曲歌》《行辞新福曲歌》，以述魏德。 又引曹植《鼙舞诗·序》云： 故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能鼙舞。遭世荒乱，坚播越关西，随将军段煨。先帝（曹操）闻其旧伎，下书召坚。坚年逾七十，中间废而不为，又古曲甚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作新声五篇。 “依前曲，作新声”即是后世的依谱填词。《乐志》又说： 汉时有短箫铙歌之乐。其曲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战阵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朱鹭》为《楚之平》，言魏也，改《艾如张》为《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擒吕布也…… 这都是“依前曲，作新声”的事业。这种事业并不限于当时的音乐专家；王粲、缪袭、曹植都只是文人。曹操自己也做了许多乐府歌辞。我们看曹操、曹丕、曹植、阮瑀、王粲诸人做的许多乐府歌辞，不能不承认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代。以前的文人把做辞赋看作主要事业，从此以后的诗人把做诗看作主要事业了。以前的文人从仿做古赋颂里得着文学的训练，从此以后的诗人要从仿做乐府歌辞里得着文学的训练了。 曹操做的乐府歌辞，最著名的自然是那篇《短歌行》。我们摘钞几节：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传说杜康作酒）……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存是探问）。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他的《步出东西门行》，我们也选第四章的两段：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种四言诗，用来作乐府歌辞，颇含有复古的意味。后来晋初荀勖造晋歌全用四言（见《晋书·乐志》），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但《三百篇》以后，四言诗的时期已过去了。汉朝的四言诗没有一篇可读的。建安时期内，曹操的大才也不能使四言诗复活。与曹操同时的有个哲学家仲长统（死于二二〇），有两篇《述志诗》，可算是汉朝一代的四言杰作： 飞鸟遗迹，蝉蜕亡壳，腾蛇弃鳞，神龙丧角。至人能变，达士拔俗。乘云无辔，骋风无足。垂露成帏，张霄成幄（霄是日傍之气）。沆瀣（音亢械，露气也）当餐，九阳代烛。恒星艳珠，朝霞润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遗，何为局促？ 大道虽夷，见幾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缭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冶。 但四言诗终久是过去的了。以后便都是五言诗与七言诗的时代。 曹丕（死于二二六）的乐府歌辞比曹操的更接近民歌的精神了，如《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 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 贫贱亦何伤？——上留田。 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 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这竟是纯粹的民歌。又如《临高台》： 临台行高高以轩，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黄鹄往且翻……鹄欲南游，雌不能随。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欲负之，毛衣摧颓。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这也是绝好的民歌。他又有《燕歌行》两篇，我们选一篇：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可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虽是依旧曲作的新辞，这里面已显出文人阶级的气味了。文人仿作民歌，一定免不了两种结果：一方面是文学的民众化，一方面是民歌的文人化。试看曹丕自己作的《杂诗》：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吴会非家乡，安得久留滞？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 前面的一首可以表示民歌的文人化，这一首可以表示文人作品的民众化。 曹丕的兄弟曹植（字子建，死于二三二），是当日最伟大的诗人。现今所存他的诗集里，他作的乐府歌辞要占全集的一半以上。大概他同曹丕俱负盛名，曹丕做了皇帝，他颇受猜忌，经过不少的忧患，故他的诗歌往往依托乐府旧曲，借题发泄他的忧思。从此以后，乐府遂更成了高等文人的文学体裁，地位更抬高了。 曹植的诗，我们也举几首作例。先引他的《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这种爱自由，思解放的心理，是曹植的诗的一个中心意境。这种心理有时表现为歌颂功名的思想。如《白马篇》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又如《名都篇》：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未及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臇胎炮鳖炙熊蹯。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同样爱自由的意境有时又表现为羡慕神仙的思想，故曹植有许多游仙诗，如《苦思行》《远游篇》，都是好例。他的晚年更不得意，很受他哥哥的政府的压迫。名为封藩而王，其实是远徙软禁（看《三国志》卷十九）。他后来在愁苦之中，发病而死，只有四十一岁。他有《瑟调歌辞》，用飞蓬自喻，哀楚动人：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囘风起，吹我入云间。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惊飚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飘飖风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愿与根荄连。 与曹氏父子同时的文人：如陈琳、王粲、阮瑀、繁钦等，都受了这个乐府运动的影响。陈琳有《饮马长城窟行》，写边祸之惨：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勿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与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王粲（死于二一七），《七哀诗》的第一首也是这种社会问题诗：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泉下人，喟然伤心肝。 同时的阮瑀（死于二一二）作的《驾出北郭门行》，也是一篇社会问题的诗： 驾至北郭门，马樊不肯驰。下车步踟蹰，仰折枯杨枝，顾闻丘林中，嗷嗷有悲啼。借问啼者谁，何为乃如斯？亲母舍我没，后母憎孤儿。饥寒无衣食，举动鞭捶施。骨消肌肉尽，体若枯树皮。藏我空屋中，父还不能知。上冢察故处，存亡永别离。亲母何可见？泪下声正嘶。弃我于此间，穷厄岂有赀？传告后代人，以此为明规。 这虽是笨拙的白话诗，却很可表示《孤儿行》一类的古歌辞的影响。 繁钦（死于二一八）有《定情诗》，中有一段： 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拳拳？绾臂双金环。何以致殷勤？约指一双银。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何以致契阔？绕腕双条脱…… 这虽然也是笨拙浅薄的铺叙，然而古乐府《有所思》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一百年前，当汉顺帝阳嘉年间（一三一—一三五），张衡作了一篇《四愁诗》，也很像是《有所思》的影响。《四愁诗》共四章，我们选二章作例：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甫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一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侧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赠我貂襜褕。何以报之明月珠。路远莫致倚踟蹰。何为怀忧心烦纡？二《有所思》已引在第三章，今再抄于此，以供比较：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我们把这诗与张衡、繁钦的诗比较着看，再用晋朝傅玄的《拟四愁诗》（丁福保编的《全晋诗》，卷二，页十六）来合看，便可以明白文学的民众化与民歌的文人化的两种趋势的意义了。 当时确有一种民众化的文学趋势，那是无可疑的。当时的文人如应璩兄弟几乎可以叫作白话诗人。《文心雕龙》说应瑒有《文论》，此篇现已失传了，我们不知他对于文学有什么主张。但他的《斗鸡诗》（丁福保《全三国诗》卷三，页十四）却是很近白话的。应璩（死于二五二）作《百一诗》，大概取扬雄“劝百而讽一”的话的意思。史家说他的诗“虽颇谐，然多切时要”。旧说又说，他作《百一诗》，讥切时事，“遍以示在事者，皆怪愕，以为应焚弃之”。今世所传《百一诗》已非全文，故不见当日应焚弃的话，但见一些道德常识的箴言，文辞甚浅近通俗，颇似后世的《太公家教》和《治家格言》一类的作品。所谓“其言颇谐”，当是说他的诗体浅俚，近于俳谐。例如今存他的诗有云： 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腠理早从事，安复劳针石…… 又有云： 子弟可不慎？慎在选师友。师友必长德，中才可进诱…… 这都是通俗格言的体裁，不能算作诗。其中勉强像诗的，如： 前者隳官去，有人适我闾。田家无所有。酌醴焚枯鱼。问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庐……避席跪自陈，贱子实空虚。宋人遇周客，惭愧靡所如。 只有一首《三叟》，可算是一首白话的说理诗： 古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辞：内中妪貌丑。中叟前致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辞：夜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 但这种“通俗化”的趋势终久抵不住那“文人化”的趋势；乐府民歌的影响固然存在，但辞赋的旧势力也还不小，当时文人初作乐府歌辞，工具未曾用熟，只能用诗体来达一种简单的情感与简单的思想。稍稍复杂的意境，这种新体裁还不够应用。所以曹魏的文人遇有较深沉的意境，仍不能不用旧辞赋体。如曹植的《洛神赋》，便是好例。这有点缘后世文人学作教坊舞女的歌词，五代宋初的词只能说儿女缠绵的话，直到苏轼以后，方才能用词体来谈禅说理，论史论人，无所不可。这其间的时间先后，确是个工具生熟的问题：这个解释虽是很浅，却近于事实。 五言诗体，起于汉代的无名诗人，经过建安时代许多诗人的提倡，到了阮籍方才正式成立。阮籍（死于二六三）是第一个用全力做五言诗的人；诗的体裁到他方才正式成立，诗的范围到他方才扩充到无所不包的地位。 阮籍是崇信自然主义的一个思想家。生在那个魏晋交替的时代，他眼见司马氏祖孙三代专擅政权，欺凌曹氏，压迫名流，他不能救济，只好纵酒放恣。史家说司马昭想替他的儿子司马炎（即晋武帝）娶阮籍的女儿，他没有法子，只得天天喝酒，接连烂醉了六十日，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他崇拜自由，而时势不许他自由；他鄙弃那虚伪的礼法，而“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所以他把一腔的心事都发泄在酒和诗两件事上。他有《咏怀诗》八十余首。他是一个文人，当时说话又不便太明显，故他的诗虽然抬高了五言诗的身分，虽然明白建立了五言诗的地位，同时却也增加了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 我们选录《咏怀》诗中的几首：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临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实，夕宿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秦时东陵侯邵平在秦亡后沦落为平民，在长安青门外种瓜，瓜美，人称为东陵瓜）。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耀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令自嗤（羡门是古传说的仙人）。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日暮思亲友，寤言用自写。 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黄鹄呼子安，千秋未可期。独坐山岩中，恻怆怀所思。王子一何好，猗靡相携持。悦怿犹今辰，计校在一时。置此明朝事，日夕将见欺。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士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 [book_title]第六章 故事诗的起来 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出来。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像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所有的一点点神话如《生民》《玄鸟》的“感生”故事，其中的人物不过是祖宗与上帝而已（《商颂》作于周时，《玄鸟》的神话似是受了姜嫄故事的影响以后仿作的）。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 后来中国文化的疆域渐渐扩大了，南方民族的文学渐渐变成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试把《周南》《召南》的诗和《楚辞》比较，我们便可以看出汝、汉之间的文学和湘、沅之间的文学大不相同，便可以看出疆域越往南，文学越带有神话的分子与想像的能力。我们看《离骚》里的许多神的名字——羲和、望舒等——便可以知道南方民族曾有不少的神话。至于这些神话是否取故事诗的形式，这一层我们却无从考证了。 中国统一之后，南方的文学——赋体——成了中国贵族文学的正统的体裁。赋体本可以用作铺叙故事的长诗，但赋体北迁之后，免不了北方民族的朴实风气的制裁，终究“庙堂化”了。起初还有南方文人的《子虚赋》《大人赋》，表示一点想像的意境，然而终不免要“曲终奏雅”，归到讽谏的路上去。后来的《两京》《三都》，简直是杂货店的有韵仿单，不成文学了。至于大多数的小赋，自《鸟赋》以至于《别赋》《恨赋》，竟都走了抒情诗与讽喻诗的路子，离故事诗更远了。 但小百姓是爱听故事又爱说故事的。他们不赋两京，不赋三都，他们有时歌唱恋情，有时发泄苦痛，但平时最爱说故事。《孤儿行》写一个孤儿的故事，《上山采蘼芜》写一家夫妇的故事，也许还算不得纯粹的故事诗，也许只算是叙事的（Narrative）讽谕诗。但《日出东南隅》一类的诗，从头到尾只描写一个美貌的女子的故事，全力贯注在说故事，纯然是一篇故事诗了。 绅士阶级的文人受了长久的抒情诗的训练，终于跳不出传统的势力，故只能做有断制、有剪裁的叙事诗：虽然也叙述故事，而主旨在于议论或抒情，并不在于敷说故事的本身。注意之点不在于说故事，故终不能产生故事诗。 故事诗的精神全在于说故事：只要怎样把故事说的津津有味，娓娓动听，不管故事的内容与教训。这种条件是当日的文人阶级所不能承认的。所以纯粹故事诗的产生不在于文人阶级而在于爱听故事又爱说故事的民间。“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歌乌乌”，这才是说故事的环境，这才是弹唱故事诗的环境，这才是产生故事诗的环境。 如今且先说文人作品里故事诗的趋势。 蔡邕（死于一九二）的女儿蔡琰（文姬）有才学，先嫁给卫氏，夫死无子，回到父家居住。父死之后，正值乱世，蔡琰于兴平年间（约一九五）被胡骑掳去，在南匈奴十二年，生了两个儿子。曹操怜念蔡邕无嗣，遂派人用金璧把她赎回中国，重嫁给陈留的董祀。她归国后，感伤乱离，作《悲愤》诗二篇，叙她的悲哀的遭际。一篇是用赋体作的，一篇是用五言诗体作的，大概她创作长篇的写实的叙事诗（《离骚》不是写实的自述，只用香草美人等等譬喻，使人得一点概略而已），故试用旧辞赋体，又试用新五言诗体，要试验那一种体裁适用。 蔡琰的五言的《悲愤》诗如下：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 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入西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幾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已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是很朴实的叙述。中间“儿前抱我颈”一段竟是很动人的白话诗。大概蔡琰也曾受乐府歌辞的影响。蔡琰另用赋体作的那篇《悲愤》，也只有写临行抛弃儿子的一段最好： 家既迎兮当归宁。临长路兮捐所生。儿呼母兮啼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 追持我兮走茕茕。顿复起兮毁颜形。还顾之兮破人情。心怛绝兮死复生。 这便远不如五言诗的自然了（世传的《胡笳十八拍》，大概是很晚出的伪作，事实是根据《悲愤》诗，文字很像唐人的作品。如云“杀气朝朝冲塞门，胡风夜夜吹边月”，似不是唐以前的作品）。 蔡琰的赎还大约在建安十二三年（二〇七—二〇八）。《悲愤》诗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也算得一首很长的叙事诗了。 魏黄初六年（约二二五），左延年以新声被宠。他似是一个民间新声的作家。他作的歌辞中有一篇《秦女休行》，也是一篇记事，而宗旨全在说故事，虽然篇幅简短，颇有故事诗的意味，《秦女休行》如下： 步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休年十四五，为宗行报雠。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雠家便东南。仆僵秦女休（此十字不可读，疑有错误）。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置词。平生为燕王妇，于今为诏狱囚；平生衣参差，当今无领襦。明知杀人当死，兄言怏怏，弟言无道忧（这九个字也有点不可解）。女休坚词：为宗报仇死不疑。杀人都市中，徼我都市西。丞卿罗列东向坐，女休凄凄曳梏前，两徒夹我持。刀刃五尺余。刀未下，朣胧击鼓赦书下。 此后数十年中，诗人傅玄（死于二七〇左右）也作了一篇《秦女休行》。也可以表示这时代的叙事韵文的趋势。傅玄是一个刚直的谏臣，史家说他能使“贵游慑服，台阁生风”（看《晋书》四十七他的传）。所以他对于秦女休的故事有特别的热诚。他的《秦女休行》，我试为分行写在下面： 秦氏有烈妇，义声驰雍凉（“庞氏”，一本作“秦氏”）。 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 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 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 外若无意者，内潜思无方。 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 匿剑藏白刃，一奋寻身僵。 身首为之异处，伏尸列肆旁。 肉与土合成泥，洒血溅飞梁。 猛气上干云霓，仇党失守为披攘。 一市称烈义，观者收泪并慨慷。 百男何当益？不如一女良。 烈女直造县门，云“父不幸遭祸殃。 今仇身以（已）分裂，虽死情益扬。 杀人当伏辜，义不苟活隳旧章。” 县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 刑部垂头塞耳，“令我吏举不能成。” 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 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孙孙咸享其荣。 今我作歌咏高风，激扬壮发悲且清。 这两篇似是同一件故事，然而数十年之间，这件故事已经过许多演变了。被关吏呵问的，变成到县门自首了；丞卿罗列讯问，变成县令解印绶了；临刑刀未下时遇赦的，变成“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了。 依此看来，我们可以推想当日有一种秦女休的故事流行在民间。这个故事的民间流行本大概是故事诗。左延年与傅玄所作《秦女休行》的材料都是大致根据于这种民间的传说的。这种传说——故事诗——流传在民间，东添一句，两改一句，“母题”（Motif）虽未大变，而情节已大变了。左延年所采的是这个故事的前期状态，傅玄所采的已是他的后期状态了，已是“义声驰雍凉”以后的民间改本了。流传越久，枝叶添的越多，描写的越细碎。故傅玄写烈女杀仇人与自首两点比左延年详细的多。 建安泰始之间（二〇〇—二七〇），有蔡琰的长篇自纪诗，有左延年与傅玄记秦女休故事的诗。此外定还有不少的故事诗流传于民间。例如乐府有《秋胡行》，本辞虽不传了，然可证当日有秋胡的故事诗；又有《淮南王篇》，本辞也没有了，然可证当日有淮南王成仙的故事诗。故事诗的趋势已传染到少数文人了。故事诗的时期已到了，故事诗的杰作要出来了。 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古代民间最伟大的故事诗《孔雀东南飞》了。此诗凡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个字。此诗初次出现是在徐陵编纂的《玉台新咏》里，编者有序云： 汉末建安中（一九六—二二〇），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迫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全诗如下：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裴回。——“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三二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阿母得闻之，椎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我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拜阿母，母听去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盘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盘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丁福保说“誓违”疑是“諐违”之讹。諐古愆字。《诗》“不愆于仪”，《礼·缁衣篇》引作諐）。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这九字不可解，疑有脱误）。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乃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 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那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缕鞍； 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持绫罗；朝成绣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府吏谓新妇：“贺君得高迁！盘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问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且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徬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孔雀东南飞》是什么时代的作品呢？ 向来都认此诗为汉末的作品。《玉台新咏》把此诗列在繁钦、曹丕之间。近人丁福保把此诗收入《全汉诗》，谢无量作《中国大文学史》（第三编第八章第五节）也说是“大抵建安时人所为耳”。这都由于深信原序中“时人伤之，为诗云尔”一句话（我在本书初稿里，也把此诗列在汉代）。至近年始有人怀疑此说。梁启超先生说： 像《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见他的“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关系”讲演，引见陆侃如“孔雀东南飞考证”）。 他疑心这一类的作品是受了《佛本行》一类的佛教文学的影响以后的作品。他说他对这问题，别有考证。他的考证虽然没有发表，我们却不妨先略讨论这个问题。陆侃如先生也信此说，他说： 假使没有宝云（《佛本行经》译者）与无谶（《佛所行》译者）的介绍，《孔雀东南飞》也许到现在还未出世呢，更不用说汉代了（《孔雀东南飞》考证，《国学月报》第三期）。 我对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上发生的绝大影响，是充分承认的。但我不能信《孔雀东南飞》是受了《佛本行》一类的书的影响以后的作品。我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 第一，《孔雀东南飞》全文没有一点佛教思想的影响的痕迹。这是很可注意的。凡一种外来的宗教的输入，他的几个基本教义的流行必定远在他的文学形式发生影响之前。这是我们可以用一切宗教史和文化史来证明的。即如眼前一百年中，轮船火车煤油电灯以至摩托车无线电都来了，然而文人阶级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却还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至于民间的文学竟可说是至今还丝毫不曾受着西洋文学的影响。你去分析《狸猫换太子》《济公活佛》等等俗戏，可寻得出一分一毫的西洋文学的影响吗？——《孔雀东南飞》写的是一件生离死别的大悲剧，如果真是作于佛教盛行以后，至少应该有“来生”“轮回”“往生”一类的希望（如白居易《长恨歌》便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话。如元稹的《悼亡诗》便有“他生缘会更难期”，“也曾因梦送钱财”的话）。然而此诗写焦仲卿夫妇的离别只说： “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 写焦仲卿别他的母亲，也只说： 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 这都是中国旧宗教里的见解，完全没有佛教的痕迹。一千七八百字的悲剧的诗里丝毫没有佛教的影子，我们如何能说他的形式体裁是佛教文学的产儿呢？ 第二，《佛本行》《普曜经》等等长篇故事译出之后，并不曾发生多大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说： 《佛本行》译成华文以后也是风靡一时，六朝名士几于人人共读。 这是毫无根据的话。这一类的故事诗，文字俚俗，辞意烦复。和“六朝名士”的文学风尚相去最远。六朝名士所能了解欣赏的，乃是道安、慧远、支遁、僧肇一流的玄理，决不能欣赏这种几万言的俗文长篇记事。《法华经》与《维摩诘经》一类的名译也不能不待至第六世纪以后方才风行。这都是由于思想习惯的不同与文学风尚的不同，都是不可勉强的。所以我们综观六朝的文学，只看见惠休、宝月一班和尚的名士化，而不看见六朝名士的和尚化。所以梁、陆诸君重视《佛本行经》一类佛典的文学影响，是想像之谈，怕不足信罢？ 陆侃如先生举出几条证据来证明《孔雀东南飞》是六朝作品。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些证据是否充分。 本篇末段有“合葬华山傍”的话，所以陆先生起了一个疑问，何以庐江的焦氏夫妇要葬到西岳华山呢？因此他便连想到乐府里《华山畿》二十五篇。《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云： 《华山畿》者，宋少帝时《懊恼》一曲，亦变曲也。少帝时，南徐一士子从华山畿往云阳。见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悦之；无因，遂感心疾。母问其故，具以启母。母为至华山寻访，见女，具以闻；感之，因脱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卧之当已。少日，果差。忽举席见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气欲绝，谓母曰，“葬时，车载从华山度。”母从其意。比至女门，牛不肯前，打拍不动。女曰，“且待须臾！”妆点沐浴，既而出，歌曰： 华山畿！ 君既为侬死， 独活为谁施！ 欢若见怜时， 棺木为侬开！ 棺应声开，女透入棺；家人叩打，无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陆先生从这篇序里得着一个大胆的结论。他说： 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纪时是很普遍的，故发生了二十五篇的民歌。华山畿的神女冢也许变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妇合葬时，便用了一个眼前的典故，遂使千余年后的读者们索解无从。但这一点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们说，《孔雀东南飞》是作于华山畿以后的。 陆先生的结论是很可疑的。《孔雀东南飞》的夫妇，陆先生断定他们不会葬在西岳华山。难道南徐士子的棺材却可以从西岳华山经过吗？南徐州治在现今的丹徒县，云阳在现今的丹阳县。华山大概即是丹阳之南的花山，今属高淳县。云阳可以有华山，何以见得庐江不能有华山呢？两处的华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与西岳华山全无关系，两华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故根据华山畿的神话来证明《孔雀东南飞》的年代，怕不可能罢？ 陆先生又指出本篇“新妇入青庐”的话，说，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青庐”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但他所引《酉阳杂俎》一条所谓“礼异”，似指下文“夫家领百余人……挟车俱呼”以及“妇家亲宾妇女……以杖打……至有大委顿者”的奇异风俗而言。“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不过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况且陆先生自己又引《北史》卷八说北齐幼主： 御马则藉以毡罽，食物有十余种；将合牝牡，则设青庐，具牢馔而亲观之。 这也不过如今人的搭棚看戏。这种布棚也叫做“青庐”，可见“青庐”未必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了。 陆先生又用“四角龙子幡”，说这是南朝的风尚，这是很不相干的证据，因为陆先生所举的材料都不能证实“龙子幡”为以前所无。况且“青庐”若是北朝异俗，“龙子幡”又是南朝风尚，那么，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纪，何以南朝风尚与北朝异礼会同时出现于一篇诗里呢？ 所以我想，梁启超先生从佛教文学的影响上推想此诗作于六朝，陆侃如先生根据“华山”“青庐”“龙子幡”等，推定此诗作于宋少帝（四二三—四二四）与徐陵（死于五八三）之间，这些主张大概都不能成立。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二三〇—五五〇）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减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裴回”——这自然是民歌的“起头”。当时大概有“孔雀东南飞”的古乐曲调子。曹丕的《临高台》末段云： 鹄欲南游，雌不能随。 我欲躬衔汝，口噤不能开。 欲负之，毛衣摧颓。 五里一顾，六里徘徊。 这岂但是首句与末句的文字上的偶合吗？这里譬喻的是男子不能庇护他心爱的妇人，欲言而口噤不能开，欲负他同逃而无力，只能哀鸣瞻顾而已。这大概就是当日民间的《孔雀东南飞》（或《黄鹄东南飞》）曲词的本文的一部分。民间的歌者，因为感觉这首古歌辞的寓意恰合焦仲卿的故事的情节，故用他来做“起头”。久而久之，这段起头曲遂被缩短到十个字了。然而这十个字的“起头”却给我们留下了此诗创作时代的一点点暗示。 曹丕死于二二六年，他也是建安时代的一个大诗人，正当焦仲卿故事产生的时代。所以我们假定此诗之初作去此时大概不远。 若这故事产生于三世纪之初，而此诗作于五六世纪（如梁、陆诸先生所说），那么，当那个没有刻板印书的时代，当那个长期纷乱割据的时代，这个故事怎样流传到二三百年后的诗人手里呢？所以我们直截假定故事发生之后不久民间就有《孔雀东南飞》的故事诗起来，一直流传演变，直到《玉台新咏》的写定。 自然，我这个说法也有大疑难。但梁先生与陆先生举出的几点都不是疑难。例如他们说：这一类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却无有。依我们的研究，汉、魏之间有蔡琰的《悲愤》，有左、傅的《秦女休》，故事诗已到了文人阶级了，那能断定民间没有这一类的作品呢？至于陆先生说此诗“描写服饰及叙述谈话都非常详尽，为古代诗歌里所没有的”，此说也不成问题。描写服饰莫如《日出东南隅》与辛延年的《羽林郎》；叙述谈话莫如《日出东南隅》与《孤儿行》。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我的大疑难是：如果《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何以魏晋宋齐的文学批评家——从曹丕的《典论》以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及钟嵘的《诗品》——都不提起这一篇杰作呢？这岂非此诗晚出的铁证吗？ 其实这也不难解释，《孔雀东南飞》在当日实在是一篇白话的长篇民歌，质朴之中，夹着不少土气。至今还显出不少的鄙俚字句，因为太质朴了，不容易得当时文人的欣赏。魏晋以下，文人阶级的文学渐渐趋向形式的方面，字面要绮丽，声律要讲究，对偶要工整。汉魏民歌带来的一点新生命，渐渐又干枯了。文学又走上僵死的路上去了。到了齐、梁之际，隶事（用典）之风盛行，声律之论更密，文人的心力转到“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种种把戏上去，正统文学的生气枯尽了。作文学批评的人受了时代的影响，故很少能赏识民间的俗歌的。钟嵘作《诗品》（嵘死于五〇二左右），评论百二十二人的诗，竟不提及乐府歌辞。他分诗人为三品：陆机、潘岳、谢灵运都在上品，而陶潜、鲍照都在中品，可以想见他的文学赏鉴力了。他们对于陶潜、鲍照还不能赏识，何况《孔雀东南飞》那样朴实俚俗的白话诗呢？东汉的乐府歌辞要等到建安时代方才得着曹氏父子的提倡，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歌辞要等到陈、隋之际方才得着充分的赏识。故《孔雀东南飞》不见称于刘勰、钟嵘，不见收于《文选》，直到六世纪下半徐陵编《玉台新咏》始被采录，并不算是很可怪诧的事。 这一章印成之后，我又检得曹丕的“鹄欲南游，雌不能随……五里一顾，十里徘徊”一章果然是删改民间歌辞的，本辞也载在《玉台新咏》里，其辞云：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将五五，罗列行不齐。忽然卒疲病，不能飞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将负汝去，羽毛日摧颓。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峙顾群侣，泪落纵横垂。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此诗又收在《乐府诗集》里，其辞颇有异同，我们也抄在这里：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行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峙顾群侣，泪下不自知。念与君别离，气结不能言。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 这是汉朝乐府的瑟调歌，曹丕采取此歌的大意，改为长短句，作为新乐府《临高台》的一部分。而本辞仍旧流传在民间，“双白鹄”已讹成“孔雀”了，但“东南飞”仍保存“从西北来”的原意。曹丕原诗前段有“中有黄鹄往且翻”，“白鹄”也已变成了“黄鹄”。民间歌辞靠口唱相传，字句的讹错是免不了的，但“母题”（Motif）依旧保留不变。故从汉乐府到郭茂倩，这歌辞虽有许多改动，而“母题”始终不变。这个“母题”恰合焦仲卿夫妇的故事，故编《孔雀东南飞》的民间诗人遂用这一只歌作引子。最初的引子必不止这十个字，大概至少像这个样子：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流传日久，这段开篇因为是当日人人知道的曲子，遂被缩短只剩开头两句了。又久而久之，这只古歌虽然还存在乐府里，而在民间却被那篇更伟大的长故事诗吞没了。故徐陵选《孔雀东南飞》全诗时，开篇的一段也只有这十个字。一千多年以来，这十个字遂成不可解的疑案。然而这十个字的保存竟给我们留下了一点时代的暗示，使我们知道焦仲卿妻的故事诗的创作大概在《双白鹄》的古歌还流传在民间但已讹成《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其时代自然在建安之后，但去焦仲卿故事发生之时必不很远。 [book_title]第七章 南北新民族的文学 汉朝统一了四百年，到第三世纪就分裂成三国。魏在北方，算是古文明的继产人。蜀在西方，开化了西部南部的蛮族，在文化史上也占一个地位。最重要的，吴在南方，是楚亡以后，江南江东第一次成独立的国家；吴国疆土的开拓，文化的提高与传播，都极重要；因为吴国的发展就是替后来东晋、宋齐梁陈豫备下了一个退步的地方，就是替中国文化豫备下了一块避难的所在。 司马氏统一中国，不到二三十年，北中国便发生大乱了。北方杂居的各种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一时并起，割据北中国，是为五胡十六国的时代。中国文化幸亏有东南一角作退步，中原大族多南迁，勉强保存一线的文明，不致被这一次大扰乱完全毁去。 北方大乱了一百多年，后来鲜卑民族中的拓跋氏起来，逐渐打平了北方诸国，北方才渐渐的有点治安。是为北魏，又称北朝。南方东晋以后虽有朝代的变更，但始终不曾有种族上与文化的大变动。东晋以后直到隋朝平陈，是为南朝。 这个南北分立的时期，有二百年之久；加上以前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加上三国分立的时代，足足有四百年的分裂。这个分裂的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时期。这是中国文明的第一座难关。中国文明虽遭一次大挫折，久而久之，居然能得最后的胜利。东南一角的保存，自不消说了。北方的新民族后来也渐渐的受不住中国文明的魔力，都被同化了。北魏一代，后来完全采用中国的文化，不但禁胡语，废胡服，改汉姓，娶汉女，还要立学校，正礼乐，行古礼。到了拓跋氏的末年，一班复古的学者得势，竟处处用《周礼》，模仿三代以上的文体，竟比南朝的中国文化更带着古董色彩了。中国文化已经征服了北方的新民族，故到第六世纪北方的隋朝统一南北时，不但有了政治的统一，文化上也容易统一了。 这个割据分裂时代的民间文学，自然是南北新民族的文学。江南新民族本有的吴语文学，到此时代，方才渐渐出现。南方民族的文学的特别色彩是恋爱，是缠绵宛转的恋爱。北方的新民族多带着尚武好勇的性质，故北方的民间文学自然也带着这种气概。不幸北方新民族的平民文学传下来的太少了，真是可惜。有些明明是北朝文学，又被后人误编入南朝文学里去了；例如《企喻歌》《慕容垂歌》《陇头歌》《折杨柳歌》《木兰》，皆有人名或地名可以证明是北方文学，现在多被收入《梁横吹曲辞》里去了。我们现在把它们提出来，便容易看出北方的平民文学的特别色彩是英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 我们先看南方新民族的儿女文学。《大子夜歌》云：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这不但是《子夜歌》的总评，也可算是南方儿女文学的总引子。《晋书·乐志》云： 吴歌杂曲，并出江东。东晋以来，稍有增广。 又云：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声。 《子夜歌》几百首，决不是一人所作，大概都是民间所流传。我们选几首作例： 宿昔不梳头，绿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自从别欢来，奁器了不开。头乱不敢理，粉拂生黄衣。 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 揽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喜时多唐突，相怜能几时！ 揽枕未结带，约眉出前窗。罗裳易飘扬，小开骂春风。 夜长不得眠，转侧听更鼓。无故欢相逢，使侬肝肠苦。 年少当及时，蹉跎日就老。若不信侬语，但看霜下草。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 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以下《子夜春歌》） 梅花落已尽，柳花随风散。叹我当春年，无人相要唤。 反覆华簟上，屏帐了不施。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仪。（《子夜夏歌》） 自从别欢来，何日不相思？常恐秋叶零，无复连条时。（《子夜秋歌》） 涂涩无人行，冒寒往相觅。若不信侬时，但看雪上迹。（以下《子夜冬歌》） 寒鸟依高树，枯林鸣悲风。为欢憔悴尽，那得好颜容？ 《子夜歌》之外，还有《华山畿》几十首，《懊侬歌》几十首，《读曲歌》近百首，还有散曲无数。有许多很艳的，如《乌夜啼》云： 可怜乌臼鸟，强言知天曙。无故三更啼，欢子冒暗去。 如《碧玉歌》云： 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如《读曲歌》云：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白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如《华山畿》云： 奈何许！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 不能久长离。中夜忆欢时，抱被空中啼。 啼著曙，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 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 又如《读曲歌》云： 忆欢不能食。徘徊三路间。因风寄消息。 觅欢敢唤名，念欢不唤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 折杨柳。百鸟园林啼，道欢不离口。 百花鲜。谁能怀春日，独入罗帐眠？ 逋发不可料，憔悴为谁睹？欲知相忆时，但看裙带缓几许。 这种儿女艳歌之中，也有几首的文学技术是很高明的。如上文引的“奈何许”一首是何等经济的剪裁；“折杨柳”一首也有很好的技术。《懊侬歌》中的一首云： 懊恼奈何许！夜闻家中论，不得侬与汝。 《华山畿》里也有同样的一首： 未敢便相许。夜闻侬家论，不持侬与汝。 这诗用寥寥的十五个字写出一件悲剧的恋爱，真是可爱的技术。这种十三字或十五字的小诗，比五言二十字的绝句体还更经济。绝句往往须有“凑句”，远不如这种十三字与十五字的短歌体，可以随宜长短。 我想以上举的例，可以代表南朝的儿女文学了。现在且看北方民族的英雄文学。我们所有的材料之中，最可以代表真正北方文学的是鲜卑民族的《敕勒歌》。这歌本是鲜卑语，译成汉文的。歌辞是：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风吹草低见牛羊”七个字，真是神来之笔，何等朴素！何等真实！《乐府广题》说，北齐高欢攻宇文泰，兵士死去十分之四五，高欢愤怒发病。宇文泰下令道：“高欢鼠子，亲犯玉璧。剑弩一发，元凶自毙。”高欢知道了，只好扶病起坐。他把部下诸贵人都招集拢来，叫斛律金唱《敕勒》，高欢自和之，以安人心。我们读这故事，可以想见这篇歌在当日真可代表鲜卑民族的生活。 我们再举《企喻歌》来做例：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放马大泽中，草好马着膘。牌子铁 裆， 尾条。 前行看后行，齐着铁 裆。前头看后头，齐着铁 …… 这是北方尚武民族的军歌了。再看《琅琊王》歌：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 又看《折杨柳歌辞》，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这种雄壮的歌调，与南朝的儿女文学比较起来，自然天地悬隔，怪不得北方新民族要说“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了！ 北方新民族写痛苦的心境，也只有悲壮，没有愁苦。如《陇头歌》：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肠断绝。 北方平民文学写儿女的心事，也有一种朴实爽快的神气，不像江南女儿那样扭扭捏捏的。我们看《折杨柳枝歌》：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抒声，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 这种天真烂缦的神气，确是鲜卑民族文学的特色。 当四世纪初年（东晋太宁元年，三二三），刘曜同西州氐羌的首领陈安作战，陈安败走。刘曜差将军平先、丘中伯带了劲骑去追他。陈安只带了十几骑在路上格战。他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敌人离近则他的刀矛齐发，往往杀伤五六人。敌远了，他就用弓箭左右驰射而走。追来的平先也是一员健将，勇捷如飞，与陈安搏战三合，夺了他的丈八蛇矛。那时天黑了，又遇大雨，陈安丢了马匹，爬山岭，躲在溪涧里。次日天晴，追兵跟着他们的脚迹，追着陈安，把他杀了。陈安平日很得人心，他死后，陇上民间为作《陇上歌》。其辞云： 陇上健儿曰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 骢骏马铁锻鞍，七尺大刀配齐镮，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 百骑俱出如云浮，追者千万骑悠悠。战始三交失蛇矛，十骑俱荡九骑留。弃我骢攀岩幽。天非降雨迨者休。 阿呵呜呼奈子何！呜呼阿呵奈子何（纪事用《晋书》一百三，歌辞用《赵书》）！ 这也是北方民族的英雄文学。这种故事诗体也可以同上章所说互相印证。傅玄的年代与刘曜、陈安相去很近。傅玄的《秦女休行》有“义声驰雍凉”的话，大概秦女休的故事诗也起于西北方，也许是北方民族的故事。 故事诗也有南北的区别。《日出东南隅》似是南方的故事诗，《秦女休》便是北方杀人报仇的女英雄歌了。《孔雀东南飞》是南方的故事诗，《木兰辞》便是北方代父从军的女英雄歌了。 北方的平民文学的最大杰作是《木兰辞》，我们先抄此诗全文，分段写如下：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耶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耶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耶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声溅溅。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耶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耶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间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始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免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我要请读者注意此诗起首“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六句与上文引的《折杨柳枝歌》中间“敕敕何力力”六句差不多完全相同。这不但可见此诗是民间的作品，并且还可以推知此诗创作的年代大概和《折杨柳枝歌》相去不远。这种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多少演变，后来引起了文人的注意，不免有改削润色的地方。如中间“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便不像民间的作风，大概是文人改作的。也许原文的中间有描写木兰的战功的一长段或几长段，文人嫌他拖沓，删去这一段，仅仅把“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两句总写木兰的跋涉；把“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两句总写他的战功；而文人手痒，忍不住又夹入这一联的词藻。 北方文学之中，只有一篇贵族文学可以算是白话文学。这一篇是北魏胡太后为他的情人杨华做的《杨白花》。胡太后爱上了杨华，逼迫他做了他的情人，杨华怕祸，逃归南朝。太后想念他，作了这歌，使宫人连臂蹋足同唱。歌辞是：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这已是北方民族被中国文明软化后的文学了。 [book_title]第八章 唐以前三百年中的文学趋势 汉魏之际，文学受了民歌的影响，得着不少新的生机，故能开一个新局面。但文学虽然免不了民众化，而一点点民众文学的力量究竟抵不住传统文学的权威。故建安正始以后，文人的作品仍旧渐渐回到古文学的老路上去。 我们在第四章里已略述散文受了辞赋的影响逐渐倾向骈俪的体裁。这个“辞赋化”与“骈俪化”的倾向到了魏晋以下更明显了，更急进了。六朝的文学可说是一切文体都受了辞赋的笼罩，都“骈俪化”了。论议文也成了辞赋体，记叙文（除了少数史家）也用了骈俪文，抒情诗也用骈偶，纪事与发议论的诗也用骈偶，甚至于描写风景也用骈偶。故这个时代可说是一切韵文与散文的骈偶化的时代。 我们试举西晋文坛领袖陆机（死于三〇三）的作品为例。陆机作《文赋》，是一篇论文学原理的文字，这个题目便该用散文作的，他却通篇用赋体：其中一段云：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连翩，若翰鸟婴缴而坠层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己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之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这种文章，读起来很顺口，也很顺耳，只是读者不能确定作者究竟说的是什么东西。但当时的风尚如此，议论的文章往往作赋体；即使不作赋体，如葛洪的《抱朴子》，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如钟嵘的《诗品》，也都带着许多的骈文偶句。 在记事文的方面，几个重要史家如陈寿、范晔之流还能保持司马迁、班固的散文遗风。但史料的来源多靠传记碑志，而这个时代的碑传文字多充分地骈偶化了，事迹被词藻所隐蔽，读者至多只能猜想其大概，既不能正确，又不能详细，文体之坏，莫过于此了。 在韵文的方面，骈偶化的趋势也很明显。大家如陆机竟有这样恶劣的诗句： 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长歌行》） 邈矣垂天景，壮哉奋地雷！（《折杨柳》） 本来说话里也未尝不可有对偶的句子，故古民歌里也有“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的话，那便是自然的对偶句子。现代民歌里也有“上床要人背，下床要人驮”，那也是自然的对偶。但说话做文做诗若专作对偶的句子，或专在对仗的工整上做工夫，那就是走了魔道了。 陆机同时的诗人左思是个有思想的诗人，故他的诗虽然也带点骈偶，却不讨人厌。如他的《咏史》八首之一云：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金、张是汉时的外戚。冯公指冯唐）。 左思有《娇女诗》，却是用白话做的。首段云： 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鬓发覆广额，双耳似连璧。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浓朱衍丹唇，黄吻烂漫赤…… 中间一段云： 驰骛翔园林，果下皆生摘。红葩缀紫蒂，萍实骤抵掷。贪花风雨中，胂（瞬）忽数百适…… 结语云： 任其孺子意，羞受长者责。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诗中写两个女儿，纨素与蕙芳，故说“俱向壁”）。 又同时诗人程晓，是傅玄的朋友，也曾有一首白话诗，题为《嘲热客》： 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世褦襶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蹙颦“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跘跨。所说无一急，啥一何多？疲向之久，甫问“君极那”？摇扇髀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为小事，亦是一大瑕，传戒诸高明，热行宜见呵。 大概当时并不是没有白话诗，应璩、左思、程晓都可以为证。但当日的文人受辞賦的影响太大了，太久了，总不肯承认白话诗的地位。后世所传的魏晋时人的几首白话诗都不过是嘲笑之作，游戏之笔，如后人的“打油诗”。作正经郑重的诗歌是必须摆起《周颂》《大雅》架子的，如陆机《赠弟诗》： 於穆予宗，禀精东岳，诞育祖考，造我南国。南国克靖，实繇洪绩。维帝念功，载繁其锡…… 其次，至少也必须打着骈偶的调子，如张协的《杂诗》： 大火流坤维，白日驰西陆。浮阳映翠林，回飚扇绿竹。飞雨洒朝兰，轻露栖丛菊。龙蛰暄气凝，天高万物肃。弱条不重结，芳蕤岂再馥？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川上之叹逝，前修以自勖。 十四行之中，十行全是对仗！ 钟嵘说： 永嘉时（三〇七—三一三），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是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西晋亡于三一六，元帝在江南建国，是为东晋），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魏时何晏作《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许询的诗今不传了（丁福保《全晋诗》只收他的四句诗）。桓温、庾亮的诗也不传于后。日本残存的唐朝编纂的《文馆词林》卷一百五十七（董康影印本）载有孙绰的诗四首，很可以表示这时代的玄理诗的趋势，如他《赠温峤诗》的第一段云： 大朴无像，钻之者鲜。玄风虽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测深钩缅。谁谓道辽，得之无远。 如《答许询》的第一段云： 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 又如《赠谢安》的第一段云： 缅哉冥古，邈矣上皇。夷明太素，结纽灵纲。不有其一，二理曷彰？幽源散流，玄风吐芳。芳扇则歇，流引则远。朴以雕残，实由英翦（翦字原作前。从丁福保校改）。 大概这个时代的玄理诗不免都走上了抽象的玄谈的一路，并且还要勉力学古简，故结果竟不成诗，只成了一些谈玄的歌诀。 只有一个郭璞（死于三二二）颇能打破这种抽象的说理，改用具体的写法。他的四言诗也不免犯了抽象的毛病，如他的《与王使君》的末段云： 靡竭匪浚，靡颓匪隆。持贵以降，挹满以冲（他的四言诗也保存在《文馆词林》卷一五七里）…… 但他的五言的《游仙诗》便不同了。《游仙》的第二首云： 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翘迹企颖阳（指许由），临河思洗耳。“阊阖”（秋风为阊阖风）西南来，潜波涣鳞起。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 第四首云： 六龙安可顿？运流有代谢。时变感人思，已秋复愿夏。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愧无鲁阳德，回日向三舍。临川哀逝年，抚心独悲吒。 第三首云：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放情凌霄外，嚼药挹飞泉。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问蜉蝣辈，安知龟鹤年？ 这些诗里固然也谈玄说理，却不是抽象的写法。钟嵘《诗品》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为中兴第一”。刘勰也说，“景纯（郭璞，字景纯）艳逸，足冠中兴”。所谓“平淡”，只是太抽象的说理；所谓“艳逸”，只是化抽象的为具体的。本来说理之作宜用散文。两汉以下，多用赋体。用诗体来说理，本不容易。应璩、孙绰的失败，都由于不能用具体的写法。凡用诗体来说理，意思越抽象，写法越应该具体。仲长统的《述志》诗与郭璞的《游仙》诗所以比较可读，都只因为他们能运用一些鲜明艳逸的具体象征来达出一两个抽象的理想。左思的《咏史》也颇能如此。 两晋的文学大体只是一班文匠诗匠的文学。除去左思、郭璞少数人之外，所谓“三张、二陆、两潘”（张载与弟协、亢；陆机与弟云；潘岳与侄尼），都只是文匠诗匠而已。 然而，东晋晚年却出了一个大诗人陶潜（本名渊明，字元亮，死于四二七年）。陶潜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绝好代表者。他的一生只行得“自然”两个字。他自己作了一篇《五柳先生传》，替自己写照：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陶潜的诗在六朝文学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一切辞赋化、骈偶化、古典化的恶习气都扫除的干干净净。他生在民间，做了几次小官，仍旧回到民间。史家说他归家以后“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晋书》九十四）。他的环境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环境；而他的学问思想却又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故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民间的言语。他的哲学又是他实地经验过来的，平生实行的自然主义，并不像孙绰、支遁一班人只供挥麈淸谈的口头玄理。所以他尽管做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做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钟嵘《诗品》说他： 其原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愜。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钟嵘虽然把陶潜列在中品，但这几句话却是十分推崇他。他说陶诗出于应璩、左思，也有一点道理。应璩是做白话谐诗的（说见第五章），左思也做过白话的谐诗。陶潜的白话诗，如《责子》，如《挽歌》，也是诙谐的诗，故钟嵘说他出于应璩。其实陶潜的诗只是他的天才与环境的结果，同那“拙朴类措大语”的应璩未必有什么渊源的关系。不过我们从历史的大趋势看来，从民间的俗谣到有意做“谐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