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book_author]梁启超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259220 [book_dec]近代梁启超著。梁启超(1873～1929),近代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光绪举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助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二十四年(1898)入京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博通经史,又善于吸取西方思想和学说,在当时曾影响了一代青年。生平长于史学,尤长于学术文化史的研究。著作尚有《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等多种,后汇编为《饮冰室合集》。该书共包括《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清代经学之建设》、《清初史学之建设》、《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实践实用主义》、《科学之曙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等16篇。又附表多种。此书主要论述明末至民国初年近300年间的中国学术思想及其变迁。其中《反动与先驱》、《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等节,概括了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总趋势,是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舍空谈,而趋实践的经世治用之学;由厌倦主观冥想,到倾向于客观考察;是对宋元明三朝道学的批判,和开辟未来新时代的先驱。此后又发展为乾隆嘉庆时期脱离时政的考据学,又发展成为道光咸丰以至晚清以变法维新、经世治用、托古改制为特点的近代今文经学。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等书中,比较详尽地评述了清代学者在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传记及谱牒学、历算学及自然科学、乐曲学等方面的成就。对黄宗羲、唐甄的民主启蒙思想,颜元、李塨的经世致用思想,王锡阐、梅文鼎的历算学成就等颇加赞许。称乾嘉学派为“科学的古典学派”,希望世人用其治学方法转治自然科学。并兼论辨伪和研究方法,提出了对经学、文字学进行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对《水经注》进行实地勘察研究、设立国家图书馆和国家音乐学校等建议和设想。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其中许多见解可与《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相互发明。该书原为作者在清华大学等校演讲的讲义,后整理成书。1926年由上海民志书店出版。有1926、1929年民志书店本,1943年重庆中华书局本,1985年北京市中国书店据1936年中华书局版影印本,1985年复旦大学《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本。 [book_img]Z_11882.jpg [book_title]提要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是梁启超任教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所编讲义。约撰于1923年冬至1925年春之间。生前未成完璧。其中的《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曾于1924年6月至9月连载于《东方杂志》，并先后于1929年由上海民智书局、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单行本。1932年被收入中华书局版《饮冰室合集》之“专集”中。 本书被视为“关于清代学术发展史的名著”，“一本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有关清代学术的百科全书式的好书”，“开创了学术史的新体例”。 本书详细研究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阐释了学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相互转化的原因，从哲学和思想层面分析清代的学派、代表人物和典型作品，提出了诸多新见解，是公认的空前佳作。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反动与先驱；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清代经学之建设；两畸儒；清初史学之建设等。 [book_title]序言 宋明理学心学之误原亦很明了， 实行一种学术的大国亡国了，这种思想无论如何都是有问题的。所以宋明理学心学之误之不言自明的，这就是儒学佛教化、内向化转向的下场，这么惨痛的教训难道我们还没记住吗？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伤疤仍在，痛却不见得有了。今看任公斯文，实为近代儒家内反思儒学较深者。国有高士，斯族之福也。 宋明理学心学的内向化转向已经达到变态的地步。理学在朱子那里还只是形式上的借用佛道的本体论，但到了王阳明的心学，儒学已经完全佛教化了，它还和禅宗有什么区别？这当然是封建统治者所乐见的。内向化转向失去了原始儒学的刚健活力，只重修、悟更是耗尽了民族心力，教训何其惨痛！ 理学、心学固然保住了儒学的800年正统地位，但我们一讲理学，蒙古就笑了；我们一讲心学，满人就笑了；今天讲心学讲禅意，笑的是谁呢？ 宋明儒学是在佛道的压力下互相同化产生的，今天国学是在现代科学压力下遇到的困境。如今再以面对佛老的方式面对“近代科学”之挑战/压力，岂不是刻舟求剑/泥古不化而遗笑大方吗？ 后代儒生对“智”无能力开新出近代科学，只好把智用到了仁上，如何因智成圣，就成了智的主要消耗用途，王阳明的心学就是这个路子。“格物”是为成“仁”，到王阳明那里，物也懒得格了，干脆格心，格感性。这种把理性用到感性上的路子，现在看来是笑话；所谓“人心唯危”，智总要有个消耗的路子，这深深地反映了人类在探寻进程中的无奈。 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礼治的相对基础作用会有所降低，加之今有近代科学，则智有所着落，人名可符其实矣，仁智可各得其所哉。” 斯国历二千年之之封建统治、固权驭民之术已是十分纯熟。先后有分封、酷法、外戚、藩镇、军队、暴民之乱，后世吸收经验皆已有成功化解“内乱”之术。故至于宋，则王朝再也不会亡于内，只会亡于外。明亦然。慈禧言“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此话自有其深刻见解及充分信心，皇家是宁亡于外不亡于内。斯文之弱斯民之苦皇权之固宋明之学与有力焉，此固斯文之大悲哀处。 近时学界一直不大看得起清代学术，认为只是考据、词章之学。我原不大重视清代学术，看得也少，但近日得梁任公《近代中国三百年学术史》，始知颜习斋，惊于其见之深。任公之行识近代无人可及，任公极推崇颜氏，此书亦有其大贡献在。（第十章） 颜氏生于明崇祯八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其时学者激于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必有大苦楚在，亦必深刻反思宋明学问之敝，颜氏之学可谓扫除宋明之敝、返回孔孟本意最彻底者。若颜氏之学得行于时，则斯文斯国必无清未之危耻。然斯学虽必有大功于国人，但亦必危清皇家之统治，皇家又怎能用之。 以曾国藩之智勇岂能不知宋明之敝、颜氏之功。然曾氏外示固守宋学，示拙而已。于斯族无益却大益其家，智乎愚乎？皇家以宋明之学为取士之道，学人亦以此为谋食之途，则清之蹈宋明之覆辙必矣。 宋明积敝太深，今日犹然。本不得不为文深入驳之，今知有颜氏之学，可以省去好多力气，亦可知儒家学者在有清一代还有担当者在，很开心。然我还没看到颜氏原书，不过任公之文甚好，不必我再作赘评。 现附一段任公文于下：“习斋、恕谷抱这种宏愿，想要转移学风，别造一个新社会。到今日二百年了，到底转移了没有？哎！何止没有转移，只怕病根还深几层哩。若长此下去吗？那么，习斋有一番不祥的预言，待我写来。他（习斋）说： 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党伪之禁，天启时东林之逮狱，崇祯末张献忠之焚杀，恐犹未已其祸也。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余曰，知几，其惧乎？”《存学编》卷四 呜呼！今日的读书人听啊，自命知识阶级的人听啊，满天下小百姓厌恶我们的心理一日比一日厉害，我们还在那里做梦。习斋说“未知几之何向”？依我看，“灭文”之几早已动了，我们不“知惧”，徒使习斋、恕谷长号地下耳！” 清初学者之见，今之学者观此言作何感想，可叹。 [book_title]目 录 一　反动与先驱 二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三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四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 五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 ——黄梨洲　附：孙夏峰　李二曲　余姚王学家　李穆堂 六　清代经学之建设 ——顾亭林　阎百诗　附：胡朏明　万充宗 七　两畸儒 ——王船山　朱舜水 八　清初史学之建设 ——万季野　全谢山　附：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 九　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 ——张杨园　陆桴亭　陆稼书　王白田　附：其他 十　实践实用主义 ——颜习斋　李恕谷　附：王昆绳　程绵庄　恽皋闻　戴子高 十一　科学之曙光 ——王寅旭　梅定九　陈资斋　附：其他 十二　清初学海波澜余录 十三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 ——经学　小学及音韵学 十四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 ——校注古籍　辨伪书　辑佚书 十五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 ——史学　方志学　地理学及谱牒学 十六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 ——历算学及其他科学　乐曲学 [book_title]一　反动与先驱 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做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 今年是公历1923年。上溯三百年前至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17、18、19三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 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 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是： 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 无论何方面之学术，都有这样趋势。可惜客观考察多半仍限于纸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尽量发挥。此外还有一个支流是： 排斥理论，提倡实践。 这个支流屡起屡伏，始终未能很占势力。总而言之，这三百年学术界所指向的路，我认为是不错的——是对于从前很有特色而且有进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贯彻。以后凭藉这点成绩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更伟大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这回演讲的微意。 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本讲义所讲的时代，是从它前头的时代反动出来。前头的时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总括为一个单位——公历1000至1600——那个时代有一种新学术系统出现，名曰“道学”。那六百年间，便是“道学”自发生成长以至衰落的全时期。那时代的道学思潮又为什么能产生能成立呢？(一)因为再前一个时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质上文化发达得很灿烂，建筑、文学、美术、音乐等等都呈现历史以来最活泼的状况。后来，这种文明烂熟的结果，养成社会种种惰气。自唐天宝间两京陷落，过去的物质文明已交末运，跟着晚唐藩镇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纷乱，人心愈发厌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欢回到内生活的追求，向严肃朴素一路走去。(二)隋唐以来，印度佛教各派教理尽量输入，思想界已经搀入许多新成份，但始终儒自儒、佛自佛，采一种不相闻问的态度。到了中晚唐，两派接触的程度日渐增加，一方面有韩愈一流人据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肃、李翱一流人援佛入儒。(注一：梁肃与白居易交好，是天台宗一员，护法健将。李翱是韩愈朋友，著有《复性书》，拿佛理解释儒书)到了两宋，当然会产出儒佛结婚的新学派。加以那时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禅宗独盛。禅宗是打破佛家许多形式和理论，专用内观工夫，越发与当时新建设之道学相接近，所以道学和禅宗，可以说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地成一片段。所以到明的中叶，姚江(王阳明)学派，奄袭全国，和佛门的禅宗，混为一家。这是距今三百五六十年前学术界的形势。 在本讲义所讲的时代开始之时，王阳明去世已将近百年了。(阳明卒于嘉靖八年，当公历1529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乐皇帝钦定的《性理大全》外，几乎一书不读。学术界本身，本来就像贫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怜。王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学结束，吐很大光芒。但晚年已经四方八面受人妒忌排挤，不得志以死。阳明死后，他的门生，在朝者，如邹东廓守益、欧阳南野德；在野者，如钱绪山德洪、王龙溪畿、罗近溪汝芳、王心斋艮，都有绝大气魄，能把师门宗旨发挥光大，势力笼盖全国，然而反对的亦日益加增。反对派别，大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张江陵居正辈，觉得他们都是书生迂阔，不切时务。其二，文学派，如王弁州世贞辈，觉得他们学问空疏，而且所讲的太干燥无味。其三，势利派，毫无宗旨，唯利是趋，依附魏忠贤一班太监，专和正人君子作对，对于讲学先生，自然疾之如仇。这三派中，除势利派应该绝对排斥外，事功、文学两派，本来都各有好处。但他们既已看不起道学派，道学派也看不起他们，由相轻变为相攻。结果这两派为势利派利用，隐然成为三角同盟以对付道学派。中间经过“议礼”、“红丸”、“梃击”、“移宫”诸大案，(注二：欲知四大案简单情节，看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最好)都是因宫廷中一种不相干的事实，小题大做，双方意见闹到不可开交。到最后二三十年间，道学派大本营，前有“东林”，后有“复社”，都是用学术团体名义，实行政党式的活动。他们对于恶势力，拼命奋斗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党势渐成以后，依草附木的人日多，也不免流品很杂。总而言之，明朝所谓“士大夫社会”，以“八股先生”为土台。所有群众运动，无论什么“清流浊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势力。东林、复社，虽比较的多几位正人君子，然而打开天窗说亮话，其实不过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何况王阳明这边的末流，也放纵得不成话，如何心隐本名梁汝元、李卓吾贽等辈，简直变成一个“花和尚”。他们提倡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把个人道德社会道德一切藩篱都冲破了，如何能令敌派人心服。这些话且不必多说。总之晚明政治和社会所以溃烂到那种程度，最大罪恶，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巴结太监，鱼肉人民。我们一点不能为他们饶恕。却是和他们反对的，也不过一群上流无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几句“致知格物”的口头禅做幌子，和别人闹意见闹过不休。最高等的如颜习斋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至矣极矣。当他们笔头上口角上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着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这便是前一期学术界最后的一幕悲剧。 明亡以后。学者痛定思痛，对于那群阉党、强盗、降将，以及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罪恶滔天，不值得和他算账了。却是对于这一群上流无用的道学先生，倒不能把他们的责任轻轻放过，李刚主说：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唯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蜂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恕谷集?书明刘户部墓表后》又说： “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干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恕谷集?与方灵皋书》 朱舜水说： “明朝以时文取士。此物既为尘羹土饭，而讲道学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讲正心诚意，大资非笑，于是分门标榜，遂成水火，而国家被其祸。”《舜水遗集?答林春信问》 顾亭林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亭林既愤慨当时学风，以为明亡实由于此，推原祸始，自然责备到阳明。他说：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日知录》卷十八 王船山亦以为王学末流之弊，从阳明本身出来。他说： “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刑戮之民、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论》 费燕峰说： “清谈害实，始于魏晋，而固陋变中，盛于宋南北。案：费氏提倡‘实’与‘中’两义，故斥当时学派为害实变中自汉至唐，异说亦时有，然士安学同，中实尚属。至宋而后，齐逞意见，专事口舌，……又不降心将人情物理平居处事点勘离合，说者自说，事者自事，终为两断。一段好议论，美听而已。……后儒所论，唯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学者所当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无论其未尝得而空言也，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心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天台止观同一门庭。……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学术蛊坏，世道偏颇，而夷狄寇盗之祸亦相挺而起。……”《费氏遗书?弘道书》卷中 平心而论，阳明学派，在二千年学术史上，确有相当之价值，不能一笔抹杀，上文所引诸家批评，不免都有些过火之处。但末流积弊，既已如此，举国人心对于他既已由厌倦而变成憎恶，那么这种学术，如何能久存？反动之起，当然是新时代一种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动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兴以后。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机兆已经大露，试把各方面的趋势一一指陈。 第一，王学自身的反动。最显著的是刘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祯十七(1644)年殉难特标“证人”主义，以“慎独”为入手，对于龙溪王畿、近溪罗汝芳、心斋王艮诸人所述的王学，痛加针砭，总算是舍空谈而趋实践，把王学中谈玄的成份减了好些。但这种反动，当然只能认为旧时代的结局，不能认为新时代的开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动。晚明有两位怪人，留下两部怪书。其一为徐霞客，名宏祖，生万历十三(1585)年，卒崇祯十三(1640)年，年56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中国全部都游历遍了。他所著的书，名曰《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究山川脉络，于西南——云、桂、蜀、贵地理，考证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注三：潘稼堂(耒)《徐霞客游记序》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支搜节讨。”又云：“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其二为宋长庚，名应星，奉新人，卒年无考，丁文江推定为卒于顺治、康熙间是一位工业科学家。他所著有两部书，一部是《画音归正》，据书名当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开物》，商务印书馆正在重印用科学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绘图贴说，详确明备(注四：《天工开物》自序云：“世有聪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枣梨之花未赏，而臆度楚萍；釜鬻之范鲜经，而侈谈莒鼎。画工好图鬼魅而恶犬马，即郑侨晋华，岂足为烈哉！”丁在君(文江)《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云：“三百年前言工业天产之书，如此其详且明者，世界之中，无与比伦。”)。这两部书不独一洗明人不读书的空谈，而且比清人专读书的实谈还胜几筹，真算得反动初期最有价值的作品。本条所举，虽然不过一两个人一两部书，不能认为代表时代，然而学者厌蹈空喜踏实的精神，确已渐渐表现了。 第三，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先是马丁?路得既创新教，罗马旧教在欧洲大受打击，于是有所谓“耶稣会”者起，想从旧教内部改革振作。他的计划是要传教海外，中国及美洲实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马窦、庞迪我、熊三拔、龙华民、邓玉函、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汤若望等，自万历末年至天启、崇祯间先后入中国。中国学者如徐文定、名光启，号元扈，上海人，崇祯六(1633)年卒，今上海徐家汇即其故宅李凉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们来往，对于各种学问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统历”，循元郭守敬“授时历”之旧，错谬很多。万历末年，朱世堉、邢云路先后上疏指出他的错处，请重为厘正。天启、崇祯两朝十几年间，很拿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经屡次辩争的结果，卒以徐文定、李凉庵领其事，而请利、庞、熊诸客卿共同参预，卒完成历法改革之业。此外中外学者合译或分撰的书籍，不下百数十种。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译之《几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无用我再为赞叹了。其余《天学初函》《崇祯历书》中几十部书，都是我国历算学界很丰厚的遗产。又《辨学》一编，为西洋论理学输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农政全书》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实农学界空前之著作。我们只要肯把当时那班人的著译书目一翻，便可以想见他们对于新知识之传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品——如《几何原本》之类择一两部细读一过，便可以知道他们对于学问如何的忠实。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中国元代时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触，但影响不大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注五：当时治利、徐一派之学者，尚有周子愚、瞿式耜、虞淳熙、樊良枢、汪应熊、朱天经、杨廷筠、郑洪猷、冯应京、王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夔、曹于汴、郑以伟、熊明遇、陈亮采、许香臣、熊士旂等人，皆尝为著译各书作序跋者。又莲池法师，亦与利玛窦往来，有书札见《辨学遗犊》中。可想见当时此派声气之广。) 第四，藏书及刻书的风气渐盛。明朝人不喜读书，已成习惯，据费燕峰密所说：《十三经注疏》除福建版外，没有第二部。见《弘道书》卷上固陋到这程度，实令人吃惊。但是，到万历末年以后，风气渐变了。焦弱侯名竑，江宁人，万历四十八(1620)年卒的《国史经籍志》，在目录学上就很有相当的价值。范尧卿名钦，鄞县人创立天一阁，实为现在全国——或者还是全世界——最古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可惜这个图书馆到民国以来已成了空壳子了毛子晋名晋，常熟人和他的儿子斧季扆，他们家的汲古阁专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书》和许多单行本古籍，直到今日，还在中国读书界有很大价值。这几位都是明朝最后二三十年间人。毛斧季是清朝人他们这些事业，都可以说是当时讲学的反动。焦弱侯也是王学家健将，但他却好读书这点反动，实在是给后来学者很有益的工具。例如黄梨洲、万九沙、全谢山都读天一阁藏书汲古阁刻本书，流布古籍最有功，且大有益于校勘家。 第五，还有一件很可注意的现象，这种反动，不独儒学方面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显。宋、元、明三朝，简直可以说除了禅宗，别无佛教。到晚明忽然出了三位大师：一莲池，名株宏，万历四十三(1615)年卒二憨山，名德清，天启三(1623)年卒三蒲益。名智旭，顺治九(1655)年卒我们试把《云栖法汇》莲池著、《梦游集》憨山著、《灵峰宗论》蒲益著一读，他们反禅宗的精神，到处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提倡的是净土宗。清朝一代的佛教一直到杨仁山为止，走的都是这条路。禅净优劣，本来很难说——我也不愿意说，但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莲池所倡净宗，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工夫，比之耶教各宗，很有点“清教徒”的性质，这是修持方面的反动。不惟如此，他们既感觉掉弄机锋之靠不住，自然回过头来研究学理。于是憨山注《楞伽》《楞严》；蒲益注《楞严》《起信》《唯识》，乃至把全藏通读，著成《阅藏知津》一书。他们的著述价值如何，且不必论，总之一返禅宗束书不观之习，回到隋唐人做佛学的途径，是显而易见了。同时钱牧斋(谦益)著了一大部《楞严蒙钞》，也是受这个潮流的影响 以上所举五点，都是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间学术界所发生的新现象。虽然读黄梨洲《明儒学案》，一点看不出这些消息，然而我们认为关系极重大。后来清朝各方面的学术，都从此中孕育出来。我这部讲义，所以必把这二三十年做个“楔子”，其理由在此。 “楔子”完了，下回便入正文。 [book_title]二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上) 本讲义目的，要将清学各部分稍为详细解剖一番。但部分解剖以前，像应该先提挈大势，令学者得着全部大概的印象。我现在为省事起见，将旧作《清代学术概论》头一段抄下来做个引线。原书页一至六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寝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同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中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公共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慴伏，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靡精力。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灿然矣。一世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闒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此蜕化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濬发无余。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命运，当佛说所谓‘灭’相。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二百余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我说的“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这两项要当为“一括搭”的研究。内中环境一项，包含范围很广，而政治现象，关系最大。所以我先要把这一朝政治上几个重要关目稍为提挈，而说明其影响于学术界者何如。1644年3月19日以前，是明崇祯十七年；5月初十日之后，便变成清顺治元年了。本来一姓兴亡，在历史上算不得什么一回大事，但这回却和从前有点不同。新朝是“非我族类”的满洲，而且来得太过突兀，太过侥幸。北京、南京一年之中，唾手而得，抵抗力几等于零。这种激刺，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鲁王、唐王在浙、闽，永历帝在两广、云南，实际上不过几十位白面书生——如黄石斋道周、钱忠介、张苍水煌言、王完勋翌、瞿文忠式耜、陈文忠子壮、张文烈家玉……诸贤在那里发动主持。他们多半是无官守无言责之人，尽可以不管闲事，不过想替本族保持一分人格，内则隐忍迁就于悍将暴卒之间，外则与“泰山压卵”的新朝为敌。虽终归失败，究竟已把残局支撑十几年，成绩也算可观了。就这一点论，那时候的学者，虽厌恶阳明学派，我们却应该从这里头认取阳明学派的价值。因为这些学者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业，令我们永远景仰。他们自身，却都是——也许他们自己不认——从阳明学派这位母亲的怀里哺养出来。 这些学者虽生长在阳明学派空气之下，因为时势突变，他们的思想也像蚕蛾一般，经蜕化而得一新生命。他们对于明朝之亡，认为是学者社会的大耻辱大罪责，于是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他们里头，因政治活动而死去的人很多，剩下生存的也断断不肯和满洲人合作，宁可把梦想的“经世致用之学”依旧托诸空言，但求改变学风以收将来的效果。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便是这时候代表人物。他们的学风，都在这种环境中间发生出来。 满洲人的征服事业，初时像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难。顺治朝十八个年头，除闽、粤、桂、滇之大部分始终奉明正朔外，其余各地扰乱，未尝停息。就文化中心之江浙等省，从清师渡江后，不断的反抗。郑延平成功、张苍水煌言会师北伐时，顺治十六年大江南北，一个月间，几乎全部恢复。到永历帝从缅甸人手上卖给吴三桂的时候，顺治帝已死去七个月了。其年正月康熙帝即位那年即顺治十八年云南荡平，郑氏也遁入台湾，征服事业，总算告一个结束。但不久又有三藩之乱，扰攘十年，方才戡定。康熙十二年至二十一年所以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用武力制服那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一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都在他们身上。满洲政府用全副精神对付这问题，政策也因时因人而变。略举大概可分三期： 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间，利用政策。 第二期，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约十七八年间，高压政策。 第三期，康熙十一、二年以后，怀柔政策。 第一期为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时代。满兵仓猝入关，一切要靠汉人为虎作伥。所以一面极力招纳降臣，一面运用明代传来的愚民工具——八股科举，年年闹什么“开科取士”，把那些热中富贵的人先行绊住。第二期，自多尔衮死去，顺治帝亲政，顺治七年政策渐变。那时除了福建、两广、云南尚有问题外，其余全国大部分，都已在实力统治之下。那群被“诱奸”过的下等“念书人”，不大用得着了。于是板起面孔，抓着机会便给他们点苦头吃吃。其对于个人的操纵，如陈名夏、陈之遴、钱谦益、龚鼎孳那班贰臣，糟蹋得淋漓尽致。其对于全体的打击，如顺治十四年以后连年所起的科场案，把成千成万的八股先生吓得人人打噤。那时满廷最痛恨的是江浙人。因为这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反满洲的精神到处横溢。所以自“窥江之役”即顺治十六年郑、张北伐之役以后，借“江南奏销案”名目，大大示威。被牵累者一万三千佘人，缙绅之家无一获免。这是顺治十八年的事。其时康熙帝已即位，鳌拜一派执政，袭用顺治末年政策，变本加厉。他们除糟蹋那等下等念书人外，对于真正知识阶级，还兴许多文字狱，加以特别摧残。最著名的，如康熙二年湖州庄氏史案，一时名士如潘力田柽章、吴赤泻炎等七十多人同时遭难。此外，如孙夏峰于康熙三年被告对簿，顾亭林于康熙七年在济南下狱，黄梨洲被悬购缉捕，前后四面，这类史料，若仔细搜集起来，还不知多少。这种政策，徒助长汉人反抗的气焰，毫无效果。到第三期，值康熙帝亲政后数年，三藩之乱继起。康熙本人的性格，本来是阔达大度一路，当着这变乱时代，更不能不有戒心，于是一变高压手段为怀柔手段。他的怀柔政策，分三着实施。第一着，为康熙十二年之荐举山林隐逸。第二着，为康熙十七年之荐举博学鸿儒。但这两着总算失败了，被买收的都是二三等人物，稍微好点的也不过新进后辈。那些负重望的大师，一位也网罗不着，倒惹起许多恶感。第三着为康熙十八年之开《明史》馆。这一着却有相当的成功。因为许多学者，对于故国文献，十分爱恋。他们别的事不肯和满洲人合作，这件事到底不是私众之力所能办到，只得勉强将就了。以上所讲，是满洲入关后三四十年对汉政策变迁之大概。除第一期没有多大关系外，第二期的高压和第三期的怀柔，都对于当时学风很有影响。 还有应该附带论及者一事，即康熙帝自身对于学问之态度。他是一位极聪明而精力强满的人，热心向慕文化，有多方面的兴味。他极信学科学，对于天文历算有很深的研究，能批评梅定九的算书。他把许多耶稣会的西洋人——南怀仁、安多、白进、徐日升、张诚等，放在南书房，叫他们轮日进讲——讲测量、数学、全体学、物理学等等。他得他们的帮助，制定康熙永年历，并著有《数理精蕴》《历象考成》等书，又造成极有名的观象台。他费三十年实测工夫，专用西洋人绘成一部《皇舆全览图》。这些都是在我们文化史上值得特笔大书的事实。他极喜欢美术，西洋画家焦秉贞是他很得意的内廷供奉。三王的画，也是他的嗜好品。他好讲理学，崇拜程朱。他对于中国历史也有相当的常识，《资治通鉴》终身不离手。他对中国文学也有相当的鉴赏能力。在专制政体之下，君主的好劣，影响全国甚大，所以他当然成为学术史上有关系的人。 把以上各种事实，综合起来，我们可以了解清代初期学术变迁的形势及其来由了。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所努力者，对于王学实行革命(内中也有对于王学加以修正者)。他们所要建设的新学派方面颇多，而目的总在“经世致用”。他们元气极旺盛，像用大刀阔斧打开局面，但条理不免疏阔。康熙二十年以后，形势渐渐变了。遗老大师，凋谢略尽。后起之秀，多半在新朝生长，对于新朝的仇恨，自然减轻。先辈所讲经世致用之学，本来预备推倒满洲后实见施行。到这时候，眼看满洲不是一时推得倒的，在当时政府之下实现他们理想的政治，也是无望。那么，这些经世学都成为空谈了。况且谈到经世，不能不论到时政，开口便触忌讳。经过屡次文字狱之后，人人都有戒心。一面社会日趋安宁，人人都有安心求学的余裕，又有康熙帝这种“右文之主”极力提倡。所以这个时候的学术界，虽没有前次之波澜壮阔，然而日趋于健实有条理。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一阎百诗、胡东樵一派之经学，承顾、黄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二梅定九、王寅旭一派之历算书，承晚明利、徐之绪，作科学先锋；三陆桴亭、陆稼书一派之程朱学，在王学与汉学之间，折衷过渡。四颜习斋、李刚主一派之实践学，完成前期对王学革命事业而进一步。此则康熙一朝六十年间全学界之大概情形也。 [book_title]三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 讲到这里，当然会发生两个疑问：第一，那时候科学像有新兴的机运，为什么戛然中止？第二，那时候学派潮流很多，为什么后来只偏向考证学一路发展？我现请先解答第一个问题。 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清初袭用明朝的八股取士，不管他是否有意借此愚民，抑或误认为一种良制度，总之当时功名富贵皆出于此途，有谁肯抛弃这种捷径而去学艰辛迂远的科学呢？我们最可惜的是，以当时康熙帝之热心西方文物，为何不开个学校造就些人材？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因为这种专门学问，非专门教授不可。他既已好这些学问，为什么不找些传人呢？所以科举制度，我认为是科学不兴的一个原因。 此外还有很重大的原因，是耶稣会内部的分裂。明末清初那一点点科学萌芽，都是从耶稣会教士手中稗贩进来，前文已经说过。该会初期的教士，传教方法很巧妙。他们对于中国人心理研究得极深透。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喜欢极端迷信的宗教，所以专把中国人所最感缺乏的科学知识来做引线，表面上像把传教变成附属事业，所有信教的人仍许他们拜“中国的天”和祖宗。这种方法，行之数十年，卓著成效。无奈在欧洲的罗马教皇不懂情形，突然发出有名的“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令”。该教令的内容，现在不必详述。总而言之，是谈前此传教方法之悖谬，勒令他们改变方针，最要的条件是禁拜祖宗。自该教令宣布后，从康熙帝起以至朝野人士都鼓噪愤怒，结果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把教皇派来的公使送到澳门监禁。传教事业固然因此顿挫，并他们传来那些学问也被带累了。 还有一件附带原因，也是教会行动影响到学界。我们都知道康熙末年因各皇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这种宫闱私斗，论理该不至影响到学问，殊不知专制政体之宫廷，一举一动，都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力量。相传当时耶稣会教徒党于皇太子允礽，喇嘛寺僧党于雍正帝胤祯，双方暗斗，黑幕重重。后来雍正帝获胜，耶稣会势力遂一败涂地。这种史料，现时虽未得有充分证据，然而口碑相传，大致可信。雍正元年浙闽总督满宝奏请，除在钦天监供职之西洋人外，其余皆驱往澳门看管，不许阑入内地，得旨施行。这件事是否于宫廷阴谋有关，姑且不论。总之康熙五六十年间所延揽的许多欧洲学者，到雍正帝即位之第一年，忽然驱除净尽。中国学界接近欧化的机会从此错过，一搁便搁了二百年了。 其次，要解答“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之问题。 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客观的考察有两条路：一自然界现象方面；二社会文献方面。以康熙间学界形势论，本来有趋重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且当时实在也有点这种机兆。然而到底不成功者，其一，如前文所讲，因为种种事故把科学媒介人失掉了。其二，则因中国学者根本习气，看轻了“艺成而下”的学问，所以结果逼着专走文献这条路。但还有个问题，文献所包范围很广，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 康熙帝是比较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早年虽间兴文字之狱，大抵都是他未亲政以前的事，而且大半由奸民告诉官吏徼功，未必出自朝廷授意。他本身却是阔达大度的人，不独政治上常采宽仁之义，对于学问，亦有宏纳众流气象。试读他所著《庭训格言》，便可以窥见一斑了。所以康熙朝学者，没有什么顾忌，对于各种问题，可以自由研究。到雍正、乾隆两朝却不同了。雍正帝是个极猜忌刻薄的人，而又十分雄鸷。他的地位本从阴谋攘夺而来，不得不立威以自固，屠杀兄弟，诛戮大臣，四处密派侦探，闹得人人战栗。不但待官吏如此，其对于士大夫社会，也极威吓操纵之能事。汪景祺雍正二年、查嗣庭、吕留良俱雍正十四年之狱，都是雍正帝匠心独运罗织出来。尤当注意者，雍正帝学问虽远不及乃翁，他却最爱出风头和别人争辩。他生平有两部最得意的著作，一部是《拣魔辨异录》，专和佛教禅宗底下的一位和尚名弘忍者辩论。(注一：《拣魔辨异录》这部书是雍正十一年御制。当时临济宗门下有一名僧曰法藏，著《五宗原》，其徒曰弘忍，著《五宗救》，皆对于当时禅学有所批评。雍正帝著此书专辟之。书首冠上谕，有云：“……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时熄灭？著将《藏》内所有藏、忍语录并《五宗原》《五宗救》等书，尽行毁板，僧徒不许私自收藏。有违旨隐匿者，发觉以不敬律论。……法藏一支所有徒众，著直省督抚详细察明，尽削去支派，……果能于他方参学，得正知见，别嗣他宗，方许秉拂。……”这书有殿板存大内，外间向少见。民国四年，始由扬州藏经院刊行。平心而论，这书所驳藏、忍之说，也许驳得不错。但这种“以人王而兼教主”的态度，太咄咄逼人了)一部是《大义觉迷录》，专与吕晚村留良的门生曾静辩论。(注二：《大义觉迷录》这部书体裁甚奇，全部是亲自审问曾静的口供，冠以一篇极长的上谕当作序文。曾静号蒲潭，湖南人，吕晚村私淑弟子。尝上书岳钟琪，力言夷夏之防，数雍正帝九大罪，劝其革命，被拿到京，帝亲自审问他，和他反复辩驳。内中最要者是辨夷夏问题，其次辨封建制度，还有关于雍正帝本身逼母、弑兄、屠弟等种种罪恶之辩护。据这部书说，曾静完全折服了，还著有《归仁说》一篇，附刻在后头。雍正帝于是把曾静赦免，放归田里。虽然如此，却说曾静学说出于吕留良，把留良戮尸灭族。后来乾隆帝到底把曾静也杀了。这部书当时印刷许多，颁发各省府州县学宫，令秀才们当作圣经读。到乾隆朝，将颁出的书都收回，板也毁了，列在禁书书目中。)以一位帝王而亲著几十万字书和一位僧侣一位儒生打笔墨官司，在中外历史上真算绝无仅有。从表面看，为研求真理而相辩论，虽帝王也该有这种自由。若仅读他这两部书，我们并不能说他态度不对，而且可以表相当的敬服。但仔细搜求他的行径，他著成《拣魔辨异录》以后，跟着把弘忍的著述尽行焚毁，把弘忍的门徒勒令还俗或改宗。他著成《大义觉迷录》以后，跟着把吕留良剖棺戮尸，全家杀尽，著作也都毁板。像这样子，哪里算得讨论学问，简直是欧洲中世教皇的牌子。在这种主权者之下，学者的思想自由，是剥夺净尽了。他在位仅13年，影响原可以不至甚大，无奈他的儿子乾隆帝，也不是好惹的人。他学问又在乃祖乃父之下，却偏要“附庸风雅”，恃强争胜。他发布禁书令，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继续烧书二十四回，烧去的书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直至乾隆五十三年，还有严谕。他一面说提倡文化，一面又抄袭秦始皇的蓝本。所谓“黄金时代”的乾隆六十年，思想界如何的不自由，也可想而知了。 凡当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欧洲罗马教皇权力最盛时，就是这种现象。我国雍、乾间也是一个例证。记得某家笔记说：“内廷唱戏，无论何种剧本都会触犯忌讳，只得专搬演些‘封神’、‘西游’之类，和现在社会情状丝毫无关，不至闹乱子。”雍、乾学者专务注释古典，也许是被这种环境所构成。至于他们忠实研究的结果，在文献上有意外的收获和贡献，这是别的问题，后文再讲。自康、雍以来，皇帝都提倡宋学——程朱学派，但民间——以江浙为中心，“反宋学”的气势日盛，标出“汉学”名目与之抵抗。到乾隆朝，汉学派殆占全胜。政府方面文化事有应该特笔大书的一件事，曰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开馆，始自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而告成，著录书3457部，79070卷；存目书6766部，93556卷。编成缮写7本，颁贮各地：一、北京禁城之文渊阁本今存。二、西郊圆明园之文源阁本。咸丰间毁于英法联军三、奉天之文溯阁本。今移存北京四、热河之文津阁本。今移存北京五、扬州之文汇阁本。六、镇江之文宗阁本。并毁于洪杨之乱七、杭州之文澜阁本。洪杨之乱半毁，现已补抄，存浙江图书馆原来搜集图书制目录，本属历朝承平时代之常事，但这回和前代却有点不同，的确有他的特别意义和价值。著录的书，每种都替他作一篇提要。这种事业，从前只有私人撰述——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所有批评都不过私人意见。《四库提要》这部书，却是以公的形式表现时代思潮，为向来著述未曾有。当时四库馆中所网罗的学者三百多人，都是各门学问的专家。露骨的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也可以说是：朝廷所提倡的学风，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当朱筠(汉学家)初奏请开四库馆时，刘统勋(宋学家)极力反对，结果还是朱说实行。此中消息，研究学术史者不可轻轻放过也。 汉学家所乐道的是“乾嘉诸老”。因为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惠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他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他做“考证学”。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以上所举派别，不过从个人学风上，以地域略事区分。其实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许多著名学者，也不能说他们专属哪一派。总之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他们所做的工作，方面很多，举其重要者如下： 一、经书的笺释　几部经和传记，逐句逐字爬梳，引申或改正旧解者不少，大部分是用笔记或专篇体裁，为部分的细密研究。研究进步的结果，有人综合起来作全书的释例或新注新疏，差不多每部经传都有了。 二、史料之搜补鉴别　关于史籍之编著源流，各书中所记之异同真伪、遗文佚事之阙失或散见者，都分部搜集辨证。内中补订各史表志，为功尤多。 三、辨伪书　许多伪书或年代错误之书，都用严正态度辨证，大半成为信谳。 四、辑佚书　许多亡佚掉的书，都从几部大类书或较古的著述里头搜辑出来。 五、校勘　难读的古书，都根据善本，或厘审字句，或推比章节，还他本来面目。 六、文字训诂　此学本经学附庸——因注释经文而起，但后来特别发展，对于各个字意义的变迁及文法的应用，在“小学”的名称之下，别成为一种专门。 七、音韵　此学本“小学”附庸，后来亦变成独立，对于古音、方音、声母、韵母等，发明甚多。 八、算学　在科学中此学最为发达，经学大师，差不多人人都带着研究。 九、地理　有价值的著述不少，但多属于历史沿革方面。 十、金石　此学极发达，里头所属门类不少，近有移到古物学的方向。 十一、方志之编纂　各省府州县，皆有创编或续订之志书，多成于学者之手。 十二、类书之编纂　官私各方面，多努力于大类书之编纂，体裁多与前代不同，有价值的颇多。 十三、丛书之校刻　刻书之风大盛，单行善本固多，其最有文献者，尤在许多大部头的丛书。 以上所列十三项，不过举其大概，分类并不精确，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乾嘉诸老的工作，可以略窥一斑了。至于他们的工作法及各项所已表见的成绩如何，下文再分别说明。 乾嘉诸老中有三两位——如戴东原、焦里堂、章实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超乎考证学以上，但在当时，不甚为学界所重视。这些内容，也待下文再讲。 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这些学者得这种有力的外护，对于他们的工作进行，所得利便也不少。总而言之，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合全国人的力量所构成。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 [book_title]四　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社会科学会合发生影响。虽然，古典考证学，总以乾、嘉两朝为全盛时期，以后便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落了。 蜕变趋衰落的原因，有一部分也可以从政治方面解答。前文讲过，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就这一点论，雍正十三年间最厉害，乾隆的前三四十年也还吃紧，以后便渐渐松动了。乾隆朝为清运转移的最大枢纽。这位十全老人，席祖父之业，做了六十年太平天子，自谓“德迈三皇，功过五帝”。其实到他晚年，弄得民穷财尽，已种下后来大乱之根。即就他的本身论，因年老倦勤的结果，委政和坤，权威也渐失坠了，不过凭借太厚，所以及身还没有露出破绽来。到嘉庆、道光两朝，乾隆帝种下的恶因，次第要食其报。川、湖、陕的教匪，甘、新的回乱，浙、闽的海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跟着便是鸦片战争，受国际上莫大的屈辱。在这种阴郁不宁的状态中，度过嘉、道两朝四十五年。 那时候学术界情形怎么样呢？大部分学者依然继续他们考证的工作，但“绝对不问政治”的态度，已经稍变。如大经学家王怀祖念孙抗疏劾和坤，大史学家洪稚存亮吉应诏直言，以至遣戍。这种举动，在明朝学者只算家常茶饭，在清朝学者真是麟角凤毛了。但是这种一两个人的特别行动，还算与大体无关。欲知思潮之暗地推移，最要注意的是新兴之常州学派。常州派有两个源头，一是经学，二是文学，后来渐合为一。他们的经学是公羊家经说——用特别眼光去研究孔子的《春秋》，由庄方耕存与、刘申受逢禄开派。他们的文学是阳湖派古文——从桐城派转手而加以解放，由张皋文惠言、李申耆兆洛开派。两派合一来产出一种新精神，就是想在乾、嘉间考证学的基础之上建设顺、康间“经世致用”之学。代表这种精神的人是龚定庵自珍和魏默深源。这两个人的著述，给后来光绪初期思想界很大的影响。这种新精神为什么会发生呢？头一件，考证古典的工作，大部分被前辈做完了，后起的人想开辟新天地，只好走别的路。第二件，当时政治现象，令人感觉不安，一面政府钳制的威权也陵替了，所以思想渐渐解放，对于政治及社会的批评也渐渐起来了。但我们要知道，这派学风，在嘉、道间，不过一支“别动队”。学界的大势力仍在“考证学正统派”手中。这支别动队的成绩，也幼稚得很。 咸丰、同治二十多年间，算是清代最大的厄运。洪杨之乱，痡毒全国。跟着捻匪回匪苗匪，还有北方英法联军之难，到处风声鹤唳，惨目伤心。政治上生计上所生的变动不用说了，学术上也受非常坏的影响。因为文化中心在江、皖、浙，而江、皖、浙糜烂最甚。公私藏书，荡然无存。未刻的著述稿本，散亡的更不少。许多耆宿学者，遭难凋落。后辈在教育年龄，也多半失学，所谓“乾嘉诸老的风流文采”，到这会只成为“望古遥集”的资料。考证学本已在落潮的时代，到这会更不绝如缕了。 当洪杨乱事前后，思想界引出三条新路。其一，宋学复兴。乾、嘉以来，汉学家门户之见极深，“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而汉学家支离破碎，实渐已惹起人心厌倦。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他们共事的人，多属平时讲学的门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学人轻蔑宋学的观念一变。换个方面说，对于汉学的评价逐渐低落，“反汉学”的思想，常在酝酿中。 其二，西学之讲求。自雍正元年放逐耶稣会教士以后，中国学界和外国学界断绝来往已经一百多年了。道光间鸦片战役失败，逼着割让香港，五口通商；咸丰间英法联军陷京师，烧圆明园，皇帝出走，客死于外。经这次痛苦，虽以麻木自大的中国人，也不能不受点激刺。所以乱定之后，经曾文正、李文忠这班人提倡，忽有“洋务”、“西学”等名词出现。原来中国几千年来所接触者，除印度外，都是文化低下的民族，因此觉得学问为中国所独有。“西学”名目，实自耶稣教会人来所创始。其时所谓西学者，除测算天文，测绘地图外，最重要者便是制造大炮。阳玛诺、毕方济等之见重于明末，南怀仁、徐日升等之见重于清初，大半为此。(注一：明天启二年派人往澳门召罗如望、阳玛诺入京专制炮以御满洲。崇祯二年，毕方济上疏言改良枪炮，大蒙嘉赏。清康熙十三年，为讨吴三桂，命南怀仁等制神威炮三百二十门。怀仁著有《神威图说》一书进呈，康熙帝大悦，加怀仁工部侍郎衔。康熙三十五年，亲征葛尔丹，命怀仁、白进、安多等扈驾，专管炮术。这都是明末清初因铸造兵器而引用西士的故事。)西学中绝，虽有种种原因，但太平时代用不着大炮，最少亦应为原因之一。过去事实既已如此，那么咸、同间所谓讲求西学之动机及其进行路线，自然也该为这种心理所支配。质而言之，自从失香港、烧圆明园之后，感觉有发愤自强之必要，而推求西之所以强，最佩服的是他的“船坚炮利”。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福建的马尾船政局，就因这种目的设立，又最足以代表当时所谓西学家之心理。同时又因国际交涉种种麻烦，觉得须有些懂外国话的人才能应付，于是在北京总理衙门附设同文馆，在上海制造局附设广方言馆，又挑选十岁以下的小孩子送去美国专学说话。第一期所谓西学，大略如此。这种提倡西学法，不能在学界发生影响，自无待言。但江南制造局成立之后，很有几位忠实的学者——如李壬叔善兰、华若汀蘅芳等辈在里头，译出几十种科学书，此外国际法及其他政治书也有几种。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对于“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虽然，这是少数中之极少数，一般士大夫对于这种“洋货”，依然极端的轻蔑排斥。当时最能了解西学的郭筠仙嵩焘，竟被所谓“清流舆论”者万般排挤，侘傺以死。这类事实，最足为时代心理写照了。 其三，排满思想之引动。洪秀全之乱虽终归平定，但他们所打的是“驱逐胡人”这个旗号，与一部分人民心理相应，所以有许多是斥驰不羁的人服从他。这种力量，在当时还没有什么，到后来光绪末年盛倡革命时，太平天国之“小说的”故事，实为宣传资料之一种，鼓舞人心的地方很多，所以论史者也不能把这回乱事与一般流寇同视，应该认识他在历史上一种特殊价值了。还有几句话要附带一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像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他们那种残忍的破坏手段，本已给国民留下莫大恶感，加以宗教招牌，贾怨益甚。中国人对于外来宗教向来采宽容态度，到同治、光绪间，教案层见叠起，虽由许多原因凑成，然而洪秀全的“天父天兄”，当亦为原因之一。因厌恶西教而迁怒西学，也是思想界一种厄运了。 同治朝十三年间，为恢复秩序耗尽精力，所以文化方面无什么特色可说。光绪初年，一口气喘过来了，各种学问，都渐有向荣气象。清朝正统学派——即考证学，当然也继续工作。但普通经学史学的考证，多已被前人做尽，因此他们要走偏锋，为局部的研究。其时最流行的有几种学问：一，金石学；二，元史及西北地理学；三，诸子学。这都是从汉学家门庭孳衍出来。同时因曾文正提倡桐城古文，也有些宋学先生出来点缀点缀。当时所谓旧学的形势，大略如此。 光绪初年，内部虽暂告安宁，外力的压迫却日紧一日。自六年中俄交涉改订《伊犁条约》起，跟着十年中法开战，失掉安南；十四年中英交涉，强争西藏。这些事件，已经给关心国事的人不少的刺激。其最甚者，二十年中日战役，割去台湾及辽东半岛；俄、法、德干涉还辽之后，转而为胶州、旅顺、威海之分别租借。这几场接二连三的大飓风，把空气振荡得异常剧烈，于是思想界根本动摇起来。 中国为什么积弱到这样田地呢？不如人的地方在哪里呢？政治上的耻辱应该什么人负责任呢？怎么样才能打开出一个新局面呢？这些问题，以半自觉的状态日日向(那时候的新青年)脑子上旋转。于是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又因思想的剧变，致酿成政治上的剧变。前波后波展转推荡，至今日而未已。 凡大思想家所留下的话，虽或在当时不发生效力，然而那话灌输到国民的“下意识”里头，碰着机缘，便会复活，而且其力极猛。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其具体的理论，虽然许多不适用，然而那种精神是“超汉学”、“超宋学”的，能令学者对于二百多年的汉宋门户得一种解放，大胆的独求其是。他们曾痛论八股科举之汨没人才，到这时候读起来觉得句句亲切有味，引起一班人要和这件束缚思想、锢蚀人心的恶制度拼命。他们反抗满洲的壮烈行动和言论，到这时因为在满洲朝廷手上丢尽中国人的脸，国人正在要推勘他的责任，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识觉醒转来。他们有些人曾对于君主专制暴威作大胆的批评，到这时拿外国政体来比较一番，觉得句句都餍心切理，因此从事于推翻几千年旧政体的猛烈运动。总而言之，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那时候新思想的急先锋，是我亲受业的先生康南海有为。他是从“常州派经学”出身，而以“经世致用”为标帜。他虽然有很奇特很激烈的理想，却不大喜欢乱讲。他门下的人，便狂热不可压制了，我自己便是这里头小小一员走卒。当时我在我主办的上海《时务报》和长沙时务学堂里头猛烈宣传，惊动了一位老名士而做阔官的张香涛之洞，纠率许多汉学宋学先生们著许多书和我们争辩。学术上新旧之斗，不久便牵连到政局。康南海正在用“变法维新”的旗号，得光绪帝的信用，旧派的人把西太后拥出来，演成“戊戌政变”一出悲剧。表面上，所谓“新学家”完全失败了。 反动日演日剧，仇恨新学之不已，迁怒到外国人，跟着闹出义和团事件，丢尽中国的丑。而满洲朝廷的权威，也同时扫地无余，极耻辱的条约签字了，出走的西太后也回到北京了。哈哈哈！滑稽得可笑，“变法维新”这面大旗，从义和团头目手中重新竖起来了。一切掩耳盗铃的举动且不必说他，惟内中有一件事不能不记载：八股科举到底在这时候废了。一千年来思想界之最大障碍物，总算打破。 清廷政治一日一日的混乱，威权一日一日的失坠。因亡命客及留学生陡增的结果，新思想运动的中心，移到日本东京，而上海为之转输。其时主要潮流，约有数支： 第一，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继续我们从前的奋斗，鼓吹政治革命，同时“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 第二，章太炎炳麟。他本是考证学出身，又是浙人，受浙东派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专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 第三，严又陵复。他是欧洲留学生出身，本国文学亦优长，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 第四，孙逸仙文。他虽不是学者，但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 以上几个人，各人的性质不同，早年所受教育根底不同，各自发展他自己个性，始终没有什么合作。要之，清末思想界，不能不推他们为重镇。好的坏的影响，他们都要平分功罪。 同时还有应注意的一件事，是范静生源廉所倡的“速成师范”、“速成法政”。他是为新思想普及起见，要想不必学外国语言文字而得有相当的学识，于是在日本特开师范、法政两种速成班，最长者二年，最短者六个月毕业。当时趋者若骛，前后人数以万计。这些人多半年已长大，而且旧学略有根底，所以毕业后最形活动。辛亥革命成功之速，这些人与有力焉。而近十来年教育界政治界的权力，实大半在这班人手里。成绩如何，不用我说了。 总而论之。清末三四十年间，清代特产之考证学，虽依然有相当的部分进步，而学界活力之中枢，已经移到“外来思想之吸受”。一时元气虽极旺盛，然而有两种大毛病：一是混乱，二是肤浅。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这种状态，或者为初解放时代所不能免，以后能否脱离这状态而有所新建设，要看现时代新青年的努力如何了。 以上所论，专从政治和学术相为影响于方面说，虽然有许多漏略地方，然而重要的关目也略见了。以后便要将各时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学术成绩分别说明。 近三百年学术史附表明清之际耶稣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以卒年先后为次) 原名 译名 国籍 东来年 卒年 卒地 所著书 Saint Francoi de Xavier S.Franciscus Xaverius 方济各沙勿略 西班牙 未详 明嘉靖三十一1552.3.2 上川岛 － Eduardus de Sande 孟三德 葡萄牙 明万历十三1585 明万历二十八1600.6.22 澳门 《崇祯历书》《长历补注解惑》《主制群征》《主教缘起》《远镜说》《进呈书像浑天仪说》 Joao Soerio 苏如汉 葡萄牙 明万历二十三1595 明万历三十五1607.8 澳门 《圣教约言》 Matthaeus Ricci 利玛窦 意大利 明万历十一1583 明万历三十八1610.5.2 北京 《天主实义》《几何原本》《交友论》《同文算指通篇》《西国记法》《句股义》《二十五言》《圜容较义》《畸人十篇》《徐光启行略》《辨学遗迹》《乾坤体义》《经天该》《奏疏》《斋旨》《测量法义》《西字奇迹》《浑盖通宪图说》《万国舆图》 Didacus de Pantoja 庞迪我 西班牙 明万历二十七1599 明万历四十六1618.1.1 澳门 《耶稣苦难祷文》《未来辩论天主实义续篇》《庞子遗诠》《七克大全》《天神魔魂说》《人类原始》《受难始末》《辩揭》《奏疏》 Sabbathinus de Ursis 熊三拔 意大利 明万历三十四1606 明泰昌元年1620.5.3 澳门 《泰西水法》《表度说》《简平仪说》 Joannees de Rocha 罗如望 葡萄牙 明万历十六1588 明天启三1623.3 杭州 《天主圣教启蒙》《天主圣像略说》 Nicolans Trigault 金尼阁 法兰西 明万历三十八1610 明崇祯元年1628.2.14 杭州 《宗徒祷文》《西儒耳目资》《况义》(Eableschoiseis d.Esope)《意拾谕言》(同上)《推历年瞻礼法》 Joannes Terrenz 邓玉函 日耳曼 明天启元年1621 明崇祯三1630 北京 《远西奇器图说录》《人身概说》《测天约说》《黄赤距度表》《正球升度表》《大测》《诸器图说》 Andreas Rudomina 卢安德 立陶宛 明天启六1626 明崇祯五1632.9.5 福州 － Joannes Froez 伏若望 葡萄牙 明天启四1624 明崇祯十一1638.7.2 杭州 《五伤经礼规程》《善终助功》《苦难祷文》 Alphonsus Vagnoni 高一志王丰肃 意大利 明万历三十五1607 明崇祯十三1640.4.19 漳州 《则圣十篇》《齐家西学》《天主圣教圣人行实》《达道纪言》《四末论》《修身西学》《譬学》《励学古言》《教要解略》《寰宇始末》《圣母行实》《神鬼真纪》《十慰》《童幼教育》《空际格致》《西学治平》《斐录汇答》《推验正道论》 Lazarus Cattaneo 郭居静 瑞士 明万历二十五1597 明崇祯十三1640 杭州 《性灵诣主》 Roderieius de Figueredo 费乐德 西班牙 明天启二年1622 明崇祯十五1642.10.9 开封 《念经总牍》《圣教源流》《念经劝》 Augustinus Tudeschini 杜奥定 日奴 明万历二十六1598 明崇祯十六1643 福州 《渡海苦迹记》《杜奥定先生东来渡海苦迹》 Joannes Monteiro 孟儒望 葡萄牙 明崇祯十1637 清顺治五年1648 印度 《天学略义》《天学辨敬录》《炤迷镜》 Julius Aleni 艾儒略 意大利 明万历四十一1613 清顺治六年1649.8.3 福州 《弥撒祭义》《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出像经解》《耶稣言行纪略》《性灵篇》《景教碑颂》《圣体祷文》《坤舆图说》《十五端图像》《熙朝崇正集》《杨淇园行略》《张弥格遗迹》《万物真原》《涤罪正规》《三山论学纪》《圣体要理》《圣教歌》《圣教四字教文》《悔罪要旨》《几何要法》《口铎日钞》《五十言余》《西方答问》《西学凡》《职方外纪》《性学觕述》《天主降生引义》《大西利西泰子传》《大西利西泰先生行迹》《艾先生行述》《思及先生行迹》《泰西思及艾先生行述》《西海艾先生行略》《泰西思及先生语录》 Gaspar Ferreira 费奇规 葡萄牙 明万历三十二1604 清顺治六年1649 － 《振心诸经》《周年主保圣人单》《玫瑰经十五编》 Franciscus Sambiaso 毕方济 意大利 明万历四十二1614 清顺治六年1649 广东 《画答》《睡画二答》《灵言蠡勺》《奏折皇帝御制诗》 Franciscus Furtado 傅汛斋 葡萄牙 明天启元年1621 清顺治十1653.2.1 澳门 《名理探》《寰有诠》 Nicolaus Longobardi 龙华民 意大利 明万历二十五1597 清顺治十一1654.9.1 北京 《死说》《念珠规程》《灵魂道体》《圣教日课》《圣若撒法始末》《地震解》《急救事宜》《圣人祷文》 Alvarus de Sqedo 曾德昭 葡萄牙 明万历四十一1613 清顺治十五1658.5.6 澳门 《字考》 qmanuel Diaz jeune(法).junior(拉) 阳玛诺 葡萄牙 明万历三十八1610 清顺治十六1659.3.4 杭州 《圣若瑟行实》《天问略》《十诫真诠》《圣经直解》《天学举要》《唐景教碑颂正诠》《代疑论》《袖珍日课》《经世全书》《经世全书句解》《避罪指南》《天神祷文》 Cunha(Simon de) 瞿西满 葡萄牙 明崇祯二年1629 清顺治十七1660.9 澳门 《经要直指》 Ferran(Andreas) 郎安德 葡萄牙 清顺治十五1658 清顺治十八166l 福州 － Martinus(Martini) 卫匡国 匈牙利 明崇祯十六1643 清顺治十八1661 杭州 《真主灵性理证》《逑友篇》 Hierongmus de Gravina 贾宜睦 意大利 明崇祯十1637 清康熙元年1662.9.4 漳州 《提正编》《辨惑论》 Costa(Ignatius da Costa) 郭纳爵 葡萄牙 明崇祯七年1634 清康熙五年1666 广东 《原染亏益》《身后编》《老人妙处》《教要》 J.Adam Schall Von Bell 汤若望 日耳曼 明天启二年1622 清康熙五年1666又康熙八年1669.8.15 北京 《真福训诠》《古今交食考》《西洋测日历》《星图》《交食历指》《交食表》《恒星历指》《恒星表》《共译各图八线表》《恒星出没》《学历小辨》《测食略》《测天约说》《大测》《奏疏》《新历晓惑》《新法历引》《历法西传》《新法表异》《敕谕》《寿文》 Michall Ruggieri 罗明坚 意大利 明万历九年1581 清康熙六年1667.5.2 － 《天主圣教实录》 Antonio de Santa maria 利安当 西班牙 明崇祯六年1633 清康熙八年1669.5.13 广东 《正学镠石》 Franciscus Brancati 潘国光 意大利 明崇祯十年1637 清康熙十年1671.4.25 上海 《十诫劝谕》《圣体规仪》《圣教四规》《圣安德助宗徒瞻礼》《天阶》《瞻礼口铎》《天神规课》《天神会课》 Franciscus de Rougqont 卢日满 荷兰 清顺治十六1659 清康熙十五1676.2.4 漳州 《要理六端》《天主圣教要理》《问世编》 Antonius de Gouvea 何大化 葡萄牙 明崇祯九年1636 清康熙十六1677.2.14 福州 《蒙引要览》 Gabriel de Magalahens 安文思 葡萄牙 明崇祯十三1640 清康熙十六1677.5.6 北京 《复话论》《中国新志》 Andreas Lobelli 陆安德 － 清顺治十六1659 清康熙二十二1683 澳门 《圣教略说》《真福直指》《善生福终正路》《圣教问答》《圣教撮言》《圣教要理》《默想大全》《默想规矩》《万民四末图》 Ludovicus Buglio 利类思 意大利 明崇祯十年1637 清康熙二十三1684.10.7 北京 《天主正教约征》《圣教要旨》《超性学要》《狮子说》《司铎典要》《灵性说》《不得已辨》《御览西方纪要》《圣母小日课》《已亡者日课经》《圣教简要》《善终瘗茔礼典》《弥撒经典》《日课概要》《圣事礼典》《安先生行述》《天主圣体》《三位一体》《万物原始》《天神形物之造》《灵魂》《首人受造》《昭祀经典》《进呈鹰论》 Ferdinandus Verbiest 南怀仁 比利时 清顺治十六1659 清康熙二十七1688.1.29 北京 《妄推吉凶辩》《熙朝定案》《验气图说》《坤舆图说》《告解原义》《善恶报略说》《教要序论》《不得已辩》《仪象志》《仪象图》《康熙永年历法》《测验纪略》《坤舆全图》《简平规总星图》《赤道南北星图》《妄占辨》《预推纪验》《形性理推》《光向异验理推》《理辨之引咎》《目司图总》《理推各国说》《御览简平新仪式用法》《进呈穷理学》 Jacobus Motel 穆迪我 荷兰 清顺治十四1657 清康熙三十一1692.6.2 武昌 《圣洗规仪》 Philipus Couplet 柏应理 比利时 清顺治十六1659 清康熙三十二1693.5.16 卧亚 《天主圣教永年瞻礼单》《天主圣教百问答》《四末真论》《圣波尔日亚行实》《圣若瑟祷文》《周岁圣人行略》 Augustin de San Poacual 利安定 西班牙 清康熙九年1670 清康熙三十四1695 未详 《永福天衢》《天成人要集》 Prosper Intercetta 殷泽铎 意大利 清顺治十六1659 清康熙三十五1696.10.3 杭州 《耶稣会例》《西文四书直解》《泰西殷觉斯先生行述》 Adrianus Creslon 聂仲迁 法兰西 清康熙十四1675 清康熙三十六1697.3 赣州 《古圣行实》 Basillio Brollo 叶宗贤 － 清康熙二十三1684 清康熙四十三1704.7.16 西安 《宗元直指》 Pedoro Pinuela 石铎禄 墨西哥 清康熙十五1676 清康熙四十三1704.7.30 漳州 《初会问答》《永暂定衡》《大赦解略》《默想神功》《哀矜炼灵略说》 Thomas Pereyra 徐日升 西班牙 清康熙十二1673 清康熙四十七1708.2.24 北京 《南先生行述》《律吕正义续篇》 Gaspard Kastner(或Castner) 庞嘉宾 日耳曼 清康熙十八1679 清康熙四十八1709.2.9 北京 － Manuel de San juan Bautista 利安宁 西班牙 清康熙二十四1685 清康熙四十九1710.3.10 北京 《破迷集》《圣文都竦圣母日课》 qerie de Chavagnac 沙守真 － 清康熙三十九1700 清康熙五十六1717.9.14 饶州 《真道自证》 Franciscus Noel 卫方济 比利时 清康熙二十六1687 清雍正七年1729.9.7 hille 《人罪至重》 Joach Bouvet 白晋 法国 清康熙二十六1686 清雍正八年1730 北京 《天学本义》《古今敬天鉴》 qmanuel Tellez 德玛诺 葡萄牙 清康熙四十三1704 清雍正十一年1733 饶州 《显相十五端玫瑰经》 Jacobus Rho 罗雅各 意大利 明天启四年1624 明崇祯十一1638.9.17 澳门 《圣若瑟传》《杨淇园行迹》《天主经解》《天主圣教启蒙》《斋克》《哀矜行诠》《求说》《圣记百言》《圣母经解》《周岁警言》《测量全义》《比例规解》《五纬表》《五纬历指》《月离历指》《月离表》《日躔历指》《日躔表》《黄赤正球》《筹算》《历引》《日躔考昼夜刻分》 Jos.－Maria de Pre‘　Mane 马若瑟 葡萄牙 清康熙三十七1698 清乾隆三1738.9.17 澳门 《圣若瑟传》《杨淇园行迹》《儒家实义》 Dominicus Parrenin 巴多明 法兰西 清康熙二十八1689 清乾隆六年1741.9.2 北京 《济美篇》《德行谱》 Fr.Xav.D'entrecolles 殷弘绪 法兰西 清康熙三十七1698 清乾隆六年174l － 《主经体味》《逆耳忠言》《莫居凶恶劝》《训慰神编》 qmanuel Mendez 孟由义 葡萄牙 清康熙二十三1684 清乾隆八年1743.1 澳门 － Romanus Hinderer 德玛诺 法兰西 清康熙四十六1707 清乾隆九年1744.8.4 南京 《与弥撒功程》 Jgnatius Kogler 戴进贤 日耳曼 清康熙五十五1716 清乾隆十一1746.3.29 北京 《仪象考成》 Jos.－Pr.Moyriac de Mailla 冯秉正 法兰西 清康熙四十二1703 清乾隆十三1748.6.28 北京 《朋来集说》《圣心规条》《圣体仁爱经规条》《圣经广益》《盛世刍荛》《圣年广益》《避静汇钞》 Francisco Varo 万济谷 － 清顺治十一1654 未详 未详 《圣教明证》 Alvare Benvenle 白亚维 西班牙 清康熙十九1680 未详 未详 《要经略解》 Horlis ortij 白多玛 西班牙 清康熙三十四1695 未详 未详 《圣教切要》《四终略意》 Antonius de Sieva 林安多 葡萄牙 清康熙三十四1695 未详 未详 《崇修精蕴》 Joannes Dnarte 聂若望 葡萄牙 清康熙三十九1700 未详 未详 《八天避静神书》 [book_title]五　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黄梨洲　附：孙夏峰，李二曲，余姚王学家，李穆堂 凡一个有价值的学派，已经成立而且风行，断无骤然消灭之理，但到了末流，流弊当然相缘而生。继起的人，往往对于该学派内容有所修正，给他一种新生命，然后可以维持于不敝。王学在万历、天启间，几已与禅宗打成一片。东林领袖顾泾阳宪成、高景逸攀龙提倡格物，以救空谈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刘蕺山宗周晚出，提倡慎独，以救放纵之弊，算是第二次修正。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唯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清初讲学大师，中州有孙夏峰，关中有李二曲，东南则黄梨洲。三人皆聚集生徒，开堂讲道，其形式与中晚明学者无别。所讲之学，大端皆宗阳明，而各有所修正。三先生在当时学界各占一部分势力，而梨洲影响于后来者尤大。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其派复衍为二：一为史学，二即王学。而稍晚起者有江右之李穆堂，则王学最后一健将也。今本讲以梨洲为中坚，先以夏峰、二曲，而浙东诸儒及穆堂附焉。清代阳明学之流风余韵，略具于是矣。 孙夏峰，名奇逢，字启泰，号钟元，直隶容城人，生明万历十二年，卒清康熙十四年(1584-1675)，年92。他在清初诸儒中最为老辈。当顺治元年已经63岁了。他在明季以节侠闻。天启间魏阉窃柄，荼毒正人，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被诬下狱时，一般人多惧祸引避，夏峰与其友鹿伯顺善继倾身营救，义声动天下。此外替个人急难主持公道，替地方任事开发公益，所做的事很不少。崇祯九年，清师入关大掠，畿辅列城俱陷。他以一诸生督率昆弟亲戚，调和官绅，固守容城。清兵攻之不下而去。其后流寇遍地，人无安枕，他率领子弟门人入易州五公山避乱，远近闻风来依者甚众。他立很简单的规条互相约束，一面修饰武备抵抗寇难，一面从容讲学，养成很健全的风俗。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代田子春以后，夏峰算是第二个人了。鼎革以后，他依旧家居讲学。未几，清廷将畿辅各地圈占，赏给旗员作采地。他的田园庐墓都被占去，举家避地南下。河南辉县之百泉山——即夏峰，亦名苏门山，为宋时邵康节所曾居。他因仰慕昔贤，暂流寓在那里。后来有一位马光裕，把自己的田分送给他，他便在夏峰躬耕终老。所以学者称为夏峰先生。他在明清两代被荐举十数次，屡蒙诏书特征，他始终不出。他81岁的时候，康熙三年曾有人以文字狱相诬陷。他闻信，从容说道：“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即日投呈当局请对簿，后亦无事。他的祖父从阳明高弟邹东廓守益受学，他的挚友鹿伯顺又专服膺阳明，所以他的学问自然是得力于阳明者最深。但他并无异同门户之见，对于程、朱、陆、王，各道其长而不讳其短。门人有问晦翁、阳明得失者，他说： “门宗分裂按此四字疑有误，使人知反而求诸事物之际，晦翁之功也。然晦翁没而天下之实病不可不泄。词章繁兴，使人知反而求诸心性之中，阳明之功也。然阳明没而天下之虚病不可不补。”《夏峰语录》 又说： “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虽其间异同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平心探讨，各取其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一有争是非求胜负之心，却于前人不相干，便是己私，便是浮气。此病关系殊不小”。同上 他对于朱王两派之态度，大略如此。他并不是模棱调停，他确见得争辩之无谓，这是他独到之处。但他到底是王学出身，他很相信阳明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所以他不觉得有大异同可争。 他不像晚明人空谈心性，他是很切实办事的人。观前文所述他生平行事，可见大概了。他很注重文献，著有《理学宗传》二十六卷，记述宋明学术流派；又有《畿辅人物考》《中州人物考》《两大案录》《甲申大难录》《孙文正公年谱》《苏门纪事》等书，皆有价值之史料。 他因为年寿长，资格老，人格又高尚，性情又诚挚，学问又平实，所以同时人没有不景仰他，门生子弟遍天下。遗老如申凫孟涵光、王五公余佑……，达官如汤孔伯斌、魏环极象枢、魏石生裔介……，皆及门受业。乃至乡农贩竖，他都不吝教诲。许多人见他一面，听他几句话，便奋志向上做人。要之，夏峰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 李二曲，名颙，字中孚，陕西盩厔人，生明天启六年，卒清康熙四十四年(1627-1705)，年79。他是僻远省分绝无师承的一位穷学者。他父亲当兵，死于流寇之难。他幼年穷得没有饭吃，有人劝他母亲把他送到县里当衙役，他母亲不肯，一定要令他读书。几次送他上蒙馆，因为没有钱纳修金，各塾师都不收他。后来好容易认识字，便借书来读，自动的把学问磨练出来。他学成之后，曾一度到东南无锡、江阴、靖江、武进、宜兴各处的学者，相争请他讲演。在陕境内，富平、华阴，都是他常常设讲之地。康熙初年，陕抚荐他“山林隐逸”，特诏征他，力辞才免。其后又征“博学鸿儒”，地方官强迫起行。他绝粒六日，最后拔刀自刎，才肯饶他。他觉得为虚名所累，从此把门反锁，除顾亭林来访偶一开门外，连子弟也不见面。康熙帝西巡，传旨地方官必要召见他，他叹道：这回真要逼死我了！以废疾坚辞，幸而免。他并不是矫情鸣高，但不肯在清朝做官，是他生平的志气。他40岁以前，尝著《经世蠡测》《时务急策》《十三经纠缪》《廿一史纠缪》等书，晚年以为这是口耳之学，无当于身心，不复以示人，专以返躬实践、悔过自新为主。所著《四书反身录》，极切实，有益修养。他教学者入手方法，说要“先观象山、慈湖、阳明、白沙之书，以洞斯道大原”。但对于晚明王学家之专好谈玄，却认为不对。他说： 先觉倡道，皆随时补救，如人患病不同，投药亦异。晦庵之后，堕于支离葛藤，故阳明出而救之以致良知，令人当下有得。及其久也易，至于谈本体而略工夫……。今日吾人通病，在于味义命，鲜羞恶。苟有大君子，志切拯救，惟宜力扶廉耻……。《二曲集》卷十《南行述》 观此，他的讲学精神，大略可见了。他绝对不作性命理气等等哲理谈，一力从切身处逼拶，所以他的感化力入人甚深。他自己拔自疏微，所以他的学风，带有平民的色彩。著有《观感录》一篇，所述皆晚明真儒起自贱业者，内盐丁、樵夫、吏胥、窑匠、商贾、农夫、卖油佣、戍卒、网巾匠各一人。见《二曲集>卷二十二 总而论之，夏峰、二曲，都是极结实的王学家。他们倔强坚苦的人格，正孔子所谓“北方之强”。他们的创造力虽不及梨洲、亭林，却给当时学风以一种严肃的鞭辟。说他们是王学后劲，可以当之无愧。 现在要讲清代王学惟一之大师黄梨洲了。 梨洲名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生明万历三十八年，卒清康熙十六年(1610-1695)，年85。他是王阳明的同里后学。他的父亲忠端公尊素是东林名士，为魏阉所害。他少年便倜傥有奇气，常袖长锥，思复父仇。年19，伏阙上书讼父冤。崇祯初元，魏阉伏诛，他声誉渐高，隐然为东林子弟领袖。然而他从此折节厉学，从刘蕺山游，所得日益深粹。崇祯十七年，北京陷贼，福王立于南京，阉党阮大铖柄政，骤兴党狱，名捕蕺山及许多正人，他也在其列。他避难亡命日本，经长崎达江户。全谢山谓梨洲尝偕冯跻仲乞师日本，误也。他到日本在跻仲前四年明年，福王走，南京复，他和钱忠介肃乐起义兵守浙江拒清师，号世忠营。失败后，遁入四明山寨，把余兵交给王完勋翊，自己跟着鲁王在舟山，和张苍水煌言、冯跻仲京第等力图匡复，仍常潜行往来内地，有所布置，清廷极畏忌他。他晚年自述说道： “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三，绝气沙墠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者矣。”《南雷余集?怪说》 读此，可以知道他奔走国难所经历的艰苦何如了。明统既绝，他才绝意国事，奉母乡居，从事著述。其后设“证人讲会”于浙东，从游者日众。“证人”者，以蕺山所著书名其会也。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许多人要荐他，他的门生陈锡嘏说：“是将使先生为叠山九灵之杀身也！”乃止。未几，开明史馆，清廷必欲罗致他，下诏督抚以礼敦聘，他力辞不往。乃由督抚就他家中将他的著述关于史事者抄送馆中。又聘他的儿子百家、他的门生万斯同入馆备顾问。他晚年在他父亲墓旁自营生圹，中置石床，不用棺槨。子弟疑之，他作《葬制或问》一篇，援赵邠卿、陈希夷例，戒身后无得违命。他所以如此者，据全谢山说是“身遭国变，期于速朽”，但或者是他关于人生问题一种特别见解，也未可知。总之我们佩服梨洲，不仅在他的学问，而实在他的人格。学者若要稍为详细的知道，请读全谢山的《梨洲先生神道碑铭》。《鲒埼亭集》卷十一 梨洲的父亲被逮入狱时，告诉他一句话“学者最要紧是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所以梨洲自少时即致力史学。他家里藏书本甚多，同乡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范氏天一阁的书，都到处借抄借读，所以他记诵极博，各门学问都有所探索。他少年便从刘蕺山受学，终身奉为依归，所以清初王学，不能不认他为嫡派。全谢山总论梨洲学术曰： “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公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陈悔庐汝咸说： “梨洲黄子之教人，颇泛滥诸家，然其意在乎博学详说以集其成。而其归穷于蕺山慎独之旨，乍听之似驳，而实未尝不醇。”全谢山《大理陈公神道碑铭》 这两段话对于梨洲学风，说得最为明白。谢山虽极其崇拜梨洲，然亦不阿其所好。他说： “先生之不免余议者则有二：其一，则党人之习气未尽，盖少年即入社会，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其二，则文人之习气未尽，不免以正谊明道之余技，犹留连于枝叶。”《鲒埼亭集?答问南雷学术帖子》 这段话把梨洲的短处，也说得公平。总之梨洲纯是一位过渡人物，他有清代学者的精神，却不脱明代学者的面目。 梨洲之学，自然是以阳明为根底。但他对于阳明所谓“致良知”有一种新解释，他说： 阳明说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乃后之学者，测度想象，求见本体，只在知识上立家当，以为良知。则阳明何不仍穷理格物之训，而必欲自为一说耶？《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像他这样解释致良知——说致字即是行字，很有点像近世实验哲学的学风。你想认识路，只要往前行过，便自了然；关着门冥想路程，总是枉用功夫。所以他于对本体的测度想象，都认为无益。梨洲的见解如此，所以他一生无日不做事，无日不读书，独于静坐参悟一类工夫，绝不提倡。他这种解释，是否适合阳明本意，另为一问题，总之和王门所传有点不同了。所以我说梨洲不是王学的革命家，也不是王学的承继人，他是王学的修正者。 梨洲有一部怪书，名曰《明夷待访录》。(注一：梨洲极自负他的《明夷待访录》。顾亭林亦极重之。亭林与梨洲书云：“读《待访录》，知百王之敝可以复振”，其折服可谓至矣。今本篇目如下：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凡二十篇。惟据全谢山跋云：“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讳不尽出。”然者书尚非足本，很可惜。此书乾隆间入禁书类。光绪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〇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是向满洲上条陈，这是看错了。《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他送万季野北行诗，戒其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岂有自己想向清廷讨生活之理？)这部书是他的政治理想。从今日青年眼光看去，虽象平平无奇，但三百年前——卢骚《民约论》出世前之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其开卷第一篇《原君》，从社会起源说起，先论君主之职务，次说道：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诸子孙，受享无穷。……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以为汤、武不当诛之。……岂天下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姓乎！…… 其《原法》篇云：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其《学校》篇说： ……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像这类话，的确含有民主主义的精神，虽然很幼稚，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此外书中各篇，如《田制》《兵制》《财计》等，虽多半对当时立论，但亦有许多警拔之说。如主张迁都南京，主张变通推广“卫所屯田”之法，使民能耕而皆有田可耕；主张废止金银货币，此类议论，虽在今日或将来，依然有相当的价值。 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现行的《明史》，大半是万季野稿本；而季野之史学，实传自梨洲。梨洲替季野作《历代史表序》，其末段云：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辞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南雷文约》卷四 前明遗献，大率皆惓惓于国史。梨洲这段话，足见其感慨之深。他虽不应明史馆之聘，然馆员都是他的后学，每有疑难问题，都咨询他取决。《历志》则求他审正后才算定稿，《地理志》则大半采用他所著《今水经》原文，其余史料经他鉴别的甚多。全作《神道碑铭》，缕举多条他关于史学的著述，有重修《宋史》，未成书；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已佚；有《行朝录》八种：一、《隆武纪年》，二、《赣州失事记》，三、《绍武争立纪》，四、《鲁纪年》，五、《舟山兴废》，六、《日本乞师纪》，七、《四明山寨纪》，八、《永历纪年》。其余如《赐姓本末》(记郑成功事)、《海外恸哭记》《思旧录》等，今尚存，都是南明极重要史料。而其在学术上千古不磨的功绩，尤在两部学案。 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梨洲一手著成。《宋元学案》，则梨洲发凡起例，仅成十七卷而卒，经他的儿子耒史名百家及全谢山两次补续而成。所以欲知梨洲面目，当从《明儒学案》求之。 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那书卷首有“发凡”八条，说： 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他这书以阳明学派为中坚。因为当时时代精神焦点所在，应该如此。但他对于阳明以外各学派，各还他相当位置，并不抹杀，正合第一条件。他又说：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每见抄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 我们读《明儒学案》，每读完一案，便觉得这个人的面目活现纸上。梨洲自己说皆从各人全集纂要钩玄，可见他用功甚苦。但我们所尤佩服者，在他有眼光能纂钩得出，这是合第二个条件。梨洲之前，有位周海门曾著《圣学宗传》一书，他的范围形式都和《明儒学案》差不多。梨洲批评他道：“是海门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梨洲这部书，虽有许多地方自下批评，但他仅在批评里头表示梨洲自己意见，至于正文的叙述却极忠实，从不肯拿别人的话作自己注脚，这是合第三个条件。他在每案之前，各做一篇极翔实的小传，把这个人的时代、经历、师友渊源详细说明，令读者能把这个人的人格捉摸到手，这是合第四个条件。所以《明儒学案》这部书，我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创作，将来做哲学史、科学史、文学史的人，对于他的组织虽有许多应改良之处，对于他的方法和精神是永远应采用的。(注二：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眥议梨洲，谓其以陈(白沙)、王(阳明)与薛(敬轩)、胡(敬斋)平列为不识道统，可谓偏陋已极。无论道统之说我们根本不能承认，试思明代学术，舍陈、王外更有何物？梨洲尊陈、王而不废薛、胡，还算公道，岂有专取薛、胡而弃陈、王之理！) 此外梨洲之重要著作，如《易学象数论》六卷，为辩河洛、方位图说之非，为后来胡胐明渭《易图明辨》的先导。如《授书随笔》一卷，则阎百诗若璩问《尚书》而作此告之，实百诗《古文尚书疏证》的先导。这两部书都于清代经学极有关系。他又最喜历算之学，著有《授时历故》《大统历推法》《授时历假如》《西历、回回历假如》《句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圜八线解》《测圜要义》等书，皆在梅定九文鼎以前，多所发明。其遗文则有《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自删定为《南雷文约》四卷。又尝辑明代三百年之文为《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又续辑《宋文鉴》《元文钞》，皆未成。 他的兄弟宗炎，字晦木，倜傥权奇过梨洲，尝以奔走国事为清吏所捕，梨洲集壮士以计篡取之。著有《忧患学易》一书，考证《太极图》出自道士陈抟。其书今佚。梨洲子耒史，能传家学，续辑学案，又从梅定九学算，有著书。 梨洲弟子最著者万充宗斯大、万季野斯同兄弟，别见次讲。 阳明、蕺山、梨洲，皆浙东人。所以王学入到清代，各处都渐渐衰息，惟浙东的流风余韵，还传衍得很长。阳明同县(余姚)人著籍弟子最显者，曰徐曰仁爱、钱绪山德洪。明清之交名其学者，则梨洲与沈求如国模。求如亲受业绪山，年辈在梨洲上，国变时已八十余岁了。他的学风和梨洲不同，全然属于周海门汝登一派，几与禅宗无异。梨洲少年时，曾极力和他抗辩。余姚之姚江书院，实求如所创。求如弟子最著者曰韩遗韩孔当、邵鲁公曾可，相继主讲姚江书院。而梨洲则倡证人学会。故康熙初年浙东王学，略成沈、黄两派对峙的形势。鲁公之孙邵念鲁廷采受业韩孔当，又从梨洲学算。念鲁继主姚江讲座最久，两派始归于一。时清圣祖提倡程朱学，孙承泽、熊锡履辈揣摩风气，专以诋毁阳明为事，念鲁常侃侃与抗不稍慑，著有《阳明王子传》《蕺山刘子传》《王门弟子传》《刘门弟子传》《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姚江书院志略》《东南纪事》、记南明闽浙事《西南纪事》、记南明滇桂事《思复堂文集》等书。盖阳明同里后辈能昌其学者，以念鲁为殿，其兼擅史学，则梨洲之教也。念鲁族孙二云晋涵，为乾嘉间小学名家，亦邃于史。而鄞县全谢山祖望与二云最交亲，同为浙学后劲，下方更专篇论之。 阳明虽浙人，而在赣服官讲学最久，故当时门下以江右为最盛。其后中绝殆将百年了，及康熙末而有临川李穆堂绂出。乾隆十五年卒，年78穆堂并未尝以讲学自居，然其气象俊伟，纯从王学得来。他历仕康、雍、乾三朝，内而卿贰，外而督抚，皆经屡任。他办事极风烈而又条理缜密，但赋性伉直，常触忤权贵，所以一生风波极多。暮年卒以锢废终，而其气不稍挫。全谢山所作《临川李公神道碑铭》说： 公以博闻强识之学，朝章国故，如肉贯串，抵掌而谈，如决溃堤而东注。不学之徒，已望风不敢前席，而公扬休山立，左顾右盼，千人皆废，未尝肯少接以温言。故不特同事者恶之，即班行中亦多畏之。尝有中州一巨公，自负能昌明朱子之学，一日谓公曰：“陆氏之学，非不岸然，特返之吾心，兀兀多未安者，以是知其于圣人之道未合也。”公曰：“君方总督仓场而进羡余，不知于心安否？是在陆门，五尺童子且唾之矣！”其人失色而去，终身不复与公接。……世方以闭眉合眼、喔咿嚅唲，伺察庙堂意旨，随声附和为不传之秘，则公之道宜其所往辄穷也。《鲒埼亭集》卷十七 凡豪杰之士，往往反抗时代潮流，终身挫折而不悔，若一味揣风摩气，随人毁誉，还有什么学问的独立？明末王学全盛时，依附王学的人，我们很觉得可厌。清康雍间，王学为众矢之的，有毅然以王学自任者，我们却不能不崇拜到极地。并非有意立异，实则个人品格，要在这种地方才看出来。清代“朱学者流”——所谓以名臣兼名儒者，从我们眼中看来，真是一文不值。据我个人的批评，敢说清代理学家，陆王学派还有人物，程朱学派绝无人物。参看第九讲程朱学派李穆堂却算是陆王派之最后一人了。他所著书有《穆堂类稿》五十卷，《续稿》五十卷，《别稿》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陆子学谱》二十卷，《阳明学录》若干卷。除《类稿》外今不传。 邵念鲁、全谢山结浙中王学之局，李穆堂结江右王学之局。这个伟大学派，自此以后，便仅成为历史上名词了。我因为讲黄梨洲，顺带着把王学讲个结束，已经将时代躐讲几十年了。以后仍请读者回转眼光，再看明末清初别个学派。 [book_title]六　清代经学之建设——顾亭林　阎百诗　附：胡朏明　万充宗 清儒的学问，若在学术史上还有相当价值，那么，经学就是他们惟一的生命。清儒的经学，和汉儒宋儒都根本不同，是否算得一种好学问，另为一问题。他们这一学派学问，也离不了进化原则，经一百多年才渐渐完成。但讲到“筚路蓝缕”之功，不能不推顾亭林为第一。顾亭林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又说：“今日只当著书，不当讲学。”他这两段话，对于晚明学风，表出堂堂正正的革命态度，影响于此后二百年思想界者极大。所以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 亭林初名绛，国变后改名炎武，字曰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明万历四十一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年70(1613-1682)。他是一位世家子弟——江南有名的富户。他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他的母亲王氏，16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玄恭庄为友，时有归奇顾怪之目。(注一：归玄恭，明亡后屡次起义。晚年筑土室于丛冢间，与妻偕隐，自署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他少年便留心经世之学，最喜欢抄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利害者，分类录出，旁推互证。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未成而国难作。清师下江南，亭林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吴江。失败后，他的朋友死了好几位，他幸而逃脱。他母亲自从昆山城破之日起绝粒二十七日而死，遗命不许他事满洲。他本来是一位血性男子，受了母亲这场最后热烈激刺的教训，越发把全生涯的方向决定了。(注二：《亭林余集》里头有一篇《王硕人行状》，读之便可知亭林受他母亲影响到怎么程度。)他初时只把母亲浅殡，立意要等北京恢复，崇祯帝奉安后，才举行葬礼。过了两年，觉得这种希望很杳茫，勉强把母先葬。然而这一段隐痛，永久藏在他心坎中，终身不能忘却。他后来弃家远游，到老不肯过一天安逸日子，就是为此。他葬母之后，隆武帝(唐王)在福建，遥授他职方司主事。他本要奔赴行在，但因为道路阻隔，去不成。他看定了东南的悍将惰卒，不足集事，且民气柔脆，地利亦不宜于进取，于是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阴结豪杰，以图光复。曾五谒孝陵，明太祖陵在南京六谒思陵。明怀宗陵在直隶昌平其时他的家早已破了，但他善于理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每到一地，他为有注意价值者，便在那里垦田。垦好了，交给朋友或门生经理，他又往别处去。江北之淮安，山东之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垦田遗迹。(注三：相传山西票号由亭林创办。一切组织规则，皆其手定，后人率循之，遂成为二百余年金融中心。此事不见前贤所作传，未知确否。)可见他绝对的不是一位书呆子，他所提倡穷经致用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若论他生平志事，本来不是求田问舍的人。原有的家产尚且弃而不顾，他到处经营这些事业，弄些钱做什么用处？我们试想一想。他下半世的生涯，大半消磨在旅行中。他旅行，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驮带应用书籍。到一险要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问长问短，倘或和平日所闻不合，便就近到茶房里打开书对勘。到晚年，乃定居陕西之华阴，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他即住居一地，亦非漫无意义。他虽南人，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本是性情极厚、守礼极严的君子。他父母坟墓，忍著几十年不祭扫。夫人死了，也只临风一哭。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谜，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他北游以前，曾有家中世仆，受里豪嗾使，告他“通海”。当时与鲁王、唐王通者，谓之通海他亲自把那仆人抓住投下海去，因此闹一场大官司，几乎送命。康熙三年，他在京，山东忽然闹什么文字狱，牵连到他。他立刻亲到济南对簿，入狱半年。这是他一生经过的险难。比起黄梨洲，也算平稳多了。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儒科，都中阔人相争要罗致他，他令他的门生宣言：“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次年开明史馆，总裁叶方蔼又要特荐他，他给叶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清廷诸人，因此再不敢惹他。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少时由他抚养提拔，后来他们做了阔官，要迎养他南归，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他生平制行极严，有一次徐乾学兄弟请他吃饭，入坐不久，便起还寓。乾学等请终席张灯送归，他作色道：“世间唯有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方正类如此。 我生平最敬慕亭林先生为人，想用一篇短传传写他的面影，自愧才力薄弱，写不出来。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我以为现代青年，很应该用点功夫，多参阅些资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有志于是者，请读全谢山《鲒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碑铭》《亭林文集》中卷三《与叶切庵书》《答原一、公肃两甥书》，卷四《与人书》十余篇，又《与潘次耕书》《亭林余集》《王硕人行状》《答潘次耕书》等篇。若更要详细一点，请读张石洲的《亭林先生年谱》。 亭林学术大纲，略见于他所作《与友人论学书》，《文集》卷三其文曰：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孔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是必其道之高于孔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孔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于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亭林学术之最大特色，在反对向内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问。他说： 自宋以后，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真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日知录》卷七《行吾敬故谓之内也》条 又说： 孟子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则但求放心，遂可不必学问乎？与孔子言“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者，何其不同耶？……孟子之意，盖欲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此放心而不知求也。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尝穷中罫之方，悉雁行之势，亦必不能从事于奕。同上《求放其心》条 亭林著作中，像这类的话很不少，以上所引，不过略举为例。要之清初大师，如夏峰、梨洲、二曲辈，纯为明学余波。如船山、舜水辈虽有反明学的倾向，而未有所新建设，或所建设未能影响社会。亭林一面指斥纯主观的王学不足为学问，一面指点出客观方面许多学问途径来。于是学界空气一变，二三百年间跟着他所带的路走去。亭林在清代学术史所以有特殊地位者在此。 亭林所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语，一是做人的方法，一是做学问的方法。做人为什么专标“行己有耻”呢？因为宋明以来学者，动辄教人以明心见性、超凡入圣。及其末流，许多人滥唱高调，自欺欺人，而行检之间，反荡然无忌惮。晚明政治混浊，满人入关，从风而靡，皆由于此。亭林深痛之，所以说： 古之疑众者行伪而坚，今之疑众者行伪而脆。《文集》卷四《与人书》 亭林以为人格不立，便讲一切学问都成废话。怎样才能保持人格？他以为，最忌的是圆滑，最要的是方严。他说： 读屈子《离骚》之篇，原文云：“彼尧舜之耿介兮，固中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惟捷径以窘步”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以入尧舜之道矣。《日知录》卷十三《耿介》条 老氏之学所以异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居》《渔父》二篇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扬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指，“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与？同上《乡愿》条 亭林欲树人格的藩篱，简单直捷提出一个“耻”字。他说： 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同上《廉耻》条 亭林以为无耻之习中于人心，非闹到全个社会灭亡不止。他尝借魏晋间风俗立论，极沉痛的说道：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同上《正始》条 他确信改良社会，是学者的天职，所以要人人打叠自己，说道：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又说：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他自己称述生平说： 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与人书》十一 他教训他最亲爱的门生，没有多话，但说： 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总而言之，亭林是教人竖起极坚强的意志抵抗恶社会。其下手方法，尤在用严正的规律来规律自己，最低限度，要个人不至与流俗同化；进一步，还要用个人心力改造社会。我们试读亭林著作，这种精神，几于无处不流露。他一生行谊，又实在能把这种理想人格实现。所以他的说话，虽没有什么精微玄妙，但那种独往独来的精神，能令几百年后后生小子如我辈者，尚且“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亭林教人做学问，专标“博学于文”一语。所谓“文”者，非辞章之谓。“文”之本训，指木之纹理，故凡事物之条理亦皆谓之文。古书“文”字皆作此解。亭林说： 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品节斯，斯之谓礼。《日知录》卷七《博学于文》条 亭林专标“博学于文”，其目的在反对宋明学者以谈心说性为学。他解释《论语》道：“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故曰“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其意以为，所谓人生哲学(性)，所谓宇宙原理(天道)，都散寄于事物条理(文章)之中。我们做学问，最要紧是用客观工夫，讲求事物条理，愈详博愈好，这便是“博学于文”。若厌他琐碎，嫌他粗浅，而专用主观的冥想去求“性与天道”，那却失之远了。他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同上正指此辈。 然则他自己博学于文的方法怎么样呢？他虽没有详细指授我们，我们可以从他的传记和著述中约略看出些来。 书籍自然是学问主要的资料。亭林之好读书，盖其天性。潘次耕《日知录序》说：“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据他自己说，11岁便读《资治通鉴》。《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纂辑《天下郡国利病书》，从崇祯己卯起，凡阅书一千余部。《文集》卷六《肇域志序》崇祯己卯，他年才26耳，其少年之用力如此。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以临终绝笔为定。”《文集》卷四《与次耕书》其老年之用力如此。他说：“生平所见之友，以穷以老而遂至于衰颓者什居七八。赤豹……复书曰：‘老则息矣，能无倦哉！’此言非也。”“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文集》卷四《与人书六》大概亭林自少至老，真无一日不在读书中。他旅行的时候极多，所计划事情尤不少，却并不因此废学。这种剧而不乱，老而不衰的精神，实在是他学问大成的主要条件。 亭林读书，并非专读古书。他最注意当时的记录，又不徒向书籍中讨生活，而最重实地调查。潘次耕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日知录序》全谢山说：“先生所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亭林先生神道碑铭》可见亭林是最尊实验的人。试细读《日知录》中论制度论风俗各条，便可以看出他许多资料，非专从纸片上可得。就这一点论，后来的古典考证家，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 亭林所以能在清代学术界占最要位置，第一，在他做学问的方法，给后人许多模范；第二，在他所做学问的种类，替后人开出路来。 其做学问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资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绝顶聪明人，谅来谁也要承认。但他做工夫却再笨没有了。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抄书”。《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毕生学问，都从抄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说他“以抄书为著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抄撮未经泐定者，无论矣。(注四：《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云：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肇域志》自序云：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中，凡阅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行；旁行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若《日知录》，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抄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抄而不在著。 有人问：“这样做学问法，不是很容易吗？谁又不会抄？”哈哈！不然，不然。有人问他《日知录》又成几卷，他答道：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你说《日知录》这样的书容易做吗？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几条。我们根据这种事实，可以知道，不独著书难，即抄也不容易了。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这个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谓采山之铜与铜之分别何如。他这段话对于治学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领会了。 亭林的《日知录》，后人多拿来比黄东发的《黄氏日抄》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从表面看来，体例像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录》不然，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试观卷九宗室、藩镇、宦官各条，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卷十一黄金、银、铜各条，卷十二财用、俸禄、官树各条，卷二十八押字、邸报、酒禁、赌博各条，卷二十九骑、驿、海师、少林僧兵、徙戎各条，卷三十古今神祠条，卷三十一长城条，则他每撰成一条，事前要多少准备工夫，可以想见。所以每年仅能成十数条，即为此。不然，《日知录》每条短者数十字，最长亦不过一二千字，何至旬月才得一条呢？不但此也，《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例如卷十三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清议、名教、廉耻、流品、重厚、耿介、乡愿之十二条，实前后照应，共明一义，剪裁组织，煞费苦心。其他各卷各条，类此者也不少。所以我觉得，拿阎百诗的《潜丘札记》，和《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相比，还有点像。顾亭林的《日知录》，却与他们都不像。他们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棉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后来王伯申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是模仿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之第一步，无论做何种学问都该用他。 亭林对于著述家的道德问题，极为注意。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为自作也”。《文集》卷二《抄书自序》又说：“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者，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条又说：“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义，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同上他论著述的品格，谓“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他做《日知录》成书后常常勘改，“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削之”。《日知录，自序》然则虽自己所发明而与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何况剽窃！学者必须有此志气，才配说创造哩。自亭林极力提倡此义，遂成为清代学者重要之信条，“偷书贼”不复能存立于学者社会中，于学风所关非细。 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亭林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又说：“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再待十年。其初刻《日知录?自序》云：“旧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而犹未敢自以为定。……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文集》卷二我常想，一个人要怎样才能老而不衰？觉得自己学问已经成就，那便衰了。常常看出“今是昨非”，便常常和初进学校的青年一样。亭林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少也；自大，亦少也。”《日知录》卷七《自视欿然》条他的《日知录》，阎百诗驳正若干条，他一见便欣然采纳。见赵执信所作阎墓志他的《音学五书》，经张力臣改正一二百处。见《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他说：“时人之言，亦不敢没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以进于学。”《日知录>卷二十《述古》条这种态度，真永远可为学者模范了。 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今列举其所著书目而择其重要者稍下解释如下： 《日知录》三十二卷，是他生平最得意的著作。他说： “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文集》卷三《与友人论门人书》 又说： “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又说：“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与杨雪臣书》 读这些话，可以知道他著书宗旨了。《四库总目提要》叙列这部书的内容：“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杂考证。”大抵亭林所有学问心得，都在这书中见其梗概。每门类所说的话，都给后人开分科研究的途径。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卷，《肇域志》一百卷，这两部书都是少作。《利病书》自序云：“……乱后多有散佚，亦或增补。而其书本不曾先定义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肇域志》自序亦略同，据此知并非成书了。但这两部书愿力宏伟，规模博大。后来治掌故学、地理学者，多感受他的精神。 《音学五书》三十八卷。这书以五部组织而成：一、《古音表》三卷，二、《易音》三卷，三、《诗本音》十卷，四、《唐韵正》二十卷，五、《音论》三卷。他自己对于这部书很满意，说道：某自五十以后，于音学深有所得，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清儒多嗜音韵学，而且研究成绩极优良，大半由亭林提倡出来。 《金石文字记》六卷。亭林笃嗜金石，所至搜辑碑版，写其文字，以成此书。他对于金石文例，也常常论及。清代金石学大昌，亦亭林为嚆矢。 此外著述，尚有《五经同异》三卷，《左传杜解补正》三卷，《九经误字》一卷，《五经考》一卷，《求古录》一卷，《韵补正》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历代宅京记》二十卷，《十九陵图志》六卷，《万岁山考》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岱岳记》八卷，《北平古今记》十卷，《建康古今记》十卷，《营平二州史事》六卷，《官田始末考》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山东考古录》一卷，《顾氏谱系考》一卷，《谲觚》一－卷，《茀录》十五卷，《救文格论》《诗律蒙告》《下学指南》各一卷，《当务书》六卷，《菰中随笔》三卷，《文集》六卷，《诗集》五卷。其书或存或佚今不具注。但观其目，可以见其影响于后此学术界者如何矣。 要之，亭林在清学界之特别位置，一曰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务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如参验耳目闻见以求实证，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独有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竟没有传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我深盼研究亭林的人，勿将这一点轻轻看过。 附：亭林学友表 亭林既老寿，且足迹半天下，虽不讲学，然一时贤士大夫，乐从之游。观其所与交接者，而当时学者社会之面影略可睹焉。今钩稽本集，参以他书，造此表。其人无关学术者不录，弟子及后辈附见。 归庄：字玄恭，昆山人，明诸生，国变后改名祚明。与亭林少同学，最相契，尝同举义于苏州。其卒，亭林哭以诗，极称其学。著有《归元恭文钞》。 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明孝廉，入清服僧服，易名慧寿，著有《隰西草堂集》。亭林早年游淮上与定交，有诗赠之。 路泽溥：字安卿，曲周人，尝拯亭林于难。亭林《广师篇》云：“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 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次耕之兄。亭林早年挚友。长于史学，与吴赤溟合著《明史》，亭林以所储史料尽供给之。后死于湖州庄氏史狱，亭林哭以诗甚恸。所著书未成，今存者仅《国史考异》《松陵文献》两种，其学术大概别详第八讲。 吴炎：字赤溟，吴江人，与潘力田同学同难，亭林哭之。 贾必选：字徙南，上元人，明孝廉，入清杜门，著书有《松荫堂学易》。《亭林诗集》有《贾仓部必选说易》一首。 王潢：字元倬，上元人，有《南陔集》。亭林集中有赠诗。 任唐臣：字子良，掖县人。亭林从假吴才老《韵谱》读之，自此始治音韵学。 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济南人。著有《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亭林为之序。清儒治礼学，自稷若始也。长亭林一岁，亭林尝称之曰先生。《广师篇》云：“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亭林集》中《与友人论学书》(见前)，所与者即稷若也。稷若答书略云：“《论学书》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学’、‘行己’二事为学鹄，真足砭好高无实之病。……愚见又有欲质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尝轻以示人，其所与门弟子详言而谆复者，何一非性命之显设散见者欤！苟于博学有耻，真实践履，自当因标见本，合散知总，心性天命将有不待言而庶几一遇者。故性命之理，腾说不可也，未始不可默喻；侈于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验诸己；强探力索于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优裕渐渍以俟自悟。如谓于学人分上了无交涉，是将格尽天下之理，而反遗身以内之理也。……”盖稷若与亭林，不苟异亦不苟同如此。所著除《仪礼句读》外，尚有《蒿庵集》《蒿庵闲话》等。 徐夜：字东痴，济南人。以诗名，举博学鸿词不就，与亭林有酬答诗。 马骕：字宛斯，邹平人，著《绎史》百六十卷，专研古史，时人称为“马三代”。亭林极服其书，常与游郊外访碑。 刘孔怀：字果庵，长山人，精于考核，亭林游山东常主其家，与辨析疑义。著有《四书字徵》《五经字徵》《诗经辨韵》等书。 傅山：字青主，阳曲人。亭林游山西主其家。《广师篇》云：“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著有《霜红龛集》。 李因笃：字子德，一字天生，洪洞人。康熙戊午徵鸿博，授检讨，不就职。与亭林交最笃，尝徒步往济南急其难。后亭林垦荒雁门，卜居华阴，皆子德董其事。《亭林集》中与子德论学书最多。子德于经学、史学俱深粹，著有《受祺堂集》。 王宏撰：字无异，号山史，华阴人，明诸生。康熙戊午徵鸿博，不赴。耆字好古，著有《易象图述》《山志》《砥斋集》等书。亭林常主其家，《广师篇》云：“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 李颙：别见。二曲晚年反闭土室，惟亭林至乃启关相见。《广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