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 [book_author]章太炎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226182 [book_dec]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出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划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而后者也正是当今学术界，经历了十几年的曲折后出现的“世纪回眸”热潮所尤为心仪的核心问题。 本书辑取《章太炎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刘师培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加上导读为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全书集大家之言，是这一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book_img]Z_11884.jpg [book_chapter]章太炎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book_title]清儒（一）[1] 古之言虚，以为两之间，当其无（本《墨子·经上》。即栌，柱上小方木也）。六艺者（凡言六艺，在周为礼、乐、射、御、书、数，在汉为六经。此自古今异语，各不相因，言者各就便宜，无为甘辛互忌），古诗积三千余篇，其他益繁，触无协。仲尼其什九，而弗能贯之以间。故曰：达于九流，非儒家擅之也。 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宗教学概论》曰：“古者祭司皆僧侣。其祭祀率有定时，故因岁时之计算，而兴天文之观测；至于法律组织，亦因测定岁时，以施命令。是在僧侣，则为历算之根本教权；因掌历数，于是掌纪年、历史记录之属。如犹太《列王纪略》、《民数纪略》并列入圣书中。日本忌部氏亦掌古记录。印度之《富兰那》，即纪年书也。且僧侣兼司教育，故学术多出其口，或称神造，则以研究天然为天然科学所自始；或因神以立传记，或说宇宙始终以定教旨。斯其流浸繁矣。”案：此则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学说则驳。 《易》之为道：披佗告拉斯家（希腊学派）以为，凡百事物，皆模效肤理，其性质有相为正乏者十种：一曰有限无限，二曰奇耦，三曰一多，四曰左右，五曰牝牡，六曰静动，七曰直线曲线，八曰昏明，九曰善恶，十曰平方直角。天地不率其秩序，不能以成万物，尽之矣（案：是说所谓十性，其八皆《周易》中恒义。惟直线曲线、平方直角二性，《易》无明文。庄中白《周易通义》曰：曲成万物，在《周髀》为句股弦，引伸之为和为较，言得一角则诸角可以推也。《易》不言句股弦，而言曲成，何也？句股弦不能尽万物，故一言“曲成万物”，又言“不遗”也。天之运行十二辰，曲成也；地之山川溪涧，曲成也；人物之筋脉转动，曲成也。故言“曲成”可以该《周髀》，言《周髀》不可以该“曲成”也）。 《诗》若《薄伽梵歌》，《书》若《富兰那》神话，下取民义，而上与九天出王。惟《乐》，犹《马》（吠陀歌诗）、《黑邪柔》（吠陀赞诵祝词及诸密语，有黑白二邪柔）矣，鸟兽将将，天翟率舞，观其征召，而怪迂侏大可知也。 《礼》、《春秋》者，其言雅驯近人世，故荀子为之隆礼义，杀《诗》、《书》。礼义隆，则《士礼》、《周官》与夫公冠、奔丧之典，杂沓并出而偕列于经；《诗》、《书》杀，则伏生删百篇而为二十九（《尚书大传》明言“六誓”、“五诰”，其篇具在伏书。伏书所无，如《汤诰》者，虽序在百篇，而“五诰”不与焉。以是知二十九篇伏生自定其目，乃就百篇杀之，特托其辞于孔子耳。谓授读未卒遽死者，非也。知杀《诗》、《书》之说，则近儒谓孔子本无百篇，壁中之书，皆歆、莽驾言伪撰者，亦非也）；《齐诗》之说五际、六情，庋《颂》与《国风》，而举二《雅》（迮鹤寿曰：十五《国风》，诸侯之风也；三《颂》，宗庙之乐也；唯二《雅》述王者政教，故四始、五际专用二《雅》，不用《风》、《颂》。案：刘子骏《移大常博士》曰：“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盖过矣。三家《诗》皆杀本经，而专取其一帙；今可见者，独《齐诗》。《齐诗》怪诞，诚不可为典要，以证荀说行于汉儒尔）。虽然，治经恒以诵法讨论为剂。诵法者，以其义束身，而有隆杀；讨论者，以其事观世，有其隆之，无或杀也。西京之儒，其诵法既陕隘，事不周浃而比次之，是故差失实，犹以师说效用于王官，制法决事，兹益害也。 杜、贾、马、郑之伦作，即知“抟国不在敦古”，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社会以观世，而“六艺”复返于史。神话之病，不渍于今，其源流清浊之所处，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昭然察矣。乱于魏、晋，及宋、明益荡。继汉有作，而次清儒。 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 始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大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济阳张尔岐始明《仪礼》，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 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闻；然亦泛滥百家，尝注《后汉书》及王士祯诗，其余笔语尤众。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沈》，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杨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 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翚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王引之尝被诏修《字典》，今《字典》缪妄如故，岂虚署其名邪？抑朽蠹之质不足刻雕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 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而说《礼》者羁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 初，大湖之滨，苏、常、松江、太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憙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案：方苞出自寒素，虽未识程、朱深旨，其孝友严整躬行足多矣。诸姚生于纨绔绮襦之间，特稍恬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其他躬行，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靖，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庳也），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章益分。阳湖恽敬、陆继辂，亦阴自桐城受义法。其余为俪辞者众，或阳奉戴氏，实不与其学相容（俪辞诸家，独汪中称颂戴氏，学已不类。其他率多辞人，或略近惠氏，戴则绝远）。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 文士既已熙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诗》，齐；《尚书》，伏生；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诗》，马、郑《尚书》。然皆以公羊为宗。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辞》，犹称说《周官》。其徒阳湖刘逢禄，始专主董生、李育，为《公羊释例》，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及长洲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采翼奉诸家，而杂以谶纬神秘之辞。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也。”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 道光末，邵阳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雠。源一切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仁和龚自珍，段玉裁外孙也，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而仁和邵懿辰为《尚书通义》、《礼经通论》，指《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顾反信东晋古文，称诵不衰，斯所谓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为姚易卓荦之辞，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语。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赞《论语》，为有师法。而湘潭王运并注五经。运弟子，有井研廖平传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 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文明。何者？传记通论，阔远难用，固不周于治乱。建议而不雠，夸诬何益？鬼、象纬、五行、占卦之术，以宗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社会污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故惟惠栋、张惠言诸家，其治《周易》，不能无捃摭阴阳，其他几于屏阁。虽或琐碎识小，庶将远于巫祝者矣。 晚有番禺陈澧，当惠、戴学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调洽于他书，始勼合汉、宋，为诸《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豪于千马，必有其分色理同者。澧既善傅会，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稍尚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仲长子曰：“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说，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见《意林》五引《昌言》） 自古今文师法散绝，则唐有《五经》、《周礼》、《仪礼》诸疏，宋人继之，命曰《十三经注疏》。然《易》用王弼，《书》用枚颐，《左氏春秋》用杜预，《孝经》用唐玄宗，皆不厌人望。枚颐伪为古文，仍世以为壁藏于宣父，其当刊正久矣。毛、郑传注无间也，疏人或未通故言，多违其本。 至清世为疏者，《易》有惠栋《述》，江藩、李林松《述补》（用荀、虞二家为主，兼采汉儒各家及《乾凿度》诸纬书），张惠言《虞氏义》。《书》有江声《集注音疏》，孙星衍《古今文注疏》（皆削伪古文。其注，孙用《大传》、《史记》，马、郑为主。江间入己说。然皆采自古书，未有以意析者）。《诗》有陈奂《传疏》（用毛《传》，弃郑《笺》）。《周礼》有孙诒让《正义》。《仪礼》有胡培《正义》。《春秋左传》有刘文淇《正义》（用贾、服注；不具，则兼采杜解）。《公羊传》有陈立《义疏》。《论语》有刘宝楠《正义》。《孝经》有皮锡瑞《郑注疏》。《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孟子》有焦循《正义》。《诗》疏稍胶，其他皆过旧释。用物精多，时使之也。惟《礼记》、《梁传》独阙。将孔疏翔实，后儒弗能加，而榖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前无所袭，非一人所能就故。 他《易》有姚配中（箸《周易姚氏学》），《书》有刘逢禄（箸《书序述闻》、《尚书今古文集解》），《诗》有马瑞辰（箸《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箸《毛诗后笺》）。探啧达，或高出新疏上。若惠士奇、段玉裁之于《周礼》（惠有《礼说》，段有《汉读考》），段玉裁、王鸣盛之于《尚书》（段有《古文尚书撰异》，王有《尚书后案》），刘逢禄、曙、包慎言之于《公羊》（刘有《公羊何氏释例》及《解诂笺》。有《公羊礼疏》。包有《公羊历谱》），惠栋之于左氏（有《补注》），皆新疏所本也。焦循为《易通释》，取诸卦爻中文字声类相比者，从其方部，触类而长，所到冰释。或以“天元一”术通之，虽陈义屈奇，诡更师法，亦足以名其家。黄式三为《论语后案》，时有善言，异于先师，信美而不离其枢者也。《梁传》惟侯康为可观（箸《梁礼证》），其余大氐疏阔。《礼记》在三《礼》间，故无专书训说。陈乔枞、俞樾并为《郑读考》，江永有《训义择言》，皆短促不能具大体。其他《礼经纲目》（江永箸），《五礼通考》（秦蕙田箸），《礼笺》（金榜箸），《礼说》（金鹗箸），《礼书通故》（黄以周箸）诸书，博综三《礼》，则四十九篇在其中矣。 然流俗言“十三经”。《孟子》故儒家，宜出。唯《孝经》、《论语》，《七略》入之六艺，使专为一种，亦以尊圣泰甚，徇其时俗。六艺者，官书，异于口说。礼堂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盐铁论·诏圣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后汉书·曹褒传》：《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是官书之长，周、汉不异），《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本《钩命决》及郑《论语序》）。以是知二书故不为经，宜隶《论语》儒家，出《孝经》使傅《礼记》通论（凡名经者，不皆正经，贾子《容经》，亦《礼》之传记也）。即十三经者当财减也。 至于古之六艺，唐宋注疏所不存者，《逸周书》则校释于朱右曾；《尚书》欧阳、夏侯遗说，则考于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于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于陈乔枞；《大戴礼记》，补注于孔广森；《国语》，疏于龚丽正、董增龄。其扶微辅弱，亦足多云。及夫单篇通论，醇美固者，不可胜数。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穿凿，弗能越其绳尺，宁若计簿善承㠭视而不惟其道，以俟后之咨于故实而考迹上世社会者，举而措之，则质文蕃变，较然如丹墨可别也。然故明故训者，多说诸子，唯古史亦以度制事状征验。其务观世知化，不欲以经术致用，灼然矣。 若康熙、雍正、乾隆三世，修七经，辞义往往鄙倍，虽蔡沈、陈为之臣仆而不敢辞；时援古义，又椎钝弗能理解，譬如薰粪杂糅，徒睹其汗点耳。而徇俗贱儒，如朱彝尊、顾栋高、任启运之徒，瞢学冥行，奋笔无怍，所谓乡曲之学，深可忿疾，譬之斗筲，何足选也！ [1] 录自《訄书》重订本，卷十二。 [book_title]清儒（二）[1] 古之言虚，以为两之间，当其无（本《墨子·经上》。即栌，柱上小方木也）。六艺者（凡言六艺，在周为礼、乐、射、御、书、数，在汉为六经。此自古今异语，各不相因，言者各就便宜，无为甘辛互忌），古诗积三千余篇，其他益繁，触无协。仲尼其什九，而弗能专施于一术。故曰：达于九流，非儒家擅之也。 六艺，史也。上古史官，司国命，而记注义法未备，其书卓绝不循。《易》最恢奇，《诗》、《书》亦时有盈辞；《礼》、《春秋》者，其言径直易见观，故荀子为之隆礼义，杀《诗》、《书》。礼义隆，则《士礼》、《周官》与夫公冠、奔丧之典，杂沓并出而偕列于经；《诗》、《书》杀，则伏生删百篇而为二十九（《尚书大传》明言六誓五诰，其篇具在伏书。伏书所无，如《汤诰》者，虽序在百篇，而五诰不与焉。以是知二十九篇，伏生自定其目，乃就百篇杀之，特托其辞于孔子耳。谓授读未卒遽死者，非也。知杀《诗》、《书》之说，则近儒谓孔子本无百篇，壁中之书，皆歆、莽驾言伪撰者，亦非也）；《齐诗》之说五际六情，庋《颂》与《国风》，而举二《雅》（迮鹤寿曰：十五《国风》，诸侯之风也；三《颂》，宗庙之乐也；唯二《雅》述王者政教，故四始五际，专用二《雅》，不用《风》、《颂》。案，刘子骏《移大常博士》曰：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疑三家《诗》皆杀本经，而专取其一帙。今可见者，独《齐诗》。《齐诗》怪诞，诚不可为典要，以证荀说行于汉儒尔）。 虽然，治经恒以诵法讨论为剂。诵法者，以其义束身，而有隆杀；讨论者，以其事观世，有其隆之，无或杀也。西京之儒，其诵法既陕隘，事不周浃而比次之，是故差失实，犹以师说效用于王官，制法决事，兹益害也。杜、贾、马、郑之伦作，即知“抟国不在敦古”；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群众以观世，而六艺复返于史，秘祝之病不渍于今。其源流清浊之所处，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昭然察矣。变于魏、晋，定于唐，及宋、明始荡。继汉有作，而次清儒。 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 始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大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济阳张尔岐始明《仪礼》，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元、明谰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 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闻；然亦泛滥百家，尝注《后汉书》及王士祯诗，其余笔语尤众。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沈》，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 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翚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王引之尝被诏修《字典》，今《字典》缪妄如故，岂虚署其名邪？抑朽蠹之质不足刻雕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 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而说《礼》者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渐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 初，大湖之滨，苏、常、松江、大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憙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刘览而无纪纲，其流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疑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案：方苞出自寒素，虽未识程、朱深旨，其孝友严整躬行足多矣。诸姚生于纨绔绮襦之间，特稍恬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其佗躬行，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静，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庳也）。故尤被轻蔑。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识益分（东树亦略识音声训故。其非议汉学，非专诬谰之言。然东树本以文辞为宗，横欲自附宋儒，又奔走阮元、邓廷桢间，躬行佞谀，其行与言颇相反。然汉学自三数大师外，亦多拘牵之见。《诗》宗毛公是也，顾未能简异郑《笺》。郑《笺》多杂三家，文义又戾不调，将何取焉？《易》宗孟氏，乃因《说文》叙中有《易》孟氏为古文之说，不知其为文误，而强仞为先秦师说。其于费氏，又重郑轻王，不悟王《易》多同马氏，古文家说固然。王、郑言《易》，其高下亦奚啻霄壤乎！又王肃虽多诬造，然其探本贾、马之说，尚为古文旧谊，与康成杂糅今古有殊。今人宁尊郑氏而黜贾、马，其见已鄙，酿嘲之由，宜在兹乎！）。阳湖恽敬、陆继辂，亦阴自桐城受义法。其余为俪辞者众，或阳奉戴氏，实不与其学相容（俪辞诸家，独汪中称颂戴氏，学已不类。其佗率多辞人，或略近惠氏，戴则绝远）。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既以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诗》，齐；《尚书》，伏生；而排摈《周官》、《左氏春秋》、《毛诗》，马、郑《尚书》。然皆以公羊为宗。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辞》，犹称说《周官》。其徒阳湖刘逢禄，始专主董生、李育，为《公羊释例》，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及长洲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采翼奉诸家，而杂以谶纬神秘之辞。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臧》也。”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 道光末，邵阳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雠。源一切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仁和龚自珍，段玉裁外孙也，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而仁和邵懿辰为《尚书通义》、《礼经通论》，指《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顾反信东晋古文，称诵不衰，斯所谓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姚易卓荦之辞，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语。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赞《论语》，为有师法。而湘潭王运遍注五经。运弟子，有井研廖平，自名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左氏为六经总传，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 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通雅。何者？传记、通论，阔远难用，固不周于治乱；建议而不雠，夸诬何益？鬼、象纬、五行、占卦之术，以神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人事污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流变；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故惟惠栋、张惠言诸家，其治《周易》，不能无捃摭阴阳，其他几于屏阁。虽或琐碎识小，庶将远于巫祝者矣。 晚有番禺陈澧，善治声律、《切韵》，为一家言。当惠、戴学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调洽于佗书，始鸠合汉、宋，为《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色理同者。澧亦行，善教授，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不能传其声律韵书，稍尚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及翁同龢、潘祖荫用事，专以闻召诸小儒；学者务得宋元雕椠，而昧经记常事。清学始大衰。仲长子曰：“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说，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见《意林》五引《昌言》。按，今世游闲之士，多刺探贵人意旨，因以酬对；或有豫检书传，用应猝乏，深可鄙笑！昔宋世荀昶，欲举其子万秋对策以示沙门慧琳。慧琳曰：“此不须看。若非先见而答，贫道不能为；若先见而答，贫道奴皆能为。”今之取人意旨者，多似慧琳所讥。乃至科举对策，学校考验，悉亦类此） 自古今文师法散绝，则唐有《五经》、《周礼》、《仪礼》诸疏，宋人继之，命曰《十三经注疏》。然《书》用枚颐，《左氏春秋》用杜预，《孝经》用唐玄宗，皆不厌人望。《周易》家王弼者，费氏之宗子，道大而似不肖，常见笑世儒；《正义》又疏略。枚颐伪为古文，仍世以为壁藏于宣父，其当刊正久矣。《毛诗传》最笃雅，《笺》失其宗，而《诗谱》能知远。郑氏三《礼》无间也，疏人或未通故言旧事，多违其本。 至清世为疏者，《易》有惠栋《述》，江藩、李林松《述补》（用荀、虞二家为主，兼采汉儒各家及《乾凿度》诸纬书）。张惠言《虞氏义》，虽拘滞，趣以识古。《书》有江声《集注音疏》，孙星衍《古今文注疏》（皆削伪古文。其注，孙用《大传》、《史记》、马、郑为主；江间入己说。然皆采自古书，未有以意析者）。《诗》有陈奂《传疏》（用毛《传》，弃郑《笺》）。《周礼》有孙诒让《正义》。《仪礼》有胡培《正义》。《春秋左传》有刘文淇《正义》（用贾、服注；不具，则兼采杜解）。《公羊传》有陈立《义疏》。《论语》有刘宝《正义》。《孝经》有皮锡瑞《郑注疏》。《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孟子》有焦循《正义》。诸《易》义不足言，而《诗》疏稍胶固，其他皆过旧释。用物精多，时使之也。惟《礼记》、《梁传》独阙（邵晋涵有《梁正义》，见钱大昕《邵君墓志铭》。世未见其书，亦或未成），将孔疏翔实，后儒弗能加？而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前无所袭，非一人所能就故。他《易》有姚配中（著《周易姚氏学》），《书》有刘逢禄（著《书序述闻》、《尚书今古文集解》），《诗》有马瑞辰、（著《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著《毛诗后笺》），探啧达，或高出新疏上。若惠士奇、段玉裁之于《周礼》（惠有《礼说》，段有《汉读考》），段玉裁、王鸣盛之于《尚书》（段有《古文尚书撰异》，王有《尚书后案》），刘逢禄、曙、包慎言之于《公羊》（刘有《公羊何氏释例》及《解诂笺》，有《公羊礼疏》，包有《公羊历谱》），惠栋之于《左氏》（有《补注》），皆新疏所采也。焦循为《易通释》，取诸卦爻中文字声类相比者，从其方部，触类而长，所到冰释，或以天元术通之，虽陈义屈奇，诡更师法，亦足以名其家（李善兰曰：太极即点，天元即线，天元自乘即面，天元再乘即体，准此则四元术所云太极，即可比《易》之太极矣。太极引而长之，为天元，则“太极生两仪”矣；天元自乘，则“两仪生四象”也；天元再乘，则四象生八卦也。然则太极即旋机，犹欧罗巴人所谓重心；而王弼之说，真无可易矣。焦循虽少重王弼，然犹以玄言为非，则滞于常见也）。黄式三为《论语后案》，时有善言，异于先师，信美而不离其枢者也。《梁传》惟侯康为可观（箸《榖梁礼证》），其余大氐疏阔。《礼记》在三《礼》间独寡训说。朱彬为《训纂》，义不师古；陈乔枞、俞樾并为《郑读考》，江永有《训义择言》，皆短促，不能具大体。其他《礼笺》（金榜箸）。《礼说》（金鹗箸）。《礼书通故》（黄以周箸）。诸书，博综三《礼》，则四十九篇在其中矣。而秦蕙田《五礼通考》，穷尽二千余年度法，欲自比《通典》，以世俗正古礼，虽博识，固不知量也。 然流俗言“十三经”。《孟子》故儒家，宜出；唯《孝经》、《论语》，《七略》入之六艺，使专为一种。亦以尊圣泰甚，徇其时俗。六艺者，官书，异于口说。礼堂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盐铁论·诏圣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后汉书·曹褒传》：《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是官书之长，周、汉不异），《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郑《论语序》）。以是知二书故不为经，宜隶《论语》儒家，出《孝经》，使傅《礼记》通论（凡名经者，不皆正经。贾子《容经》，亦《礼》之传记也）。即“十三经”者，当财减也。独段玉裁少之，谓宜增《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皆保氏书数之遗，集是八家，为二十一经。其言闳达，为雅儒所不能论。 至于古之六艺，唐、宋注疏所不存者：《逸周书》，则校释于朱右曾；《尚书》欧阳、夏侯遗说，则考于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于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于陈乔枞；《大戴礼记》，补注于孔广森；《国语》，疏于龚丽正、董增龄。其扶微辅弱，亦足多云。及夫单篇通论，醇美固者，不可胜数。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穿凿，弗能越其绳尺，宁若计簿善承视而不惟其道，以俟后之咨于故实而考迹上世污隆者，举而措之，则质文蕃变，较然如丹墨可别也。然故明故训者，多说诸子，唯古史亦以度制事状征验。其务观世知化，不欲以经术致用，灼然矣。 若康熙、雍正、乾隆三世，撰修七经，辞义往往鄙倍，虽蔡沈、陈为之臣仆而不敢辞；时援古义，又椎钝弗能理解，譬如薰粪杂糅，徒睹其污点耳。而徇俗贱儒，如朱彝尊、顾栋高、任启运之徒，瞢学冥行，奋笔无怍，所谓乡曲之学，深可忿疾，譬之斗筲，何足选也！ [1] 录自《检论》，卷四。 [book_title]说林（上）[1] 途说之士羡王守仁。夫学术与事功不两至，鬼谷明从横，老聃言南面之术，期于用世，身则退藏于密。何者？人之材力有量，思深则业厌也。守仁之学至浅薄，故得分志于戎事，无足羡者。抑守仁所师者，陆子静也。子静翦爪善射，欲一当女真，与之搏。今守仁所与搏者，何人也？仲尼之徒，五尺童子言羞称乎桓、文，犹曰鄙儒迂生所执。观桓、文之斩孤竹，挞荆舒，非峒谷之小蛮夷也。晋文诛子带以定襄王，子带，康回之篡夫，襄王非有罪也。以武宗之童昏无艺，宸濠比之，为有长民之德。晋文而在，必不辅武宗蹶宸濠明矣。其学既卑，其功又不足邵校功能之高下，而曰尧、舜犹黄金万镒，孔子犹九千镒。然则守仁之圣，其将浮于万镒者耶？ 季明之遗老，惟王而农为最清。宁人居华阴，以关中为天府，其险可守。虽著书，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则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后圣，其材高矣！征辟虽不行，群盗为之动容。使虏得假借其名，以诳耀天下。欲为至高，孰与船山榛莽之地，与群胡隔绝者？要有规画，则不得不处都市。王之与顾，未有以相轩也。黄太冲以《明夷待访》为名，陈义虽高，将俟虏之下问。昔文天祥言以黄冠备顾问，世多疑其语为诬。端居而思，此不亦远乎？以死拒征，而令其子从事于徐葉间，谅曰明臣不可以贰，子未仕明，则无害于为虏者。以《黄书》种族之义正之，则㗳焉自丧矣！ 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颜氏明三物出于司徒之官，举必循礼，与荀卿相似；戴君道性善，为孟轲之徒，持术虽异，悉推本于晚周大师，近校宋儒为得真。戴君生雍正乱世，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闽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辜，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桑荫未移，而为纪昀所假，以其惩艾宋儒者，旋转以泯华、戎之界。寿不中身，愤时以陨，岂无故耶？ 戴望治《公羊春秋》，视先戴则不相逮。中更丧乱，寄食于大盗曾氏之门，然未尝仕。观其缀述《颜氏学记》，又喜集晚明故事，言中伦，行中虑，柳下、少连之侪也。望不求仕，而其学流传于湖南、岭广间，至使浮竞之士，延缘绪言，以成《新学伪经》之说。彼以处士而谴刘歆可也，为胡之国师者，可以讥莽之国师乎？ 满洲初载，皖南之学未兴。顾氏而下，陈启源、朱鹤龄、臧琳之徒，皆起于吴。学虽浅末，然未尝北面事胡人。惠士奇始显贵，其子栋，一举经学。栋之徒江声，亦举孝廉方正，皆未试也。虽余萧客、陈奂辈，犹以布衣韦带，尽其年寿，则嘉遁之风广矣。满洲于江南，其奸劫屠夷最甚，故士人耻立其朝。康熙、乾隆之世，贼渠数南下以镇抚之，犹不能扰。则以殿试甲第诱致其能文章者，先后赐及第无算。既醉利禄，彭绍升之徒，为之播扬，则嘉遁之风始息。科举废，而士人思以学校出身，惧客籍之占其员数，其持省界始坚。陈启源、朱鹤龄之鬼，不来食矣！ [1] 录自《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 [book_title]说林（下）[1] 昔吴莱有言：今之学者，非特可以经义治狱，乃亦可以狱法治经。莱，一金华之末师耳，心知其意，发言卓特。近世经师，皆取是为法。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学者往往崇尊其师。而江、戴之徒，义有未安，弹射纠发，虽师亦无所避。苏州惠学，此风少衰。常州庄、刘之遗绪，不稽情伪，惟朋党比周是务。以戴学为权度，而辨其等差，吾生所见，凡有五第：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守一家之学，为之疏通证明，文句隐没，钩深而致之显，上比伯渊，下规凤喈，若善化皮锡瑞，此其次也。己无心得，亦无以发前人隐义，而通知法式，能辨真妄，比辑章句，秩如有条，不滥以俗儒狂夫之说，若长沙王先谦，此其次也。高论西汉而谬于实证，侈谈大义而杂以夸言，务为华妙，以悦文人，相其文质，不出辞人说经之域，若丹徒庄忠、湘潭王运，又其次也。归命素王，以其言为无不包络，未来之事，如占蓍龟，瀛海之大，如观掌上；其说经也，略法今文，而不通其条贯，一字之近于译文者，以为重宝，使经典为图书符命，若井研廖平，又其次也。虽然，说经者，明是非，无所于党。最上者，固容小小隙漏，而下者亦非无微末蚁子之得也。故曰：“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存之。”使左道乱政之说，为虏廷所假借，至于锢其人，烧其书，则肉食者之罪，上通于斗极！ 甘泉江翁为《汉学师承》、《宋学渊源》两记，世多病其固。《汉学记》与戴君。江翁受业余翁，余翁之学，本吴惠君，坚贞守师，遂擅其门，以褊心訾异己，非直江翁，清光禄卿王鸣盛，自惠君出，为《蛾术篇》，亦詈休宁。巷陌之学，同门相党，异夫惠君之博宥也。其他或䞾诸师，吐言刻，然能甄择，无泛爱不忍者。陈启源说西方美人，一言不善，削其名氏，斯亦谛慎者矣！《宋学记》甚榷略，所录止于穷阎苦行，排摈南方诸浮华士。而仕满洲一命以上，才有政治声闻，即弃不载。诡弹黄、顾，令人人知其非清民。诸言性与天道，诵法尧、禹，捐诸夏，仕貉戎者，始不敢攀扪宋学以矜愚子。故其书见嫉于佞人，适可以嗣《春秋》、方太史也。江翁素行虽夸，近文，尝受学江、余诸逸民，间闻其风烈，没世未尝试府县廷，韦带布衣，以终黄馘，因身为度，故其言噩噩有锋芒。清太傅阮元，学术差愈江翁，在史馆为《儒林传》，说经先顾栋高诸贱儒，讲学亦录诸显贵人，仁鄙陋，溷无序，顾下于两《记》远甚！故知学术文史，在草野则理，在官府则衰。 仪征刘光汉赠余《字诂》、《义府》，明黄生作也。其言精，或出近世诸师上。夫伪古文之符证，发于梅；周、秦古音之例，造端于陈第。惟小学，亦自黄氏发之。孰谓明无人乎？顾独唱而寡和耳。顾宁人稍后黄氏，始为《易》、《诗》作本音，以正《唐韵》。讫于江、戴、段、王，分部渐，外有孔氏，独明东、冬之异。音韵通，文字可以略说，则小学始自名其家。然达者能就其声类，以知通转，比合雅诂，穷治周、秦、两汉之籍，而拘者惟分析字形，明征金石，若王筠之徒，末矣！苗夔稍知声音，亦肤浅无心得。莫友芝、郑珍、黎庶昌辈，皆宝玩碑版，用意止于一点一画之间，此未为正知小学者。方之唐人，犹不失为张参、唐玄度也。史官放堕，此曹复不可得。如其上者，通神旨，知义趣，余与刘生所有志也。下之求一点一画之是非，无所望于后生。礼失则求诸野，匠师雕虫，贤于士人远矣！ 近代学者，率椎少文，文士亦多不学。兼是两者，惟阳湖之张生，又非其至者也。然学者不习通俗之文，文顾雅驯可诵，视欧阳、王、苏将过之。先戴《勾股割圜记》，吐言成典，近古所未有。迩者黄以周以不文著，唯黄氏亦自谓钝于笔语。观其撰述，密栗醇厚，庶几贾、孔之遗章，何宋文之足道？戴君在朴学家，号为能文，其成一家言者，则信善矣。造次笔札酬对之辞，顾反与宋文相似。故知世人所谓文者，非其最至，言椎少文，特以匪色不足，短于驰骤曲折云尔。史家若章、邵二公，记事甚善，其持论亦在《文心》、《史通》间。然史家固无木讷寡文之诮，故不悉论。若通俗不学者，其文亦略有第次，善叙行事，能为碑版传状，韵语深厚，上攀班固、韩愈之轮，如曾国藩、张裕钊，斯其选也。规法宋人，而能止节淫滥，时以大言自卫，亦不敢过其情，如姚鼐、梅曾亮，则其次也。闻见杂博，喜自恣肆，其言近于从横，视安石不足，而拟苏洵有余，如恽敬辈，又其次也。自放尘埃之外，傲睨万物，而固陋不能持论，载其清静，亦使穷儒足以娱老，如吴敏树辈，又其次也。乃夫文质相扶，辞气异于通俗，上法东汉，下亦旁皇晋、宋之间，而文士以为别传异趣，如汪中、李兆洛之徒，则可谓彬彬者矣。魏源、龚自珍，乃所谓伪体者也。源故不学，惟善说满洲故事，晚乃颠倒《诗》、《书》，以钓名声，凌乱无序，小学尤疏谬，诩诩自高，以微言大义在是，其持论或中时弊，然往往近怪迂。自珍承其外祖之学，又多交经术士，其识源流，通条理，非源之侪。然大抵剽窃成说，无自得者。其以六经为史，本之《文史通义》，而加华辞。观其华，诚不如观其质者。若其文辞侧媚，自以取法晚周诸子，然佻达无骨体，视晚唐皮、陆且弗逮，以校近世，犹不如唐甄《潜书》近实。后生信其诳耀，以为巨子，诚以舒纵易效，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乡风。自自珍之文贵，则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耶？孔子云：觚不觚，觚哉觚哉！ [1] 录自《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 [book_title]悲先戴[1] 当叔世而得大儒二人，一曰颜元，再曰戴震。 颜氏明三物，出于司徒之官，举必循礼，与荀卿相似；戴君道性善，为孟轲之徒。持术虽异，悉推本于晚周大师。近校宋儒为得真。 吾悲夫戴君之术，以理夺势，而曰：“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 乌乎！戴君生雍正末，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闽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不辜，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绝痛。桑荫未移，而为纪昀所假，以其惩艾宋儒者，旋转以泯华戎之界。寿不中身，愤时以陨，岂无故耶！ [1] 录自1906年11月出版的《民报》第九号，《说林》，署名太炎。 [book_title]清代学术之系统[1] 清代学术，方面甚广，然大概由天才而得者少，由学力而成者多。关于天才方面的，如诗、词、古文等均属之。清代的诗本不甚好，词亦平常，古文亦不能越唐宋八大家之范围，均难独树一帜。至于学力方面的学术，乃清代所特长，亦特多：如小学、经学、史学、算学、地理学等，均甚有成绩。此等学术，全赖学力，不赖天才。此外如理学，是半赖学力、半赖天才的，清代于此学亦不甚高明。所以现在只讲清代关于学力方面的学术，不讲天才方面的学术，就是半学力半天才的理学也不去讲它。单说学力方面的学术，有小学、经学、史学、算学、地理学等等。 清代地理，自成一派之学，开端者为刘献廷与顾祖禹。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后来讲地理者均推崇之。然顾氏实一闭户读书之人，各处地方均未实历，全靠刘献廷的帮助，因为旅行各处以实地考察者实为刘献廷，故《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乃是以刘献廷的经验与顾祖禹的文章凑合而成的。刘献廷在中国地理学上有一大发明，即中国旧日地图无经纬度数，刘氏始以北极高度为标准而画度数，此后地图用此，皆刘氏提倡之功。讲山水者有齐召南，曾作《水道提纲》。齐氏之后，有汪士铎，曾为胡林翼作地图，中国新近所出地图，均以汪士铎地图为祖。此两家虽可称发明，然他们均曾见内府地图，实有所本，并非独得之功力。清代讲地理之学较好者，当推此四家。其他考《水经注》者，考地理志者，多琐碎繁杂，不必论。 清代算学，以梅文鼎为首。清初算学家有一通弊，多偏于天文方面，故只能认为天文学家，尚不能认为算学家。又多讲迷信，如江永之流，尚不能免此病，虽梅文鼎亦迷信测天步历，盖当时风气如此。自梅氏后，几何学渐渐通行，此本西法，不过将中国旧日算法加以推明，此梅氏所以仍为第一也。康、乾之间，尚有数家，如戴震作《勾股割圜记》，亦未能脱迷信。真有发明者，当推李锐之四元说，李氏仅讲测天，不讲步历，所以高人一等。其余如罗士琳、项名达等，亦各有著述。李善兰始治代数，华蘅芳始治微积，然代数微积本非中法，不足称发明。故学者虽多，而可数者殊少。 清代史学极盛，著述亦极多。史学可别为二，一为作史，一为考史。清代史家，考史者多，作史者少，兹分别言之： 清代作史者，首为万斯同的《明史稿》，万氏此书，乃私人著作。万曾客于明史馆总裁徐元文家，与《明史》极有关系。此书只有列传，无纪、志、表，列传亦多为王鸿绪所作。王氏操守较差，人多讥之，然此书之成，王氏与有功焉，后人不应以其个人操守之差而诋排之，须知前代史家如范晔之流，其个人品行又何尝高出王鸿绪，然世皆称道其书，不以人废言，那么，又何必苛责王鸿绪呢？清代史学著作，完书甚少，《明史稿》自可首屈一指。次则为毕沅之《续通鉴》。万氏《明史稿》之价值过于《宋》、《辽》、《金》、《元》诸史，而毕氏《续通鉴》则远不及《通鉴》；司马温公书有论附于篇后，毕书则无之，即考异亦不详。此书本无大价值，因作史者少，故列入之。宋王曾作《东都事略》一书，清邵晋涵乃作《南都事略》以补南渡一代之史，惟今日未见其书，但知有目而已。尚有温睿临者，撰《南疆逸史》，为正史体裁，虽不完具，亦勉强可算一个。后咸丰间徐作《小腆纪年》及《小腆纪传》二书，《纪年》为编年体，《纪传》为纪传体；徐氏不过是一个八股先生，于史学实无功夫，然此二书则尚算完备。近人柯劭作《新元史》，亦可算一个作家。如此一算，清代作史者居然尚有七人。 考史者清代特多，最早为万斯同的《历代史表》。后来补表补地理志者如钱大昕、洪亮吉等，于史学均能得大体。其余零考琐录者尚多，以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为最佳。三书之中，钱书当为第一，钱、王是一路，赵则将正史归类，其材料不出正史；钱、王功力较深，其实亦不免琐碎。故论清代考史之作，实以补表为最好。 清代史家有二长处：第一是实在，第二是不加议论；然其短处亦在此，所以虽无胡致堂之妄，亦无司马温公之长。 讲到清代史家，尚有一事应注意，即论史不敢论及《明史》，甚至考史亦不敢考及《明史》。此因《明史》乃是所谓“钦定”之书，且事涉清室，自应避免，不赞一词。其实《明史》非无可议者，是则有待于后人矣。 小学为清代所特长，开端者如张、顾蔼吉诸人，不过考汉碑字体，辨别隶书之正俗，够不上说专门学问，因为这不过是教小孩子认字而已。前代小学家多从《说文解字》着手，而清代小学家却先讲音韵。顾炎武作《音学五书》，以《诗》、《易》、《离骚》用韵为据，音理虽疏，证据却完备。顾氏分古韵为十部，至江永作《古韵标准》，则分十三部，较顾氏为精，因江氏长于审音也。戴震始定古韵为九类，以九类分平声为十六部，连入声共廿五部；实则廿五与十六，十六与九，是一样的，因平声十六部有“阴声”与“阳声”之别，阴声七部，阳声九部，再加入声九部，即成廿五部。自此音理始大明。后来段玉裁分为十七部，孔广森分为十八部，王念孙分为廿一部，皆不离戴之廿五部。明古音方能明训诂，明训诂方能讲《尔雅》、《说文》。邵晋涵与郝懿行，均讲《尔雅》者也。讲《说文》者更多。前人讲《说文》不甚好，因为仅讲形体；段玉裁出，始将声音、训诂、形体三者合讲，其《说文解字注》，虽有改字及增删之病，然大体实甚精当。严可均作《说文声类》，亦甚好。此后王筠的《说文四种》，则仅足供初学之用而已。桂馥的《说文义证》，发明亦甚少。 “小学”本合文字、声音、训诂三部分而成，三者不能分离，故欲为此学定一适当之名称却颇难，名为“文字学”则遗声音，名为“音韵学”又遗文字，我想可以名为“言语学”，因为研究小学，目的在于明声音训诂之沿革以通古今言语之转变也。清代小学所以能成为有系统之学者，即因其能贯通文字、声音、训诂为一之故。或谓小学专为说经之用，则殊不然；因经书之文虽为古代之言语，而言语却不限于经书也。惟欲说经，必先通小学，始能了解古人之言语。此如算学本非为测天步历而作，而测天步历实有赖于算学。故小学固非专为说经之用，而说经实有赖于小学。 清代经师有汉学与非汉学之分。清代经学前驱亦为顾炎武，顾氏无说经专书，惟《日知录》中有说经之部分。顾氏说经，均论大体，小处不讲。彼时汉学尚未成立，顾氏犹时采宋人之说。然同时已有汉学家出，如陈启源讲《诗》，已专据《小序》，与朱熹相反。考《尚书》者有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对于今本《尚书》，辨别其中孰真孰伪，于是古文诸篇为伪造之案始定，此为渐成汉学之始，然尚无汉学之名。臧琳作《经义杂记》，考经典文字之异同，极类汉学家言，或有疑为非其自作者。此后南方有两派，一在苏州，成汉学家，一在徽州，则由宋学而兼汉学。在苏州者为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士奇《礼说》已近汉学，至栋则纯为汉学，凡属汉人语尽采之，非汉人语则尽不采，故汉学实起于苏州惠氏。在徽州者为江永，由朱熹之学入门，有《近思录集注》，本非汉学，惟讲《周礼》甚好，且较惠氏尚过之，故世亦称之为汉学，然江氏本人则不自认为汉学也。江永弟子有金榜，曾作《礼笺》；又有戴震，则实为宋学家，非汉学家。由声音以求训诂，通训诂以说经，虽始于戴氏，然戴氏之学实比其师江永不如，比同学金榜亦不如，而竟享盛名者，盖学者亦如官吏中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别，戴氏如政务官，其事务官之职务则后人为之担负也。戴少时与惠栋曾相见，后来不甚佩服惠氏，因为惠氏所作《明堂大道录》之类，颇多迷信之谈，戴氏颇不以为然。日本人有一戏语，谓惠栋为洪秀全之先驱，我谓惠氏颇似义和团之先驱也。 苏州学派笃信好古，惠氏弟子如江声、余萧客，其学亦不甚高。江声之后如顾千里辈，一变而为校勘学。余萧客作《古经解钩沈》，又作《文选音义》，故又流入《文选》学。王鸣盛作《尚书后案》，亦守古，主郑玄说，一字不敢出入。即戴震之学传至苏州，亦染守古之风，如段玉裁之弟子陈奂，虽本戴学，然其疏《诗》，则不取《郑笺》，专主《毛传》。钱大昕与惠栋亦有关系，然非师弟，钱氏考经证史均甚精核，音韵亦能发明双声，颇多独得，不泥古，与惠栋不同。戴初见钱时，钱已成翰林，戴则寓徽州会馆中，颇落拓，人目为“疯子”，戴氏见钱后告人曰，“吾以晓徵为第二人”，盖自居于第一人也。然钱颇盛称戴，故戴名日起。至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则仍推钱为第一人。苏徽二派，势不相容，然钱氏确高于戴氏。戴后入四库馆，其弟子中有名者为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任大椿、丁杰等。丁杰较逊；任大椿曾作《弁服释例》；段、王、孔三人学问最精。孔广森始治《公羊》，然其最佳之著作则为《诗声类》。段氏作《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周礼汉读考》、《古文尚书撰异》等。诸书中以《说文解字注》用力最勤，做了三十年，为段氏最后成绩。其作《古文尚书撰异时》，尚年轻，前人多称誉此书，以为精于《说文解字注》；然自今日视之，则《说文解字注》实较《古文尚书撰异》为精，因为就新出之《三体石经考证》，知《古文尚书撰异》实甚疏舛也。王念孙传戴氏之学，所著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诸书，考明训诂，较以前诸人均为切实，段氏尚有疏谬，王氏则无。其子引之著《经义述闻》，又著《经传释词》，指出古人误解虚字为实字，亦是一大发明。王念孙虽从戴震游，起初并无传戴学之意，故其成功是偶然的。王氏为戴氏之事务官，可谓称职，然王亦能为政务官。《经传释词》诸书之后，有先师俞曲园（樾）先生的《古书疑义举例》诸书，俞先生又王氏之事务官也。王氏以高邮人而传徽学。 是时扬州又特出一支，即汪中，汪与王念孙为同事（在阮元学政幕中），又系同乡。汪之为学虽出于戴，而不为戴氏所缚，又宗顾炎武，不肯为章句之学。其毕生精力所萃，在《述学》一书中。此后扬州学者甚多。有凌曙者，其教弟子可谓得“狡兔三窟”之意，命陈立治《公羊》，刘文淇治《左氏》，因若《公羊》衰则有《左氏》在，《左氏》衰则有《公羊》在也。陈立治《公羊》尚实在。刘文淇数传，至曾孙师培而绝。《太史公自序》说，“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余谓仪征刘氏之学，真绝于刘师培也。 与苏州学派不算一支而有关系者，为常州学派，此为今文学派，其治学专以《春秋公羊传》为宗。此派开端者为庄存与，其后有名者为刘逢禄、宋翔凤、以及浙江之戴望等人；人虽多，而学术精良者少。至于康有为以《公羊》应用，则是另一回事，非研究学问也。浙江尚有邵懿辰者，亦讲今文。庄存与虽讲今文，然亦讲《周礼》，而且还要讲伪古文《尚书》，刘逢禄亦讲《书序》，不尽今文也。 清初诸人讲经治汉学，尚无今古文之争。自今文家以今文排斥古文，遂有古文家以古文排斥今文来相对抗，孙诒让作《周礼正义》，专重古文，与今文为敌，此其例也。然今古文实亦不能尽分，即如说《礼》，总不能不杂糅今古文，即宋人之说亦不能不采。凌廷堪作《礼经释例》，胡培作《仪礼正义》，二家讲礼，总不免牵入宋代李如圭、张淳诸人之说也。 清代学派中，尚有四明学派，此派不起于清，实源于宋。万斯大、万斯同兄弟均四明派，说经多讲三礼。其后传至黄式三，式三子以周作《礼书通故》，意欲集三礼之大成，此书杂糅汉宋及今古文，因欲说《礼》，则今古文不能不杂糅，汉宋亦不能不杂糅也。若只讲古文而不讲今文，则先须排斥《礼记》，这是做不到的；而宋儒说《礼》亦有甚好者，不能弃而不录。所以今古文不能不杂糅，汉宋亦不能不杂糅。孙诒让作《周礼正义》，能排斥今文，然不能尽斥宋说，此则今古文虽欲争而亦有不能争者。 清代经学，自分布之地域观之，最先为苏州（后又分出常州一支），次徽州，又次为扬州，浙江在后。其在山东，则有孔广森及桂馥。在广东，则有侯康，讲《梁》；又有陈澧，亦是汉宋杂糅者。余如四川、两湖亦有经学家。惟有一处纯为宋学，绝对不受汉学影响者，即江西是也。江西本陆学极盛之地，宋代朱熹讲学之所，故在历史地理上为一特别区域。大概学问亦如催眠术，遇有特别情形者则不能催。江西之学风，在清代三百年中绝不受汉学影响，今之江西犹昔之江西也。 清初亦有理学先生，后来汉学家出，尚不敢菲薄理学，如惠栋之流，说经虽宗汉，亦不薄宋；江永且为《近思录》作注。自徽州派之戴震出，方开辟一新世界。其《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大反对陆王，对于程朱亦有反对之语。后人多视此书为反对理学之书，实则为反对当时政治之书。清初皇帝表面上提倡理学，常以理学责人，甚至以理学杀人，故戴氏书中有云，“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是他著书的要旨。戴氏见雍正乾隆动辄利用理学以责人，颇抱不平，故攻击理学。戴氏以前，尚推崇程朱，此后遂不复谈宋学矣。 桐城派始祖方苞，颇自居于理学。至姚鼐，则无理学之见。姚在少年时愿从戴震学，戴拒而不收——究竟是不敢收，还是不屑收，却不得而知——因此两人极相左。翁方纲自附于理学，故姚与翁均攻戴。至方东树作《汉学商兑》，对戴仍不减仇视之意。《汉学商兑》中斥汉学之弊，颇有中肯语。惟方氏谓汉学家于立身行己之道不讲，这却不然。当时的汉学家，品行无甚坏者。唯孙星衍较坏，然亦小节，不过好男色而已；然当其点翰林时不肯拜和，则不可谓不讲气节，在山东按察使任内，平反冤狱甚多。大概汉学家亦如耶稣教人，即欲为非，亦不敢，因汉学家亦不敢叛周公孔子之教也。故如汉世张禹、孔光、马融之徒，清代无之。大抵清代经师平常人多，故难得有为则有之。唯阮元在官能平海寇，此为汉学家之功业，然阮氏除此以外，亦并无十分好处。其余诸人在官亦平常，无特别好，亦无特别坏。其所以然者，因为他们本欲自处于无用，盖自清初诸人均不愿入仕，故其说经，不但无通经致用之说，即议论亦不愿发，虽今文派之刘逢禄亦无此思想。后来之通经致用说，则从康有为起。此或自古已然，如战国时之经师，据《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所录，如商瞿、梁赤、公羊高等，在当时皆毫无声名。孟子由经师转入儒家，故成有用。可见自来经师本多如此，非独清人然也。故吾人评清代汉学家，可以说他们无用，却不能说他们品行不好。 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章太炎先生来平。三月三十一日，师大研究院的历史科学门及文学院的国文系和历史系合请先生为学术的演讲，这篇文章就是那天的演讲笔记。自从前年（一九三二）年底本月刊发刊以来，我早就打算把它登在去年（一九三三）的《文学院专号》中。但因那时北平一天一天地危急起来，学校与个人都闹到“不遑宁处”，这篇笔记，不知道给我搁在哪儿啦，所以只好暂且不提。最近居然在无意之中找到啦，我把它看了一道，觉得柴德赓君所记，大体都对，但亦间有未合之处，于是把它略略修改了一下。修改的时候，极力追想那天所听的话，但模糊、错误、忘记之处一定很多。当柴君把这篇笔记誊清了托方国瑜君交给我的时候，太炎先生尚未离平，我请他自己看看，他对我说，“你看了就行了”；而我当时竟偷懒没有看，直到现在才来动笔修改，实在荒唐得很。所以要是还有错误，那是我的不是，我应该负责声明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一日，钱玄同记。 [1] 录自《师大月刊》，第十期，章太炎演讲，柴德赓记录。 [book_title]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1] 检斋足下：两得手书，推崇过当。仆辈生于今世，独欲任持国学，比于守府而已，固不敢高自贤圣，以哗世取名也。扬榷清代儒先所为㐹㐹不舍者，志亦若是而已。其间或有污隆，转忘其本。然而媚于一人，建计以张羯胡之焰者，始终未有闻焉。论者诋以寡用，要其持身如此。比于魏裔介、李光地之伦，裨贩程、朱以自摧汉族者，可不谓贤欤？铨次诸儒学术所原，不过惠、戴二宗。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源远流分，析为数师。后生不能得其统纪，或以为集旧事而已；或徒以为攻击宋儒，陋今荣古，以为名高。则未知建夷入主，几三百年，而四维未终于解，国性不即于陵夷者，果谁之力也！今之诡言致用者，又魏裔介、李光地之次也。其贪鄙无耻，大言鲜验，且欲残摧国故，以自解顺民降俘之诮者，则魏、李所不为也。及今而思所以振之，视诸先正从容讲授之世，固已难矣。仆所为夙夜孜孜，以求维持于不敝者，复不能尽与前修同术。何者？繁言碎义，非欲速者所能受也；蹈常袭故，非辩智者所能满也。一于周孔，而旁弃老庄释迦深美之言，则蔽而不通也；专贵汉师，而剽剥魏晋，深憝洛闽者，则今之所务有异于向时也。大氐六艺诸子，当别其流，毋相纷糅，以侵官局。朴学稽之于古，而玄理验之于心。事虽繁啧，必寻其原，然后有会归也；理虽幽眇，必征诸实，然后无遁辞也。以是为则，或上无戾于古先民，而下可以解末世之狂酲乎？来书谓近治《说文》，桂氏征引极博，而鲜发明，此可谓知言者；王氏颇能分析，盖亦滞于形体；惟段氏为能知音，其卤莽专断，诚不能无诒訾议。要之，文字者，语言之符，苟沾沾正点画、辨偏旁而已，此则《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已优为之，终使文字之用，与语言介然有隔，亦何贵于小学哉！段氏独能平秩声音，抽引端绪，故虽多疵点而可宝耳。来书称歙音多合唐韵，此有由也。五胡乱而古音亡，金元扰而唐韵歇。然其绪余，犹在大江以南。且乡曲之音，多正于城市；山居之音，多正于水滨。以其十口相传，不受外化故也。昔朱元晦独谓广州音正，近世陈兰甫复申明之。以今所闻，二公之言，诚不虚也。所以不受流变者，亦由横隔五领，胡虏之音无由递传至此耳。仆向时作《新方言》，盖欲尽取域内异言，稽其正变，所得裁八百余事，未能周悉。今以一册奉上。书不尽意，它日来过，当一二引伸之。章炳麟白。十月十四日。 承教愧汗，鄙人何术之有？佗日晤谈，未妨言志。学问之事，终以贵乡先正东原先生为圭臬耳。章炳麟白。 [1] 录自吴承仕藏《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 [book_title]菿汉昌言·连语（节选）[1] 顾宁人深惩王学，然南交太冲，北则尤善中孚。太冲固主王学者，中孚且称“一念万年”，其语尤奇，且谓宁人“抛却自心无尽藏”，然交好固不替也。则知宁人所恶于王学者，在其末流昌狂浮伪而已。太冲俶傥，中孚醇朴，则不论其学之异同。 蕺山谓“意为主宰”。此意根也，意根执我，不待于诚之，诚之则我见益坚牢矣。 明之亡，不降其志者，其王而农、刘伯绳、应嗣寅、沈朗思邪？宁人、太冲欲行其学，不能与清吏无酬酢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吾于宁人尤信。 吴三桂引虏入关，毒敷诸夏，后虽抗清，不足以自赎。故王而农坚卧不与其事，以不祥辞者，薛方诡对之类也。贤者避世可也。 李中孚受清主赐额，李天生应词科，受检讨之命，非其志也。 甚矣黄太冲之褊也，以王、卫之书绝人。吕用晦佻矣，事师而欺，游侠耻之。 顾宁人谓汉、晋间人一玷清议，终身不齿，此王治之所不可阙也。余谓清议云者，激浊扬清之谓；若今之群言，则激清扬浊而已。非礼法正乎上，廉耻修乎下，欲以贤不肖付诸众口，则转益为厉也。杨子云“妄誉近乡原，妄毁近乡讪”，世多乡原，清议已不可据，况多乡讪乎！ 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恶讦以为直者，恶徼以为智者，圣哲所规，其风远矣。夫事之难知，莫奸私赃贿若。近世法律、奸罪必待亲告乃受，盖惧其诬。然诬告可绝，妄谈不能绝也。官吏受赃，法所必惩。自钞币、飞钱之行，其物轻微，授受无迹，苟得者易以巧脱，而清白者亦易受诬。法廷必求有征，然流言不能绝也。近世人多嫉，小有憎恚，便兴谣，渐至流衍，讫于举国泯纷。然则窃金盗嫂之谤，亦何所不至邪？今时处世唯有一术：曰恶闻人过；化人唯有一术：曰忠信。乌呼，生民至于今，亦殆将毙矣，忠信者，其续命汤乎！ 躬自薄而厚责于人，今之常态也。是以交友必相怨，处事必相疑。十室之邑，岂无忠信哉？由今人不贵是耳！ 说经论道，以振民俗，在昔为有效。今乃人人不窥六籍，欲变之者，虽如戚同文之教授，犹患其高。惟效顾氏读经会耳！ 戴东原之学，根柢不过二端。曰“理丽于气，性无理气之殊；理以絜情，心无理欲之界”，如是而已。其排斥宋儒以理为如有一物者，得之；乃自谓理在事物，则失之甚远也。然要其归，则主乎忠恕。故云：“治己以不出于欲者为理，治人亦然。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用之治人，则祸其人。”又云：“君子不必无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也。理欲之辨，使君子无完行，谗说诬辞，反得刻议君子而罪之，为祸如是也。”老子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东原盖深知此者，亦自不觉其冥合耳。使其宰世御物，则百姓得职，人材不遗矣。阳明，子房也；东原，萧，曹也。其术相背，以用世则还相成也（罗整庵于气见理，罗近溪得力于恕，东原辨理似整庵，归趣似近溪）。 杨子云曰：“通天地人谓之儒。”天官之学，孔门未尝以为教。《易》之为道，广大悉备。只于《泰》之九三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际也。”此即《周髀》之说，谓地本法天，写其一面，则如覆，括其两面，则如丸卵，人之所履，随处似平，其实随处陂下，如此，故能无往不复。然于日星行度，《易》所不言，《曾子天圆》称：“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此乃误以地为平圆，亦自不害其为曾子。儒何必通天地也！戴东原《与是仲明书》云：“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若然，古人三年通一经，今必十年然后通《尧典》也。古历甚疏，孔疏具在，亦足讲明，何事深求乎？若必精研象纬，致之推步，谓读徐光启书可了邪？司天之术，非仪象完具，不可推测。东原束发受书，曷能有是，虽覃思十年，亦何所益？徒以素好是学，习贯成性，以是教人，则是以有之生随无厓之知也。九章之术，六艺一端，其以应用，则明著方田、粟米、商功、均输四者，皆切于人事，而非远求天象，古之为学可知已。今人常识，于天官亦只明经纬。由此可知郡县广轮之数，宁必推日月之薄蚀，察五纬之赢缩，征恒星之伏见，然后为学哉！ 修己治人之学，简而易知。其他则有集千年之成验，聚百土所涉历，然后就者，必以一人尽之，是老死而不可殚也。地舆为经国者所宜知，然图书所载，亦其大略。必求山溪之通塞，寻道里之迂径，辨民俗之醇薄，方策不具，必须身验，而身验固非一人所能尽也。故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1] 录自《章氏丛书续编》。 [book_title]汉学论（上）[1] 清时之言汉学，明故训，甄度制，使三礼辨秩，群经文曲得大通，为功固不细。三礼而外，条法不治者尚过半。而末流适以汉学自弊，则言《公羊》与说彝器款识者为之也。 循《公羊》之说，周可以黜，鲁可以王，时制可以诡更，事状可以颠倒。以《春秋》为史耶？则沈约、魏收所不为。坚指以为经耶？则吴广之帛书，张角之五斗米道也。清世言《公羊》已乱视听，今《公羊》之学虽废，其余毒遗犹在。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而国之本实蹶矣。循《彝器释文》之说，文不必见于字书，音义不必受之故老。苟以六书皮傅，从而指之曰，此某字也。其始犹不敢正言，逮及末嗣，习为故然。直以其说破篆籀正文，而析言乱名者滋起矣。二者之败，其极足以覆国。始之为汉学者，尽瘁以善其事，收效不过参之一。后之为汉学者，转趣奇邪，祸乃流于人民种姓，所谓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者非邪？若不辨其名氏，不审其箸，一切以汉学笼之，则清世之言汉学者，功未盈眦，其祸且滔天也。是何也？汉学者，或上应古文本事，或无所隐据，起于博士俗说。谶书妄作，固瑕瑜参者也。因而衍之，得失之差，固以千里矣。 方东树之属不悟，为《汉学商兑》以弹之。商兑可也，其所商兑非也。彼以明故训、甄度制为碎，以疏弃宋儒为败俗。按清初顾炎武、张尔岐皆独行之士，志节过人。次如臧琳、陈启源辈，亦尚贫而乐道者也。其后制行渐庳，然犹循履名检，愈于佗不学者。乃孙星衍之徒作，不修小行，渐以点污，亦仅仅一二人耳。素位故不闻有邢恕之倾险也，守经故不闻有胡寅之绝母也。学之碎无害于人之躬行。宋儒之制言，不能越于群经。人固有乐群经而厌宋儒语录者。且行己之道，群经已粲然明白矣。必以疏弃宋儒为非者，后汉之士，大氐放道而行，其时乌睹所谓宋儒书耶？ 乃若清世从政之士，制行苟偷，于前代为甚。则建夷秉政之为。建夷者，以军容入国，事任专断，钳语拒谏。炕于秦皇父子，方镇效之。贵倨即与人志无异，而更开卖官之窦。使贾竖嬖人阶以上遂，是故鲠直敢言者必挫，廉制特立者必困，下之化上，疾于风草，是以谗谄干没者皆是，而正人之路日。汤斌之徒，乍一飞跃，及议关税，终失气噤口以死。吏道如此，斯时虽有程朱，乌能救之？安在言汉学者之咎耶？东树不知清之流化足以蛊败士行而有余，而横归过于汉学。其訾汉学也，又不知指《公羊》与《彝器释文》之缪，而猥罪明故训、甄度制者，所谓聋者之闻蚁斗以为牛鸣，而不闻辟历之下击也。 [1] 录自《太炎文录续编》，卷一。 [book_title]汉学论（下）[1] 清儒以汉学植名，薄魏晋经说不道。及湘潭王运，与陈澧谈经大屈；归，发箧读注疏略上口，宣言清儒说经不逮注疏甚远。然运本文人，以旧注文义渊雅过于时人，以是定是非，殊不能慊人志。余弟子黄侃尝校注疏四五周，亦言清儒说经虽精博，其根柢皆在注疏，故无清人经说无害也。无注疏，即群经皆不可读。其说视运为实。要之清儒研精故训，上陵季汉，必非贾、孔所能并。其说三礼，虽本之郑氏，然亦左右采获，上窥周逸，旁摭汉师遗说，不局于郑氏而止。谓其根柢皆在注疏，是亦十得六七，未足以尽之也。 余谓清儒所失，在牵于汉学名义，而忘魏、晋蛊之功。夫汉时十四博士，皆今文俗儒，诸古文大师虽桀然树质的，犹往往俯而汲之，如贾景伯、郑康成皆是也。先郑、许、马濡俗说为少，然其书半亡佚。后人欲窥其微，难矣。黄初以来，始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尚书》亦取马、郑，而尽废今文不用。逮《三体石经》之立，《书》、《春秋》古文一时发露，然后学有一尊，受经者无所惑。故其时有不学者，未有学焉而岐于今文者，以是校汉世之学，则魏、晋有卓然者矣。郑冲无俚，盗《石经》之字以造《古文逸书》，为世诟病。今所谓《伪孔尚书》是也。然今人知伪孔之非，为训说以更之者数家。猝然遇章句蹇棘，终已不能利解。就解其一二语，首尾相次，竟不知说何事。此有以愈于伪孔乎？无有也。清人说《周易》多摭李鼎祚集解，推衍其例，则郑、荀、虞之义大备。然其例既为王氏略例所破，纵如三家之说，有以愈于王氏乎？无有也。《春秋》言《公羊》者不足道，清世说《左氏》必以贾服为极。贾服于传义诚审，及贾氏治《春秋经》，例本刘子骏，既为《杜氏释例》所破，质之丘明传例，贾氏之不合者亦多矣。易义广大，不可以身质。王氏与郑、荀、虞或皆有圣人之道焉，不敢知也。若《春秋》者，语确而事易见，凡例有定，不容支离。杜氏所得盖什七，而贾氏财一二耳。夫若是者，非汉人之材绌，而魏、晋人之材优也；汉人牵于学官今文，魏、晋人乃无所牵也。 余少时治《左氏春秋》，颇主刘、贾、许颍以排杜氏，卒之娄施攻伐，杜之守犹完，而为刘、贾、许颍者自败。晚岁为《春秋疑义答问》，颇右杜氏，于经义始条达矣。由是观之，文有古今，而学无汉、晋。清世经说所以未大就者，以牵于汉学之名，蔑魏、晋使不得齿列。今退而求注疏，近之矣。必牵于注疏之名以为表旗，是使何休、郑冲之徒，复乔乔然而居上也。抑余闻之，子夏于经师为最高，然仲尼作《春秋》，子夏不能赞一辞。唐、宋诸儒说《春秋》者百家，皆恣为高论，轶出绳外，以是疑《春秋》非经师所能喻。前者吴起、贾谊善治《春秋》，此皆有王伯大略者。及晋则得杜预，宋有叶适（《习学记言》有论春秋一卷）。明有高拱（《有春秋正旨》），预与适尚有文学名，拱即辅世之相而已。然其言悉为经师所不能道，岂暇论其学云何哉？夫孔门之四科，亦有相倚者也。 [1] 录自《太炎文录续编》，卷一。 [book_title]今古文辨义[1] 自刘申受、宋于庭、魏默深、龚人辈诋斥古文，学者更相放效，而近世井研廖季平始有专书，以发挥其义。大抵采摭四人，参以心得。四人者，于《毛诗》、《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率攻击如仇雠，廖氏则于四知皆加驳斥，而独尊左氏，谓不传《春秋》，正群经之总传，斯其异也。其《群经凡例》、《经话》、《古学考》等书，虽所见多偏戾激诡，亦由意有不了，迫于愤悱之余，而以是为强解，非夫故为却偃以新奇者。余是以因通人之蔽而为剖释焉。 综廖氏诸说，一曰经皆完书无缺，以为有缺者刘歆也。一曰六经皆孔子所撰，非当时语，亦非当时事，孔子构造是事而加王心也。一曰四代皆乱世，尧、舜、汤、武之治皆无其事也。一曰《左氏》亦今学，其释经亦自造事迹，而借其语以加王心，故大旨与《公》、《》同，五十凡无一背《公》、《》也。一曰诸子九流皆宗孔子也。夫廖氏之意，特以宰予尝言夫子贤过尧、舜，苟六经制作，不过祖述宪章，知尧、舜固为作者之程，而孔子特为述者之明，恶得以加于尧、舜之上哉。于此思之不通，则尽谓尧、舜事为虚，而以归之孔子，然后孔子为生民所未有，而群疑皆析矣。及后又得一证，观春秋时公卿大夫报残虐，降至而秦、汉以后，斯风渐熄，则意三代以上，其渎乱无人理，必更甚于春秋，而尧、舜、汤、文，遂可一扫空之，至此则其守愈坚矣。古文逸经，多谓出于周公，是则六经为周、孔并制，孔子又不得为生民所未有也，于是谓逸经皆刘歆所伪撰，而孔子乃尊无二上矣。《左氏》述当时事，有极丑恶者，亦有极嘉美者，意春秋既为乱世，则必不得有此美谈，于是谓《左氏》亦自造事迹，而非征实之史。 九流自儒家而外，八家所说古事，虽与经典不无龃龉，而大致三代以上，圣帝明王名臣才士亦略不异于群经。且琐小事，亦有与群经合者。使其各为一术，则孔子以前，坟典具在，孔子不能焚去其籍也，彼诸子者，何为舍实事不言而同于孔子虚拟之事乎？于是词穷，则不得不曰庄、墨、申、韩皆宗孔子也。至此则欲摈古文于经义之外，而反引珍说于经义之中；欲摈尧、舜、周公不得为上圣，而反尊庄周、墨翟为大师，则亦仅可鹘突其词，敷衍其语，而于心终不能安，于理终不能晰矣。 综其弊端，不过欲特尊孔子，而彼此枨触，疑义丛生，故不得不自开一径耳。 余则解之曰：孔子贤于尧、舜，自在性分，非专在制作也。昔人言禹入圣域而未优，斯禹不如尧、舜也；颜渊言欲从末由，斯颜不如孔也。此其比较，皆在性分之内，岂在制作哉！惟然，故惟宰我、子贡、有若辈亲炙者知之，而孟氏则去圣已远，未尝亲睹其气象，故必引三子之言以为证。若制作六经，则孟时全帙具在，以此证其优于尧、舜，自可言从己出，何必远引三子哉？孟言伯夷、伊尹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是则定太平、制礼乐，夷、尹与孔子同此能事矣，而又言二子不能与孔子相班，然则孔子之所以超越千古者，必不在制作可知也。尧、舜、周公适在前，而孔子适承其后，则不得不因其已成者以为学，其后亦不得不据此删刊以为群经，此犹姜桂因地而生也，而其圣自过三人，此犹姜桂不因地而辛也。夫青胜于蓝，冰寒于水，知过其师，亦何足怪。 然即以群经制作言之，《春秋》自为孔子笔削所成，其旨与先圣不同，即《诗》、《书》亦具录成、康后事，其意亦不必同于尧、舜、周公矣。惟《易》与《礼》、《乐》，多出文、周，然《易》在当时，为卜筮所用，《礼》、《乐》亦为祝史瞽蒙之守，其辞与事，夫人而能言之行之也。仲尼赞《易》为十翼，则意有出于爻象之外者。今七十子传微言于后学，而为之作《记》，则意有出于《礼》、《乐》本经之外者（注《礼运》、《礼器》、《仲尼燕居》、《三朝记》等篇，非《士礼》、《周官》所能尽也。《乐》亦可知。至于《记》中制度有异二礼，则自为孔子制作，兼用夏、殷，然不去二礼以存其异者，通三统也。夏、殷之礼不存者，文献不足征也）。是故经皆孔子之经，而非尧、舜、周公所得据，然彼所以圣过数子者，当不在是。自唐以后，太学遂罢旦而记尼，亦以孔子圣德，自可度越前哲耳。岂以为《士礼》不出周公，而《周礼》又当摈绝哉？然则孔子自有独至，不专在六经；六经自有高于前圣制作，而不得谓其中无前圣之成书，知此则诸疑冰释，以下无庸再解矣。 然犹必解之者，则以世儒或不明廖氏本，而反取其支流以为根据也。春秋时事，秽浊不忍闻，大半皆出君相，此事非秦、汉以后所无也。郡国守相，藩镇将帅，亦与古诸侯同。特封建之世，国皆有史，故秽事流传；郡县之世，非天子不得有史，故其事隐秘。不然，齐文宣、隋炀帝、唐太宗、玄宗、梁太祖及元世诸主之淫昏报，皆与春秋时事不殊，其君有之，而谓其将吏无之乎？封建变而为县，若弑君则秦、汉以后，只奉一共主，固宜其少。然郡则诸侯变而为守令，杀守令亦犹弑君也。明亡以来，与春秋年数相当，历数成案，戕官之事，何止弑君三十六乎？而骨肉相残，如两江总督噶礼之谋鸩其母者，更不足论也。要之，此在法令修明与否，而不专在教化，春秋时法令不如汉、唐、宋、明修明，故有此渎乱事耳。若教化则犹此教化也，有此教化，而上之人不能使昭明，斯法令不修之罪也。五帝四王在上，及幽、厉以前小康之世，固无此渎乱矣。而据此逆推，谓三代皆无教化之乱也。何其诬也。 且廖氏又曰：《山海经》，真禹制也，而《禹贡》为孔子之书；《穆天子传》，真周事也，而本纪多弟子所传。夫如是，则《山经》、《穆传》所载神仙妖鬼，乃真确有其事矣。是愿专此教，而反为神仙妖鬼诸事立一实证，虽孔子亦无说以斥其夸诞也，则其说适为淫词助攻之柄而已矣。《左氏》借古义美词以释经，余亦尝有是语。其言曰：陆元朗之叙《庄子》也，曰辞趣华深，正言若反；吕成公之论《史记》也，曰文见于此，起义于彼。以此读《左传》，则大通矣。然所谓古义美词者，皆当世自有其言，特左氏缀集以释经耳。且事本不为经发，而左氏则借之以申经义，故常有文在彼传，而实以申此经者。若使左氏自造，则不必为此隐见回曲之辞，而不妨于本条之下直造斯语矣。且苟其古义美词，皆非实有，则所谓报残虐者，亦安足据哉！ 大抵《左氏》以事托义，故说经之处，鲜下己意，而多借他处之义以释之。故其义最为难知，而其功亦如集腋糓材，非二百四十年之遗语，不足以回旋其意也。即孔子作《春秋》，何独不然。苟曰拨乱世以成升平，由升平以成太平，则王者布政不过一世，而民已无不仁矣，何待二百四十年乎？惟《春秋》非二百四十年则行事不备，无以为法戒，亦犹《左氏》非二百四十年则嘉语不备，无以相证解耳。然则孔子著经，亦若兼为传人地者，故曰经之与传一体相成，共为表里也。若因服注季札观乐事，云传家据已定言之，遂谓《左氏》他事，亦皆取六经微言大义以裁成之，是则单文孤证也已矣（《左氏》非剿袭国史，其笔削去取之功勤矣，于此偶从已定言之，此《左氏》之文，非国史原文可知，要非于国史之外自撰事实也）。至三传大旨，自有相同，而其异者终若瓜畴芋区之不可念。廖氏见近世治《公羊》者，皆明斥《左氏》，而不明斥《梁》，然《梁》之异于《公羊》，不下《左氏》，而诸儒意见偏枯如此，则不如并《左氏》而进之。且均以为今学也。以廖氏识见卓绝处，亦正其差池处。 盖同为今学，十四博士，其异同犹不可更仆，如韩太傅说《诗》，《艺文志》谓其与齐、鲁间不同，此即其见端也。三传同者自同，异者自异，穿穴錾凿以相比附，亦何不可。要之，离则双美，合则两伤，调人刘兆，甚无谓也。至于诸子分流，自出畴人散乱之后，家各承其旧学，更相衍说，以成一派，与孔子何与？此不必辨者，廖氏亦不能求其安隐也。即如墨子专与仲尼立异，巧文丑诋，孟、荀皆欲放拒之，此必不能谓其宗孔也。其他虽褒贬互见，要亦如儒家之取老聃，非宗之也。宋世苏氏，学最疏陋，以其牧竖兔园之见，谓庄周尊崇儒术。明世陋者，复扬其波，如《庄子雪》等书是矣，斯何足效乎？谓经皆完书者，以秦焚《诗》、《书》，未及博士所藏耳，不知荀子言秦无儒矣。伏生适通《尚书》，其余博士，非书通经术，彼时固以博士备顾问，非如汉博士之为经师也。古者书无雕本，非儒生献书，其书无由入官。《周礼》之不传于汉初，《礼经》之有逸篇三十九，正以秦无其儒，故博士无其书耳。且侯所收，止丞相御史府图籍，此当时政书，与博士之《诗》、《书》何涉？其后咸阳焚于项羽，则博士所藏，亦庸能传布乎？以此末杀古文，未见其可也。 廖氏谓今文重师承，古文重训诂。惟重师承，故不能自为歧说；推重训诂，故可以由己衍解，是亦大误。大小夏侯，同出兒宽，而彼此相非。王式《鲁诗》，江公《梁》，皆近本申公，而丑诋狗曲。至《诗纬》本于《齐诗》，而言《诗》含六情五际，绝于申，申者，谓申公也，则齐、鲁《诗》亦如仇敌矣。其相忌克如此，安能恪守师说乎？苟专以师承为重，矩尺弗违，则五经只应有五师耳（《易》本商瞿，何以分为施、孟、梁丘；《诗》本子夏，何以分为齐、鲁、韩：此见其不守师承，故有争端也）。安得有十四博士乎？古文之训诂，如《周礼》杜及大郑等注，在今日视之为平常，不知当时凿山通道，正自不易。盖此诸家未言章句义理，惟求其字句之通，正如今日校勘家，彼此参稽以求通其所不可通。迨其左右采获，征结尽解，则豁然斯而不可变，非如今日专执小学以说经者，必欲皮傅形声，舍其已通者而为之别求新说也。此训诂之所以是重，而非穿求崖穴者所可拟矣（近代训诂家如惠、戴、段、王，皆得古人正脉；其后以小学说经者，则多穿求崖穴矣）。训诂既通，然后有求大义者，异义所载是也。然贾、马、许、郑皆古文，而说亦有异，此正与十四博士之异义相似。今古文皆然，何独谓古文不重师承乎？ 今观廖氏所论，其于《公羊》，则不取劭公日月之说，即董生《繁露》，亦有不满，且并王鲁之说驳之，则大义亦与先师迥异，而犹谓今文重在师承，恐己于今文，已不能重师承矣。若曰吾所言者，与经悉合，经旨自如此，故不敢屈经以从先师也，则何责于古文家哉！ 若曰：吾所言者，独合于经，而古文家独否，则深于古文者，亦正有辞以御之耳。至不守先师微言大义之师承，而独守经皆完书之师承，则仰梁自思，当亦觉其可哂矣。 总之，廖氏之见，欲极崇孔子，而不能批却导以有此弊。寻其自造六经之说，在彼固以为宗仰素王，无出是语，而不知踵其说者，并可曰孔子事亦后人所造也。噫嘻！槁骨不复起矣，欲出与今人驳难，自言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固不可得矣。则就廖氏之说以推之，安知孔子之言与事，非孟、荀、汉儒所造耶？孟、荀、汉儒书，非亦刘歆所造耶？邓析之杀求尸者，其谋如此；及教得尸者，其谋如彼。智计之士，一身而备输、墨攻守之具，若好奇爱博，则纵横错出，自为解驳可也。彼古文既为刘歆所造，安知今文非亦刘歆所造以自矜其多能如邓析之为耶？而《移让博士书》，安知非亦寓言耶？然则虽谓兰台历史，无一语可以征信，尽如蔚宗之传王乔者亦可矣。而刘歆之有无，亦尚不可知也，乌！廖氏不言，后之人必有言之者，其机盖已兆矣。若是，则欲以尊崇孔子而适为绝灭儒术之渐，可不惧与？ 观廖氏书，自谓思而不学，又谓学问三年当一小变，十年当一大变，知其精勤虚受，非卤莽狂仞者比。今于尊崇孔子一案，既为解明如此，则诸论皆不必发。吾甚愿廖氏之大变也。若夫经术文奸之士，藉攻击廖士以攻击政党者，则井之鼋，吾弗敢知焉。 [1] 录自《亚东时报》第十八号，“杂录”，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署名“菿汉阁主”。 [book_title]学隐（一）[1] 魏源默深为《李申耆传》，称乾隆中叶，惠定宇、戴东原、程易畴、江叔、段若膺、王怀祖、钱晓徵、孙渊如及臧在东兄弟，争治汉学，锢天下智惠为无用。包世臣慎伯则言东原终身任馆职，然揣其必能从政。二者交岐。繇今验之，魏源则信矣。 吾特未知其言用者，为何主用也？处无望之世，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罗网周密，虞候互，执羽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邪？古者经师如伏生、郑康成、陆元朗，穷老笺注，岂实泊然不为生民哀乐？亦遭世则然也。今观世儒，如李光地、汤斌、张廷玉者，朝读书百篇，夕见行事，其用则贤矣。若夫袁宏之颂荀者曰：“始救生人，终明风概。”数子其能瞻望乎哉！故曰“大儒胪传，小儒压”，《诗》、《礼》之用则然。比度于无用者，孰贤不肖？则较然察矣。 定宇殁，汉学数公，皆拥树东原为大师。其识度深浅，诚人人殊异。若东原者，观其《遗书》，规摹闳远，执志故可知。当是时，知中夏颯黯不可为，为之无鱼子虮虱之势足以藉手；士皆思偷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汉学，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如是足也！借使中用如魏源，能反其所述《圣武记》以为一书，才士悉然，东原方承流奔命不给，何至槁项自絷，缚汉学之拙哉？ 或曰：弁冕之制，绅舄之度，今世为最微；而诸儒流沫讨论，以存其概略，是亦当务之用也（任幼植箸《弁服释例》。幼植之学，出自东原。张皋文箸《仪礼图》。皋文学出金辅之，辅之与东原亦最相善）。 [1] 录自《訄书》重订本，卷十三。 [book_title]学隐（二）[1] 魏源为《李兆洛传》，称乾隆中叶，惠栋、戴震、程瑶田、江声、段玉裁、王念孙、钱大昕、孙星衍及臧庸兄弟，争治汉学，锢天下智惠为无用。包世臣则言戴震终身任馆职，然揣其必能从政。二者交岐。繇今验之，二家皆信矣（源之言，有未合者。戴震精于舆地，钱大昕习于史事，孙星衍明于法律，非只治汉学也。虽欲有用，亦宁能废此三物？世臣之说，盖谓治在力行，不在多言，郡县良吏，悃无华，必不出于尚口者。戴氏少为裨贩，涉历南朔，闾里奸邪、米盐琐细，尽知之矣。故独许其能从政，亦非虚拟）。 吾特未知魏源所谓用者，为何主用也？处无望之世，其术略，出则足以佐寇。反是，欲与寇竞，即网罗周密，虞候互，执羽除暴，终不可得。进退跋，能事无所写，非施之训诂，且安施邪？古者经师如伏生、郑康成、陆元朗，穷老笺注，岂实泊然不为生民哀乐？亦遭世则然也。今观世儒如李光地、汤斌、张廷玉者，朝读书百篇，夕见行事，其用则贤矣。若夫袁宏之颂荀者曰：“始救生人，终明风概。”数子其能瞻望乎哉！故曰：“大儒胪传，小儒压”，《诗》、《礼》之用则然。比度于无用者，孰贤不肖？则较然察矣。 惠栋殁，吴材衰，学者皆拥树戴氏为大师，而固不执汉学。其识度深浅，亦人人殊异。若戴氏者，观其《遗书》，规摹闳远，执志故可知。当是时，知中夏颯黯不可为，为之无鱼子虮虱之势足以藉手，士皆思偷愒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古学，绝其恢谲异谋，使废则中权，出则朝隐。如是足也（李充说《论语》叶公问孔子于子路事曰：叶公问之，将欲致之为政；夫子乃抗论儒业，大明其志，使如此之徒，绝望于觊觎。江熙亦曰：叶公惟知执政之贵，不识天下复有胜远；故欲子路抗明素业，无嫌于时，得以清波濯彼秽心。余念惠、戴诸公，意亦准是，非特自督同志，且令王贼绝望。如孙星衍之伦，未达斯意，然其明罚饬法，本之平恕，亦犹愈于附上罔下者也）！借使中用如魏源，能反其所述《圣武记》以为一书，才士悉然，戴氏方承流奔命不给，何至槁项自絷，缚无能之辞哉？ 或曰：弁冕之制，绅舄之度，今世为最微；而诸儒流沫讨论，以存其梗概，是亦当务之用也。（任大椿箸《弁服释例》。大椿之学，出自戴氏。张惠言箸《仪礼图》。惠言学出金榜，榜与震亦最相善。） 章炳麟曰：诸学皆可以驯致躬行。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征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偷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寡尤之士也。 昧者或不识人事臧否，苟务博奥，而足以害民俗，乱政理。自惠氏为《明堂大道录》，已近阴阳。而孙星衍探《道臧》房中之说，张琦说《风后握奇经》，神仙兵符，几于一矣。琦尝知馆陶县，其后山东有义和团。刘逢禄以《公羊传》佞谀满洲。大同之说兴，而汉虏无畔界。延及康有为，以孔子为巫师。诸此咎戾，皆汉学尸之。要之，造端吴学，而常州为加厉。 魏源深诋汉学无用。其所谓汉学者，戴、程、段、王未尝尸其名。而魏源更与常州汉学同流。妖以诬民，夸以媚虏，大者为汉奸，剧盗，小者以食客容于私门。三善悉亡，学隐之风绝矣！ [1] 录自《检论》，卷四。 [book_title]菿汉微言（节选）[1] 遣汉、宋之封执，泯儒、释之异相，以忠恕之道，平论此土师儒，自宋讫清，凡有五科。明道、白沙知见未精，而有萧然自得之趣，为吏则百姓循化，处乡而风俗改善，斯可谓有德者。伊川、中立、显道诸君，才有高下，识有通蔽，随入此流，此一辈也。陆子静、杨慈湖、王阳明见道稍高，其立义直捷，前有张无垢，后有彭尺木、罗台山之伦，此又一辈也。陈君举、叶正则之徒，上规周礼，以经国利民为志，而躬行亦饬。晚有颜习斋，独以六艺为教，抑亦永嘉遗风，而规模殊隘矣，此又一辈也。朱晦庵不尚高论，其治经知重训诂，以少长福建，为吕惠卿、蔡京旧乡，习闻新学，性好勇改，故多废先师大义，而以己意行之，其言道，以天理人欲为不并立，内以持躬，固足寡过，外以政，即不能以百姓心为心。罗整庵始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气质之性即义理之性”，此为朱学之角矣。至清而戴氏有作，少学于江慎修，其补正《毛郑诗》，颇采朱氏《集传》（长沙叶德辉言，曾见戴氏原稿，采用朱义尤多），其文中或尊称为朱子，明其推重朱氏也。生当雍正、乾隆之交，见其诏令谪人，辄介程朱绪言以法，民将无所厝手足，故为《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斥理欲异实之谬，近本罗氏而远匡乡先生之失，其间虽有诋诃，亦犹庄周书之讥孔子，禅宗之诃佛骂祖，其所诃固在此不在彼也，是故东原之术，似不与朱氏相入，而观其会通，则为朱学之蛊者，厥惟东原，此又一辈也。此四家者，虽见有浅深，用有内外，去其辁短之见、奢阔之谈、缴绕无解之辩，居贤善俗，悉有可取。至于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三子，所见不出上天造化，阴阳辅治，五行合神，其说近于天磨。在汉有董、眭、京、翼，讫清而有常州今文之学，同波异澜，会归一类（此中汉学、宋学之辨，正如天主、天方之争尔），虽天倪弥覆，常无弃人，而锢蔽已深，行迷难复，恐终自绝于大道也。 [1] 录自《章氏丛书》，1919年再版本。 [book_title]论修《清代朴学家列传》与人问答书[1] 支伟成案：余杭章太炎先生炳麟，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旁逮子史，并多阐发，而于小学为尤精。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能灼然见语言文字本原；盖应用清儒之治学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故其精义多发乾、嘉诸师所未发也。中年以后，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识”，有所深入。著《齐物论释》，以佛法解老、庄，乃与《瑜伽》、《华严》相会。自谓：“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既游日本，兼涉西籍，更能融会新知，贯通旧学，所得日益闳肆。所著《菿汉微言》、《检论》、《文录》诸篇，皆淹雅博洽，语多深造。尝曰：“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是先生之学，固度越清儒矣。惟生居浙东，颇究心明、清掌故，盛倡种族革命，其影响于近世学术思想者至巨。既叙勋民国，允推当代大师。伟成纂述兹书，固以“传人传学”为旨，又经先生详加论订，稍有增删。爰略志学行，用示景仰。并转载原书于后，期供海内学者共证订焉。书曰： 得书，并《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序目》。世衰道微，足下独能存此典型！所序亦甚精审。然陡欲著书传世，则不惮加功切；纵出书稍迟数月，不嫌其晚。故鄙意有见为未是者，即识于纸端。大义未申，复作书以明吾旨： 一、原书“先导大师”一类，列顾、黄、王、颜、阎诸公于前，其实非只此也。如朱鹤龄、陈启源于《诗》独尊毛、郑，扫徽国《集传》之芜，其功不在阎百诗下（一《诗》，一《书》）。黄生研精小学，与专求篆隶，审正形体者不同。——此数人者，或与百诗同时，或稍在前，其名不如百诗之广，其实则未必有歉，似宜并著“先导”传中。而毛奇龄诋朱有余，自身瑕垢则或转过于朱（如《四书改错》，可笑可鄙之处甚多），允宜删去。如以朱、陈、黄等不可称“大师”，则一切皆称“先导耆宿”可也。 二、史学分“浙派”、“别派”，尚非允惬。代嬗之间，知明代旧事者，自以浙人为多，然所重则在作史耳。“作史”、“考史”二者才本不同。今宜将“作史”、“考史”分列，不必以“浙派”、“别派”分列。“作史”者，如：万斯同（《明史》原稿有列传五百卷，其纪志则未成，今所行王鸿绪史稿，非万氏原本），温睿临（《南疆逸史》），王夫之（《永历实录》），皆端然自成一书。而陈黄中之于宋史（《宋史新编》），吴任臣之于九国，邵晋涵之于南宋事（《南都事略》），谢启昆之于西魏，皆“作史”者也。毕沅之《续通鉴》，虽不逮温公，亦有所出于正史外者。余如补表诸家，皆当以“作史”论矣（如《明鉴》、《明纪》之类，不能出于《明史》外，则不足道）。若王鸣盛、赵翼，则“考史”者也。钱之《廿二史考异》，虽校王、赵为精，亦“考史”者也。史有三长，谓才、学、识。“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须一“学”字耳。其难易不同。然今之“作史”者，不过及一二代，而“考史”者乃通贯古今，则范围又有大小；是以两者不容轩轾，而不得不分也。 三、校雠家之功罪，在清代正宜分别。其私家校雠者，虽微及数卷，但能勘对停审，则皆于古书有功。其官局校雠者则异是。清修《四库》，本藉此以禁明代书籍，为其有所刺讥也（史部、集部、笔记皆有）。观违禁书目所载，有令毁者，则《四库》不载矣；有抽毁者，则《四库》亦加以删改矣。今且未论《四库》定本，即自违禁之谕一出，而民间刻书亦多依以删改。今所传《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之流，已非真本。此则编纂《四库》者之罪也。纪昀之类，亟宜删去。惟朱筠请集《永乐大典》，其后遂有武英殿丛书，此则不为无功者耳。 四、“今文”之学，不专在常州。其庄、刘、宋、戴（宋之弟子）诸家，执守“今文”，深闭固拒，而附会之词亦众，则常州之家法也。若凌曙之说《公羊》，陈立之疏《白虎》，陈乔枞之辑三家《诗》、三家《尚书》，只以古书难理，为之征明，本非定立一宗旨者，其学亦不出自常州。此种与吴派专主汉学者当为一类，而不当与常州派并存也。当汉学初兴时，尚无古、今文之分别。惠氏于《易》，兼明荀、虞；荀则“古文”，虞则“今文”也。及张惠言之申虞氏，亦“今文”也。其他如孙之《尚书》，江之《礼书》，或采《大传》，或说《戴记》，皆今、古文不分者。故不得以偶说“今文”经传，遂以常州家法概之。《春秋》三传，《梁》最微；桐乡之钟、丹徒之柳、番禺之侯（尚有江都梅蕴生，其书未见），皆具扶微补绝之心，而非牢守一家以概六艺者，与常州家法绝殊；要之，皆吴派之变迁而已。 ——以上四事，编次时宜折衷至当，不应卤莽而为之也。 若夫汉、宋兼采者，亦不止浙、粤为然。宝应刘台拱、朱彬二家皆兼宋学意味，而朱之《礼记》为甚，即皖学大师江、戴二公亦然（江本兼谈宋学，戴氏《孟子字义疏证》力与宋学相攻，而说经实兼采宋学，惟小学、音韵、历算、地理，不涉宋学耳）。至高邮、曲阜始醇粹无杂耳。 龚自珍不可纯称“今文”，以其附经于史，与章学诚相类，亦由其外祖段氏“二十一经”之说，尊史为经，相与推移也（段氏《经韵楼集》有《十经斋记》，欲于十三经外，加入《大戴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为二十一经）。 魏源不得附常州学派。如说《诗》多出三家之外（以《小雅》“念彼共人”为厉王既放，共和摄位时作），说《书》不能守欧阳、夏侯（以黄道周三易洞玑说《洪范》），杂糅瞀乱，直是不古不今非汉非宋之学也。 王运亦非常州学派，其说经虽简，而亦兼采古、今，且笺《周官》（庄氏亦讲《周官》，刘氏兼说《书序》，是知当时只攻《左氏》，犹未尽攻“古文”也。逮邵懿辰始书攻“古文”耳。王氏生于邵后，独兼古、今，且笺《周官》，则亦不得云常州派也）。此但于惠、戴二派外独树一帜，而亦不肯服从常州也（王少年尝至广州，为陈澧所诃，不肯服惠、戴；又与邵懿辰意见不合，故不肯步常州后尘）。 ——此数事，虽无关宏旨，能审正则更善矣。 原稿附上 章炳麟顿首（九月十四日） 支伟成案：方此书属稿时，正值江、浙兴兵，沪、宁道梗；居困处危，益励于学；衷有所疑，辄就胪询；而太炎先生亦不惮挥汗作答，委曲尽言。兹并录问答之辞于后，若他日宇内清平，昌明学术，其将观此而感慨系之矣！ 问：前奉手书，渥承明教，诸所指正，悉当遵示更改。惟愚昧之资，尚有怀疑莫决者，辄胪陈于后，伏愿先生再进而教之，抑又伟成之厚幸也！ 答：烽火接天，吾与子犹效鲁城弦诵，亦一佳事！所答如左。 问：陈长发《毛诗稽古篇》纯宗毛、郑，辨正《集传》，实开吴派之先声；谨遵先生言，列诸“先导”传中。至朱愚庵《诗经通义》，则兼采宋儒欧阳、小苏、吕、严之说，尊汉殊不若长发之笃；只以愚庵名大，故后人率以陈附朱。今拟以陈为主，而愚庵附见，似较平允？惟臧玉琳博通群经，辈行与清初诸老同时，是否可与陈朱同升？ 答：陈长发学优于朱，以陈列“先导”，朱附之可也。臧玉琳行辈亦老，同入“先导”为得。 问：清代作史考史，实均自浙派开之。杭大宗《三国志补注》、《补金史》，厉太鸿之《辽史拾遗》，皆“考史”而出乾嘉前者也。但以派分，正所以尊浙之意。不过浙派以“作史”为重，故“考史”止著大宗，聊见先河。若梁曜北、洪筠轩诸君虽浙人，则仍入诸乾嘉以来之别派。惟马宛斯、顾复初，行辈既高，又所著虽仅述古，实非兼具才、学、识三者不能；列诸别派，未免有屈；故拟遵先生言，分“史学大师列传”，黄、万诸先生外，加宛斯、复初。继以“作史学家列传”，吴任臣、全祖望、陈氏父子、谢启昆等属之。再继以“考史学家列传”，钱竹汀、王西庄等属之。先生以为然否？至若补表补志诸家，究应属“作史”、“考史”，疑莫能决，尚乞示知。 答：史学分“作史”、“考史”，足下所拟极是。其补表补志诸家，亦兼有“考史”之作；视其所补者长，则入“作史”列；所考者长，则入“考史”列。 问：温氏《南疆逸史》，纪载明季事迹，诚具史裁；惟议者有谓温为体仁谊子，未免于彼党多所回护，而不直“东林”。若潘力田、吴赤溟两先生，虽书佚不传，其致力明代掌献，实足与黄、万方驾。且潘氏《国榷》尚存稿本，可为后来重修《明史》之所取资。故鄙意与其列温氏，不若补入潘、吴两公，或应并补温氏，均请指示。 答：温睿临为体仁族人，不直“东林”，或有偏党，然史道邻、瞿稼轩皆是“东林”，而温无贬辞；则于大者不失，其余小小不足为咎。“东林”始崇气节，而谋国不必皆臧；末流气节亦堕，唯党见牢持不破，其人亦不必尽是也。且温氏亦与万季野交，不得以一眚掩之。 潘柽章允宜列入。 问：陈左海父子，师友多皖派，而笃守汉学，实与吴派为近，究应何列？ 答：左海父子，学本近吴，列吴派下为得。 问：王壬秋诚独立一派，拟为单立“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经学家列传”而以王先谦、皮锡瑞附之，未知可否？惟王先谦经学书未见，仅皮氏《经学通论》中极力推许、故拟列入。先生既谓其经学不足道，必有卓见。其《汉书补注》不如《荀子集解》之精，可否列入“诸子学家”？ 答：湖南经学，唯有单立湘派而已。考其始，如邹叔绩辈，不过粗闻经义。王从词章入经学，一意笃古，文体规摹毛、郑；发明虽少，然亦杂采古今，无仲舒、翼奉妖妄之见。皮氏先亦从吴、皖二派入手，久之，以翁、潘当道，非言“今文”则谋生将绌，故以此投时好，然亦不尽采“今文”也。王益吾说经之书甚少，《荀子集解》优于《汉书补注》，又尝校注《水经》，亦不能列入“诸子学家”；若别入“显贵提倡传”中，兼附著述，似为得之（南菁书院之设，与诂经精舍相近也）。大抵湘中经学亦颇杂沓；然有一事则为诸家同病，盖于江、戴、段、孔古音之学实未得其分豪也。偶一举及，其疵病立见矣。 问：汉、宋兼采，原不始自浙、粤，惟自嘉、道后，此派旗帜始鲜，而浙、粤为最盛，故特于皖派中析出。否则诚如先生言，不独刘端临、朱武曹为然，即江、戴亦颇出入于宋学也。惟如此分析，究未知合义法否？抑须别立名目？统乞示知。 答：湘派既分，浙、粤亦分之可也。 问：张惠言师传在皖，家法近吴，究应何列？ 答：张之《易》近吴派，其《礼图》则得诸皖，仍可入皖。 问：宝应刘氏三世，既遵示移吴入皖。而仪征刘孟瞻父子祖孙及凌晓楼、陈硕甫诸先生虽出皖系，其笃守汉儒，实吴派之家法，亦可移皖入吴否？ 答：仪征刘孟瞻本凌晓楼弟子，学在吴、皖之间，入皖可也。陈硕甫专守毛传，尚与吴派不同。盖吴派专守汉学，不论毛、郑，亦不排斥三家；硕甫专守毛传，意以郑笺颇杂，三家不如毛之纯也；仍应入皖。 问：秦蕙田可否与马宛斯、顾震沧同列？ 答：秦蕙田可与马、顾同列。 问：“地理学家列传”遵示补入郑元庆。董士锡亦续修《行水金鉴》者，可附见郑下否？ 答：董士锡于地学亦大家，宜附郑。 问：李文田学兼治经、史、地理、校勘、金石之学，宜属何家？ 答：李文田虽兼治诸学，然其所长在西北地理，宜入“地理学家”，与徐松、张穆相次。 问：李竹朋只见其《古泉汇》，其他关于金石著作未见，乞示知。 答：李竹朋所著，以《古泉汇》为最。即此一书，足以千古！较其学术，在金石家中为尤难，盖事须贯穿也。至翁宜泉、刘燕庭，则于李传开端言之为宜。 问：俞理初学问典博，辨论精切，贯串经史百家，不易分派；拟入“诸子学家”，继思亦有未安，或径列皖派何如？ 答：俞理初学问甚博，而不能自名其家；其在皖派，又与先哲不同；入之“诸子学家”亦有未安。大抵学博考核而不能成家者，宋世多有：如沈存中、洪容斋是也。其书只宜入“诸子”中“杂家”，或“小说家”。然清代此类甚少；如赵甄北《陔余丛考》，严九能《娱亲雅言》，又不如俞氏远甚。既无朋类汇集，只有附入皖派，稍似妥帖。 问：再清儒“音律”、“方志”诸学，均有专家，可否析出单列？ 答：所询“音律”、“方志”诸学应否分列。“方志”即史学之裨（亦有考核舆地独为精审者，然不多见），然佳者终少，似不必列。“音律”亦有二派：其一，借此衍算，如钱溉亭是；其一，专明乐艺，如诸琴谱是。兼综二者，盖只凌次仲、陈兰甫而已。其人既少，亦难分出也。 章炳麟顿首（中秋前一日） [1] 录自支伟成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影印本。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book_title]颜学[1] 明之衰，为程、朱者痿弛而不用，为陆、王者奇觚而不恒。诵数冥坐与致良知者既不可任，故颜元返道于地官。以乡三物者，德、行、艺也，斯之谓格物（案：以习行三物为学，无为傅会格物。傅会则“格”字训诂，终不可通）。保氏教六艺者，自吉礼以逮旁要三十六凡目也。更事久，用物多，而魂魄强，兵农、水火、钱谷、工虞，无不闲习。辅世则小大可用，不用而气志亦日以奘驵，安用冥求哉？观其折竹为刀，以胜剑客，磬控驰射，中六的也；当明室颠覆，东胡入帝，而不仕宦，盖不忘乎光复者。藉在挽近，则骑帆而动也。故曰：“勇，达德也。”又数数心于宋氏之亡，儒生耆老痛摧折才士，而不用其尚武，则义之所激已。然外敕九容、九思，持之一跬步而不敢堕《曲礼》；自记言行，不欺晦冥；持志微眇若是，斯所以异于陈亮也。苦形为艺，以纾民难；其至孝恻怆，至奔走保塞，求亡父丘墓以归；讲室列弦匏弓矢，肄乐而不与众为觳；斯所以异于墨子也。形性内刚，孚尹旁达，体骏驵而志齐肃，三代之英，罗马之彦，不远矣！ 独恨其学在物，物物习之，而概念抽象之用少。其讥朱熹曰：“道犹琴也（本作“《诗》《书》犹琴也”，与前后文义皆不合，今以意更正），明于均调节奏之谱，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其距千里也。即又有妄人指谱而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均，理性情，通神明。’无越于是谱，果可以为琴乎？故曰以书为道，其距万里也。千里万里，何言之远也！亦譬之学琴然：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声求协律，是之谓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指从志，音从指，清浊疾徐有常节，鼓有常度，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志与指忘，指与弦忘，私欲不作，而大和在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指不弹，志不会，徒以习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徒以谱为琴，是指蓟丘而谈滇池也，故曰万里也。”（录颜说） 夫不见其物器而习符号，符号不可用。然算术之横从者，数也。数具矣，而物器未形，物器之差率，亦即无以跳匿。何者？物器丛繁，而数抽象也。今夫舍谱以学琴，乃冀其中协音律，亦离于抽象，欲纤息简而数之也。算者，谱者，书者，皆符号也。中国自六经百家以逮官书，既不能昭晰如谱，故胶于讲读者，缪于古人而道益远。非书者不可用，无良书则不可用。今不课其良不良，而课其讲读不讲读，即有良书，当一切废置邪？良书废，而务水火、工虞，十世以后将各持一端以为教。昔管子明水地，以为集于天地，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惟佗流士（希腊人）亦谓宙合皆生于水。海克德斯（希腊人），明神火播于百昌，则为转化，藏于匈中，干者为贤人，润湿者为愚人。此皆嵬琐于百物之杪枝，又举其杪枝以为大素，则道术自此裂矣。故曰滞于有形，而概念抽象之用少也。 颜氏讥李不能以三事三物使人习行，顾终身沦于讲说。其学者李、王源，亦皆惩创空言，以有用为臬极。周之故言，仕、学为一训（《说文》：仕，学也）。何者？礼不下庶人，非宦于大夫，无所师。故学者犹从掾佐而为小史（秦法以吏为师，此革战国之俗，而返之三代也）。九流所萌蘖，皆畴人之法，王官之契也。然更岁月久，而儒、道、形名，侵寻张大，以为空言者，社会生生之具至爻错。古者更世促浅，不烦为通论。渐渍二三千岁，不推其终始，审其流衍，则维纲不举，故学有无已而凑于虚。且御者必辨于骏良玄黄，远知马性，而近人性之不知；射者必谨于往镞拟的，外知物，而内识之不知；此其业不火驰乎？其学术不已憔悴乎？ 观今西方之哲学，不齑万物为当年效用，和以天倪，上酌其言，而民亦沐浴膏泽。虽玄言理学，至于浮屠，未其无云补也。用其不能实事求是，而理紊者多，又人人习为是言，方什伯于三物，是故文实颠偾，国以削弱。今即有百人从事于三物，其一二则以爱智为空言，言必求是，人之齐量，学之同律，既得矣！虽无用者，方以冥冥膏泽人事，何滞迹之有？ 颜氏徒见中国久淹于文敝，故一切以地官为事守，而使人无窈窕旷闲之地。非有他也，亦不知概念抽象则然也。虽然，自荀卿而后，颜氏则可谓大儒矣（案：《荀子·解蔽》云：“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有子恶卧而掌，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危？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据是，则至人无危，其次犹有闲居静思、辟欲远声者。以此思仁，是非李侗所谓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者邪？故知此事无与禅宗。特以藏息自治，任人自为，不容载诸学官律令，故师保诸职，未有一言及此。颜氏谓非，全屏此功，亦视思仁之道大轻矣，斯其不逮荀子者也）。 [1] 录自《訄书》重订本，卷十一。 [book_title]正颜[1] 明之衰，为程、朱者痿弛而不用，为陆、王者奇觚而不恒。诵数冥坐与致良知者既不可任，故颜元返道于地官。以乡三物者，德、行、艺也，斯之谓格物（按：以习行三物为学，无为傅会格物。古之言物，犹今言事、言件。乡三物者，谓乡学之三件。此为普遍之名，非乡学之专名也。《周礼》种马、戎马、齐马、道马、田马、驽马，各为一物；岁、时、日、月、星、辰，亦称六物。若以傅会格物，亦可言相马为格物，推禄命为格物乎？若谓彼此皆指言学，故得推知，则大学与乡学又不一也）。保氏教六艺者，自吉礼以逮旁要三十六凡目也。更事久，用物多，而魂魄强，兵农、水火、钱谷、工虞，无不娴习。辅世则小大可用，不用而气志亦日以奘驵，安用冥求哉？观其折竹为刀，以胜剑客，磬控驰射，中六的也；当明室颠覆，东胡入帝，而不仕宦，盖不忘乎光复者。藉在挽近，则骑帆而动也。故其言曰：“勇，达德也。”又数数心于宋氏之亡，儒生耆老摧折才士，而不用其尚武，则义之所激已。然外饬九容、九思，持之一跬步而不敢堕《曲礼》；自记言行，不欺晦冥；斯所以异于荆轲也。苦形为艺，以纾民难；其至孝恻怆，至奔走保塞，求亡父丘墓以归；讲室列弦匏弓矢，肄乐而不与众为觳；斯所以异于墨子也。形性内刚，孚尹旁达，体骏驵而志齐肃，足以任事；令得平敞之地，为制约束，兴婚姻嫁娶之礼，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则可以继乡之田畴也。会在平世，则可以任少学父师。虽然，不校崇庳，谓其贤于程、陆，适胜游徼求盗之职矣。 古者有云：“燕赵之士钝如椎。”颜氏其犹未脱于是邪？夫其所学务得皮肤（颜元长于射、御、礼，本粗疏；乐、书、数，非其所知也。其徒李塨言数，则只记珠算之乘除；言书，则粗陈今隶之正俗。市侩之数，学究之书，而自谓明六艺，可鄙孰甚？至所谓兵农、水火、钱谷、工虞无不娴习者，则矜夸之辞耳），而总揽之用微。其讥朱元晦曰：“道犹琴也（本作“《诗》《书》犹琴也”，与前后文义皆不合，今以意更正），明于均调节奏之谱，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其距千里也。即又有妄人指谱而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均，理性情，通神明。’无越于是谱，果可以为琴乎？故曰以书为道，其距万里也。千里万里，何言之远也！亦譬之学琴然：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声求协律，是之谓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指从志，音从指，清浊疾徐有常节，鼓有常度，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志与指忘，指与弦忘，私欲不作，而大和在室，感应阴阳，化物达天，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指不弹，志不会，徒以习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徒以谱为琴，是指蓟丘而谈滇池也，故曰万里也。”（录颜说） 夫不见其物器而习符号，符号不可任。然算术之横从者，数也。数具矣，而物器未形，物器之差率，亦即无以跳匿。何者？物器丛繁，而数总揽之也。夫舍谱以学琴者，自谓习久足以中协音律，此亦离于总揽，欲纤息简而数之也。算者，谱者，书者，皆符号也。自六经百家以逮官书，既不能昭晰如谱，故胶于讲读者，缪于古人而道益远。非书者不可用，无良书则不可用。今不课其良不良，而课其讲读不讲读，即有良书，当一切废置邪？良书废，而大言礼、乐、射、御、书、数，颜氏固弗能尽习也。就其习者，无过胥史市井之用，固弗深致学任驱使，而以内圣外王在是，则道术自此裂矣。 颜氏讥李不能以三事三物使人习行，顾终身沦于讲说。其学者李、王源，亦皆惩创空言，以有用为臬极。周之故言，仕、学为一训（《说文》：仕，学也）。何者？礼不下庶人，非宦于大夫，无所师。故学者犹从掾佐而为小史（秦法以吏为师，此革战国之俗，而返之三代也）。九流所萌蘖，皆畴人之法，王官之契也。然更岁月久，而儒、道、形名，侵寻张大，以为空言者，四民生生之具至爻错矣。古者更世促浅，不烦为通论。渐渍二三千岁，不推其终始、审其流衍，则维纲不举，故学有无已而凑于虚。且御者必辨于骏良玄黄，远知马性，而近人性之不知；射者必谨于往镞拟的，外知物，而内识之不知；此其业不火驰乎？其学术不已憔悴乎？ 观今远西之有玄学，不齑万物为当年效用，和以天倪，上酌其言，而民亦沐浴膏泽。虽清言理学，至于桑门禅人，未其无云补也。用其不能实事求是，而思理紊者多，习者弥易，识者弥寡。是故文实颠偾，国以削弱。今即有百人从事于三物，其一二则以名理为空言，言必求是，人之齐量，学之同律，既得矣！虽无用者，方以冥冥膏泽人事，何滞迹之有（按：《荀子·解蔽》云：“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其为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有子恶卧而掌，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危？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据是，则至人无危，其次犹有闲居静思、辟欲远声者。以此思仁，是非延平李氏所谓默坐澄心、体仞天理者邪？故知此事非独禅宗所有。特以臧息自治，任人自为，不容载诸学官律令，故师保诸职，未有一言及此。颜氏谓非，全屏此功，亦视思仁之道大轻矣，皆矫枉过直之论也）？ 颜氏徒见中国淹于文敝，故一切以地官为事守，而使人无窈窕旷闲之地。非有佗也，亦无总揽之用则然。虽然，苟上不忘宗国，而下可备一官，其志可隐也。纪昀阿谀记丑，而托汉师；翁方纲雕虫篆刻，而依宋儒。据非其有，亡异于世家大奴。此颜氏之所耻。 [1] 录自《检论》，卷四。 [book_title]释戴[1] 明太祖诵洛、闽儒言，又自谓法家也。儒、法相渐，其法益不驯。盖昔韩非有言：“人主不自刻以尧，而责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尽如比干；尽如比干，则上不失，下不亡。不权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尽如比干，故国不得一安。废尧、舜而立桀、纣，则人不得乐所长而忧所短。失所长，则国家无功；守所短，则民不乐生。以无功御不乐生，不可行于齐民。如此，则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安危》篇）顾太祖不知也。比明中世，人主喜怒僻违，而不循法。谏官有所长短，不以法律弹正，时藉洛、闽重言，以为柄矜。《记》所谓援其所不及，烦其所不知，人主穷迫亦以其言检下，下复相朋以要主。奸心难知，人主孤立，则庶事丛脞，终于嫚令谨诛，万事自此堕矣！洛、闽诸儒，制言以劝行己，其本不为长民，故其语有廉棱，而亦时时轶出。夫法家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与行己者绝异。任法律而参洛、闽，是使种马与良牛并驷，则败绩覆驾之术也。清宪帝亦利洛、闽，刑爵无常，益以恣。会遭平世，无疑沮事者，然而吏惑于视听，官困于诘责，惴惴莫能必其性命，冤狱滋烦，莫敢缓纵。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其伤深。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又谓衽席之间，米盐之事，古先王以是相民，而后人视之猥鄙。其中坚之言尽是也。震所言多自下摩上，欲上帝守节而民无瘅。焦循摅之云：“《诗》教亡于明，故言不本性情，而听者厌倦。至于忿毒相寻，以同为党，以比为争，或假宫闱、庙祀、储贰诸名，千百人哭于朝，以激君怒，害及其身，祸延其国。”（《毛诗补注·序》。）《记》曰：臣不重辞，则君不劳。亦庶几得震意哉！如震所言，施于有政，上不苛，下无怨，衣食孳殖，可以致刑措。究极其义，及于性命之本，情欲之流，为数万言。夫言欲不可绝，欲当即为理者，斯固政之言，非饬身之典矣。辞有枝叶，乃往往轶出阈外，以诋洛、闽。纪昀攘臂扔之，以非清净洁身之士，而长流污之行，虽焦循亦时惑。挽世或盗其言，以崇饰慆淫。今又文致西来之说，教天下奢，以菜食衣为耻，为廉节士所非。诚明震意，诸款言岂得托哉？洛、闽所言，本以饬身，不以䇐政，震所诃又非也。凡行己欲陵，而长民欲恕。陵之至者，止于释迦。其次若伯夷、陈仲。持以阅世，则《关雎》为淫哇，《鹿鸣》为流湎，《文王》、《大明》为盗言矣。不如是，人不与鸟兽绝。洛、闽诸儒，躬行虽短，其言颇欲放物一二，而不足以长民。长民者，使人人得职，荡其性，国以富强，上之于下，如大小羊相而已，本不可自别于鸟兽也。夫商鞅，韩非虽峭，不逾法以施罪，剿民以任功，徒以礼义厉民犹难，况遏其欲？民惟有欲，故刑赏可用。向若以此行己，则终身在鹑鹊之域也。以不谕故交，交故交弊，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明之君臣，负洛、闽之法度。纪昀以来，负戴震之法度。 问者曰：戴震资名于孟子，其法不去欲，诚孟子意耶？章炳麟曰：长民者，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稍欲割制，而去甚、去奢、去泰，始于道家。儒、法皆仰其流，虽有峭易，其致一也。虽然，以欲当为理者，莫察乎孙卿。孙卿为《正名》一首，其言曰：“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从所可，受乎心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恶死甚矣。然而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此欲字，乃犹之声误）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以上孙卿语）。”极震所议，与孙卿若合符。以孙卿言性恶，与震意佛，故解而赴《原善》。夫任自然者，则莫上老聃矣。寄于儒名，更宾老聃，以孟轲为冢子，斯所谓寓言哉！震书多姗议老、庄，不得要领，而以浮辞相难，弥以自陷，其失也（老、庄书本非易理，戴君虽明六艺儒术，宁能解《齐物论》耶？又释氏经论，盖戴君所未睹，徒刺取禅人常语，而加驳难，尤多纰缪）。当是时，学者以老、庄、商、韩为忌，其势不能无废百家。念在长民，顾以持法为讳。题旌其名，与《儒行》、《曲礼》无别，令血气不柬者，得介以非修士，牵于性善无诘奸之术，而大臣得挟愚污之人，以渔厚资，货财上流而巧说者用，莫有议其非也。故庄子曰：“唇竭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 [1] 录自《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 [book_title]与李源澄论戴东原书[1] 得书评东原著书利病。东原本受业婺源江翁，江笃信考亭者，而世或言东原剽剥程、朱，若然，岂亦剽剥其师耶？咎在过疑王学，推而极之，于考亭亦不能护。如其言理在事物不在心，正与告子外义同见。盖诋诃心学，其势自不得不尔也。至言以理杀人，甚于以法杀人，此则目击雍正、乾隆时事，有为言之。当是时，有言辞触忤与自道失职而兴怨望者，辄以大逆不道论罪。雍正朝尚只及官吏，乾隆朝遍及诸生齐民矣。其所诛者不尽正人，要之文致罪状，挤之死地，则事事如此也。观其定狱，往往不下刑部，而属之九卿会议，以刑部尚持法律，九卿则可以轶出绳外、从上所欲尔。东原著书骨干不过在此，而身亦不敢质言，故托诸《孟子字义疏证》以文之。诚令昌言不讳者，但著论一首足矣，安用枝叶之辞为也！东原既殁，其弟子不师意，奋然以为陵驾宋、明诸儒，岂徒名实不应，夫亦岂东原之志乎？凡矫枉者言必过直，传之稍远，其言往往有弊。足下纠其弊是也，仆则以知人论世自任矣。书覆即问起居多福。章炳麟顿首。 [1] 录自《制言半月刊》，第五期。 [book_title]与刘师培书[1] 《学报》钩微探啧，宣扬国光，诚所崇仰。独其中所录《公羊》诸说，时有未喻。严、颜立学，须以发策决科；劭公《解诂》，独推胡母条例。彼既远在汉初，未睹《左氏》，随文发例，亦无瞢焉；劭公生值炎季，古文师说，灼然见明，然犹党同妒真，自誓墨守，捃摭纬候，多及百条，适足使人迷罔。魏晋以来，其书废阁，非无故也。 刘申受辈，当戴学昌明之世，研寻古义，苦其烦碎，拾此吐果，自名其家，固所以便文士。常州儒人，娼嫉最盛。古文辞之笔法受之桐城，乃欲自为一派，以相抗衡，其所谓今文学派者，志亦若是而已。然犹援据师说，语必有宗，不欲苟为皮傅。《公羊》学之所以为《公羊》学者，本贵墨守，不贵其旁通也。□□□耳食欧书，惊其瑰特，则又旁傅驺氏，通其说于赤县神州，至谓“雅言即翻译，翻译即改制”，荒谬诬妄，更仆难终。仆尝见其全书，举《庄子》玄圣素王之语，谓玄圣即周公（按玄圣即孔子，见《剧秦美新》。纬书以孔子为水德，墨绿不代苍黄，故旧有玄圣之号。□氏以庙讳书玄圣作元圣，谓即周公。周公在古未有元圣之名，《逸周书》言元圣武夫，非指周公。为说称周公为元圣者，始于时文家之破题耳。□乃据以为说，伧陋实甚）。此可谓全未读书者。今乃录其学说，不已过乎？ 又□□□文学深湛，近世鲜其畴类，仆亦以为第二人也。而门下标榜，乃谓迹史迁，俾倪韩、柳，则亦誉过其职。鄙意提倡国学，在朴说而不在华辞，文学诚优，亦足疏录。然壮言自肆者，宜归洮汰。经术则专主古文，无取齐学（《梁》、《鲁诗》，皆可甄录；《公羊》、辕固，则无取焉）。 君家世治《左氏》，诚宜笔其精粹，以示后生。仆亦素崇子骏，考迹《新论》，则知子政父子，非有异端（前已有一书言之）。由此上窥，乃及贾生训诂。昔尝作《左氏读》，约有五十万言，藏在箧中，未示学者，曾以语君，求为编次。当时书笥已失，今复寻检得之。复欲他人编排年月，则已不可得矣。臣精销亡，又未能躬自第录，唯《叙录》一篇，文成二万，当觅书手移写，更以寄君。窃谓申受见之，唯有匍匐却走耳。宋人程公说《春秋分记》，寻求未获，孙渊如尝赞是书，以为远过顾栋高辈，更望代为寻取。书此达意，兼问起居。如有德音，无吝金玉。 [1] 录自《国粹学报》第二年丙午第十二号，《撰录》，原题为《某君与某书》。 [book_title]高先生传[1] 高先生，讳学治，字宰平，其先自山阴之前梅渡江而宅，为仁和人。先生生则扶义，傥乐文籍，无纯驳皆取。弱冠，游同县劳权、劳格兄弟间，慕其悃，始刻苦求朴学。劳氏多藏书，自何焯、卢文、顾广圻所校，键箧百种，得尽假读。深居治三礼及四家《诗》，旁罗金石，亦好宋、明儒书，以贡生选乌程训导。是时归安徐有壬善四元术，仁和劳权善校雠，德清戴望好为故训，皆时走集。望年最少，性感慨不与时俗偶。每至，见他人所论著，即曰：为先生狱。先生曰：诺。望即取书反覆检之，证一事，驳一事。曰：为先生奏悲诵。先生曰：诺。望则倚墙振，声振林木。当是时，先生最欢。及望治《公羊春秋》，与先生异术，劳权亦死，先生始不说经。炳麟见先生，先生年七十五六矣，犹日读书，朝必写百名，昼虽倦不卧也。问经事，辄随口应，且令读陈乔枞书。炳麟曰：若不逮陈奂矣。先生曰：“长洲陈君过拘牵，不得骋。”炳麟问孙星衍，且及《逸书》。先生曰：“《逸书》置之，《禹贡》郑注引《胤征》曰：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孙君曰：昭导，也，忠信为周。说昭为则是，言忠信王，何其纡曲无文义耶？”炳麟曰：“太康失邦，及仲康至相世，天子守府，有斟灌、斟寻之地耳。《地理志》北海郡有平寿、寿光二县。应劭曰：平寿故斟寻，寿光故斟灌，斟城、灌亭皆在焉。然则周王者，寿王也。地本名寿，汉世因以名县。古者迁都，则国号从之，商更为殷，豳更为周，唐更为晋，是也。天子依寿为行在，故不曰夏王，称寿王矣。古文周、寿声近，或作，其例也。望文生义，言忠信王，未之思也！”先生称善，且曰：“若是，《逸书》则可说矣。虽然，不见篇帙，从朽壁中得一二语已拉绝者，辄以施训，若得完书，当云何？”炳麟由是说经益谨。先生语炳麟，惠、戴以降，朴学之士，炳炳有行列矣。然行义无卓绝可称者，方以程、朱，也。视两汉诸经师，坚苦忍形，世而不闷者，终莫能逮。夫处陵夷之世，刻志典籍，而操行不衰，常为法式，斯所谓易直中，君子也。小子志之！炳麟拜受教。先生为人宣发而髯，以好金石，财略尽。子保徵，善治生。先生得取给。常薄滋味，缓形，故得寿考。以清光绪二十年，年八十一卒。病时语其子保康曰：居乱世，无票票如柳絮！吾闻诸朱用纯矣，葑以冬甘，疾者将以定而性也。既病甚，保康常采庭华进，先生说之，顷之，又进黄甘枕上，命彻之，曰：自病莫如贪，既得华，复乐此耶？其自敕如此。子二，保康、保徵。 [1] 录自《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 [book_title]俞先生传[1] 俞先生，讳樾，字荫甫，浙江德清人也。清道光三十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既授编修，提督河南学政，革职。既免官，年三十八，始读高邮王氏书。自是说经依王氏律令。五岁，成《群经平议》，以《述闻》，又规《杂志》作《诸子平议》，最后作《古书疑义举例》。治群经，不如《述闻》谛，诸子乃与《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察理，疏比昔，牙角才见，为科条，五寸之榘，极巧以，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郭矣！先是浙江治朴学者，本之金鹗、沈涛，其他多凌杂汉、宋。邵懿辰起，益夸严。先生教于诂经精舍，学者乡方，始屯固不陵节。同县戴望，以丈人事先生，尝受学长洲陈奂，后依宋翔凤，引《公羊》致之《论语》。先生亦次何邵公《论语义》一卷。始先生废，初见翔凤，翔凤言《说文》“始一终亥”，即《归藏经》，先生不省。然治《春秋》颇右公羊氏，盖得之翔凤云。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疾守家法违实录者。说经好改字，末年自敕为《经说》十六卷，多与前异。章炳麟读《左氏》昭十七年传：“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证以《论衡·变动篇》云：“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灾。”说曰：“不然者，林然之误，借林为。”先生曰：“虽竘善，不可以训。”其审谛如此！治小学不摭商、周彝器，曰：“欧阳修作《集古录》，金石始萌芽，榷略可采。其后多巫史诳豫为之，韩非所谓番吾之迹，华山之棋，可以辨形体，识通者，至秦、汉碑铭则止。”雅性不好声色，既丧母、妻，终身不肴食，衣不过大布，进不过茗菜，遇人岂弟，卧起有节，气深深大董，形无苛你，老而神志不衰，然不能忘名位。既博览典籍，下至稗官歌谣，以笔札泛爱人，其文辞瑕适并见，杂流亦时时至门下，此其所短也。所著书，自《群经平议》、《经说》而下，有《易说》、《易穷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征》、《卦气直日考》、《卦气续考》、《书说》、《生霸死霸考》、《九族考》、《诗说》、《荀子诗说》、《诗名物证古》、《读韩诗外传》、《士昏礼对席图》、《礼记郑读考》、《礼记异文笺》、《郑康成驳正三礼考》、《玉佩考》、《左传古本分年考》、《春秋岁星考》、《七十二候考》、《论语郑义考》、《何邵公论语义》、《续论语骈枝》、《兒录》、《读汉碑》。自《诸子平议》而下，有《读书余录》、《读山海经》、《读吴越春秋》、《读越绝书》、《孟子高氏学》、《读文子》、《读公孙龙子》、《读冠子》、《读盐铁论》、《读潜夫论》、《读论衡》、《读中论》、《读抱朴子》、《读文中子》、《读楚辞》，如别录。其他笔语甚众，然非其至也。年八十六，清光绪三十三年卒。 赞曰：浙江朴学晚至，则四明、金华之术之，昌自先生。宾附者，有黄以周、孙诒让。是时先汉师说，已陵夷矣，浙犹彀张，不弛愈缮。不逮一世，新学生，灭我圣文，粲而不蝉，非一隅之忧也！ [1] 录自《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 [book_title]孙诒让传[1] 孙诒让，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也。父衣言，清太仆卿，性骨，治永嘉之学，而诒让好六艺古文。父讽之曰：“孺子徒自苦，经师如戴圣、马融，不阻群盗为奸劫，则贼善人，宁治史志，足以经世致远。”诒让曰：“以人废言不可，且先汉诸黎献，风义然，经训之以徒举一二人僻邪者，史官如沈约、许敬宗，可尽师耶？”父乃授《周官经》，其后为《正义》，自此始。年二十，中式丁卯科乡试，援例得主事，从父宦于江宁。是时德清戴望、海宁唐仁寿、仪征刘寿曾，皆治朴学，诒让与游，学益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