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社会科学概论 [book_author]瞿秋白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34387 [book_dec]瞿秋白撰。为作者1924年在上海夏令讲学会上的讲稿,1949年天津联合出版社出版。全书十二章,四万余字。认为社会科学是研究种种社会现象的科学,而所谓社会现象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或互相动作;所谓科学即指这些现象都有因果可寻,人们可以通过观察、分析、综合从而推断出一切现象的原因及结果,并求得其共同的因果规律。指出“大致而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此外有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社会便是这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研究这社会现象之总和——是社会学。”从这种观点出发作者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社会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与阐述,指出:“社会基础一定是物质的生产力之状态,社会变易的根本原因必定是生产力之发展”;“物质的经济基础产生精神的社会现象,好像树的发叶开花,并非单供给你主观的欣赏,而是客观的营养传种的作用”。说明社会基本矛盾都必然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与阶级斗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有其自身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的。本书是在中国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 [book_img]Z_12964.jpg [book_title]一、总论 社会科学之对象 社会科学是研究种种社会现象的科学：譬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社会现象是人与人之关系及互动——父子、君臣、雇主佣工之间，各有一种特定的关系；买卖、劳作、征兵、审判、罢工、战争等，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影响或互相动作。这些关系和互动便是社会现象：既不是什么化学作用，亦不仅是物理或生理的动作，而是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现象。现代的科学已经渐渐能够对于这些现象加以有系统的研究。 所谓科学是什么？宇宙间及社会里一切现象都有因果可寻；——观察、分析、综合，因而推断一切现象之客观的原因及结果，并且求得共同的因果律，便是科学。自然科学用这种方法去研究自然界物质的相互关系或动作；社会科学便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动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在于研究的对象不同，而不是性质相异——决不能说“自然现象有因果，社会现象却没有，因此，社会科学不是研究因果律的”。这是因为人亦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本身亦是物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有自然界的物质做中介。假使自然界现象都有因果，独有人的现象没有，那么，岂非人是一个大怪物，说好听些，“人是万物之灵”？ 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异点 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些地方是很相同的：自然现象有许多种，社会现象也有许多种；自然现象相互之间有联系——化学的、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各种现象都互相牵涉；社会现象相互之间亦有联系——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各种现象也都互相牵涉。然而社会现象比起自然现象来，却亦有不同的地方：各种自然现象虽然互相联系，他们的联系方法却与社会现象不尽相同。物理现象之中各个互动的分子（物质）都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社会现象之中各个互动的分子（人）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因此，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不能以自力变成有规划的；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却能以自力变成有规划的。例如物理作用影响到化学作用上去，完全是“任其自然”的。经济关系影响到政治制度上去，却可以有意作为的。可是，这种“有意作为”仍旧遵循着客观的因果律。 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联系 不但社会的各种现象之间，自己相互都有联系，而且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还有联系。人类所组成的社会生长在自然界之中，必须以劳力采制自然界的物质以为营养，人类社会方能存在。这种“以劳力采制自然界的物质”之过程便是所谓生产；社会中既有一种生产方法，各人分配在这种生产过程里，便成立某种的物质关系。因物质的经济关系之需要，社会中便渐渐发生各种精神关系（政治、道德等）。这些精神关系当然受那物质关系的支配。——这是研究社会科学方法中之“不二原则”——因为“人生长在自然界（物）之中”是一件绝无疑义的事实。既然如此，当然：物质的经济关系（生产）完全停止，则社会立即灭亡；物质的经济关系变，则其他社会现象亦变…… 社会现象及社会科学之种类 经济关系之发展既然能生种种精神现象，那就社会的组织跟着经济发展一天一天复杂起来；社会里的各种“职能”（Function）或增或减，日益进步。正象生物在生存竞争的过程里，时而应环境之需要，生鳍生鳃或生足生翼；——时而应环境之逼迫，有目鱼变成盲鱼，有尾猿变成无尾猿。所以所谓精神现象——社会之种种职能，很不容易说定，究竟有多少种。大致而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此外有：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风俗、艺术、哲学、科学。社会便是这种种社会现象及其联系之总和。研究这社会现象之总和——是社会学。经济以及其他是社会的某一种职能，研究某一种的社会现象（职能）的——便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每种现象之中又可细别：如经济学中有财政学、货币学等；法律学中有民法、刑法等。我们的概论只能及其大概。 [book_title]二、社会之意义 自然界与人类 人类的生活资料必取之于自然界。最初，人类本其生物的活需要，采取自然界里现成的物产，以供营养，——这最简单的“生产”方法，其实还并没有生产什么东西。可是，人类因此与自然界接触，实行生存竞争，力求战胜自然。人类的战胜自然的方法，本在于结合互助。既有结合，则个人劳动同时就是社会劳动：一个人的能力很小，许多人的能力便大，因为可以从生存竞争的经验里发见种种分工协作的方法——人类社会的生产量便能增加起来。禽兽每日劳力所得只能一日的消费，人类却渐有多余；于是人类除生物的需要（饮食男女）之外，渐渐发生繁复的需要（并不是因为人类的需要多，所以努力去多生产，是因为生产多了，所以需要增加起来）。需要既然增多之后，人类要应付自己的日渐变易的天性，便渐次能以人力改变自然界的产物——取材于自然界而加以劳力；从此便不仅采取现成的东西，而且开始制作——生产方法便日益复杂起来。总之，人与自然相斗，因经验渐多而改进生产方法，生产方法变而需要增多；需要既多，又不得不再改进生产方法以求适应。况且自然界变易而人类亦随之变易；人类自己的天性（亦是自然界物质的一部分）既因此而亦变易，则人类的适应方法更不得不变易了。 劳动与智识 人类既然能改变自然界，以求适应自己的日趋繁复的需要，那么，他必定运用自己的体力——劳动。劳动的过程里，人类积聚许多经验，渐渐能改变劳动的方法。人类原始状态之中，都是共同劳动的；最初只在无意之中遇见新的劳动方法或修改旧的劳动方法——必定要有了一种特别工具来记忆这些经验，那时才能有意的去改变。这种特别工具——便是智识。原来人类共同劳动的时候，各人最初先有互相招呼的声音发出来（“亥育，亥育”的劳动声）；因此，随着工作性质渐渐繁复起来，这种劳动声才变成动词、名词……而有言语。言语成立，然后人类才从动物式的浑噩心理（感觉）里分析出个别的概念来，那时才开始思想，——思想是无声的言语；没有个别的概念，就是没有组成思想的分子，便只能有生理上的感觉，而不能“知觉”。思想却要根据于知觉而有所推断。 只有这种知觉发生，思想开始之后，人类的劳动经验才能渐次整理起来，鉴往知来，以渐改革。换句话说，便是智识至此方才开始发展。劳动发生智识，智识又助劳动，以渐改进其使用之方法。总之，人类因求生而劳动，即使用其体力之一部分以采取或制作自然界的物质——取得生活资料；这一部分的体力便是所谓工力。又因使用工力，必定有一种方法及工具，这种方法及工具便是技术。可是技术的进步，根本上却仍旧是由劳动过程里发生言语、思想、智识而来。所以人类改变自然界的“工具”，虽说有劳动及智识二者，其实只有劳动是人与自然界相接触的焦点。 经济行为及经济 人类使工力通过技术以达自然界，以此经常的满足自己的需要，即取得生活资料，——这种行为叫做经济行为。通常不施以人力（制作）的物品只有“自然价值”，譬如日光；施以人力的结果，而发生自然界所没有的，人造的新价值——便是“经济价值”。经济行为必定是造成经济价值的行为。最主要的经济行为便是生产。此种造成经济价值的行为——生产，必须有： （1）人所自有的体力及智力——就是上面所说的“工力”； （2）生产工具——最简单的便是手、足、指、爪，以至于最复杂的机器，所谓“技术”； （3）生产资料，自然界的产物、原料以及一切其他，凡是劳动的对象，都归入此类——“自然”。这三件名为“生产三力”——生产力。人类创造经济价值以适应自己的需要——从事于经济行为，必须经常使用及储蓄这些生产力（生产资料及工具），因此人类便有所谓经济——一切经济行为合成整个儿的生产过程之总和。 社会的人类之生存竞争 人类既有经济，那么，他经营经济的方法便是共同生活。这种共同生活性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意义。原来人是“社会的动物”（“群兽”之一种）；决没有个人独立经营经济的可能。（《鲁滨逊漂流记》是小说家的空想，况且鲁滨逊是从社会里带着几千年历史的遗传性及现代技术智识到荒岛上去的；假使他生育在荒岛或自幼被弃于荒岛，他必定不能生存。）人类相结合而互助是他的生物的根性；决不是先有独立的个人而后有意的由分而合的结成社会。——虎豹的锐牙利爪是“天赋”的生存竞争工具；人的共同生活性，亦是“天赋”的生存竞争工具。所谓生存竞争的共同生活，大致都有三种作用： （1）繁殖而同居（母子养育关系）； （2）共同御敌； （3）经济协作。首二种（繁殖及御敌），人类和其他“群兽”（如蜂、蚁、象、猿等）相同；第三种——经济协作，却是人类社会与禽兽社会差异的出发点。普通的群兽固然也有经济协作，可是禽兽没有选择工具的自由：爪牙喙翼，都只是天生的——有待于生物学上自然的演进，方能改变。类人猿已经渐渐的能应用身外的物品（树枝、石块等）；人类则更进一步，能改制自然界物品以为劳动工具（树枝＋石块＝石斧）。所以能制造工具与否，便是人与禽兽的差别点。而制造工具的能力，却是人类经济协作的产儿——社会的劳动过程里的经验。人类既能改制自然产物为工具，他的生存竞争的方法便渐与禽兽不同；禽兽只能以“我”适应自然（保护色等），人类却能使自然适应“我”（人无爪牙，制斧刀弓箭以为爪牙）。禽兽之适应为消极的，人类则积极的。 人类社会之协作与分工 人类的适应环境既然是积极的，那么，社会内部的分工协作的方式便很容易变易。凡是劳动，必定有所生产。可是劳动的生产量却随劳动工具的性质而变：虎豹每日所得与人类每日狩猎所得比较起来，人类的获得，数量必较大；猿猴要起一块大石，必定要四五个猿猴同时用力，人类知道杠杆的作用及所谓“支点律”，便只要一个人用力（四五个猿猴的劳力与一个人的劳力，所得结果相等）。——正因双方所用工具不同。人类既然能自觉的变易工具，他的劳动生产量也就能起变化（增加）。于是人类对自然的关系，因此就时有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人类对自然的关系变，必定也跟着变。人对自然的关系是劳动方法及其生产量（技术）；人与人之关系便是社会内协作及分工的方式。社会之劳动方式及生产量（手艺、机器等工具，此等工具生产物品之多寡）如果有变动，那么，社会内协作及分工的方式（无阶级的或有阶级的社会；有规画的生产及分配或无规画的；各阶级的性质及其人数的多寡）也就直接的间接的发生变动：无人造的工具时（原始共产制度之初期），社会里只能行最简单的无分工的协作（共同拔树、采果、捕鱼、猎兽），生产量当然极少，既无储蓄，更无交易，分配方法极为简单，决不能有私产制度；手艺生产时代，社会之中便有分工——智力与体力、农业与手工等，分配方法中便有交易，以至于商业，生产量较丰富，私产制渐发展；机器生产时代，分工至为繁复，分配方法又从小商业变成托辣斯[1]、大公司等的垄断独占的局面，个人私有制便开始崩坏。再则，工具的性质，必定使占有方式随之变更：小手艺的简单工具，便于个人小生产所有；大机器及工厂等，便于大资本家或团体所有。总之，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跟着社会对自然的关系而变的。社会可以是非分工的协作，因为工具简单，生产量少；社会亦可以是分工的协作，因为工具进步，生产量多——要社会内分成几种人，各司其事；社会内之分工的协作可以是各占一种生产工具，合成社会的经济，如小手艺时代；社会内之分工的协作亦可以是一部分人完全占有大生产的工具，别部分人替他们做工，如资本主义时代。工具的性质变，劳动的生产量亦变；工具及生产量变，占有方式（私有生产工具，或者公有生产工具）及分配方式（各取所需，物物交易或货币交易）亦变；占有及分配方式变，社会内“人的结构”当然要变：公共占有及各取所需时，必无阶级；私人占有及交易分配时，必有贫富；私人占有生产工具者为资本家，绝无所占有者为工人。然而只有人类社会内的人与人之关系，所谓“阶级结构”能变，因为只有人类能自己制造工具。人既能自己制造工具，不待天然的变化，当然工具的性质便容易变。动物社会就不然了。动物社会对于自然的关系不容易变：因为他们的劳动工具（爪牙喙翼）不是自己造的，而是天生的；十年前用爪牙喙翼所取得的食物等于A，十年后仍旧等于A——他们征服自然的力量（生产量）不容易增加。因此，假使动物而有社会，他们亦有协作，亦有分工；可是动物社会里的分工完全由于各个所具有的劳动工具不同，他们的劳动工具既然是天生的，他们便不能改变他；因此，不但各个动物不能变易他在“社会”里的地位，并且整个儿的社会结构也不能变动。譬如蚁，因为各种蚁所具有的喙及肢体有异，分成雌蚁、雄蚁、工蚁、兵蚁，各司其事；工蚁不能变成雌蚁，蚁的社会便永久如此组织——永久是有阶级的。人类社会便不同，因为工具是人造的，人是“占有”（取得）工具，而不仅赖“具有”（天生）的工具（手、足、头脑），——所以人类社会能从宗法社会制变成资本主义制，能从有阶级的社会变成无阶级的社会。动物社会之分工协作的方式不易变，人类社会却不然。 [1]托辣斯，今译托拉斯。 社会阶级及阶级斗争 人类社会是一种经济协作的组织——劳动结合。那协作的形式随着生产方法而变。当生产方法极简单的时候，还没有分工。劳动工具进步，社会之中势必至于有分工的必要。可是分工其实是协作的一种形式：人类社会里因分工而分成许多种人，有农夫、有织女，有铁匠、陶匠、会计员、管理员、军事专家、学术专家，……凡此种种都不过是职业的分别，并非阶级。享有生产工具者有多少之别，所以有富人及贫人——这也只是资本数量上的差别，并非阶级性质上的不同：几十元资本的小铺主人和几万万资本的煤油大王，同是享有生产资料，同是资产阶级；纯粹小资产阶级社会里——小农、手工、商人等阶级界限还是极模糊的。只有技术程度（劳动工具）发展到一定的时期，社会上发生两种人：一种是占有生产资料及工具的人，一种是丧失生产资料及工具的人；前者得以购买后者的工力，后者的劳动生产品之一部分为前者所夺——那时，这两种人以及他们之间的种种过渡者，方成“社会阶级”。社会里既有阶级之后，从全社会立论，各阶级的分工（地主与农奴，贵族与奴隶，资本家与工人）虽然仍旧成就全社会的经济协作，可是从受剥削阶级立论，这种协作已经不是自愿的，而是迫于威权或是受经济的及政治的强制。各阶级虽同处于一社会内，而目的和利益各不相同，于是不免要发现阶级斗争。阶级发生之后，享有工具者与工作者分为两种人；必须全社会里能恢复享有工具与使用工具之人为一，阶级才能消灭，阶级斗争才能终了。 原始共产制及小生产里享有工具及使用工具的本是一个主体；可是这里面已经有一点大差别：小生产里享有工具同时又使用工具者是个人，共产社会里享有工具同时又使用工具者是社会。个人享有工具时，各个人间之生产品交易（商业）里不免竞争，竞争之结果便是阶级分化，阶级斗争。所以必须社会公共享有生产工具，社会共同使用工具，——阶级才能真正消灭。然而要社会进化到这一阶段，必须社会里的工具，性质上可以共同使用及公共享有（大机器），生产量上可以供给全社会的消费而饶有余裕，分配上可以消灭私人交易，——那时才行。社会里仅仅占有生产资料及工具而不工作的一阶级（现代便是资产阶级）决不愿意轻轻放弃特权；那仅仅使用工具而丧失生产资料及工具的一阶级（现代便是无产阶级）便不得不反抗。 反抗的结果，无产阶级能夺回生产资料及工具，归之社会公有，仍旧去使用工具从事生产（所以他仍旧是无产阶级）。不过旧时的资产阶级虽然丧失工具占有权，以及政权，还能以余力谋叛，此其一；旧时资本主义之下许多小生产仍旧存在，小工具只能私有，此其二；所以阶级还是存在，阶级斗争还是继续。只有无产阶级以已经公有的大生产征服一切小生产，改良生产的劳动工具——提高技术程度，使全社会一切工具都能共同享有，共同使用，分配上自然就可以各取所需，——那时阶级斗争方终了。 阶级斗争与“社会的工具” 人类共同生活于社会里，因与自然竞争而经营经济：分工的协作的取得全社会的生活资料。因求取得生活资料以对付日益繁复的需要，于是劳动的方法（技术）日益发展，工具的形式日益复杂，种类日益繁多，生产量日益增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从流转不息的劳动过程里经验得来的，从这过程里直接间接流露出来的。从最简单的工具进步到较复杂或完美的工具；从物质的工具进步到精神的工具：言语、智识、艺术、习惯都是组织劳动的方法，辅助共同劳作的手段。精神的工具不但是个人劳动时所需要的一种手段，而且必定是团体劳动或社会劳动的产物——同时亦就是维持当时社会共同生活和分工协作所必需的方法。所以精神的劳动工具必定是社会的。 可是等到社会里发现了阶级，这些“社会的工具”便成了治者阶级剥削受治阶级的种种手段：于是发现宗教、政治、法律、道德等现象。甚至于智识、艺术、风俗、习惯亦变成治者阶级压迫受治阶级的工具。总之，治者阶级不但以经济力量（占有生产资料及工具，因而占有受治阶级劳动的生产品之一部分）剥削受治阶级，并且用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风俗、艺术、科学、哲学来辅助他的剥削行为。这些社会现象便成治者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工具，可是受治阶级亦往往攫得社会共同劳动所产生的这些工具，来防御治者阶级的进攻，继而反守为攻，以至于颠覆治者阶级为止。只有阶级消灭之后，这些精神工具才能成为纯粹的社会工具，以为征服自然之用。 社会之定义 从上述的看来，我们便可以综合而得一个社会的定义：“社会者能制造工具的人类之劳动结合也。此劳动结合——‘经济体’之演化，乃生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风俗、艺术、科学等现象，以应组织劳动之需。” [book_title]三、经济 社会之基础　人类社会既然是劳动的结合，那么，社会的基础一定是物质的生产力之状态；社会变易的根本原因必定是生产力之发展。生产力就是物质生产过程之中有作用的种种力量：自然界、工力、技术——他们是人类应用势力之实行的结果。人类的势力必定为当时当地的环境所范围，为前此已有的生产力所限制，为前此经济关系所造成之社会组织所束缚，所以在每一阶段里，人类不能以主观自由选择生产力。人类社会的发展每时期每地域总只能从现有的生产力之状态着手。 虽然如此，自然界、工力及技术若不使用，便不成其为生产力；他们本来就长在动作的过程中——因为人类只能经过他们以取得生活资料，以行生存竞争。这种流转不息的过程里，技术尤其容易变革——就是生产力之发展。生产力是劳动的必要元素，所以生产力之状态是社会的实质，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这社会实质的根性，所以社会能变动，而且他的变动的主因便是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关系　生产力的状态是人对自然之关系的标准，社会内人对人之关系却依人对自然之关系而定。所以社会内人对人的关系，根本是经济关系。——因为生产力的使用便是劳动，便是采取生活资料的经济行为。人类使用工力及技术对付自然界，人类自己之间便能发生某种经济关系：社会之中供给工力，占有工具的种种方式自然而然形成种种经济的关系——或者社会全体供给工力，或者一部分供给，别部分剥削工力。于是适应这种种经济关系而发现各种社会制度。生产力是人类从事于经济行为之物质基础，所以生产力的状态变，经济关系也就变。社会制度是表现经济关系的形式，所以经济关系变更，社会制度也就变更。而且社会的范围也随生产力及生产性质而变。 生产力——工具的性质及技术程度，足以规定生产的性质——渔猎采果或耕种田地，或以手艺制造，或以机器制造；生产的性质又足以规定劳动之生产量——用白手扑取或用弓箭，采取现成的植物或自己播种收获，所收的效果必定大相差异；生产量的多寡又足以规定经济关系——生产量少，分配及占有的方法简单；生产量多则复杂。生产量不能预见，分配便无规画；生产量可以预见，分配便有规画。经济关系又足以规定社会内共同生活的范围。这五方面间接的或直接的互相联系，可以用下列的表表示之（“生产力”、“生产性质”及“生产量”三方面就是表示生产力之状态；“经济关系”及“共同生活之范围”两项便是表示经济对于社会的最简单的影响。） 社会制度之形式　经济关系受生产力状态的规定，——从上表看来，已经可以明了。这种种经济关系立刻便表现种种相当的社会制度：原始共产制、宗法社会制、奴隶制或农奴制（封建）、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表顶注分配方法）。这些制度的内容都是经济关系；可是他们的形式便极为复杂。原来生产力之中包含着自然界（表中所列仅有工力及技术两项），自然界的条件各处不同。人类生产力——技术不发达时，社会的发展很受自然界（地理、人种等）的限制。所以原始共产制的形式往往到处不同：北美土人、菲洲土人、古斯拉夫族、古日耳曼族等的共产村社或共产部落的形式很相差异——渔猎或农业畜牧都随地理环境而定其性质；因此，其他社会现象，如言语及宗教（所拜之物）等，更不一致。就是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甚至于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因地理环境而成就的种种差异的历史条件，依着惰性律的作用，处处都可以看得出来，不过影响逐渐小下来罢了。 可以说：“生产力是发展社会的原动力，可是三项生产力之中，自然界的作用和技术及工力的作用，在生产发展的过程里，适成反比例。”——生产愈发展，则自然界限制技术及工力的影响愈小；生产愈不发达，则自然界限制技术及工力的影响愈大。同时，亦可以说“一种社会制度之形式上的差异程度和生产的发达程度适成正比例”。——各种野蛮社会之形式，差异得很；各国宗法社会或封建制度之形式，差异便少些；各地资本主义的形式，差异得更少些；共产主义时期，人类已形成一完全整个的社会，无所比较，更无所谓差异了。可是，应当特别注意：这里所说差异仅仅是形式上的和外表上的，决不是内容上的差异——“天下的老鸦一般黑”，资本主义到处都是一样的根性。 过渡形式及复合形式　上表所列原始共产制、宗法社会制、奴隶或农奴制度（封建）、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五种经济关系之社会制度，仅仅足以举其大凡。每一制度不过是整个儿的历史过程里之一阶段；各阶段内既有许多小阶段，各阶段之间又有种种过渡形式：譬如资本主义之内有商业资本、工业资本、财政资本三阶段。其中商业资本是封建制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过渡形式；财政资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形式。不过每一大阶段之终了及开始时，社会制度必需经过一种突变（革命），所以革命的突变是各大阶段之间的界线。 再则，社会之现实状态——因自然界（地理）条件之不同，地球上各部分发展有迟有速，未到资本主义之前，各地域每每自成其为一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开拓之际，各地域的“独立”社会已经变成整个儿的世界社会之一部分；各部分互相接触的过程里，必定演成种种复合形式：譬如澳洲原人社会里忽然遇见白种的资本主义侵入，便成一种复合形式；中国的宗法社会与小商业社会（表中名“交易的小资产阶级社会”）遇见国际帝国主义的渗入，便成“新封建军阀加帝国主义经济”的一种新复合形式。 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发展之果，后一阶段发展之因；这种发展可以名之曰“进化过程”。每一低等社会都要受高等社会的同化：始则侵入或被侵入，继则互相勾通，终则化之使与己同；这种过程，暂名之曰“同化过程”。那些过渡形式及复合形式都不过是这进化过程及同化过程里的步骤。这步骤的迟速依当时生产力的状态而定：技术愈低，进化及同化的过程愈缓；技术愈高，进化与同化的过程也愈速。 【附注】 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期，已成世界的。这世界的资本主义发达到极点时，必然有无产阶级革命发生，——一九一七年已见之于俄国。俄国革命仅是世界社会革命的开始。诚然不错，社会主义革命必发现于资本主义最发达之时。如果说社会革命必发现于资本主义最发达之处，那么，必定要他发作在伦敦或纽约某街、某巷、某工厂，——这真是刻舟求剑。诚然更不错，社会主义的实行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最容易。所以俄国革命本来还不是社会革命的完全成功；英美革命后实行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时，其中所含的资本主义成分，必定比俄国现在的无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里少。 可是应当知道：俄国革命是英、美、德、法等（世界）革命中的第一步而已，——世界有一无产阶级国家，其他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起来快得多；而且各国无产阶级运动是世界革命的各部分，每部分的胜负就要算在全体的胜负之中。所以可以断言：俄国革命是世界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俄国本国资本主义的程度虽低，并不足以证明唯物史观的错误。俄国这一部分无产阶级为什么先胜利？这就是上述的地理及过渡的原理： （1）俄国无产阶级因地理关系，既胜之后容易得守； （2）俄国无产阶级因世界资本主义有复合过渡的形式，而恰好处于世界的资产阶级最弱的地方。 凡是资本主义较弱的地方容易开始社会革命，而胜利后难于社会主义之实行；凡是资本主义较强的地方难于开始社会革命，而胜利后容易实行社会主义。——这是应用唯物史观时：综观全社会（世界）种种复合的经济关系及全历史种种过渡的社会制度之原则。 [book_title]四、政治 政治与阶级斗争　生产力之状态及受这些生产力所规定的经济关系是社会的基础。社会基础之上，应那些经济关系的需要，自然要发生种种社会的“建筑”——最先当然便是上节已经述过的社会制度。可是社会制度里有所谓“政治制度”。原来社会里发生阶级之后——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及生产工具，要强逼别部分人替他们去做工——使用工具，以便占有他们劳动生产品的一部分（剥削他们），于是需要所谓政府。政府的意义就是“强制机关”。 这种强制机关的发生，必在阶级发生之后：阶级分化愈清晰，强制力量也愈大且多，强制组织也愈完密。可是强制机关也可以转移于受剥削阶级之手，以为限制剥削之机关，消灭剥削之工具。政治发现才有所谓国家，——政治的基础在阶级上，所以阶级消灭（剥削消灭）之后，国家也要消灭的。政治不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阶级与政治不能相离，有阶级即有政治。其他社会现象（科学、艺术等）未必全赖阶级制度而存在，所以只有政治是阶级社会的标志。因此，一切阶级斗争，无有不反映到政治上来的，一切政争亦无有不含阶级性质的。根本上说来，阶级斗争是争政权之斗争，目的总在于取得政权以改造经济关系；因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新阶级便非取得政权不能往下发展。因此，一切部分的日常生活里的小斗争，直接的间接的都是阶级斗争。 统治机关及统治阶级　社会里有阶级，便有治者与受治者之分，政府便是统治机关之总称。社会之经济关系的进化过程里，“阶级社会”自成其为一大阶段，与政治制度相终始。这一大阶段里，统治阶级更换过好几次；这种统治阶级更迭的过程便是政治制度的历史，其中有种种复合过渡的形式——也与经济关系的变易相应。总之，政治制度是社会内阶级关系的表现；政治制度的流变，就是社会内历史上各阶级之此进彼退或犄角相持的种种斗争阵势之反映。现在举代表制及元首制的变迁为例。 （1）代表制： 氏族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还没有阶级；当时的氏族集会是全体参与议事的——并且所议的事大半是“怎样处置事物的办法，怎样共同劳动的计画”（当然是很幼稚的蠢笨的办法及计画），却不是“怎样治人”的问题。所以那时其实还没有政府，没有政治制度，没有所谓政权，——只可以勉强称之为“直接民权制度”。 封建制度之下，农奴或奴隶便“丧失”了政权；只有贵族、诸侯、武士各自代表自己的经济力量，获得多少的政权——代表制度方才发现。贵族有选举代表权便是大家商量怎样统治奴隶的政权；农奴和奴隶当然没有选举代表的资格。再则，贵族的代表会议同时就是自己之间的竞争“比武”的场所——各个诸侯自己都有经济，这是他们自己之间的经济竞争的影片（因经济竞争而朋分政权）。 商业资本兴起，代表制的意义渐次消失。——这期的资产阶级刚刚发生，还很幼稚脆弱，那散漫零乱的小市场生活反映到政治上来——可以无为而治；同时，资产阶级的交易经济势力逐渐膨胀，君主（国王）便隐约代表这小资产阶级（小农及小商）渐次扼制诸侯贵族——他们的自然经济已经失势。所以君主一尊的官僚制度便渐发展。 工业资本发展，代表制的作用又恢复。——这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力大增，大资本兼并小生产的过程表现于政治，资产阶级式的农业与工业竞争，资产阶级各部分的力量要表现、要互争、要联合，于是国会制巩固。同时无产阶级始发生，加入政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厉，国会便成压迫劳动的工具；而且资产阶级不得不时时联络小资产阶级以抵制无产阶级、蒙蔽无产阶级，所以选举权时有扩大。因此种种手段，而资产阶级便在国会里保障并且巩固自己的政权。 财政资本形成，代表制的名称与实际日益相远。——这期的资产阶级兼并（托辣斯）垄断（新狄嘉）[2]愈趋愈甚，势力集中于少数人而日益增大；政治上往往一二大工业或大银行，经过政党及报纸操纵一切政策及选举。小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虽得选举权，而实际上受压迫更甚；即使国会里劳动阶级能占优势，大资本家往往指使军队警察以武力镇压（戒严等手段）；甚至于使用“法外”的手段，如法西斯、三K党等暗杀暴行机关，镇压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及政治斗争。选举权之有无已经无关重轻，因为选举权已经不等于政权了。 [2]新狄嘉，今译辛迪加。 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这期的资产阶级突然失去政权，必定假借种种手段，如“民治”、“自由”等空谈号召，力谋资本主义复辟，反对无产阶级国家之经济规画政策。实际上私人托辣斯等大生产发现之后，所谓“自由”贸易完全名不符实；经济上的发展要求根据这些大生产制度，渐次实行有规画的经济。可是有规画的分配及生产直接侵害资产阶级的生存权，所以资产阶级决不肯为社会上多数人福利而容忍无产阶级政府和平进行这经济改造事业。因此，无产阶级必然行独裁制——剥夺资产阶级之政权及一切公权，只有劳动者享有代表制的权利——苏维埃制。 共产主义随无产阶级之国家经济政策而渐形成：大资本家既在革命时受没收，小资产阶级又因公有大生产之极端发达而消灭，全社会皆成自由的劳动者——阶级消灭，国家政府亦随之消灭——无政府。 （2）元首制： 元首制最早发现于宗法社会之家长。人类劳动生产的过程，渐渐得经验的（偶遇的）智识——新式的劳动工具。老年人的智识既纯由经验得来，还不能分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因此只能托之神秘祖德——便渐成传授智识的专利者。再则，生产量既增多，生产工具又进步，便因分工协作及储蓄生产品而社会需要集权的“生产劳动之组织者”——家长。这时期大家庭或村社的共产制还存在；所以家长或社长的统治还不是纯粹政治的，而是靠年老尊长的威信（孟轲所谓“曰德、曰齿”）。 家长因为操有分配族中生产品之权，渐能享有余剩生产品——初与他族交易；再则，各族或部落互相接触，各求扩张土地或争夺土地，遂有军事发生，熟练军事技术。因此，交易及战争便增高家长的权力，渐渐变成所谓酋长。管理生产及组织军事的技术亦都是根据于偶然遇见的经验及天生的壮健肢体——族长及酋长每每自以为是神或神子，受部下的敬礼尊崇；其实是大家因同处一经济单位内，智识技术既不及他，要进行生产及防护自族又不得不服从他；所以元首制便渐渐的有神权的色彩。 酋长制之下生产渐发达，农业渐固定；农奴制度日渐形成，战争俘虏对于生产已经有用；土地占有既渐确定，手工业及商业交易也有发生的机会。于是封建制度兴而成阀阅制的社会：土地的占有形成贵族阶级，智识上宗教与军事的分化形成僧侣或儒士阶级，脱离农奴地位的手工业者及商人、小农已经形成“原始的”资产阶级（“第三阶级”）。——其实贵族、儒士及商贾、工匠、农民的相对关系并非严格的“社会阶级”的意义，而是阀阅——身分不同。当时经济上占优势的始终还是贵族之农奴制的农业经济（非自由的小农）。此种农业经济当初全赖贵族（以前的酋长）以武力掠得土地。然而技术程度还很低，不得不将夺得的土地分裂成许多小生产来经营（分封土地）；或者虽然征服别人，而经济上不能兼并，只能行政治上的辖治。因此，一方面封建制度成立，贵族之间出现君主——做诸侯的元首；别方面各贵族诸侯在自己的“采邑”或“国度”内做农奴及士农工商的元首。 商业资本时代，贵族衰落——许多小元首渐渐消灭，君主一尊的制度出现，以个人代表全社会的小资产阶级，所谓“民族的资产阶级”（上面已经详论，不再重复，下同）。 工业资本兴起——君主受大资产阶级的限制或颠覆，于是代表制与元首制渗合，成所谓君主立宪制或总统立宪制。其实君主或总统自己也渐成公司股东或者大企业家。 财政资本发达之后——君主或大总统成了大银行家或投机事业家，或者呢，做大资本家的“最高佣仆”。 资本阶级的社会永久不能抛弃形式上的个人元首制；资产阶级革命（英一六四八年、法一七九三年）曾斫掉过“元首之首”，然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始终保存这元首制。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内部必然自相竞争，大资产阶级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元首做傀儡或做调人。无产阶级革命方才永绝个人元首制，而代以无产阶级的集体独裁制。 共产主义的发展必定完全消灭阶级及政治制度，更不用说个人的元首制了。 那时的社会里，绝对用不着治人的机关，而只要治物的机关。 政治制度变更的形式大概如此：无处不和社会的阶级关系相适应；而社会的阶级结构又为经济关系及生产力的发展及变更之结果。生产力及经济关系变易的影响，使各阶级在社会生产里的作用及优势互相更迭；于是发生革命而政治制度变革——统治阶级相更调。 政制变革之动力及民权之意义　资产阶级的学者往往以为政治制度自成系统，和物质的经济基础绝无联系；即使承认政制变革有动因，也先向所谓“政治理想”、“社会心理”里去找。其实政治理想及社会心理虽然是政制变革的“助缘”，却不是“动因”。旧社会里新阶级的势力膨胀，自然创造自己阶级斗争的“精神工具”：发现新政治理想，鼓励群众的社会心理；凡此一切都不过新阶级取得政权的预备，——革命工具不完备，当然革命难以成功，所以政治理想及社会心理当然是革命及其他变革的必要的助缘。然而这种社会变革的动因——根本动力，在于物质生产所涌出来的新阶级；假使没有这物质条件，什么新政治理想也不能有。资产阶级的学者及“准学者”因不懂得社会是什么，所以说：（1）教育程度对于民主制度是必需的，教育可以转变社会；（2）民主制度会生流弊的，所以要想出种种防弊的制度。 这两句话都可以算对的，可是没有见根本原因。实际上民众若真能革命，认识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的教育程度可以在参加政治的革命运动的过程里渐次增高的，决不在于坐在教室里才算受教育；况且在旧统治未崩坏以前，一切教育机关都在旧治者阶级手里，受着教育同时就受着蒙蔽，不能有正确的政治观点。旧统治未崩坏以前，社会的生产量，因治者阶级只顾竞争私利及经济上的无规划的状态，决不能达到当有的发达程度，所以虽愿受教育而为经济所限的总是大多数民众。 至于制度问题，固然一种组织自有他的技术，好象机器一样，要配得得法，方才合用，然而根本问题不解决，剥削阶级不受镇压辖治，无论什么创制、复决、召回、监察等办法里，他们有经济力量及政治组织（党），又有历史上遗传下来的旧观念及“舆论”足以蒙蔽群众——无论怎样防弊，弊根不去，利于作弊的人总找得着作弊的新手段的。资产阶级的学者及“准学者”又以为政制史是民权伸张史——“你看，参政权一天一天扩大了！”这都是当面说谎，看上文已很明了，不再重复。所谓民权，当然不错，是在扩张。然而扩张的原因在于阶级力量；假使资产阶级的国家内无产阶级的政党选举能以偶然得利，那么，这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而不是阶级妥协。 民权的伸张对于资产阶级，往往在初期只要限制王权，随后限制总统，限制内阁，一切复决等制完全是枝枝叶叶的限制办法。真正大多数劳动民众的政权，第一当从那种消极的限制办法进于积极的建设办法：议事机关当渐变成办事机关——处置一切，规划经济政策；第二当根本扫除弊端的主要根源——剥夺资产阶级（民敌）的一切公权。或且有人以为那些枝叶的防弊办法想周到了，便可以变成“全民政治”；其实“民”是对政府而言，假使绝对全体社会都成劳动平民，都成治者，那时所治的已经是“物”而不是“人”——根本上已无政治可言。政治和全民二者，根本上不相容。 只有大多数劳动者对少数资本家之独裁制，能以政治能力改造经济、普及教育、提高技术；如此改进生产组织，使机器大生产遍于各业，——私有生产资料和工具决不可能；同时运输技术日益完善——分配极容易：各业各地的生产都受规画，使社会生产与社会消费相适合——分配时当然不需商业，不需交易。 那时文化艺术尚且充分发展，教育学术等当然极其完美。每人只按照统计局分配的劳动时间到大工场、大农场及电气站或运输机关去，平均每天做三四小时指挥机器的工作，其余的时间可以用之于艺术及科学生活。那时的生产量非常增多，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类都成智力体力兼备的劳动者——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和政府，便无所谓“民”，当然更无所谓政治了！真正“平等，自由，博爱”！ [book_title]五、法律 法律之意义 法律是政治的附庸，没有政治决不会有法律。资产阶级的学者往往说：一部历史的进程是法律（“正义”）之渐昌。——其实是资产阶级式的法律之渐次形成、巩固及消灭的过程罢了。历史的进展，几千年来只是种种奴隶制度及剥削制度的更替。法律是不平等的产物，用以维持这种种奴隶制度的工具。社会里阶级间的经济关系及政治关系若要巩固，必要有法律：违背这种经济关系及统治关系的便受镇压（处罚）。法律不过是组织劳动、维系不平等的经济之工具而已。 法律之变迁 经济关系时有变迁，法律当然大有变革，——统治阶级更换，法律的根本概念自然更换。 家长及酋长制度之下，不平等的形式有二种：（1）同族的人以年齿辈分为尊卑，所以只有“礼”而没有“法”——礼是组织社会的一种工具，已经含着法律的种子。（2）异族的俘虏，当生产量不充裕的时候，只知道杀戮或者烹食，还无“法”可以治他们；等到生产充裕的时候，便可以使用他们做工，才以治牛马的“法”治他们。 交易关系发生，渐渐有商业，债权和产权才成问题；最初只有逐次积集的种种冲突和争执的经验，渐成习惯法，经好几百年才形成法律。商业的发展往往和封建制度的发展相复合，所以封建制度的法律每和原始的民法相错综。可是封建法律大半都是土地占有的确定方法——所以拥护贵族的利益或限制农民，此外便是关于农奴买卖的规定。这时期两阶级的法律若同时发展，社会里便没有统一的法律原则。资产阶级学者以为民法是正义，封建式的法律是野蛮——其实是他爱他自己的“皮肉”罢了。商业及私产的发展里，契约借券等的习惯日益积累而成资产阶级的法律。社会里并且因此另成一种职业之审判官、法律家、律师。古代独立的商品小生产者及商业发达之处，民法也很发达，而且很精细——因为这是商品小生产者的社会所必需的（罗马法）。 封建制度势力初定的时候，商业还没有发现，那时民法便不能有作用，所以虽然欧洲中世纪在罗马之后，而中世纪初期简直把罗马法束之高阁，“忘掉了”。直到商业城市发展，这种法律又出现：封建时代的武力掠夺渐渐代以资产阶级市侩式的契约。资产阶级的法律实在是商品经济的社会的秩序维持法。拥护这种法律，决不单靠法律条文、正义观念，而是以强力制裁的：士兵、城垒、军队、监狱。法律观念既成了一种力量之后，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就使法律渐渐详密；本来法律的执行、秩序的整齐是资产阶级市场生活的副产物。 资本主义之下，使大部分人丧失私产，或是市场的诱惑力大而工厂的生产量小，当然破坏私产的“法理”的现象层出不穷；既成经常的破坏现象，便要有经常的维持方法——便是法律。所以资产阶级的法律有一总原则：“拥护私产。”无产阶级革命之后，阶级没有骤然消灭：国家保护劳动，经营生产与国外交易等——资产阶级也在日谋破坏，所以仍旧要法律来管辖他们。不过无产阶级的法律总原则，便是“消灭剥削”。 以上所说，不过单就民法而论；刑法上的关系何尝不是如此。经济的不平等可以生出种种罪恶——都成经常的现象；况且受剥削阶级或受治阶级无意之中也在处处反抗现存制度——怎么不要法律来维持。治者阶级更迭之后——一切法律的总原则都是随着变的。 法律之消灭 无产阶级国家的法律适应他的经济改造政策，等阶级完全消灭，政权尚且消灭；那时私产既无，各得所需；文化极高，应用科学方法组织经济，并施教育；群众受社会生活的熏陶，心理上生理上的病状尚且日益减少，人人能以自力调节自己的欲望，罪恶决难存在——法律当然消灭。 [book_title]六、道德 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想 社会心理，一部分直接受经济关系的规定，别部分受生长于经济关系上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规定，社会心理同时又是物质生产的“精神工具”。无阶级的社会里，社会心理是共同组织劳动时的副产物，亦是组织劳动时的手段；有阶级的社会里，社会心理是治者阶级指挥受治阶级的催眠术，或者是受治阶级反抗治者阶级的兴奋剂。各种社会思想都是这些社会心理的反映综合而成较有系统的。每一时代之社会思想往往代表社会或阶级综合当时技术程度、科学成绩及社会关系之宇宙观及人生观。可是应当注意，此地所用“社会思想”及“社会心理”两术语和通常所用的不同，这里是最广义的。社会心理是指每一时代普通民众所认为当然的及美好的（不得不做的及愿意要的）种种观念。社会思想是指每一时代普通民众的思想方法（“时代逻辑”）以及他们对于宇宙现象及社会现象的解释（宇宙观及人生观）。这种观念及解释在每一时代的“中期”（发生之后已经确定而尚未开始崩坏时）大致必有统一的现象。张君劢说人生观是至不统一的，——这是他寄生阶级的闲想。 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想之变律 每种社会思想无不根据于当代的社会心理（时代的人生观）。然而社会心理随着经济动象而变，于是在这流变之中可以发现一二伟大的个性，代表新的社会心理之开始，确言之，综合已有的新的社会心理而成一派新社会思想。每一期人与自然界的斗争，由于自然的适应而生技术上的变革；在这斗争的过程里，综合技术的成绩而成系统的智识（科学）。然而技术变革，必定影响于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又渐渐确定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社会之阶级结构，变更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阵势。于此新社会制度渐确定时，新兴阶级要巩固当时所已得及已承认的新智识及新观念——与旧社会心理相冲突的，因此，综合这些新智识新观念以及新的情绪而先假手于个人“创造”新的社会思想。可见，新的社会心理及社会思想，都是从社会里发展出的新阶级关系而来的；那么，新社会心理及社会思想必定是代表新兴阶级的。新旧级的思想斗争不过是他们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思想的冲突是革命的先声。革命之后，至又有新技术、新科学、新社会阶级、新斗争时，——便又要发生新变更。社会常在如此流变之中，所以很难以看见绝对统一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正如难以遇见绝对同样的雷声电闪一样。（自然界里天生的现象也决不雷同，不比在化学实验室里。） 道德之意义 道德便是社会心理的一方面，暗示民众以“行为的标准”，——亦是组织劳动的一种工具。资产阶级的学者及“准学者”以为道德是超越时空的永久真理，善恶的绝对标准，——人类悬这真理做最高鹄的，渐行渐近，便算是社会进化。善恶既是永久的范畴，所以就有“无上命令”（良心）的说法。其实近代道德家的规律，专为适应资产阶级式的社会关系而设。古今社会组织的形式不同，道德也就绝相违异；“永久的绝对的善恶”决没这么一回事。原来道德总带有一点约束的意义，资产阶级要使他的道德——约束无产阶级行为的道德变成固定持久的规范，所以他们要理想——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 社会道德及阶级道德 道德既有约束的意义，那么，社会里人人的经济利益及目的相同的时候，无所用其约束——经济上的协作及分工制度，劳动的编制方法，合乎人人的心愿——那时人人的行为都是自律的；这是至高的道德，便等于无道德。社会中发生阶级之后，所谓“大道废有仁义”，——剥削制度之下，受治阶级的利益目的都和这制度冲突，他们的行为往往反抗现在秩序——“不道德”变成经常的现象；于是治者阶级不但要用强力制止（法律），而且要事前谆谆劝告，造作道德规范——实是治者阶级的道德。同时，受治阶级处于剥削制度之下，他们反抗这制度的斗争里锻炼出自己的阶级道德——以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可是一种社会制度里，治者阶级的道德必然取得优势——才能蒙蔽民众的心理，使习久而自忘阶级利益，甘心受剥削，以为是当然的。社会的阶级关系发展，新阶级渐成一种物质势力，他的道德才能起而反抗旧阶级的道德。所以有阶级的社会，道德总是阶级的，而非社会的。新旧社会制度更迭的过渡时间，必然有相异的道德观念之争（旧礼教与新思潮之争），其实是阶级斗争反映到社会心理里来罢了。旧阶级处于剥削者的地位，——那种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阶级的暮气自然增长，政治斗争及经济斗争的败势影响到心理上来，便有“不道德化”（Unmoralization）的趋势（悲观、保守、狠戾、堕落等）；所谓“世风日下”实即旧阶级垂死时自己的道德程度（如现代中国的军阀、政客及买办式的智识阶级及欧美的资产阶级），却不是当时发现的新阶级道德。新阶级正在兴起的时候，伟大的斗争里需要自律的道德以为工具，发见真实的，因而有益于社会的道德——革命的道德；所以新兴阶级的道德必定是很高的。 道德之变迁 道德的根据实在经济。经济——社会的协作及分工的方式，随着生产力而变更，组织劳动的方法当然亦在变更——道德因此流变不止。原始共产主义时，生产量非常之少，生产工具非常之简，人人自为工作，合力御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确定而且统一；当时若有人不肯工作只想坐食，或不肯助人只想自利，团体必定摈弃他；不能工作的，团体必定消灭他，吃掉他（杀老、食人）。此等摈弃或消灭的手段，简直是真正的从“社会”里“开除”出去，减少食指的自然办法，无所谓善恶，并非制裁或约束——所以其实还没有道德。宗教社会的家庭经济制度发生，已经需要生产及分配的管理者——家长；个人都是家庭经济里的一员，不容他不服从家长。所以以“孝悌”为天经地义，灭汩一切个性；社会既有约束的需要，便有道德发生。封建制度，以大小贵族及农奴佃人层层垒积而成；是一座极繁重的极压迫的生产机器，要维持这种强制性质极强的劳动组织，便需要尊卑的名分及温情的欺罔；所以以“忠君爱主，仁慈恭顺”为道德。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初期的资产阶级便反抗封建的名分主义；人人只要会经商会剥削，——这叫做“机会平等”，——所以尊崇“独主性”，“不依赖”；而“有钱买货”成了金科玉律，“欠债还钱”竟是人格标准；守契约，不偷盗，尤其是资产阶级拥护剥削制度及私产制度的工具：没收资产及罢工违约算是极不合理的行为。资产阶级社会里同时又有无产阶级发展，最初因资产阶级思想的传布方法极为周密（学校教育、报纸舆论等），无产阶级的道德心理也很受他的蒙蔽。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无产阶级的社会力日益增长，新的物质关系自然造成新的社会心理——社会主义的宣传：打破思想界的旧偶象，以此增长阶级斗争之心理上的助缘，旧道德渐渐不能立足。无产阶级既需道德上的工具，在阶级斗争的过程里造出新道德：以团结力、奋斗力为德行。破坏罢工或工会者必定视为“工贼”；托言和平以献媚资本家者，始终要被群众所唾弃。新阶级也必定采取旧社会里确系多数人共同生活的良好道德，使社会生活有规划的良好习惯，以为现时阶级斗争及改造经济的工具；新社会从旧社会演化出来，并非从天而下的，将来的共产主义是社会几千年进化，积累共同生活之组织习惯的总成绩。所以新阶级的道德并非与旧社会绝对相反的，不过可以同一手段而目的根本不同罢了。譬如社会主义的道德亦并不许偷盗，不过不是拥护私产，却是因为劳动者若行偷盗，他便不是和资产阶级去斗争，而是“临阵脱逃”：各人偷盗，——无产阶级个人想占有私产，无产阶级便解体了。 道德之消灭 无产阶级要求社会公有生产资料及工具，以团结的伟大力量，经过自己的政府，行施经济政策，使全人类都成无产阶级，全社会都成大生产的经济。那时阶级消灭，政治消灭，一切约束消灭：各取所需之后，虽偷也无处卖钱；技术科学充分发达之后，教育及文化程度增高；那时的道德才是社会的而非阶级的，才是超阶级的道德——人人有道德，道德的名词也就消灭了。 [book_title]七、宗教 宗教之意义 宗教最粗浅的意义便是信仰鬼神及天堂、地狱。然而宗教是社会劳动的产物；人类协作劳动的初期，既然要与自然斗争，便要解释自然的疑谜，造成对于自然的概念。残酷的自然界和繁复的自然现象，在原人时代既不能知道他的必然因果，便不能自由应付他，只靠宗教式的概念以自欺（信仰），方能鼓起勇气，激励情绪，以从事生产；因此，要固定这种概念及情绪，便有一定的行动仪式，使有所尊崇敬畏。尊崇和敬畏固定人对于事物爱好或憎恶的共同情绪；这种情绪是共同劳动之中所必须的。所以宗教又是一种劳动过程里的工具。 宗教与阶级斗争 社会里发生生产的总管理者，或统治阶级之后，宗教的作用便渐起变化。原始时代的宗教，往往兼有现代是科学、艺术、风俗、道德、哲学的职任，混成一隐约的系统，以为社会适应自然的工具：传授经验，整齐情绪，练习共同劳动（仪式）。阶级发生之后，随技术而增高，那传授经验（智识）的作用渐渐消失，练习共同劳动的作用也是如此。可是整齐情绪的作用，因阶级统治而增大：治者阶级借以恐吓受治阶级，使之驯服，镇慑他们的情意，以供驱使。 宗教之变迁 宗教的发生很早，最初是所谓“万物有灵论”：原人劳动的时候与自然接触，求解释他而智识经验不足；每每以自身劳作之例妄相推测，以为风水雷电之后也有一个东西在那里推动，又不可见、不可闻，便以为是心灵。渔猎社会前后，人每受禽兽的迫害——与禽兽接触多，分别出强弱善恶。于是对于某种禽兽特别加以敬畏；各部落氏族相遇时，已经各举所敬畏者做标志，因此而有图腾式的“拜物教”。 宗教社会里长老智识最高，生时管理生产，事事只有遵循祖训（智识经验的传授），死后子孙又尊崇他的遗教以组织劳动，因此便发生“祖先教”。“祖先教”发生时，人才看见死人带着对于活人有用的智识而去，活人与死人之间，亦发生了联系；设想生前和祖父的共同协作及共同消费，因而制作祭祀等仪式；鬼神的概念发生，万物有灵论才能变成“万人有鬼论”——不但认每一物质都有心灵，并且认每一个人（物质）死去之后，心灵仍旧存在，并且监视着自己的子孙（鬼神），——心灵才变成灵魂。所谓：“非其鬼不祭”，“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就是宗法社会里利用自己的祖先，整齐社会情绪，组织劳动的证据。小农经济里技术甚陋，难以敌天灾，自然力量在在都是“神道”，所以有简陋的多神教。封建制度的社会关系形成之后，贵族、巫祝、儒士或官僚之下有奴隶、农奴及贱民等的阶级或阀阅制度，于是多神教渐变而成“等级教”：鬼神之中也分等级，递相辖治。 不但如此，政治制度发现之后，人间有军队、监狱、审判，天上或地下就也有天堂地狱的“政府”。万物有灵论及图腾拜物教时，人类对自然的权力很小——神的形象大抵是禽兽。祖先教、多神教及等级教时，人类技术已经部分的征服禽兽——自然界的疑谜渐渐的不成重要问题；可是社会关系复杂起来，社会的疑谜又起重重孽障，须得猜度推测，有一个信仰概念以自欺欺人——于是“人才按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情状制造出神来”。资产阶级兴，技术进步而有科学或哲学，经济关系里是“个人自由发财制”，已经渐脱封建宗法的束缚——个性主义发生，于是才确立严格的一神教。技术、科学及哲学，既因复杂的生产需要运用抽象的观念，方得处置当时的“人事物情”，当即制造或分析出新式的思想方法；宗教的神方才渐渐隐去“人形”的面目，而以“仁”“慈”“爱”等抽象观念代替。 其实唯心论式的宗教根底，仍旧是非分析的乱猜测的信仰；物质之外有此等抽象玄虚的“道”支配社会及历史——仍旧是社会之疑谜。资产阶级要用这些宗教信念及教会宣传去蒙蔽民众，消磨他们的革命情绪。况且纯正严格的科学因果律如若用到社会现象上去，必定证明资产阶级的社会并非仁爱的结晶，乃是剥削的机关；必定证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之发展，势必至于引起无产阶级革命，颠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学者，因此对于社会现象，不敢用亦不肯用科学方法去研究；宁可用宗教制造对于社会现象的信念——种种神秘学说、精神文明、自由意志等：“病人不敢听医生说他要死，虽听也不肯信”，——宗教的作用本是自欺欺人。 宗教之消灭 无产阶级生长于高等技术里，对于自然界的疑谜早已不成问题；阶级斗争的经验又能使渐渐了解社会现象的因果，不用猜度，却要真正的解释现象；他又绝对无需乎剥削制度，不但不用自欺欺人，而且要力求免除别人的欺罔——所以必然反对宗教，廓清一切对于自然及社会的迷信，根据科学的人生观，自然可以鼓励自己的情绪，坚定自己的意志，无所顾忌，从事于阶级斗争及改造世界社会的伟业。人类社会改造之后，一切剥削制度及阶级斗争消灭——宗教更无存在的余地。 [book_title]八、风俗 风俗之意义 社会既是劳动的共同生活的组织，那么，个人的行为，应当与社会的需要相适合；不然呢，各个人都“立异以为高”，这一劳动结合早就不存在了。所以社会进化之每一阶段里，必定造作种种道德律，维系当有的社会秩序，以为个人行为的标准。然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影响到个人的行为上去的，除开道德之外，还有风俗：道德与风俗比较起来，可以说，道德对于经济关系较有积极的效能，风俗便是消极的。社会里的“庸众”——阶级、身分、职业或地位相象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及行为，往往很相同，稍有出入，必定大家引为怪异。这是经济生活的结果，可亦是维系当有的秩序，以利当时社会中生产分配方法的进行之手段——是一种情性的表现。 风俗之变迁 原始共产主义时代，人与人的劳动关系非常密切，互相依赖；分工没有发现，个性当然不能表见，一切“奇技淫巧”都是怪现象，风俗当然浑朴如鹿豕，——此中的经济原因，显然可见。宗法社会之中，经济组织以家庭为单位，除父子兄弟夫妇之外，不知有他，所以皇帝也要拟以“天子”；行政长官是“民父母”。妇女是生产子孙（工人）的机器，所以是家族的私有物品；又因家族根本是血统，所以重贞节。封建贵族制度之下，儒士神甫阶级独占智力劳动，社会里的各阶级便有种种相异的风俗：士宦贱视市侩；乡民和市民互相讪笑；贵族骑士以尚武为高，以强暴为豪；妇女等于贵族的肉欲奴隶，甚至于以见“幸”于贵族为荣。 资产阶级的社会以私产及买卖制度做基础，所以奢侈竞富的心理成了一切风俗的根本原则，而且一切都成“卖买风俗”。妇女淫纵，只求代价，生殖器中发现“价值”；——或者工业资本主义需要工力，妇女的体力及智力也可以买卖，于是妇女要求经济独立，可以“自由”出卖劳力或“自由”雇用劳力，“自由”发财，而以依赖男子为耻。资产阶级需用劳力——强健的职员及工人，就盛倡运动会的风俗，并且将竞赛虚荣的习气从市场上移至运动场里。资产阶级要竞争掠夺殖民地，巩固扩大他们的国家，所以提倡爱国尚武。无产阶级处于资产阶级之下，当然染习许多资产阶级的风俗；然而他们阶级斗争的经验，使他们互相团结——相视如“伙伴”（Comrade），患难相助，娱乐相共；总之，有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不同；他们的妇女不但是生活的伴侣，而且是政治斗争及经济斗争里的战友。 风俗与社会改造 每一时代治者阶级的习俗，往往凌驾其他的阶级：他的经济上、政治上的优势反映到风俗上来，使民众模仿以为荣，因而忘记自己的阶级地位；如此消灭他们的反抗团结的精神。治者阶级造作种种风俗，以为防范，一切周旋礼貌、揖让仪式，处处牵掣受治阶级的手足。受治者看着这些“捞什子”，往往以为这是社会共同的风俗，并没有阶级利害关系，自然应当遵守的；不知道就此落了治者阶级的圈套。 所以受治阶级如果渐成社会势力，必然破除旧习俗而另创新习俗；而且应当在日常琐屑的生活里也自觉的解放自己的行为。——这亦是阶级斗争的一方面。当然，经济进化同时也是共同生活之扩大过程。社会里共同生活的习惯日益积累、日益丰富，——以前在阶级里的风俗虽然消灭，而这一点菁华必然遗留下去，——做新生活的材料。 风俗之将来 社会真成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无私产、无阶级的之后，人类共同生活的习惯极自然极活泼，丝毫不用约束，而互助相爱变成风俗；而且个性充分自由，行动都合理性，绝不勉强；一切迂腐无聊的成见完全消灭。风俗可以代替道德。 [book_title]九、艺术 艺术之意义 社会的生产过程里自然而然能造成人类的种种情意，而且引导着他发展：整齐他，变更他，又以为组织劳动之用。古代宗教虽然混传授经验、整齐情绪、练习共同劳动为一，然而调节情感及暗示直觉的分数居多。技术进步之后，自宗教分化而成哲学、道德、风俗、艺术、科学，其中却只有艺术直继宗教之表示情绪及调节情感的作用。一切社会心理都是经济发展之结果；然而既已形成之后，又做经济发展之助缘；艺术亦是如此；既是当代发生于经济关系的社会情绪之表显，又是调节情绪以适应当时劳动组织法之工具。 艺术之变迁 艺术的原始不在于游戏而在于劳动，人类的开始歌唱，正在共同使用工具之时，所谓“劳动声”便是原始时代调节工作的节拍，使共同劳作的人群互相适合。原人时代的歌唱、跳舞、绘画等，无不与当时生产方法有密切的关系。可是绘画与文字很有关系；文字发达而后，智力与体力的分工方才显著，——寄生阶级（贵族、武士、儒牧等）又渐发现，艺术便成了消闲游戏之具；然而巫祝的歌舞，还是大半和宗教相联结，间接与生产过程（祝禳年丰等）及社会制度（史诗民歌等）有关系。其实寄生阶级的艺术外，每一时代必有所谓“民众艺术”，不过因为山歌俚曲不值贵族一盼，因此不认为艺术罢了。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时，民众的艺术都和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艺术之中大半是手艺工匠的事，贵族很轻贱他，所谓“雕虫小技，君子不为”；不然呢，便是寄生阶级的消闲品，“倡优所蓄”亦是奴隶的一种职分。 戏剧文艺等最初便和治者阶级的屠杀功绩相结合，所歌颂描画的都是贵族帝皇，那时虽然有平民艺术，原不值得“学者”一顾；古典主义的由来，其实很远。资产阶级初兴时，乃有情感主义：方才觉得市侩小农的身分未必低于贵族，平民的生活亦饶有诗意，而且值得贵族的怜悯的。资产阶级既生既长，所谓民权革命的潮流渐渐高起，浪漫主义出现：歌颂英雄美人和理想生活；那时已经不但自觉其身分，而且进而求颠覆贵族；传寄他的理想，便是资产阶级个性主义或革命情绪的表现。 资产阶级生活既成社会的中枢，私产和买卖的弊日益滋长，于是现实派（写实主义）起而指摘，警省资产阶级，使他们赶紧着手补苴罅漏。资本主义发展的末期，隐隐觉得这些罅漏补不好了；罢工战祸四起，资产阶级的社会情绪已近垂灭的残烛；问题已至不可解决，只有置之不问，或者醇酒妇人，或者逃心物外：于是颓废派的神秘主义弥漫全世。可是无产阶级正在兴起，勇猛精进的奋斗精神、刻苦励志的乐观主义和团结协作的坚定意志互相结合，新现实派等也就发现。 艺术与社会改造 虽然如此，治者阶级的艺术在阶级的社会里，往往取得优势；受治阶级自己最初也跟着治者阶级，轻视自己的民间艺术。何况，小农及小手工时代，平民还有独立的经济，所以艺术勉强有些表现；无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却不容他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就有完全独立的自己的艺术，只能小部分智识阶级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革命的人生即革命的艺术主义。 资产阶级及贵族遗孽正在造作所谓“人生艺术”，以寄生阶级怜悯平民的温情政策缓和革命情绪；或者，提倡所谓“纯艺术”，表现他们对城市文明的苦闷而逃心自然，以促进反动而抑制前进的精神；或者，像那种美国式的教训公德主义及利禄色欲主义的尘俗艺术，表现些个人钻营或幸运遇奇的富贵梦，以诱惑群众，使之堕落而不斗争。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应当竭力振兴，然而非革命之后，这种艺术不能充分发展；艺术能舒畅无产阶级刻苦斗争的精神，增长群众的协作习惯及能力，振作创造的情绪，以达改造目的。 艺术之将来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期中，各国“阶级的国内战争”在所不免，革命的破坏也必定非常“伟大”。集体主义的无产阶级，既然负有改造世界的重任，那么，战胜反革命、饥寒及自然界的限制都是必不可免的事。他们在技术上的建设一定非常之急迫，并且非常之重要。消极的鉴赏自然主义当远离“艺术之宫”；而歌颂技术积极的征服自然主义，必定是近几十年内艺术界之健全精神。共产主义实现之后，就连这自然与艺术对立的问题也要消灭，那真美的综合的艺术人生观将广泛至于无涯。 [book_title]十、哲学 劳动与智识思想 劳动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然而征服自然之际，就渐次认识自然；因为征服自然而人类结合之中分工协作的形式日益繁复，于是处理社会关系的工作又使人类渐次认识社会。对于自然及社会的认识，当然增进人类的智识（权力），以助进社会的生产事业，整理社会的经济关系。综合一切已得的智识——对于宇宙及社会的解释，便得一种思想方式，以确定当时人对于自然及社会的态度。可见智识及思想对于经济的关系，亦和情意及行为一样：一方面是经济的产物，别方面又做经济发展的助缘——社会制度里支配人与人的关系及生存竞争里增进人对自然的威权之工具。整理某种智识而成一系统的是科学，整理思想及方法的是哲学。 哲学与技术之关系 原人时代，所赖以传授记忆已得的经验（智识）的——因为技术程度很低——只限于神话歌诀，与宗教往往相混。社会里发现阶级之后，此等智识的传授便为巫祝、儒士、贵族所专有。可是，当时综合智识以成思想系统的还不是哲学，而是宗教。城市生活发展（如希腊），贵族阶级能一部分脱离体力劳动，并且不用亲自经营生产或指挥劳动（如战国），——那些寄生阶级才有馀暇来用智力解释自然及社会的理论问题：于是已从原始技术之但求不自觉的熟练进于自觉的分析的解释。可是，第一，寄生阶级的余暇，完全由于技术进步而社会生产量增多；第二，这些智识和思想都是适应当时技术的需要或维系现存劳动组织（社会制度）之工具；第三，这些智识和技术的发展程度相适应，而且是技术及劳动方法的进化过程里所综合或反映而得来的。 哲学之进展 哲学最初的问题便是对于宇宙（自然）的解释，其次，便是对于社会关系的诠注（所谓“道德问题”及“伦理问题”）。宇宙之所由来，古代哲学家往往妄相推断：说是水、火、四大[3]、阴阳等等；这种哲学其实是一种独断论的科学，不根据于经验的，非归纳的逻辑方法。社会里现已发现治者阶级或生产管理者——商业初具雏形，交易式分配已经实现，哲学家便开始讨论道德问题（仁义孝悌忠信廉耻）；其实这种哲学是一种目的论的人生观，不研究社会现象的原因的。所以资本主义之前，自然科学陷在独断论的哲学泥淖里；社会科学终带着宗教色彩：解释道德之权握在儒士、神甫手里。 [3]四大，佛教名词。古代印度有地、水、火、风构成一切物质的四种元素说，称作“四大”。佛教借用这四种元素的坚、湿、暖、动四种属性，认为人身也是由此“四大”组成，遂以“四大”作为人身的代称，并称“四大皆空”，否定人身的实际存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出世以来，技术日就繁复，自然科学方开始发展；教会式的唯心哲学日就衰落，而现代的唯物论出现（始于英国培根[4]）。资产阶级利用批评哲学解放自己。最先受现代唯物论的攻击的便是教会（西欧）与礼教（中国）。教会和礼教是封建制度及宗法社会的强有力的武器。——反对旧教会的运动，在英国大革命中，还依附着宗教的形式，然而已经是正教外的异端了。宗教改革运动始终是唯心派对唯物派的让步。到法国大革命前，唯物论才大占势力。然而资产阶级的唯物论始终是不彻底的。至今唯物论只限于自然现象的解释：资产阶级本只要以唯物论攻击贵族阶级，而要以唯心论蒙蔽无产阶级。 [4]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等。 再则，以唯物论发展技术科学，对付自然界，以求工业发达而可多得利润；却要以唯心论治社会科学，对付受剥削阶级，使民众的人生观模糊，而可以用温情政策缓和革命。资产阶级这种“两面国”的态度，至多只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的折衷主义（存疑主义）为止。然而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唯心论的发展里已经含孕着彻底的唯物论的胚胎（黑智儿[5]），唯心论的发展的最高点已经探悉人类的观念之流变的公律（互辩律，旧译辩证法，Dialectique——“正反相成，矛盾互变”）。实际上物质世界的发展流变之趋势正和这互辩律相同；哲学家从人类心理现象上测验得之——其实是物质世界反映于思想。 [5]黑智儿，今译黑格尔。 无产阶级既不是“两面国”里的人，更用不着敷衍涂砌的两歧的零星散乱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他更不愿意受哲学家的欺罔：说宇宙间的现象出于心，而心是不可思议的，——那就只能暂时安于受剥削的地位，静待心的“忽而”变成社会主义。所以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及对于资本主义的精密考察，必然归纳而成综贯的、统一的、因果的、明了物质世界之流变公律，并且探悉心理助缘之影响程度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互辩律的唯物论（materialisme dialectique），做他的革命斗争的指针。资本主义的末期，垂死的精神已经无暇去做综观的深刻的考察，于是乎或者返于玄想内省，想求真理于已死的中国印度文化，复古保守，以遏制革命心理（玄想派的精神生活论）；或者亟亟皇皇求补苴这将崩的大厦，“只谈问题不谈主义”，蒙蔽群众的远视，只以利于目前的为真理（敷衍派的实验主义）。 哲学与科学 哲学的发展每每是当代阶级关系的反映，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然而哲学的分化已经只剩得认识论、逻辑学、互辩律——综合各科学的思想方法论，其实是“科学之科学”，哲学可以说没有了。不过这种综合的总科学——总宇宙观及社会观，必然存在的，还要日益精密的发展进步。因为宇宙是整个儿的，社会也在宇宙之中——不能只有分别研究，各部分的研究，而没有综合的观察和公律。各种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便只是各自研究宇宙之某一部的现象。 [book_title]十一、科学 科学之定义 “科学者，各种宇宙现象及社会现象中之智识，依劳作时之经验所得，较正于现实生活，确合乎客观对象，因而求得各该种现象之因果联系，且已整理而成系统者也。” 科学与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对于自然及社会的智识，因技术（生产力）之发展而日益积累；初则寄附于宗教，继则概括于哲学，都还不成其为科学。科学的成立，始于资本主义的初期。各种劳动方法及组织方法技术，因生产力之发展而日益进步，改良技术的需要日益繁复；于是初则积累技术上的实用智识，继则综合分析，以求取得智识的时候可以省力，去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终则组织而成科学。 生产力（技术）的状态及需要大足以规定科学的发展；却并非先从头脑里想出科学原理，再去应用的。譬如机械学里的“液体均势论”（Hidrostatique）的发展，完全是由于意大利十六七世纪治山水的需要所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也完全是十九世纪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运动所引起来，决不是空想的乌托邦或理想的天堂。科学的发展能助长技术的进步，然而必须生产力的状态中已见可能，又必须生产力的发展确乎需要；古今来很多偶然发见的科学公律埋没了几百年，直到技术有必要的时候，方才发展。 科学与共产主义 科学的发生纯粹在资本主义时期。可是资产阶级却不能充分发展科学。因为科学一定要完全根据于纯粹的唯物论，资产阶级却徘徊于唯心唯物之间，所以社会科学终究不能稳固。无产阶级生长在资本主义之下，他的力量在于他自己是生产力之一（工力）。他必然反抗现存制度，而且必然要改造社会——方能解放他自己。所以他的革命运动及改造社会的事业，必需极正确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求亲切认识社会及自然，方能自由处置事物。所以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科学当更发达：社会经济渐就规画，资本主义的浪费减少，生产量日增，科学技术自然日益发展，无有止境；其势非使技术程度日高，使我们劳动于物质生产的时间减少到极度；那时，人类的体力智力劳动得以兼备于一身——共产主义的社会里人人都是科学家，真正的平等方始实现。 智识阶级 科学家、艺术家等都是现在所谓“智识阶级”（Intellige ntzia）。其实智识阶级本来不是一个“阶级”——仅仅因为要表示集合体的意思，所以译“阶级”两字。可是，人类发展的过程里，初有体力智力的分工时，确也有一个时期——智识者在社会里很像有一个特殊阶级的地位：这就是儒士、巫祝或神甫。儒士阶级，因社会技术程度之低，普通民众不易取得智识，于是垄断之而假托于神权、天道、君子小人的“学理”。他们最初不过是公共生产的组织者——这是很自然的事；会组织的人，教他去组织。可是当时的智识，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只能熟练而不能理解；于是传授方法便是死记背诵或所谓“师法”——绝不能用理智的，只有一味的服从，因此发生师权或神权。若再加以很固定的宗法社会关系，便事事都成了“家传祖授”的秘方。全靠偶然的遇见取得新智识，全靠师授和熟练传达旧智识，还不能加以综合整理，——那时的智识，如何不带些神秘性质呢？——这都是当时生产力和技术程度使然。 这种世袭智识和智识的神秘化——便使有组织能力（智识）的人，永久占据生产管理权，并且世袭生产管理权；智识阶级因此从管理生产而简直享有生产了——他在社会上的地位，便俨然成一阶级。资本主义时代的新智识阶级便不然了。科学发达而智识渐成理智的智识，传授方法变了说理的而不是灌注的了——普通的人都有了解这些智识的可能。技术进步而分工繁密：所谓管理生产，也不是一个人可以了解的事——智识种类多，儒者决不能以“一物不知”为耻，决不能有万全的智识。总之，智力工作（管理组织）之中又要分工。 于是，总管生产之权便不在智识者而在资本家——只有资本家有钱，可以雇用种种式式的智识者，监督着他们，使他们分工管理。况且资本主义之下，工力都可以买卖，智力当然也在被买之列。这种新智识阶级已经不能占有大生产的资料及工具。实际上智识阶级对于生产资料及工具的关系，和无产阶级是差不多的了。可是智识阶级往往不但受雇为高等的工人，直接在工厂里组织生产（技师、工程师），并且间接的管理全社会的现存生产制度——被雇而为“兵卒”，去替资产阶级使用阶级斗争里的“精神上的武器”（思想家、教育家、新闻记者、现代的牧师、律师、审判官、胥史、议员、军官等）。这是因为： （1）智力劳动的价值比体力劳动的高，智识阶级的生活程度近于资产阶级； （2）智力劳动者的数量少于体力劳动者，资产阶级落得多出些钱，离间体力的与“智力的无产阶级”——“贿买”智识阶级，——不但买他们的智力，并连“精神”、“思想”和“灵魂”都买去，以为压迫真正无产阶级的工具。 如此，智识阶级的生活程度像资产阶级，而他对于生产资料及工具的关系像无产阶级，——介乎劳资之间。于此可见，智识阶级在现代已经绝不是一种社会阶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不过是职业的差别。所以劳资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里，智识阶级没有独立的政策和利益，只能依他思想的倾向，决定他是资产阶级的工具，还是无产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政治及经济斗争里，也需要“思想上的工具”，也能用智识阶级，也能产生自己的智识阶级。智识阶级只有两条路：或者为资产阶级用，或者为无产阶级用。学者和思想家或者以为自己是中立的，或者不承认社会是阶级的，因此自以为代表正义，自以为能以公平的态度、教育的方法、改良进化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其实呢，他们代表原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市场上的“机会平等主义”；这种所谓“机会平等”的发展，终竟是要成就大资本主义——无论你想尽种种法律上的手续来帮助贫人取得“机会”，终是没有用的。——不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权，他们的“机会”终比“贫人”多得万倍。现存的大资产阶级却很感谢这种政策，可以缓和革命潮流，永久维持资本主义——这种智识阶级始终为资产阶级用去了。 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科学及技术的应用——改造经济事业里一定非常之重要，对于智识阶级也要买他的智力——至少在最初一期，智识阶级还没脱离资产阶级式的思想和生活之前是如此。随后的发展，必然可以使智识阶级觉得自己的地位：在无产阶级国家里，他们的利益是和无产阶级相同的；他们为革命服务，是为全人类将来之光明、自由、平等、博爱、无阶级、无政府、无法律、无道德的共产社会之神圣事业。 [book_title]十二、社会现象之联系 社会之结构 总上所论，社会的结构可以略示以下图：（图略） 社会生活的总象大致如此。各种社会现象都有相互的联系，绝非独立自在的；而且每种现象既自成其为一系统之后，又各有内部的发展公律；不过社会是包含这些种种现象的一大系统，他的基础是生产力之状态及经济关系，这经济基础的发展是其他一切现象的根本。可见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非常复杂：各种现象的内部发展公律，——社会心理上，如群众心理的自然公律；组织技术上，如生产或行政机关的机械公律等——错综交触，又间接直接的受经济基础发展的影响。评论这些细密的联系及其发展是各种分科的社会科学的事——概论里不能赘述。况且必须以具体的史实或时势来应用，才能切实显示社会现象的公律。概括的笼统的论断，是唯物的互辩法所不许的。然而应当特别注意： 社会的唯物论之真义 （1）生产力之状态是社会最后的根底——是社会结构内的物质成分（人与自然的接触点）——这是历史的（社会的）唯物论的根据。决不能以经济利益为社会发展的渊源，更不能指欲望、肉欲为社会现象的根本——这是世俗的唯物论。譬如说，“某某因为要吸鸦片而受贿，于是上劝进表，当猪仔，——政局因之而变，所以历史是物质欲望的产物。”这说法其实是唯心论：欲望、肉欲是一种心理现象；如果人类欲望的满足，不曾以物质的体力变更自然界的物质（生产劳动），那时人类的心理状态亦不能变，那时人类社会也不能变。再则，譬如胡适之说陈独秀认经济为物质，不算彻底的唯物论（见《科学与人生观》序）——他的意思似乎要只认化学的原子是社会的基础，才算唯物论。其实这只算得机械的唯物论。诚然不错，社会的基础里，有化学原子的物质；可是这只说明社会存在在自然界里，不曾说明社会生长在自然界里，不能解释怎样从自然界的物质现象发展成社会现象的因果。世俗的唯物论只能限于生物界；那机械的唯物论只能用于死物界。要会应用最根本的无机界的唯物论到生物界，由生物界到社会——才是社会的唯物论。 社会实质之流变 （2）物质世界永永在流变之中：从死物的激动生出生物（如蛋白质——生命）；从生物的劳动生出社会现象（如言语——思想）。经济便是劳动的“积累”（Culture），所以经济也在继续的流变之中。变动的速率愈往前愈大；死物的变更慢，生物较死物快，社会比生物更快；社会里原始共产社会变更得慢，宗法社会较快，封建制度又较快，资本主义更快，社会革命后最快，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人力变更自然的速度必定异常之大。经济的流变可以生出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可是亦能消灭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经济的流变能生长社会制度、风俗、艺术、科学，更能变更社会制度、风俗、艺术、科学。可是经济往往先变，而政治等每每在时间上落后。经济上的变更，初只是数量上的积聚渐变，积聚到一定的程度，才使政治突变其性质。然后经济换一新方向而进行，仍是数量上的渐变。如果说某种经济永久有某种政治与之相当，这就误认经济是不变动的。章行严[6]说：中国是农国，不应用代议制，便是这种错误；他不知道“农国”客观上尽在流变，中国政治上现在并未有资产阶级的代议制，而是军阀代议制；那经济上的流变迟早要实现到政治上来——军阀的代议制或者先变成买办的代议制（代表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更进而突变成平民的真正民权制。若照章行严说出来，农国便永久要一士农工商的宗法专制国家，万世不变——永久陷在农国的囚笼里，跳不出来了（这是章行严的囚笼）！ [6]章行严，即章士钊。 基础与建筑 （3）政治、哲学、思想等既然是“社会的实质”（经济）之产物，当然可以求他的因果联系。一切繁复的社会现象，因物质流变的事实而发生，当然不能逃科学的公律。每一种建筑必定有基础，每一种社会制度及社会现象也必定有客观的原因。既有物质的经济基础，譬如是小农交易社会，便必然发生精神的社会现象，譬如孔教、守旧主义、玄想主义；有资本主义的基础，便必然要发生社会革命；既有帝国主义的基础，便必然要发生国民革命运动。如果说社会现象是纯粹心理的，无因果律的，那就错误至于极点。——张君劢的“学说”正是如此：“忽而资本主义，忽而社会主义”……“至为玄妙，不可测度”，“人生观起于直觉”，“私有财产制，公有财产制……凡此一切皆以我为中心；而所谓‘我’的心是不可思议的。”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忽而主义”了。心既不可思议，那么，去宣传教育罢，受社会主义教育的人，“忽而”拥护资本主义了。 那时，任何方法，不能变更社会现象，只能听其自然。我一个人睡着做梦，或者可以忽而社会主义，忽而资本主义，忽而赞助新文化运动，忽而受贿选举总统。请问除掉这种昏梦状态里，那里有这种“忽而主义”呢？其实这种昏梦还是有因果的（这是所谓张君劢的昏梦）。可是物质的经济基础产生精神的社会现象，好像树的发叶开花，并非单供给你主观的欣赏，而是有客观的营养传种的作用的。所以政治、思想等当然能返其影响于经济。不过经济是基础，政治及思想等只能做经济数量上的变更之助缘，而不能做经济性质上的变更之动因。至于说：“经济、智识、思想、教育、言论等都是客观的原因，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 那么，这样不分轩轾，绝无根本与枝叶的分别，势必至于像下列的公式：——“政治之因，为经济、思想、言论、教育……；经济之因，为思想、言论、教育、政治……；思想之因，为言论、教育、政治、经济……”如此，以至于无穷。其实这样只是陈述叙说社会、历史及人生观，并不是解释社会、历史及人生观。所以表面上看来，似乎这种说法很合科学的方法，实际上并非科学——科学是要解释根本原因的。这不是应用因果律以解释社会现象，而只是叙述眼前见的种种近因（助缘）。这种学说，正如菲希德[7]说康德的“物如”是“象立于地上、地立于象上”，——循环无端，万劫不复的轮回（所谓胡适之的轮回）。 [7]菲希德，今译费希特。 进化与革命 （4）政治等是经济所产生，以为变易自身的工具；所以政治等对于经济之影响，实在就是“经济的自变”。大致而论：经济的基础——技术，因人类以之适应自然而日有变易（所谓工业“革命”），经济关系因之而变（城市生活及商业关系的发展），政治制度及法律亦就渐渐变动（国会里的争执及民法、商法上习惯的积累）；于是社会心理潜伏新潮（文艺复兴前后）；久而久之，社会思想就大起激变（启蒙时代）；凡此都还只是数量上的渐变，——所谓“进化”。这些根源于经济的变更，逐步帮着经济进化，积累既久，便引起社会上的突变——“大革命”。革命期中的一切激变，并且不限于政治，经济关系也会大变（贵族经济的消灭）。 资产阶级式的革命之后，社会性质已经今非昔比，那所谓民权主义的社会又逐渐帮助技术上继续不断的变易，无政府式的经济发展，终至于阶级关系在社会结构里及政治斗争中渐起变化，劳动民众及无产阶级的心理日益趋向于革命及社会主义的思想，于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必不可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已经使社会真成世界的，而政治的“化石”还保存许多国界——因而有帝国主义的竞争及侵略。所以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里，有许多是无产阶级的对内的社会革命；有许多是弱小民族的对外的并对内的民族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之后，社会性质又经一次突变，技术上变易更容易，经济上的变革已成有规画的进化，一直到阶级消灭、政府消灭而成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时，社会性质绝对与现在相异，人类才真正能统治自然界的“自然性”，并且消灭社会里的“自然性”，——从后历史的发展完全可以受人的规划，人的意志方得自由。社会的变革，在共产主义之前，有规画的世界社会没有成立——从原人时代直到无产阶级国家——各地域都不能笼统一致相同的；因为人类原始时代共同生活范围甚小，各地域独自发展，历史上的进程受各该地域自然界条件的限制，而自然界里没有一处相同的；这种发展形势使各地域进化迟速极不相等，共同生活范围日益扩大，因此而许多阶段不相同的社会互相接触，演成种种复合形式——这些复合形式再演成所谓同化过程，以直达于共产主义。 建设与破坏 （5）各阶段里，经济及政治等相互间又有许多极繁复的联系：宗教、哲学、艺术等渐渐分化，分化之后又互相影响，可是这些都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基础变易到一定的程度，不得不破坏这些种种旧建筑。旧建筑愈简单轻巧，破坏的激烈程度愈低，看不出是革命（如自原始共产至酋长宗法社会）；旧建筑愈繁复滞重，破坏的激烈程度愈高（如自封建至资本主义），便有显然的革命形势。可以说：革命不是资本主义的特产，资本主义的前后都有剧激的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之后，除非反革命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性质，便不会再有人与人之间的革命；这是因为社会性质已经从无规画的变成有规画的了。有规画的社会是人类第一次全体自觉的最伟大的建设事业。要建设新的，不得不破坏旧的。要恢复旧的，也不得不破坏新的。所以破坏有两种：一是退步的，一是进步的。前一种，退步的破坏的例，可以举罗马帝国——那时奴隶制度之下，农民奴隶的工力及当时的技术——社会的基础自就崩坏。帝国的“政策”：一方面收容破产农民土匪去当兵，以缓和革命运动；一方面掠夺其他民族；因此农民恶化（消灭），技术退步，小商社会退化到农奴封建制度。后一种，进步的破坏的例，可以举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之下技术程度已很高，工力便是无产阶级占一大部分。无产阶级是不能消灭的，——除非杀尽。假使要消灭无产阶级，必须使完全离开机器，那就退步了。 然而无产阶级立刻就要起暴动，用他们的团结力建设新社会；不比农民不能团结，所以不能进化到共产主义。革命的怒潮时期一定有很大的破坏，然而这一种破坏是资产阶级的防御所引起的——是社会之不得已的牺牲，是建设的代价，亦就是建设的第一步。如果社会舍不得牺牲，不是容忍，便是复旧，反而弄得只有继续不断的不自觉的零星的破坏，永久不息的苦痛：无产阶级不自觉的也一定要行改良运动，可是“进一步、退两步”，永久不得建设。 社会科学与社会运动 （6）社会的发展律大致如此。然而知道这社会律的人，无产阶级，决不坐待天国的降临；好像电学家决不坐待“雷公”轰毙，而要指使“雷公”做事。人的行为既是社会经济现象的一果，又是以后的现象的种种助缘。人在既知之后，必然更加努力而且有方法在可能范围内造作此“缘”，使得最大限度的发展；而且亦决不再希冀妄想不可能的复古或维持现状了。所以“社会运动者”——阶级斗争的指导者，在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之中当然要具有真正的社会科学智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