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社会问题之商榷 [book_author]李宗吾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38116 [book_dec]1927年李宗吾写成的《宗吾谈》中有一篇文章，叫做《解决社会问题之我见》。1928年扩大为一个单行本，名叫《社会问题之商榷》。书前冠自序。内文包括公私财产之区分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主义之比较（此章本书未收录），人性善恶之研究，世界进化之轨道，解决社会问题之办法，各种学说之调和，共六章。 [book_img]Z_12966.jpg [book_title]自序 我從二十四年八月一日起，在成都《華西日報》寫《厚黑叢話》。每日寫一二段，初意是想把平日一切作品拆散來，連同新感想，融合寫之。乃寫至二十五年四月底止，歷時九月，印了三小冊，覺得心中想寫的文字，還莫有寫出好多。長此寫去，閱者未免討厭，因變更計劃，凡新舊作品，已經成了一個系統者，各印專冊。《厚黑叢話》暫行停寫，其他心中想寫的文字，有暇時，再寫一種《厚黑餘談》。 我打算刊為專冊的，計：（一）《厚黑學》；（二）《心理與力學》；（三）《社會問題之商榷》；（四）《考試制之商榷》；（五）《中國學術之趨勢》共五種。厚黑學業於本年五月內印行，茲特將《社會問題之商榷》付印。 民國十六年，我做了一篇〈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載入《宗吾臆談》內，十七年擴大為一單行本，十八年印行，名曰：《社會問題之商榷》。此書發表後，據朋友的批評，大概言：「理論尚不大差，惟辦法不易實行，並且有些辦法，恐非數百年後辦不到。」這種批評，我很承認。我以為，改革社會，等於修房子，應當先把圖樣繪出，然後才按照修造。如或財力不足，可先修一部分，陸續有款，陸續添修，最終就成為一個很完全整的房子了。倘莫得全部計劃，隨便修幾間來住，隨後人多了，又隨便添修幾問，再多又添幾間，結果雜亂無章，不改修，則人在裏面，擁擠不通，欲改修，則須全行拆掉，籌款另建，那就有種種困難了。東西各國，舊日經濟之組織，漫無計劃，就是犯了這種弊病。 大凡主持國家大計的人，眼光必須注及數百年後，斷不能為區區目前計。斯密士著《原富》，缺乏此種眼光，造成資本主義，種下社會革命之禍胎。達爾文缺乏此種眼光，倡優勝劣敗之說，以強權為公理，把全世界造成一個虎狼社會。孟德斯鳩，缺乏此種眼光，倡三權分立之說，互相牽制，因而激成反動，產出墨索里尼、希特勒等專制魔王，為擾亂世界和平的罪魁，這是很可痛心的。 我輩改革社會，當懸出最遠大的目標，使人知道前途無有止境，奮力做去，社會才能日益進化。並且有了公共的目標，大家向之而趨，步驟一致，社會才不至紛亂。 《禮記》上有〈禮運〉一篇，本是儒家的書，又有人說是道家的思想。書中提出大同的說法，至今二千多年，並未實現。當日著書的人，明知其不容易實現，而必須這樣說者，即是懸出最遠大的目標，使數千年後之人，向之而趨。也即是繪出一個房子的樣式，使後人依照這個樣式修造，經過若干年，這個完整的房子，終當出現。著〈禮運〉的人，雖然提出此種目標，而實際上，則從小康下手，一步一步的做去。至於釋迦佛所說的境界，更非歷劫不能到，然而有了此種目標，學佛的人，明知今生不能達到，仍不能不苦苦修習。東方儒、釋、道三個教主，眼光之遠大，豈是西洋斯密士一類學者所能夢見？有了西洋這類目光短淺的學者，才會釀成世界第一次大戰，直接間接死了數千萬人。大戰過後，仍不能解決，跟著又要第二次大戰，如不及早另尋途徑，可斷跟著又要第三次大戰，第四次大戰。 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日本少壯軍人，真是瞎子牽瞎子，一齊跳下岩。我國自辛亥革命，至今已二十五年，政治和經濟，一切機構，完全打破，等於舊房子，全行拆掉，成了一片平地，我們應當斟酌國情，另尋一條路來走。如果盲目的摹仿西洋，未免大錯而特錯。 房子是眾人公共住的，我們要想改修，當多繪些樣式，經眾人細細研究，認為某種樣式好，才著手修去。不能憑著一己的意見，把眾人公住的房子，隨便拆來亂修。我心中有了這種想法，就不揣冒昧，先繪個樣式出來，請閱者嚴加指駁，將不合的地方指出；同時就說：「這個辦法，應當如何修改」，另繪—個樣式，我們大家斟酌。 本書前四章是理論，第五章是辦法，有了這種理論，就不能不有這種辦法。十八年刊行之本，有吳郝姚楊四君的序文。本年四月再版《厚黑學》，已刻入，茲不贅刻，我有自序一首，也刪去。第六章〈各種學說之調和〉，中間刪去數段，其餘一概仍舊，未加改竄。現在我覺得辦法上，有許多地方，應該補充和修改，將來寫入《厚黑餘談》，借見前後思想之異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李宗吾，於成都。 [book_title]公私財產之區分 我們要想解決社會問題，首先當研究的，就是世界上的財物，哪一種應當歸諸社會公有，哪一種應當歸諸個人私有，先把這一層研究清楚了，然後才有辦法。茲將我所研究者分述如下： 第一項，地球的生產力：地球上未有人類，先有禽獸。禽獸渴則飲水，飢則食果實。那個時候地球上的天然物，是禽獸公有的，即可以說那個時候的地球，是禽獸公有物。隨後人類出來，把禽獸打敗了，也如禽獸一般，渴飲飢食，地球上的天然物，歸人類所有。我們可以說那個時候的地球，是人類公有物，任何人都有享受地球上天然物的權利。後來人類繁興，地球上的天然物不夠用，才興耕稼，把地球內部蘊藏的生產力，設法取出來，以供衣食之用。於是大家佔據地球上面一段，作為私有物，就有所謂地主了。地主佔據之方法有二，最初是用強力佔據，後來才用金錢買賣。無論哪一種都是把地球的生產力據為私有，我們須知這地球的生產力，是人類的公有物，不惟不該用強力佔據，並且不該用金錢買賣，不惟資本家不該佔有，就是勞動家也不該佔有。為甚麼勞動家不該佔有呢？例如我們請人種樹，每日給以工資口食費壹元。這壹元算是勞力的報酬，所種之樹，經過若干年，出售與人，得十元百元或千元。我們所售者，是地球內部的生產力，不是種樹人的勞力，因為他的勞力，是業已報酬了的。當初種樹的工人，即無分取樹價之權。地球是人類公有物，此種生產力，即該人類平攤，故我主張的第一項，即是地球生產力，應該歸諸社會公有。 第二項，機器的生產力：最初人民作工，全靠手足之力，後來機器發明，他那生產力就大得了不得。我們川省轎夫擔夫的工價，大約每日壹元，如用手工製出之貨，每日至多不過獲利壹元。這壹元算是勞力的報酬，如改用機器，一人之力，可抵十人百人千人之力，所獲之利，十元百元或千元不等。這多得的九元，或九十九元，或九百九十九元，是機器生產力的效果，不是勞力的效果，也應該人類公有，不該私人佔有。就說工人勞苦功高，有了機器，莫得勞力．他的生產力不能出現，我們對於工人。加倍酬報，每人每日給以二三元，或四五元罷了，所餘的五元，或九十五元，或九百九十五元，也應該人類平攤。被資本家奪法，因是不平之事。全歸工人享用，也是不平之事。因為發明家發明機器，是替人類發明的，不是得替哪個私人發明的。猶之前輩祖人遺留的產業一般，後世子孫，各有一份，我們對發明家，予以重大的報酬，他那機器，就成為人類公有物。現在通行的機器，發明家早將發明權拋棄了，成了無主之物，他的生產力，即該全人類公共享受。故我主張的第二項，即是機器生產力，應該歸諸社會公有。 上面所舉種樹人及在工廠做工之人，是就勞力之顯著者而言，若精密言之，則種樹時尚有規劃者，種後有守護者，砍售時有砍者售者，工廠中亦有經理監工售貨種種勞工，除去此等人之報酬外，才是純粹的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才應歸社會公有。 第三項，人的腦力體力：各人有一個身體，這個身體既算是各人的私有物。身體既是各人私有物，則腦之思考力和手足之運動力，即該歸諸個人私有，不能把他當作社會公有物，不能說使用了不給代價。故我主張的第三項，即是各人的腦力體力，應該歸諸個人私有。 我們把上面三項的性質研究清楚了，就可定出一個公例曰：「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是社會公有物，不許私人用強力佔據，或用金錢買賣。腦力體力，是個人私有物，如果要使用他，必須給予相當的代價。」 （一）斯密士的學說，律以上述公例，就發現一個大缺點，各工廠除開支工資而外，所得純利，明明是機器生出來的效果，乃不歸社會公有，而歸廠主私有，這就是掠奪了機器的生產力，是極不合理的事。又田地中產出之物，地主把他劃作兩部分，一部分歸佃農自用，這是勞力的報酬，是很正當的，另一部分，作為租息，由地主享用，這一部分明明是地球的代價，乃不歸社會公有，而歸地主私有，這就是掠奪了地球的生產力，也是極不合理的事，斯密士的學說。承認廠主有享受純利之權，承認地主有享受租息之權，犯了奪公有物以歸私之弊。有了這個缺點，所以歐美實行他的學說，會造成許多資本家，會釀出勞資的大糾紛。 （二）孫中山的學說，律以上述公例，就覺得他的學說，是很圓滿的，是與公例符合的。閱者如果不信，試取孫中山所著三民主義，反复熟讀，再追覽他的著作及一切演說詞，無論如何，總尋不出他奪私有物以歸公的地方，也尋不出奪公有物以歸私的地方。 [book_title]人性善惡之研究 大凡研究古人之學，首先要他研究對於人性之主張，把他學說之出發點尋出了，然後才能把他學說之真相，研究得出來。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非先把人性研究清楚了不可，是無從評判的。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二說對峙不下，是二千餘年未曾解決之懸案。所以中國學術史上，生出許多糾紛，其實二說俱是一偏之見。宋以後儒者，篤信孟子之說，一部宋元明清學案，觸處皆是穿鑿矛盾，中國如此，歐洲亦然。因為性善說性惡說，是對峙的兩大派。所以經濟學上就生出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派，一派說人有利己心，一派說人有同情心，各執一詞，兩派就糾紛不已了。 斯密士認定人人都是徇私的，人人都有利己心，但他以為這種自私自利之心，不惟於社會上無損，並且是非常有益的。因為人人有貪利之心，就可以把宇宙自然之利，開發無遺，社會文明，就因而進步，雖說人有自私自利之心，難免不妨害他人，但是對方也有自私自不利之心，勢必起而相抗，其結果必出於人己兩利，各遂其私之一途。他全部學說，俱是這種主張，他不料後來資本家專橫到了極點，勞動家毫無抵抗能力，致受種種痛苦。他的學說，得了這樣的結果。 社會主義之倡始者，如聖西門等一流人，都是悲天憫人之君子，目睹工人所受痛苦，倡為共產之說。他們都說：「人性是善良的，上帝造人類，並沒有給人類罪惡痛苦，人類罪惡痛苦，都是惡社會制成的。」我們看他這種議論，即知道共產主義的學說，是以性善說為出發點。 孟子主張性善，他舉出的證據，共有兩個：（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二）「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他這兩個證據，都是有破綻的。他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這話誠然不錯，都是我們可以任喊一個當母親的，把他的親生孩子，抱出來當眾試驗。母親手中拿一塊糕餅；小兒見了，就伸手來拖，母親如不給他，把糕餅放在自己口中。小兒就會伸手，從母親口中把糕餅取出，放入他的口中。請問孟子，這種現象算不算愛親呢？孟子又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個說法，我也承認，但是我要請問孟子，這句話中，明明是怵惕惻隱四字，何以卜文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來丟了，是何道理？又孟子所舉的證據，是孺子對於井，生出死生存亡的關係，那個時修，我是立在旁邊，超然於利害之外。請問孟子，假使我與孺子，同時將入井，此心作何狀態？請問此剎那間發出來的念頭，究竟是惻隱？是怵惕？不消說，這剎那間，只是有怵惕而無惻隱，惻隱是仁，怵惕斷不可謂之為仁，怵惕是驚懼的意思，是從自己怕死之心生出來的。吾人怕死之心，根於天性，乍見孺子將人井，是猝然之間，有一種死的現象呈於吾前，我見了不覺大吃一驚，心中連跳幾下，這即是怵惕。我略一審視，知道這是孺子死在臨頭，不是我死在臨頭，立即化我身而為孺子，化怵惕而為惻隱。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惻隱是怵惕之放大形，先有我而後有孺子，先有怵惕而後有側隱，天然順序，原是如此。怵惕是利己之心，惻隱是利人之心，利人心是利己心放大出來的。主張性善說者，每每教人把利己心剷除了單留利人之心，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既無有我，焉得有孺子？既無怵惕，焉得有惻隱？ 研究心理學，自然以佛家講得最精深，但他所講的是出世法，我們現在研究的是世間法。佛家言無人無我，此章是研究人我的關係，目的各有不同，故不能高談佛理。孟子言怵惕惻隱，我們從怵惕惻隱研究起走就是了。怵惕是利己心，惻隱是利人心。荀子知道人有利己心，故倡性惡說；孟子知道人有利人心，故倡性善說。我們可以說：荀子的學說，以怵惕為出發點；孟子的學說，以側隱為出發點。王陽明傳習錄說：「孟子從源頭上說來，荀子從流弊上說來。」荀子所說，是否流弊，姑不深論。怵惕之上，有無源頭，我們也不必深求。惟孟子所講之惻隱，則確非源頭。怵惕是惻隱之源，惻隱是怵惕之流，王陽明所言源流二字，未免顛倒了。 孟子的學說，雖不以怵惕為出發點，但怵惕二字，他是看清楚了的。他知道惻隱是從怵惕擴充出來的，因教人再擴而充之，以達於四海，其說未嘗不圓滿。他的學說，純是推己及人，所以他對齊宣王說：「王如好貨，與民同之」，「王如好色，與民同之」，又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吾字其字，俱是己字的代名詞，孟子的學說，處處顧及己字，留得有己字的地位，本無何種弊害：惜乎他的書上，少說了一句「惻隱是怵惕擴充出來的」。傳至宋儒，就誤以為人之天性，一發動出來，即是惻隱，以惻隱二字為源頭，抹殺了怵惕二字。元明清儒者，承繼其說，所以一部宋元明清學案，總是盡力發揮惻隱二字，把怵惕二字置之不理，不免損傷己字，因而就弊端百出。 宋儒創「去人欲存天理」之說，天理隱貼惻隱二字，把他存起，自是很好。惟人欲二字，界說不清，有時把怵惕也認為人欲，想設法把他除去，成了「去怵惕存惻隱」，那就壞事不小了。程子說：「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他不知死之可畏，這可算是去了怵惕的。程子是主張去人欲之人，他發此不通之論，其病根就在抹殺了己字。這是由於他讀孟子書，於怵惕側隱四字，欠了體會的緣故。張魏公苻離之敗，死人無算，他終夜鼾聲如雷，其子南軒，夸其父心學很精，這也算是去了怵惕的。怵惕是惻隱的根源，去了怵惕，就無惻隱，就會流於殘忍，這是一定不移之理。許多殺人不眨眼的惡匪，身臨刑場，談笑自若，就是明證。 據上項研究，可知怵惕與惻隱，同是一物，天理與人欲，也同是一物，猶之煮飯者是火．燒房子者也是火一般。宋儒不明此理，把天理人欲，看作截然不同之二物，創出「去人欲」之說，其弊往往流於傷天害理。王陽明說：「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這種說法，彷彿是見了火會燒房子，就叫人以後看見了一星之火，立即把他撲滅，新絕火種。方始為快。傳習錄中又說：「一友間，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為此說以誤汝。在坐者悚然。」我們試思，王陽明是很有涵養的人，他平日講學，任人如何問難，總是勤勤懇懇的講說，從未動氣，何以門人這一問，他會動氣？何以始終未把那門之誤點指出？何以又承認說這話的人是稍知意思者呢？因為陽明能把知行二者合而為一，能把明德親民二者合而為一，能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看作一事，獨不能把天理人欲看作一物，這是他學說的缺點，他的門人這一問，正擊中他的要害，所以他就動起氣來了。 究竟剜肉做瘡四字，怎樣講呢？肉喻天理，瘡喻人欲，剜肉做瘡，即是把天理認作人欲，去人欲即未免傷及天理，門人的意思，即是說：我們如果見了一星之火，即把他撲滅，自然不會有燒房子之事，請問拿甚麼東西去煮飯呢？換言之，即是把好貨之心連根去盡，人就不會吃飯，豈不餓死嗎？把好色之心連根去盡，就不會有男女居室之事，人類豈不滅絕嗎？這個問法，何等利害？所以陽明無話可答，只好忿然作色了。宋儒去人欲，存天理，所做的是剜肉做瘡的工作。 我們如果知道怵惕與惻隱同是一物，天理與人欲同是一物，即知道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並不是截然兩事。斯密士說人有利己心，是以怵惕為出發點，講共產的人，說人有同情心，是以惻隱為出發點，前面曾說惻隱是怵惕之放大形，因而知同情心是利己心之放大形，社會主義，個人主義之放大形。 據我的研究，人性無所謂善，無所謂惡，善惡二字，都是強加之詞。我舉一例，就可證明了：假如有友人某甲來訪我，坐談許久，我送他出門去後，旋有人來報，說某甲走至街上，因事與人互毆，非常激烈，現刻正在難解難分之際。我聽了這話，心中生怕某甲受傷，趕急前往，救援。請問這種生怕某甲受傷之心，究竟是善是惡？假使我們去問孟子，孟子一定說：「此種心理即是性善的明證。因為某甲是你的朋友，你怕他受傷，這即是愛友之心。此種心理，是從天性中不知不覺自然流出，人世種種善舉，由此而生，古之大聖大賢，民胞物與，是從此念擴充出來的。現在所謂愛國，所謂愛人類，也是從此念擴充出來。此種心理是維持世界和平之基礎，你應該把他好生保存，萬不可失掉。」假如我們去問荀子，荀子一定說：「此種心理，即是性惡的明證。因為某甲是人，與某甲相毆之某乙也是人，人與人相毆，你不怕某乙受傷，而怕某甲受傷，不去救某乙，而去救某甲，這即是自私自利之心。此種心理，是從天性中不知不覺自然流出，人世種種惡事，由此而生。歐洲大戰數年，死人無算，是從此念擴充出來的。日本在濟南任意慘殺，也是從此念擴充出來的。此種心理，是擾亂世界和平之根苗，你應該把他剷除淨盡，萬不可存留。」上面所舉之例，同是一事，兩面說來，僅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所以性善性惡之爭，就數千年而不能解決。因為研究人性，有兩說對抗不下，所以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就對抗不下。 據我的研究，聽見友人與人鬥毆，就替友人擔憂，怕他受傷，這是心理中一種天然現象，猶如磁電之吸引力一般，不能說他是善，也不能說他是惡，只能名之曰天然現象罷了。我們細加考察，即知吾人任發一念，俱是以我字為中心點，以距我之遠近，定愛情之厚薄。小兒把鄰人與哥哥相較，覺得哥哥更近，故小兒更愛哥哥。把哥哥與母親相較，覺得母親更近，故小兒更愛母親。把母親與己身相較，自然更愛自己，故見母親口中糕餅，就取來放在自己口中。把朋友與別人相較，覺得朋友更近，故聽見朋友與別人鬥毆，就去救朋友。由此知人之天性，是距我越近，愛情越篤，愛情與距離，成反比例，與磁電的吸引力相同，此乃一種天然現象，並無善惡之可言。我所說小兒奪母親口中食物的現象，和孟子所說孩提愛親，少長敬兄的現象，俱是一貫的事，並不生衝突。孟子看見小兒愛親敬兄的現象，未看見奪母親口中食物的現象，故說性善；荀子看見奪母親口中食物的現象，未看見愛親敬兄的現象，故說性惡。各人看見半截，就各執一詞，我們把兩截合攏來，孟荀兩說，就合而為一了，現在所講的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也就聯爲一貫了。 古今學說之衝突，都是由於人性之觀察點不同，才生出互相反對之學說，其病根就在對於人性，務必與他加一個善字或惡字，最好是把善惡二字除去了，專研究人性之真相。如物理學家，研究水火之性質一般，只要把人性的真相研究出來，自然就有解決的方法。假如研究物理的人，甲說水火性善，乙說水火性惡，問他們的理由，甲說水能潤物，火能煮飯，是有益於人之物，是謂性善，乙說水能淹死人，火會燒房子，是有害於人之物，是謂性惡，像這樣的說法，可以爭辯數千年不能解決。不幸孟子之性善說，荀子之性惡說，其爭辯的方式，純是爭辯水火善惡水火之方式，所以兩說對峙二千餘年而不能解決。物理學家，只是埋頭研究火之性質，用其利，避其害，絕不提及善惡二字，此種研究法，我們是應該取法的。 著者嘗謂小兒愛親敬兄，與夫奪母親口中食物等事，乃是一種天然現象，與水流濕火就燥的現象，是一樣的，不能說他是善，也不能說他是惡。我多方考察，知道凡人任起一念，俱以我字為中心點，曾依孟子所說性善之理，繪出一圖，又依荀子性惡之理，繪出一圖，拿來照觀之，兩圖俱是一樣，兩圖俱與物理學中磁場現象相似（見拙著《心理與力學》），因臆斷人之性靈，和地球之引力，與夫磁氣電氣，同是一物。我們把地球物質的分子解剖之，即得原子，把原子解剖之，即得電子，據科學家研究，電子是一種力，這是業經證明了的。吾身之物質，無一不從地球而來，將吾身之物質解剖之，亦是由分子而原子、而電子，也是歸於一種力而後止。吾人的身體，純是電子集合而成，所以吾人心理的現象，與磁電的現象絕肖，與地球的吸引力也絕肖。 人有七情，大別之只得好惡二者，好者引之使近，惡者推之使遠，其現象與磁電相推相引是一樣的。磁電同性相推，異性相引，與人類男女相愛。同類相嫉是一樣。人的心，分知、情、意三者，意是知、情的混合物，只算有知、情二者。磁電相推相引，是情的作用。能判別同性異性，是知的作用。是知磁電之性與人性相同，小兒生下地即會吸乳，與草木之根能吸取地中水分，是一樣的。小兒見了食物，伸手取來，放在口中，其作用與地心遇著物體就吸，是一樣的。小兒有了這種天然作用，小兒才能生活。地球有了這種天然作用，地球才能成立。小兒奪取食物，固然是求生存，地心吸引物體，草木之根吸取地中水分，與夫磁電之相推相引，都是求生存的現象，不如此，即無磁電，無草木，無地球，無人類了。基於此種研究，可知孫中山說：「生存是社會問題的重心。」真是不錯。 物理種種變化，逃不出力學公例。人為萬物之一，故吾人心理種種變化，也逃不出力學公例。著者用物理學規律去研究心理學，覺得人心的變化，處處是循著力學軌道走的，可以一一繪圖說明。於是多方考察，從歷史事蹟上，現今政治上，日常瑣事上，自己心坎上，理化數學上，中國古書上，西洋哲學上，四面八方，印證起來，似覺處處可通。我於是創了一條臆說：「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曾著一文，題曰：《心理與力學》。所有引證及圖解，俱載啄作，茲不備述。我於緒論中，曾說：「治國之術，有主張用道德感化的，其說出於孔孟，孔孟學說，建築在性善說上，性善說有缺點，所以用道德治國，會生流弊。有主張用法律制裁的，其說出於申韓，申韓學說，建築在性惡說上，性惡說有缺點，所以用法律治國，也會生出流弊。我主張治國之術，當採用物理學，一切法令制度，當建築在力學之上等語，我因此主張國家所訂制度，當使離心向心二力保持平衡，猶如地球繞日一般。地球對於日，有一種離力，時時想向外飛去，日又有一種引力，去把地球牽引著，二力平衡，成橢圓狀，所以地球繞日，萬古如一，我們這個世界，就因而成立了。國家一切制度，當採用此種原理，才能維持和平。」例如甲女不必定嫁乙男，是謂離力，而乙男之愛情，足以繫著他，是謂引力；乙男不必定娶甲女，是謂離力，而甲女之愛情，足以繫著他，是謂引力，二力保其平衡，甲乙兩男女之婚姻遂成，故自由結婚之制度，是具備了引離二力的，是為最良之制度。中國的舊婚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只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故男女兩方，均以為苦。又如歐洲資本家專制，工人不入工廠作工，就會餓死，離不開工廠，缺乏了離力，故釀成勞資的糾紛。本書第五章，主張作工與否，聽其自由，這是一種離力。對於作工者，優予報酬，使人見而生羨，這是一種引力。二力保持平衡，願作工者作工，不願作工者聽其自由，社會就相安無事了。 著者著了《心理與力學》過後，再去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覺得他的學說處處與力學公例符合。他講民族主義說：「世界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湊合而成，人為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我們中國同時受這三種力的壓迫．應該設個方法，去打消這三個力量。」他處處提出力字。又孫中山演說集講五權憲法說：「政治裏頭，有兩個力量，一個是自由的力量，一個是維持秩序的力量，政治中有這兩個力量，好比物理學裏頭有離心力與向心力一樣，離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離開向外的，向心力是要把物體裏頭的分子吸收向內的，如果離心力過大。物體便到處飛散，沒有歸宿；向心力過大，物體愈縮愈小，擁擠不堪。總要兩力平衡，物體才能夠保持平常的狀態。政治裏頭，自由太過，便成了無政府，束縛太緊，便成專制，中外數千年來，政治變化，總不外乎這兩個力量之往來衝動。」又說：「兄弟所講的自由同專制，這兩個力量，是主張雙方平衡，不要各走極端，像物體的離心力和向心力互相保持平衡一樣；如果物體是單有離心力，或者是單有向心力，都是不能保持常態的，總要兩力相等。兩方調和，才能夠令萬物均得其平，成現在的安全現象。」這簡直是明明白白的引用力學公例。 民權主義第六講說：「現在分開權與能，所造成的政治機關，就是像物質的機器一樣，其中有機器本體的力量，有管理機器的力量，現在用新發明來造新國家，就要把這兩種力量分別清楚……像這樣的分開，就是把政府當作機器，把人民當作工程師，人民對於政府的態度，就好比是工程師對於機器一樣，有了這樣的政治機關，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此平衡。」這就是孫中山把力學上兩力平衡之理，運用到政治上的地方。 他又說：「現在做種種工作的機器，像火車輪船，都是有來回兩個方向的動力。蒸汽推動活塞前進以後，再把活塞推回來往不息，機器的全體。便運動不已。人民有了這選舉罷免兩個權，對於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調回來，來去都可以從人民的自由，這好比是新式的機器，一推一拉，都可以用機器的自動。」推出去是離心力，拉回來是向心力，這也是應用力學原理的地方。這類話很多，不及備引。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六講：「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甚麼政治哲學家，還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我們試把《大學》這段文字拿來研究，格致誡正，是我身內部的工作，暫不必說，今從我身說起走：「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試繪一圖，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家，第三圈是國，第四圈是天下，層層放大，是一種離心力現象。「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層層縮小，是一種向心力現象。這種現象，與磁場現象絕肖。孟子的學說，由怵惕擴充而惻隱，再擴充之以達於四海，又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層層放大。孟子主張愛有差等，即是大圈包小圈的現象，孟的學說，是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相調和的。楊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有個人而無社會，照上面之法繪出圖來，只有第一圈之我，我以外各圈俱無。墨子愛無差等，摩頂放踵以利天下，有了社會，卻無個人，如果繪出圖來，只有天下之一個大圈，內面各圈俱無。吾人的愛情，如磁氣之吸引力一般，楊墨兩家的學說，繪出圖來，均與磁場現象不類，可知他們的學說，是違反了天然之理。孟子因為楊墨的學說不能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調和為一，故出死力去排斥他。因為孔子的學說能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調和為一，故終身崇拜孔子。現在歐洲講個人主義的和講社會主義的，都是落了楊墨兩家的窠臼，把兩主義看作截然不相容之二物，孫中山不取他們學說，反而取《大學》的說法，真是卓識。 他說：「外國是以個人為單位，他們的法律，對於父子弟兄姊妹夫婦，各個人的權利，都是單獨保護的。打起官司來，不問家族的情形是怎麼樣，只問個人的是非怎麼樣。再由個人放大，便是國家，在個人和國家的中間，便是空的。」我們把他繪出圖來，只有內部一個我字小圈和外部一個國字大圈，不像《大學》那個圈層層包裹，故孫中山說他中間是空的。孫中山又說：「中國國民和國家結構的關係，先有家庭，再推到宗族，再然後才是國族，這種組織，一級一級的放大，有條不紊。」我們細繹「一級一級的放大」這句話。儼然把磁場現象活畫紙上，我們由此知，孫中山的學說，純是基於宇宙自然之理的。 中國的舊家庭，以父子弟兄叔侄同居為美談，這種制度是淵源於儒家之性善說。歐洲社會主義倡始者，如聖西門諸人，都說「人性是善良的」，與儒家之學說相同，故生出來的制度也就相同。福利埃主張建築同居舍，以一千六百人同居一舍，其制尤與中國家庭相似。講共產的人，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我國聖賢所創的家庭制，即是想實行此種主張，一家之中，父子弟兄叔侄，實行共產，能讀書的讀書，能耕田的耕田，能做官的做官，其餘能作何種職業，即作何種職業，各人所得之錢，一律歸之公有，這即是「各盡所能」了；一家人的衣食費，疾病時藥醫費，兒童的教育費，老人的贍養費，一律由公上開支，這可謂「各取所需」了。我們試想，以父子兄弟叔侄骨肉之親，數人以至數十人，在一個小小場所，施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組織，都還行之不通，都還要分家，何況聚毫無關係之人，行大規模之組織，怎麼會辦得好？中國歷代儒者，俱主張性善說，極力提倡道德，極力剷除自私自利之心，卒之他們自己的家庭，也無一不是分拆了的，這都是由於性善說有破綻的原故。 孫中山的理想社會則不然，他主張的共產，是公司式的共產，不是家庭式的共產。他建國方略之二，結論說：「吾之國際發展實業計劃，擬將一概工業，組成一極大公司，歸諸中國人民公有。」民國十三年，一月十四日，他對廣州商團警察演說道：「民國是公司生意，賺了錢，股東都有份。」又說：「中華民國是一個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都是應該有權力來管理公司事務的。」十三年三月十日，對東路討賊軍演說道：「把國家變成大公司，在這個公司內的人，都可以分紅利。」又說：「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人的大公司，我們都是這個公司內的股東。」由此可知孫中山的理想社會，是公司式的組織，絕非家庭式的組織，現在歐美的大公司，即可說是孫中山主義的試驗場所。歐美各公司的組織法，比中國家庭的組織法好得多，這是無待說的，所以我們講共產，應當採歐美公司式，不當採中國家庭式。家庭式的共產制，建築在性善說上，帶得有道德作用和感情作用，公司式的共產制，是建築在經濟原則上，脫離了道德和感情的關係。歐洲人的家庭組織，與中國人不同，他不知中國家庭之弊，故理想中的社會走入了中國家庭式的軌道，孫中山是中國人，深知舊式家庭之弊，所以他的理想社會，採取歐美公司式，真可謂真知灼見。現在崇拜歐化的人，一面高呼打倒舊家庭，一面文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家庭式共產制度，未免自相矛盾。 孫中山民生主義，是建築在經濟原則上，脫離了道德和感情的關係，我這話，是有實證的。民生主義第四講說：「洋布便宜過於土布，無論國民怎麼提倡愛國，也不能夠永久不穿洋布，來穿土布……或者一時為愛心所激動，寧可願意犧牲，但是這樣的感情衝動，是和經濟原則相反，是不能持久的。」我們讀這一段文字，即知孫中山對於人性之觀察……惟公司式的共產則不然，股東中有在公司中辦事的人，予以相當的報酬，不願在公司中辦事的人，聽其自由，如此則「有所能而不盡」，也就無妨於事了。股東要需用公司中所出物品，由各人拿錢來買，自然不會有「取所需而無厭」的事，這就是公司式的共產遠勝家庭式共產的地方。中國的舊家庭，往往大家分小家，越分越小，歐美的公司，往往許多小公司，合併為一大公司，越合越大。中國舊家庭，數人或十數人，都會分裂，歐美大公司，任是幾百萬人，幾千萬人，都能容納，我們把這種公司制擴大，使他容納四萬萬人，就可成為全國共產，再擴之能容納十五萬萬人，就可成為世界共產，這即是大同世界了。 我把中國的舊家庭，看作歐洲社會主義者的試驗場所，把歐美的大公司，看作孫中山主義的試驗場所，就試驗的結果，下一斷語曰：「公司式的共產制，可以實行，家庭式的共產制不可實行。」將來我們改革社會，訂立制度的時候，凡與中國家庭制類似的制度，都該避免，遇有新發生的事項，我們即在歐美公司中搜尋先例，看公司中遇有此類事項，是用甚麼方法解決，如此辦去，方可推行無阻，著者有了此種意見，所以第五章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是採用公司制的辦法。 我著《心理與力學》，創一臆說曰：「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此發表後，很有些人說我是牽強附會的，後來我曾經考得：歐洲十七世紀時，有白克勒者，曾說：「道德吸引，亦若物理之吸力。」他嘗用離心力和向心力，以解釋人類自私心和社交本能。又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之初，曾有人用牛頓之引力律，以解釋社會現象。可知我所說的，古人早已說過，並不是何種新奇之說。又我主張性無善無惡，這個說法，中國告子早已說了的，告子說：「性猶湍水也。」湍水之動作，純是循著力學公例走的。我說：「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算是把告子和白克勒諸人之說，歸納攏來的一句話，既是中外古人，都有此種學說，我這個臆說，或許不會大錯。我用這個臆說去考察孫中山的學說，就覺得他是深合宇宙自然之理的，他改革社會的辦法，確與力學公例符合。茲再舉兩例如下： 孫中山主張平均地權，他說：「令人民自已報告地價，政府只定兩種條件，一是照原報的價抽稅，一是照價由政府收買。這個辦法，可使人人不敢欺矇政府，不敢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效用是很妙的。因為人民以少報多，原意是希望政府去買那塊地皮，假設政府不買，要照原報之價會抽稅，豈不受重稅之損失嗎？至於以多報少，固然可以減輕稅銀，假若政府要照原價收買，豈不是因為減稅，反致虧本嗎？地主知道了這種利害，想來想去，都有危險，結果只有報一個折中的實價，法則之善，是再無有復加的。」（見孫中山演說集第一編三民主義）他這個辦法，即是暗中運用力學原理。地價報多報少，可以自由，這是離心力，但是報多報少，都怕受損失，暗中有一種強制方，即是向心力，兩力平衡，就成為折中之價了。孫中山講民權主義曾說：「機器之發動，全靠活塞，從前的活塞，只能推過去，不能推回來，必用一個小孩子，去把他拉轉來，後來經一個懶孩子的發明，逐漸改良，就成了今日來往自如的活塞，推過去了之後，又可以自動的拉回來。」這是由於從前的機器，只有推出去的離心力，沒得拉回來的向心力，後來經懶孩子的發明，把二力配置停勻，機器就自能運動不已，不須派人拉動了。外國對於地價一層，設專官辦理，不時還要發生訴訟之事，就像從前的活塞要派小孩子拉動一樣，偶爾管理不周，機器就會發生毛病，這是由於此種制度，未把二力配置停勻之故。孫中山定地價的法子，內部藏有自由和強制兩個力量，這兩個力量是平衡的，所以不須派人去監督，人民自然不會報多報少，真是妙極了，非怪他自己稱讚道：「法則之善，無有復加。」 更以孫中山之考試制言之，中國施行考試制的時候，士子願考與否，聽其自由，這是離力，考上了有種種榮譽，使人歆羨，又具有引力，二力是平衡的，所以那個時候的士子，政府不消派人去監督他，他自己會三更燈火五更雞，發憤用功。現在的學生，若非教職員督課嚴密，學生就不會用功，就像從前機器中的活塞，要派一個小孩子去拉動一般。現在各省設教育廳，設省視學，各縣設教育局，設縣視學，各校又高校長和管理員，督促不可謂不嚴，而教育之窳敗也如故，學生之嬉惰也如故，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想見了孫中山把考試制採入五權憲法，釐訂各種考試制度，以救選舉制度之窮，可算特識。 綜上所述，可知孫中山主義，純是基於宇宙自然之理，其觀察人性，絕未落性善性惡窠臼，我們用物理學的眼光看去，他的主張，無一不循力學公例而行，無一不合科學原理。 [book_title]世界進化之軌道 大凡一國之中，每一制度俱與其他制度，有連帶關係，我們試把古今中外會通視之，即知每一時期的制度，都有共通的性質，都與那個時期的情形相適應，猶之冬寒夏暑一般，每一時期的飲食衣服，俱與那個時期氣候相適應。我們如想改革社會，應當先把世界進化之趨勢，審察清楚，一切設施，才不至違背潮流。前一章，人性善惡之研究，是置身在斯密士和孫中山學說之內部，搜尋他的立足點，這一章，是站在他們學說之外部，鳥瞰世界之趨勢。譬如疏導河流者，必須站在河側高山之上，縱覽山川形勢，與夫河流方向，才知道何處該疏漏，何處該築堤。茲將我所研究者，拉拉雜雜的寫他出來。我這種研究，有無錯誤，還望閱者諸君指正。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成湯時三千國，周武王時，一千八百國，到了春秋的時候，只有二百幾十國，到了戰國的時候，只有七國，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就成為一統。以後雖時有分裂，然不久即混一，仍不害其為一統之局。歐洲從前，也是無數小國，後來也是逐漸合併，成為現在的形勢。由此知世界的趨勢，總是由數小國，合併為一大國，由數大國，合併成一更大之國，漸合漸大，國數亦漸少，由這種趨勢觀去，終必至全球混一而後止。現在國際聯盟，是全球混一的動機，發明了世界語，是世界同文的預兆，這種由分而合的趨勢，我們是應該知道的。 我們熟察宇宙一切事變，即知道社會進化，是以螺旋線進行，不是以直線進行。螺旋式的狀態，是縱的方面越深，橫的方面越寬。例如現在列強並峙，彷彿春秋戰國一般，但是現在範圍更廣大，文化更進步，這就是螺旋式的進化。古人每說：「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可知他們已窺見這種迴旋狀態，但他們不知是螺旋形，誤以為是環形，所以才有「循環無端」之說。假使宇宙事事物物之進行，都是循著一個圈子，旋轉不已，怎麼會有進化呢？我國古來流傳有循環無端的諺語，所以才事事主張復古，這都是由於觀察錯誤所致。古人說：「天道循環。」今人說：「人類歷史，永無重複。」我們把這兩說合併攏來，就成—個螺旋式的狀態了。 我國的兵制，可分為三個時期。春秋戰國的時候，國際競爭劇烈，非竭全國之力，不足以相抗，故那時候行徵兵制，全國皆兵，這算是第一個時期。後來全國統一了，沒得國際的戰爭，雖問有外夷之患，其競爭也不劇烈，無全國皆兵之必要，故第二個時期，就依分工之原則，兵與民分而為二，民出財以養兵，兵出死以衛民，就改行募兵制。現在入了第三個時期，歐亞交通，列強並峙，國際競爭劇烈，非竭全國之力，不能相抗，又似有全國皆兵之趨勢。但務必強迫人民當兵，回复第一時期的制度，社會上一定紛擾不堪。這個時期的辦法，應取螺旋進化的方式，參用第一時期的徵兵制而卻非完全徵兵制，把募兵制與全國皆兵之制，融為一致。平日用軍事教育訓練人民，即寓全國皆兵之意，有事時仍行招募法，視戰事之大小，定招募之多寡，規定每省出兵若干，由各省酌派每縣募若干，再由各縣向各鄉村分募，以志願當兵者充之。我國人口四萬萬，世界任何國之人口，俱不及我國之多，故與任何國開畔，均無須全國之人與之作戰，只須招募志願當兵之人，已經夠了。鼓之以名譽，予之以重賞，自不患無人應募，且此等兵出諸自願，其奮勇敵愾之心，自較強迫以為兵者，熱烈得多。否則把那些怯懦無勇的人，強迫到軍中來，湊足人數，反是壞事不小。這個辦法，可用力學公例來說明。當兵與否，聽其自由，這是一種離力，當兵者享美名，得厚賞，又足以使人欣羨，是為一種引力。二力保其平衡，願當兵者與不願當兵者，各得所欲，社會上自然相安。又戰事終了之後，解散軍隊，最為困難，如用上述招募法，事平後，由原籍之省縣，設法安插，就容易辦理了。 我國婚姻制度，也可分為三個時期。上古時男女雜交，無所謂夫婦，生出之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這個時候的婚制，只有離心力而無向心力，是為第一個時期。後來制定婚制，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夫婦間即使有非常的痛苦，也不能輕離，是為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這是第二個時期的婚制。到了現在，已經是人了第三個時期，這個時期，是結媾自由，某女不必定嫁某男，而某男之愛情足以系引她，某男不必定娶某女，而某女之愛情足以系引他，由離心向心二力之結合，就成為第三時期的自由婚制。此種婚制，本來參得有一半上古婚制，也是依螺旋式進化的，許多青年男女，看不清這種軌道，以為應該回复上古那種雜交狀態，就未免大錯了。 歐洲人民的自由，也可分為三時期。上古人民，穴居野處，純是一盤散沙，無拘無束，極為自由，是為第一個時期。中古時，人民受君主之壓制，言論思想，極不自由，是為第二個時期。自法國革命後，政府干涉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是為第三個時期。以力學公例言之，第一時期，有離心力而無向心力，第二個時期，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第三時期，向心離心二力，保其平衡。從表面上觀之，這第三時期中，參有第一時期的自由狀態，似乎是回复第一時期了，而實非回复第一時期，乃是一種似回复非回复的螺旋狀態。盧梭生當第二時期之末，看見那種迴旋的趨勢，誤以為應當回復到第一時期，所以他的學說完全取第一時期之制以立論，以返於原始自然狀態，為第一要義。他說：「自然之物皆善，一入人類之手，乃變而為惡。」他的學說，有一半合理理，有一半不合真理，因其有一半合真理，所以當時備受一般人之歡迎，因其有一半不合真理，所以法國大革命的時候，釀成非常騷動的現象，結果不得不由政府加以干涉，卒至政府干涉的力量，與人民自由的力量保持平衡，社會方才安定，此乃天然之趨勢。惜乎盧梭倡那種學說之時，未把這螺旋式進化的軌道看清楚，以致法國革命之初，冤枉死了許多人。 人類分配財產的方法，第二章內，曾經說明，是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地球上的貨財，為人類公有，第二個時期，把地球上的貨財，攘為各人私有，第三個時期，公有私有，並行不悖。到了第三時期，儼然是把個人私有物分出一半，公諸社會，帶得有點回复第一時期的狀態，實際是依螺旋式進化，並非回復到第一時期。 我們把時代劃分清楚，就知道何種學說適宜，何種學說不適宜。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第二時期之末，將要入第三時期了，斯密士自由競爭的學說，達爾文優勝劣敗的學說，都是第二時期的產物，故施行起來，能生效，其說能聳動一時，但律以第三時期，則格不相入。所以斯密士之學說，會生出資本家專制之結果，達爾文之學說，會生出歐洲大戰之結果，窮則變，因而產出共產主義，以反對斯密士之學說，產出互助論，以反對達爾文之學說。這共產主義和互助論，宜乎是第三時期的學說了，而卻又不然，因為第三時期之學說，當折衷第一時期和第二時期之間。克魯泡特金之互助論，確是第三時期的人應當行的軌道，惜乎克魯泡特金，發明這種學說，是旅行西伯利亞和滿洲等處，從觀察動物和野蠻人生活狀態得來的，他理想中的社會，是原始的狀態。換言之，即是無政府狀態。因之他極力提倡無政府主義，他的學說、也是有一半可取，有一半不可取。 我們會通觀之，凡是反對第二時期制度之人，其理想中的社會，俱是第一時期的社會，中國人之夢想華胥國，夢想唐虞，與夫歐洲倡社會主義的人，倡無政府主義的人，倡民約論的人，俱是把第一時期的社會，作為他們理想中的社會，俱是走人相同的軌道，他們這些人，都說人性皆善，也是走入相同的軌道，這是很值得研究的事。此外凡是不滿意現在制度的人，其理想中的社會，無一不是原始狀態，例如打倒知識階級，與夫戀愛自由等說法，都是回復原始時狀態。我們用這種眼光，去研究現在各種學說，孰得孰失，就瞭如指掌了。 孫中山的學說，是公有的貲財，和私有的貲財並行不悖。他主張把都應該歸公有者，歸還公家，似乎是回复第一時期了，然而私有權仍有切實之保障，則又非完全回复第一時期。這種似回复非回复的狀態，恰是依著螺旋進化的軌道走的。 我們要解決社會問題，當知我國情形與歐美迥然不同，我國未通商經前，無論誰貧誰富，金錢總是在國內流轉，現在國內金錢，如水一般，向外國流去。例如外國運洋紗洋油，到中國來賣，我們拿金錢向他買，不久衣穿爛了，油點乾了，金錢一去，永不回頭，這是一種變形的搶劫，我國現在的情形，猶如匪徒劫賊，全城之人，無一不被動，不過受害有輕重罷了。我們對付外國劫城，當行堅壁清野之法，不購外貨，使他無從掠奪，才是正辦。外國工人，受歐美資本家之壓迫，我國人民，也受歐美資本家之壓迫，彼此的敵人是相同的，我國抵制外貨和外國工人罷工，乃是一貫的策略，歐美工人攻其內，我們防堵於外，那些大資本家，自然就崩潰了。孫中山主張收回關稅，以免外貨之壓迫，即是堅壁清野的辦法，所以孫中山主義，在我國是很適宜的。 資本家的剩餘價值，是從掠奪機器生產力得來，換言之，即是掠奪了全人類的勞力，他並莫有掠奪自己廠內工人的勞力，因為廠內工人，他給了相當的工價，就不能坐以掠奪之罪，惟有他把廠內製出之貨，銷售於世界各國，全世界的人，就受其掠奪了。例如我國人口四萬萬，男女各半。我國女子，自古以紡織為業，自從洋紗洋市輸人中國，女子紡織之事，遂至絕跡，這就是掠奪了二萬萬女子的職業，雖有勞力，無所用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由此知歐美工業發達，全人類的勞力，都被資本家掠奪了所以凡是由機器生出來的純利，必須全人類平攤，在道理上才講得通。 世界上的金錢，與夫一切物品，都是從地球中取出來的，我們人類，如果缺乏金錢，抑或想享受愉快的生活，只消向地球索取就是了。不料歐洲那些講強權競爭，優勝劣敗的學者，只教人向人類奪取，不知向地球索取，真可謂誤人誤己。地球是擁有寶庫的主人翁，人類猶如盜賊一般，任你如何劫壓，主人毫不抗拒。歐洲大戰，殺人數千萬，恰像一夥劫賊，在主人門外，互相劫殺，你剝我的衣服，我搶你的財物，並不入主人門戶一步，鬧到一齊受傷，遍體流血，這夥劫賊，才講和而散。地球有知，當亦大笑不止，推原禍始，那充當群盜謀主的達爾文實存不能辭其責。孫中山的實業計劃，是劫奪地球的策略。 世界的紛爭，實由機器生產力和地球生產力不相調協，才釀出來的。歐洲工業國，機器生產力，發達到了極點，不能不在國外尋銷場，尋原料，所以釀成大戰；而世界之農業國，則地中生產力，蘊藏而不能出，貨棄於地，殊為可惜，有了這種情形，農業國，工業國，就有通功易事之必要了。無如列強專以侵奪為目的，迷夢至今未醒，奈何奈何！ 列強既執迷不悟，我們斷無坐受宰割之理，也無向他搖尾乞憐之理，只有修明內政，準備實力，與之周旋，一面組織弱小民族聯盟，仿蘇秦聯合六國的辦法，去對付五大強國即是了，以修明內政為正兵，以聯合弱小民族為奇兵。蘇秦的方法，是「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攻之。」現在五大強國是秦人，世界弱小民族是六國，我們把世界弱小民族聯合起來，互相策應，多方以撓之，這個辦法，有種種勝算：（一）世界弱小民族人數多，各強國人數少；（二）弱小民族利害相同，容易聯合，各強國利害衝突，舉動不能一致；（三）弱小民族大概是農業國，列強大概是工業國，他們的原料和銷場，嘗仰給農業國，可以說強國人民的衣食，仰給於弱小民族弱小民族的衣食，不仰給於他們。以上三者，皆是弱小民族佔優勝。我們把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向列強進攻，與他一個重大打擊，其入手方法，即是不供給他的原料，不購他的貨物，採用甘地的辦法，為大規模之組織，列強能悔禍固好，如可開釁，我們就一致動作起來，明知世界大戰，終不能免，不如我們先動手，經過一次大戰，然後才有和平之可言。這是弱小民族，生死關頭，斷無退讓之理，等到各強國創痛巨深，向弱小民族求和的時候，才提出最平等之條件，與之議和，農業國出土地和工人，工業國出機器和技師，所得利益，按照全世界人口平均分攤，不達到此項目的，決不與之妥協。只要弱小民族能夠努力，大同世界，未必不能實現。此種辦法，是順著進化軌道走的，這種軌道孫中山看得極清楚，他主張聯合弱小民族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去攻打列強的二萬萬五千萬人，就是順著這軌道走的。 蘇秦聯合六國以抗強秦的法子，是他發篋讀書，經過了刺股流血的功夫，揣摹期年，才把他發明出來的，我們不可因蘇秦志在富貴，人格卑下，就連他的法子都輕視了。蘇秦的法子，含得有真理，是以平字為原則，與孫中山所講民族主義相同。他說六國，純用「寧為雞口毋為牛後」等語，以激動人不平之氣，與孫中山所講次殖民地等語，措詞相同。蘇秦窺見了真理，自信他的法子會生效，所以他自己說道：「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果然出來一說就生效，六國都聽他的話，以他為從約長，他的計劃成了，秦人不敢出關者十五年，這個法子的效力，也就可以想見了。可惜蘇秦志在富貴，佩了六國相印，就志滿意得，不復努力，以致六國互相攻伐，從約破裂，後來誤信張儀之話，連袂事秦，遂一一為秦所滅。今日主張親美親日親英法等，都是走入了六國西向以事強秦之軌道，可為寒心！ 現在弱小民族，被列強壓制久了，一旦有人出來聯合，是非常容易的。威爾遜揭出「民族自決」之標語，大得世界之歡迎，但自決云者，不過叫他自己解決罷了，還沒有說幫助他，我們如果揭出「弱小民族互助」的標語，當然受加倍的歡迎。《孫中山演說集》說：日俄戰爭的時侯，俄國由歐洲調來的艦隊，被日軍打得全軍覆沒，這個消息傳出來，孫中山適從蘇彝士運河經過，有許多土人，看見孫中山是黃色人，現出很歡喜的樣子來問道：「你是不是日本人呀？」孫中山答應道：「我是中國人，你們為甚麼這樣高興呢？」他們答應道：「我們東方民族，總是被西方民族壓迫，總是受痛苦，以為沒有出頭的日子，這次日本打敗俄國，我們當作是東方民族打敗西方民族，日本打勝仗，我們當作是自己打勝仗一樣，這是一種應該歡喜的事，所以我們便這樣的高興。」（見演說集第五編大亞洲主義）我們讀了這段故事，試想日本打敗俄國與蘇彝士運河側邊的土人何關？日本又沒有說過一句要替他們解除痛苦的話，他們表現出這種狀態，世界弱小民族的心理，也可窺見一般了。我們中國，如果揭出「弱小民族互助」的旗幟，真可謂世界幸福，這種辦法，是促成世界大同的動機，將來世界大同了，不但是弱小民族之幸，也是列強之幸。 世界革命，是必然之趨勢，社會主義國際化，也是當然之事，而今應該由中國出來，擔負世界革命的任務，把三民主義普及全世界其方法也和革滿清的命一樣，從宣傳入手。我國人民四萬萬，世界各處都布散得有，宣傳起來，非常容易。我們須知世界大戰，爆發在即，一開戰我國勢必牽人漩渦，那時費盡氣力，飽受犧牲，還不得好結果不如我們早點從事此項工作，或許能夠制止大戰，使他不至發生，何以言之呢？因為前次歐戰，列強全靠屬國之兵助戰，我國用宣傳的方法，把他屬國人民的心理改變了，釜底抽薪，未必非制止大戰之一法。 現在之國際聯盟，可以說是強國聯盟，是他們宰割弱小民族之分贓團體，像我國濟南慘案這類事，與其訴諸國際聯盟，不如訴諸弱小民族，與其派人到歐美去宣傳，不如派人到印度非洲南洋等處去宣傳。我國在列強中，誠渺乎其小，但在被壓迫民族中，則是堂堂一大國。我國素重王道，向不侵凌小國，在歷史上久為世界所深信，由我國出來提倡世界革命，當然比俄國更足取信於人，兼之孫中山三民主義之學理，講得更徹底，施行起來，任何民族都能滿意。我們對世界弱小民族，以平字為原則，對五大強國，亦以平字為原則，決不為絲毫已甚之舉，本著此項宗旨做去，一定收絕大效果。孫中山抱大同思想，以天下為公，將來把三民主義普及全世界，實現大同，完成孫中山之遺志，發揚中國之光輝，然後才可謂之革命成功。 我格外還有層意見，也可提出來研究。古人說：「外寧必有內憂。」幾乎成了一定不移之理。晉武平吳過後，跟著就有八王之亂，洪秀全取了南京，跟著就有韋楊之亂，去歲革命軍取得武漢江西南京之處，跟著就寧漢分裂，現在定都南京，全國統一，而內部意見紛歧，明爭暗鬥，日益激烈。大家高呼打倒某某，剷除某某，其目標全在國內，我們應設法把目標移向國際去；使全國人的視線，一致注射外國，內部衝突之事，自然可以減免。我主張由我國出來組織弱小民族聯盟，大家努力去做世界革命的工作，這即是轉移目標之法，目標既已轉移了，內部意見，自然可以調和。 舉個例來說：劉備和孫權，本來是郎舅之親，因為大家都以荊州為目的物，互相爭奪，鬧得郎舅決裂，夫婦生離，關羽被殺，七百里之連營被燒，吳蜀二國，儼然成了不共戴天之仇。後來諸葛亮提出聯盟伐魏的政策，以魏為目的物，大家的視線，都注向魏國，吳蜀二國的感情，立即融洽，彼此合作到底。後來諸葛亮和孫權死了，後人還繼續他們的政策，直到司馬昭伐蜀，吳還遣兵相救，及聞後主降了，方才罷兵。這就是目標轉移了，感情就會融洽的明證。諸葛亮和孫權，都是人傑，他們這種政策，我們很可取法。 我的主張，可以二語括之曰：「對內調和，對外奮鬥。」現在列強以不平等待我，故當取奮鬥主義，等到他們以平等待我了，對外即改取調和主義。我們此時惟一的辦法，在首先調和內部，必須內部調和，才能向外奮鬥，能夠向外奮鬥，內部才能調和，二者是互相關聯的，但是根本上調和的方法，尤在使全國人思想一致，要想使全國人思想一致，非先把各種學說調和一致不能成功。這個道理，留到第六章再說。 [book_title]解決社會問題之辦法 改革社會，猶如醫生醫病一般，有病之部分，應該治療，無病之部分，不可妄動刀針，社會上有弊害的制度，應該改革，無弊害的制度，不可任意更張，致滋紛擾……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前數章俱系理論上之討論，這一章是討論實施辦法。關於辦法上應該討論者，可分作兩層，一是舊社會之經濟制度，應如何結束，二是新社會之經濟制度，應如何規定，本章就是在這兩點上加以討論。 土地和機器，該歸公有，理由是很正當的。但是已經歸入私人之土地機器，究竟該用甚麼手段把他收歸公家，這是亟待研究的。我國私人的土地和機器，都是用金錢購來的，細察他們金錢之來源，除少數人，是用非理手段從人民手中奪取者外，餘人的金錢，大概是由勞心勞力得來的，換言之，即是用私有的腦力體力換來的。我們既承認腦力體力是個人私有物，如果把地主的土地和廠主的機器無代價的沒收了，就犯了奪私有物以歸公之弊，社會上當然起絕大的糾紛，當然發生流血慘禍。凡事以平為本，把私人的土地和機器搶歸公有，這算是極不平之事，不平則爭……關於這一點，孫中山認得最清楚，民主主義第二講：「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共現在，這種將來的共產，是很公道的辦法，以前有了產的人，決不至吃虧，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是大不相同。」 從前美國北方各省，主張釋放黑奴，南方各省，也未嘗不贊成，只是要求給以相當的代價。那個時候，有幾百萬黑奴，其代價約需銀幾百萬萬元，政府無這筆款，去償還黑奴的主人，才發生戰事。一共血戰五年，雙方都非常激烈，為世界大戰之一。此次戰爭，比美國獨立戰爭損失更大，流的血也更多，後來南方戰敗，才無代價的把黑奴釋放了。我們可以說釋放黑奴之戰，是發源於債務的關係，假如當日的美國政府，有幾百萬萬元去償還黑奴的主人，這種流血慘禍，當然可以避免後來雖說把黑奴釋放了，目的得達，但這五年血戰中，犧牲的生命財產，也就不少了，其代價也不可謂不大，猶幸是北方戰勝了，萬一戰敗，那更是無謂之犧牲了。現在把私人的土地和機器收歸公有，其事與釋放黑奴相類，美國當日勒令南方各省釋放黑奴，不給代價，才發生大殺戮，我們為避免大戰爭，大殺戮起見，當然採用孫中山辦法，購歸公有。 現在政局紛亂，一切改革事項，當然說不上，但是，就學理上言之，將來改革經濟制度，究竟當採用何種方式呢？我們不妨預先討論，等到有了人民可以信託之廉潔政府，才好實行。據著者個人的主張，凡是使用機器的工廠和輪船鐵道等，一律由公家辦理，其有私人業已辦理者，由公家照價收買，全國土地，一律由公家備價收買，私人要使用土地者，一律向公家承佃，把舊日繳與地主的租價，繳與公家，公家收得此款，作為全國人民公用，如此則全國之人，無一不享受租金之利，即是無一不享受地主之權，換言之：無一人不是佃戶，也即是無一人不是地主。孫中山所謂平均地權，就完全實現了。 但其中最困難者，就是收買的經費太大，無從籌措。現在中國工業未發達，使用機器的工廠也少，輪船鐵路也少，公家收買起來，倒還容易，只是中國土地如此之廣，地價如此之昂，如果照價收買，比釋放黑奴的代價不知高過若干萬倍，美國當日，倘若無款償黑奴主人，我國今日，怎麼會有這宗巨款，去償還地主？關於這一層，孫中山是慮到了的，所以他於照價收買之外，再定一個照價抽稅的法子。他的辦法，是把地價確定了，令地主按年納稅，以後地價增漲了，多得的利益，仍歸公家，遇必要時，才照價收買。他就是因為政府無這筆巨款，來收買全國土地，才想出這種照價抽稅的辦法，以濟照價收買之窮。 現在亟須籌劃的，就是款項一端，這種收買全國土地的款，究竟從何籌措呢？著者主張第一步的辦法，就是規定銀行由國家設立，不許私人設立，人民有款者，應存入銀行，需款者應向銀行借貸，其有私相借貸者，將來有賴騙等事，法律上不予保護，人民以金錢存入外國銀行者，查確後，取消國籍，逐出國外。又於華僑所在地，設立國家銀行，存華僑之款，有款不存入本國銀行者，取消國籍，不予保護，一面由銀行發行國家鈔票，內地交易，純用國家鈔票，人民持外國鈔票向銀行存放者，不予收受。如此則外國鈔票即被驅逐了，人民的金錢，完全集中於國家之手，國家要收買土地和舉辦大實業，就不患元款了，孫中山所謂發達國家資本就算辦到了。 銀行貸出之息，與存人之息，為二與一之比，例如人民存人銀行之款，定為月息六厘，人民向銀行貸款，則定為月息一分二厘，如此則一進一出之間，銀行可得月息六厘，人民有款放借者，無異於將子金繳一半與公家。現在購買土地者，其利也不過幾厘，並且買地時須過稅，每年須上繳糧，不時還有攤派逗等事，今定為銀行存款，月息六厘，其利也不為薄。通常人民借貸之利，每月一分幾或二三分不等，以著者所居自流井之地言之，每當銀根枯窘時，月息有高至五六分者，今定為向銀行貸款者，月息一分二厘，其利也不為貴。像這樣辦去，公家坐享大利，而於存款者，貸款者，仍兩無所損，那些用大利盤剝的人，就無所用其技了。有人主張廢除利息，這卻可以不必。因為人民的金錢，是從勞力得來的，人民以金錢存人銀行，由公家拿去作社會上種種公益，即無異把勞力貢獻到社會上，謀種種幸福。此等人是應該獎勵的，銀行給予之利息，即可視為一種獎勵金。 又有主張廢除金錢，發行勞動券者，更可以不必。資本家之專橫是由於土地和機器，許私人佔有，才生出來的，與金錢制度何干？我們把土地機器收歸公有，又不許私相借貸，雖有金錢，成了英雄無用武之地，也就無害於社會了。拿勞動券去換取衣食住，其實效與金錢何異現在的金錢，我們又何嘗不可把他當作一種勞動券呢？主張發行勞動之人，其用心未免太迂腐了。 我們把銀行組織好了，就可著手收買全國的土地了。照孫中山的法，是命地主自將地價呈報到政府，我們收買之時，恐怕地主所報地價有以少報多之弊，可用投標競佃法（川省各縣教育局所轄產業，多作投抓競佃法，頗稱便利），用投標競佃，以定租金，然後據租金之多寡以轉定地價。例如某甲在鄉間，有地若干畝，由政府將其地投標競佃假定投標結果，得年租七百二十元，以月息六厘計，即定為地價一萬元。由銀行收入某甲存款一萬元，月付息六十元，其欲用現款者，以鈔票付給之，公家收入之租息，與銀行支付之利息相等，彷彿公家是替私人經管產業一般，公家本然無利可圖，但經公家收買過後，可用大規模之組織來改良土地，每年增加的利益，就完全歸諸公有了。 投標之時，即以地主所報之價為標準，假定某甲所報地價是一萬元，投標結果，租息最高額是七百二十元，我們即認定地主所報之價是確定的，即由銀行收入某甲存款一萬元。如果投標結果，依租息計算該一萬一千元，我們因為他原報之價是一萬元，銀行只能收入某甲一萬元，如果依租息計算，只該九千元，我們就認定某甲有意欺矇政府，罰他一千元，銀行中只收他八千元的存帳。我們定出此種辦法，地主呈報地價，自必非常審慎，絕不敢以少報多。 著者主張「全國土地，應一律由政府備價收買，不許私人佔有」。向友人談及，友人即說道：中國哪有這筆巨款來收買？我即把組織銀行和集中全國金錢的辦法說與他聽，見得收買土地，不愁無款，聽者每每駁我道：孫中山定的法子，是「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兩種，你單馭「照價收買」這一種，把「照價抽稅」那一種抹殺了，把私人所有權完全奪去，與孫中山主義不合；並且投標競佃之法，孫中山也莫有說過，施行起來。未免與他的辦法衝突。我說道：我所說的，與孫中山主義並無合，辦法也無衝突。孫中山的辦法，是：「由地主呈報地價，政府照價抽稅，將來地價增加之利益，全歸公家，公家如要收買，照原報之價，給與地主。」照他這個辦法，則是地主報價之時，所有權已經轉移與公家去了，所以日後增加之利益，全歸公有，收買之時，只照原價給予，如果地主的所有權，尚未消失，則增加之利益，應歸地主所有，政府收買之時，當另行議價。我們因此知「照價抽稅」和「照價收買」。只算是一個辦法，並不是兩個辦法。孫中山本來想把全國土地，一律照價購歸公有，因為無此巨款，才想出照價抽稅的辦法，先把所權轉移了，把地價確定了。暫不付價，等到隨後有錢之時才付價，我只要有款，早點付價，又何不可之有？ 土地是公有物，應該歸公，金錢是私人腦力體力掉換來的，應該歸私。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我可以替他下一條公例曰：「金錢可私有，土地不能私有」。因此之故，他才規定以金錢給地主，把土地收歸公有，所以我主張全國土地，一律由公家備價收買，與孫中山主義並無違反。至於我所說投標競佃的法子，乃是照價收買時，一種補充辦法，對於地主所報之價，予以一種測驗，與孫中山的辦法，絲毫沒有衝突。 社會問題中，最難解決的，就是土地問題，我們只要把土地問題解決了，其餘的就容易解決了，收買工廠和輪船鐵道等項，都是很容易的事，我主張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可括為數語曰：「地球生產力和機器生產力，完全歸公，腦力和體力，完全歸私，使用機器的工業歸公，不用機器的工業歸私，大商業歸公，小商業歸私，貸款的利息，一半歸公，一半歸私。」如此辦理，則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相調和，與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精神就符合了。 我們既承認腦力體力是個人私有物，所以凡服務社會，就該給以相當代價，不能把他的腦力體力看作社會公有物，任意沒收。各人的資禀不同，才能不同，應聽其擇業自由，各就其性之所近，自去選擇職業，欲務農者，向公家承佃土地，欲作工者，向工廠尋覓工作，其願當官吏教員，及從事他種職業者亦同，因勞動的種類不同，所得的報酬也不同。表面上看去，似乎不平等，其實不然，這個道理，與民權主義是一樣。孫中山說：「天生萬物，除了水面以外，沒有一物是平的，各人的聰明才力，有天賦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結果，當然不同，造就既不同，自然不能平等，如果把他們壓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孫中山主張的民權平等，是各人在政治上立足點平等，不是從上面壓下去，成為平頭線的平等。因此我們主張的經濟平等，也不是把平等線放在平頭上，成為國中貧富相等，是把平等線放在立足點，使各人致富的機會平等，或貧或富，純視各人努力與否以為斷。 關於商業問題，我以為日常生活必需之品，如果一律由國家經營那就不勝其繁了，因此我主張大商業歸公，小商業歸私，但是大小界限，如何劃分，這是很費研究的。我主張施行之初，可定為國際貿易歸公，國內貿易歸私，國家向外國購買大批貨物，分售與人民，人民有貨欲銷售外國者，由國家承買，轉售與外國。我國閉關數千年，並未產生何種大資本家，可知國內貿易，並非造成資本制度之主因，故國內貿易，可以聽人民自由經營。我們把國際貿易歸公辦到了，再看國內情形如何，並可進而規定國內某種商業，亦應由國家經營，私人不得經營。關於機器方面，亦可規定某種機器，私人不得使用。此種辦法，必須到了實施之時，斟酌現情而為之，此時不能一一預定。我們不許私人購買土地，不許私人使用機器，不許私人設立銀行，不許私人經營國際貿易，孫中山所謂節制私人資本，就算達到了。 依上述辦法，國家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收歸公有過後，國家每年收入，當然非常之多，自當盡量擴充實業教育與增加民眾利益之事。但是國家發達到了極點，每年餘款，究竟作何用途呢？我也想有一個辦法，孫中山屢屢向人演說，他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大公司，四萬萬人都是股東，並且說：「這個公司內的人，都可以分紅利，子子孫孫，便不怕窮。」我們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公有，那末四萬萬人都成為地主廠主，成為銀行和國際貿易的股東，孫中山理想中的大公司，就出現了。這個大公司，是以每一個身體為一股，國中生了一人，即是增加一股，死了一人，即是取消一股，股權是非常明晰的。我們就可仿照公司分紅的辦法，政府每年除各項開支而外，其所有餘款，即按照全國人口數目，平均分攤，作為生活費，其分攤數目之多少，以國家每年餘款多少為斷，最小限度，以能維持生活為止。 有了這個辦法，社會上可以免去許多糾紛：（一）中國所謂育嬰卹嫠濟貧諸局，可以裁撤，外國所謂失業者救濟法，教員工人養老金等等，俱可廢去了；（二）現在許多富有哲學文學科學等天才的人，每飢寒所迫，兼營他業，或改營他業，國家受無形之損失，倘能發給生活費，使無凍餒之憂，則各人能就其性之所近，專心深造，於社會之文明，增進不少；（三）語云：衣食足而禮義興。又云：飢寒起盜心。有了發給生活費的辦法，則國民的道德可以增進。 有人問我道：人人都有飯吃，還有何人肯作工？還有何人肯努力？社會怎麼能夠進化？我道：人人有了飯吃，努力心或許減少一點，如謂人類就不努力。社會就不會進化，我卻不以為然。請問牛頓和達爾文諸人，其目的豈是因為要吃飯，才去研究學問嗎？難道他們有了飯吃，就不支研究學問嗎？我恐怕正是因為他們有了飯吃，才能專心研究，才能有此家前絕後的大發明。 孫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級：第一級是需要，有衣穿才不會冷死，有飯吃才不會餓死。第二級是安適，穿的求其舒服，吃的求其甘美。第三級是奢侈，穿的要輕綃細絹，海虎貂鼠，吃的要山珍海味，魚翅蒸窩，我所說的發給生活費，只算達到第一級，其第二級，第三級，則讓那些勤勉作工的人享受。 努力向上之心，人人都有，凡是稍知奮勉的人，斷莫有因為免去凍餒，就可滿足他的慾望，就不前進，其例甚多，無待詳舉。平心論之，人之天性不一，有因為生活問題解決了，就不去作工的，卻也有豐衣足食，還是孜孜不已的，若謂國家發了生活費，就無人作工，這層可以不慮，假使實施之時，果然有此現象，我們少發給點款，使他們所得者，不足維持生活，就不患無人作工了。作工與否，本是聽人自由，但作者優予報酬，使人見而生羨，又不得不作工，於是作工者，不作工者，各遂所願，社會上就相安無事了。 有人問我道：全國人民，具何種資格，有坐領生活費之權利？政府為甚麼有發給生活費之義務？我說道：這有兩個理由：（一）地球是人類公有物，使用土地者，對於公家繳納租金，此項租金，即該人類平均分受：（二）發明家發明機器，是替人類發明的，由機器生出來的利益，應該人類平均分受。基於這兩種理由，故人民有領受生活費的權利，政府是掌管全國土地和工廠的機關，故有發給生活費的義務。孫中山講衣食住行四者曾說：「一定要國家來擔負這種責任，如果國家把這四種需要，供給不足，無論何人，都可以來向國家要求。」可見國家有保證人民生存的義務，人民有向國家要求生存的權利。我主張發給生活費，即是國家擔負人民衣食等項的責任，保證人民的生存。此種辦法，與民生主義是很合的。 我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是採用公司式的組織，這是已經說明了的。我分配資財的方法，是從自然界中兩個地方取法得來： （一）是取法身體分配血液的方法。身體中某部份越勞動，血液之灌注越多，除了彌補消耗之外，還有剩餘，因此人身越勞動的部分，就越發達，這就是人身獎勵勞動的方法。所以我們對於勞動者，應該從優報酬。我們身體中，還有些無用的部分，例如男子之乳，他是無用的東西，但是既已生在我們的身上，也不能不給以血液，不過男子之乳不勞動，灌注的血液很少，所以男子之乳，就漸漸縮小。我們發給生活費，不可過多，使不作工的人，如男子的乳一般，漸漸消縮。才合天然公理。 （二）是取法天空分配雨露的方法。自然界用日光照曬江海池沼，土地草木，把他的水蒸氣取出來，變為雨露，又向地上平均灑下，不惟乾枯之地，蒙其澤潤，就是江海池沼，本不需水，也一律散給；最妙的，是把草木中所含水分蒸發出來，又還給他，一轉移間，就蓬蓬勃勃的生長了；並且枯枝朽木，也一樣散給，不因為他莫得生機，就剝奪他享受雨露之權。灑在地上之水，聽憑草木之根吸取，無所限制，吸多吸少。純是草木自身的關係，自然界固無容心於其間。公家收入的租息，與夫銀行和工商業的純利，原是從人民身上取出來的，除公共開支而外，不問貧富，一律平均分給，致富的機會，人人均等，這就是取法雨露之無私。 孫中山把生活程度分作三級：（一）需要，即生存；（二）安適；（三）奢侈。現在的經濟組織，是以死字為立足點，進而求生存，再進而求發適，求奢侈，因為立足點是死字，一遇不幸的事，就有冷死的餓死的。著者主張發給生活費，是以生存為立足點，進而求安適，求奢侈，照孫中山民生主義說來，生存是社會問題的重心，國家倘能每年發給生活費，使人人能夠生存，這就算重心穩定了，重心既穩定，社嘗自然安靜。著者諄諄以發給生活費為言，意蓋在此。 本章所擬辦法，把土地、機器、銀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則擁有金錢之人，任他如何努力，決不會造到鋼鐵大王，煤油大王，銀行大王，汽車大王，商業大王諸人的地位，每年由政府發給生活費，則勞動家任何不幸，決不會有凍餒之虞，像這樣的辦法，把富者的地位削低一級，把貧者的地位升高一級，貧富之間，就不會相差過遠了。現在痛恨資本制度的人，對於有資財者，設種種法子去抑制他，我們施行此種經濟制度之後，從上面削低一級，從下面升高一級，在兩級中間的地方，就可任人發展，不加限制；不惟不當限制，並且還要盡力提倡，社會才能進步。我主張把國際貿易收歸國有，把國內貿易留為人民活動之餘地，又主張人民存款在銀行者，應當付以利息，都是為提倡人民努力起見。有人說：這種辦法，仍不免貧富不平。我說：惟其不平，人民才肯努力，世界才能進化，猶如水之趨入大海一般，惟其地勢高下不平，才能奔趨不已，如果平而不流，就成為死水了。水不流則腐，人類不努力，世界便會退化，其理是相同的。世間至平者，莫過於水，故量物平否，以水為準，然而水之前進不已者，實在是由於不平，名為不平，實為至平。我們取水之原理，以改造社會，就與天然之理符合了。 政府每年發給生活費，其手續很麻煩，當由各都市，各鄉村，分頭辦理。每一都市和每一鄉村，應設立戶籍調查所，把人口調查清楚，確定某人的籍貫，隸屬某處，生活費由原籍的戶籍調查所轉發，即無錯誤了，某處死了一人，即由該處的戶籍調查所查明死者籍隸何處，即通知生地的調查所，停止他的生活費，旅行在外，生下子女，就地報告該處調查所註冊，將來的生活費，即向該調查所承領，但經申請後，得由所生地的調查所，備文移歸原籍。人是活動之物，轉徙不常，調查之時，和發給生活費之時，從生死兩點注意，就可杜絕流弊了。 我們既規定人民有款者，當存入銀行，需款者當向銀行借，則各都市各鄉村，都要通設銀行，人民取款存款，方才便利。政治方面之組織，是合各鄉村而成為一縣，合各縣而成為一省，合各省而成為一國。經濟方面，當與之相應，首都設中央銀行，各省設省銀行，各縣設縣銀行，各鄉村設鄉村銀行；各鄉村之銀行，隸屬於縣銀行，各縣之銀行，隸屬於省銀行，各省之銀行，隸屬於中央銀行。金錢是人民膏血，故銀行之分佈，當如脈絡一般，使之成為網狀，才能流通無阻。私人向銀行借款者，須有擔保人，擔保人須銀行中有存款，足供擔保者，否則以藉款者或擔保者應得之生活費作抵押品。銀行與戶籍調查所，關係密切，二者宜並沒一處。 施行本章所說辦法，有當慮及者，土地，機器，銀行，國際貿易，四者集中於國家之手，全國人民的金錢，俱歸於銀行，政府每年又要發給生活費，國家的權責太大，當局的人，舞起弊來，人民就受害不淺了。如果防弊的方法，尚未想好，就冒冒昧昧的著手改革，把土地工廠等項收歸公有，倒不如不改革，不收歸公有還好點。所以我們要改革經濟制度，當先從改革政治入手，先把政治改革了，把防弊之方法想完善，然後才能說改革經濟制度。只要在政治方面，能把孫中山所說的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完全辦到了，則經濟方面，無論甚麼弊，都可防止了。本章所說解決社會問題的辦法，都是預定計劃，不能立即就辦，我們現在第一要著，就是努力去實行這四權，等到人民對於這四權能充分的行使了，再來改革經濟制度，那就無有流弊了。 銀行及戶籍調查所之職員，與夫銀行之監察員，及其他重要職員，由人民投票選舉或罷免。屬於一鄉村者，由全鄉村人民總投票，屬於全縣者，由全縣人民總投票，屬於全省全國者亦然，遇有大事，亦用總投票法公決。例如原定銀行存款月息六厘，有人提議，應改為四厘，又有人提議，應改為八厘，即將三者的理由，作具說明書，公佈全國，定期總投票。各人向本地戶籍調查所投票，其旅居異地者，可從郵局投遞，由戶籍調查所開票，總計主張四厘者若干票，主張六厘者若干票，主張八厘者若干票，匯報於縣，由縣匯報於省，由省匯報中央。假定主張四厘者佔多數，即改為存入銀行者，月息四厘，向銀行借款者，月息八厘。又如有人主張各人的資財，不可過多，存入銀行之款，應該加以限制，又有主張不應加以限制。究竟應限制？或不應限制？如應限制，則每人存款，究應至多以若干為限，可由全國人民總投票決定之。全國是一個大公司，四萬萬人是公司中之股東，人人有切己利害，有分紅息之希望，故投票時，不會受人運動，即使有舞弊者，亦必互相舉發，在公家服務之人，如有侵蝕虧吞等弊，亦必互相稽查。假無發給生活費之規定，人民與國家，不生關係，即使他人營私舞弊，亦不願因為公家之事，去開罪於私人。中國官吏，侵蝕公款，無人過問，其弊正在於此。今有發給生活費之規定，則人民與國家，居於利害共同的地位，侵蝕國家之款，即無異侵蝕私人之款，全國有四萬萬人，即是有四萬萬個監察員，侵蝕者無所藏其奸，孫中山主張的全民政治，即可出現。 關於遺產制一層，許多人都主張廢除，如照本章所說的辦法做去，土地工廠，一律歸公，私人也就無所謂產業了，所有者不過銀行中所存之金錢，我們只研究此項金錢，應否傳給子孫就是了。此事於各個人都有關係，將來可用全民數投票法解決之。在我個人之主張，是可以聽其傳給的，因為我們既經承認各人的身體是各人私有物，由腦力體力換來的資財，就應該各人私有。各人所生子女，是他的身體化分出來的，當然有承受他的資財之權，如果歸為公有，也就犯了「奪私有物以歸公」之弊。普通人所以努力者，大都想積下資財，傳之後人。如果積下的金錢，不許傳之子孫，必會減少人類努力心，即是減少社會進化之速度。 富者過富，貧者過貧，欲廢除遺產制，以化除貧富階級，殊不知資本家之產生，與遺產制無甚關係。茲可舉例為證：美國鋼鐵大王卡匿奇，為貧人子，三歲時，為絲廠工徒，一周得工資一弗二十仙。煤油大王洛克依蘭，為農家兒，六七歲時，隨其母往山下拾柴，或隨其父在田間拔草。鐵道大王介姆舍爾，十五歲，父死，無以為生，乃人商店為學徒，韋爾德以架設太平洋海底電線，名聞天下，十六歲時，也在紐約商店為學徒。法國大銀行家勞惠脫，少時家貧，走至某銀行，向主人陳述，願執賤役，主人不許。他走出來之時，皮鞋上落下一釘，俯而抬之，主人因為他不忽細事，乃呼入，令在銀行服役。美國大富豪休窪布，系小村中織毛工人之子，少時助其父工作，或傭於農家，或為郵局馬夫。銅山王，章洛克，為農人子，少時隨其父驅牛十餘頭，走數百里，夕與牛同寢，晨與牛同起。砂糖工斯布累克，德國人，十八歲時，航海至美國，抵岸後，檢視衣囊，左方餘砂糖數塊，右方剩金三弗，一身之外，別無長物。商業大王瓦納邁爾，為造磚工人之子，幼時家貧，無力就學，無冬無夏，皆跣行於街市。汽車大王福爾特，二十餘年前，他尚為鍾表職工，以上諸人，都是貧人之子，並未承受遺產。惟銀行大王摩爾根之父，是美國著名富翁，但他之致富，全不依賴其父。他嘗說：「餘雖為新派沙摩爾根之子，並不藉此以立於世界，餘必為一個獨立之奇男子。」可見他之擁有巨資，也不是遺產的關係。我們細考諸人致富之源，都是掠奪地球和機器的生產力，否則經營國際貿易，抑或開設銀行，惟休窪布一人，未獨立營業，但他終身輔佐鋼鐵大王，他之資財，仍是從掠奪地球和機器生產力而來。如果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那些在實業界稱王的人，斷不會產生，這才是根本治療之法。 至於改革社會之程序，我主張從鄉村辦起走，以每一鄉村為一單位，各辦各的，因為改革之初，情形複雜，應該各就本地情形，斟酌辦理，才能適合，如有窒礙處，隨時改良。等到各鄉村辦好了，才把全縣聯合起來，各縣辦好了，才把全省聯合起來。各省辦好了，才把全國聯合起來，將來世界各國辦好了，把全球聯合起來，就是大同世界了。 改革社會，應該注意者有兩點：（一）所訂法令規程，要多留各地方伸縮之餘地，越苛細，就窒礙越多，越是不能實行；（二）當從勸導入手，使各地人民，喜喜歡歡的去辦理，不能用嚴刑峻罰，強迫人民辦理。其實施方法，當如下述： 政府把土地收歸公有後，即統計此一鄉村，共有土地若干，命全鄉村之人組織一個團體，公共管理，由這個團體把土地分佃與農民，全鄉村每年共收租包若干，政府責成這個團體繳交銀行，如租息是穀物等項，由這個團體公共變賣，以銀繳入銀行，政府立於監督地位，也就不繁難了。 全國土地，由國家出資財改善者，其利益歸國家所得，由各鄉村出資財改善者，其利益歸各鄉村所得，各鄉村改善土地後，增加之收入，由本鄉村人民平均分受。凡購置機器，改良肥料等，所需之款，向銀行息借，其息可緩至獲利後償付。若建築馬路，疏鑿溝渠等項，其工程施之土地上而含有永久性者，所用之款，政府與該鄉村各擔負一半。例如某鄉村因建路鑿渠，向銀行借款二千元，工畢之日，政府派員勘驗認可後，政府擔負一半，銀行只列該鄉村借銀一千元就是了，政府名為負擔一半，實則仍無所損。因為銀行貸出之息與存入之息，為二與之一比。假定存入是月息六厘，貸出是一分二厘，人民向銀行存款二千元，銀行應付月息十二元，某鄉村因築路鑿渠，借去二千元，銀行只列該鄉村去銀一千元，其收入之月息十二元，恰與人民存款二千元之息相抵，不過政府多負擔一千元無息之債務罷了，只要政府不付利息，此項債務，就多擔負點也無妨。 孫中山所說農業上增加生產的方法，共計七種：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是除害問題，第是五是製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滅問題。應由政府派人到鄉村去，把改良辦法詳加講演，或用文字說明，務使農民心中了然，其採用與否，聽人民自由，不必用強力干涉。語云：「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他們知道大利所在，自然會踴躍從事。孫中山曾說：「對中國人說要他去爭自由，他們便不明白，不情願附和，但是對他說請他去發財，便有很多人跟上來。」我們叫各鄉村組織團體，叫他改良土地，就是請他去發財，人民哪有不歡迎之理？即有懷疑之人，充其量不過不遵照改良就是了，斷不會出來阻撓，因為公家叫他們組織個團體，擔負繳納全鄉村租息，這個團體，盡可照公家原定租額轉佃出去，團體中人，不過費點力，代公家收租息就是了，並不至於賠累，他們何至出頭反對？只要這層辦到，鄉村中的事權，漸歸統一，將來一切事都好辦理，也就算收了效果了。 關於增加生產的事項，他們不願意改良，只好聽之，如其加以干涉，反轉多事，反會生出反響。我們總是盡力提倡，盡力勸導，聽其自由採用，只要某鄉村獲了大利，他們自然會爭先恐後的仿辦起來。這類事，如果督促嚴厲了，反轉會弊病叢生，王安石的青苗法，就是前車之鑑。宋朝那個時候的人民，於青黃不接之時，每每出重利向富室借貸，王安石創青苗法，由公家以較輕之利，借與農民，於秋收後付還，使利歸公家，而農民也不至受重利之苦，本是公私兩利的好法子，王安石雷厲風行的督促官吏實行，據散放青苗錢之多少，以定官吏之成績，於是那些地方官，就向民間估派，其有不需款之農民，與夫家資饒裕之富民，都強迫他領取青苗錢，鬧得天怒人怨，以最良之法，收最惡之果，都是由於強迫二字生出來的。蘇東坡說宋神宗求治太急，真是洞見癥結之論，我輩改革社會，當引為大戒。 天下事有當強迫者，有不當強迫者，例如把土地、機器、銀行和國際貿易四者收歸國有的時候，則當強制執行，任何人不能獨異。至於鄉村中改良事項，則當如上說的辦法，聽其自由。像這樣辦法，就與孫中出所主張「政府強制的力量，和人民自由的力量，雙方平衡」的原則相符合了。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養人民，原是與種植樹木一樣，我們雖甚望樹子長成，亦只能把土壤弄好，把肥料弄好，等他自家生長，我們是不能替樹子幫忙的，這個道理，柳宗元的郭橐駝傳，說得很明白。現在新政繁興，民間大困，當局諸公，每每以福國利民之心，做出禍國害民之事，就是違反了柳宗元的說法。斯密氏全部學論，純取放任自由，他說：「人民好利之心，根於天性，政府只消替他把障礙物除去了，利之所在，人民自然會盡力搜求，一切天然之利，就因而開發出來了。」他這個學說，在歐洲是生了大效的，我們開發鄉村利益的時候，本他這個學說做去，自然會生大效。 前面的辦法，實行之後，一人之身，可得兩重利益：（一）鄉村中改善土地，增加生產的利益，每人可得一份；（二）每年由政府按照全國人口發給生活費，這又是一份利益。有了這個原因，全鄉村之事和全國之事，人民就不能不過問了。現在的人，大都是「事不關己不勞心」。革命的人，拚命去爭民權，爭得之後，交給人民，叫他來行使。我恐怕鄉間的老百姓，還會嫌我們的多事，妨害他吃飯睡覺的時間，只好順著他們喜歡發財的天性，把民權二字附著在發財二字上面，交給與人民，人民接受發財這個東西，順便就把民權那個東西攜帶去了。他們知道官吏是替他經理銀錢的管事，不得不慎選其人，遇有不好的管事，不得不更換。如此則選舉權，罷免權，他們自然曉得行使了。他們知道一切章程，如不訂好，就有人舞弊，公款就要受損失，他們將來就要少分點紅利，如此則創制權複決權也就曉得行使了。所以政府每年必要發給生活費，人民與政府才生得起關係，才能行使民權，人人有切己關係，才不會為少數人所把持，全民政治，乃能實現。 改革社會，千頭萬緒，猶如鐘錶一般，中間的機械，只要有了點小小毛病，全部動作，都會停止。我國土地，有如此之大，各地情形不同，實施的詳細辦法，豈是政府中幾個人能夠坐而揣測的，只好劃歸各地人民自去斟酌辦理，政府只消把大政方針與各種進行計劃宣佈出來，使人民知道政府的目的是怎麼樣，進行的途徑是怎麼樣，他們自然會朝著那個途徑做去，各鄉各縣，漸漸趨於一致，就可以漸漸聯合起來了。現在世界的大勢，是朝全民政治方面趨去，故一切事權，當散而給諸人民，才不至與潮流違反。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是一個東西，不可分而為二，一面又須顧及世界民族的心理，順著大同的軌道做去，三民主義，就成為整個之物了。 [book_title]各種學說之調和 現在世界上紛紛擾擾，衝突不已，我窮源競委的考察，實在是由於相反對的學說生出來的。孟子之性善說，荀子之性惡說，是互相反對的；宗教之利人主義，進化論派之利己主義，是互相反對的；個人主義之經濟學，社會主義之經濟學，是互相反對的。凡此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均流行於同一社會之中，從未折衷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為上當然不能一致，衝突之事，就在所不免。真理只有一個，猶如大山一般，東西南北看去，形狀不同，遊山者各見山之一部分，所說山之形狀，就各不相同。我們研究事理，如果尋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對之說，都可調和為一。性善與性惡，可以調和為一，利人與利己，可以調和為一，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可以調和為一，這是前面業已說了的。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對的學說加以研究，覺得無不可以調和。茲再舉兩例於下： （甲）馬克思說：「人的意志為物質所支配。」又有人說：「物質為人的意志所支配。」這兩說可以調和為一的。茲用比喻來說明：假如我們租佃了一座房子，遷移進去，某處作臥房，某處作廚房，某處作會客室，器具如何陳設，字畫如何懸掛，一一要審度屋宇之形勢而為之。我們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質之支配，但是我們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們之支配，即是物質受意志之支配。歐洲機器發明而後，工業大興，人民的生活情形，隨之而變，固然是物質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機器是人類發明的，發明家費盡腦力，機器才能出現，工業才能發達，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質。這類說法，與「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是一樣的，單看一面，未嘗說不過去，但必須兩面合攏來，理論方才圓滿。有了物理數學等科，才能產出牛頓，有了牛頓，物理數學等科，又生大變化。有了咸同的時局，才造出曾左諸人，有了曾左諸人，又造出一個時局。猶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表面看去，是輾轉相生，其實是前進不已的，後之蛋非前之蛋，後之雞非前之雞。物質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質，英雄造時勢，時勢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進化了。倘若在進化歷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論，任他引出若干證據，終是一偏之見。我們細加考究，即知雞與蛋原是一個東西，心與物也是一個東西，雞之外無蛋，蛋之外無雞，心之外無物，物之外無心，唯心論，唯物論，原可合而為一的。 （乙）古人說：「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孫中山說：「知難行易。」這兩說也可合而為一的。古人因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不去實行，就對他說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艱難的，你們總是趨重實行就是了。孫中山研究出來的學理，黨人不肯實行，孫中山就對他們說道：知是很艱難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經把艱難的工作做了，你們趕快實行就是了。古人和孫中山，都是注重在實行，有何衝突？「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二語，出在偽古文尚書上，是傅說對武丁所說的，傅說原是勉勵武丁實行，並沒有說事情難了，叫武丁莫行，原書俱在，可以復按。發明輪船火車的人，費了無限心力，方才成功，發明之後，技師照樣製造，是很容易的，這是「知難行易」。初入工廠的學生，技師把製造輪船火車的方法傳授他，學生聽了，心中很了然，做起來卻很艱難，這是「知易行難」。孫中山的說法，和傅說的說法，其差異之點，即在知字的解釋不同。孫中山是指發明家發見真理而言，傅說是指學生聽講時心中了解而言，我們試取一「孫文學說」讀之，他舉出的證據，是飲食、作文、用錢等十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屬乎發明方面的事。孫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覺，他訓誡黨員，是發明家對技師說話，故說「知難行易」。傅說身居師保之位，他訓誡武丁，是技師對學生說話，故說「知易行難」。就實際言之，發明家把輪船火車發明了，交與技師製造，技師又傳授學生，原是一貫的事，孫中山和傅說，各說半截，故二者可合而為一。由此知知易行難，和知難行易兩說，可以調和為一，世間的事，有知難行易者，有知易行難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論就圓滿了。 著者把性善和性惡，利人和利己，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唯心和唯物，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加以研究之後，乃下一結論曰：「無論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雙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經過長時間之爭辯，仍對峙不下者，此二說一定可以並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們把兩說合而為一，理論就圓滿了。」 著者從前對於孫中山的學說，也不甚滿意，故去歲著〈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係自闢蹊徑，獨立研究，不與民生主義相涉，自以為超出孫中山的範圍了。今歲著此文時，復取孫中山學說研究之，意欲尋出縫隙，加以攻擊，無如任從何方面攻擊，他俱躲閃得開，始知他的學說理論圓滿，他倡此種學說時，四面八方，俱是兼顧到了的，我去歲所擬解決社會問題各種辦法，已盡包括於民生主義之中。我當初討論這個問題，自有我的根據地，並未依傍孫中山，乃所得結果，孫中山早已先我而言之，因自愧學識之陋，而益服孫中山用力之深。真理所在，我也不敢強自立異，於是把我研究所得者，作為闡發孫中山學說之材料，閱者試取拙著《宗吾臆談》，與此文對照觀之，當知著者之信仰孫中山，絕非出於肓從。 著者幼年，極崇拜孔子，見《禮記》上有「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等語，因改名世楷，字宗儒，後來覺得孔子學說，有許多地方不滿我意，乃改字宗吾，表示信仰自己之意，對於孔子宣布獨立，而今仔細研究，始知孔子的學問，原自精深，確能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調和為一，遠非西洋哲學家所能企及。孔子學說，最貽人口實者，不過忠君一層，其實這是時代的關係，於他的學說，並無甚損。古時主權在君，故孔子說忠君，這不是尊君，乃是尊主權，現在主權在民，我們把他改為忠於民就是了。例如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我們改為「人民對政府要有禮，政府對人民要盡忠」，施行起來，就無流弊了。孫中山曾說：歐美人民，對於政府，常有反抗的態度。瑞士學者新發明一種說法，說「人民對政府要改變態度」。我們說：「人民對於政府要有禮」，也可算是新學說。像這樣的替孔子修正一下，他的學說，就成為現在最新的學說了。《大學》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段話，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融合為一，孫中山稱讚他是中國獨有的寶貝，外國大政治家沒有見到。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孫中山常喜歡寫「天下為公」四字，因為孔子理想的社會，是大同世界，孫中山理想的社會，也是大同世界，所以孫中山對於孔子，極為心折。 宇宙事物，原是孳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個，孳生出無數個，越孳生，越紛繁，自其相同之點觀之，無在其不同，自其相異之點觀之，無在其不異。古今講學的人，儘管分門別戶，互相排斥，其實越講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學，他們的學說中，參得有禪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孟子排斥告子，王陽明是崇拜孟子之人，他說「無善無惡心之體」，其語又絕類告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夠深求，就會同歸於一。猶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從他相異之點看去，草與木不同，此木與彼木不同，同是一木，發生出來的千花萬葉，用顯微鏡看之，無一朵相同之花，無一片相同之葉，可說是不同之極了，我們倘能會觀其通，從他相同之點看去，則花花相同，葉葉相同，花與葉相同，此木與彼木相同，木與草相同，再進之，草木和禽獸相同，精而察之，草木禽獸，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電子，也就無所謂不同了。我們明白此理，即知世間種種爭端無不可以調和的。有人問我道：你說「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請問各種學說，由同而異，又由異而同，是屬乎力學公例之哪一種？我說：水之變化，即是力之變化，同出一源之水，可分為數支，來源不同之水，可匯為一流，千派萬別，無不同歸於海，任他如何變化，卻無一不是循力學公例而行，宇宙事物，凡是可以用水來作比喻的，都可說是與力學公例符合。 中國人研究學問，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古聖賢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之，好像遠遠望見一山，於山之全體是看見了的，只是山上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於山之全體，卻不十分了然。將來中西學說，終必有融合之一日，學說匯歸於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趨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動機。現在世界紛爭不已，純是學說紛歧釀出來的，我們要想免除這種紛爭，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學說之一致。所謂一致者，不在勉強拉合，而在探索本源，只要把他本源尋出來，就自然歸於一致了。所以我們批評各家學說，務於不同之中，尋出相同之點，應事接物，務於不調和之中，尋覓調和的方法，才不至違反進化之趨勢，不是我們強為調和，因為他根本上，原自調和的。我看現在國中之人，往往把相同之議論，故意要尋他不同之點，本來可以調和的事，偏要從不調和方面做去，互相攻擊，互相排擠，無一事不從衝突著手，大亂紛紛，未知何日方止。 現在各黨各派，紛爭不已，除挾有成見，意氣用事者外，其他一切紛爭，實由於學說衝突醞釀出來的。要調和這種紛爭，依我想，最好是各人把各人所崇奉的學說，徹底研究，又把自己所反對的學說，平心觀察，尋覓二者異同之點，果能反覆推求，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尋出來，彼此之紛爭，立歸淌滅。因為宇宙間的真理，只有一個，只要研究得徹底，所得的結果，必定相同。假使有兩人所得結果不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徹底，或是二人俱不徹底，如果徹底了，斷無結果不同之理，大家的思想，既趨於一致，自然就沒得紛爭了。 現在各種主義，紛然並立，彷彿世界各國紛然並立一樣，有了國界，此國與彼國，即起爭端，有了主義，此黨與被黨，即起爭端，將來世界各國，終必混合為一而後止，各種主義，也必融合為一而後止。無所謂國，無所謂主義，國界與主義同歸消滅，這就是大同世界了。著者主張聯合世界弱小民族，攻打列強，可說是順著大同軌道走的，主張各種主義，公開研究，也可說是順著大同軌道走的。 耶教以博愛為主，後來宗教戰爭，同奉耶穌之人，互相焚燒屠殺，殘酷到了極點，與博愛之宗旨，完全背道而馳，倡民約論的人，何嘗不源於悲憫之一念，而其結果，則法國大屠殺，無復絲毫悲憫之念，並非咄咄怪事！著者求其故而不得，只好返求之於力學公例。人之思想感情，俱是以直線進行，耶穌、盧梭諸人的信徒，只知朝著他的目的物奔走，猶如火車汽車，開足了馬力，向前奔馳，途中人畜，無不被其碾斃一樣。現在身操殺人之柄者，與夫執有手槍炸彈者，如果明白這個道理，社會上也就受賜不少了。 歐洲新舊教之爭，施行大屠殺，是學說衝突之關係，法國革命，施行大屠殺，也是學說衝突之關係，學說殺人，至於如此，真令人四顧蒼茫，無從說起。宗教之說，根本上令人懷疑，歐洲殉教諸人，前仆後繼死如歸，自我們的目光看去，彷彿吃了迷藥一般，而他們則自以為無上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