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book_author]吴景超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80268 [book_dec]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专著。吴景超著。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景超(1910—),中国当代社会学家。安徽徽州(歙县)人。1923年去美国留学,1923年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曾执教于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等。主要著作还有《都市社会学》等。本书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人口密度和职业分布状况为标准,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4类:第一种国家,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比较低;第二种国家,人口密度颇低,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也比较低;第三种国家,人口密度颇低,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比较高;第四种国家,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比较高。第一种国家以英德为代表,第二种如美国加拿大,第三种国家以俄国为典型,中国恰恰属第四种国家。第四种国家有两个特点,一是人口密度比较高,每平方公里在50人以上;二是他们的谋生方法,以农业为主体,农业人口要占70%以上。这类国家的共通之点就是贫穷。要改变中国的贫穷状态,要做到:1.充分利用国内的资源;2.改良生产技术;3.实行公平的分配;节制人口的数量。具体的办法,就是发展都市救济乡村,发展城市工业,吸收一部分农民进城,缓解农村的人口压力,方便交通,扩充金融,救济乡村,从而使中国走上富裕之路。作者的思考,对今日中国的现代化和农村的发展,仍具有参考价值。 [book_img]Z_13018.jpg [book_chapter]第一章　导言 [book_title]自　序 本书收集了十六篇文章，都是我于过去数年内，在《新月》、《清华学报》、《社会科学》、《大公报》及《独立评论》中发表过的。 书名似乎有点新奇，但也无需解释，因为在本书第一篇文章里，已经把第四种国家的意义，讲得很清楚了，中国不幸，就是第四种国家，如何改变这种不幸的境遇，就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是导言，全书的要义，已在于此，以后三章，不过发挥这些要义，但每章都有一个中心主张：第二章提倡机械化的生产方法，第三章提倡节制人口，第四章提倡公平的分配，这几件事都做到了，是否中国便有出路，还请读者指正。 这些文章是在不同的时期写的，所以文中所用的统计，前后偶不能一致，因为与书中的主旨无关，所以未加修改。 吴景超 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 [book_title]一　世界上的四种国家 国家分类的方法很多，我们可以从政治的观点去分类，也可以从经济组织的观点去分类；从宗教的观点去分类，也可从教育的观点去分类。但这些分类，都不是我这篇文章中所要讨论的。我这儿所说的世界上四种国家，乃是根据人口密度及职业分派两点所分析的结果。 先概括地说一下这四种国家的特点。 第一种国家，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比较的低。 第二种国家，人口密度颇低，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也比较的低。 第三种国家，人口密度颇低，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比较的高。 第四种国家，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也比较的高。 这四种国家的生活程度，以及他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都不相同的。我们愿意把每种国家举一两个例来讨论一下，同时也要看看中国在这四种国家中，是属于哪一类。 第一类的国家，可以拿英、德两国来做代表。英国的人口密度，每一方公里是181.2，世界各国，除却比利时、荷兰两国外，就要算英国的人口密度最高了。德国的人口密度，每一方公里是133.1。我们如知道世界各国的人口密度，每一方公里在100以上的，只有七个国家（除却上面提到的四个国家以外，还有日本、意大利、捷克斯拉夫），就可知道英德两国的人口密度，是比较高的了。英国人在农业中谋生的，比较最低，只占有职业的人6.8％。德国人在农业中谋生的，也不到有职业的人三分之一，只占30.5％。概括地说，这一类的国家，本国的农产物，大都不能维持本国人的生活，所以不得不于农业之外，发展别的实业，特别是工业。他们便以工业的制造品，卖给别国，以赚来的钱，再从他国买进粮食，来维持本国过剩人口的生活。据哈佛大学易司特教授的估计，英国的农产，只能维持本国人口41％的生活。其他各国的农产物，如俄国，只能维持本国人口72％，意大利只能维持本国人口64％，比利时只能维持本国人口37％。又如日本，人口总计有6000余万人，但本国的粮食，只能养活4000余万人。所以这些人口密度过高的国家，许多都靠别国土地的生产，来维持其生活。这些农业不能自给的国家，既然要靠自己的工业品，去换别人的农业品，所以他们在国际贸易上的商场，如给别人占去了，本国人的生活，便要起很大的恐慌。我们可以拿英国近年来的情形，做一个例子。英国的纺绩工业，在各种工业中是最发达的。他们纺绩出来的货物，有五分之四要运到外国去，本国的市场，只能销去五分之一。这些运往外国的纺绩品，在英国的出口货上，占一个极重要的位置，他的价值，要占出口货全体价值20％，有时或达30％。这些纺绩品，假如在国外的市场上，销得出去，以所赚来的钱，换得粮食归来，那自然是很好的。不过英国的海外市场，并不是颠扑不破的。在1890年，英国的纺绩品，有40％，销在印度，近来只能销30％了。以前有11％，销在中国，近年只能销8％了。东方的市场，在1910年，要销英国出口的纺绩品56.4％，1920年，便降低至43.6％。在1913年，英国出口的布匹，长达70万万码，近来只有45万万码。英国在东方的纺绩品市场，所以衰落的重要原因，一因印度与中国的纺绩业，日有进步，二因有日本与之竞争。这两种势力，不是英国工业的能力所能打破的。所以英国纺绩品商场在东方的丧失，不是暂时的现象，而带有永久的性质。英国的失业问题，有一部分未始不是由于这个重要的原因造成，所以专靠国外的商场，来维持国内的工业，乃是很危险的。 不过这些农业不能自给的国家，其危险还不只此。我们还是以英国来做例子。英国现在粮食不能自给，所以要向外国买进粮食。现在供给英国粮食的主要国家，有澳大利亚，有加拿大，有印度，有阿根廷。印度的人口密度，比较是高的，所生产的粮食，大部分自己消耗，只有一小部分运出。这一小部分能够运出，乃是因为印度人的生活程度太低，正如中国近年有鸡蛋输出，并非因为中国人自己吃了还有得多，乃是因为中国大多数的人民，还没有达到吃鸡蛋的生活程度所致。假如印度的生活程度，略为提高一点，便没有余多的粮食运出的。其余的国家，所以有食物运出，乃是因为本国的人口稀少，农产品用之有余所致。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口，还在那儿膨胀的。有一个学者估计，以为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在30年之后，便不能有食物输出，因为在这30年内加增的人口，要把余下来的食品都消耗了。这个估计，也许是不对的，不过这些国家，将来或无食品输出，并不是不可能的事，只看美国在19世纪，输出的食品，数量甚巨，近来因为本国的人口加增，输出的数量，便减少了。假如现在有食物输出的国家，将来停止或减少食物的输出，那么这些农业不能自给的国家，又要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由此看来，本国的农业，不能自给，想靠别种实业，来维持过剩的人口，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办法，虽然是一个为许多强国所采用的方法，却也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方法。 第二类的国家，可以北美的加拿大、美国，南美的阿根廷，海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为例，这一些国家，除去美国之外，其余四国的人口密度，每方公里都不到5人，美国的人口密度，每方公里也只有15.6人。除开加拿大不算，其余的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都不到30％；从事工业的人，都比从事农业的人还多。加拿大国中从事农业的人，也不过35％。他们从事于农业的人甚少，乃是与第一类的国家如英德等相仿佛的。但有一点与他们却大不相同，便是这些人口密度较低的国家，从事于农业的人虽少，但农产品却可自给。不但是可以自给，还有余多，可以出售。这些国家的生活方法，是最可羡慕的。他们国中从事农业的人，大都用机器生产，所以每家的农场很大，每人的效率极高。美国从事于农业的人，不过1000万左右，但美国在1926年所产的小麦，要占全世界所产的22.8％；所产的玉米，要占全世界的60.9％；所产的棉花，要占全世界的62.2％。他们以少数的人，在农场上工作，便可供给全国人民的衣食而有余。其余人口的时间与精力，便可用在别的上面，来加增国内人口的福利。那些在工业中谋生的，也是用机器来制造物品，所以他们的效率，也较别国的工人为高。1927年，李德教授曾在《大西洋月刊》中发表了一篇文章，比较各国的工人效率，以中国为最低，美国为最高，如下表： 换句话说，美国1个工人的生产力，能抵得过30个中国工人，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人，有天生的神力，为中国人所不及，乃是因为他们有机器帮助的缘故。他们工作的效率既高，所以工资也高。工资既高，购买力便大。购买力大，生活程度自然便提高了。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没有一国人民的生活程度，可与美国相颉颃的。美国所以能做到这一步，从我们的观点看来，一因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保持得很适当，既不过多，也不太少。二因他们在各职业中的分派，甚为得法，所以能够做到农业既足自给，工业也很发达。各业中的人民，彼此交易货品及服务，因而可使全国人的生活程度，得到平均的提高。我们于此又须注意的一点，便是美国工业品的出路，与英国不同。英国的海外贸易，极其重要。美国本国有一万万以上的人口，所以国内市场，较之海外市场，尤为重要。这种建筑在国内商场上的工业，其基础自较稳固，其危险自然较低。加拿大与阿根廷等国，现在是向美国那条路上走，将来人口加增一些，能够充分的利用本国的富源时，也许可以步美国的后尘，与美国人享受类似的生活程度。不过我们虽然赞美这些国家的人口密度及职业分派，并不就说这些国家中的人民，生活已无问题。近年美国各业的衰落，以及失业人数的众多，表示他们的生活里，还有很严重而急待解决的问题。但是解决他们的问题，须从经济制度上着手，不是改良人口密度及职业分派所能救济的，所以不在本题讨论之内。 第三类的国家，可以俄国为代表。俄国的人口密度，每方公里不过6.9，与第二类的国家相仿佛。但俄国的职业分派，根据1926年的统计，却与第二类的国家大异。他们在农业中谋生的，占有职业的人86.7％，在工业中谋生的，只占7.7％。由此可见俄国在实行五年计划以前，还是一个农业的国家，一个人口密度很低的农业国家。与俄国的情形相仿佛的，世界上大约还有，不过这一类的国家，文化比较落后，统计每不完全，我们很难引证来作参考就是了。俄国的问题，不在人口与土地的比例，而在职业上的分派。他们从事于农业的很多，但他的农业，在五年计划以前，与美国有一点是大不同的，便是用机械的地方很少。现在他们的计划，一方面想法使农业机械化，一方面设法发展农业以外的实业，如工业交通业之类。假如有一天，俄国能使在农业中的人民，降低到30％以下，同时在农业以外谋生的人，也能加增到相当的程度，那么俄国人的生活程度，一定比现在要提高许多，远非欧亚诸国所可及了。不过那一天如果来到，俄国便不是我这儿所说的第三类国家，而成为第二类国家了。他在人口密度上，将与美国相仿，在职业分派上，也将与美国相仿。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万万以上的人口，都有伟大的富源，所不同的只在经济制度一点。那时我们比较两国的生活程度，便可发现到底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人民的享受，是否比得上社会主义的国家。 除却上面所说的三类国家之外，还有第四类的国家，其特点有二。第一，他们的人口密度，比较的高，每一方公里，人口在50以上。第二，他们的谋生方法，以农业为主体。在农业中的人口，要占70％以上。换句话说，他们的人口密度，有点像第一类的国家，但职业分派，却像第三类的国家。他们与第二类的国家，刚处相反的地位，毫无相同之点。这一类的国家，可以亚洲的印度，欧洲的布加利亚，罗马利亚为例。我们中国，也属于这个团体。这些国家的人口，有一共同之点，便是贫穷。他们主要的谋生方法，既然是农业，但以国内人口繁密的缘故，所以每家分得的农场平均便不很大。他们辛辛苦苦，靠自己的劳力，在农场上做工，一年的收入，最多只有做到温饱两字。一遇凶年及灾乱，便有冻馁之忧。他们的收入既然不多，所以除却衣食住的消费之外，便没有别种享用可言。他们终年碌碌，所为何来，无非为自己要吃饭，一家人要吃饭而已。吃饭这一件事，在生活程度高的国家，虽然也占一个重要的位置，但他们除去吃饭之外，还有别种享乐。据1913年的调查，澳大利亚工人的费用，平均花在食物上面的，只占34.8％。又据1918年的调查，美国12096个劳工家庭，平均用在食物上的款项，占全体用款38.2％。1922至1924年之间，美国劳工局调查了2886个农民家庭，发现他们用在食物上的款项，占全体用款41.2％。他们余多的金钱，便用在别的上面，以满足他们生活上的欲望。但是像印度、中国这些国家，情形便大不同。根据1913至1914年的调查，印度孟买的工人，全年的消费，用在食物上的，要占81.7％。中国各地人民的生活程度不一，但大多数的农工阶级，全年金钱消耗在食品上面的，要在60％以上，高的要达80％以上。他们在食物上面，所花的钱，其百分数虽如此之高，但从营养方面看去，还远不如欧美的工人。别的享受，更不能比较了。这种悲惨的现象，一方面表示这些国家里人口过多的压迫，一方面也表示人力的未尽，不知在农业以外，去开生财之源。为提高这些国家中的人民生活程度起见，人口密度与职业分派两点都需要改良的。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从我们的观点看去，第一类的国家，人口密度需要改良。第二类的国家，人口密度与职业分派皆颇合式，可为模范。第三类的国家，职业分派，需要改良。第四类的国家，人口密度与职业分派，都有改良的余地。中国既然属于第四类的国家，所以中国人的问题最为艰难，而中国人对于改良的工作，也应当特别努力。 [book_title]二　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径 生活程度这个名词，在普通人的口中，每每是用错的。譬如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常听见人说，今年的日子真难过，生活程度一天比一天高了。其实他所指的，乃是生活费用，并非生活程度。生活程度，是指我们所享受的东西，而生活费用，乃是这些享受的代价。譬如去年我们每月吃一次肉，今年每月要吃四次。这是生活程度提高了，乃是一件可以庆贺的事情。假如今年每月还只吃一次肉，而去年一斤肉只值二角五分，今年的一斤肉却卖到三角，这便是生活费用提高了，生活程度却依然如旧。明白了这两个名词的意义，就可知道提高生活程度，乃是大家心中愿意的事。我们整天整月的忙，目的虽然不只一端，但有一点是大多数人的心中所共有的，便是提高生活程度，便是想法使我们现在所享受的，比以前要丰富一点。 我现在要讨论的，不是任何个人的生活，如何可以提高。我的对象，乃是社会上的大众，我们要问这许多人的生活，有何法子可以提高。中国大众人民的生活，如与欧美各国人民比较起来，其程度的低下，乃是有目共睹的。近来社会上已经有好些人看清楚这一点，都在那儿设法，来改良这种现象。不过他们的眼光，似乎还嫌狭窄一点，没有从多方面去努力。我们只要把近人努力的途径，分析一下，便可看出这点。 影响一国人民生活程度最要的原素，自然是一国的富源。中国人对于本国的富源，没有充分利用，我们只要听一下经济地理家的报告，就可了然。譬如中国的可耕地，已经利用的，据中外专家的估计，还不到一半。中国的煤藏，不管你采取哪一家的估计，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列在前五名，乃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有如此丰富的煤藏，可是平均每年每人用煤，不过140磅。美国人在1926年，平均每人要用煤12000磅。在这两个数目字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冬天挨冻，而美国人享受汽炉；中国人坐人力车坐轿，而美国人坐轮船火车的情形来。别的富源，我们也不必细数，归根一句话，中国人并没有充分利用本国的富源。这一点是大家都见到的，也是大家都在那儿设法矫正的，所以我们不必多说。 影响生活程度的第二种原素，便是生产的技术。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落后，也是很显然的。就拿农业来说，我们虽然已有四千余年的经验，但生产的成绩，如与欧洲各国比较起来，还是相差很多。就拿小麦来说，中国各地的平均产量，每1英亩只有10.8蒲式耳（每1蒲式耳，等于60磅左右）。英国的平均产量，每英亩有32.9蒲式耳。所以中国每英亩的产量，还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一。虽然中国也有些地方，其出产可与英国相颉颃，但平均的情形，比英国落后许多，是专家已经证明的。更拿稻米来说，中国也比不上日本。日本平均每英亩产量，可达2350磅，中国只能产1750磅。农业中的情形，已然如此，别种实业中的情形，更比不上。譬如煤矿，新式旧式的，在中国已有不少。我们拿用最新方法的开滦煤矿来说，那儿的工人，每天只能采煤800余磅，而美国的矿工，平均每日可采煤9000余磅。美国工人的效率，比中国的工人要超过10倍。这还是拿新式的煤矿来与美国相比，如拿旧式煤矿来较量一下，美国工人的效率，要比中国工人超过20倍。技术的差异如此，难怪美国的矿工，要拿八角一点钟，而中国的矿工，只能拿四角一天了。中国人对于技术落后的觉悟，现在似乎已经普遍。所以在农业方面，近来有许多改良的运动，在中国各地发起。而政府里面的人，现在也有不少在那儿注意工业，想法使中国工业化的。我个人对于发展中国的实业，改良生产的技术，是主张各方面同时并进的。农业固然重要，工业也不可忽视。乡村固然要复兴，都市也应当发展。但近来舆论界中似乎有一种空气，喜欢注重农业而忽视工业，赞美乡村而咒诅都市。假如这种观察是对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我们要知道都市与工业的畸形发展，固然是不足取，但是这种情形，只在英美等国中，才遇得到。至于中国情形刚与英美相反。我们的都市与工业太幼稚了，以致大家都挤在乡下，使乡村与农业，呈一畸形发展的现象。为救济这种现象，我们应当欢迎有志人士来创造新工业，创造新都市，为乡下的过剩农民，另辟一条生路。所以关于改良技术一点，我们主张不但农业的技术要改良，别种实业的技术也要改良，不但农业的生产，要赶上欧美；就是工业、矿业、商业、交通运输等等实业，都要设法去赶上欧美。要各方面的生产技术都有进步，然后中国各界人民的生活，才可平均的提高。 影响生活程度的第三种原素，便是分配的方式。现在各国分配的方式，大多数是不公平的，中国也不是例外。中国对于这方面的统计还没有，我们可以拿英美两国来做例子。英国全国的进款，有14％，为1％的人所占有。在另一方面，62％的民众，只能分享全国进款22％。美国的情形，与此相仿。在富的方面，有1％的人，享受全国入款15％。在穷的方面，有61％的人，分享全国入款34％。假如这种分配的方式，可以改良一下，使有钱的人，少享受一点，而贫穷的人，多享受一点，那么全国人民的生活程度，一定可以平均的提高。我们并不主张把全国的收入，平均的分配。因为那是行不通的事。就是现在的苏俄，各人的所得，也还是极不平均的。工程师可以拿五六百或一千卢布一个月，而粗工有只拿几十个卢布一月的。所以我们现在不提倡平均的分配，但要鼓吹公平的分配。公平的分配，承认各人的收入可以有差异，但不能差异得太大。现在的中国，有衣食无着的穷民，也有在银行中存款几百万或几千万的富翁，这便是公平的分配没有实现的表示。我们如想提高大众的生活程度，决不可逃避这个问题，而应提倡用政府的力量，来实现公平的分配。政府应当实行各种税则，如所得税、遗产税之类，使富翁的一部分财富，可以转移到政府的手中。这样，富人的奢侈生活，当然要受一点损失。但是政府把收来的金钱，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如教育卫生娱乐等等，那么大众的生活程度，便可以平均的提高，所以这种办法，对于少数人有损，而对于大多数人是有利的。关于此点，注意的人很少，不过政府如想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假如这一点有一天做到了，不但人民的生活程度可以提高，革命的暗潮也可无形的消灭了。 影响生活程度的第四种原素，便是人口的数量。世界各国人口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人口似乎嫌少一点，他们如想发展各种事业，国内的人口，还不够用。但如中国及印度，则人口的数量，无疑的是太多的。太多的人口，便是人民往上挣扎的一个大阻碍。我们可以拿一个家庭来比一个国家。假如一个家庭的生产，每年只有1000元，同时家庭中的人口，却有10个之多。以10个人来分1000块钱，每人只得100块钱。这100块钱，除却衣食住等必需的生活费外，所余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这10个人的生活，很难提高，因为生产有限，而分利者太多。假如这个家庭里面，只有两个人，情形便大不同了。因为两个人分1000块钱，每人所得的，不是100元，而是500元。500元的生活，比100元的生活，是要丰富得多的。以小喻大，中国的情形，便是如此。假如中国的人口不是四万万而是三万万或者二万万，那么中国人的生活，比现在一定要舒服得多。这二万万人，再来利用中国的富源，改良生产的技术，实行公平的分配，那么使中国人的生活，赶上美国人，亦非难事。可是人口数量与生活程度的关系，虽然如此显明，而政府及社会上的人士，从这一方面努力，去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实不多见。减少人口压迫的方法，消极的有移民，积极的有节育。但这两种事业，还没有得到政府与社会上的充分的同情。有时我们在报纸及杂志上，还看见一些人发表文章，鼓励中国人的生育。这种态度，实际等于看见人家跌下井，还从上面摔块石头下去一样。结果只有使中国人的生活，格外走入悲惨的境界。真心为大众谋福利的人，决不可做此种无益而有大害的主张。 总括起来，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第一要充分利用国内的富源，第二要改良生产的技术，第三要实行公平的分配，第四要节制人口的数量。前两点已为多数人所认识，后两点也是同样的重要，但还没有得到社会人士深刻的注意，所以我们愿意大家多来讨论一下。 [book_chapter]第二章　经济建设 [book_title]三　农民生计与农村运动 中国农民生计困难的原因，据我的分析，最要的不外下列数种。第一，他们的农场太小，平均不过24亩左右，还有许多农场，不到这个数目。第二，生产方法落伍，这可从农作物的收获上面看得出来，无论是小麦、米、玉米或棉花，中国农民的成绩，都远不如他国农民。第三，交通不便，以致农民的出产品，在市场上得不到善价。假如农民要把他们的农产物运到价格较高的市场中去贩卖，结果因为旧式交通工具运费的昂贵，恐怕也得不偿失。第四，是副业的衰落，以前这些副业，是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现在因为许多副业的出产品，与外国工厂中的出产品或外国农场上的出产品相竞争，受优胜劣败原理的支配而被淘汰，以致农民丧失了一笔重要的收入。这些副业，有的大约是不可挽救，如纺纱织布；有的还可以想法复兴，如丝茶。以上这些原素，都是使农民的收入缩小的。假如这点小小的收入，农民可以完全用在自己的身上，那么他们的生活，也不致如现在那样穷困。他们所以走到现在这种地步的，就是在农民的四周，还有许多剥削他们的人及机关。这些剥削的势力，使农民的生活更加困难的，不外下列数种。第一是地主，中国土地分配的不平均，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所公认的事实。一方面有穷无立锥之地的佃户，另一方面有拥田数万亩的地主。如最近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便发现江苏的邳县、阜宁、灌云等县，有五六万亩以上的地主。这些人能够不劳而食，便是因为另一方面，有许多苦耕而还免不了冻馁的佃农。第二种剥削的人，便是高利贷者。据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全国借债的农家，约占56％，年利平均为三分四厘，最高的地方，如陕西，年利平均竟至五分一厘以上。这还是指平均数而言，特别的例子，比平均利率高几倍的，也是常见的事。第三种剥削所表示的形式，便是苛捐杂税，这种情形，各地不一。最坏的地方，农民以一年的辛苦所得，拿来纳税，还是不够，结果非售田产，卖什物，质房屋不可。不过苛捐杂税的剥削，还是有限制的，还有那第四种无限制的剥削，便是股匪与劣兵的骚扰，他可以使原来是小康的农民，不走到倾家荡产的境域不止。等到这些农民倾家荡产之后，他们自己也从农民转变为匪，来剥削那些还是靠耕田过日子的农民。第五种剥削农民的人，便是奸商，他们在售卖日常用品于农民的时候，故意高抬价格，以致农民花了十块钱，还享受不到八块钱的货物。最后一种剥削农民的人，便是农民的子女。有许多农民，假如只有子女一二人，生活也还勉强维持，但因缺乏生育节制的知识，以致在四十左右的时候，不但子女有五六人或八九人，而且因为早婚的习惯，孙儿已有数人绕膝了。中国人每把子孙众多，当作一种幸福，其实在农民的家庭中，这是苦恼的一个最大的来源。 以上这六种原因，造成中国今日的普遍农村破产。于是有一些志士仁人，出来提倡农村运动。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风起云涌，数得出来的，总在数十以上。他们的目标，自然不专为改进农民经济状况，但无论如何，救穷总是他们主要目标之一。经这许多人在各地的努力，对于农民的生计问题，不能说是全无影响。在现在这种农村运动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愿意诚恳地指出，就是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不是现在各地的农村运动所能解决的。假如现在还有人迷信农村运动，可以解决中国农民的生计问题，将来一定会失望，会悲观。 理由是很简单的，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80％左右，农村运动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农民，在全体农民中，不过九牛之一毛，即使这些农民得救，对于大局还是无补。这一点还不算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问题的性质，太于复杂，牵涉的方面太多，不是几个私人的团体所能解决。譬如我上面所说的兵匪问题、地权问题、交通问题、苛捐杂税问题等等，从事农村运动的人，对着他有什么办法？ 中国现在的问题，最急切的一个，无疑的是统一问题。假如统一完成——我们希望他在最近的将来可以完成——之后，那么接着来的主要问题，据我看来，便是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之内，全国的聪明才智，应当都集中在这几个大问题上，各人就他的能力所及，在一个或几个问题上，贡献他的所能。所谓农民的生计问题，应当是经济建设这个大问题的一部分。他不能单独的解决，他只能与工业、矿业、运输业、交通业、商业等问题一同解决。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应当把农村问题，放在经济建设的大问题之下，同时再把经济建设这个大问题，看作最近的将来，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我们只能靠政治的力量，集中全国的人才，集中全国的力量，定下一个经济建设的远大计划来，然后大家都朝这个方面去努力，中国各界的生计问题，才可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到那个时候，农民的生计问题，自然也联带地解决了。 [book_title]四　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与农场 （一）中美农民生活程度之差异 近来研究生活程度的人，每以家庭的零用账为原料。每个家庭的零用，都可归纳作五项：一食品，二衣服，三房租，四燃料，五杂项。我们如参考许多生活程度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条原则，就是凡入款愈多的，其出款的百分数，花在前四项上面的亦愈低。换句话说，入款愈多的人，其出款的百分数，花在末一项上面的亦愈高。我们根据这一条原则，便可来判定一个家庭的生活程度之高低。假如有一个家庭，以一年的辛苦，所得不过能解决衣食住的问题，而别种生活，如教育、旅行、娱乐等等，都不能享受，这种家庭的生活程度，一定是很低的。这种生活，都是我们所不愿过的，因为他的状况，与下等动物差不多。假如我们以一年的劳力所得，除却应付全家人口衣食住等必需的款项而外，还有储蓄，还有余资去购买书报，办置优美的家具，听音乐，看电影，坐汽车出外旅行，邀集朋友宴饮，捐助资财于公益事业，那么这种生活，便非下等动物所能比拟了。这才是我们所愿意过的生活，因为这是人的生活，有趣味的生活。 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是属于上面的哪一类呢？他们的生活程度，是低呢还是高呢？欲解决这个问题，最好拿别一国的情形来比较，因为不比较很难看出高低来。我们现在就拿美国农民的情形，来与中国比较罢。 这儿所举的两个中国农民生活程度的研究，一个是金陵大学农科的，包括中国七省十三处2370个农家的生活情形；一个是李景汉的，包括北平郊外挂甲屯农户100家的情形。美国的两个农民生活程度研究，一个包括美国东部402家的情形，一个包括美国南部861家的情形。现在我们把这四个研究的答案，列表于下： 我们对于上表所要注意的一点，便是美国的农民，每年出款用在杂项上面的，占25％左右；而中国农民，出款用在杂项上面的，只占15％左右。假如用钱来计算，这种差异格外明显。美国东部的农民，出款用在杂项上面的，计美金559.33元；美国南部的农民，出款用在杂项上面的，计美金357.56元。中国七省十三处的农户，每年平均只有38.08元，用在杂项上面；北平郊外的农户，用在杂项上面的钱更少，每年平均只有25.72元。从这些数目字上面，我们便可看出中美两国农民生活程度的高低了。 假如一家农民，每年只有二三十元，用在生活的必需品之外，如教育、娱乐、交际、旅行等等上面，这一家人的生活，不舒服到什么样子，可以不言而喻了。 但是每年有四五百美金用在杂项上面的农家，其生活与中国之农民，便有天渊之隔。上面我所举的统计，也许太抽象了。我们最好跑到美国农民的家中去参观一下，看看他们家中的布置，与我国农民家中的布置，有何不同之点。 我们先看美国东部402家农户的家庭吧。这402家，有295家是自耕农，有107家是佃户。我们看看这些家庭中有些什么东西吧。 上面所列的这些设备，不但中国的农民办不起，就是中国的上流阶级，也没有多少能与美国的农民比拟的。美国的佃户，照这个表上所列的，有68％的家庭有电话，46％的家庭有钢琴，71％的家庭有汽车，而且平均家庭定报一份，杂志二份以上！这个研究，是1921年举行的，近来有人研究爱乌华省（在美国的西部）212家自耕农，239家佃户，发现自耕农有92.9％有汽车，而佃户之有汽车的，亦达89.1％。这个研究，还举了两种新的设备，为上表中所无的。一样是留声机器，自耕农有此的，约50.5％；佃户有此的，约35.6％。一样是照相机，自耕农有此的，达45.3％，佃户有此的，达38.9％。 （二）差异之主要原因 中美两国农民生活程度之差异，从上面的统计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的观念了。现在我们要研究的，就是中美两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何以有此差异。关于这点，原因当然是复杂的。譬如中国的教育不发达，美国的教育则很普遍；中国的交通不方便，美国的交通则极便利；中国的农业，只知贸守成法，美国的农业已受过科学的洗礼；中国农产品的销售方法未改良，农民处处受中间人的剥削，美国的农民多采用贩卖合作，使商人不得从中渔利；中国的农民，日受苛捐杂税的压迫，美国的农民，便没有这种重担——凡此种种，以及我还没有举出来的许多原因，都与中美农民生活程度的差异有关系的。不过在这许多原因之中，我认为最要紧的一个原因，乃是两国农场面积的差异。我们都知道，农民入款的主要来源，便是农作物，而农作物的多少，每视农场大小为转移。农场小的农户，即使在每亩上的收获加到最高的限度，总收入还是有限。农场大的农户，即使在每亩上的收获不如别人，但他的总收入，决非他人所可及。我们如比较每亩的收入，中国农户并不亚于美人，但如比较两国农民的总收入，中国农民便望尘莫及了。主要的原因，便是中国人的农场小，而美国人的农场大。所以中国人的农场，如不设法扩大，那么别的地方，无论如何改良，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也不能加增许多，因为在小的农场上，挤不出大的进款来。进款既不能加增，生活程度自难提高了。 我们现在且把中美的农场来比较一下。 关于中国农场的统计，现在自然还没有，但是估计却有几个。据民国十六年武汉土地委员会之报告：有土地农民拥有1至10亩的，占人数44％；拥有10至30亩的，占人数24％；拥有30至50亩的，占人数16％；拥有50至100亩的，占人数9％；拥有100亩以上的人，占人数5％。别种估计，与此差不多。美国1925年的统计，农场面积在10英亩（每英亩约合华亩6亩半）以下的，只占全国所有农场5.9％；10英亩至19英亩的，占9.2％；20英亩至49英亩的，占22.8％；50至99英亩的，占22.3％；100至499英亩的，占36.5％；500至999英亩的，占2.3％；10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全国所有农场1％。由此以观，中国最普通的农场，在美国占极少数。中国农场，在10英亩以下的，至少有84％，而美国农场，在10英亩以下的，还不到6％。两国农场面积的差异，于此可见。 我们再换一种统计看看。中国农场的平均面积，各省是不同的，但据刘大钧先生的估计，全国农场的平均面积，为24华亩，金陵大学农科的统计，是根据中国七省十三处的情形立言的，发现中国农场的平均面积，为5英亩左右，约合32华亩。这两个统计，相差不远。此外我们如取麦乐来先生之说，假定中国现有农户6000万家，又取刘大钧先生之说，假定中国已耕之地，为28000万英亩，平均每户所得之耕地，约4.6英亩，合30华亩左右。根据这些数目，我们可以假定中国的农场，平均在30华亩左右。美国农场的平均面积，在1900年，为146.2英亩；1910年，为138.1英亩；1920年，为148.2英亩。换句话说，1920年的美国农场，平均为963.3华亩。所以美国的农场，平均要比中国的农场大32倍。不过美国的农场，有一大部分是没有种植的。我们如以美国播种面积的总数，以所有的农场除之，那么在1909年，美国农场，平均有播种面积50英亩；在1919年，平均有57英亩。57英亩，约合370.5华亩。所以我们即假定中国农场的平均播种面积，有30华亩，美国农场的平均播种面积，有370.5华亩，那么美国的农场，也比中国农场平均要大12倍。 假如有人要问：美国的农夫，何以能耕种那么大的农场，我们的答语便是，因为他们利用机器的缘故。中国的农场上，很少用机器的。我们看海关的报告，民国十四年，农业机器的入口价值，只161288两；民国十五年为511540两；民国十六年，为665976两。历年的价值，虽有加增，但是总数还是有限。美国在1850年以前，农业机器，还不甚发达。在1850年，农业机器的出品，值6842611元，到了1927年，出品的价值，竟达美金202732000元了。这里两个数目的差异，便可表示美国利用农业机器者的加多，以及美国农场上农业机器的普遍了。他们利用机器之后，工作的效率便大大增加。譬如在1829年左右，用人工去种麦并割麦，在一英亩的上面，须费时六十一点零五分。1895年左右，因为利用机器，所以同样的工作，只须三点十九分了。1870年左右，用人工去种稻并割稻，在一英亩地的上面，须费时六十二点零五分。1895年左右，因为利用机器，同样的工作，只须十七点零二分了。易司特教授曾说过，美国的工人，工时比别人短，工资比别人高，就是因为美国人能利用机器的缘故。这句话不但是为工人说的，也可以说是为美国的农民说的。他们做工的时间比别人短，而收获比别人多，就是他们能利用机器的缘故。我国的农民，做工的时日比别人长，而收获比别人少，就是我们不能利用机器的缘故。别人在那儿用机械的奴隶，而我们却在这儿役使我们自己。我们以一个血肉之身，去与几十个机械的奴隶（利得先生说是美国每一个人有35个机械的奴隶服侍他）竞争，成绩当然要落后。那么我们中国的农民，为什么不利用机器呢？话说转来，还是由于我国农场太小的缘故。用农业机器去耕种30亩田，是不经济的工作。只有在大农场上，用机器才合算。历年来从各海关进口的农业机器，以由大连进口的为最多，便是因为东三省的农场较大，可以利用机器的缘故。所以我国的农民，如想步美国农民的后尘，享受他们那种愉快的生活，非扩大农场利用机器以生产不可。 （三）中国的农场还可扩大吗 现在我们讨论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了，就是中国的农场，有无扩大的可能。我以为这是农民生活问题的中心点，假如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农民的生活程度，即使能够加高，也是极有限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便是看看中国的可耕地共有多少，以这些土地来分配与中国的农户，每户可得多少。关于中国农户的数目，我们在上面已提到了，可以假定他是6000万户。这个数目，与我们别种的估计，是相吻合的。我们常说中国人口约4万万，其中四分之三是农民，便是3万万。假如农户平均一家5人，以5乘6000万户，亦得3万万。所以6000万农户这个数目，我们可以暂时采用他。关于中国可耕地的数目，美国农业专家贝克耳先生，也替我们估计过了。他说中国面积共有244000万英亩。但在这244000万英亩之内，雨量足的，只有130000万英亩。其中还有温度不足的，须减去5％，只余123500万英亩。在此数的中间，还有40％，因为地形的缘故，不适宜于种植，所以结果只有74100万英亩。其中又须除去5％，是由于土壤不良的。所以雨量足，温度宜，地形合，土壤良的土地，中国只有70000万英亩，以较美国之97500万英亩，反而减少27500万英亩了。 70000万英亩，是中国可耕之地。中国已耕之地，照贝克耳先生的估计，只18000万英亩，未免太低。刘大钧先生估计中国已耕之地为28000万英亩。以中国已耕之地，分配于6000万农户，每户只有4.6英亩。但如以可耕之地、分配于各农户，每户便有11.6英亩，较现在的农场，要大两倍有半。 所以扩大中国农场的第一个方法，便是开垦荒地。 不过11.6英亩的农场，较现在虽然大些，比起美国来，还是太小。所以我们得想第二个办法。第二个方法，便是发展农业以外的实业，如工业、矿业、商业、交通业等等，疏导拥挤在农业中的人口，到别的实业中去。中国的人口，现在大约有75％，在农业中谋生活。意大利人口在农业中谋生活的，只有59.4％，德国只有35.2％，英国只有11.9％，法国只有42.7％；捷克斯拉夫只有41.6％；澳大利亚只有30％，美国只有23％。澳与美不但在农业上可以自给，而且还有余多以济他人。澳国一人耕可供三人之食，美国一人耕可供五人之食，即在法国，一人耕亦可供二人半之食。英国在农业中谋生的人最少，但英国的农业并不能自给，所以不足为法。我们最好能做到美国那一步，至少也要做到法国那一步。假如我们有一天工商业发达了，只有40％的人民在农间，那么现在的6000万农户，可以减至3200万农户。假如工商业的发达再进一步，只留25％的人民在农间，那么现在的6000万农户，可以减至2000万农户。（照全国40000万人，8000万户算）假如务农的只有3200万户，那么以70000万英亩来分配，每户可得地约21.8英亩。假如务农的只有2000万户，每户可得35英亩。35英亩的农场，比现在中国的农场，平均只有5英亩的，要大7倍。 所以扩大中国农场的第二个法子，便是发展农业以外的实业，吸收农场上的过剩人口。 以上这两点，假如都做到了，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比现在要提高许多。虽然比美国还比不上，但是比现在的情形，总要高得多了。不过在实现以上两点的时期中，农民须实行生育制裁，否则人口从四万万，加至六万万，以上所期望的，将来终成泡影。可是生育制裁这个题目，又是复杂的，我们只好等到将来再讨论了。 [book_title]五　从佃户到自耕农 （一） 关于中国佃户的数目，近来屡被人征引的一个估计，便是张心一先生等在1930年所发表的。【1】根据那个估计，中国佃户的数目，在各地大有不同。在扬子江流域，自耕农约占所有农户32％，半自耕农约占28％，佃户约占40％。东北的情形，比扬子江流域好些，计自耕农占50％，半自耕农占19％，佃户占30％。黄河流域的状况，又比东北好些，因为自耕农占69％，半自耕农占18％，而佃户只占13％。假如我们把各流域各省的报告平均起来，便可发现中国的自耕农，约占农户全体51.7％，半自耕农占22.1％，佃户占26.2％。这个估计，与美国农部在1923年对于中国佃户所下的估计相差无几。【2】但别的估计，有比这个大的，也有比这个小的。【3】在没有比较更完善的报告以前，我们只好假定中国的佃户，约占全国农户四分之一。佃户与半自耕农的总和，约占全国农户二分之一。纯粹的自耕农，只有二分之一。 佃户的估计，固然是难，可是比较还算容易解决的题目。比这个问题还要难于回答的，便是佃户与地主的关系。关于此点，各地的情形，相差得太多了。第一，关于纳租的方法，各地是不同的，有分租，有谷租，有钱租，还有其他不同的制度。第二，租期的长短，也是各地不同的，从一年以至永佃的都有。第三，纳租的数量，也有多少的差异，虽然土地法中规定最高的租额，不得超过375‰，但这条法律，在实际上恐怕是不发生效力的。据许多研究，证明纳租的数量，普通的情形，起码在40％以上。两千年前董仲舒说佃户耕豪民的田地，要以所得的十分之五纳租，【4】这种情形，在现在还是普遍的。此外如佃户为地主服务，可以不给值，甚至所用仆妇亦由佃农征调的办法，在欧洲已为过去的历史，但在中国的内地，还可以遇到这类的事实。【5】在这种复杂的情形之下，如没有做过一种详细的调查，便著书立说，来讲中国佃户与地主的关系，乃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不过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要讨论的，并非中国佃户的实在数目，也非佃户与地主的各种关系。我们即使对于上列的两个问题，不能作详细的描写与解释，但是对于下列数点，我们大约是可以同意的。第一，在农村各种被压迫的阶级中，佃户无疑的是一个主要的阶级。第二，压迫佃户的人虽然很多，如放高利贷的债主，如征收苛捐杂税的污吏，如在乡间为奸作恶的土劣等都是，但主要的压迫者，还是地主，因为佃户一年的勤劳所得，有一半或一半以上，要贡献给那不劳而食，不织而衣的地主。第三，假如我们觉得这种压迫是应当解除的，假如我们愿为那劳苦的佃户谋福利，那么把他从地主的手中解放出来，应当是目前一种急迫的工作。我们当然不能说佃户如变成自耕农，他所受的压迫，便完全取消了；但我们敢说，如果这一层做得到，他所受的压迫，要减轻许多。 由于上列三点的认识，所以我们要求讨论：佃户如何可以变成自耕农。 （二） 佃户如何可以变成自耕农？ 回答这个答题的一个方法，便是看看在别个国家里面的佃户，是用什么方法变成自耕农的，然后再斟酌国内的情形，决定哪一国或哪几国的办法，最有采用的价值。 我们先看美国的情形。 美国有许多学者，喜欢谈“农业阶梯”（agricultural ladder）一个名词。这个农业阶梯，普通可以分为四段。第一段是雇工，第二段是佃户，第三段是欠债的地主，第四段是无债的地主。【6】他们以为一个毫无凭借的农民，只要自己努力，经过相当的时期，便可变成地主。他初入农业的时候，可以替人家当雇工，把工资积一部分下来，经过数年之后，便可买农具，买种籽，买牲口，租别人的田，自己耕种了。在佃户的期内，自己也可有点积蓄，到了相当的时期，便可从亲友处，或从国立的金融机关，借一部分的资本，加上自己的积蓄，便可自置田业了。这时虽然由佃户变成地主，但还欠别人的债。所以田地在名目上虽然是自己的，而实际则有一部分是别人的。再经数年的努力，把一切的债还清了，他才算是真正的地主了。到了这时候，他可以说是爬到农业阶梯的顶端，在乡村社会中，便算是身份最高的人。 一个家徒四壁，毫无凭借的人，可以白手成家，从雇工升到地主，在中国是少见的，但在美国却是数见不鲜的事。格雷教授（L. C. Gray）等，根据1920年的统计，证明美国的自耕农，有四分之一是从佃户出身的，又有五分之一，是经过雇工与佃户两个阶段的，所以总计起来，有45％的自耕农，曾在佃户的阶段中挣扎过。那些从雇工升到佃户，从佃户再升到地主的自耕农，平均在雇工的阶段里，要工作5.8年；在佃户的阶段里，要工作8.9年，合起来共须15年。【7】我们如再把美国在各阶段中的农民年龄分析一下，那么他们那种在农业阶梯上往上爬的情形，便历历如在目前。美国在25岁以下的农民，各种各色的佃户，约占75.8％，而无债的地主，只占10.2％。但是65岁以上的农民，佃户只占16.5％，而无债的地主，却占64.1％。【8】他们那种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情形，从这些数字中，便可以想见了。另外还有一个研究，是根据美国中部2112个自耕农的经验而成的。这些自耕农中，有20％是经过雇工与佃户两阶段的。他们平均在19岁时当雇工，7年之后，升为佃户，又10年之后，便是在36岁时，升为地主。另有13％，是由雇工而升到地主的，他们平均在19岁时当雇工，当了10年，于29岁时便成地主。又有32％，只经过佃户一阶段。他们平均于23岁时当佃户，9年之后，于33岁时便当了地主。最后还有34％，没有经过雇工或佃户的阶级，便成地主，这些都是因为有亲友帮助的原故。但可注意的，便是这2000多个自耕农，有三分之二是由于自己的努力，由无产者而变成自耕农的。【9】 美国的农民，所以能够靠自己的努力，便往上升的理由，是很多的。第一，美国的工资高，如1923年在收获的季节中，美国农村中的雇工如是包饭的，可以得2.45元一日，不包饭的，可以得3.03元一日。在普通的时候，包饭的工人，可得1.93元一日，不包饭的，可得2.47元一日。这是指平均的数目而言，有些地方，雇工在收获季节中每日所得的工资，可以超过4.5元以上。【10】中国的雇工，在秋忙时每日大约可得4角，平时每日只得2角。【11】所以美国的雇工，可以积资而为佃户，中国的雇工，想升为佃户便很难。第二，我们再拿佃户来说，中国佃户所耕的农场很小，而美国佃户所耕的农场很大。美国佃户的农场，在南部较自耕农的农场要小点，但在北部与西部，平均比自耕农的农场还要大些。就全国而论，他们的农场，平均相差无几。所以我们可以把全国农场平均的亩数，来代表佃户农场的亩数。美国的平均农场，数十年来，颇有扩大的趋势。如1910年，平均每一农场，只占地138.1英亩（每一英亩，约等华亩六亩半）。1930年，每一农场，便有156.9英亩。【12】在这样大的农场上，一年的收获，自然是很多的。经营这种农场，在很短的时期内，便可积资购产，乃是自然的事。据格雷教授的估计，在1923年左右，美国佃户的家财，平均每家值4315元，半自耕农的家财，平均每家值12829元；自耕农的家财，平均每家值13476元。同时更可注意的，就是每家佃户，平均在粮食上，每年可收1187元。【13】佃户的收入，既然可观，而美国的地价，又不过昂。如1910年，每英亩只值32.4元；1930年，每英亩只值35.4元。【14】我们只把这些数目字对照一下，便可知道在美国，从佃户升为地主，乃是极可能的。中国的情形，便不然了。中国每农户平均的耕地，只有21亩。【15】在这样小的农场上，只求于开销之外，图一家的饱暖，已非易事，那能积钱来置田业。因为各种情形的不同，所以美国人可以高谈农业阶梯，而中国人则不能。美国的佃户，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升为地主，中国的佃户，想改变他们的身份，是不易的。所以在中国各地，我们可以听到佃户要求永佃权。这种权利，他们还想传给子孙。可见大多数的中国佃户，本人固然不敢作脱离佃户阶段的打算，而且还觉得他们的子孙，也无力爬上一梯，这是一件极可痛心的事，美国的农民，无论如何，是猜想不到的。 中美的情形，既然有很大的差异，所以美国的佃户，都靠自己的力量，变为自耕农的方法，在中国很少有参考的价值。 （三） 中国的佃户，既难靠自己的力量，变成自耕农，那么我们如想使他变成自耕农，一定要政府设法从旁帮忙，这是很显然的。丹麦的政府，便曾这样做过，所以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丹麦的故事。 丹麦在1850年的时候，农户中有42％是佃户，可是到了20世纪初年，农民中有89.9％是自耕农，只有10.1％是佃户了。如以耕种的面积来比较，在1901年的时候，丹麦的900万英亩可耕地，只有8％左右，是由佃农耕种的。丹麦在半世纪之内，把佃农的百分数，降低那么许多，是一件极可注意的事。【16】 丹麦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便是因为政府实行一种政策，给佃户以金融上的便利，使他们可以把所耕的土地，由地主的手中买来。这种政策的开始，是在1875年，其后在1899年、1904年、1909年，对于原来所定的办法，略有修改，其目标无非要给佃农以更大的方便。一个具有下列资格的农民，便可请求丹麦政府帮他购置田业。 1．他是丹麦的农民。 2．年龄在25岁以上，50岁以下。 3．未曾犯罪。 4．未因贫困而受公家的救济。 5．在17岁之后，曾从事于农业4年。 6．能得在社会上有名望者二人，证明其勤俭可靠。 7．须有相当的财产，得政府帮助后，便能购置产业。 8．但无政府的帮助，只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购置产业的。【17】 有上列资格的人，在请求帮助之后，政府派人调查，证明与事实相符，便可向政府借款。农民所购置的田业，其价值的十分之一，须由自己筹备，所以有上列第七条的规定。其余的十分之九，便可由政府借给。政府所借的款，起初规定最多不得超过的数额，约美金1100元，后来加到4500元。农民所购的田地，起初规定不得超过20英亩，后来加到30英亩，最后把这一条完全取消了。【18】农民对于所借的款，在前五年只付四厘五的利息。从第六年起，才开始将本息分期还给政府，约98年还清，所以每年的担负，是很轻的。在这种制度之下，许多的佃户，便都变成了自耕农。【19】近来丹麦的政府，对于所定的办、法，还有修改，但大体上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丹麦这种由政府帮助农夫购田的办法，在原则上是可赞同的，中国大可采用。但在实行之先，有三点还要考虑。 第一，丹麦的法律，并没有规定，说是地主非出售土地不可。我们都知道，佃户所愿买的土地，除却一部分官地之外，大部分都在地主的手中。假如佃户愿意买地，政府又愿意帮助他买地，但是地主却不肯把地出售，这便形成一种困难的问题了。像这一类的事，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如英国的政府，在1892年，曾通过一种小农场法，命令各县的行政机关，帮助农民购田，以50英亩为限。购田的人，自己须筹备五分之一的款项，其余的数目，可向政府告借，分年将本利筹还。但在1908年以前，受这个法律的好处的人，为数有限，最要紧的原因，便是大地主不肯把他的土地分裂，在市场上出售，所以这个法律虽然实行了十余年，而在其下转手的土地，不过800英亩左右。【20】由此可见国家于实行帮助农民购田之外，还要设法使地主售田。 第二，假定地主肯把土地出售了，我们还要防备地主故意提高土地的价格。因为政府如肯出钱帮助农民购地，那么土地在市场上的需要，便会突然加增起来，这时如没有别的法律规定，土地的价格，一定会增涨起来的。佃户如以高价购进土地，便是加重了自己的担负，因为钱虽然由政府借给，但迟早是要还的。如果地价太高，佃户虽然变为自耕农，而负债的年限，一定会要加长的。我们这种顾虑，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即以丹麦的经验而论，自从1878年之后，地价涨了53.8％。【21】此外还有人估计，农民受国家帮助所购进的农场，地价比平常要高80％。【22】又如俄国，曾于1883年，设立农民银行，借款给农民购田，结果便使地价上涨。根据一个估计，自1896年至1900年的地价，要比1883年至1885年间的地价，平均高36.5％。又据另一估计，自1888年至1897年的平均地价，要比前10年高60.4％；如与1868年至1877年间的地价相比，便要高122.5％。【23】在这种情形之下，得到实惠的，还是地主。所以国家于设法使地主售田之外，还得限制价格。 第三，便要谈到财政问题了。政府已经设法使地主售田了，同时又限制他的价格了，这时佃户如想买田，政府便要拿钱出来了。这个数目，是不小的。丹麦是一个小国，他在这个上面，历年来也花了14000万左右的克朗（crown）。【24】中国的佃户，比丹麦多，政府如要使佃户变为自耕农，所需的款项，当然要比丹麦多。在罗掘俱穷的中国，政府是否有此能力，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三点。 （四） 我们先考虑第一点，便是政府如何可使地主售田。 关于这一点的办法，是很多的。最普通的办法，在中外都行过的，便是限制地主，最多可以有多少地。超过这个数目的田地，须由地主自行售出，或由国家给价收回，再售与佃户及其他农民。中国自汉朝起，历代都有限田的议论但行之而有成绩的，实不多觏。【25】不过欧战以后，东欧各国，多实行限田的政策，【26】我们可以罗马尼亚为例。罗马尼亚在欧战以前，土地多集中在少数的地主手中，有5385个地主，几占有全国土地之一半。同时有95％的农民，其所有土地，合起来只占全国土地40％，所以土地的分配，是极不公平的。【27】欧战之后，政府实行限田的政策，凡有地在100公顷（hectare，每一公顷等于2.47英亩）以下的，可以保留原来的数目。假如超过100公顷，其可以保留的数目，如下表【28】： 凡是超过限制的田地，都由政府给价收回，售给农民。结果大地主的田地，为政府所收回的，约有600余万公顷，受这种政策影响的地主，约有2万余人。【29】罗马尼亚的土地，自从这次从新分配之后，大地主的数目，减少了许多，小农与中农的数目，自然有相当的增加。【30】假如政府没有限田的政策，只是给佃户或小农以经济上的帮助，那么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定不能有600余万公顷的土地转换了主人。 但是限田的政策，实行时有很多困难，在一个土地没有登记的国家，我们如何能够知道某人有若干土地？即使我们制定法律，强迫登记，地主不会以多报少吗？他不会用几个人的名字，来登记他一个人的田地吗？如欲登记准确，政府须添多少官吏，民间要生出多少纷扰？诸如此类的困难，是中国过去限田失败的原因，将来如欲再行此种政策，恐怕还免不了失败。大约东欧各国，限田政策所以成功，都是因为国家的幅员有限，官吏的耳目易周，在幅员辽广的中国，大约是不易实行的，所以我们应于限田的方法之外，来使地主售田。【31】 第二种使地主售田的方法，便是征收累进税。凡拥有土地愈多的人，所纳的税愈重，纽西兰便行过这种政策。【32】不过征收累进税所遇到的困难，与限田是一样的，在我们不知道某人有若干土地之先，累进税是无法施行的。 最经济的办法，政府不必费很多的气力，便可使地主售田，莫如实行减租。这是在爱尔兰实行而有功效的方法。19世纪爱尔兰的土地问题，是爱尔兰一个最大的问题，那时的地主，大多数都是英国人，而爱尔兰的人，差不多都是英国人的佃户。这是爱尔兰人最以为痛心而时刻想反抗的。为解决这种冲突起见，自1870年以后，英政府便通过许多法律，想用各种方法，帮助爱尔兰的佃户，变成自耕农。其中最要紧的，便是1881年通过的土地法。在这次通过的法律中，承认爱尔兰的佃户，有要求减租之权。无论是哪一个佃户，假如他觉得地主所征收的地租太高，便可以把这件事提到土地委员会或当地的法庭，请求公平裁判。假如上述的机关，认为地租过高，便可将他减低若干成，佃户便照新定的规率纳租。此种判决，有效期限为15年。15年以后，佃户还可把这件事提付仲裁。这个法律，是爱尔兰农民的一种福音。自1881年起至1896年止，爱尔兰的50万佃户中，有38万多佃户，要求减租。结果他们所纳的租，平均减低了20.7％。其余的佃户，有因地主自动减租的，所以并没有把他们的要求提出。自1896年起，又有143000多个佃户，提出减租的要求。他们所纳的租，原来共值320余万镑，已经减至254万镑了，再减租的结果，他们只给地主210万镑。自从1881年以后，他们的租，一共减低了34.4％。这种法律，刺激了地主，使他们都愿意把田出售。所以在19世纪的中叶，爱尔兰约有50余万佃户，在欧战开始时，其中的75％，便是379000人，已经变为自耕农了。这种趋势，欧战后继续进行。【33】所以爱尔兰在土地改革上的成功，实可与丹麦相提并论。成功的各种原素之一，便是减租。中国近来也有减租的运动，如果政府照着法律做法，使佃户所纳的租，不要超过375‰，那么很多的地主，一定愿意把地出售。因为在现在这种高的地租之下，地主投资买地所得的利息，每年还只有6.6％至7.9％。【34】如把租再减轻一些，地主觉得投资土地，无利可图，一定要出售土地，另谋生计了。 我们再考虑第二点，便是地主肯把土地出售了，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地主提高土地的价格。关于此点，东欧各国在欧战以后实行的办法，有许多可以参考的。他们的办法，有的颇不利于地主。如爱沙尼亚，如历维亚，从地主那儿征收来的土地，便算没收了，并不给价。【35】有的国家所定的办法，虽然是给地主一点钱，但地主还是吃亏的。如波兰向大地主征收的土地，只给半价。【36】捷克斯拉夫对于大地主的报酬，有时还不如波兰。如果价值25镑至30镑一英亩的土地，政府收回时，定价是5镑左右，卖给佃户或小农时，却收7镑至17镑。【37】还有，地主的土地愈多，吃亏也更大。因为一个地主被征收的土地，如超过1000公顷，那么政府对于这个地主应付的款项，还要扣除5％。假如超过5万公顷，政府便要从应付的款项中，扣除40％。【38】更有一些国家所定的办法，对于地主的报酬，比以上诸国都要好些，但地主还要吃点小亏。这种办法，便是对于征收土地所付的代价，不照当时的市面，而照战前的价格。如布加利亚付给地主的代价，是按1905至1915年的平均地价而定的。希腊所定土地的价目，也是照战前的情形而定的。【39】最后还有一些国家，对于地主并不苛待，但是地主也不能高抬土地的价格。如芬兰，如匈牙利，征收土地时，均照市价付款。【40】还有罗马尼亚规定地价的办法，最为特别。政府于事前研究1917年至1922年的平均租额，然后规定耕地的价格，不得超过租额40倍，牧场的价格，不得超过租额20倍。但是应付地主的钱，并不要完全由农民拿出。农民只付一半，另一半由政府津贴，所以农民对于耕地实付的代价，只等于租额的20倍。【41】以上这些办法，后面的几种都可参考。我们以为最适宜的办法，是把过去5年的土地价格，平均一下，作为地主应得的赔偿。这种办法，当然要由各县的土地委员会调查后再规定，不能由中央政府代定的。此外罗马尼亚的办法，亦有参考的价值。假如过去5年的租额，等于土地价值6％，那么我们规定土地的价格，不得超过租额17倍亦可。 第三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作两点来讨论。第一点要讨论的，就是佃户购地所需的款，是由政府全部借给他呢，还是只借一部分给他呢？我们根据爱尔兰的经验，以为政府应借给佃户全部购地所需的款。英国在1870年通过的法律，规定爱尔兰的佃户，如向地主购地，可以自筹款项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由政府借给，利息是5厘，本利分期于35年之内还清。这种法律的意思虽好，可是很少的佃户能够利用，因为他们便没有能力，筹三分之一的款。1881年修改原来的法律，规定佃户只要自筹款项四分之一，但结果也不见佳。1885年，新定的法律，才决定佃户不必自己筹款，全部由政府借给。借款的利息是4厘，本息可以分49年摊还。譬如佃户租某地主田地一块，年纳地租10镑。照爱尔兰普通的办法，地价均等于地租18倍，便是180镑。佃户如与地主商定地价后，这180镑的总数，当时便由政府付给地主五分之四，其余五分之一，于5年后付清。自此以后，这位佃户，便不必再向地主纳租了。他只须把180镑的本利，分49年付清，每年实付的数目，算起来只有七镑四先令，比平时纳租的担负，还要轻些。但纳租无论纳多少年，地还是别人的。而在这种办法之下，49年之后，地便归佃户所有。这个法律，在1903年还有更改，把利息减至三厘零四分之三，摊还的期限，延至68年。佃户的负担，格外减轻了。【42】假如中国不采这种办法，而令佃户自筹款项的一部分，那么佃户势必向他人借款，结果他虽然脱离了地主的压迫，一定又要走到高利贷者的网罗中，对于他还是没有好处。所以我们主张政府如帮助佃户买地，便应借给他全部的款项。 这便引到我们所谓财政问题的第二点了，那便是这一笔款子，从何而来。我们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便是由政府举债，把举债所得的款，借给农民。政府的信用，比私人的信用好些，他举债所负的利息，可以很低。假如中国也采用爱尔兰的办法，农民一方面可以减轻担负，一方面于数十年之后，还可以变成无债的自耕农。另外一个办法，便是由政府出面，代替佃户购地，购地所付之款，不是现金，而是债券。这种债券有一定的利息，分年由政府备款收回。东欧有许多国家，便采这种办法。譬如罗马尼亚付给地主的，便是土地债券，年息5厘，政府答应于50年内，分期收回。【43】别国的债券，年息有定为三厘或四厘的。此外如捷克斯拉夫，对于地主应付的赔偿，不付现金，也不付债券，只在账上记下，算是国家对于地主的负债，国家对于这种债务，只负年付利息三厘的义务。【44】我们觉得中国的政府，如对内对外，不能借到一笔大的款子，那么对于地主付款时，无妨发给土地债券。这种债券的利息，可以定得很低，如在四厘左右。债券的本息，可以由佃户分作数十年筹还，政府不过利用他的信用及权威，做一个中间人而已。这种办法，假如给佃户的负担，不比纳租加重，反比纳租减轻，那么在我们这种穷的国家，到是值得采用的。 （五）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下列的结论： （一）佃户是乡村中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我们如要为他们谋福利，当设法使他们成为自耕农。 （二）美国的佃户，有许多靠自己的力量，便升为自耕农的，但中美的情形，相差太远，中国的佃户，如无外力的帮助，很难改变他们的身份。 （三）丹麦以政府的力量，帮助农民购地，结果使国内佃户的百分数，从42％降低到10％，此举中国颇可效法。 （四）中国如实行丹麦的政策，有三点仍须注意。第一，政府应效法爱尔兰减租的方法，使地主肯将土地出售。第二，应以东欧各国的成例为鉴，由政府以公平的方法，规定土地的价格，俾地主不致居奇。第三，购买土地所需之款，应由政府全部借给农民。至于此种款项之来源，或由政府举债，或发给地主以土地债券均可。政府借给佃户购地之款，利息应低，可由佃户将本息于若干年内摊还，其数目之多少，以不加重佃户负担为原则。 [book_title]六　地方财政与地方新政 （一）地方财政困难的一般 留心地方财政的人，试一浏览各省的预算，定可发现一个共同的毛病，便是收支不能相抵，以致造成入不敷出的状况。为平衡预算起见，各省有各省的方法，但这些方法之中，也有许多是共同的。第一便是举债。根据财政部的报告，以及个人研究所得，【45】各省债务，在10000万以上的，有四川；在1000万以上的，有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山西；在500万以上的，有河北、江西；在100万以上的，有安徽、河南、绥远、甘肃。其余各省，债务未详，但就已详各省而言，债务总数，已在30000万左右。举债虽然可以解决目前的困难，但举债愈多，预算中的债务费也愈加增。四川预算，除军务费外，要算债务费支出最多，约占总支出八分之三。湖北二十四年度岁出，经常临时总计，为2400万，但债务费即占300万。所以靠举债来解决预算上的困难，决非久计，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各省平衡预算第二个常用的办法，便是请求中央协助。根据二十五年度国家普通岁出总预算，中央补助各省，在经常门内共支61481500元；在临时门内共支44334500元。两项合计，在10000万元以上。这种协款，在许多省份的收入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湖北的财政当局，在两年前曾说过： 本省财政虽已渐臻轨道，然考其内容，每月仍赖两项协款60万元，（此外特税补助汉市府65000元）为本省财政之命脉，每年度共计720万元，实占全部岁入三分之一以上。一旦此款发生故障，则本省财政立陷困境，至为可虑。凡此依人为活之方法，系属可暂而不可久。【46】 两年前的情形，现在并未变动。此种依人为活的方法，我们如细看中央协款的清单，可以知道不独湖北为然，许多别的省份，亦复如是，所差异的，只是依赖的程度，有深有浅而已。 第三个平衡预算的方法，只有几个省份用的，便是征收法外的税捐。地方的合法收入，依照二十二年三月修正的《办理预算收支分类标准》，共有十二类，即田赋、契税、营业税、房捐、船捐、地方财产收入、地方事业收入、地方行政收入、地方营业纯益、补助款收入、债款收入及其他收入。【47】但在湖南，地方的最大收入，年在500万元以上的，乃为类似厘金的产销税。江西有一种“剿匪”善后捐，系对入境的货物征收的，年在200万元以上，其地位的重要，仅次于田赋。其他各省，在表面上或暗中所征收的税捐，不合法令的，一定还有。这种法外税捐的存在，表示着各省在法内平衡预算的困难。 地方政府，虽然是入不敷出，而人民方面，也感觉到负担日重。民国二十三年，国府曾有废除苛杂及减轻附加的通令。自二十三年七月起至二十四年八月止，据财政当局的报告，裁减苛杂税类，共计5000余种之多，裁减款额，至4900余万元之巨。我们虽然不能否认这种仁政的影响，但同时也要承认，人民现在的负担，比二十年前或十年前要重得多。先看湖北，湖北的田赋，在民国初年，为381万余元。民国十五年，湖北财政委员会与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将赋额减至258万余元，较之原有赋额，计减37％。最近整理田赋又将赋额增至447万余元，惟实际征收，不足此额。我们如只看正赋，湖北现在的田赋，与民元相差无几。田赋附加情形，在民元时如何待考，现在附加总数，将近200余万。最使人民感觉负担加重的，不在正赋，也不在附加，而在民国十八年以后创办的亩捐，按亩征收，各县的税率不等。现在亩捐总数，已达460余万元，专作保安团队经费，还嫌不足。此外还有堤工捐，照正税加一成，只有沿长江汉水各县缴纳。所以湖北的农民，直接负担的赋税，合计总在1000万元以上，比起民国元年的负担，大约加重了两三倍。湖南的情形，可以长沙县为例。长沙县在民国七年，每两正银，带征地方附加二角四分，清乡附加四角，另向每户征收一百文券费，一百文农林捐，合计每两正银，带征附加六角四分，每户钱二百文。民国二十四年，每两正银，折合国币三元六角，另外带征地方附加一元一角，团防附加四元二角，义勇附加六角，自治附加一元五角，保甲附加六角，县教育附加六角六分，区教育附加一元三角四分，路款附加一元零八分，另向每户征收八分农林捐。每两正银，附加竟达十一元二角八分，较之民七附加，超过几达20倍。这还不算是最重的。另外如宜章县田赋，向采包征制，由征收员带券游征，往往任意浮收，各区亦擅自增收附加。民国十九年，每正银一两，附加竟收至50元之多。这种包征滥收的恶政，直到二十四年才由省府革除。即以二十四年度而言，宜章正税共收19000余元，附加共收109000余元，附加超过正税，凡五倍半以上。江西田赋，民元地丁每两折征正税钱2700文，附税钱300文，漕米每石折征正税钱3600文，附税钱500文。附税等于正税七分之一，至九分之一。民十五地丁每两折征正税银二元二角，附税银元三角，漕米每石折征正税银二元九角，附税银元五角。附税税率，已较民元略增。民十六改为地丁每两收正税三元，漕米每石收正税四元，附税至多以正税15％为限。以后附税逐渐增高，在“剿匪”期间，已超过正税若干倍。最近才规定将附加分为三种，地方附加，等于正税30％；保安附加，等于正税40％；保甲附加，等于正税20％。三项附加合计，已达正税90％。江西人民在附加上的担负，现在比民国十六年，已增加了6倍。这三省的情形，很可以拿来代表近年中国民众负担加重的状况。 财政的入不敷出，与人民的负担加重，乃是各省当局最感困难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我们现在只愿意提出一种原因来说。所以要这样办的原因，完全是为讨论的方便。作者在本文中，只有一个主题，如把许多原因都取来一一分析，便要超出本题的范围以外了。我们现在只讨论一个原因，并非否认别个原因的重要性，只因他们与主题无关，所以只好略而不谈。 （二）新政及其费用 在这一节里，我们愿意指出地方财政的入不敷出，人民负担的日渐加重，与近年推行的“新政”的关系。 近数年来的地方政治，有一个很大的变动，这种变动，也许是划时代的。以前的地方政治，是“消极”的，是“无为”的，而现在的新政，却是“积极”的，是“有为”的。【48】这些新政，有的是中央政府推动的，有的是地方政府推动的，但最大的推动力量，却出自以前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南昌行营，到了二十四年十二月，行营所推动的新政，才移交行政院管辖。我们查考新政的内容，虽然觉得他是千头万绪，但也可以用最简单的四个字来包括他，便是“管”、“教”、“养”、“卫”。 说到“管”，我们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中央管省，省管县，县管人民。中央与省的关系，现在且撇开不谈。省管县，以前可以说是管不到。一因交通不方便，二因省的范围太大，等于欧洲几个小国，所管的县份，少的数十县，多的一百余县，以省府少数人的精力，来管这样多的县份，当然是有名无实。所以从前的县长，便等于一个小皇帝，假如不闹大的乱子，决没有人来干涉他。至于县以下的人民，更是一盘散沙，毫无组织。假如县的范围很小，那么这一盘散沙，县府也许可以照顾得来，但一县地方，往往纵横一百数十里，人口从几万以至一百几十万，所以由县长来统辖全县的地方和人民，决无此种能力。现在对于管一方面的改革，第一，便是在省与县之间，设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他所管辖的县份，从数县以至十余县不等。省区较小的可以将全省划分为几个行政督察区域，省区较大的，可以划分为十几个行政督察区域。前者如湖北、江西；后者如河南、四川。督察专员的制度是合已往几种制度冶于一炉而成的新产物。据杨畅卿先生说：“专员考核各县，则有类于知府；承上起下，则有类于道尹；自理一县兼管他县，则有类于知州；统领军政，则有类于镇守使。”【49】从理论上讲起来，自有督察专员，各县的行政，便多了一个直接的监督；各县在治事时遇有困难，便有人来指导；一县以上的共同问题，要合作才办得通的，现在也有一个机关来统筹兼顾。省府添了许多专员公署来帮助他管理各县，以前的各种困难，便可减少许多。再说县以下的组织，以前可以说是无有，现因推行分区设署的制度【50】，并编查保甲，一盘散沙的民众，才可说是有了组织。实行分区设署的县份，依县境面积，地形，户口，交通，经济状况，人民习惯，酌划县属为若干区，但不得多于六区少于三区。区署中有区长、区员、区丁、书记及录事，好些县份的区署，都分为三组办事，其重要职务，为佐理县府，推行县政。自有区署，政治可以说是又深入民间一步。区署以下，便是保甲的编制。依法令：保甲的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凡大乡镇，经编成五保以上的，应设保长联合办公处，由保长互推一人为联保主任。凡住户稀少的乡镇，应联合他乡镇，照前项规定，设保长联合办公处，但以距离在20里以内者为限，倘20里内住户不足四保时，得暂缓设立。有了这种组织，政府与民众才可说是打成一片。二十四年度劳动服务的季节来到时，此种组织，便已发生效力。有些县份凭一纸的命令，便可号召壮丁数万人，同日从事筑路筑堤等工作，而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发号施令的简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在无组织的时代，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新政中管的方面，添了多少费用呢？专员公署的经费在各省的概算或预算中是查得到的。举几个例来说，在二十四年度，湖北的督察专员公署经费，是396000元，河南是607200元，江苏为208320元，江西为405144元，安徽为552000元。换句话说，自有专员公署，省府的支出，便加增了20余万以至60余万。再说区署的经费。这种经费的支出，多列入县预算中，所以总数颇不易得。依《各县分区设署办法大纲》，区署共分三等，甲等月支391元，乙等月支326元，丙等月支263元。实际各县的区署，很少依照这个办法开支经费的。以江西而论，彭泽县的第一区，每月只支113元，余江县的第一区，便月支329元，多少大约要看地方上的财力而定。江西全省，现设区署390所，年支经费877272元。这还不算多的。山东一省，计800余区，列入县预算的经费，年需110余万元。【51】河南于二十四年奉令改区设署，总计全省划定406区，全年经费，计1101000千余元。【52】最后说到保甲的经费。依《修正“剿匪区内”各县保甲经费收支规程》，保甲经费，每保每月以5元为限，联保办公费，由各保在5元之内分摊。此种经费，既非统筹，所以一县之内，保甲经费共有若干，县长都回答不出，全省保甲经费的总数，更无从估计了。山东的乡镇公所，其地位等于联保办公处，据云全省乡镇18000余处，虽规定月支10元，令其自行摊筹，亦在200万元以上。【53】湖南的乡镇公所，经费最多的，月支30余元，少的仅年支六七十元。保长有津贴的，仅长沙等25县，其津贴数目，最多每月不过3元，普通每年仅有津贴一二十元。此种零碎估计，虽可见保甲经费的一斑，但无从估计其全体。只有江西一省的保甲经费，在二十五年度是统筹的，我们可以举他来作一个例子。江西的保甲经费，系就田赋、普通商业营业税、屠宰税，各加20％，由省府统收统支。全年预计可收140余万元，支出预算为1109988元。其开支方法，保联分为三级，凡辖16保至20保者为甲级，11保至15保者为乙级，6保至10保者为丙级。甲级保联月支38元，乙级保联月支30元，丙级保联月支24元。保办公处经费，则概以每保月支1元计算。保办公费每月1元，实际是不敷的，所以江西省有一计划，将来干部训练完成，经费充裕的时候，保联政务费，以每月25元计算，年支750000元；保政务费，以月支5元计算，年支1560000元。两项合计，为2310000元。这个数目，大约可以代表普通省份的理想保甲经费了。所以拿江西一省来说：督察专员公署、区署及保甲三项经费，每年实支，已超过230余万。如保甲经费，照理想的办法，便要超过350余万。这是一个普通省份对于“管”的方面所添出来的费用。【54】 次说“教”。中国文盲数目之高，以及失学儿童之众，是大家所痛心疾首的。根据二十年度初等教育统计，全国小学儿童数为1166万余人，失学的学龄儿童，约尚有3000余万。在学儿童，仅占学龄儿童23％，距离普及之境甚远。为补救这种缺点起见，教育部于二十四年五月，曾提出《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于二一四次行政院会议通过。其办法系将义务教育，分作三期推行。自二十四年八月起，至二十九年七月止为第一期，在此期内，一切年长失学儿童，及未入学之学龄儿童（自6岁至12岁），至少应受一年义务教育，各省市应注重办理一年制的短期小学。自二十九年八月起，至三十三年七月止为第二期，在此期内，一切学龄儿童，至少应受两年义务教育，各省市应注重办、理二年制的短期小学。自三十三年八月起为第三期，义务教育之期间，定为四年。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计划。依照这个计划，到了民国二十九年，全国12岁以下的儿童，应当没有一个文盲。这个铲除文盲的计划，大约要花多少钱呢？照原定的办法，义务教育的经费，大部分是要由地方政府负担的，中央政府，只能津贴一小部分。各省县在推行义务教育时所添的负担，可以湖南省为例。湖南省二十四年度义教经费，规定省筹60％，县筹40％。省方预算支出总数，为297070元。各县自筹之40％的经费，一等县为3240元，二等县为2160元，三等县为1080元。各县筹款办法，据云或增收税捐，或摊募捐款，或动拨余款息金，或整理原有收入，或指拨原有捐费，或催缴各项亏欠，或在预算内移项开支。各项办法之中，以采用第一第二两种办法的为多，其结果影响到人民的担负，是显然的。据湖南教育厅的估计，在推行义务教育的第一期内，第一年预算经费为427000元，第二年为764900余元，第三年为1529800余元，第四年为3059600余元，第五年为4980400余元。所以义教的经费，是每年加增的，五年后的支出，比现在还要加重数倍。江西省的义务教育计划，在二十三年十一月便订定了，其办法系利用保甲组织，每保设立一校，名为保学，为推行义务教育的机关。各保应筹保立小学经费总数，因保的大小不同，所以有三种规定。过120户的保为甲种保，年筹252元。101户至120户的保为乙种保，年筹228元。80户至100户的保为丙种保，年筹204元。保学的进展，可以从下列的数目字中看出。二十二年度学校数为5900，学生数为244645人，经费数为2022704元。二十三年度下期，增加学校2776个，增加学生139940人，增筹经费656731元。至二十四年度上期，增加学校10196个，增加学生498575人，增筹保学经费1580604元。依这种速度加增下去，每保一小学的理想，不难于两三年内达到。到那个时候，保学的经费，共需若干呢？现在江西至少有25000保，保学的经费，如平均照乙种保的规定开支，每保年筹228元，全省每年便要筹570万元。这个数目，与湖南在完成第一期义务教育时，所费相差不过70余万。所以一个普通省份，如湖南或江西，如想给学龄儿童以一年的义务教育，大约要花500万。这是铲除文盲最低的代价。【55】至于民众教育，播音教育，各地虽然都有零碎的工作，但因没有大规模地进行，所以花费也还有限。 三说“养”。养的工作，可以说是地方政治一个主要的目标。有些工作，如修堤、仓储、造林，以前的地方政府也办过，但是到近几年，各地政府，才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去干。这些工作，除仓储外，大约只费民力，不费民财。另外如合作社的普遍组织，农作物的积极改良，以及农工副业的提倡，却是最近的事。后两种工作，还在研究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显著的成绩可述。合作社在民国二十四年以前设立的，只有13707个，在二十四年一年内设立的，便有12517个，可见最近合作事业，突飞猛进的状况。合作事业的基金，有一部分要省府担负，省府当然是取之于民，不过这个数目是很小的。合作事业的发达，结果是会减轻人民的负担，因为高利贷者及奸商，遇到一个地方，有很好的信用合作社，或运输合作社，便无从施其剥削手段了。“养”的工作中，费用最大的，还是公路的修筑。中国公路，每公里平均造价，平地约6000元，山地约8000元。中国的碎石路，每年每公里，平均养路费，约250元。【56】公路的里程，在民国十年，只有1185公里；十六年底，加至29170公里；二十四年底，加至96345公里。【57】这90000多里的公路，如每里造价以7000元计算，便需67000万元。全国经济委员会，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年底止，拨借各省公路基金，只有949万余元，【58】这在造路费的总数内，真如沧海之一粟。其余的造路费，一部分见于省预算。历年来各省建设厅的主要工作，便为筑路。各省的建设费，也大部分用之于筑路。如二十三年度江西公路建筑费为1459386元；二十四年度湖北之公路建筑费，为3000000元。但大部分的公路，还是征民工或兵工，用民料民田来筑建的，政府并没有支出上面所列那样大的造路费。【59】 最后说“卫”。数年以前，各省的保安团队，并不统一。各县斟酌本地的需要，及经济能力，编成保安队若干名。这些保安团队，训练既不充分，指挥又不统一，所以遇到大批股匪时，毫无抵抗的能力。南昌行营有见于此，所以于二十三年七月，颁行《各省保安制度改进大纲》，目的在使保安团队统一于县的，进而统一于区，再进而统一于省。凡已统一于省的保安团队，便可目为省军，在剿匪方面，虽然成绩未能尽如人意，但比前几年的情形，总算有点进步。保安经费，在未统收统支的时代，数目难于估计，自统一于省之后，省会设有保安经费总经理处，便容易考核了。湖北的保安经费，一部分是由亩捐来的，二十四年度为4622300元，另一部分，由省府直接开支，二十四年度，省预算列为979254元，两个数目合起来，为5601554元。湖南保安团队经费，出于附加，现在每正税一两，收保安附加四元二角，二十四年度保安附加的总数，为5238535元，与湖北的保安经费，为数相差无几。不过湖南的团队，统一于省之后，各县感觉到还需要一种自卫的武力，所以在保安团队之外，各县还有一种有枪义勇队，其经费也是出自附加，名为义勇附加，数目各县不等，二十四年度义勇附加的总数，是1167390，连保安附加，已超过640余万，真是一个巨数了。湖南有些县份，除有枪义勇队之外，还有所谓“直辖排”的，经费无统计可考。江西的保安经费，二十四年度为420万元。此外还有一种碉堡守护队，系就当地有枪义勇队编组而成，守碉壮丁，月支伙食津贴3元，每碉月给灯油茶水2元，统由保甲户捐项下附带筹支（指二十四年度以前而言）。此种费用，据估计，约在400万元左右。现因治安无虞，守碉队除萍乡，修水等十县外，均已取消，民众的负担，可以减轻不少。我们看了上述三省的情形，可知各省的保安团队，每年需款约500万元，这个数目虽大，比较没有统收统支的时候，一定还要减少许多。以江西而论，该省团队经费最多时达1200万元，较现在的经费，几大三倍。将来的团队，如能加以整理改编，大约还可以省出一部分的钱，来作别种事业之用。“卫”的方面，除上面所说保安队，及前面所说保甲及公路，与自卫均有关系外，还有两种新的工具，也是可以加增民众自卫的力量的，一为碉堡，一为电话网。碉堡虽然不能对付飞机及大炮，但在内地自卫，却是唯一的武器。【60】现在凡是经过战乱的地方，都有碉堡，湖南各县，在二十三年年底已筑有碉楼碉堡土寨共4600余座。江西的碉堡，约10000座，以平均每座建筑费600元计，便要600万元。以江西临川县而论，各区署及各联保办公处，都设有电话，一有警报，随时可通知县府或区保安司令部，司令部得讯后，便可用大汽车运团队至出事地点清剿，其迅速的程度，比起以前出警时，须徒步报县，团队也只能徒步追剿那种情况，当然不可相提并论了。电话机与电杆木的用费，大部分都是由各保摊派而来，其实数无从估计。电话网的维持费，在有些县份，也是出自附加，如衡阳县每年电话附加，为一角五分（即每正税一两加此数）。该县二十四年度，尚有飞机场附加，为一元二角，也可视为自卫的一种花费。卫的新政中，还有一种是极重要的，便是民众训练。中国的民众大部分都没有受过公民的教育及军事的训练，所以在平时不能做一个好公民，战时也不能背枪支以卫疆土。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为矫正这种缺点起见，民众训练，是目前最急迫的问题。民众训练的内容，当然是政治与军事并重，但军事尤其重要。现在的民众训练，有几个最难解决的困难，第一便是民众怕受军训的心理。中国古代的教育，本来是文武兼重的，人人都能上战场，也不怕上战场。东汉以后，文武分途，武德扫地，人民渐视当兵为畏途，其结果便造成“好汉不当兵”的谬误心理。此种心理如不打破，则民众的军事训练，决无彻底之可言。改变这种心理，治本的方法，当然是要从教育下手。第二种困难，便是经费。据某省估计，该省共有49316保，如每保设一助教，月支8元，月共需费394528元；每3保设一分队长，月支20元，月共需328780元。两共月需经费723308元，不但某省无此力量，全国各省，大约没有一省有此力量的。解决的方法，最好利用联保主任、联保书记，使他们分任队长与助教之职，民众的军事训练，便归他们主持。不过在实现这种理想之前，联保主任与联保书记，须先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回去之后，可以训练保长，保长可以训练壮丁。这种办法，用费当然比另外组织干部要省许多。 以上“管”、“教”、“养”、“卫”四种工作，每种只举出几件重要的来说，并未一一条举。只就已经提出的而言，在一个普通的省份里，如一一都做到，便非1000万元不办。这个数目，并非固定的，有日渐加增的趋势。地方财政与地方新政的关系，经此分析，当已明显，不必再费词了。 （三）问题的提出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下面一个连环：人民的负担加重，是由于政府的支出增加，支出增加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推行新政。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第一派人，看了上面的分析，自然地要下一个类似下面所说的结论。现在推行的新政，既然可使地方的支出增加，而支出增加，必然地加重人民的负担，那么最适当的办法，便是停办新政。这一派的人，还可举出历史上许多事实，来做他们理论的护符，因为历史上“无为而治”的例子，实在是很多的。但是现在的环境，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相同。现在一个国家，假如想在国际中谋生存，人民没有组织是不行的，不受教育是不行的，不加增生产的力量，提高人民的生活，也是不行的，没有自卫的能力，没有作战的本领，更是不行的。“管”、“教”、“养”、“卫”的各种设施，就是想使一盘散沙的民众，变为有组织的民众；不识字不懂事的民众，变为有公民常识，有国家观念的民众；生产力薄弱，生活程度低下的民众，变为生产力厚大，生活程度超过饥寒线的民众；不能御侮，不敢上阵的民众，变为能够守土击敌的民众。这些设施的目标是无可非议的，是急不可缓的，虽然在实施上，在方法上，还有讨论的余地。假如在这种时候，还想回到汉初那种无为的政治，那么国家的灭亡，可以计日而待。所以数年来各地所推行的新政，不但不能取消恐怕还要充实；不但不能减少，恐怕还会加增。时势逼得我们的国家，不得不如此做去。 新政既然非推行不可，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有什么出路呢？人民的负担，有什么方法减轻，或者至少不再使他加增呢？ 这是我们愿意提出来的问题。 （四）解决的途径 现在各省整理财政的各种方法中，有一个方法，可以加增收入，而不致加重人民负担的，便是整理田赋。 整理田赋，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为地籍的整理，二为科则的改订，三为征收方法的改良。先说整理地籍，现在各地的地籍，有的已完全遗失，有的仅凭粮房书吏的记忆，有的册书虽在，而与实际情形，毫不相符。整理的方法，在各地实行的，不外三种，一为土地陈报，二为土地清丈，三为航空测量。土地陈报，费用最少。江宁县平均每亩费用，为五厘三毫；萧县为六厘四毫，宜兴为七厘八毫，兰溪为八厘六毫。当涂最费，每陈报一亩平均费用亦不过一分四厘。【61】土地清丈的费用，各地多寡不等。湖南清丈，每亩所摊测量费，多者如汉寿，每亩费洋二角五分；少者如南县，只九分八厘。湖北各县清丈，每亩地平均支用清丈费一角三分。江西为办理航空测量最有成绩的省份，其所需经费除南昌一县支用40万元外，新建等82县，预计10681195元，按照农地总面积35216762亩计算，平均每亩约需航测费一角一分一厘，调查费二分二厘，计积费一分六厘，制图费三分二厘，造册费三分二厘，登记给证费八分，连机关行政费在内共需三角。所以从整理地籍的费用着眼，土地清丈与航空测量，都较土地陈报花费得多，但从成绩的正确着眼，土地陈报，又远不如土地清丈与航空测量。所以为治标计，及为穷苦的县份着想，整理地籍，可用土地陈报，但治本的方法，还是要用清丈或航测。这三种方法，无论用哪一种，成绩都很可观。以土地陈报而论，苏皖已办陈报各县，言亩数，则萧县溢出112万余亩，沭阳溢出172万余亩，江都44万余亩，当涂29万余亩。言税额，则江都盈收9万余元，萧县4万余元，当涂11.7万余元。【62】以土地清丈而论，湖北武昌共六区，纳赋之田仅1057000亩，现只丈竣二区，已丈出749000亩；汉阳共七区，纳赋之田仅675000亩，现只丈竣三区，已丈出64万亩；汉川共六区，纳赋之田仅52万亩，现只丈竣一二两区，已丈出52万亩，由此可知这几县里，将来清丈完竣时，纳赋的田地，一定可以加增二三倍。江西南昌县的航测成绩，可作一切航测的代表。南昌县总面积，据航测结果，为1535533亩，较江西赋役全书所载田亩数1238918亩，计溢出296615亩。全县每年应纳地价税总额为545595.8元，较原有田赋额征数373530.5元，溢出172065.3元。由此可见地籍整理之后，赋税可以加增，溢出的赋税，都是以前逃赋的人所纳的，乃是他们分内应交政府的款，不交是违法，交了并不能算是加重负担。 整理田赋的第二种方法，是科则的改订。旧的科则名目繁杂，税额参差，其结果是：“良田万顷，租税有限；尺土寸滩，负担奇重。或竟高楼大厦，占地千方，毫无赋税；或则山角水涯，立锥斗种，难应催呼。”【63】举例来说，江苏每亩正税，自二厘零五角至二元零五角，最低与最高，相差1000倍。以各县平均数言之，苏松亩科正税六七角，海门涟水，仅二分余，相差亦30倍以上。浙江每亩正税，自一厘至八角，相差800倍。江西正税，每亩自六厘三毫，至六角四分九厘五毫，相差约百倍。【64】所以改订科则，使高低相差，不致如此之巨，也是加增税收，平均负担的一个方法。湖北整理田赋的一个方法，便是改订科则。在没有改订以前，湖北的正税，有很多县份，如襄阳、枣阳等，一律都是六分。税则高的地方，如阳新县，上则田每亩纳税三角六分，中则田一角八分，下则田一角六分。又如蒲圻县，上则田正税每亩三角，中则田二角八分，下则田一角。这两县的下则田所纳的税，比许多县份的上则田还高，这是极不公平的。现在鄂省拟将赋率过低的，酌予进级。凡上则田地，原定赋率，每亩不及一角二分的，一律改为一角二分，其在一角二分以上的照旧。中则田地，原定赋率，每亩不及一角的，一律改为一角，其在一角以上的照旧。下则田地，原定赋率，每亩不及八分的，一律改为八分。其在八分以上的照旧。这样修改之后，平均赋率，可增出赋额723000元。对于原来纳税已高的地，并未减轻，对于原来纳税太低的地，却已加重了。这种办法，还未合乎理想。合乎理想的办法，可以江苏萧县为例。萧县在改订科则以前，民田每亩税率，为三角一分三厘，卫田每亩税率，为一角三分四厘。自土地陈报完毕，田亩溢出之后，乃改订科则，将全县田地，分列为四等，一等地每亩正附税合计征银元二角五分，二等地二角二分，三等地一角六分。以一等地的新科则，与二十四年度拟征税率之三角一分三厘比较，减少六分三厘；以二等地比较，减少九分三厘；以三等地比较，减少一角三分三厘。平均减少八分二厘二毫，计较原有税率轻26.2％。卫田税率，因历史沿习，已较民田为轻，为免畸重畸轻之弊，略事增高，一律比照三等地取税，以求均平。【65】所以萧县的办法，一方面把纳税太低的地，略为加重；同时把纳税已重的地，又酌量减轻。一方面把人民的负担平均了，一方面省县库又盈收了41000余元。这是改订科则之合乎理想的。 第三，我们可以略论征收方法的改良。以前的田赋在征收方面，弊病非常之多，结果是人民拿出来的钱，只有一部分入了国库，其余一部分却入了私囊。如江苏某县，在本年二月间，曾发现一粮柜舞弊巨案，总柜私吞公款凡20余万元。据此人口供，前任总柜，私吞公款比他还多，数达50余万。这些私吞的钱，一部分要分送当地绅士，看其势力的大小，或数千金或万金不一。倘县长追究，得由受贿绅士，出面说情，或贿赠县长，即可无事。各地这种贪污集团，没有被人发现的，一定不在少数。改革的方法，经专家提议的，如经征与收款机关的分立，如规定册串款式，如每日收款的报销，及报销数目的缴查，都是应当即行的。但最重要的一点，还在征收人员的考选，以及考选后成绩的严密审核，河南、湖南，现在都朝着这方面去做，希望可以使舞弊的事，日渐减少，而税收也可因之而日有起色。 以上所述整理田赋的三件事，如一一做到了，省县府的收入，当可加增许多。有的省县，整理之后，田赋可以加增一倍，甚至二倍，但也有些县份或省份，恐怕在整理之后，即加增一倍也很困难。所以整理田赋的事，固然是各省应当办的，而且是目前可以就办的，但如希望办了以后，地方财政上的困难，便可解除，以后应付新政的费用，便可绰有余裕，那就未免太过乐观了。现在各省的税收，固然可以整顿的还多，不但田赋如是，营业税、契税等等，亦复如是。但整理后所产生的美满结果，是有限制的。由整理税收而加增的收入，决不能满足一个有为的政府的需要，这是可以断言的。 那么我们除了整理税收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先，我们要认清楚一件事实，就是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其人民是有组织的，其教育是普遍的，其生活程度是超出贫穷线以上的，其自卫的能力是攻击不破的。为什么呢？因为管、教、养、卫几件事如想办得真有成绩，非有巨大的剩余财富不可。而以农立国的国家，生产的力量很低，收获所得，除维持一家的生计外，便剩余无几。这无几的剩余，即使政府用各种捐税的名目，把他集中起来，也不能成一巨数。数既不大，所以政府能办的事也有限，此为以农立国的国家，百样事业落后的最大原因。现在我们的政府，在管、教、养、卫四方面，都想追随欧美诸先进国的后尘，这种企图，自然是应当的，可惜我们的生产基础不够，我们还没有在农业以外，发展其余的实业，还没有以新式的生产方法，来加增我们的生产力量。以一个农业的国家，而想办工业的国家所已办或要办的事，所以处处发生困难，处处感到财力不够，而终达不到与欧美诸先进国并驾齐驱的地步。 假如这一点观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政府，于整理税收之外，还要积极的从事于培养税源的工作。所谓培养税源，便是设法使中国的经济生活现代化。我们应当于改良农业的生产方法之外，从事于各种事业的发展。应当摒弃古老的筋肉生产方法，采用近代的机械生产方法。如此，生产力才可加增，财富也才可加增。到那时，即使政府取之于民的，比现在多两三倍，人民也出得起，因而便不会感到负担的重。现在中央政府的收入，约10万万，地方政府的收入，以全国各省县及特别市合计，不过6万5千万元左右。【66】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合计，为16万万余元，以中国4万万人口分派，每人的担负，也不过4元而已。但别的国家中的人民，每人对于各级政府用费的担负，英国为美金135元，美国为102元，加拿大为76元，德国为65元，法国为51元，意大利为35元，日本为23元。【67】在现在的生产方式之下，如将中国人民对于政府的平均担负，从4元改为8元，人民一定是疲不堪命，甚至大部分的家庭，都会因此倾家荡产。但是如果我们的生产方法已经改变，已由以农立国的国家，变为以各种实业立国的国家，已由筋肉的生产，进至机械的生产，那么人民的担负，加至与英美一样，即使做不到，但追随日本、意大利，却是很可能的。如中国人民对于政费的担负，与日本一样，便要比现在加增6倍；如与意大利一样，便要加增9倍。只要经济生活已经改造，这点担负，当然是可以举重若轻的。 总括起来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基础，支持不住新的政治。为巩固新政的基础起见，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非彻底的现代化不可。因此，国民经济建设，可以说是目前最基本、最急切的工作。 [book_title]七　近代都市化的背景 近代社会与中古或上古社会的差异，当然是很多的，其中最可注意的一点，便是人口的都市化。所谓人口的都市化，至少包含两种意义。第一，从人口的地理分配上看去，以前的人口，除了极少数之外，都是住于乡村中的，但从19世纪以后，住于乡村中的人口，其百分数有下降的趋势，而住于都市中的，却逐渐加增。第二，从人口的职业分配上看去，以前的人口，除了极少数之外，都是在农业中谋生，但从19世纪之后，从事于农业的人，逐渐减少，同时在别种实业中谋生的人，却逐渐加多。这种现象，给他一个简单的名词，便是“都市化”。 虽然都市在古代便已有了，但数目并不很多。就拿人口满10万以上的都市来说，在16世纪初叶，欧洲只有7个，到19世纪初叶，也不过22个。但在19世纪的末年，便有146个了。1920年，便加至202个。【68】中国同样的都市，在16世纪到底有几个，惜无统计可考。在1873年，根据海关的报告，有9个商埠，人口在10万以上。1930年的报告，表示这样的商埠，便有24个。实际中国的都市，人口在10万以上的，当然不只此数。托格雪夫（Boris P. Torgasheff）在1930年4月3日出版的《中国评论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估计中国都市，人口在10万以上的，有112个。【69】哲佛生（Mark Jefferson）曾在美国的《地理杂志》上，做了一篇论文，讨论全世界都市人口的分布。据他说，世界上的都市，人口在10万以上的，共有537个，其中有112个在中国。他的材料，不知是怎样得来的，但与托格雪夫之说相吻合。【70】无论这个数目，是否可靠，有一点大约是真的，便是中国近来也慢慢走上都市化的路了。 我们假如分析百万人口以上的都市，更可看出都市化的趋势。世界各国，在19世纪以前，是否有百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很是一个问题。埃及及巴比伦的都市，其人口数目，今已不详。希腊的都市，人口在10万以上的，屈指可数，但没有一个达到百万的。关于罗马的人口，在他最盛的时代，是否达到百万，各家的估计并不一致。有人说他在1世纪时，人口不过75万，也有说他已有125万的。【71】汤姆生（W. S. Thompson）以为在汽机没有发明之先，因为运输不便的缘故，人口集中到百万以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怀疑罗马在他最盛的时候，是否有百万人口。【72】维白（Adna F. Weber）也说当年的罗马，大约有60万或80万人，决不能超过百万。【73】但是罗马后来衰微了，在14世纪中叶，人口还不到2万人。假如把罗马除开，我们可以说是在19世纪以前，历史上没有满百万人口的都市。中国历史上的都市，如两汉之长安洛阳，如六朝之金陵，如隋唐之扬州，如南宋之苏杭，其人口是否超过百万，我们不得而知。虽然诗人与史家，对于中国古代的都市，有铺张很盛的，如唐人咏金陵，便有“金陵百万户”之句，但这种数目字，我们决不能把它当统计看的。 在1800年，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是伦敦，那时他的人口，只有95万余。巴黎当时还不到55万。1850年，伦敦与巴黎都超过百万了。1900年，世界上百万以上的都市，约有11个。近来世界上满百万人口的都市，大约在30左右，其中有三个在中国；便是北平、天津、上海。【74】 近代都市发展的情形，已如上述。现在我们要讨论的，便是最近100余年，都市发展的原因。换句话说，我们要寻求都市化的背景。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自然是欧美的历史中最丰富，因为欧洲有好些国家，其都市化的程度，比较他国为深。中国虽有三个10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120个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但这些都市中的人口，合起来不过全体人口6.4％。如与英国相比，英国满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虽然只有42个，但这些都市中的人口，却占全体人口44.2％。美国满1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虽然只有93个，但这些都市的人口，却占全体人口29.6％。【75】由此可见中国不过刚走上都市化的路，比较英美等国，相差的程度很远。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国家的经验，很可以作我们的参考。 （一） 普通的人，谈到都市化问题，都知道他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其实都市的发展，与农业革命也很有关。农业革命这个名词，在各国的历史中，意义并不完全一致，但其结果却都相仿，便是农业革命之后，农业中容纳不下以前那样多的人口，于是很多的人，便都离开了乡村，到都市中去谋生了。这种现象，是使都市膨胀的最大原因，因为都市的生育率，较之乡村中为低，假如他们只靠自然的加增，不借助于外来的移民，他们决不会膨胀到现在这一步。纽约在1790年，有49401人，到了1920年，便有5620048人。假如纽约在过去130年中，其自然加增率，与1920年一样，那么原来的49401人，在1920年，只有190000个子孙，所以纽约之成为美国第一个大都市，得利于移民的力量不少。这些移民，一部分是美国的乡村中去的，一部分是他国的乡村中去的。【76】别个都市的历史，如加以分析，其结果一定与纽约相仿佛。 所以我们可以说农业革命，是近代都市化的主要原因。农业革命的方面很多，最可注意的一点，便是生产技术的改变，机器代替了人工。泰娄（Carl C. Taylor）对于此点，曾举数例如下： 1830年，在美国如欲生产一蒲式耳的麦，需人工三点三分钟。在1894年，只要10分钟就够了。……1855年，如生产一蒲式耳的玉米，需时四点三十四分。但在1894年，只要四十一分钟就够了。1860年，生产并收割一吨干草，需要三十五点半钟。可是在1894年只要十一点半钟。1844年，生产一磅籽棉，需时十三分钟有奇，一八九五年，便减至四分钟有奇了。【77】 昆亭史（H. W. Quaintance）曾以美国新英格兰数州为例，证明在这些地方，因为采用农业机器的缘故，生产品的价值虽然增加，可是农人的数目却减少了。他说： 在1880年，新英格兰数州，十岁以上的人，从事农业的，计有304679人；1900年，只有287829人。农业人数的减少，并非因为这些地方农业的衰败，因为新英格兰在1900年所出的农产品价值，较1880年，约高50％。（1880年的农产品价值，为103343566元；1900年，为169523435元。）这种情形，一定是农业机器的采用所造成的，只看新英格兰的农业机器，在1880年，每英亩只分得1.68元，1900年，加至4.49元，便可了然了。【78】 其实美国不但是新英格兰数州，农业机器的采用，减少了农民的需要，别的地方，凡利用农业机器的，都有同样的情形。美国的农业人口，自1910年以后，便没有加增过，但美国全国的人口，却年年加增，美国的农产品，也在那几年年加增，近来且受了生产过剩的痛苦。以逐渐减少的农民能够满足逐渐加增的需要便是因为美国的农民，充分利用机器的缘故。【79】 这种农民减少，农产加增的现象，在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的。以前农业技术不良，决不能以少数人的力量，来解决大多数人的衣食问题。所以多数的人，非从事于农业不可。假如多数人抛弃农业，一定会造成田野荒芜，五谷不登的危险。所以古代的思想家，都提倡农业，而鄙弃其他的职业。此点在中国的思想史中，表现得最明显。他们都怕“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他们都提倡“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这种思想深入于人心，所以农业的技术变了，许多人的重农思想还未改变。便在欧美，现在也还有人提倡归农运动。他们以为人口集中于都市，是一件危险的事，最好一部分人，还是回去种田。他们不知农业机器的采用，乡间已没有他们的地位了，只有都市中还有谋生的机会，所以他们到都市中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不是劝他们回去，而是在都市中，替他们找一条生路。 农业革命的第二方面，便是科学知识的利用，最显著的，便是利用化学知识以改良土壤，利用生物学知识以选种。中国农夫所采用的，虽然是集约耕种方法，但每亩的出产量，远不如人，便是因为中国的农夫，没有经过科学洗礼的缘故。今以小麦及玉米的生产量为例。小麦在英国，每英亩可产32.9蒲式耳，在德国可产27.3蒲式耳，在丹麦可产41.0蒲式耳，但在中国只能产10.8蒲式耳。比起生产量最多的丹麦来只有四分之一。玉米在美国每英亩可产27.8蒲式耳，在西班牙可产24.0蒲式耳，而在中国，只能产11.7蒲式耳，比较美国，还不到二分之一。【80】所以耕种及选种的方法改良，可以不加增耕地而加增生产。以前如想加增农业的生产，非多辟耕地不可，多辟耕地，便是对于农民的需要加增，所以古代农产品的加增，与农民的加增成正比例。现在一个利用科学知识的农民，可以不扩充他的农场，不加增他的雇工，便可加增他的生产，所以生产的加增，并不与农民的加增成正比例。不但在耕种方面加增生产不必多添工人，就在畜牧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美国近年来育种学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他们改良畜种，可以做到不增加家畜数目而加增家畜产品的地步。如以1917至1921的5年，与1922至1926的5年相比，美国的乳牛，在后5年比前5年只加增了4％，但牛乳的产量却加增了22％。食用牛在后5年比前5年减少了8％，但牛肉却加增了9％。猪的数目前后两期，相差无几，但猪肉及猪油，在后期却加增了25％。【81】这种统计，表示从事畜牧的人，可以不变或减少，但畜产品还可加增。所以农业（畜牧业包括在内）的科学化，可以使乡村中容纳人口的力量停滞或减少，但农村中的人口，依旧是猛烈的加增，这些过剩的人口，只有向都市去。 美国农业的机器化，科学化，不但使本国的农民减少，都市的人口加增。它的势力伸张出去，使别的地方，特别是欧洲东部的国家，受其影响，也走到都市化的路上去。这种变动，我们须从美国的农产品生产过剩说起。美国从事于农业的人，近来虽然不到全体有业的人四分之一，但他们的出产品，在本国还消费不完。这些过剩的农产品，只有望国外的市场推销。美国的农业专家贝克耳（O. E. Baker）曾说过： 美国与加拿大的700万农民（十分之九在美国，十分之一在加拿大）靠比他们的数目要少得多的雇工帮助——总数不过占全世界农夫及农工的4％——生产了世界上70％的玉米，60％的棉花，50％的烟草，40％的雀麦及干草，30％的糖（假如把古巴，檀香山，泡多利科的生产也算入），25％的小麦及亚麻子，10％的番薯，6％的裸麦，但是不到1％的米。假如把美国所生产的谷类总和起来，大约有全世界所生产的谷类总量四分之一，如把加拿大所产的也加入，便占全世界产量30％了。【82】 但是美国与加拿大的人口，只占世界上人口的十五分之一，当然消费不了世界上农产物的三分之一，所以这些剩余的农产物，便销售于外国。同时南美及澳大利亚等处，也因农业机器化及科学化的缘故，有过剩的农产品出售。这些农产品的最大市场，便是欧洲。欧洲的农民，特别是东部的，因为生产方法落后的缘故，其出产品便不能与美国等相竞争。结果只好放弃农业，加入都市。那些站得住的农夫，竞争而仍能生存的农夫，对于生产方法，都经过一番改造。改造的结果，当然是对于农民的需要减少，利用机器及科学知识的地方加多。因此在乡村中失业的人民，只好往都市中去。所以新大陆的农业革命，不但使新大陆的国家都市化，同时也使欧洲好些国家，不得不走上都市化之路。【83】 以上所述，偏重于美国的情形。英国的农业革命，在美国之前。从我们的眼光看来，英国的农业革命，最可注意之点，不在他的生产方法的改良，而在田制的改变。此种田制的改变，在英国史中，称为圈地运动（Enclosures）。英国的圈地运动，最重要的共有两次，一次起于15世纪，一次起于18世纪。【84】在18世纪以前，英国的可耕地，有一半已经圈起。从1700年至1845年，被圈之地，约有1400万英亩。第二次的圈地，影响于农村人口最大，所以我们格外对他注意。圈地的职务，在将一村的土地重行分配。圈地的目的，在集合小农场而成为一大农场。英国一个村中的土地，在没有圈起之前，共分数种。第一种是耕地，其大小不等，但一个农夫或佃户的耕地，每每分散在各处，并非集于一起的。所以耕种的时候很不方便。第二种是草地，第三种是牧场，第四种是林地。后三种的土地是公有的。凡是村中的人，都可利用他。假如一个村子的人，认为农场的分散，是一件不经济的事，便可请求国会，通过一个特许他们圈地的法律，他们便可将村中的土地，重行分配。譬如一个农夫，在圈地之前，有三块分散在各处的耕地，圈地之后，便可得一整块的耕地，面积与三块分散的相等。在那整块的耕地四围，他可筑起篱笆来，因此大家都称这种运动为圈地。不但耕地可圈，便是草地与牧场，也可经多数之同意而分派，而由各人圈起。 在圈地的过程中，大地主每得到很多的利益，而小地主却处处吃亏。在分派土地的时候，有时小地主得不到土地，只得到一些金钱，作为赔偿。有时在分派之后，小地主以生计艰难，只好将土地出卖。他的生计艰难的原因，就是在圈地之前，他可充分地利用公地，养猪养羊，以畜牧的所得，来补充他的收入。圈地之后，这点好处，他是得不到了，所以他的进款便见减少。同时因为都市中工业发达的缘故，他的家庭工业，也不能维持，所以这些在乡村中站不住的人，只好加入都市。我们应当记得，英国第二次的圈地运动，与工业革命是同时的。圈地的结果产生出一批无产农民，同时工业革命的结果，工厂勃兴，需要许多的劳动者。于是乡村中的农民，便入都市为劳工了。这些无产的农民，既然加入都市，留在乡村中的，比较都是一些大地主，他们的农场大，资本充足，改良的计划，易于举行，以后英国的农业进步，可以说是圈地运动间接造成的。 美国在农业革命的过程中，并无圈地的必要。一因美国是新辟的土地，占据一个大农场是很容易的事，二因各州及联邦政府的法律，都给农夫以获得大农场的方便。只有在大农场上，才可用最经济的生产方法，便是用人少而收获多的方法。中国的农业，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为人口繁殖的缘故，每个农场是很小的，平均只在25亩左右，比25亩还小的农场也很多。在这种农场上，决不能采用机器的方法生产，而且农民因为进款低下，无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也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加增生产。在这种情形之下，扩大农场，乃是最要的办法。农场扩大之后，农业的技术可以改良，以少数人的生产，就可解决多数人的衣食问题，如美国一样。同时因为农业已经改良，所以农村中过剩的人口，加入都市，也决不会有古人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的恐慌。但是如何可以扩大农场呢？吾国的历史与英国不同，当然不能直接抄他们的圈地办法。但是他们的经验，也有可给我们参考之处。如吾国人的农场，有从他的祖宗遗传而来的，有由自己购置的，农场虽小，还是分散各处，圈地的办法，不是集合小农场成为一个较大农场的一条可行之路吗？此外如俄国之集合农场制度，也有可以采取之处。俄国近年的农业革命，不但是生产技术的革命，也是田制的革命。【85】中国在这两方面，也是需要改良的。只有这两点都做到了，然后都市化才有好的结果，否则都市化无新式农业做基础，一定要发生饥荒的问题。我们认清楚这一点，所以敢说近代欧美的都市化，农业革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二） 都市化的第二个重要原因，便是工业革命。我们如想知道工业革命何以促成都市化，不可不知工业革命以前的工业状况。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前，工业的组织，经过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称为手工工业时期，第二个时期，可称为家庭工业时期。在手工工业制度之下，工业的单位是很简单的，一个老板，一个或数个伙计，一个或几个徒弟，合拢起来，便可从事于制造的工作。制造品的原料，制造的工具及地点，制造时所需的劳力及管理，制造品成功后的出售，一切都由这个小单位负责经营。老板与伙计，共同操作，感情是很好的，并没有近来资本家与劳动者中间所有的隔膜。手工工业如何转变为家庭工业，我们暂不必管。所要注意的，就是在家庭工业制度之下，制造的步骤，不完全在生产者的手中了。起初有一些商人，对于市场很有研究的，出来担任销售的工作。家庭工业的产品，不必由生产者自己去找市场，制成后便有商人来收，从商人那儿，便可得到售价。后来商人不但收买已经制成的货品，还要在各家庭中定货，在定货的时候，他可以供给原料。工业演化到这个阶级，生产者对于制造所必需的手续，已经不能完全担任了。他所担任的，只是制造的工具及地点，以及制造时所需的劳力及管理。【86】 中国今日，正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大都市中已可以看到工厂工业，但乡村及市镇中，还留着手工工业及家庭工业的痕迹。中国各市镇中的手艺店，便是手工工业的代表。这种手艺店，在都市中也还找得到。譬如： 南京铜匠店，铁匠店，锡匠店，盆桶店，竹货店，棕床店等业本地皆谓手艺店。此等店之老板，即为各该店之主要工人。其店之生意少者，店中或仅有店主及学徒一二人。生意甚盛稍有资本之手艺店，则有伙友三四人至八九人。此种伙友在作工上为完全工人，不过手艺店之伙友，须兼代店主卖货。【87】 家庭工业，在吾国各地也很发达，今以江苏省常熟县之放机制为例。 所谓放机者，乃将布机放与工人之家。例如布厂以布机一百架，招女工一百人，具保将厂中之布机领去，而置之自己家中，随时织布，随时交货。故当地之布厂有采放机制者，仅一小事务所，已足办理，并无厂屋亦不见布机。如工人停止工作，不愿继续时，该项布机，须交还原主。在工人请领布机时，一切原料，均由布厂供给，并由厂家发给凭折一扣，借此可以取原料，计工资焉。是项收支，月给一次。厂内支取之纱，重量须与交还之布匹相符合，如有短少，须在工资内扣除。【88】 家庭工业，当然不限于织布。别的例子我们再举一个。 家庭工业，普通系由一家家属，制作一种商品，有时家主受雇于工厂或工场，其妻室子女则在家中工作如织制花边发网及编织物之类。家庭工业之作工人数，当然不多，但戚友时或加入，而使家庭不啻成为一小工场。家庭工业之工作，有由承揽而得者，有自行办理者。承揽之工作，系由工厂或经纪商，将原料发给工人，令在家中依式制造，造成时向该厂或该商领取工资。例如装储火柴之盒，通常由火柴厂将材料发给工人，在家糊制，制成后交厂换领工资。此种办法，于无须监视之工作，颇为相宜。自行办理之工作，由工人自备资本及材料，从事制造，物品出产后，自赴市场或沿街出售，或售与批发商人。沿街叫卖之玩物，及其他简单物品，即属此类。【89】 这些都是中国现在的情形，但是我们读到这些记载，便如读英国18世纪以前的历史一样。这些手工工业及家庭工业，在英国18世纪以前，也曾盛极一时，但现在却都消灭了。中国这些手工工业，及家庭工业将来恐也难免步英国历史的后尘。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便是工业革命之后，为何手工工业及家庭工业便难于立足。手工工业家庭工业的衰微，以及工厂工业的勃兴，又与都市化有何关系。 工业革命，所以能打倒手工工业及家庭工业的原故，乃是因为工厂的出品，较旧式工业的出品，价钱要便宜得多。陈令（E. P. Cheyney）告诉我们，机器纺出来的纱，比手工纺出来的纱价廉物美。在1786年，某种重量的棉纱，售价要38先令的，10年之后，到1796年，只售19先令；1806年，便跌至7先令2便士，一直到1832年，价钱只有3先令了。跌价的原因，一部分因为棉花价钱下降，但最要的原因，是因为机器纺纱，花费较少了。织布方面，情形与此相似。手工织布的人，在1800年，要拿25先令一星期的，1810年，只拿19先令6便士，1830年，只能拿5先令6便士了。别种手工业的人，遭遇到同样的结果。对于这种减少工资的抵抗，完全是无用的。手工与机器不能竞争，旧式工业中人的出路，只有放弃旧的，加入新的工业中去。【90】新式工业的出品，所以便宜，因为新式工业的出产方法，是大规模的生产方法，所以也是最经济的生产方法。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据维白所说，共有五点。第一是动力及工厂设备的经济。建筑一个大工厂，比建筑两个小工厂要便宜得多。第二是机器的经济。近代的工业，可以说是机器的生产，但是机器越来越复杂，越花费。机器的改良及发明，是日日常有的事，只有大规模的生产者，资本雄厚，可以利用这些改良及发明，在竞争上立于不败之地。第三是工资的经济。大规模的生产，分工可以分得很细，粗工细工，都用得着。只有在这种大工厂里，才用得着有特别才干的人，小工厂中的工作，不够维持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而且也只有在大工厂里，方可以请一些专家，研究工业的各方面，以为改良的预备。第四是副产物利用的经济。副产物有好些须有大量才可利用，小量的副产物，只有抛弃。中国的屠场中，遗弃的东西甚多，但在芝加哥的大屠场中，据他们的经理说，所有猪牛羊身上的东西，只有他们在宰割前的一声哀鸣，是用不着的，其余的一切，都可以利用。这便是大规模的工业，充分利用副产物的一个好例。第五是买卖的经济。大规模的生产者，有雄厚的资本为其后盾，所以购买原料，可以在最便宜的市场中举行，而且因为他们是大宗的进货，价钱比别人还要上算。制造成功的货物，也可堆存起来，等待善价而沽。简单的一句话，他们大规模的生产，每件货物的成本已较轻，而且他们还取薄利多卖主义，小规模的手工业者，自然不能与之竞争而淘汰了。【91】 我们已经明了工厂工业何以战胜旧式工业，便可进而讨论工厂工业与都市化的关系。新式的工业，为什么要集中于都市呢？这是由好几种原因造成的。第一，都市的交通方便，所以一种工业如需要各色的原料，而这种原料，不是一个地方所能供给的，那么在都市收集这种原料，最为方便。第二，近代的工业，是大规模的生产已如上述。大规模的生产，便要大规模的市场。都市人口众多，便是消费制造品的好市场，而且都市与他处，都有运输上的联络，制造品由都市运至各处，可以畅行无阻。第三，工厂需要各色的工人甚多，乡村中只能供给少数的工人，如需要很多的工人，便须求之于都市，因为都市是各地过剩人口的集中点。第四，都市的金融组织较为完备，制造者建筑工厂，收买原料，购办机器，发给工资，处处都要金钱，在都市中举办工业，金钱的通融，较为顺便。有此四利，所以设立工厂的人，多选地点于都市。不过最近一部分的工业，又有由都市外移的趋势，其原因大约也有四项。第一，都市的生活费高，所以工资也较高。第二，都市中工人组织严密，工潮难于驾御。第三，都市中的公共事业发达，所以租税较重。第四，都市中地皮的需要甚大，故地租甚昂。这四种原素，都可以使制造的成本加高，因而制造家每想将工业由都市外移。【92】可是那些已经移出的工业，其新选的地点，每每离都市甚近，以便可以利用都市所能给予的好处，同时还可避免在都市中所受的害处。这些工厂的所在地，每每成为工业小镇，环绕于都市的四围，像许多行星，环绕着一颗恒星一样。虽然如此，有许多工业，还是离不开都市，像英之伦敦，美之纽约，至今还是工业的中心。这些都市之所以膨胀，工业要负一大部分责任。 在各种工业之中，哪种工业，离不开都市，又有哪种工业，可由都市外移或者从来未入都市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加以简单的讨论。【93】先说那不能在都市中建设的工业。第一是原料的重量，与产造品的重量相差甚大的。这种工业，如设立于都市中，势必花很大的运费，把原料运至都市。但这些原料，大部分是废物，运往都市，不但花钱，而且处置这些废物，在都市中也是一个难问题。炼铜工业，便属于这一类，一百吨的矿石，只能炼出一吨纯铜，所以炼铜工作，每在铜矿附近举行，没有将矿石运往都市中的。第二种不能在都市中建设的工业便是原料容易败坏的货物。譬如制造粗糖，他所需的原料，便是甘蔗。但是甘蔗割下来之后，如在24小时以内，不将糖汁榨出，便容易腐败。所以制造粗糖，非在原料出产地点举行不可。粗糖是不容易坏的，所以从粗糖炼成精糖的工作，便可在都市中举行，所以纽约虽然不制粗糖，但今日还是提炼精糖工业的中心。 再谈那从都市外移的工业。这种工业，有好几种特点。第一，他需要大块的土地，在都市中占据大块土地极不经济。第二，在制造的过程中，他需要大量的燃料及水，都市中对于此两物的供给，比较取价较昂。第三，他的废物处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都市中比较难于解决。第四，制造品无时间性，搁置几天或几个月，不成问题。第五，这种工业，每具令人讨厌的特征，如大声，怪味，或富于危险性，设立于都市人口众多的地方，每易引起他人的非议。 但是我们最要注意的，还是那些离不开都市的工业，因为只有这些工业，是使都市的人口加增的。这些工业也有好几种特点。第一，这种制造品是有时间性的，过了一定的时间便失其效用。最好的例子，便是新闻纸的印刷。新闻纸假如移到市外去印刷，送回都市来销售，所有的新闻，便都成为明日黄花了。第二，这种制造品的重量或所占的面积，因为在制造的过程中，加了许多的水或空气，每比原料的重量加增，或占面积较广。这种制造品，当然要在消费最大的都市中制造，以节运费。最好的例子便是面包、箱盒以及化学品中的硫酸等。第三，这种制造品，带有时髦性质，在市外制造也许不合时式，如妇女的衣服，便是一个好例。第四，这种制造品，需要技术高深的工人，在都市中，这种工人的供给，可以不成问题，移出市外，便招集不到相当的工人了。如制造仪器、制造珠宝等工业，属于此项。第五，凡是季节性的工业，在某一季需要工人甚多，而在另一季则不需许多工人的，只有在都市中设立，才可以解决他的工人问题。如印刷贺年片、制造冰淇淋等工业，属于此类。最后还有一些工业，并无设立于都市中的必要，当初也许是设立在都市的边际，但是后来都市膨胀，以前的边际成为都市的中心，原来设立在此的工业本想搬家，可是搬运的花费太大，因而逗留于都市中的。芝加哥的屠宰工业，便是一例。以上这些工业的总和，在工业的全体中，便占一重要的位置。这些工业既然非在都市中不可，于是便为都市加上很多的引诱力了。所以乡村中的旧式工业衰败，都市中的新式工业崛起，乃是造成人口离开乡村加入都市的第二个重大原因。 这些经过工业革命的国家，不但摧残了本国的旧式工业，使本国的人口都市化，他们的影响，还达到别的国家，使别的国家，也起重大的变化。新式的工业，既是大规模的工业，所以他的市场，并不限于本国，连别国也包括在内。他们用机器制造出来的货，送到别国的国境内，于是别国的土货，也经不起压迫而衰落了。中国土布的消沉便是一例。别种土货，只要是用旧法制造出来的，迟早都要遭遇同样的命运。旧式的制造品，既不能行销，于是靠此为生的人，非改行不可。乡间既无他们的机会，只有往都市去。所以美国英国的工业革命，间接也促成中国的都市化，正如新大陆的农业革命，间接促成东欧各国的都市化一样。但是英美各国，因为有新工业代替旧工业而兴，所以在旧工业中绝了生路的人，可以投入都市的新工业中谋生。可是摧残中国旧工业的势力，并非来自上海，也非来自天津，乃是来自伦敦，来自纽约，或来自横滨与大阪。所以中国在旧工业中失了位置的人，虽然跑到都市中去，但是都市中的新兴工业，还在幼稚时期，不能收纳乡村中投往都市的人口。因此造成中国今日，乡村与都市的普遍失业现象。假如工业的先进国，肯容纳中国的过剩人口，未非是中国人民的一条出路。可是这些国家，早就不肯容纳华工了。【94】解决这种困难的方法，只有努力工业化，使中国的新兴工业，来吸收以前靠旧式工业谋生的人，然后以新工业的出产品，来抵制外国制造品的侵略。所以中国的都市化，如建筑在新工业的基础之上的，真是解决中国经济破产问题的一剂起死回生的妙药。 （三） 都市化的第三个重要原因，便是商业的发展。商业的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