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经学通志 [book_author]钱基博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39394 [book_dec]《经学通志》是钱基博的代表作，此书的特点：其一：体例上有独到之处，不是按朝代写经学史，而是按经书写。其二，在构架上有独到之处，不是写十三经，而是只选择了几部真正的儒家经典。钱基博认为十三经中，有的是子书，如《孟子》;有的是“经之贰”,如《论语》、《孝经》;有的是解经之书，如《尔雅》,所以在《经学通志》不写这些书。其三，在风格上有独到之处。其书的语言简洁，提供的信息量大。钱基博在经学的版本、目录、源流方面是下过大功夫的，渊博得令人叹为观止。钱基博的《经学通志》独树一帜，承前启后。 [book_img]Z_13057.jpg [book_title]总志第一 《说文》：“经，织也。”《玉篇》：“经纬以成缯布[1]也。”借以为经纶天下之意。《易·屯卦》象曰：“雷震，《屯》。君子以经纶。”《周礼·天官·太宰》：“以经邦国。”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2]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释名》：“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此经之义也。然古无经之名。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皞、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虞、夏、商、周，雅诰奥义，其归一揆。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宜，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大都不离所谓坟典者近是。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学士大夫所诵习者此耳。时尚未有经名。《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亦不闻称《诗》、《书》、《礼》、《乐》曰四经也。经之名见于《国语》“挟经秉枹[3]”，而《孝经钩命决》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庄子·天运篇》载孔子谓老聃曰：“吾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以为文。”六经之名始此。然此之所谓六经，即后世之九经。盖《礼经》统《三礼》，《春秋》统《三传》，而《乐经》亡佚也。此经称之见于传与纬书、子书之在西汉以前者也。自汉以后，儒者相传，俱言五经。而陈后主时，吴中陆元朗德明撰《经典释文》，则于五经之外，增入《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五书。其系《孝经》、《论语》、《尔雅》于五经之后，或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附《论语》、《孝经》、小学之例，而厕以《老》、《庄》者，盖《老》、《庄》自魏、晋以来为士大夫所推尚，德明生于陈季，犹沿六代之余波也。其书凡三十卷，于诸经皆摘字为音，惟《孝经》以童蒙始学，《老子》以众本多乖，各摘全句。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儒得以考见古义，其有借于德明此书者非细也。惟德明系《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于五经之后，则增五经而十矣。唐时立之学官，则省德明之所增，而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所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至宋儒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而十三经之名始立。所谓十四经者，先时尝并《大戴记》于十三经末，称十四经也。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圣人著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因记训曰诂，因章句曰注，见张华《博物志》。世所传者，《诗》则毛苌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则郑玄注，《公羊》则何休学[4]，《孟子》则赵歧注，皆汉人。《易》则王弼注，《系辞》韩康伯注，《书》则梅赜伪孔安国传，皆晋人。《论语》则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则杜预注，《尔雅》则郭璞注，《穀梁》则范宁集解，皆晋人。《孝经》则唐明皇御注。盖经之注，率成于唐以前，而唐以后诸儒辨释之书，则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而创为正义者，盖自唐之孔颖达始。据《旧唐书·儒学传》：“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高宗纪》“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是也。然世儒或执此以《五经正义》为孔颖达作者则又非。《新唐书》颖达本传云：“初，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5]受诏撰《五经义训》百余篇，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诏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然则《五经正义》者，盖孔颖达与诸儒之所共撰，而非一人之书，彰彰明甚。而《高宗纪》大书特书曰“孔颖达《五经正义》”者，意者特以孔颖达为奉诏撰定《五经正义》之总纂官，而遂以尸其名邪？然孔颖达奉诏撰定《正义》者，但有《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传》五经。永徽中，贾公彦始撰《周礼》、《仪礼》义疏。《宋史·李至传》：“判国子监，上言：‘五经书既已板行，惟二[6]《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修。望令直讲[7]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等重加雠校，以备刊刻。’”而《穀梁》用唐杨士勋疏，《公羊》用唐徐彦疏，《孝经》、《论语》、《尔雅》用宋邢昺疏，《孟子》用宋孙奭疏。此世所称《十三经注疏》也。然宋以前，疏本与注别行，而宋以后，疏遂与注合刊，说经者遂以《注疏》为不刊之典。至新喻刘敞原父撰《七经小传》三卷，始异《注疏》之说。七经者，《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论语》也。宋人说经毅然自异于先儒，实自敞始。然敞学有根柢，故能自为一家之言。后来不能学其深究古义而学其排击古义，则甚矣其傎也。独临卭魏了翁鹤山以说经者但知诵习成言，不能求之详博，因取诸经注疏之文，据事别类而录之，谓之《九经要义》，凡二百六十三卷，残存《周易要义》十卷、《尚书要义》十七卷、《仪礼要义》五十卷、《春秋左传要义》三十一卷，虽主于采掇《注疏》，然别裁精审，汰其冗文，既使后人不病于芜杂，而分胪纲目，咸有条贯，可谓剪除枝蔓，独撷英华，是亦读《注疏》者之津梁矣。至清儒华亭吴浩养斋取诸经笺注，标其疑义，撰《十三经义疑》十二卷，虽于注疏之学，未能贯通融会，而研究考证，具有根柢，亦注疏家之诤臣也。元和惠栋定宇乃究探诸经古义于《注疏》未出之前，撰成《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穀梁》、《论语》十经《古义》二十二卷。其《左传》六卷后更名曰《补注》，刊板别行。搜采旧文，互相参证。曰“古义”者，盖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得以考见于今者也。古者漆书竹简，传写为艰，师弟相传，多由口授，往往同音异字，辗转多歧。又六体孳生，形声渐备，毫厘辨别，后世乃详。古人字数无多，多相假借，沿流承袭，遂开通假一门。谈经者不考其源，每以近代之形声，究古书之义旨，穿凿附会，纠结不通。故读古人之书，则当先通古人之字，庶明其文句，而义理可以渐求。栋作是书，证佐分明，斯称精核。庶几哉，可谓抗心希古，直抉经奥者。若乃勘文字之异同，校刻本之是非，则有仪征阮元芸台之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二百四十三卷焉。虽然，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要其归，则不外五帝之道、六艺之教。《礼记·经解》：“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史记·自序》曰：“《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纪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生，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汉书·艺文志》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白虎通·五经》论曰：“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然则经虽有九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名，而究其要归，不外五常之道、六艺之教而已，则亦何居乎后世九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不知六经、六艺之名，由来久远，不可以臆增益。善夫，刘向之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则附于经，记则附于经，群书颇关经，则附于经。何谓传？《书》之有大小夏侯、欧阳，传也。《诗》之有齐、鲁、韩、毛，传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邹、夹氏，亦传也。何谓记？大小戴氏所记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谓群书？《易》之有《淮南道训》、《古五子》十八篇，群书之关《易》者也。《书》之有《周书》七十一篇，群书之关《书》者也。《春秋》之有《楚汉春秋》、《太史公书》，群书之关《春秋》者也。然则《礼》之有《周官》、《司马法》，群书之颇关《礼》者也。皆以附于所传、所记或所关之经，而不别著焉，何居乎后世九经、十三经、十四经之喋喋也？或以传为经，《公羊》为一经，《穀梁》为一经，《左氏》为一经。审如是，则韩亦一经，齐亦一经，鲁亦一经，毛亦一经，可乎？欧阳一经，两夏侯各一经，可乎？《易》有三家，《礼》分庆、戴，《春秋》之有邹、夹，汉世总古今文，为经当十有八，何止十有三？如其可也，则后世名一家说经之言甚众，经当以百数。或以记为经，大、小戴二《记》毕称经。夫大、小戴二《记》，古时篇篇单行，然则《礼经》外当有百三十一经。或以群书为经。《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为述孔氏。善夫，刘氏之序六艺为九种也，有苦心焉，斟酌尽善焉。序六艺矣，七十子以来，尊《论语》而谭《孝经》、小学者，盖六经之户枢也。小学者，所以明六经之训诂，而《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孝经》则再传门人之所述。然夫子曰“吾行在《孝经》”，故不敢以夷于记，夷于群书也。然又非传。于是以三种为经之贰，而厕诸六艺之后。然序类有九而称艺为六，虽为经之贰，而仍抑之不与经齐。顾后世又以《论语》、《孝经》为经。假使《论语》、《孝经》可名经，则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经”，不曰“序六艺”矣。於戏，仲尼好古，述而不作，曷尝奂然大号，使弟子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经之为言常也。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常所秉守，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以经之贰为经，犹以为未快意，或以诸子为经，《孟子》是也；或以经解为经，《尔雅》是也。盖经之书弥多而经之旨弥荒。《春秋》三家之传，《周官》、二戴之《记》，后之读者，尚借以窥见三代政教行事得失之迹，而无大悖于经纶天下之意，厕之于经，犹可言也。至《孟子》为儒家之著述，《尔雅》则经传之释词，倘以此为六经之羽翼则可，而径厕于六经则荒矣。谨撰次众说，条其原委，而折衷以刘子政氏“序六艺”之义，纂《总志》第一。 注解： [1]　布，《玉篇》作“帛”。 [2]　守以，原作“以守”，误。据《周礼》注改。 [3]　枹，原作“抱”，误。据《国语》改。 [4]　学，当作“注”。 [5]　琰，原作“剡”，据《新唐书·孔颖达传》改。 [6]　二，原作“三”，据《宋史·李至传》改。 [7]　讲，原作“阁”，据《宋史》改。 [book_title]周易志第二 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谓《易》者何也？曰：《易》之为言变也。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谓之《易》者，所以明世道穷变通久之必然；而系以周者，所以明世变剥复循环之有常。周之为言周也，周而复始也。孔子系《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彖《复》“见天地之心”，而作《序卦》，以序六十四卦相次之义，《泰》之受以《否》也，《剥》之穷以《复》也，《损》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如此之类，原始要终，罔不根极于《复》，所以深明《易》道之周也。周有原始反终之义，而《周易》以纯《乾》为首。乾，健也，为天，天行不息，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一夜，行一周，复其故虚，日东行一度。乾道之变，天行之复也。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而受《易》者独称商瞿。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鲁人桥庇子庸，子庸传江东臂子弓，子弓传燕周丑子家，子家传东武孙虞子乘，子乘传齐田何子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瞿传楚人臂子弘，弘传江东人[1]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传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而王氏、周氏、服氏各二篇，独丁氏八篇，见《汉书·艺文志》。要言《易》者本之丁宽。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2]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已东矣。”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义而已，不言阴阳灾变也。宽传同郡砀田王孙。王孙传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焉。施雠，字长卿，沛人也。与孟喜、梁丘贺从田王孙受《易》。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及梁丘贺贵仕，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河内张禹子文等从雠问。雠自匿不肯见，贺固请，不得已，乃授临等。于是贺荐雠结发事师数十年，贺不能及。诏拜博士，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雠传张禹及琅玡鲁伯。禹传淮阳彭宣子佩、沛戴崇子平。鲁伯传太山毛莫如少路、琅玡邴丹曼容，而禹官丞相，宣官大司空，皆至大官，其知名者也。由是施家有张、彭之学。梁丘贺，字长翁，琅玡诸人也。从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杨何叔元弟子也。何者，尝受《易》东武王同子中，有《易传》二篇，见《汉书·艺文志》，盖《易》家之初立博士者，太史公司马谈及京房咸从受《易》焉。房出为齐郡太守，贺更事田王孙。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以为郎。以筮有应，近幸，累官少府。传子临。临又学于施雠，而专行京房法，以郎奉使，问诸儒于石渠。琅玡王吉通五经，闻临说，善之，乃使其子郎中骏上疏从临受《易》。临传五鹿充宗君孟。充宗官少府，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贺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辨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独鲁朱云游从博士白子友受《易》，摄齐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然不详谁家。而五鹿充宗《略说》三篇，见《汉书·艺文志》。充宗传光禄大夫平陵士孙张仲方、真定太守沛邓彭祖子夏、王莽讲学大夫齐衡咸张宾。由是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从田王孙受《易》，传《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盖十二月卦之学所自出焉。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于是传者以为喜诞诈也。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喜传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由是孟喜有翟、白之学。孟喜之学，虽与施雠不同，然要为田王孙之所自出，独京房之《易》为别出。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累官魏郡太守，盖匪传梁丘贺《易》之齐郡太守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赣。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光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倘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故不与相同。然考孟喜学田王孙，言师田生且死，传喜之《易》家候阴阳灾变书，或者即延寿之所本也。延寿著《易林》十六卷，大抵即《易》家候阴阳灾变之书，以一卦演六十四卦，总四千九十六卦，各系以繇词，文句古奥，与《左氏传》载“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汉书》载“大横庚庚，予为天王”之语绝相类。惟延寿生当昭、宣之世，其时《左氏》未立学官，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中事，至云“刘季发怒，命灭子婴”，又曰“大蛇当路，使季畏惧”，宁汉人所宜言者耶？疑是东汉以后人撰，而托之延寿者。然汉《易》之流为术数，自延寿始也。顾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传延寿之学，故言术数者称焦、京。而房之推衍灾祥，更精于延寿，卒以诛死。其著书见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者，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十卷、《占候十种》七十三卷，唐以后多佚不传，今传者曰《京氏积算易传》三卷。其书兆《乾》《坤》之二象以[3]成八卦，卦凡八变六十有四。于其往来升降之际，以消息盈虚于天地之元，而酬酢乎万物之表，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运五行，正四时，谨二十四气，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进退以几而为一卦之主者，谓之世；奇耦相与，据一以超二，而为主之相者，谓之应；世之所[4]位，而阴阳之肆者，谓之飞；阴阳肇乎所配，《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而终不脱乎本，以飞某卦之位，乃伏某宫之位。以隐赜佐神明者，谓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内外，参乎本数以纪月者，谓之建；终终始始，极乎数而不可穷以纪日者，谓之积；含于中而以四为用，一卦备四卦者，谓之互。《乾》建甲子于初，《坤》建甲午于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5]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为游魂之世；五世之初，乃为归魂之世；而归魂之初，乃生后卦之初。其建刚日则节气，柔日则中气。其数，虚则二十有八，盈则三十有六。盖后世术士所用世、应、飞、伏、游魂、归魂、纳甲之说，皆出京房。房传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学。京氏《易》于元帝之世，与施、孟、梁丘氏并列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费、高者，费直、高相也。费直，字长翁，东莱人，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6]解说《上下经》。然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易》，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直《易》与古文同。自是费直《易》号古文之学，与施、孟、梁丘之称今文者不同。高相，沛人也，治《易》与费直同时，专说阴阳灾异，自言出于丁将军，其学亦无章句。而施、孟、梁丘氏各有《章句》二篇，见《汉书·艺文志》。既炎汉祚绝，世祖重光，好爱经术，儒彦云从。于是立五经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各以家法教授，而京氏之《易》极盛焉。盖东汉之世，治施氏《易》有闻者，仅陈留刘昆父子而已。昆，字桓公，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7]。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世祖兴，累官光禄勋，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传子轶，字君文，能世其学，门徒亦盛，然知名之士无闻焉。此治施氏《易》者也。治梁丘《易》者，曰代郡范升辨[8]卿，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俱修梁丘《易》。世祖征拜议郎，迁博士。自以学不如梁恭、吕羌，愿推博士，以避二人。世祖不许，然由是重之。尚书令韩歆疏请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范博士可前平说，遂与歆等驳难，日中乃罢。升退而奏曰：“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京、费已行，次复高氏。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今费氏学，无有本师，而多反异。先帝前世，有疑于此，故京氏虽立，辄复见废。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费氏《易》以此不得立博士。而升弟子知名者，曰京兆杨政子行，少从升受梁丘《易》，善说经书，京师为之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教授数百人，累官左中郎将。又有颍川张兴君上者，习梁丘《易》以教授，世祖兴，举孝廉，为郎，累拜太子少傅。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为梁丘家宗。时则中兴之初，而三君之外，终东汉，治梁丘《易》者无闻。治孟氏《易》者，曰南阳洼丹子玉，世传孟氏《易》。王莽时，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世祖兴，为博士，稍迁为大鸿胪。作《易通论》七篇，世号《洼君通》。安定梁竦叔敬，中山觟阳鸿孟孙，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称。汝南袁安邵公者，祖父良，习孟氏《易》，安传其学。肃宗之世，累拜司徒，以直节著闻于朝。子京，字仲誉。敬，字叔平。传习父业。而京作《难记》三十万言，其尤知名者也。东汉之末，有广汉任安定祖者，少游太学，受孟氏《易》，兼通数经，又从同郡杨厚学图谶，究极其术。时人称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初仕州郡，后大尉再辟，除博士，公车征，皆不就。益州牧刘焉表荐之，然王途阻塞，诏命竟不至焉。治京氏《易》者最多，大抵世祖之世，曰汝南戴凭次仲、沛献王辅；显宗之世，曰南阳魏满叔牙；恭宗之世，曰琢郡崔瑗子玉，广汉折像伯式，北海郎宗仲绥，南阳樊英季齐、李昌子然，豫章唐檀子产；顺帝之世，曰北海郎雅光，汝南许峻季山；桓帝之世，曰弘农刘宽文饶、济阴孙期仲彧，皆有名。而樊英著《易章句》，世称樊氏学。唐檀著书二十八篇，名为《唐子》。许峻卜占，多有显验，时人方之前世京房，所著《易林》行于世，或者即《焦氏易林》之所讹也。世之言占候者，率治京氏焉。夷考光武之世，刘昆之传施氏，范升之明梁丘，洼丹之通孟氏，戴凭之说京氏，皆谭《易》之宗，时主所重。独苍梧陈元长孙、海南郑众仲师，皆传费氏《易》。其后扶风马融季长，亦为其传，融授北海郑玄康成。玄初从第[9]五元先受京氏《易》，又从融受费氏《易》，故其学出入于两家，然要其大旨，费义居多，而谓“《乾》《坤》六爻，上系二十八宿，依气而应，谓之爻辰”，则费氏《易》之所无也。然玄又喜言十二消息卦，则其说出于孔门。《系辞传》云“往者屈，来者信”，“原始反终”，“通乎昼夜之道”，盖言消息者之所本也。同时颍川荀爽慈明以硕儒作《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意，亦宗费氏而言消息。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马融有《周易注》一卷，郑玄有《周易注》九卷，荀爽有《周易注》十一卷，见《隋书·经籍志》。盖汉之言《易》学者，杨何最先立博士，然最早衰。至东汉之兴，京氏《易》后来居上，而施、孟、梁丘三家先后衰，费氏兴而京氏亦衰，其大较然也。东汉之末，荆州牧山阳刘表景升亦有《周易章句》五卷，见《隋书·经籍志》。而表之学，实受于同郡王畅叔茂。畅之孙曰粲者，遭汉乱，与族兄凯俱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用率，以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凯生业，即刘表外孙也。有子曰弼，字辅嗣，幼而察惠，盖以注《易》著闻魏朝，凡《易注》六卷，《易略例》一卷。自郑玄传费直之学，始析《易传》以附经，至弼又更定之。玄本大约如今之《乾卦》，其《坤卦》以下又弼所割裂。然郑玄《易注》，至北宋尚存一卷，《崇文总目》称存者为《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则玄本尚以《文言》自为一传，所割以附经者，不过《彖传》、《象传》，今本《乾》、《坤》二卦各附《文言》，知全经皆弼所更定，非郑玄之旧也。弼之说《易》，称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本加厉。平心而论，《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寖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然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实不为无功；而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斯为定评。魏朝之明《易》者，王弼而外，司徒东海王朗景兴，尝著《易传》。子肃子雍，因撰定成《周易注》十卷，《隋书·经籍志》所著录是也。然肃善马融之学，而不好郑玄。时乐安孙炎叔然，则受学郑玄之门人，称东州大儒，作《周易例》。肃作《圣证论》以讥短玄，炎驳而释焉。然马、郑不同，要其言《易》本之费氏。独平原管辂公明，善筮卦风角之占，或者本之京氏。据管辰叙[10]称：“每观辂书传，惟有《易林》、《风角》。昔京房虽善卜及风律之占，世人多以辂畴之京房。”见裴松之《三国志》本传注引《辂别传》。南阳何晏平叔请共论《易》，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时邓飏玄茂在晏许，言：“君见谓善《易》，而语不及《易》，何也？”辂寻声答曰：“善《易》者不论《易》也。”魏之《易》博士曰淳于俊，魏帝高贵乡公常[11]就问《易》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圣贤不同，释经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连，而注连之，何也？”俊对曰：“郑玄合《彖》、《象》于经，欲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郑玄合之，于义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俊对曰：“孔子恐与文王相乱，此圣人以不合为谦。”帝曰：“郑玄何独不谦耶？”俊不对。盖魏博士之治《易》，善郑氏学者也。蜀博士之治《易》，善郑氏学者，曰南阳许慈仁笃，子勋传其业，然侨士也。蜀士之《易》学，盖始于广汉任安之习孟氏，弟子知名者，曰梓潼杜微国辅，曰蜀郡杜琼伯瑜。然琼好图谶，而不言《易》，巴西谯周允南传其学焉。吴士之善《易》者，曰会稽虞翻仲翔，曰吴郡陆绩公纪。翻有《周易注》九卷，绩有《周易注》十五卷，具见《隋书·经籍志》。然翻之先世，本治孟氏《易》，而绩之注则采诸京氏《易传》者为多。绩年辈差晚，而翻旧齿名盛，说《易》专取旁通与之卦。旁通者，《乾》与《坤》，《坎》与《离》，《艮》与《兑》，《震》与《巽》交相变也。之卦，则以两爻交易而得一卦，消息六爻，发挥旁通。与鲁国孔融文举书，示以所著《易注》。融答书曰：“自商瞿以来，舛错多矣。去圣弥远，众说骋辞。曩闻延陵之理乐，今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然翻自称传孟氏《易》，而说“七日来复”，不言六日七分，则亦不尽用孟氏《易》也。广陵张纮子纲，名辈不后虞翻，而治京氏《易》，则同陆绩。又汝南程秉德枢者，逮事郑玄，吴大帝闻其名儒，征拜太子太傅。著《周易摘商》，盖费氏之支流余裔矣。大抵三国之世，北士传马、郑而习费《易》，而吴、蜀则守孟、京而薄马、郑。虞翻初立《易注》，奏称：“颍川荀谞，号为知《易》。臣得其注，颠倒反逆，有可怪笑。马融所解，复不及谞。若乃郑玄，虽各立注，未得其门。”荀谞，荀爽之别名也。此可以觇三国南北学之殊风焉。然南北学亦何常之有！费《易》大兴，而孟、京不能不废。梁丘、施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虽有其书，而明京氏《易》者，西晋惟弘农董景道文博，东晋惟新蔡干宝令升而已。宝有《周易注》十卷，见《隋书·经籍志》。孟氏之《易》无闻，而费氏之学又分郑玄、王弼两家。元帝中兴，江左议为王弼《易》置博士，独太常颍川荀崧景猷以为不可，请为郑玄《易》置博士。自是《易》有郑玄、王弼二博士。然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老、庄，祖述虚玄，摈阙里之经典，习正始之余论。王弼生当正始，辞才逸辩，《老》学实为宗师，而明《易》，亦造玄论，风流所仰，学者宗焉。惟弼注者仅《上下经》，而补《系辞》、《说卦》、《杂卦》、《序卦》注者，其门人韩康伯也。自是王注行而郑学亦衰。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注，师训盖寡，奚论江左。自拓拔魏之末，大儒华阴徐遵明子判门下，讲郑玄所注《周易》。遵明以传范阳卢景裕仲孺，景裕传权会、郭茂。权会早入邺都，郭茂恒在门下教授。其后河朔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大抵南北所为章句，河洛《周易》则郑玄，江左则王弼，好尚互有不同，独晋扬州刺史晋陵顾悦之君叔有《周易难王辅嗣义》一卷四十余条。齐国子博士吴郡陆澄彦深与尚书令琅邪王俭仲宝书，陈：“王弼注《易》，玄学所宗。今若弘儒，郑不可废。”俭答：“《易》体微远，实贯群籍，岂据小王，便为该备？依旧存郑，高同来说。”可谓矫矫南士之不群者也。然梁、陈之世，郑玄仍得与王弼注并列学官。南齐惟传郑义。至隋平江南，王注乃盛河朔，然郑义不废。既隋氏道消，唐代应运，诏孔颖达等撰定《周易正义》，然后专崇王注，而众说皆废。序称：“汉儒传《易》者，西都则有丁、孟、京、田，东都则有荀、刘、马、郑，大体更相祖述，非有绝伦。惟魏世王辅嗣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原夫《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所以抨江南诸家者，斯亦允矣。虽然，吾观孔颖达者，徒知释氏之义不涉《易》，而不知王注之辞亦尚玄；徒知江南义疏诸家之辞尚虚玄，义多浮诞，而不知王注为玄学之宗，江南诸家之所自出也。顾谓“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宁必为达识乎？虽然，唐之《易》家，有期诠义理而用王弼者，孔颖达之《周易正义》是也；有旁通象数而采虞翻者，李鼎祚之《周易集解》是也。一为三国之魏学，一为三国之吴学。一开宋儒胡、程之先，一植清学惠、张之基。盖李鼎祚《周易集解》凡十七卷，仍用王弼本，惟以《序卦传》散缀六十四卦之首，盖用《毛诗》分冠小序之例。所采凡子夏、孟喜、焦赣[12]、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13]、张璠、向秀[14]、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15]、何妥、崔憬[16]、沈士、卢氏、崔觐、伏曼容、孔颖达、姚规、朱仰之、蔡景君等三十五家之说，而采虞翻尤多。其所自为说，则纯似翻，将欲以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而不采玄爻辰之说，自序谓：“王、郑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于天人哉？”则是于郑、王皆有不足，而博采诸家以为折衷也。其有拾遗补阙，而搜孔、李所未采者，则有史征之《周易口诀义》，凡七卷，自序云：“但举宏机，纂其枢要。先以王注为宗，后约孔《疏》为理。”然中如《乾》象引周氏说，《乾》大象、《革》彖引宋衷说，《屯》彖引李氏说，《师》彖、《渐》九五引陆绩说，《师》六五、《坎》大象引庄氏说，《谦》六五引张氏说，《贲》大象引王廙说，《颐》大象引荀爽说，《坎》上六引虞氏说，《咸》大象、《井》大象、《鼎》彖引何妥说，《萃》彖、《困》大象引周弘正说，《升》彖、《渐》彖引褚氏说，《震》九四、《兑》大象引郑众说，《渐》大象引侯果说，多出孔颖达《疏》及李鼎祚《集解》之外，盖唐去六朝未远，《隋书·经籍志》所载诸家之书，犹有存者，故征得以旁搜博引。虽有文义间涉拙滞，而唐以前解《易》之书，《子夏传》既多属伪撰，郑玄、陆绩注为后儒辑佚，亦非完书，其实存于今者，京房、王弼、孔颖达、李鼎祚四家及史氏此书而五耳，固稽古者所宜珍也。惜李、史二氏，新、旧《唐书》并无传，其人本末不详耳。此唐代《易》学之要删也。然自唐代以王弼注定为《正义》，于是学《易》者专言名理。惟李鼎祚《集解》不主弼义，博采诸家，以为“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而后来经生不能尽从其学。宋儒若胡瑗、程子，言理精粹，自非晋、唐诸儒可及，然于象亦阙焉不详。独金华郑刚中亨仲著《周易窥余》十五卷，兼收汉学，凡荀爽、虞翻、干宝、蜀才、九家之说，皆参互考稽，不主一家，其解义间异先儒，而亦往往有当于理。虽其人附和秦桧，公论不予，然阐发经义则自出新义，具有理解，要为《易》家所不废也。又古《易》本十二篇，自费直、郑玄以至王弼，递有移掇，孔颖达因弼本而作《正义》，行于唐代，古《易》自此不复存。宋吕大防仲微始考验旧文，作《周易古经》二卷，其后巨野晁说之以道作《古易》十二卷，永嘉薛季宣士龙作《古文周易》十二卷，余姚程迥可久作《古周易》一卷，丹陵李焘仁甫作《周易古经》八篇，崐山吴仁杰斗南作《古周易》十二卷，金华吕祖谦伯恭作《古周易》一卷，大致互相出入，独祖谦书最晚出而较有据，凡分《上经》、《下经》、《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为十二篇。朱子尝为之跋，后作《本义》，即用祖谦而不用王弼焉。然唐代虽定王弼注为《正义》，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玄注十卷，是唐时王学盛行，而郑注未堕地也。至北宋尚存玄注《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四篇一卷，见《崇文总目》，而淳熙以后，诸儒罕所称引，盖亡于南宋之初也。庆元王应麟伯厚独能于散佚之余，旁摭诸书，辑《周易郑康成注》一卷，搜罗放失，以存汉《易》之一线。经文异字，亦皆并存。其无经文可存者，则总录于末简。又以玄注多言互体，并取《左传》、《礼记》、《周礼》正义中论互体者八条，以类附焉。可谓笃志遗经，研心古义者矣。此宋儒之整理古《易》则有然者。虽然，宋儒《易》学之所以独成宋儒者不在此。盖宋儒《易》学之自名一家者甚众，然要其大别，不外象数、义理二宗，而泰州胡瑗翼之，开宋儒义理说《易》之先河，范阳邵雍[17]尧夫，为宋儒象数说《易》之大宗。汉儒言《易》，本多主象数；至宋儒言《易》，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此派盖大昌于邵雍，而造端于彭城刘牧长民者也。牧之学，出于洛阳种放名逸，放出亳州陈抟图南，其渊源与邵雍同，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则与雍异，著《易数钩隐图》三卷，附《遗论九事》一卷。其学盛行于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休宁程大昌泰之作《易原》，皆发明牧说。至建阳蔡元定西山则以为与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自是以后，言图书者皆宗朱、蔡，而牧之图几废焉。然图书之学，刘牧实为别传，而邵雍乃其正宗。雍之子曰伯温子文者，著《易学辨惑》一卷，中叙传授本末，谓：“雍《易》受于青社李之才挺之。之才师郓州穆修伯长，修师陈抟。”则是陈抟者，宋儒图书说《易》之祖师也。然宋儒之有陈抟、邵雍，犹汉学之有孟、京，所谓“《易》外别传”者也。顾或者谓：“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更三传而至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更三传而至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再传至程颢、程颐。厥后雍得之，以著《皇极经世》，牧得之，以著《周易钩隐图》，周敦颐得之，以著《太极图说》、《通书》，颐得之，以述《易传》。”据朱震《汉上易集传·卦图》之说云尔。其说颇为后人所疑。而朱子亦谓“程子之学，源于周子”。然考之程子《易传》，无一语及太极，而于《观》、《大畜》、《夬》、《渐》诸卦，云“予闻之胡翼之先生”，“予闻之胡先生曰”者，不一而足，则是程子之学，源于胡瑗，而于周敦颐无征也。倪天隐述其师胡瑗之说，有《周易口义》十二卷，其说《易》以义理为宗，而程子不信邵雍之数。故邵子《皇极经世》以数言《易》，而程子著《易传》四卷，则黜数而崇理，于胡瑗为近。其书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依李鼎祚《集解》例，而用王弼注本，但解《上下经》及《彖》、《象》、《文言》，亦与王弼注同。朱子《周易本义》，初亦用王弼本，后以吕祖谦《古周易》为本，然大指仍略同王弼，而加详焉。首列九图，末著揲法，大略兼义理、占象而言。附以《易学启蒙》一卷，曰《本图书》、《原卦画》、《明蓍筮》、《考变占》，凡四篇，殆折衷理、数二家之说而无所偏废者乎。蒲江魏了翁鹤山，盖问业于朱子之门人建昌李燔敬子、赵州辅广汉卿者，尝言：“辞变象占，《易》之纲领，而繇彖爻之辞，画爻位虚之别，互反飞伏之说，乘承比应之例，一有不知，则义理阙焉。”其大旨主于以象数求义理，折衷于汉学、宋学之间，辑《周易要义》十卷，虽主于王注、孔疏，而采摭谨严，别裁精审，可谓剪除支蔓，独撷英华者矣。虽然，宋儒《易》学，亦有不言理，不言数，而但言事者。上虞李光泰发《读易详说》十卷、吉水杨万里诚斋《易传》二十卷，其最著者也。光之书，于卦爻之词，皆引证史事。盖援古事以证爻象，始自郑玄，若全经皆证以史，则光书其始也。万里之书，大旨本程子《易传》，而参引史事以证之，则同李光，初名《易外传》，宋代书肆曾与程《传》并刊，谓之《程杨易传》。顾宋儒诋之者夥，以为足以耸文士之观瞻，而不足以服穷经士之心。然圣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明人事，使天下万世无不知所从违，非徒使上智者矜谈妙悟，如佛家之传心印，道家之授丹诀。自谭《易》者推阐性命，句稽奇偶，其言愈微妙，而于圣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辕而北辙。箕子之贞，鬼方之伐，帝乙之归妹，孔子系辞，何尝不明证史事。依此而推，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举矣。舍人事而谈天道，正后儒说《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证经为二家病。此一派也。又有不言理数，亦不言事，而言心性者，慈溪杨简敬仲《易传》二十卷、宁德王宗传景孟《童溪易传》三十卷，其最著者也。简之学出金溪陆九渊子静，故其解《易》，惟以人心为主。盖自汉以来，以玄空说《易》，始魏王弼；而以心性说《易》，始王宗传及简。宗传之论有“性本无说，圣人本无言”之语，与简之[18]旨相同。夫弼《易》祖尚玄虚以阐发义理，汉学至是而始变。宋儒扫除古法，实以王注为蓝本。然胡瑗、程子祖其义理而归诸人事，故似浅近而醇实；宗传及简，祖其玄虚而索诸性天，故似高深而幻窅。此又一派也。然论宋儒《易》学者，要以程子《易传》、朱子《易本义》为大宗。临海董楷正叔者，朱子再传弟子也，尝辑《周易传义》十四卷，合程子《传》、朱子《本义》为一书，而采二子之遗说，附录其下，意在理数兼通。惟程子《传》用王弼本，而朱子《本义》则用吕祖谦《古周易》本，楷以程子在前，遂割裂朱子之书，散附程《传》之后，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迨明之成祖，命行在翰林学士胡广等纂《周易大全》，即以楷书为底本，而列之学官，迄有清五百年间，士夫之为学，朝廷之取士，胥以此焉。乡塾之士，遂不复知有古经，则楷肇其端也。于是程《传》、朱《本义》之《大全》本行，而王注、孔疏亦废搁矣。元、明两代学者言《易》，大抵不脱宋儒窠臼，独明古义，不囿风气者，惟元天台陈应润之撰《周易爻变易缊[19]》，明海盐姚士粦叔祥之辑《陆氏易解》耳。考陈应润之书凡四卷，大旨谓“义理玄妙之谈，堕于老、庄；先天诸图，杂以《参同契》炉火之说，皆非《易》之本旨”，故其论八卦，惟据《说卦传》“帝出乎震”一节，为八卦之正位，而以“天地定位”一节，邵雍指为先天方位者，定为[20]八卦相错之用，谓文王演《易》，必不颠倒伏羲之文，致相矛盾。其论太极两仪四象，以天地为两仪，以四方为四象，谓：“未分八卦，不应先有揲蓍之法，分阴阳太少。周子无极太极、二气五行之说，自是一家议论，不可说《易》。”盖自宋以后，毅然破陈抟之学者，自应润始。所注用王弼本，惟有《上下经》六十四卦。据《春秋左氏传》某卦之某卦例，如《乾》之《姤》曰“潜龙可勿用”，《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之类，故名曰爻变。其称一卦可变六十四卦，六爻可变三百八十四爻，即汉焦延寿《易林》之例，盖亦因古占法而推原其变通之意，非臆说也。昔宋王应麟辑郑玄《易注》，为学者所重，而姚士粦抄撮京房《易传注》、李鼎祚《集解》诸书所引之吴陆绩《周易注》，以成《陆氏易解》一卷，虽不及应麟搜讨之勤博，然在陆注久佚之余，而掇拾丛残，存什一于千百，于元、明人《易》家之中，倘亦翘然独秀者矣。若乃师心自悟，暗与古会，足以卓然名一家者，莫如梁山来知德矣鲜，隐万县之深山，精思《易》理，自隆庆庚午至万历戊戌，阅二十九年，而成《周易集注》十六卷。其立说专取《系辞》中错综其数以论《易》象，而以《杂卦》治之。错者，阴阳对错，如《先天圆图》《乾》错《坤》、《坎》错《离》，八卦相错，是也。综者，一上一下，如《屯》、《蒙》之类，本[21]是一卦，在下为《屯》，在上为《蒙》，载之《序卦》，是也。其论错，有四正错，有四隅错；论综，有四正综，有四隅综。有以正综隅，有以隅综正。其论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画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错卦之象，有综卦之象，有爻变之象，有占中之象。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然《上下经》各十八卦，本之旧说，而所说中爻之象，亦即汉以来互体之法，特知德纵横推阐，专明斯义，较先儒为详尽耳。既清儒崛起，务摧剥宋学，宏宣汉《易》，别成风气，而首驱除夫难者，要推余姚黄宗羲太冲、宗炎[22]晦木兄弟暨德清胡渭朏明三氏。初，陈抟推阐《易经》，衍为诸图，其图本准《易》而生，故以卦爻反复研求，无不符合。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于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又因《系辞》、《河图》、《洛书》之文，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当《河图》，取《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其阴阳奇偶，亦一一与《易》相接应。传者益神其说，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实则唐以前书绝无一字之征验，而突出于北宋之初，邵雍、朱子亦但取其数之巧合，而未暇究其太古以来从谁授受。于是宗羲病其末派之支离，纠本原之依托，著《易学象数论》六卷，自序云：“世儒视象数为绝学，今一一疏通，知于《易》本无干涉，而后反求程《传》，亦廓清之一端。”又称“王辅嗣注简当无浮义”，而病朱子添入康节先天之学为添一障，可谓了当。而宗炎著《周易象辞》附《寻门余论》、《图书辨惑》二十四卷，大指谓“陈抟之图书，乃道家养生之术”，与元陈应润之说合。而论“四圣相传，不应文王、周公、孔子之外，别有伏羲之《易》，为不传之秘。《周易》未经秦火，不应独禁其图，转为道家藏匿，二千年，至陈抟而始出”，则尤笃论也。然皆各据所见，抵其罅隙，尚未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独胡渭著《易图明辨》十卷，辨《河图》、《洛书》，辨五行、九宫，辨《周易参同》、先天太极，辨《龙图》、《易数钩隐图》，辨《启蒙》图书，辨先天《古易》，辨后天之学，辨卦变，辨象数流弊，大指谓：“《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独《易》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也。八卦之次序方位，则《乾》《坤》三索、出《震》齐《巽》二章尽之矣。”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于是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视黄氏兄弟所论，尤为穷源竟委，其功不可没也。然此三君子者，于宋儒有推陷廓清之功，而汉学之究宣未极宏。至吴县惠士奇天牧，撰《易说》六卷，以为：“今所传《易》出费直《易》。费本古文，王弼尽改俗书，又创虚象之说，而汉《易》亡矣。易者，象也。圣人观象而系辞，君子观象而玩辞。六十四卦皆实象，安得虚哉？汉儒言《易》，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适变，荀爽以升降，郑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然士奇博学无所成名，力矫王弼以来空言说经之弊，征引赅备，而失之杂。其子曰栋，字定宇者，博通经史，尤邃于《易》，谓：“孔子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精研三十年，引伸触[23]类，始得贯通其旨，乃追考汉儒《易》学，掇拾绪论，成《易汉学》八卷，凡《孟长卿易》二卷、《虞仲翔易》一卷、《京君明易》二卷、《干宝易》附见。《郑康成易》一卷、《荀慈明易》一卷，其末一卷，则栋发明汉《易》之理，以辨正《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又究汉儒之传，以阐明《易》之本例，凡九十类，成《易例》二卷。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章。又自为解释，成《周易述》二十三卷，专宗虞翻，而参以郑玄、荀爽、宋咸、干宝诸家之说，融会其义，自为注而自疏之。持论尤精警者，孔颖达《正义》据马融、陆绩说，以爻辞为周公作，与郑学异。其所执者，《明夷》六五云“箕子”，《升》六四云“王用享岐[24]山”，皆文王后事，论者不能夺也。独栋引《春秋传》、《禹贡》、《尔雅》以证“王用享岐山”之为夏后氏而非文王，而“箕子明夷”则用汉赵宾之说，疏通证明，以为：“箕子当从古文作其子。其，古音亥，亦作箕。刘向云：‘今《易》箕子作荄兹。’荀爽据以为说，读箕子为荄兹。其与亥，子与兹，文异而音义同。《三统历[25]》云：‘该阂于亥，孳萌于子。’该、荄亦同物也。五本坤也。坤终于亥，乾出于子，用晦而明，明不可息，故曰[26]其子之明夷。马融俗儒，不识七十子传《易》之大义，读其为箕，盖涉彖传而讹。五为天位，箕子，臣也，而当君位，乖于《易》例甚矣。谬种流传，兆于西汉博士施雠读其为箕。蜀人赵宾述孟氏之学，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无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宾据古义以难诸儒，诸儒皆屈。于是施雠、梁丘贺皆嫉之。孟喜与雠、贺同事田王孙，喜未贵而学独高。喜所传《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得自王孙，而贺恶之，谓无此事。语闻于上，宣帝遂以喜为改师法，中梁丘之谮也。雠、贺嫉喜而并及宾。班固作喜传，亦用雠、贺之单词，皆非实录。刘向《别录》犹循孟学。故马融俗说，荀爽独知其非，复用宾古义。”虽敢为异论，而不尽合事实，然自是清儒论《易》家多信孟喜真传田王孙学者，其说实自栋发之。然按《汉书·儒林传》云：“赵宾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无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滋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此赵宾谓“箕子”二字为“荄滋”之误也。然则赵宾所见之《易经》本是“箕子”二字矣。虞翻云：“箕子，纣诸父。五，乾天位，今化为坤，箕子之象。”虞翻世传孟氏《易》，而不从“荄滋”之说，可见孟氏《易》不作“荄滋”矣。惠栋言《易》尊虞翻，何以于此独不从虞翻乎？此不可解也。惟汉人之《易》，孟、费诸家，各有师承，势不能合。而栋之学宗祢虞翻，有未通，补以郑、荀诸儒，学者以无家法少之，未若武进张惠言皋文治虞翻《易》之为专家绝学也。惠言之论，大指以为：“翻之《易》学，自其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治孟氏《易》，世传其业，至翻五世。又具见马、郑、宋、荀氏书，考其是否。故其言《易》，以阴阳消息六爻发挥旁通，升降上下，归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类，贯穿比附，始苦琐碎，及其沈深解剥，离根散叶，畅茂条理，遂于大道，后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虚空之言解《易》，唐立之学官，而汉世诸儒之说微。惟郑、荀、虞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说，而虞又较备。然则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杨叔、丁将军之所传者，舍虞氏注奚从也！”故求其条贯，明其统例，释其疑滞，信其亡阙，为《周易虞氏义》九卷；表其大指，为《周易虞氏消息》二卷。又撰《虞氏易礼》、《易事》、《易候》、《易言》及《虞氏略例》，务以探赜索隐，存一家之学焉。惟惠、张二家，咸以汉《易》之亡归狱王弼，独甘泉焦循理堂明其不然。其大指以为：“东汉末以《易》学名家者，称荀、刘、马、郑。刘，谓刘景升表。表之学受于王畅。王弼者，刘表之外曾孙，而畅之嗣玄孙也。弼之学，盖渊源于刘，而实根本于畅。兄宏，字正宗，亦撰《易》义。兄弟皆以《易》名，可知其所受者远矣。故弼之《易》，虽参以己见，而解‘箕子’为‘荄兹’，正用赵宾解；又如读‘彭’为‘旁’，借‘雍’为‘甕’，通‘孚’为‘浮’，而训为务躁，解‘斯’为‘厮’，而释为贱役之属，皆以六书通借。解经之法，尚未远于马、郑诸儒，特貌为高简，故疏者概视为空论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补》一卷，可谓持平之论也。考循之《易》本出家学，尝疑一“号咷”也，何以既见于《旅》，又见于《同人》？一“拯马壮”也，何以既见于《复》[27]，又见于《明夷》？密云不雨之象，何以《小畜》与《小过》同辞？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蛊》象与《巽》象同例？乃遍读说《易》之书，既悟洞渊九容之术，实通于《易》，乃以数之比例，求《易》之比例。以《易》解《易》，触类求通，成《易通释》二十卷。自谓：“学《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旁通者，在本卦，初与四易，二与五易，三与上易。本卦无可易，则旁通于他卦，亦初通于四，二通于五，三通于上。先二五，后初四、三上，为当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为失道。《易》之道惟在变通，二五先行，而上下应之，此变通不穷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则上下不能应，然能变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应。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复》，失道矣。变通之，《小畜》二之《豫》五，《姤》二之《复》五；《复》初不能应，《姤》初则能应；《小畜》四不能应，《豫》四则能应。《坎》四之《离》上而成《井》、《丰》，失道矣。变通之，《井》二之《噬嗑》五，《丰》五之《涣》二；《丰》上不能应，《涣》上则能应；《井》三不能应，《噬嗑》三则能应。此所谓时行也。比例之义，出于相错。如《暌》二之五为《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为《无妄》，故《暌》之‘噬肤’，即《噬嗑》之‘噬肤’。《坎》三之《离》上成《丰》，《噬嗑》上之三亦成《丰》，故《丰》之‘日昃’，即《离》之‘日昃’，《丰》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渐》上之《归妹》三，《归妹》成《大壮》，《渐》成《蹇》；《蹇》《大壮》相错成《需》，故归妹以须之，即《需》也。《归妹》四之《渐》初，《渐》成《家人》，《归妹》成《临》，《临》通《遯》，相错为《谦》；《履》故眇能视，跛能履；《临》二之五，即《履》二之《谦》五之比例也。”《易通释》既成，复提其要，为《易图略》八卷，凡图五篇，原八篇，发明旁通相错时行之义；论十篇，破旧说之非。复成《易章句》十二卷，总称《雕菰楼易学三书》，共四十卷。盖其为学，不拘汉、魏各师法，惟以卦爻经文比例为主。号咷密云，踪迹甚显；蒺藜樽酒，假借可据。如郭守敬之以实测得天行也，可谓冥心孤往，独辟蹊径者矣。尤岂惠、张诸家，墨守汉《易》，姝姝一先生之言者所可及耶！晚清善化皮锡瑞鹿门撰《易学通论》，以张惠言为专门，焦循为通学，而谓“学者当先观二家之书”，可谓知言之士。然锡瑞论《易》，崇义理而黜象数，实主王注、程传，据《汉书·儒林传》以证明孟喜阴阳灾变书之不出田王孙，京房纳甲之托孟喜，而深慨清儒惠栋以来重理孟、京之绪之为大惑，曰：“经学有正传，有别传。以《易》而论，别传非独京氏而已，如孟氏之卦气，郑氏之爻辰，皆别传也。又非独《易》而已，如伏《传》五行，齐《诗》五际，《礼·月令》明堂阴阳说，《春秋公羊》多言灾异，皆别传也。子贡谓夫子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则孔子删定六经以垂世立教，必不以阴阳五行为宗旨。至孟、京出而汉儒称谶纬，宋人斥谶纬而称图书。其实焦、京之《易》，出阴阳家之占验，虽应在事后，非学《易》之大义；陈、邵之《易》，出道家之修炼，虽数近巧合，非作《易》之本旨，故虽自成一家之学，而于圣人之《易》，实是别传而非正传。近儒于陈、邵之图，辟之不遗余力，而又重理焦、京之说。独焦循说《易》，自辟町畦，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汉儒之长而去其短，而于孟氏之卦气，京氏之纳甲，郑氏之爻辰，皆驳正之以示后学，曰：‘纳甲卦气，皆《易》之外道。赵宋儒者辟卦气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复理纳甲卦气之说，不亦唯之与阿哉。’”斯又侃侃敷陈，清儒之箴砭也。他如衡阳王夫之而农之《周易稗疏》，萧山毛奇龄大可之《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三书，旌德姚配中仲虞之《周易姚氏学》、甘泉江藩郑堂之《周易述补》、震泽陈寿熊献青之《读易汉学私记》、宝应成蓉镜芙卿之《周易释爻例》之属，皆清儒《易》学之有根据、有条理者，虽立说或有未纯，要其创通新解，补苴前贤，多可取者。然《易》道渊深，包罗众义，随得一隙，皆能宛转关通，有所阐发。近儒侯官严复又陵序其所译英儒赫胥黎著《天演论》，则又据《易》理以阐欧学，其大指以为：“欧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理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可谓有味乎其言之也。然严复尚非《易》家也，不过为阐《易》道以欧学者之大辂椎[28]轮而已。至海宁杭辛斋出，精究《易》义，博及诸家传注，而搜藏言《易》之书六百二十余种，并世之言《易》藏者莫备焉。著有《易楔》□[29]卷，《学易必谈初集》、《二集》各四卷，《易数偶得》二卷，《愚一录易说订》二卷，《读易杂识》一卷，《改正揲蓍法》一卷。其平日持论以为：“《易》如大明镜，无论以何物映之，莫不适如其本来之象。如君主立宪，义取亲民，为《同人》象；民主立宪，主权在民，为《大有》象；社会政治，无君民上下之分，为《随》象。乃至日光七色，见象于白《贲》；微生虫变化物质，见象于《蛊》。又如《系辞》言‘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而所谓辟者，即物理学之所谓离心力也；翕者，即物理学所谓向心力也。凡物之运动，能循其常轨而不息者，皆赖此离心、向心二力之作用。地球之绕日，即此作用之公例也。凡近世所矜为创获者，而《易》皆备其象，明其理于数千年之前。盖理本一原，数无二致，时无古今，地无中外，有偏重而无偏废。中土文明，理重于数，而西国则数胜于理。重理，或流于空谈而鲜实际；泥数，或偏于物质而遗精神。惟《易》则理数兼赅，形上道而形下器，乃足以调剂中西末流之偏，以会其通而宏其指。”此则推而大之以至于无垠，而异军突起，足为《易》学辟一新途者焉。纂《周易志》第二。 注解： [1]　下重“人”字，据《史记》删。 [2]　材，原作“财”，据《汉书·儒林传》改。 [3]　象以，原作“观象”，据《郡斋读书志》“京房易传”条改。 [4]　所下原有“谓”字，误，删。 [5]　“于中……之初”，原排为小字夹注，兹改正。 [6]　《汉书》等皆如此著。“文”或为“之”字之误。杨树达：许桂林《易确》云：文言“文”字为“之”字传写之误。按许说是。《文言》惟乾坤二卦有之，不得言以《文言》解说上下经也。 [7]　戴宾能，当作“戴宾”。《后汉书·儒林传》：“（刘昆）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 [8]　辨，或作“辩”。 [9]　第，原作“弟”，据《后汉书·郑玄传》改。 [10]　叙，原作“敏”，据《三国志·魏志·管辂传》注改。 [11]　常，按文意当作“尝”。 [12]　赣，原作“戆”，据《周易集解》改。 [13]　廙，原作“廑”，误。 [14]　张璠、向秀，原脱“璠”与“向”字。 [15]　原脱刘。，或作“”。 [16]　憬，原作“燝”。 [17]　雍，原作“离”，误。 [18]　之，原作“文”，据文意改。 [19]　周易爻变易缊，原作“周易爻羲变蕴”，误。 [20]　为，原作“谓”，据《四库提要》“周易爻变易缊”条改正。 [21]　本，原作“木”，据《四库提要》“周易集注”条改。 [22]　炎，原作“爻”。按：黄宗羲弟宗炎，字晦木。 [23]　触，原作“解”，误。 [24]　岐，原作“歧”，据《周易》改。 [25]　历，原作“术”，据惠栋《周易述》卷五改。 [26]　曰字原缺，据《周易述》补。 [27]　此出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见《揅经室二集》卷四，“复”当作“涣”，“拯马壮”见《涣卦》初六。 [28]　椎，原作“惟”，误。 [29]　按：《易楔》六卷。 [book_title]尚书志第三 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帝厘下土方，设居方，别生分类，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饫》。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弃稷》。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作《禹贡》。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汤归自夏，至于大垌，仲虺作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迁于嚣，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圯于耿，作《祖乙》。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太誓》三篇。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武王伐殷，往伐归兽，识其政事，作《武成》。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西旅献獒，太保作《旅獒》。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命，作《大诰》。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后，作《微子之命》。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邦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周公作《无逸》。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周公作《立政》。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成王将崩，命毕[1]公、召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穆王命君牙为周大司徒，作《君牙》。穆王命伯冏为周太仆正，作《冏命》。蔡叔既没，王命蔡仲践诸侯位，作《蔡仲之命》。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吕侯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至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断自唐、虞之际，下迄秦穆，芟烦翦浮，举其宏纲，定为《尚书》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或说：“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一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此据《尚书纬·璇玑钤》文也。谓之《尚书》者，梅赜伪孔安国《传》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子夏问《书》大义，孔子曰：“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于《大禹谟》、《皋陶谟》见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勋焉，于《洛诰》见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观美，《大禹谟》、《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益稷》可以观政，《洪范》可以观度，《太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吕刑》可以观诚。通斯七者，《书》之大义举矣。”三千之徒，并受其学。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汉兴，孝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独济南伏生名胜字子贱者，故秦博士，名能治之。欲召，而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颍川晁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2]日》、《西伯戡黎》、《微子》、《太誓》、《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二十九篇。《汉书·艺文志》载《尚书经》二十九卷，盖即伏生书也。生以教于齐鲁之间，博引异言，援经申证，撰次《尚书大传》，凡三卷八十三篇。其书兼明大义，不尽释经，而释经可据者，如大麓之野，必是山林；旋机之星，实为北极；祢祖归假，知事死如事生；鸟兽咸变，见物性通人性；十二州之兆祀，是祭星辰；三千条之肉刑，难解画象；七始七律，文犹见于唐山；五服五章，制岂同于周世；三公绌陟，在巡狩之先；重华禅让，居宾客之位；西伯受命，逮六载而称王；元公居摄，阅七年而致政；成王抗法，为世子以迎侯；皇天动威，开金縢而改葬。此皆伏生所传古解，而或者以为伏生弟子记也。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而晁错传伏生书，以教汝阳何比干少卿。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最先出者，济南张生及千乘欧阳生，皆伏生弟子也。欧阳生，字和伯，传伏生之学，以授同郡兒宽。而宽又治古文《尚书》于鲁国孔安国，有俊才，举侍御史。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欧阳、大小夏侯氏皆出于宽，传伏生书而说多违异。如大夏侯说万方之事，大录于君，见《汉书·于定国传》。背伏生大麓之说一矣。小夏侯说周公封弟康叔，号曰孟侯，见《地理志》。背伏生迎侯之说二矣。夏侯说虞宾在位，为不臣丹朱，见《白虎通》。背伏生舜为宾客之说三矣。欧阳、夏侯说天子服十二章，公卿服九章，见《续汉·舆服志》。背伏生五服五章之说四矣。按兒宽为伏生再传弟子，欧阳、大小夏侯之所自出，而欧阳、大小夏侯说多违异伏生者，或者以宽受孔安国古文《尚书》而杂用古文之说也。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济南林尊长宾者，事欧阳高，为博士，论石渠，后至少府、太子太傅，传平陵平当子思、梁陈翁生。武帝时，当以经明《禹贡》，使行河，为骑都尉，领河堤，由是陈山川言治河者，别出《禹贡》为《尚书》专家之学，其端实自平当发之。当至丞相。翁生，信都太傅，家世传业，由是欧阳有平、陈之学。翁生传琅邪殷崇、楚国龚胜君宾。崇为博士，胜右扶风。而平当传九江朱普公文、上党鲍宣子都。普为博士，宣司隶校尉。宣与龚胜，皆著高节，知名者也。济南张生为博士。鲁国夏侯都尉从受《尚书》，以传族子始昌。始昌之族子曰胜长公者，少孤好学，从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同郡简卿。简卿者，兒宽门人，而胜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熟，非一师也。征为博士、光禄大夫。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王怒，谓胜袄言，缚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厌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言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由是推阴阳言灾异者，别出《洪范》五行为《尚书》专家之学，其端实自夏侯胜发之。胜从父子建，字长卿，自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3]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联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建卒以自专门名经，为议郎博士，至太子少傅。胜用《尚书》授上官太后，官长信少府，迁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赐黄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赐冢茔。太后赙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由是《尚书》有大小夏侯之学。齐人周堪少卿、鲁人孔霸次儒，皆事大夏侯胜。霸为博士，堪译官令，论于石渠，经为最高，后为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大中大夫授太子。太子即位，为元帝，累擢堪为光禄勋。堪传牟卿疑或牟融之同族。及长安许商长伯。牟卿为博士。霸以帝师赐爵号褒成君，传子光子夏，亦事牟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许之学。许商明《洪范》五行，善推阴阳灾异，著《五行传记》一篇，见《汉书·艺文志》。四至九卿，号其门人沛唐林子高为德行，平陵吴章伟君为言语，重泉王吉少音为政事，齐炔钦幼卿为文学。王莽时，林、吉为九卿，自表上师冢，大夫博士郎吏为许氏学者，各从门人，会车数百两，儒者荣之。钦、章皆为博士，徒众尤盛。此大夏侯之学也。传小夏侯之学者，有平陵张山拊长[4]宾为博士，论石渠，至少府。授同县李寻子长、郑宽中少君、山阳张无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陈留假仓子骄。无故善修章句，为广陵太傅，守小夏侯说文。恭增师法至百万言，为城阳内史。仓以谒者论石渠，至胶东相。宽中以博士授太子，即位为成帝，赐爵关内侯，迁光禄大夫，领尚书，甚尊重。宽中等守师法教授，寻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事。由是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宽中传东郡赵玄，无故传沛唐尊伯高，恭传鲁冯宾。宾为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自武帝立五经博士，《书》惟有欧阳，至宣帝乃增立大小夏侯。夏侯《尚书》依伏生篇数，而欧阳氏则分《盘庚》为三，故《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诂》二十九篇，与伏生经二十九卷同，而《欧阳章句》得三十一卷，见《汉书·艺文志》，是为今文《尚书》。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而藏之者，或说孔腾，或说孔鲋，未详孰是。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孔安国者，孔子十一世孙也。得其书，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十六篇，曰《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弃稷》、《五子之歌》、《胤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内《九共》分为九，则出八篇为二十四篇，而又增析伏生二十九篇之《盘庚》、《太誓》皆为三，《汉书·艺文志》著录《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者是也。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安国献之，遭巫蛊，未列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以传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撰《史记》，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采今文而不用古文说[5]。都尉朝传胶东庸谭，谭传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常传虢徐敖。敖为右扶风掾，又传《毛诗》，授王璜、平陵涂恽子真。子真传河南桑钦君长。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求《尚书》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篇征，以中古文校之，非是，是为最先出之伪古文《尚书》。而中古文者，盖即安国所献者也。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而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成《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十一卷，《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著录者是也。自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惟刘歆传独异。歆，向之子也，受诏嗣父领校秘书，贵幸，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博士或不肯置对，歆移书太常切责之。诸儒皆怨恨，卒不果立。王莽时，诸学皆立，而王璜、涂恽之传古文《尚书》者，皆贵显矣。由是《尚书》有古文之学。时世祖龙潜在野，之长安，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未详今古文谁宗。既中兴汉业，立五经博士，《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而古文不与立焉，疑亦习今文《尚书》也。今文欧阳《尚书》，后汉传习最盛。自显宗以下，诸帝者罔不习欧阳焉，则桓氏之故也。沛郡桓荣春卿，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事博士九江朱普，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教授徒众数百人。世祖即位，既立显宗为皇太子，选求明经，乃选荣弟子豫章何汤仲弓为虎贲中郎将，以《尚书》授皇太子。世祖从容问汤本师为谁，汤对：“事沛国桓荣。”帝即命荣，令说《尚书》，甚善之，拜议郎，入使授太子。每朝会，辄令荣于公卿前敷奏经书。帝称善，曰：“得生几晚。”会欧阳博士缺，帝欲用荣，荣谦对：“经术浅薄，不如同门生郎中彭闳作明、扬州从事皋宏奉卿也。”帝曰：“俞，往，汝谐。”因拜荣为博士，引闳、宏为议郎。车驾幸太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辨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特加恩赏，常令止宿太子宫。积五年，荣荐门下生九江胡宪侍讲，乃能得出，旦一入而已。累擢太常。显宗即位，尊以师礼。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南，设几杖，会百官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太师在是。”会三雍成，拜荣为五更。每大射养老礼毕，帝辄引荣及弟子升堂，执经自为下说。乃封荣为关内侯，食邑五千户。门徒多仕公卿。颍川丁鸿孝公、赵国张禹伯达、汝南张酺孟侯，皆至三公。荣少子郁字仲恩，少以父仕为郎。敦厚笃学，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荣卒，袭爵。显宗以郁先师子，甚见亲厚，常居中论经书，问以政事，稍迁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郁校定于宣明殿。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经。太子即位为肃宗，累迁屯骑校尉。和帝即位，富于春秋，侍中窦宪自以帝舅之重，欲令少主颇涉经学，上疏皇太后曰：“昔五更桓荣，亲为帝师。子郁，结发敦尚，继传父业，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给事禁省，更历四世。今白首好礼，经行笃备，宜令郁入教授。”由是迁长乐少府，复入侍讲。顷之，转侍中奉车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鸿为太常。郁教授二帝，恩宠甚笃。门人弘农杨震伯起、京兆朱宠仲威，皆至三公。初，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省，定成十三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郁中子焉，以父任为郎，能世传其家学。永初元年，入授安帝。而侍中南阳邓宏，亦以帝舅治欧阳《尚书》，授帝禁中，然不如焉之三代帝者师，推世儒宗。三迁为侍中步兵校尉。永宁中，顺帝立为皇太子，以焉为太子少傅，月余迁太傅。顺帝即位，累官太尉。弟子传业者数百人，江夏黄琼世英、弘农杨赐伯献，皆至三公，最知名。孙典字公雅，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桓氏自荣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显乎当世。而学最高，称儒宗者，莫如丁鸿、张酺及杨震、杨赐祖孙父子也。张、杨两氏，家世传经。张酺、杨赐先后帝师，胥足绳徽师门者焉。考之于史，丁鸿年十三，与九江人鲍骏同事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经学至行，显宗甚贤之。诏征鸿至，即召见说《文侯之命》篇，赐御衣及绶，禀食公车，与博士同礼。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卫士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上，帝亲称制临决。鸿以才高，论难最明，诸儒称之，帝数嗟美焉。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数受赏赐，累擢少府。门下由是益盛，远方至者数千人。彭城刘恺、北海巴茂、九江朱伥，皆至公卿。陈留陈弇叔明亦受欧阳《尚书》于鸿，仕为蕲长。而鸿累转司徒，行太尉。张酺祖父充，与世祖同门学，通《尚书》。酺传祖业，又事桓荣，勤力不怠，聚徒以百数。显宗为四姓小侯开学于南宫，置五经师，酺以《尚书》教授，数讲于御前，以论难当意，除为郎，赐车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间隙，数有匡正之辞，以严见惮。及肃宗即位，擢侍中、虎贲中郎将。数月，出为东郡太守。自酺出后，帝每见诸王师傅，尝言：“张酺前入侍讲，屡有谏正，訚訚侧侧，有史鱼之节。”会东巡，幸东郡，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吏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赏赐殊特，莫不沾洽。累转太尉司空。子藩，曾孙济，亦世其学。杨震父宝，本习欧阳《尚书》，而震又受欧阳《尚书》于桓郁，明征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夫子杨伯起。”仕至司徒。中子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仕为任城相。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拜大中大夫、左中郎将，累转太尉。子即赐也，少传家学，笃志博闻，仕为侍中、越骑校尉。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迁少府[6]、光禄勋，累转司徒。行辟雍礼，引赐为三老。又拜太尉，封临晋侯。初，赐荐张济明习典训，因与济及太尉刘宽并入侍讲，至是辞不宜独受封赏，愿分户邑宽、济。帝嘉叹，复封宽及济子。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隅、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而以明《尚书》与赐同入侍讲。赐子彪，字文先，亦传家学。此桓氏门下生之传欧阳《尚书》最为高第者也。其他后汉经师之世传欧阳《尚书》者，曰乐安欧阳氏。自前汉欧阳生传伏生《尚书》，至歙，字王思，八世皆为博士。歙既传业，而恭谦好礼让。世祖即位，累仕迁汝南太守，在郡教授数百人。济阴曹曾，字伯山，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位至谏议大夫。而汝南高获，字敬公，少游学京师，与光武有旧，亦尝师事歙焉。歙子祉，河南尹，传父业教授。曰上党鲍氏。自前汉鲍宣受欧阳《尚书》于平当，传子永字君长，少有志操，能习欧阳《尚书》。世祖即位，累仕至兖州牧。子昱字文泉，少传父学，客授东平，累官太尉。子德，修志节，亦有名称，至大司农。凡此诸儒，皆授受有原，师承可考者。至师承不可考者，乐安牟长君高，少习欧阳《尚书》，不仕王莽。世祖即位，大司空宋弘特辟，拜博士，稍迁河内太守。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著《尚书章句》四十五万余言，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而敦煌张奂字然明者，常[7]受欧阳《尚书》于朱宠，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顾以为《牟氏章句》浮辞繁[8]多，减为九万言。《后汉书·张奂传》章怀太子注：“时牟卿受《书》于张堪，为博士，故有《牟氏章句》。”不知何据。倘参观范《书》诸传，当知《牟氏章句》自指牟长所撰者耳。且牟卿之师系周堪，非张堪，而《张堪本传》亦不言。堪习欧阳《尚书》也。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与牟氏并。牟长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此外又有颍川太守京兆宋登叔阳、太尉河内杜乔叔荣、处士豫章徐穉孺子、汝南太守南阳宗资叔都、处士汝南廖扶文起、侍中蜀郡董扶茂安，皆习欧阳《尚书》，教授数百千人。盖东汉《尚书》今文之学，罔有盛于欧阳氏者矣。其以大夏侯《尚书》教授，可考见者三人：曰辽东太守南阳宋京及子司隶校尉宋意伯意，曰太尉北海牟融子优，曰大司农济阴张驯子俊。以小夏侯《尚书》教授可考见者一人：曰大司徒司直东海王良仲子。以夏侯《尚书》相传而未详大小何所属者，曰广汉杨统仲通、杨厚仲桓父子。未若欧阳《尚书》传习之盛也。时亦有初习欧阳《尚书》而后受古文者，曰谏议大夫南阳尹敏幼季，世祖初即位，上疏陈《洪范》消灾之术；曰大中大夫陈留杨伦仲理，史称“少为诸生，师事司徒丁鸿，习古文《尚书》”。然余考丁鸿习欧阳《尚书》于桓荣，具如所记，不闻其通古文。倘伦亦如尹敏之初习欧阳《尚书》，而后受古文者耶？古文《尚书》之专习者，曰汝南周防伟公。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防以未冠谒去，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累仕至陈留太守。又有鲁国孔僖仲和、孔昱元世者，安国后也。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古文《尚书》之有孔氏，比之欧阳《尚书》之有欧阳氏矣。其他汝南周磐坚伯、蜀郡张楷公超、颍川刘陶子奇、济阴孙期仲彧[9]、中山刘佑伯祖，亦皆习古文《尚书》。而楷作《尚书注》，陶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三百余事，名曰中古文《尚书》。然后汉之言古文《尚书》者，胥推扶风杜林伯山为继别之宗。方王莽之败，林则辟兵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既还三辅，世祖征拜侍御史，问以经书。京师士大夫咸推博洽。河南郑兴少赣、东海卫宏敬仲等，皆长于古学。兴尝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出漆书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因为作训注。于是古文遂行。林同郡贾逵景伯，亦为作训，而逵之父曰徽者，受古文《尚书》于涂恽。逵传父业，能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肃宗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撰集为三卷，又为杜林传古文《尚书》作训。林同郡马融季长又为作传。北海郑玄康成先受古文《尚书》于东郡张恭祖，既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子干事马融，受杜林漆书古文，为作注解。卢植少与郑玄俱事马融，受古学，好研精，作《尚书章句》，其书皆不得，独马融注十一卷、郑玄注九卷著录《隋书·经籍志》。古文之得大显于世者，则马融、郑玄之力也。郑玄《书赞》云：“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亦好此学。自世祖兴后汉，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则疋材好博，既宣之矣。”《书赞》见《正义》。云“棘下生”者，棘下，地名也。《水经注》二十六卷引《郑志》曰：“张逸问《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郑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也。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云“子安国”者，尊之为师，故子之也。又云：“欧阳氏失其本义。”则是郑玄者固渊原于孔安国氏，而又津逮夫杜林漆书者也。乃马融《书叙》云：“逸十六篇，绝无师说。”岂都尉朝、庸生等所传，但习其句读而不解其文谊欤？抑岂先有其说而后亡之欤？彼张楷之注，卫、贾之训，并止解二十九篇而不解十六篇欤？《书叙》亦见《正义》。厥后郑玄作注，可谓集诸儒之大成矣。其书分《盘庚》、《太誓》皆为三篇，分《顾命》“王若曰”以下为《康王之诰》，计三十四篇，合逸篇二十四，凡五十有八篇。然所注者三十四篇而已，岂二十四篇之谊未有闻于师，而不敢以己意说欤？陆德明《经典释文》首卷云：“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孔颖达《尚书正义》云：“郑注《尚书》篇数并与三家同。”是郑未注二十四篇也。抑岂残缺失次，不可读欤？既议郎陈留蔡邕伯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乃与光禄大夫杨赐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其《尚书》则今文欧阳、夏侯二家之所说也。据《尚书正义》孔颖达序。东海王朗景兴以通经师太尉杨赐，而赐则受欧阳《尚书》于桓焉者也。则王朗者，焉之再传弟子，而亦治欧阳《尚书》者矣。后为会稽太守，为孙策所俘。魏太祖辅汉政，征拜谏议大夫，参司空军事。魏国建，累转司徒。子肃，字子雍，累官中领军，加散骑常侍，以儒宗为名臣，撰《尚书注》十一卷、《尚书驳义》五卷，载《隋书·经籍志》。及高贵乡公讲《尚书》，荥[10]阳郑冲文和以司空执经亲授，与侍中高密郑小同俱被赏赐。郑小同者，郑玄之孙也。则是高贵乡公者，当是治郑注古文《尚书》者矣。既幸太学，与博士论《尚书》，问三事。一事曰：“郑玄云：‘稽古同天。言尧同于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是言之，肃义为长。”帝曰：“仲尼言：‘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耶？”峻对曰：“臣奉师说，未喻大义。至于折中，裁之圣思。”此高贵乡公之申郑黜王也。然王肃之说与贾、马不违，盖肃善贾、马之说，而不好郑氏，非不通习古文者也。此以知魏以古文《尚书》立博士矣。吴国士大夫之通《尚书》者，独称琅邪诸葛瑾子瑜、广陵张纮子纲。纮治欧阳《尚书》，而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独《尚书》不详何家。然以《毛诗》、《左氏春秋》皆古文推之，当是古文《尚书》也。蜀士无得而称者焉。晋世秘府所藏，有古文《尚书》经文，后无传者。及永嘉之乱，今文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惟刘向父子所传《尚书洪范五行传论》是其本法，而又父子乖戾。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汝南梅赜仲真奏上古文《尚书》孔安国《传》。然考《汉书·艺文志》叙古文《尚书》，但称“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立于学官”，而《儒林传》亦但称“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不云安国作传。则是安国作传，已嫌羌无依据，而其书析伏生二十九篇为三十三，增益二十五篇，以傅合于刘向《别录》言“《尚书》五十八篇”之数，散百篇之叙，引冠篇端，而亡篇之叙，列次其间。其篇章之离合，篇目之存亡，绝与两汉所传不合，而立说多本王肃。赜自言：“古文《尚书》受之城阳臧曹，而曹受之城阳太守天水梁柳洪季，柳受之扶风苏愉休预，愉受之太保公郑冲。”授受渊原如此。然考郑冲在魏授《尚书》高贵乡公，而高贵乡公讲《尚书》太学，乃据郑注以难王谊，具如前载。然则冲所授高贵乡公者，当是郑氏《尚书》，何缘传自冲之古文《尚书》孔安国《传》而转本王谊立说者耶？后儒谥之曰伪，非苛诬也。安定皇甫谧士安，梁柳之从舅子也，亦受孔传之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伪孔五十八篇之说。谧高名宿学，儒者宗之，既相赞述，遂翕[11]然信奉，以为孔氏古文于是复出。其书复阙《舜典》一篇。齐明帝时，吴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然郑义兼行。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北朝惟得郑义，至隋初，始行《孔传》。其为义疏者，有梁兼国子助教孔子祛撰《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二十卷，国子助教巢猗撰《尚书百释》三卷、《尚书义》三卷，国子助教费甝撰《尚书义疏》十卷，司徒蔡大宝撰《尚书义疏》三十卷，隋太学博士刘炫撰《尚书述义》二十卷、《尚书义疏》七卷，秘书学士顾彪撰《尚书义疏》二十卷、《尚书文外义》一卷，具载《隋书·经籍志》，皆据梅赜上伪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也。隋太学博士刘焯亦为伪孔作疏，聪明博学，与刘炫齐名，时称二刘。刘焯，字士元，信都人。刘炫，字光伯，河间人。至唐孔颖达奉诏纂《五经义疏》，乃因梅赜之伪孔、焯、炫之义疏撰定《尚书正义》二十卷，序称：“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窃以古人言诰，惟在达情，虽复时或取象，不必辞皆有意。若其言必托数，经悉对文，斯乃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飙于静树，使教者烦而多惑，学者劳而少功。过犹不及，良为此者也。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虽为文笔之善，乃非开奖之路。义既无义，文又非文，欲使后生若为领袖，此乃炫之所失，未为得也。”扬榷诸家，傥亦辞严予夺，具有裁断者也耶。惟颖达误以梅赜以上之书为壁中古文，而为之《正义》，反斥郑注《书序》之二十四篇为张霸伪造，而不知世所传百两篇者出张霸，载《汉书·儒林传》甚明，而非郑注《书序》之二十四篇。二十四篇者，合今文为五十七，并叙为五十八，与《汉书·艺文志》、刘向《别录》皆符，而合《九共》为一，则十六篇，又与《汉书·艺文志》相应，是实出于安国，自都尉朝以下，递有师承，信而有征者也。乃颖达云：“《艺文志》云：‘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古文，又多十六篇。’即是伪《书》二十四篇也。”是直斥安国所得之壁中古文为伪书矣。夫梅氏之书，不知谁何妄人伪作以诬安国，为安国子孙者，当力辨其非，乃颖达竟信奉以为先祖之书而曲为回护，反斥其先祖之十六篇为伪，是不祖其祖而祖他人，安国何不幸而有此不肖之孽孙哉！由是梅赜之伪孔《传》行，而孔安国之古文《尚书》，马融之所传，郑玄之所注者，胥偕今文欧阳、大小夏侯以俱亡。夫《书》以道政事，儒者不能异说也。诸家聚讼，不外四端：曰今文古文，曰错简，曰《禹贡》山水，曰《洪范》畴数。汉儒发其端，而宋儒演其绪。然宋儒持论多与汉儒不同者，盖汉儒重师法，宋学尚独见；汉儒好附会，宋儒病师心也。《洪范》畴数之说，始西汉今文家，伏生《大传》以下逮京房、刘向诸人，以阴阳灾异附合《洪范》五事庶征之文，而宋儒又流为象数之学，惟图书同异之是辨，经义愈不能明。独泰州胡瑗翼之生于北宋盛时，学问最为笃实，撰《洪范口义》二卷，务在发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尚新奇，如谓“天锡洪范”为锡自帝尧，不取神龟负文之瑞；谓五行次第为箕子所陈，不辨《洛书》本文之多寡；谓五福六极之应，通于四海，不当指一身而言。驳正梅《传》、孔《疏》，自抒心得。又详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经注经，特为精确，其要皆归于建中出治，定皇极为九畴之本，辞虽平近，而深得圣人立训之要，远胜汉儒托圣经而演祥也。惟瑗明天人合一之旨，立说尚本汉儒，而临川王安石介甫则直持天人不相与、天变不足畏之论，以破伏生、董仲舒、刘向言《洪范》五行灾异之蔽，撰《洪范传》一卷，以庶征所谓“若”者不当训顺，当训如，盖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炀寒燠风而已。安石说经好为新解，类如是矣。神宗初，安石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12]元泽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成《新经尚书》十三卷以进，诏下其说太学颁焉。盖述其父之学，王氏三经义，此其一也。自是朝廷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迨徽、钦之际，说经者宗焉。独眉山苏轼子瞻，撰《东坡书传》十三卷，多驳异其说。今王氏《新经尚书》不传，不能尽考二家同异。但就《东坡书传》而论，则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其释《禹贡》三江，定为南江、中江、北江，本诸郑玄，远有端绪，惟未尝详审经文，考核水道，而附益以味别之说，遂以启后人之议。至于以羲、和旷职为贰于羿而忠于夏，则侯官林之奇拙斋宗之；以《康王之诰》服冕为非礼，引《左传》叔向之言为证，则建阳蔡沈九峰取之。《朱子语录》亦称其解《吕刑篇》以“王享国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于理；后与蔡沈帖，虽有“苏氏失之简”之语，然《语录》又称“或问：‘诸家《书》解谁最好？莫是东坡？’曰：‘然。’又问：‘但若失之太简？’曰：‘亦有只须如此解者。’”则又未尝以简为病。洛、闽诸儒以程子被轼讥诃之故，与轼水火，独于此书有取焉。盖宋儒之说《书》者，实推轼及林之奇最条畅云。之奇之持论，力排王氏《新经》，与苏轼同指。中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累转校书郎。南渡以后，王氏《新经》之说已替，而朝廷欲令学者参用其说。之奇上言：“王氏三经，率为新法也。晋人以王、何清谈之罪，深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在孔、孟书，正所谓邪说诐行，淫辞之不可训者。”虽深文周内，未为实录。然之奇说《书》颇多新解，撰《尚书全解》四十卷，虽止《洛诰》，不为全解，而中以阳鸟为地名，三俊为常伯常任准人，皆未尝依傍前人。至其辨析异同，贯穿史事，覃思积悟，实卓然成一家言。吕祖谦之《书》学，即受诸之奇者也。龙游夏僎柯山虽不及之奇之门，然撰《尚书详[13]解》二十六卷，反复条畅，博采梅氏、伪孔、孔颖达、王安石、苏轼、林之奇及诸儒之说，深究详绎，使唐虞三代之大经大法，灿然明白，而其中取林之奇之说者，实十之六七，盖渊源在是矣。至金华吕祖谦伯恭初本受学于之奇，撰《东莱书说》十卷，先之《秦誓》、《费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泝于唐、虞之际也。辞旨所发，不能不敷畅详至者，欲学者易于览习，而优游餍饫以蕲深造自得也。讫于《洛诰》而遂以绝笔者，盖之奇书以是终，而祖谦即以是始，所以终始师说，为《尚书》一家之学也。虽然，凡此诸儒，皆据梅赜伪孔《传》而莫适疑为伪者。疑之，自武夷吴棫才老始。其言曰：“伏生传于既耄之时，而安国为隶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后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书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屈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撰《书裨传》十三卷，首卷举要，曰《总说》，曰《书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异》，曰《诂训》，曰《差牙》，曰《孔传》，凡八篇。惟其书始出，未为世所深信，故新昌黄度文叔名辈虽视棫差后，吴棫，宣和六年第进士，绍兴中为太常丞，忤秦桧，出为泉州通判。而度绍兴间登进士，宁宗时为御史，劾宰相韩侂胄等。而撰《尚书说》七卷，其训诂仍以伪孔《传》为主。独朱子超然远览，亦疑孔《传》之伪而著其说于《语录》曰：“某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书如此高简，大段争[14]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千百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让于舜方止，今却说是让于舜后方作。《舜典》亦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却说历试诸难，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后诸篇皆然。况他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极轻，却疑是晋宋间文章。况孔书是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是其抉摘孔《传》，视棫尤精确不磨者矣。顾朱子晚欲作《书传》，未及为，遂以属门人蔡沈。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元定之子也。元定本名儒，尤精《洪范》之数，然未及论著，曰：“成吾书者沈也。”沈受父、师之托，沉潜反复者数十年，然后成《书集传》六卷、《洪范皇极内篇》五卷，发明先儒之所未及。其辨今古文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古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饰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于科斗古书错乱磨灭之余，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至于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亦皆可疑。独诸序之本不先经[15]，则赖安国之序而见。”可谓阐明师说，渊源有自者也。其论《洪范》数曰：“体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纪天地之撰者，《范》之数。数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数之所以立。偶者，数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畴之数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为四千九十六，而象备矣。九九而又九九之，为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数周矣。《易》更四圣而象已著，《范》锡神禹而数不传。”乃衍《洪范》九数为八十一章，而配以《月令》节气，欲以拟《易》，实本《易》家焦、京之术，特变《易》数为《洪范》以新耳目，盖开演《范》之一派者，实自沈始焉。惟朱子之说《尚书》，主于通所可通，而阙其所不可通，见于《语录》者不啻再三，而沈之撰《书集传》，于殷盘、周诰一一必求其解。自序称二典三谟经朱子点定，而究其实，所谓朱子点定者，亦不免有所窜易。故宋末兰溪金履祥仁山及元儒休宁陈栎定宇、鄱阳董鼎季亨，皆笃信朱子之学者，而履祥作《尚书表注》，栎作《书传折衷》，鼎作《书传纂注》，咸于沈《集传》龂龂有辞。其说《禹贡》，大率用衢州毛晃之说。盖晃撰《禹贡指南》四卷，其书大抵引《尔雅》、《周礼》、《汉志》、《水经注》、《九域志》诸书，而旁引他说以证古今山水之原委，颇为简明。虽生于南渡之后，僻处一隅，无由睹中原西北之古迹，一一统核其真，而援据考证，独不泥诸儒附会之说，故沈《集传》多用之，亦言《禹贡》山水者所当考证矣。然宋儒言《禹贡》山水者，莫详于休宁程大昌泰之，莫卓于义乌傅寅同叔。盖大昌喜谈地理之学，尝以吏部尚书兼经筵，进讲《禹贡》，阙文疑义，疏说甚详。是《禹贡》实为大昌专门之学。所著《雍录》及《北边备对》，皆刻意冥搜，考寻旧迹，而《禹贡论》六卷，证辨尤详，其中《前论》五卷，于江水、河水、淮水、汉水、济水、弱水、黑水，皆纠旧传之误。《后论》一卷，则专论河水、汴水之患，而殿以《山川地理图》二卷。惟禹迹大抵在中原，而大昌生当南渡，地非亲历，不能阙疑，以此为孝宗所斥。要其援据厘订，实为博洽，后世注《禹贡》者，终不能废其说也。至傅寅所撰之《禹贡说断》四卷，博引众说，断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集前人。其论《孟子》“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为古沟洫之法，尤为诸儒所未及，可谓卓然能自抒所见者，足与毛晃之《禹贡指南》、程大昌之《禹贡论》骖驾而三矣。特毛晃之《禹贡指南》见采于蔡沈《集传》，而程、傅二家则蔡氏采者少耳。宁宗之世，正蔡氏《集传》初出之时，而安福陈经显之撰《尚书详解》五十卷，独取古注疏，参以新意，与蔡氏颇有异同。虽援后世之事以证古经，或以驳杂为嫌，然赵歧注《孟子》，汉儒已有此例，于经之说《书》奚病？句栉字比，疏证详明，往往发先儒所未发，实足与林之奇、夏僎诸家相为羽翼，固无庸拘蔡氏之学，执一格以相绳也。蒲江魏了翁鹤山者，尝问业于蔡氏之同门建昌李燔敬子、赵州辅广汉卿[16]，而为朱子之再传弟子也，然仍笃信梅氏伪孔《传》之说，摘梅《传》、孔《疏》精要之说，标以目次，撰《尚书要义》十七卷，《序说》十卷，未免拘虚。然梅赜当东晋之初，去古未远，先儒旧义，往往而存，注《尚书》者要于诸家为最古；而孔颖达《正义》诠释谨严，不立同异，而原原本本，考证粲然，故《朱子语录》亦谓“《尚书》名物典制，当看《疏》文”。然《尚书》文既聱牙，《注疏》又复浩汗，学者卒业为艰，了翁汰其冗长，使后人不病于芜杂，而一切考证之实学，已精华毕撷，是亦梅《传》、孔《疏》之功臣矣。宋儒疑梅传孔氏《古文》之非真者，自吴棫、朱子、蔡沈始。既并伏生今文而疑之者，自赵汝谈始。汝谈，字南塘，宋之宗室，撰《书说》三卷，中疑古文非真者五条，盖吴棫、朱子、蔡沈之所尝疑，而未若汝谈之决也。然于伏生所传诸篇，亦多所掊击觝排，倘亦变本加厉者耶？然而勇于疑经，师心自用，未有如金华王柏鲁斋之甚者也。盖柏勇于疑经之不已，抑又勇于改经。撰《书疑》九卷，动以脱简为辞，臆为移补。其并《舜典》于《尧典》，删除姚方兴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于《皋陶谟》，此有孔颖达《正义》可据者也。以《大禹谟》、《皋陶谟》为《夏书》，此有《左传》可据者也。以《论语》“咨尔舜”二十二字，补“舜让于德弗嗣”之下，其为《尧典》本文，抑或为他书所载，如《鬻子》述帝王遗语之类，已不可知；以《孟子》“劳之来之”二十二字，补“敬敷五教在宽”之下，则《孟子》明作尧言，柏乃以为舜语，已相矛盾，然亦尚有《论语[17]》、《孟子》可据也。至于《尧典》、《皋陶谟》、《说命》、《武成》、《洪范》、《多士》、《多方》、《立政》[18]八篇，则纯以意为易置，一概托之于错简，有割一两节者，有割一两句者，何脱简若是之多，而所脱之简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长短参差，其简之长短广狭，字之行款疏密，茫无一定也？考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载《汉书·艺文志》。此实发见脱简之始。然向既校知脱简，自必一一改正，必不听其仍前错乱。又惟言“《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则其余并无脱简可知，亦非篇篇悉有颠倒。且“简二十五字者，脱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二十二字”，具有明文，则必无全脱一章一段之事。而此二十余字之中，亦必无简首恰得句首、简尾恰得句尾，无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而柏乃托脱简之说，师心自用，勇于改经若此。然宋儒解《书》之作，亦有不以师心为病，而以辑佚为功者。闽人黄伦彝文撰《尚书精义》五十卷，荟萃诸说，依经胪载，不加论断，间有同异，亦两存之。其所征引，自汉迄宋，亦极赅博。惟编次不以时代，每条皆首列钱塘张九成子韶之说，或者疑即袭九成所著《尚书详说》五十卷，而伪托黄氏。然九成《详说》之目，仅见《宋史·艺文志》，久经湮晦，即使果相沿袭，亦未尝不可借是书以传九成书也。他如杨氏绘、顾氏临、周氏范、李氏定、司马氏光、张氏沂、上官氏公裕、王氏日休、王氏当、黄氏君俞[19]、颜氏复、胡氏伸、王氏安石、王氏、张氏纲、孔氏武仲、孔氏文仲、陈氏鹏飞、孙氏觉、朱氏震、苏氏洵、吴氏孜、朱氏正大、苏氏子才等，当时著述，并已散佚，遗章剩句，犹得存什一于是编。体裁虽涉泛滥，而裒辑之勤，要亦不可尽没矣。然宋儒《尚书》诸家，最盛传者蔡沈。沈虽承吴棫、朱子之后，疑孔传古文之伪，然言性言心言学之语，宋人据以立教者，其端皆发自古文，故沈虽疑之，而不敢论定也。其分编今文古文，自元儒湖州赵孟子昂始。其置古文而专释今文，自崇仁吴澄草庐始。惟孟以书画名，后世罕知其通经者，乃能灼知古文《尚书》之伪，撰《书今古文集注》而序之曰：“《诗》、《书》、《礼》、《乐》、《春秋》皆经孔子删定笔削，后世尊之以为经。秦火之后，《乐》遂无复存。《诗》、《书》、《礼》、《春秋》，西汉以来，诸儒有意复古，殷勤收拾，而作伪者出焉。学者不察，尊伪为真，俾得并行以售其欺，《书》之古文是已。嗟夫，《书》之为书，二帝三王之道，于是乎在，不幸而至于亡。于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伪乱其间耶？又幸而觉其伪，忍无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后世常受其欺耶？余故分今文古文而为之集注焉。嗟夫，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余恐是书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众也。昔子云作《法言》，时无知者，曰：‘后世有子云，必爱之矣。’庸讵知今之世，无与我同志者哉？”惜孟之书不传，而与孟同志者，时独有一吴澄。澄赠别孟诗云：“识君维扬驿，玉色天人表。伏、梅千载事，疑谳一夕[20]了”者也。因撰《书纂言》四卷，专释今文。自序谓“晋世晚出之书，别见于后”，然此四卷以外，实未释古文一篇也。考汉代治《尚书》者，伏生今文传为大小夏侯、欧阳三家。孔安国古文别传都尉朝、庸生、胡常，自为一派。是今文、古文本各为师说。澄专释今文，尚为有合于古义，非王柏《书疑》举历代相传之古经，肆意刊削者比。惟其颠倒错简，皆以意自为，则与王柏同讥，然要与孟不失为元儒之铮铮者也。元仁宗延祐二年，议复贡举，定《尚书》义用蔡沈《集传》。休宁陈栎定宇初作《书传折衷》，颇论蔡氏之失，迨法制既定，乃改作《尚书集传纂疏》凡六卷，于蔡《传》有增补，无驳正，而驳正蔡《传》之《尚书折衷》，乃佚不传。自序称“圣朝科举兴行，诸经、《四书》，一是以朱子为宗。《书》宗蔡《传》，固亦宜然”云云。盖延祐设科以后，功令如斯，故不敢有所出入也。然元制犹兼用梅《传》、孔《疏》，故吉水王充耘与耕作《书义矜式》，主张题义须依功令，仍得本梅《传》、孔《疏》立说，而不用蔡《传》也。充耘撰《读书管见》二卷，所说与蔡《传》尤多异同，其中如谓《尧典》乃《舜典》之缘起，本为一篇，故曰《虞书》；谓“九族既睦”，既当训尽；谓“象以典刑”，为各象其罪而加之，非垂象之意；谓“同为逆河”以海潮逆入而得名，皆非故为异说者。至彭蠡、陈师凯则又于名物度数，蔡《传》所称引而未详者，一一博引繁称，析其端委，然蔡《传》歧误之处，则不复纠正，盖如孔颖达诸经正义，主于发挥注文，不主于攻驳注文也。独明太祖聪明首出，考验天象，知蔡《传》日月五星运行之说不合，诏征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其事，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凡六卷。每传之下，系以经文及传音释，于字音、字义、字体辨之甚详。其传中用古人姓氏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证典故。于蔡《传》之合者存之，不预立意见以曲肆诋排；其不合者则改之，亦不坚持门户以巧为回护。计所纠正凡六十六条，中如《尧典》谓天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旋；《高宗肜日》谓祖庚绎于高宗之庙；《西伯戡黎》谓是武王；《洛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皆采诸家之说以弼蔡《传》之违，是洪武中尚不以蔡《传》为主。其专主蔡《传》，定为功令者，则始自明成祖时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等之奉敕撰《书传大全》。大旨本陈栎、陈师凯，主于发明蔡《传》。蔡《传》旧为六卷，《大全》分为十卷。自是蔡氏《传》成不刊之典，而梅氏《孔传》亦若存若亡矣。然明儒有灼知梅氏《孔传》之伪而驳之者，旌德梅因宋吴棫、朱子及元吴澄之说，作《尚书考异》五卷、《尚书谱》五卷。《尚书谱》尚以空言诋斥，无所依据。如谓孔壁之十六篇出于孔安国所为，实以臆断之，别无确证。又谓东晋之二十五篇，出于皇甫谧所为，则但据孔颖达《疏》引《晋书》谧传“从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语，其说亦在影响之间。独《尚书考异》谓孔安国序并增多之二十五篇，悉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则指摘皆有依据。又如谓瀍水出谷城县，《两汉志》并同，晋始省谷城入河北，而孔《传》乃云出河南北山；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汉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传》乃云积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国卒于汉武时，载在《史记》，则犹在司马迁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其为依托，尤佐证显然。连江陈第季立作《尚书疏衍》四卷，乃笃信梅氏《孔传》，以朱子疑之为非；而于梅《尚书考异》、《尚书谱》二[21]编诋排尤力，以为诪张为幻，过矣。然第学问淹博，所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诸书，皆援据该洽，具有根柢。其作是书，虽其初不由训诂入，而实非师心臆断以空言说经者比。如论《舜典》五瑞、五玉、五器，谓不得以《周礼》释《虞书》，斥注疏家牵合之非，其理确不可易；论《武成》无错简，《洪范》非龟文，亦足破诸儒穿凿附会之说，正未可以拘泥古文排诋梅一事少之矣。惟梅之攻古文，搜采未周，考证尚疏，人多不信，其昌言排击，尽发症结者，则始于清儒太原阎若璩百诗。若璩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年，乃引经据古，撰《古文尚书疏证》[22]八卷，一一陈其矛盾之故。所列一百二十八条，其最精者谓：“《汉书·艺文志》言‘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孔安国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楚元王传》亦云‘《逸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古文篇数之见于西汉者如此。而梅赜所上，乃增多二十五篇，此篇数之不合也。杜林、马、郑皆传古文者。据郑氏说，则增多者，《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胤[23]征》、《典宝》、《汤诰》、《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而《九共》有九篇，故亦称二十四篇。今晚出《书》无《汩作》、《九共》、《典宝》等，此篇名之不合也。郑康成注《书序》，于《仲虺之诰》、《太甲》、《说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皆注曰亡，而于《汩作》、《九共》、《典宝》、《肆命》等皆注曰逸。逸者，即孔壁书也。康成虽云‘受《书》于张恭祖’，然《书赞》称‘我先师子安国亦好此学’，则其渊源于安国明矣。今晚出《书》与郑名目互异，其果安国之旧耶？古文传自安国，后惟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惟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书》‘宅嵎夷’，郑作‘宅嵎铁’；‘昧谷’，郑作‘柳谷’；‘心腹肾肠’，郑作‘忧肾阳’；‘劓刵劅剠’，郑作‘膑宫劓割头庶剠’，与真古文既不同矣。《石经》残碑遗字，见于洪适《隶释》者五百四十七字。以今孔书校之，不同者甚多。《碑》云：‘高宗之飨国百年’，与今《书》之‘五十有九年’异。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以传叙为次，则与今文又不同。然后知晚出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书序》《益稷》本名《弃稷》，马、郑、王三家本皆然，盖别是一篇，中多载后稷与契之言。扬子云《法言·孝至篇》云：‘言合稷、契之谓忠，谟合皋陶之谓嘉。’子云亲见古文，故有此言。晚出《书》析《皋陶谟》之半为《益稷》，则稷与契初无一言，子云岂凿空者耶？班孟坚言：‘司马迁从安国问故[24]。故《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许慎《说文解字》亦云：‘其称《书》孔氏。’今以《史记》、《说文》与晚出《书》相校，又甚不合。安国注《论语》‘予小子履’，以为《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不云‘此出《汤诰》’，亦不云‘与《汤诰》小异’。然则‘予小子履’云云，非真古文《汤诰》，盖断断也。其注‘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句，于《论语》则云‘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于《尚书》则云‘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其诠释相悬绝如此，岂一人之手笔乎？《传》义多与王肃注合，乃孔窃王，非先有孔说而王取之也。汉儒说六宗者，人人各异。王肃对魏明帝，乃取《家语》‘孔子曰所宗者六’之语，肃以前未闻也，而伪《传》已有之，非孔窃王而何？”可谓信而有征矣。惟若璩谓马、郑注本亡于永嘉之乱，则殊不然。考二家之注，《隋书·艺文志》尚皆著目，称“所传惟二十九篇”，盖去其无师说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与伏生数合，非别有一本注孔氏书也。若璩误以郑逸者即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虑之一失。又《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然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萧山毛奇龄大可好为驳辩，乃作《古文尚书冤词》八卷，百计以抵若璩之罅，然终不能以强辞夺正理，则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元和惠栋定宇遂因若璩之说，续加考证，成《古文尚书考》二卷，以益阐明郑玄二十四篇之即孔壁真古文焉。然刊正经文，疏明古注，栋犹未之逮也。由是嘉定王鸣盛西庄搜罗郑注，益以马、王传疏，以注二十九篇，又作案以释郑义，于马、王传疏之与郑异者，则条析其非，折衷郑氏，成《尚书后案》三十卷。吴县江声艮庭又广集汉儒之说以注二十九篇，汉注不备，则旁考他书，精研故训，成《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皆因惠栋之说，鸣盛尝问学于栋，而声则栋之弟子也。而以郑学为宗，证以许慎《说文》，辅以马融《传》谊，取伪孔之《传》，辞而辟之，黜其赝而存其真，古文《尚书》之学乃焕焉重光。其后金坛段玉裁懋堂撰《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二卷，阳湖孙星衍渊如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武进刘逢禄申受撰《尚书今古文集解》三十卷，则又间缉今文与古文异同。其中段玉裁于司马迁《史记》之异马、郑者，皆摈[25]为今文说，斥今文不如古文。独孙星衍持平于西汉今古文，而知伏生今文《书大传》说之胜于马、郑古文，然于今文欧阳、大小夏侯之学，三家师说之异同者，又不暇致详也。邵阳魏源默深乃撰《书古微》十二卷，以发明西汉《尚书》今文之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曰：“治《尚书》者知东晋梅赜之伪，以返于马、郑古文本，此齐一变至鲁也。知马、郑古文说之臆造无师授，以返于西汉伏生、欧阳、夏侯及孔安国问故[26]之学，此鲁一变至道也。”侯官陈乔枞朴园又益采摭经史传注及诸子百家之说，成《欧阳夏侯经说考》一卷、《今文尚书叙录》一卷、《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十三卷，实事以求是，必溯师承，沿流以讨源，务随家法，而参详考校，则亦有取于马、郑之传注，为之旁证引伸。于是今文《尚书》之学，亦以兴废继绝。惟清季善化皮锡瑞鹿门撰《书经通论》，谓“马、郑古文与今文驳异，当与伪孔同一不可信”者，则与魏源同其趣，而与乔枞有取马、郑之旨微乖矣。斯亦今文学者之后劲也。其他治《禹贡》者，于清儒当推德清胡渭朏明，因尝与阎若璩共修《一统志》，得纵观天下郡国之书，而渭素习《禹贡》，谓唐孔氏、宋蔡氏于地理多疏舛，如三江当主郑康成“左合汉为北江，右合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之说；“浮于淮、泗，达于河”，“河”当从《说文》作“荷”；“荥[27]、波既潴”，当从郑康成本作“播”；梁州之黑水，与导川之黑水，不可溷而为一，乃博稽载籍及古今经解，考其同异而折衷之。依经为训，章别句从，名曰《禹贡锥指》，凡二十卷，为图四十七篇，于九州山川形势及古今郡国分合异同、道里远近夷险，犁然若聚米而画沙也。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非《禹贡》之旧，要为国计民生所系，故于《导河》一章备考历代决溢改流之迹而表以图。盖宋以来，傅寅、程大昌、毛晃而下，注《禹贡》者数十家，精核典赡，此为冠矣。当涂徐文靖位山撰《禹贡会笺》十二卷，又因渭所已言而更推寻所未至，博据诸书，断以己意，较之渭书，益为精密，盖继事者易为功也。渭又撰《洪范正论》五卷，大旨以禹之治水，本于九畴，故首言“鲧湮洪水”，继言“禹乃嗣兴”，终言“天乃锡禹”，则《洪范》为体而《禹贡》为用，互为推阐，厥义乃彰。然主于发明奉若天道之理，而不为汉儒之阴阳灾异、宋儒之象数图书。其辨证前人之说，如谓：“汉人专取灾祥，推衍五行，穿凿附会，事同谶[28]纬。其病一。《洛书》本文，即‘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极’二十字，惟‘敬用’‘农用’等十八字，乃为禹所加，与危微精一之心法同旨。初一初二至次九，不过是次第名目，亦非龟文所有。龟之有文，如木石之文理，有可推辨，又如鲁夫人、公子友有文在手之类。宋儒创为黑白之点，方圆之体，九十之位，变书而为图，以至九数十数，刘牧、蔡季通纷纭更定。其病二。又《洪范》原无错简，而宋儒王柏等任意改窜。其病三。”皆切中旧说之失。盖渭经术湛深，学有根柢，故所论一轨于理，而于汉儒附会之谈，宋儒变化之论，咸能一扫而廓除之也。宝应成孺芙卿撰《禹贡班义述》二卷[29]。盖《汉书·地理志》言“推表山川”，本释《禹贡》，两汉经师遗说，多存其中。孺据以释本经，最得家法，援据精博，专门之学也。又以《班义述》详于考古，乃复拟撰《禹贡今地释》一书，首取今地释汉地，更取汉地证禹迹，期补前书之未备，而惜未成书也。殷虚甲骨者，逊清光绪戊戌己亥间，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之小屯，洹水厓岸，为水啮而崩，得龟甲牛骨，镌古文字，所记皆殷先王室所卜祭祀、征伐、行幸、田猎之事，故殷先公先王及土地之名，所见甚众。上虞罗振玉叔言撰《殷虚书契考释》，兼及书契中所见之人名、地名及制度、典礼，审释殷帝王名号。海宁王国维静安缵成其业，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各一卷。其尤得意者，商自成汤以前，绝无事实，《史记·殷本纪》惟据《世本》纪其世次，而国维于甲骨中发见王亥、王恒之名及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以甲骨文证补《尚书》，而治《尚书》者辟一新途径，为好事者之所诵说云。纂《尚书志》第三。 注解： [1]　毕，原作“周”，据《书序》改。 [2]　肜，原作“彤”，误。 [3]　儒，原作“侯”，误。 [4]　长，原作“张”，误。 [5]　《汉书·儒林传》谓“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 [6]　府，原作“师”，据《后汉书·杨赐传》改。 [7]　常，按文意当作“尝”。 [8]　繁，原作“系”，据《后汉书·张奂传》改。 [9]　彧，原作“或”，据《后汉书·儒林传》改。 [10]　荥，原作“荣”，误。 [11]　翕，原作“翁”，误。 [12]　王安石子，本书误为“雩”，改。 [13]　详，原作“辞”，误。 [14]　争，原作“省”，据《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改。 [15]　经，原作“传”，据朱熹《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改。 [16]　卿，原作“乡”，误。 [17]　语，原作“诚”，误。 [18]　多方立政，原脱“方”、“立”二字，据《四库提要》“书疑”条补。 [19]　俞，原作“愈”，据《尚书精义》卷三改。 [20]　夕字原缺，据《吴文正集》卷二十五补。 [21]　二，原作“三”，据《四库提要》“尚书疏衍”条改。 [22]　《古文尚书疏证》，当作“《尚书古文疏证》”。 [23]　胤，原作“嗣”，误。 [24]　故，原作“政”，据《汉书·儒林传》改。 [25]　摈，原作“挤”，误。 [26]　故，原作“政”，据《书古微》卷首《例言上》改。 [27]　荥，原作“荣”，据《尚书·禹贡》改。 [28]　谶，原作“纤”，据《四库提要》“洪范正论”条改。 [29]　《班义述》三卷，附一卷。 [book_title]诗志第四 诗者，所以导达性灵，歌咏情志者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夏、殷以上，诗多不存。姬周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绪，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者，持也，持人情性。《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风者，圣贤治道之遗化；雅，以为后世法；颂，诵德广以美之。三者诗之体也。《风》有《周南》、《召南》，有《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旧说二南者正风，十三国者变风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正言其事，言王政之所由废兴，而与风之主文谲谏者殊科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有《周颂》，有《鲁颂》，有《商颂》。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作诗之法，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赋、比、兴三者与风、雅、颂并称为六义。先王以是敬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不离日用间，有福天下万世之意，《周南》也。至诚淳恪，秋毫不犯，《召南》也。君子处变，渊静自守，《邶风》也。翩翩有侠气，《齐风》也。忧思深远，《唐风》也。秋声朝气，《秦风》也。深知民情而直体之，《豳风》也。忠厚之至，《小雅》也。振刷精神，宣王《小雅》也。深远，《大雅》也。铺张事业，宣王《大雅》也。天心布声，《周颂》也。谨守礼法，《鲁颂》也。天威大声，《商颂》也。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诏群弟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卜商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曰：“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乃檃括诗人本旨，为三百十一篇作序，《史记·孔子世家》云：“《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此不数六笙诗也。子夏作序时，六笙诗犹存。授鲁人曾申子西，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名况，年五十，始游学于齐。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善为《诗》、《礼》、《易》、《春秋》，而以《诗》传鲁人毛亨、齐人浮丘伯。鲁人申培公少时尝与国人穆生、白生及楚人刘交俱学《诗》于浮丘伯。交，字游，汉高祖同父少弟也。及秦焚书，各别去。汉兴，交为楚元王。而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浮丘伯入见于鲁南宫。吕太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学。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而元王亦撰次《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元王薨，郢客嗣立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学，病申公。及戊立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归鲁，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而弟子为博士、二千石者十余人，居官皆有称。其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鲁孔安国传古文《尚书》，然亦受《诗》申公，称高第弟子。申公独以《诗经》为训故以教，亡文，而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见《汉书·艺文志》，盖弟子传录之口义也。疑者则阙勿传。兰陵王臧既从受《诗》，已通，事景帝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书宿卫，累迁，一岁至郎中令。及代赵绾亦尝受《诗》申公，为御史大夫。绾、臧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轮，驾驷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车从。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余，老，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上方好文辞，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即以为大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太后喜老子言，不悦儒术，得绾、臧之过，以让上，因废明堂事。下绾、臧吏，皆自杀。申公亦病免归。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徒众最盛。及鲁许生、免中徐公，皆守学教授。鲁国韦贤长孺治《诗》，事博士大江公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以异下博士江公，故称大。及许生，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给事中，进授昭帝《诗》，稍迁光禄大夫詹事。至宣帝世，以先帝师，甚见尊重，官丞相。传子玄成少翁。于元帝时，以太常受诏，与太子太傅萧望之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1]，不如一经。”盖为玄成父子言之也。玄成兄子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由是《鲁诗》有韦氏学。东平王式翁思者，事免中徐公及许生，受《诗》，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沛郡薛广德长卿、山阳张长安幼君[2]先事式，后东平唐长宾、沛褚少孙亦来事式。问经数篇，式谢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不肯复授。唐生、褚生应博士弟子选，诣博士，抠衣登堂，颂礼甚严，试诵说，有法，疑者丘盖不言。诸博士惊问何师，对曰：“事式。”皆素闻其贤，共荐式。诏除下为博士。式征来，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余之人，何宜复充礼官！”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骊驹》者，逸《诗》篇名，客欲去歌之者也。于是式言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经何所言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曲也。”式耻之，阳醉坠[3]。式客罢，让诸生曰：“我本不欲来，诸生强劝我，竟为竖子所辱。”遂谢病免归，终于家。弟子薛广德，温雅有蕴藉，以《鲁诗》教授。楚国龚胜君宾、龚舍君倩师事焉。萧望之为御史大夫，除广德为属，数与议论，器之，荐广德经行宜充本朝，为博士，论石渠，迁御史大夫。而张生、唐生、褚生皆为博士。张生论石渠，至淮阳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鲁诗》有张、唐、褚氏之学。张生兄子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其门人王扶为泗水中尉。陈留许晏，字伟君，初受《鲁诗》于王扶，改学曰《许氏章句》，儒林谚曰：“殿上成群许伟君。”由是张家有许氏学，此又《鲁诗》之支与流[4]裔也。《齐诗》始于齐人辕固，固作《诗内外传》。孝景时，以治《诗》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首。履虽新，必贯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窦太后好《老子》书，召问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道家以儒、法为急，比之于律令也。乃使固入圈击彘。上知太后怒，而固言直，无辠[5]，乃假固利兵。下圈[6]刺彘，正中其心，彘应手而倒。太后无如何。后上以固廉直，拜为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复以贤良征。诸儒多嫉毁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菑川公孙弘，固弟子也，亦征，仄目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鲁人夏侯始昌最能传固学。始昌亦事公孙弘，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为选师，始昌为太傅。后苍，字近君，东海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而《诗》有《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见《汉书·艺文志》。为博士，至少府。授学同郡翼奉少君、萧望之长倩、匡衡稚珪，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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