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罗氏识遗 [book_author]罗璧 [book_date]宋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笔记,完结 [book_length]144361 [book_dec]十卷。北宋末南宋初罗璧(生卒年不详)撰。罗璧字子苍，自号默耕，新安(今属河南)人。生平事迹不详。据书中前定一条，引陈抟“寒在五更头”之谶语，称第五庚申后又十五年，北宋灭亡，可知此书成于南宋时期。书中又谓宋代文章多粹，自程颢、程颐发明孔孟之说，便觉欧、苏气象不长，又谓孔夫子之道至朱熹而集大成，诸家经解自朱熹断定，然后一出于正等等，可知罗璧是朱熹学说的忠实信徒、传布朱熹学说的学者。此书于经史百家、朝野遗闻等，无所不论，无所不考。大体说来，征索旧文，皆有依据，考据精核，颇多可取。但书中也有可供商榷之处，如，论养老之制，谓《礼记》袒而割牲、执酱而馈等数语为委巷之谈，排诋经书，殊无忌惮。又谓公羊高、梁赤皆姓姜，亦属杜撰。又谓班史原于刘歆，引葛洪《西京杂记》后序为证，不知葛洪序谓刘歆有汉书一百卷者，自汉魏以来绝无是说，罗璧轻信伪书，尤为疏舛。此书虽少有错误，但多数皆有根据，足资参考。今传本不一，《四库全书》本作 《识遗》十卷，《学海类编》、《碧琳琅馆丛书》、《芋园丛书》本作《罗氏识遗》十卷，宛委山堂 《说郛》节选本作一卷，商务印书馆《说郛》本不分卷。 [book_img]Z_13081.jpg [book_chapter]标点本 [book_title]●卷一 ○成书得书难 《易》更四圣而始备；《书》历二千余年，存者仅存十八篇；《诗》之刚也，夫子十取其一；《春秋》，鲁史之名，记者非一人，其后夫子修之，左氏传之，又其后刘歆、杜预合经传而一之，然后经以传明，事以类著。经之成亦难矣。周衰极文之世，晋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春秋》；吴季札聘上国，始闻《诗》之雅歌颂，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生其时，得全见六经者无几。《商颂》至正考父才得十二篇于周大师；孔子周旋杞宋间，欲究夏商遗礼而不得；刘歆言汉经秦火，书惟有《易》，至孝文时伏生始口授《尚书》，孝武时壁出者皆朽腐散绝。《诗》之萌或传《雅》或传《颂》，合而成《诗》；其后得书二十篇，以为《尚书?大传》，谓为不传《春秋》。唐孔颖达曰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玄、服虔、杜预皆不曾见今《尚书》，建安蔡氏谓杨雄亦未见《尚书》。《余按：《书》出孔壁者，皆科斗文字，凡二十五篇，号为“古文”。出伏生口授者，三十四篇，其后夏候胜等传□洛阳石经刻之，汉号“今文”。孔壁初出，孔安国上之官，承诏总为五十八篇，作传，传成，会国有巫蛊事，不获上，壁书复湮。行于汉者，伏生三十四篇而已，故壁书世儒多不见。后有张霸者习闻《书》五十八篇之说，伪造二十五篇，并伏《书》为五十八篇。惟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郑玄注《书》依用之，多乖异。晋兴，壁书渐出，至梅颐为豫章内史，全得孔书，尽上之官，为施行壁书。方《大传》犹缺《舜典》，江左萧齐建武中，姚方兴始献《舜典》，孔传五十八篇始备。隋开皇间始流河朔，见《书疏》。但汉武至前晋凡五百余年间，歆向父子披群书甚精，不应孔书皆不传，直逮晋始得之，故或者亦疑梅颐之意。）宋杨诚斋序《易》曰：“韩起尝见《易象》而喜。然起之所见者，羲文之《易》而已，非夫子之《易》也。今乃得见起之所未见。子贡在三千七十之中尝叹：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今夫子之《易》，性与天道之言也，乃得闻子贡之所不闻。”其述古人不得多书而读之，备矣。韩柳未出，欧阳公得韩文六卷于汉东李尧辅敝箧中，脱落颠倒无次序，乞归，读之。后官洛阳，与尹师鲁补缀方成全书。穆伯长叙柳文谓：“初不全见于世，亡字失句，阙坠为甚。凡用力二纪，文始成定。”今读韩柳者，未必察也。司马温公《进〈资治通鉴〉表）曰：“臣之精力，尽在此书”。又《与宋次道书》曰：光自到洛之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六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奏御。唐文字尤多，梦得将诸书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截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以夜补日。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才至大历末年。向后卷数增倍于此，共计不减六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文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公闲居洛十五年，朝廷许开局自随辟官授廪，命吏给扎，故成此书。使无如许岁月及官主其上，未必成也。蔡氏云：古书自篆籀变而为隶，竹简变而为缣素，缣素变而为纸，纸变而为摹印。摹印便而书益轻，后生童子习见以为常，与器物等藏之者，只观美而已。余谓书少而世不知读，固可恨。书多而世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年犹未有摹印，多是传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黏之。（犹今佛老经）其后稍作册子，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弛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 ○经题签 题签经目虽小节，古人亦审。朱文公见题《伊川易传》者，谓题《周易程氏传》方是。盖后传先经，得尊经之意，且言汉晋诸儒经注皆如此（余按：古传《春秋》者三家，而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皆先《春秋经》）。但先儒又有大名居下之说。大名，《易》、《诗》、《书》、《礼》传是也。《易》以文王序加周字（周，岐阳地名，姬先代所封，《诗》曰：“周原无无”是也，后为代号，因以名《易》），书以上古书加尚字（孔壁只得虞、夏、商、周之书，孔安国序《书》伏生之下经曰：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则尚字伏生加），《诗》以毛苌传加毛字（传诗者初四家，曰齐、鲁、毛、韩，今之《诗》传自汉博士毛苌。因目《诗》曰《毛诗》，以别三家），《礼》述周制加周字（《礼》出刘歆，题周必歆），《传》以左氏作，加左字（以别《公》、《》，未详所始），后来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皆大名居下，取法于经也。若伏羲始画八卦，重为六十四卦，郑玄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史迁以为文王，惟王弼、孔颖达以为伏羲所重。盖《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伏羲作《易》之人已言，兼言画六而成卦，则重卦伏羲无疑也。但上《系》言：伏羲以来之制作十三卦，皆云盖取则卦名。伏羲前已有矣。矧画前有易理，且素具乎，况于伏羲前言《易》皆从曰“圣人”，盖有深意。薰叔尝而问朱文公以卦设名之始，公答以无所考。《诗》名之说，或谓国史，或谓子夏、毛苌。而《书?金》曰：“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则《诗》名乃作者自定，至分为风、雅、颂，说者以为始于孔子自卫反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不知吴季札聘鲁在孔子未反鲁之先，而鲁太师已为札歌风、歌雅、歌颂，则夫子乃衰周之僭礼乐者尔。《周礼》虽有太师掌六诗之说，然先儒谓《礼》出刘歆，则六诗安知非后世依仿而托之者。余按：鲁《》诗序曰：“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乐记》曰：“人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史记》曰：“微子过殷墟而作雅。”观此则雅颂亦作者自别也。孔子序《书》以置篇端始孔安国。《左传》、《春秋》初各一书，后刘歆治《左传》，始取传文解经，晋杜预注《左传》复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于是《春秋》、《左传》二书合为一。因传解经事见《歆传》，《左传》、《春秋》合为一见杜预《左传序》。 ○笔史 范蔚宗《东汉?黄宪传》述诸人敬慕之说，而宪之美无可寻，至今读者钦其贤，慕其器。唐史于房杜解善谋善断外，事迹亦不多见，但王魏善谏，英卫善兵，例推为房杜功。项羽残暴，班固书之曰：“羽西屠咸阳。”曰：“所过无不残灭，尝攻襄城，无噍类。”语不激而羽之暴十分著露，此史笔之妙。至于叙列人物，传褒之者赞，贬之者□，称美者传无载（按：史著赞始迁、固，实法《左传》。《左传》每于事终断以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故迁、固法而为赞，史臣曰、太史公曰、臣某曰之类）。盖人非尧舜，安能尽美，作史之道当尔，劝惩之意因寓焉。苏老泉曰：马迁传廉颇，本传不载其议阏舆之失，而见于《赵奢传》；传郦食其，本传不载其谋挠楚权之缪，而载之《留侯传》；传周勃，本传不载其汗出浃背之耻，而载之《王陵传》；传董仲舒，本传不载其和亲之疏，而载之《匈奴传》。盖四臣者，功十而过一，不欲因一以疵十，乃与善之意也。论苏秦曰其智过人，论北宫伯旰爱人长者，班固赞张汤曰推贤扬善。盖四人者，过十而功一，并其一者废之，是塞人自新之路而坚其肆恶之心，惩恶不已，甚乎！后之读者宁复识哉！ ○孔子师 孔子师老耽之说，肇于《庄子》。庄子师老子，故其著书讥侮古今圣贤，独推老子，甚至假借孔子言语誉之。后来汉儒辑《礼记》承其言曰：闻诸老耽。司马迁《史记?老子传》复增许多老子训诲孔子言语。孔鲋作《家语》，著孔子事实，因据以为证（《家语》后有晋王肃所加，故益难据信）。由是益坚后学之信，不知《庄子》一书多驾空寓言，时去孔子未远，知天下崇信其学，故托言世之最重者尊其师，庶几耽之道益隆，此庄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后儒不察《礼记》、《家语》、《史记》出《庄子》后，见孔子万世师表，不应礼乐无所自来，而问礼老耽一语，又备见诸书，未详始自《庄子》。不知老子之教主于清静无为，其著书厌薄礼学曰：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庄子传其学，从而有掊斗折衡、攘弃仁义、焚符破玺、绝圣弃知等论，则耽之学何礼之可问耶？太史公谓道家虚无为本，因循为用，有法无法，有度无度。故后之宗者荡弃礼法，蓬首垢面，丧酒吊肉，晋代可证已。岂有以礼训孔子，而勖其徒则废弃耶？孔子于人之有善，若管仲之仁，子产之惠，皆亟称不暇，岂有耽其师而故没之耶？故愚为《庄子》寓言无疑。余尝谓孔子师表盍推周公，彼其梦想犹冀见之。孟子去孔子未远，具曾思之传最的，诵孔子氵瓜接不过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师耽于庄子辈，尔耽学之是非庄子述而传之足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师可见也。后之卫道者皆与孔子分说，未以寓言及尊师之意照破庄子之妄尔。若孔子从耽之事，《庄子》外篇著耽为周藏史。藏史，书所藏者。耽所职多书，孔子因往问耽焉，容有此理，不然鲁论何无一言及耽，而耽之礼何不书传其后，而甘为弃名检荡礼教之罪人耶？东坡尝谓庄子虽排孔子，实尊孔子，书末叙百家之学，兴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禽滑、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耽以至庄周皆列叙名之，至邹鲁之士、绅先生，其在《诗》、《书》、《礼》、《乐》多能明之，则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见庄子前之推老耽者，借孔子也（余旧辑《素王事记》只据诸书纂辑，未暇辨理，今辄附此）。 ○文繁省 司马迁《史记》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班固《汉史》叙一百年事，八十万言。晋张辅以此优劣班马。王逢原解《论语》“夫子为卫君”章曰：贤兄弟让，知恶父子争矣。包咸解“子见齐衰者”章曰：哀有丧，尊有爵，矜不成人。朱文公括“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章曰：君子审富贵而安贫贱。视若稽古三万言者有间矣。《左传》叙晋献公杀申生事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礼记?檀弓》约以四字曰：君安骊姬。《公》《》叙晋使齐事，由克眇、季孙行父秃、季孙良夫跛、曹公以手偻，齐使眇者逆眇者，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偻者逆偻者。刘知几《史通》曰：宜除“眇者”以下句，但云各以类逆足矣，此句烦也。《汉书》：张苍年老，口中无齿。《史通》曰：宜去“年”、“口中”三字，但云“老无齿”足矣，此文烦也。朱文公云家藏欧阳公《醉翁亭记》草前数行，铺叙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但注“环滁皆山也”。梁安贫记武陵桃源事曰：“洞中人问：今乃何代，后历几何，渔人黄道真曰：今晋代，秦后复为汉魏矣。”至陶渊明但曰：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司空图曰：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江岭之南凡资于适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人以之充饥而遽辍者，知其酸咸之外，醇矣，有所之尔，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东坡约之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尝在酸咸外，然皆只中庸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之说。《庄子?山木》篇曰：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且胥疏于江湖之上，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网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至《应帝王》篇但一语曰：虎豹之文来田。《列子》叙少壮老死曰：其在婴孩，志气专一，物不伤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壮，则血气飘逸，欲虑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则欲虑柔焉，体将休焉，物莫先焉；其在死亡，则之于息矣，反其极矣。《庄子》约以四句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列子》叙人寿无几曰：百年，寿之大剂，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抱孩以逮昏老居其半；夜眠之所弭，昼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疾、痛、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量十数年之中泰然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庄子》叙此则曰：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疾病、死丧、忧患，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视列语明省多少。诗中如介甫“氏分黄犊草后山，一身当三千”之句，前辈尝评其善约。然语简又须意足，李寿《裴晋公诗》曰：见说风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中时。叙其寿康功业三事于两句中。杨诚斋《挽张魏公诗》曰：出昼民犹望，回军敌尚疑。叙其出督去国，内得人心，外摄夷狄四事于十字中。欧阳公《上杜祁公诗》曰：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祁公年四十即发白，当朝以权幸不悦，未及七十谢事，故祁公谓此两句道尽他一生心事。所以意足方见简之工也。欧阳子谓简而法，惟《春秋》可当之。后学之立言，法乎宋景文修唐史，务简而奇，如震霆不及掩聪之类，皆以奇而舛，若其犹有未当者。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状》曰：吾戴吾头来矣。《宋史》削去下一“吾”字，曰：吾戴头来矣，河南邵氏谓：去下一“吾”字，戴头来果谁头耶？岂知段之不惧，正以自请一死，词之工，正在下一“吾”字，此则不详文义而省者。 ○书史讹名 尧、舜、禹、汤，或以为四圣人名，或以为谥，或以为号。以为谥者，谥法始周，古未有也。以为号者，索之旧说，谓孟子称尧曰放勋，舜曰都君，屈原称舜曰重华（孔颖达《图书疏》曰：《书》遭秦火，《舜典》最后出，江左萧齐时，姚方兴献《舜典》，“重华”句乃方兴所加，不知《离骚》先秦之书已有“差重华之不可迕”，“就重华而陈辞”等语，则孔疏亦难尽凭），《书》中候称禹曰文命。盖放勋谓尧能依仿上世之功化，重华谓舜继尧重光，文命谓禹布文德。然则尧、舜、禹、汤为号，无义，名或近是，况尧命舜之辞曰：咨，汝舜；舜命臣曰：咨，汝禹，若稷契。则知舜、禹尽名也。汤名《论语》著曰“予小子履”，《世本》乃谓汤名天乙，皇甫谧《世纪》谓名履字天乙（不知商代帝王以甲、乙、丙、丁为次，则天乙乃汤别号），至舜命弃为稷养官也。在当时以稷与禹、皋陶并称，名已觉混，及他书凡称弃者并曰稷，不知夏以前祀柱为稷，殷兴始废柱以弃代，谓稷可代弃名，非也。殷史帝乙崩，子辛立，是为纣。则纣名辛，非受也。《尚书》西伯戡黎及武成皆言商王受。二孔释《书》谓：受、纣，音相乱。郑玄谓纣转为受，及名方曰“其在受德”。孔文释“受德”纣字。余按：殷人名其恶曰纣，其转纣为受，或者伪书者过也，至谥法以残书损义为纣，亦未详，殷无谥法而妄尔。《列子注》：伊尹生伊水之上，故姓从其地。屈原《离骚》、孙武兵书、吕不韦《春秋》、孔颖达《诗》、《书》疏皆著伊尹名挚。渭之尹者，正也，言能正天下（郑玄注尹言究，孔安国注尹□），故号伊尹。而《太甲》、《伊训》等篇述其言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皆指尹为自称之名。君前臣名以号与字，可乎？《史记索隐》著太公望姓名曰姜子牙，故《左传》、《毛诗》齐例称姜，姜先封吕，他书复称吕尚，以可师可尚也。孙子兵书存其名，犹称吕牙。谓之太公望者，《史记》曰：文王遇吕尚于渭滨，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则太公非爵，望亦非名也。后世不察，谬曰吕望、吕尚，盖缘《史记》以太公望与周公旦并称，又曰太公望北海人也，读者从而亦讹。 ○雉释文 《左传》：都城过百雉；《周礼》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释者谓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其取以名文之义未详（《公羊》：五堵而雉，则二百尺）。山阴陆氏著《埤雅》谓：雉性妒垄护疆，飞不越分界之内，以一雄为长。潘安仁《雉赋》曰“画坟衍以分兀”者，此也。其飞荣不过丈，修不过三丈，所以以雉计丈也。《礼记》“晋太子申生缢死”，郑玄注曰：雉经。《晋语》亦曰：申生雉于城庙。孔氏释：雉性耿介，被获，必屈折其头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大有取于雉，有望于耿介死守封疆之臣，岂泛然哉。 ○孔门多才 孔门多才，可使治赋，可使为宰，可使从政，可使与宾客言。子华之使，冉求之艺，子路良孺之勇（《左传》：微虎宵攻吴，师卒二百，有若与焉。冉求清郊之战，樊迟为我右，则勇非一夫），子贡辞命外善货殖，公冶长能通禽言。言语、德行、文章外无往不有。圣人从而以道德礼乐陶熔之，譬天地间生生职职，各正性命，所以为万古大化治。圣人历聘列国，虽因道德所宗，亦多因弟子而重。楚谋欲以书社封孔子，子西忌之曰：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王之帅师有如子路者乎？王之使列国有如子贡者乎？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其后季孙启哀公聘孔子，亦以冉求之胜学军旅于孔子也。《史记》言仲尼没后，弟子大者为诸侯师，小者为卿相。盖其平日琢磨，使有用非止章句之末也。《汉?艺文志》曰：孔子没，群弟子各编成一家之言，名曰九流：一儒、二道、三阴阳、四法、五名、六墨、七纵横、八杂、九农。则孔门之学何所不参？孔子之教何所不讲？所以为圣而当时共慕，至没而弟子异昔，故曰孔子没而微言绝，异端起而大义乖，春秋之后无圣人。战国孟尝、平原辈亦皆聚客数千，书之史者鸡鸣狗盗、袖椎窃符、纵横狙诈，贾生民之祸而已。下惟是珠履毒瑁，以雄其国，所以士益众，世益卑。近世伊洛学兴，始以修齐平治为教。故胡氏谓伊洛发明，然后人知孔孟可学而至。视汉晋以来，第以词学名儒者有间矣。至紫阳集诸家之大成，其精本之义理，其粗究之经济，尝书储才之说曰：有天下者必诹询咨问取之无事之时，而参伍折衷，用之有事之日，方其事之未及也，无旦暮仓卒之需，则亲之得以久，无利害纷拿之扰，则察之得以精，诚心素著，则可得之多，岁引月长，则所蓄独富。久且精故，知其长短而不谬，多且富故，更迭为用而不竭。今人平居不以才为意，及临事仓卒泛然求之，所以用之欲称其任，难哉！又曰：不以小恶掩大善，不以众短弃一长，不以近遗远，不以小加大。则共聚一时英彦，请之者岂直曰文为而已。又当参尧禅舜、舜禅禹，皆是积岁程年，稷、契、夔、龙之任，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则决，非以骤致也。若傅说起于版筑，胶鬲举于鱼盐，管夷吾举于士，汉祖仓卒罗致，贩缯、屠狗、吹箫、织簿皆为用，则短不可弃长，小不可掩大，又可验也。况物有不求，未有无物之岁，人有不用，未有无才之时。特患教无孔子而取之，之说又不大公尔。 ○孔子讳鲁 北魏史著魏之祖诘汾田山泽，见辎耕自天而下，有美妇人称天女受命与诘汾偶，期年复会，果以生男授诘汾曰：此君之子也，自此世为帝王。窃详古帝王受命之符，未有神异如此者。考之当时，魏大武尝命崔浩撰国记，浩书魏先世事，详列通衢事，皆直笔，北人见者无不忿恚。浩以暴扬国恶，身灭族夷。乃知诘汾之偶，史官惩浩失而失之者也。古以讦直取祸不一，若史权所在，尤嫉之招，矧国讳乎？故班固、蔡邕皆不得其死，圣人慎乱邦，安得不以逊言为贵？孔子在《春秋》，凡鲁失多为讳护，《诗》三百例录变风，鲁独著颂，与商周等。《论语》：自既灌而往者曰：吾不欲观之矣。或问谛之说，曰：不知也。夫子礼乐所宗，岂不明者。朱文公谓《礼》不王不，鲁侯国举实僭，故夫子托以不知。郑玄谓则序昭穆，鲁以僖公为闵公庶兄，跻僖、闵上，有逆祀之失，故夫子不欲观（余案：跻僖、闵上乃文公三年孔子仕定公时，阳虎已顺，祀先公无缘尚为逆祀，不观元未详尔）。文姜通淫于齐，书会于禚之类，虽不泯其实，及文姜与弑桓公，不容于鲁，书夫人之归曰：逊于齐，言若逊让而去之义。桓闵二公皆弑死，经例书曰薨。成公适晋为所留，经没不书。其讳国恶也，审矣。昭公娶吴，姬姓，泰伯之后也，陈司败之问正以娶同姓之丑，夫子宁受以为己过，而不别为辩辞。至《春秋》书孟子归曰：夫子至自吴。及其死也，书孟子卒。不表夫子之为曰氏，盖不殉昭公之失，书孟子凡皆为鲁讳也。皇甫氏谓孔子若不受司败之议，则千载之后遂永信我言，谓昭公果知礼，是乱礼之事从我始，今得司败见非，受以为过，则他人不谬，所以幸也。孔颖达谓孔子于鲁事不可无法者，不夺其所讳，亦不为之过讳，每事讳护则为恶者无复忌惮，后世安知所惩？故为鲁讳，礼也；不为鲁隐，为世教也。《公羊传》：《春秋讳例》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中国讳。左氏曰：讳国恶，礼曰讳。史著崔浩才比张良而稽古过之，惜未稽仲尼之法也。 ○理根本 秦据崤函，事耕织，修战守，复取蜀为富饶之本，卒灭六国。汉高委萧何治关中，光武委寇恂保河内，曹操抚河济，屯许下，俱济大业。唐兴，因随关中之资；宋兴，籍周之富。视高光特易者根本有素也。若项羽之败，全是汉遣彭越等入楚地谋挠楚故，兵疲食尽，以此不支。羽恃其勇悍，日事外攻略，不于根本究心，一旦兵败，方有“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之语。大概根本不立，则进退无据，耕织不偏废，然后表里可以交敷。高宗南渡，胡致堂进计，乞措置荆襄为根本，安行所谓老小者，陛下分部诸将，谨斥候，治盗贼，自以精兵为舆卫，巡历往来，征伐四出，如高祖在荥阳、成皋、京索，而留萧何于关中，光武战临淄、垄坻，而置寇恂于河内。又言置行宫，或建康、南昌、江陵一处，安太后、六宫，量留兵将为营卫，陛下复兵按行，周旋彼此，不为定居。又言既定讲武，其余庶常日力不暇给者，别置行台区处之。此建炎规恢复一大议论也。惜当时玩其说，盖一身在外，则足以御寇，而根本之地不加伤，意于事务之大，庶常日不暇给者，置行台处之则可一意讲武，图所谓兴创之大功。有志天下者致堂，此说万世法程也。 ○曹参不伐 山谷以韩信胜赵不自骄而师李左车，为武夫悍将所难，咏以诗曰：“功成千金募降虏，东西置坐师广武。虽云晚计太疏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信事固难矣。若曹参佐汉祖起兵，未有韩彭辈，战胜攻取多出于参，异时论功，争以参为第一者，此也。高祖先项羽入关，参功为最速，逮得韩信，参已封建成侯，一旦举信为大将，不闻参有轧己之嫌，虽信奇才，然参视之实为后出。至信击魏击赵，参皆与俱，击齐，参以相国属焉。则参不特不忌信，乃降心出其下，此于士君子不足道，而见之参则难矣。其谦让不伐不待舍，盖公随萧规而后然，宜其善终于菹醢之世。参本传言：韩信东击齐，参以左丞相属焉。又言信立为齐王，引兵东与汉王共破项羽，讨齐未服者，汉王即帝位，徙信王楚，参国相印，观此则参终始出信下。噫！难哉！ ○有国二权 国之大权二：政与兵而已。故权宜专不宜分，分则事无统。兵权宜分不宜专，专则乱生。成王将终，命大臣相康王，时掌兵者齐侯吕，宰臣召公迎嗣子，命仲桓、南宫毛取二千戈、虎贲百人于。先儒谓齐侯掌兵而不可发，召公发兵而必资仲桓、南宫毛，则其权之不统属也尚矣。西汉郡置守一人掌政，置都尉一人掌兵，二者不复相统，置南北两军亦不相摄。高后时周勃以太尉掌宿卫，初得北军而不得南，可证也。唐李府卫制坏，兵聚方镇，卒以取亡。宋兴鉴其弊，郡置通判贰太守，道置转运贰制，有兵权者钱赋不之寄，有钱谷者兵无所预，思虑视古人益密矣。内则政事归于中书，故外戚不得挠，宦官不得与。于兵典以枢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总之，三帅可总之而不可发之，发兵之权归枢密，而枢密置使必置副，欲彼此相制也。州兵典以指挥随郡大小为员多少，每指挥四五百人，给饷在运司，统制领守ヘ。神宗尝言艺祖养兵只三十万，京师十余万，诸道十余万，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此又内外相制也。 ○明辞识时 万事古今有一定之理，亦有随时之宜。汤武征伐虽不若唐虞揖让，然桀纣之暴如是，非汤武伐而除之，天下何时得安乎？所以伊川读《易》先明辞，决议时。如孔子作《春秋》尊王，《孟子》七篇之书教诸侯为王。以时观之，孔子时王室政教犹行，列国义理相尚，使有桓文复出，王室犹可扶持也；至孟子时，七国日事战争，周君曾不能为时重轻，而民生憔悴，虐政日甚一日，故孟子以王道晓诸侯，亦明时者也。张南轩曰：君子救世，时宜而已。孔子作《春秋》，文王事殷之心也。孟子劝时君行王政，汤武顺天之心也，惜伯夷叩马。李于江常语司马公，疑孟等作似非识时者。然有武王、孟子之书，又不可无后世于江、温公之说，乃扶持世变之一端。高祖称义兵伐隋，隋炀之恶，视纣尤甚。高祖为隋方伯，有汤武之赀，当时声炀之罪，义旗东指，为天下除残，民心响应，举动岂不正大？乃窃臣突厥，遥尊炀帝，别立代王，徐行禅让之理，所以胡致堂谓正大之举反委曲行之，皆不明时者也。孟子有独夫纣之说，南轩曰：王者，天下之义主，民以为王则谓之王，民不以为王则独夫而已。况所谓王者，以其能生杀，能废置，能弭乱息争，纣炀虽苛暴为独夫，生杀废置犹在也。若衰周二君，无纣炀之恶而安于衰弱，使文武德泽斩尽，制度大坏，付天下于自盛自衰，自在自亡，于世治乱茫然不与焉，亦安得不谓之独夫哉！ ○十六相四凶 《五运历谱》载黄帝之子相承四百年，次颛帝（即高阳氏）在位七十八年，次帝喾高辛在位七十年，次唐尧在位七十年，以其数考之，意子孙至舜时已六百一十馀年。鲁太史克称舜举十六相、去四凶族，苍舒至叔达八人为高阳氏之才子，天下谓之八元（如《历谱》之数，八人至舜时已三百一十惊年），伯审至季八人为高辛氏之才子，天下谓之八凯（如《历谱》之数，八人至舜时已一百四十年），少有不才子曰穷奇（至舜时已一百六十馀年），帝鸿氏有不才子曰浑敦（《历谱》曰：帝鸿氏黄帝刹，与颇帝同），颛顼氏有不才子曰祷杌（至舜时皆二百一十馀年），缙云氏有不才子曰饕餮（《历谱》曰：缙云氏黄帝，至舜时亦七百馀年）。窃意舜时未必皆尚有其人，虽古人多寿，然数人者不皆寿，纵寿亦未必如此其久也。若曰自其世济美恶者言之，绵历六十馀年之远，未必代代皆元恺，人人为凶类也。夫谓之世济者，世代相仍，积累皆然也。不思尧舜大圣，生朱均瞽；鲧顽圯，生舜；禹父子相去一间，圣愚悬隔，禹治水可谓有大功于世；启少康之外，咸无可称。文武之兴，后稷稼种之休烈犹可存者，成康宣王外，可数无几焉。以帝王之胄犹若此，彼十六相世为元凯，四凶族代为恶人，吾不信也。况更历六百馀年，谓之元凯，其间岂无一凶德败祖宗之美；谓之凶族，其间岂无一良善掩前人之愆。谓皆自其世济而言之亦非也。 ○姬周姓 《左传》晋平公以同姓四人备嫔御，郑子产聘晋，言于叔向曰：今君内实有四姬焉。盖指四人，别同姓之丑，非目贱妾为姬也。按古妇人皆有字与谥，或国名下系其姓，先儒谓其不忘本且别他族。今考字下系姓，如周女曰伯姬、叔姬，齐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叔隗、季隗是也。谥下系姓如齐女曰宣姜、庄姜，宋女曰声子，秦女曰文嬴，楚女曰江芈，杞女曰定姒是也。国下系姓如秦女曰徐嬴，陈女曰息妫之类。岂惟姬姓后世以目贱人？《战国》曰：幸姬、如姬。《汉史》曰：诸姬、薄姬、爱姬。释者不辨其为用。如薄曰：姬音怡，臣瓒曰：汉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婕妤下。惟颜师古谓汉内官无称姬者，周姓贵于众国之女，故妇人美号皆称姬。宋大观间公主易号曰帝姬，贵之也。若世例以目妾，岂反贱乎？然则姬女贵而以姓著，反不若齐、宋女不辱其姓之为愈。 [book_title]●卷二 ○担头上看花 《九畴》兴而《易》道晦，三《传》，作而《春秋》散，《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古经为后儒所断者多矣，况去籍于周，坏于秦，杂于汉，魏晋后儒惟郑王诸儒臆说是拘。于是根本不立。故魏鹤山云：人须将三代以前规模在胸次，一一从圣经看来，庶亲到地位涉历，可以自得。若只在诸儒脚下盘旋，终不济事，缘担头上看花，终不若树枝头天然活精神也。此语盖为舍六经、泥训诂者发。朱文公亦谓《诗》、《易》之类，多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年立言本意，人须是虚心平气于本文之下，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及他是何人所尊、所敬、所憎、所恶，一切阁置，惟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皆自乱经学，以先入之说汨之也。今人学文者不参六经，而拾韩、柳、欧、苏之绪馀，笔史者不本《春秋》，而希马迁、班固之近似，赋咏者不探三百篇、《离骚》之雅奥，而唐人章句之是寻，故皆只袭古人脚迹，不能专门名家者，此也。近时蜀士董梁可曰：文字、用事要从元出处推究，不可只扌奢拽他人见成事来使，譬如贾物出产处得来，既可择其美恶，又可兼货并畜。若只他人担上贩来，不惟美恶不辨，亦得少而售狭矣。姑即《庄子》大鹏事言之，就全篇讨究，则知鲲以鱼大而化鹏，鹏从南溟曰天池击水三千里，以六月息，抟扶摇羊角之风，来蜩鸠斥之笑，出《齐谐》志怪之书，是多少曲折，笔端自然活动。若见他人用大鹏事，己亦从而大之，则事狭而意促矣。此亦不欲担头上看花也。 ○经根人事作 司马迁谓古人有激而作，书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作《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迁罹腐刑，故有此言，即其言推之，太康失邦而五子作歌，太甲不明而伊尹有训，三监乱周而周公作诰，孟子不遇齐梁、患杨墨而述七篇，仲舒、刘向下狱而著《说苑》、《新序》、《繁露》、《玉杯》等书，柳子厚、刘禹锡、李白、杜甫皆崎岖厄塞，发为诗章。迁之言信而有证也。然考六经《论》、《孟》，皆根人事作，《周易》著吉凶悔吝之理，《春秋》录是非善恶之迹，《毛诗》载政教美刺之词，《尚书》推唐虞三代之懿，《礼记》威仪之详备，《周礼》制度之纤悉，《论语》立身行己之大方，《孟子》发明王道之极致，无有空言者。所谓治道而为经，岂专舒忧泄愤之为哉？ ○史阙文 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邵康节《十二会》谓气运至子方有天，未有地，至丑方有地，未有人，至寅方有人，三代皆即天地人始处建正。当尧时在巳，今在未，到戌当人物都消尽（《经世书》以十二万四千五百年为一会，自开辟至尧正当中数）。详此则戌、亥、子、丑乃古今一日之夜，天地混沌闭塞之时，尧至宋历三时，凡三千余年，上此寅至巳历四时，当凡三千年，但孔子书断自唐虞，茫昧者不究诘，后儒因只据圣经为说。史家虽上及三皇，然皆裒取后人僻书杂传而成之，非真有得于当时事实也。但以康节尧舜上犹有四时说推来，帝王前世代绵历有《庄子》叙伏羲上犹十一氏，郑玄《六艺论谯》、《周古史》、皇甫谧《帝王世纪》、罗泌《路史》及《广雅》皆述伏羲前帝王数十百氏，年逾数万，所谓肇自伏羲，特就其所推者言之尔。又以《易?系》参之，伏羲、黄帝、尧、舜以来之制作十三卦皆云盖取则，《离》、《涣》、《益》、《随》等卦伏羲前有矣。卦画不伏羲始也，司马迁《史记》、刘道原《通鉴外纪》又皆遗伏羲，只断自黄帝始，不思《周易》万世文字之祖经，秦火独完备者也，《大传》言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叙三五传次甚明。二史不然，故东汉张衡、近代朱文公皆咎迁。《春秋》不王吴楚以尊周室，所以严正伪之辨也。后世史官徒知徇编言之说，周史厉王流彘之后系之共和者十四年，而周统中绝，迁固汉史，惠帝崩纪、吕后为政者八年，欧阳公厕武后于《唐?本纪》，司马温公黜蜀帝魏皆拘于编年说也。定夺于文公《纲目》，然后正伪分而统纪明，岂史氏琐琐之见哉？但秦后项梁与诸侯共立楚怀王孙心为义帝，当时合书义帝为正统，然后继以汉，王莽篡汉，汉史为新者十八年，张衡谓时汉元后犹存，只当为后元，《本纪》编年月，纪炎祥，而莽纂事第着之莽本传。更始居位，光武常为之将，后始即真。则光武初亦当以更始为正，文公《纲目》俱不与以汉昭烈之例，岂以其君人之道有未足邪？ ○子夏子思 司马温公《通鉴》著魏文侯师卜子夏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来历本《战国策》，以《史记》考之，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则子夏乃周敬王十二年、鲁定公二年生，孔子卒周敬王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七十三岁，子夏时二十九岁，后十一年哀公卒，继元王七年、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子夏当一百一十四岁。周王更代之际，年有重叠，不过差之三四年，如《史记》则子夏当威烈王二十三年，亦百零四岁。孔子既没，子夏已有老西河之说，但不知果得如许岁数否。柳子厚论孔子弟子曾参最少，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论语》出于有子、曾子门人，已有曾子启手足之事，则子夏死曾子先矣。《通鉴》书周命三晋为诸侯于威烈王二十年，魏之始侯文侯斯也。或子夏无如许岁数，温公以师子夏为文侯美事，系之，然当加初字以著其始。《史记?世家》曰：盗杀晋幽公，魏斯立其子烈公，烈公立十九年，始命三晋为侯。则师子夏未必魏斯既侯以后事也。《通鉴》又著子思言卫侯事于周安王二十五年，来历本《孔丛子》，时去孔子卒一百一十二年，伯鱼先孔子卒五年，计伯鱼最末年言卫侯事，时亦已一百一十七年，凡此疑皆往事追书之，但温公既书曰某年，必有实据。 ○崛奇可味 骈俪贵整，散文忌律，各有当也。《尚书?禹贡》叙九州地理之分画，山水之离合，物产之参差，贡赋之高下，功力之作止，铺叙随之而异，更不淆杂。《顾命》叙成王导扬之语，仪文之列，去之千百载而读者寻丈可辨，此千古文章之妙。故东坡尝推《禹贡》，曾子固谕后山学文且读《顾命》。《周礼》文章之奇不一，而状物最精，《内饔》曰：牛夜鸣则<广酉>；羊冷毛而毳，；犬赤股而躁，臊；鸟キ色而沙鸣，、豕盲眠而交睫，腥；马黑脊而盘臂，蝼。五者各物之病与臭也。却行、仄行、运行、纡行，蚓、蟹、鱼、蛇之行各态也。以ㄕ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呜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物之鸣各处也。厚唇口、出目短耳、大胸后、大体短ㄕ，与夫锐喙决吻、数目<肩页>ㄕ、小体骞腹等语，羽之属各形也。皆随其异而笔之。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则必拨尔而怒，苟拨尔而怒，则于任重，宜爪不深、目不出、鳞之而不作，则必颓尔如委，苟颓尔如委，则加任焉，必将废措状飞走翕张之势，而无力、有力、轻重可以想见，此犹有形状可写也。若无形无影之声，摹写最难。《礼记?乐记》曰：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何啻亲聆其抑扬高下之声，后来昌黎听琴等作虽写此而费辞矣。经后文字之奇，推《庄子》大木异窍穴之风声，天籁变为八声之妙，至厉风济则众窍为虚一语，又自有声入无声，乃古人状物之妙。至叙物之递递相生曰：种有几，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馀骨，乾馀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醢，黄兄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羊奚比乎不┺，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物生凡十八变而句法十五易，妥律中杂崛曲，是以其语可味。后人以东西南北行文者甚多，平铺直叙外无委曲。东坡《超然台记》：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远若近，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铺叙四顾而文法四易，味其语殆非一索可竭也。后来如洪景卢又多尚此，记马遂良怡斋曰：方吾家居，入怡颜以事父母，出怡，怡色以与兄弟处，暇时读书以怡吾心，食与口怡，寝与体怡。叙五怡事而句四易。又《养拙堂记》曰：人必有所养，以直养气，以蒙养正，以智养情，以寡欲养心，以静养身，以义方养子，以善养民，以学养士，以法制养兵，以节养财，养木于山，养禾于田，养牛羊于牢，养鸡于埘，养鱼于渊，养龙于江湖，养万物于天地，由书契以来，亘古今之理具是矣。一失所养，则位养骄，势养傲，侮养高，酒食养四体，养奸以夸，养盗以窃，养虎以贻害，养稂莠以蠹苗，养虮虱以蕃搔，养痈疽以戕身。反正备论养字之义，文亦四变，又短中搀长，皆惧其律也。景卢如此甚多，姑录一二以见前辈文法。 ○寅正非夏 《易》曰：帝出乎震。震，东方之卦，其行为木，建朔合从寅始。尧以中星定四时。《尚书》：二月、五月巡东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皆寅正仲月。故孔安国、王肃皆谓自夏至前建寅首正月，刘道原《通鉴外纪》因书禹即位仍有虞，以建寅为岁首，书汤即位乃改正朔。是岁首建寅非专夏正也。孔子曰“行夏之时”，曰“吾得夏时焉”，盖就此较而言之，非推本而言之。后商建丑、周建子、秦建亥，汉兴因秦，至武帝太初元年，始复用建寅为岁首，而寅遂不改。（朱文公曰：孔子取夏正，以阴阳之气终始著明也。盖子月作一阳生时，则阳气未出于地，寅则阳出地上而温厚之气从此始。巳月六阳虽备而温厚之气未终，至未月复穷而温厚之气始尽。五月一阴生时，则阴气未出于地，申则阴出地上而严凝之气从此始，亥月六阴虽备而严凝之气未终，至丑月穷而严凝之气始尽。盖地中之气难见，地上之气可验，夫子所以取寅正也。但自子亥为日一周，日以子始，岁亦寅始，亦有可议。） ○改朔 三代建正大抵改朔，后人不深考，遂谓并改月号（王肃谓：古历遭战国及秦而失）。夫月改则十二月紊其经，时改则四时易其位，月可强改，时有定序，可改乎？余以经求之，无改正之说。《尚书》：舜二月、五月巡东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随四仲月以巡方，月何尝改？《尧典》：以正仲冬，曰平在朔易。朔，北方，训尽也，万物至此尽而复苏。苏则皆当改易，则岁一周之理也。是犹曰未有子、丑、寅建正之说。若商以丑为正，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商谓年为祀，太甲嗣位，改元而称十二月为首，其后桐宫服阕，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亳告新君，始亦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月不改也（或疑《伊训序》称太甲元年，又曰三年复归于亳，不知序作于周世，所以年异祀）。又曰：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时亦不改也（周建子，《书》亦曰秋大熟，未获）。周以子为正，《毛诗》称首岁虽曰“一之日”，然“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之后继之曰“无衣无褐，何以卒岁”，则未尝不以十二月为岁终。又《十月》、《蟋蟀》之后言曰为改岁，则岁虽改而十月之号不改也。至“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获”，“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一与今之气序合，亦不改时也。《周礼?大司徒》曰：正月之吉始和，中春诏内外命妇始蚕于北郊，上春诏王后六宫之人生童之种，正岁十二月斩冰（贾公彦释正岁是夏正月，盖徇周建子，即今十月冰未坚，不得斩之，以此推之，诸言正岁皆建寅月）。《龠章》于仲春、仲秋、逆暑、逆寒司裘，于仲秋、季秋献裘，与夫春、夏苗、秋、冬狩、春祠、夏、秋尝、冬（贾释《周礼》祭祀田猎皆用夏正），亦与今之气序合，不曰子正而改也。《礼记?月令》所纪四时，亦皆夏正。汉鲁恭谓《书》出秦吕不韦而实周世书，所据皆夏正，改者惟服色、牺牲、号令、器械而已。此犹以秦焚之前论者。秦焚后史最可证，《史记》书秦改年始朝贺皆十月朔，秦以建亥为正，故秦史书年之下皆首书十月。《汉书》文颖解云：周火德，秦以水取火，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为岁首。此亦为改朔不改月之证。又秦历应置闰者皆在岁末，《左传》归馀于终之义也。《史记》及《汉书》凡未改秦历之前，屡书后九月，盖闰月于岁终也。颜师古谓不然则径谓之十月矣。此又可见秦以九月为岁终也（《月令?季秋之月》：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秦建亥，戌月言为来岁受朔文可见《月令》秦世书也）。胡文定公引《商书》元祀十月、二月及汉史建亥之下即书冬十月，明周改正不改月。朱文公谓杜元凯《后序》载汲冢《竹书》皆古晋史记，以建□为岁首。又尝曰：改月者后王之弥文，不改时者天时不可改。独疑《孟子》七八月之间旱，为建午建未之月，及“十二月舆梁成”之语，于是门人问答多曰阙疑，但《春秋》用正，伊川以为只周正建子月，非春而书春，则夫子行夏时之意。胡文定传《春秋》周建子正，且曰：夫子以夏时冠周月，垂法后世，以周正纪事，亦无其位不敢专。余以《春秋传》本文考之，则又不然。蜀士王容溪尝著说曰：周果以建子为正，时月与之俱改，则《春秋》何以书“春三月己亥焚咸丘”乎？“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乎？“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乎？“十二月祭伯来”乎（凡此纪四序，皆合寅正，可见夫子只用夏时）？杜预注乃曰：四月，夏二月，七月，夏五月，秋乃今之夏，冬乃今之秋。夫月可改也，时可改乎？又“隐三年”《传》书：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取麦、秋取禾，夏时明矣。杜预乃训取为芟践以附会周正之说。“隐九年”《经》书：三月庚申大雨雪。三月当五阳之月而大雪，书之非时也。杜预乃谓夏之正月。正月有雪亦岂异哉？《经》又书：春秋大水，无麦苗。秋种麦生苗，水忽漂之，记异也。杜预记：五月谓之秋，漂杀熟麦及五谷之苗。经言麦苗而预言五谷之苗，不知四月小满，麦已登场，五月又安有麦之可漂耶？威八年春正月乙卯燕。燕，冬祭，春而，非时也。杜预注：夏之仲月。威四年《经》书：正月，公狩于郎。冬猎曰狩，书之正月，重公失狩也。而《左氏》曰：时礼也。大率左氏、杜氏把持周正之说，故每牵合周，而亦有知《经》用夏正处甚多，不知何前后反覆如此。余谓：尧命羲和敬授人时，昧谷、南交、昧谷、幽都，定之方中；出日、纳日，占之昏旦；东作、南讹、西成、北易，测之时气；日中、永、短，齐之晷刻；鸟、火、虚、昴、正之中星；析、因、夷、奥，察之民事；孳、革、<毛先>、，验之物类，然后中气定而四序正。此其气序不差，虽巧历莫违。杜预乃移易四序以附会周正，岂理也哉！（后世魏景初复建丑，唐载建子，未几俱复寅正，盖气序不可得而移者。） ○历代帝陵 西汉刘向疏曰：黄帝葬桥山，尧葬济阴丘垄，皆卧葬，奥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葬苍梧之说见《礼记》与《竹书》，然《孟子》先秦古书，云：舜生于诸逢，迁于负夏，卒于鸣条。鸣条，卫晋地，实今河中府安邑，无缘葬苍梧，况苍梧在尧五服外，虞夏为荒服之境。或曰陟方乃死，不知舜享年百有馀岁，晚乃传位于禹，十七年而后崩，则巡狩晚，当为禹，舜未必耋年犹任奔走也。考《阿中纪》：市有舜墓，疑象封有鼻，正今道州，或象冢也）。禹葬会稽，不改其兆。殷汤无葬处《崔驷、薛瓒言：汤冢在济阴亳县。《皇览》云：在亳城北。□□□在梁国蒙县北薄伐城中，汉著汤冢隶扶风县，汤冢数出）。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馆右，樗里子葬于武库，皆丘垄之处。惠、文、武、昭、襄五王皆大作丘垄，多其瘗，后尽发掘。始皇葬骊山，坟高数十丈，周回五里馀，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油，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巧变，不可胜记。又多杀害人，埋工匠。其后项籍焚毁宫字，虽已发掘，馀空藏，牧儿亡羊其中，持火索羊，遗火烧其棺。夫死者无终穷而国家有废兴，明君智士，远虑无穷，故甘薄葬之诚，乃奉安之道也。余按：《周礼》言天子之丧敛，用圭、璋、璧、琮、璜、琥，皆为渠眉。郑司农注：开渠为眉，令汗得流去也。郑玄注：渠眉，玉饰之沟彖冢也，以组联六玉沟彖中以敛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尻，璧在背，琮在腹。《汉旧仪》曰：帝崩，含以珠，缠以缇缯十二重，以玉为衤属，如铠状，连缝以黄金缕，腰以下玉为押，长一尺二寸半，下至足，亦终以黄金缕。陵制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二丈，坟高十二丈。《皇览》曰：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开四门，容大车六马，错浑杂物。《东汉?礼仪志》纪载甚备，其言藏明器数曰：筲八、瓮三、甄二、瓦镫一、彤弓一、彤矢八、卮八、牟八、豆八、笾八、酒壶八、一、几丈各一、盖一、钟磬各十六、钱四、箫四、埙篪笙匏瑟竽筑坎篌干戈笮甲胄各一、免车九乘、刍灵三十六、瓦灶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匏杓一、瓦案九、瓦大杯十六、瓦小杯二十、瓦饭十、瓦酒尊二、匏勺二。后王弥文益甚，且持不以天下俭其亲之说。周礼汉制未必馀也。经王莽乱，赤眉发前汉诸陵，其玉匣敛者率如生，吕后至遭污辱，独霸陵完。光武美文帝之俭，东都首以薄葬送终，令陵但令流水与丘垄同，明帝亦然。《古今注》载光武陵制：山方三百二十步，高六□□□垣四出司墨门，寝殿钟ね皆在周垣内，堤封十二顷五十七亩八十五步。明、章以下陵制不甚相违。遭董卓乱，吕布尽发诸陵以珍宝，解金缕，探含玑。魏文帝惩之，故终制曰：世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烧取玉匣金缕，尸骸殆尽，古焚烙之刑也，岂不痛哉！吕不韦生战国末，言荆、齐、燕、宋、中山、韩、赵、魏自此以下亡国不可胜数，其大墓无不掘者，故《吕氏春秋》曰：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财害死。凡生必有死，孝子重其亲，故有送终之义。葬者，藏也，以生人之心为之虑，则死莫若无动，莫如无利。又曰：死者弥久则生者弥疏，疏则守者弥怠，而藏器如故，理势必掘。今有铭墓曰：此中有金宝，不可掘也。而为之阙庭以自表，何以异彼哉？又曰：欲利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孔子止季孙以蹯敛，为无穷虑也。司马迁《史记?货殖传》：田叔以掘冢致富。大概丧之后民无生业，国典复隳，而名丘大墓雄丽自兢，岂达幽冥哉？唐世十八陵，五代周高祖西征，见无不发者（按温韬发唐陵），因遗令世宗曰：我死当以纸衣葬。宋兴，艺祖诏诸道检校前代帝陵，各制札衣一副，常衣一袭，具棺椁。于是西京凤翔、雍、耀等州奏周文、武、成、康、秦始皇，汉高祖、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后魏孝文，西魏文帝，后周太祖、文帝，唐高祖、太、中、肃、代、德、顺、文、武、宣、懿、僖、昭十二宗，凡二十九陵，并曾经开发（《容斋五笔》辨诸陵地理，异正史。又汉文陵据所书后亦发）。宋艺祖至哲宗七陵葬西洛，靖康之变，亦皆不免。绍兴中宗，臣士亻同张焘往省，焘归奏高宗曰：愿陛下万世无忘此贼。时惟昭陵无恙，哲宗犹暴骨。初枢密楼同往，归述昭陵之制曰：陵因乎冈，种柏成道，周以枨橘，阙阁楼观环之，神关内列石人、羊、虎、驼、马、等像，神台三层，高二丈，俱植柏，下广十五为水道，有五大门，门外石人对立，其号下宫者，乃酌献之地，馀陵皆然。昔人谓葬金玉而坟，是为盗标识其处，帝陵不加标识犹将虑盗，况阙观环之乎？下是官庶刻铭勤志，亦未免有类金玉之标识。刘向曰：丘垄弥高，宫庙弥丽，发掘弥速。要知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安事外饰以为身累乎？（汉武曰：古帝王之葬，不使人知其处。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则坟乃是孔子始。按：墓是葬茔，坟则封土，《尔雅》曰：坟，高也。》 ○两韩信非 司马迁、班固汉史《韩信传赞》中皆称两韩信，据其说韩王古韩国之后，项羽杀其父成，复立信为韩王，都晋阳，与淮阴侯韩信不同。刘知几《史通》辟迁、固之谬曰：韩王名信都，古韩国后，姓姬。则名信都者，非姓韩，亦不单名信，二史不别姬、韩两姓，且失韩王名信都字，遂与淮阴侯韩信无辨。余考班马误姬为韩，诚如刘说，但谓韩王名信都，刘知几亦差。王充《潜夫?姓氏论》云：沛公起，张良属焉，沛公使韩信略定韩地，立横阳君成为韩王，而拜良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为胜徒。《汉?功臣表》云：张良以厩将从起下邳，以韩申徒下韩楚。《汉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记》亦作韩申徒，良传直作韩司徒。盖信都、胜徒，昔贤谓司徒之声转。然则信都乃张良官名，即非韩王名，知几之说，亦未免缪，何班、马责乎？ ○三策中原 周公瑾胜曹操于赤璧，进计孙权，乞由蜀结韩遂、马超于关中（时超、遂反操于关中），还由襄阳取宛、洛，北方可图也。诸葛孔明说先主亦曰：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众向宛、洛，将军以身率益州之众出秦川（关中别号），二说皆欲由关以捣魏之里，由襄以制魏之表，使之腹背受敌，则中原可举。公瑾谋之不及行，孔明行之不及竟，又公瑾之谋蜀非吴有，孔明举事荆非蜀有，所以罔功。宋南渡，张德远出帅川陕，实祖周、葛遗策，全有吴蜀又孙刘所无，而竞如是可见兴废有天，善乎诚斋之言曰：天与时相遭，则以百败之汉高取百胜之项羽，天与时相违，则以刘葛之雄杰熟视孱弱之曹丕。 ○川陕江河上游 昔人谓川陕系南北重轻，盖其势各占天下上游，得之则可顺流收下流之利。黄河南注，永兴秦凤居其上，故据陕则可顺黄河之险、江汉之险下瞰吴楚，而取中原也易。张德远图复宋祚，首身任川陕，计盖出此，而以富平一跌弃之，岂知公之所以胜者哉！ ○子冠氏上 子者，男子通称。孔子大圣，孟子大贤，例只称子。孔子复号夫子者，邢丙《孝经疏》云：孔子尝为鲁国大夫，故弟子连官称尊之，以别馀人也，后之尊师者因例曰夫子。近时朱文公称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复于姓上系子，按《公羊传》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马子。何休释云：加子姓上，名其为师也，若非师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于周、程盖师尊之。 ○三大处置 汉初病于诸侯强大，主父偃建分王诸侯子弟之说，诸侯遂弱。唐衰，病于藩镇跋扈，赵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钱谷之计，藩镇遂消。宋南渡息兵，张、刘、岳、韩拥兵方面不释，秦桧各除枢密使召之，由是兵权去手。偃之说贾谊发之，普之说乌重允发之，桧之策范周言之，但偃、普忠谋，桧则奸谋也。 ○大横 二《礼》灼龟之法：卜人占坼，汉文入立，卜兆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应劭注：龟文正横也，而横所以吉之义未详。按《占人贾氏疏》云：灼龟，灼其腹骨近足高处，占其坼兆，直向背为木，直下向之为水，斜向背为火，斜向下为金，横者为土。朱文公解《易》因谓：汉文兆得横，木得土也，所以吉。 ○十二州 黄帝画野分州，封域才经见，《汉书?地理志》统言得百里之国。《万世通鉴》刘纪善：黄帝土地东至海，南至□，北逐薰鬻，封域皆九州内。舜肇十二州。孔安国传《书》谓：析青为营，析冀为幽、并。郑氏因疑析青、析冀之说，谓《王制》言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此时并地法行，州有定域，国有定制，不可得而增减者也。今曰析青为营，析冀为幽、并，则二州地削于七州，古制紊矣。况冀为天子之都，岂可削哉（先儒谓《王》言国制与五经背驰，难尽凭，但冀为王畿，乃制度所当先定者，不应泛然在可增可削之外》？或者九州外别建营、并、幽三州，且流共工于幽州，正以罪人屏之荒服外之穷处。若析冀为幽，则近在王畿，何取为流窜哉？今按《书》正文，幽州之州从州。《左传》叙四凶投之四裔。裔，远也，远则非近冀之幽矣。况流四凶在治水前，时未析营、并、幽，无幽州之名，孔子《书疏》著邹衍说，曰：中国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九尔，中国名赤县，内有九州，《禹》所叙是也，中国外如赤县者亦有九。《汉书》颜师古注亦谓：九州外别有营、并、幽三州（余谓天下之传久矣，竟莫究三州所在，故疑二说荒诞。但地镜尽括地著地中脊曰：昆仑其东南方曰神州。贾氏《礼疏》曰：昆仑在西北，别统九州，其神州东南一州，其禹分为九。又曰：神农上有大九州，曰桂州、神州之类，今惟有神州分为九。征《汉书注》：昆仑在肃州酒泉县西南地之中也。《博物志》：昆仑，赤水出其东南，陬河水出其东北，陬水出其西北，陬刺水出其西南。陬河水入东海，三水入南海。《山海经》曰：昆仑有五水环其墟，其东南流为中国河。朱文公曰：地形犹馒头，昆仑山犹扬尖处，其水四分，合以山势求之，黄河始昆仑，泻入中国，不应偏居一隅，三隅亦有少焉。据《禹贡》导山、导河、导江皆始于西，则中国特昆仑一面，九州外之州必有无限，不特营、并、幽之名也）。传记言：人皇兄弟九人掌九州，共工氏霸九州，帝喾制九州。则九州古地，益为十二则始舜，禹平水复仍为九。故商以来，但言九围、九有。《周礼?职方氏》亦只列九州（邹衍言水中可居曰州，尧遭洪水，地之高可居者有九、故州以州名。古州惟十有二，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名遂次于州）十二州非古制，明矣。但析九为十二不无紊，并制之疑。意黄帝肇封地之广，容有封制未尽者，舜因其隙复创三州，故三州与九州并列，必尽九州析也。郑疑盖拘孔传，若《王制》难凭，亦为以今九州幅员计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国须数十倍建置可也，岂三十、六十、百二十八国之能限哉？《王制》盖又拘地方千里之论。若流共工于幽州，盖为北裔水居之洲，近冀之幽非也。 [book_title]●卷三 ○古文不相袭 河南邵氏班固作史，不敢辄易司马迁之词，谓孔子作经，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固所不知也。唐李习之曰：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读《诗》也，如未尝有《易》，读《易》也，如未尝有《书》，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洪容斋云：六经之后，百家之言与老耽、列、庄至于刘向、扬雄皆自成一家之文，余观后世读书能得古意者惟昌黎，曰：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商》、《盘》佶屈聱牙，《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李汉曰：《易》繇爻象，《春秋》书事，《诗》咏歌，《书》、《礼》别其伪。皆不以一概视经，窥见古人者熟也。立言如此，意者濂溪《易补》、横渠《正蒙西铭》、邵子《经世书》抉理剔微，皆无一言相袭，至羽翼六经，又汉唐诸子所无也。故陈寿缘迁、固而不美于史，范宁缘歆、向而不美于《谷梁》，《文中子》之书识颇正大而拘拘模仿《论语》，皆后人之疵。宋子京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其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黄山谷曰：文章最忌随人后。杨东山曰：丈夫自抱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观此则诸贤所以传不朽者有道矣。 ○《左传》非邱明 《左传》叙及韩、魏灭智伯事，时去孔子卒已十六年，后儒以孔子有“左邱明耻之”之语，遂谓传为邱明作。自汉以来，如出一口。唐啖助为《左氏》学，始言别有左氏，若夫子言左邱明，盖史佚、迟任之类，便谓左氏为邱明，非也。宋伊洛诸儒研经最精，伊川谓《左传》无邱明字，未可考。朱公以传叙及韩、魏杀智伯事，谓传是个博记人作。答黄义刚曰：左邱是古有此姓，左邱明自是一人，作传左氏又别一人，必非邱明。程公说：《春秋》分晓，首辨传非邱明，谓《公》、《》皆子夏门人书，疑《传》亦出孔氏门人之门人，盖书多战国秦语也。然未尝剖析指证其迹。乡先达万见春镇尝著论，辨《传》非邱明作，云：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赐姓，岂止一邱明姓左哉？卫有胥靡逃之魏，卫君请以左氏易之。韩非《内储说》著左氏卫之都邑，若以邑为姓，则后之子孙皆可得姓，不止邱明可姓也。杨雄曰：左氏品藻。司马迁曰：左邱失明，厥有《国语》。独刘歆《七略》断然曰：左邱明与圣人好恶同，亲受经于仲尼而作传。三人同出汉朝，立言异同如此（余按：称传为邱明作始司马迁，刘歆引传解经，书方大传，后人遂皆祖歆）。自歆以《左传》为邱明，其后诸儒从而和之，至杜预集其说注《春秋》，遂锢不可解，所以乘虚袭伪而不察者也。尝以《传》语考之，左氏端为战国时人，当战国时，齐有邹衍著书推五德之运，以符应为验，而昭九年《传》云：陈，水属也，水火配也，而楚所相。哀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凡此等语皆与邹子同意。周官保章氏虽以星土辨九州土地，然不言某国为某星。自三家分晋之后，堪舆书出（亦出邹衍）。十二次之说行，始有燕为木，赵为火，梁齐为元枵，卫为豕韦，吴越为星纪等说。而左氏昭十一年《传》云：今岁在豕韦，岁及火梁。襄二十八年《传》云：岁在星纪而淫于元枵。凡此等语皆与堪舆书合。酎洒之名起周末，而《传》叙郑人对晋日：寡人以朝见于尝酎。秦惠王十二年初腊，《传》叙宫之奇之言曰：虞不腊矣。秦孝公时商鞅始立赏级爵，曰不更，曰庶长，而《传》云：秦败绩，获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长鲍帅师及晋战于栎。如此数者皆出《春秋》后，而左氏之《传》其为战国时人可知矣。又子不语怪力乱神，使邱明果受经于仲尼而作传，必当达圣人之旨，何公子彭生之为豕，太子申生之请帝，伯有之厉沈，台骀之为祟，鲧化黄熊，石言于晋，内蛇外蛇，新鬼故鬼，鸟鸣亳社，神降于莘等说，累累书之，是足信左氏非受经之邱明，明矣。 ○班史出刘歆 葛洪《西京杂记?后叙》云：洪家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卷数。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铨次而亡，故书无定本，杂记而已。后来班史始全取刘书，小异同尔。固所不取者，洪抄出为《西京杂记》，观此则固史之妙，端有自焉。 ○《公羊》、《谷梁》 公羊、谷梁二姓自高赤作传外考之，前史及后世更不见再有此姓。万见春尝谓：公羊、谷梁皆姜字切韵脚，疑其为姜姓假托也（按文公《语录》已有此语）。盖战国时去春秋未远，传之所载多当时诸侯、公卿、大夫及其家世事迹，有当讳悔者难直斥之，而事之直者又不容曲为之笔，故高赤传其事，因隐其姓。后世史官于当代难言之事，每缺之或晦其姓名，疑其辞义。高赤缘时忌，没其姓，容有此理。《左传》作者之名曾无真的，是传者亦欲假托也（按：二传皆云出自子夏，子夏授《公羊》高，汉景帝时胡母子都始以《公羊》著之《竹书》。梁云秦孝公时人，其书宣帝时始传，先儒因谓二书皆作自汉。孔颖达曰：《公羊》，道听途说之学。杜预言肤引《公》、《》，适足自乱大观。群与曰：《公》、《》诡辨之言，非先儒说，或者又汉儒假托也）。 ○形容失当 汉武本穷兵黩武之君，相如《谕巴蜀檄》首言蛮夷自擅不讨之罪，次言陛下存抚天下，安辑中国，发使靡有兵革之事等语，虽皆为武帝文过，然初不为尊者讳。唐明皇宠贵妃实为子妇，白乐天《长恨歌》乃曰：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其后诛贵妃实六军迫之。杜子美《北征行》乃曰：不闻夏殷衰，中自诛妹妲。白秘其为子妇，杜归之于内断，皆立论当然也。唐取蜀擒刘闻，韩退之诵圣德曰：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骇汗如氵胥，挥刃纷纭，争寸脍脯。模写惨毒之状，惟恐不真，不知刑而如此，非宽大之朝所宜有，可谓之元和圣德乎？东坡《钱氏表忠观碑》言河东刘氏百战死守，以抗王师，积骸为山，骊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虽影带钱氏不烦兵而下甚好，而于有宋以仁厚兵不血刃之意非矣。此皆文人形容之过。尝记唐牛元翼除制一联，昔人谓语胜《尚书》：杀人盈城汝当深戒，戮尔众朕不忍闻。制自元微之作，信大哉，王言也。 ○古事难诘 《礼记》记文、武梦龄之事曰：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据其说武王少文王四岁，然文王崩，武王未及终丧，伐纣其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者通文王九年，大统未集计之也，克商二年而武王崩，出入才七年，是文王七岁生武王，况伯邑考武王兄，刘氏《外纪》且明著文王十三年生伯邑考，不知男子十三有生育理乎？若以武王后文王七年崩较之，生伯邑考才四岁，故梦龄纪年难据（按：文王大统未集而终，越二年为誓，十有一年帅师孟津伐殷，十有三年大会孟津，克商，既二年，《金滕》著王疾，弗豫，则武王后文王崩仅七年》。及武王崩，成王嗣，郑康成《书》注谓年十岁生，《通鉴》谓王三岁，则武王生成王年登八十上。史以成王为武王嫡子，故立，则成王母邑姜也，武王年八十，计邑姜最少亦不下六十矣。史又言唐叔为成王同母弟，邑姜之年又不知几何。孔子周灵王二十一年庚戌岁生，二十三年壬子岁父叔梁纥卒，孔子时三岁，故不知父卒葬，诚有之。逮周敬王十七年癸酉岁母颜氏卒，孔子时二十四岁，越明年乃求合葬于防。《礼记?檀弓》言孔子少孤，不知父墓，母死，殡于五父之衢，问于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然叔梁纥卒，孔子虽少，其母尚在，岂不能示以父墓所在乎？《史记》著叔梁纥年七十娶徵在少妇，因野合生孔子（先贤释野合为野哉由也，不备礼之谓）。徵在耻，故长不告孔子，缘此孔子不知父墓。窃谓娶不备礼，不告其子，容有之。父死，葬不告处，恐不然也。且孔子万世人伦之表，年如此而父墓不问，何以为孔子？《檀弓》又言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防墓崩，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圣人举事审重，未必旋踵而崩，又不修墓则当听其崩坏乎？凡此见汉儒之言古事，不复验之人情，参之道理，只是臆说。 ○洞庭古九江 《汉志》言浔阳九江，曰乌江、蚌江、乌臼江、嘉靡江、畎江、廪江、提江、江、源江，孔安国《书传》“九江孔殷”，援以为证，不知浔阳今江州，在《禹贡》为扬州之域，《禹贡》“淮海惟扬州”在孟潴之下，但言三江既入，至“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之后，始言“九江孔殷”，“云土梦作”，其后“导蟠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及“岷山导江”之后曰：“过九江，至于东陵。”（东陵即巴陵，江北夷陵号西陵。故岳东陵西）以经考之，《周礼?职方》云：荆州薮泽曰云梦。释者谓：云梦，泽名，方八九百里，华容、枝江、江夏、安陆皆其地（据《礼》云梦只一泽。按《书》言“云土梦”，已析云梦为二。《传》昭三年郑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梦，云阝子之女生于文，弃之梦中。入郢则梦，梦，泽也。定四年：吴人楚子涉睢济江，寝于云中，则云一泽也。按江北为云，即今玉沙、监利、景陵等县，江南为梦，即今公安、石首、建宁等县，跨江南北因总谓之云梦）。凡《禹贡》叙九江皆在今荆衡之域，《唐志》以岳州巴陵是九江。《山海经》云：洞庭山在九江中（《博物志》言君山即洞庭山）。张勃《吴录》曰：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近世胡旦晁说之皆以九江为洞庭。建安蔡氏释《书》援《水经》曰：九江在长沙下隽西北，又援楚地说曰：巴陵潇湘之渊在九江间。按：洞庭，九水所聚，沅水、渐水、元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潇水、湘水，九江非浔阳，明甚。郑印亦云：《禹贡》九江在荆州，即今岳州洞庭，但析九江之日，无渐、酉二水，而附锦、靖二水，然均为九江也。唐孔颖达谓：浔阳九江之名起。近朱文公尝著《九江辨》，以洞庭、浔阳九江各不同也。余以《汉志》考，当在九江郡（今淮东江西诸郡），汉复置九江郡（今淮东滁、和、贞、濠、寿九郡）。如此则浔阳九江自秦始，而洞庭九江则古也。 ○禽释擒 《易》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伊川解无虞人而即鹿，是有贪禽之心。“王用三驱，失前禽。”释者云旁走者不射，惟向前背走者射之，不中而已，故失前禽。则鹿言禽，驱走皆禽也。《礼记》：鹦鹉能言曰“不离飞鸟”，猩猩能言曰“不离禽兽”，如《特牲》“邮表禽兽”，下文专以猫虎言之。《月令》“祭禽于四方”及“豺祭兽戮禽”，释皆云：禽者，兽通名。《周礼?大宗伯》以禽作六贽，雁、雉、鸡、鹜，外虎皮、羔其二。《庖人》：禽兽春羔豚，夏居肃，秋犊は，冬鲜羽。因谓凡鸟兽未孕曰禽，且援《白虎通》说曰：禽者，鸟兽总名。《大司马》：“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贾公彦疏曰：已孕曰兽，输之于公，未孕曰禽，曰众得之。又孔颖达《礼记疏》曰：禽者，擒也，方力小可禽制也；兽者，守也，言力多不易擒，须围守而获也。详众说则禽不拘羽，故古人言荒于猎者曰禽荒，曰从禽不别言兽，以小大兼猎，禽足赅之也。又《左传》擒获字例单禽，而柳下惠名获字禽。则禽者擒也，孔说亦然。独《尔雅》言二足而羽为禽，四足而毛为兽。然其言飞曰雄雌，走曰牝牡，不知《诗》：“雄狐绥绥”，则雄雌不特飞也。《书》：“牝鸡之晨”，则牝牡不拘走也。故贾氏辟其说非通义。余按经中惟二《礼》乘禽，《易?系》隼者禽也，《公羊》鹳鹆来巢，曰非中国之禽，惟言羽馀多兽通名，使禽果羽之雅言，则《书》之“鸟兽跄跄”、“阳鸟攸居”、“鸣鸟不闻”，《易》之“鸟焚其巢”、“飞鸟遗之音”，《诗》之“黄鸟”、“玄鸟”，《记》之“不离飞鸟”、“故鸟不橘”，《礼》之“罗鸟”、“鸟共卵”等语，圣人皆当易鸟以禽，何必若今之直叙邪？ ○终命椽笔 《洪范》九五福：富、寿、康宁、好德外，考终命居其五，此非生者之美也。后人祝颂概曰：五福全备。不知考终命之当讳。晋王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觉而语人曰：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晋武帝崩，哀册谥议皆属草，而笔如椽事，后人不辨为不祥之笔。 ○封略自然之险 苏秦说战国诸侯，各言其四封之限。盖国有限界方可自固。狄梁公曰：天生四夷，在先王封略之外，故东距沧海，西阻流沙（沈括云：流沙履之百步皆勒如轩幕上，或人马车驼无孑遗，几千余里，四面茫然，以人畜骸骨为志，每风将作，老驼知之则聚鸣，而拥其鼻口，否则危毙），北横大漠（浮沙数千里，逾者进寸退尺，暴风一起，沙卷如席，压人，多不能出，毙者牛九），南隔五岭（瘴雾能死人，其外限以恶溪、沸海。恶溪逾者脚腐，沸海鳄产其中），此天所以限中外也。后世封略不谨，华夷混处（按周东迁而后吴、越、楚、蜀尽蛮，陇、秦、晋、魏悉戎，南陆浑，河西白狄，淮有群舒处诸隗，洛阳有扬拒、泉皋、陆浑、伊洛之戎，衣冠俗无几也，至邾、曾阝处鲁甸而用夷号，徐在京东而有夷名，当时四夷错居中国，汉魏以来然矣。至东晋中原消磨混一，其原皆出夷狄）。先王荒服之制既混，识者犹欲守在四邻，然泛言守，亦难。尝以天下大势考之，莫不各有自然之险，河北以居庸诸关为险，盖居燕百里外，关外名虎北口，即汉上谷郡，其山西连太行，东亘辽海，狼居胥诸山为襟带，关南北通处路绕两崖间，风起人行，或为所掀。彭文子谓隘如线，侧如倾，其升峻绝，其降如趋井。下有涧，巨石磊块，凡四十五里，甚艰折万状。山外寒气先山甫两月。燕之东百里曰榆关，盖由虎北口下皆乱山层复，至此循海，方有狭径，辽东诸州之障阻。昔时守以士兵，狄不能入。自石晋割关南十六州，刘仁恭割营、平、栾三州赂契丹，由是北自定武达辽海，千里失险，凡汉唐所以限狄者，狄皆有之（按：汉北边之中曰定襄、雁门、云中，各有要害，夷狄患多出朔方，即今灵夏州，而山河无几。其后拓地逾塞，关外皆汉有。光武兴，民苦胡寇，尽徙居关以东，唐藩镇崛强，田承嗣有幽燕十六州也，唐无北顾忧者，惟据诸关故也）。宋兴，诸关皆在契丹里，故太祖、太宗尝有志取燕。燕人宋琪时言古北口、野狐门、松亭关三路，晋有古人堡垒成迹，于此置守，南牧自绝。后富弼使北，亦言土人云：若守居庸关、古北口、松亭关、符家寨则虏不得南矣（按：《书?禹贡》：导山自梁、岐、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太岳，底柱、析城至王屋，太行、恒山至碣石，入海。则河北诸山发原雍西，逾河而冀、而幽、而营，至碣石入海，盖天然华夷之限，秦筑长城起临洮，尽辽东，史亦言因地形，制险塞）。五代失险，周世宗首于深冀间浚胡卢河为限，宋守塘滦而雄霸二州间，塘水不接，遂中置保定军，馀塘水イ漫而保州以无，多植榆为蔽。宣靖间童贯辈争燕云而不取险，故岳飞曰：金坡诸关不获，则燕云未可有役。金人逾关，黏罕叹曰：关险如此，而我过之，南朝可谓无人。由此观之，居庸诸关河北屏蔽也。至越河而南，黄河、潼关乃中原之蔽，宋失汴保江关，河置而不问，又《夷录》载金有蒙患，南徙都汴，保关守河。黄河自洛阳、三门、积津东至邳州、桃园、崔镇，东西长二千馀里，设四行院，每行院管五百里，以精兵二十万守之，夜则传更，冬则敲冰，潼关边西南大小关口三十六，约千馀里，亦设四行省，分精兵十万守之，布置周密，水泄不通，如是垂十五年。北兵渡河不可，越关不能，乃谋闯山东，假道宋，由蜀出襄、邓，金坐此不支。由此观之，黄河、潼关，中原屏蔽也（按：刘宋元嘉中，与魏争河南，魏敛戎归北，宋围魏高敖、滑台、洛阳、虎牢，刘守南岸至潼关，其后魏主引兵南下，四镇各失守。晋杜预尝于孟、潼建河桥，五代兵争者束枪结筏，或候水而渡，则黄河不如江水迅急，及岸甚易，水面或有高于地面处，所以多决，汾河古谈长堤限水，其守必以兵团）。若东南以大江为固，而防人守江多在江北，吴人筑濡须坞，修东兴堤，城巢湖，皆守淮蔽江。淮东地多石碛，险在水，关中地重冈复岭，险在山。胡安国尝言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汉上流曰沔）；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欲固下流，必守淮泗。张魏公亦曰：淮南之地，正所以蔽大江，无淮南则长江与虏共，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江南其得安乎？盖淮南鱼盐桑麻之富地，他郡不可比，所以守江者急宜保淮。杨诚斋曰：有淮而后江者吾之江，无淮则江者非独吾之江，亦敌之江也（按：淮水二千里，其北方水道通淮有四，汴、颖、涡、蔡也，其通南方入江，江淮老鹳河故道在淮为南北喉襟，荆襄南国门户者，其地左顾关、陕，前瞰宛、洛，右通吴会，后接巴蜀，昔人谓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是也。但处四达之冲，中原交经可入者错出。胡五峰谓其地利进取，不利固守，须以兵险近时固荆）。长安东有函关，南有散关，西有陇关，北有萧关，故号四塞之地。汉祖东据函关，必外严荥阳、京索之守，若西则玉门、阳关，古称天限。汉魏世氐羌徙居关辅，实处其衷，故汉言三辅利害者，欲保西凉州（其地南隔氐羌，西通西域，北断匈奴右臂。汉武取休屠王地建州，今名姑臧、嫩煌等郡）。唐苦吐番，元载欲城陇山口原州（按：陇西南连秦岭，北抵黄河，东西一百八十里，其圾九回，上者七日乃越。登陇东望秦外，极目泯然，陇外无蚕桑，八月乃麦，五月冻解。汉隗嚣据凉蹇陇，光武遣来歙取之，密谋山道而后济，帝复自帅诸将攻关）。宋经略西夏，韩范议取横山，唐张仁愿守朔方，河外筑三受降城。由此观之，关中四隅之守，又各有要地。蜀险，李熊尝谓：北据汉中、杜褒斜，南守巴郡、拒峡口，东下汉水，可窥中原，南顺江流，可震荆扬。所以计蜀悉矣。近代宋保蜀，以南制北，阶成、岷、凤为藩篱，汉中为门户。绍兴中固蜀专倚凤州和尚原，其后金欲割之，帅臣胡世将力争不可，四州内汉中虽有诸关而支径甚多，故和尚原守蜀之要也。南方限以五岭，瓯、粤无西北之劲，中国反以象犀珠贝所在通焉。三国曹操守洛阳，东拒吴倚淮汉，西拒蜀倚秦岭。故魏明帝以为地有所必争，观此则守国之险可无哉？ ○古税不拘什一 《禹贡》田赋别上、中、下九等。《周礼》辨上地、中地、下地、有年、无年。魏平籴法亦随上熟、中熟、下熟。《孟子》曰：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则邦中郊外各不等，无概取税也。又：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实九取一。班固《汉?食货志》谓九百亩中除二十亩为庐舍，耕只八百八十亩，符合什一之说。而《孟子》无此文。夏五十而贡，殷七十而助，周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百亩取一，彻是也，贡五十，助七十，若何什一乎？赵岐谓耕五十亩者，贡五亩，耕七十亩者，以七亩助公家。说亦什一。孔颖达谓：古者人众田少，故一夫惟得五十亩，殷一夫惟得七十亩，皆不具周数。然画井而田，古制也。具历夏、殷至周，周当生齿，富倍二代，岂有愈久愈耗乎？贾公彦谓：《周礼》地有一易、再易、不易之分，贡乃一易地，二百亩而税，百亩助，则上地百亩，菜三十亩，而税其半。彻则上地全税之。夫地古今共，是天下无缘可专有。贡地殷兼有物地与菜，而周全有彻也。此皆求合什一之说不通，因臆说也。按《春秋》鲁宣公初税亩（收公田外取八家私田）。杜预注：什取二，故曰：二，吾犹不足。《公羊》曰：大桀小桀，过于什一也；大貉小貉，轻于什一也。《周礼》载师凡任地园廛二十而一，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都鄙皆无过什二。则古税各随地之宜，不拘什一也。 ○不署字之福 宋兴，王全斌平蜀，杀降兵三千人，曹彬争之不可，但不署字，收其文案。他日艺祖诘责，彬以不署字得明。文潞公、刘沆同官中书，仁宗不豫，有告禁卒谋反者，潞公诘知无他，令斩告者。或启公委刘相处分，遂属沆。仁宗疾平，沆白上曰：陛下病时，彦博斩告反者。索卷视之，沆独无着笔，遂得释。二臣当危疑间，皆以不署字脱祸，若曹本不与谋，而沆乃同事异心，又从而讦之，真岌岌乎小人之用心。余邑旧有帅司酒，课例设监酿一员，月有薄给，宰每私人某宰处以处客，客智士也，受给不废。督视第酒计出入，不犯一笔，后客去，帅司磨酒课，迫逮合千人，客独以无迹免，此亦不署字之福也。 ○大计不惜小费 司马温公曰：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譬犹夏旱则冬涝。虽曰救正荆公一时之偏，实古今财计乘除一的论也。然有国者操敛散之权，后世又有摘山煮海，曲尽阜生之道，非止天地之生也，犹曰乏财，拙亦甚矣。唐刘晏领漕运，与造船执事钱皆过与曰：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完矣。其后有司减半，漕运遂废。谢君直论六国成败曰：秦兵百万，六国兵不下四百万，秦能灭六国者，黄金、爵级、敢战，则得六国所有美人、珠玉也。沛公兵十万，项羽兵四十万，沛公终能灭楚者，轻侯王以赏战士，捐金帛以富功臣。项氏即方元刂而人心已在敌国矣。高祖令陈平间疏楚君臣，予以黄金四万斤，纵其出入，盖足陈平之私用，然后可责其为汉用。大率喜事赴功之人未必高洁不污之士，贤如王述犹有足则自止之论。矧平等皆楚降汉者乎？晋羊祜深知王，或言志奢侈，难信任，祜曰：浚有大才，将以济其所欲，必可用也。后卒平吴。使智勇建功，惟豁达大度者方可语此。唐李绛曰：钱用尽更来，机事一失不可复迫。所以晓世主者，至矣。宋艺祖经制西北边臣，悉厚以官爵，宽其绳墨，所部租税一不计其如何，故皆得其死力。赵普常言：桑维翰爱钱难用。上言：苟用其长，当护其短。又曰：契丹精兵十万，我以二十匹绢易一胡人首，止费我二百万绢。规模宏远如此，宜其光启一代也。 ○忍字二义 小说著太公劝忍之言曰：吞钩之鱼，悔不忍饥；罹网之鸟，悔不忍飞；人生误计，悔不忍为。故唾面将襟拭，嗔来把笑迎，则知辱之当忍矣。被骂招功德，嗔来送福田，则知忍之为福矣。数语虽不真出太公，而著忍字之益，甚备。又唐人诗曰：忍事敌灾星，灰心缘忍事。张公艺至以百馀忍字九世同居，皆有得于惩忿窒欲之效然也。然忍有二义，鄱阳饶氏解《论语》“是可忍也”章，谓忍有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甘忍之忍，正夫子责季氏之意，如州吁阻兵而安忍及经言残忍、忍人，大抵甘忍，为之而不顾。其说忍字有是非。梅亭李氏言：忍有二，有抑情之忍，有知道之忍。抑情之忍如饥忍食，砭忍楚，堤漏川决闲之惟艰；知道之忍则克己而复于礼，礼人而反其敬，如壹而霁，冰而澌，容而消之，所过皆化。其说忍字有浅深。人能由抑情之忍，以造知道之忍，又能戒其甘忍之忍，然后忍字之义方备，不然季氏州吁之忍亦忍也。 ○温公独乐园 古人遇不可有为之时，多有所记以自晦，文王囚里，忘忧于《易》；孔子辙环不遇，寄志《春秋》；范蠡知勾践不可共乐，游五湖而去；张良知高祖难与保终，托赤松子而行；萧何虑高祖之疑，买田宅以自污；陈平当禄产，擅权饮酒戏妇人；司马懿见曹爽等用事，假病为饮啜不收之态；刘伶、阮籍、羊曼、谢混，一皆用醉酒远祸。前儒谓张良智计过人，岂不知神仙为荒诞哉？萧何系狱，韩彭俎醢，良之明哲保身不特著，而为先蹈高隐，出汉初人物，然则陈平辈以酒避事，饮非真饮，醉非真醉也。司马温公熙丰间言：不见用，退居于洛，创独乐园，以浇花种竹为事，自比晋唐间人，公岂独乐者哉？伯父怡庵尝曰：古人之用晦不一，如豫让漆身吞炭，使人不识，是晦其形；范蠡去，号陶朱公；元结隐，称猗于子，是晦其名。公羊、梁，今古无此姓，独高赤托焉，是晦其姓。鲁三桓浚，公室乐官，师挚以下适齐、适楚、适秦、入河、入汉、入海，舍鲁而去，是晦其居。余因谓萧何、陈严、刘、阮辈假酒自困，是晦其行，张子房是晦其智，司马懿是晦其奸，若盟公自比晋唐间人，似欲晦其为宋忠贤也。 [book_title]●卷四 ○识其大者 六经后子书皆昔人垂世之言，惟《孟子》为经者，谈王道，贵仁义也。韩柳并称，昌黎独得祀孔庭者，辟佛老，扶正道也。《离骚》怨而实忠，所以骚名经。杜诗一饭不忘君，所以诗称史。苏老泉著《衡书》、《权论》，杨龟山曰：书名已不正，岂有山林逸民乃汲汲于用兵？王荆公编百家诗，置李太白于后，曰：十首九说妇人与酒。子美、退之各有示儿诗，子美曰：曾颜游夏则导之圣贤。退之曰：玉带金鱼则诱之利禄。宋文章多粹，伊洛发明孔孟，推究性理，便觉欧苏气焰不长。《毛诗?国风》，后代骚人极力摹仿不到；郑卫之诗，淫奔语也，被之弦歌，圣人必远观。此则所谓大者可识矣。虽然，此以文论也。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赠贿无失礼者，女叔齐以为非所以守其国家，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在大夫，公室四分，民食于他，鲁侯焉知礼。翟璜与魏成论功，李克曰：璜所进五人，君皆臣之；魏成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师之。吴起与田文论功，将三军，摈秦赵，实府库不如起，至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亲，则起咋舌不敢谈。陈平为宰相，不问钱、谷、讼狱，丙吉为宰相，不问横道死人，但以镇国家、理阴阳、亲诸侯、附百姓为事，汲黯为九卿，拾遗补过，范文正公所至为政，敦礼教、厚风俗，皆识其大者也。故昔人论治必首三代，论人必希圣贤，论文必本六经，非过于矫亢也。 ○今存经注 古之学者专门名家笺注经文者不一，其徒各守其师之说，所以某氏《易》、某氏《书》、某氏《诗》传授异派。自唐太宗诏诸儒撰定五经疏义，于《易》取王弼，于《书》取孔安国，于《诗》取郑康成，于《春秋》取杜预，由是他说尽废。今板行经注，四家之说独存，始太宗也。 ○孔子生年 《左传》记孔子卒而不记其生，《公羊》记孔子生鲁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谷梁》以为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与《公羊》差一月。《五行书》谓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时。考庚戌乃鲁襄公三十二年、周灵王二十一年，与《公》、《谷》年月俱差，如《公》、《》则孔子乃生己酉，非庚戌也。故刘《外纪》谓：孔子年七十四终，与他书生庚戌终壬戌不同，三人之说异，从《公》、《谷》也。信《五行书》固不若信《公》、《谷》。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预《长历》鲁襄二十一年庚戌岁十一月无庚子（《左传》书孔子壬戌岁夏四月己丑卒，杜注岁四月无己丑，有乙丑）。故《孔子家谱》、《祖庭广记》俱云鲁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与《公》、《谷》、《五行书》俱差，不知又有所本乎？或谓周建子，鲁襄十月实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说推之，又不然。 ○瞽瞍武后 古今事关纲常处最要知体，桃应问孟子：舜为天子，瞽瞍杀人则如之何？盖即其难处者觇之。孟子曰：执之而已。前辈卑孟子此答，以为天子父尊之至也，岂有身为天子不能屈法申父之理？《史记》著石奢相楚，奢父杀人，奢曰：以父立政，非孝也。遂自刎死。五代周世宗父柴守礼杀人，世宗不问。朱文公《纲目》特书之，以能权轻重也。欧阳公谓世宗宁受屈法之过，以申父子之道，且刑一人未必能止杀，残其父则灭天性，是固有当权轻重者，非可以杀人论也。张南轩莅官日，有以嫌疑讦父者，南轩以事关纲常，置状不省。近时某官宦江西，有子讦父私牛者，官论父罪，合杖。徐询子曰：汝居家孝否？子曰：孝。又问：子孝曾为父母代劳否？子对曰：尝代劳。遂移父杖杖之。处置真得体。陈□□曰：直躬之直，直也，君子以为可以无直，不可以无父；仲子之廉，廉也，君子以为可以无廉，不可以无母。其论美矣。又尝以武后篡唐，昔贤所以处之之说曰：武后易唐为周，得罪唐室，中宗武后子，又当有唐祚，尊其子而除其母，实于名义未安。然五王召祸，正为贼后未除。胡致堂谓：武后易唐为周，不得为高祖太宗之妇，大臣当告之宗庙，废之，中宗不得以母庇也。议论甚正，处置亦有理，且谓桀纣失道，汤武不得以臣庇君，管蔡间王室，周公不得以弟庇兄。文公《纲目》俱不之录，今于卫辄拒蒯事，识公去取之意，公谓蒯得罪先君而出奔辄，只当见父子之为亲，不可一日立乎其位，如卫大夫以蒯为先君罪人，请命天子，讨之，可矣。然辄听大夫所为，又似假手他人以胁父，于辄处心终未安，故只逃去为得策。《纲目》不录想为此也。然此可以全中宗母子之天难，以洗唐室篡移之祸。故南轩谓当并易中宗，盖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可私中宗母子。又尝究胡文定传《春秋》：文姜与弑鲁伯，其子庄公嗣位。文定曰：徇私情则害天理之大义，举王法则伤母子之至恩，此固论之难断者也。然文姜逐于鲁，孔子书之曰：夫人逊于齐。《传》谓去其姜，因绝不为亲也。文姜逐齐即归，哀姜逐齐不反，孔子例书曰：逊不缘以公。示轻重深绝之也。然则恩轻而义重矣，梁人有继母杀其父者，子杀之，有司欲当论逆，孔子季援文姜绝不为亲之说，但以非司寇擅杀论。武后迁中宗于房陵，岂有母子之恩乎？汉光武中兴，以吕后杀刘氏三王，背高帝约束王，诸吕几危社稷，谓不遗配享高庙，即位后迁吕后别祭园寝，追尊薄太后，为高皇帝庙配祀。然则致堂告庙弃废之论亦有本。 ○言不相副 李长吉诗云：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王荆公曰：是儿言，不相副也。方黑云压城，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昌黎《送孟东野序》首句：“物不得其平则鸣”乃一篇大意，然其叙言咎、禹假言以鸣，夔假韶鸣，伊尹鸣商，周公鸣周，此岂所谓不得其平者乎？东坡序《六一文集》前面言欧阳子之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周，著仁义礼乐之实以合于天道。又云：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敢谏为忠，议论关涉什么大到，末后却只说：诗赋似李白，记事似司马相如。故皆启昔贤之讥，然则措辞立论，其可苟乎？ ○矫古说之过 世人谈王者鄙霸，崇义者薄利，饰治者厌兵，秉正者贱术，循实者陋名，尚行者轻文，此正说也。余以古说参之，亦有后世矫之之过，霸于古为伯，《公羊》著周、召二公分陕东西而治，号二伯。释者谓：九州除王畿千里外，二伯各治四州半，故《传》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各四州半，而言九伯举全数也）。《诗?清庙》之私周公朝诸侯率以祀文王，则周以二伯领诸侯，实霸之始，特未有霸之号。《左传》：五伯之霸也。杜注：霸，把持也，把持天子之政（孔颖达曰：五霸字或作五伯。颜师古伯读为霸。司马温公曰：二伯职废，乃转为霸）。故《周礼》：九命伯，《礼记》：五官之长曰伯，三国吴求封为九州伯，晋桓元侈其父温曰：父为九州伯，皆长诸侯之号。司马温公曰：方伯连帅，能率其属尊天子谓之霸。又曰：王、霸，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荀子论霸政曰：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阅材技，存亡继绝，卫弱禁暴。又曰：不欺其民，不欺其与。又曰：重法爱民，皆非不善之目也。虽以粹驳辨王霸，然李于江曰：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驳，三代王而粹，汉唐王而驳。则王亦有驳，霸亦有粹也。盖王道所以安天下，霸道所以尊京师，本无粹驳之分也。《祭义》曰：至弟近乎霸，使臣子扶持王室能如弟之顺兄，何不可之有？自孟子羞称五霸，说者遂视霸为强梁之义，不知仲尼不道、孟子羞称者，以桓文假公济私，非真有扶持周室之心，羞其人之不诚也。岂谓霸为不足尚哉？又孟子多有激而论战国诸侯，慕尚桓文又迷于功利，慕桓文而不至，故曰：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方以王道进诸侯，因例卑桓文。今承其言，果谓霸为非，不可也（南轩但以公私辨五伯，王者无所为，伯者有所为）。“利”之一字大，《易经》，四圣之书，“利贞”、“利有攸往”等语每卦必言，何尝不择利而行者。财利虽曰害义，孔子赞《易》：“何以守位？曰仁”。便次以“何以聚人？曰财”。十三卦之制作，首以畋渔之《离》，耒耜之《益》，交易之《噬嗑》，且舟车致远以通之，击柝弧矢以卫之，所以为财计者甚密。然后宫室、棺椁、养生送死可无憾也。孟子言王道之始，在墙下之桑、鸡、豚、狗、彘之畜数语，人主享有天下之奉，膳服、祭祀、宾客、朝觐、聘飨、水旱、兵凶，尤非可以空谈理也。故禹平水土，必先贡赋。《周礼》衡虞亦且设官，世儒不察，何必曰利一语激于齐梁，懵不知义，遂谓财利孔孟不尚，则士当知讳。不幸国用告急，则仓卒聚敛之不恤，是皆识偏论固之所致也。不知君子惟当见得思义，谓当讳、不尚非也。兵者所以威不轨，备不虞，羲、黄、唐虞可谓淳矣，而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征蚩尤，尧伐兜，舜伐三苗，皆不得已而有者也。矧叔末血气之私愈炽，利欲之争不息，饬仁义者动以去兵为美谈，不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秦销锋镝，卒肇锋镝，晋去武备，卒开武备。宋襄仁义，梁武讳战。皆不满识者一笑。可以卒伍之法、车乘之赋、菟阅之时、击刺之教、侵伐之事轻之，国家常政，干戚卫文德，俎豆寓军旅，虽圣人不废。或者顾谓孔子不学，不知有激而云也。故古人戢兵，不曰去兵，偃武不敢忘武。今饬治者欲讳兵不事亦非也。术之一字，只道理之巧者尔。天下之事有不可直，遂须委曲斡旋，成之，亦是道理理合如此，不成，朴直付之无可奈何，便已。齐王爱牛，孟子进以仁术，是乘其善心之发诱之充拓，不成，谓其不足进此，安其爱牛而止。今之治众有方曰政术，教人有方曰道术，思虑之巧曰心术，术非不善之目也，特随所施之邪正有美恶尔。名由实正，犹形影相随，故名教、名检、名节皆砺世之具。君子修之则善名生，小人悖之则恶名著。三代之王必先令闻蚤有，誉于天下，中庸取之。卢毓曰：常士畏敬慕善，然后有名。宋范尧夫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则无为善之路矣。士处穷约，若无美名，人何从？知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特在上之人因名索实尔！今谓之鄙，亦非也。若夫文之为文，古不专以辞采言，凡文之义只有条理不相紊乱之谓。俗学之说兴，谈文者指为末技，不思尧、舜、禹大圣，《书》赞之曰：文思、文明、文命，孔子称尧曰：焕乎，其有文章。子贡称夫子之文章：子以四教，曰文、行、忠、信，值匡人之围曰：天之将丧斯文，天之未丧斯文，此岂摘华藻之末哉？先儒谓文乃古先圣王经世之道，有以制度礼乐言者，有以道德言者，有以辞藻言者。辞藻则世人浮华之辞；道德则六经精粹，万世之辞；制度礼乐则圣人制作维持斯世之法程也。盖上古洪荒朴野，斯人禽兽之不如也，圣人出而污尊А饮易为俎豆揖让，土阶茅茨易为上栋下宇，蒉桴土鼓易为八音六律，兽皮鸟裳易为衮冕黻舄，事有条制，上不可陵，卑不可僭。凡其粲然可观者，皆文也。故语曰：文之以礼乐。特上古生齿未富，俗淳事简，羲黄可以游乎无为之天，而文为可略。尧舜以来，俗日熙，事日繁，傥不事为之制，尚仍朴野之旧，则世浸以紊，故夫子称尧曰：焕乎！其有文章。称周制作大备曰：郁郁乎文哉！皆美制度礼乐之文也。子由古史曰：文之为言，犹曰物各得其理尔。昔者生民之初，父子无义，君臣无礼，兄弟不相让，夫妇之伦理不立，后圣审其淆乱，从而属父子，辨君臣，联兄弟，正夫妇，削去鄙野之习，遂文于前世，此世所以称治也（《考工记》：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幸。亦曰：绘画之事后素功）。周衰，王政不纲，幽厉以乱，故诗人刺之曰：动无礼文，天下荡荡无纪纲。文章盛衰系世治乱，如此向使冠昏飨射之制存，则乖争之俗不作矣；朝觐聘问之礼存，则崛强之国不闻矣；宫室车之有等，则僭拟之风不起矣；号令赏罚之既行，则统御之权不失矣；文之秩然者常存，则世之泰然者常在。先王所以有贵于文也，后世动以末技视文，岂识文之所为文哉！ ○与齿去角 颜师古《汉书注》：董仲舒策语云：牛无上齿则有角，其馀无角者则有上齿。参之其信然。按韵书角字注：人下用，音榷，头角上出也，触也，竞也；两点下用，音鹿，四皓名中角里先生，正同音。宋崔尝辨正二字，未释其义。余按《诗?行露》“谁谓雀无角”，陆氏注：雀有朱无角，且援东汉注云：角谓觜。故晦庵《诗传》作鹿音翻。董敬庵（云章）双峰谓同鹿鸟朱骨也。鸟有朱者无齿，兽有齿者无朱，此天有所分予也。盖从曾氏说（字书只有角字，无两点下用及丿用之字）。 ○寺观藏 汉改秦典客官为大鸿胪，掌诸侯，归义蛮夷，古行人之官也。因设鸿胪寺待四方宾客。水平中，佛入中国，首名其居曰白马寺（以白马负经来，故号）。盖并缘鸿胪待四方宾客之故。此中国有寺之始，详其故寺，非佛得专。汉世官有九寺之目，刘昭注曰：寺，官舍也。《风俗通》：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寺之吏，嗣续之中，则非独为佛也。观之义《礼运》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盖鲁有两观，门旁高处也。《尔雅》释观为阙。孙炎曰：宫门双阙，悬法象，使民观之，阙居巍巍高处，因名象魏。谓之阙者，观法象则可阙去疑事。《春秋》晋楚必阝之战，潘党请收晋尸，筑为京观，封土，观示后人也。胡澹庵言：观有四，一曰朵楼，鲁两观是也；一曰藏书所，汉东观是也；一曰游观处，谢元晖赋属王观是也；一曰高可望，《黄帝内传》置曰始真容于高观上是也。今老氏居，疑本内传，详此观非老可专。凡高可纵观皆观也。至于藏，只贮藏之义，狐兔穴居州吕藏，老耽为周守藏吏，名柱下史，藏乃庋书所。汉东观藏书，号柱史藏室，书所在也。释道法其制度经，遂为二氏之私，今复以事祈禳，岂以经典所积，福可集乎？若铎钹，胡致堂谓本西夷乐，夷俗吉凶并奏，今华俗专以送终，不察夷亦以从吉也。 ○圣贤纲常之变 娶妻必告父母，而舜不得告（《札记》言舜三妃。注谓：天有妃星四，故帝喾有四妃，法天也。舜三妃，一娥皇，一女英，一癸比，独缺正妃，为未命于父母也。但舜娶尧三女，《世本》尧为黄帝玄孙，舜，黄帝八代孙。尧女与舜曾祖为类，孙祖匹配，岂不乱伦。余按：尧举舜曰：“明明扬侧陋”，曰“有鳏在下”，曰“虞舜侧微”。《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庄子》曰：尧举舜童土之地。则舜起于寒微，况别生分类《舜典》且云，故《世本》多谬，《史记》从而论世之氏族尽始黄帝，皆循习《世本》之误也）。有天下当传子，而尧舜舍朱均（《孟子》、《淮南子》皆曰：尧九子。《庄子》曰：尧不急子。汉代祖尧曰：尧长子。考监明之后舜世纪：舜子，《朝鲜记》云子尧舜子众如此，何来均一不肖，遂舍之，初意传贤，二圣之公心初不计其子之君否也）。君臣定分而汤武取桀纣，兄弟同气而周公诛管叔，夫妇人道之始而仲尼、子思、孟子皆出妻（孔氏三世出妻，见《礼记》、《家语》。《孟子》出妻见《荀子?解蔽篇》）。父子情之至亲而孟子不责善言，易子教之。后世昏庸之君不足论贤明，如汉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理宗不足于兄弟，汉武帝、宋文帝、宋孝宗不足于父子，汉光武、宋仁宗不足于夫妇。 ○送终不讳 世俗殓葬，羽毛鳞介讳近之，嫌人物溷也。按古不然，《礼记》丧礼最备，《檀弓》曰：天子之棺重水兕革棺被之，埋厚三寸。郑玄注：以水牛、兕牛革为棺一重。孔氏疏云：以次而差，公棺去牛用兕，侯伯以下水兕，皆式二皮能湿，故在里近尸。《丧大记》：大夫里棺用元绿，用牛骨钻。说者谓以绘贴棺里，以牛骨或象骨钻钉之。曰君大夫士盖棺漆外，各施衽束。束者，谓束以牛皮。孔子之殓佩象环盖，古者天子诸侯死，含以珠玉，以实口也。《周礼》：互物蜃物，以共圹。郑玄注：以蚌蛤属为灰，置椁下御湿。《左传》：邾文公葬用蜃炭礼，熬用鱼腊或蚍蜉，皆不嫌人物溷也。 ○封建限百里 封建，古以褒有功、崇有德也。犬牙相制，朝觐而上下之分明，聘问而与国之情通，且人主无私土地之心。周衰坏于兼并，遂至君弱臣强，侵陵不已。秦变以郡县，李斯辈因谓同姓属疏攻击如仇，不如守令，时其贤否而进退之。其后汉裂七国，晋封八王，皆肇兵事。或者遂谓古法不可用于今，不知汉晋之弊，与地逾制也。按黄帝画野分州，古言得百里之国万区（史言封建肇黄帝，而神农伐补遂、攻夙沙，伏羲时有纪侯、阳侯，则封建肇黄帝前）。《礼记?王制》、《子思》、《孟子》、《史记》、《汉，地理志》皆只言公侯方百里。《论语》千乘之国，释者计以井赋方百里国。《左传》郑子产对晋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白公子张言齐桓、晋文之始入，四封之内不备一同，勾践之地东西南北才广百里，商周肇封皆在唐虞，传至汤文亦已久矣。而汤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未之或改。后汉丁恭曰：古封建限百里，取法于雷，雷震惊百里，故屯卦震下坎上，曰利建侯百里，下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故唐虞称万国，益、稷州十有二帅。郑玄注：一帅领百国，州十有二帅，则每州千二百国，除王畿外，八州总九千六百国，馀四百国在畿内，国各五十里，谓之采地（采者，采取赋税，自侯不得有其土地人民及不得世封。但《书?大传》言：采地之异百里国，以三十里为采，其七十里国以二十里，五十里国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陟黜而采地不与，使子孙贤者世守之，以祀其姑受封之人，岂故曰与抑以采地各制乎）。盖万国并建侯，多则势分，势分则易制，乃古防闲维持之深意（按神农封制，欲强本弱枝，海山至有十国，唐虞虑强国迫近，凡设国远大近小）。独二《礼》言侯制异诸书，《周礼》曰：公地方五百里，侯地方四百里，伯地方三百里，子地方二百里，男地方一百里。《礼记?明堂位》曰：鲁封七百里。然《孟子》言周公封鲁太公、封齐皆俭于百里，故鲁七百里之说或者疑为战倒侯者分谤之书，汉儒妄采之。《周礼》之制，释者亦谓周公设此以待有功，封建制行三年，一行修封之法，视诸侯功罪益削之，如《诗》“锡之山川，土田附庸”，锡山川土田，于周受命，皆是益封。又或谓周礼各国有大其数者，包附庸在其中。《王制》曰：五国为属，属有长，十国为连，连有帅，二百二十国以为州，州有伯，故附庸小国皆总属大国，其大比一国之大夫也。然则弊，汉晋非封建也。（公谓故侯国初封只言百里，后来渐大，皆是并吞，若百里国增至五百，须并四国方作得一国，宗庙社稷岂不劳动？泥小国例，古功臣之后移小增大，封制既行，地有分限，又何缘有馀地别为小国手？余按：文王由方百里起，其后克须密，遂国于岐、渭之间，克崇，遂涉渭改都丰，三分有二，何往非并，文王且然，春秋以来可知矣。故二《礼》说难据，信朱说为是。）古制既亡，后之所以统天下者，势而已，而势之强弱古今一，惟其人，苟上有明辟，封建而治，郡县亦治，上失其道，封建者亡，郡县亦亡，故言封建者息焉。 ○兴创规模 事无大小，皆须先定规模，规模立则意向坚，意向坚则事功成。若泛图浪谋，断无有成之理，矧争帝王之资者乎？汉高争天下，先据关中为根本，任三杰司谋，战更无迁就。唐兴，晋阳亦先掩取关中，征战乃出，太宗规模都不出据形胜、拣人才之外，宜其光启二代也。刘先主未得孔明，流离转徙，一无所就，及孔明说以跨有荆益，遂成鼎峙。宋艺祖知五代之弊在君弱臣强，用赵普谋首削藩镇，施为建置，一洗姑息之习，卒安天下。晋宋偏安江左，皆正统，后父兄为虏，庙社为墟，有不共戴天之仇，当事克复无可疑者，而晋祖清谈，规模不知立，宋徇和议，规模不能立。绍兴中张焘进言曰：今日事大体重莫如六飞慎勤。往者前临大江，继又退守吴会，朝夕所与断国论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纪之间凡命十四相，执政递迁无虑二十人，宜其和战纷纭，迄无成功，故焘直指以为规模不定人。以人臣事业求之，仲尼、子产初相郑、鲁，皆名国人之谤，及无终也，易谤以颂。韩信、孔明终身事业皆决于初见高祖、先主时数语。王猛见桓温不渡灞水，虽署以官而不就，亦其出处施为皆有素定规模也。 ○分数明 古今以多兵败者，纣亿万臣败于武王三千，赵括四十万败长平，汉高合兵五十六万败彭城，三十万困白登，王恢三十万伏马邑无功，王寻、王邑百万败昆阳，黄巾百万败寿昌，曹操六十万败赤壁，苻坚八十万败合肥，隋九十万败辽东，唐九节度六十万败邺城。其以多兵胜者独秦王剪六十万胜楚，项籍四十万胜秦，此外多多益善惟韩信，伊川谓信是分数明（按信胜赵、胜魏，兵皆是分用）。近代陈学士规著《守城录》论靖康援太原之非，盖分数不明也。规谓初朝廷遣兵援太原二十二万，皆败绩，所以败者，兵二十二万直前而行，先锋遇敌者能几，先锋一不胜而却，后皆闻风而却，兵二十二万败正坐此，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备战兵、运粮兵、扌尼援兵。今且以五万为率，分为五十将，留十将护主帅兼听策应，内分二将扌尼敌援兵，以二十将分地入敌境，捣其虚隙，以二十将前设伏于偏僻，伺候敌兵出抄，多则避，少则擒之，其贼自困。大概兵既分遣，则人力并用，假令失利，亦不至一齐败衄，此分数明之说也。当时张魏公帅川陕合六路兵四十万与虏战富平，始于环庆一路兵溃，诸军皆溃，然则分数不明，于是一齐败衄之患生矣。魏段超曰：众者在得众人之死，人众而俱肯致死，于是不徒众矣。 ○古将不专兵 上古寓兵于农，无事则耕，有警则战，侯国之兵各将以命卿，大事则会诸侯（卿视国大小为员多少）。故兵不聚而将不专，内难亦少。春秋晋作三军，某将上军，某将中军，某将下军，于是将始专兵，上之人稍失控御，末大不举之患生矣。后世惟西汉初制近古，兵皆取之郡国，赋以丁而不以田，每郡设守一人主政，尉一人主兵，兵随土宜取之，巴蜀、三河、颍川诸处出材官（以才力取），陇西、天水、镇安诸处出骑士（以骑射取），西北轻车，东南楼船，临淄手，荆楚剑客，每岁八月郡国会试，又随土宜课之，平地习车骑，山阻习材官，水泽习操船，有事征。诸屯所不通用则守尉贬，兵属天子而将无专权，故汉将少跋扈，至命将皆出临时。《通典》谓：汉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如伏波楼船下濑等，将军名号咸因事立称，事毕则省。虽卫、霍高勋，退奉朝请之不暇。今考文帝三年遣灌婴击匈奴，将丞相也。武帝元光二年遣韩安国电马邑，将御史大夫也。文帝遣张武屯渭北，遣宗正刘礼军灞上，将九卿也。高后遣隆虑侯{穴黾}击长沙，文帝遣河内太守周亚夫军细柳，将列侯郡守也。将不专兵，所以亟拜亟罢，可诛可放，无一人负固揽权要上者，此制之善也。又汉将多迁宿卫，盖其出入殿庐，人主识其材武有素，如夏侯婴以奉车将，李广以骑郎将，赵充国、韩延寿以羽林郎将，卫青、霍去病以侍中将，所以汉将多良者，审而后用也。又设六郡、良家，以为取将之方（山西境）。置羽林、期门，以为蓄将之地，如京师南北二军（宫城内为南军，京城外为北军）。高祖初制亦番调郡国士为之，而不远戍，至武帝始召募，而更番之法废，昭、宣始远戍而屯卫之制疏。 ○自古有死 世俗惑佛老者期不死复生，然孔子曰：自古皆有死。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为节度。释氏经云：天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况天裂、星陨、郡陷各迁，沙漠遗沧海之纵，岩穴著螺蚌之窟。乾坤且有毁时，人欲久不死，理乎？后世方氏言黄帝、老耽例不死。余考《易?大传》言：神农、黄帝、尧、舜氏没，而黄帝葬桥山。《庄子》述老耽死，秦人吊之，而县柳谷有老子墓。故近时刘潜夫诗云：无药可延黄帝寿，有人曾哭老耽来。则黄帝鼎湖攀龙之事，老子青牛上升之说，何往非幻？又释迦云：我今皆痛将入。《涅经》云：佛于桑树下右胁侧卧而化。《老子化胡经》云：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岁死于拘尸那城双林水下，葬于回尘山。他如彭祖七百，千岁，例以岁纪，亦同归于尽而已。况其事不经见，皆寓言裨说之录乎？《礼?外传》曰：寿者百二十，过此不死为失期，为袄怪。然则秦皇、汉武殆未知失期之怪也。唐牛僧孺曰：人以得其死为寿，兵为刀死，刑为狱死，不耕织为馁死、寒死，老无依、病无托为孤死，舍是皆可言寿。老子亦曰：死而不亡者寿。则必有可传，虽死犹生也。 [book_title]●卷五 ○秦后六经 经焚于秦，《易》以卜筮独存，孔子言《诗》三百一十篇，《诗》亦全书（《汉?艺文志》谓风，讽也。以讽谓以讽人，盖歌《诗》以侑燕飨，春秋皆无，汉兴章句有因流传者）。浮邱伯受《诗》于鲁申公，申公高祖初人，则《诗》传汉兴矣。后苍为高祖定章程，而苍修《春秋左氏传》，则《春秋》亦出汉初，二书今次序连贯，亦全书也。《尚书》初出伏胜口授，继出孔氏坏壁，颇多残缺。《礼》则传自高堂隆，今之《仪礼》也。逮河间献王好古，构求先秦古书，得古经五十六篇，并科斗文字，梁沈约因谓汉初典章简略，诸儒拓拾遗文片简与礼事相关者，编次篇帙，皆非圣人之言。《月令》取吕不韦《春秋》，《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取子思，《乐记》取公孙尼子，《檀弓》残杂《学记》出毛生，《王制》出汉文博士，今祖二戴文宣帝时人。若《周礼》汉文帝乐人窦公首献《周官》、《大司》、《乐章》，他如汲冢云武帝时出自山岩屋壁，成帝时刘歆校书天禄阁始列上其书。汉兴六经来历如此，考秦焚书之岁至高祖之兴，仅十六年，书虽萌芽，而挟书之律未除。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然后斯文始畅。但遭秦火，后儒于经各有馀论系辞，著子曰字。欧阳公谓非夫子亲书，必后世讲师所增（乾卦亦两著“子曰”）。《汉?艺文志》谓《尚书》有张霸之伪（唐李汉亦曰《书》、《礼》别其伪）。唐以李言《左传》非邱明者数人，朱文公折《诗》序各置，谓序语多与《诗》背（按《后汉?卫宏传》言：作毛诗序。则但小序出毛苌）。《礼记》则古今议其杂，《周礼》刘歆列上之时，包周、孟子、张林硕、何林已不信为周公书。近代司马温公、胡致堂、胡五峰、苏颍滨、晁说之、洪容斋直谓作于刘歆，盖歆佐王莽书与莽苛碎之政相表里，且《汉?儒林传》叙诸骆有传授，《礼》独无之，或者其详密，谓圣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遗，不知孔子于礼多从周，使周公礼书如此精详，当不切切于杞、宋求夏商遗礼，与夫逆为继周损益之辞。又自卫反鲁，删《诗》定《书》，系《易》作《春秋》，独不能措一辞《周礼》。即孟子生战国，周室犹存，北宫问周室班爵禄之制，孟子已有其详不可得闻之答。一圣一贤，礼乐所宗，周室无恙时已莫可考，而谓秦焚后周公礼书灿然完备如此，吾不信也。兼其中言建国之制与《书?洛诰?召诰》异，言封国之制与《书?武成》及《孟子》异，书设官之制与《书?周官》六典异，同之制作大抵出周公，岂有言之与行自相矛盾乎？又《左传》、《论》、《孟》皆晚周书，三经于《易》、《诗》、《书》多见之援引，胡俱无一语援《周礼》耶（朱文公亦曰：左氏记周制处甚详，鲁不及府史胥徒，《周礼》后紧要事亦甚多，而略不见之他书，果出自周公，当是草定未行书）？又参二《礼》语意相类处不一，其出汉儒无疑。但文字自成一家，可以配经，而中用字亦奇，歆子尝从杨子云学奇字也。 ○《易》象物 易，变易也，多象物明理。书名《易》，旧说象日月，取阴阳变易为义。日月更晦迭明，盖变易之大者。陆司农推之物理，谓《象》之义出于象，《彖》之义出于彖（疑彖名茅犀，训羊面小角。知几：群出交、广土，人谓之猪。神象具十二生肖，亦能知吉凶阴阳》，《易》之义出于易。东方朔曰：非守宫，即蜥易是也。秦、晋、西夏名守宫，又名蜥蜴，南楚名蛇医，东齐海岱名卢廛，北燕名祝埏，蛇形四足，色变不一，字象形。曰守宫者，《博物志》云：以朱砂饲之，色变赤，捣以志，女人终身赤不灭，偶则落。故曰守宫名此，盖以阴阳媾合则易，文非止象日月也，若乾龙亦象物之变。 ○经文合一之始 《周易》以《彖》、《象》、《文言》分配卦文之下始费直，《尚书》以序各冠篇首始孔安国，《毛诗》以序各冠章首始毛苌，《春秋》与《左传》合为一始杜预。 ○禹事舜 尧使鲧治水，鲧理洪水，泪陈其五行，复以命禹，禹胼手胝足之不惮，将以盖父之愆也。及鲧殛死，禹为鲧子，以情义处之，纵无说以全其父，疑亦不恝于其亲者，虽鲧以罪殛，禹无可辞，但人子之心欲处之而安，当以去之为得。或曰：舜不以鲧故废禹，公也。禹若为鲧故弃舜，私也。圣人天地之为量，不可以私心窥也。愚谓公私之辨可有，父子之伦不可昧。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锦，女安则？为之圣人，处事但欲求之心而安。桃应问孟子：替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答以弃天下犹敝屣。盖谓舜当此时，可以无天下，不可以无父，义有重于得也。噫！禹，吾无间然矣，父子大伦也，圣人当有说以处此。 ○县邑 县邑二字古不通称，不同制，《周礼》曰：四井为邑，四甸为县。郑玄注：县，方二千里，县，自王城三百里外至四百里曰县。《周书》作雒篇曰：千里百县。谓县方十里。《礼记》、《左传》注：邑皆四井。但《传》言邑多不同，如叔段请制曰：岩邑也。凡以地著皆称邑。郑人以随州蓼伐楚<门斫>廉曰：“日虞四邑之至也”，与夫“敝邑”之类。国例称邑，又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则初无四井限也。若温，栾豹之邑，范文子欲之，曰：温，吾邑也。昭五年《传》曰：韩赋七邑，皆成县也。《史记》言晋六卿欲弱公室，遂以法尽灭其族，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则县邑在春秋已相混。战国秦封卫鞅商於十六邑。按商於为宏农县名，则鞅封邑特宏农县六十四井地尔。周亡，赧王献邑三十六于秦武公，尝谓楚令尹子昭曰：西周之地绝长补短，不过百里，窃疑亦四井之邑。班固汉史剖析尤明，《汉书?高帝》曰：沛丰邑中阳里人。应劭注曰；沛，县也；丰，其乡也。师古注：沛者，秦泗水属县；丰者，沛之聚邑。又沛公入关，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故知邑系于县，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师古注：县之与邑皆令筑城。十二年上击黥布，还过沛，及去，父老空县，皆之邑奉献。县邑在汉初实为二，意其时井邑之制犹有存者。按商鞅变秦，并诸小乡都邑为县，县一令，而古制尽亡。《诗》、《书》言夏邑、商邑、丰邑。《易》曰：改邑、黄帝邑涿鹿、舜所居成邑，《论语》：十室之邑，千室之邑。师古训；聚邑是已指人众聚居处言之。《韵释》：郡者，郡聚也；县者，悬也，悬于郡之谓县。县系于郡，秦制明矣（《左传》哀二年赵简子誓众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则古县大于郡，而郡名亦不始秦）。又参上古先王惟以州统国，《尚书》：益、稷州十有二师。郑玄注：一师领百国，州十有二师，则每州千二百国。班固述井地法曰：五国为属，十国为连，二十国为卒，二百一十国为州。《礼记?王制》亦曰：州建百里之国。《周礼》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分星。郑玄注：凡州是大界，其中封国各有限域，是公、侯、伯、子、男之国散布九州之间。而州大国小也，故黄帝画野分州，言得百里之国万区，《易》称先王建万国，《书》言协和万邦。以见古但九州、十二州，而国则无限。周衰，列国转相吞灭，国之大者遂连城数十，战国通天下为七国，于是国之名大于州。秦惩封建，析国为郡，古三十六，汉晋以来递变而小之，复有郡国之号，州之名遂布天下，所谓国者，并所统州郡名之。 泮水辟ń 《泮水》一诗八章，五章为伐淮夷，发首二章述鲁侯莅泮之仪，仅第二章内“匪怒伊教”一语，似学校中事。泮水果为学校，作则当铺张黉序之制，颂说教养之美，推明仁义道德之原与人才兴盛之效。今皆不然，而释者例以学校明之，其说实肇于汉儒《王制》。《王制》曰：天子辟ń，诸侯宫。盖谓环水为天子之学，则泮水为诸侯之学。又以《诗》言献囚、献馘、献功，遂于天子出征之下系以受成于学，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等语。其实汉儒本释泮水、辟ń“本怒伊教”一语，后儒援以释《诗》，自唐陆德明始。不知汉儒泥于一语，通牵诸章之旨也。《孟子》言古之学惟曰校、庠、序，而《诗》本旨及小序俱不以泮名学。郑玄《礼记》注曰：者，班也，所以颁政教。窃谓释为班政之所则小大从公、饮酒、落成、事祖、事帝、献囚、献功、献俘、献琛所举甚宏，不然何必事事自学出也。玄又谓：先贤指辟ń宗庙，亦非。盖庙为致敬鬼神之所，而学焉、飨焉、射焉，囚俘截耳，疮痍流血，黯慢甚矣，此皆非参之道理者也。《白虎通》曰：辟ń外圆内方，明德当圆，行当方。蔡邕《明堂论》曰：辟ń外圆内方，拟王者动作法天地，水环四周，譬德广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诸侯行不当方，德不当广乎？其实辟ń虽明而于泮水则碍，皆《礼记》之说拘之也。胡致堂尝疑泮为庙，诗八章，戎事居三，非学明甚。则饮酒、誓师、俘囚、琛馘、施教，皆质之祖宗，理或宜然，但不能无郑注黯慢之弊。且谓辟ń亦非学，辟，君也，ń，和也。《诗?灵台》言辟鹿而其中述鸟兽昆虫得其所，鼓、鼓、钟、镛莫不均调，皆非学校中事（余考《虞书》命夔典乐，教胄子。《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商学曰瞽，宗古之学者，春诵夏弦。凡经著学事多与乐相关。汉初永设学士与讲偕者，令隶业太常，故知乐学为一，致堂似未详）。《文王有声》言镐京辟ń，《诗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代功。诗中述文王筑城作丰事，亦于学无与。又上章曰“皇王维辟”，辟为君无疑，释者例以辟ń为学，皆误于汉儒《王制》也（按先儒释辟雍为环水，谓壁体外圆内方，水绕如壁然，故辟以壁得义，因“振鹭于飞，于彼西ń”，指雍为水泽，不知君名辟，义又如何）。乡先达鲁宝漳（士能）尝言：《泮水》非颂僖公诗，其中多言伐淮夷，稽之《书》，伯禽尝征淮夷徐戎。《小序》曰：颂僖公亦误矣。又参《宫》诗，其曰鲁侯者指伯禽，曰鲁公者指僖公，《泮水》曰鲁侯只当为颂伯禽诗。 ○汉儒言礼 汉儒言《礼》多不近人情，丧哭，一主于哀而已。《礼记》曰：齐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不亻哀；小功、缌麻，哀容可也。释者谓三曲，一举声而三折也；亻哀，声馀从容也。夫哭而为折声、馀声，是意不在哀，因哭为态也。如曰：始死，主人啼，兄弟哭，妇人哭啼，皆区分无义。赏罚当功罪而已，《表记》曰：夏道先赏而后罚，殷道先罚而后赏，周之赏罚用爵列。夫刑罚不较功罪而辨先后，其说已谬，至但论爵列，尤不通之甚。又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尤非所以为教。若《养老诗》述成王养老乞言之礼曰：肆筵授几，酒醴惟需。又不然，厚其禄赐，如孟子欲有谋焉，则就之足矣。今《记》曰：躬亲侍膳，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馈，著冕持干而立。此直委巷之谈，宜乎后世行之惟艰也。 ○士异 《礼记?王制》言秀士、选士、造士、进士皆秀民之目。《周礼》言上士、中士、下士、天子、元士则皆爵名。郑玄注：上士三命受位，中士再命受服，下士一命受官。《大行人》注曰：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卿、大夫、士、小宗伯之职，赐卿、大夫、士爵，则傧诗曰：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王制》曰：天子之元士视附庸。故《周礼》士列府史上，盖府史只庶人在官者，而士则受命也，士受命则有禄代耕。诸侯下士视上农夫食九人，中士陪下士食十八人，上士陪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庸》曰：父为大夫，子为士。《诗》曰：凡周之士，不显亦世。士爵许嗣也。《檀弓》著鲁县贲父死，庄公诔之，曰士之有诔自此始，则士死可谥也。故经言士皆轶庶人一等，执技者不与士齿。汉爵一级曰公士，皆爵命之士，非特秀民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以才堪任事。《说文》曰：数始于一，终于十，推一知十为士。《汉?食货志》曰：学以居位曰士。详三士：《汉志》爵命之士，《说文》秀民之士，《白虎》通堪于任事之士。后世兵曰战士，技曰术士，老曰道士，尽皆堪于事之目也。若《虞书》司寇曰士师，《周礼》六士主狱，则士训察。 ○息二训 消息之息，读者多以正训息。余考训有二：经中如《易》言不息则久，《左传》继好息民，《孟子》王者之迹息，皆训止。《周礼》保息六养万民，《孟子》日夜之所息与夫孳息、生息、蕃息，皆训生。《汉史?高帝纪》吕公曰：臣有息女。颜师古注：息，生也。《史记?货殖传》：亡者取倍称之息；陶朱公老，听子孙修业而息之；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宣帝纪》：刑者不可息，三代夏以十三月为正息，殷以十二月为正息，周以十一月为正息。孔颖达曰：达阳生为息。《江陵国志》：在地有息壤、息石，在子城南，其地隆起，如状牛马之形，经夕如盖。土之息生不穷也。息训生，与消字反正适等。 ○西北豪杰所产 古今多北并南，文王道化行于汝坟江汉，《诗序》曰：化自北而南也。邵康节以地气自北而南别天下治乱，岂南非特不能北，且不可北也？昔人言出粟东南，募士西北，盖谓西北风起，豪杰所钟。然春秋吴越抗衡上国，项籍以江东子弟八千横行天下，李陵以荆楚士喋血单于庭，赤壁周瑜胜曹操，淝水谢玄胜苻坚，桓温入洛走姚襄，刘裕缚姚泓、俘慕容超，陈庆之以取河南，皆未闻资之西北。但南人进取之志不立，才国于南，便以江淮为限界，荆楚为门户，讲守国之计而已，如孙权赤壁，晋室淝水，刘裕广固洛阳，俱未尝用破竹可乘之势，而权破操即止，晋退坚便还，刘裕且弃已得之长安。或谓中原易取难守，不知祖逖终身有拥兵，宗泽与汴为终始，岳飞恢复不已，金主役桧死之，张德远没身主战，名动殊方，观此则敌之者不专北也。刘表坐据江汉，无四方之志，曹操得以窥之。汉高即封南郑，前史谓南郑险如天狱，而高帝曰：吾意亦欲东尔，焉能郁郁久居此乎？卒灭项羽。蜀荆邯曰：汉祖兵破身困者，数矣。然军败复合，创愈复战者，以前死而成功逾于却就而灭亡也。贾复亦曰：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无不可保乎？故图尧舜而不至者，汤武是也；图汤武而不至者，桓文是也。前世豪杰如此。惟周公瑾、诸葛孔明、张德远，而公瑾天不假以年，孔明用蜀，或谓不当弃荆州（蜀险可以自固，荆州则有可以窥中原、收吴楚之便），张德远则压于主势，不振也抑。余考李陵陇人，祖逖洛阳人，项籍、刘裕、刘牢之俱彭城人，周公瑾舒人，张德远成都人，岳飞邺人，独宗泽婺州人，凡有志事功多产西北，大概兵无彼此，将有勇怯。同一赵兵，赵奢将之则胜，赵括将之则败；同一燕兵，乐毅用之则破齐，骑去刂用之则为齐所破。所以料敌者，料将不料兵，不畏兵多而畏将武。 ○处置两得 处事有任理而行，成败听之于天者；有苟一时之安，成败徐为之图者；有不择利害不量彼此，以成败付之幸不幸者。余谓付之幸不幸，无所处置者也；苟一时之安，强于处置者也；任理而听其成败，胶于处置者也。若奸雄睥睨之秋，反侧危疑之际，胶则失于知双，强则不免遗祸，幸则存亡立判。欲我不失体，彼得无词，最难两得。尝读史数事，今请裁以己见，然后知古人不可及。唐德宗即位，锐意除藩镇，藩镇惮其威，淄青节度李正己愿献钱三十万，盖偿朝廷也。德宗欲受，恐见欺，不受，又逆其来意。时崔甫为相，请遣使就慰劳淄青将士，因以正己献钱颁之，使人戴上恩，又诸道闻之，知朝廷不重货，则正己大惧。宋真宗时西夏纳款，因夏国饥，乞粮百万，盖借恤灾觇宋也。时王旦为相，请具京师，诏彼自遣人来取。夏去汴悬隔，自取得不补失矣。西夏得诏，称朝廷有人。后元昊复叛，将纳款，先令贵臣野利以书通朝廷，朝廷复书，议所以称，或请名以太尉，丽，庄敏争之曰：太尉，国之三公，待陪臣以此，待元昊将如何？今野利书来，自称曰令，此其国之官称也，依此称之足矣（宋初与契丹讲和，或言称北朝，王叔公乞只称契丹）。绍兴中韩世忠守淮，以所部兵少，乞摘张俊部赵密一将为助，俊疑世忠吞己，拒命不分。时赵鼎为相，拨御前杨沂中一将助世忠，而抽赵密入卫，俊遂无辞。又时陈规守德安，盗李横围城不解，久乃假乞粮觇规，予之，继又指名索籍妓。妓虽未节，而大体辱矣。规命斩妓首付之，横大沮。此于古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之意虽不相似，然执小义，妨大权，王通以为皇之不极，则捐一人活千万人亦权变之机，杀一贱妓而名流于敌，岂无可疑？近时孟无庵（珙）师荆房将某叛，事颇彰著，会卒白某者请帅府发其奸，无庵集佐属议，或请发兵，或请招安，无庵闻发兵语，一笑，问若何招安，又卒无善策。明日，无庵自批断云：白某敢诬首将，实犯阶级，斩首，送本军号令。然房州激此，必钱粮不敷给，不时令于制司支钱米若干，本下军溥犒。一次卒首，五房叛将大安，溥犒既行，士皆当动。越数月，间蜀有警，调房将去援，因移其兵权置法焉。庙祀死卒于房，迫录以官，赏其妻子。不烦干戈，坐消一城之变。时应山李（庭芝）参其幕，言无庵不惜一人之命，以全千万人之命，真是帅才。余闻之应山客刘清臣。 ○随时救时 宋绍圣间陈子翁有随时救时之说。当时童、蔡用事，偏主安石，一切是熙丰，鄙元，而宗元者多正人，子翁与选举前名尽取是熙丰者，而是元祜者率录于后，由是正类得获选，亦不忤当国者之意。子翁因曰：随时所以救时也。因思鲁人猎较而孔子亦猎较，东汉诸君子疾官宦如仇而陈实独吊，张让、王敦叛晋而温峤缪综其府事，诸武易唐为周而狄仁杰肯为之臣，大抵子翁意也。方新法之行，康节门人欲投劾而去，康节日：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明道知安石作不顺人心事，而肯为其条例司，此岂计从容后福哉？故论当时党祸，皆众君子激成，大贤之见真不同。《庄子》曰：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达之，入于无疵。又曰：就之不欲入，和之不欲出。二语尤有理（王临川云：郡公之不抗，不失为周公之同，孔子之诺仕，不害为阳货之异，亦此意）。 ○地理 山川之气钟于人，经中惟《诗》“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二句云然。近代朱文公于事莫不裁之以正，折之以理，独于葬地不斥不泥，采其说则谓道路所经，耳目所接，人有欲住不可住处，及聚落有宅舍，使山水环合略成气象。然则欲掩藏父祖，岂可都不拣择，以为久远安宁之虑，而率意为之乎？公盖即显明幽也。余窃谓山水清浊钟于人，关于土地，大气数不专一隙一坑之是非也。如燕赵多奇士，山西出将，山东出相，西北严凝，人多劲悍，东南温厚，人多文丽，古今皆然，特人禀赋有厚薄，功效因有宏窄尔。若必期力致，恐无此理，不然郭景纯辈当至今昌荣也。况人死形神相离，自身之枯朽不保，又何缘能荫及生人乎？古人审吉凶，便营建，其稽之卜，多为居止。为葬卜，独《孝经》“卜其兆宅而安厝”之一语。盖居止乃生聚所在，决须环合，则和气凝固，譬犹鸟巢林在枝叶稠密处，虽风雨飘摇而不坠，若寄命疏薄，则覆卵窥巢不免矣。所以古人不必泥葬地，各有深意。《礼记?王制》言墓地不请。郑玄注：皆受于公，民不得私。《周礼?地官》曰：族坟，又曰：四闾为族，使之相葬。至公墓则家人言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札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注谓陪葬文武墓。晋献文子言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原。注：九原，晋卿大夫族葬处）。则古葬有定位，不得吉凶为去就也。唐吕才叙葬曰：援《礼》天子、诸侯、大夫葬皆有月数，是不择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襄事，是不择日也。郑葬简公，司墓之室当路，毁之则朝而堋，不毁则日中而堋，子产不毁是不择时也。古之葬者皆于国都北，兆域有常处，是不择地也。隋文帝葬后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齐主葬父，岂不卜乎？俄而国亡。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司马温公曰：昔者吾诸祖之葬也，家贫不能具棺，自太尉（公父池）来，始有棺椁，则不及择兆可知矣。杨诚斋曰：京仲远上世皆火化，并无坟墓，每遇寒食望祭江干，而仲远不害为宰相。又《与李侍讲书》曰：郭景纯书出自东晋，然已前之葬何限，而未尝无富贵。洪容斋曰：景纯葬地能预知水之为陆，何不能预知凶而改吉，免死于王敦之非命乎？胡□庵《与罗尚志书》曰：九经十七史并不说富贵寿考由葬地。吕才云：长平坑卒四十万，非俱犯三刑，南阳多近亲，非俱逢六合。《礼记》曰：我死择不食之地而葬之。不去择阴阳向背也，观此则亲死不葬，必期卜吉，为富贵利达之资者，其惑可笑！ ○衡 寸、丈、尺、引为度，龠、合、升、斗、斛为量，古人以律制器，皆自黍积而十之，十而衍之，度量咸同。惟衡以二十四铢为两，十二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初不以十数拘。按刘歆说曰：一龠容千三百黍，重十二铢，两十二铢为二十四铢，故两之得名，十二铢倍之也。二十四，气之象也。十六两为斤，四时乘四方之数（春、夏、秋、冬、子、午、卯、酉、寅、申、巳、亥、辰、戌、丑、未），总三百八十四铢，备六十四卦全尽也。三十斤为钧，一月之数，总四百八十两（六甲一周三百六十日，半月一节，总八节，计一百二十日），六旬行八节之象也。四钧为石，四时之数，总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衡之制数亦精矣。若铢、两、斤、钧之义，铢者惟细可殊异也，两者两十二铢而名也，斤者名也，钧者均也，石者大也。权主智，智流动于不拘；衡主礼，礼齐一，故不易。 ○魂魄 《左传》郑子产论伯有之厉曰：人生始化曰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精爽至于神明。先儒释魄附形之灵，魂附气之神。魄灵谓如耳目、视听、手足、运动、声音、啼呼，一魄具一灵也。魂神谓之精神、知觉，所以使之视听、运动、啼呼者也。故魄，白也，体质具而各明白也。魂，芸也，气呼吸往来芸动也。人生位高权重者，为其禀气强厚，倘死非正命，必有未尽之数，不散之英，盖魄虽死而魂不散，凭依为厉。容有此理，故传者于韩原之战秦获晋惠，推以为申生之厉。晋景疾在膏盲，药不可为，推以为杀赵同、赵括之厉。后皆益以得请于帝之语。余以事理推之，神怪谓必无，不可青天白日和平或为疹疾苦楚，怪何尝无之（《抱朴子》曰：夏宜长而荠麦枯焉，冬宜凋而松柏茂焉，盛阳宜暑，而夏或凉，极阴宜寒，而冬或温，皆物理之变怪不常者也）。故双峰饶氏释“子不语怪力乱神”章谓：此等事谓有则无从执着，谓无则阴阳变化，造化百端，故圣人只不言。此论近于人情，但如《左传》必事酬报人，似太神。况伯有死于带段，实子晰之谋，何伯有之厉不报晰而急杀段。申生之缢，实骊姬之谮，同、括之死亦庄姬之谮，何不报二姬而仇惠、景？春秋臣弑君者三十六，而不闻报其臣，比干、子胥之徒皆以忠受戮，而不闻报其君。故《左传》之失也诬。（曾宝潭尝谓：宋之制作粹于汉唐，曾无逆天害人之事，而靖康太宗之后，德理宗之后，俱为北狩，乃有汉唐所无，盖方太祖疾危，屏人独召太宗，已而太祖以柱斧击地，好为之，烛影下遥见太宗若为逊避之状，故旧疑太宗杀太祖。理宗居潜，济王已位青宫，及宁宗大渐，史弥远复援立理宗，济王遂不得立，死。或者二宗殄祀，犹罚晋弊韩之说，太祖、济王亦有请帝以报之理。余窃谓太祖果欲报仇，不应迟之几世而济责，以当首泄之弥远。亲老、亲眷、翁旧尝将太祖柱斧遥见之疑质之，上高阳兰坡先生起莘坡谓：江左宋齐抽杀同气者，后皆不昌，太宗果欲不应，其后八叶天子且多令主，治且几二百年，但即位后德昭、德芳俱不得其死，又受天下于太祖，更不还其子孙以天下，则太宗之失也）。 [book_title]●卷六 ○阙疑 宋儒释经高出前古者，以不袭汉晋以来训诂旧脚迹，及溺于谶纬巫怪之说，考其同异，正其讹谬，析之以理。然亦有过处，寥寥千古，焚于秦，杂于汉，所谓六经多未全之书是也，而必证三代之是，则几于凿。独朱文公尝著阙疑之说，盖夫子作经赞，《易》自伏羲而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汤文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南陔》、《白华》孝子之诗：华黍崇邱；由庚由仪。岁时之诗有其义而亡其辞，汉儒皆缺不录）。《典》有五而逸其三，《坟》有三而不存其一，皆就其可知者录之。左氏志怪颇多；《春秋》关于人事则书；《论语》弟子记善言，于鬼神曰：敬远，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于死生曰：未知生，焉知死，与夫罕言命。凡茫昧不可知者不究论也。子贡号明敏，而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皆不以臆说强通为学。颜、闵圣门高弟，可法于后世只是不迁怒、不贰过、箪瓢、陋巷、不改其乐与不间于父母昆弟之言，非是常人全所不能者，故圣人训戒有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论，皆晓人以平实之学。《孟子》七篇之书，虽多援古而述尧舜之道，曰孝弟而已，正救齐梁不出仁义二字，及论古制则但举其概。滕问井田曰：此其大略也；北宫问周室班爵禄，曰：其详不可得而闻；论《诗》曰：以意逆志；论《书》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皆就其可据信者述之，所以诏万古为法言。《史记》，汉儒采取于坑焚之后，谬妄固多，然疑而未定，辞例曰盖曰、或，如舜葬苍梧，盖三妃未之从也；周公盖附；孔子盖寝疾七日而没（《易系》十三卦制作皆云：盖取诸某卦；《孝经》论天子诸侯之孝皆曰盖，指士庶人之孝独指之曰此，释者例谓盖为疑辞。刘元曰：盖犹梗概也。刘歆曰：盖者，不终尽之辞。皇甫侃曰：盖者，略陈如此，未能究竟也）；鲁人或谓之齐衰，或曰大功，诵可也之类皆疑辞，缘周衰礼坏，杂以诸侯僭制故耳。自近事亦不敢指的为论，而况妙出人事之外者乎？后之学者穷天地，索鬼神，辨风霆，訾古始，皆未达圣人阙疑之旨也。《庄子》曰：天地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邹衍著书推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杨子云曰：迂而不信。司马后生为学便高谈性命。欧阳子曰：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而阙所不知，慎所传之惑世也。朱文公于《易》有疑，亦谓上无关于义理之本原，下无资于人事之训戒，何必苦心极力以求之。斯言足警谈玄索怪者矣。 ○读书致用 胡致堂曰：人主读书与经生学士异，经生学士则辨疑解惑，使传授不差；人主之书则在致用。然天生人才以维斯世，读书致用不特人主当然，圣贤述经之精义，无非鸣道之大略。杨子云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