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考信录 [book_author]崔述 [book_date]清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考据,完结 [book_length]824459 [book_dec]中国古史考证辩伪著作。崔述撰。其门人陈履和曾刊刻崔述遗书19种，光绪5年(1789)定州王氏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收《考信录》12种。顾颉刚搜罗整理、编成新的《崔东壁遗书》校点书于1936年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另有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崔述，字武承，号东壁，清直隶大名(今属河北)人。乾隆举人，曾任福建罗源、上杭知县。清代开疑古风气之先的经史学家。一生著述凡34种，88卷。本书36卷，翼录10卷。其中《考信录提要》(一名《考古提要》)2卷，《补上古考信录》2卷，为“前录”2种;《唐虞考信录》4卷，《夏考信录》2卷、《商考信录》2卷、《丰镐考信录》8卷，《洙泗考信录》4卷，为“正录”5种;《丰镐考信别录》3卷，《丰镐考信余录》3卷、《孟子事实录》2卷、《考古续说》2卷，《考信附录》2卷，为“后录”5种;《王政三大典考》3卷、《续风偶识》4卷，《古文尚书辩伪》2卷、《论语余说》1卷，为“翼录”4种。本书取司马迁“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之意以名之。以怀疑、辨伪、考信三者为事。治学以儒家经典为主，凡诸子百家以及秦汉后传注所言为群经所不具者，皆不轻信，必举秦以前史实参互比较，以求其真;对异端邪说不经不言，则辟其缪而一律削去，系统考订了中国上古及历史和孔子、孟子的事迹。其治学用以经证经之法研究古史，与当时正文字、明音训、释名物、考典章的考据学在内容与方法上均有所不同，因而不为时人所重。虽然崔述治学谨严、目光锐敏，但其学术以尊经卫道为宗旨，故唯经是从，疑辨考信到经而止，有一定的局限性。且自信太过，致失是非之准者亦时有之。其疑古辨伪的精神对20世纪20年代崛起的古史辨学派产生很大影响。 [book_img]Z_13102.jpg [book_chapter]考信录提要 [book_title]●自序 （刚（顾颉刚）案：旧本无此序，今依《夏》、《商》、《丰镐》诸录之例，由《总目》内录出补入。） 《考信录》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录》之故也。薛敬轩先生云：“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此不过因世之学者心无实得，而但剿袭先儒道学陈言以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为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岂无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书传》属蔡沈，以《丧》、《祭》二礼属黄，至於《春秋经传》，绝无论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为者。《鸱》，诗传沿用《伪传》旧说，及与蔡沈书，始改以从郑，是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况自近世以来，才俊之士喜尚新奇，多据前人注疏，强词夺理以驳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见，岂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见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阅者当有以谅其苦心也。 [book_title]●卷上 ○释例 △时代与识见（以下三章，通论读书当考信之意。） 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备载於《诗》、《书》（《书》谓《尧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於《论语》。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顾自秦火以後，汉初诸儒传经者各有师承，传闻异词，不归於一，兼以战国之世，处士横议，说客言，杂然并传於後，而其时书皆竹简，得之不易，见之亦未必能记忆，以故难於检核考正，以别其是非真伪。东汉之末，始易竹书为纸，检阅较前为易；但魏、晋之际，俗尚词章，罕治经术，旋值刘、石之乱，中原陆沉，书多散轶，汉初诸儒所传《齐诗》、《鲁诗》、《齐论》、《鲁论》陆续皆亡，惟存《毛诗序传》及张禹更定之《论语》，而伏生之《书》，田何之《易》，邹、夹之《春秋》亦皆不传於世。於时复生妄人，伪造《古文尚书经传》、《孔子家语》，以惑当世。二帝、三王、孔门之事於是大失其实。学者专己守残，沿讹踵谬，习为固然，不之怪也。虽间有一二有识之士摘其疵谬者，然特太仓ㄗ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时印本盛行，传布既多，稽核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忄吴者。或为文以辨之（如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泰誓论》，苏明允《喾妃论》，王介甫《伯夷论》之类），或为书以正之（如《郑樵诗辨妄》，赵汝谈《南塘书说》之类），或作传注以发明之（如朱子《论语》、《孟子集注》、《诗集传》、蔡氏《书传》之类）。盖至南宋而後《六经》之义大著。然经义之失真已千余年，伪书曲说久入於人耳目，习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赖後世之儒踵其余绪而推广之，於所未及正者补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阐而明之，帝王圣贤之事岂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诸儒类多摭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者。而向来相沿之误逐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非敢自谓继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虑之一得云尔。 △人言不可尽信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亲见也，况千古以上，吾安从而知之！人之言可尽信乎？马援之薏苡以为明珠矣；然犹有所因也。无兄者谓之盗嫂，三娶孤女者谓之挝妇翁，此又何说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扪也；笔操於人之手，莫之制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时闻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馀分者。世人不通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为己尝亲见之者。余虽尚幼，未见历书，然心独疑之。会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寝以观之，竟夜初未尝再食也。唯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计其时刻约当食四分有奇之数，疑即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为然。又数年，见诸家历书果与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从而信之！郡城刘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传，咸谓先时尝落星於其第，化而为石。余自幼即闻而疑之。稍长，从刘氏兄弟游，亲见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细诘之，则曰：“实无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状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为戏耳。”此现有石可据，有文可征，然且非实，人之言其又安从而信之！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卮言，真伪相淆。继是复有谶纬之术，其说益陋，而刘歆、郑康成咸用之以说经。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虽以宋儒之精纯，而沿其说而不易者盖亦不少矣。至《外纪》、《皇王大纪》、《通鉴纲目前编》（六字共一书名，与温公《通鉴》、朱子《纲目》无涉）等书出，益广搜杂家小说之说以见其博，而圣贤之诬遂万古不白矣！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圣人之读经，犹且致慎如是，况於传注，又况於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然则欲多闻者，非以逞博也，欲参互考订而归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则虽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孤陋寡闻者之尚无大失也。 △少见者多误 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唐卫退之饵金石药而死，故白居易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而宋人杂说遂谓韩退之作《李于墓志》戒人服金石药，而自饵硫黄。无他，彼但知有韩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见则多所误也。余崔在魏，族颇繁，然外县人罕识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有病於试场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优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畜优也。此耳目之前，身亲之事，犹若此，则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许允事也，而近世类书以为许浑。韩魏公在扬州与客赏金带围，王与陈旭、王安石也，而近世类书以为王曾。晋、宋之事且犹不免传讹，况乎三代以上，固当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颜阖之事载为颜渊，阚我所为移之宰我，诸如此类盖不可数。但此幸而本书尚存，犹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吕氏春秋》亡，人必以论东野毕者为颜渊，《左传》亡，人必以陈恒所杀者为宰予。虽聒而与之语，终不见听，必曰：“古者言如是，夫岂无所传而妄记者！”然则唐、虞、三代之事，战国、秦、汉所述，其移甲为乙，终古不白者，岂可胜道哉！故尧之臣多矣，乃见“重、黎”，遂以为必羲、和也；纣之臣亦多矣，乃见“父师少师”，遂以为必箕、比也；禹之佐岂止一人，乃见“大费”，遂以为必益；太甲之佐亦岂止一人，乃见阿衡，遂以为必伊尹：无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仿佛近似者遂以为必此人。犹之乎许允之事移之浑，王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宫载宝，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复白圭之贤受诬於百世。犹之乎卫退之饵金石药，而以饵药而死为昌黎罪也。故今《录》中凡事之不见於经者，度其不类此人之事，则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难为眇见寡闻而粗心浮气者道也！（孔毅夫《杂说》，昔人有辨其系伪撰者，故今但称“宋人杂说”，不欲古人之受诬也。） △以己度人（以下七章，皆论战国邪说寓言不可征信。）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於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汉疏广为太子太傅，以老辞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论者谓广见赵、盖、韩、杨之死故去。无论盖、韩、杨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宽大之主，遂终己不去乎！何其视古人太浅也！昭烈帝临终孤於诸葛武侯，曰：“嗣子可辅，辅之；若不可辅，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诈伪，而後世论者谓昭烈故为此言以坚武侯之心。然则将使昭烈为袁本初、刘景升而後可乎！此无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人之亦必如是耳。然此犹论古人也。邯郸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车。有肥乡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倾己囊以成之。议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倾其囊。”夫僧之心吾诚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则损己以利人也，损己利人而犹谓其欲损人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犹他人事也。余之在闽也，无名之征悉蠲之民，有余之税悉解之上；淡泊清贫之况，非惟百姓知之，即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乡之人隔数千余里终不知也，归里之後，人咸以为携有重赀。既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见其饭一盂，蔬一盘，犹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见於经者皆纯粹无可议，至於战国、秦、汉以後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故《考信录》但取信於《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为实也。 △虚言衍成实事 战国之时，说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两妻”，“豚蹄祝满家”，“妾覆药酒”，“东家食，西家宿”之类，不一而足。虽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非以为实有此事也。乃汉、晋著述者往往误以为实事而采之入书，学者不复考其所本，遂信以为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见於《国语》者，不过其母恶其以好内闻，而戒其妾无瘠容，无洵涕，无扌舀膺而已。《戴记》述之，而遂谓其母据床大哭，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楼缓又衍之，遂谓妇人自杀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无是事，有是语，而递衍之为实事者。《春秋》传，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此不过设言耳。其後衍之，遂谓漆室之女不绩其麻而忧鲁国。其後又衍之，遂谓鲁监门之女婴尤卫世子之不肖，而有“终岁不食葵，终身无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韩婴竟采之以入《诗外传》，刘向采之以入《列女传》。传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虚言竟成实事。由是言之，虽古有是语，亦未必有是事；虽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也。况乎战国游说之士，毫无所因，凭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见汉人之书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过矣。故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於战国以後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於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 △古语失解後之妄说 战国、秦、汉之书非但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古者日官谓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羲仲、和仲为帝尧臣，主出纳日，以故谓之日御。後世失其说，遂误为御车之御，谓羲和为日御车，故《离骚》云“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属支离可笑。又有误以御日为浴日者，故《山海经》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渊”，则其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常仪古之贤臣，占者占验之占；常仪之占月，犹羲、和之占日也。仪之音古皆读如娥。故《诗》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又云：“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皆与“阿”“何”相协。後世传讹，遂以“仪”为“娥”，而误以为妇人。又误以占为“占居”之意，遂谓羿妻常娥窃不死之药而奔於月中。由是词赋家相沿用之；虽不皆信为实，要已诬古人而惑後世矣。诸如此类，盖不可以胜数。然此古语犹间见於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於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然世之士以其传流日久，往往信以为实。其中岂无一二之实？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诬，其亦惑矣！ △儒者采谶纬语 先儒相传之说，往往有出於纬书者。盖汉自成、哀以後，谶纬之学方盛，说《经》之儒多采之以注《经》。其後相沿，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先儒之说如是，遂靡然而从之。如龙负河图，龟具洛书，出於《春秋纬》。黄帝作《咸池》，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帝尧作《大章》，出於《乐纬》。诸如此类，盖不可以悉数。即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缘纬书之文而递变其说者。盖纬书称三代之祖出於天之五帝，郑氏缘此，遂以为祭天，而谓《小记》“其祖之所自出”为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虽驳郑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复别有一祖在，岂非因纬书而误乎！余幼时尝见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稽之经传，并无此文。後始见何休《公羊传序》，唐明皇《孝经序》有此语；然不知此两序本之何书。最後检阅《正义》，始知其出於《孝经纬》之《钩命诀》也。大抵汉儒之说，本於《七纬》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颇有核正，然沿其说者尚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学者动曰汉儒如是说，宋儒如是说，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议之！呜乎，汉儒之说果汉儒所自为说乎？宋儒之说果宋儒所自为说乎？盖亦未尝考而已矣！嗟夫，谶纬之学，学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谶纬之书之言，则学者皆遵守而莫敢有异议，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为之解也已！ △刘知几用《左传》驳秦汉之书 近世浅学之士动谓秦、汉之书近古，其言皆有所据；见有驳其失者，必攘臂而争之。此无他，但徇其名而实未尝多观秦、汉之书，故妄为是言耳！刘知几《史通》云：“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此《五经》指《公羊》、《梁》、《礼记》之文，非古经也）、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韩氏攻赵（按《史记》攻赵者屠岸贾，非韩氏，此文盖误）有程婴、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记赵世家》）；子罕相国，宋睦於晋，而云晋将伐守，觇其哭於阳门介夫（原注：出《礼记》）。其记时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昭夫人（原注：出《列女传》）；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壮王葬焉（原注：出《史记滑稽传》）；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之年（原注：出刘向《七录》）；扁鹊医疗虢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原注：出《史记扁鹊传》）；乐书仕於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原注：出刘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齐，而云觏晋灵作台，累棋申诫（原注：出刘向《说苑》）。或以先为後，或以後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会无所疑，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由是论之，秦、汉之书其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特此未有如知几者肯详考而精辨之耳。顾吾犹有异者，知几於秦、汉之书纪春秋之事，考之详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杂史之文而疑经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汉仅数百年，而其舛误乖刺已累累若此，况文、武之代去西汉千有馀年，唐、虞之际，去西汉二千有馀年，即去战国亦二千年，则其舛误乖刺必更加於春秋之世数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於世，无《左传》一书证其是非耳，岂得遂信以为实乎！故今为《考信录》，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亦推广《史通》之意也。 △洪迈驳近代浅妄书 非惟秦、汉之书述春秋之事之多误也，即近代之书述近之事，其误者亦复不少。洪景卢《容斋随笔》云：“俗间所传浅妄之书，所谓《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其一云：‘姚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崇自武後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後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张九龄览苏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信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後生也。”至於《孔氏野史》、《後山丛谈》所载张、杜、范、赵、欧阳、司马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处日月而纠驳之。然则虽近代之书述前数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尽信者，况於战国、秦、汉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误固当有百倍於此者乎！惜乎三代编年之史不存於今，无从一一证其舛误耳。然亦尚有千百之一二，经传确有明文，显然可征者。如稷、契之任官，皆在喾崩之後百十余年，而世乃以为喾之子，尧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长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尚幼，而世乃以为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践阼。公山弗扰之畔，孔子方为司寇，听国政，佛之畔，孔子卒已数年，而世以为孔子往应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异於《开宝遗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几，景卢复生於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门之事，而与之上下今古也！ △杂说流行之故 自宋以前，士之读书者多，故所贵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几、景卢然也。至明，以三场取士，久之而二三场皆为具文，止重《四书》文三篇，因而学者多束书不读，自举业外茫无所知。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务搜览新异，无论杂家小说，近世应书，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为奇货，以傲当世不读书之人。曰，吾诵得《阴符》、《山海经》矣！曰，吾诵得《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矣！曰，吾诵得《六韬》、《三略》、《说苑》、《新序》矣！曰，吾诵得《管》、《晏》、《申》、《韩》、《庄》、《列》、《淮南》，《冠》矣！公然自诧於人，人亦公然诧之以为渊博，若《六经》为藜藿，而此书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 △实事之传误（以下五章，论汉人解诂之有误。） 战国之时，邪说并作，寓言实多，汉儒误信而误载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递久以致误者。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晋陶渊明《桃花源记》言武陵渔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遂与外人间隔。此特汉、晋以前，黔、楚之际，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无神仙诞妄之说也。而唐韩昌黎《桃源图诗》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又云：“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刘梦得《桃源行》亦云：“俗人毛骨惊仙子”；又云：“仙家一出寻无踪。”皆以渊明所言者为神仙；虽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误则一也。至宋洪兴祖始据渊明原文以正韩、刘之误，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渊明之冤始白。向使渊明之记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时，後之人但读韩、刘之诗，必谓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则以为渊明之妄言；虽百洪兴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岂有是事哉！晋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晋讳，故作“明”）《辞序》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後唐杜子美咏昭君村，遂有“千载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词人相沿用之，世之学者遂皆以琵琶为昭君嫁时之所弹矣。然此现有石崇之词可证，少知读书者犹能考而知之。若使此词遂亡，後之人但见前代诗人群焉称之如此，虽好学之士亦必皆以为实，谁复知其为乌孙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汉以来学未有过於昌黎者，而子美号为诗史，说者谓其无一字无来历，然其言皆不可指实如是，然则汉、晋诸儒之所传者其遂可以尽信乎哉！乃世之学者多据为定案，惟宋朱子间纠驳其一二，而人且曰：“汉世近古，汉儒之言必非无据而云然者”。然则韩、杜之诗岂皆无据而云然乎！嗟夫，古之国史既无存於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故余为《考信录》，於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讠其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记忆失真之弥缝 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传》皆传《春秋》，而其事或互异。此传闻异词之故也。古者书皆竹简，人不能尽有也，而亦难於携带，纂书之时无从寻觅而翻阅也。是以《史记》录《左传》文，往往与本文异。此记忆失真之故也。此其误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为其书累。顾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谓之误，必曲为弥缝，使之两全，遂致大误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贡》详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误也；必曲为之说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异。”《尔雅》有幽、营而无青、梁，亦误也；必曲为之说曰：“记商制也”（说详《唐虞考信录》中），此非大误乎！《春秋传》成公之母呼声伯母曰姒，伯华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长妇稚妇皆相呼以姒也。卫庄公娶於陈曰厉妫，其娣戴妫，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声己，是妹随姐嫁者称娣也。而《尔雅》云：“长妇谓稚妇为娣，稚妇谓长妇为姒。”误矣。必曲为之说曰：“长妇稚妇据妻之年论之，不以夫之长幼别也。”此非大误乎！郑氏之注《礼》也，凡《记》与《经》异及两记互异者，必以一为周礼，一为殷礼；不则以一为士礼一为大夫礼。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误，欲使两全，而反致自陷於大误者也！夏太康时，有穷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尧时羿射日之事，说者遂谓羿本尧臣，有穷之羿袭其名也。晋文公舅子犯，戴记谓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说苑》误以为平公时人，说者遂谓晋有两咎犯，一在文公时，一在平公时也。凡兹之误，皆显然易见者。推而求之，盖不可以悉数。而东周以前，世远书缺，其误尤多。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於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 △传闻异词之重出 传记之文，往往有因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者。《春秋传》，鄢陵之战，“韩厥从郑伯，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至从郑伯，曰，‘伤国君有刑’，亦止。”按此时晋四军，楚三军，晋非用三军不足以敌楚；若郑则国小众寡，以一军敌之足矣；必无止以两军当楚，复以两军当郑之理。此二事必有一误，显然易见者。按後文云，“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传云，“中行、二必克二穆”，然则是至以新军当楚右军，而後萃于王卒，无缘得从郑伯；从郑伯者，独韩厥一军耳。襄二十七年《传》，齐庆封聘于鲁，其车美，叔孙讥之；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二十八年《传》，庆封奔鲁，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庄叔讥之；叔孙食庆封，庆封汜祭，使工为之赋《茅鸱》。此二事绝相似，亦必有一误。且叔孙既食庆封以不敬故而讥之矣，逾年而又食之，又讥之，胡为者！郑之葬简公也，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郑之为除也，复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又中止。此二事亦必有一误。不然，前既不肯毁人之庙矣，後又何为而欲毁之乎！《春秋左传》于诸传记中为最古，然其失犹如是，则他书可知矣。是以《史记》记周公请代武王死，又记周公请代成王死，一本之《金》，一本之《战国策》，而不知其实一事也。《列子》称孔子观于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於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其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战国策》中如此之类不可枚举，而《家语》为尤甚，亦不足缕辨也。由此观之，一事两载乃传记之常事，或因传者异词，亦有两事皆非实者。正如唐人小说，以饼拭手之事，或以为肃宗，或以为宇文士及；误称犹子之事，或以为赵需，或以为何儒亮耳。必尽以为两事，误之甚矣！以此例之，汉以来之书以误传误者甚多，不得尽指以为实也。 △曲全与误会 後人之书，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会之，遂致大谬於事理者。《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信如所言，则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仅十年耳。而《序》称十有一年伐殷，《书》称十有三祀访范，其年不符。说者不得已，乃为说以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称元年为十年。（说详《丰镐考信录》中）《春秋》书齐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殡於十二月辛巳，距卒仅七日耳。而《传》采夏正之文，以为卒於十月乙亥；则卒与殡遂隔六十七日。说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会之以为尸虫出於户。此岂近於情理哉！前人之为此言，不过一时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然此犹皆前人之误之有以启之也，若乃经传本无疑义，而注家误会其意，及与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凿以蕲其说之通者，亦复不少。如《尧典》之“四岳”，注者误以为四人，因与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皋陶为申命，以治水明农为在尧世矣。《书序》之“以箕子归，说者误以为本年之事，因与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为观兵，以《序》之度孟津为有月日而无年矣（说并详《唐虞丰镐》两《考信录》中）。凡兹之误，其类甚多。展转相因，误於何底。姑举数端，以见其概。乃学者但见其说如是，不知其所由误，遂谓其事固然而不敢少异，良可叹也！故今为《考信录》，悉本经文以证其失，并为抉其误之所由，庶学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经传之文不至於终晦也。 △强不知以为知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夫圣人岂不乐於人之尽知，然其势必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则必并其所知者而淆之。是故无所不知者，并真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今之去二帝、三王远矣，言语不同，名物各异，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岂能一一之不失真！《韩文考异》，阁、杭、蜀本互相异同，石本亦有舛误。宋祁所藏《杜诗》，与行世本迥异。近者如此，远者可知。以为不知，夫亦何病。而学者必欲为之说以通之，此古书之所以晦也！偶阅《谷杂记》，记苏子瞻集二事，其事虽小，然可喻大。其一，子瞻过虔州，有“行看凤尾诏，下虎头州”之句，虎头盖指虔也；虔与虎皆从[C065]，董德元言“虔州俗谓之虎头城”是也。注者乃云“虎头，顾恺之也；恺之常州人，盖是时先生乞居常州也。”夫不知虎头之为虔，固其学之不广，然天下之书岂能尽见，缺之未为大失也。强以意度之，而属之顾恺之，则其失何啻千里！彼汉人之说经，有确据者几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则其类此者盖亦不少矣，特古书散轶，无可证其误耳，乌在其可尽信也哉！其一，子瞻所记韩定辞事，见於《北梦琐言》。以《琐言》校《苏集》，则《苏集》误以“幕客”作“慕容”，“银笔之僻”作“银笔之譬”，“从容”作“从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读。夫以宋人读宋人之书，时代甚近，宜无误也，然其误尚如此，况二千年以前之书，又无他书可校者乎！故今为《考信录》，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 △取名拾实（以下三章，论东晋以後伪书。） 磁州故产磁器。有孙某者，仿古哥、定、汝诸窑之式造之。既成，择其佳者埋地中。逾两年，取出，市於京师、保定诸贵人家，见者莫不以为真也。由此获利十倍。州中鬻烟草者，杨氏最著名，价视他肆昂甚，贸易者常盈肆外。肆中物不能给，则取他肆之物，印以杨氏之号而畀之。人咸以为美；虽出重价，不惜也。由是言之，人之所贵者名而已矣，非有能知其实者也。郑康成，东汉名儒也，所注虽不尽是，然亦未尝尽非，而王肃百计攻之以求胜。然而公道难夺，卒不可胜。於是其徒杂取传记诸子之文，伪撰《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家语》虽有王肃序，然玩其文，亦系其徒伪撰，非肃自作）以欺世人而伸肃说。至於隋、唐之际，复遇刘焯、孔颖达者，不学无识，妄为表章，由是郑学遂微，郑书遂亡，後之学者遂信之而不疑。嗟夫，圣人之经犹日月也，其贵重犹金玉也，伪作者岂能袭取其万一；乃世之学者闻其为“经”辄不敢复议，名之为“圣人之言”遂不敢有所可否，即有一二疑之者，亦不过曲为之说而已，是贵人之买磁器而市贾之贩烟草也！司马迁，汉武帝时人也，而今《史记》往往述元、成时事。刘向，西汉人也，而今《列女传》有东汉人在焉。谓此二子者有前知之术乎？抑亦其书有後人之所作而妄入之其中者邪！《周秦行纪》，李德裕之客所为也，而嫁名牛僧孺。《碧》，小人毁君子者之所为也，而嫁名梅尧臣。然则天下之以伪乱真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汉董仲舒疏论灾异，武帝下群臣议，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为其师书，以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则是其师书则尊信之，非其师书则诋讠其之，而不复问其是与非矣！是故，辨异端於战国之时最易，为其别名为杨、墨也；辨异端於两汉之世较难，而人亦或不信，为其杂入於传记也：辨异端於唐、宋以後最难，而人断断乎不之信，为其伪之圣言也。故余谓读经不必以经之故浮尊之，而但当求圣人之意；果知圣人之文之高且美，则伪者自不能乱真。嗟夫，嗟夫，此固未易为人道也。 △伪书诬古人 自明以来，儒者多象山、阳明，以为阳儒阴释，而罕有辨《尚书》、《家语》之伪者。然吾谓象山、阳明不过其自为说之偏，而圣人之经故在，譬如守令不遵朝廷法度，而自以其臆见决事，然於朝廷无加损也。若伪撰经传，则圣人之言行悉为所诬而不能白，譬如权臣擅政，假天子之命以呼召四方，天下之人为所潜移默转而不之觉，其所关於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昔隋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遂伪造书百馀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其後有人讼之，始知其伪。陈师道言王通《元经》，关子明《易传》，及李靖《问对》，皆阮逸所伪撰，盖逸尝以草示苏明允云。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所赖达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伪，然後圣人之真可得，岂得尽信以为实乎！然亦非但有心伪造者之能惑世也，盖有莫知谁何之书，而妄推奉之，以为古之圣贤所作者；亦有旁采他文，以入古人之书者。庄周，战国初年人也，而其书称陈成子有齐国十二代；《孔丛子》，世以为孔鲋所作也，而其中载孔臧以後数世之事：然则其言之不出於庄周、孔鲋明甚。古书之如是者岂可胜道，特世人轻信而不之察耳。故吾尝谓自汉以後诸儒，功之大者，朱子之外，无过赵岐；过之大者，无过汉张禹、隋二刘、唐孔颖达、宋王安石等。何者？岐删《孟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书精一纯粹，不为邪说所乱，实大有功於圣人之经。禹采《齐论》章句杂入於《鲁论》中，学者争诵张文，遂弃汉初所传旧本。焯、炫等得江左之《伪尚书》，喜其新奇，骤为崇奉。颖达复从而表章之，著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致帝王圣贤之行事为异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数百年，虽有聪明俊伟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异词者，皆此数人之惑之也。至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敛之法，恐人之议己也，乃尊《周官》为周公所作以附会之，卒致蔡京绍述（京亦以《周官》附会徽宗之无道者），靖康亡国之祸，而周公亦受诬於百世。象山、阳明之害未至於如是之甚也。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买菜求益 昔人有言曰：“买菜乎？求益乎？”言固贵精不贵多也。《韩昌黎文集》，李汉所订也。其序自称“收拾遗文，无所失坠，”此外更无他文甚明。而好事者复别订有《外集》，此何为者邪！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朱侍讲校定异同，定归於一，多所发明，有益後学。《外集》独用方本，益大颠三书，但欲明世间问答之伪，而不悟此书为伪之尤也。方氏未足责，晦翁识高一世，而其所定者尔，殆不可解。案《外钞》云，‘潮州灵山寺所刻’；未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晚乃由兵部为吏部，流俗但称‘韩吏部’尔，其谬如此。又潮本《韩集》不见有此书，使灵山旧有此，刻集时何不编入？可见此书妄也。”（原文太繁，今节录之如此。）由是言之，吾辈生古人之後，但因古人之旧，无负於古人可矣，不必求胜於古人也。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不为少矣，昔人有以半部治天下者，况於其全！学者果欲躬行以期至於圣人，诵此亦已足矣。乃学者犹以为未足，而参以晋人伪撰之《家语》。尚恨《家语》所采之不广也，复别采异端小说之言为《孔子集语》及《论语外篇》以益之，不问其真与赝，而但以多为贵。嗟乎，是岂非买菜而求益者哉！余在闽时，尝阅一人文集（忘其姓名），皆其所自订者，其序有云，“异日有人增一二篇，及称吾《外集》者，吾死而有知，必为厉鬼以击之！”呜呼，为人订《外集》，而使天下之能文者痛心切齿而为是言，夫亦可以废然返矣！故今为《考信录》，宁缺毋滥；即无所害，亦仅列之“备览”：宁使古人有遗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诬於後世。其庶几不为厉鬼所击也已。 △《孟子》不可信处（以下三章，论经传记注亦有不可尽信之语。） 经传之文亦往往有过其实者。《武成》之“血流漂杵”，《汉》之“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孟子固尝言之。至《宫》之“荆、舒是惩，莫我敢承”，不情之誉，更无论矣。战国之时，此风尤盛，若淳于髡、庄周、张仪、苏秦之属，虚词饰说，尺水丈波，盖有不可以胜言者。即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廪，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汤，五就桀”，其言未必无因，然其初事断不如此，特传之者递加称述，欲极力形容，遂不觉其过当耳。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而以为其囿方七十里，管叔监殷，乃武王使之，而属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致辨，或记者失其词，均不可知，不得尽以为实事也。盖《孟子》七篇，皆门人所记，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当日之言；既流俗传为如此，遂率笔记为如此。正如蔡氏《书传》言《史记》称朱虎、熊、罴为伯益之佐，其实《史记》但称为益，从未称为伯益，蔡氏习於世俗所称，不觉其失，遂误以伯益入於《史记》文中耳。然则学者於古人之书，虽固经传之文，贤哲之语，犹当平心静气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词而害其意，况於杂家小说之言，安得遽信以为实哉！ △传记不可合於经 传虽美，不可合於经，记虽美，不可齐於经，纯杂之辨然也。《曲台杂记》，战国、秦、汉诸儒之所著也，得圣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会失实者正复不少。大小两戴迭加删削，然尚多未尽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谬累累，固已不可为训。至《月令》乃阴阳家之说，《明堂位》乃诬圣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诸其中，谓之《礼记》，此何以说焉！《周官》一书，尤为杂驳，盖当战国之时，周礼籍去之後，记所传闻而傅以己意者。乃郑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学者群焉奉之，与《古礼经》号为《三礼》。魏、晋以後，遂并列於学官。迨唐，复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浅说遂与《诗》、《书》并重。尤可异者，孔氏颖达作《正义》，竟以《戴记》备《五经》之数，而先儒所傅之《礼经》反不得与焉。由是，学者遂废《经》而崇《记》；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於斯极矣！朱子之学最为精纯，乃亦以《大学》、《中庸》跻於《论》、《孟》，号为《四书》。其後学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诗》、《书》、《春秋》诸经之上。然则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慎也夫！ △朱子之误 朱子《易本义》、《诗集传》，及《论语》、《孟子集注》，大抵多沿前人旧说。其偶有特见者，乃改用己说耳。何以言之？《孟子》“古公父”句，《赵注》以为太王之名；《朱注》亦云：“父，太王名也。”《大雅》“古公父”句，《毛传》以字与名两释之；《朱传》亦云：“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其沿用旧说，显然可见。《豳风鸱篇》，《传》采《伪孔传》之说，以“居东”为“东征”，遂以此诗为作於东征之後。及後与蔡九峰书，则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书传》改用新说。然则朱子虽采旧说，初未尝执一成之见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汉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误沿於汉人者正不少也。拘谨者则又尊朱大过，动曰“朱子安得有误！”而不知朱子未尝自以为必无误也。即朱子所自为说，亦间有一二误者。卫文公以鲁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甯庄子犹见於经，则武子固未尝逮事文公矣。而《论语宁武子章》注云，“武子在位，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误矣。盖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数，朱子仕为朝官，又教授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书又不下数百馀卷，则其沿前人之误而未及正者，势也；一时偶未详考而致误者，亦势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惟其不执一成之见，乃朱子所以过人之处。学者不得因一二说之未当而轻议朱子，亦不必为朱子讳其误也。 △世益晚则采择益杂（以下二章，泛论务博而不详考之失。） 大抵古人多贵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於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开之初盘古氏者，且并其不雅驯者而亦载之。故曰，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也。管仲子卒也，预知竖刁、易牙之乱政，而历诋鲍叔牙、宾须无之为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苏洵知之，故孔子称管仲曰“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而苏氏责管仲之不能荐贤也。之礼，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梁三子者不知也，而唐赵匡知之，故《三传》皆以未三年而吉祭为讥，而赵氏独以为当於文王，不当於庄公也。汉李陵有《重答苏武书》，陵与武有相赠之诗，班婕妤有《团扇诗》，扬雄有《剧秦美新》之作，司马迁、班固不知也，而梁萧统知之，故《史记》、《汉书》不载其一字，而其诗文皆见於《昭明文选》中也。由是言之，後人之学远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见者经而已，其次乃有传记，且犹不敢深信，後人则自诸子百家，汉、唐小说，演义，传奇，无不览者。自《庄》、《列》、《管》、《韩》、《吕览》、《说苑》诸书出，而经之漏者多矣。自《三国》、《隋唐》、《东西汉》、《晋》演义，及传奇、小说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无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胜於古人也！近世小说有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谓七言诗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诗，识者已驳其伪，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数百年，而始於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後人之学之博之至於如是也！ △不考虚实而论得失 有二人皆患近视，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村中富人将以明日悬匾於门，乃约於次日同至其门，读匾上字以验之。然皆自恐弗见，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门，甲先以手指门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门上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见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问之曰：“所言字误否？”主人曰：“误则不误，但匾尚未悬，门上虚无物，不知两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数尺之匾，有无不能知也，况於数分之字，安能知之！闻人言为云云而遂云云，乃其所以为大误也。《史记乐毅传》云：“毅留犭旬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唯独莒、即墨未服。”是毅自燕王归国以後，日攻齐城，积渐克之，五载之中共下七十余城，唯此两城尚未下也。此本常事，无足异者。而夏侯太初乃谓毅下七十余城之後，辍兵五年不攻，欲以仁义服之：以此为毅之贤。苏子瞻则又谓毅不当以仁义服齐，辍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尽弃：以此为毅之罪。至方正学则又以二子所论皆非是，毅初未尝欲以仁义服齐，乃下七十馀城之後，恃胜而骄，是以顿兵两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论，皆似有理，然而毅初无此事也！是何异门上并无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读书者与考古界（此章自述作《考信录》之故。） 嗟夫！古今之读书者不乏人矣。其事帖括以求富贵者无论已。聪明之士，意气高迈，然亦率随时俗为转移：重词赋则五字诗成，数茎须断；贵宏博则雪儿银笔，悦服缔交。盖时之所尚，能之则可以见重於人，是以敝精劳神而不辞也。重实学者惟有宋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为道学，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学益杂，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禅门，架上必杂置以佛书，乃为高雅绝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门之事，虽沿讹踵谬，无有笑其孤陋者。人之读书，为人而已，亦谁肯敝精劳神，穷年，为无用之学者！况论高人骇，语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谤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为之！虽然，近世以来亦未尝无究心於古者也。吾尝观洪景卢所跋赵明诚《金石录》及黄长睿《东观馀论》，未尝不叹古人之学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一盘盂之微，一杯勺之细，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汉也。亭之序，羲之之书，亦何关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为真本，孰为赝本。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独於古帝王圣贤之行事之关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与听之而不别其真赝，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遗，补前人之缺，则《考信录》一书其亦有不容尽废者与！ [book_title]●卷下 ○总目 △考辨古书之方法 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迄魏、晋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是故，战国之人称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史记》直录《尚书》、《春秋传》之文，而或不免杂秦、汉之语；《伪尚书》极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终不能脱晋之气：无他，其平日所闻所见皆如是，习以为常而不自觉，则必有自呈露於忽不经意之时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宋时，有与其从兄子讼析赀者，几二十年不决。赵善坚以属张氵昊。讼者云：“绍兴十三年，从兄尝鬻祖产，得银帛楮券若干，悉辇而商；且书约，期他日复置如初。”氵昊曰：“绍兴三十年後方用楮币，不应十三年汝家已预有若干；汝约伪矣！”由是其讼遂决。此岂非自呈露於忽不经意之时者乎！夫氵昊以考古名於时，宜其不长於吏事矣，然乃精於听讼若此，何哉？考古之与听讼，固一理也。是故《易传》之述包羲，帝而称王（唐、虞以前无称“王天下”者，说见《补上古录》中），《蔡传》之引《史记》，益而加伯（《史记》以前称益，未有加以伯者，说见《唐虞录》中），此行文者所不自觉也。《传》之《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注》但云“皆古书名”，及《伪书序》既出，而《林注》遂历历数之：无他，文必因乎其时故也。所以汉人好谈谶纬，则所撰之《泰誓》，“乌流”、“火覆”，祥瑞先呈；晋人喜尚排偶，则所撰之《泰誓》，“胫”、“剖心”，对待独巧。誓诰不及二帝，而《伪古文书》虞世有伐苗之誓；盟诅不及三王，而《吕氏春秋》武王有四内之盟。甚至王通之《元经》，以隋人而避唐讳。是知伪於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准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然而世之学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则心粗气浮，不知考其真伪；一则意在记览，以为诗赋时文之用，不肯考其真伪；一则尊信太过，先有成见在心，即有可疑，亦必曲为之解，而断不信其有伪也。正如绍兴三十年後方行楮币，此宜当日人人知之，即不知，亦不难考而得之，乃历二十年而讼不决也。最可笑者，《月令》中星明明战国时之躔度，少通历法者皆能辨之，而《伪周书》有之，人遂以此为周公之制。嗟夫，嗟夫，此《考信录》一书之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上达与下学 自明季以来，学者大抵多为时文，购买讲章墨卷，晨夕揣摩，以为秘笈；此外不复寓目。其能读书不专为时文者，千百人中或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记览为宏博，以诗赋为风雅。其能不仅为记诵词章之学者，又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耳。就此一二人，已为当世不可多得之人，然又多以道学自命，谨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则竟出入王、陆。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陈言，其驳者固皆拾庄子、佛氏之唾馀，即其醇者亦不过述宋儒性理之剩说。其真殚精经义，留心治术，为有用之学者，殊罕所遇。然後知学问之难言也！述自读诸经《孟子》以来，见其言皆平实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国，无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饱可暖，皆人所不能须臾离者。至於世儒所谈心性之学，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无所当。正如五色彩纸，为衣可以美观，如用之以御寒蔽体，则无益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盖本於《书尧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自《大学篇》始推之於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为本。逮宋以後，诸儒始多求之心性，详於谈理而略於论事，虽系探本穷源之意，然亦开後世弃实征虚之门。及陆、王之学兴，并所谓知者亦归之渺茫空虚之际，而正心诚意遂转而为明心见性之学矣。余窃谓圣人之道大而难窥，圣贤之事则显而易见，与其求所难窥，不若考所易见。子贡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述赋性愚纯，不敢言上达之事，惟期尽下学之功，故於古帝王圣贤之事，尝殚精力以分别其是非真伪，而从无一言及於心性者。固自知其不贤，甘为识小之人，亦有鉴於魏、晋之谈名理而尚《老》、《庄》，卒至有陆沉之祸也。 △自述考辨古书之经历 余少年读书，见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尝分别观之也。壮岁以後，抄录其事，记其所本，则向所疑者皆出於传记，而经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经》之精粹也。惟《尚书》中多有可疑者，而《论语》後五篇亦间有之。私怪其故，覆加检阅，则《尚书》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皆无之，始知齐、梁《古文》之伪；而《论语》终莫解其由。最後考《论语》源流，始知今所传者乃汉张禹汇合更定之本，而非汉初诸儒所传之旧本也。至於《礼记》，原非圣人之经，乃唐孔颖达强以经目之，前人固多言之，余幼即饫闻之，更无足异者矣。由是言之，古人之书高下真伪本不难辨，但人先有成见者多耳。昔有显官之任，遇陆羽於江浒，邀共品茶，使仆以十馀盎渡江往取潭水。归舟遇风，盎水半倾，乃取江水代之。既至，羽扬而视之，但云“非是”。过半，乃云：“此潭水矣。”显官诘仆，仆以实告。苏子瞻使人买金华猪，中途而逸，以他猪代之。及宴客，莫不称美者。既知非金华猪，始相视而笑。此无他，子瞻座上之客皆有成见在心，而羽无成见故耳。余生平不好有成见，於书则就书论之，於事则就事论之，於文则就文论之，皆我人之见存。惜乎今之读书者皆子瞻座上客，果有识古书之真伪，如陆羽之辨水者，必不以余言为谬也。 ○考古提要二卷 《考信录》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录》之故也。薛敬轩先生云：“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此不过因世之学者心无实得，而但剿袭先儒道学陈言以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为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岂无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书传》属蔡沈，以《丧》、《祭》二礼属黄，至於《春秋经传》，绝无论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为者。《鸱》，《诗传》沿用《伪传》旧说，及与蔡沈书，始改以从郑，是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况自近世以来，才後之士喜尚新奇，多据前人注疏，强词夺理以驳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见，岂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见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阅者当有以谅其苦心也。 ○补上古考信录二卷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於後，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春秋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云：“皆古书名。”悉不言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於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林氏尧叟乃取《伪序》之文以释《左传》，甚矣宋儒之不能阙疑也！《虞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所谓“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经》所有之五典，而别求五典以实之也。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於大挠，然後作甲子以纪日；至於羲、和，然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书也。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後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之。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始於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於羲、农也。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於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於天皇氏、盘古氏者矣。於是邪说讠皮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於《六艺》。”是余之志也夫！ 右前录四卷 ○《唐虞考信录》四卷 《考信录》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体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於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於世。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於尧、舜者有之，於时则有孟子辞而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於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於孔子，而异说遂纷纷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亦仅见，易於伪，无可考验，是以杨、墨、庄、列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唯唐、虞以後，载在《尚书》者乃可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复出，刘焯、孔颖达等羽翼之，猜度附会，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唐、宋以来，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学，其沉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附和实多，纠驳绝少。而为史学者，则咸踵讹袭谬，茫无别择，不问周、秦、汉、晋，概加采录，以多为胜。於是荒唐悠谬之词，相沿日久，积重难返，遂为定论，良可叹也！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於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於《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夏考信录》二卷 《夏考信录》者何？继治也。尧崩，天下归于舜。舜崩，天下归于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载”皆禹所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势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无废坠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别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太康以後何为以中衰别之也？羿、浞迭兴，权力雄於天下，诸侯从之者多，仲康微弱，後相失国，夏政不行於天下也。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皆以禹、皋陶并举，故特表之也。 ○《商考信录》二卷 《商考信录》者何？革乱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旧矣，况至於桀，善政尚有复存者乎！且汤之事与禹不同：汤承先世之业，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来，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当变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复遵夏政也。盖汤之心无以异於尧、舜、禹之心，然汤之事不能不异於尧、舜、禹之事，汤所处之势然也。何以不言《殷考信录》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国号也。商何为始於契也？莫为之前，则崛起者难为功，契敷教以启商，故叙汤之政必追述之也。伊尹何以附於汤之後也？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历相数世，卒定商业，故特表之，犹皋陶之附於禹也。 ○《丰镐考信录》八卷 夏、商皆以代称，周何为独系以丰、镐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为止於幽王也？东迁以後，载籍较多，称引亦繁，辨之不胜其辨，且非圣王贤相得失所关，故从简也。何为於成王独系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继文、武，下开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悦周公、仲尼之道。”韩子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系者，故系之以“周公相成王”也。周何为始於稷也？稷播种以开周，故叙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犹商之始於契也。周之贤臣哲辅何以统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创业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让，伯夷之清，召穆公之四方，卫武公之称睿圣，亦卓卓者，皆不可以从略，故别为一卷，统附於後也。 ○《洙泗考信录》四卷 《唐虞》、《三代》诸录之後，何为继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尧、舜以圣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当世，命官熙绩，以安百姓而奠万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禹、汤、文、武虽亦皆有圣德，然有天下至数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故启贤，能承继禹之道，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则伊尹放之於桐。《传》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夏之礼将敝也，汤起而维之。商之礼将敝也，文王起而维之。至周之衰，礼亦敝矣，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以德则无所施，以礼则无所著，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是以孔子既没，杨、墨并起，非尧、舜，薄汤、武，天下尽迷於邪说，及至於秦，焚《诗》、《书》，坑儒士，尽灭先王之法，然而齐、鲁之间独重学，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汉兴，访求遗经，表章圣学，天下咸知诵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坠，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假使无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则当杨、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馀，帝、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是以《孟子几希》诸章述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好辩章》叙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二帝、三王之与孔子，无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纪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殚精於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刺谬者，叙道统以孔子为始，若孔子自为一道者。岂知孔子固别无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夫子焉不学！”假使孔子别有一道，则亦何异於杨、墨、佛氏，而独当尊信之乎！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继二帝、三王之後云。 ○《丰镐别录》三卷 周一代之政事经制，有相为首尾，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有经传本无正文，後人猜度而为之说，以致失其实者。亦有前人所未及详，而今补释之者。皆未便以参於《正录》，故为《别录》以考辨之。 ○《洙泗馀录》三卷 唐、虞、三代皆以圣人为天子，故能布其德泽於四方万国，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则不然。位不过大夫，然亦仅数年耳，权不过听一国之政，然亦仅数月耳，其德泽初未布於天下。虽圣与尧、舜齐，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继尧、舜、禹、汤、文、武之统而垂教万世者，皆门弟子与子思相与羽翼而流传之也。是以战国之时，人皆骛於功利，纵横之徒方盛，杨、墨之说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坠。及秦焚《诗》、《书》，而齐、鲁之间犹皆诵法《六经》、《论语》。至汉，访求遗经，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传之者，则当横议之时，焚书之後，孔子之所传述能有复存者乎！非惟孔子也，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业亦且泯然俱尽。然则诸弟子与子思之为功於後世也大矣！又按：《论语》前十五篇，言简义宏，深得圣人之旨。大小两戴所记，则多肤浅，不类圣人之言。他书所述，尤多舛谬。意此十五篇者，虽後人所汇辑，然皆及门诸贤取圣言而书之於策以传於後者，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无《论语》一书，後世学者但据《两记》百家之言，何由得识圣人之真！至於《春秋》一书，尤圣人之大经大法。《左传》虽不尽合经意，而纪事详备，学者赖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义。此其功皆不可没也。顾战国、秦、汉之间，称其事者往往失实，而後世说经者亦不能无揣度附会之失。故余於《洙泗考信录》成之後，类辑颜、闵以降诸贤之事，别为《馀录》以订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册罕存，今惟取见於经传者少加编次，而於其失实者考而辨之。一以表卫道之功，一以正流传之误。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孟子事实录》二卷 孟子何以别为录也？传道之功大也。孔子之时，王道犹存，异说未起，故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战国时则不然，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传而失真。赖孟子缕陈而详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义性善之旨，帝王圣贤之事，然後大明而得传於後世。向无孟子，不但异端之说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亦无从辨其是非真伪而识圣道之真。故唐韩子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又云：“学圣人当自孟子始。”然则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则制作不详，孔子非孟子则传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孔子门人之事，虽旁见於他书，而首尾多难考。惟《孟子》七篇中，梁，游齐，居滕，至鲁，皆备载之，不难考其先後，故别为录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传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没，故并附於孟子之後。 ○《考古续说》三卷 《考信录》成，其义有未尽者，有事在周室东迁以後者，亦有泛论古书，不可分系於一代者故为《续说》以补录之。 ○《附录》二卷 《考信录》之後，何以复有《附录》也？此录之作，非余一人之力所能，必有为之前者而後有所受；有为之後者而後有所授。故历历溯其所由来以附於後也。 右《後录》十二卷 △答过细之讥 谚云：“打破沙锅纹到底。”盖沙锅体脆，敲破之，则其裂纹直达於底；“纹”与“问”同音，故假借以讥人之过细而问多也。然余所见所闻，大抵皆由含糊轻信而不深问以致偾事，未见有细为推求而偾事者，。唐何文哲、赵赞邻居，并为侍御史。赵需应举至京，投刺於赞，误造何第。何，武臣，以需进士称犹子谒之，喜召入宅。不数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谓需曰，“侄名宜改，（何需）似涉戏也。需乃自言姓赵。文哲大愧，乃遣之去。当时传以为笑（《唐国史补》作何儒亮误谒赵需，今从《唐语林》）。然此犹小事，无足为大得失也。乾隆己酉，漳决北杜村、小王庄，会而东下，直趋大名府城，环城大水。未数日，上决於三台，水南注於洹，杜村等口流绝，大名水始渐退。大名道问水所自来，县丞某遂以三台对。大名道亦不复详察，遽移文河南（三台乃河南临漳县境）。以妨运道为词，俾塞三台之口。幸而水势难挽，塞之无功，若三台果塞，而杜村等两口如故，大名之城其能不为沼乎！然终以此故，明年大名、元城两县田禾悉没。若此者，岂非其问之不周，察之不审，以致是与！然而世皆以含糊为大方，以过详为琐碎，虽偾事而不悔，其亦异矣！余自中年以前，所见长於余者言多分明，於事亦罕卤莽。中年以後，所见少於余者则多贵卤莽而厌分明：其发言也，务不使之分晓，若惟恐人之解之者；其听言也，亦不肯问之使分晓，而但以意度之。以此为彼者常十之六七，然皆自以为已知也。至於听讼，尤为要事，然人皆漫视之；以曲为直，以直为曲者，比比皆然。余为吏，每听讼，未有言余误断者，然有谓余过细者。况於《考信》一录，取古人之事历历推求其是非真伪，以过细讥余者当更不知几许。嗟夫，嗟夫，此固难为世人道也！ △本书体例 △降一字，补 曰：传记所载，何为多降一字书之？何为或冠之以“补”也？曰：降而书者，不敢以齐於经，且惧其有万一之失实也。然或提纲挈领，为事所不可缺，而经无文，不得不以传记补之，亦有其文本出於经而今旁见於传记者，故以“补”别之也。曰：《洙泗录》及《馀录》何以不降一字而书也？曰：圣贤之事，记於经者少而见於传记者多，不可概用降书。且传记之作，率在百年以内，世近则其言多可信，非若帝、王之事久远而传闻者易失实也，故不复分之也。 △备览，存疑 曰：何以有“备览”“存疑”也？曰：其书所载之事可疑者多，而此事尚无可疑，不敢遂谓其非实也，则列之於“备览”。其书所载之事可信者多，而此事殊难取信，不敢概谓其皆实也，则列之於“存疑”。皆慎重之意也。曰：《国语》、《史记》诸书概列之於“备览”，何以有时但降一字书之，不复别於传也？曰：其文虽见於此书，而其事实本於经传，信而有征，不得因其书而疑之，故跻之於传也。 △附录，附论 曰：何以有“附录”、“附论”也？曰：《唐虞录序例》中言之矣。其时不可详考，而其事不容遗漏，则从其类而附载之，不敢淆其次也。其文虽非纪事而与事互相发明，则因其事而附见之，不敢概从略也。 △备考，存参 曰：何以有“备考”、“存参”也？曰：《唐虞录序例》中亦言之矣。事虽後日之事而有关於当时之得失，言或後世之言而足以证异说之纷纭，虽不能无醇疵之异，要皆当备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参也。 △答词费之问 曰：子之说诚善矣，然其文繁而不杀，毋乃费於词乎！余曰：诚然，然余之所不得已也！《尧典》、《禹贡》之文简矣，而《商》、《周书》则繁。《论语》之文简矣，而《孟子》书则繁。《左传》之纪事简矣，而《史纪》则繁。古之人岂好为其繁哉！夫亦世变所趋，不得已而然耳。昔人云：“夏以寅为正，商以丑为正，周以子为正。”正者，正月也，一月也。子为正月，则丑寅为二三月可知。丑为正月，则寅卯为二三月可知。而宋儒之说，皆谓商、周虽以子丑为正，而仍以寅为正月，卯辰为二三月。於是说者纷纷，而後儒辨之者亦纷纷，其书至於不可车载而斗量。设当日云“以子为正月，丑为正月，寅为正月”，止须加三“月”字，而後人自不能为此说，亦无庸琐琐而辨之，车载斗量之言皆可省矣。由是言之，商、周之书非故欲繁於虞、夏也，《孟子》、《史记》之文非故欲繁於《论语》、《左传》也，世变所至，异说争鸣，歧之中又有歧焉，少省其词则因端附会者遂开後世无穷之疑，故不得已而宁为其繁耳。余之词费，固因於才短，亦虑省之而献疑者且百出而靡所底也。後有君子，当有以谅其苦心耳！ [book_chapter]补上古考信录 [book_title]●序 （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考信录提要》下卷录出补此。）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於後，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春秋》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云：“皆古书名，悉不言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于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林氏尧叟乃取《伪序》之文以释《左传》，甚矣宋儒之不能阙疑也！《虞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所谓“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经》所有之五典而别求五典以实之也。 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于大挠，然後作甲子以纪日；至于羲、和，然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书也。 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後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之。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始于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于羲、农也。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于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於是邪说讠皮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 [book_title]●卷上 ○前论一则 △古无三皇五帝之说 三皇、五帝之文见於《周官》，而其说各不同。《吕氏春秋》以黄帝、炎帝、太、少、颛顼为五帝，盖本之《春秋》传；而月令因之。《大戴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盖本之《国语》；而《史记》因之。至《三统历》则又以包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其说以《易传》为据，而近代五峰、双湖两胡氏并用之。《秦本纪》有天皇、地皇、泰皇之名；而郑康成则以女娲配羲、农为三皇；谯周易以燧人；宋均又易以祝融；惟《三五历》本《秦本纪》为说，而易泰皇为人皇，其语尤荒唐不经（郑康成以下，并本《补三皇本纪》）。後之编古史者，各从所信，至今未有定说。余按《书》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是“帝”亦称“皇”也。《诗》云“皇王惟辟”，“皇王哉”，是“王”亦称“皇”也。《书》云“惟皇作极”，又云“皇後凭玉几”，《诗》云“皇尸载起”，又云“献之皇祖”，《传》云“皇祖文王”，又云“皇祖伯父昆吾”，《离骚》云“朕皇考曰伯庸”，然则“皇”乃尊大之称，王侯祖考皆可加之，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者也。且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伏羲，则谓羲、农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於“《传》”，祝融乃颛顼氏臣，女娲虽见於《记》而文亦不类天子，则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春秋》传云：“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纪於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於近。”此但历叙古帝纪官不同耳，初无五帝之名，亦无五德之说也。吕氏缘此，遂删共工氏而以五德分属之，失《传》之本意矣。《国语》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但序此五人之功，为下郊张本耳，亦不称为五帝而谓帝必限以五也。《大戴记》遂独取此为五帝而他不与焉，亦非《国语》意也。至於《易传》五帝，亦偶举之，而刘歆遂附会其说，以为少、颛顼诸帝，周迁其乐，故《易》不载，诬矣！《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颛顼、帝喾、尧、舜之书谓之《五典》。”其意盖以“坟”为皇书，“典”为帝史。然黄帝以帝称而反为皇，名实迕矣！少与太、炎帝均列於《春秋》传、《吕纪》、《月令》，而去彼存此，可乎！作此《序》者亦为刘歆所误，而以炎帝、太为即羲、农，故独取少以代黄帝而为五，然则《序》之出於刘歆以後而非安国所撰明矣！盖三皇、五帝之名本起於战国以後；《周官》後人所撰，是以从而述之。学者不求其始，习於其名，遂若断不可增减者；虽或觉其不通，亦必别为之说以曲合其数，是以各据传注，互相诋讠其。不知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又何必夺彼以与此也哉！故今但取古天子之见於传者次第列之，而绝不以三五约其数焉。“五德”之谬，三皇、女娲、炎帝、太之误，说并见後篇中。 ○开辟之初 △驳邵雍元会运世之说 宋邵尧夫作《皇极经世书》，谓“天地之一终始为一元，元十二会，会各万八百年。天开於子；地辟於丑；人生於寅。尧、舜当巳、午会之间。自会而下，为运，为世，为年，为月，为日，为时，皆以十二与三十递乘之。”後之儒者奉为玉律，莫有异辞矣。余独以为不然。夫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以其有礼义也。夫妇之道，自生民之初而已然矣。有夫妇於是乎有父子，有父子於是乎有君臣，有君臣於是乎有书契、政事、宫室、粒食、冠裳、葬埋之制。此数者，皆人道之不可废者，而皆始於羲、农以後，然则羲、农之上距开之初，固无几时也。若如《经世书》之言，则是生民仅有九会，而前四会之人养生送死初无以大异於禽兽，及其稍知礼义而天地之化已将半矣，岂不诬哉！日三十而为月，月十二而为岁，其偶然者耳，然且有朔虚，有闰馀，不能齐也。至於三十年为一世以父子相继之岁约略计之耳，日有十二时，历家随意分之以辨刻漏耳，非如日之有出入，月之有朔望，为一终始而不可增减者也。《春秋传》云“日有十时”，今又分时为二十四，时岂有定数乎！今因是二者之偶同，遂皆以此两数乘之，其亦凿矣！且历法十九年而闰馀一终始，二万数千馀年而岁差一终始，与元、会、运、世之说皆不合，则《经世书》之不足信也明矣。曰：尧、舜不为中天，然则何以独盛？曰：物之良者，皆於其朔，不於其中也。是故，日莫良於旦，岁莫良於春，人莫良於孺子。尧、舜之时其犹平旦乎！是天地清明之候也。自尧、舜以後，生聚之蕃，文物之盛未必不过於昔，而其气益昏而杂，其治益卑而淆，犹之自春徂夏，物生日众而毒螫亦日多，自少及庄，人知日开而变诈亦日甚也。是故，西汉之午在孝武，而孝文则其平旦也；李唐之午在天宝，而贞观则其平旦也。故孟子亦以平旦之气为性善之验。吾故曰：“羲、农之上距开辟之初固无几时”也。 【补】“有天地，然後有万物。有万物，然後有男女。朋男女，然後有夫妇。有夫妇，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易序卦传》） 【存参】“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於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咕嘬之；其颡有Г，睨而不视。夫Г也，非为人Г，中心达於面目。盖归，反{艹累}里而掩之。”（《孟子》） △驳三皇及十纪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封禅书》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此言上古者之所始也。《春秋纬》称：“自开辟至於《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流讫当黄帝时。《河图》及《三五历》称：“天皇氏十六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春秋纬》以下，并本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采文。）後世序古史者往往采之。以余观之，谬莫甚焉。《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世又传仓颉始作书契，然则书契之起於羲、农以後，必也。羲、农以前未有书契，所谓三皇、十纪帝王之名号，後人何由知之？且其历年如此之久，圣人为天子者如此之多，其间名臣、贤相哲人、知士，且不知凡几，必无至於羲、农之世而书契犹未兴，生者犹无衣服，死者犹无棺椁之理也。夫《尚书》但始於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於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而徐整以後诸家遂上溯於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後则其传闻愈繁乎！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後人所知乃反详於古人如是也。又按：《史记》邹衍始为闳大不经之言，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终始，治各有宜；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如赤县神州者九，有裨海环之，莫能相通；如此又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然则其说本出於衍而後世学者又各以其意增饰之耳。当衍之时，列国分争，疆理不远，故莫能穷其妄。自隋、唐以降，征伐所及，海贾所通，至於夜不能熟羊胛，目可以尽南极，何尝有所谓“裨海九区、天地之际”者！衍言之妄，居可睹矣。则其所谓“天地剖判、五德转移”者，亦如是而已矣。鸣呼，《史记》犹以其言为不经，奈何後人自命为儒学者反取之以补经之缺乎！故余於包羲氏之前，但取《易序卦传》文冠之篇首，附以《孟子》上世葬亲之语，以见太古之大凡。其馀三皇、十纪之说概不载也。 ○包牺氏 包牺，一作伏羲，一作庖羲，一作宓羲。今《传》既作包牺，当从之。包牺非太，说见後《炎帝》、《太》篇中。 【补】“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传》。按唐、虞以前未闻有称“王”者。“王天下”云者，据三代之称而加之上古者也。此《传》之所以不逮《经》，学者不可以辞害意也。） △驳龙马负图之说 朱子《论语集注》云：“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余求其所本，经传皆无之。《书》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易大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皆未言为龙马所负，亦不言圣人为谁何也。《春秋传》、《史记》皆不及伏羲时事，无可证其真伪者。惟《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语，以为伏羲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八卦》，《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亦以《河图》为《八卦》，而皆不言所本何书。（《书孔传》有“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以画八卦”之语，此系後人伪撰，故不引。）孔氏颖达《周易正义》云：《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则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国等并云伏羲得《河图》而作《易》。”又云：“《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然则龙马负图之事乃出纬书而孔、刘采之者。纬书者，异端方士之言耳，朱子何为而信之哉？且如纬书之言，则《河图》、《洛书》同出於伏羲之世；而孔、刘乃以《八卦》、《九畴》分属之，尤不可解。不知後儒何以皆用之也？《传》云：“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不言则《河图》以为卦也。使画卦果本於《河图》，则此乃当时大事，千古异祥，《传》当特举之，何得概等诸鸟兽之文而已乎！孔氏颖达固已疑及於此，但以前人旧说不敢驳证，乃为扶同迁就之词，以为《易》理宽宏，何妨更法《河图》，亦可谓游移而失据矣！《外纪》又谓伏羲氏有龙马负图之瑞，故以龙纪官，盖见《补本纪》有龙瑞之文，因附会之以为巧合。不知以龙名官者乃太，非伏羲也，见其诬而已矣！故今於伏羲氏不载龙马负图之事。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余惟孔子之言是从焉耳。 【补】“作结绳而为纲罟，以佃以渔。”（同上。按《传》文所谓取诸某卦者，不过言其理相通耳，非谓必规摹此卦然後能制器立法也。而古未有书，後人亦无由知其所由作，故称盖焉──盖者，疑词也。今并删之，後不复注。） △驳伏羲氏造书契制嫁娶之说 《补三皇本纪》称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余按《易大传》文，易结绳以书契在“黄帝、尧、舜氏作”之後，则必起於黄帝以来明矣；谓造於伏羲氏，乃《伪书孔安国序》文，此序晋以後人所撰，前人辨之详矣。至以俪皮为礼，经传亦无文；惟谯周《古史考》言之，不足信。故并不载。 △驳伏羲氏为六甲之说 《外纪》称伏羲氏支干相配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又称黄帝命大挠作甲子，十干，十二枝，相配以名日。夫伏羲氏既造六甲矣，又何待於黄帝之作之？此盖所传异词而两采之，故致自相矛盾。要之，谓黄帝时为近。故今不载於此。 △燧人等十七氏有无不可知 世传上古之天子，有燧人氏、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谯周《古史考》以燧人备三皇，谓在庖羲之前。《补三皇本纪》则本《春秋纬》，以女娲备三皇而谓在庖羲之後。至於大庭以下十有五氏，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并在庖羲之後，《补三皇本纪》则据《三五历》而以为并在庖羲之前，其说纷纷不一。余按《春秋传》、《国语》最好称引上古事，然亦但述黄、炎以後，未有称羲、农者也；独《易传》以《易》故，言及於羲、农耳。《孟子》书中，有许行为神农之言，而《庄子》、《楚辞》尤多称引黄帝以前者，然则此等语言皆当在战国以後。盖是时杨、墨盛行，杨氏疾儒者之礼法刑政而矜言无为之化，墨氏恶当时之厚敛奢用而欲敦俭朴之风，故好称述上古君臣以求加於三代之法，大抵皆寓言之类，不可以为实者也。惟“大庭氏之库”见於《春秋传》，“女娲氏之笙簧”见於《明堂位》；然府库之兴当在唐、ね以後，况库犹存於春秋时，世之相隔亦必不远，而《明堂位》亦战国後之书，且序女娲於垂叔之後，未见其必为上古也。推此而求，则彼十五氏者，纵使果有其人，亦必非黄帝以前之天子矣。《补本纪》乃据《管子》，谓古封泰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首有无怀氏；不知《管子》乃後人所伪撰，而封禅亦汉儒之邪说，彼固采战国时异端小说之言而附会之者，又乌足为据也哉！且炎帝、太在黄帝之後，传记之文甚明也，犹误以为庖羲、神农，而列之於黄帝之前，况彼十五氏者，传记之所不言，又恶知其果有与无，果在庖羲之前与其後乎！故今十七氏者皆不载。 ○神农氏 △烈山氏非神农 《补三皇本纪》云：“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历山氏，《礼》曰‘历山氏之有天下’，是也。”余按《左传》称烈山氏，初不言有天下；若《礼记祭法》之文乃采之《国语》者，《国语》记上古事率荒唐，此盖亦想当然之词，不足以为据也。古者“烈”、“厉”同音，《祭法》之厉山乃传写之误，亦非有两号也。郑氏以神农制耒耜，遂以神农当之，而云“厉山，神农所起”，小司马氏从而采之，误矣！杜氏《左传注》云：“烈山氏，神农氏诸侯。”较郑氏为近理。然《左传》、《国语》皆未有称及黄帝以前者，亦未敢必其然，故今并不载。神农非炎帝，说见後《炎帝条》下。 【补】“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同上） △驳神农氏重八卦，作蜡祭、鞭草木之说 《补本纪》称：“神农氏重八卦为六十四，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余按：《易大传》言包牺作《八卦》、纲罟，至神农氏则但言其为耒耨、市易，初无一言及於重卦者。果有此事，曷为连类及之而独遗之乎！康成之徒因《传》文内有取诸《益》与《噬嗑》之语，遂臆度而附会之，以为神农所重，谬矣！《传》特泛言其理，何尝以为伏羲时止有三画之离，神农时乃有六画之《噬嗑》哉！《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今移之神农时，於经传亦未有确据，盖亦以为耒耜故臆之耳。至以赭鞭草木，乃方士荒唐之说，尤为不经。故并不取。 △驳神农氏作《本草》之说 世传神农始为《本草》（今所谓《本经者》），《汉书艺文志》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外纪》因之，遂谓炎帝尝药，一日遇七十毒，遂作方书以疗民疾。所谓炎帝，乃沿《补本纪》之误，意即谓神农也。余按书契始於黄帝以後，然犹未有篇策，神农之世安得有策书乎！且《本草》文浅陋，多用後世地名，少有识者自能辨之。《补本纪》谓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此或然耳；然传记皆无文，而後世方技之士多之古圣人者，难以征信。故今阙之。 【备览】“神农伐补遂。”（《战国策》） 【存参】“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老师与民并耕而食，饔食而治。’……又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市，莫之或欺。’”（《孟子》） △驳神农氏八世五百馀年之说 《补三皇本纪》云：“神农立一百二十年，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谖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纲目前编》云：“神农在位百四十年，子临魁八十年；临魁子承六十年，承子明四十九年；明子宜四十五年；宜子来四十八年；来子襄四十二年，襄曾孙榆罔五十五年”此说世皆信以为然。余按：《易传》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夫人谓之没，国谓之亡，不曰包牺、神农氏亡，而曰包牺、神农氏没，则是二帝既没，其子孙即不复嗣为帝也，乌有所谓八世五百馀年者哉！且经之所不书，传之所不述，彼晋以後之人何从而知之？《补本纪》以榆罔为神农曾孙，则榆罔之後尚当有五世，而《纲目前编》即以榆罔为第八世，其年数亦不符，然则二家之说已自不合，学者又何由知其孰是而信之乎？夫事略者易知，详者难考，神农之与炎帝，经传之文甚明，此易知者也，而二家尚不知其为两人，况其子孙之名，之年，之谱牒，反能知之而历历不爽，有是理耶！ △古之天子无禅无继 且唐、虞以前初未尝有继世为天子之事也：有圣人者出，则天下尊之为帝，圣人者没则已耳，其子孙皆不嗣为帝也；又有圣人者出，然後天下之又尊之；无所为继，亦无所为禅也。自唐、虞而後有禅，自夏、殷而後有继，故孔子曰：“唐、虞禅；夏後、殷、周继。”如之何其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也！齐桓之霸也仅一世，而晋文之霸也乃十一世：不得以其後之继霸而遂谓其前之亦继霸也。晋文、襄之霸也，其卿未有世者；间有父子皆为卿者，而初不袭位於其父卒之日；景、厉以後，荀林父卒而子庚代之，士会老而子亦燮继之，而卿遂为世及；鲁、郑亦然：不得以其後之继卿而遂谓其初之亦继卿也。夫古之天子亦若是而已矣！故今於诸家所载神农以後诸帝概削之不录焉。呜呼，後世之儒所以论古之多谬者，无他，病在於以唐、宋之事例三代，以三代之事例上古，以为继世有天下自羲、农已然，故於虞、夏授受之际妄以己意揣度，以致异说纷然而失圣人之真。故余於神农之世先发其端。学者知唐、虞以前原无禅继，然後尧、舜、禹、启相承之事可得而论。说并详後《通考》及《尧》、《舜》、《禹》、《启》篇中。 △引柳宗元文驳包牺、女娲、神农蛇身牛首之说 《补本纪》称包牺氏、女娲氏皆蛇身人首，神农氏人身牛首。余按：唐柳子厚《观八骏图说》辨此甚明，今载其文於左。惟其所引书，以牛首为伏羲，与此小异；要之其诬则一，亦不足分别也。 【柳子厚《观八骏图说》】“古之书有记周穆王驰八骏升昆仑之墟者，後之好事者为之图，观其状甚怪，咸若骞，若翔，若龙、凤、麒麟，若螳螂然。世闻其骏也，因以异形求之，则其言圣人者亦类是矣！故传伏羲曰牛首，女娲曰其形类蛇，孔子如亻其头，若是者甚众。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今夫马者，驾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视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草饮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骏，亦类也。今夫人有不足为负贩者，有不足为吏者，有不足为士大夫者，有足为者，视之，圆首横目，食谷而饱肉，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圣，亦类也。然则伏羲氏、女娲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骅骝、白羲、山子之类若果有之，是亦马而已矣，又乌得为牛，为蛇，为亻其头，为龙、凤、麒麟、螳螂然也哉！ △驳包牺、神农作瑟之说 《补本纪》称包牺氏作二十五弦之瑟，神农氏作五弦之瑟。余按：风会之开必有其渐，故包牺氏教佃渔，神农氏教耕耨，黄帝氏垂衣裳，虽圣人不能一世而尽创也。然则礼乐之兴当在唐、虞之世，包牺、神农未暇此也；安有茹毛饮血而吹笙鼓瑟者哉！苟能制茧成丝，则何不先为衣冠而乃以为弦；苟能斫木盛器，则何不先为栋宇棺椁而乃以为瑟也！此皆後人猜度附会之言，故并不取。 △驳《连山》、《归藏》为羲、农时书说 《周官太卜》，有《三易》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孔颖达云：“神农曰连山氏，亦曰烈山氏；黄帝曰归藏氏。”余按：《易传》言《易》详矣，《春秋传》亦多说《易》者，然皆未有《连山》、《归藏》之名。《周官》乃後人所撰，其然否未可知也。即使果然，亦当出於後世，郑氏以为夏、殷者，或有之；若羲、农之世，则未有篇策，安得有文字传於後世哉！至因康成以厉山为神农之误，而并《连山》之名归之，则尤谬矣！故今不取。 ○黄帝氏 △辨黄帝姓名之谬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又云：“黄帝为有熊氏。”按《国语》云黄帝姓姬，且公孙者，公之孙也，公族未及三世则无氏，氏之以公孙，非姓也，况上古之时安有是哉！《大戴记》云：“黄帝曰轩辕。”又曰：“黄帝居轩辕之邱。”其意盖谓因所居以为号耳，非谓轩辕为黄帝名也。有熊之称亦不见於传记，《本纪》乃以轩辕为名而号有熊，殊失《大戴》之意。《汉书律历志》云：“黄帝始有轩冕之服，故号曰轩辕。”谓轩辕为号，似矣，而谓因始有轩冕之故，则亦出於臆度而已。又《大戴记》、《史记》皆以黄帝为少典子，盖本之《国语》；然《国语》本不足据，故今并阙之。说并见後《战於阪泉条》下。 【补】“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易系辞下传》） 【备览】“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心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史记五帝本纪》） △《大戴记》称黄帝德无事实可指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或作“慧”，《史记》作“询”）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史记》作“战”），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此八字，《史记》作“淳化鸟兽虫蛾”），历离（《史记》作“旁罗”）日月星辰，极田（《史记》作“水波”）土石金玉，劳（《史记》“劳”下有“勤”字）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余按：“神灵”五句乃後人想像推崇之词，圣人大抵如是，非独黄帝然也。而“齐”、“敦敏”、“聪明”，亦初无先後可分。“死生”、“存亡”数语颇类杨氏（即所谓黄老家）。“时播”以下文多难解，不如《史记》之文明顺：不知《戴记》之文久而讹邪？抑司马氏润色之邪？要之皆系肤阔之辞，初无可指事实，且文亦卑弱，与《尧典》、《皋陶谟》首节大不类，显为後人所撰，故并不录。 【补】“黄帝氏以纪，故为师而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驳黄帝举四相之说 《本纪》云：“黄帝举风後、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汉书艺文志》叙兵书，有《风後》十三篇、《力牧》十五篇。《世纪》遂从而附会之，言“黄帝梦风吹，尘垢皆去；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曰：“天下岂有姓风名後，姓力名牧者哉？”於是求而得之，以为将相。”余按黄、炎之世，卿相之名未有见於传者，则四人恐亦後人之言。纵使有之，而其时未有典册，则兵法非其所著明矣。後者，君也，风後盖谓风国之君。古未有姓名连称者，乌得以“风”、“力”为姓，而“後”、“牧”为名也哉！至垢去土为後，人驱羊为牧，此特後世之谜语耳，稍知文学者耻言之。而《纲目前编》、《广舆记》皆从而采之，嘻，亦异矣！今一概不录。 △驳黄帝制十二律之说 世之言律者云：“律有十二，六为律，六为吕。黄帝使伶伦采竹於解谷，雄声六，雌声六以应十二月数，曰黄钟，曰大吕，曰大蔟，曰夹钟，曰姑洗，曰仲吕，曰蕤宾，曰林钟，曰夷则，曰南吕，曰无射，曰应钟。”余按：律之见於经传者莫先於“典”、“谟”；然《皋陶谟》但云六律，不言为十二也。《春秋传》云：“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孟子云：“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云六律，无云十二律者。如果律有十二，不当咸称为六；果有六律六吕，亦不当皆举律而遗吕也。惟《国语》载伶州鸠言，六律之外复有六间，自大吕至应钟云云，然亦未尝与黄钟等平列为十二也。自《吕氏春秋》始以律与历强相附会，以十二律应十二月，而刘歆、班固等递述之，非古也。《国语》之文固已多所附会，至《吕氏春秋》所采乃邹衍阴阳家之言耳。学者不信经传之文，而闻异端之说则喜道之，甚哉其可异也！又按：大吕、姑洗、无射，皆古钟名；黄钟、夹钟、林钟、应钟，其名虽不见於经传，然皆名之为钟，则亦本钟名也。谓其以律名名钟乎，当钟未铸之时，何由预知後世之以名钟，而先以夹钟、应钟名之？盖古六律之名本不可考，後人因某钟之声近於某律，遂取钟名以名之耳，非黄帝所制也。且十二律果制於黄帝，伶州鸠何不述之，而但泛称为“古之神瞽”乎？由是言之，黄钟、大吕之名皆起於春秋、战国以後，尚未知其与舜之六律果相应否，况於其度之长短广狭有何确据，而乃苦争之於九分十分之异，亦惑矣！刘歆岂圣人与，何以後之学者奉歆之说如奉圣人言也！ 【附录】“遇黄帝战於阪泉之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备览】“修德振兵，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炎帝非兄弟 《晋语》云：“少典娶於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余按：《春秋传》云：“黄帝以氏纪，故为师而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观其文义，乃二帝各自为国，各自为代，非兄弟也。《易传》云：“神农氏殁，黄帝、尧、舜氏作。”又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则是黄帝、圣人也，炎帝虽不可知，然在上古而为人所归，则亦贤人也：果圣贤与，必无同胞兄弟而用师以相攻伐之理，且所谓异德者果何哉？舜之与象，周公之与管叔，皆不异姓也。如之何其可以德异而并姓异之乎！盖《晋语》此文，特欲掩文公纳怀嬴之失，而假於古之圣人，正如齐东野人之语谓尧北面而朝舜者，後人奈何遽从而信之邪！故今并不从。说并见後条及《炎帝篇》中。 【附录】“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书吕刑》） 【备览】“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战国策》） 【备览】“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 △驳黄帝传兵法之说 《汉书艺文志》叙兵法，有《黄帝》十六篇，《图》二卷。马镐《中华古今注》引《河图》文云：“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天遣元女授黄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余按：《易大传》文，书契之兴，弓矢之作，皆在黄帝以降，黄帝之时安得有兵书及图传於後世哉！此乃战国之时权谋之士所作，伪之黄帝耳。至於兽身、人语，元女授法，语尤不经。盖唐以前人多好怪，见此等语以为新奇，辄采之以入书，而不知其惑世为甚大也。故今并论之。 △驳黄帝作指南车及华盖之说 《古今注》云：“指南车起黄帝。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又云：“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气，金枝玉叶，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余按：《易大传》文，“服牛乘马”在“黄帝、尧、舜氏作”之後，则黄帝时尚未必有车也。纵使有之，制车之始亦岂遂能工巧如是！至於华盖之作，文饰益盛，尤非上古俭朴之风。盖皆後人之所称，故今不录。 【存参】“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鲁语》） 此语虽未必确实，然尚无大谬，姑列之存参。 △驳黄帝巡游封禅之说 《本纪》云：“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鸡头；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又云：“置左右大监，监於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余按：此皆战国、秦、汉之间方士异端所述，所谓黄老家言、阴阳家言是也。盖既其术於黄帝，因伪撰黄帝之事以实之耳。尧自举舜以前，其事尚不可详考，况黄帝踪迹之所至乎！故今不录。 △驳黄帝作《素问》、《灵枢》之说 世所传《素问》一书，载黄帝与岐伯问答之言；而《灵枢》、《阴符经》或亦称为黄帝所作。至战国诸子书述黄帝者尤众（若《庄子》书称黄帝问道於广成子之类）。余按：黄帝之时尚无史册，安得有书传於後世；且其语多浅近，显为战国、秦、汉间人所撰。盖战国时杨、墨之徒欲绌尧、舜，故称尧、舜以前之黄帝以驾乎其上；而工於艺术者亦欲藉古圣人之名以取重於世，因假之以为言耳。此类甚多，不足缕辨，亦不胜缕辨也。姑举其略，以例其馀。 △驳黄帝诸子别十二姓之说 《晋语》云：“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渔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任、荀、僖、佶、儇、依，是也。惟青阳与仓林氏同於黄帝，故皆为姬姓。”後之言姓者多宗之。余按：上古之时，人情朴略，容有未受姓者，故因锡土而遂赐之，所以《禹贡》有“锡土、姓”之文，非每人皆赐之以姓也，安有同父而异姓者哉！姓也者，生也；有姓者，所以辨其所由生也；苟同父而各姓其姓，则所由生者无可辨，有姓曷取焉？且十二姓之见於《传》者，姬、祁、己、任、吉，五姓而已，然皆相为昏姻。後稷取於吉，王季取於任，春秋时晋之栾与祁昏，鲁之孟与己昏，而姬、刘、祁、范乃世为昏姻，皆无讥者。果同祖也，可为昏乎？若同祖者易其姓而即可为昏，则吴之孟子何讥焉？《春秋传》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与有济之祀。”又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观其文，皆似古帝王之孙世守其姓而不改者。唯虞後本姚姓，而陈乃妫姓，故晋史赵以为周之所赐，盖偶然之事。时或有他故焉；要之，妫犹姚耳，非姚与妫之遂可以相为昏也。自《国语》始有一人子孙分为数姓之说，而《大戴记》从而衍之，《史记》又从而采之，遂谓唐、ね、三代共出一祖，而帝王之族姓遂乱杂而失其真矣！然则是诬古圣而惑後儒者，皆《国语》为之滥觞也。且前既云“青阳与夷鼓为己姓”，後又云“青阳与仓林为姬姓”，是青阳一人而有两姓矣！此文既云“黄帝之子青阳，夷鼓皆为己姓”，《郑语》又云“祝融之後己姓，昆吾、苏、顾、温、董”，是己一姓而又有两祖矣！其自相矛盾如是，乌可为信哉！《晋语》此文，本因文公之纳怀嬴而为之掩饰者，是以其情诬而不忌，其辞游而自穷。纵令果出胥臣，亦不足以为据，况後人之所伪乎！而世之学者乃皆相沿，以为受姓之原固然，亦可异矣！故今并不取。说并见前条下。 △引王充书驳黄帝骑龙上天之说 《史记封禅书》称：“齐人公孙卿有札书，言黄帝仙登於天，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後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坠，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汉王充《论衡》尝辨其谬，今录於左： 【《论衡道虚篇》】“世称尧若腊，舜若居，心愁忧苦，形体羸癯。使黄帝致太平乎，则其形体宜如尧、舜；尧、舜不得道，黄帝升天，非其实也。使黄帝废事修道，则心意调和，形体肥劲，是与尧、舜异也，异则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实也。五帝三王皆有圣德之优者，黄帝不在上焉。如圣人皆仙，仙者非独黄帝；如圣人不仙，黄帝何为独仙？世见黄帝好方术，方术，仙者之业，则谓帝仙矣；又见鼎湖之名，则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而龙垂胡髯迎黄帝矣──是与说会稽之山无以异也。夫山名曰会稽，即云“夏禹巡狩，会稽於此山上，故曰会稽。”夫禹至会稽治水，不巡狩，犹黄帝好方伎，不升天也；无会稽之事，犹无铸鼎，龙垂胡髯之实也。里名胜母，可谓实有子胜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谓民朝起者歌乎？” 余按：黄帝升天之说本不足辨，司马氏载之，正以见其荒谬耳。王氏以为非实，是矣。然言“黄帝好方术”，则尤惑於世之邪说而未之察也。上古原无方术，而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岂至为方士之所欺哉！世之言神仙者多之於黄帝、老子，类此者非一，而文学之士亦有采之入书者。恐其久而惑世，故录此篇以例其馀。 [book_title]●卷下 ○炎帝氏 △炎帝非神农氏 《汉书律历志》以炎帝为神农氏，太为包羲氏，後之学者编纂古史皆遵之无异词。以余考之不然。《易传》曰：“庖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是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也。《春秋传》曰：“黄帝氏以纪，故为师而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是炎帝，太在黄帝之後也。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炎帝，太在黄帝之後，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神农氏之非炎帝也明矣！《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氏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夫神农氏既不能“征诸侯”矣，又安能“侵陵诸侯”！既云“世衰”矣，又何待“三战然後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两称神农氏，皆不言炎帝，後文言征战，凡两称炎帝，皆不言神农氏，然则与黄帝战者自炎帝，与神农氏无涉也。其後又云：“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又不言炎帝，然则帝於黄帝之前者自神农氏，与炎帝无涉也。《封禅书》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夫十有二家中既有神农，复有炎帝，其为二人明甚，乌得以炎帝为神农氏也哉！《战国策》曰：“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亦列神农於黄帝前而不云炎帝。《晋语》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亦列炎帝於黄帝後而不云神农。《春秋传》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与《国语》“炎帝姜姓”之说合，皆云炎帝，不云神农。《孟子》书有许行者，为神农之言，并耕同贾之说语虽不经，然亦因神农有作耒耜，为市廛之二事故之，亦云神农，不云炎帝。盖自《史记》以前，未有言庖羲风姓为龙师，神农姜姓为火师者；亦未有言太画《八卦》，作纲罟，炎帝制耒耜，为市廛者。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神农氏之非炎帝也明矣！自战国以後，阴阳之术兴，始以五行分配五帝，而《吕氏春秋》采之，《月令》又述之，遂以太为木，为春，炎帝为火，为夏，少为金，为秋，颛顼为水，为冬，黄帝为土，为中央；然亦但言其德各有所主，不谓太先於炎帝，炎帝先於黄帝也。宣、元以後，谶纬之学日盛，刘歆不考其详，遂以五行相生之序为五帝先後之序，而太遂反前於炎帝，炎帝遂反前於黄帝矣！然考之《易传》，前乎黄帝者为庖羲、神农，其名不符，考之《春秋传》，炎帝，太皆在黄帝之後，其世次又不合。於是不得已，谓太即庖羲氏，炎帝即神农氏，而《春秋传》文为逆数：谓少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故先言黄帝，上及太也。呜呼，有是文理也哉！《传》云：“火出，於夏为三月，於商为四月，於周为五月。”又云：“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此皆由今溯昔，然且不用逆数，况於泛举古帝王之沿革，乃反无故而逆数耶！杜氏不察其谬，乃用歆说以释《左传》，固已误矣。而小司马《史记索隐》释《封禅书》非惟不斥其诬，反欲曲全歆说，谓：“神农後子孙亦称炎帝，黄帝与炎帝战於阪泉，岂黄帝与神农身战乎！”夫神农果即炎帝，其子孙对黄帝而言，称炎帝，犹可也，继神农之後而别之曰炎帝，可乎！且封禅十二家皆易姓受命者，《史记》，《诗传》之文甚明，若炎帝为神农子孙，则是十一家，非十二家矣。或云：谯周《古史考》即以神农，炎帝为两人，与《史记》同；惜余未得见其书也。由是言之，误刘歆，班固者，《吕纪月令》；而误杜预，司马贞者，歆与固也。自是以後，学者益以口耳相传，而黄、炎之世次历二千年遂无复有正之者矣！曰然则《史记》黄帝之後何以不列炎帝、太？曰：《史记》亦不列少，不但太，炎帝也，将亦谓少在黄帝之前乎！盖迁之叙五帝本之《大戴记》（记虽删於《大戴》，而书实在迁前），而《记》本之《鲁语》，然《鲁语》但举其有功者言之，实未尝有五帝之名，亦不谓其间不得复有帝也。若《月令》之五帝，则本之《春秋传》，然《传》实亦未有五帝之说。大抵後人之说皆沿之古人而附会之，以致浸失其意。要之，自司马迁以前，未有言炎帝，太之为庖羲、神农者，而自刘歆以後始有之。学者当取信於古传记，不必斤斤焉执异端谶纬之说，後儒附会之言以自益其惑也！ 【补】“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炎帝与黄帝同时 《晋语》云：“少典娶於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韦昭《国语》解云：“神农在黄帝前，黄帝灭炎帝，灭其子孙耳；言生者，言二帝本所生出也。”小司马《索隐》又云：“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炎、黄二帝凡隔八帝五百馀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馀年而始代炎帝後为天子乎！”後之纂古史者咸以其言为然。余按：《国语》所云“生”者，本谓一父一母所生，文甚明也。幼同生而长不同德，故曰“成而异德。”如韦氏之说，是与炎帝同生者乃黄帝之远祖？与黄帝用师者乃炎帝之耳孙，则所谓“成而异德”者，其祖乎？其孙乎？如小司马之说，是生炎帝者一少典氏，生黄帝者一少典氏，则所谓娶於有乔氏者，炎帝之父乎？黄帝之父乎？於文皆不通矣！况炎帝既在黄帝前数百年，则当先言炎帝，不当每文皆先言黄帝也。盖二家之失，在误信刘歆，班固之言以炎帝为神农，是以世代不符；虽委曲以为解，卒辗转而不通。若但据《左传》、《史记》文，则炎帝承黄帝自可同时，不必曲为之说也。然《国语》之文本亦出於附会，故今并不载。说已详前《黄帝篇》中。 【备考】“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左传》） △姜姓所自出 按：《左传》原姜姓者二：一，此文，以为炎帝之後；一，庄二十三年，以为太岳之後。或太岳即出於炎帝与？其说犹可通也。《国语》原姜姓者三：一，《晋语》谓炎帝姓姜，与此文合。一，《周语》谓共工之从孙四岳船⒄姜，盖即《传》之太岳。但炎帝即姓姜，则非至四岳而始赐姓；共工承炎帝後而改制度，则非出於炎帝明甚：二篇必有一误也。一，《郑语》谓姜为伯夷之後。伯夷与四岳比肩事舜，齐一国安得祖两人乎！大抵《国语》所述姓氏皆不足据。窃意《左传》犹近古，故列之以备考。 ○共工氏 △共工世次 《汉书律历志》列共工於神农之前。余按：《春秋传》，共工在黄、炎後，其文甚明；刘歆泥於《吕纪》五德之说，误以《传》为逆数，遂以炎帝为神农，太为伏羲，因致失共工之世次耳。今既据《传》文正其失，则共工固当次之於此。说已详前《炎帝篇》中。 【补】“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存参】“共工虞於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隋高湮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周语》） △驳触山补天之说 《鲁语》云：“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土。”《补本纪》云：“女娲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余按：共工氏之为帝为霸，不可考矣；但以《春秋传》推之，则与黄、炎、二固未有差别也。不知《国语》有所传耶？抑以共工似官名，不似代名，遂臆度之而云然耶？大抵《国语》之文附会者多，“後土”本非人名，乃不云其子曰勾龙，而云其子曰後土，基舛如是，固不可为据也。所称“虞於湛乐”云者，或其子孙之事亦未可知。“少之衰，九黎乱德”，“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楚语》、《史记》并有是言，则於共工亦何怪焉。故姑存之於此。至於“触山”、“补天”之说，本之《淮南子》，《淮南》又因《楚辞》之文而附会之者。《楚辞》、《淮南》本皆荒唐之数，不可为实。而《楚辞》但言地倾，初无触山补天之说，亦绝不言为共工也。头能触山而使之崩，山能倾天地而使之缺折，则鲁阳之挥日，愚公之移山，真可谓平平无奇矣！小司马乃信以为实而载之史，吾恐千百年後将有采稗官小说以补正史之缺者。况祝融乃颛顼之裔，安得越千百年之前而与共工战乎！大抵唐人好奇而轻信，不辨黑白而一概取之，率皆如是，亦不足尽辨也。 ○太氏 太或作太昊。按《春秋传》作太，《传》文近古，或当不误，今从之。 【补】“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与有济之祀。”“陈，太之虚也。”（并《左传》） △太非包羲氏 《汉书律历志》以《春秋传》之太氏为即《易传》之包羲氏；患其世次不合，遂以《春秋传》文为逆数。余按：《传》文如果逆数，则当由少以至极前之包羲：乃由黄帝逆数以至包羲，而忽以极後之少承之，文理尚可通乎！且太、少二帝不同姓，若其时又不相及，则何为皆以“”名？而太纪官为龙，少纪官为凤，亦似相比然者。然则少氏固当继太而帝，《左传》非逆数，太非包羲矣。又按：《春秋传》，太之後曰任、宿、须句、颛臾，其虚在陈；少之後曰郯，其虚在鲁；颛顼之後曰陈，其虚在卫；而黄、炎、共工三代惟炎帝之後见於《传》，至其虚则皆无闻焉，岂非以近者易考而远者难详乎！《国语》虽尝述黄帝、共工之後，然其文殊乖舛，不足据。然则郯子所言之世次，其非逆数亦明矣。故今列太氏於共工之後，从《左传》也。馀并见前《炎帝篇》中。 ○少氏 △金天氏非少 《汉书律历志》云：“少号曰金天氏。”余按：金天氏之名见於《春秋传》，但云“裔子为玄冥师”而已，未言为少也。刘歆盖以《月令》秋帝少秋於行为金，故谓金天氏为少耳。不知五德之说本邹衍之妄谈；且颛顼不取号於水，宁少必取号於金乎！少氏之子虽尝为玄冥，然烈山氏之子柱为稷，周弃亦为稷，颛顼氏之子黎为火正，高辛氏之子阏伯亦为火正，则玄冥一官亦不必少氏之子孙而後可为也；故今宁阙之。说并详前黄帝以下诸帝篇中。，或作昊；今从《左传》作，已详前篇。 【补】“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纪於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虚。”（并《左传》） 【补】“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左传》） △《大戴记》之青阳、玄嚣俱非少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玄嚣；玄嚣产乔极；乔极产高辛。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又云：“黄帝取於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氵氐水；昌意降居若水。自《史记》始以青阳为玄嚣，而《汉书律历志》遂并以青阳为少，而其子孙名挚。由是皇甫谧以来诸编古史者皆以少为黄帝之子矣。余按：《大戴》、《史记》之文本难征信，然《大戴》云“青阳降居氵氐水”，是明谓青阳不为天子矣。《史记》云：“自玄嚣与乔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是亦谓玄嚣不为天子矣。青阳、玄嚣皆不为天子，恶得以为少氏也哉！且以挚为少子孙之名，则当凤鸟未至之前，将以何者名其官乎？盖此皆缘刘歆误以《春秋传》郯子之言为逆数，而炎帝、共工、太皆在黄帝前，至少则不可复谓其在太前，而《大戴》、《史记》又皆无少之代，故妄意其即青阳耳。不知四代实皆在黄帝後，《史记》自沿《大戴》之文以颛顼直继黄帝而遗之，不必曲为说以附会之也。然《史记》以玄嚣为青阳，亦非《大戴》本文之意。盖其前文云“黄帝产玄嚣，产昌意”者，乃因叙高阳、高辛之世系而溯及其祖父，非谓黄帝止有此二子也。後文云“黄帝取於西陵氏之子，产青阳及昌意”者，乃因二人同母，故因昌意而并及之，非必此二人即前二人也。司马氏见其前有玄嚣而无青阳，後有青阳而无玄嚣，遂妄意为一人，误矣！又《国语》以青阳为方雷氏之甥，亦与《大戴》文异。大抵《国语》、《大戴》、《史记》本皆不足为据；而《汉志》以为少，说尤荒唐，皆由於不察前人之言而妄以意度之，是以愈转愈误。而更後之人又震於其名，以为必有所据而云然，是以帝王之事颠倒错乱，不可复正；而不知其所据皆此类也！故今并不取。 ○颛顼氏 △颛顼为高阳或高辛不可考 《大戴记》云：“高阳，是为帝颛顼。”按《春秋传》有高阳氏，有颛顼氏，而为一为二无明文。唯《离骚》自谓高阳之苗裔，而《郑语》以楚为祝融之後，《左传》以祝融为颛顼氏之子，则似高阳果颛顼也。然《郑语》云“黎为高辛氏火正”，《楚语》云“颛顼命火正黎司地”，又似颛顼为高辛者。要之，唐、虞以前事多难考，《国语》、《离骚》皆难据以立说，与其误断而颠倒之，不若阙疑而姑置之之为愈也！ 【补】“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陈，颛顼之族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邱。”（并《左传》） △《大戴记》称颛顼德无事实可指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颛顼，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济於流沙，东至於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励。”余按：“洪渊”、“疏通”二语乃贤哲之常事；“养材”、“履时”二语即黄帝之“顺天地之纪，历离日月星辰，时播百草木”等事也。其馀云云，亦皆古贤帝王通用之言，非有事实可指不可移之他人者也。其为後人所撰甚明，故今并不录。说并见前《黄帝篇》中。 ○帝喾氏 △《国语》始称喾 按：《春秋传》有高辛而无喾；至《国语》始称喾；《大戴记》始以喾为《高辛》。《国语》固多附会，然妄合姓氏，谬举神怪则有矣，若无故撰此一代，恐《国语》尚未至是。且言之不一而足，理固当有之，不容略也。《传》既无文，故即以国语文补之。唯以喾为高辛，则未敢决，宁阙之可也。说并见前《颛顼篇中》。 【补】“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鲁语》） 【存参】“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周语》） △《大戴记》称帝喾德与黄帝、颛顼不异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德；仁而威，惠而信，取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余按：此所称“生而神灵，自言其名”者，即黄帝之“生而神灵，弱而能言”也。“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者，即黄帝之“成而聪明”也。“明鬼神而敬事之”者，即颛顼之“洁诚以祭祀”也。“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者，即颛顼之“日月所照，莫不励也。”“顺天之义，取地之财”者，即黄帝之“顺天地之”纪，颛顼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也。盖撰此文者亦苦於无可言，故少窜易其词，而实仍即前之所云云也。故今并不录。说并见前《黄帝》、《颛顼》篇中。 ○黄帝以後诸帝通考 《传》文有不能详其世代者，统录於此。 【补】“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传》） 【补】“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补】“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 【补】“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补】“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补】“上古穴居而野处；後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补】“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後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补】“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并同上） △引欧阳修文《大戴记帝系篇》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玄嚣；玄嚣产乔极；乔极产帝辛，是为帝喾。帝喾产稷；产契；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勾芒；勾芒产乔牛；乔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其後司马迁之《五帝本纪》、皇甫谧之《帝王世纪》并因之。世之学者莫不信之。至宋，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及《後序》始其谬。今载其文於左： 【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 “尧、舜、禹、汤、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谓显人矣，而後世犹失其传者，岂非以其远也哉！是故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而阙其不知，慎所传以惑世也。方孔子时，周衰，学废，先王之道不明而异端之说并起。孔子患之，乃述《诗》、《书》、《史记》以止纷乱之说；而欲其传之信也，故略其远而详其近。於《书》断自唐、虞以来，著其大事，可以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尝道者，以其世远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没，异端之说复兴，周室亦益衰乱，接乎战国，秦遂焚书，先王之道中绝。汉兴，久之，《诗》、《书》稍出而不完。当王道中绝之际，奇书异说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时。学者既不备见《诗》、《书》之详，而习传盛行之异说，世无圣人以为质，而不自知其取舍真伪，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於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唯恐遗之也。如司马迁之《史记》是已。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於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详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迁所作《本纪》出於《大戴礼》、《世本》诸书。今依其说，图而考之：尧、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尧之崩也，下传其四世孙舜，舜之崩也，复上传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寿百岁。稷、契於高辛为子，乃同父异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汤与王季同世。汤下传十六世而为纣，王季下传一世而为文王，二世而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王，何其谬哉！呜呼，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业见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论著之矣；其久远难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为圣人者，其智知所取舍皆如此。” 【永叔《後序》】“予既略论帝王世次而见世纪之失，犹谓文、武与纣相去十五六世，其谬较然不疑，而尧、舜、禹之世相去不远，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复以《尚书》、《孟子》、孔安国、皇甫谧诸书参考其寿数长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据《书》及诸说云：‘尧寿一百一十六岁，舜寿一百一十二岁，禹寿百岁。尧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试之；二年乃使摄政，时舜年三十；居试摄通三十年，而尧崩。舜服尧丧三年毕，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摄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丧三年毕，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当尧得舜之时，尧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则是尧年五十七，已见四世之玄孙生一岁矣！舜居试摄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寿百年，以禹百年之间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丧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则当舜摄试之初年，禹才六岁：是舜为玄孙年三十时，已见四世之高祖方生六岁矣！至於舜娶尧二女，据图为曾祖姑；虽古远世异，与今容有不同，然人伦之理乃万世之常道，必不错乱颠倒之如此。然则诸家世次，寿数长短之说，圣经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决矣！” △颛顼、尧、舜皆不出於黄帝 余按：《春秋传》：“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以鸟纪；自颛顼以来，乃纪於近。”夫自黄帝以至颛顼，中间四五代而各有制作，不相沿袭，则颛顼与喾之上距黄帝也远矣，乌得以颛顼为黄帝之孙而喾为黄帝之曾孙也哉！《传》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夫高辛，高阳之子孙至於尧时已各有分族而传数世，则高辛、高阳之下逮尧也又远矣，乌得以尧为高辛之子而高阳之从孙也哉！《书》云：“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孟子》云：“尧之於舜也，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夫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况於同高祖以下，其亲属尤近，果如《大戴》所记，尧与舜之高祖为同高祖昆弟，尧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纵使上古之时礼制未详，然使尧、舜而非圣人也则可，尧、舜而皆圣人也，必不为是乱伦渎礼之事明矣！且不告而娶，万章犹疑之，孟子犹数辨释之，若以近属而为姻婚，其所关者更大，何得万章、孟子反皆不置一言？至其世数之参差，则欧阳子已言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乌得谓尧、舜、禹之同出於黄帝也哉！惟舜出於颛顼，《春秋传》尝言之，而其名亦不符。然於陈言舜而但及於颛顼，不及於黄帝，则是以颛顼为不出於黄帝也。於陈言舜而必及於颛顼，於范氏言陶唐而不及於黄帝，则是亦不以尧为出於黄帝也。至《国语》始好牵连数姓以为同出一祖，固已诬矣，然其所称黄帝之後十二姓者，有祁而无姚，有姬而无子、姒、则是犹未以唐、虞、三代为皆出於黄帝也。自战国以後，杨、墨并起，而杨氏尤好为大言：以儒者之称尧、舜而述孔子也，乃称黄帝以求加於尧、舜，述老聃以求加於孔子，故其後遂称为黄、老。犹以为未足快其意，乃又诬孔子为老聃之弟子，尧、舜、禹、汤、文、武为黄帝之子孙，以见夫儒者之所推崇而尊重者实皆吾师之末流馀派也。《大戴》诸篇本战国以後所撰，是以惑於其说而载之。而司马氏故崇黄、老，其信而采之尤不足怪。独怪汉、晋以降千有馀年，文人学士自命为圣人之徒者不知凡几，而皆以为实然，此何说也？唯欧阳子独能取信於《经》而不从杨、墨之邪说，其识可不谓卓哉！乃此论既出，而自宋以来编纂古史者犹沿《大戴》、《史记》之谬，则尤可怪矣！岂以欧阳子之论犹有未尽耶？故余既全录欧阳子之文，而於《黄帝》、《尧》、《舜》篇中复为推其前後而详辨之，期於永绝世儒之疑，杜杨、墨之说，虽其词烦於古人而不敢避也。後世果有大儒出焉，庶知余心之独苦耳！说并见後《唐虞录》中。 △少至尧四代皆非相继而立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崩，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以为古帝皆相继而立者。《帝王世纪》衍之，复据《汉书》而小变其说，谓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岁；其後少在位八十年，年百岁；其後乃为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造唐而致禅。後之辑古史者大率本其年数以为上古甲子之实。余按：少、颛顼不继黄帝，前篇固已详言之矣，然即少至尧四代中，更无他天子，而亦前後不相及也。《国语》云：“少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少既衰，颛顼乃兴，是颛顼与少不相及也。《传》云：“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高阳、高辛至尧时已数世而分数族，是尧与二代亦不相及也。然则上古帝王其交会之间皆当有数十百岁，此衰而後彼兴，正如春秋之霸者然，安得有相继为天子者哉！盖凡说上古者皆以後世例之，故误以为相承不绝；不知古之天子无禅无继，有一圣人出焉，则天下皆归之而谓之帝，圣人既没则其子降而夷於诸侯，又数十百年复有圣人出则天下又归之，如是而已。自唐、虞逮夏初，天子相继，而天下之局始一变；少康以後又一变；至周，又小变；而秦、汉以下则又大变。学者知上古自上古，虞、夏自虞、夏，商、周自商、周，则经传之文皆了然不待解；启之继统，汤、武之革命，皆显然无可疑矣。余尝读《春秋传》，襄、昭之世较之定、哀已不同，闵、僖又不同，隐、桓之世则迥乎判然矣。二百馀年之间犹如此，况自平王以上，至於羲、农、黄帝之时，上下三千年，安得以一例例之乎！至其年岁尤属无征。上世既无典籍，经传又乏明文，即广搜博采不辨真伪如司马迁者犹且不能言其年岁，彼皇甫谧生於晋代，又安从而知之？东方朔告武帝云：“陛下以臣为欺妄，愿使人上天问之。”世之述上古之年岁者何以异是！故今概不之采，但取《传》所载之帝因其先後次第之。说并见前《神农》及後《尧》、《舜》、《禹》诸篇中。 △驳大坟等八师之说 《韩诗外传》载子夏之言云：“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乎相；文王学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