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艺概 [book_author]刘熙载 [book_date]清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文论,完结 [book_length]76894 [book_dec]文论。清刘熙载(1813—1881)撰。六卷。熙载字融斋，江苏兴化人。道光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使，晚年主讲上海龙门书院。一生治经学，精通声韵，旁及诗、词、曲及书法。著述颇多，有《古桐书屋六种》及《古桐书屋续刻三种》。《艺概》系历年论艺汇钞，约成于同治十二年(1873)，为作者晚年之作，约九万三千字。论文艺涉及范围极广，包括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各一卷。《自叙》说：“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今复于存者辑之，以名其名也。”重视结合作家思想品格考察作品，故常察人之未察，论述艺术表现手法多有精湛之论，故甚受文学史及古文论研究者重视。有同治间刻《古桐书屋六种》本，一九二七年北京富晋书社铅印本，一九七八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铅印本。 [book_img]Z_13127.jpg [book_title]叙 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极于道。顾或谓艺之条绪綦繁，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虽然，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竭无余，始足以明指要乎？是故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今复于存者辑之，以名其名也。庄子取“概乎皆尝有闻”，太史公叹“文辞不少概见”，闻、见皆以“概”为言，非限于一曲也。盖得其大意，则小缺为无伤，且触类引伸，安知显缺者非即隐备者哉？抑闻之《大戴记》曰：“通道必简。”“概”之云者，知为“简”而已矣。至果为通道与否，则存乎人之所见。余初不敢意必于其间焉。 同治癸酉仲春，兴化刘熙载融斋自叙 [book_title]卷一文概 《六经》，文之范围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涘，乃《文心雕龙》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有道理之家，有义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说见刘劭《人物志》。文之本领，祗此四者尽之。然孰非经所统摄者乎？ 九流皆托始于《六经》，观《汉书·艺文志》可知其概。左氏之时，有《六经》未有各家，然其书中所取义，已不能有纯无杂。扬子云谓之“品藻”，其意微矣。 《春秋》文见于此，起义在彼。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氏释经，有此五体。其实左氏叙事，亦处处皆本此意。 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刘知几《史通》谓《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余谓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后汉书》称荀悦《汉纪》“辞约事详”，《新唐书》以“文省事增”为尚，其知之矣。 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 杜元凯序《左传》曰：“其文缓。”吕东莱谓：“文章从容委曲而意独至，惟《左氏》所载当时君臣之言为然。盖繇圣人余泽未远，涵养自别，故其辞气不迫如此。”此可为元凯下一注脚。盖“缓”乃无矜无躁，不是弛而不严也。 文得元气便厚。《左氏》虽说衰世事，却尚有许多元气在。 学《左氏》者，当先意法而后气象。气象所长在雍容尔雅，然亦有因当时文胜之习而觭重以肖之者。后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啴侈靡矣。 萧颖士《与韦述书》云：“于《穀梁》师其简，于《公羊》得其核。”二语意皆明白。惟言“于《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认，当知孤质非文，浮艳亦非文也。 《左氏》叙战之将胜者，必先有戒惧之意，如韩原秦穆之言，城濮晋文之言，邲楚庄之言，皆是也。不胜者反此。观指睹归，故文贵于所以然处著笔。 《左传》善用密，《国策》善用疏。《国策》之章法笔法奇矣，若论字句之精严，则左公允推独步。 左氏与史迁同一多爱，故于《六经》之旨均不无出入。若论不动声色，则左于马加一等矣。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以左氏之才之学，而文必范我驰驱，其识虑远矣。 《国语》，周、鲁多掌故，齐多制，晋、越多谋。其文有甚厚甚精处，亦有剪裁疏漏处，读者宜别而取之。 柳柳州尝作《非国语》，然自序其书，称《国语》文“深闳杰异”；其《与韦中立书》，谓“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则《国语》之懿亦可见矣。 《公》、《穀》二传，解义皆推见至隐，非好学深思不能有是。至传闻有异，疑信并存，正其不敢过而废之之意。 公、穀两家善读《春秋》本经。轻读，重读，缓读，急读，读不同而义以别矣。《庄子·逸篇》：“仲尼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虽属寓言，亦可为《春秋》尚读之证。 《左氏》尚礼，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义，故正。 《公羊》堂庑较大，《穀梁》指归较正。《左氏》堂庑更大于《公羊》，而指归往往不及《穀梁》。 《檀弓》语少意密，显言直言所难尽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实。是何神境！ 《左氏》森严，文赡而义明，人之尽也。《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之自然无若《檀弓》，刻画无若《考工》、《公》、《穀》。《檀弓》诚悫颀至，《考工》朴属微至。 《问丧》一篇，缠绵凄怆，与《三年问》皆为《戴记》中之至文。《三年问》大要出于《荀子》，知《问丧》之传亦必古矣。 《家语》非刘向校定之遗，亦非王肃、孔猛所能托。大抵儒家会集记载而成书，是以有纯有驳，在读者自辨之耳。 《家语》好处，可即以《家语》中一言评之，曰：“笃雅有节。”《家语》之文，纯者可几《檀弓》，杂者甚或不及《孔丛子》。 《国策》疵弊，曾子固《战国策目录序》尽之矣。抑苏老泉《谏论》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盖尝推此意以观之，如鲁仲连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称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其非无术可知。然则读书者亦顾所用何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读而可哉！ 战国说士之言，其用意类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专于措辞求奇，虽复可惊可喜，不免脆而易败。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国策》乃沈而快；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国策》明快无如虞卿之折楼缓，慷慨无如荆卿之辞燕丹。 《国策》文有两种：一坚明约束，贾生得之；一沈郁顿挫，司马子长得之。 杜诗《义鹘行》云：“斗上捩孤影。”一“斗”字，形容鹘之奇变极矣。文家用笔得“斗”字诀，便能一落千丈，一飞冲天，《国策》其尤易见者。 韩子曰：“孟氏醇乎醇。”程子曰：“孟子尽雄辩。”韩对荀、扬言之，程对孔、颜言之也。 《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龟山杨氏论《孟子》“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可谓探本之言。 《孟子》之文，百变而不离其宗，然此亦诸子所同。其度越诸子处，乃在析义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集义、养气，是孟子本领。不从事于此而学孟子之文，得无象之然乎？ 荀子明六艺之归，其学分之足了数大儒。其尊孔子，黜异端，贵王贱霸，犹孟子志也。读者不能择取之，而必过疵之，亦惑矣。 孟子之时，孔道已将不著，况荀子时乎！荀子矫世之枉，虽立言之意时或过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笃者不能。 《易传》言“智崇礼卑”。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礼智之间。 屈子《离骚》之旨，只“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语足以括之。“百尔”，如女媭、灵氛、巫咸皆是。 太史公《屈原传》赞曰：“悲其志。”又曰：“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志”也，“为人”也，论屈子辞者，其斯为观其深哉！ 孟子曰：“《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亲，一也。屈子《离骚》，若经孟子论定，必深有取焉。 “文丽用寡”，扬雄以之称相如，然不可以之称屈原。盖屈之辞能使读者兴起尽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 国手置棋，观者迷离，置者明白。《离骚》之文似之。不善读者，疑为于此于彼，恍惚无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苏老泉谓“诗人优柔，骚人清深”，其实清深中正复有优柔意。 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手脚忙乱。杜元凯称左氏“其文缓”，曹子桓称屈原“优游缓节”，“缓”岂易及者乎？ 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彼固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蹈大方”处求之？《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于此见寓言之妙。 《庄子》文法断续之妙，如《逍遥游》忽说鹏，忽说蜩与鸴鸠、斥抃，是为断；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则上文之断处皆续矣，而下文宋荣子、许由、接舆、惠子诸断处，亦无不续矣。 文有合两篇为关键者。《庄子·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读者初不觉意注何处，直至《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四句，始见前语正预为此处翻转地耳。 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乌知非鹏之学为周耶！ 《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一段，体物入微。与之神似者，《考工记》后，柳州文中亦间有之。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之文，可以是评之。其根极则《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实不可以已”。 老年之文多平淡。庄子书中有庄子将死一段，其为晚年之作无疑，然其文一何掞诡之甚！ 《庄子》是跳过法，《离骚》是回抱法，《国策》是独辟法，《左传》、《史记》是两寄法。 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如屈子所谓“登高吾不说，入下吾不能”是也。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如庄子所谓“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今子有大树，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书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 柳子厚《辩列子》云：“其文辞类《庄子》，而尤为质厚，少为作，好文者可废耶？”案：《列子》实为《庄子》所宗本，其辞之掞诡，时或甚于《庄子》，惟其气不似庄子放纵耳。 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为所役，是在卓尔之大雅矣。 文家于《庄》《列》外，喜称《楞严》《净名》二经，识者知二经乃似《关尹子》，而不近《庄》《列》。盖二经笔法有前无却，《庄》《列》俱有曲致，而庄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韩非锋颖太锐。《庄子·天下篇》称老子道术所戒曰：“锐则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鉴之也。至其书大端之得失，太史公业已言之。 管子用法术而本源未为失正，如“上服度则六亲多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此等语岂申、韩所能道！ 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 秦文雄奇，汉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谈，汉不如秦；本经立义，秦亦不能如汉也。 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诏书也。《周书·吕刑》，论者以为哀矜恻怛，犹可以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然彼文至而实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 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人知数子之文纯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当于其原委穷之。 贾生陈政事，大抵以礼为根极。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在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极有分晓。何太史公但称其明申、商也？ 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汉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世。然孰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 柳子厚《与杨京兆凭书》云：“明如贾谊”，一“明”字体用俱见。若《文心雕龙》谓“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语虽较详，然似将贾生作文士看矣。 《隋书·李德林传》，任城王湝遗杨遵彦书曰：“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此重美德林之兼长耳。然可见马、扬所长在研炼字句，其识议非贾、晁比也。 晁家令、赵营平皆深于筹策之文。赵取成其事，不必其奇也；晁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 董仲舒学本《公羊》，而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则其于礼也深矣。至观其论大道，深奥宏博，又知于诸经之义无所不贯。 董仲舒《对策》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见卓矣。扬雄“非圣哲之书不好”，盖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 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 马迁之史，与《左氏》一揆。《左氏》“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在马则夹叙夹议，于诸法已不移而具。 文之道，时为大。《春秋》不同于《尚书》，无论矣。即以《左传》《史记》言之，强《左》为《史》，则噍杀；强《史》为《左》，则缓。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也。张怀瓘论书云：“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太史公于叙《伯夷列传》发之。而《史记》全书重义之旨亦不异是。书中言利处，寓贬于褒。班固讥其“崇势利而羞贫贱”，宜后人之复讥固与！ 太史公文，精神气血，无所不具。学者不得其真际，而袭其形似，此庄子所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者也。 太史公文，疏与密皆诣其极。密者，义法也。苏子由称其“疏荡有奇气”，于义法犹未道及。 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却细入无间。评者谓“乱道却好”，其实本非乱道也。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处。至读者或谓之悲，或谓之愤，又可以自征器量焉。 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 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长卿虽非无得于情，要是辞一边居多。离形得似，当以史公为尚。 “学无所不窥”，“善指事类情”，太史公以是称庄子，亦自寓也。 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 尚礼法者好《左氏》，尚天机者好《庄子》，尚性情者好《离骚》，尚智计者好《国策》，尚意气者好《史记》，好各因人，书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损焉。 太史公文与楚、汉间文相近，其传楚、汉间人，成片引其言语，与己之精神相入无间，直令读者莫能辨之。 子长精思逸韵俱胜孟坚。或问：逸韵非孟坚所及，固也；精思复何以异？曰：子长能从无尺寸处起尺寸，孟坚遇尺寸难施处，则差数睹矣。 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 《画诀》：“石有三面，树有四枝。”盖笔法须兼阴阳向背也。于司马子长文往往遇之。 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斗，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 《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 贾长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遗意。若董江都、刘中垒，乃汉文本色也。 司马长卿文虽乏实用，然举止矜贵，扬搉典硕，故昌黎碑板之文亦仪象之。 用辞赋之骈丽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后此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惟此体施之必择所宜，古人自主文谲谏外，鲜或取焉。 刘向文足继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对策》，向上封事，引《春秋》并言“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亦可见所学之务乎其大，不似经生习气，譊々置辩于细故之异同也。 刘向、匡衡文，皆本经术。向倾吐肝胆，诚恳悱恻，说经却转有大意处；衡则说经较细，然觉志不逮辞矣。 扬子云说道理，可谓能将许大见识寻求。然从来足于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气尽力竭耶？ 杨子《法言》有些憨意，盖专己创言，人虽怪且厌之，弗为少动也。 东坡《答谢民师书》谓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子固《答王深甫论扬雄书》云：“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曾、苏所见不同如此。介甫《与王深甫书》亦盛推雄，如所谓“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于老庄者，扬子而已”是也。 司马温公叙《扬子》，谓“孟子好《诗》《书》，文直而显；荀子好《礼》，文富而丽；扬子好《易》，文简而奥。”孟、荀、扬并称无别，与昌黎之论三子异矣。 扬子云之言，其病正坐近似圣人。《朱子语类》云：“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此可知学贵实有诸己也。 孙可之《与高锡望书》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司马子长之地，千载独闻得扬子云。”余谓子云之史今无可见，大抵已被班氏取入《汉书》。《汉书·扬雄传》或疑出于雄所自述，亦可见其梗概矣。 班孟坚文，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虽气昧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 苏子由称太史公“疏荡有奇气”，刘彦和称班孟坚“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 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元深重其书，即韩退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潜夫论》皆贵德义、抑荣利之旨，虽论卜、论梦亦然。 东汉文浸入排丽，是以难企西京。缪袭称仲长统才章足继董、贾、刘、扬，今以《昌言》与数子之书并读，气格果相伯仲耶？ 仲长统深取崔寔《政论》，谓“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按《政论》所言，主权不主经，谓济时拯世，不必体尧蹈舜。此岂为治之常法哉？而统服之若此，宜其所著之《昌言》，旨不皆粹也。 崔寔《政论》，参霸政之法术；荀悦《申鉴》，明古圣王之仁义。悦言屏四患，崇五政，允足为后世法戒；寔言孝宣优于孝文，意在矫衰汉之毙，故不觉言之过当耳。 遒文壮节，于汉季得两人焉：孔文举、臧子源是也。曹子建、陈孔璋文为建安之杰，然尚非其伦比。 孔北海文，虽体属骈丽，然卓荦遒亮，令人想见其为人。唐李文饶文，气骨之高，差可继踵。郑康成《戒子益恩书》，雍雍穆穆，隐然涵《诗》《礼》之气。 汉、魏之间，文灭其质，以武侯经世之言，而当时怪其文采不艳。然彼艳者如实用何？ 曾子固《徐幹中论目录序》谓幹“能考六艺，推仲尼、孟子之旨”。余谓幹之文非但其理不驳，其气亦雍容静穆，非有养不能至焉。 徐幹《中论》说道理俱正而实。《审大臣》篇极推荀卿而不取游说之士，《考伪》篇以求名为圣人之至禁，其指概可见矣。魏文称其“含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盖为得之。然伟长岂以是言增重哉？ 陈寿《三国志》，文中子谓其“依大义而削异端”，晁公武《读书志》谓其“高简有法”，可见“义”、“法”二字为史家之要。 晋元康中，范瑽等上表谓陈寿“文艳不及相如，而质直过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辞家，寿是史家，体本不同，文质岂容并论！ 文中子抑迁、固而与陈寿，所言似过。然观寿书练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虽迁、固亦当心折。 六代之文，丽才多而练才少。有练才焉，如陆士衡是也。盖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复足以笼钜，故其所作，皆杰然自树质干。《文心雕龙》但目以“情繁辞隐”，殊未尽之。 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 史家学识当出文士之上。范蔚宗尝自言“耻作文士文”，然其史笔于文士纤杂之见，往往振刷不尽。 《史通》称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范史自谓《循吏》以下诸序论，“笔势纵放，往往不减《过秦》篇”。《史通》亦言蔚宗参踪于贾谊。班、范两家，宗派于此别矣。 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 刘勰《新论》，体出于《韩非子·说林》及《淮南子·说山训》、《说林训》。其中格言，如《慎独》篇“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二语，六朝时几人能道及此！ 王仲淹《中说》，似其门人所记。其意理精实，气象雍裕，可以观其所蕴，亦可以知记者之所得矣。 荀子与文中子皆深于礼乐之意。其文则荀子较雄峻，文中子较深婉，可想其质学各有所近。后此如韩昌黎、李习之两家文，分涂亦然。 荀子言法后王，文中子称汉七制之主，特节取之意耳。至宋永嘉诸公，遂本此意衍为学派，而一切议论因之，未免偏据而规小矣。 “畏天悯人”四字，见《文中子·周公》篇，盖论《易》也。今读《中说》全书，觉其心法皆不出此意。 元次山文，狂狷之言也。其所著《出规》，意存乎有为；《处规》，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虽若愤世太深，而忧世正复甚挚，是亦足使顽廉懦立，未许以矫枉过正目之。 陆宣公文贵本亲用，既非瞀儒之迂疏，亦异杂霸之功利。于此见情理之外无经济也。陆宣公奏议，评以四字，曰：正实切事。 陆宣公奏议，妙能不同于贾生。贾生之言犹不见用，况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辩折有所难行，而纡余委备可以巽入。且气愈平婉，愈可将其意之沈切。故后世进言多学宣公一路，惟体制不必仍其排偶耳。 贾生、陆宣公之文，气象固有辨矣。若论其实，陆象山最说得好：“贾谊是就事上说仁义，陆贽是就仁义上说事。” 独孤至之文，抑邪与正，与韩文同。《唐实录》称韩愈师其为文，乃韩则未尝自言，学于韩者复不言。《唐书》本传亦仅言“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师事之”，而韩不与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系乎韩师之也。 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观《答李翊书》，学养并言可见。昌黎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苏老泉以孟、韩为温醇，意盖隐合。 说理论事涉于迁就，便是本领不济。看昌黎文老实说出紧要处，自使用巧骋奇者望之辟易。 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 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万怪惶惑，抑遏蔽掩”，在当时真为补虚消肿良剂。 昌黎论文曰：“惟其是尔。”余谓“是”字注脚有二：曰正，曰真。 昌黎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不是之异，则妄而已。 昌黎自言“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旨”字专以本领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虽于《庄》《骚》、太史、子云、相如之文博取兼资，其约经旨者自在也。陆傪闻李习之论复性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 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观此评非独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长处。 论文或专尚指归，或专尚气格，皆未免著于一偏。《旧唐书·韩愈传》“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二语，推韩之意以为言，可谓观其备矣。 昌黎文两种，皆于《答尉迟生书》发之：一则所谓“昭晰者无疑”、“行峻而言厉”是也；一则所谓“优游者有余”、“心醇而气和”是也。 昌黎自言其文“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扬子云便不肯作此语。此正韩之胸襟坦白高出于扬，非不及也。 昌黎《送穷文》自称其文曰：“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祇以自嬉。”东坡尝与黄山谷言柳子厚《贺王参元失火书》曰：“此人怪怪奇奇，亦三端中得一好处也。”“亦”字言外寓推韩微旨。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此姜白石《诗说》也，是境常于韩文遇之。 昌黎《与李习之书》，纡余淡折，便与习之同一意度。欧文若导源于此。 昌黎言“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书非止为作文用也。观所为《卢殷墓志》云：“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曾是惜人者，而自蹈之乎？ 李义山《韩碑诗》云：“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其论昌黎也外矣。古人所称俳优之文，何尝不正如义山所谓。 昌黎尚“陈言务去”。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 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囿于资学。试观韩文，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 昌黎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又曰：“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东坡称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文与道，岂判然两事乎哉！ 张籍谓昌黎“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柳子厚盛称《毛颖传》，两家所见，若相径庭。顾韩之论文曰“醇”曰“肆”，张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赏，皆韩志也。 吕东莱《古文关键》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王伯厚谓“子厚非《国语》，其文多以《国语》为法”。余谓柳文从《国语》入，不从《国语》出，盖《国语》每多言举典，柳州之所长乃尤在“廉之欲其节”也。 柳文之所得力，具于《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东莱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盖专指其一体而言。柳州《答韦中立书》云：“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报袁君陈秀才书》亦云：“《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 东莱谓学柳文“当戒他雄辩”，余谓柳文兼备各体，非专尚雄辩者。且雄辩亦正有不可少处，如程明道谓“孟子尽雄辩”是也。 柳州自言“为文章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未尝敢以矜气作之。”余尝以一语断之曰：柳文无耗气。凡昏气、矜气，皆耗气也。惟昏之为耗也易知，矜之为耗也难知耳。 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种笔法：突起、纡行、峭收、缦回也。 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 柳子厚《永州龙兴寺东邱记》云：“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记》云：“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愚溪诗序》云：“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此等语，皆若自喻文境。 文以炼神炼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此如《易》道有先天后天也。柳州天资绝高，故虽自下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尝偏绌焉。 柳州系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读《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 文莫贵于精能变化。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可谓变化之至；柳州《送薛存义序》，可谓精能之至。 昌黎论文之旨，于《答尉迟生书》见之，曰“君子慎其实”。柳州论文之旨，于《报袁君陈秀才书》见之，曰“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昌黎屡称子云，柳子厚于《法言》尝为之注。今观两家文，修辞炼字，皆有得于扬子。至意理之多所取资，固矣。 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旷如”、“奥如”，二公殆各有会心。 朱子曰：“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此原专指柳州《论鹖冠子》等篇，后人或因此谓一切之文精密概出韩上，误矣。 学者未能深读韩柳之文，辄有意尊韩抑柳，最为陋习。晏元献云：“韩退之扶导圣教，铲除异端，是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子厚一人而已。”此论甚为伟特。 李习之文，苏子美谓“辞不逮韩而理过于柳”。苏老泉上《欧阳内翰书》取其“俯仰揖让之态”。合“理”与“态”，而其全见矣。 昌黎答刘正夫问文曰：“无难易，惟其是而已。”李习之《答王载言书》曰：“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于此见两公文一脉相通矣。 李习之文气似不及昌黎，然传称其“辞致浑厚，见推当时”。由一“致”字求之，便可隐知其妙。韩文出于《孟子》，李习之文出于《中庸》。宗李多于宗韩者，宋文也。 韩昌黎不称王仲淹《中说》，而李习之《答王载言书》称之。今观习之之文，俯仰揖让，固于《中说》为近。 皇甫持正论文，尝言“文奇理正”。然综观其意，究是一于好奇。如《答李生书》云：“意新则异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于众则奇矣。”此盖学韩而第得其所谓“怪怪奇奇，只以自嬉”者。 或问持正文于扬子云何如？曰：辞近《太玄》，理犹未及《法言》。问较李元宾之尚辞何如？曰：“不沿袭前人”似之。 文得昌黎之传者，李习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习之一宗，直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则自孙可之后，已罕闻成家者矣。 杜牧之识见自是一时之杰。观所作《罪言》，谓“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又两进策于李文饶，皆案切时势，见利害于未然。以文论之，亦可谓不“浪战”者矣。 孙可之《与友人论文书》云：“词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如斯宗旨，其即可之得之来无择，无择得之持正者耶？ 广明时，诏书谓孙樵有扬、马之文。樵《与高锡望书》，自称“熟司马迁、扬子云书”。然则诏所云“马”者，殆亦指史迁，非相如耶？ 刘蜕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书》十八篇，《古渔父》四篇，辞若僻，而寄托未尝不远。学《楚辞》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虽止三章，颇得《九歌》遗意。 李习之《与陆傪书》盛推昌黎文，谓“尝书其一章曰《获麟解》，其他可以类知”。孙可之《与王霖书》称《进学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今观两家文，信乎各得所近。 《宋史·柳开传》称开“始慕韩愈、柳宗元为文”，《穆修传》亦言“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今观伯长所为《唐柳先生文集后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餍我以韩，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可知其所学与仲涂一矣。 尹师鲁为古文先于欧公，欧公称其文“简而有法”，且谓“在孔子《六经》中，惟《春秋》可当”。盖师鲁本深于《春秋》，范文正为撰文集序尝言之。钱文僖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尹、欧皆为作记。欧记凡数千言，而尹只用五百字。欧服其简古。是亦“简而有法”之一证也。 范文正贬饶州，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其为国重贤如此；而于文正所为《岳阳楼记》，则曰“传奇体耳”，其不阿所好又如此。固宜能以古学振起当时也。 欧阳公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 欧阳公《五代史》诸论，深得“畏天悯人”之旨。盖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于己，不言无以惩于世。情见乎辞，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恻隐之意。 屈子《卜居》《史记·伯夷传》，妙在于所不疑事，却参以活句。欧文往往似此。 欧公称昌黎文深厚雄博，苏老泉称欧公文纡余委备。大抵欧公虽极意学韩，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习之。不独老泉于公谓“李翱有执事之态”，即公文亦云“欲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所尚，盖可见矣。 谢叠山云：“欧阳公文章为一代宗师，然藏锋敛锷，韬光沈馨，不如韩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按：欧之奇不如韩固有之，然于韩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讵相远乎？ 苏老泉迂董诈晁，谓贾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谓老泉文，取径异于董，而用意往往杂以晁。迂董，于董无损；诈晁，恐晁不服也。 昌黎《答刘正夫书》曰：“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曾南丰称苏老泉之文曰：“修能使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与韩量长较短也。 论文鲜有极称《穀梁》《孙》《吴》者，独柳州曰：“参之《穀梁》以厉其气。”老泉曰：“《孙》《吴》之简切。”殆好必从其所类耶？ 苏老泉云：“风行水上，涣，此天下之至文也。”余谓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亦本此意。 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陆敬舆，亦庄子，亦秦、仪。心目窒隘者，可资其博达以自广，而不必概以纯诣律之。 东坡文只是拈来法，此由悟性绝人，故处处触著耳。至其理有过于通而难守者，固不及备论。 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舵未尝不定，视放言而不中权者异矣。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东坡文不乏信言可采，学者偏于美言叹赏之，何故？ 坡文多微妙语，其论文曰“快”、曰“达”、曰“了”，正为非此不足以发微阐妙也。 “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文家具此能事，则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设困境，以显通之之妙用也。大苏文有之。 东坡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后人读东坡文，亦当有是语，盖其过人处在能说得出，不但见得到已也。 东坡最善于没要紧底题，说没要紧底话；未曾有底题，说未曾有底话。抑所谓“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耶？欧文优游有余，苏文昭晰无疑。 介甫之文长于扫，东坡之文长于生。扫故高，生故赡。 东坡之文工而易。观其言“秦得吾工，张得吾易”，分明自作赞语。文潜卓识伟论过少游，然固在坡函盖中。 子由称欧阳公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东坡《答张文潜书》谓，子由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此岂有得于欧公者耶？ 子由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余谓百世之文，总可以“奇”、“稳”两字判之。 王震《南丰集序》云：“先生自负似刘向，不知韩愈为何如尔。”序内却又谓其“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噫！藉非能自成一家，亦安得为善学刘向与？ 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王介甫云：“夫安驱徐行，摐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二贤，谓正之、子固也。然则子固之文，即肖子固之为人矣。 昌黎文意思来得硬直，欧、曾来得柔婉。硬直见本领，柔婉正复见涵养也。 韩文学不掩才，故虽“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未尝不自我作古。至欧、曾则不敢直以作者自居，较之韩，若有“智崇礼卑”之别。 王介甫文取法孟、韩。曾子固《与介甫书》述欧公之言曰：“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则其学之所几与学之过当，俱可见矣。 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为崇、观间举子所宗，说见《郡斋读书后志》。观介甫《上人书》有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是则《解孟》亦岂无意于文乎？ 介甫文之得于昌黎在“陈言务去”，其讥韩有“力去陈言夸末俗”之句，实乃心向往之。 曾子固称介甫文学不减扬雄，而介甫《咏扬雄》亦云：“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息入无伦。”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则必效之惟恐不及矣。介甫文兼似荀、扬。荀，好为其矫；扬，好为其难。 柳州作《非国语》，而文学《国语》；半山谓“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礼”，而文亦颇似荀子。文家不以訾甗为弃取，正如东坡所谓“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也。 荆公文是能以品格胜者，看其人取我弃，自处地位尽高。 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 谢叠山评荆公文曰：“笔力简而健。”余谓南人文字失之冗弱者十常八九，殆非如荆公者不足以矫且振之。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黄山谷诗派观之。 荆公《游褒禅山记》云：“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余谓“深”、“难”、“奇”三字，公之学与文，得失并见于此。 介甫文，于下愚及中人之所见，皆剥去不用，此其长也；至于上智之所见亦剥去不用，则病痛非小。 介甫《上邵学士书》云：“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又《上人书》云：“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余谓介甫之文，洵异于尚辞巧华矣，特未思免于此毙，仍未必济用、适用耳。 半山文其犹药乎？治病可以致生，养生或反致病。半山说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处未是。 介甫文每言及骨肉之情，酸恻呜咽，语语自腑肺中流出，他文却未能本此意扩而充之。 李泰伯文，朱子谓其“自大处起议论，如古《潜夫论》之类”。刘壎《隐居通议》谓其所作《袁州学记》“高出欧、苏，百世不朽”。按：泰伯之学，深于《周礼》，其所为文，率皆法度谨严。《宋史》本传但载其所上《明堂定制图序》，尚非其极也。东坡谓尝见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将寿我与，所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观是言，其生平之力勤诣卓具见。 刘原父文好摹古，故论者誉訾参半。然其于学无所不究，其大者如《解春秋》，多有古人所未言。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岂曰文焉已哉！即以文论，欧公为作墓志，称其“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文辞典雅，各得其体”；朱子称其“才思极多，涌将出来”；亦可见其崖略矣。李忠定奏疏，论事指画明豁，其天资似更出陆宣公上。然观其《书檄志》云：“一应书檄之作，皆当以陆宣公为法。”则知得于宣公者深矣。 朱子之文，表里莹彻，故平平说出，而转觉矜奇者之为庸；明明说出，而转觉恃奥者之为浅。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顾，方远而近，似断而连，特其余事。 朱子云：“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又云：“某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朱子之服膺南丰如此，其得力尚须问耶！ 陈龙川喜学欧文，尝选欧文曰《欧阳文粹》，其序极与欧文相类，然他文却不尽似之。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原不必字摹句拟，类于执迹以求履宪也。 陈同甫《上孝宗皇帝书》贬驳道学，至谓“今世之儒士，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而其自跋《中兴论》，复言“一日读《杨龟山语录》，谓‘人住得然后可以有为，才智之士非有学力却住不得’，不觉恍然自失”。可见同甫之所驳者，乃无实之人，非龟山一流也。 陈同甫文，针砭时弊，指画形势，自非绌于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书》及《中兴五论》之类是也。特其意思挥霍，气象张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烦持久。试观赵营平、诸葛武侯之论事，何尝挥霍张大如此！ 陆象山文，《隐居通议》称其《王荆公祠堂记》，又称其《与杨守书》及《与徐子宜侍郎书》，且各系以评语。余谓陆文得《孟子》之实，不容意为去取，亦未易评，评之须如其《语录》中所谓“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几焉。 后世学子书者，不求诸本领，专尚难字棘句，此乃大误。欲为此体，须是神明过人，穷极精奥，斯能托寓万物，因浅见深，非光不足而强照者所可与也。唐、宋以前，盖难备论。《郁离子》最为晚出，虽体不尽纯，意理颇有实用。 儒学、史学、玄学、文学，见《宋书·雷次宗传》。大抵儒学本《礼》，荀子是也；史学本《书》与《春秋》，马迁是也；玄学本《易》，庄子是也；文学本《诗》，屈原是也。后世作者，取涂弗越此矣。 《孔丛子》：“宰我问：‘君子尚辞乎？’孔子曰：‘君子以理为尚。’”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昌黎虽尝谓“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而必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陆士衡《文赋》曰：“理扶质以立干。”刘彦和《文心雕龙》曰：“精理为文。”然则舍理而论文辞者，奚取焉？ 文无论奇正，皆取明理。试观文孰奇于《庄子》，而陈君举谓其“凭虚而有理致”，况正于《庄子》者乎？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 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讲笔法。不然，离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适用而不朽乎？ 扬子《法言》曰：“事辞称则经。”余谓不但事当称乎辞而已，义尤欲称也。观《孟子》“其事则齐桓、晋文”数语可见。 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尽，则其文确凿不可磨灭，如《考工记》是也。《梁书·萧子云传》载其“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法，不尽意，遂不能成”。此亦见实事求是之意。 《易·系传》谓“易其心而后语”，扬子云谓“言为心声”，可知言语亦心学也。况文之为物，尤言语之精者乎？ 志者，文之总持。文不同而志则一。犹鼓琴者，声虽改而操不变也。善夫陶渊明之言曰：“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或问渊明所谓“示己志”者，“己志”其有以别于人乎？曰：只是称心而言耳。使必以异人为尚，岂天下之大，千古之远，绝无同己者哉？ “圣人之情见乎辞”，为作《易》言也。作者情生文，斯读者文生情。《易》教之神，神以此也。使情不称文，岂惟人之难感，在己先不诚无物矣。 《文赋》：“意司契而为匠。”文之宜尚意明矣。推而上之，圣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正以意无穷也。 《庄子》曰：“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施。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是知意之所以贵者，非徒然也。为文者苟不知贵意，何论意之所随者乎？ 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 “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此以气论辞之始。至昌黎《与李翊书》、柳州《与韦中立书》，皆论及于气，而韩以气归之于养，立言较有本原。 自《典论·论文》以及韩、柳，俱重一“气”字。余谓文气当如《乐记》二语，曰：“刚气不怒，柔气不慑。”文贵备四时之气。然气之纯驳厚薄，尤须审辨。 韩昌黎《送陈秀才彤序》云：“文所以为理耳。”《答李翊书》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鉴》曰：“臣闻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养，而教无异习。故其气之盛也，如水载物，小大无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烛照物，幽隐无不通。”意盖悉本昌黎。文要与元气相合，戒与尽气相寻。翕聚、偾张，其大较矣。 《孔丛子》曰：“平原君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扬子曰：“事辞称则经。”韩昌黎则曰：“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此“辞”字，大抵已包理事于其中。不然，得无如荀子所谓“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者乎？ 辞之患不外过与不及。《易·系传》曰：“其辞文”，无不及也。《曲礼》曰：“不辞费”，无太过也。文中用字，在当不在奇。如宋子京好用奇字，亦一癖也。 文，辞也；质，亦辞也。博，辞也；约，亦辞也。质，其如《易》所谓“正言断辞”乎？约，其如《书》所谓“辞尚体要”乎？ 言辞者必兼及音节，音节不外谐与拗。浅者但知谐之是取，不知当拗而拗，拗亦谐也；不当谐而谐，谐亦拗也。 “书法”二字见《左传》，为文家言法之始；《庄子·寓言》篇曰：“言而当法”；晁公武称陈寿《三国志》“高简有法”；韩昌黎谓“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悉有法度可观”；欧阳永叔称尹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具见法之宜讲。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阖一辟谓之变。然则文法之变，可知已矣。 兵形象水，文脉亦然。水之发源、波澜、归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终，不已备乎？ 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长篇之法，不外“尽而不污”。 《文心雕龙》谓“贯一为拯乱之药”，余谓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唐僧皎然论诗所谓“抛针掷线也”。 章法不难于续而难于断。先秦文善断，所以高不易攀。然“抛针掷线”，全靠眼光不走；“注坡蓦涧”，全仗缰辔在手。明断，正取暗续也。 文章之道，斡旋驱遣，全仗乎笔。笔为性情，墨为形质。使墨之从笔，如云涛之从风，斯无施不可矣。 一语为千万语所托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然此一语正不在大声以色，盖往往有以轻运重者。 客笔主意，主笔客意。如《史记·魏世家赞》，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皆是此诀。 义法居文之大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此言“义法”之始也。 长于理则言有物，长于法则言有序。治文者矜言“物”、“序”，何不实于“理”、“法”求之？ 文之尚理法者，不大胜亦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观汉程不识、李广，唐李勣、薛万彻之为将可见。 东坡《进呈陆宣公奏议札子》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上神宗皇帝书》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盖法高于意则用法，意高于法则用意。用意，正其神明于法也。文章一道，何独不然！ 叙事之学，须贯《六经》、九流之旨；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维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矣。大书特书，牵连得书，叙事本此二法，便可推扩不穷。 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 叙事有主意，如传之有经也。主意定，则先此者为先经，后此者为后经，依此者为依经，错此者为错经。 叙事有特叙，有类叙，有正叙，有带叙，有实叙，有借叙，有详叙，有约叙，有顺叙，有倒叙，有连叙，有截叙，有预叙，有补叙，有跨叙，有插叙，有原叙，有推叙，种种不同。惟能线索在手，则错综变化，惟吾所施。 叙事要有尺寸，有斤两，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 论事调谐，叙事调涩，左氏每成片引人言，是以论入叙，故觉谐多涩少也。史莫要于表微，无论纪事纂言，其中皆须有表微意在。 为人作传，必人己之间，同弗是，异弗非，方能持理之平，而施之不枉其实。 传中叙事，或叙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或叙其无致此之由而竟若此，大要合其人之志行与时位，而称量以出之。 刘彦和谓“群论立名，始于《论语》”，不引《周官》“论道经邦”一语，后世诮之，其实过矣。《周官》虽有论道之文，然其所论者未详；《论语》之言，则原委具在。然则论非《论语》奚法乎？ 论不可使辞胜于理，辞胜理则以反人为实，以胜人为名，弊且不可胜言也。《文心雕龙·论说》篇解“论”字有“伦理有无”及“弥纶群言，研精一理”之说，得之矣。 有俊杰之论，有儒生、俗士之论。利弊明而是非审，其斯为俊杰也与！论之失，或在失出，或在失入。失出视失入，其犹愈乎？法以去弊，亦易生弊。立论之当慎，与立法同。 论是非，所以定从违也。从违不可苟，是非可少紊乎？人多事多难遍论，借一论之。一索引千钧，是何关系！ 《文赋》云：“论精微而朗畅。”“精微”以意言，“朗畅”以辞言。“精微”者，不惟其难，惟其是；“朗畅”者，不惟其易，惟其达。 论不贵强下断语。盖有置此举彼，从容叙述，而本事之理已曲到无遗者。 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余谓有不论，不议，不辩。论议辩斯当矣。叙事要有法，然无识则法亦虚；论事要有识，然无法则识亦晦。 文有“辞命”一体，“命”与“辞”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辞。观展喜犒师，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见矣。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则以主意为“命”，以达其意者为“辞”，义亦可通。 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辞命亦只叙事、议论二者而已。观《左传》中辞命可见。 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 陈寿上《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曰：“皋陶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皋陶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晋书·李密传》中语略与之同。辞命各有所宜，可由是意推之。 文之要，本领气象而已。本领欲其大而深，气象欲其纯而懿。 老子曰：“言有宗。”墨子曰：“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宗”、“类”二字，于文之体用包括殆尽。 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于主脑，而主脑有纯、驳、平、陂、高、下之不同。若非慎辨而去取之，则差若毫厘，缪以千里矣。 文之所尚，不外当无者尽无，当有者尽有。故昌黎《答李翊书》云：“惟陈言之务去。”《樊绍述墓志铭》云：“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柳州《愚溪诗序》云：“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文有以不言言者。《春秋》有书有不书，书之事显，不书之意微矣。 文有写处，有做处。人皆云云者，谓之写；我独云云者，谓之做。《左传》《史记》兼用之。 乍见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乍见故典之人，言多事障。故艰深正是浅陋，繁博正是寒俭。文家方以此自足而夸世，何耶？“白贲”占于《贲》之上爻，乃知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 君子之文无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胜信；无欲者，信胜美。文尚华者日落，尚实者日茂，其类在色老而衰，智老而多矣。 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朴而近华，古拙而近巧，古信己心而近取世誉，不是作散体便可名“古文”也。 文有三古：作古之言近于《易》，则古之言近于《礼》，治古之言近于《春秋》。 文贵法古，然患先有一古字横在胸中。盖文惟其是，惟其真，舍“是”与“真”而于形模求古，所贵于古者果如是乎？ 文有七戒，曰：旨戒杂，气戒破，局戒乱，语戒习，字戒僻，详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实。 《文心雕龙》以“隐秀”二字论文，推阐甚精。其云晦塞非隐，雕削非秀，更为善防流弊。 言外无穷者，茂也；言内毕足者，密也。汉文茂，如西京；密，如东京。 多用事与不用事，各有其弊。善文者满纸用事，未尝不空诸所有；满纸不用事，未尝不包诸所有。 善书者，点画微而意态自足，点画大而气体不累。文之沈著、飘逸，当准是观之。 治胜乱，至治胜治。至治之气象，皞皞而已。文或秩然有条而辙迹未泯，更当跻而上之。诵述古义，针砭末俗，文之正变，即二者可以别之。 文有四时：《庄子》，“独寐寤言”时也；《孟子》，“向明而治”时也；《离骚》，“风雨如晦”时也；《国策》，“饮食有讼”时也。 文有仰视，有俯视，有平视。仰视者，其言恭；俯视者，其言慈；平视者，其言直。 文有本位。孟子于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则渐避本位矣，永叔则避之更甚矣。凡避本位易窈眇，亦易选懦。文至永叔以后，方以避本位为独得之传，盖亦颇矣。 文之道，可约举经语以明之，曰：“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言近而指远”，“辞尚体要”，“乃言底可绩”，“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后语”。 文家得力处人不能识，如东坡《表忠观碑》，王荆公问坐客毕竟似子长何语，坐客悚然是也。用力处人不能解，如欧阳公欲作文，先诵《史记·日者传》是也。 《易·系传》：“物相杂故曰文。”《国语》：“物一无文。”徐锴《说文通论》：“强弱相成，刚柔相形。故于文，‘人乂’为文。”《朱子语录》：“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为文者，盍思文之所由生乎？ 《左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后人每不解何以谓之无文，不若仍用《外传》作注，曰：“物一无文。” 《国语》言“物一无文”，后人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古人或名文曰笔。《梁书·庾肩吾传》太子与湘东王书曰：“谢眺、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笔对诗言者，盖言志之谓诗，述事之谓笔也。其实笔本对口谈而言，《晋书·乐广传》：“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昌黎亦云：“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观此而笔之所以命名者见矣。然昌黎于笔多称文，如谓“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是也。 [book_title]卷二诗概 《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 “诗言志”，孟子“文、辞、志”之说所本也。“思无邪”，子夏《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所本也。 《关雎》取“挚而有别”，《鹿鸣》取“食则相呼”。凡诗能得此旨，皆应乎《风》《雅》者也。 《诗序》：“风，风也，风以动之。”可知风之义至微至远矣。观《二南》咏歌文王之化，辞意之微远何如！ 变风始《柏舟》。《柏舟》与《离骚》同旨，读之当兼得其人之志与遇焉。《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 《颂》固以“美盛德之形容”，然必原其所以至之之由，以寓劝勉后人之意，则义亦通于《雅》矣。 《雅》《颂》相通。如《颂·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近《雅》，《雅·生民》《笃公刘》近《颂》。“穆如清风”，“肃雍和鸣”，《雅》《颂》之懿，两言可蔽。 《诗序·正义》云：“比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后隐，故比居先也。《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案：《文心雕龙·比兴篇》云：“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异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正义》盖本于此。 “取象曰比，取义曰兴”，语出皎然《诗式》。即刘彦和所谓“比显兴隐”之意。 《诗》，自乐是一种，“衡门之下”是也；自励是一种，“坎坎代檀兮”是也；自伤是一种，“出自北门”是也；自誉自嘲是一种，“简兮简兮”是也；自警是一种，“抑抑威仪”是也。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此诗人之忧过人也；“独寐寤言，永矢弗告”，此诗人之乐过人也。忧世乐天，固当如是。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出乎外也；“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入乎中也；“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宜其始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持其终也。 真西山《文章正宗纲目》云：“《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 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 《离骚》，淮南王比之《国风》《小雅》。朱子《楚辞集注》谓其“语祀神之盛几乎《颂》”。李太白《古风》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盖有《诗》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骚》也。 刘勰《辩骚》，谓《楚辞》“体慢于三代，风雅于战国”。顾论其体不如论其志，志苟可质诸三代，虽谓易地则皆然可耳。 汉武帝《秋风辞》，《风》也；《瓠子歌》，《雅》也。《瓠子歌》忧民之思，足继《云汉》，文中子何但以《秋风》为悔志之萌耶？ 武帝《秋风辞》《瓠子歌》《柏梁与群臣赋诗》，后世得其一体，皆足成一大宗，而帝之为大宗不待言矣。 或问：《安世房中歌》与孝武《郊祀》诸歌孰为奇正？曰：《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 汉《郊祀》诸乐府，以乐而象礼者也。所以典硕肃穆，视他乐府别为一格。 秦碑有韵之文质而劲，汉乐府典而厚，如商、周二《颂》，气体攸别。 质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汉诗《风》与《颂》多而《雅》少，《雅》之义，非韦傅《讽谏》，其孰存之？ 李陵赠苏武五言，但叙别愁，无一语及于事实，而言外无穷，使人黯然不可为怀。至“径万里兮度沙幕”一歌，意味颇浅，而《汉书·苏武传》载之，以为陵作，其果然乎？ 《古诗十九首》与苏、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于委曲含蓄，有阳舒阴惨之不同。知人论世者，自能得诸言外，固不必如钟嵘《诗品》谓《古诗》“出于《国风》”，李陵“出于《楚辞》”也。 《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诗至此，始可谓其中有物也已。 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子建则隐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之意。钟嵘品诗，不以“古直悲凉”加于“人伦周、孔”之上，岂无见乎！曹子建《赠丁仪王粲》有云：“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此意足推风雅正宗。至骨气情采，则钟仲伟论之备矣。公幹气胜，仲宣情胜，皆有陈思之一体。后世诗率不越此两宗。 陆士衡诗粗枝大叶，有失出，无失入，平实处不妨屡见。正其无人之见存，所以独到处亦跻卓绝，岂如沾沾戋戋者，才出一言，便欲人道好耶？ 刘彦和谓“士衡矜重”，而近世论陆诗者，或以累句訾之。然有累句无轻句，便是大家品位。 士衡乐府，金石之音，风云之气，能令读者惊心动魄。虽子建诸乐府，且不得专美于前，他何论焉！ 阮嗣宗《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 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夷、齐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趣尚乃自古别矣。 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钟仲伟谓左太冲“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观《咏史》可见。 张景阳诗开鲍明远。明远遒警绝人，然练不伤气，必推景阳独步。《苦雨》诸诗，尤为高作，故钟嵘《诗品》独称之。《文心雕龙·明诗》云：“景阳振其丽”，“丽”何足以尽景阳哉！ 刘公幹、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惟刘越石乎？ 孔北海《杂诗》：“吕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刘越石《重赠庐谌诗》：“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又称“小白相射钩”，于汉于晋，兴复之志同也。北海言“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越石言“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其欲及时之志亦同也。钟嵘谓越石诗出于王粲，以格言耳。 刘越石诗，定乱扶衰之志；郭景纯诗，除残去秽之情。第以“清刚”、“俊上”目之，殆犹未觇厥蕴。 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 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 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 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归去来辞》亦云：“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陶诗云：“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又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可见其玩心高明，未尝不脚踏实地，不是倜然无所归宿也。 钟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 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渊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间作诗九首，其诗之真，更须问耶？彼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 谢才颜学，谢奇颜法，陶则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为尤上。 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钟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 谢客诗刻画微眇，其造语似子处，不用力而功益奇，在诗家为独辟之境。康乐诗较颜为放手，较陶为刻意。炼句用字，在生熟深浅之间。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谓“灵运兴会标举，延年体裁明密”，所以示学两家者，当相济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优劣。 颜延年诗体近方幅，然不失为正轨，以其字字称量而出，无一苟下也。文中子称之曰“其文约以则，有君子之心”，盖有以观其深矣。 延年诗长于廊庙之体，然如《五君咏》，抑何善言林下风也。所蕴之富，亦可见矣。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 韦傅《讽谏诗》，经家之言；阮嗣宗《咏怀》，子家之言；颜延年《五君咏》，史家之言；张景阳《杂诗》，辞家之言。 “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此鲍明远赋句也。若移以评明远之诗，颇复相似。 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杜少陵《简薛华醉歌》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此虽意重推薛，然亦见鲍之长句，何、刘、沈、谢，均莫及也。 陈孔璋《饮马长城窟》机轴开鲍明远。惟陈纯乎质，而鲍济以妍，所以涉其流者，忘其发源所自。 谢玄晖诗以情韵胜，虽才力不及明远，而语皆自然流出，同时亦未有其比。 江文通诗，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诗之多情而人之不济也。虽长于杂拟，于古人苍壮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隋杨处道诗甚为雄深雅健。齐、梁文辞之弊，贵清绮不重气质，得此可以矫之。 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观少陵《戏为六绝句》专论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无意之间，骊珠已得。 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故虽才力迥绝，不免致人异议。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人文所肇，岂天运使然耶？ 曲江之《感遇》出于《骚》，射洪之《感遇》出于《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 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俊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 《宣和书谱》称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余谓太白诗佳处亦如之。太白诗举止极其高贵，不下商山采芝人语。 海上三山，方以为近，忽又是远。太白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殆亦如是。李诗凿空而道，归趣难穷，由风多于雅，兴多于赋也。 “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即此四语，想见太白诗境。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 太白诗虽若升天乘云，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托也。 幕天席地，友月交风，原是平常过活，非广己造大也。太白诗当以此意读之。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神仙犹古之人耳。故知太白诗好言神仙，只是将神仙当贤友，初非鄙薄当世也。 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 学太白诗，当学其体气高妙，不当袭其陈意。若言仙、言酒、言侠、言女，亦要学之，此僧皎然所谓“钝贼”者也。 学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饰”足矣。余曰：此得手处，非下手处也。必取太白句意以为祈向，盍云“猎微穷至精”乎？ 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 “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二句，是杜诗全旨。凡其云“念阙劳肝肺”、“弟妹悲歌里”、“穷年忧黎元”，无非离愁而已矣。 颂其诗，贵知其人。先儒谓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济物，可为看诗之法。 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杜诗云“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一自咏，一赠人，皆于论诗无与，然其诗之所尚可知。 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 杜陵云“篇终接混茫”。夫篇终而接混茫，则全诗亦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诗，故《庄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持此以等百家之诗，于杜陵乃无遗憾。 少陵云：“诗清立意新。”又云：“赋诗分气象。”作者本取意与气象相兼，而学者往往奉一以为宗派焉。 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 “细筋入骨如秋鹰”，“字外出力中藏棱”，《史记》、杜诗其有焉。近体气格高古尤难，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于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 杜诗有不可解及看不出好处之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少陵尝自言之。作者本不求知，读者非身当其境，亦何容强臆耶！ 昌黎炼质，少陵炼神。昌黎无疏落处，而少陵有之。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少陵于鲍、庾、阴、何，乐推不厌。昌黎云：“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韩之论高而疏，不若杜之大而实也。 论李、杜诗者，谓太白志存复古，少陵独开生面；少陵思精，太白韵高。然真赏之士，尤当有以观其合焉。 王右丞诗，一种近孟襄阳，一种近李东川。清高名隽，各有宜也。王摩诘诗，好处在无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骋学，做身分，好攀引，皆是。 刘文房诗以研炼字句见长，而清赡闲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尽有法度，所以能断截晚唐家数。 高适诗，两《唐书》本传并称其“以气质自高”。今即以七古论之，体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高常侍、岑嘉州两家诗，皆可亚匹杜陵。至岑超高实，则趣尚各有近焉。 元道州著书有《恶圆》《恶曲》等篇，其诗亦一肚皮不合时宜。然刚者必仁，此公足以当之。孔门如用诗，则于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 “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元次山以此序沈千运诗，亦以自寓也。 次山诗，令人想见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其疾官邪，轻爵禄，意皆起于恻怛为民，不独《舂陵行》及《贼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 元、韦两家皆学陶，然苏州犹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爱次山以不必似为真似也。 韦苏州忧民之意如元道州，试观《高陵书情》云：“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此可与《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并读，但气别婉劲耳。 钱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绪，但王、孟之浑成，却非钱郎所及。 王、孟及大历十子诗皆尚清雅，惟格止于此而不能变，故犹未足笼罩一切。 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 昌黎《赠张籍》云：“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儒者之言，所由与任达者异。 太白诗多有羡于神仙者，或以喻超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若昌黎云：“安能从汝巢神山？”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 昌黎诗陈言务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辞奇意幽，可为《楚辞·招隐士》对，如柳州《天对》例也。 昌黎七古出于《招隐士》，当于意思刻画、音节遒劲处求之。使第谓出于《柏梁》，犹未之尽。 “若使乘酣骋雄怪”，此昌黎《酬卢云夫望秋作》之句也。统观昌黎诗，颇以雄怪自喜。 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言各有当也。 昌黎自言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余谓其取友亦然。观其《寄卢仝》云：“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荐孟郊》云：“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以卢、孟之诗名，而韩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论诗之极则也哉！ 昌黎《送孟东野序》，称其诗以附于古之作者；《荐士诗》以“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目之。又《醉赠张秘书》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韩之推孟也至矣！后人尊韩抑孟，恐非韩意。 昌黎、东野两家诗，虽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难争险。惟中有质实深固者存，故较李长吉为老成家数。 孟东野诗好处：黄山谷得之，无一软熟句；梅圣俞得之，无一热俗句。 陶、谢并称，韦、柳并称。苏州出于渊明，柳州出于康乐，殆各得其性之所近。 韦云：“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语。柳云：“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是骚人语。 刘梦得诗稍近径露，大抵骨胜于白而韵逊于柳。要其名隽独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尊老杜者病香山，谓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蓦涧”，似也。至《唐书·白居易传赞》引杜牧语，谓其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 白香山《与元微之书》曰：“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余谓诗莫贵于知道，观香山之言，可见其或出或处，道无不在。 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颂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 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其后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较无窠臼与？ 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缋，实死灰耳。李义山却是绚中有素，敖器之谓其“绮密环研，要非适用”，岂尽然哉？至或因其《韩碑》一篇，遂疑气骨与退之无二，则又非其质矣。 宋王元之诗自谓乐天后进，杨大年、刘子仪学义山为西昆体，格虽不高，五代以来，未能有其安雅。 东坡谓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然试以欧诗观之，虽曰似李，其刻意形容处，实于韩为逼近耳。 欧阳永叔出于昌黎，梅圣俞出于东野。欧之推梅不遗余力，与昌黎推东野略同。 圣俞诗深微难识。即观欧阳公云：“知圣俞者莫如修，常问圣俞生平所最好句，圣俞所自负者，皆修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极赏。”是其苦心孤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况肯徇常人意乎？ 梅、苏并称，梅诗幽淡极矣，然幽中有隽，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见便击节。然雄快不足以尽苏，犹幽淡不足以尽梅也。 王荆公诗学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热肠，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学韩，同而未尝不异也。 东坡诗打通后壁说话，其精微超旷，真足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 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及善用翻案耳。 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以辩才三昧而为韵言，固宜其舌底澜翻如是。 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南华》《华严》最长于此。东坡古诗惯用其法。 陶诗醇厚，东坡和之以清劲。如宫商之奏，各自为宫，其美正复不相掩也。 东坡《题与可画竹》云：“无穷出清新。”余谓此句可为坡诗评语，岂偶借与可以自寓耶？杜于李亦以“清新”相目。诗家“清新”二字均非易得，元遗山于坡诗，何乃以“新”讥之！ 东坡、放翁两家诗，皆有豪有旷。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东坡虽为诗，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 退之诗豪多于旷，东坡诗旷多于豪。豪旷非中和之则，然贤者亦多出入于其中，以其与龊龊之肠胃，固远绝也。 遇他人以为极艰极苦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胜，此韩、苏两家诗意所同。东坡诗，意颓放而语遒警。颓放过于太白，遒警亚于昌黎。太白长于风，少陵长于骨，昌黎长于质，东坡长于趣。 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 山谷诗未能若东坡之行所无事，然能于诗家因袭语漱涤务尽，以归独得，乃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矣。 山谷诗取过火一路，妙能出之以深隽，所以露中有含，透中有皱，令人一见可喜，久读愈有致也。 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者，唐则子美，宋则苏、黄。要其胸中具有炉锤，不是金银铜铁强令混合也。 唐诗以情韵气格胜，宋苏、黄皆以意胜。惟彼胸襟与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伤浑雅焉。陈言务去，杜诗与韩文同。黄山谷、陈后山诸公学杜在此。 杜诗雄健而兼虚浑，宋西江名家学杜几于瘦硬通神，然于水深林茂之气象则远矣。 西昆体贵富实贵清，襞积非所尚也；西江体贵清实贵富，寒寂非所尚也。 西昆体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灭其质也。质文不可偏胜。西江之矫西昆，浸而愈甚，宜乎复诒口实与！ 西江名家，好处在锻炼而归于自然。放翁本学西江者，其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平昔锻炼之功，可于言外想见。 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观其《斋中弄笔诗》云：“诗虽苦思未名家”，虽自谦，实自命也。诗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白香山、陆放翁擅场在此。 朱子《感兴诗》二十篇，高峻寥旷，不在陈射洪下。盖惟有理趣而无理障，是以至为难得。 婴孩始言，唯“俞”而已，渐乃由一字以至多字。字少者含蓄，字多者发扬也。是则五言、七言，消息自有别矣。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骚》。《骚》虽出于《三百篇》而境界一新，盖醇实环奇，分数较有多寡也。 五言质，七言文；五言亲，七言尊。几见田家诗而多作七言者乎？几见骨肉间而多作七言者乎？ 五言与七言因乎情境，如《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平淡天真，于五言宜；《宁戚歌》“沧浪之水白石粲”，豪荡感激，于七言宜。 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挥霍。安恬者，前莫如陶靖节，后莫如韦左司；挥霍者，前莫如鲍明远，后莫如李太白。五言要如山立时行，七言要如鼓轩舞。 五言无闲字易，有余味难；七言有余味易，无闲字难。 七言于五言，或较易，亦或较难；或较便，亦或较累。盖善为者如多两人任事，不善为者如多两人坐食也。 或谓七言如挽强用长。余谓更当挽强如弱，用长如短，方见能事。 潘邠老谓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余谓此例何可尽拘？但论句中自然之节奏，则七言可以上四字作一顿，五言可以上二字作一顿耳。 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当四言两句。如“终日不成章”之于“终日七襄，不成报章”是也。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当五言两句。如“明月皎皎照我床”之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是也。是则五言乃四言之约，七言乃五言之约矣。太白尝有“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说，此特意在尊古耳。岂可不达其意而误增闲字以为五、七哉！ 诗有合两句成七言者，如“君子有酒旨且多”、“夜如何其夜未央”是也；有合两句成五言者，如“祈父亶不聪”是也。后世七言每四字作一顿，五言每两字作一顿，而五言亦或第三字属上，上、下间皆可以“兮”字界之。 七言讲音节者，出于汉《郊祀》诸乐府；罗事实者，出于《柏梁诗》。 七言为五言之慢声，而长短句互用者，则以长句为慢声，以短句为急节，此固不当与句句七言者并论也。 五言第二字与第四字、第三字与第五字，七言第二字与第四字、第四字与第六字、第五字与第七字，平仄相同则音拗，异则音谐。讲古诗声调者，类多避谐而取拗。然其间盖有天籁，不当止以能拗为古。 善古诗必属雅材。俗意、俗字、俗调，苟犯其一，皆古之弃也。 凡诗不可以助长，五古尤甚。故诗不善于五古，他体虽工弗尚也。《书谱》云：“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为五古者，宜亦有取于斯言。 七古可命为古、近二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 论诗者谓唐初七古气格虽卑，犹有乐府之意；亦思乐府非此体所能尽乎？豪杰之士，焉得不更思进取！ 唐初七古，节次多而情韵婉，咏叹取之；盛唐七古，节次少而魄力雄，铺陈尚之。 伏应转接，夹叙夹议，开阖尽变，古诗之法。近体亦俱有之，惟古诗波澜较为壮阔耳。 律与绝句，行间字里须有暧暧之致。古体较可发挥尽意，然亦须有不尽者存。律诗取律吕之义，为其和也；取律令之义，为其严也。 律诗要处处打得通，又要处处跳得起。草蛇灰线，生龙活虎，两般能事，当以一手兼之。律诗主意拿得定，则开阖变化，惟我所为。少陵得力在此。 律诗主句或在起，或在结，或在中，而以在中为较难。盖限于对偶，非高手为之，必至物而不化矣。 律诗声谐语俪，故往往易工而难化。能求之章法，不惟于字句争长，则体虽近而气脉入古矣。 起有分合缓急，收有虚实顺逆，对有反正平串，接有远近曲直。欲穷律法之变，必先于是求之。律诗既患旁生枝节，又患如琴瑟之专一。融贯变化，兼之斯善。 律诗篇法有上半篇开，下半篇合；有上半篇合，下半篇开。所谓半篇者，非但上四句与下四句之谓，即二句与六句，六句与二句，亦各为半篇也。 律诗一联中，有以上下句论开合者；一句中，有以上下半句论开合者。惟在相篇法而知所避就焉。 律诗手写此联，眼注彼联，自觉减少不得，增多不得。若可增可减，则于“律”字名义失之远矣。 律诗之妙，全在无字处。每上句与下句转关接缝，皆机窍所在也。律有似乎无起无收者。要知无起者后必补起，无收者前必预收。 律诗中二联必分宽紧远近，人皆知之。惟不省其来龙去脉，则宽紧远近为妄施矣。 律体中对句用开合、流水、倒挽三法，不如用遮表法为最多。或前遮后表，或前表后遮。表谓如此，遮谓不如彼，二字本出禅家。昔人诗中有用“是”、“非”、“有”、“无”等字作对者，“是”、“有”即表，“非”、“无”即遮。惟有其法而无其名，故为拈出。 律诗不难于凝重，亦不难于流动，难在又凝重又流动耳。 律体可喻以僧家之律：狂禅破律，所宜深戒；小禅缚律，亦无取焉。 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绝句于六义多取风、兴，故视他体尤以委曲、含蓄、自然为尚。以鸟鸣春，以虫鸣秋，此造物之借端托寓也。绝句之小中见大似之。 绝句意法，无论先宽后紧，先紧后宽，总须首尾相衔，开阖尽变。至其妙用，惟在借端托寓而已。 诗以律、绝为近体，此就声音言之也。其实古体与律、绝，俱有古、近体之分，此当于气质辨之。 古体劲而质，近体婉而妍，诗之常也。论其变，则古婉近劲，古妍近质，亦多有之。 论古近体诗，参用陆机《文赋》，曰：绝“博约而温润”，律“顿挫而清壮”，五古“平彻而闲雅”，七古“炜煜而谲诳”。 乐之所起，雷出地，风过箫，发于天籁，无容心焉。而乐府之所尚可知。 文、辞、志合而为诗，而乐则重声。《风》《雅》《颂》之入乐者姑不具论，即汉乐府《饮马长城窟》之“青青河畔草”与《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其音节可微辨矣。 《九歌》，乐府之先声也。《湘君》《湘夫人》是南音，《河伯》是北音，即设色选声处可以辨之。 《楚辞·大招》云：“四上竞气，极声变只。”此即古乐节之“升歌、笙入、间歌、合乐”也。屈子《九歌》全是此法，乐府家转韵、转意、转调，无不以之。 乐府声律居最要，而意境即次之。尤须意境与声律相称，乃为当行。 乐府之出于《颂》者，最重形容。《楚辞·九歌》状所祀之神，几于恍惚有物矣。后此如《汉书》所载《郊祀》诸歌，其中亦若有蚃之气蒸蒸欲出。 乐府有陈善纳诲之意者，《雅》之属也，如《君子行》便是。 《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由是观之，后世乐府近《风》之体多于《雅》《颂》，其由来亦已久矣。 乐府是代字诀，故须先得古人本意，然使不能自寓怀抱，又未免为无病而呻吟。 乐府易不得，难不得。深于此事者，能使豪杰起舞，愚夫愚妇解颐，其神妙不可思议。 乐府调有疾徐，韵有疏数。大抵徐疏在前，疾数在后者，常也；若变者，又当心知其意焉。古题乐府要超，新题乐府要稳。如太白可谓超，香山可谓稳。 杂言歌行，音节似乎无定，而实有不可易者存。盖歌行皆乐府支流，乐不离乎本宫，本宫之中，又有自然先后也。赋不歌而诵，乐府歌而不诵，诗兼歌、诵而以时出之。 诗，一种是歌，“君子作歌”是也；一种是诵，“吉甫作诵”是也。《楚辞》有《九歌》与《惜诵》，其音节可辨而知。 《九歌》，歌也；《九章》，诵也。诗如少陵近《九章》，太白近《九歌》。诵显而歌微。故长篇诵，短篇歌；叙事诵，抒情歌。 诗以意法胜者宜诵，以声情胜者宜歌。古人之诗，疑若千支万派，然曾有出于歌、诵外者乎？ 文有文律。陆机《文赋》所谓“普辞条与文律”是也。杜诗云：“晚节渐于诗律细。”使将诗律“律”字解作五律、七律之“律”，则文律又何解乎？大抵只是以法为律耳。 诗之局势非前张后歙，则前歙后张。古体、律、绝，无以异也。 诗以离合为跌宕，故莫善于用远合近离。近离者，以离开上句之意为接也。离后复转，而与未离之前相合，即远合也。 篇意前后摩荡，则精神自出。如《豳风·东山》诗，种种景物，种种情思，其摩荡祗在“徂”、“归”二字耳。 问短篇所尚，曰：“咫尺应须论万里。”问长篇所尚，曰：“万斛之舟行若风。”二句皆杜诗，而杜之长、短篇即如之。杜诗又云：“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其意亦可相通相足。 长篇宜横铺，不然则力单；短篇宜纡折，不然则味薄。 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用之长篇，此如黄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也。然即短至绝句，亦未尝无尺水兴波之法。 长篇以叙事，短篇以写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诵。此皆题实司之，非人所能与。 伏应、提顿、转接、藏见、倒顺、绾插、浅深、离合诸法，篇中、段中、联中、句中均有取焉。然非浑然无迹，未善也。 少陵《寄高达夫》诗云：“佳句法如何？”可见句之宜有法矣。然欲定句法，其消息未有不从章法、篇法来者。 “河水清且涟”，“间关车之牵”，皆是五言，且皆是上二字下三字句法，而意有顺倒之不同。 诗无论五、七言及句法倒顺，总须将上半句与下半句比权量力，使足相当。不然，头空足弱，无一可者。 炼篇、炼章、炼句、炼字，总之所贵乎炼者，是往活处炼，非往死处炼也。夫活，亦在乎认取诗眼而已。 诗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数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数句为眼者，有以一句为眼者，有以一、二字为眼者。 冷句中有热字，热句中有冷字；情句中有景字，景句中有情字。诗要细筋入骨，必由善用此字得之。 诗有双关字，有偏举字。如陶诗“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云”、“鸟”、“水”、“鱼”是偏举，“高”、“游”是双关。遍举，举物也；双关，关已也。问韵之相通与不相通以何为凭？曰：凭古。古通者，吾亦通之。《毛诗》，《楚辞》，汉、魏六朝诗，杜、韩诸大家诗，以及他古书中有韵之文，皆其准验也。 辨得平声韵之相通与不相通，斯上声、去声之通不通因之而定。东、冬、江通，则董、肿、讲通矣，送、宋、绛亦通矣。推之：支、微、齐、佳、灰通，则纸、尾、荠、蟹、贿通，寘、未、霁、泰、卦、队通。鱼、虞通，则语、麌通，御、遇通。真、文、元、寒、删、先通，则轸、吻、阮、旱、纮、铣通，震、问、愿、翰、谏、霰通。萧、肴、豪通，则筿、巧、皓通，啸、效、号通。歌、麻通，则哿、马通，个、飐通。庚、青、蒸通，则梗、迥通，敬、径通。侵、覃、盐、咸通，则寝、感、俭、豏通，沁、勘、艳、陷通。阳无通，则养亦无通，漾亦无通。尤无通，则有亦无通，宥亦无通。 入声韵之通不通，亦于平声定之。东、冬、江通，则屋、沃、觉通。真、文、元、寒、删、先通，则质、物、月、曷、黠、屑通。庚、青、蒸通，则陌、锡、职通。侵、覃、盐、咸通，则缉、合、叶、洽通。阳无通，则药亦无通。 论诗者或谓炼格不如炼意，或谓炼意不如炼格。惟姜白石《诗说》为得之，曰：“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 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故余论文旨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论诗旨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诗之所贵于言志者，须是以直、温、宽、栗为本。不然，则其为志也荒矣。如《乐记》所谓“乔志”、“溺志”是也。“诗之言持”，莫先于内持其志，而外持风化从之。 古人因志而有诗，后人先去作诗，却推究到诗不可以徒作，因将志入里来，已是倒做了，况无与于志者乎？ 《文心雕龙》云：“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钟嵘《诗品》云：“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刘越石仗清刚之气。”余谓“志”、“旨”、“才”、“气”，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实此四字，诗家不可缺一也。 “思无邪”，“思”字中境界无尽，惟所归则一耳。严沧浪《诗话》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似有得于此意。 雅人有深致，风人、骚人亦各有深致。后人能有其致，则《风》《雅》《骚》不必在古矣。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过曰“春往冬来”耳，有何意味？然“黍稷方华，雨雪载涂”，与此又似同而异，须索解人。 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弟之性。”余谓孝弟之性，乃其所以温雅也；二而言之，安仁于是为不知诗矣。 谢灵运诗：“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下句意须离不得上句，不然，是名教外别有所谓神理矣。 不发乎情，即非礼义，故诗要有乐有哀；发乎情，未必即礼义，故诗要哀乐中节。 天之福人也，莫过于予以性情之正；人之自福也，莫过于正其性情。从事于诗而有得，则乐而不荒，忧而不困，何福如之？ 景有大小，情有久暂。诗中言景，既患大小相混，又患大小相隔。言情亦如之。兴与比有阔狭之分。盖比有正而无反，兴兼反正故也。 昔人谓激昂之言出于兴，此“兴”字与他处言兴不同。激昂大抵只是情过于事，如太白诗“欲上青天览日月”是也。 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诗无气象，则精神亦无所寓矣。 诗格，一为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贤不肖也；一为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贫富贵贱也。 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焉。 言诗格者必及气。或疑太炼伤气，非也。伤气者，盖炼辞不炼气耳。气有清浊厚薄，格有高低雅俗。诗家泛言气格，未是。 林艾轩谓“苏、黄之别，犹丈夫女子之应接：丈夫见宾客信步出将去，如女子则非涂泽不可”。余谓此论未免诬黄而易苏。然推以论一切之诗，非独女态当无，虽丈夫之贵贱贤愚，亦大有辨矣。 诗以悦人为心与以夸人为心，品格何在？而犹譊々于品格，其何异溺人必笑耶？ 或问：诗偏于叙则掩意，偏于议则病格，此说亦辨意格者所不遗否？曰：遗则不是，执则浅矣。 “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后世为诗者，于“硕”、“好”二字须善认。使非真硕，必且迂；非真好，必且靡也。诗不清则芜，不穆则露。“穆如清风”，宜吉甫合而言之。 凡诗迷离者要不间，切实者要不尽，广大者要不廓，精微者要不僻。诗要避俗，更要避熟。剥去数层方下笔，庶不堕“熟”字界里。 诗要超乎“空”、“欲”二界。空则入禅，欲则入俗。超之之道无他，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或问：诗何为富贵气象？曰：大抵富如昔人所谓“函盖乾坤”，贵如所谓“截断众流”便是。诗质要如铜墙铁壁，气要如天风海涛。 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 钟嵘谓阮步兵诗“可以陶写性灵”，此为以性灵论诗者所本。杜诗亦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 元微之作《杜工部墓志》，深薄宋、齐间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其实性灵、光景，自风雅肇兴便不能离，在辨其归趣之正不正耳。 诗涉修饰，便可憎鄙，而修饰多起于貌为有学而不养本体。晋东海王越与阮瞻书曰：“学之所入浅，体之所安深。”善夫！ 诗一往作遗世自乐语，以为仙意，不知却是仙障。仙意须如阴长生古诗“游戏仙都，顾愍群愚”二语，庶为得之。抑《度人经》所谓“悲歌朗太空”也。 诗一戒滞累尘腐，一戒轻浮放浪。凡出辞气，当远鄙倍，诗可知矣。 诗中固须得微妙语，然语语微妙，便不微妙。须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触著，乃足令人神远。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此四境。 《诗》“喓々草虫”，闻而知也；“趯阜虫”见而知也；“有车邻邻”知而闻也；“有马白颠”知而见也。诗有外于知与闻见者耶？ “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上四字共知也，下五字独得也。凡佳章中必有独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独得之字，惟在首、在腰、在足，则不必同。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六一赏之。“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东坡赏之。此等处古人自会心有在，后人或强解之，或故疑之，皆过矣。 [book_title]卷三赋概 班固言“赋者古诗之流”，其作《汉书·艺文志》，论孙卿、屈原赋有恻隐古诗之义。刘勰《诠赋》谓赋为“六义附庸”。可知六义不备，非诗即非赋也。 赋，古诗之流。古诗如《风》《雅》《颂》是也。即《离骚》出于《国风》《小雅》可见。 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 李仲蒙谓：“叙物以言情谓之赋，索物以托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此明赋、比、兴之别也。然赋中未尝不兼具比兴之意。 诗为赋心，赋为诗体。诗言持，赋言铺，持约而铺博也。古诗人本合二义为一，至西汉以来，诗赋始各有专家。 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楚辞·招魂》云：“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曰“至”曰“极”，此皇甫士安《三都赋序》所谓“欲人不能加”也。 乐章无非诗，诗不皆乐；赋无非诗，诗不皆赋。故乐章，诗之宫商者也；赋，诗之铺张者也。 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皇甫士安《三都赋序》云：“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正见赋之尚辞，不待言也。 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不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 《骚》为赋之祖。太史公《报任安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不别名“骚”。刘勰《辩骚》曰：“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又曰：“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 太史公《屈原传》曰：“离骚，犹离忧也。”于“离”字初未明下注脚。应劭以“遭”训“离”，恐未必是。王逸《楚辞章句》：“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盖为得之。然不若屈子自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尤见离而骚者，为君非为私也。 《离骚》云：“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九章》云：“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屈子见疑愈信，被谤愈忠，于此见矣。 班固以屈原为露才扬己，意本扬雄《反离骚》，所谓“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是也。然此论殊损志士之气。王阳明《吊屈平庙赋》“众狂稚兮，谓累扬己”二语，真足令读者称快。 《骚》辞较肆于《诗》，此如“《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浮夸中自有谨严意在。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淮南以此传《骚》，而太史公引之。少陵咏宋玉宅云：“风流儒雅亦吾师。”“亦”字下得有眼，盖对屈子之风雅而言也。 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屈子之赋，所由尚已。 变风、变雅，变之正也。《离骚》亦变之正也。“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屈子固不嫌自谓。 《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 荀卿之赋直指，屈子之赋旁通。景以寄情，文以代质，旁通之妙用也。 王逸云：“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余案：此但得其文之似，尚未得其旨。屈之旨，盖在“临睨夫旧乡”，不在“涉青云以泛滥游”也。 《骚》之抑遏蔽掩，盖有得于《诗》《书》之隐约。自宋玉《九辩》已不能继，以才颖渐露故也。 顿挫莫善于《离骚》，自一篇以至一章及一两句，皆有之。此传所谓“反覆致意”者。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余谓《楚辞·九歌》最得此诀。如“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正是写出“目眇眇兮愁予”来；“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正是写出“思公子兮未敢言”来。俱有“目击道存，不可容声”之意。 《楚辞·九歌》，两言以蔽之，曰：乐以迎来，哀以送往。《九歌》与《九章》不同，《九歌》纯是性灵语，《九章》兼多学问语。 屈子《九歌》如《云中君》之“猋举”，《湘君》之“夷犹”，《山鬼》之“窈窕”，《国殇》之“雄毅”，其擅长得力处，已分明一一自道矣。 屈子之文取诸六气，故有晦明变化、风雨迷离之意。读《山鬼》篇足觇其概。 屈子之辞，沈痛常在转处。“气缭转而自缔”，《悲回风》篇语可以借评。 屈子《橘颂》云：“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又云：“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天地”、“伯夷”大矣，而借橘言之，故得不迂而妙。 《橘颂》品藻精至，在《九章》中尤纯乎赋体。《史记·屈原传》云：“乃作《怀沙》之赋。”知此类皆可以赋统之。 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王仲宣《登楼赋》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而屈子深远矣。 屈子以后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贾生《惜誓》，情之绵邈莫如宋玉“悲秋”，骨之奇劲莫如淮南《招隐士》。 宋玉《招魂》，在《楚辞》为尤多异采，约之亦只两境：一可喜，一可怖而已。 问：《招魂》何以备陈声色供具之盛？曰：“美人为君子，珍宝为仁义”，以张平子《四愁诗序》通之，思过半矣。且观其所谓“不可以托”、“不可以止”之处，非即“水深雪为小人”之例乎？ 宋玉《风赋》出于《雅》，《登徒子好色赋》出于《风》，二者品居最上。《钓赋》纵横之气骎骎乎入于说术，殆其降格为之。 《文心雕龙》云：“楚人理赋。”隐然谓《楚辞》以后无赋也。李太白亦云：“屈、宋长逝，无堪与言。” 朱子答吕东莱，谓“屈、宋、唐、景之文，其言虽侈，其实不过悲愁、放旷二端而已，于是屏绝不复观”。按朱子此言，特有为而发，观其为《楚辞集注》，何尝不取诸家好处！ 贾谊《惜誓》《吊屈原》《鵩赋》俱有凿空乱道意。骚人情境，于斯犹见。 《鵩赋》为赋之变体。即其体而通之，凡能为子书者，于赋皆足自成一家。 《惜誓》，余释以为“惜”者，惜己不遇于时，发乎情也；“誓”者，誓己不改所守，止乎礼义也。此与篇中语意俱合。王逸注：“哀惜怀王与己约信而复背之。”其说似浅。 读屈、贾辞，不问而知其为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传，陶渊明之合赞，非徒以其遇，殆以其心。 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后来难并矣。惟奇倔一境，虽亦《诗》《骚》之变，而尚有可广。此淮南《招隐士》所以作与？ 王无功谓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余谓赋之足当此评者，盖不多有，前此其惟小山《招隐士》乎？ 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相如得其文，虽涂径各分，而无庸轩轾也。扬子云乃谓“贾谊升堂，相如入室”，以己多依效相如故耳。 贾生之赋志胜才，相如之赋才胜志。贾、马以前，景差、宋玉已若以此分途，今观《大招》《招魂》可辨。 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至模山范水，犹其末事。 屈子之赋，筋节隐而不露；长卿则有迹矣。然作长篇，学长卿入门较易。 相如之渊雅，邹阳、枚乘不及；然邹、枚雄奇之气，相如亦当避谢。 《汉书·枚乘传》：“梁客皆善辞赋，乘尤高。”则知当日赋名重于相如矣。后世学相如之丽者，还须以乘之高济之。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枚之秀韵不及宋，而雄节殆于过之。 班倢伃《捣素赋》怨而不怒，兼有“塞渊、温惠、淑慎”六字之长，可谓深得风人之旨。 后汉赵元叔《穷鱼赋》及《刺世嫉邪赋》，读之知为抗脏之士，惟径直露骨，未能如屈、贾之味余文外耳。 建安名家之赋，气格遒上，意绪绵邈；骚人清深，此种尚延一线。后世不问意格若何，但于辞上争辩，赋与骚始异道矣。 《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若其至与未至，所不论焉。问《楚辞》、汉赋之别。曰：《楚辞》按之而逾深，汉赋恢之而弥广。 《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然汉赋之最上者，机括必从《楚辞》得来。 或谓楚赋自铸伟辞，其取熔经义，疑不及汉。余谓楚取于经，深微周浃，无迹可寻，实乃较汉尤高。《楚辞》，赋之乐；汉赋，赋之礼。历代赋体，只须本此辨之。 屈灵均、陶渊明皆狂狷之资也。屈子《离骚》，一往皆特立独行之意。陶自言“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其赋品之高，亦有以矣。 屈子辞，雷填风飒之音；陶公辞，木荣泉流之趣。虽有一激一平之别，其为独往独来则一也。 《离骚》不必学《三百篇》，《归去来辞》不必学《骚》，而皆有其独至处，固知真古自与摹古异也。 屈子之缠绵，枚叔、长卿之巨丽，渊明之高逸，宇宙间赋，归趣总不外此三种。 李白《大猎赋序》云：“辞欲壮丽，义归博达。”似约相如答盛览问赋之旨，而白赋亦允足称之。 李白《大鹏赋序》云：“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大猎赋序》于相如《子虚》《上林》，子云《长杨》《羽猎》，且谓龌龊之甚，皆是尊题法。尊题，则赋之识见、气体不由不高矣。 韩昌黎《复志赋》，李习之《幽怀赋》，皆有得于《骚》之波澜意度而异其迹象。故知猎艳辞、拾香草者，皆童蒙之智也。 孙可之《大明宫赋》，语极遒练，意多劝诫，与李习之《幽怀赋》殊涂并美。 唐之刘复愚，宋之黄山谷，皆学《楚辞》而困踬者。然一种孤峻之致，正复难踪，特未可为举肥之相者道耳。 《周礼》太师之职始见“赋”字。郑注“赋之言铺”，而于铺之原委仍引而未发也。铺，有所铺，有能铺。司马相如《答盛览问赋书》有“赋迹”、“赋心”之说。迹，其所；心，其能也。心、迹本非截然为二。览闻其言，乃终身不敢言作赋之心，抑何固哉！且言“赋心”不起于相如，自《楚辞·招魂》“同心赋些”，已发端矣。 《楚辞·涉江》《哀郢》，“江”、“郢”，迹也；“涉”、“哀”，心也。推诸题之但有迹者亦见心，但言心者亦具迹也。 赋，辞欲丽，迹也；义欲雅，心也。“丽辞雅义”，见《文心雕龙·诠赋》。前此，《扬雄传》云：“司马相如作赋甚宏丽温雅。”《法言》云：“诗人之赋丽以则。”“则”与“雅”，无异旨也。 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一二以讽谏，《周语》“瞍赋蒙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韩宣子曰“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是也。言志、讽谏，非雅丽何以善之？ 太史公《屈原传赞》曰“悲其志”，《叙传》曰“作辞以讽谏”。志与讽谏，赋之体用具矣。 屈兼言志、讽谏，马、扬则讽谏为多。至于班、张，则揄扬之意胜，讽谏之义鲜矣。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屈子言志之指；“无已太康，职思其居”，马、扬讽谏之指。 《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叙传》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扬雄《甘泉赋序》曰：“奏《甘泉赋》以风。”《羽猎赋序》曰：“聊因《校猎赋》以风之。”《长杨赋序》曰：“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赋之讽谏，可于斯取则矣。 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即知其人也。 《屈原传》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文心雕龙·诠赋》曰：“体物写志。”余谓志因物见，故《文赋》但言“赋体物”也。 董广川《士不遇赋》云：“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此即正谊明道之旨。司马子长《悲士不遇赋》云：“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此即述往事思来者之情。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云：“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此即屡空晏如之意。可见古人言必由志也。 《汉书·艺文志》曰：“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余案：所谓失志者，在境不在己也。屈子《怀沙》赋云：“离慜而不迁兮，愿志之有像。”如此虽谓失志之赋即励志之赋可矣。 邹阳狱中上书，气盛语壮。祢正平赋鹦鹉于黄祖长子座上，蹙蹙焉有自怜依人之态，于生平志气，得无未称！ 志士之赋，无一语随人笑叹。故虽或颠倒复杳，纠皞隐晦，而断非文人才客求慊人而不求自慊者所能拟效。 《雄雉》之诗“瞻彼日月”两章，自来贤人失志之赋不出此意，所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也。若一涉怨天尤人，岂有是处！ 《汉书·艺文志》言：“贤人失志之赋，有恻隐古诗之意。”余谓江湖忧君，庙堂忧民，恻隐不独失志然也，观姬公《东山》《七月》可见。 或问：古人赋之言志者，汉如崔篆之《慰志》、冯衍之《显志》，魏如刘桢之《遂志》、丁仪之《励志》，晋如枣据之《表志》、曹摅之《述志》，然则赋以径言其志为尚乎？余谓赋无往而非言志也。必题是志而后其赋为言志，则志或几乎息矣。 实事求是，因寄所托，一切文字不外此两种，在赋则尤缺一不可。若美言不信，玩物丧志，其赋亦不可已乎！《风》诗中赋事，往往兼寓比兴之意。钟嵘《诗品》所由竟以“寓言写物”为赋也。赋兼比兴，则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际，不必有言也，以赋相示而已。不然，赋物必此物，其为用也几何？ 春有草树，山有烟霞，皆是造化自然，非设色之可拟。故赋之为道，重象尤宜重兴。兴不称象，虽纷披繁密而生意索然，能无为识者厌乎？ 赋与谱录不同。谱录惟取志物，而无情可言，无采可发，则如数他家之宝，无关己事。以赋体视之，孰为亲切且尊异耶？ 赋必有关著自己痛痒处。如嵇康叙琴，向秀感笛，岂可与无病呻吟者同语？ 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若与自家生意无相入处，则物色祗成闲事，志士遑问及乎？ 赋欲不朽，全在意胜。《楚辞·招魂》言赋，先之以“结撰至思”，真乃千古笃论！ 赋家主意定则群意生。试观屈子辞中，忌己者如党人，悯己者如女媭、灵氛、巫咸，以及渔父别有崇尚，詹尹不置是非，皆由屈子先有主意，是以相形相对者，皆若沓然偕来，拱向注射之耳。 《周南·卷耳》四章，只“嗟我怀人”一句是点明主意，余者无非做足此句。赋之体约用博，自是开之。 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 司马长卿论赋云：“一经一纬。”或疑经可言一，纬不可言一。不知乃举一例百，合百为一耳。赋欲纵横自在，系乎知类。太史公《屈原传》曰：“举类迩而见义远。”《叙传》又曰：“连类以争义。”司马相如《封禅书》曰：“依类托寓。”枚乘《七发》曰：“离辞连类。”皇甫士安叙《三都赋》曰：“触类而长之。” 张融作《海赋》不道盐，因顾凯之之言乃益之。姚铉令夏竦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竦益得六千字。可知赋须当有者尽有，更须难有者能有也。 司马长卿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成公绥《天地赋序》云：“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意与长卿宛合。 赋取穷物之变。如山川草木，虽各具本等意态，而随时异观，则存乎阴阳晦明风雨也。 赋家之心，其小无内，其大无垠，故能随其所值，赋像班形，所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唐释皎然以“作用”论诗，可移之赋。 赋之妙用，莫过于“设”字诀。看古作家无中生有处可见。如设言值何时、处何地、遇何人之类，未易悉举。 赋必合数章而后备，故《大言》《小言》两赋，俱设为数人之语。准此意，则知赋用一人之语者，亦当以参伍错综出之。 赋须曲折尽变。孔颖达谓“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此第明赋之义，非论其势。势曲，固不害于于义直也。 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然往往有以竟体求奇，转至不奇者，由不知以蓄奇为泄奇地耳。 谭友夏论诗，谓“一篇之朴，以养一句之灵；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此说每为谈艺者所诃，然征之于古，未尝不合。如《秦风·小戎》“言念君子”以下，即以灵回朴也；其上，皆以朴养灵也。《豳风·东山》每章之意，俱因收二句而显，若“敦彼独宿”以及“其新孔嘉”云云，皆灵也；每二句之前，皆朴也。赋家用此法尤多，至灵能起朴，更可隅反。 赋中骈偶处，语取蔚茂；单行处，语取清瘦。此自宋玉、相如已然。 赋之尚古久矣。古之大要有五：性情古，义古，字古，音节古，笔法古。 古赋难在意创获而语自然。或但执言之短长、声之高下求之，犹未免刻舟之见。古赋调拗而谐，采淡而丽，情隐而显，势正而奇。古赋意密体疏，俗赋体密意疏。 俗赋一开口，便有许多后世事迹来相困踬；古赋则越世高谈，自开户牖，岂肯屋下盖屋耶！ 赋兼才学。才，如《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学，如扬雄谓“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 以赋视诗，较若纷至沓来，气猛势恶。故才弱者往往能为诗，不能为赋。积学以广才，可不豫乎？ 赋从“贝”，欲其言有物也；从“武”，欲其言有序也。《书》：“具乃贝玉。”《曲礼》：“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意可思矣。 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虽赋之卒往往系之以歌，如《楚辞》“乱曰”、“重曰”、“少歌曰”、“倡曰”之类皆是也。然此乃古乐章之流，使早用于诵之中，则非体矣。大抵歌凭心，诵凭目。方凭目之际，欲歌焉，庸有暇乎？ 《楚辞·惜诵》无歌调，《九歌》无诵调。歌、诵之体，于斯可辨。言骚者取幽深，柳子厚谓“参之《离骚》以致其幽”，苏老泉谓“骚人之清深”是也。言赋者取显亮，王文考谓“物以赋显”，陆士衡谓“赋体物而浏亮”是也。然二者正须相用，乃见解人。 学《骚》与《风》有难易。《风》出于性灵者为多，故虽妇人女子，无不可与；《骚》则重以修能，娴于辞令，非学士大夫不能为也。赋出于《骚》，言典致博，既异家人之语，故虽宏达之士，未见数数有作，何论隘胸襟乏闻见者乎？ 范椁论李白乐府《远别离》篇曰：“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词义反复屈折行乎其间，实未尝断而乱也。”余谓此数语可使学骚者得门而入，然又不得执形似以求之。 骚调以虚字为句腰，如“之”、“于”、“以”、“其”、“而”、“乎”、“夫”是也。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异为谐调，平仄同为拗调。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摄提贞于孟陬兮”，“之”、“于”二字为腰，“阳”、“贞”，腰上字，“裔”、“陬”，句末字，“阳”平“裔”仄为异，“贞”、“陬”皆平为同。《九歌》以“兮”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句调谐拗亦准此。如“吉日兮辰良”，“日”仄“良”平；“浴兰汤兮沐芳”，“汤”、“芳”皆平。 赋长于拟效，不如高在本色。屈子之《骚》，不沾沾求似《风》《雅》，故能得《风》《雅》之精；长卿《大人赋》于屈子《远游》，未免落拟效之迹。 赋有夷险二境。读《楚辞·湘君》《湘夫人》，便觉有逍遥容与之情；读《招隐士》，便觉有罔沕憭栗之意。 戴安道画《南都赋》，范宣叹为有益。知画中有赋，即可知赋中宜有画矣。 以精神代色相，以议论当铺排，赋之别格也。正格当以色相寄精神，以铺排藏议论耳。 赋盖有思胜于辞者。荀卿《礼》《智》《云》《蚕》诸赋，篇虽短，却已想透无遗。陆士衡《文赋》精语络驿，其曰“非华说之所能精”，命意盖可见矣。 以老、庄、释氏之旨入赋，固非古义，然亦有理趣、理障之不同。如孙兴公《游天台山赋》云：“骋神变之挥霍，忽出有而入无。”此理趣也；至云：“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闲。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元。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则落理障甚矣！ 赋有以所纪之事实重者。如王无功《游北山赋》，似不过写其闲适旷达之意，然叙文中子一段，抽出之，足为文献之征，乃赋中有关系处也。 杨子云谓“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然壮夫自有壮夫之赋，不然，则周公、尹吉甫叙事之作，亦不足称矣。杨德祖《答临淄侯笺》，先得我心。 赋因人异。如荀卿《云赋》言云者如彼，而屈子《云中君》亦云也，乃至宋玉《高唐赋》亦云也；晋杨乂、陆机俱有《云赋》，其旨又各不同。以赋观人者，当于此著眼。 诗，持也，此义通之于赋。如陶渊明之《感士不遇》，持己也；李习之之《幽怀》，持世也。 名士之赋，叹老嗟卑；俗士之赋，从谀导侈。以持己、持世之义准之，皆当见斥也。况流连般乐者耶！ 赋尚才不如尚品。或竭尽雕饰以夸世媚俗，非才有余，乃品不足也。徐、庾两家赋，所由卒未令人满志与！ “升高能赋”，升高虽指身之所处而言，然才识怀抱之当高，即此可见。如陶渊明言“登高赋新诗”，亦有微旨。 或问：左思《三都赋序》以升高能赋为“颂其所见”，所见或不足赋，奈何？曰：严沧浪谓诗有“别材”、“别趣”，余亦谓赋有“别眼”。“别眼”之所见，顾可量耶？ 皇甫士安《三都赋序》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刘彦和《诠赋》曰：“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余论赋则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book_title]卷四词曲概 乐歌古以诗，近代以词。如《关雎》《鹿鸣》，皆声出于言也，词则言出于声矣。故词，声学也。 《说文》解“词”字曰：“意内而言外也。”徐锴《通论》曰：“音内而言外，在音之内，在言之外也。”故知词也者，言有尽而音意无穷也。 词有创调、倚声，本诸倡和。倡和莫先于虞廷，观“乃歌曰”以下三句调，即“乃赓载歌”及“又歌”之调所出也。《风》《雅》篇必数章，后章亦多用前调。其或前后小异者，殆犹词同调之又一体耳。 词导源于古诗，故亦兼具六义。六义之取，各有所当，不得以一时一境尽之。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词，乐章也，雅郑不辨，更何论焉？ 梁武帝《江南弄》，陶宏景《寒夜怨》，陆琼《饮酒乐》，徐孝穆《长相思》，皆具词体而堂庑未大。至太白《菩萨蛮》之繁情促节，《忆秦娥》之长吟远慕，遂使前此诸家悉归环内。 太白《菩萨蛮》《忆秦娥》两阕，足抵少陵《秋兴八首》。想其情境，殆作于明皇西幸后乎？ 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一阕，风流千古。东坡尝以其成句用入《鹧鸪天》，又用于《浣溪沙》，然其所足成之句，犹未若原词之妙通造化也。黄山谷亦尝以其词增为《浣溪沙》，且诵之有矜色焉。 太白《菩萨蛮》《忆秦娥》，张志和《渔歌子》，两家一忧一乐，归趣难名，或灵均《思美人》《哀郢》、庄叟“濠上”近之耳。 温飞卿词精妙绝人，然类不出乎绮怨。韦端已、冯正中诸家词，留连光景，惆怅自怜，盖亦易飘飏于风雨者。若第论其吐属之美，又何加焉！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 宋子京词是宋初体，张子野始创瘦硬之体，虽以佳句互相称美，其实趣尚不同。 王半山词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惟未能涉乐必笑，言哀已叹，故深情之士不无间然。 柳耆卿词，昔人比之杜诗，为其实说无表德也。余谓此论其体则然，若论其旨，少陵恐不许之。 耆卿词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惟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故觉风期未上耳。 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时与太白为近。 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东坡《定风波》云：“尚馀孤瘦雪霜姿。”《荷花媚》云：“天然地别是风流标格。”“雪霜姿”、“风流标格”，学坡词者便可从此领取。 东坡《与鲜于子骏书》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一似欲为耆卿之词而不能者。然坡尝讥秦少游《满庭芳》词学柳七句法，则意可知矣。 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方外白玉蟾诸家，惜未诣此。 黄山谷词用意深至，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俚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 少游词有小晏之妍，其幽趣则过之。梅圣俞《苏幕遮》云：“落尽梅花春又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 秦少游词得《花间》《尊前》遗韵，却能自出清新。东坡词雄姿逸气，高轶古人，且称少游为词手。山谷倾倒于少游《千秋岁》词“落红万点愁如海”之句，至不敢和。要其他词之妙，似此者岂少哉！ 少游《水龙吟》“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东坡讥之云：“十三个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语极解颐。其子湛作《卜算子》云：“极目烟中百尺楼，人在楼中否？”言外无尽，似胜乃翁，未识东坡见之云何？ 叔原贵异，方回赡逸，耆卿细贴，少游清远。四家词趣各别，惟尚婉则同耳。东坡词在当时鲜与同调，不独秦七、黄九别成两派也。晁无咎坦易之怀，磊落之气，差堪骖靳。然悬崖撒手处，无咎莫能追蹑矣。 无咎词堂庑颇大。人知辛稼轩《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为后来名家所竞效，其实辛词所本，即无咎《摸鱼儿》“买陂塘旋栽杨柳”之波澜也。 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 周美成律最精审，史邦卿句最警炼，然未得为君子之词者，周旨荡而史意贪也。 辛稼轩风节建竖，卓绝一时，惜每有成功辄为议者所沮。观其《踏莎行·和赵兴国》有云：“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其志与遇概可知矣。《宋史》本传称其“雅善长短句，悲壮激烈”，又称“谢校勘过其墓旁，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然则其长短句之作，固莫非假之鸣者哉？ 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瘦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 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世或以粗犷托苏、辛，固宜有视苏、辛为别调者哉！ 张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耳食者遂于两家有轩轾意。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何后人过分门户耶？ 白石才子之词，稼轩豪杰之词，才子、豪杰，各从其类爱之。强论得失，皆偏辞也。 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 词家称白石曰“白石老仙”。或问毕竟与何仙相似？曰：藐姑冰雪，盖为近之。 陈同甫与稼轩为友，其人才相若，词亦相似。同甫《贺新郎·寄幼安见怀韵》云：“树犹如此堪重别。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行矣置之无足问，谁换妍皮痴骨？但莫使伯牙弦绝。”其《酬幼安再用韵见寄》云：“斩新换出旌麾别。把当时，一桩大义，拆开收合。据地一呼吾往矣，万里摇肢动骨。这话把只成痴绝。”《怀幼安用前韵》云：“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观此则两公之气谊怀抱，俱可知矣。 同甫《水龙吟》云：“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言近指远，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 陆放翁词安雅清赡，其尤佳者在苏、秦间。然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是以人得测其所至。 刘改之词，狂逸之中自饶俊致，虽沈著不及稼轩，足以自成一家。其有意效稼轩体者，如《沁园春》“斗酒彘肩”等阕，又当别论。 高竹屋词争驱白石，然嫌多绮语。如《御街行》之咏轿，其设想之细腻曲折，何为也哉！咏帘亦然。刘改之《沁园春》咏美人指甲、美人足二阕，以亵体为世所共讥，然病在标者，犹易治也。 刘后村词，旨正而语有致。真西山《文章正宗》诗歌一门属后村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知必心重其人也。后村《贺新郎·席上闻歌有感》云：“粗识《国风》《关雎》乱，羞学流莺百啭，总不涉闺情春怨。”又云：“我有生平《离鸾操》，颇哀而不愠微而婉。”意殆自寓其词品耶？ 蒋竹山词，未极流动自然，然洗炼缜密，语多创获。其志视梅溪较贞，其思视梦窗较清。刘文房为五言长城，竹山其亦长短句之长城与！ 张玉田词清远蕴藉，凄怆缠绵，大段瓣香白石，亦未尝不转益多师，即《探芳信》之次韵草窗，《琐窗寒》之悼碧山，《西子妆》之效梦窗可见。评玉田词者，谓“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玉田作《琐窗寒》悼王碧山，序谓：“碧山，其词闲雅，有姜白石意。”今观张、王两家，情韵极为相近。如玉田《高阳台》之“接叶巢莺”，与碧山《高阳台》之“浅萼梅酸”，尤同鼻息。 文文山词，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不知者以为变声，其实乃变之正也。故词当合其人之境地以观之。 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沈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南宋词近耆卿者多，近少游者少。少游疏而耆卿密也。 词品喻诸诗：东坡、稼轩，李、杜也；耆卿，香山也；梦窗，义山也；白石、玉田，大历十子也。其有似韦苏州者，张子野当之。 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 东坡谓陶渊明诗“臞而实腴，质而实绮”。余谓元刘静修之词亦然。 苏、辛词似魏玄成之妩媚，刘静修词似邵康节之风流。倘泛泛然以“横放瘦淡”名之，过矣。 虞伯生、萨天锡两家词，皆兼擅苏、秦之胜；张仲举词大抵导源白石，时或以稼轩济之。 词之章法不外相摩相荡，如奇正、空实、抑扬、开合、工易、宽紧之类是已。 词中承接转换，大抵不外纡徐、斗健交相为用，所贵融会章法，按脉理节拍而出之。 元陆辅之《词旨》云：“对句好可得，起句好难得。收拾全藉出场。”此盖尤重起句也。余谓起、收、对三者皆不可忽。大抵起句非渐引即顿入，其妙在笔未到而气已吞；收句非绕回即宕开，其妙在言虽止而意无尽；对句非四字、六字即五字、七字，其妙在不类于赋与诗。 词有过变，隐本于诗。《宋书·谢灵运传论》云：“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盖言诗当前后变化也。而双调换头之消息，即此已寓。 “升歌、笙入、闲歌、合乐”，《楚辞·招魂》所谓“四上竞气”也。词之过变处，节次浅深，准此辨之。 词或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情景齐到，相间相融，各有其妙。 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此骚人三昧。倚声家得之，便自超出常境。 “空中荡漾”，最是词家妙诀。上意本可接入下意，却偏不入，而于其间传神写照，乃愈使下意栩栩欲动，《楚辞》所谓“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也。 词要放得开，最忌步步相连；又要收得回，最忌行行愈远。必如天上人间，去来无迹，斯为入妙。 小令难得变化，长调难得融贯，其实变化融贯，在在相须，不以长短别也。 词以炼章法为隐，炼字句为秀。秀而不隐，是犹百琲明珠而无一线穿也。 炼字，数字为炼，一字亦为炼。句则合句首、句中、句尾以见意，多者三四层，少亦不下两层。词家或遂谓字易而句难，不知炼句固取相足相形，炼字亦须遥管遥应也。 玉田谓“词与诗不同，合用虚字呼唤。”余谓用虚字正乐家歌诗之法也。朱子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出许多泛声，后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案朱子所谓实字，谓实有个字，虽虚字亦是有也。 词之好处，有在句中者，有在句之前后际者。陈去非《虞美人》“吟诗日日待春风，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此好在句中者也；《临江仙》“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此因仰承“忆昔”，俯注“一梦”，故此二句不觉豪酣转成怅悒，所谓好在句外者也。倘谓现在如此，则呆甚矣。 贺方回《青玉案》词收四句云：“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其末句好处，全在“试问”句呼起，及与上“一川”二句并用耳。或以方回有“贺梅子”之称，专赏此句，误矣。且此句原本寇莱公“梅子黄时雨如雾”诗句，然则何不目莱公为寇梅子耶？ 词之妙全在衬跌。如文文山《满江红·和王夫人》云：“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酹江月·和友人驿中言别》云：“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每二句若非上句，则下句之声情不出矣。 “词眼”二字，见陆辅之《词旨》。其实辅之所谓“眼”者，仍不过某字工、某句警耳。余谓“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照映。若舍章法而专求字句，纵争奇竞巧，岂能开阖变化，一动万随耶？ 词家用韵，在先观其韵之通别。别者必不可通，通者仍须知别。如江之于阳，真之于庚，古韵既别，虽今吻相通，要不得而通也。东、冬于江，歌于麻，古韵虽通，然今吻既别，便不可以无别也。至一韵之中，如十三元韵，今吻读之，其音约分三类，亦当择而取之。余韵准此。词中平仄，体有一定。古人或有平作仄、仄作平者，必合句上、句下、句内之字，权其律之所宜，互为更换，斯得如铜山灵钟，东西相应。故效古者当专效一体，不可挹彼注兹，致讥声病。 “平声可为上、入”，语本张玉田《词源》，则平去之不可相代审矣。然平可代以上、入，而上、入或转有不可互代者。玉田称其父寄闲老人《瑞鹤仙》词“粉蝶儿扑定花心不去，闲了寻香两翅”，“扑”字不协，遂改为“守”字。此于声音之道，不其严乎！ 上、入虽可代平，然亦有必不可代之处。使以宛转迁就之声，乱一定不易之律，则代之一说，转以不知为愈矣。 上、去不宜相替，宋沈伯时义甫之说也。“去声当高唱，上声当低唱”，明沈璟《词隐》之说也。两说为后人论词者所本，爰为表而出之。 词家既审平仄，当辨声之阴阳，又当辨收音之口法。取声取音，以能协为尚。玉田称其父《惜花春起早》词“琐窗深”句“深”字不协，改为“幽”字，又不协，再改为“明”字，始协。此非审于阴阳者乎？又“深”为闭口音，“幽”为敛唇音，“明”为穿鼻音，消息亦别。 古人原词用入声韵，效其词者仍宜用入；余则否。至如句中用入，解人慎之。 词家辨句兼辨读。读在句中，如《楚辞·九歌》每句中间皆有“兮”字，“兮”者无辞而有声，即其读也。更以古乐府观之，篇终有声，如《临高台》之“收中吾”是也；句下有声，如《有所思》之“妃呼豨”是也。何独于句中之声而疑之？ 词句中用双声叠韵之字，自两字之外，不可多用。惟犯叠韵者少，犯双声者多。盖同一双声，而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呼法不同，便易忘其为双声也。解人正须于不同而同者，去其隐疾。且不惟双声也，凡喉、舌、齿、牙、唇五音，俱忌单从一音连下多字。 十二律与后世各宫调异名而同实。如在黄钟，则正黄钟为宫，大石调为商，以至般涉调为羽；在大吕，则高宫为宫，高大石调为商，高般涉调为羽；《词源》所列，既明且备矣。 词固必期合律，然《雅》《颂》合律，“桑间”、“濮上”亦未尝不合律也。“律和声”，本于“诗言志”，可为专讲律者进一格焉。 昔人词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其中有我在也。然人亦孰不有我？惟“耿吾得此中正”者尚耳。 词深于兴，则觉事异而情同，事浅而情深。故没要紧语正是极要紧语，乱道语正是极不乱道语。固知“吹皱一池春水，干卿甚事”，原是戏言。 邻人之笛，怀旧者感之；斜谷之铃，溺爱者悲之。东坡《水龙吟·和章质夫咏杨花》云：“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亦同此意。 东坡《水龙吟》起云：“似花还似非花”，此句可作全词评语，盖不离不即也。时有举史梅溪《双双燕·咏燕》、姜白石《齐天乐·赋蟋蟀》令作评语者，亦曰“似花还似非花”。 词中用事，贵无事障。晦也，肤也，多也，板也，此类皆障也。姜白石词用事入妙，其要诀所在，可于其《诗说》见之，曰：“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 词有点有染。柳耆卿《雨淋铃》云：“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上二句点出离别冷落，“今宵”二句乃就上二句意染之。点梁之间，不得有他语相隔，隔则警句亦成死灰矣。 词有尚风，有尚骨。欧公《朝中措》云：“手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东坡《雨中花慢》云：“高会聊追短景，清商不假余妍。”孰风孰骨可辨。 王敬美论诗云：“河下舆隶，须驱遣，另换正身。”胡明仲称眉山苏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表”。此殆所谓“正身”者耶？ 诗有西江、西昆两派，惟词亦然。戴石屏《望江南》云：“谁解学西昆”，是学西江派人语，吴梦窗一流当不喜闻。 词之为物，色、香、味宜无所不具。以色论之，有借色，有真色。借色每为俗情所艳，不知必先将借色洗尽，而后真色见也。 昔人论词要“如娇女步春”。余谓更当有以益之，曰：如异军特起，如天际真人。 词尚清空妥溜，昔人已言之矣。惟须妥溜中有奇创，清空中有沈厚，才见本领。 词要恰好，粗不得，纤不得，硬不得，软不得。不然，非伧父即儿女矣。 黄鲁直跋东坡《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阕云：“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余案词之大要，不外厚而清。厚，包诸所有；清，空诸所有也。 词淡语要有味，壮语要有韵，秀语要有骨。 词要清新，切忌拾古人牙慧。盖在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也。拾得珠玉，化为灰尘，岂不重可鄙笑！ 描头画角，是词之低品。盖词有全体，宜无失其全；词有内蕴，宜无失其蕴。 词之妙，莫妙于以不言言之。非不言也，寄言也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