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西南联大历史通识课 [book_author]佚名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史学,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55579 [book_dec]《西南联大历史通识课》一书按通览与专讲纵横史学。共两个部分：以联大必修课教授雷海宗的“中国通史”为主，再增设教授专题专讲。专讲共摘选五位西南联大教授的名篇，以点代面，还原历史的性情与温度。如此编排，既能有两位老师的篇章互文成趣，多层次启发读者，又能保持作者独立性和阶段的系统性。 [book_img]Z_13223.jpg [book_title]第一章：地理与史前时代 一、地理 中国大地上的远古人类，最早出现在黄河、长江、辽河流域和西南地区。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四境有着天然的地理屏障。西北是高寒的帕米尔高原，西南是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北面有广袤无际的沙漠和草原，于是自成完整的地理区域。这种情况使得我们的远古祖先基本上走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史前文化。 黄河流域最早得到开发，到了春秋时代，长江流域渐渐同化。珠江流域的中国化已是秦并天下以后的事。《周礼》“夏官司马”一章可代表战国时代对于当时地势的知识，也可代表中国古今的一般知识：就是无论内容如何，形式总是非常齐整的。 《周礼》的成书年代疑为战国，大致和《禹贡》的成书时代差不多，后者被当作夏禹所定，前者被当作周公所制。书中“夏官司马”一章将天下分为九州，名称大致和《禹贡》相同，差别在于《周礼》中有幽、并二州，而《禹贡》有徐、梁二州。体例是分别叙述各州所在；列出本州“镇山”和川泽，又专列出一个“浸”，浸是有灌溉之利的水体，还列出本州特产、重要家畜和农作物。再特别指出本州人口中男女人数比例。由于它特别列出有灌溉之利的“浸”，实际反映出当时已知分布于各地区的主要灌溉区。这些灌溉区所在，和其他文献记载以及后世水利发展的情况相符合。这是战国时对已发展的农田水利的简要总结，同时也反映了“大一统”思想在当时已经成形。 二、史前时代——石器时代 约两万年前，今日中国的西北与蒙古高原一带正处在旧石器时代，不过那时的中国居民是否为后代华夏民族的祖先，还是疑问。后来渐渐进到新石器时代，今日的河南、山东、陕西、甘肃、辽宁、内蒙古各地发现同样的石器遗物——有孔的石斧、石环、石刀等。此外又发现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鬲形土器，并且同时发现的人类骨骼与今日华北的人相同。所以新石器时代与后日的中国在血统与文化上大致可说是一体的。 但新石器时代又有自西来的新民族与原始的中国人混合，河南、甘肃、辽宁都发现他们带来的西方式的彩绘土器。这时许多小部落林立，除渔猎外，简单的农业已经开始。 三、史前时代——金石并用期 公元前2000年，中国大概仍在新石器时代。此后渐有铜器，文化进入金石并用的阶段。同时土器与骨器也很普遍。文字与历法大都是此时的产物。农业的地位日渐重要，部落间的战争与兼并也日渐严重。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夏、商两部最强，当初夏尤强。最后商灭夏（约前1600年），汤成为中原多数部落名义上的共主。 四、史前时代——宗教 在原始社会，宗教势力甚大。巫祝阶级与统治阶级地位不相上下。同时因农业与民生关系重要，各种洪水或干旱的神话也在民间流行。黄帝战蚩尤是中国上古神话的典型代表，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涉及风伯、雨师等天神，而风、雨、旱、雾等气象也成了相互进攻的利器。这则神话不仅涉及古代的祈雨、止雨巫术，还涉及一些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发明，内涵较为丰富。大禹治水的传说正是古代先民与洪水斗争的反映。 五、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之不齐 交通不便，各地开化的先后不一。开化的人占领平原，自称华夏。华夏民族已进入铜器时代，仍有一部分落伍的人散居山林，只知使用石器。华夏人称他们为蛮夷戎狄。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直到春秋时代仍有这种情形。至于两种人在血统上的异同，现在无从追考。 夷分布在今山东、安徽、江苏北部一带。莱夷在齐的东面，淮夷分布在淮河中下游。诸夷中以淮夷最为强大。 北戎、山戎分布在今河北和辽宁等地；姜戎、陆浑之戎本在今甘肃一带，后来被迫迁徙到今豫西。尽管戎狄和华夏在文明程度上有差距，但这对彼此交往并无太大妨碍，如周王曾娶狄女为后，晋献公、文公也曾娶戎族女子为妻。 群蛮和百濮居于楚之南。春秋时，楚与晋战于鄢陵，蛮人也出兵随楚。濮在江汉之南，或说在今云南一带。 狄分为白狄、赤狄和长狄。白狄在今陕西一带。赤狄分布在今晋东南一带。长狄之名见于《左传》，具体情况不详。 戎和狄主要分布在今黄河流域或更北和西北地区。据古书记载，戎狄多为“披发左衽”。 [book_title]第二章：殷商政治与文化 （前1300—前1027） 一、商代的王权 商代是一个方国林立的时代，国家的外部形式表现为方国联盟。商代的方国在殷墟甲骨文中称为“某方”“多方”“邦方”等，方国首领的称谓有“侯”“伯”“邦伯”“任”“田”等。这些方国多是由古代的部族独立发展演变而来的，与商王国缺乏内在的联系，因而具有很强的独立性。诸方国与商王国的关系错综复杂，有的始终与商为敌，有的时服时叛，有的则长期与商结为同盟。可见，商朝并不是大一统的国家，而是一个以商王国为主体的松散联盟；商王国与诸方国并非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商王国为方国联盟的主体，作为商王国的首领，对其他方国而言，商王具有盟主的性质。商王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商王国势力的盛衰。盘庚迁殷以前，商王国曾五次迁都，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中心，由于商王国的衰弱，王权也随之不振。盘庚迁殷（前1300年）①以后，内乱消弭，逐渐形成了以殷都为中心的王畿，王朝的地位才渐渐稳固。正因为有了政治和经济实力雄厚的王畿为后盾，商王国才得以凌驾于诸方国之上，形同中央王国。 此时的商王经常以诸侯之长和盟主的身份对外行使王权，以命令的口吻支使方国首领。殷墟卜辞中有许多商王“呼”“令”某侯、某伯的记载，说明商王对某些方国有一定的支配权。西方最强的周在名义上也承认商王为天子。此时似乎没有成周式的封建制度，但部落间已有一种与封建制相近的比较精密的组织。天下一家的观念，此时大概已很普遍；名义上的共主就是这个观念的象征。 商王的对外权力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商王国内部，商王的权力则是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至尊，是由社会内部结构所决定的。 从社会内部结构来看，商王国是一个宗族国家，以宗族体系为基础。在宗族政治体制下，商王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王国的首领，又是同姓宗族的大族长，亦是异姓宗族的君主，集王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在王国内部，商王自称“余一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无异于专制君主。 商王的王位继承以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兄终弟及是传统的王位继承法，武乙以前的诸王，兄死由弟继承，直至无弟可传，然后传子。这种继承制度的不确定因素较多，有一定的随意性，容易导致争夺王位的现象。武乙以后的诸王均为父死子继，传子制取代了传统的兄终弟及制，这一制度为后来的周人所沿袭。 二、甲骨文 关于商代，旧的史料所供给我们的知识极少。直到清末甲骨文的发现。 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成文资料，始于商朝。商朝的文字资料，有陶文、玉石文、金文和甲骨文几种。其中以甲骨文最为重要，而且数量最为繁多。 甲是龟甲，骨是兽骨，主要是牛骨。 《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尚鬼，遇事好占卜。占卜后便记录下来。记录有写有刻，于甲骨之上或用朱书，亦有墨书；有的先写后刻，有的不写而直接刻；还有的将文字涂以朱砂或墨；也有的镶嵌松绿石，这就是所谓卜辞。甲骨文绝大多数皆为卜辞，间或也有与占卜有关的一些记事文字。 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附近地区，其中以小屯村出土为最多。 甲骨文对我们了解商朝贡献较大。不过用儒经来解释与用古代神话及人类学理论来解释所得的结果相差很远。若按后说，后世所传关于纣王烹人、荒淫与殷周交替的故事，并非全无根据。 [book_title]第三章：封建制度与封建社会 （前1027—前771） 一、封建政治 公元前1027年，周灭殷，又用三年时间平定各地的叛乱，接着大封子弟功臣，以姬姓贵族为主。最重要的封国有：卫，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今河南汲县北）；齐，太公姜尚的封国，都营丘（今山东临淄）；鲁，周公旦的封国，周公旦在周室辅政，他的儿子伯禽就国，都奄（今山东曲阜）；宋，归顺的殷贵族、商纣异母兄弟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燕，召公奭的封国，都蓟（今北京）；晋，成王弟唐叔虞的封国，都唐（今山西翼城西）。分封诸侯，加上制定礼乐制度，协调了贵族中的等级关系，社会得以稳定，国家由半封建的殷商部落王朝进化到纯封建的成周邦国王朝。 此时周朝政治的组织较以前复杂，王的地位在理论上极高，在事实上也较殷王重要。殷商是一个宗族国家，以宗族体系为基础，殷王是诸侯之长，相当于联盟的盟主，但这个联盟是松散的和不稳定的，殷王的权力大小也视其实力而定。到了周朝，王权得到了强化，周王的地位及其控制天下的能力显著提高。周王又称“天子”，意即天帝之子，在周人看来，他秉承天意君临天下。基于这种认识，周王的地位至高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被视为天下的共主。 从外部形式来看，王朝与王畿的制度日趋周密。诸侯大都是姬姓，与王室有着天然的血缘，异姓诸侯则多是周王室的姻亲功臣，他们名义上都受王封，并须经过固定的封建仪式，表示他们为天子的屏藩。天子与诸侯的关系，最少在理论上，有很清楚的规定。 二、贵族生活 西周社会与商朝一样，仍是由贵族、平民、奴隶三大阶级构成的。与商代不同的是，西周各阶级内部有更细的等级划分，等级制度的色彩尤其明显。 西周的贵族包括周王、诸侯和卿大夫等。卿大夫是对从政贵族的统称，卿和大夫有别，执掌军政事务的贵族称为卿，一般的从政者则称为大夫。 西周是宗族统治的鼎盛时期，宗族体系十分发达，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大家族，通过分封制的形式建立起来，以宗法制作为维系的纽带。天子的权力是上天授予的，诸侯国是由天子分封的，卿大夫的采邑则是由诸侯分封的，天子、诸侯、卿大夫之间有天然的血缘联系和政治婚姻关系，既是亲戚又是君臣，自然就形成了下级贵族臣服上级贵族、全体贵族臣服天子的政治隶属关系，表现出鲜明的等级色彩。 贵族的生活是当时生活的重心。诸侯公卿向天子、卿大夫向诸侯，以及家臣向卿大夫表示敬意的朝会礼节，占贵族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团体的意识一部分由此造成。 此外贵族最喜欢战争，这些场景在《诗经》都有反映。不打仗时，就猎兽或行射礼，两者可说是战戏。 斯文一点的生活是宴会，虽然宴时的情形并不一定很斯文。宴饮的场面，在《诗经》中多有描写，以《小雅·宾之初筵》之一章最为生动，诗的大意是：宾客就席，揖拜有礼；笾豆成行，佳肴丰盛；酒醇且甘，饮而舒心；悬钟设鼓，献酬频频。箭靶张立，弓已满弦；对手赛射，比试高低；中者为胜，败者罚饮。艺术地呈现了宴饮之礼。当时，除咏战争、田猎、射礼、宴会的诗歌外，最普通的就是情诗与时事诗。 三、封建社会——庶民 封建时代，除少数的权力阶级外，大多数都是被统治的庶民。他们几乎都是佃奴或佃农，农业是当时政治社会的基础。庶民中的少数经营商业与工业。庶民的生活不是个人的，甚至也不是家族的，而是集团的。这一点，从《诗经·豳风·七月》中可以窥见：农奴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上头又有田官监督、公子剥削；收获了粮食，要聚集起来送到贵族的仓库；农事既毕，还要为贵族统治者猎取野兽，经办酒宴；当这些劳役完成后，他们才能聚在一起享受难得的欢娱。 庶民的婚姻也有集团的性质。《周礼·地官司徒》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会男女。……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由此可见社会生活也受官家的管制。 四、封建社会——士族 权力阶级称“士”或士族。士为官，称“贵”；并且也只有士族能贵，庶民永远是被统治的。士族有姓，表示他们的尊贵；有氏，表示他们的政治地位。战国前，贵族才有姓氏，贵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因为“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贵者称氏，贱者则以职业概括之。如庖丁、匠石、优孟，这些职业名后来才成了姓，当时只是通称。 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礼不娶同姓”，“父母同姓，其出不蕃”。因为“姓”起着“别婚姻”的作用，贵族男子又不称姓，故女子称姓特别重要，为了给待嫁或已嫁的同姓女子加以区别，就形成了对女子的特殊称呼：或是在姓前加排行，如孟姜、伯姬、叔隗；或是以夫家的采邑、谥号为前缀，如晋姬、武姜、文嬴。 士族的生活由“礼”支配，不似庶民的只有“俗”。男女婚姻、生子女等，都有固定的礼法。士族子弟受教育，礼也是很重要的课程，如“七年（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岁）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十有三年（十三岁）学乐诵诗，……学射御”（《礼记·内则》）。成年加冠，有冠礼。女子受各种妇礼的教育，成年后并行笄礼。成年的士族有享受一切政治权利的机会。除少数由王侯受封土的之外，很大一部分士人都能谋得官职。至于士人死后的丧礼与祭礼，尤其繁复隆重，他所享受的丧葬规格要与他的身份相适应。士族由生至死都受礼的支配。 [book_title]第四章：成周封建帝国之极盛 （前1027—前771） 一、营建洛邑，封藩建国 殷商末期，西方的周渐强，最后取代了殷的共主地位。 周公为了加强对殷人的控制，本着武王的遗志，营建洛邑。而后成王迁都于此，命名为成周。成王所以营建成周，主要是因为原来的都城丰镐远在黄河以西，不适应灭商以后的新形势。为了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就必须将政治中心向东迁移。当初武王死后，管蔡联合武庚叛乱，就更说明营建成周洛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又迁殷商“顽民”于洛邑附近，令其定居，并且告诫他们说，“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尚书·多士》），又说，“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田）尔田，天惟畀矜尔”（《多方》）。 这就是要商顽民在洛邑附近安家落户，老实种田，永做周王国的驯服顺民。周初对于殷民，不用严刑杀戮，而主张多加教育，以期改造他们。例如，封康叔于卫之时周公就曾反复告诫他说：“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尚书·康诰》）。但是，对于那些敢于反抗不听命者，不但“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多士》），而且还要像对奄君、淮夷、徐戎等那样加以讨伐。 周公所以采取这种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主要为了达到把广大的东方安定下来，尽量减少被征服的各族首领起来反抗的目的。 周把东方征服的领土大部封予子弟功臣，纯粹的政治封建制度至此才算成立。在周公、成王、康王三代，新兴的封建王朝势力很大，至少对王畿附近的诸侯有些支配能力。 二、开疆拓土 成康之世，“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是周代的兴盛时期，周初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范围的扩大，周王室与国内各族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交往和冲突。 当时周边民族主要有东方的淮夷；南方的楚人，如庸、户、彭等群蛮部落；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鬼方和猃狁、犬戎；东北地区有肃慎。先秦文献和铜器铭文中有关周与各族的记载，虽然大部分属于战争的记录，但是隐藏在它后面的各族之间的融合及其共同开发，则是历史的主流。 昭王见国力强盛，有心向南方扩张，在南巡汉水时，溺水身亡。穆王继承了父亲的壮志豪情，即位后东征西讨，东至九江，西抵昆仑，北达流沙，南伐荆楚。穆王是古代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关于他的传说，层出不穷，最著名的则是《穆天子传》。 但共王以后，周室的势力渐呈裂痕。共王之子懿王在位时，周室衰弱，面对外族入侵已无力抵抗。 [book_title]第五章：成周宗教 一、宇宙观与神祇神话 整个宇宙在古代是神秘的，宇宙的大神秘中包含无数较小的神秘势力，这就是各种赋有丰富神话的神祇鬼怪。宗教是夏、商、周三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三代的宗教是天命神学宗教。天命神学宗教崇拜的对象有天（或称帝、上帝）、祖先神和自然神，而以天为至上神。祖先神和自然神被置于从属于天的位置，认为人间的统治权、统治方式、人间的社会关系都是天意决定的，人必须执行天的命令。 三代时人们信鬼。《礼记·祭义》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魂（编者注：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但“周人尊礼而尚施，奉（编者注：事）鬼敬神而远之”，说明周人虽还没有摆脱迷信，但已经把眼光从天上下移到人间，人事日益受到重视。 二、教士 人与神不能直接交接，必须以各种有专门知识的教士为媒介。司祭礼的教士称宗祝，司卜筮的有卜官与筮人，这两种都是国家的宗教官。卜用龟甲，筮用蓍草。春秋时，晋献公想立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坚持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可献公不肯听他的，后来酿出祸患。事载于《左传·隐公四年》。 此外尚有巫觋。古代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觋，后泛指巫师。虽然国家也用他们，比如祭祀、丧葬之场合，但他们是一般民众与非常情势之下的唯一人神交流的中间人，天旱求雨、祈福禳灾少不了他们。 三、坛庙与祭祀 祭祀有一定的地方。祭神祇的地方称坛，祭祖先的地方称庙。祭祀的种类非常繁多，非常复杂。祭祀时，除用牲与固定的祝词外，音乐与跳舞往往也是必需的。 在各种祭祀中，我们只对祭祖的典礼知道得比较清楚些。《诗经·小雅·楚茨》就是一首祭祖祀神的乐歌，它描写了祭祀的全过程，从祭前的准备一直写到祭后的宴乐，详细展现了周代祭祀的仪制风貌。 这首诗共分六章。第一章写祭祀的前奏。人们清除掉田地里的蒺藜荆棘，种下了黍稷，如今获得了丰收。丰盛的粮食堆满了仓囤，酿成了酒，做成了饭，就可用来献神祭祖、祈求洪福了。第二章进入对祭祀活动的描写。人们步履整肃、仪态端庄，先将牛羊涮洗干净，宰剥烹饪，然后盛在鼎俎中奉献给神灵。祖宗都来享用祭品，并降福给后人。第三章进一步展示祭祀的场景。掌厨的恭谨敏捷，或烧或烤，主妇们勤勉侍奉，主宾间敬酒酬酢。整个仪式井然有序，笑语融融，恰到好处。第二三两章着力形容祭典之盛，降福之多。第四章写司仪的“工祝”代表神祇致辞：祭品丰美芬芳，神灵爱尝；祭祀按期举行，合乎法度，庄严隆重，因而要赐给你们亿万福禄。第五章写仪式完成，钟鼓齐奏，主祭人回归原位，司仪宣告神已有醉意，代神受祭的“皇尸”也起身引退。钟鼓声中送走了皇尸和神灵，撤去祭品，同姓之亲遂相聚宴饮，共叙天伦之乐。末章写私宴之欢，作为祭祀的尾声。在乐队伴奏下，大家享受祭后的美味佳肴，酒足饭饱之后，老少大小一起叩头祝福。 作为一首记载古代祭祀活动全过程的诗，它对于古代文化，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 四、大武舞 古代的舞蹈已经完全失传，只有周天子祭祖所用的《大武舞》，我们还知道一个大概。《大武舞》是一套分六出的歌舞剧，纪念武王灭殷的事业。第一出为《北出》，第二出为《灭商》，第三出为《南》，第四出为《南国是疆》，第五出为《分陕》，第六出为《复缀》。 《史记·乐书》中有一段孔子对话记录其事体： 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宾牟贾问孔子《大武舞》开始时击鼓警众，台上肃穆很久，为什么迟迟没有后续表演。孔子说乐是现成事物的再现，并解释，开始时舞者手持盾牌，山立不动，象征武王等待时机；发扬蹈厉，象征太公吕望决心坚定；武事毕，单膝跪地，象征周召二公治理国家。再者，乐开始时，舞者象征北出朝歌；再奏象征武王灭商；再奏象征凯旋南归；再奏象征南方归顺；再奏象征分陕而治，周公治左，召公治右；奏第六遍舞者复缀成行表示对天子的崇敬，天子与大将夹舞者而立，振动铎铃，四面出击，威势盛于中国。夹舞者分进而出，是为了战事早些成功。成行以后久立不动，是为了等待诸侯援军的到来。 《礼记·乐记》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周朝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来维护它的统治。 [book_title]第六章：封建帝国之崩溃 （前900—前771） 一、西周的衰微 公元前9世纪是宗周的势力渐渐衰弱与列国的实力日渐增长的时期，最后周公与后王所建设的封建帝国整个破裂，周室在实力上只等于列国中的一个小国。 周厉王继位后，想要振作，但他横征暴敛，招致了贵族和平民的不满，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也有矛盾。他还不断南征荆楚，西北方面又防御游牧部落，西北戎狄，特别是猃狁，不时入侵。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不堪承受压榨，奋起反抗。周厉王为压制国人的不满，任用卫巫监视口出怨言的人，发现就立即杀死，这些引得国内各项矛盾越来越尖锐。公元前841年，发生了国人暴动事件，人民包围了王宫，袭击厉王，他仓皇而逃，后来死于彘（今山西霍县）。他出逃后，召公、周公管理朝政，号为共和。 宣王承继厉王的遗志，讨伐侵扰周朝的戎、狄和淮夷，又征伐荆蛮，有一点中兴的迹象，但为时短暂。 二、平王东迁 到幽王时，大局已不可收拾。他贪婪腐败，不问政事，重用佞巧之徒，引起国人强烈不满。周幽王为取悦褒姒，数举骊山烽火，失信于诸侯。结果，又废嫡立庶，废除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及其子伯服为太子，并加害太子宜臼，致使申侯、缯侯和犬戎各部攻宗周。周幽王被犬戎兵杀死于骊山之下，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平王被一部分诸侯保护或挟持东迁，从此历史的重心就由周室移到列国了。 [book_title]第七章：春秋列国之形成 （前770—前670） 一、郑之盛强 春秋初期，列国中最早统一的是郑国。一时郑横行中原，甚至有吞并中原的野心。郑武公是周王朝的卿士，操王室权柄。郑武公死后，周平王想立虢公为卿士，因郑庄公不满而作罢。为了取信于郑国，平王还与郑庄公交换太子为人质。平王死后，桓王又想使虢公执政，郑庄公便派士兵抢收周地温和成周的庄稼，周郑交恶。桓王十三年（前707年），桓王罢免了郑庄公的卿士之职，郑便与周兵戎相见，战斗中郑军射中周王的肩膀，天子威信扫地。 郑国称霸遭到中原其他诸小国的反对，反对最强烈的就是宋国与卫国。郑庄公凭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采用了“远交（交齐、鲁）近攻（攻宋、卫）”的政策，努力经营，国际地位蒸蒸日上。到了庄公末年，几乎成为春秋初期的霸主。 二、四强之兴起 齐、晋、秦、楚四方四个大国，内部权力斗争比较复杂，统一也比较迟缓。如齐国的襄公荒淫无道，引起大臣管至父叛乱；晋国发生骊姬之乱，晋献公的儿子死的死、逃的逃，公子重耳流亡国外，国内权臣为拥立国君又展开争斗。正由于此，一群小国才能一时间在中原自由横行。四大国统一之后，这些春秋局面开幕者的小国都成了大国所争的对象，失去了一切行动的自由。 三、社会变化 西周末，春秋初，社会上似乎也起了激烈的变化。平民中有暴富起来的。如《诗经·小雅·大东》是一首描写周代东方诸侯小国怨刺西周王室诛求无止、劳役不息的诗。诗中鲜明地塑造了两个形象：一个是残酷、贪婪、骄奢的西人剥削者形象；一个是被榨取、被奴役、被压迫得透不过气来，对西人满怀仇恨的东人形象，展示了一幅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生活图画。 也有人因政治社会的骚动而自行迁徙，寻求乐土，不再受士族的绝对统治。《诗经·魏风·硕鼠》中咏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面对贵族的严酷剥削，农奴表示要离开他，迁往别处。 列国统一，士族也多少要受国君的限制。但政权仍由士族包揽，并且士族日益斯文，把“礼”抬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点在《礼记》中有大量记载，如：“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诗经·鄘风·相鼠》咏道：“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总之，社会生活的每一环节都由礼来规范，不能僭越。 至于平民，有一部分自行解放的人经营工商业，水陆的交通因而也发达起来。崤山以西多木、竹、谷、玉石，崤山以东多鱼、盐、漆、丝，江南多楠木、金属、犀角、珠玑，北方多马、牛、羊。当时齐国物产丰富，国家富裕，因而“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由于各地物产的不同，需要互通有无，商人就应运而生。 [book_title]第八章：霸政时期 （前685—前612） 一、齐桓公与管仲 大国统一之后，一方面靠自己的实力，一方面借天子的名义去控制中原一群小国。最早的霸主是齐桓公（前685—前643在位），他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号召“尊王攘夷”，助燕败北戎，援救邢、卫，阻止狄族进攻中原，国力强盛。联合中原各国攻楚之盟国蔡，与楚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会盟。又安定周朝王室内乱，多次会盟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齐国经过一番彻底的整顿，临时成为天下最强的国。 二、宋襄公图霸 齐桓公的霸业，一大半要归功于管仲。管仲死后，桓公衰老，旧的统治渐不能维持。桓公不久也死去，齐国起了争位的内乱，霸主的地位永久丧失。被中原视为蛮夷的楚国乘机向北发展，遂有富于浪漫思想的宋襄公出来，要维持中原大局。宋襄公以仁义见称，继位之后，以贤臣子鱼、公孙固为辅，宋国由此大治。国际上紧跟齐桓公步伐，积极维护宋国霸权。桓公死后，宋襄公欲霸诸侯，却受到楚人阻挠。后一意孤行，发兵攻郑，与楚决战于泓水，宋师败绩。襄公不幸中箭，不久辞世。 三、晋文襄霸业 齐衰，楚国临时横行中原。晋文公重耳，初为公子，谦而好学，善交贤能智士。后受迫害离开晋国，游历诸侯。漂泊十九年后终复国，杀怀公而立。文公对内，拔擢贤能，以狐偃为相，先轸为帅，赵衰、胥臣辅其政；晋民各执其业，吏各司其职，晋国由此大治。对外，联秦合齐，保宋制郑，尊王攘楚。作三军六卿，勤王事于洛邑，败楚师于城濮，盟诸侯于践土，开创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因其文治武功，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为后世儒家、法家等学派称道。 文公死后，襄公仍能继续维持中原盟主的地位。襄公死后，局势大变。一国独盛的霸政时期过去，晋楚角逐的争盟时期来临。 [book_title]第九章：晋楚争盟 （前620—前505） 一、晋楚消长 春秋中期一百二十年间没有一国能独霸中原。晋国与楚国势均力敌，争为盟主。两国所争的焦点就是郑国。楚国在城濮之战后，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国力更为强大，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九鼎之轻重，意在灭周自立，此即“问鼎”一词的来源。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邲（今河南武陟东南），大胜。不久又进兵围宋，晋人不敢去救，于是中原各小国纷纷归向于楚，楚人称霸中原。后来晋楚两国再度爆发两次大规模战役，一是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一是公元前557年的湛阪之战，虽皆以晋国获胜收场，但楚国在中原地区仍与晋国保持势均力敌的态势。 二、向戌弭兵 晋楚争盟，几乎每年动兵。小国不胜其扰，两大国不耐其烦。然而通常不过是南部小国属楚，北部小国属晋，两国都没有独占诸小国的把握。竞争了七八十年，最后宋国左师向戌出来为两国讲和。公元前546年7月，诸侯在宋都蒙门外订立弭兵之约。参与结盟的有晋赵武、楚屈建等各国大夫及小国君主。会前，晋、楚约定除齐、秦外各国都要向晋、楚朝贡。由于当时晋国内部出现大夫专政兼并，无力与楚进行战争，而楚国受到吴国牵制，也无力同晋争霸中原，所以结盟后，与会国停止战争，暂时维持了九年的和平。 三、晋楚并衰与吴之兴起 国际和平似乎只是理想。晋楚勉强弭兵八九年之后，就又争盟如故。但两国由于种种的内外因缘，都渐趋衰弱。代兴的是东南隅的吴国。吴本由晋提携起来，以便抗楚。后来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国势盛强，于公元前506年大举伐楚，五战楚皆败，楚昭王出逃，郢都失陷。吴国的崛起使国际全局大变，春秋局面也由此告终。 [book_title]第十章：春秋时代思想 一、官学衰败，私学兴起 散见在《国语》与《左传》中，有历代传下而不为信仰所限制的各种对宇宙人生的解释与理论。这些若非全为后人虚构，可见自西周末年开始哲学已渐萌芽。但春秋末期以前有系统的哲学是否已经发生，还是疑问。即或曾经发生，也完全被后人忘记。 在春秋这个转型期，王室衰败，诸侯国动荡，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私学开始兴起，这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同时，当时的社会经历着深刻的变革，各国对内要求社会安定、富国强兵，对外要求生存、争霸权，各地的统治者、各种力量都在寻求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百家蜂起争鸣的社会根源。 二、周易 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联、互相渗透的反映。 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复排列，而后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则是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发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作。中华文明学术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才发展壮大。 三、孔子与儒家 孔子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哲学家与政治社会改革家。他的远祖是宋国贵族，殷王室的后裔。他早年丧父，家道衰落，年轻时做过小吏。虽然生活贫苦，孔子十五岁即“志于学”。“三十而立”，并开始授徒讲学。曾点、子路、伯牛、冉有、子贡、颜渊等，是较早的一批弟子。连鲁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来学礼，可见孔子办学在当时已名闻遐迩。私学的创设，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进一步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孔子后入仕，任大司寇，致力于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堕三都”的计划，但遭到失败。 政治抱负无法施展，孔子不得不“去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生活。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归鲁，鲁人尊以“国老”，初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献和继续从事教育。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 孔子的道德思想就是仁学，他一生都在推行仁政理想，试图恢复当时已经式微的贵族精神，在全社会建立一套礼乐文明。 与孔子同时的还有一班厌世或愤世的隐士，因为他们曾与孔子发生关系，所以他们的名氏或别名或绰号我们还不知道。如子路向长沮、桀溺问路，这两位隐士将孔子讥讽了一番。楚国的狂人接舆唱着歌谣，从孔子身边飘然而过，不与他谈政治。 孔子时代的思想与春秋末期以上思想传统的关系，已不可考，因为那个思想传统早已失传。我们现在说，春秋末年的政治混乱与社会骚动很自然地产出一班消极的隐士与一个积极的孔子。 * * * ①　全书括号内容均为原文作者所注，仅代表原文作者个人的学术历史观。——编者注 [book_title]第十一章：吴越之争 （前505—前473） 一、吴国称霸 吴国偏居东南沿海地区，与越国为邻，有断发文身之俗。严格地说，它还不能算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部落群体。在中原列国眼里，吴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蛮夷之国。公元前584年，晋国开始联合吴国，企图利用吴国牵制楚国的右翼。于是吴国不断侵伐楚国，使楚国忙于应战，疲于奔命。在晋国的扶植下，吴国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国土日益扩展，声望日益提高。中原诸侯国家和吴国开始建立了联系。公元前522年，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做了相国。他辅佐吴王阖闾，使吴国由极为落后的蛮夷之邦，一跃而成为军事强国。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命孙武、伍子胥率军，联合蔡、唐两国兴师伐楚。柏举一战，楚军一败涂地。吴军乘胜穷追猛打，五战五胜，攻占了楚国的郢都。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夺得霸主地位。晋楚衰弱，春秋争霸的局面结束。 二、越国后来居上 吴王阖闾攻占郢都后，庆功作乐，流连忘返，国内很空虚。越王允常乘机袭吴国。吴王阖闾之弟夫概也悄悄溜回吴国，自立为王。吴王阖闾被迫跟楚国讲和，匆忙回师，赶跑夫概，保住王位，而楚国也侥幸复活。楚昭王接受了痛苦的教训，开始励精图治。为了解除吴国对楚国的威胁，他采取联越制吴的策略。 吴王阖闾决心打败越国。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其子勾践继位。吴国起兵攻越。吴越两军战于檇李（今浙江嘉兴南），阖闾负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过了两年，吴国出动精兵攻越国。夫椒一战，越军大败。越王勾践委曲求和，夫差接受了。战败后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采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略逐渐强大。当吴王夫差北上争霸，国内空虚，对越国疏于防范之机，勾践攻入吴都，获其太子，逼吴求和。从此，吴国国力江河日下。公元前473年，越军又攻破吴都，夫差自杀，吴国亡。 吴越争霸的性质已与春秋前期的诸侯争霸有所不同，所争的已不是国际均势或中原的霸权，而是对方的土地人民。吴国还有点春秋精神，越国就充分表现了战国时代的土地欲，所以吴越竞争可说是春秋战国过渡期间的大变局。 [book_title]第十二章：七雄局面之成立 （前473—前362） 一、三晋田齐 春秋末战国初，列国都起内乱，推动内乱的大半是封建残余的世家。 三家分晋。春秋时期，整个晋国公室内部为君权而不断争夺、吞并，晋献公为巩固君位，诛灭了桓叔、庄伯之庶族群公子，公族势力受到打击。时隔不久，公室内部再次喋血：献公宠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为太子，逼杀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等群公子，这场内乱丧亡殆尽，“自是晋无公族”。晋文公继位后，鉴于数世之乱的历史教训，不再分封公室宗族子弟，政治上亦不重用公族，而是起用一批异姓贵族，这些贵族大都是随他流亡的有功人员，如狐毛、狐偃、先轸、赵衰等。这就等于废除了公室贵族世袭政权的传统旧制，对后来晋国的灭亡埋下伏笔。 晋文公死后，赵盾专权，晋灵公对赵盾不满，曾两次谋刺赵盾，后被赵盾昆弟赵穿杀死。晋悼公以后，公室彻底衰败，已无力反抗卿族的专权。晋卿均出自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晋君形同虚设。公元前376年，韩康子、魏桓子、赵襄子灭智伯，三分其地，晋分为魏、韩、赵国，史称“三家分晋”。 田氏代齐。齐国本是周初吕氏的封地。春秋末，吕氏政权被田氏取代，从此，齐国的主人由姜姓吕氏演化成妫姓田氏。过程是：公元前671年，陈国公族内乱，陈公子完为避祸奔逃至齐国，至齐国后为齐国田氏之祖，（“陈”“田”本为一字）。公元前545年，田完四世孙田无宇与鲍氏、栾氏、高氏合力消灭当国的庆氏，取得公族与国人的支持。 公元前489年，田乞自立为相，田氏掌握齐国国政。 公元前481年，田恒杀齐简公与诸多公族，另立齐平公，进一步把持政权，又以“修公行赏”争取民心。 公元前391年，田和废齐康公。 公元前386年，田和自立为国君，同年为周安王册命为齐侯。 公元前379年，齐康公死，田氏仍以“齐”作为国号，史称“田齐”。 二、秦楚内乱与复兴 秦、楚也都经过内乱，不过未被异姓所篡。 先说秦国。自穆公之后，秦国多次发生争夺王位的内乱，国力日衰，渐渐从中原诸侯的目光中消失。当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秦国甚至不敌魏国，被夺去了河西之地。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秦孝公嬴渠梁即位，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商鞅变法开始，秦国才走上强国之路。 再说楚国。楚惠王（前488—前432）在位时，楚国内部发生了一场大的叛乱，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兴兵作乱，自立为王，后来兵败被杀，惠王复位，内乱才平息。此时正是吴越争霸的时期，楚国遭到吴国的侵略，一度险些灭国。越国灭吴后，楚国才得有喘息的机会。楚悼王在位时，吴起自魏国至楚，被任为相。他严明法令，裁撤冗吏，废除了较疏远的公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于是南面平定了百越；北面兼并了陈国和蔡国，并击退了韩、赵、魏的扩张；向西征伐了秦国。楚国遂又强盛。 三、越之乱亡与燕之渐兴 越国的盛衰经过，极不清楚。越王勾践时，国家骤强，勾践死后就又无声无臭。越王无疆在位时，想要振作，于是攻打楚国。楚威王发兵迎击越军，大败越军，杀死无疆，占领吴越之地，越国因此分崩离析。 同时极北的燕国，此前与中原地区几乎完全无关，现在内部开始加以整顿，渐渐有心向南参加国际的政治。 四、诸小国之渐趋灭亡 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大混乱里，小国失去霸政或争盟时代的保障，大多灭亡。公元前375年，郑为韩所灭。战国时，卫国的领土不断被强邻蚕食，国君封号也由公降为侯，再降为君，领土几乎全为魏国所占，仅剩濮阳。公元前487年，曹为宋灭。陈、蔡都为楚所并。小不足计而自称夏后的杞国也被并于楚，时在公元前445年。春秋时代比较重要的小国，只余下宋、鲁为七雄间的缓冲国。鲁悼公时，三桓强大，公室衰弱，鲁君如同小侯。 五、周之丧土与分裂 周室虽微，也同样经过内乱。土地大半丧于邻国，所余的领土又分裂为东周和西周。西周仍都于王城洛邑，东周都于巩。东西周各有君，天子即周赧王完全成为傀儡。东、西周时常争水灌稻，此外并常起无谓的纠纷。至于在国际上，周已完全失去春秋时代的重要地位。列国称王之后，周更无足挂齿，至多也不过是一个与宋、鲁相等的缓冲国。只有那若有若无的九鼎还教人记得周曾做过天下的共主。 自春秋以来，周王室衰落，各诸侯开始觊觎九鼎。周定王时，楚庄王首次“问鼎之轻重”，被周大夫王孙满驳回。后楚灵王一度也动心问鼎，因国内发生叛乱，未果。 秦惠王时，张仪制定策略，希望能夺得九鼎以号令诸侯，楚顷襄王、齐宣王亦希望争夺宝鼎。周赧王周旋于列国之间，令其相互制约，得保九鼎不失。 六、新军器与新战术 国际政局日渐紧张，战术与军器也大见进步。这时开始有铁兵，虽然铜兵仍占重要的地位。攻守的方法都较前精明，这一点从《墨子·公输篇》中可以看出，公输盘为楚造攻城的云梯，并与墨子推演攻守的战术，“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除原有的戎车与步卒之外，骑兵现在成为军队中日趋重要的一部分。赵武灵王向北方少数民族学习，提倡胡服骑射，提高军队战斗力。春秋时，田地都有沟界，且阡陌纵横，不利于车马驰骋；到了战国，废井田、开阡陌，战车也变成了骑兵，军队机动性强，而防守更难了。不得已各国都开始修筑长城。长城的修建，足以证明当时的战争是如何的严重。 七、魏之图强与失败 战国时代内部最早整顿就绪的就是处在中央的魏国。魏文侯时，魏相李悝主持变法，他选贤任能赏罚分明，打击旧贵族，重用对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废除井田制，鼓励自由开垦土地；改革军制，加强军备，人民的生活与国家的财政都得到提高。武侯以下，魏暂时强于他国，因而想控制中原，甚至独霸天下。魏的野心引起战国时代第一次的天下混战。 魏惠王时，国家实力大增。周显王十五年（前354年），魏围攻赵都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王命田忌、孙膑率军援救。孙膑认为魏以精锐攻赵，国内空虚，遂引兵攻魏都大梁。果然诱使魏将庞涓赶回应战。孙膑又在桂陵（今河南长垣）伏袭，大败魏军，并生擒庞涓。孙膑在此战中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创造了“围魏救赵”的经典战法。 周显王二十八年（前341年）又发生马陵之战，魏军二度为齐军孙膑所败，齐虏魏太子申，杀庞涓。庞涓死后，魏国彻底衰落，最后的结果，魏抵不过列强的联合攻击，到惠王晚年魏就被降为二等国。 八、列强之拓土 列强不只互相竞争，也向四夷的地域发展。偏北的燕、赵、秦三国占领了沿边的东胡、匈奴、戎人区域。燕国发展到今朝鲜的边疆。在南方，楚国的文化推广到西南夷的地方。至此沿边的夷狄多受中国控制，自古与华夏人杂居的内地戎狄完全被征服与同化。 内地外族的唯一政治自卫方法就是自动的中国化。外族中能这样见机而作的似乎只有中山的狄人。中山中国化的象征就是与列国同时称王。同时在政治文化方面也都极力模仿中国，中山的政治独立因而能维持到公元前295年，所以中山可说是最后亡的中原夷狄。 九、社会革命 与政治的激变并行的必有社会的更革。可惜关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社会变法我们所知甚少，虽然史料较西周末春秋初略为多些。各国的田制都起变化，土地私有渐渐普遍。田赋的制度因而也与前不同。工商业的发展大见进步。长期政乱之后，世族的势力消减。 国君专制，辅助他的是一些出身贵贱不同的文人。如策士苏秦、张仪，均出身贫寒，苏秦早年游说列国不获重用，以致“形容枯槁，面目黧黑”，回到家中，“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张仪游说诸侯，曾被人误认为盗贼而遭殴打，张仪回到家中，问其妻：“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张仪说：“足矣。” 国君与卿相都极力牢笼士人，凡有一技之长的人就不愁没有雇主。孟尝君广蓄门客，既有冯谖这样的人为他经营“狡兔三窟”，又有鸡鸣狗盗之徒，在关键时候也能派上用场。手下被养的士人，文人虽居多数，但也有少数以身命事人的死士或侠士，造出一种慷慨悲歌的风气。如力士朱亥是魏国都城大梁的屠夫，他与看守城门的侠士侯嬴交往，以后又通过侯嬴结识了信陵君，他在前线锤杀大将晋鄙，帮助信陵君夺得军队指挥权，完成救赵壮举。聂政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刺客，韩国大臣严仲子与他结交，聂政决心报答他。后来聂政孤身一人去刺杀韩国国相侠累，替严仲子报仇。失败后，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姐姐，聂政毁坏面目，惨烈死去。 [book_title]第十三章：合纵与连横 （前361—前311） 一、商鞅变法 战国初期，各国都极力推行整顿内部，向外发展的策略。最早获得成功的大概是魏国，魏文侯重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富国强兵，开疆拓土，暂时横行中原。秦国在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卫鞅自魏国入秦，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秦并六国的基础由此建立。 二、变法后之发展 秦变法富强后，魏受影响最大。魏是当时最强的国，后来由于秦约列国进行夹击，终致魏降为二等国，此外秦又极力向蜀进展，最后将这块人口稀少的沃土完全吞并。当时张仪力主伐韩，而司马错主张伐蜀。司马错认为伐韩必将引起列国纷争，使秦陷于不利境地；而蜀国地处偏僻，实力弱小，以秦攻之，如豺狼逐羊群，且不会引发山东各国的矛盾。于是灭蜀。这是战国时代中国政府夷狄事业中最重要的事件，因为蜀是秦并六国的经济基础。 三、秦霸天下 魏国衰弱之后，天下的强国为秦、齐、楚。在三国中秦的势力日益增厚。秦惠文王在位期间，任用贤能，推行法制，并不断向外拓展领土。公元前330年，秦惠文王命大良造公孙衍在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打败魏军。不久，魏尽献河西地于秦。秦以黄河、函谷关为界抵御关东诸侯，进可攻，退可守，在战略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公元前318年，韩、赵、燕、楚、魏五国合纵攻秦，被秦军打败。其后，张仪又游说拆散齐、楚联盟，秦乘机打败楚军，占领汉中。 齐国想趁燕内乱之机将其国完全吞并，但结果失败。具体缘由是：公元前312年，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没想到子之当国三年，政治败坏，民怨很大。齐国和中山国趁火打劫，攻入燕国，百姓由于痛恨子之，竟然对侵略者表示欢迎，燕王哙和子之都死于非命。后来齐军在燕国大肆屠杀抢掠，十分残暴，燕国人民于是又纷纷起来反对齐军，齐军不得不退出燕国。齐的国际威势或许暂时提高，但实力的伤耗很大。同时秦楚战争，楚国大败，将国防要地汉中割与秦国。秦当初由魏所得的河西之地是秦向东发展的大道，现在汉中又成为秦向南进攻的基地。所以，到公元前311年左右，在三强之中秦的势力最为雄厚。 [book_title]第十四章：秦之独强 （前310—前272） 一、东帝与西帝 长期战争之后，列国疲乏，暂时息争。又适逢秦有内乱，将侵占的土地一部分退还原主，国际局面因而较前缓和。但这不过是秦的缓兵之计，不久大战复起。此时秦国方面最活跃的人物就是魏冉与白起。魏冉，亦称穰侯，原是楚国人，秦昭王之舅。秦武王因举鼎而死，没有儿子，各兄弟争位，魏冉实力较大，拥立了秦昭王，亦帮秦昭王清除了争位的对手。之后他举荐白起，多次发动战争。战争的结果，楚又大败，完全失去战斗力。秦、齐两不相下，平分中原，秦称西帝，齐称东帝。但因国际舆论的反对，加上其他的原因，两国不久就去名求实，取消帝号。公元前286年，齐愍王与魏、楚伐宋，灭宋国，三分其地。同年，秦攻魏，侵占安邑。 二、齐之一败涂地 齐并宋后，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并有吞并周室之意，此举破坏了均势，引起诸侯恐慌。秦因而约同燕及三晋大举攻齐，楚国亦乘机吞食齐国南境。各国退兵后，燕将乐毅要报三十年前齐灭燕的仇恨，攻下临淄，尽取齐之宝器。齐愍王仓皇出逃，在莒这个地方被杀，齐国临时亡国。幸亏齐将田单坚守即墨，与燕军相持，并运用反间计，使燕王召回乐毅，换上有勇无谋的骑劫。田单又在夜间放出火牛，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才得以复国。但齐国的强国地位永久失去。所以燕的胜利实际上是秦的胜利，从此大江以北没有再能抗秦的势力了。 三、楚之削弱 齐败后，天下能勉强抗秦的只有楚国。楚国乘北方混战的机会，一方面侵占齐国的淮北地，一方面又要强迫韩、周、鲁服楚。秦国唯恐楚得机开拓新地，所以燕齐的纠纷虽尚未结束，就不顾一切向楚进攻。公元前280年，楚战败，割上庸、汉水以北土地给秦讲和。第二年，秦将白起攻占楚鄢（今湖北宜城东南）、西陵（今湖北宜昌市西北）。公元前278年，白起攻占楚国的郢都，焚烧了楚王的坟墓夷陵。楚军溃不成军，于是退到陈（今河南淮阳），将陈作为都城，仍称作郢。 从此之后，楚也失去与秦对抗的能力，秦并六国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book_title]第十五章：战国诸子 一、治国平天下之道 战国时代政治社会的酝酿与文化发展的成熟，使思想界放出空前绝后的异彩。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呈现出争芳斗艳的局面。《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的主要思想学派分为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各家学说虽各有侧重，有侧重于道德政治学说的，如儒家、墨家；有侧重于政治、军事之实事的，如法家、纵横家；有侧重于名辩逻辑的，如名家；道家主张“无为”，但其中心要义也还是“为治”。即使是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的提出与探讨，也都围绕着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心。这形成了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一个鲜明特点，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二、激烈的争鸣 这里着重介绍当时传下的三篇哲学著作，代表三种不同的态度。 《庄子·天下篇》是以道家的眼光对当代各派思想的一个扼要的叙述与同情的批评，可说是中国最早的哲学著作。 《荀子·非十二子篇》是一种叙述不清的武断批评。荀子将当时的各种学说一一驳斥，认为战国混乱的原因之一是“百家异说”，要社会安定就要做到“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主张封建专制政体下的思想统治。但他的批评逻辑混乱，立论过于主观，而到最后，连“贱儒”这样的侮辱字眼都用上了，可见当时争论之激烈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 《韩非子·显学篇》站在国家的立场，专事批评势力最大的儒墨二家，附带地也显现出地位重要的法家思想的轮廓。 [book_title]第十六章：秦并六国 （前271—前211） 一、大败三晋 齐楚衰败，燕受秦远交近攻策的牢笼也成为秦的与国，所以秦现在可以全力吞并三晋。军功最大的仍是白起。 白起素以深通韬略著称，秦昭王三十四年（前273年），白起大破赵魏联军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北），魏将芒卯败逃，掳获韩、赵、魏三国大将，斩首十三万。又与赵将贾偃交战，溺毙赵卒两万人。四十三年（前264年），白起攻韩之陉城，攻陷五城，斩首五万。四十五年，攻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上党通往都城的道路被绝断。郡守冯亭请求归附赵国，赵国接受了上党，由此激化了秦赵矛盾。四十七年（前260年），长平之战，白起将赵军包围，四十五万降卒全被坑杀。从此赵国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对抗秦国。 秦围邯郸，三晋危急的时候，有人提议三晋自动投降，尊秦为帝。此议虽经打消，但韩魏实际已成秦的藩属，赵经过屡次的大败也失去抗秦的能力。 同时秦国内政发生变化，秦昭王听信了范雎的话，忌惮穰侯专权，将其罢相下野，由范雎继之。范雎本是一个心胸狭窄的说客，长平大胜使他心生嫉妒，怕灭赵之后，白起威重功高，使自己无法擅权，便以巧言断送了白起的前程。不久，百战百胜的白起被罢职赐死。 二、秦灭周 三晋大败之后，周起恐慌。西周想要合纵抗秦，结果却给了秦一个把自己吞并的借口。公元前256年，东周也灭于秦。公元前249年，楚考烈王伐灭鲁，与周关系密切而为最后缓冲的鲁国为楚占领。两件事本身虽都不重要，但可说是列国最后死战的预兆。 三、燕与三晋 三晋未全灭之先，燕始终不悟，总是与秦联合。秦临时停战之后，燕仍自行攻赵。公元前251年，燕王喜继位，听说赵国壮丁皆死于长平之战，便想趁火打劫。有大臣劝他，赵国是四战之地，其民习兵，不可小视。燕王一意孤行。赵国使廉颇为将，大破燕军。强秦在侧虎视眈眈，两国尚攻伐不断，损兵折将，致使秦收渔人之利，取赵三十七城。魏国虽有信陵君一度败秦，但三晋最后的命运至此已十分明显。 四、末次合纵与最后努力 六国中最后有胆识的抗秦人物信陵君死于公元前243年，从此抗秦的事业陷入低谷。和平主义的齐国仍守中立，燕国照旧联秦。楚国还比较强盛，于公元前241年组织了最后一次的合纵，与赵、魏、韩、卫合同攻秦，由赵国的将军庞煖率领五国之师，一路进军到蕞（今陕西临潼东北），但是等到秦军一展开进攻，各国军队便各自纷纷后撤，最后一次合纵因此宣告失败。至此，六国再也没有力量能够联合起来阻止秦人的兼并步伐，只能任秦各个击破。 五、六国之单独困斗与继灭 在秦王嬴政的领导之下，十年之间，相继吞并六国。军功最高的就是白起后的名将王翦。六国灭亡的次序是韩、赵、燕、魏、楚、齐。 公元前231年，韩国南阳郡守腾献地与秦，秦封之为内史。第二年秦国派腾攻击韩国，俘虏韩王安，秦国将所得韩国土地建立颍川郡。韩亡。 公元前229年，秦派王翦、杨端和再次从西、南两面攻击赵国，赵国派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秦国深知李牧用兵之精湛，再次使用离间计毁赵。秦收买赵王宠臣郭开，令其在国内散布李牧、司马尚欲合谋造反之流言，赵王迁被流言所惑，杀害李牧。第二年，王翦大破赵军，俘虏赵王迁。秦在所得之地邯郸一带设置邯郸郡。赵亡。 秦王在灭赵国之后，欲乘胜攻击燕国。燕太子丹大恐，派遣刺客荆轲行刺秦王，被秦王刺死。公元前227年，秦王派王翦、辛胜攻击燕国，燕国联合北戎代族军队联合抵抗，最终秦夺取燕都蓟（今北京西南），燕王喜逃亡到辽东，亲杀太子丹向秦求和。燕王欲在辽东偏安偷生，但不能长久。秦在灭亡燕国之后，将燕都以南地区设置为广阳郡，同时接受燕国原来兼并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燕亡。 公元前225年，秦派王贲攻魏，魏王退守在魏都大梁不出，于是秦军引黄河水灌淹大梁，三个月以后城池毁坏，魏王假出降。秦在魏国东部地区（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建立砀郡，在被魏国兼并的原宋国地区设立泗水郡。至此，魏亡。 公元前225年，秦使李信、蒙武南进攻楚，但为楚国所败。翌年，秦王改派骁将王翦率领六十万大军攻楚，大破楚军于蕲，楚将项燕自杀。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攻入楚国都城寿春，俘获楚王负刍。将所获楚国之地建立九江、衡山、长沙三郡。楚国灭亡。翌年，王翦引兵东进，平定了楚国兼并的古越国之地，降服了那一带的越人君长，建置会稽郡。楚亡。 公元前221年，秦将王贲在灭燕国之后，率军南下，一举拿下了不修攻占之备、只图与秦相安无事的齐国，齐王建出降。秦国在齐国的土地上建立了齐郡、琅琊郡。齐亡。 但六国虽已无复合群互助的能力，秦并天下也非易事。除齐不抵抗而亡外，各国都拼命抗战到底，往往只余一隅的地方仍做困兽之斗，有否成功的希望全不顾及。 秦已并天下称帝，似乎把隐处野王的卫国忘记，直至秦二世的时候卫才正式绝祀。 [book_title]第十七章：专制一统之初试及其失败 （前221—前202） 一、秦始皇之一统政策与旧势力之反动 秦并天下，并非专靠武力；秦国的内政在七国中也最为完美。战国时，荀子游访秦国后，在《强国篇》中谈道：秦民风淳朴，官吏忠于职守，士大夫效忠公室，朝廷办事效率高，所以它的强大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秦始皇把这种政治要推广到天下，以秦为标准而使天下制度文物完全划一。始皇认为，天下苦战不休的原因是因为有诸侯，周天子当初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年代久了，诸侯疏远，诸侯相互攻伐，周天子不能禁。所以，应该灭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收天下之兵器，聚之咸阳，铸金人十二；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将天下豪富徙于咸阳，集中管理。 积极赞助始皇的是李斯。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早年随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后为秦朝丞相，是秦朝大一统政策的制定者。 但这种政策极遭文人政客的反对，因而引发焚书坑儒的惨剧。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吏为师”。此即“焚书”。第二年，两个术士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数坑杀。此即“坑儒”。 同时旧势力中有人要用战国时代流行的刺杀方法推翻新建的一统政治。如乐师高渐离，隐姓埋名，后得到在始皇身边击筑的机会，企图行刺，事败被诛。留侯张良，本是韩国贵族子弟，国破后，募得力士，在始皇东游途中，以大铁锤进行狙击，误中副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张良逃亡。 二、秦亡 始皇死于东巡途中，中车府令赵高勾结李斯，篡改始皇遗诏，赐死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扶立公子胡亥，是为秦二世。胡亥只知享乐，对赵高言听计从。赵高指鹿为马，排除异己，又设计陷害李斯，继任丞相。公元前209年，戍卒陈涉、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大乱，赵高迫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不久被子婴杀掉，诛夷三族。此时，天下诸侯以项籍为首，攻入咸阳，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焚其宫室，分其珍宝财货，秦遂灭亡。 就人事方面来说，建设秦朝政治功劳最高的李斯与处军事重要地位的蒙恬都被谗害，文武两方并失依据，恐怕是秦内部衰乱的主因。秦朝祚命虽短，但却演绎出宦官乱政的丑剧，因而给旧势力一个暂时推翻一统政治的好机会。 三、楚汉之争 秦汉之际是通常所谓楚汉竞争的时期。刘邦和项羽都是在反秦战争中崛起的有作为的政治家。 秦代是初次的天下一统，楚汉之争是初次的群雄逐鹿，从此一治一乱的循环就成为中国历史的定例。许多当初与政治无涉的平民甚至流氓无赖蜂起割据，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这样起事的人就是陈涉，他与吴广一同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南）率众起兵，成为反秦义军的先驱，不久后在陈郡称王，建立张楚政权。他代表下层民众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 但楚汉之争有与后世大乱不同的一点，就是其中含有旧势力反动的成分。各地起事，都以复兴六国的名义相号召；起事的人中也有许多是六国的王孙遗臣。项羽可说是这种遗人的主要代表，他是楚国的贵族，楚国名将项燕之孙，随叔父项梁起兵反秦，项梁战死后，他取得军事指挥权。公元前207年，在决定性战役巨鹿之战中大破秦军主力。秦亡后，他自立为西楚霸王，统治黄河及长江下游的梁、楚九郡。但这浪漫的复古运动终归失败，项羽自己的事业已证明那是万难实现的理想。最后天下又归一统，并且此次成功的是流氓小吏出身的刘邦。刘邦本是泗水亭长，手下的功臣除了张良以外，大多出身低微。萧何、曹参都是普通小吏；樊哙是屠夫；夏侯婴是马夫；灌婴是卖布的；周勃做点卖筐的营生，有时充当丧事吹鼓手。清代史学家赵翼总结为“汉代布衣将相之局”。汉初礼仪简省，当时往往“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也反映了新王朝政风的平易。 从此经殷、周、春秋、战国千余年间的贵族血统全被推翻，战国、秦代仍然遗留的一点贵族政治也被打倒。普天之下只有平民与平民出身的专制皇帝。 [book_title]第十八章：汉代政治 （前202—88） 一、官制 汉的官制全承秦旧，同时又是此后历代官制的基础。汉代是三公九卿制度。三公是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共同行使宰相的职权，协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务，参与中央政府的行政决策，并负责具体的执行。丞相居百官之首，俸禄最高，掌佐天子，助理万机，金印紫绶，秩俸万石。太尉是朝中仅次于丞相的官职，地位与丞相同，专掌武事，为最高的武官职位，金印紫绶，秩俸万石。御史大夫主要行使副丞相的职权，是丞相的助理，对包括丞相在内的百官公卿的一切行政活动进行监察，三公中地位最低，银印青绶，秩俸中二千石。 九卿是指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九个机构。太常掌宗庙礼仪。光禄勋由秦郎中令演化而来，主管宫廷内的警卫事务，但是实际的权力不止于此。卫尉掌宫门卫屯兵，是一个武职，是皇帝的禁卫司令。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及牲畜事务。廷尉主管刑法和监狱以及审判案件。大鸿胪，原称为典客，主管外交。宗正主管皇家的宗室事务。大司农主管全国的赋税钱财。少府主管皇室的财钱和皇帝的衣食住行等各项事务，以及山海池泽之税。九卿的秩俸都是中二千石，银印青绶。 东汉制度，除名词外，与西汉并无多少差异。官俸都是半钱半谷。这或者是由战国时传下来的，与春秋以下只食谷或食田的制度不同。 官制的形式虽少变化，政治实权的所在却常有转移。普通的倾向，皇帝总是喜欢用私人或地位较低的人，以致理论上地位高的人反倒权势削减，甚至完全无事可做。例如西汉宣帝、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先后担任中书令，地位不高，但朝政实由他们把持。位居三公的人仅仅享受一种荣誉罢了。这也是后代普遍的现象。 二、兵制 战国时代短的期间或者曾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汉初在理论上仍行征兵制。据董仲舒说：“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在乡间当差称“更卒”，在中央当差称“正卒”。这些正卒恐怕就是保卫京师宫殿以及各官署的卫士。就是说，符合条件的民众，都要服兵役。这种种力役与兵役总称为“更”。 但实际上很多人不愿当兵，国家只得承认代役的半征兵制。即富人出钱给贫穷的人，让其代服兵役，即“践更”。此制汉初还能勉强实行，武帝以下就不得不另外募兵。春秋时代是上等社会全体当兵，当兵是贵族的荣誉和权利。战国时代除了少数以三寸舌为生的文人外，是全体人民当兵。现在上等社会不服兵役而将全部卫国的责任移到贫民，甚至无赖流民的肩上。这不能不说是武备的衰退。 东汉初郡国的半征兵不能再继续维持，由光武帝正式取消。此外武帝时即盛行屯田，也是一种募兵制。元狩二年（前121年），在西北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分两郡地，加置张掖、敦煌二郡，徙民六十万为屯田。职业兵从此就成为固定的现象。 三、汉初所谓“封建”问题与外戚之患 项羽灭后，刘邦分封功臣，异姓功臣而封王者有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但不过六年间，刘邦以种种的借口将其诛灭，封国不保，连军功最高的韩信也夷三族。异姓封王，并非出于汉室本心，高帝的杀戮功臣可说是秦亡后群雄争逐的最后一幕。同姓子弟分王天下才是汉鉴于秦未封土而亡所行的真正“封建”制度。后来吕氏之乱的平定，某种程度上是同姓诸王的功劳，所以这个不合时代潮流的制度也可说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使命。 但文帝以下同姓的“封建”也渐消灭。文帝采用贾谊的建议，将齐国、赵国分割成小块；景帝用晁错的计策，削弱吴、楚；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办法，颁布推恩令，使诸侯王可以将土地分封子弟。自此以后，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所谓郡国制实际与秦的郡县制并无分别。后世的朝代虽往往有做同样的“封建”试验的，但最后的结果总是与汉代同样的失败。 [book_title]第十九章：汉代社会与经济 （前202—88） 一、旧社会阶级之破裂——氏与姓之混淆 春秋以上，“氏”是士族的标识，是权力的象征。如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商的祖先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目夷氏。平民只有姓，无氏；奴隶只有名，无姓无氏；只有贵族才有姓有氏。 权力政治到战国渐渐破裂，到汉代完全消灭。所以“氏”失去当初的意义，因而无形中与“姓”混而为一，统称“姓”或“氏”。《太史公书》一贯地认为“氏”与“姓”为一事，“本纪”中尤为明显。可见到此时连好古的学者在普通的言谈与行文上都不再留意于这种重要的古制。 二、旧社会阶级之破裂——迁徙赐姓与变姓 秦及汉初都勉强六国的世家迁居关中，以便监视。娄敬出使匈奴，回来汇报说，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距离长安只有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达关中。关中战乱初定，人口稀少，土地肥沃，可以将六国贵族、豪杰迁徙于此，既可以防备匈奴，又可以消除六国反叛的隐患。刘邦欣然同意，于是将十多万人口迁徙关中。 汉代又创了赏赐国姓的制度。如刘邦的谋士娄敬，后来因功赐姓刘，改称刘敬了。此外又有种种的变化，使当初同姓的分为异姓，当初异姓的合为同姓。例如，齐、鲁、吴、楚、秦、晋、燕、赵，这是国名；王氏、侯氏、王孙、公孙，这是爵名；司马、司徒、中行、下军，这是官名；伯有、孟孙、子服、叔子，这是字；巫氏、匠氏、陶氏，这是职业；东门、西门、南宫、东郭、北郭，这是居所。现在这些都可以做姓。还有为了避仇而改姓母姓的。姓氏的流变，足以减少甚至消灭传统权力阶级的阶级意识。 三、新阶级制度——大地主与农民奴婢 战国时代与秦汉之际，政治社会的大混乱产生出一个来历不明的大地主阶级和寄附于他们的许多奴婢，在政治上活动的人多属大地主出身；同时贫贱的人一入仕途就有变成大地主的可能。农民中或者仍有许多自耕农，但很大一部分的农人都以佃耕或雇耕大地主的田为生。他们虽然不是奴隶，但也可说是半寄附于大地主阶级的。 四、新阶级制度——商贾 战国时代商业发达；秦汉一统，商业的进展更加便利。于是富埒王侯的“素封”大贾遍满天下，一时的风气都趋于“舍本逐末”。但商业的社会是流动的，而帝王所希求的是一个完全安定的社会。所以商业虽然较前发达，但秦汉一贯的重农抑商政策始终未变。这个政策可说成功，此后两千年间的中国是一个上下一致的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大致安定的社会。 五、新阶级制度——贵贱贫富与社会改革 汉代仕宦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一是选举。汉文帝时，已经有“贤良”“孝廉”之选，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从地方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名臣晁错就是以“贤良文学”之选，经帝王亲自策试，得以升迁为中大夫的。察举孝廉原为两个科目，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就是举孝一人，察廉一人。自汉武帝之后，至于东汉，从地方官吏到朝廷的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通过举孝廉，在社会上造成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的舆论和风尚，起了改良风俗的社会教育作用。 二是通过学校。汉代的太学是一个读书习礼的场所，既培养了大批后备官员，又有引领社会风气的作用。 商贾不得为官，所以政权由农业阶级所包揽，实际上恐怕多由大地主所独占。大地主既富又贵，商贾富而不贵；此外一般的人民又贫又贱。并且汉代贫富的距离似乎非常之远，因而常有人提议改革。汉哀帝时，师丹辅政，曾经建议以限田、限奴婢的形式缓和社会矛盾。哀帝发布诏书说，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无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指示朝臣“其议限列”。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随即制定了限定的额度和限制的措施。然而这些措施遭到当政的外戚、官僚的激烈反对，没有能够真正实行。 最后王莽想要彻底变法，实行土地国有，恢复周朝的井田制，禁止买卖奴婢。王莽的出发点是好的，意在缓和土地兼并，同时防止农民奴隶化。但分田授田的规定无法真正落实，因违禁买卖土地和奴婢而获罪的富人实在太多，于是纷纷反对，变法终归失败。这是两汉四百年间未曾解决的问题，也可说是此后两千年间无从解决的问题。 六、新阶级制度——四民之并为臣妾 上面所述的新阶级制度，实际只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并非固定世袭的阶级制度。法治的阶级政治已成过去，新兴的是人治的皇帝政治。在崇高无比的皇帝之前，士农工商、富贵贫贱都一律平等，都一样没有保障。富贵的，皇帝可以使他贫贱；贫贱的，皇帝可以使他富贵；兆民的生命财产都在皇帝一人的掌握中。这是此后两千年间的帝制本色，在西汉初还有人怀疑批评，为等级制度辩护，为贵族精神的消亡而惋惜。 例如，《汉书·贾谊传》中说，古时贵族有天子、公卿、大夫、士，与庶人相比，他们是尊贵的，刑戮之罪不加其身；即使有过错，天子可以罢免，可以赐死，绝不会束缚受刑，遭到小吏的谩骂。而到了汉代，周勃因人诬告而下狱，受到狱卒的污辱，贾谊曾以此事讽谏皇帝，认为是古来未有。 当然，自此以后，皇帝之下皆为臣妾就成为无人指摘的信条了。 [book_title]第二十章：汉代武功 （前202—88） 一、武功伟人 战国时代内地的夷狄完全同化，边疆的异族也一部分内属；秦并天下，向外拓土。但汉初经过大乱之后，秦代的新土又部分丧失，边境的安全也难维持。西汉初年，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平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七日未食，用了陈平的计谋才脱围。以后汉朝多采用和亲政策，与匈奴保持和平。到武帝时才又有向外发展的能力。 汉朝在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前119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战役。公元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兵出云中，收复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秦末以来长期沦陷于匈奴的河套地区被汉收复。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大获全胜，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军占领河西之地后，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19年春，武帝发动了对匈奴的第三次大战役。大军由卫青和霍去病统率，分东西两路向漠北进发。这是有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霍去病深入漠北两千多里，与匈奴左贤王展开激战，几乎全歼左贤王的骑兵。霍去病乘机追击，至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直达瀚海（今贝加尔湖），才奏凯而还。此后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 武帝还大力经营西域和南疆，楼兰、姑师、大宛都先后成为汉朝藩属，汉朝影响日益扩大，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相继派人来汉朝朝贡，也使得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铁、凿井术等，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 在南面，公元前112年秋，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兵十万，水陆并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完全消灭自秦一直闹独立的南越政权，将其地分置九郡。公元前111年，汉廷攻破南越，夜郎入朝。公元前109年，武帝发兵深入西南，滇国降服，从此西南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入中国的版图。汉武帝同期护领北疆，在灭北朝鲜卫氏政权的基础上设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 此后两千年间，中国政治与文化的疆界大致由武帝划定。 皇帝以外，功劳最大的要算张骞。当时以西北的问题最为严重，冒险打通西北路线的就是张骞。 二、匈奴 汉的劲敌是匈奴，汉初也正是匈奴组织强盛的时候。匈奴冒顿单于继位后，开始对外扩张，在大败东胡王之后，随即并吞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并收复了蒙恬所夺的河套地区。整个西汉时代，汉朝与匈奴互有盛衰。公元前57年，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和内讧，五单于争立，内部大乱，陷于绝境。后来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稽侯珊在位时，匈奴附汉为藩臣，双方互开关市。至王莽摄政以前，六十余年和平共处，出现了民众富庶、牛马布野的局面。匈奴单于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西汉末年及王莽篡位时期，王莽采取侮辱匈奴单于的政策，破坏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汉匈关系，至东汉光武时始得到改变。 东汉初，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降汉，北匈奴不久大败，问题似乎解决。但匈奴由此渐居边疆重地，甚至深入内地。后世的乱苗之一由此种下。 三、西域 汉武帝通西域以牵制匈奴。西域组织散漫，牢笼征服并非难事。西汉宣帝时，设置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直至西汉末年西域始终内属。东汉初西域独立，但不久就又征服。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他率领使团一行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经条支（今伊拉克境内）、安息（波斯帕提亚王国）诸国，到达了安息西界的西海（今波斯湾）沿岸。这次出使虽未到达大秦，但增进了中国人当时对中亚各国的了解。 匈奴问题已经缓和之后，西域本身仍有保留的价值，因为它已成为中国与西方交通的孔道。新辟的西北四郡就是孔道的始发点，此后两千年间中国即或有时不能维持西域的势力，这个孔道的始发点非万不得已时总是不肯放弃。所以历代西北角的一省都有一条长径伸入西域的腹地，这条长径就是汉的西北四郡。 夹杂在西域与中国之间有许多羌人，大半受中国的羁縻，在边地往往与汉人杂居。西域与东汉盛期，羌地大致安定，和帝以后羌汉杂居成为严重的问题。 四、朝鲜百粤与西南夷 朝鲜、闽越或东越、南粤、西南夷诸地，到汉代也都被征服。这些地方在当时虽是不重要的边地，从此渐渐中国化之后，无形中都成为中国本体的一部或中国文化重要的附庸。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进攻东瓯，东瓯粮绝，向汉帝告急。西汉派中大夫严助发会稽郡驻军浮海救援。汉军未到，闽越军退走。东瓯王担心闽越再次进犯，请求举族内迁，得到汉武帝准许，于是举众共四万余人迁移到江淮之间。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记载，内徙的东瓯人聚居在庐江郡，即今安徽庐江、安庆一带。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国相吕嘉弑王及太后，另立赵建德为王。汉武帝发大军分五路南下，以武力平定南越，西瓯部族也一起归汉。汉王朝从此控制了今广东、广西大部地区及越南北部和中部。汉武帝以其地分置儋耳（郡治在今海南儋州市西北）、珠崖（郡治在今海南海口东南）、南海（郡治在今广东广州）、苍梧（郡治在今广西梧州）、郁林（郡治在今广西桂平西）、合浦（郡治在今广西合浦东北）、交趾（郡治在今越南河内西北）、九真（郡治在今越南清化西北）、日南（郡治在今越南广治西北）九郡。南越、西瓯以及相邻地区于是成为汉朝中央政府直属的地域。 元鼎六年（前111年），东越攻入豫章（郡治在今江西南昌）。元封元年（前110年），汉军数路击破东越，将越人徙于江淮之间。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在元狩元年（前122年）派使者从巴蜀启行，试图由此实现和西域的交通。于是，汉王朝和当时称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区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联系密切起来。 汉初，燕人卫满聚众千余人，东渡浿水（今朝鲜清川江），后击破自称为王的朝鲜侯箕准，自王朝鲜。元朔元年（前128年），汉武帝接受薉君南闾率二十八万口内属，以其地为苍海郡。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发兵五万，分海陆两路进攻朝鲜。第二年，朝鲜发生内乱，汉军平定朝鲜。汉武帝在朝鲜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五、文化势力之播及日本 汉代中国的势力限于大陆，海外区域唯一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就是后世的日本。因为远隔大海，实情难知，所以就产出种种理想化与神怪化的传说。《后汉书·东夷列传》这样描述倭人：“男子皆黥面文身，……父母兄弟异处，唯会同男女无别。饮食以手，而用笾豆。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余岁者甚众。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余或两或三。……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武帝赐以印绶。” [book_title]第二十一章：汉代内政 （前202—88） 一、帝制名实与皇帝崇拜 皇帝是绝对专制的君王；按理论，连他自己的父母也要向他表示臣服。全天下都是他的私产。刘邦回到家中，对父亲行礼，父亲不敢当，说：“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未央宫建成后，刘邦得意地对父亲说：“当初您常说我无赖，不置产业，不如哥哥刘仲。现在看一看，我与刘仲谁的产业更多？”（《史记·高祖本纪》） 任何人不能不顾皇帝而自由行动，所以先秦残余的游侠精神必须铲除。例如，汉武帝时，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有一个游侠叫郭解，轻财仗义，好为人打抱不平，在当地声望很高。为了充实京师，汉武帝下令将国内超过三百万的富户迁往茂陵居住，郭解虽然并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由于他属于需要严加控制的豪杰巨侠，也在迁移之列。郭解终于被迁移到了关中，为他送行的豪客们送给他的礼金就达上千万，关中豪杰也争相与之结交。更有人为了维护他的威名而与人结怨，发生仇杀。最终，汉武帝下令拘捕郭解，将他灭族。 酷爱个人自由的人现在只有逃避人世，隐遁在人迹不到的深山穷谷，才能脱离皇帝的统治。东汉初年的严子陵，是光武帝刘秀的老同学，他隐居山林，“披羊裘钓泽中”，虽光武帝遣使聘之，亦不愿入仕。 关于这个崇高无比的皇帝，当然有极隆重的名器制度，如皇帝自称“朕”，其言曰“制”“诏”，所居曰“禁中”，所至曰“幸”；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言“昧死言”（蔡邕《独断》）。一般人甚至渐渐感觉，虽无明文规定，连流俗通用而过于尊重的名号也只能施与皇帝。以帝王即位的年岁纪元虽是古制，但到汉代才有皇帝本位的繁复年号制度。年号为中国帝王纪年的名称。最早的年号当属西汉武帝刘彻。刘彻即位之年（前140年），即为建元元年。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前后一共使用了十一个年号。自武帝肇始以来，从此历代帝王即位，一般大多立有年号。这也可说是一种新的名分，这样的一个皇帝几乎可说已超过人界，与神明相类，汉代的人并且拿皇帝甚至皇室当神明崇拜。不只死的皇帝是神，皇帝生时已经是神。 二、皇权与宦官幸臣 皇权是绝对的，但不免要受事实的限制。皇帝不过一人，大小诸事都须依赖别人。除国家政事须由各级官吏执行外，通常皇帝总有宦官与幸臣日夜陪伴在他左右。如汉武帝时，李延年擅歌舞，因他的妹妹受武帝宠幸，一门显贵。后来，李夫人早卒，李家渐渐失宠，李延年的弟弟李季奸乱后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汉武帝下诏族李延年和李季兄弟宗族。遇到有作为的帝王，这种小人还可无大妨碍，但一个庸主就很容易受他们的包围摆弄，以致天下骚乱，甚至国本动摇。西汉末年，哀帝宠幸面首董贤，形影不离，甚至同榻而眠。董贤没什么功劳，竟官至大司马，位居三公，常居宫中，领尚书事，百官奏事都须经他手方能上达，朝政荒唐到如此地步。 三、皇权与外戚 第二种接近皇帝因而能左右政局的人就是后妃与后妃的父兄宗族。因为皇帝大规模的多妻制，所以宫中的情形总是非常复杂，因争宠而发生的惨剧甚多。同时宠妃的戚族往往操纵政治，后宫的阴谋与朝中的竞争因而时常打成一片，皇帝一人的私事可使全天下的人遭殃。固然英主可利用外戚，为国立功，如卫青、霍去病等，但无能的皇帝也可变成后族的傀儡。最后篡夺西汉帝位的王莽就是外戚。 王莽字巨君，西汉孝元皇后的侄儿，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很快其兄也去世。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王家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是西汉一代中最显贵的家族。族中之人多为将军列侯，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独守清净，生活简朴，声名远播。后被任命为大司马，从此把持朝政，在他的操纵下，他的女儿也顺利地成为汉平帝的皇后。平帝死后，他故意拥立幼帝，以便控制。公元8年，王莽接受孺子婴的禅让，改国号为“新”。 四、皇权与地方官 第三种在事实上限制皇权的就是天下郡国的地方官。他们与人民直接发生关系，国家法令的实施可以说全操在他们手中。律令本身虽然固定，但他们可以施行，可以不施行；可以从宽施行，可以从严施行；可以直解律文，可以曲解律文；可以为国为民做官，可以为己为家做官。多数的太守令长或者都是一般不好不坏、又好又坏的中才。但有一部分的守令，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为公或为私，在当时的可能范围内，的确能使他们所治的郡县达到一种近乎理想的境界。 黄霸是西汉著名的官员，宣帝时任颍川（今河南禹州）太守，他制定安民条款，规劝黎民遵章守法，弃恶从善，勤事农桑，节约资财，就连平民的家常琐事，他也考虑得周到得体。他常派官员微服私访，并亲自以平民身份，深入民间，了解官吏情况，关心百姓疾苦。在颍川任职八年期间，政治较为清明，故一时间，颍川出现了“太平盛世”，黄霸后来出任丞相。 龚遂字少卿，曾任昌邑王刘贺的郎中令，为人忠厚，刚正不阿，敢于犯颜直谏。后来渤海郡发生灾荒，农民起义并起，皇室多次派兵镇压而不能平息。经官员举荐，七十多岁的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龚遂赴任至郡境，灾民便发兵相迎，致使不得入境。于是遂以文书布告吏民，并命令解除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吏，规劝起义者归田。布告发出后，官民对峙局面迅速缓和。龚遂不带兵卒，单车独行赴任，郡中翕然。龚遂开仓廪，济贫民，选良吏，施教化，劝农桑。农民起义队伍看到龚遂的安抚教令，纷纷解散归田，民得以安居乐业。数年，渤海郡出现了一派升平的殷富景象，诉讼案件大为减少。 同时另外一部分的守令，无论动机如何，都能使他们治下的人民时刻处在恐怖的状态中。例如西汉的严延年，曾为河南太守，镇压豪强，手法严酷，据说曾将囚犯聚在一起会讯，流血数里，诛杀甚众，被称为“屠伯”。后为人所告，以诽谤朝廷罪被杀。 王温舒是阳陵人，年轻时督捕盗贼，杀人很多，逐渐升为广平都尉。他选择郡中豪勇者十余人当属官，让他们去督捕盗贼。如督捕不得力，便灭其家族。因为这个原因，齐地和赵地乡间的盗贼不敢接近广平郡，广平郡有了道不拾遗的好名声。皇上听说后，升任王温舒为河内太守。 王温舒命令逮捕郡中豪强奸猾之人，郡中豪强奸猾连坐犯罪的有一千余家。上书请示皇上，罪大者灭族，罪小者处死，家中财产完全没收，偿还从前所得到的赃物。奏书送走不过两三日，就得到皇上的批准。案子判决上报，竟至于流血十余里。河内人都奇怪王温舒的奏书，以为神速。十二月结束了，郡里没有人敢说话，也无人敢夜晚行走，郊野没有因盗贼引起狗叫的现象。那少数没抓到的罪犯，逃到附近的郡国去了，待到把他们追捕抓回来时，正赶上春天，王温舒跺脚叹道：“唉！如果冬季再延长一个月，我的事情就办完了。” 在理论上，循吏受赏升迁，酷吏受刑黜罢。但实际上，在如此庞大复杂的帝国中，大多数地方官政绩的实情恐怕永无达到皇帝的要求，一地的祸福在普通情形之下几乎完全要靠所谓父母官的才干与人格。 五、中兴之治 皇权政治通常会有种种难以避免的困难。但在汉室中兴后六十年的长久期间几乎完全没有外戚贵臣的操纵与佞幸宦官的捣乱；地方吏治虽严，并不似前汉般残酷。 光武帝刘秀长于民间，了解民生疾苦，熟知稼穑之艰，所以天下初定，能够休养生息，缓解王莽的弊政。当时方经大乱，人口稀少，民生大概比较容易维持。同时光武、明帝、章帝祖孙三代又可说都是少见的开明皇帝。清代史学家赵翼曾发现“东汉功臣多近儒”的事实，他指出，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军事领袖“皆有儒者气象”。事实上，整个东汉一代，其官僚政治的人才基础，已经大体是儒生。刘秀平定天下后，知天下疲耗，厌倦武事。皇太子曾问攻战之事，刘秀说：“这不是你该问的。”刘秀还与功臣宴饮，席间谈笑风生，君臣其乐融融。 刘秀当政的时代，经常召集官员到御座之前，了解吏治得失及民间政治，又亲自考察地方主要官员，选用最有能力者以充分发挥其才干。如杜诗为南阳太守，被当地民众尊称为“杜母”，任延、锡光改变边地落后风气，也有显著的政绩。 在这类百世难逢的因缘巧合之下，天下居然延续了两世的升平境界。这在帝制，甚至任何政制之下，不能不说是个例外。 [book_title]第二十二章：秦汉宗教 一、神仙家与黄老学 古代的宗教到战国时渐渐破裂，战国诸子大半以理性为根据而立论，只有墨子是一个特殊的例外。但到战国末期宗教精神复兴，除旧有的宗教外，阴阳五行、神仙丹药以及各种新奇信仰都有文人提倡。秦汉的宗教可说是集这种发展之大成，古代的各种信仰，秦汉的人都兼收并蓄，后日的所谓儒道二教都在此时萌芽或成立，此后两千年间日常生活的一切神秘理论也都在此时开始支配人生。 秦汉的神仙家与黄老学就是后世道教的渊源。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派人带童男童女赴海上求仙，并亲自巡游四海，寻访方士，求长生不死之药。汉武帝也迷信长生，先后听信李少君、齐少翁、栾大的话，终究没有求到神仙。 二、儒教之成立——素王 皇帝或由于真正的信仰，或出于牢笼人民的政策，对一切的神仙与各地各种的神怪无不崇奉。但一部分的文人只崇拜孔子，皇帝对他们也不得不有应付的方策。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蛮法，未见很大的功效。汉武帝于是改变方针，用尊孔的办法去牢笼当时在文人中势力最大的儒家。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学儒者数百人，如齐地儒生公孙弘相继任博士、太常，后做了丞相。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就汉武帝提出的命题发表对策，讨论成就治世的策略。他认为，要想达到善治，必须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实现天下的“大一统”。 同时儒家尊君的思想与半历史、半理想的古制传说对于皇帝政治的建设也有很大的贡献。在这种皇帝与儒家交相利用的情势之下，就建设起盛极一时的素王教。儒家也不能逃脱当时的浓厚神秘空气的影响，孔子由一个古代的大师变成一个半人半神受命而未得命的素王。 三、儒教之成立——经典 孔子被尊为教主，同时儒家历代所传授的五经也成了国家所承认的唯一经典，其他百家杂学都被排斥。经过公孙弘、董仲舒诸人的提倡，五经都立于学官。此外并立学校，由各派的经博士担任教授。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创建太学。太学的创办，是接受了董仲舒的献策。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一百人，汉宣帝时增加到二百人，汉元帝时增加到一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除了太学之外，天下郡国都有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得到改变，出身中下层的人也有了入仕的机会。 西汉的经学界几乎完全为富于时代的浓厚神秘思想的今文学家所包办，到王莽时比较富于历史态度而只以孔子为大师的古文学家才渐抬头。当时极力提倡古文的就是刘歆。 所谓今古文的“文”，是指记载经典所使用的文字。今文指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古文则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古文字（“蝌蚪文”），即大篆或籀书。可是，经过秦朝焚书的浩劫，儒家经典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西汉流行的儒学经典多无旧典文本，而是靠幸存的经师口授相传，由从习经的学生们记录下来。他们记录所用的文字便是西汉通行的隶书，属当时代的“今文”，故而这类经书被称为“今文经”。 秦朝焚书之时，一些儒生冒死将一些儒学书籍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这些经书到了汉代陆续有所发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孔子旧宅以广其宫室，在孔府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包括《尚书》在内的大批藏书。这些藏书都是用六国时代的蝌蚪文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经。因为当时识先秦古文的人不多，所以这些古文典籍重新问世以后，主要藏于皇家图书室，并没有得到当时人的重视。 第一个为古文经呐喊的是刘歆。他在协助父亲刘向校书期间，发现了古文本的《春秋左氏传》。刘歆认为《左传》的价值远远超过今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因此他向朝廷建议将古文经正式列于学官，给予合法地位。但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今文经学博士的强烈反对，他们给刘歆扣上了“颠倒五经”“变乱师法”的罪名。刘歆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他本人也离开了首都长安。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经学今古文之争，则由此开始，刘歆也被称为古文经学的奠基人。 从表面来看，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文字及对经义的理解、解释的不同上。一般来讲，解经时，今文学派注重阐述经文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学派则注重文字训诂。今文学派竭力把经书和神学迷信相联系，特别在西汉，今文经学家为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解经时喜欢掺杂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他们把经学和阴阳五行相附会，把经书说得神乎其神。古文学派虽然还未能完全摆脱神学迷信的羁绊，但反对讲灾异谶纬，注重实学。 到东汉时立于学官的虽然仍只有今文，但从此以后经学就有今文与古文、神秘的与历史的，两个并行的潮流，并且古文的势力渐渐有压倒今文的趋势。 四、阴阳谶纬学 秦汉时代第三种宗教的潮流，并且是神秘成分最多，而同时对儒道两家都有极大影响的潮流，就是烦琐的阴阳谶纬学。此学有两个大题目。一个就是附会扩大《洪范》而产生的“五行灾异说”，一切非常甚至平常的事都用这个万能的学说解释。《洪范》原是商代贵族政权总结出来的统治经验。“洪”的意思是“大”，“范”的意思是“法”。“洪范”即统治大法。认为龟筮可以决疑，政情可使天象变化，后成为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理论基础。董仲舒、刘向等人均鼓吹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 阴阳谶纬学的第二个大题目就是“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地循环运转。邹衍常以这个学说来为历史变迁、皇朝兴衰做解释。后来，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常常自称“奉天承运皇帝”，当中所谓“承运”就是意味着“五德终始说”的“德”运。 秦自认为水德，汉犹豫不定，开始定为土德，但直到西汉将亡时自己仍不能确知以往二百年到底由何德支配。汉室中兴，光武才最后决定汉为火德。五德终始的学说在王莽与东汉之际最为盛行。王莽要假借这种《推背图》式的预言学作为他篡汉的工具。汉朝是火德，他制造各种预言和祥瑞，使世人相信，火德销尽，土德当代。光武又用它作为汉室复兴的根据，告天祭神，以确定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中兴成功之后，光武对谶纬更加崇信，平常极大方的皇帝对于怀疑谶纬的人也很不大方。当时的经学家桓谭上书反对谶纬，认为荒诞不经，光武帝很不高兴，说：“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才得以保命，后被贬官外放，病死于途中。 五、儒道阴阳糅合之国教 当时，任何的信仰、任何的神祇，皇帝都代表国家对它表示相当的敬意，因为皇帝现在于名实两方都是个天下的君主。社稷山川都有神灵，且有一套完备的谱系，都要由皇帝主持祭拜。 其中，最隆重的典礼就是封禅。封禅，封为“祭天”，禅为“祭地”，即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的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战国时齐鲁有些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为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举行过封禅大典。封禅活动实质上是强调君权神授的手段。 [book_title]第二十三章：秦汉思想 一、思想之学术化 秦汉时代，除宗教的神秘主义外，并没有真正新的思想。一般所谓哲学作品，或是属于战国末年已经盛行的“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杂家，如《吕氏春秋》，东拉西扯地凑成篇幅；或是研究先秦诸子的哲学批评史，如《淮南子》。天下一统，政治社会问题算是解决了；同时哲学问题也可说解决了：没有人能再真正谈哲学，哲学问题就解决了。除笼罩全社会的宗教信仰外，所余的精神生活也不过是对于先代思想的一点无关紧要的、一知半解的学术研究。 二、儒道思想之结束 战国时代纵横交错的各种思潮，秦汉以后都汇合于儒道两大流。而汉盛时，董仲舒把传统的儒家思想综合整理，并尽量地吸收当代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鼓吹“天人感应”，认为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同时淮南王的一群门客又编了一种道家读本，即《淮南子》。两人可说是古代儒道两大学派的殿军；到南北朝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混合为一，思想界才又有新的发展。 三、古代思想之总结束——王充 董仲舒、淮南子如果是儒道两家的殿军，王充可说是给全部古代思想一个总结的人。《论衡》对于古代思想的各方面都重新估价，最后的结论大半都是否定的。全部《论衡》中，尤其《自纪》一篇中，充满了对于宇宙人生一切都看透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哀。书中说：“孔子称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于人。”这是文化成熟甚至过度成熟的表现，是一般逃出神秘宗教笼罩的人的唯一精神归宿：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一切都叫他们深刻地感觉到渺小的人类不过是无情命运的玩物，所有人为的事物都无济于事。王充在《论死》一篇中说“人之死，犹火之灭也”，人死后，形体腐朽，精神也就不复存在了。人生没有不朽和永恒的东西。在这种空气中，无鬼论可说是最后、最大的价值的否定。生前不过如此，死后渺渺茫茫，这是两千年的文化事业所求得的最后结论！ 四、古代文化之总账 除评价之外，第二种结束文化事业的方法就是在人为的范畴以内给人类已往的言行写一笔总账。在人类的行为方面，司马迁写了一本包括已往一切立德立功的事业的文化史，即《太史公书》，希望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人类的文字方面，刘向父子编了一部包括已往一切立言的作品的目录学提要，即《七略》。此书包含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再在前面加上一个总论性质的“辑略”，即成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其目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可说是一种肯定的工作，承认文化事业有它不朽的价值。 [book_title]第二十四章：大汉帝国之末运 （89—316） 一、政治制度之破裂——外戚与宦官 和帝以后百年间是汉室渐趋灭亡的时期，同时也是古代中国大崩溃的开始。外戚与宦官是帝制的两种不可避免的弱点。作为皇权制度的寄生虫，皇权越集中，他们的权势也就越大。随着东汉以来皇权的膨胀和专制政治体制的加强，外戚和宦官的势力也开始狐假虎威，在绝对皇权的庇护下作威作福，甚至达到了操纵皇帝、肆行废立的地步。 中兴之初，虽然极力防范，但到章帝时外戚又渐渐抬头，窦宪是章帝的皇后之兄，在章帝在位之时就已经位高权重，他甚至骄横到用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园田，而公主却畏惮窦宪的权势而不敢吭声。窦宪的气焰，可见一斑。章帝死后，和帝即位，太后临朝，窦宪更加嚣张。窦宪的党羽，遍布朝野，他的奴客甚至杀人越货、横行京师。和帝有心除掉窦宪，苦于身边大臣皆为窦宪党羽而只得依靠宦官。永元四年（92年），宦官郑众受命指挥自己的亲信禁军除掉了窦宪。郑众因功封侯，并参与政事，这是宦官专理朝政和封侯的开始。 和帝以下政治就又为外戚操纵。历代外戚都故意立幼主，甚至立仍在襁褓中的婴儿，以便国舅假借青年太后的名义把持一切。汉顺帝死后，梁太后及其兄梁冀先后选立两岁的汉冲帝，八岁的汉质帝，十五岁的汉桓帝。梁冀把持朝政近二十年，年幼的汉质帝虽为儿童，亦对梁冀的行为有所不满，称之为“跋扈将军”，梁冀知道后竟将质帝毒害。当时百官迁召，都要到梁冀门下谢恩，然后才能到相关机构报到。若官员不顺从梁冀的各种勒索，往往被之杀害。梁冀当权期间，一门之中，有七人封侯，三人为皇后，六人为贵人，两人任大将军，女子食邑称君者七人，与公主结婚者三人，其余任卿、将、尹、校者五十七人。 皇帝成年之后，往往认为只有宦官能铲除跋扈的外戚；但宦官弄权，国事更无办法。宦官和外戚本是一丘之貉，外戚飞扬跋扈，宦官也同样的横行不法，宦官们可以当官，可以封侯，甚至可以养子袭爵，曹操的父亲曹嵩便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汉桓帝时，单超等五位宦官因诛杀梁冀而封侯，世称“五侯”。“五侯”们的生活完全仿照宫中制度，他们的兄弟亲戚勒索州郡，残害百姓，与盗贼无异。 和帝以下百年间的政治史就是外戚与宦官的轮流捣乱史，在这种情形下，一切法定的政治制度都不能维持，政治又返回到原始时代的野蛮斗杀。 二、政治制度之破裂——国军消灭与地方割据 光武帝废郡国军，只留中央军与重要边地的驻屯军。这并不见得是中央集权的政策：一般人早就不要当兵，与其继续维持有名无实的地方军，还不如直接废除为便。但人民既然不愿当兵，中央军也是同样的难以维持；所以到后来只有边疆归化的羌胡兵还勉强可用，甚至大家认为这是当然的事，丝毫不以为怪。并且不只衰乱的末世如此，东汉强盛时最值得纪念的武功胜利，实际亦大半是外族兵的功劳。 窦宪出击北匈奴之时，就曾利用南匈奴和羌胡的军队配合作战，史载窦宪出兵时率“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后汉书·窦融列传》）。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各军阀利用鲜卑、乌桓、羌族“以胡治胡”和打击敌人更是常态。如军阀韩遂就利用羌族武装进攻州郡，而当时防守韩遂的将领曾建议利用乌桓和鲜卑的力量进行对抗。 郡国军虽然废除，维持各地的治安仍需武力，所以州牧太守一定都要招募士兵。但这是地方官的私军，不属于国家，也不为国家所用。在东汉，各州郡都有独霸一方的豪强地主，这些豪强在他们的庄园中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地主的田庄相对独立，因此往往成为内聚力很强的社会群体，他们拥有的武装实力足可以与政府军对抗。东汉末年，有的豪族武装甚至拒绝地方官入境。 中央军消灭，宦官外戚交互捣乱，天下骚动，拥有私军的地方官尾大不掉，因而形成割据的局面。黄巾军起义后，很多军阀都是依靠地主豪强的武装而割据城池，或者由一个比较有威望的大豪强聚集其他拥有宾客部曲的豪强形成自己的势力。 三、政治制度之破裂——财政与一般政治之紊乱 天下骚动的时代，财政一定混乱不堪，吏治也必因而破坏，甚至由正路做官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天下大旱，财政危机开始显现。汉桓帝时期，蝗灾和洪水又席卷大半州郡，同时不断兴起的各族人民反抗起义又耗费了朝廷大量的财力。在东汉王朝这种风雨飘摇的情况下，统治者想的不是稳定局面，而是继续他们的腐朽生活和黑暗统治。汉灵帝后宫彩女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千金。为了满足宫廷需要，灵帝公开卖官鬻爵，设专门机构——西邸，以按所售官职的级别收费。公卿这样的高位也是可以卖的，如公一千万钱，卿五百万钱。汉灵帝甚至还向周围的人抱怨当初有些官职要价过低。在这种情况下，东汉的吏治腐败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捞回自己买官时的花费，官员贪赃已是常事，地方官除了苛捐杂税外，更为了报功而虚报赋税和人口，多出的这些税，自然要由百姓来负担。汉安帝时期在这种种积因的推动之下，皇帝即或英明，也不见得能挽回颓局。当时偏逢一些低能的皇帝，天下大势于是一去不可收拾。 四、天灾人祸与人口之减少 除人为的各种祸难之外，此时天灾也似乎特别流行。举一年为例，天灾人祸的纷至沓来已很可惊，仅安帝一朝十九年中，水灾即达十一次，旱灾七次，蝗灾七次，受灾范围遍及中华大地。当时，“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后汉书·陈忠传》），盗贼遍地，天下成了盗匪的世界。纲纪败坏，国家即或要尽一点救济贫弱的责任，也十分困难。 永初二年（108年），“剧贼”毕豪率部入平原界，于厌次河战败平原县兵，捉县令刘雄，为东郡太守镇压。永初三年（109年）七月，“海贼”张伯路自称将军，率义军三千余人活动于山东沿海九郡之地，杀两千石令长。次年，张伯路与渤海平原诸地义军刘文河、周文光部会合，攻厌次，杀长吏，转入高唐。御史中丞王宗持节调发幽、蓟诸郡兵数万人，与青州刺史法雄共同镇压义军。建康元年（144年）十一月，徐凤、马勉在九江起义，称“无上将军”，攻烧城邑。次年正月，杀曲阳、东城长。三月，马勉在九江以黄色为服色，称“黄帝”，“建年号，置百官”。历阳义军华孟自称“黑帝”，攻九江，杀郡守杨岑，遭到九江都尉滕抚的镇压。 关于当时的人口，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但经过长期浩劫之后，所谓“百里无人烟”已成为很平常的现象。 五、乱亡经过——羌乱 庞大的帝国，乱亡的因缘虽都成熟，必须经过多次重大的打击才能完全崩溃。第一个打击就是西羌的变乱。周边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对东汉帝国统治打击最大的是西羌起义。羌本是弱小的民族，在西汉时并不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兴以后，政治渐趋破裂，社会日愈散漫，兵制等于消灭，所以连对付弱小的羌也毫无办法。 “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后汉书·西羌传》），官吏强征兵徭，更为暴虐。永初元年（107年）夏，骑都尉王弘强征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数百千骑出征西域，群羌害怕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各郡发兵堵击，并捣毁沿途羌人庐落，激起羌人相聚反抗。由于武器缺乏，这些羌人拿起竹竿木棍、门板、铜镜等作为武器，屡败官军。武都、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羌人都起而响应，“众遂大盛”。他们“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后汉书·西羌传》），多次击败进剿的官军。长期的羌乱把当时（也可说把后世历代）中国的弱点暴露无遗。 六、乱亡经过——党锢黄巾与十常侍 羌乱未平，党祸又起。经过武帝以下的提倡，经过中兴之后的“表彰气节”，儒教可说完全成熟，儒士成为一个特殊的团体，团体中的舆论称为“清议”，势力甚大。汉末百年间外戚宦官交互弄权，外戚既为士人出身，很自然地就联络清议以排斥宦官，因而引起党锢之祸。 太学生和反宦官的官吏以帝国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他们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攻击宦官的手段是向皇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腐朽与罪恶。太学生的议政活动和正直官吏剪除宦官的斗争此呼彼应，使作恶多端的宦官集团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后快。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和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宦官集团唆使皇帝掀起两次“党锢之祸”，疯狂地迫害反对宦官的官员，这些被告皆“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统治阶级大肆株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后汉书·党锢传》）。当权的宦官集团对于这种疯狂的迫害还不准申诉辩理。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后汉书·灵帝纪》）。“党祸”株连之广，简直前无古人！ 政治日非，民不聊生，黄巾之乱又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秘密结社以宗教名义为号召的民众暴动，从此之后就成为定例。散漫的人心似乎只有对于宗教式的秘密团体还能衷心拥护。这种团体大概平时潜伏，可惜无从研究；到政治腐败民不堪命时，往往是由这种秘密会社首先起事。 黄巾起义的主导力量是太平道。巨鹿（今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人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三人通过治病救人等手段传布太平道，其信徒高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大州，几乎占了当时全国的四分之三。许多人为了投奔张角，不惜变卖家产，千里迢迢，争先恐后，沿途挤得水泄不通，据说半途被踩死者就有万多人。张角积极部署大起义的准备，后因机谋泄露，不得不提前起义。黄巾起义声势浩大，朝廷军队一度无可抵御，只得放开权柄，命令地方州牧自行筹备军队镇压黄巾军，地方豪强也以镇压黄巾为借口扩充力量，在各地军队的血腥镇压下，同时也因为黄巾军的战略失误，在几个月之后，起义最终失败。 黄巾军方平，十常侍之乱又起。这是百年来外戚宦官的末次争斗，也是宦官祸国的最烈一幕。汉灵帝时的宦官集团，人称“十常侍”，其首领是张让和赵忠。他们玩小皇帝于股掌之上，以致灵帝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大将军何进是皇后之兄，灵帝驾崩后，“十常侍”之一的蹇硕预谋诛杀何进而立皇子刘协，未果，反被何进所诛。不过何进过于轻敌，低估了宦官集团的力量。由于准备不足，事泄后被张让等先下手为强，遭杀身之祸。何进死后，京师大乱，袁绍立刻率兵攻进皇宫诛杀宦官，在杀宦官的过程中，以至于没有胡子的人也被误认为是宦官而遭诛杀。宦官被杀戮殆尽后，董卓又借口平乱而进驻京师，后恃强控制朝政，杀何太后及其母舞阳君，何氏家族灭亡，东汉最后一个外戚专权势力被铲除。乱平之后，宦官外戚一并败亡，汉室也只遗空名。 七、乱亡经过——董卓与李郭之乱 外戚宦官两败之后，汉室也就名存实亡。一百年来这两种人固然祸国，但从另一方面也可说汉室曾由他们维持。外戚宦官就是国家，他们一旦被消灭，国家也就失了依据，地方握有重兵而能控制皇帝为傀儡的人现在就是实际的统治者。最早利用这种机会的人就是董卓与他的部下李傕、郭汜。 董卓入京后，废黜刘辩，另立灵帝九岁的庶子刘协为帝（汉献帝），而独揽朝政大权。董卓擅兴废立和专制朝政，激起关东地方势力的强烈不满。关东的州郡牧守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讨伐董卓的联军。董卓为避关东兵锋，乃迁都长安。他纵兵掠抢，焚毁洛阳及周围二百里的宫室、民居，驱逼洛阳百姓数百万口西去。董卓一走，关东联军则作鸟兽散。初平三年（192年）长安发生政变，董卓被部下吕布杀死，后来他的部将李傕攻入长安，掌握朝政，又引起郭汜不满而相互攻杀。东汉朝廷名存实亡，皇帝和公卿如丧家之犬，在流亡中辗转返回洛阳。各地拥有私军的州牧太守至此也不再客气，各占地盘。至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辗转返回洛阳时，割据局面已经形成：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公孙瓒占据幽州；陶谦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江东；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度占据辽东；而刘备立足未稳，依附于各割据势力之间。长期的割据大乱由此开始。社会又渐渐返回到野蛮时代，人命成了一种最不值钱的物件。 八、乱亡经过——曹操与三国 自董卓以下，中央成为大军阀的傀儡，地方则由大小的军阀割据。董卓没有远大的计划，失败之后，曹操取代他的地位。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少机警，有权术，20岁时举孝廉为郎。灵帝中平五年（188年）组建西园新军，他任典军校尉。董卓专权后，曹操到陈留聚兵五千人，参加讨董联军。初平三年（192年），青州黄巾军攻杀兖州刺史，曹操入据兖州，击败黄巾军，收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他改编其中精锐者，号称“青州兵”，从此势力大振。后曹操迎汉献帝入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当曹操大体上平定黄河以南时，袁绍也平定了黄河以北。建安五年（200年），双方决战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境内）。曹军在官渡以少胜多，歼灭袁军主力，取得了统一北方的决定性胜利。官渡战后，袁绍病死，其子袁谭、袁尚自相攻击，曹操乘机挥师北上，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此后，曹操集团成了当时势力最大、军事实力最强，同时拥有着很大政治号召力的割据势力。 割据的局面渐渐分明，形成鼎足之势，赤壁之战可说是决定三国局势的战争。曹操平定北方后，欲借胜利之余威扫荡南方，攻灭荆州、江东以统一天下。不过志得意满的曹操由于轻敌和出兵过于迅速而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复杂因素，终于被一心抗曹的孙权和刘备在赤壁击败。曹操退回北方后，刘备以荆州地区为根据地，又占领了益州、汉中等地，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三国鼎立局面实际形成。后来曹丕篡汉，吴、蜀称尊，不过是正式宣布一件既成事实。 此后五六十年间，天下处在不断的战乱中。在这种混战中，挟持天子的曹氏实力最为雄厚，所以最后仍是魏与它的继承者晋占了胜利。长期大乱之后，社会生活又返回到原始的状态，交易方面甚至又退化到以货易货的地步。 九、乱亡经过——西晋与中原之沦丧 经过汉末的大乱与三国的扰攘之后，天下一并于晋，大局似乎又安定下来。但这只是片时的安定，不过是大崩溃前的回光返照。自殷商以下两千年来建功立业的华夏民族至此已颓废堕落到可惊的程度，无人再能真正振作，大家好似不约而同地走向自杀之路。政治腐败，目的不在治民而在吃民，贿赂公行，钱能通神。 晋武帝是开国之君，却是平庸之主，无经国远图，宽纵大臣，信用佞臣。朝中权贵结党营私，政出多门。他贪婪成性，公然卖官鬻爵，以为私财。自灭吴之后，更加志得意满，以为江山一统，天下太平，“骄泰之心，因斯而起”（《晋书·世祖武帝》）。他的后宫原有宫女五千，又选取吴宫女五千，终日耽于嬉戏。君主如此，臣僚更甚。西晋权贵大多是曹魏权贵的子孙，生于富贵，安于逸乐，以奢靡相高，纵情于声色。为维持奢侈的生活方式，他们千方百计地聚敛财富，广占园田土地，收受贿赂。如鬲令袁毅行贿遍朝中，以求升迁。当时求官买职成风，王沈在《释时论》中说，“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晋书·文苑·王沈传》）。连荆州都督杜预也不得不给朝中权贵送礼以求平安。更有甚者，石崇在荆州任上竟然派人抢劫过往的使者、客商。对此，时人鲁褒讽刺说，“凡今之人，唯钱而已”（《晋书·隐逸·鲁褒传》）。西晋统治集团腐败到这个地步，它的灭亡已经不远。 大乱之后政治破裂，豪右遂得操纵地方。这最少是晋又行“封建”制的一个原因。但封建并不足以挽回颓局，反而促进崩乱的来临。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皇权捍卫统一。但都督坐镇一方，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可以成为维护皇权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地方割据的势力。晋因惩魏氏孤立之弊而建立的宗室诸侯王的特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宗室诸侯王恰好成为分割皇权的势力。 社会的萎靡与政治的腐败同时并进。有能力的人都采取及时行乐主义而癫狂般地享用。内部腐化破裂到不可收拾的时候，杂居中国边地甚至内地的夷狄就乘机喧宾夺主，人民的颠沛流离达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汉末以下的扰乱至此可说收到了最后的恶果。永兴元年（304年），匈奴族首领刘渊在离石（今属山西）起兵反晋，自称匈奴大单于，后建国号汉，改称汉王。刘渊子刘聪继立，派兵消灭西晋。其后，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各族纷纷在北方建立政权，各政权之间此起彼伏、互相攻杀，昔日中原胜地沦为炼狱，百姓或被杀，或携家带口流离失所，在流亡的道路上，尸骨成堆、哀号满路。这就是所谓的“五胡乱华”①和“永嘉之乱”。 最可怜的就是少数的明眼人，在晋武帝的盛期他们已知自己是处在衰乱的末世，但他们的大声疾呼并没有发生效力。一般的人似乎都抱着一种“日暮途远倒行逆施”的宗旨度日；人心既死，一切在理论上可行的办法都无济于事。 [book_title]第二十五章：末世之宗教与人生观 一、儒教之凝结与衰颓 儒教到东汉晚期已发展到尽头，内部开始凝结。六经刻石，经文由此固定。马融、郑玄注经，兼采今古文，由此宗教派别式的经传学说也趋于固定。东汉“表彰气节”，太学大盛，儒生也居然结合成了一种势力遍天下的团体，但党锢之祸由此发生，儒生大受摧残。汉末大乱，经典焚毁殆尽。人书两丧，儒教由此消沉。 随着经学走到穷途末路，一些士大夫开始转而从道、名、法诸家学说中去发掘有用的思想资料，思想界非常活跃，动摇了儒家独尊的地位。到三国时，国家甚至公然提倡一种非伦理的人才主义，这与儒教的精神完全相反。 在西晋的粉饰太平之下，儒教又暂时受了口头的尊仰；但风靡一世的颓废主义使枯燥乏趣的儒教无法继续维持，于是主张“以无为本”的玄学开始兴起。玄学发展到西晋，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谈资。许多士族中人其实不懂玄学为何物，不过手执麈尾，口中雌黄，附庸风雅而已。 傅玄是最后诚心提倡儒教的人。此后五百年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人才都在儒教范围之外。大多数所谓文人学士的心灵完全枯竭，几个世纪间只作出些无病呻吟的造句文字。 二、清谈与隐逸 参透宇宙人生一切因而产生的悲观主义于战国时代已经萌芽；到王充而大盛，不过仍含有一点悲壮慷慨的成分；到魏晋以下就笼罩了精神界，并且全成了放荡颓废的消极主义。这是一个文化由成熟以至衰老所必经的过程。过度庄重的儒教式微，极端任性的清谈大盛。一般文人以老、庄为借口而尽量发挥道家思想中的颓废倾向。庄子的书尤为时髦，甚至有人窃取别人的庄子疏注以出风头。同时这些人在著作与行为方面也极力地宣扬实行他们的主义。 这些人“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晋书·王戎传·从弟衍附传》）。其卑下者，更以无耻为放达，以肉麻为有趣，乃至脱衣服，露丑恶，偷酒喝，挑逗女人，行同禽兽。无怪乎在西晋灭亡后，人们谴责玄学清谈误国！ 但有少数的人，虽不能脱离时代精神的影响，却也不甘于自暴自弃，陶渊明就是一个这样自爱的人，言行一致地服膺一种超脱人世的隐逸主义。陶渊明一反玄言诗风，经常以田园生活为题材，风格清新平淡，语言质朴自然。东晋时代那些表述老庄哲理的玄言诗，虽然已几乎失去了文学趣味，也已不成其为诗了，然而，东晋的玄言诗中却酝酿着一种新的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山水诗的萌芽。陶渊明的田园诗，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有在陶渊明的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 陶渊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真”与“自然”。这两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魏晋风流名士们所汲汲追求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做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康没做到，阮籍没做到，此后会稽名士、中朝名士都没有做到。也许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又或者他们对“真”与“自然”的理解不同。他们走向的只是反面，即“佯”与“狂”。陶渊明不像他们那样放诞和极端，他虽有孤傲的性情，但更多一分理性的节制。钟惺、谭元春则说陶渊明“竟是一小心翼翼、温慎忧勤之人。东晋放达，少此一段原委。公实补之”。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便可以回答另一个问题，即《世说新语》何以不收陶渊明？原因就在于陶渊明的表现与魏晋风流是有所背离的。可以说，陶渊明之所以伟大，并不在当时，而在于后人对他的发现与解读。 三、道教 在几百年来神秘空气的熏陶之下，道家所宗的老子到汉末也成了神。同时在民间，于儒士团结最盛时，神仙黄老派也组成秘密团体，如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被禁止。张鲁投降曹操，五斗米道继续流传，因而奠定了后世道教会的基础。修仙、炼丹、治鬼、符箓等的道教信仰与法术也渐渐都发展成熟。两晋之际，葛洪对道教实行改造，提出以道为本，以儒为末，道儒结合；宣扬服食炼丹、延年益寿之术，迎合大族官僚的需要。从此，道教完全变成统治阶级的宗教，皇室、门阀士族中出现了许多道教信徒。 四、佛教之输入 在文人消极颓废与民众迷信法术的环境之下，最利于神秘宗教的产生或输入。儒学的式微和玄学的兴起，使佛教乘虚而入，借助玄学去推行佛法；而玄学家也对佛教的“空”“无”哲学发生兴趣，从中吸取营养。佛教关于“来世”的许诺，更容易使在长期动乱中饱受苦难折磨的人们产生出幻觉而皈依到佛门之下。自东晋十六国以后历代君主的提倡，则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发展。 佛教何时输入虽不可知，但最晚到东汉初期已有人信仰，到汉末无论宫中与民间都很欢迎这个新的宗教。但起初的信徒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浮屠也不过是一种新的神祀而已，直到三国时代仍有此种情形。当初国家不准汉人出家，到五胡乱华时人民才有为僧尼的完全自由；风气所趋，许多动机不纯的人也都出家。“看破红尘”的现象日渐加盛，摒弃财色隐遁修行的神秘过程中的种种特殊心理表现也发生于向来实事求是的汉族中。在四民之外，无形中产生一个打破家族的出家阶级，相率以“释”字为标志，甚至有超脱国家管束的趋向。 面对佛教兴起带来的统治危机，许多统治者对佛教利用的同时，也不时地对发展过盛的佛教进行抑制。北魏太武帝镇压盖吴起义时，发现长安佛寺中私藏武器，遂禁断佛教，坑杀僧人。北周武帝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也采取灭佛措施，勒令僧尼还俗。 而此时佛教的内容也渐渐充实，不只是作为一种神祀。有人往西域留学求经，认真研究。到东晋时代，译经日多，以至需要整理篇目。翻译之外，汉人也从事著作，最早的一种重要作品就是无名氏模仿道家圣经的《老子》所撰的《四十二章经》。这可说是一本佛法入门的宣传品。 [book_title]第二十六章：五胡乱华 （317—383） 一、背景 土著开化的富裕地带对于游牧民族有不可抵御的诱惑。除非土著人民有能力把他们完全歼灭或驱逐到绝远的地方，这些逐水草而居的人终究要冲破文明区域的壁垒。中国北边及西北的民族，只有北匈奴曾被驱逐远窜，但一大半是靠南匈奴与西北羌胡的助力。至于任何异族的完全歼灭，在漫无涯际的沙漠旷野中全谈不到。中国因此感到只有容他们进到边地居住，给他们一种享受文明社会生活的机会，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减少他们不断扰边的麻烦。同时中国自己也相信夷狄移近内地易于监视控制，所以两汉魏晋数百年来就一贯地实行这种双方尚可满意的政策。这是中国对于外族不能捕灭、不能逐远，最多只能战胜，而往往被战败的局面之下不可避免的政策。 但中国既把夷狄迁近内地，却无通盘的计划，一任地方官摆布。地方官对他们不知牢笼，往往欺压掳掠，不只时常引起叛乱，并且使他们对中国发生恶感，时刻怨恨，因而阻止了他们华化的趋向。数十年以至数百年与中国人杂处而不同化，这是后代所绝无的例子。夷狄中最著名的例子恐怕就是石勒。 石勒是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人，其祖父和父亲当过部落小帅，但社会地位并不高。石勒从小在家务农，因家境贫寒，没有机会读书，目不识丁，14岁便出外谋生，曾随同族人在洛阳当小商贩，后来又当过雇工。石勒在当小贩时异常贫苦，甚至为争一块麻地与邻居李阳数次殴斗。其后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令将军郭阳、张隆等虏捉诸胡，两人共锁于一枷，驱向山东（太行山以东一带）出卖。二十多岁的石勒，也在被掠卖者之中。到山东后，石勒被卖与茌平（山东茌平县）人师懽家为奴。石勒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不断被汉人豪强驱赶、贩卖中度过的。 除以上种种因缘之外，东汉建都洛阳的失策也与五胡乱华有关系。若都长安，西北或者不致大半成为羌胡的居地；由长安方面看，并州，最少并州南部是后方内地，或者也不致由匈奴任意蔓延占据。所以建都洛阳无论本意如何，结果等于向夷狄表示退缩，把西北与正北的国防要地拱手让人。明朝永乐皇帝为防备蒙古南侵，将国都迁到离蒙古人比较近的北京，就是出于此种考虑。建都长安不见得能永久防止胡人内侵，但建都洛阳的确给外族一个内侵的莫大便利。刘渊起事是中原正式沦丧的开始，但实际上中原的一部分，并且是国防上最重要的部分，早已成了胡人的势力。 上列种种原因虽很重要，但可说都是可轻可重的外因。根本讲来，五胡乱华还是由于政治瓦解、民气消沉的严重内因。 二、中原沦丧 由刘渊起事到元魏统一中原，中国经过一百三十六年的大乱，就是所谓五胡十六国的时代，最早发动的就是自汉宣帝以下蔓延内地的并州匈奴。所谓大晋一统的虚伪局面被立刻揭开，真正抵抗的能力全告缺乏。 怀帝永嘉三年（309年），刘渊派儿子刘聪两次进攻洛阳。永嘉四年（310年），刘渊死，刘聪继位。这时洛阳周围地区或遭破坏，或为刘聪、石勒占领，洛阳饥困日甚。掌权的东海王越，眼看洛阳难守，遂以出讨石勒为名，率领仅有的一些军队和满朝文武公卿离开洛阳，东屯项。永嘉五年（311年）三月，司马越病死。石勒率骑追司马越军，在苦县宁平城（今安徽鹿南郸城东）大败晋兵，“从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刘聪攻陷洛阳，晋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怀帝被掳到平阳。 但这些外族大半都受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占领中原之后就极力汉化，甚至忌讳“胡”字。后赵王朝的建立者石勒，本是入塞的羯族人。他在襄国（今河北邢台）登基做皇帝后，对自己国家的人称呼羯族人为胡人大为恼火。石勒制定了一条法令：无论说话写文章，一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问斩不赦。可见此前中国对他们的虐待是防止他们汉化的最大原因。但“非我族类”，种族间的冲突难免。 公元349年，羯赵皇帝石虎死后，其子十余人互相残杀。公元350年正月，冉闵杀死羯赵皇帝石鉴，同时杀死石虎的三十八个孙子，尽灭石氏。其后冉闵即皇帝位，年号永兴，国号魏，史称冉魏。冉闵建魏后，便颁下《杀胡令》：“凡内外六夷胡人，敢持兵仗者斩，汉人斩一胡人首级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东门。”冉闵亲自带兵击杀邺城周围的胡人，三日内斩首二十余万，尸横遍野，同时冉闵还扬言要六胡退出中原，“各还本土”，否则就将其统统杀绝。 三、汉族南迁 五胡乱华时的丧乱情形恐怕是此前内乱时所未有。许多地方的人（除一部分绝对运命论的信徒）都觉得不能再继续支持，只有另寻乐土。巧逢晋室有人见到这一层，在江东已立了新的根据地，于是中原的人士就大批地渡江避乱。 当时，琅琊王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驻建邺（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称建康，今江苏南京）。因为江南比较稳定，当权的官僚们极力设法把自己的子弟、亲属安插到江南任地方官吏，以为将来自保之地。如宰相王衍就任命其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扬州刺史。在永嘉南渡时，北方的许多士族、大地主携眷南逃，随同南逃的还有他们的宗族、部曲、宾客等，同乡同里的人也往往随着大户南逃。随从一户大地主南逃的往往有千余家，人口达到数万之多。有的逃到广陵（今江苏扬州），有的逃到京口（今镇江）以南。（《晋书·王导传》曰：“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当时流亡的情景，我们只能想象，不能详知。但由丧礼的成为问题就可知骨肉离散是如何的普遍。 方才过江的时候，一般的人还以为这不过是暂时的避难，并不是长久的迁移，但不久都渐渐觉得中原的故乡永无归还的希望。敌国外患似乎不是兴国的绝对良药，南渡之后政治的腐败、人心的麻木仍与先前一样。东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一君一相，耽于享受，官以贿迁。道子又好做长夜之宴，政事多阙。腐败的政治，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当时有人就曾上疏，指出：“时谷贱人饥，流殣不绝，由百姓单贫，役调深刻。”（《晋书·简文三子·会稽王道子传》） 四、南北分局 汉人渡江是出于不得已，野心较大的人总希望不久能恢复中原。东晋初年，在门阀士族忙于建立江南小朝廷的时候，著名将领祖逖毅然率军北伐。他率领旧部数百人过江。他中流击楫而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其辞色壮烈，众皆慨叹。 同时统治集团内的人实际上没有真正收复失地的能力，即或收复也没有继续保持的把握，并且一般的人也没有再回中原的意志。正当祖逖抓紧练兵，准备进军河北时，朝廷反而派戴渊为都督指挥祖逖，并扼制祖逖后路。祖逖眼见北伐功亏一篑，忧愤成疾，病死军中。 同时北方外族中的野心家却希望能克服长江的天险而吞并整个中国，但这也是时势所不许。从太元三年（378年）起，前秦开始发动对东晋的进攻，占领了梁、益二州。尽管当时前秦国内民族矛盾仍然很严重，但苻坚企图一举统一全国。苻坚自认为兵强马壮，企图“投鞭断流”。不过，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前秦内部尖锐的民族矛盾和东晋的军事实力，结果在淝水之战后换得个“风声鹤唳”的下场。苻坚退回北方后，北方重新分裂。 自此，南北分立的局面渐渐确定，在很长时段内无从打破。 江南虽未受胡蹄践踏，但两千年来以中原为政治文化重心的古典中国至此已成过去。然而在此后二百年间的南北分裂中，却孕育着一个新的中国。 [book_title]第二十七章：南北朝 （383—589） 一、南北互诋 南北并立的二百余年间，双方都以正统自居。北朝的根据是地理的线索，认为中原旧地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正统，所以就呼南朝为岛夷。南朝的根据是历史的与种族的线索，认为自己是纯粹的汉人与汉人的正统政府，所以就呼北朝为索虏。 二、南朝 南朝篡乱相继，二百年间政治始终未上轨道，政治社会一般的情形也非常混乱。东晋将领刘裕灭亡东晋建立刘宋，刘裕、刘义隆在位期间，刘宋尚有生气，不过刘宋末期，皇室兄弟间相互残杀，政治一度混乱。在此期间，南兖州刺史萧道成趁乱灭宋，建立齐。南齐的命运与刘宋相若，开国之主尚能控制局面，此后南齐皇室间的相互残杀更甚于宋末。永元三年（501年），宗室雍州刺史萧衍自襄阳起兵攻占建康，次年称帝，建立梁朝。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他统治的晚期迷信佛教，大兴寺庙，甚至以皇帝之身出家为僧，而让大臣们花巨资赎他还俗。糊涂的萧衍妄想北朝叛将侯景能够助他北伐中原，结果反被侯景乘机围困于台城被活活饿死。待到陈霸先建立陈朝，南朝与北朝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陈朝的疆域是南朝中最小的。 当时，只有商业似乎还有相当的发展。南方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非官方的草市的出现。当时，建康城除了城内官立的大市、北市、东市、宫市等以外，沿着秦淮河东北岸一线，又有备置官市征税的大市及十余所小市。这些小市也就是草市，是一种因商业发展而自然兴起的交易市场。随着商业的发展，长途贩运趋于活跃。江南江河纵横，水运也随之发达。 但南朝有它历史上的作为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