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西南联大古文课
[book_author]傅斯年
[book_date]不详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完结
[book_length]164255
[book_dec]本书主题是“古文课”。书中收录了傅斯年、朱自清、游国恩、萧涤非、浦江清等五位先生的文章。内容按时间顺序，将中国历史上璀璨的古文瑰宝进行梳理，从《尚书》等先秦经典到两汉民间乐府，从建安文学再到话本和小说的起源，逐一展现中国文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与变迁。本书秉持兼容并包的精神，通过对经典古文的讲解，来展现西南联大包容、高质量、重基础的通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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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第一章 傅斯年、游国恩、朱自清讲先秦古文
《大雅》
/傅斯年/
一、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自汉儒以来释“雅”一字之义者，很多异说，但都不能使人心上感觉到涣然冰释。章太炎先生作《〈大雅〉〈小雅〉说》，取《毛序》“雅者政也”之义，本《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以为雅字即是迹字，虽有若干言语学上的牵引，但究竟说不出断然的证据来。又章君说下篇引一说曰：
《诗谱》云：“迩及商王，不风不雅。”然则称雅者放自周。周秦同地，李斯曰：“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呼乌乌快耳者，真秦声也。”杨恽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说文》：“雅，楚乌也。”雅乌古同声，若雁与鴈，凫与鹜矣！大小雅者，其初秦声乌乌，虽文以节族，不变其名，作雅者非其本也。
此说恐是比较上最有意思的一说（此说出于何人，今未遑考得）。
《小雅·鼓钟》，“以雅以南”，这一篇诗应该是南国所歌，南是地名，或雅之一词也有地方性，或者雍州之声流入南国因而光大者称雅，南国之乐，普及民间者称南，也未可知。不过现在我们未找到确切不移的证据，且把雅字这个解释存以待考好了。（《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之雅字，作何解，亦未易晓。）
二、《大雅》的时代
《大雅》的时代有个强固的内证。吉甫是和仲山甫、申伯、甫侯同时的，这可以《崧高》《烝民》为证。《崧高》是吉甫作来美申伯的，其卒章曰：“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是吉甫作来美仲山甫的，其卒章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而仲山甫是何时人，则《烝民》中又得说清楚，“四牡彭彭，八鸾锵锵。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四牡骙骙，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史记·齐世家》：
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按，年应作岁，传说谓大公卒时百有余岁也），子丁公吕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按，哀公以前齐侯谥用殷制，则《檀弓》五世反葬于周之说，未可信也）。哀公时纪侯潛[1]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管[2]丘人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临菑。九年，献公卒，子武公寿立。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于彘[3]。十年王室乱，大臣行政，号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厉公无忌立。厉公暴虐，故胡公子复入齐，齐人欲立之，乃与攻杀厉公，胡公子亦战死。齐人乃立厉公子赤为君，是为文公，而诛杀厉公者七十人。
按，厉王立三十余年，然后出奔彘，次年为共和元年。献公九年，加武公九年为十八年，则献公元年乃在厉王之世，而胡公徙都薄姑，在夷王时，或厉王之初，未尝不合。周立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则仲山甫徂齐以城东方，当在此时，即为此事。至献公徙临菑，乃杀周所立之胡公，周未必更转为之城临菑。《毛传》以“城彼东方”为“去薄姑而迁于临菑”，实不如以为徙都薄姑。然此两事亦甚近，不在夷王时，即在厉王之初，此外齐无迁都事，即不能更以他事当仲山甫之城齐。这样看来，仲山甫为厉王时人，彰彰明显。《国语》记鲁武公以括与戏见宣王，王立戏，仲山甫谏。懿公戏之立，在宣王十三年，王立戏为鲁嗣必在其前，是仲山甫及宣王初年为老臣也。（仲山甫又谏宣王料民，今本《国语》未纪年。）仲山甫为何时人既明，与仲山甫同参朝列的吉父[4]申伯之时代亦明，而这一类当时称颂的诗，亦当在夷王厉王时矣。这一类诗全不是追记，就文义及作用上可以断言。《烝民》一诗是送仲山甫之齐行，故曰：“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这真是我们及见之最早赠答诗了。
吉甫和仲山甫同时，吉甫又和申伯同时，申伯又和甫侯一时并称，又和召虎同受王命（皆见《崧高》），则这一些诗上及厉，下及宣，这一些人大约都是共和行政之大臣。即穆公虎在彘之乱曾藏宣王于其宫，以其子代死，时代更显然了。所以《江汉》一篇，可在厉代，可当宣世，其中之王，可为厉王，可为宣王。厉王曾把楚之王号去了，则南征北伐，城齐城朔，薄伐狁，淮夷来辅，固无不可属之厉王，宣王反而是败绩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人。
大、小《雅》中那些耀武扬威的诗，有些可在宣时，有些定在厉时，有些或者是在夷王时的，既如此明显，何以《毛叙》一律加在宣王身上？曰这都由于太把《诗》之流传次序看重了；把前面伤时的归之厉王，后面伤时的归之幽王，中间一大段耀武扬威的归之宣王。不知厉王时王室虽乱周势不衰，今所见《诗》之次序，是绝不可全依的。即如《小雅·正月》中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十月》中言“周宗既灭”，此两诗在篇次中颇前，于是一部《小雅》，多半变作刺幽王的，把一切歌乐的诗、祝福之词，都当作了刺幽王的。照例古书每被人移前些，而大、小《雅》的一部被人移后了些，这都由于误以《诗》之次序为全合时代的次序。
三、《大雅》之终始
《大雅》始于《文王》，终于《瞻卬》《召旻》。《瞻卬》是言幽王之乱，《召旻》是言疆土日蹙而思召公开辟南服之盛，这两篇的时代是显然的。这一类的诗是不能追记的。至于《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公刘》若干篇，有些显然是追记的。有些虽不显然是追记，然和《周颂》中不用韵的一部之文辞比较一下，便知《大雅》中这些篇章必甚后于《周颂》中那些篇章。如《大武》《清庙》诸篇能上及成康，则《大雅》这些诗至早也要到西周中季。《大雅》中已称商为大商，且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全不是《周颂》中“遵养时晦”（即“兼弱取昧”[5]义）的话，乃和平地与诸夏共生趣了。又周母来自殷商，殷士裸祭于周，俱引以为荣，则与殷之敌意已全不见。至《荡》之一篇，实在说来鉴戒自己的，末一句已自说明了。
《大雅》不始于西周初年，却终于西周初亡之世，多数是西周下一半的篇章。《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话如把《国风》算进去是不合的；然若但就《大雅》《小雅》论，此正所谓王者之迹者，却实在不错。《大雅》结束在平王时，其中有平王的诗，而《春秋》始于鲁隐公元年，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四、《大雅》之类别
《大雅》本是做来作乐用的，则《大雅》各篇之类别，应以乐之类别而定，我们现在是不知道这些类别的了。若以文辞的性质去作乐章的类别，恐怕是不能通达的。但现在无可奈何，且就所说的物事之不同，分析《大雅》有几类，也许可借以醒眉目。
（一）述德
《文王》《大明》《绵》《思齐》《皇矣》《下武》《文王有声》《生民》《笃公刘》[6]九篇，皆述周之祖德。这不能是些很早的文章，章句整齐，文辞不艰，比起《周颂》来，顿觉时代的不同。又称道商国，全无敌意，且自引为商室之甥，以为荣幸，这必在平定中国既久，与诸夏完全同化之后。此类述祖德词中每含些儆戒的意思，如《文王》。又《皇矣上帝》[7]一篇，文王在那里见神见鬼，是“受命”一个思想之最充满述说者，俨然一篇自犹太《旧约》中出的文字。
（二）成礼
成礼之辞，《小雅》中最多，在《大雅》中有《棫朴》《旱麓》《灵台》《行苇》《既醉》《凫鹥》《假乐》《洞酌》《卷阿》九篇。
（三）儆戒
《民劳》《板》《荡》《抑》四篇。此类不必皆在周室既乱之后，《周诰》各篇固无一不是儆戒之辞。
（四）称伐
《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常武》五篇皆发扬蹈厉，述功称伐者，只《常武》一篇称周王，余皆诵周大臣者。
（五）丧乱之音
《桑柔》《云汉》《瞻卬》《召旻》四篇，皆丧乱之辞。其中《召旻》显是东迁以后语，日蹙国百里矣。《瞻卬》应是幽王时诗，故曰“哲妇倾城”，词中只言政乱，未及国亡。《桑柔》一篇，《左传》以为芮伯刺厉王者，当是刘歆所加。曰“靡国不泯”，曰“灭我立王”，皆幽王末平王初政象，厉王虽出奔，王室犹强；共和行政，不闻丧乱，犬戎灭周，然后可云靡国不泯耳。《云汉》一篇，恐亦是东迁后语，大兵之后，继以凶年，故曰：“天降丧乱，饥馑荐臻。”《小雅·十月之交》明言宗周已灭，其中又言“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故《云汉》或与《十月之交》为同时诗。
《小雅》
/傅斯年/
一、《小雅》《大雅》何以异
《小雅》《大雅》之不在一类，汉初诗学中甚显，故言四始不言三始，而《鹿鸣》《文王》分为《小雅》《大雅》之始。但春秋孔子时每统言曰《雅》，不分大小，如《诗·鼓钟》“以雅以南”，《论语》“雅颂各得其所”，都以雅为一个名词的。即如甚后出的《大戴礼记·投壶篇》所指可歌之雅，有在南中者，而大、小《雅》之分，寂然无闻。我们现在所见大、小《雅》之别，以《左传》襄二十九年吴季札观乐一节所指为最早，而《史记》引鲁诗四始之说，始陈其义。我们不知《左传》中这一节是《国语》中之旧材料或是后来改了的。我们亦不及知《雅》之分小大究始于何时，何缘而作此分别？大约《雅》可分为小大，或由于下列二事：（一）乐之不同；（二）用之不同。其实此两事正可为一事，乐之不同每缘所用之处不同，而所用之处既不同，则乐必不能尽同也，我们现在对于“诗三百”中乐之情状，所知无多，则此问题正不能解决，姑就文辞以作类别，当可见到《小雅》《大雅》虽有若干论及同类事者，而不同者亦多。《颂》《大雅》《小雅》《风》四者之间，界限并不严整，《大雅》一小部分似《颂》，《小雅》一小部分似《大雅》，《国风》一小部分似《小雅》。取其大体而论，则《风》《小雅》《大雅》《颂》各别；核其篇章而观，则《风》（特别是“二南”[8]）与《小雅》有出入，《小雅》与《大雅》有出入，《大雅》与《周颂》有出入，而“二南”与《大雅》或《小雅》与《周颂》，则全无出入矣。此正所谓“连环式的分配”，图之如下：
今试以所用之处为标，可得下列之图，但此意仅就大体，其详未必尽合也。
[2] 战国以前，士排在大夫之后，战国以前典籍中表示阶级序列用“大夫士”。——编者注
故略其不齐，综其大体，我们可说《风》为民间之乐章，《小雅》为周室大夫士阶级之乐章，《大雅》为朝廷之乐章，《颂》为宗庙之乐章。
二、《小雅》之词类
《小雅》各篇所叙何事，今以类相从，制为一表，上与《大雅》比，下与“二南”、《豳风》比，亦可证上文“连环式的分配”之一说。《国风》中只取“二南”及《豳》者，因《雅》是周室所出，“二南”亦周室所出，《豳》则“周之既东”，其他《国风》属于别个方土民俗，不能和《雅》配合在一域之内。
表中类别之词，恐有类似于《文选》之分诗赋者，此实无可如何事，欲见其用，遂不免于作这个模样的分别了。
续表1
续表2
续表3
三、“雅者政也”
《毛诗·卫序》云：“雅者政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这句话大意不差，然担当不住一一比按。《六月》《采芑》诸篇所论，何尝比《韩奕》《崧高》为小？《瞻卬》《召旻》又何尝比《正月》《十月》为大？不过就全体论，《大雅》所论者大，《小雅》所论者较小罢了。《雅》与《风》之绝不同处，即在《风》之为纯粹的抒情诗（这也是就大体论），《雅》乃是有作用的诗，所以就文辞的发扬论，《风》不如《雅》，就感觉的委曲亲切论，《雅》亦有时不如《风》。
四、《雅》之文体
《雅》之体裁，对于《国风》甚不同处有三：第一，篇幅较长；第二，章句整齐；第三，铺张甚丰。这正是由于《风》是自由发展的歌谣，《雅》是有意制作的诗体。故《雅》中诗境或不如《风》多，《风》中文辞或不如《雅》之修饰。恐这个关系颇有类于《九章》《九辩》与《汉赋》之相对待处。以体裁之发展而论定时代，或者我们要觉得《国风》之大部应在《雅》之大部之先，而事实恰相反。这因为《国风》中各章成词虽后，而其体则流传已久；《雅》中各章出年虽早，而实是当年一时间之发展而已。楚国诗体已进化至屈宋丰长之赋，而《垓下》《大风》犹是不整之散章，与《风》《雅》之关系同一道理。
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
/游国恩/
一、屈赋的特征
一九四三年，我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论楚辞中的女性问题》。后来这篇讲稿被附录于一九四六年出版的《屈原》之后，改题为《楚辞女性中心说》。大意是从屈赋用“比兴”的作风[9]上说明屈原自比为女子，以发明屈赋在文艺上一种独特的风格及其影响，然而这只是从文字上证明或解释屈原每每以女性自比的一个观点立说，并未涉及屈原全部文艺作风的根本问题。即是说：屈赋何以会有这一种作风呢？而且它所用的“比兴”材料除了以女性为中心外，仍极广泛；从文学技巧上说，这作风的根本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进一步的推论便是今天此文的目的。
屈原辞赋多用“比兴”，这一现象前人早已指出。例如王逸说：
《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离骚序》）
刘勰也承袭着说：
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文心雕龙·辩骚》）
又说：
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文心雕龙·比兴》）
他们这些话虽未免挂一漏万，也不甚正确；但所谓“引类譬喻”，所谓“讽兼比兴”的原则却是无可怀疑的。
倘若需要一一指出屈赋中关于“比兴”的文辞，恐怕“遽数之，不能终其物”了。然而为加强我的论据起见，得先把显而易见的例子概括地介绍一下。
（一）以栽培香草比延揽人才的有如：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离骚》）
（二）以众芳芜秽比好人变坏的有如：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乎[10]佩帏……览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离骚》）
（三）以善鸟恶禽比忠奸异类的有如：
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离骚》）
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涉江》）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抽思》）
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怀沙》）
（四）以舟车驾驶比用贤为治的有如：
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以上《离骚》）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氾附[11]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惜往日》）
（五）以车马迷途比惆怅失志的有如：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昔《楚辞概论》中论《离骚》写作时代，以“相道不察”“延伫将反”数语为《离骚》放逐的证者未审。盖此乃用比语为设想，非正言也。）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离骚》）
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车既覆而马颠兮，蹇独怀此异路！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迁逡次而勿驱兮，聊假日以须时。（《思美人》）
（六）以规矩绳墨比公私法度的有如：
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不量凿而正柄[12]兮，固前修以菹醢。
勉陛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以上《离骚》）
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
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以上《怀沙》）
（七）以饮食芳洁比人格高尚的有如：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
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粻。（以上《离骚》）
梼木兰以矫蕙兮，糳[13]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惜诵》）
登昆仑兮食玉英。（《涉江》）
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悲回风》）
（八）以服饰精美比品德坚贞的有如：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掔[14]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
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以上《离骚》）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狭[15]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涉江》）（九）以撷采芳物比及时自修的有如：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离骚》）
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思美人》）
（十）以女子身份比君臣关系的有如：
众女嫉余之娥[16]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
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哀郢》）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统世而自贶。
惟佳人之独怀兮，折若椒以自处。（以上《悲回风》）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乎[17]美人。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抽思》）
思美人兮，擥涕而伫眙。媒绝路阻兮，言不可结而诒。（《思美人》）
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惜往日》）
此外还有通篇以物比人的如《橘颂》；通篇以游仙比遁世的如《远游》；以古事比现实的，如《离骚》中对重华的“陈词”，灵氛劝告的“吉故”，及《涉江》的“接舆髡首”，《惜往日》的“百里为虏”等段都是。其中又有比中的比，如《离骚》既以托媒求女比求通君侧的人，却更以“鸩”和“鸠”来比媒人的不可靠；《思美人》既以媒理比说项介绍的人，而又以“薜荔”“芙蓉”比媒人的不易得。因为他既怕举趾缘木，又怕褰裳濡足，所以下文说：“登高吾不说，入下吾不能。”若此之类，都是比中有比，意外生意，在表现技巧上可谓极尽巧妙的能事。至于屈赋各篇中尚有虽非正式用“比兴”，而其词句之间有意无意，仍隐含“比兴”意味者尤不可胜举。（如《惜诵》：“欲高飞而远集兮，君罔谓汝何之；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一则以鸟为喻，一则以驾为喻。）由此看来，屈原的辞赋差不多全是用“比兴”法来写的了，其间很少有用“赋”体坦白地、正面地来说的了。所以说他“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后来许多作家，从宋玉到两汉，甚至于更后，都一直承袭着这种作风，而成为辞赋中甚至于我国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的风格。
二、屈赋比兴作风的来源
现在我要问：屈赋这种比兴的特殊风格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的答案是：它一面与古诗有关，一面又与春秋战国时的“隐语”有关。归根究底，都是从人民口头创作出来的，并反映出人民在统治者压力下的反抗。但两者相较，《楚辞》与后者关系或更密切些。
《诗》有“六义”，第一是“风”，第二是“赋”。“风”是什么呢？《毛诗序》说：
“风”，风（讽）也。
又说：
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可见“风”就是讽刺，就是“谲谏”。这儿，当然需要说话的艺术了。为了要达到说话的目的，尽管不妨运用语言的技巧，所以李善注说：
“风刺”，谓譬喻，不斥言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
这是够说明一部分“风”诗的基本精神了。至于辞赋的目的也是讽喻。《楚辞》如此，汉赋也是如此。这一点汉朝人是深切了解的。《史记·屈原传》说：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从容[18]辞令而不直谏，岂不明明是讽谏的态度吗？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说：
其文约，其辞微……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
文约辞微，称小指大，类迩义远，不是风诗主文谲谏[19]的作风吗？《汉书·司马相如传》赞：
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归，引之于节俭，比与《诗》之风谏何异？[20]
又《扬雄传》：
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
又谓：
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
又《汉书·艺文志》：
大儒荀卿[21]，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喻）。又班固《两都赋·序》：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
所以从文学的性质和技巧上说，辞赋与诗歌根本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王逸谓屈原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所以班固谓屈赋有恻隐古诗之义而目之为“古诗之流”。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春秋时的赋诗与歌诗。《汉书·艺文志》：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接着他就说荀卿、屈原的赋都有古诗的意味。这段话不但最足以说明辞赋的起源，而且连带说明了辞赋本身的继承性。但我以为这里当特别注意的便是“微言相感”四个字。这就是说：在诸侯大夫交际的场合里，彼此需要互相表示意志的，都不肯直白地说出来，而必须赋一章或一篇古诗以为暗示。这便是“以微言相感”。这种戏剧意味，在今日或不免觉得可笑；但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反而觉得是雍容闲雅的事吧。不过古诗的意义随赋者的利用而不同，其中多半是断章取义的。而所赋或所歌的诗，其用意所在，又必须视双方私人或国家的关系、感情及国际地位种种不同，教对方去猜，去捉摸，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听者或受者若不能立刻发现其用意何在，那真会教人受窘而不能答赋的；或虽勉强应付，而不能与赋者的意思针锋相对，牛头不对马嘴，也是很丢人的事。后者的例子如襄公十六年《左传》所载晋侯盟齐高厚，因其歌诗不类。前者的例子则如昭公十二年《左传》一段记载：
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
原来《蓼萧》诗云“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是表示主人乐与华定燕语的意思。又云“既见君子，为龙为光”，是表示主人以得见客人为光荣的意思。又云“宜兄宜弟，令德寿凯”，是表示客人有令德，祝他既寿且乐的意思。又云“和鸾雍雍，万福攸同”，是表示愿与客人同享福禄的意思。这简直是一个谜，相当难猜。华定不能针对这些意思答谢，便引起了主人的大不满，而遭受到严重的批评。
还有主人赋诗不伦不类，客人不敢接受，因而也不答赋的，如文公四年卫宁武子聘鲁，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的事便是。可见春秋时诸侯大夫相交接，赋诗和答赋都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出谜的还比较容易些，猜谜的可十分困难了。因为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诗篇读得烂熟；第二，要相当了解它的意义；第三，要神经敏感，对方一说出来，马上就抓得住他的用意，而能迅速对付。例如僖公二十三年《左传》记秦穆公享公子重耳一事：
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小雅·六月》一篇是尹吉甫佐周宣王征伐的诗，秦伯引来比喻若将来公子返晋，必能匡扶王室。这个意义太隆重了，幸亏那位随从秘书，不然，或竟不免失礼了。
一部《左传》所载赋诗答诗的事不知多少，无非是借诗为喻，不能全切合事情，亦不能不切合事情，仿佛依稀地有点像，又有点不像，但彼此心里的中心意思都不曾说出来。所以春秋时诸侯卿大夫这种国际交接的仪式，若说他就等于今日猜谜的游戏，毫不为过。
春秋以来，楚人与诸侯各国交际频繁，自然会感到有学诗的必要；所以在《左传》中楚人引诗来谈话的，或赋诗见意的已是数见不鲜。对于那“主文而谲谏”的讽刺文学及其应用已经证明其肄习娴熟，运用自如了，国际上猜谜式的文学游戏也弄惯的了。然则屈原辞赋中的“从容辞令”“婉而多讽”的“比兴”作风是不难得到合理的解释的。
以上是说明《楚辞》的作风与古诗的关系，以下再推论它与“隐语”的关系。
“隐”或作“”，春秋时又名“廋辞”。《国语·晋语》五：“范文子暮退于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三焉。’”韦昭注：“廋，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文心雕龙·谐隐篇》云：“‘ ’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汉书·艺文志》有《隐书》十八篇。颜师古引刘向《别录》云：“《隐书》者，疑其言以相问，对者以虑思之，可以无不喻。”先秦的所谓“隐”，大概就是现今的“谜”，至少它是“谜”的前身。故刘彦和又说：“君子嘲隐，化为谜语。”春秋、战国时，这种隐戏颇为流行。齐、楚两国的人且有以“隐语”为讽谏的风气。我们试看那时候的“隐”。
（一）《韩非子·难三篇》
人有设桓公“隐”者，曰：“一难，二难，三难，何也？”桓公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对曰：“一难也，近优而远士；二难也，去其国而数之海；三难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择日而庙礼太子。
（二）《吕氏春秋·审应览·重言篇》
“荆庄王立，三年不听（政），而好“”。成公贾入谏。王曰：“不穀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隐’也。”王曰：“胡不设不穀矣？”对曰：“有鸟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三年不动，将以定其志也；其不飞，将以长其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则冲天；虽无鸣，鸣将惊人。”……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按《韩非子·喻老篇》，《史记·楚世家》，《新序·杂事》二并载其事，互有出入。而《史记·滑稽传》[22]又以为淳于髡说齐威王事。）
（三）《列女传·楚处庄侄传》
处庄侄言“隐”于襄王曰：“大鱼失水，有龙无尾。墙欲内崩，而王不视。”王曰：“不知也。”对曰：“大鱼失水者，离国五百里也；乐之于前，不思祸之起于后也。有龙无尾者，年既四十，无太子也；国无弼辅，必且殆也。墙欲内崩，而王不视者，祸乱且成，而王不改也。”
（四）《史记·田完世家》载淳于髡见驺忌子[23]
〔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驺忌子曰：“谨受令，请无离前。”[24]淳于髡曰：“狶[25]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而不能运方穿。”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胶昔干，所以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自附于万民。”淳于髡曰：“孤裘虽弊，不可补以黄狗之皮。”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择君子，毋杂小人其间。”淳于髡曰：“大车不较，不能载其常任；琴瑟不较，不能成其五音。”驺忌子曰：“谨受令，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说毕，趋出至门，而面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人必封不久矣。”（按“微言”即“隐语”。）
（五）《新序·杂事篇》二[26]
齐有妇人，丑极无双，号曰无盐女。……自诣宣王，愿一见。……于是宣王乃召见之，谓曰：“亦有奇能乎？”无盐女对曰：“无有，直慕大王之美义耳。”王曰：“虽然，何喜？”良久曰：“窃尝喜隐。”王曰：“隐，固寡人之所愿也。试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见。宣王大惊，立发《隐书》而读之。退而惟之，又不能得。明日，复更召而问之，又不以“隐”对。但扬目衔齿，举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
以上五条都是属于“隐”的故事。此外还有许多无其名而有其实者，若臧文仲母识文仲被拘（见《列女传·鲁臧孙母传》），齐人说靖郭君罢城薛（见《战国策·齐策》一），及淳于髡为齐威王请救于赵（见《史记·滑稽传》），等等，不胜枚举。我们试一分析“隐”的性质，不外：（1）用事物为比喻；（2）设者与射者的辞原则上须为韵语；（3）用以讽谏。上引五条除第一条和第四条的第一则外，其余都有比喻，唯第五条则全是“哑谜”，乃属罕见。又第二条的“设辞”无韵，而《韩非子·喻老篇》有之。《喻老篇》：“右司马御，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全用韵语，似较《吕览》《史记》《新序》诸书所记为得其实。至于以“隐”为讽谏的工具，先秦时有此风气。这作用与“三百篇”以诗为讽的意义也相同。刘彦和所谓“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文心雕龙·谐隐》），确有此等功效。到后来像东方朔之流只用它来开开玩笑，“谬辞诋戏，无益规补”，那就失掉用“隐”的本意了。〔《汉书·东方朔传》：“（郭）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朔应声辄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由此见来，“隐”的性质无论为体为用，其实都与辞赋相表里。所谓“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的讽谏方法与屈赋惯用“比兴”的作风初无分别。它们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讽刺文学。所以《汉志》列《隐书》于“杂赋”之末，不是为了这个缘故吗？（以上参看拙著《先秦文学》第十六章及《屈赋考源》“余论”）
所以我说屈赋这种作风，远溯一点，他的来源与古诗有关，与古者诸侯卿大夫相交接，聘问歌咏诗的“微言相感”有关。而关系更密切的莫过于春秋、战国时的“隐语”。因为从春秋到战国，设“隐”讽谏已经成为风气，尤其在齐、楚两国特别流行；所以屈原文艺的作风直接受其影响是不足怪的。
三、余论
我们试再进一步研究，不但《楚辞》与“隐”有关，而且发现战国时一般的赋乃至其他许多即物寓意、因事托讽的文章几乎无不带有“隐”的意味。例如荀卿的《赋篇》便是这样。试看他的《箴赋》云：
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离合，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始生巨，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覆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
《赋篇》中包括五赋，这是最末一首，作风完全相同。看它种种“疑其言以相问”的影射法，来描写关于“箴”的事情，显然是一种隐语了。它通篇除最末一句外，都暗射着针的，都是针的谜面；最后一句才说出答案来，那就是谜底；所以这篇小赋简直是一根针儿的谜语了。在《赋篇》中第三首《云赋》里有云：“君子设辞，请测意之。”设辞测意，这不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是猜谜吗？猜谜说是先秦的“射隐”，汉以后又变为“射覆”（见《汉书·东方朔传》）。荀卿的时代稍后于屈原，他的赋竟由《楚辞》的“比兴”作风完全变成隐语，这其间的关系可以思过半矣。又按《战国策·楚策》四载有荀子谢春申君一书，书后有赋云：
宝玉隋珠，不知佩兮；祎衣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之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荀子·赋篇》及《韩诗外传》四略异）
这不消说仍是屈赋用“比兴”的作风了。但我们应该注意：荀卿曾经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后来又宦游于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遂家于兰陵。他与齐楚两国的关系如此之深，所以他的辞赋必然受屈原的影响，同时也受过当时隐语家淳于髡等人的影响是可以断言的（参看《先秦文学》第十六章及《屈赋考源》“余论”）。
此外那时还有许多非赋非隐，似赋似隐的文章，例如宋玉《对楚王问》一篇（见《新序·杂事篇》《文选》题宋玉作，恐非，但改“威王”为“襄王”则近是），庄辛说楚襄王一篇（见《战国策·楚策》四），楚人以弋说襄王一篇（见《史记·楚世家》），都是始则“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终则“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又如齐驺忌以琴音说齐威王（见《史记·田完世家》），淳于髡以饮酒说威王罢长夜之饮（见《史记·滑稽传》），及庄子与赵文王说剑（见《庄子·说剑篇》），等等，都是因事托讽，借题发挥，其性质又无乎不同。兹录《宋玉对楚王问》一篇以示例：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庶民不誉之甚也？[27]”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皇[28]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篱之，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于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推而论之，自“风”“骚”的“比兴”作风完成以后，我国文学——尤其是诗，便一直向这条道路迈进。所谓“寄托”，所谓“微辞”，所谓“婉而多讽”，所谓“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者，无不据此为出发点。汉、魏以后诗家有一种主要作风，白乐天生平所兢兢自守，唯恐失之者，也就是这一点。其后咏物的诗，鸟兽草木鱼虫一类的赋之专以物比人者，是属于这一类的；乐府诗中如《子夜》《读曲》等歌专以事物谐声切义的方法为比者，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纬书中图谶，诸书记及史籍《五行志》中的歌谣，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而事后往往“应验”者，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甚至后世的骈体文专以典故为象征者，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其在散文，则先秦诸子用之以说理（尤其是《庄子》《韩非》《吕氏春秋》等），纵横家用之以说事（尤其是《战国策》），乃至后世古文家集中的杂说，小说戏剧的讽刺与嘲骂，往往借着一个故事或一件事物来做根据，以为推论、解释、辩驳、寓意、抒情的助者，莫不与《风》《骚》的“比兴”及战国时滑稽优倡者流所乐道的“隐语”同源而分流，殊途而同归。于此，不但《风》《骚》和“隐语”的关系我们看得极其清楚，就是“比兴”及“隐语”与我国一切文学的关系也是极其清楚的了。然则“比兴”与“隐语”对我国文学的因缘不是够深的吗？
《周易》
/朱自清/
在人家门头上，在小孩的帽饰上，我们常见到八卦那种东西。八卦是圣物，放在门头上，放在帽饰里，是可以辟邪的。辟邪还只是它的小神通，它的大神通在能够因往知来，预言吉凶。算命的、看相的、卜课的，都用得着它。他们普通只用五行生克的道理就够了，但要详细推算，就得用阴阳和八卦的道理。八卦及阴阳五行和我们非常熟习，这些道理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信仰，我们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觉之中教这些道理支配着。行人不至、谋事未成、财运欠通、婚姻待决、子息不旺，乃至种种疾病疑难，许多人都会去求签问卜、算命看相，可见影响之大。讲五行的经典，现在有《尚书·洪范》，讲八卦的便是《周易》。
八卦相传是伏羲氏画的。另一个传说却说不是他自出心裁画的。那时候有匹龙马从黄河里出来，背着一幅图，上面便是八卦，伏羲只照着描下来罢了。但这因为伏羲是圣人，那时代是圣世，天才派了龙马赐给他这件圣物。所谓“河图”，便是这个。那讲五行的《洪范》，据说也是大禹治水时在洛水中从一只神龟背上得着的，也出于天赐。所谓“洛书”，便是那个。但这些神怪的故事，显然是八卦和五行的宣传家造出来抬高这两种学说的地位的。伏羲氏，恐怕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他只是秦汉间儒家假托的圣王。至于八卦，大概是有了筮法以后才有的。商民族是用龟的腹甲或牛的胛骨卜吉凶，他们先在甲骨上钻一下，再用火灼；甲骨经火，有裂痕，便是兆象，卜官细看兆象，断定吉凶；然后便将卜的人、卜的日子、卜的问句等用刀笔刻在甲骨上，这便是卜辞。卜辞里并没有阴阳的观念，也没有八卦的痕迹。
卜法用牛骨最多，用龟甲是很少的。商代农业刚起头，游猎和畜牧还是主要的生活方式，那时牛骨头不缺少。到了周代，渐渐脱离游牧时代，进到农业社会了，牛骨头便没有那么容易得了。这时候却有了筮法，作为卜法的辅助。筮法只用些蓍草，那是不难得的。蓍草是一种长寿草，古人觉得这草和老年人一样，阅历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所以用它来占吉凶。筮的时候用它的杆子，方法已不能详知，大概是数的。取一把蓍草，数一下看是什么数目，看是奇数还是偶数，也许这便可以断定吉凶。古代人看见数目整齐而又有变化，认为是神秘的东西。数目的连续、循环以及奇偶，都引起人们的惊奇。那时候相信数目是有魔力的，所以巫术里用得着它。我们一般人直到现在，还嫌恶奇数，喜欢偶数，该是那些巫术的遗迹。那时候又相信数目是有道理的，所以哲学里用得着它。我们现在还说，凡事都有定数，这就是前定的意思；这是很古的信仰了。人生有数，世界也有数，数是算好了的一笔账；用现在的话说，便是机械的。数又是宇宙的架子，如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二语见《易·系辞》。太极是混沌的元气，两仅是天地，四象是日月星辰），就是一生二、二生四的意思。筮法可以说是一种巫术，是靠了数目来判断吉凶的。
八卦的基础便是一、二、三的数目。整画“”是一；断画“”是二；三画叠而成卦是“”。这样配出八个卦，便是、、、、、、、，乾、兑、离、震、艮、坎、巽、坤是这些卦的名字。那整画、断画的排列，也许是在排列着蓍草时触悟出来的。八卦到底太简单了，后来便将这些卦重起来，两卦重作一个，按照算学里错列与组合[29]的必然，成了六十四卦，就是《周易》里的卦数。蓍草的应用，也许起于民间；但八卦的创制、六十四卦的推演，巫与卜官大约是重要的角色。古代巫与卜官同时也就是史官，一切的记载、一切的档案，都掌管在他们手里。他们是当时知识的权威，参加创卦或重卦的工作是可能的。筮法比卜法简便得多，但起初人们并不十分信任它。直到春秋时候，还有“筮短龟长”的话（《左传》僖公四年）。那些时代，大概小事才用筮，大事还得用卜的。
筮法袭用卜法的地方不少。卜法里的兆象，据说有一百二十体，每一体都有十条断定吉凶的“颂”辞（《周礼·春官·大卜》）。这些是现成的辞。但兆象是自然地灼出来的，有时不能凑合到那一百二十体里去，便得另造新辞。筮法里的六十四卦，就相当于一百二十体的兆象。那断定吉凶的辞，原叫作繇辞，“繇”是抽出来的意思。《周易》里一卦有六画，每画叫作一爻——六爻的次序，是由下向上数的。繇辞有属于卦的总体的，有属于各爻的；所以后来分称为卦辞和爻辞。这种卦、爻辞也是卜筮官的占筮记录，但和甲骨卜辞的性质不一样。
从卦、爻辞里的历史故事和风俗制度看，我们知道这些是西周初叶的记录，记录里好些是不连贯的，大概是几次筮辞并列在一起的缘故。那时卜筮官将这些卦、爻辞按着卦、爻的顺序编辑起来的，便成了《周易》这部书。“易”是“简易”的意思，是说筮法比卜法简易的意思。本来呢，卦数既然是一定的，每卦、每爻的辞又是一定的，检查起来，引申推论起来，自然就“简易”了。不过这只在当时的卜筮官如此。他们熟习当时的背景，卦、爻辞虽“简”，他们却觉得“易”。到了后世就不然了，筮法久已失传，有些卦、爻辞简直就看不懂了。《周易》原只是当时一部切用的筮书。
《周易》现在已经变成了儒家经典的第一部，但早期的儒家还没注意这部书。孔子是不讲怪、力、乱、神的。《论语》里虽有“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的话，但另一个本子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古论证》作“易”，《鲁论语》作“亦”）；所以这句话是很可疑的。孔子只教学生读《诗》《书》和《春秋》，确没有教读《周易》。《孟子》称引《诗》《书》，也没说到《周易》。《周易》变成儒家的经典，是在战国末期。那时候阴阳家的学说盛行，儒家大约受了他们的影响，才研究起这部书来。那时候道家的学说也盛行，也从另一面影响了儒家。儒家就在这两家学说的影响之下，给《周易》的卦、爻辞作了种种新解释。这些新解释并非在忠实地、确切地解释卦、爻辞，其实倒是借着卦、爻辞发挥他们的哲学。这种新解释存下来的，便是所谓《易传》。
《易传》中间较有系统的是彖辞和象辞。彖辞断定一卦的含义——“彖”就是“断”的意思。象辞推演卦和爻的象，这个“象”字相当于现在所谓“观念”。这个字后来成为解释《周易》的专门名词。但彖辞断定的含义，象辞推演的观念，其实不是真正从卦、爻里探究出来的；那些只是作传的人附会在卦、爻上面的。这里面包含着多量的儒家伦理思想和政治哲学；象辞的话更有许多和《论语》相近的。但说到“天”的时候，不当作有人格的上帝，而只当作自然的道，却是道家的色彩了。这两种传似乎是编纂起来的，并非一人所作。此外有《文言》和《系辞》。《文言》解释乾坤两卦；《系辞》发挥宇宙观、人生观，偶然也有分别解释卦、爻的话。这些似乎都是抱残守缺、汇集众说而成。到了汉代，又新发现了《说卦》《序卦》《杂卦》三种传。《说卦》推演卦象，说明某卦的观念象征着自然界和人世间的某些事物，譬如乾卦象征着天，又象征着父之类。《序卦》说明六十四卦排列先后的道理。《杂卦》比较各卦意义的同异之处。这三种传据说是河内一个女子在什么地方找着的，后来称为《逸易》；其实也许就是汉代人作的。
八卦原只是数目的巫术，这时候却变成数目的哲学了。那整画“”是奇数，代表天；那断画“”是偶数，代表地。奇数是阳数，偶数是阴数，阴阳的观念是从男女来的。有天地，不能没有万物，正和有男女就有子息一样，所以三画才能成一卦。卦是表示阴阳变化的，《周易》的“易”，也便是变化的意思。为什么要八个卦呢？这原是算学里错列与组合的必然，但这时候却想着是万象的分类。乾是天，是父等；坤是地，是母等；震是雷，是长子等；巽是风，是长女等；坎是水，是心病等；离是火，是中女等；艮是山，是太监等；兑是泽，是少女等。这样，八卦便象征着也支配着整个的大自然，整个的人间世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卦是复合的，卦象也是复合的，作用便更复杂、更具体了。据说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一班圣人看了六十四卦的象，悟出了种种道理，这才制造了器物，建立了制度、耒耜以及文字等等东西；“日中为市”等等制度，都是他们从六十四卦推演出来的。
这个观象制器的故事，见于《系辞》。《系辞》是最重要的一部《易传》。这传里借着八卦和卦、爻辞发挥着的融合儒、道的哲学，和观象制器的故事，都大大地增加了《周易》的价值，抬高了它的地位。《周易》的地位抬高了，关于它的传说也就多了。《系辞》里只说伏羲作八卦；后来的传说却将重卦的，作卦、爻辞的，作《易传》的人，都补出来了。但这些传说都比较晚，所以有些参差，不尽能像“伏羲画卦说”那样成为定论。重卦的人，有说是伏羲的，有说是神农的，有说是文王的。卦、爻辞有说全是文王作的，有说爻辞是周公作的；有说全是孔子作的。《易传》却都说是孔子作的。这些都是圣人。《周易》的经传都出于圣人之手，所以和儒家所谓道统，关系特别深切；这成了他们一部传道的书。所以到了汉代，便已跳到六经之首了。（《庄子·天运》篇和《天下》篇所说六经的次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到了《汉书·艺文志》变成了《易》《诗》《书》《礼》《乐》《春秋》了。）但另一面阴阳八卦与五行结合起来，三位一体地演变出后来医卜、星相种种迷信，种种花样，支配着一般民众，势力也非常雄厚。这里面儒家的影响却很少了，大部分还是《周易》原来的卜筮传统的力量。儒家的《周易》是哲学化了的；民众的《周易》倒是巫术的本来面目。
《尚书》
/朱自清/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记言大部分照说的话写下来，虽然也须略加剪裁，但是尽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记事需要化自称为他称，剪裁也难，费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雅言”见《论语·述而》），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法，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地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说文》言部，“谟，议谋也。”）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亲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记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记录的意思（《说文》书部，“书，著也。”）；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论衡·正说》篇）。“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劝学》篇）；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伏生名胜，《伏氏碑》云。”）伏生本是秦博士[30]。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去。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抄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员[31]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却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论衡·正说》篇）！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干净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家的主人、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现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汉书》本传）。这便是后来所谓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官公》上），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后汉书·杨伦传》）。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真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绝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地亡失了吧。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满不是的。成帝便将张霸下在狱里，但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孔子家语》托名孔安国，《孔丛子》托名孔鲋），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连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桓谭《新论》作五十八，《汉书·艺文志》自注作五十七），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见真德秀《大学衍义》。所谓十六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伪《大禹谟》里，是舜对禹的话），正在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拘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作“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以上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辨》第二册）。〕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晋书·荀嵩传》）；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到朝廷上去。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了。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才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了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成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便用的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更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稗传》十三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见《朱子语类》七十八）。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地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余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劳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该分别地看。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32]《夏书》大约多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这么着，《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春秋》三传
/朱自清/
“春秋”是古代记事史书的通称。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举行，所以记事的书用这个名字。各国有各国的春秋，但是后世都不传了。传下的只有一部《鲁春秋》，《春秋》成了它的专名，便是《春秋经》了。传说这部《春秋》是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编的。鲁哀公十四年，鲁西有猎户打着一只从没有见过的独角怪兽，想着定是个不祥的东西，将它扔了。这个新闻传到了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说：“这是麟啊。为谁来的呢！干什么来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说着流下泪来，赶忙将袖子去擦，泪点儿却已滴到衣襟上。原来麟是个仁兽，是个祥瑞的东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会来，不然是不会来的。可是那时代哪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乱纷纷的，麟来得真不是时候，所以让猎户打死；它算是倒了运了。
孔子这时已经年老，也常常觉着生得不是时候，不能行道；他为周朝伤心，也为自己伤心。看了这只死麟，一面同情它，一面也引起自己的无限感慨。他觉着生平说了许多教；当世的人君总不信他，可见空话不能打动人。他发愿修一部《春秋》，要让人从具体的事例里，得到善恶的教训。他相信这样得来的教训，比抽象的议论深切著明[33]得多。他觉得修成了这部《春秋》，虽然不能行道，也算不白活一辈子。这便动起手来，九个月书就成功了。书起于鲁隐公，终于获麟；因获麟有感而作，所以叙到获麟绝笔，是纪念的意思。但是《左传》里所载的《春秋经》，获麟后还有，而且在记了“孔子卒”的哀公十六年后还有：据说那却是他的弟子们续修的了。
这个故事虽然够感伤的，但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它却不是真的。《春秋》只是鲁国史官的旧文，孔子不曾掺进手去。《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记的鲁国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学家所推算的相合，这绝不是偶然的。不过书中残缺、零乱和后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书起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前722—前481）；后世称这二百四十二年为春秋时代。书中纪事按年月日，这叫作编年。编年在史学上是个大发明；这教历史系统化，并增加了它的确实性。《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史。书中虽用鲁国纪元，所记的却是各国的事，所以也是我们第一部通史。所记的齐桓公、晋文公的霸迹最多；后来说“尊王攘夷”是《春秋》大义，便是从这里着眼。
古代史官记事，有两种目的：一是证实，二是劝惩。像晋国董狐不怕权势，记“赵盾弑其君”（《左传》宣公二年）；齐国太史记“崔杼弑其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虽杀身不悔，都为的是证实和惩恶，作后世的鉴戒。但是史文简略，劝惩的意思有时不容易看出来，因此便需要解说的人。《国语》记楚国申叔时论教太子的科目，有“春秋”一项，说“春秋”有奖善、惩恶的作用，可以戒劝太子的心。孔子是第一个开门授徒，拿经典教给平民的人，《鲁春秋》也该是他的一种科目。关于劝惩的所在，他大约有许多口义传给弟子们。他死后，弟子们散在四方，就所能记忆的又教授开去。《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所谓《春秋》三传里，所引孔子解释和评论的话，大概就是捡的这一些。
三传特别注重《春秋》的劝惩作用；证实与否，倒在其次。按三传的看法，《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这是一；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鉴，后者是拨乱反正的程序。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记灾，表示天罚；记鬼，表示恩仇，也还是劝惩的意思。古代记事的书常夹杂着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传的看法，大体上是对的。但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却往往一个字一个字地咬嚼；这一咬嚼，便不顾上下文穿凿附会起来了。《公羊》《穀梁》，尤其如此。
这样咬嚼出来的意义就是所谓“书法”，所谓“褒贬”，也就是所谓“微言”。后世最看重这个。他们说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笔”是书，“削”是不书，都有大道理在内。又说一字之褒，比教你作王公还荣耀；一字之贬，比将你作罪人杀了还耻辱。本来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那似乎只指概括的劝惩作用而言。等到褒贬说发展，孟子这句话倒像更坐实了。而孔子和《春秋》的权威也就更大了。后世史家推尊孔子，也推尊《春秋》，承认这种书法是天经地义；但实际上他们却并不照三传所咬嚼出来的那么穿凿附会地办。这正和后世诗人尽管推尊《毛诗传笺》里比兴的解释，实际上却不那样穿凿附会地作诗一样。三传，特别是《公羊传》和《穀梁传》，和《毛诗传笺》在穿凿解经这件事上是一致的。
三传之中，公羊、穀梁两家全以解经为主，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公、穀以解经为主，所以咬嚼得更厉害些。战国末期，专门解释《春秋》的有许多家，公、穀较晚出而仅存。这两家固然有许多彼此相异之处，但渊源似乎是相同的；他们所引别家的解说也有些是一样的。这两种《春秋经传》经过秦火，多有残缺的地方；到汉景帝、武帝时候，才有经师重加整理，传授给人。公羊、穀梁只是家派的名称，仅存姓氏，名字已不可知。至于他们解经的宗旨，已见上文；《春秋》本是儒家传授的经典，解说的人，自然也离不了儒家，在这一点上，三传是大同小异的。
《左传》这部书，汉代传为鲁国左丘明所作。这个左丘明，有的说是“鲁君子”，有的说是孔子的朋友；后世又有说是鲁国的史官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鲁君子”；《汉书·刘歆传》说“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杜预《春秋序》说是“身为国史”。）这部书历来讨论得最多。汉时有“五经”博士。凡解说“五经”自成一家之学的，都可立为博士。立了博士，便是官学；那派经师便可做官受禄。当时《春秋》立了公、穀二传的博士。《左传》流传得晚些，古文派经师也给它争立博士。今文派却说这部书不得孔子《春秋》的真传，不如公、穀两家。后来虽一度立了博士，可是不久还是废了。倒是民间传习的渐多，终于大行！原来公、穀不免空谈，《左传》却是一部仅存的古代编年通史（残缺又少），用处自然大得多。《左传》以外，还有一部分国记载的《国语》，汉代也认为左丘明所作，称为《春秋外传》。后世学者怀疑这一说的很多。据近人的研究，《国语》重在“语”，记事颇简略，大约出于另一著者的手，而为《左传》著者的重要史料之一。这书的说教，也不外尚德、尊天、敬神、爱民，和《左传》是很相近的。只不知著者是谁。其实《左传》著者我们也不知道。说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左传》成书的时代大概在战国，比公、穀二传早些。
《左传》这部书大体依《春秋》而作；参考群籍，详述史事，征引孔子和别的“君子”解经评史的言论，吟味书法，自成一家言。但迷信卜筮，所记祸福的预言，几乎无不应验；这却大大违背了证实的精神，而和儒家的宗旨也不合了。晋范宁作《穀梁传序》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艳”是文章美，“富”是材料多；“巫”是多叙鬼神，预言祸福。这是句公平话。注《左传》的，汉代就不少，但那些许多已散失；现存的只有晋杜预注，算是最古了。
杜预作《春秋序》，论到《左传》，说“其文缓，其旨远”，“缓”是委婉，“远”是含蓄。这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所以《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记述辞令和描写战争上。春秋列国，盟会颇繁，使臣会说话不会说话，不但关系荣辱，并且关系利害，出入很大，所以极重辞令。《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只是平心静气地说，紧要关头却不放松一步，真所谓恰到好处。这固然是当时风气如此，但不经《左传》著者的润饰功夫，也绝不会那样在纸上活跃的。战争是个复杂的程序，叙得头头是道，已经不易，叙得有声有色，更难；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闲，透着优游不迫神儿才成。这却正是《左传》著者所擅长的。
“四书”
/朱自清/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有了简称，可见这些书是用得很熟的。本来呢，从前私塾里，学生入学，是从“四书”读起的。这是那些时代的小学教科书，而且是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因为没有不用的。那时先生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的小注。只要囫囵吞枣地念，囫囵吞枣地背；不懂不要紧，将来用得着，自然会懂的。怎么说将来用得着？那些时候行科举制度。科举是一种竞争的考试制度，考试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题目都出在“四书”里，而且是朱注的“四书”里。科举分几级，考中的得着种种出身或资格，凭着这种资格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升官发财；作好作歹，都得先弄个资格到手。科举几乎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每个学生都先读“四书”，而且读的是朱注，便是这个缘故。
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起的。规定这四种书，自然因为这些书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读的价值；规定朱注，也因为朱注发明书义比旧注好些、切用些。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这些书原来只算是诸子书，朱子原来也只称为“四子”；但《礼记》《论》《孟》在汉代都立过博士，已经都升到经里去了。后来唐代的“九经”里虽然只有《礼记》，宋代的“十三经”却又将《论》《孟》收了进去。（“九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十三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中庸》很早就被人单独注意，汉代已有关于《中庸》的著作，六朝时也有，可惜都不传了。（《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戴颙《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关于《大学》的著作，却直到司马光的《大学通义》才开始，这部书也不传了。这些著作并不曾教《学》《庸》普及，教《学》《庸》和《论》《孟》同样普及的是朱子的注，“四书”也是他编在一起的，“四书”的名字也因他而有。
但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从《论》《孟》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原文见《大学章句》卷头）这里没提到《中庸》。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庸》的。他们在另一处说：“‘不偏’叫作‘中’，‘不易’叫作‘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原文见《中庸章句》卷头）这四种书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地说明，四种书便贯穿起来了。
他说，古来有小学、大学。小学里教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实学。《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程子说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就是为此。这部书里的道理，并不是为一时一事说的，是为天下后世说的。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原文见《中庸章句》卷头），所以程子举为初学者的第一部书。《论》《孟》虽然也切实，却是“应机接物的微言”（朱子《大学或问》卷一），问的不是一个人，记的也不是一个人。浅深先后，次序既不分明，抑扬可否，用意也不一样，初学者领会较难。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至于《中庸》，是孔门的心法，初学者领会更难，程子所以另论。
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本。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至于顺序变为《学》《庸》《论》《孟》，那是书贾因为《学》《庸》篇页不多，合为一本的缘故；通行既久，居然约定俗成了。
《礼记》里的《大学》，本是一篇东西，朱子给分成经一章，传十章；传是解释经的。因为要使传合经，他又颠倒了原文的次序，并补上一段儿。他注《中庸》时，虽没有这样大的改变，可是所分的章节，也与郑玄注的不同。所以这两部书的注，称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孟》的注，却是融合各家而成，所以称为《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的经一章，朱子想着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话；传十章，他相信是曾子的意思，由弟子们记下的。《中庸》的著者，朱子和程子一样，都接受《史记》的记载，认为是子思（《孔子世家》）。但关于书名的解释，他修正了一些。他说，“中”除“不偏”外，还有“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庸”解作“不易”，不如解作“平常”的好（《中庸或问》卷一）。照近人的研究，《大学》的思想和文字，很有和荀子相同的地方，大概是荀子学派的著作。《中庸》，首尾和中段思想不一贯，从前就有人疑心。照近来的看法，这部书的中段也许是子思原著的一部分，发扬孔子的学说，如“时中”“忠恕”“知仁勇”“五伦”等。首尾呢，怕是另一关于《中庸》的著作，经后人混合起来的；这里发扬的是孟子的天人相通的哲理，所谓“至诚”“尽性”，都是的。著者大约是一个孟子学派。
《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辩“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公孙丑》）；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书中攻击杨朱、墨翟两派，辞锋咄咄逼人。这在儒家叫作攻异端，功劳是很大的。孟子生在战国时代，他不免“好辩”，他自己也觉得的（《滕文公》）。他的话流露着“英气”，“有圭角”，和孔子的温润是不同的。所以儒家只称为“亚圣”，次于孔子一等（《孟子集注序》说引程子说）。《孟子》有东汉的赵岐注。《论语》有孔安国、马融、郑玄诸家注，却都已残佚，只零星地见于魏何晏的《集解》里。汉儒注经，多以训诂名物为重；但《论》《孟》词意显明，所以只解释文句，推阐义理而止。魏晋以来，玄谈大盛，孔子已经道家化；解《论语》的也多参入玄谈，参入当时的道家哲学。这些后来却都不流行了。到了朱子，给《论》《孟》作注，虽说融会各家，其实也用他自己的哲学作架子。他注《学》《庸》，更显然如此。他的哲学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将他解释的孔子当作真的孔子。
他那一套“四书”注实在用尽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在改定《大学·诚意》章的注。注以外又作了《四书或问》，发扬注义，并论述对于旧说的或取或舍的理由。他在“四书”上这样下功夫，一面固然为了诱导初学者，一面还有一个用意，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统。他在《中庸章句序》里论到诸圣道统的传承，末尾自谦说，“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其实他是隐隐在以传道统自期呢。《中庸》传授心法，正是道统的根本。将它加在《大学》《论》《孟》之后而成“四书”，朱子自己虽然说是给初学者打基础，但一大半恐怕还是为了建立道统，不过他自己不好说出罢了。他注“四书”在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他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注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他果然成了传儒家道统的大师了。
《战国策》
/朱自清/
春秋末年，列国大臣的势力渐渐膨胀起来。这些大臣都是世袭的，他们一代一代聚财养众，明争暗夺了君主的权力，建立起自己的特殊地位。等到机会成熟，便跳起来打倒君主自己干。那时候各国差不多都起了内乱。晋国让韩、魏、赵三家分了，姓姜的齐国也让姓田的大夫占了。这些，周天子只得承认了。这是封建制度崩坏的开始。那时候周室也经过了内乱，土地大半让邻国抢去，剩下的又分为东、西周；东、西周各有君王，彼此还争争吵吵的。这两位君王早已失去春秋时代“共主”的地位，而和列国诸侯相等了。后来列国纷纷称王，周室更不算回事；他们至多能和宋、鲁等小国君主等量齐观罢了。
秦、楚两国也经过内乱，可是站住了。它们本是边远的国家，却渐渐伸张势力到中原来。内乱平后，大加整顿，努力图强，声威便更广了。还有极北的燕国，向来和中原国家少来往，这时候也有力量向南参加国际[34]政治了。秦、楚、燕和新兴的韩、魏、赵、齐，是那时代的大国，称为“七雄”。那些小国呢，从前可以仰仗霸主的保护，做大国的附庸；现在可不成了，只好让人家吞的吞、并的并，算只留下宋、鲁等两三国，给七雄当缓冲地带。封建制度既然在崩坏中，七雄便各成一单位，各自争存，各自争强；国际政局比春秋时代紧张多了，战争也比从前严重多了。列国都在自己边界上修起长城来。这时候军器进步了，从前的兵器都用铜打成，现在有用铁打成的了。战术也进步了。攻守的方法都比从前精明，从前只用兵车和步卒，现在却发展了骑兵了。这时候还有以帮人家作战为职业的人。这时候的战争，杀伤是很多的。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可见那凶惨的情形。后人因此称这时代为战国时代。
在长期混乱之后，贵族有的做了国君，有的渐渐衰灭。这个阶级算是随着封建制度崩坏了。那时候的国君，没有了世袭的大臣，便集权专制起来。辅助他们的是一些出身贵贱不同的士人。那时候君主和大臣都竭力招揽有技能的人，甚至学鸡鸣、学狗盗的也都收留着。这是所谓“好客”“好士”的风气。其中最高的是说客，是游说之士。当时国际关系紧张，战争随时可起。战争到底是劳民伤财的，况且难得有把握；重要的还是做外交的功夫。外交办得好，只凭口舌排难解纷，可以免去战祸；就是不得不战，也可以多找一些与国、一些帮手。担负这种外交的人，便是那些策士、那些游说之士。游说之士既然这般重要，所以立谈可以取卿相；只要有计谋，会辩说就成，出身的贵贱倒是不在乎的。
七雄中的秦，从孝公用商鞅变法以后，日渐强盛。到后来成了与六国对峙的局势。这时候的游说之士，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抗秦，有的劝六国联合起来亲秦。前一派叫“合纵”，是联合南北各国的意思；后一派叫“连横”，是联合东西各国的意思——只有秦是西方的国家。合纵派的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是张仪，他们可以代表所有的战国游说之士。后世提到游说的策士，总想到这两个人；提到纵横家，也总是想到这两个人。他们都是鬼谷先生的弟子。苏秦起初也是连横派。他游说秦惠王，秦惠王老不理他；穷得要死，只好回家。妻子、嫂嫂、父母，都瞧不起他。他恨极了，用心读书，用心揣摩；夜里倦了要睡，用锥子扎大腿，血流到脚上。这样整一年，他想着成了，便出来游说六国合纵。这回他果然成功了，佩了六国相印，又有势又有钱。打家里过的时候，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子低头，嫂嫂爬[35]在地上谢罪。他叹道：“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真是少不得的！”张仪和楚相喝酒，楚相丢了一块璧。手下人说张仪穷而无行，一定是他偷的，绑起来打了几百下。张仪始终不认，只好放了他。回家，他妻子说：“唉，要不是读书游说，哪会受这场气！”他不理，只说：“看我舌头还在吧？”妻子笑道：“舌头是在的。”他说：“那就成！”后来果然做了秦国的相；苏秦死后，他也大大得意了一番。
苏秦使锥子扎腿的时候，自己发狠道：“哪有游说人主不能得金玉锦绣，不能取卿相之尊的道理！”这正是战国策士的心思。他们凭他们的智谋和辩才，给人家画策，办外交；谁用他们就帮谁。他们是职业的，所图的是自己的功名富贵；帮你的时候帮你，不帮的时候也许害你。翻覆，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的。本来呢，当时七雄分立，没有共主，没有盟主，各干各的，谁胜谁得势。国际间没有是非，爱帮谁就帮谁，反正都一样。苏秦说连横不成，就改说合纵，在策士看来，这正是当然。张仪说舌头在就行，说是说非，只要会说，这也正是职业的态度。他们自己没有理想，没有主张，只求揣摩主上的心理，拐弯儿抹角投其所好。这需要技巧；《韩非子·说难》篇专论这个。说得好固然可以取“金玉锦绣”和“卿相之尊”，说得不好也会招杀身之祸；利害所关如此之大，苏秦费一整年研究揣摩不算多。当时各国所重的是威势，策士所说原不外战争和诈谋；但要因人、因地进言，广博的知识和微妙的机智都是不可少的。
记载那些说辞的书叫《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定的，书名也是他提议的。但在他以前，汉初著名的说客蒯通，大约已经加以整理和润饰，所以各篇如出一手。《汉书》本传里记着他“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篇，号曰《隽永》”，大约就是刘向所根据的底本了〔罗根泽《战国策作于蒯通考》及《补证》（《古史辨》第四册）〕。蒯通那支笔是很有力量的。铺陈的伟丽，叱咤的雄豪，固然传达出来了；而那些曲折微妙的声口，也丝丝入扣，千载如生。读这部书，真是如闻其语，如见其人。汉以来批评这部书的都用儒家的眼光。刘向的序里说战国时代“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可以代表。但他又说这些是“高才秀士”的“奇策异智”，“亦可喜，皆可观”。这便是文辞的作用了。宋代有个李文叔，也说这部书所记载的事“浅陋不足道”，但“人读之，则必乡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又道，说的还不算难，记的才真难得呢（李格非《书战国策后》）。这部书除文辞之胜外，所记的事，上接春秋时代，下至楚、汉兴起为止，共二百零二年（前403—前202），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史。所谓战国时代，便指这里的二百零二年；而战国的名称也是刘向在这部书的序里定出的。
注释
[1]潛，应作“谮”。——编者注
[2]管，应作“营”。——编者注
[3]《史记》原文作：“武公九年，周厉王出奔，居彘。”此处保留底稿原貌。——编者注
[4]应作“吉甫”。——编者注
[5]另有“兼弱攻昧”一说。——编者注
[6]即《公刘》篇。《诗经》篇名多取首句或其中二字，两种方法皆可找到对应篇目，后文不再一一说明。——编者注
[7]与上文的《皇矣》是同一篇。——编者注
[8]“二南”，指《周南》《召南》。——编者注
[9]作风，在本文中指艺术家或作品的风格。——编者注
[10]“乎”一为“夫”。——编者注
[11]“氾附”一为“泛泭”。泭，古同“桴”，木筏。——编者注
[12]“柄”应为“枘”。——编者注
[13]指舂过的精米。——编者注
[14]掔，同“揽”。——编者注
[15]“狭”应为“铗”，剑柄，指代剑。——编者注
[16]“娥”应为“蛾”。——编者注
[17]“乎”一为“夫”。——编者注
[18]从容，本义为舒缓、不急迫，这里形容文辞委婉曲折。——编者注
[19]主文谲谏，泛指婉转陈词规劝，语出《诗经·序》。主文，在这里的意思是用配乐诗歌表达创作者的思想内容，引申为用譬喻来规劝。——编者注
[20]此句为《汉书》引用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评价，原文作：“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编者注
[21]荀卿，指荀子。——编者注
[22]即《史记·滑稽列传》。——编者注
[23]驺忌子，即“邹忌”。——编者注
[24]“请无离前”一为“请谨母离前”。——编者注
[25]狶，今作“豨”，指大猪。——编者注
[26]与前文《新序·杂事》二是同一篇。即前文中的《新序·杂事》二。——编者注
[27]一为“何民众庶不誉之甚也”。——编者注
[28]“凤皇”一为“凤凰”。——编者注
[29]错列与组合，即数学中的排列组合。——编者注
[30]博士，古代学官名，起源于战国。博士掌古通今，汉初以前为顾问性质，汉武帝之后专掌经学教授。——编者注
[31]弟子员，汉代对太学生的称谓。——编者注
[32]《虞》，即《虞书》。——编者注
[33]著明：显明。——编者注
[34]指东周末的诸侯国之间。——编者注
[35]“趴”字更准确，为尊重原文风貌，未改。——编者注
[book_title]第二章 游国恩、萧涤非讲汉代古文
贾谊和汉初散文
/游国恩/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西汉初期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二十余，为博士，提出改革制度的主张，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赏识。但却因此受到守旧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在贬谪中，他仍不忘国事。后为梁怀王太傅，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所著文章五十八篇，刘向编为《新书》。《新书》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因而残缺不全，个别篇章也可能经过割裂窜改，但绝非伪书。
贾谊在《新书》中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说：“自古及今，凡与民为敌者，或迟或速，而民必胜之。”（《大政》上）为了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他提倡“农本”，反对富人奢侈浪费。面对迅速巩固政权、完善封建制度的历史任务，贾谊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如要求削弱诸侯和限制豪强商贾的非法活动，以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主张更完善地建立以等级制为中心的封建礼制，以巩固封建统治。这些主张适应汉初统一形势的需要，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贾谊的散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专题性的政论文，如《过秦》《大政》等篇。《过秦》分上、中、下三篇，是贾谊最著名的作品，其中心思想是总结秦代兴亡的历史原因。上篇主要叙述秦国力量的强大，是全文的关键。它用渲染、比衬手法显示秦国的声威。如写六国人才众多，“以什倍之地、百万之众，仰（《史记》作‘叩’）关而攻秦”，结果却为秦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但就是这个“席卷天下”“威震四海”的王朝，却在“率散乱之众数百”的陈涉“奋臂大呼”下土崩瓦解。经过这一比衬，文章有力地突出了秦代迅速灭亡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威力，足以给封建地主阶级以致命的打击，统治者如果不向农民做些让步，即一点“不施仁义”，那只有失尽民心、走上灭亡的道路。所以作者在中篇中从各方面来阐明民心的作用，读完中篇，人们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民心一失，无论如何强大也不免覆灭的命运。这样，上文对强秦的夸张又起了加强文章中心思想的作用。《过秦》篇在文字上颇重修饰，又善于铺张渲染，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
二是针对各种具体问题而发的疏牍文，所谓《陈政事疏》（见《汉书》卷四十八。这是班固采摘《新书》五十八篇中“切于世事者”拼凑而成，文字与今本《新书》前五卷若干篇章大致相同）及《新书》前四卷“事势”类就是这种文章。它的一个特色是观察敏锐，能透过太平景象，觉察到社会潜伏的矛盾和危机。例如《数宁》篇说：“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固谀者耳……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作者还敢于大胆揭露这些矛盾和危机，加强其笔锋犀利、言辞激切、感情强烈的特色。
例如《时变》篇：
胡以孝弟循顺为？善书而为吏耳。胡以行义礼节为？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财足，隐机盱视而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钱财多也，衣服循也，车马严也，走犬良也。矫诬而家美，盗贼而财多，何伤？
对于富人豪强的横行霸道，作者就是这样无情地揭露，猛烈地抨击的。
三是利用各种历史材料和故事来说理的文章，《新书》后六卷的“连语”“杂事”大都属于这一类。其语言浅显，叙述也较生动。贾谊的散文都有善用比喻的特点，语言富于形象性。他的文章风格对唐宋的政论文是颇有影响的。
贾谊又是汉初著名的辞赋家。赋本是诵的意思，《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荀卿《赋篇》第一次以“赋”名篇，汉人沿袭其义，凡辞赋都称为“赋”。汉初骚体的楚辞逐渐变化，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故贾谊的赋兼有屈原、荀卿二家体制。他的《吊屈原赋》为谪往长沙途经湘水时所作，借凭吊古人来抒发自己的感慨。例如说：
彼寻常之污渎兮，岂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在那个时代，作者确实是一个深谋远虑、高瞻远瞩的杰出人物，但却遭到保守官僚的排挤，政治抱负未得施展。作者以其抑郁不平之气倾注在《吊屈原赋》中，虽痛逝者，实以自悼。他的《 鸟赋》为谪居长沙时所作。赋中据老庄“万物变化”之理，说明祸福荣辱皆不足介意。这是作者谪居时哀伤情绪的自我排遣。汉初黄老思想流行，赋中充满了“纵躯委命”的消极思想。这是作者处在逆境中的心情的反映。还有《惜誓》一篇，被收在《楚辞》中，或以为贾谊所作，但王逸已经“疑不能明”。贾谊的赋在形式上趋向散体化，同时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较整齐。这是新赋体的特点，显示了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
汉初除贾谊外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都或论秦之得失，以为统治者的借鉴；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文章的语言多受辞赋影响，有很多排偶句，风格颇有战国说辞的遗风。这一方面固然是前代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游士说客仍然存在于诸侯王国的缘故。后来，随着诸侯势力的削弱和儒学独尊局面的形成，这种文章风格也逐渐消失。在这些散文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为较高。
晁错（？—前154），文景时人，官至御史大夫。著有《贤良文学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等。其中以《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此二疏原为一文。《汉书·晁错传》于《守边劝农疏》前云：错复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二事曰……”然此疏实只言守边备塞一事。另有《论贵粟疏》载于《汉书·食货志》，正言劝农力本事，故知二疏原为一篇）最为著名。此二疏主张募民备塞，防御匈奴的入侵。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农民流亡的社会现象，指出人民流亡的原因是由于生活的贫困；而人民的贫困主要是由于官府的“急政暴赋”和商人的兼并所造成；所以主张务农贵粟，提出募粟入官、得以拜爵除罪的政策。晁错的文章善于从历史事实、当前情况、各种利弊得失等方面做具体分析，立论精辟而切于实际，其不足之处是略乏文采。
邹阳，文景时人，曾为吴王、梁孝王门客，著有《上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等。而后者是作者在狱中的自我表白。《汉书·邹阳传》说他为人有智略，而这篇文章恰好体现了“有智略”的特色。因梁王听信谗言，心有余怒，直说则不利，所以用大量篇幅说明知人与不知人之别。指出知人必须不“惑于众口”，不“移于浮辞”，这就动摇了梁王对谗言的信赖。作者善于把握这一关键，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本文博引史实，排比铺张，有战国游说家气味[1]。《汉书·艺文志》有邹阳七篇，列入纵横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伟大的历史家、散文家司马迁（节选）
/游国恩/
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有广博的学问修养，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批评了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赞扬了道家，这说明他是深受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的影响的。司马谈在这篇论文中所表现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无疑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良好的启示，而且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和治学态度也必然有影响。汉武帝即位后，司马谈做了太史令，为了供职的方便，他移家长安。在此以前，司马迁“耕牧河山之阳”，即帮助家人做些农业劳动，同时大概已学习了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随父到长安后，他又学习了“古文”（如《说文》的“籀文”和“古文”等），并向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对年轻的司马迁都有很深的影响。
司马迁在二十岁那一年开始了漫游生活。这就是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封禅泰山。封建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盛典，司马谈因病留在洛阳，未能参加，又急又气，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司马迁适从西南回来，他就把自己著述历史的理想和愿望遗留给司马迁，司马迁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三年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令，他以极大的热情来对待自己的职务，“绝宾客之知，亡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并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资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他主持了改秦汉以来的颛顼历为夏历的工作后，就开始了继承《春秋》的著作事业，即正式写作《史记》，实践他父亲论载天下之文的遗志。这年司马迁是四十二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说了。武帝因而大怒，以为这是替李陵游说，并借以打击贰师将军李广利。司马迁就这样得了罪，并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扫除之隶”“闺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前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今仅存《悲士不遇赋》一篇和有名的《报任安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晩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
……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倶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级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做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刺客列传》写荆轲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才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
总之，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司马迁是怎样在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写人物的呢？我们且看他在《留侯世家》中的一句话：“〔留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说明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者侯嬴、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士、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
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应，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一个故事：
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
〔石〕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字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然犹如此。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画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范著作。
《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旧时伙伴见他所居宫殿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这里用以形容陈涉宫殿陈设的丰富；“沉沉”是形容宫殿广大深邃，又带有惊异的语气，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质朴性格。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还写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当时的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份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对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最后应该指出，《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正因为如此，《史记》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基本上是明白晓畅的。
班固的汉书（节选）
/游国恩/
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同时也开创了传记文学。由于《史记》的杰出成就以及它的历史记载截止到汉武帝时代，后来就有不少文人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史岑等皆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班固的父亲班彪有鉴于此，乃采集前史遗事，傍贯异闻，著“后传”数十篇。“后传”仍是递续《史记》的，不能独立成书，但它成为班固著《汉书》的重要基础。《汉书》独立成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同样对后代史学和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旧时史汉、班马并称，是有它的一定理由的。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幼年聪慧好学，“九岁能属文，诵诗书”，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因此，颇为当时儒者所钦佩。二十三岁，父班彪死，还乡里三年。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开始私撰《汉书》。五年后，有人上书明帝，控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弟班超上书解释，明帝阅读了他著作的初稿，不但没有惩罚，反而对他的才能十分赞许，召为兰台令史。过了一年，升为郎，典校秘书，并继续《汉书》的编著工作。经过二十余年努力，至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基本完成，一部分“志”“表”是在他死后由妹班昭和马续续成的。章帝时，班固升为玄武司马，与诸儒讲论五经同异于白虎观，撰成《白虎通德论》。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军出征。窦宪得罪后，牵连到班固，入狱死，时年六十一。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有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它叙述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断代历史。
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正统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因此，他缺乏司马迁那样深刻的见识和批判精神，他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特别由于他奉旨修书，所以《汉书》虽多半取材于《史记》，却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精神。但班固作为一个历史家，还是重视客观历史事实的，因此，在一些传记中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如《外戚列传》写了宫闱中种种秽行，特别是成帝和昭仪亲手杀死许美人的儿子一段，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残忍险毒的本质。在《霍光传》中揭发了外戚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行，在一些字里行间表示了对他们的谴责。在《东方朔传》中抨击了武帝微行田猎和扩建上林苑扰害人民、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在《汉书》的一些传记中也接触到了人民的疾苦，像《龚遂传》中他写了人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因而铤而走险，流露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对那些能体恤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吏，如龚遂、召信臣等都特为表扬，对酷吏则肯定其“摧折豪强，扶助贫弱”的进步一面，斥责其残酷凶暴的一面。此外，班固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东方朔的怀才不遇，也都寄予同情，表现了他的爱憎。所有这些都是《汉书》值得肯定的地方。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有不少传记也写得十分成功。《朱买臣传》写朱买臣在失意和得意时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待遇，从那些具体的描写中，充分揭发了封建社会中世态炎凉的现象。《陈万年传》通过陈咸头触屏风的细节，写出了陈万年诌媚权贵、卑鄙无耻的丑态；《张禹传》也只通过了张禹自己的行为、生活和谈话，写出了张禹虚伪狡诈、贪财图位的丑恶形象。最著名的是《苏武传》。它表扬了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品德，通过许多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艰苦卓绝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李陵劝降时，表现了苏武始终如一凛然不可犯的严正态度，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尽管李陵动之以情义，诱之以利害，娓娓动听，但苏武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言语不多，却字字有力，表示了为国家宁愿肝脑涂地的坚决信念。因此，当苏武说出“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的话时，李陵竟不禁自惭形秽而喟然叹息地说：“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两两对照，形象是异常鲜明的。最后写李陵送苏武返汉也很精彩：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弩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这又是极其鲜明的对照。虽然这里只写了李陵向苏武表白自己内心悲痛的一段谈话，但其中所流露的重个人恩怨得失而轻国家民族的思想，却更加反衬出苏武留居匈奴十九年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品格。
《汉书》的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但作者在取舍之间也费了一番整理剪裁的功夫，不能完全看作抄袭。《汉书》叙事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生动，但简练整饬，详赡严密，有自己的特点。《汉书》中附录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这是它为后来文章家爱好的一个原因，但因此也影响了它叙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征的鲜明、突出。
班固又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关中父老犹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作《两都赋》。赋中假设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耀西汉都城（长安）的繁盛，宫苑的富丽，东都主人则责备他“驰骋乎末流”，转而向他称说今朝的盛事。他先颂扬光武帝的建国，继述明帝修洛邑（东都），“备制度”，再称田猎、祭祀、朝会、饮宴的盛况，以显示今朝的声威，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两都赋》体制宏大，亦有不少警句，但他竭力模仿司马相如，仍旧是西汉大赋的继续，没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表现作者“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趣。《幽通赋》仿《楚辞》，也是述志之作。
班固在《两都赋序》、《汉书》一些传赞和《艺文志·诗赋略》中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辞赋源于古诗，要求辞赋应有《诗》的讽谏作用。但由于东汉初期社会还比较稳定，他陶醉于“海内清平，朝廷无事”的歌颂，因此，就不可能看到汉赋的根本弱点。他不同意扬雄对辞赋的看法，他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这就未免夸张司马相如赋的讽谏作用。班固还从“润色鸿业”出发，把言语侍从之臣日月献纳和公卿大臣时时间[2]作的辞赋都说成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些看法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学的要求和正统儒家一般的文学观点，对东汉辞赋的泛滥文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后世文学亦不小。不过，我们也正从这里看到汉代辞赋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
两汉民间乐府
/萧涤非/
《汉书·艺文志》云：“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此汉民间乐府所由来也。
自今论之，民间乐府之于两汉，一如《诗》《骚》之于周、楚。其文学价值之高以及对于后世影响之大，皆足以追配《诗经》《楚辞》鼎足而三。后人每标举汉赋以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非知言也。夫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斯一代有一代之音乐文学，唐诗宋词元曲，皆所谓一代之音乐文学也。今举“不歌而诵”之赋与之校衡，亦为不类。善夫《通志·乐府总序》之言曰：“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污隆而存亡，岂三代之时，人有是心，心有是乐，三代之后，人无是心，心无是乐乎？继三代之作者，乐府也！乐府之作，宛同风雅！”真卓见也。《诗薮》亦云：“汉乐府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后世言诗，断自两汉，宜也。”此岂所谓“似不从人间来”之辞赋所能比拟哉？
《乐府诗集》列《相和歌辞》一类，其中“古辞”，即为汉世民间之作。所谓“相和”者，《宋书·乐志》云：“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又云：“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古今乐录》云：“凡《相和》有笙、笛、节、鼓、琴、琵琶七种。”按《汉书·礼乐志》：“初，高帝过沛，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此“相和”二字之始见者。志又云：“武帝定郊祀礼，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又《宋书·乐志》：“《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据此，则汉世相和歌法亦有两种：一为一人独唱，即所谓“执节者歌”，一则多人合唱也。
《相和歌辞》外，《杂曲》中亦间有民间之作，综计约三十余篇，当为汉乐府之精英，以其价值不仅在文学，且足补史传之阙文，而使吾人灼见当日社会各方之状况也。然在当时，则此种作品，地位似甚低，搢绅之士，悉狃于雅、郑之谬见，以义归廊庙者为雅，以事出闾阎者为郑，故班固著《汉书》，于《安世》《郊祀》二歌，一字靡遗，而于此种民歌，则唯录其总目，本文竟一字不载。历五百年之久，至梁沈约作《宋书·乐志》，始稍稍收入于正史。更历五百年，宋郭茂倩纂《乐府诗集》，始更有所增补。然其散佚，盖亦多矣。呜呼！孔子定诗，首列《二南》，《论语》所引，《国风》为多，而两汉经生文人，乃弃此如遗，视若无睹，三百年间，曾无专集，良可痛惜也。
汉乐“古词”，其正确之时代，本甚难断言，今姑就一己所见，依作品之风格，及有本事足征者，略别东西，作一较有系统之叙述。大抵西汉之作，朴茂直梗，东汉则趋于平妥。准斯以观，傥亦庶几乎。
西汉民间乐府
揆之事理；证以班书所录吴、楚、汝南歌诗，邯郸、河间歌诗，燕、代、雁门、云中、陇西歌诗，周谣歌诗，秦歌诗，以及淮南、南郡、雒阳、齐、郑等诸歌诗之篇目，西汉民歌，其数量当远过于东汉。唯今则适得其反。在三十余首古词中，吾人能确认其为西汉之作者，不过寥寥数首而已。
（1）《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吴兢《乐府古题要解》：“江南古词，盖美芳辰丽景，嬉游得时。”按此篇始载《宋书·乐志》，《通志·相和歌》亦首列《江南曲》，以为正声。当为传世五言乐府之最古者，殆武帝时所采吴楚歌诗。西北二字，古韵通，《楚辞·大招》：“无东无西，无南无北。”是其证。
（2）《薤露》：（相和曲）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3）《蒿里》：
嵩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古今注》曰：“薤露蒿里，并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是二歌盖作于汉初。然以其中多用七言句一事按之，必经李延年润色增损，以武帝之世，乐府始大倡七言也。要为西汉文字无疑。
薤露一名，始见《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蒿里”者，《汉书·武五子传》：“蒿里召兮郭门阅。”师古注：“蒿里，死人里。”又《武帝纪》：“太初元年十二月高里。”注引伏俨曰：“山名，在泰山下。”师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谓之蒿里，或呼为下里者也。字则为蓬蒿之蒿。或者既见泰山神灵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误以高里为蒿里，混同一事。文学之士，共有此谬，陆士衡尚不免，（按指陆《泰山吟》：“梁甫亦有馆，蒿里亦有亭。”）况其余乎！今流俗书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然则高里自高里，乃泰山下一山名；蒿里自蒿里，为死人里之通称，或曰下里，不容相混也。
此二曲者，至东汉已不仅为丧歌。有用之宴饮者，如《后汉书·周举传》：“商（大将军梁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暱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续以《薤露》之歌，座中闻者皆为掩涕。太仆张种时亦在焉，会还，以事告举，举叹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商至秋果薨。”有用之婚嫁者，如《风俗通》云：“时京师殡、婚、嘉会，皆作櫆，酒酣之后，续以《挽歌》。櫆，丧家之乐；《挽歌》，执绋相偶和之者。”按曹植有《元会》诗，而云“悲歌厉响，咀嚼清商”。所谓悲歌，当即挽歌，则知流风所及，至魏犹未泯。于此，亦可见二曲感人之深矣。
（4）《鸡鸣》：（相和曲）
鸡鸣高树巅，狗吠深宫中。荡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贷，柔协正乱名。黄金为君门，璧玉为轩堂。上有双樽酒，作使邯郸倡。刘王碧青甓，后出郭门王。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鸣声何啾啾，闻我殿东厢。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颎颎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
按汉作多“缘事而发”，此诗必有所刺！云天下方太平者，微词也。正言若反。夫刑法非有所假贷，况正当此乱名之时乎？故戒荡子以不可轻犯法网。乱名者，谓善恶无别，尊卑无序，即下文所叙僭越诸事。《尔雅·释诂》：“协，服也。”柔协，犹柔服。《左传》：“伐叛，刑也。柔服，德也。”此盖谓优柔姑息，为乱名之渐。《汉书·外戚列传》：赵昭仪“居昭阳舍，……切皆铜沓冒，黄金涂。壁带往往为黄金，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注云：“切，门限也。沓冒，其头也。涂，以黄金涂铜上也。壁带，壁之横木露出如带者也。于壁带之中，往往以金为，若车之形也。其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是金门玉堂唯皇家为能有之，非臣下所得僭用。刘王者，汉同姓诸侯王也。郭门王，则郭门外之异姓诸侯王也。陈沆云：“汉制，非刘氏不得王。故惟宗室王家，得殿砌青甓，而僭效之者则郭门之王氏也。郭门，其所居之地。鸳鸯七十二，伎妾之盛也。”按《汉书·武五子·昌邑哀王贺传》：“贺到霸上，旦至广明东都门，（龚）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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