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习惯重于方法 [book_author]胡适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99409 [book_dec]现代著名学者胡适终身积累了丰富的读书治学经验，并对此问题颇有研究。他关于如何读书，如何选书，如何做学问的不少精辟见解，值得今人学习、借鉴。本书收入胡适关于读书治学的文章、演讲稿二十多篇，力求全面、准确反映反映胡适的读书治学观点和方法。 [book_img]Z_11915.jpg [book_title]为什么读书 读书不是单为文凭功名，只因为书中可以供给学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可以帮助我们思想。 青年会叫我在未离南方赴北方之前在这里谈谈，我很高兴，题目是为什么读书。现在读书运动大会开始，青年会拣定了三个演讲题目。我看第二题目怎样读书很有兴味，第三题目读什么书更有兴味，第一题目无法讲，为什么读书，连小孩子都知道，讲起来很难为情，而且也讲不好。所以我今天讲这个题目，不免要侵犯其余两个题目的范围，不过我仍旧要为其余两位演讲的人留一些余地。现在我就把这个题目来试一下看。我从前也有过一次关于读书的演讲，后来我把那篇演讲录略事修改，编入三集《文存》里面，那篇文章题目叫做《读书》，其内容性质较近于第二题目，诸位可以拿来参考。今天我就来试试为什么读书这个题目。 从前有一位大哲学家做了一篇《读书乐》，说到读书的好处，他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意思就是说，读了书可以做大官，获厚禄，可以不至于住茅草房子，可以娶得年轻的漂亮太太（台下哄笑）。诸位听了笑起来，足见诸位对于这位哲学家所说的话不十分满意。现在我就讲所以要读书的别的原因。 为什么要读书？有三点可以讲：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智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第二，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我一踏进青年会的大门，就看见许多关于读书的标语。为什么读书？大概诸位看了这些标语就都已知道了，现在我就把以上三点更详细的说一说。 第一，因为书是代表人类老祖宗传给我们的智识的遗产，我们接受了这遗产，以此为基础，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更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智识。人类之所以与别的动物不同，就是因为人有语言文字，可以把智识传给别人，又传至后人，再加以印刷术的发明，许多书报便印了出来。人的脑很大，与猴不同，人能造出语言，后来更进一步而有文字，又能刻木刻字；所以人最大的贡献就是[留下]过去的智识和经验，使后人可以节省许多脑力。非洲野蛮人在山野中遇见鹿，他们就画了一个人和一只鹿以代信，给后面的人叫他们勿追。但是把智识和经验遗给儿孙有什么用处呢？这是有用处的，因为这是前人很好的教训。现在学校里各种教科[书]，如物理、化学、历史，等等，都是根据几千年来进步的智识编纂成书的，一年、两年，或者三年，教完一科。自小学、中学，而至大学毕业，这十六年中所受的教育，都是代表我们老祖宗几千年来得来的智识学问和经验。所谓进化，就是叫人节省劳力，蜜蜂虽能筑巢，能发明，但传下来就只有这一点智识，没有继续去改革改良，以应付环境，没有做格外进一步的工作。人呢，达不到目的，就再去求进步，而以前人的智识学问和经验作参考。如果每样东西，要个个人从头学起，而不去利用过去的智识，那不是太麻烦吗？所以人有了这智识的遗产，就可以自己去成家立业，就可以缩短工作，使有余力做别的事。 第二点稍复杂，就是为读书而读书。读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不读书不能读书，要能读书才能多读书。好比戴了眼镜，小的可以放大，糊涂的可以看得清楚，远的可以变为近。读书也要戴眼镜。眼镜越好，读书的了解力也越大。王安石对曾子固说：“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所以他对于本草、内经、小说，无所不读，这样对于经才可以明白一些。王安石说：“致其知而后读。” 请你们注意，他不说读书以致知，却说，先致知而后读书。读书固然可以扩充知识；但知识越扩充了，读书的能力也越大。这便是“为读书而读书”的意义。 试举《诗经》作一个例子。从前的学者把《诗经》看作“美”“刺”的圣书，越讲越不通。现在的人应该多预备几副好眼镜，人类学的眼镜、考古学的眼镜、文法学的眼镜、文学的眼镜。眼镜越多越好，越精越好。例如“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我们若知道比较民俗学，便可以知道打了野兽送到女子家去求婚，是平常的事。又如“钟鼓乐之，琴瑟友之”，也不必说什么文王太姒，只可看作少年男子在女子的门口或窗下奏乐唱和，这也是很平常的事。再从文法方面来观察，像《诗经》里“之子于归”、“黄鸟于飞”、“凤凰于飞”的“于”字；此外，《诗经》里又有几百个的“维”字，还有许多“助词”、“语词”，这些都是有作用而无意义的虚字，但以前的人却从未注意及此。这些字若不明白，《诗经》便不能懂。再说在《墨子》一书里，有点光学、力学；又有点经济学。但你要懂得光学，才能懂得墨子所说的光；你要懂得各种智识，才能懂得《墨子》里一些最难懂的文句。总之，读书是为了要读书，多读书更可以读书。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读书，怕读难书。越难读的书我们越要征服它们，把它们作为我们的奴隶或向导，我们才能够打倒难书，这才是我们的“读书乐”。若是我们有了基本的科学知识，那么，我们在读书时便能左右逢源。我再说一遍，读书的目的在于读书，要读书越多才可以读书越多。 第三点，读书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应付环境，供给思想材料。知识是思想材料的来源。思想可分作五步。思想的起源是大的疑问。吃饭拉屎不用想，但逢着三叉路口，十字街头那样的环境，就发生困难了。走东或走西，这样做或是那样做，有了困难，才有思想。第二步要把问题弄清，究竟困难在哪一点上。第三步才想到如何解决，这一步，俗话叫做出主意。但主意太多，都采用也不行，必须要挑选。但主意太少，或者竟全无主意，那就更没有办法了。第四步就是要选择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要想到这一个方法能不能解决。若不能，那么，就换一个；若能，就行了。这好比开锁，这一个钥匙开不开，就换一个；假定是可以开的，那么，问题就解决了。第五步就是证实。凡是有条理的思想都要经过这步，或是逃不了这五个阶段。科学家要解决问题，侦探要侦探案件，多经过这五步。 这五步之中，第三步是最重要的关键。问题当前，全靠有主意（ideas）。主意从哪儿来呢？从学问经验中来。没有智识的人，见了问题，两眼白瞪瞪，抓耳挠腮，一个主意都想不上来。学问丰富的人，见着困难问题，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挤上来，涌上来，请求你录用。读书是过去智识学问经验的记录，而智识学问经验就是要用在这时候，所谓养军千日，用在一朝。否则，学问一些都没有，遇到困难就要糊涂起来。例如达尔文把生物变迁现象研究了几十年，却想不出一个原则去整统他的材料。后来无意中看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说人口是按照几何学级数一倍一倍的增加，粮食是按照数学级数增加，达尔文研究了这原则，忽然触机，就把这原则应用到生物学上去，创了物竞天择的学说。读了经济学的书，可以得着一个解决生物学上的困难问题，这便是读书的功用。古人说：“开卷有益”，正是此意。读书不是单为文凭功名，只因为书中可以供给学问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可以帮助我们思想。又譬如从前的人以为地球是世界的中心，后来天文学家科白尼a却主张太阳是世界的中心，绕着地球而行。据罗素说，科白尼所以这样的解说，是因为希腊人已经讲过这句话；假使希腊没有这句话，恐怕更不容易有人敢说这句话吧。这也是读书的好处。有一家书店印了一部旧小说叫做《醒世姻缘》，要我作序。这部书是西周生所著的，印好后在我家藏了六年，我还不曾考出西周生是谁。这部小说讲到婚姻问题，其内容是这样：有个好老婆，不知何故，后来忽然变坏，作者没有提及解决方法，也没有想到可以离婚，只说是前世作孽，因为在前世男虐待女，女就投生换样子，压迫者变为被压迫者。这种前世作孽，起先相爱，后来忽变的故事，我仿佛什么地方看见过。后来忽然想起《聊斋[志异]》一书中有一篇和这相类似的笔记，也是说到一个女子，起先怎样爱着她的丈夫，后来怎样变为凶太太，便想到这部小说大约是蒲留仙或是蒲留仙的朋友做的。去年我看到一本杂记，也说是蒲留仙做的，不过没有多大证据。今年我在北京，才找到了证据。这一件事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第二点，就是读书可以帮助读书，同时也可以解释第三点，就是读书可以供给出主意的来源。当初若是没有主意，到了逢着困难时便要手足无措，所以读书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军事、政治、财政、思想等问题，也都可以解决，这就是读书的用处。 我有一位朋友，有一次傍着灯看小说，洋灯装有油，但是不亮，因为灯芯短了。于是他想到《伊索寓言》里有一篇故事，说是一只老鸦要喝瓶中的水，因为瓶太小，得不到水，它就衔石投瓶中，水乃上来。这位朋友是懂得化学的，于是加水于灯中，油乃碰到灯芯。这是看《伊索寓言》给他看小说的帮助。读书好像用兵，养兵求其能用，否则即使坐拥十万二十万的大兵也没有用处，难道只好等他们“兵变”吗？ 至于“读什么书”，下次陈钟凡先生要讲演，今天我也附带的讲一讲。我从五岁起到了四十岁，读了三十五年的书。我可以很诚恳的说，中国旧籍是经不起读的。中国有五千年文化，“四部”的书已是汗牛充栋。究竟有几部书应该读，我也曾经想过。其中有条理有系统的精心结构之作，二千五百年以来恐怕只有半打。“集”是杂货店，“史”和“子”还是杂货店。至于“经”，也只是杂货店，讲到内容，可以说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智识的帮助的。中国书不够读，我们要另开生路，辟殖民地，这条生路，就是每一个少年人必须至少要精通一种外国文字。读外国语要读到有乐而无苦，能做到这地步，书中便有无穷乐趣。希望大家不要怕读书，起初的确要查阅字典，但假使能下一年苦功，继续不断做去，那么，在一二年中定可开辟一个乐园，还只怕求知的欲望太大，来不及读呢。我总算是老大哥，今天我就根据我过去三十五年读书的经验，给你们这一个临别的忠告。 [book_title]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 读书无捷径，是没有什么简便省力的方法可言的。读书的习惯可分为三点：一是勤，二是慎，三是谦。 读书会进行的步骤，也可以说是采取的方式大概不外三种： 第一种是大家共同选定一本书来读，然后互相交换自己的心得及感想。 第二种是由下往上的自动方式，就是先由会员共同选定某一个专题，限定范围，再由指导者按此范围拟定详细节目，指定参考书籍。每人须于一定期限内作成报告。 第三种是先由导师拟定许多题目，再由各会员任意选定。研究完毕后写成报告。 至于读书的方法我已经讲了十多年，不过在目前我觉到读书全凭先养成好读书的习惯。读书无捷径，是没有什么简便省力的方法可言的。读书的习惯可分为三点：一是勤，二是慎，三是谦。 勤苦耐劳是成功的基础，做学问更不能欺己欺人，所以非勤不可。其次谨慎小心也是很重要的，清代的汉学家著名的如高邮王氏父子，段茂堂等的成功，都是遇事不肯轻易放过，旁人看不见的自己便可看见了。如今的放大几千万倍的显微镜，也不过想把从前看不见的东西现在都看见罢了。谦就是态度的谦虚，自己万不可先存一点成见，总要不分地域门户，一概虚心的加以考察后，再决定取舍。这三点都是很要紧的。 其次还有个买书的习惯也是必要的，闲时可多往书摊上逛逛，无论什么书都要去摸一摸，你的兴趣就是凭你伸手乱摸后才知道的。图书馆里虽有许多的书供你参考，然而这是不够的。因为你想往上圈画一下都不能。更不能随便的批写。所以至少像对于自己所学的有关的几本必备书籍，无论如何，就是少买一双皮鞋，这些书是非买不可的。 青年人要读书，不必先谈方法，要紧的是先养成好读书、好买书的习惯。 [book_title]怎样读书 读书的方法，据我个人的经验，有两个条件：一、精；二、博。……无论什么书都读，往往一本极平常的书中，埋伏着一个很大的暗示。 我们平常读书的时候，所感到的有三个问题：一、要读什么书；二、读书功用；三、读书方法。 关于要读什么书的一个问题，在《京报》上已经登了许多学者所选定的“青年必读书”，不过这于青年恐怕未必有多大好处，因为都是选者依照个人的主观的见解选定的，还不如读青年自己所爱读的书好。 读书的功用，从前的人无非是为做官，或者以为读了书，“颜如玉”、“黄金屋”一类的东西就会来；现在可不然了，知道读书是求智识，为做人。 读书的方法，据我个人的经验，有两个条件：一、精；二、博。 精 从前有“读书三到”的读书法，实在是很好的；不过觉得三到有点不够，应该有四到：是眼到、口到、心到、手到。 眼到是个个字都要认得。中国字的一点一撇，外国的a， b，c， d，一点也不可含糊，一点也不可放过。那句话初看似很容易，然而我国人犯这错误的毛病的偏是很多。记得有人翻译英文，误port为pork，于是葡萄酒一变而为猪肉了。这何尝不是眼不到的缘故。谁也知道，书是集字而成的，要是字不能认清，就无所谓读书，也不必求学。 口到前人所谓口到，是把一篇能烂熟地背出来。现在虽没有人提倡背书，但我们如果遇到诗歌以及精彩的文章，总要背下来，它至少能使我们在作文的时候得到一种好的影响，但不可模仿。中国书固然要如此，外国书也要那样去做。进一步说：念书能使我们懂得它文法的结构，和其他的关系。我们有时在小说和剧本上遇到好的句子，尚且要把它记下来，那关于思想学问上的，更是要紧了。 心到是要懂得每一句、每一字的意思。做到这一点，要有另外的帮助，有三个条件： （一）参考书，如字典、辞典、类书等。平常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读书，第一要工具完备。 （二）做文法上的分析。 （三）有时须比较、参考、融会、贯通。往往几个平常的字，有许多解法，倘是轻忽过去，就容易生出错误来。例如，英文中的一个turn字，做vt。有15解；作vi。有13解；作n。有26解；共有54解。又如strike， vt。有31解；vi。有16解；n。有18解；共有65解。又如go， vi。有22解；vt。有3解；n。有9解；共有34解。 又如中文的“言”字、“于”字、“维”字，都是意义很多的，只靠自己的能力有时固然看不懂，字典里也查不出来，到了这时候非参考比较和融会贯通不可了。 还有前人关于心到很重要的几句话，拿他来说一说。宋人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又说：“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手到何谓手到？有几个意思： （一）标点分段。 （二）查参考书。 （三）做札记。札记分为四种： （甲）抄录备忘。 （乙）提要。 （丙）记录心得。记录心得也很重要，张横渠曾说：“心中苟有所开，即便札记，否则还失之矣。” （丁）参考诸书而融会贯通之，作有系统之文章。 手到的功用，可以帮助心到。我们平常所吸收进来的思想，无论是听来的，或者是看来的，不过在脑子里有一点好或坏的模糊而又零碎的东西罢了。倘若费一番功夫，把它芟除的芟除，整理的整理，综合起来作成札记，然后那经过整理和综合的思想，就永久留在脑中，于是这思想就属于自己的了。 博 就是什么书都读。中国人所谓“开卷有益”，原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为什么要博呢？有两个答案：一、博是为参考；二、博是为做人。 博是为参考有几个人为什么要戴眼镜呢？（学时髦而戴眼镜的，不在此问题内。）干脆答一句：是因看不清楚，戴了眼镜以后，就可以看清楚了。现在戴了眼镜，看是清楚的，可是不戴眼镜的时候看去还是糊涂的。王安石先生《答曾子固书》里说： 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之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 他“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我们要推开去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其书。比如我们要读《诗经》，最好先去看一看北大的《歌谣周刊》，便觉《诗经》容易懂。倘先去研究一点社会学、文字学、音韵学、考古学等等以后去看《诗经》，就比前更懂得多了。倘若研究一点文学、校勘学、伦理学、心理学、数学、光学以后去看《墨子》，就能全明白了。 大家知道的达尔文研究生物演进状态的时候，费了三十多年的光阴，积了许多材料，但是总想不出一个简单的答案来；偶然读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便大悟起来，了解了那生物演化的原则。 所以我们应该多读书，无论什么书都读，往往一本极平常的书中，埋伏着一个很大的暗示。书既是读得多，则参考资料多，看一本书，就有许多暗示从书外来。用一句话包括起来，就是王安石所谓“致其知而后读”。 博是为做人像旗杆似的孤零零地只有一技之艺的人固然不好，就是说起来什么也能说的人，然而一点也不精，仿佛是一张纸，看去虽大，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也不好。我们理想中的读书人是又精又博，像金字塔那样，又大、又高、又尖。所以我说：“为学当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 [book_title]找书的快乐 找书有甘苦，真伪费推敲。所谓有计划的找书，便是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去找书。 我不是藏书家，只不过是一个爱读书、能够用书的书生，自己买书的时候，总是先买工具书，然后才买本行书，换一行时，就得另外买一种书。今年我六十九岁了，还不知道自己的本行到底是哪一门？是中国哲学呢？还是中国思想史？抑或是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中国小说史？《水经注》？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国禅宗史？我所说的“本行”，其实就是我的兴趣，兴趣愈多就愈不能不收书了。十一年前我离开北平时，已经有一百箱的书，大约有一二万册。离开北平以前的几小时，我曾经暗想着：我不是藏书家，但却是用书家。收集了这么多的书，舍弃了太可惜，带吧，因为坐飞机又带不了。结果只带了一些笔记，并且在那一二万册书中，挑选了一部书，作为对一二万册书的纪念，这一部书就是残本的《红楼梦》。四本只有十六回，这四本《红楼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老的抄本。收集了几十年的书，到末了只带了四本，等于当兵缴了械，我也变成一个没有棍子、没有猴子的变把戏的叫花子。 这十一年来，又蒙朋友送了我很多书，加上历年来自己新买的书，又把我现在住的地方堆满了，但是这都是些不相干的书，自己本行的书一本也没有。找资料还需要依靠“中研院”史语所的图书馆和别的图书馆，如台湾大学图书馆、“中央”图书馆等救急。 找书有甘苦，真伪费推敲 我这个用书的旧书生，一生找书的快乐固然有，但是找不到书的苦处也尝到过。民国九年（1920年）七月，我开始写《水浒传考证》的时候，参考的材料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征四寇》及《水浒后传》等，至于《水浒传》的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廿回本、一百廿四回本，还都没有看到。等我的《水浒传考证》问世的时候，日本才发现《水浒》的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及一百廿回本。同时我自己也找到了一百一十五回本及一百廿四回本。做考据工作，没有书是很可怜的。考证《红楼梦》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材料很多，普通所看到的《红楼梦》都是一百廿回本。这种一百廿回本并非真的《红楼梦》。曹雪芹四十多岁死去时，只写到八十回，后来由程伟元、高鹗合作，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完成了后四十回。乾隆五十六年的活字版排出了一百廿回的初版本，书前有程、高二人的《序文》，说： 世人都想看到《红楼梦》的全本，前八十回中黛玉未死，宝玉未娶，大家极想知道这本书的结局如何？但却无人找到全的《红楼梦》。近因程、高二人在一卖糖摊子上发现有一大卷旧书，细看之下，竟是世人遍寻无着的《红楼梦》后四十回，因此特加校订，与前八十回一并刊出。 可是天下这样巧的事很少，所以我猜想《序文》中的说法不可靠。 考证《红楼梦》，清查曹雪芹 三十年前我考证《红楼梦》时，曾经提出两个问题，这是研究红学的人值得研究的：一、《红楼梦》的作者是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家世如何？家世传记有没有可考的资料？曹雪芹所写的那些繁华世界是有根据的吗？还是关着门自己胡诌乱说？二、《红楼梦》的版本问题，是八十回？还是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是哪里来的？那时候有七八种《红楼梦》的考证，俞平伯、顾颉刚都帮我找过材料。最初发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有程伟元《序》的乙本，其中并有高鹗的《序文》及引言七条，以后发现早一年出版的甲本，证明后四十回是高鹗所续，而由程伟元出钱活字刊印。又从其他许多材料里知道曹雪芹家为江南的织造世职，专为皇室纺织绸缎，供给宫内帝后、妃嫔及太子、王孙等穿戴，或者供皇帝赏赐臣下。后来在清理故宫时，从康熙皇帝一秘密抽屉内发现若干文件，知道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于皇帝派出的特务，负责察看民心年成，或是退休丞相的动态，由此可知曹家为阔绰大户。《红楼梦》中有一段说到王熙凤和李嬷嬷谈皇帝南巡，下榻贾家，可知是真的事实。以后我又经河南的一位张先生指点，找到杨钟羲的《雪桥诗话》及《八旗经文》，以及有关爱新觉罗宗室敦诚、敦敏的记载，知道曹雪芹名，号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接着又找到了《八旗人诗抄》、《熙朝雅颂集》，找到敦诚、敦敏兄弟赐送曹雪芹的诗，又找到敦诚的《四松堂集》，是一本清抄未删底本，其中有挽曹雪芹的诗，内有“四十年华付杳冥”句，下款年月日为甲申（即乾隆甲申廿九年，西历1764年）。从这里可以知道曹雪芹去世的年代，他的年龄为四十岁左右。 险失好材料，再评《石头记》 民国十六年我从欧美返国，住在上海，有人写信告诉我，要卖一本《脂砚斋评石头记》给我，那时我以为自己的资料已经很多，未加理会。不久以后和徐志摩在上海办新月书店，那人又将书送来给我看，原来是甲戌年手抄再评本，虽然只有十六回，但却包括了很多重要史料。里面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甲午八月泪笔”的句子，指出曹雪芹逝于乾隆廿七年冬，即西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诗句，充分描绘出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的情态。脂砚斋则可能是曹雪芹的太太或朋友。自从民国十七年二月我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之后，大家才注意到《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不过，我后来又在民国廿二年从徐星署先生处借来一部庚辰秋定本脂砚斋四阅评过的《石头记》，是乾隆廿五年本，八十回，其中缺六十四、六十七两回。 谈《儒林外史》，推赞吴敬梓 现在再谈谈我对《儒林外史》的考证。《儒林外史》是部骂当时教育制度的书，批评政治制度中的科举制度。我起初发现的只有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中的赋一卷（4篇），诗二卷（131首），词一卷（47首），拿这当做材料。但是在一百年前，我国的大诗人金和，他在跋《儒林外史》时，说他收有《文木山房集》，有文五卷。可是一般人都说《文木山房集》没有刻本，我不相信，便托人在北京的书店找，找了几年都没有结果，到了民国七年才在带经堂书店找到。我用这本集子参考安徽《全椒县志》，写成一本一万八千字的《吴敬梓年谱》，中国小说传记资料，没有一个能比这更多的，民国十四年我把这本书排印问世。 如果拿曹雪芹和吴敬梓二人作一个比较，我觉得曹雪芹的思想很平凡，而吴敬梓的思想则是超过当时的时代，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里，严刻地批评教育制度，而且有他的较科学化的观念。 有计划找书，考证神会僧 前面谈到的都是没有计划的找书，有计划的找书更是其乐无穷。所谓有计划的找书，便是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去找书。现在再拿我找神会和尚的事做例子，这是我有计划的找书。神会和尚是唐代禅宗七祖大师，我从《宋高僧传》的慧能和神会传里发现神会和尚的重要，当时便作了个大胆的假设，猜想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只有日本和敦煌两地可以发现。因为唐朝时，日本派人来中国留学的很多，一定带回去不少史料。经过“小心的求证”，后来果然在日本找到宗密的《圆觉大疏抄》和《禅源诸诠集》，另外又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馆及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发现数卷神会和尚的资料。知道神会和尚是湖北襄阳人，到洛阳、长安传播大乘佛法，并指陈当时的两京法祖三帝国师非禅宗嫡传，远在广东的六祖慧能才是真正禅宗一脉相传下来的。但是神会的这些指陈不为当时政府所取信，反而贬走神会。刚好那时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远避四川，肃宗召郭子仪平乱，这时国家财政贫乏，军队饷银只好用度牒代替，如此必须要有一位高僧宣扬佛法令人乐于接受度牒。神会和尚就担任了这项推行度碟的任务。郭子仪收复两京（洛阳、长安），军饷的来源，不得不归功神会。安史之乱平了后，肃宗迎请神会入宫奉养，并且尊神会为禅宗七祖，所以神会是南宗的急先锋，北宗的毁灭者，新禅学的建立者，《坛经》的创作者，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伟大的功勋。我所研究（编校）的《神会和尚遗集》可望在明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 最后，根据我个人几十年来找书的经验，发现我们过去的藏书的范围是褊狭的，过去收书的目标集中于收藏古董，小说之类决不在藏书之列。但我们必须了解了解，真正收书的态度，是要无所不收的。 [book_title]中国书的收集法 今天我们讲书的收集法，是极端主张要博，再从博而专门，古董家和道学家的方法是绝对要不得的。 王[云五]先生告诉我说，众位在这里研究图书馆学，每星期请专家来讲演。我这个人，可以说是不名一家。白话文是大家做的，不能说专家；整理国故，实在说不上家。所以我今天来讲，并不是以专家的资格。并且我今天所讲的，是书的问题。书这样东西，没有人可以说是专家的；图书馆范围非常广博，尤其更不配说专家。我家里书很多，可是乱七八糟，没有方法去整理。当我要书的时候，我写信去说：我要的书是在进门左手第三行第三格。我的书只是凭记忆所及，胡乱的放着。但是近来几次的搬家，这个进门左手第几行第几格的方法，已经不适用了。现在我的书，有的在北平，有的在上海，有的在箱子里，有的在书架上。将来生活安定了，把所有的书集[中]在一处布置起来，还须请众位替我帮忙整理。因为我是完全不懂方法的。 近来我在国内国外走走，同一些中国图书馆家谈谈，每每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学图书馆的人很多，但是懂得书的人很少。学图书馆的人，学了分类、管理就够了，于是大家研究分类，你有一个新的分类法，他有一个新的分类法。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很重要的，尤其是小规模的图书馆。在小图书馆里，不得已的时候，只须用两种方法来分类：一是人名，一是书名，就够了。图书馆的中心问题，是要懂得书。图书馆学中的检字方法、分类方法、管理方法，比较起来是很容易的，一个星期学，几个星期练习，就可以毕业。但是必定要懂得书，才可以说是图书馆专家。叫花子耍猴子，有了猴子，才可以耍；舞棍，有了棍，才可以舞。分类法的本身是很抽象的，书很少，自然没有地方逞本事；有了书，也要知道他的内容。这本pasteur[巴斯德]的传，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是化学家呢，还是生物学家，医学或卫生学[家]，就彷徨无措。无论你的方法是如何周全精密，不懂得内容，是无从分类起的。图书馆学者，学了一个星期，实习了几个星期，这不过是门径。如果要把他做终身的事业，就要懂得书，懂得书，才可以买书、收书、鉴定书、类分书。众位将来去到各地服务的时候，我要提出一个警告，就是但懂得方法而不懂得书，是没有用的。你们的地位，只能做馆员，而不能做馆长的。 今天我所讲的，是怎样去收集书。收书是图书馆很重要的事。可是要收的，实在不少，有旧书，有新书，有外国书，有中国书。外国书自然是[要]懂得外国文字的[人]，才有收的方法。如果不懂得外国文字，便是讲也没有用处的。要懂书，有三个重要的办法：（一）爱书。把书当做心爱的东西，和守财奴爱钱一样。（二）读书。时时刻刻的读，继续不断的读，唯有读书才能懂书。最低的限度也要常常去看。（三）多开生路。生路多了，自然会活泛。因此，外国语不能不懂，一日语，二英语，三法语，四德语，五俄语，能多懂了一种，便多了一种的好处。生路开的多了，才能讲收书，无论新的、旧的，中国的、外国的，都得知道他的内容，这样便是分类也有了办法。 我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书的收集法》。吴稚晖先生这几年来常说：中国的线装书，都应该丢到茅厕里去。这句话在精神上是很可赞成的。因为在现在的中国，的确该提倡些物质文明，无用的书可以丢掉，但是他安顿线装书的法子，实在不好。茅厕不是摆书的好地方，而且太不卫生。所以我提议把线装书一齐收集起来，放到图书馆去，所谓束之高阁。整理好了，备而不用，随时由专门学者去研究参考。那么中国书当如何收集呢？从前收集中国书，最容易犯两个大毛病：一是古董家的收集法，一是理学家的收集法。 古董家的收集法，是专讲版本的。比方藏书，大家知道北平的藏书大家傅沅叔先生，他收书，就不收明朝嘉靖以后的书。清朝的书，虽也收一点，但只限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精刻本。亦有些人更进一步，非宋不收，而且只限于北宋；他们以为北宋版是初刻本，当然更好。不论是哪一种书，只要是宋版，便要收藏。因此这一类书，价钱就很贵。譬如《资治通鉴》，是一部极平常的史书，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好古的收藏家，如果遇见宋刻的《资治通鉴》，都千方百计的要弄到他，就是他三千、五千、一万、两万而得到一部不完整的本子，也是愿意的。现在刚刻出来的一本《宋刑统》，这一部书，包括宋朝一代的政治法令，本来没有人注意到，大理院刻了这部书，在历史上很占重要的地位。可是古董式的收藏家，他不肯花数十块钱买一部《宋刑统》，却肯花三千、五千、一万、两万买不完整的宋刻《资治通鉴》。拿这种态度收书，有许多毛病：（一）太奢侈。用极贵的价钱，收极平常的书，太不合算。诸位将来都是到各地去办小规模的图书馆的，这种图书馆，当然没有钱做这样的事情。便是有钱，我以为也不必的。（二）范围太窄。譬如说，明朝嘉靖以后的书，一概不收；清朝本子刻得好的，才收一点。他们收的书，都是破铜烂铁，用处实在很少，只有古董的价值，完全没有历史的眼光，惟有给学者作校勘旧本之用。比方一部宋版的《资治通鉴》，他因为刻得最早，错误的可能性少一点，如果用他校勘旁的版本，当然有许多利益。诸位写一篇千字的文章，自己初抄的时候，抄错一个字；可是给人家第二次抄录的时候，就错了两个字。这样以讹传讹，也许会错到五六字、十余字的。如果把原本对照，就可以改正好多。所以买旧本的用处，至多只是供校勘学者的校勘而已。如果要使人知道古书是怎么样子的，那么说句干脆话，还不如交给博物馆去保存的好。而且严格的说一句，宋本古本，不一定是好的。我们一百年来晓得校勘本子，不在乎古而在乎精。比方a、b、c三个本子，在宋朝时候据a本校勘成为d本，便称宋版；而e本呢，是收a、b、c三本参考校勘而成的，可说是明版。这样看来，明版也许比宋版精粹些，说明如下： 理学家的收集法，是完全用理学家的眼光来收书的。这一种收集法，比古董家还不好。古董家的眼光，如果这书是古的，他就收去。比方《四部丛刊》中间的《太平乐府》是刻得很坏的，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元朝堂子里的姑娘所唱的小曲子，经杨朝云编在一处，才保存到现在。如果撞在道学家手里，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古董家因为看见他难得，所以把他收进去，使我们晓得元朝的小曲子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东西。董康先生翻刻的《五代史平话》，原是极破烂的一本书，但是因为古的关系，居然有人把他刻出来，保全了这本书。这是第一种比第二种好的地方。还有一种好处，就是古董家虽然不懂这破烂的书，可是放着也好。要是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有很大的毛病。《四库全书》是一个很大的收集（collection），但是清乾隆皇帝所颁的上谕，和提要中，口口声声说是要搜集有关世道人心的书。我们查书中的几篇上谕，就可以知道：他小曲子不要，小学不要；他所收的，都是他认为与世道人心无妨碍的。拿这个标准收书，就去掉了不少有用的书。他的弊端很大：（一）门类太窄。《四库全书》是大半根据《永乐大典》集出来的。《永乐大典》的收集法乱七八糟，什么书都收在里面，戏也有，词曲也有，小学也有。他的收集法，是按韵排列的。譬如这部戏曲是“微”韵，就收入“微”韵里。可是到了清朝，那些学者的大臣，学者的皇帝，带上了道学家的幌子，把《永乐大典》中保存的许多有用的书，都去掉了。自此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门类未免太狭。（二）因人废言。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常常因人的关系，去掉许多有用的书。比方明朝的严嵩，是当初很有名的文学家，诗文词赋，都占极高的地位，可是在道学家的眼光看来，他是一个大奸臣，因此《四库全书》中，便不收他的东西。又如姚广孝，是永乐皇帝——明成祖的功臣。他是一个和尚，诗文都好，但是因为帮永乐篡位，所以他的作品也不被收。又像明末清初的吴梅村等，都是了不得的人才，三百年来，他的文字要占极高的地位。不过因为他在明朝做了官，又在清朝做官，便叫臣。他的作品，也就不能存在。（三）因辞废言。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对于人往往有成见。其实这是很可笑的。往往因文字上忌讳的缘故，把他的作品去掉，这是很不对的。譬如用国民党的眼光去排斥书，是有成见的；用共产党的眼光排斥书，也是有成见的。同为某种事实而排斥某种书，都[是]讲不过去的。《四库全书》中有许多书不予收入，而且另外刊入《禁书目录》。有些明朝末叶的书，有诋毁清朝的，都在销毁之列。因此用道学家的眼光收书，是很不对的。（四）门户之见太深。门户之见，道学家最免不掉。程朱之学与陆王之学，是互相排斥的，两者便格格不入。所以程、朱的一流对于王学，每认为异端，拒而不收；王阳明的东西尚不肯收，那么等而下之，自然不必说了。王派对于朱学，也积口诋毁。至于佛家、道家，也在排斥之列。《四库全书》关于道家的[书]，完全没有放进去。在中国，这学派门户之见实在很多。总而言之，门类太窄，因人废言，因辞废言，或者为了学派门户的成见，以批评人的眼光抹煞他的书，就冤抑了许多有价值的书。如果在一百余年以前，他们的眼光能放得大些，不要说把销毁的书保留起来，如能将禁书收进去，也可为我们保留了不少的材料。在那个时候，没有遭大乱，太平天国的乱事没有起，圆明园也没有烧毁，假如能放大眼光，是何等的好。可是因为中了这种种的毒，所以永远办不到。 今天我讲的，是第三种方法。这个方法，还没有相当的名字，我叫他杂货店的收书法。明白地说，就是无书不收的收书法。不论甚么东西，只要是书，就一律都要。这个办法，并不是杜撰的。上次顾颉刚先生代表广州中山大学，拿了几万块钱出来收书，就是这样办法。人家笑话他，他还刊了一本小册子说明他的方法。这书，王先生也许看见过。他到杭州、上海、苏州等处，到了一处，就通知旧书铺，叫他把所有的书统统开个单子，就尽量的收下来，什么《三字经》、《千字文》、医书，和从前的朱卷都要。秀才的八股卷子也要，账簿也要，老太太写得不通的信稿子也要，小热昏、滩簧、算命书、看相书，甚至人家的押契，女儿的礼单，和丧事人家账房先生所开的单子（如杠夫多少，旗伞多少，如何排场等）的东西都要。摊头上印得很恶劣的唱本、画册，一应都收了来。人家以为宝贝的书，他却不收。他怕人家不了解，印了一个册子去说明，可是人家总当他是外行，是大傻子，被人笑煞。不过我今天同诸位谈谈，收集旧书，这个方法最好。他的好处在哪里呢？（一）把收书的范围扩大，所谓无所不收。不管他是古，是今；是好版本，是坏版本；有价值，没有价值，统统收来，材料非常丰富。（二）可免得自己来去取。不懂得书，要去选择，是多么麻烦的事。照这样子的收书，不管他阿猫阿狗，有价值，没有价值，一概都要。如果用主观来去取书、选择书，还是免不掉用新的道学家的眼光来替代老的道学家的眼光，是最不妥当的事。（三）保存无数的史料。比方人家大出丧，这个出丧单子，好像没有用处，但是你如果保存起来，也有不少的用途，[可]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很好的记载。像虞洽卿先生的夫人死了，就有大规模的出丧，仪仗很盛。那时人家只看见了这样的出丧，却没有人去照相，去详细记载。如果找到了虞先生的账房先生，要了那张单子，就知道他们这次出丧多少排场，多少费用，给社会学者留下很好的材料。将来的人，也可以知道在中华民国十七年月日，上海人家，还有这样的大出丧。这种史料，是再好不过的。（四）所花费少而所收多。譬如八股文，现在看来是最没有用的东西，简直和破纸一样，可以称斤的卖去；可是八股文这种东西在中国五百年的历史上[向]来占极重要的地位。几百万最高的阶级——所谓第一类人才的知识阶级，把他全部的精神都放在里面。我们想想，这与五百年来学者极有关系的东西，是不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材料；而且这个东西，再过十年八年，也许要没有了。现在费很少的钱，把他收了，将来价格一贵，就可不收。而且还可以一集、二集的印出来卖钱，甚么成化啊，宏治啊，嘉靖啊，式式都有。到没有的时候，也许会利市三倍呢！（五）偶然发现极好的材料。这种称斤的东西，里面常有不少的好材料。如果在几十斤、几百斤破烂东西中，得到了一本好材料，所花费的钱，已经很值得了。 有人问我：你不赞成古董家的收书法，又不赞成道学家的收书法，那么这个杂货店的收书法，原则是什么呢？当然，杂货店不能称是原则，他的原则，是用历史家的眼光来收书。从前绍兴人章学诚（实斋）说：“六经皆史也。”人家当初都不相信他，以为是谬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句话，其实还幼稚得很。我们可以说：“一切的书籍，都是历史的材料。”中国书向来分为经、史、子、集四类，经不过是总集而已，章学诚已认他是史。史当然是历史。所谓集，是个人思想的集体[合？]，究其实，也渊源于史，所以是一种史料。子和集，性质相同。譬如《庄子》、《墨子》，就是庄子、墨子的文集，亦是史料。所以大概研究哲学史，就到子书里去找。这样看来，一切的书，的确[都]是历史的材料。 虞洽卿家里的[丧]礼单是历史，算命单也是历史。某某人到某某地方算命，这就表示在民国年月日还有人算命，是很好的一种社会历史和思想史料。《三字经》和《百家姓》，好像没有用了，其实都是史料。假如我做一部《中国教育史》，《三字经》和《百家姓》，就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必须研究他从什么时候起的，他的势力是怎么样。又像描红的小格子，从前卖一个小钱一张，他在什么时候起的，什么时候止的，都是教育史上的好材料，因为从前读书，差不多都写这种字的。从前有某某图书馆征求民国以前的《三字经》刻本，都没有征求到，可知这种东西到了没有的时候，是极可贵的。我小时候读书，把南京李广明记的很熟，因为所读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和《学而》——《论语》首章等，都是从李广明来的。李广明在教育史上，也有一个相当的地位。此外如《幼学琼林》啊，《神童诗》啊，《千家诗》啊，都是教育史料。至于八股文，乃是最重要的文学史料、教育史料、思想史料、哲学史料。所谓滩簧、唱本、小热昏，也是文学史料，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平民文字[学]。诸位要知道文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乃是大多数人最喜欢唱、喜欢念、喜欢做的东西。还有看相的书，同道士先生画的符，念的咒，都是极好的社会史料和宗教史料、思想史料。婚姻礼单，又是经济史料和社会史料。讲到账簿，可以说是经济史料。比方你要研究一个时代的生计，如果有这种东西做参考，才能有所依据，得到正确的答案。英国有人（rojers）专门研究麦价，便是到各地去专找账簿。麦子在某年是多少钱一担？价格的变迁如何？农家的出产多少？他是专门搜集农家、教堂和公共机关的账簿来比较研究的。这种种的东西，都是极有价值的社会经济史料。我记得我十岁十一岁时记账，豆腐只是三个小钱一块。现在拿账簿一看，总得三个铜板一块。在这短短的时期中，竟增加到十倍。数十年后，如果没有这种材料，哪里还会知道当时经济的情况。倘使你有关于和尚庙、尼姑庵等上吊的新材料，你也可以收集起来，因为这是社会风俗史的一部[分]。人[们]能用这种眼光来看书，无论他是有无道理，都一概收集，才是真正收书家的态度。我们研究历史，高明的固然要研究；就是认为下流的，也要研究，才能确切知道一时代的真相。高明到什么地步，下流到什么地步？都要切切实实的研究一下。 谈到文学，杜工部、李太白的诗，固然是历史上的重要文学，应该懂的；然而当时老百姓的文字[学]，也占同一的地位，所以也必须懂得。李、杜的东西，只能代表一般贵族的历史，并不能说含有充分的平民历史；老百姓自己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平民历史。《金瓶梅》这一部书，大家以为[是]淫书，在禁止之列。其实也是极好的历史材料，日本的佛教大学还把他当作课本呢，这个就可见他有历史的眼光。《金瓶梅》是代表明中叶到晚年一个小小的贵族的一种情形。譬如书中的主人，有一个大老婆，五个小老婆，还有许多姘头，一家的内幕是如此如此。如果没有这种书，怎么能知道当时社会上的一般的情况。此外如《醒世姻缘》小说，不但可以做当时家庭生活的材料，还可知道从前小孩子怎样上学堂，如何开笔做八股文，都是应该知道的事。要有种种的材料给我们参考，我们才能了然于胸中。因此，我们的确应当知道王阳明讲的什么学说，而同时《金瓶梅》中的东西亦应当知道的，因为王阳明和《金瓶梅》，同是代表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一般的情形，在历史上有同样的价值。无论是破铜烂铁，竹头木屑，好的坏的，一起都收。要知道，历史是整个的，无论哪一方面缺了，便不成整个。少了《金瓶梅》，[仅]知道王阳明，不能说是知道十六世纪的历史；知道《金瓶梅》，去掉王阳明，也不能说是知道十六世纪的历史。因此，圣谕广训是史料，《品花宝鉴》也是史料，因为他讲清朝一种男娼的风气，两者缺了一点，就不能算完全。我们还要知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变迁的，要懂得他变迁的痕迹，更不能不晓得整个的历史是怎样。拿最近的事情说，国民党容共时代所出的公文、布告、标语，他的重要，与分共时代所出的标语、公文、布告，占同一的地位。而且你们如果不懂容共时代的东西，也断不能懂得现在的东西。 材料不在乎好坏，只要肯收集，总是有用处的。比方甘肃敦煌石窟里的破烂东西，都是零落不全的，现在大家都当他宝贝，用照相版、珂罗版印了几页，要卖八元、九元、二十元的钱。我们到北平去，也得看见一点敦煌石窟中的东西。敦煌石窟中的东西，是甘肃敦煌县东南的一个石窟（叫做莫高窟）里所藏的书。敦煌那个地方有一个千佛洞，在佛教最盛的时候，有二三百座庙。石窟里都是壁画，大概是唐人的手笔；亦有六朝晋朝时候的壁画。因为北方天气干燥，所以都没有坏。有一个庙是专为藏书用的。当初没有刻本，只有写本。有的是蝇头细楷，有的是草字，差不多式式都有。其中佛经最多，亦有雕本，恐怕是世界上最早的了。这里面有和尚教徒弟的经卷，有和尚念的经咒，女人们刺血写的符，和尚的伙食账簿，小和尚的写字本子，和唱本小调；就是敦煌府的公文，也留在里面。有许多书有年代可考，大概在西历纪元五百年起，到一一一〇年光景——东晋到宋真宗时。这许多年代中，有很多的材料，都不断的保存在这个和尚庙里。到了北宋初年，那里起了战乱，和尚们怕烧掉，就筑了墙，把一应文件都封在中间。大概打仗很久，和尚们死的死，逃的逃。从宋真宗时封起，一直到清末庚子年，墙坏了，就修理修理，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东西。直到庚子年，——西历一九〇〇年，一个道士偶然发现石窟中的藏书，才破了这个秘密。可是这个道士也不当他是宝贝，把他当符箓来卖钱，说是可以治病的。什么人头痛，就买一张烧了灰吃下去，说是可以医头痛；什么人脚痛，也买一张烧了灰吃下去，说是可以医脚痛。这样卖了七八年，到一九〇七年，才有洋鬼子来了。那是英国的史坦因（stein）a，他从中亚细亚来，是往北探险去的。他并没有中国的学问，据说他有一个助手王世庭，学问也并不高明，不过他曾听说在敦煌发现了许多东西，就去看看，随便给他多少钱买了大半去。因为不好拿，就捆了几大捆，装着走了。过了半年（那是1908年），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b来了，他是有名的学问家，他的中国学问恐怕中国学者也不能及他。不过伯希和很穷，只能在敦煌选了二千多卷，拿到北京。他是很诚实的，还去问问人家，请教人家，于是大家就知道了敦煌有这个东西。清朝的学部也得了这个消息，就打电报给陕甘总都[督]，叫他把石窟里的东西统统封好了，送到京师图书馆里去。那些官员，到这个时候才知道他是宝贝；因为外人都买了装回本国去，朝廷又要他封送晋京，于是拣完整的、字迹端秀的几卷，大家偷了去送人，所以偷掉的也不少，现在存在北平的，还有八千余卷。从东晋到宋朝初年，六百年间，许多史料，都保存在里头，真是无价之宝。现在六千余卷在英国伦敦，二千余卷在法国巴黎，八千余卷在北平，一共一万八千卷左右。我都去看过。在英国、法国的数千卷，那真可爱。他们都用极薄极薄的纸把他裱起来，装订成册；便是残破了的一角，或是扯下的一个字，也统统裱好了，藏在一处。他的内容，说来很可笑，我刚才说过，小和尚的写字本子，老和尚念的经卷，和女师刺血写的东西，样样都有。有些和尚们在念经的时候，忽然春心发动，便胡乱写一首《十八摸》，哼几句情诗，也都丢在里面。各种材料，差不多都有一点。此外如七字的唱本，像《天雨花》、《笔生花》一类的东西，唐朝已经有了，我们只知后代才有，哪里知道敦煌石窟里面已有这个东西，可以说是唱本的老祖宗。这在文学史上，是多么重要的好材料。这不但使我们知道六百年前的宗教史事，就是我们要研究佛家哲学、经济思想等等许多史料，都可到里面去找。在那时，很不经意的、乱七八糟的、杂货店式的把东西丢在一处，不料到九百年后，成了你争我夺的宝贝。这是此种收书[法]的很好的证据。 因此诸位如果有心去收，破铜烂铁，都有用处。我们知道我们凭个人的主观去选择各书，是最容易错误的。这个要，那个不要，[凭]藉自己的爱憎来定去取，是最不对的。我们恨滩簧、小调，然而滩簧、小调在整个的文学史上也占极重要的地位。孔子是道学家，可是他删诗而不删掉极淫乱的作品，正可充分地表现他有远大的目光。《诗经》中有两章如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会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淫乱到了极点。像这首诗，他怀想所欢，竟愿渡河以从，并且是人尽可夫。可是孔子并不删去，否则我们要得二、三千年以上的材料时，试问到哪里去找？孔子收书，因为有这种态度，这种眼光，所以为中国、为全世界保存了最古、最美、最有价值的文学史料、社会史料、宗教史料、政治史料。假如一有成见，还会有这样的成功么？现在流行市面的小报很多，什么《叽哩咕噜》、《噜哩噜》、《福尔摩斯》、《晶报》、《大晶报》等，五花八门，为一般人所鄙弃的，可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用处。我们如果有心收集起来，都是将来极好的文学史料、社会史料。要是在十年、二十年后，再要去找一个《叽哩咕噜》或是《噜哩噜》，也许没法得到。我能把他保存起来，十年、二十年后，人家要一个《叽哩咕噜》，要一个《噜哩噜》，我就可以供给他们，藉此能知道民国十七年上海社会上一般的情形是怎么样。当《申报》五十年纪念的时候，他们出了一部纪念册，可是《申报》馆竟没有一份全份的《申报》，于是登报征求。结果全中国只有一个人有这么一份，《申报》馆愿意出很多的钱去收买，结果是[以]二万块钱去买了来。照我这样[看]，觉得二十万块钱都值得。以中国之大，或者说是以世界之大，而只有一份不缺的《申报》，你想是多么可贵呢！所以现在看为极平常而可以随手弃掉的东西，你如果有一个思想，觉得他是二十年后、二千年后的重要史料，设法保存起来，这些东西，就弥觉可珍了。 我们收集图书，必须有这种历史的眼光。个人的眼光有限，所有的意见，也许是错误的。人家看为有价值的，我以为无价值；人家看为无价值的，我以为有价值，这种事情很多。我们收书，不能不顾到。所以，（一）要认定我们个人的眼光和意见是有限的，有错误的；（二）要知道今天看为平常容易得的东西，明天就没有，后天也许成了古董。假如我们能存这个观念，拿历史的眼光来收书，就是要每天看后的报纸，也都觉得可贵的。 讲到这里，诸位对我所说的，也许有一点怀疑，以为照这样说来，不是博而寡要了么？可是我觉得图书馆是应当要博的，而且从这个博字上，也会自然而然的走到精密的路上去。收文学书的，他从文学上的重要材料起，一直到滩簧、小热昏为止，件件都收。或者竟专力于文学中的一部，从专中求博，也未尝不可。有一位陶兰泉先生，绰号叫陶开化，他收书什么都收，但只限于殿版开化纸的书籍，因此得了陶开化的名称，正是博中寓专。因此第一步是博，第二步是由博而专，这也是自然而然的趋向。大概[由博]到专，亦有三个缘故：（一）是天才的发展；（二）是个人嗜好；（三）是环境上的便利。有这三个缘故，自然会走上专门的路。诸位都知道欧洲的北边有一个小岛，叫冰岛（iceland），那里有许多文学材料。若不到冰岛去找，全世界只有我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有这完全的冰岛文学史料。康奈尔图书馆所著名的，也就是这一点。因为当初冰岛上有人专门收集这全部的材料，后来捐给康奈尔，并又斥资再由康奈尔到冰岛去搜集，因此我的母校就以冰岛文学著名于全世界。这种无所不收的材料，实在有非常的价值，非常的用处。 今天我讲书的收集法，是极端主张要博，再从博而专门，古董家和道学家的方法是绝对要不得的。这不过是个大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详细的办法，还须诸位自己去研求。 [book_title]谈字典的功用 你们宁可少进一年学堂，千万省下几个钱来买一部好字典。那是你们的真先生，终身可以跟你们跑。 我常对我的翻译班学生说：“你们宁可少进一年学堂，千万省下几个钱来买一部好字典。那是你们的真先生，终身可以跟你们跑。” 我又常对朋友说：“读书不但要眼到、口到、心到，最要紧的是手到。手到的工夫很多，第一要紧的是动手翻字典。” 我怕我的朋友和学生不记得我这句话，所以有一天我编了一只《劝善歌》： 少花几个钱， 多卖两亩田， 千万买部好字典！ 它跟你到天边； 只要你常常请教它， 包管你可以少丢几次脸！ 今天我偶然翻开上海《时事新报》附刊的“文学”第一百六十九期，内有王统照先生翻译的郎弗楼（longfel-low）a的《克司台凯莱的盲女》b一篇长诗。我没有细看全文，顺手翻过来，篇末有两条小注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条注说： 此句原文为this old te deum，按提单姆为苏格兰的一地方名。 这真是荒谬了。te deum是一只最普通、最著名的《颂圣歌》，te是你，deum是上帝。原文第一句为te deum laudamus（上帝啊，我们颂赞你），因此得篇名。这是天主教一切节日及礼拜日必用的歌，所以什么小字典里都有此字。我们正不须翻大字典，即翻商务印书馆的《英华合解辞典》（页12—33），便有此字。这又不是什么僻字，王统照先生为什么不肯高抬贵手，翻一翻这种袖珍字典呢？为什么他却捏造一个“苏格兰的一地方名”的谬解呢？ 第二条注说： 此处原de profundis系拉丁文，表悲哀及烦郁之意。 这又是荒谬了。这两个拉丁字，也是一篇诗歌之名，即是《旧约》里《诗篇》的第一百三十首，拉丁译文首二字为de profundis，译言“从深处”，今官话译本译为“我从深处向你求告”。此亦非僻典，诗人常用此题；袖珍的《英华合解辞汇》（页24—70）也有解释。王统照先生何以看轻字典而过信他自己的“腹笥”呢？ 我因此二注，便忍不住去翻翻他的译文。译文是完全不可读的。开始第四行便大错；一直到底，错误不通之处，指不胜指。我试举一个例： 当我倾听着歌声， 我想我回来的是早些时， 你知道那是在whitsuntide那里。 你的邀请单可证明永无止息时； 我们读这几句完全不通的话，正不用看原文，便可知其大错大谬。 果然，原文是： and， as i listened to the song， i thought my turn would come ere long， thou knowest it is at whitsuntide。 thy cards forsooth can never lie。 [我听这歌时， 我就想，不久就要轮着我了， 你知道我的日期是在圣灵降临节的， 你的纸牌（算命的用牌）是不会说诳的。] 这四句里有多少错误？turn并非僻字，译为“回来”，一错也。ere long是常见的习语，译为“早些时”，二错也。whitsuntide乃是一个大节，什么小字典都可查，《英华双解辞汇》页一三七五并不难翻；今不译义，而加“那里”二字，可见译者又把此字当作“苏格兰的一地方名”了，三误也。这番话是盲女对那预言婆子说的，故说她的纸牌不会说诳。今译cards为“邀请单”，不知这位穷婆子邀请什么客？四误也。lie更非僻字，译作“止息”，五误也。forsooth译作“可证明”，六误也。即使老婆子发出邀请单，邀请单怎么会“证明永无止息时”呢？此七大误而一大不通也。 全篇像这样大谬的地方太多了，我再举一句作例罢： 他已来到！来到在末次！ 原文是： he has arrived！arrived at last！ 这样的句子尚不能翻译，而妄想译诗，这真是大胆妄为了！ 一千八百年前有位姓王的说： 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衡·对作篇》） 近来翻译家犯的罪过确也不少了。但我们的朋友，负一时文誉如王统照先生者，也会做这种自欺欺人的事，我真有点“心涌，笔手扰”了。 [book_title]思想的方法 一个人的思想，差不多是防身的武器，可以批评什么主义，可以避免一切纷扰。 一个人的思想，差不多是防身的武器，可以批评什么主义，可以避免一切纷扰。我们人总以为思想只有智识阶级才有，可是这是不尽然的；有的时候，思想不但普通人没有，就是学者也没有。普通人每天做事、吃饭、洗脸、漱口……都是照着习惯做去，没有思想的必要，所以不能称为有思想；就是关着窗子，闭着门户，一阵子的胡思乱想，也绝对不是思想的本义。原来思想是有条理，有系统，有方法的。 我们遇着日常习惯的事，总是马马虎虎的过去；及至有一个异于平常的困难发生，才用思想去考虑和解决。譬如学生每天从宿舍到课堂，必须经过三岔路和电车站，再走过二行绿荫荫的柳树，和四层楼的红房子，然后才至课堂。这在每天来往的学生，是极平常而不注意的事；但要是一个新考进来的学生，当他到了三岔路口的辰光（时候之意——编者注），一定有一个问题发生：就是在这三条路中，究竟打哪一条路走能到目的地？那个时候，要解决这个困难，思想便发生了。 要管理我们的思想，照心理学上讲，须要用五种步骤： 1.困难的发生人必遇有歧路的环境或疑难问题的时候，才有思想发生。倘无困难，决不会发生思想。 2.指定困难的所在有的困难是很容易解决的，那就没有讨论和指定困难的所在的必要。要是像医生的看病，那就有关人命了。我们遇着一个人生病的时光，往往自己说不出病之所在；及至请了医生来，他诊了脉搏，验了小便，就完了事；后来吃了几瓶药水，就能够恢复原状。他所以能够解决困难，和我们所以不能解决困难的不同点，就在能否指定和认清困难之所在罢了。 3.假设解决困难的方法这就是所谓出主意了。像三岔路口的困难者，他有了主意，必定向电车站杨柳树那边跑。这种假说的由来，多赖平日的知识与经验。语云：“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们求学亦复如此。这一步实是最重要的一步。要是在没有思想的人，他在脑袋中，东也找不到，西也找不到，虽是他在平常，能够把书本子倒背出来；可是没有观察的经验，和考虑的能力，一辈子的胡思乱想，终是不能解决困难的啊。 但是也有人，因为学识太足了，经验太富了，到困难来临的时候，脑海中同时生了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法；有的时候，把对的主意，给个人的感情和嗜好压了下去，把不对的主意，反而实行了。及后铸成大错，追悔莫及。所以思想多了，一定还要用精密谨慎的方法，去选定一个最好的主意。 4.判断和选定假设之结果假若我脑海中有了三种主意：第一主意的结果是a。b。c。d，第二主意的结果是e。f。g，第三主意的结果是h。i，那个时候，就要考虑他三个结果的价值和利害；然后把其中最容易而准确的结果设法证明。 还有我们做事，往往用主观的态度，而不用客观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某人说话，不负责任”的解释了。 此次五卅惨案，也有许多激烈的青年，主张和英国宣战，他们没有想到战争时，和战争后，政治上，商业上，交通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一切设备和结果。他们只知唱高调，不负责任的胡闹，只被成见和一时感情的冲动所驱使，没有想到某种条件有某种结果，和某种结果有没有解决某种条件的可能。 5.证实结果既已择定一个解决困难的方法，再要实地实验，看他实效的如何以定是非与价值。遇有事实不易在自然界发生的，则用人力造成某种条件以试验之。例如欲知水是否为轻养二原素所构成，此事在自然界不易发生，于是以人力合二原质于一处，加以热力，考察是否能成水。更以水分析之，看能否成轻养二原素，即从效果上来证实水的成分。 从前我的父亲有一次到满洲去勘界。一天到了一个大森林，走了多天，竟迷了路；那个时候干粮也吃完了，马也疲乏了，在无可如何的时光，他爬上山顶，登高一望，只见翠绿的树叶，弥漫连续，他用来福枪放起来，再把枯树焦叶烧起来，可是等了半天，连救援人的影踪也找不到。他便着急起来了，隔一会儿，他想起从前古书里有一句话，叫做“水必出山”。他便选定了这个办法，找到了河，遵了河道，走了一日夜，竟达到了目的地。 又有一例。禅宗中有一位烧饭的，去问他的大法师道：“佛法是什么？”那大法师算了半天，才回答道：“上海的棉花，二个铜子一斤。”烧饭的便说道：“我问你的是佛法，你答我的是棉法，这真是牛头不对马面了。”隔了三年，他到了杭州的灵隐寺去做烧饭，他又乘便问那主持的和尚道：“佛法是什么？”那主持和尚道：“杭州的棉花，也是二个铜子一斤。”他更莫名其妙；于是他便跑到普陀山，峨眉山……途中饱尝了饥渴盗匪之苦，问了许多和尚法师，竟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有一天，他到了一个破庙房，碰到一个老年的女丐，口中咿唔的在自语着，他在不知不解间，听得一句不相干的话，忽然间竟觉悟了世界上怎样的困难，他也就明白了“佛法是什么”。他在几十年中所怀的闷葫芦，一旦竟明白了，不是偶然的。这就是孟子所说“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只要把自己的思想运用，把自己的脑筋锻炼，那么，什么东西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在宋朝有一个和尚，名叫法贤，人家称他做五祖大师，他最喜欢讲笑话。他讲：从前有一个贼少爷，问贼老爷道：“我的年纪也大了，也不能天天玩耍了，爹爹也可以教我一点立身之道吗？”那贼老爷并不回答他，到了晚上，导他到一座高大的屋宇，进了门，便把自己身边的钥匙，开了一个很大的衣橱，让他的儿子进去，待到贼少爷跨进衣橱，贼老爷把橱门拍的关上，并且锁着；自己连喊“捉贼，捉贼”的逃了。那时候，贼少爷在衣橱里是急极了，他想，“我的爹爹叫我来偷东西，那么他为什么把我锁在里边，岂不是叫他们活剥剥的把我捉住，送我到牢狱里去，尝铁窗风味（味道之意——编者注）吗？”可是他继而一想，“怎么样我可以出去？”便用嘴作老鼠咬衣服的声音，孜孜的一阵乱叫，居然有人给他开门了，他便乘着这个机会，把开门的人打倒，把蜡烛吹灭，等他仆人们来追赶他，他早已一溜烟的跑回家了。他看见父亲之后，第一声便问道：“你为什么把我关在橱里呢？”那贼老爷道：“我先要问你，你是怎么样出来的？”他便把实情一五一十的讲给贼老爷听，他听了之后，眉开眼笑的说道：“你也干得了！”要是这位贼少爷，在困难发生的时候，不用思想，他早已大声的喊道：“爹爹啊！不要关门啊”了。 我们读书不当死读，要讲合用；在书本之外，尤其要锻炼脑力，运用思想，和我的父亲，禅宗中的烧饭者和贼少爷一般无二。他们是能用有条理有系统有方法的思想，去解决他们的困难的。 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日本新闻记者问我：“现在中国青年的思想是什么？”我便很爽快的答道：“中国的青年，是没有思想的。”这一句话，我觉得有一点武断，并且很对不起我国的青年，可是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我在北京大学教论理学的时光，我出了三个问题： （一）照你自己经验上讲，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二）在福尔摩斯的侦探案中，用科学方法分析出来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三）在科学发明史上，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到了后来，第二第三都能回答得很对，第一问题简直回答的不满十分之二，而他们所回答的，完全是答非所问，这便因为他们平时不注意于运用思想的缘故。 [book_title]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 有许多人说，科学的精神是寻求真理。这句话虽然对，但太广泛，没有“拿证据来”四个字来得简单扼要。 ……我将这次的讲演看的很重，主要的是这个题目太大，尤其是这两个大的学术机构出这样大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从昨天晚上十点钟起，到今天上午六点钟，都在想这个讲演如何的讲法？直到六点半钟才睡觉，八点半钟就起来了…… 这样大的一个题目我从前讲过好几次，今天我本想换换方式和[用]新的材料来讲，但是，正如中国的一个古话：“老狗教不出新把戏。”所以，我讲来讲去，是那一些老话。“科学精神”我拿“拿证据来”四个字来讲，“科学方法”我拿“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来讲，一共拿十四个字来讲“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这十四个字我想了好久。现在先讲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的四个字就是“拿证据来”。《中庸》上有句话说：“无徵则不信。”把这句话翻成白话，就是“拿证据来”，也就是说，给我证据我就相信，没有证据我就不相信。 英国有一位科学家赫胥黎（huxley），他曾说过一句话，就是“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赫胥黎说：“我年纪越大，越分明认得人生最神圣的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这件事是真的。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重的惩罚，都是跟着这句话来的。”近来我的年纪越大，也越觉得赫胥黎这句话非常有意义。正因为赫胥黎说的“我相信什么”和“我不相信什么”是人生最神圣的举动，所以，我们更可以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必须建筑在充分的证据上的。 有许多人说，科学的精神是寻求真理。这句话虽然对，但太广泛，没有“拿证据来”四个字来得简单扼要。所谓求真理，在《约翰福音》里曾讲过，当耶稣被一批人将他抓起来送到罗马总督彼拉多的面前时，彼拉多询问耶稣，耶稣说他是给真理作见证。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什么是真理？这正如你说科学的精神是寻求真理。人家也会问你真理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很难答复。所以还是用“拿证据来”这一句话比较适当。所谓寻求真理，如果我们把范围缩小一点，寻求真理这个问题，就成了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什么是我们应该相信的，什么是我们不应该相信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分消极和积极两方面说。消极方面的说法，就是“无徵则不信”，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充分证据，我们就不信。积极方面的说法，就是要拿出证据来，要跟着证据走，不论他带我们到什么危险可怕的地方去，我们也要去。这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也是我们当今处世与求学的一种常识的态度。 我的老师杜威先生说过一句话：“当真理和信仰动摇的时候，形式的论理学（logic）才有用处。”在我们中国讲论理学的，要算墨子。墨家的根本是一个尊天祀鬼的宗教，他相信天和鬼，用三表法来作标准。各位看看《墨子》的《非命篇》就可以知道。至于印度的论理学，它是相信咒语，但都无大用处，不如“拿证据来”四个字来得有用处。 我们家乡有句话：“打破砂锅纹到底”（现在大家把“纹”字改作“问”字，这是用同音的字作戏语的。英文里的pun字，就是双关的意思，崔东壁的著作中曾经提起过）和“三个不信，跌个不倒跟”。“打破砂锅问到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处处要问到底，处处要找证据，证据不够时还要再找的意思。“三个不信，跌个不倒跟”这句话，我想把它改几个字，成为“三个不相信，可以做学问”。我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前些时候，报上登了大陆死了一个很有名的佛教大和尚，他死的时候，一百二十多岁。一个人活了一百二十多岁，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但这个和尚生前曾有一本《年谱》，详细记载他一生的事迹。《年谱》里他俗姓萧，他的父亲名叫玉堂，做过福建三府的知府。这位大和尚出生时，他父亲正做某一府的知府，他就生在知府衙门里。他三岁时，父亲调某府[任]知府；他五六岁时，父亲又调某府[任]知府。这些话是很容易考据的。在他所说的这三府的《府志》，我曾查了两府。这两《府志》对那大和尚所说的他父亲在任的年代都有明白的记载，但知府的姓名中并没有姓萧名玉堂的。因此，我就不敢相信这大和尚真是活了一百二十多岁。 这只不过举个例说明：要人相信，就“拿证据来”的科学精神而已。 至于科学方法，我只讲十个字，那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合起来是一个口号，一个标语，一个缩写。我把许多很复杂的问题，给他缩写成这十个大字。 在美国有一位很有地位的科学家，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康纳脱（dr。james ★http://m.daxuan.com★nant）博士，他是有名的化学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了很重要的科学发展责任。他在十多年来写了两本书：一本是《论懂得科学》（on understanding science），一九四七年出版；另一本是《科学与常识》（science and common sense），一九五一年出版。这两本书都是用十七、十八两[个]世纪的科学史来说明科学的性质的。他又和哈佛的一班科学教授编纂了一套《哈佛大学的实验科学的专案史料》，这套书现在已经出了八册。这八册书，第一册是说气体学，第二册是说火素理论的推翻。康纳脱博士不但在他所著的那两本书中都说他不相信有某个方法可以叫做“科学方法”。同时在这一套《实验科学的专案史料》中，他所做的《总序》里，还特别指出：“研究这些专案史料”，就可以明白，并没有“科学方法”这个东西。他说科学的进展，是从无数事实里演变出来的。这些事实，一面是从实用的技术呈现出来的，一面是科学家的实验与观察发现的；所以没有某一种概念系统，也没有某一套规律可以指出下一步进展如何产生的。 但是我看了康纳脱两部书和这些[实验科学与专案史料]之后，深深感觉奇怪。觉得康纳脱所举的科学实例，几乎没有一个例子不是说明所谓“科学的方法”的。康纳脱在他的《科学与常识》里有段话说： 照我解释科学的发展史，十七世纪里忽然产生一种大活动，当时人叫做“新哲学”或“实验哲学”，只是思想上与行动上三个潮流的汇合的结果。这三个潮流是：（一）一些玄想的普通观念；（二）演绎的推理；（三）老老实实的实验。 康纳脱所说的三个潮流，就是我刚才讲的两个缩短的标语，——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康纳脱所讲的玄想，就是假设，不管大胆的假设，小胆的假设，无胆的假设，对的假设，错的假设，都是玄想的理论；演绎的推理，和老老实实的实验，就是“小心的求证”。求证必须从假设里演绎出来。譬如说，假设有三个，你就必须用演绎的想法，去推想它的结果。如果第一个假设是对的，那么这个[假设]里面应该有a、b、c三种结果，或者a、b两种结果，或者a、b、c、d四种结果，把某一个假设所包含应该的结果都想出来，然后再作实验求证。如果第二个假设是对的，那么应该产生甲、乙、丙三种，或者甲、乙两种，或者甲、乙、丙、丁四种的结果。如果第三种假设是对的，同样产生一、二、三或一、二或一、二、三、四[四]种结果，把结果想出来以后，看看能不能解决你所要解决的困难。所谓实验科学，就是这个意思。康纳脱先生所讲的三步骤，也都是有方法的。他的意思是说，近代三百年[的]科学历史，是乱得很，有的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也是属于假设的一种，因为假设可以错误，所以必须要小心的求证。我刚刚举的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不一定把康纳脱先生高举起来做我的同道，我只是举他的例子，可以说没有一条不可以用我所讲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解释的。假设不妨大胆，而求证就要特别小心。 康纳脱先生讲到化学革命。在十八世纪晚期，有一位了不得的科学大家，就是发现氧气的拉瓦西埃a。他首先打倒火烃老的假设，而建设了一个新的假设。在空气里很重要的成分，一个是氮气，还有一个就是氧气。没有氧气，我们的呼吸就要出毛病了，我们的生物、植物、动物就不能生存，火也烧不起来。当时几个大科学家都没有敢提出这个大胆的假设。从前我们中国道士炼金丹，是用朱砂来炼制的，因为朱砂是水银与氧的化合物。拉瓦西埃利用放大镜把太阳光的热能集中在朱砂上，把朱砂烧热，一部分变成水银，一部分刚将氧气还原。他用许许多多的试[验]品，种种方法证明，来规定他的性质。拉瓦西埃可以说是化学的大祖师，不幸得很，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恐怖时期，死在断头台上。这是科学家在乱世时代的牺牲者。再举一个例：十九世纪下半叶，即在一八九二年，我只有一岁，那时我正在台湾，有一位英国化学家罗普莱利，从事于各种氧气密度的实验工作。当时已经有很精密的仪器，精密的程度可以到万分之一。罗普莱利发现在空气里，把氧气赶掉，再用各种方法提出氮气，其中有一种方法比其他方法提制密度至少有一千分之一的差别。于是他写信给化学学会，请他们帮忙找出答案。以后屡次实验，又发现密度比以前还多，有二百分之一。后来英国有一位有名的化学家蓝姗西，他用更精密的仪器把氮气赶走，还剩下所谓二百分之一的第三种气体，叫作氩气。以上举的例子，说明要战战兢兢的小心去求证。 科学大概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科学，一类是实验科学。历史科学同样也要求证，但他的证据是一去不返的。实验科学是先要有假设，然后根据假设来推想，再在推想之下产生结果。无论对历史科学也好，对实验科学也好，总之，第一步必须要提[出]问题，第二步把问题的中心和重点指出，第三步去假设，第四步用演绎的方法把假设某种结果推想出来，第五步去找证据或从实验中来证实它，这就是科学的方法，也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book_title]科学研究的方法 养成了（一）不懒惰，（二）不苟且，（三）肯虚心的习惯，无论做什么学问，自能磨炼出精细正确的方法来应用，自能创造出精细正确的器械来帮助他。 第一讲科学方法引论 一、向来“科学概论”一科太偏重一家之言，成为一种科学的哲学，实际上多不是普通人所能了解。此次设“科学概论”，重在请专家讲解每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演变与方法的要点，使学人明了各种科学的方法和意义。 二、科学方法只是每一种科学治理其材料、解决其问题的方法。科学门类繁多，然而有一个共同的精神，一种共同的性质，此共同之点即是他们的方法都是[经]得起最严格的审查评判的。一种科学所以能成为科学（有条理系统的学问），都是因为他的方法的谨严。方法的细则虽因材料不同而有变通，然而千变万化终不能改变其根本立场。科学方法只是能使理智满意的推论方法。理智所以能满意，无他玄妙，只是步步站在证据之上。 三、推论（inference）有三种： 1.从个体推知个体（比例的推论，analogy）； 2.从个体推知通则（归纳的推论，induction）； 3.从原则推知个体（演绎的推论，deduction）。 四、在科学的推理上，这三种推论都用得着，很少时候只用一种推论方法。平常总是三种推论并用，时而比例，时而归纳，时而演绎。往往是忽而演绎，忽而归纳，忽而又演绎。但是一种科学必须有可以从原理推知个体事物的可能，方才成为系统的知识。故三种推论之中，演绎法的应用最广。然演绎的原理必须从归纳得来。 五、推论只是亚里土多德说的“从我们所比较熟知的下手”；只是从已知推知未知。朱熹说，“故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也是这个道理。推论之得失全靠方法之是否精密。 六、科学方法的要点，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方法只是“假设”（hypothesis）与“证实”（verification）的符合。古来论方法的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太偏重演绎；如培根（bacon）与弥儿（mill）a则太偏重归纳。只有耶芳士（levons）与杜威（dewey）说的比较最平允。耶芳士说：所谓归纳，只是倒过来的演绎。一切归纳所得的通则，都只是一种假设，其能成立与否，全看他是否能用作演绎的基础，如演绎出来，都无例外，则是“证实了”那个假设的原理。《墨子·小取篇》说：“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如说“凡人皆有死”。我们所见的人，不过古往今来无量数的人类的一绝小部分；然而我们敢说“凡人皆有死”，只是把那未见未知的人都假定为和那已见已知的人是相“同”的。此种大胆的归纳，全靠后来的证实。证实则是演绎，其方式如下： 凡人皆有死。（大前提） 过去的孔子、孟子是人，未来的张三、李四是人。（小前提） 故孔子、孟子与张三、李四皆有死。（结论） 凡科学上的伟大原理，如“万有引力”说，如“质力不灭”说，都是这样的：其初为从一些个体事物归纳出来的大胆假设；直到没有例外可以摧破此种原理时，假设得着证实，归纳的原理而可以用作演绎的前提，方可以说是科学的定理了。 七、杜威说科学方法可分五步： 1.问题的发生； 2.疑难的认定； 3.假设几个可能的解答； 4.决定一个最满意的解答； 5.证实这个解答确是最满意的。 试举例说明之。解白勒（kepler）a证明火星轨道为椭圆的，其思想历程如下： 1.古代天文学把行星轨道都认作正圆的，而火星的运行最不规则，古说不够说明火星的运行了。（问题） 2.解白勒之师第谷（tycho）a积下了几十年实际测候的记录，[显]出火星轨道有几种特点，皆非旧说所能说明。（认清疑难之点） 3.解白勒试验了种种可能的解答。（假设） 4.最后他依据“圆锥曲线法”（conic sections）认定火星运行的特点最合于椭圆的原理，所以他决定火星轨道是椭圆的，绕着太阳行，太阳在椭圆的一个中心。 5.依此原则，一切困难都解决了，故这个假设完全证实了。（证实） 在这个推理里，归纳与演绎是错杂用的。第四步分明是从个体事实推到一个原则，然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从向来久已知道的圆锥曲线几何原理上演绎出来的。第五步的证实，分明是演绎，然而每一种演绎都得用实际测验的结果。这样的演绎与归纳错杂互用，互相证实，乃是科学方法的特色。 八、“能力不减”说的历史也可以做例。 1.迈耶（mayer）b在爪哇行医时，注意到那地方的病人的静脉血特别鲜红。（问题的发现与认定） 2.他研究的结果，提出一个假设：是否热带的人容易维持体温，需要身体中的氧化作用不多，所以血色特别鲜红？（假设的解答） 3.他进一步研究动物的体温，又进一步研究机械力所发生的热力，更进一步研究各种“能力”，结果他得着一个大原则：在宇宙之中，无论在有机或无机物体里，能力可以变化，但不可毁灭。 这第三步里，包含种种归纳与演绎。步步是归纳，但归纳所得的通则都可以帮助解答个别的问题。个别的问题都消纳在大原则之中，得着满意的解答，故假定的原则也得着证实了。 九、历史语言的科学，必须用同样的思想方法。试举一二个简单的例子。 例一《诗经》“终风且暴”，旧说“终风”，“终日风也”。高邮王氏父子a比较“终娄且贫”、“终温且惠”等句子，说为“既风且暴”。 例二《尚书·洪范》“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唐明王疑“颇”字不协韵，下救改为“陂”字。 顾亭林说古音“义”字读为“我”，故与“颇”协韵。 〔证〕1.《易·象传》：“鼎耳革，失其义也。覆公，信如何也。” 2.《礼记·表记》：“道者左也”与“道者义也”为韵。 凡假设的通则，必须能解答同类的个体字实。能解答即是证实；证实则是看此通则有无例外，有例外，即不成通则了。假设不妨大胆，但必须细心寻求证据来试验假设是否能成立。凡不曾证实的假设都只是待证的，不能认作定理。 〔参考书举略〕 1.lectures on the method of science， ed。by t。b。strong （《关于科学方法的演讲录》，t·b·斯特朗著） 2.poincare：foundations of science。（波因凯：《科学的基础》）3.sedgwick and tyler：a short history of science （塞奇维克与泰勒：《科学简史》） 4.《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集》一集） 5.《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集》三集） 第十四讲结论 综合起来看各种科学的历史，可以得几个概括的结论。 一、每一种科学的发达，全靠方法的进步。凡科学史上的划时代的进步，都是方法上的大进步。 例一解剖学：希腊人解剖动物，为一进步。但他们的解剖学只是动物的肢体脏腑，而不是人体学。到十六世纪，卫萨里（vesalius）解剖死人，精研人骨，始有人体解剖学。到十七世纪，显微镜发明了，于是人目所不能见的微细组织皆能呈现，始有显微镜的解剖学，始有组织学（histology）等起来。 例二生理学：古代生理学到高伦（calen）而[集]大成，理论似甚圆满，其实无实验的根据。到十七世纪哈维（harvey）a出来，用实验的方法，观察各种动物，用数量的方法（quantitative），证明血液循环的道理，始建立新的生理学。到十八世纪拉瓦节（lavoisier）诸人从化学方面发现了养[氧]气，又证明物质不灭的原理，于是人身呼吸的道理得着了实验的说明，从此生理学更进步了。 例三医学与微菌学：医学到十九世纪而有一日千里的进步，大原因由于微菌学在此时期有空前的进步。传染病的原因与媒介，向来未能认定；人只知必有一种“病素”（contagium），而不知是一种极微细的生物。到十九世纪，柏司德（pasteur）b与柯赫（koch）c等人始建立科学的微菌学（bacteriology）。柏司德证明微菌决不会自然发生，皆由媒介物流传，于是内科始有预防传染病的门径，外科手术始有消毒的预防。他又引申种牛痘的方法，发明用减轻毒性的病菌来制造血清，以治疗传染病，于是有血清学（serology）。人称十九世纪下半[叶]为“微菌学时代”（the bacteriologi-calage）。 二、方法的进步又往往与器械的进步有密切的关系。 例一望远镜的进步与天文学方法的进步。 例二显微镜的进步与生物、生理、微菌学等的进步。 例三显微镜学的进步又得着其他种种附属器械（如切片、染色、照相等等工具）的绝大帮助。 三、科学的进步是逐渐继长增高的，所以须靠有持续性的学术机关，保存已知的知识、方法、技术、工具，始能有继续的改良与进步。西洋学术的保存与持续，都因有持续性的学府；近千年中的大学尤为重要。东方学术的贫乏，其一个重要原因为此项持续机关的不存在，只赖书籍的流传。书籍所能传授者，充其量不过[是]纸上的学问而已。 四、纵观科学发达史，可知东方与西方之学术发展途径，在很古的时代已分道扬镳了。自然科学虽到近三百年中始有长脚[足]的发展，但在希腊、罗马时代，已有自然科学的基础（例如，aristotle[亚里士多德]解剖过50种动物）。而东方古文化实在太不注重自然界实物的研究，虽有自然哲学而没有自然科学的风气。故其虽有“格物穷理”的理想，终不能产生物理的科学，只能产生一点比较精密的纸上考证学而已。可见研究的对象（材料）又可规定学术的途径与成就。 五、最后一个结论是：科学方法并无巧妙，只不过是已养成治学的良好习惯的人的方法而已。养成了（一）不懒惰，（二）不苟且，（三）肯虚心的习惯，无论做什么学问，自能磨炼出精细正确的方法来应用，自能创造出精细正确的器械来帮助他。卫萨里（vesalius）学认人骨，从破坟里、从刽子手的手里寻得人骨，日夜研究；后来他用布把他的眼睛捆住，也可以摸认各种大小骨节不误。清朝嘉庆、道光时，王清任费了四十二年工夫，访验死人的脏腑，始著《医林改错》一书，指斥古代论脏腑的错谬。这都是不苟且、不躲懒的习惯。有了这种习惯，方法已在其中了。故科学方法只是不苟且、不躲懒、肯虚心的人做学问的习惯。 [book_title]一论治学方法 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韧不拔。 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一六〇〇至一九〇〇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照[发]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曲宋古音考》等些书。他方法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真伪，文章的来源。 一六〇九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意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里当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玛（houdvery）a、牛顿（newtun），还有显微镜发明者黎汶豪（ieeueven hock）b，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者存在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的成绩。黎汶豪是以鉴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在文字方面做功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这可证明探求学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那里？我们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年青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功夫，我们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巴士鸠（pastwur）a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怪]，出示神经系中有毒。他把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变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人。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他动物身上试验着看。在那时候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她请医生以死马当作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了。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居（koe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时，赔款有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代（harley）尝说：巴士鸠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经把法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上的，像西方的奈端和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我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606药水”，是法国某医生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的研求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韧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book_title]二论治学方法 你们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治学的方法也是如此，宁可我们没有天才，拼命的努力，不可自恃天才去睡一大觉，宁可我们作乌龟，却不可去当兔子。 在这样的热天，承诸位特别跑到这里来听我讲话，我是觉得非常感激。青年会的几位先生，特地组织这一个青年读书互助会，并且发起一个演讲周，亦非常值得赞赏。在我个人，以为能够几个青年，互助的团结起来，组织读书会，或者一人读一本书，拿心得贡献给其他的会员，或者几个人读一本书，将大家所得到的结果提出来互相讨论，都是非常之好，非常之好的。可是请几个人来讲演，以为这样就达到了读书会的目的，做到了读书的目的，却是未必的。就是读书会的目的，而且这题目也空泛得无人可讲。我们知道，各种学问，都有他治学的方法，比如天文、地理、医学、社会科学，各有各的治学方法，而我居然说“治学方法”，包括得如此其广，要讲起来那就是发疯，夸大狂。但是学问的种类虽是如此其多，贯于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却是普遍的，这个“基本方法”，也可以说是，或者毋宁说是方法的习惯，是共同的是普遍的。历史上无数在天文学上，在哲学上，在社会科学上，凡是有大成就的，都是因为有方法的习惯。 三百年以前，培根说了句很聪明的话，他说，世上治学的人可分为三种：那就是，第一[种]蜘蛛式的，是靠自己肚子里分泌出丝来，把网作得很美很漂亮，也很有经纬，下点雨的时候，网上挂着雨丝，从侧面看过去，那种斜光也是很美。但是虽然好，那点学问却只是从他自己的肚子造出来的。第二种是蚂蚁式的，只知道集聚，这里有一颗米，把三三两两的抬了去，死了一个苍蝇，也把他抬了去，在地洞里堆起很多东西，能消化不消化却不管，有用没有用也是不管，这是勤力而理解不足。第三种是蜜蜂式的，这种最高[级]。蜜蜂采了花去，更加上一度制造，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是经过改造制造出新的成绩的。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蜜蜂的方法，是又学又思，是理想的治学方法。 一个人有天才，自然能够使他的事业碍到成功，然而有天才的人，却很少很少。天才不够的人，如果能用功，有方法的训练，虽然不敢说能够赶得上天才一样的成就大，而代替天才一部分，却是可以说的。至于那些各种科学的大伟人，那差不多天才与功力相并相辅，是千万人中之一人。 现在说到本题治学，第一步，我们所需要的是工具，种田要种田的工具，作工要作工的工具，打仗要有武器，也是工具。先要把工具弄好，才能开步走。治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能力。基本能力，本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得到本国所有的东西，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外国的智识，得到过去所集聚下来的东西，完全要靠这一方面。其他就是基本智识，从中学到大学，给了我们的都是这东西，这是一把总的钥匙，尽管我们不熟练于证一个几何三角，尽管我们不能知道物理、化学各个细则，但是我们要在必需应用到的时候能够拿来用，能够对这些有理解。再其次就是设备。无论是卖田、卖地、卖首饰，我们总要把最基本的设备弄齐全，一些应用的辞典、表册、目录，是必需的。同时，治学的人差不多是穷士居多，很多的书不能都买全，所以就要知道我们周围的，代替我们设备的有些什么。比如北平的图书馆，那里边有些什么书能够被我们所应用，比方说，协和医校制备些什么专门的书籍，以及某家藏有某种不易得到的秘典，某处有着某种我所需要的设备，这些这些，我们都要看清楚。 第二步就是习惯的养成。这可以分四点来讲：第一是不要懒。无论是工作也好，种田也好，都不要懒，懒是最要不得的，[做]学问更其如此。多用眼，不要拿人家的眼当自己的眼，多用手，耳，甚至多用自己的脚，在需要的时候，就要自己去跑一趟，必须要用自己的眼看过，自己的耳听过，自己的手摸过，甚至自己的脚走到过，这样才能称是自己的东西，才真是自己得来的。如果你要懒，那就要大懒，不要小懒，那意思就是一劳永逸。说我实在懒得不得了，字典又是这样的不好查，那我就自己去作一部字典出来，那以后就可贯彻你的懒，字典拿起来，一翻就翻着。有种种的发明的人，不是大不懒就是大懒。比方说佛教是什么，你必须自己去翻过书；比方说我今天要跑到这里来讲讲辨证法是什么，那你一定用眼、手、脚，把问题弄清楚，作提要作札记，这样即使你是错误的，然而这是你的，不是别人的。 第二是不苟且，上海人所谓不拆烂污。我们要一个不放过，一句不放过，一点一画不放过，在数学上一个“0”也不放过。光是会用手，用脚，那是毛手毛脚没有用，勤要勤得好，不要勤得没有用。如果我有权，能够命令诸位一定读那本书，我就要诸位读《巴斯德传》，他就是不苟且，他就是注意极小极小百万分、千万分之一的东西。一坛酒坏了，巴斯德找出了原因，是一点点小的霉菌的侵入。一次，蚕忽然都得了病，差多就损失到二万万佛[法]郎，那原因就是在于一点点的百万分千万分之一的一个小黄点，那是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出来的，后来找着了病，又[费]了几年之力，又找着了他的治法。那就是蚕吐了丝之后，变蛹、变蛾，然后蛾再生卵，就用这个蛾钉起来，弄干，拿显微镜照，如果蛾的身上发现了那种极小极小的黄点，那这个蛾所产的卵都把他烧了，就用了这个方法，省去了无数的不必要的损失，这就是一点不放过，一点不放过才能找出病源，这是正确，这是细腻。 第三点就是不要轻于相信人家。“先小人而后君子”。所谓“三个不相信出个大圣人”。我对这话非常佩服。所谓“打破砂锅问到底”。都是告诉我们要怀疑，不要太迷信了自己的手眼，要相信比我们手眼精确到一百万倍、一千万倍的显微镜望远镜，不要轻于相信马克思、列宁，不要相信蔡元培，或者相信一个胡适之，无论有怎样大的名望的人，也许有错。为什么人家说六月六洗澡特别好，当铺里也要在六月六晒衣服，为什么？我们不要轻于相信有许多在我们脑子里的知识。许多小孩子时代，由母亲、哥哥、姐姐，甚至老妈子、洋车夫告诉给我们的，或者是学堂里的老师[告诉给我们的]。阿毛、阿狗告诉你的不一定对，王妈、李妈也不一定对，周老师、陈老师说的话也许有错，我们说“拿证据来”！鬼，我们自然不相信了，但是许多可信程度与鬼差不多的，我们还在相信，这不好。“三个不相信，出个大圣人”！这是谦卑，自以为满足了，那就不需要了，也就没有进步了。我们要有无穷尽的求知欲，要有无穷尽的虚。什么是虚？就是有空的地方，让新的东西进去。总上所说，习惯养成的大概就是如此。有了习惯的养成，才能去做学问。 我们普遍都知道的有什么归纳法、演绎法，归纳是靠现成的材料把他集合起来，而演绎法则是由具体的事物推测到的新的结果。打个比方，今天，我们在团体和大礼堂讲演，就拿治病来说，某病用某药，某病用某药，都是清清楚楚。但为什么这就是猩红热，而不是虎列拉，不是疟疾，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病理生理，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某部分损害了，就可以得出某种结果，就可以从旧的智识里得出新的结论。要做到这步，必须要有广博的智识。古人说，开卷有益。古人留下来的一些现成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去求？不仅是自己本行内的智识要去求，即是不与本行相反的也要去求。王荆公说：“致其知而后识。”所以要博。墨子、老子的书，从前有些不能懂，到了嘉庆年间算学的传入知道里边也有算学，随后光学、力学传入，再以后逻辑学、经济学传入，才知道《墨子》里面也有光学，也有力学，以及逻辑学、经济学。越是知道得多，了解一个事物一个问题越深。头脑简单的人，拿起一个问题很好解决，比方说社会不好，那干脆来个革命，容易得很，等到知道得多一点，他解决的方法也就来得精密。巴斯德，他是学有机化学，发明霉菌，研究得深了，那这一学问就牵涉到一切的学问上去，和生理学、地质学等等都可以发生关系。因为他博，所以蚕病了他可以治，酒酸了或醋不酸了，他也可以治，其实他并没有研究过蚕酒学，动物学家也许不能治他能治。据说牛顿发明“万有引力”，是因为见到苹果掉在地上，我们也都看见过苹果落在地上，可是我们没有发明“万有引力”。巴斯德说过（讲学问我总喜欢说到巴斯德）：“在考查研究范围之内，机会，帮助有准备的心。”牛顿的心是有准备的，我们则没有准备。从前我看察尔斯的《世界史纲》，觉得内容太博，这里一个定理，那里一个证明，抓来就能应用，真是左右逢源，俯拾即是。其次，我们就要追求问题。一些有创造有发明的人，都是从追求问题而来。如果诸位说先生不给问题，你们要打倒先生，学校里没有设备供你们解决问题，你们要打倒学校。这是千对万对，我是非常赞成，就是因为追求问题是千对万对。我举一个例，有一天我上庐山，领了一个小孩子，那小孩有七八岁。当时我带了一副骨牌，三十二张的骨牌，预备过五关消遣。那小孩就拿骨牌在那里接龙，他告诉我把三十二张骨牌接起来，一定一头是二，一头是五。我问他试过几问，他说试过几问，我一试，居然也如此，这就是能提出问题。宇宙间的问题，多得很，只要能提出问题，终究就能得到结果。自然骨牌的问题是很好解决，就是牌里面只有二头与五头是单数，其他都是双数。问题发生，就得到新的发现，新的智识。有一次我给学生考逻辑学，我说，我只考你们一个问题，把过去你们以自己的经验解决了问题的一件事告诉我。其中一个答得很有意思。他晚上看小说，煤油灯忽然灭了，但是灯里面还有油，原因是灯带短吸不起油。这怎么办呢，小说不能看完。如果灯底下放两个铜子垫起来，煤油也仍是不会上来的。他后来忽然想起从前学校里讲过煤油是比水轻，所以他就在里边灌上水，油跑到上面，灯带吸着油，小说看完了。这就是从实际里提出问题得到的新学问。所以无论是学工业、学农业、学经济，第一就是提出问题，第二就是提出许多假定的解决，第三就提出假定解决人（甲、乙、丙），最后求得证实。如果你不能从旧的里面得出新的东西来，以前所学即是无用。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就如我说煤油灯这一个故事。 最后还要说一点，书本子的路，我现在觉得是走不通了，那只能给少数的人，作文学，作历史用的，我们现在所缺的，是动手。报纸上宣传着学校里要取消文科、法科，那不过是纸上谈兵，事实上办不到，如果能够办到，我是非常赞成，我们宁可能够打钉打铁。目不识丁，不要紧，只是在书堆里钻，在纸堆里钻，就只能作作像。我胡适之这样的考据家，一点用没有。中国学问并不是比外国人差，其实也很精密，可是中国的顾亭林等学者在那里考证音韵，为了考证古时这个字，读这个音不是读那个音，不惜举上一百六十七个例！可是外国牛顿，他们都在注意苹果掉地，在发明望远镜、显微镜，看天看地，看大看到无穷，看小也看到无穷，能和宇宙间的事物混作一片，那才是作学问的真方法。 到这里差不多讲完了。在上面我举了培根所说的三个畜生，这里我再加上一对畜生，来比方治学的方法。你们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兔子虽然有天才，却不能像乌龟那样拼命的爬，所以达到目的的是乌龟而不是兔子。治学的方法也是如此，宁可我们没有天才，拼命的努力，不可自恃天才去睡一大觉，宁可我们作乌龟，却不可去当兔子。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兔子学不得，乌龟可学也！”自然最好是能够龟兔合而为一。 [book_title]三论治学方法 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重要。 第一讲引言 今天讲治学的方法，其实也是带纪念性的。我感觉到台大的故校长——傅斯年先生，他是一个最能干、最能够领导一个学校、最能够办事的人。他办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也在我之先代理过北大校长一年；不是经过那一年，我简直没有办法。后来做台大校长，替台大定下很好的基础。他这个人，不但是国家的一个人，他是世界上很少见的一个多方面的天才，他的记忆力之强更是少有的。普通记忆力强的人往往不能思想；傅先生记忆力强，而且思考力非常敏锐，这种兼有记忆力与思考力的人，是世界上少见的。同时，能够做学问的人不见得能够办事，像我这样子，有时候可以在学问上做一点工作，但是碰到办事就很不行。钱校长说我当北大校长，还可以做研究的工作，不是别的，只因为我不会办事。我做校长，完全是无为而治；一切事都请院长、教务长、训导长去办，我从来不过问学校的事；自己关起门来做学问。傅先生能够做学问而又富有伟大的办事能力；像这种治学方法同办事能力合在一块，更是世界上少见的。因为傅先生同我是多年的同事，多年的朋友；同时在做学问这一条路上，我们又是多年的同志。所以我今天在台大来讲治学方法，也可以说是纪念这个伟大而可惜过去得太早的朋友。 我到台大来讲治学的方法，的确是很胆怯；因为我在国内教育界服务几十年，我可以告诉台大的同学们：现在台大文史的部门，就是从前在大陆没有“沦陷”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过有这样集中的人才；在历史、语言、考古方面，傅先生把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才都带到这里来，同台大原有的人才，和这几年来陆续从大陆来的人才连在一块，可以说是中国几十年来办大学空前的文史学风。我很希望，不但在文学院历史学系、语言学系、考古学系的同学们要了解台大文史人才的集中是大陆“沦陷”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更希望台大各院各系的同学都能够明了，都能够宝贵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就是学医、学农、学工、学法律、学社会科学的，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听这许多文史方面领袖的人才是怎样讲学，怎样研究，怎样在学问方面做工作。我不是借这个机会替台大做义务广告，我实在觉得这样的机会是很可宝贵的，所以希望诸位能够同我一样了解台大现在在文史方面的领导地位。 我看到讲台前有许多位文史方面的老朋友们，我真是胆怯，因为我不是讲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化学，是在文史方面讲治学方法。在诸位先生面前讲这个题目真是班门弄斧了。 我预备讲三次：第一次讲治学方法的引论，第二次讲方法的自觉，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的关系。 今天我想随便谈谈治学的方法。我个人的看法，无论什么科学——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等——分析起来，都只有一个治学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什么是做研究呢？就是说，凡是要去研究一个问题，都是因为有困难问题发生，要等我们去解决它；所以做研究的时候，不是悬空的研究。所有的学问，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研究的动机，总是因为发生困难，有一个问题，从前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了；从前觉得没有解决的必要，现在觉得有解决的必要的。凡是做学问，做研究，真正的动机都是求某种问题某种困难的解决；所以动机是困难，而目的是解决困难。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说法，凡是有做学问做研究经验的人，都承认这个说法。真正说起来，做学问就是研究；研究就是求得问题的解决。所有的学问，做研究的动机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方法也是一样的。不但是现在如此；我们研究西方的科学思想，科学发展的历史，再看看中国二千五百年来凡是合于科学方法的种种思想家的历史，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做学问做研究上有成绩的人，他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古今中外治学的方法是一样的。为什么是一样呢？就是因为做学问做研究的动机和目标是一样的。从一个动机到一个目标，从发现困难到解决困难，当中有一个过程，就是所谓方法。从发现困难那一天起，到解决困难为止，当中这一个过程，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有的时候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够解决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只要一个钟头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过程就是方法。 刚才我说方法是一样的，方法是甚么呢？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个公式、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地说出来；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现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也许可以算是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 那两句话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要大胆的提出假设，但这种假设还得想法子证明。所以小心的求证，要想法子证实假设或者否证假设，比大胆的假设还重要。这十个字是我二三十年来见之于文字，常常在嘴里向青年朋友们说的。有的时候在我自己的班上，我总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了解。今天讲治学方法引论，可以说就是要说明什么叫做假设；什么叫作大胆的假设；怎么样证明或者否证假设。 刚才我说过，治学的办法，做研究的方法，都是基于一个困难。无论是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上的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困难。当困难出来的时候，本于个人的知识、学问，就不知不觉的提出假设，假定有某几种可以解决的方案。比方诸位在台湾这几年看见杂志上有讨论《红楼梦》的文章，就是所谓红学。到底《红楼梦》有什么可以研究呢？《红楼梦》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普通人看《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都是不发生问题的，但是有某些读者却感觉到《红楼梦》发生了问题：《红楼梦》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时写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的故事有没有背景？有没有“微言大义”在里面？写了一部七八十万字的书来讲贾家的故事，讲一个纨绔子弟贾宝玉同许多漂亮的丫头、漂亮的姊妹亲戚们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没有？这是一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当然你有一个假设，他也有一个假设。 在二三十年前，我写《红楼梦考证》的时候，有许多关于《红楼梦》引起的问题的假设的解决方案。有一种是说《红楼梦》含有种族思想，书中的人物都是影射当时满洲的官员，林黛玉是暗指康熙时候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男人；薛宝钗、王凤姐和那些丫头们都是暗指历史上的人物。还有一种假设说贾宝玉是指一个满洲宰相明珠的儿子叫做纳兰性德——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很高的文学家——那些丫头、姐妹亲戚们都是代表宰相明珠家里的一班文人清客；把书中漂亮的小姐们如林黛玉、薛宝钗、王凤姐、史湘云等人都改装过来化女为男。我认为这是很不可能，也不需要化妆变性的说法。 后来我也提出一个假设。我的假设是很平常的。《红楼梦》这本书，从头一回起，作者就说这是我的自传，是我亲自所看见的事体。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他的祖父叫做曹寅；一家三代四个人做江宁织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谓宁国府、荣国府，不是别的，就是指他们祖父、父亲、两个儿子，三代四个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的故事。书中说到，“皇帝南巡的时候，我们家里接驾四次。”如果在普通人家，招待皇帝四次是可能倾家荡产的；这些事在当时是值得一吹的。所以，曹雪芹虽然将真事隐去，仍然舍不得要吹一吹。曹雪芹后来倾家荡产做了文丐，成了叫花子的时候，还是读书喝酒，跟书中的贾宝玉一样。这是一个假设；我举出来作一个例子。 要解决“《红楼梦》有什么用意”这个问题，当然就有许多假设。提出问题求解决，是很好的事情；但先要看这些假设是否能够得到证明。凡是解决一个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有证明。我们看这些假设，有的说这本书是骂满洲人的；是满洲人统治中国的时候，汉人含有民族隐痛，写出来骂满洲人的。有的说是写一个当时的大户人家，宰相明珠家中天才儿子纳兰性德的事。有的说是写康熙一朝的政治人物。而我的假设呢？我认为这部书不是谈种族的仇恨，也不是讲康熙时候的事。都不是的！从事实上照极平常的做学问的方法，我提出一个很平常的假设，就是《红楼梦》这本书的作者在开头时说的，他是在说老实话，把他所看见的可爱的女孩子们描写出来；所以书中描写的人物可以把个性充分表现出来。方才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就是这种假设。我恐怕我所提出的假设只够得上小胆的假设罢了！ 凡是做学问，不特是文史方面的，都应当这样。譬如在化学实验室做定性分析，先是给你一盒东西，对于这盒东西你先要做几个假设，假设某种颜色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再到火上烧烧，看看试验管发生了什么变化：这都是问题。这与《红楼梦》的解释一样的有问题；做学问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学问，是给我们一点知识以供我们提出各种假设的。所以“大胆的假设”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设。因为人人的学问，人人的知识不同，我们当然要容许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一切知识，一切学问是干什么用的呢？为什么你们在学校的这几年中有许多必修与选修的学科？都是给你们用；就是使你在某种问题发生的时候，脑背后就这边涌上一个假设，那边涌上一个假设。做学问，上课，一切求知识的事情，一切经验——从小到现在的经验，所有学校里的功课与课外的学问，为的都是供给你种种假设的来源，使你在问题发生时有假设的材料。如果遇上一个问题，手足无措，那就是学问、知识、经验，不能应用，所以看到一个问题发生，就没有法子解决。这就是学问知识里面不能够供给你一些活的材料，以为你做解决问题的假设之用。 单是假设是不够的，因为假设可以有许多。譬如《红楼梦》这一部小说，就引起了这么多假设。所以第二步就是我所谓“小心的求证”。在真正求证之先，假设一定要仔细选择选择。这许多假设，就是假定的解决方法，看哪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是比较近情理一点，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那个开始发生的那个困难问题。譬如《红楼梦》是讲的什么？有什么意思没有？有这么多的假定的解释来了，在挑选的时候先要看哪一个假定的解释比较能帮助你解决问题，然后说：对于这一个问题，我认为我的假设是比较能够满意解决的。譬如我的关于《红楼梦》的假设，曹雪芹写的是曹家的传记，是曹雪芹所看见的事实。贾母就是曹母，贾母以下的丫头们也都是他所看见的真实人物。当然名字是改了，姓也改了。但是我提出这一个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最要紧的是要求证。我能够证实它，我的假设才站得住；不能证实，它就站不住。求证就是要看你自己所提出的事实是不是可以帮助你解决那个问题。要知道《红楼梦》在讲什么，就要做《红楼梦》的考证。现在我可以跟诸位做一个坦白的自白。我在做《红楼梦考证》那三十年中，曾经写了十几篇关于小说的考证，如《水浒传》、《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西游记》、《老残游记》、《三侠五义》等书的考证。而我费了最大力量的，是一部讲怕老婆的故事的书，叫做《醒世姻缘》，约有一百万字。我整整花了五年工夫，做了五万字的考证。也许有人要问，胡适这个人是不是发了疯呢？天下可做的学问很多，而且是学农的，为什么不做一点物理、化学有关科学方面的学问呢？为什么花多少年的工夫来考证《红楼梦》、《醒世姻缘》呢？我现在做一个坦白的自白，就是：我想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提倡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我所有的小说考证，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来讲做学问的方法的。譬如讲《红楼梦》，至少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研究《水经注》是一样的。我对于小说材料，看做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我拿《水浒传》、《醒世姻缘》、《水经注》等书做学问的材料。拿一种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要人家不自觉的养成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 假设是人人可以提的。譬如有人提出骇人听闻的假设也无妨。假说是愈大胆愈好。但是提出一个假设，要想法子证实它。因此我们有了大胆假设以后，还不要忘了小心的求证。比如我考证《红楼梦》的时候，我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我找到许多材料。我已经印出的本子，是已经改了多少次的本子。我先要考出曹雪芹于《红楼梦》以外有没有其他著作？他的朋友和同他同时代的人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著作？他的父亲、叔父们有没有什么关于他的记载？关于他一家四代五个人，尤其是关于他的祖父曹寅，有多少材料可以知道他那时候的地位？家里有多少钱，多么阔？是不是真正能够招待皇帝到四次？我把这些有关的证据都想法找了来，加以详密的分析，结果才得到一个比较认为满意的假设，认定曹雪芹写《红楼梦》，并不是什么微言大义；只是一部平淡无奇的自传——曹家的历史。我得到这一家四代五个人的历史，就可以帮助说明。当然，我的假设并不是说就完全正确；但至少可以在这里证明“小心求证”这个功夫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再举一个例来说明。方才我说的先是发生问题，然后是解决问题。要真正证明一个东西，才做研究。要假设一个比较最能满意的假设，来解决当初引起的问题。譬如方才说的《红楼梦》，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认为经过这一番的研究，经过这一番材料的收集，经过这一番把普通人不知道的材料用有系统的方法来表现出来，叙述出来，我认为我这个假设在许多假设当中，比较最能满意的解答“《红楼梦》说的是什么？有什么意思？” 方才我提到一部小说，恐怕是诸位没有看过的，叫做《醒世姻缘》，差不多有一百万字，比《红楼梦》还长，可以说是中国旧小说中最长的。这部书讲一个怕老婆的故事。他讨了一个最可怕的太太。这位太太用种种方法打丈夫的父母朋友。她对于丈夫，甚至于一看见就生气；不但是打，有一次用熨斗里的红炭从她丈夫的官服圆领口倒了进去，几乎把他烧死；有一次用洗衣的棒槌打了他六百下，也几乎打死他。把这样一个怕老婆的故事叙述了一百万字以上，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解脱。为什么呢？说这是前世的姻缘。书中一小半，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写前世的事。后半部是讲第二世的故事。在前世被虐待的人，是这世的虐待者。婚姻问题是前世的姻缘，没有法子解脱的。想解脱也解脱不了。结果只能念经做好事。在现代摩登时代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很迷信的故事。但是这部书是了不得的。用一种山东淄川的土话描写当时的人物是有一种诙谐的风趣的；描写荒年的情形更是历历如绘。这可以说是世界上一部伟大的小说。我就提倡把这部书用新的标点符号标点出来，同书局商量翻印。写这本书的人是匿名，叫西周生。西周生究竟是什么人呢？于是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这个假设可以说是大胆的（方才说的，我对于《红楼梦》的假设，可以说是小胆的假设）。我认为这部书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写的。我这个假设有什么证据呢？为什么引起我作这种假设呢？这个假设从哪里来的呢？平常的经验、知识、学问，都是给我们假设用的。我的证据是在《聊斋志异》上一篇题名《江城》的小说。这个故事的内容结构与《醒世姻缘》一样。不过《江城》是一个文言的短篇小说；《醒世姻缘》是白话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所描写的男主角所以怕老婆，是因为他前世曾经杀过一个仙狐，下一世仙狐就转变为一个女人做他的太太，变得凶狠可怕。《聊斋志异》里面的短篇《江城》所描写的，也是因为男主角杀过一个长生鼠，长生鼠也就转世变为女人来做他的太太，以报复前世的冤仇。这两个故事的结构太一样了，又同时出在山东淄川，所以我就假设西周生就是蒲松龄。我又用语言学的方法，把书里面许多方言找出来。运气很好，正巧那几年国内发现了蒲松龄的几部白话戏曲，尤其是长篇的戏曲，当中有一篇是将《江城》的故事编写成为白话戏曲的。我将这部戏曲里的方言找出来，和《醒世姻缘》里面的方言详细比较，有许多特别的字集成为一个字典，最后就证明《醒世姻缘》和《江城》的白话戏曲的作者是同一个小区域里的人。再用别的方法来证明那个时代的荒年；后来从历史的记载里得到同样的结论。考证完了以后，就有书店来商量印行，并排好了版。我因为想更确实一点，要书局等一等；一等就等了五年。到了第五年才印出来。当时傅先生很高兴——因为他是作者的同乡，都是山东人。我举这一个例，就是说明要大胆的假设，而单只假设还是不够的。后来我有一个在广西桂县的学生来了封信，告诉我说，这个话不但你说，从前已经有人说过了。乾隆时代的鲍廷博，他说留仙（蒲松龄）除了《聊斋志异》以外，还有一部《醒世姻缘》。因鲍廷博是刻书的，曾刻行《聊斋志异》。他说的话值得注意。我经过几年的间接证明，现在至少有个直接的方法帮助我证明了。 我所以举这些例，把这些小说当成待解决的问题看，目的不过是要拿这些人人都知道的材料，来灌输介绍一种做学问的方法。这个方法的要点，就是方才我说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如果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经验的人遇到一个问题，当然要提出假设，假定的解决方法。最要紧的是还要经过一番小心的证实，或者否证它。如果你认为证据不充分，就宁肯悬而不决，不去下判断，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的求证很重要。 时间很短促，最后我要引用台大故校长傅先生的一句口号，来结束这次讲演。他这句口号是在民国十七年开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两句名言，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两句话前一句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后一句是傅先生加上的。今天傅校长已经去世，可是今天在座的教授李济之先生却还大为宣传这个口号，可见这的确是我们治学的人应该注意的。假设人人能提，最要紧的是能小心的求证；为了要小心的求证，就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今天讲的很浅近，尤其是在座有许多位文史系平常我最佩服的教授，还请他们多多指教。 第二讲方法的自觉 上次我在台大讲治学方法的引论，意思说我们须把科学的方法——尤其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文史和社会科学方面。治学没有什么秘诀，有的话，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重证据。”所以我上次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句话作为治学的方法。后来钱校长对我说：学理、工、农、医的人应该注重在上一句话“大胆的假设”，因为他们都已比较的养成了一种小心求证的态度和习惯了；至于学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应该特别注重下一句话“小心的求证”，因为他们没有养成求证的习惯。钱校长以为这两句话应该有一种轻重的区别：这个意思，我大体赞成。 今天我讲治学方法第二讲：方法的自觉。单说方法是不够的；文史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错误，往往由于方法的不自觉。方法的自觉，就是方法的批评；自己批评自己，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做科学实验室工作的人，比较没有危险，因为他随时随地都有实验的结果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他假设在某种条件之下应该产生某种结果；如果某种条件具备而不产生某种结果，就是假设的错误。他便毫不犹豫的检讨错误在什么地方，重新修正。所以他可以随时随地的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修正自己，这就是自觉。 但我对钱校长说的话也有一点修正。做自然科学的人，做应用科学的人，学理、工、农、医的人，虽然养成了科学实验室的态度，但是他们也还是人，并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免有人类通有的错误。他们穿上了实验室的衣服，拿上了试验管、天平、显微镜，做科学实验的时候，的确是很严格的。但是出了实验室，他们穿上礼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换了一个态度；这个时候，他们就不一定能够保持实验室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一个科学家穿上礼拜堂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以科学史上很有名的英国物理学家洛奇先生（sri oliver lodge）a为例。他在物理学上占很多的地位；当他讨论到宗教信仰问题的时候，就完全把科学的一套丢了。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鬼。他谈到鬼的时候，就把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和方法完全搁开。他要同鬼说话、同鬼见面。他的方法不严格了，思想也放假了。 真正能够在实验室里注重小心求证的方法，而出了实验室还能够把实验室的态度应用到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宗教问题的——这种人很少。今天我特别要引一个人的话作我讲演的材料：这人便是赫胥黎（t。h。huxley）。他和达尔文二人，常常能够保持实验室的态度，严格的把这个方法与态度应用到人生问题和思想信仰上去。一八六〇年，赫胥黎最爱的一个儿子死了。他有一个朋友，是英国社会上很有地位的文学家、社会研究家和宗教家，名叫金司莱（charles kinsley）。他写了一封信安慰赫胥黎，趁这个机会说：“你在最悲痛的时候，应该想想人生的归宿问题吧！应该想想人死了还有灵魂，灵魂是不朽的吧！你总希望你的儿子，不是这么死了就了了。你在最哀痛的时候，应该考虑考虑灵魂不朽的问题呵！”因为金司莱的地位很高，人格是很可敬的，所以赫胥黎也很诚恳的写了一封长信答复他。这信里面有几句话，值得我引来作讲方法自觉的材料。他说：“灵魂不朽这个说法，我并不否认，也不承认，因为我找不出充分的证据来接受它。我平常在科学室里的时候，我要相信别的学说，总得要有证据。假使你金司莱先生能够给我充分的证据，同样力量的证据，那么，我也可以相信灵魂不朽这个说法。但是，我的年纪越大，越感到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就是口里说出和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我认为说这一句话是人生最神圣的一件举动，人生最大的报酬和最大的惩罚都跟着这个神圣的举动而来的。赫胥黎是解剖学大家。他又说：“假如我在实验室做解剖、做生理学试验的时候，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我必须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我的工作才可以成功。我对于解剖学或者生理学上小小的困难尚且如此；那么，我对人生的归宿问题，灵魂不朽问题，难道可以放弃我平常的立场和方法吗？”我在好几篇文章里面常常引到这句话。今天摘出来作为说方法自觉的材料。赫胥黎把嘴里说出，心里觉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这件事，看作人生最神圣的一种举动。无论是在科学上的小困难，或者是人生上的大问题，都得要严格的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的态度，也就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 在文史方面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还没有能够做到这样严格。我们以美国今年的大选同四年前的大选来做说明。一八四八年美国大选有许多民意测验研究所，单是波士顿一个地方就有七个民意测验研究所。他们用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的方法来测验民意。他们说：杜鲁门一定失败，杜威一定成功。到了选举的时候，杜鲁门拿到总投票百分之五十点四，获得了胜利。被社会科学家认为最科学、最精密的测验方法，竟告不灵；弄得民意测验研究所的人，大家面红耳赤，简直不敢见人，几乎把方法的基础都毁掉了。许多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统计学的朋友说，不要因为失败，就否认方法；这并不是方法错了，是用方法人不小心，缺乏自觉的批评和自觉的检讨。今天美国大选，所有民意测验机构都不敢预言谁能得胜了；除了我们平时不挂“民意测验”“科学方法”的招牌的人随便谈的时候还敢说“我相信艾森豪威尔（艾森豪）会得胜”外，连报纸专栏作家和社论专家都不敢预言，都说今年大选很不容易推测。结果，艾森豪威尔（艾森豪）获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空前多数。为什么他们的测验含有这样的错误呢？他们是向每一个区域，每一类投票权的人征询意见，把所得到的结果发表出来。比方今年，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赞成共和党艾森豪威尔（艾森豪），百分之四十七赞成民主党史蒂文生，还有百分之四没有意见。一九四八年的选举，百分之五十点四便可以胜利——其实百分之五十点一就够了，百分之五十点零零一也可以胜利。所以这百分之四没有表示意见的人，关系很大的。在投票之前，他们不表示意见，当投票的时候，就得表示意见了。到了这个时候，不说百分之一，就是千分之一也可以影响全局。没有计算到这里面的变化，就容易错误了。以社会科学最精密的统计方法，尚且有漏洞，那么，在文史的科学上面，除了考古学用实物做证据以及很严格的历史研究之外，普通没有受过科学洗礼的人，没有严格的自己批评自己的人，便往往把方法看得太不严格，用得太松懈了。 有一个我平常最不喜欢举的例子，今天我要举出来简单的说一说。社会上常常笑我，报纸上常常挖苦我的题目，就是《水经注》的案子。为什么我发了疯，花了五年多的工夫去研究《水经注》这个问题呢？我得声明，我不是研究《水经注》本身。我是重审一百多年的《水经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工夫来审这件案子，因为一百多年来，有许多有名的学者，如山西的张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杨守敬和作了许多地理学说为现代学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国维以及江苏的孟森：他们都说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纪享有盛名的考古学者、我的老乡戴先生是个贼，都说他的《水经注》的工作是偷了宁波全祖望、杭州赵一清两个人的《水经注》的工作的。说人家作贼，是一件大事，是很严重的一件刑事控诉。假如我的老乡还活着的话，他一定要提出反驳，替自己辩白。但是他是一七七七年死的，到现在已经死了一七五年，骨头都烂掉了，没有法子再跑回来替自己辩护。而这一班大学者，用大学者的威权，你提出一些证据，他提出一些证据，一百多年来不断的提出证据——其实都不是靠得住的证据——后来积非成是，就把我这位老乡压倒了，还加上很大的罪名，说他作贼，说他偷人家的书来作自己的书。一般读书的人，都被他们的大名吓倒了，都相信他们的“考据”，也就认为戴震偷人的书，已成定论，无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点闲工夫，想到这一位老乡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难道他是贼吗？我就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几个人提出的一大堆证据拿来审查，提出了初步的报告。后来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材料太多，应该再审查。一审就审了五年多，才把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这一百多年的许多有名的学者，原来都是糊涂的考证学者。他们太懒，不肯多花时间，只是关起大门考证；随便找几条不是证据的证据，判决一个死人作贼；因此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一个大大的冤狱！ 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案子的文章，登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刊物上。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凡是原告或检察官提出来的证据，经过律师的辩论，法官的审判，证据不能成立的时候，就可以宣告被告无罪。照这个标准，我只要把原告提出来的证据驳倒，我的老乡戴震先生就可以宣告无罪了，但是当我拿起笔来要写中文的判决书，就感觉困难。我还得提出证据来证明戴震先生的确没有偷人家的书，没有作贼。到这个时候，我才感觉到英美法系的证据法的标准，同我们东方国家的标准不同。于是我不但要作考据，还得研究证据法。我请教了好几位法官：中国证据法的原则是什么？他们告诉我：中国证据法的原则只有四个字，就是“自由心证”。这样一来，我证明原告的证据不能成立还不够，还得要做侦探，到处搜集证据；搜了五年，才证明我的老乡的确没有看见全祖望、赵一清的《水经注》。没有机会看见这些书，当然不会偷了这些书，也就没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