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乡村建设理论
[book_author]梁漱溟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306381
[book_dec]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梁漱溟著。1937年山东邹平乡邨书店印行。分甲乙两部及附录“我们的两大难处”。甲部阐述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治道与在近代的崩溃、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中国政治无办法建立国家权力等问题。乙部对乡村建设即新社会组织构造的建立、组织原理、具体组织、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实现一个理想社会的出路等问题作了论述。全书走文化哲学的致思路径,即以“人生向上的心”为一切事情的“原动力”,以“理性”为中心哲学观念,来解释中国文化的特点、精神与近代中国社会。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一为伦理尚情谊,一为人生向上尚义理。指出中国文化的长处即在能发挥人类的理性,以往中国社会秩序赖以维持的教化、礼俗、自力三者内容都是理,而理的代表者为士。认为中国文化中的理不是西方客观事理的理,而是主观情理,是超计算的感情力量,为有发动行为的力量,是个应当,是个可能,是生活上的一个方向,同样可称为“理性主义”。认为人生的意义应当是理的奔赴,而人的向上心是生命最有力量的地方,随时可以让人自觉认识这个可能。主张乡村和理性是中国社会的根。认为中国近百年史则是一部乡村破坏史,近代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都没有自觉的意识,近代中国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即在对固有文化“自觉地破坏”(自力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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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自序
当我将中国问题认识清楚，并将它的前途想通了的时候，让我不能不叹息佩服许多过去的和现在的有识之士，他们没有多少凭藉而见事那样的确，真是聪明！随举眼前遇到的来说罢。那日看《世界日报》（二十六年一月某日）有《中日关系的透视》一文，其中引用素日研究中国社会的斯密斯博士（Arther Smith）说： “中国如无外面力量而欲进行改革，正如要在大海中造船一样。”这是多么罕譬而喻呢！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入于盘旋不进的状态，其自身永无从发生革命，完全从这句话给点透了。往日又曾见曾刚先生（纪泽）答友人书有云： “世界日辟，其机自外国运之，其局当于中土结之，其效即不在今日，亦当见诸千百年后。”横的东西两世界，纵的千百年历史变化，一语论定无遗。距今五十年前能说这话，又是何等的远识卓见！像这一类的高明识见，我从各处遇着的还有，不过一时举不出来许多。
高明有识之士，是见到了；一般人还是见不到。像斯密斯的话，多数中国人大概都不懂得。像曾公的话，多数中国人更相信不及。天下 事，明白的人自是明白，不明白的人总是不明白，这又不能不让我长叹息！在这里或者就用得着我这不算聪明也不算笨的人了吗？我没有将复杂问题一眼看透彻的聪明，但我有抓住问题不放手的研索力，就会有被我弄通了的一天。从这困勉工夫也能将高明人见到的而我也见到了。这本书，就是困勉研索的结果，正好给高明人的话作注解；给不明白的人作桥梁。
前些日又见美国名著作家丕斐（Natheniel Peffer）到沪，在太平洋联会席上演讲“远东问题之局外观”，对中国前途似示惋惜又怀疑问。他说：
欧西人士，今日已深感到陷入旋涡，无法自拔之苦；而远东方面不引为前车之戒，反思效尤，其结果岂不将同出一辙乎？日本早已从乎欧西之后，今日更无选择之自由。乃中国年来所采取之途径，概括言之，也不过锐意发展物质建设与提倡民族主义两者。此殆由某种环境之影响，中国人士或认为非采此途径不可；然循此途径以往，将来所生之结果如何，实为一极端耐人寻思之问题也！（见二十六年一月十三日《申报》）
我于此有两层感想。一是像丕斐先生所惋惜而怀疑的，大概多数中国人（尤其是所谓有知识的人）都不能了解；他们在今日除了发展物质建设和提倡民族主义外，真是没有第二个念头。他们或者要反问丕斐：你不赞成我们这样干，你叫我们怎样干呢？又一感想是可惜丕斐先生没有读到我这本书，他读到也许疑闷之情为之豁然吧！丕斐先生的心境倒不是我很关切的事；我所关切的是怎样让多数中国人能了解丕斐先生对中国前途的惋惜之意。假令这意思得到多数中国人了解的话，那么，我的主张也将不难获得同情了。
这里面的见地和主张，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曾讲于广东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题为乡治十讲），自十八年春欲将全盘意思写定成书，中间屡作屡辍，至今七八年未成。今天这本书，前一小部分是自己写定稿，后边大部分只是同学听讲笔录的一种删订，所以称“讲演录”。不过在政治问题、经济建设各段中颇有自己动笔之处，所以又不像讲时口气了。希望将来能通体写过一遍。今只为外间总不明白我的意思，先杂凑出版，以求教于各方，其中自己不惬意处是很多的。
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漱溟记。
总计在邹平六年间，前后讲此稿不下五次，末后在济宁也讲过一点大意；其时为余任笔录者有李澂、侯思恭、张汝钦、郝心静、王静如、李鼐、吕公器诸子。今附志于此，示不忘诸子之劳。
漱溟又记。
[book_title]引言
今天我们开始讲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理论在我一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因为这是我从对中国问题的烦闷而找出来的答案。民国十八年我由广东回到北方时，即开始写《中国民族之前途》一书，如大家所看见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的第二、第三、第四等篇都是。其后因到河南办村治学院，没有写完。到山东以后，在本院第一届研究部讲过一遍；其次序大致如下：
先拿别人所企望于中国的出路，指明他是走不通，——先批评别人，痛切的指明中国此刻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路走；第二步来分析中国问题，确实认识了中国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提出我们的正面主张于第三步。在提出我们的主张时，又分三小段来讲：第一段是说如何解决中国眼前大局问题。大局问题指什么说？即指政权分裂或军阀问题。在这一段话里，说出如何才可以造成我们所需要的而又为我们所可能的政治环境。第二段是说我们所需要的政治环境造成后，如何来利用政权以推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在这一段里要紧的地方即如何促兴农业以引发工业。
第三段是讲乡村组织问题。
我们所以定为这样的次序，是因为我们顶注意的在从乡村组织一个小小的端倪，慢慢萌芽生长而开展为一个大的社会组织。（在自述中曾说：我们旧日的社会已崩溃到最深处，故必从头作起。由此开展出来的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组织，为人类以前所无。）但这个生长开展，是要有待于事实；换言之，须有待于实际生活的进步开展，——其主要的是经济上有进步。所以第三段乡村组织的培养，须有赖于第二段所说的经济问题之解决；而如何使经济进步，则又必靠第一段所说的有其适宜的政治环境。因此，第一段即讲解决大局问题，第二段讲促兴农业，第三段讲乡村组织。这是在研究部讲时的次序。后来在训练部所讲次序，又略有变更，与上次不同。现在讲的，大体上先分甲乙两部：
甲部 认识问题
乙部 解决问题
于乙部中分四段：先讲乡村组织，次讲政治问题，又次讲经济建设，末后讲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
[book_chapter]甲部 认识问题
[book_title]序
西洋有一句话：“知识即威力。”又说：“要于服从他之中来控制他。”大概所谓有好办法的人，并不是有好办法，而是于问题有明彻的了解而已。因为一切办法都是以遵从他的法则来制驭他。中国问题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迫着要解决。然而要想解决他，还须先认识他，所以认识问题为要。
更须知道的，我们要解决的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与自然界的问题不同。自然界像是静的，而我们人是动的，仿佛可以由我们来摆布他，他听我们摆布。社会则不然，他沿着过去历史向前演变，时时刻刻在变化中，而不是静的。又我们自己原也是社会之一人，不能超居社会外来对付他，如对付自然那样。“社会大过我们”，这是千万要记着的一句话。社会在变，我们也随着变而不能逃，好像大海波涛中的一沤一滴，又能将大海怎样呢？凡自以为有办法的人，好多都是妄想。不过人类历史不完全是机械的，我们于中可以有反省、有自觉、有料度，因其大势之所趋，从而为之所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要不外如是而已 。这样，认识问题的工夫就更要紧，并且要本着历史的眼光去观察认识。眼前社会事实固须知道，而单看眼前事实是不能发现他的意义的；要从其来历背景而有以测其前途将要如何才行 。
我们以下藉着谈“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来帮助大家作认识中国问题的工夫。
[book_title]一 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
现在乡村建设运动已为国人所注意，有很多人都在那里争着谈乡村建设。但乡村建设由何而起呢？天下事没有凭空来的，而人们每不留意。所以常有人问我：你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不行呀！韩主席一倒，研究院不也要随着倒吗？我回答他说：我不是无端做梦，韩主席也不会陪我做梦。研究院不是偶然出现的，他在中国社会历史演变上有他的来历，虽假手于我，却非自我而来的。我固不敢保山东的研究院不被取消；但我相信取消于山东，不难再出现于山西；取消一个，不难出现两个或更多个。现在大家看见乡村建设运动已在一天天的开展，势力蓬勃，遂也无人再问我那个话了。但我们如果反省乡村运动何以会如此蓬勃起来？我们可分浅深四层言之：
甲 起于救济乡村运动
从浅的一层来说：乡村建设运动，是由于近些年来的乡村破坏而激起来的救济乡村运动。近年来农村经济日趋于崩溃，这是很显明的事 实；我们如果稍一留心，就可看到许多杂志都在大出其农村经济专号，开头没有不谈农村经济破产的。如政府方面组织农村复兴委员会及上海的银行界都是在极力倡导救济农村。救济农村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声浪一天一天的高上去——好多乡村运动是从这里来的。
乡村所由破坏不外天灾与人祸。所谓天灾，例如长江大水灾、黄河水灾、西北连年大旱、南方江浙旱灾等；所谓人祸，例如一九三○年中原大战，以及种种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又从破坏乡村的力量去分，也可分为国内的与国际的两面。上所叙多偏乎国内；而国际的力量破坏所及，尤为深远。所谓国际的，例如日本强据东北，影响于内地农村者甚大；列强经济侵略尤为谈农村经济崩溃者所殚述，可无待言。有时我亦采用三分法：
一、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等；
二、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也为破坏乡村的助手；
三、文化属性的破坏力——从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而来的种种（此处文化二字是狭义的用法）。
这种分法也不算很好，因这三种破坏力很不容易分；如教育是属于文化的，可是他也属国家行政。又三者是相连环的，互相影响的，如政治制度改变了便影响于经济，经济也影响于文化，而政治制度的改变又是由文化问题引起来的（由新思想的输入）。三者相连环的辗转影响，加紧加重了乡村破坏。
中国乡村破坏不自今日始；稍一回省，当发见其由来已久。盖自近百年来，世界大交通，西洋人东进，老的中国社会为一新环境所包围，激起一剧烈而严重的变化——此变化自始至终是一个趋势，即中国乡村一天一天破坏益加尖锐刻露的趋势。
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 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在近百年中，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即中国人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所谓中国近百年史即一部乡村破坏史，可以分成两期来看：
一、前半期——自清同光年间起，至欧洲大战；
二、后半期——自欧洲大战，直到现在。
何谓前半期？在这一期间内是一个方向，是跟着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何谓后半期？在这一期间内是一个方向，是跟着反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西洋近代从自由主义发达了工业资本、都市文明；日本所模仿成功，我们所景仰而未得者，便是这个。同时，有一个相反的潮流孕育而潜伏着，由俄国爆发出来。此前期、后期者，非果我所自成分段则然，特以西洋近世有此转变，其所以为我刺激者前后分殊，于是我被动的截然有二期。但无论为都市文明之景仰或都市文明之反动，总皆离开乡村说话，不从乡村起手，其结果不破坏乡村不止。举例言之：如教育、如法律，从工业社会产生出来，于都市文明中有其位置与作用。搬到中国来，既安插不上，又失其意义，乃大生其反作用。其他种种罔不如是。尤其厉害的是练海陆军；乡村出钱练海陆军，而海陆军都用在自己打仗上，完全破坏了乡村。这似乎是当初所不料的；而细思之，也何尝不是应有的结果。因为这种海陆军制度是西洋资产阶级政治的所有物，而中国是一个散漫的乡村社会，西洋资产阶级拿得住这个海陆军，中国乡村人哪有这个力量？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如果将近百年来外面世界给我们的刺激，我们从而发生的反应与自身的变化，每次变化所给乡村的影响，前前后后、方方面面，辗转相为因果，写成一部中国乡村破坏史，实在是一部很好的 书。（所不容易的是把他辗转变化的路线找清楚，再就是可靠的统计材料不易得。）
《东方杂志》第三十卷第二十二号古棋先生有一篇文章题为“乡村建设与乡村教育之改造”，他说：“……中国乡村之破坏远在二千年以前，并不因为学西洋都市文明或反都市文明才开始破坏；而另有其他破坏乡村的大力量在：（一）地主阶级的兴起，是破坏乡村的第一种力量；（二）水利制度的失修，是破坏乡村的第二种力量；（三）官僚政治的巩固，是破坏乡村的第三种力量；（四）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破坏乡村的第四种力量。”他意在驳我，但他实在犯了严重的错误。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后来的事，水利制度的失修也比较是后来的；那末，他既说破坏不自近百年始，显然他是认地主阶级与官僚政治为破坏乡村之大的破坏力了。其实：（一）这顶多不过是一种阶级剥削，阶级剥削为各社会通有的现象，历史所必经过，即在被剥削一面也不是绝对的受害；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构造都免不了内部的矛盾冲突，而同时彼此又是互相依存，断不能说谁破坏谁。（二）人类历史截止到现在，任何社会里面，乡村都是居于不利的地位；但我们不能说任何社会史都是乡村破坏史。（三）说作乡村破坏史，必须在这一段历史里面，乡村破坏成了一种趋势，日进无已；若虽有乡村破坏之事，而不成趋势，便不能算。（四）在欧洲工业都市兴起的时候，农村衰落亦成了趋势；但亦不算乡村破坏史。因为工业发达是其更重要的正面的趋势。本着这四点来看，大概没有那一处社会的历史，或那一阶段历史的社会，可以称得起乡村破坏史的；有之，那唯独一部中国近百年史。
中国近百年史里面，乡村是一直破坏下去不回头的，其关键全在要走都市文明的路而未成之一点。假令中国也像日本一样，成功了近代的工业国家，走上了一条新路，则乡村虽毁亦不成大问题。无如新路未曾走通，而所靠惟一吃饭的道儿——乡村农业——又毁；问题就大了！这 时，乡村农民自是受苦，而格外着慌的更在乡村农民以上层级的那些人。因此，救济乡村，逐为各方面普遍的要求。乡村建设虽最初不是从这里发动，而在今天却全从这里扩大起来。
乙 起于乡村自救运动
第二层——是起于中国乡村无限止的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
我们上面曾说救济乡村为中国社会各层级、各方面一共同的要求；但严格的讲，中国尚不能有所谓“救济乡村”这回事。因说个“救济乡村”当然是要乡村以外的一大力量来救济乡村；但此一大力量在今日中国是寻不出的，譬如日本倒是可以说得上救济乡村。日本现在农村问题甚是严重，而以其工业发达、都市兴起，总还有余力来救济乡村；又其政治有办法，有统一有力的政府可以负责，讲求他们的农村问题对策，而主持进行。像这两点，中国那里有呢？这两点实是一点。日本之工业发达、都市兴起，实由其政治有办法而来。而中国经济上所以无办法，亦实为政治上的无办法。归根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由其政治上之无办法，将只有乡村自救运动。此理待细剖才得明白。我前曾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乡村破坏，是一种绝对破坏，为世所仅见。此破坏之所以成为绝对的，都为中国近二三十年间政治上之无办法。虽然破坏乡村的，有天灾，有人祸，有国际的因素，有国内的因素等分别。细按起来，天灾不能怪天，皆由人事未尽；其责实在政府。所以人祸固属政治问题，天灾也是政治问题；国际的侵略压迫也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其最大原因在自身陷于分裂冲突，不能凝合为一个力量以对外。所以国内的因素固属政治问题，国际的也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总起来说，中国乡村之破坏完全在政治。
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 是特指没有惟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政治的没有”。在此分裂局面下，南一政府、北一政府、东一政府、西一政府，不但无法应付国际环境，无法防救天灾，更且造成特有的人祸——乡村成了绝对牺牲品。乡村虽在任何一社会总是居于不利地位，但绝不会落于牺牲的地位。任何一社会，都要在一种社会秩序下，进行他的社会生活；而且一个国家，必有其秩序——国家与秩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是秩序就有保全（尽管他是一个不平等的秩序），所以无论如何的不利（尽管他怎样严重的榨取剥削或妨碍），都不致作牺牲。其故即在一个政治力下，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总不过是两面。此两面有时对立、有时相依，成为一个结构，此一面也少不得那一面，如何能不留余地毁灭他呢？但中国此刻不然，他不是两面，而仿佛分成三面了，此一政府与彼一政府为对立形势，乡村社会落于第三者地位。从国际的、国内的许多关系上，都表现有统一的要求，而政府间也有不容第二者存在的互相排斥性。但又到底不能浑一全宇，建立惟一的统治力。（其所以然，另有详细分析见后。）于是内战连绵不断。假令索性分裂成几个国家，倒也没有许多战争。苦在分又分不开，合也合不拢，就纠缠不清了。在杌陧不安的对立中，彼此各以应付对方为急，便顾不得第三者，而乡村乃落于纯被牺牲地位。对于乡村常是说：“今天可讲不起了（挖地壕、炮火烧杀、或征夫派款），明天必不如是”；但到明天依然是一今天。战争是常；不战是暂，或说是战争的休息、再战的预备。如中国养这么多的兵，完全不是为的国防，而是内部问题。四川一省养兵最多，甲于各省，即为其内部分裂，又仿佛中国的小缩影。民国二三十年的日子，就这样常常处于一种临时状态中。在此时谁来顾惜乡村？自然反逼出乡村自救。乡村自救正为寻不出一个超于乡村而能救顾他的力量。
乡村自救运动，其工作第一步就要防止直接的破坏，对于土匪和杂 牌军队的骚扰，必须武装自卫。地方武装自卫，在此刻中国很明白地成了一种必要。此种必要即政府亦承认的。（二十年三月国民政府督令各省办保卫团，有“以兵卫民，不如使民自卫”之语。）本来武力是只许国家有的。国家最低限度的作用就在维持秩序，而不许国内人于法律外各自拿武力来解决问题。乃现在中国却要乡村与土匪以武力赌其命运；这就证明中国国家在一特殊状态中。乡村之自卫、自救，在任何国家可以没有，也不应有，独于今日中国乃必然发生，不能不有。
丙 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
第三层——乡村建设运动是起于中国社会积极建设之要求。中国以经济落后而一切落后，所缺乏的东西太多，因而国人都抱有一种积极建设的要求。不过有人想走近代资本主义的路，有人要学苏俄，有人要学意大利，所见种种不同。乡村建设亦是其中一种；并且也许是渐渐要占势力的一种。于此，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之积极建设的运动。
或者有人要问：“中国之建设为什么一定要是乡村建设呢？即如日本亦为东方农国，其自维新以来之建设，固未尝为乡村建设，中国何为而必于乡村求之？”这个关键，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日本所以有非“乡村建设”的可能，全靠他政治改革的成功；中国将来政治问题亦要有一个解决，但其方式不同于日本，因而中国的建设也就不同路。此其故待后自详。我们且先分两层去说。
一、从过去言之：中国所以未能如日本一样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此其原因又可分国内、国际两面去比较：
国内情势不同之比较：日本皇室是万世一系的，维新以前，一切都由幕府当权；不当家则不招怨，大家老是寄希望于他。而中国则清廷为外族入主，他又当家当了二百多年，惹了很多怨恨。所以日本有尊王运动，而中国则要推翻满清。故日本的政治改革，改革之中尚有因袭， 其制度有一变化而未中断。中国则清室一倒，数千年相传之政治制度也顿然随之俱废，全社会乃骤失其维系作用。政治制度一断再联不上气，直乱到今天。假令中国当时非外族必较好；或虽是外族，而初入主的时候，尤其好。这不是说顺治、康熙的本领大于宣统，而是说当时的政治类似一个阶级统治，形成一个对立之势。这时，统治力量较大，革命一定不容易起来，或不能成功。那末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藉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慢慢地讲求进步，而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但历史恰不如此，政治制度一断难续，所以一切没有办法。日本尤其好的是：维新与复古同时，借新朝气以充实旧系统；借旧精神以吸收新文化；其政治有办法，对外能折冲，对内能整理、能培养，于是走上近代工商业的路，而模仿成近代都市文明。中国则政治无办法，一切无办法；所以日本走上建设之路，中国却走入破坏之路，无复建设机会。此其内部政治问题，实远大过国际间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也。
国际情势不同之比较：日本维新到现在已六十年，在其维新的时候：（a）欧洲列强正在积极侵略经营澳非等洲，尚未集中力量进攻东亚；所以日本所受国际的压迫不甚重。（b）科学技术当时也不如后来之进步，因而所受威胁也较小，追步西洋也易。（c）正当追步西洋之际，适逢欧战爆发，西洋各国都忙于战争，工业生产停止，让出市场，给日本一个发展工商业的最好机会。中国则因政治的捣乱，将种种好机会都错过了，未得利用。
二、从今后言之：未来的中国将永不能像日本走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其故可分三层：
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
近代工商业路为私人各自营谋而不相顾的，不合现在国家统制经济、计划经济之趋势。在今日国际间盛行倾销政策下威胁太大，亦无发 展余地。
中国没有一个近代工商业所需要的政治环境（政府安定秩序，让工商业发达，兼能保护奖励其发达），所以不能走此路。
或又有人问：“日本的近代式建设不可学，何不为现代式之建设如苏俄？”我说：是的，在此技术进步、国际竞争最激烈的时候，俄国的路子的确好，能在国际站得住脚，合乎中国的需要。但只是好不行，必须看他可能与否。大家虽是艳羡俄国的路子（一个五年计划，又一个五年计划），希望他也能在中国成功，但如果找不出一个如何可能，则希望何益！
在各不同国度内，经济建设之所取径，将一视其政治条件（政治环境）为转移决定。如果要问：“中国的经济建设为什么要走乡村建设的路子呢？”这有两个理由：一是政治的理由，二是经济的理由。因为中国政治问题的解决，必走乡村建设的路，故其经济问题的解决，亦必走乡村建设的路。此其政治的理由，容以后细讲。今先说经济的理由。
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就是说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换言之，必从复兴农村入手，以达于新社会建设的成功。我们且看今日国际的大势：
现在产业的生产技术与经营组织，较前又有一大的进步。即今所称第二次产业革命后，产业合理化，生产技术、经营组织较前更进一步，因而生产量加多，而另一面致使工人失业，减少了消费量；故而生产过剩，遂不顾血本地向外倾销。
现在各国都渐改其从前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而为统制经济、计划经济，前之放任其资本家作个人自由竞争者，今则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对外作竞争单位；每一个竞争体，都较以前为更大。
欧战后各国皆改其以有易无主义而着眼于自给自足，农业、工业并重。一面以所谓关税战防止外货输入，同时从币制上、汇兑上拼命地 用力以扩张自己产品的销路。列强各有其抗外的力量，能行其保护政策；而中国不能。于是各国抗外的结果，遂将力量都压迫到中国身上。
中国承兹影响，土货出口，惨遭排斥（丝、茶、花生、鸡蛋等项输不出去）；外货入口，转见激增（米、麦、棉花大量入口）；农业、工业皆支持不住。受祸惨重者首在农村。盖今日中国农村已非几十年前的中国农村。从前的时候粮食自己种，布自己织，差不多还在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样子，压迫不着它。海通以后，一面是农产日益商品化，地里出的东西都要换成钱；一面是手工业破坏，而所需多代以外货，一切都要拿钱买。初时，丝、茶等项外人未曾讲求到，自然畅销；而他们工业上也要采取中国农产原料。这时，手工业虽受摧残，农业却还不坏。但到今天，一向为出口大宗的农产输不出去，同时更有大量农产入口。农业乃继手工业而破坏。农民所产既换不出钱来，而所需仍要拿钱买，惨苦不堪言状。更加以这几年的兵祸、匪患、大水灾、大旱灾、东北失陷各影响，农村经济乃大崩溃，工商业也从而陷于绝境。盖商业不外进口、出口的买卖及金融的周转流通。农业受到直接的、间接的种种妨碍而出口不行；出口不行，进口又如何能好？进出口逐年减少，1934年度各已减少到1931年度的二分之一以上，试问照这样下去还有什么买卖可做呢？金融是随进出口而周转流通的，进出口俱不行，还有什么金融业好作呢？至于一些工业制造，原不外在国内行销；当此农村破产，都市亦无所托之时（此因中国都市全仰给于农村），又向哪里销去呢？
近几年内地农村与都市外埠之间，输出入不能相抵，现金尽流于外。特别显著地从二十年度起，上海、天津各大埠现金充斥，信用过度膨胀，而内地农民告贷一钱，亦苦无觅处，全国金融滞而不通。自美国购买白银以来，国际银价大为抬高，屯集上海的现银（尤其是外商银行的），一举手而转输于外。于是通货紧缩、信用紧缩，其情势又不同前。欲图根本挽救，舍增加出口，减低入超，更有何道？眼前大量入口 者既为农产，一向依为出口者亦唯农产，则增出减入，试问不就近于农业求之，更有何道？工业非不急，顾中国工业谅非能争市场于国外者，则试问不待社会一般购买力之恢复，安从有工业复兴之机？而求一般购买力之恢复，不从增进农业生产入手，更有何道？此时惟一关键：先须从金融上，使内地农村能利用外埠资金，恢复农业，增进生产，而后得减低入超，以求稳定国际收支之不平衡。同时内地农村与外埠之间，输出输入也得交流，而后全国金融乃环转流通而不滞。从农村生产力之恢复与增进，因而恢复并增进一般购买力，而后民族工业以需要刺激而兴起——这是大致的路线。更分条言之：
中国农业有基础，而工业没有，故恢复农业生产力当较兴起工业生产力而简便迅捷。例如眼前如何求米、麦、棉花之有以抵代外货，实为最要者，也最有可能者也。
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是土地，这在我们为现成的；而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是资本（是指机器一切设备），适我所缺。故工业后进国，例须以农产出口易机器，而后工业可兴，不能先从工业入手也。
农业技术比较容许我们徐图进步；而工业竞争激烈，势所不许。所以从农业入手，才可以借此缓口气。
在农业技术前进的过程中，工业自相缘相引而俱来；如因农业化学而引起来的工业，因农业机械或工程而引起来的工业，因农产制造而引起来的工业等。
生产抬头，购买力才得抬头；一般购买力增进，则许多工业乃因需要之刺激而兴起。
如是生产力、购买力辗转递增，农业、工业叠为推引，而产业乃日进无疆。
盖中国图兴产业于世界产业技术大进之后，自己手工业农业破坏之余，外无市场，内无资本，舍从其社会自身辗转为生产力、购买力之递 增外，更有何道？是即所谓必由复兴农村入手者已。
丁 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
进而言第四层：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乡村建设运动，实为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这最末一层，乃乡村建设真意义所在。大家看我的自述，就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作乡村运动。我因从中国政治问题直接的刺激烦闷而注意到抽象的政治制度问题；后来才发现了制度问题也就是习惯问题；今再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的组织构造问题。我不是生长乡村，乡村自救之意，在我身上不会亲切，而是对于这个社会的组织构造问题在我心目中以为顶大。
作乡村运动而不着眼整个中国问题，那便是于乡村问题也没有看清楚，那种乡村工作亦不会有多大效用。须知今日整个中国社会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在此大势中，其问题明非一乡、一邑或某一方面（如教育一面、工业一面、都市一面、乡村一面等），所得单独解决。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我们必须把握着中国问题所在，而后才有工夫好作。中国问题在那里？有人说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又有说是在“贫、愚、弱、私”；这二说都不正确。前一说好像中国此刻就多了这两样东西，去掉这两样东西就好了；后一说又好像中国此刻就在乎这四样缺乏，添补进来就好了。其实宇宙是变化的，人类社会更是变化转动很快的。多一样算什么？少一样算什么？多了的可以去掉，没有的不难添补上。不从前后动态上理会，只看见眼前的静象，是抓不到问题的。宇宙间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不是一一具体事物；人类社会尤其是这样；不从抽象关系注意，而徒为一二具体东西牵住自己视线，是抓不到问题的。
且从贫的一事为例来说。人生下来一丝不挂，可说最贫不过，但未闻有以为问题者。天地间亦岂有本来就富的社会？人是活的，社会是前进的，贫不难富，所以不成问题。今日中国所患如果只在“贫”，那事情早简单好办了。要知道今日中国不是贫的问题，而是不能富的问题，是贫而益贫的问题。同样地，中国今日不是愚的问题、弱的问题、私的问题，而是愚更往愚里去、弱更往弱里去、私更往私里去的问题。换句话说，今日正是日趋崩溃，向下沉沦。如果明白中国问题不在缺少什么东西，那也就明白中国问题不在多了什么障碍。帝国主义的障碍不能排除，而且使障碍更格外成了障碍的，全在中国社会本身。中国社会本身问题远大过任何障碍于他的。军阀，虽似说到中国社会本身问题，可惜仍未能在历史动态上、抽象关系上作理会。一心只看这具体的障碍，便一心在去这障碍上作工夫。而不知障碍不可去，以问题原不在此，而在社会全盘关系上。要从社会全盘关系上作工夫，则这障碍自去。
然则中国问题在那里？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人非社会则不能生活，而社会生活则非有一定秩序不能进行；任何一时一地之社会必有其所为组织构造者，形著于外而成其一种法制、礼俗，是即其社会秩序也”。一社会之文化要以其社会之组织构造为骨干，而法制、礼俗实居文化之最重要部分。中国文化一大怪谜，即在其社会构造（概括政治构造、经济构造等）历千余年而鲜有所变，社会虽有时失掉秩序而不久仍旧规复，根本上没有变革，其文化像是盘旋而不能进。但到今天，则此相沿不变的社会构造，却已根本崩溃，夙昔之法制、礼俗悉被否认，固有文化失败摇坠不堪收拾，实民族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命运。而同时呢，任何一种新秩序也未得建立。试问社会生活又怎得顺利进行？所以“处此局中者或牵掣牾，有力而莫能施；或纷纭扰攘，力皆唐捐；或矛盾冲突，用力愈勤而为害愈大。总之，各方面或各人其力不相顺益而相妨 碍，所成不抵所毁，其进不逮其退”（录《乡建理论提纲》旧文）。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不向上而向下，不进步而沉沦的缘故了。在此时，纵有强敌外患也不见他有力地反应；良以组织构造崩溃解体，失去一个民族社会所应有的机能，陷于社会的麻痹瘫痪症。——从四万万人一个个来看未尝不是活人，无奈社会几乎是半死的社会。
归结我们的话：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也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那末，要问中国社会为什么竟至崩溃解体呢？我们可以回答：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过来，这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所发生的变化而落到的地步。于此，不要忘记的是中国文化自古相传，社会构造历久不变的那件事。他不变则已，变起来格外剧烈、深刻、严重！其所以久而鲜变，我们可以推想到两点：
一、是中国社会构造本身（内部关系上）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因其本身妥当调和，所以不易起变动；因其不变动，乃更走向妥当调和里去。愈不变，愈调和；愈调和，愈不变；此相传已久的老文化，盖有其极高度的妥当调和性。
二、是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所以他能影响于外，传播于远；而他则从不因外面影响而起何变化。甚至为外族武力所征服，却仍须本着他的文化来行统治，其结果每使外族同化于他。如是，他文化势力圈的扩大与其文化寿命的绵长，成了相关系的正比例。卒之，成了又大又老、又老又大的一个文化体。（有人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大的文化体，颇近是。）此其文化里面必有高越于外者在，亦从可知。
但到了近百年间，此本身具有高度调和性，不因外面文化刺激而起何等变化的老社会，忽而变化不已，形势严重非常。这全为近代西洋人 过来所致。于此，我们又可推想到几点：
一、是近代西洋人的文化甚高，而且与中国甚是两样。不高，不致影响于他；即高而不是两样的，谅亦不能生影响。抑唯其彼此文化都很高，所以才说得到两样不同；从其两样不同，愈知其都很高。
二、是中国文化的失败，或其弱点的先暴露。盖两方文化相遇，中国遽起变化，顾尚未见西洋受我们影响而生何变化也。最后的总结账如何不可知，眼前固是如此。
三、在一新中国文化未得融铸创造成功时，中国社会将陷于文化失调——社会构造崩溃，社会关系欠调整，社会秩序的饥荒。
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所谓变化他自己，质言之，就是学一点西洋。不料这变化竟是变不得的。因其文化自身即达于极高度的妥当调和，改变一点，则其所以为妥当调和即不如初，好比配置稳洽、扣搭密合的一件东西，稍一变动，即见仄斜罅漏。所以这变化的结果除了让自身失其原有调和外，不能有何正面的积极的成功。环境仍未能适应，更觉着急，势必有再一度变化，再变的结果更是对内失调，对外不能适应。抑且从其对内失调，而对外更无力。数十年来变化不能自已，每一度变化辄引入更深度的崩溃；要想成功的，却一件得不到（民治不成，党治不成，学校制度的失败，工业制度的失败等）。在这过程中，始所面对的原是外围环境，国际问题感触亲切；乃其后来，转成了对内问题。因内部失调严重，矛盾冲突日烈，其刺激自比较更直接，即从内部的矛盾冲突而促其社会构造崩溃；以其崩溃而矛盾冲突益烈，如是辗转无已。平常说的“政治不上轨道”，便是其惟一症候。试想政治构造原是整个社会构造的一层、一面，整个社会构造趋向崩溃，他如何单得维持？抑且首先不能 维持的政治秩序，首先崩溃的是政治构造，即从这里而转促其社会崩溃，到社会已经崩溃解体，则更难有何新政治构造形成于其上。数十年来所特有的中国军阀，即此症候的表露。他是中国社会崩溃之果，亦是中国社会崩溃之因。不从根底上为整个社会重建一新机构的工夫，而只是想消极地消灭军阀，或片面的安设一政治制度（起草中国宪法，讨论民主抑或独裁），都是梦想。
中国问题复杂严重，搅缠一堆——什么问题都有，什么问题都不轻，什么与什么都相连。任你拈出一个问题，都不能说不是；任从一处入手，都未尝不可影响其他。但若仅将这些问题看成是平铺并列的，随从那处入手皆可解决中国问题，则是糊涂。必须有眼光辨别得其间本末先后轻重缓急，了解全盘关系而觑定一个要紧所在着手，而后这一团乱丝才解得开。譬如金融紧迫亦许问题在产业衰落，工业建设亦许从农业开端，发达教育要于经济上求，经济复兴必先解决政治问题……那问题中的问题，关键中的关键，非有精心不能了然于大势，非照澈全局不能把握得那一点。今愿为国人告者，政治问题实为总关键。撂开政治问题而谈建设，求进步（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乃至任何建设），无非瞎撞。认得政治问题实为一切先决问题者，比较进了一步。而不知此政治问题系于整个社会构造问题；撂开整个社会构造问题去想办法，完全是无根的，不但不能应急，恐怕更耽误事。
整个社会构造问题是一根本问题，既深且远，仿佛非危迫眉睫的中国所能谈。本来一谈社会构造问题便涉理想；中国人如何有暇往理想上想呢？无奈问题已逼问到深处，欲避也不得。中国历史到今日要有一大转变，社会要有一大改造，正须以奔赴远大理想来解决眼前问题。抑今日实到了人类历史的一大转变期，社会改造没有那一国能逃。外于世界问题而解决中国问题，外于根本问题而解决眼前问题，皆不可能。乡村建设运动如果不在重建中国新社会构造上有其意义，即等于毫无意义！
[book_title]二 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所谓治道者
我们的乡村建设是要重建一新社会组织构造，已如前说。在申论新构造如何辟建以前，当先将旧社会构造一为审看。中国旧日之社会构造，与西洋中古及近代社会皆不同。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末，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我们试为说明如后。
甲 伦理本位的社会
大家都知道西洋近代个人主义抬头，自由主义盛行。他们何为而如此？这全从其集团生活中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西洋人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不过从前的集团是宗教教会，后来的集团是民族国家。在从前每一个人都是某一教会里的一个人，如同现在都是属某一国的一个人一样。所谓个人实从团体反映而见；所谓个人主义实对团体主义（或社会主义）而言。他们虽始终是集团生活，在从前则团体过强，个人分量太轻；到近代则个人在团体中的地位增高，分量加重，仿佛成了个人本位 的社会。最近二十年来，他们又感觉到个人的抬高妨碍社会，自由主义流弊太多，复翻转来讲团体最高主义，企图造成一社会本位的社会。自中古到近代，自近代到最近，始终在团体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一高一低、一轻一重之间，翻复不已。但所有这些问题或主义，在中国旧社会里的人，都是不能了解的。因为他根本缺乏集团生活，也就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这两端俱非他所有，他所有的恰好是中间一回事；那就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始于家庭。家庭在中国人生活里关系特重，人人皆知。按理说：是人类都有夫妇、父子，即都有家庭；何为而中国人的家庭特重？家庭诚非中国人所独有；而以缺乏集团生活，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轻松若无物，家庭关系就特别显露出来，像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我们都是没有的，中国的宗教不像宗教，或原不是宗教；中国的国家不像国家，或原不是国家。此其分析殊非片言能尽，然他们那一种放任精神，可不待言而共晓。松于此者紧于彼，此处显则彼处隐，一轻一重，为主为宾，两方社会对照，虽其分别都不是绝对的，然趋向根本不同。
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何为伦理？伦即伦偶之意，就是说：人与人都在相关系中。人一生下来就有与他相关系的人（父母兄弟等），人生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不能离社会）。既在相关系中而生活，彼此就发生情谊。亲切相关之情发乎天伦骨肉，乃至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因情而有义。父义当慈，子义当孝，兄之义友，弟之义恭，夫妇、朋友乃至一切相关之人，随其亲疏、厚薄，莫不自然互有应尽之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也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集团生活中每课其分子以义务，那是硬性的、机械的；而这是软性的、自由的。在集团生活中发达了纪律，讲法而不讲情；在这种生活中发达了情理，而纪律不足，恰好相反。西洋始既以团体生活过重，隐没伦理情谊；继又以反团体而抬高个人，形成个人本位的社会； 于是他们的人生，无论在法制上、礼俗上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伦理关系发达的中国社会反是。人类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在欲望中则自己为主），故伦理关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这种社会，可称伦理本位的社会。试从社会、经济、政治三方面比较来看：
一、社会方面——于人生各种关系中，家乃其天然基本关系，故又为根本所重；谓人必亲其所亲也。人互喜以所亲者之喜，其喜弥扬；人互悲以所亲者之悲，其悲不伤。外则相和答，内则相体念，心理共鸣，神形相依以为慰，是所谓亲亲也。人生之美满非他，即此家庭关系之无缺憾；反之，人生之大不幸非他，也即于此种关系有缺憾。鳏、寡、孤、独，人生之最苦，谓曰无告，疾苦穷难不得就所亲而诉之也。此其情盖与西洋风气，不孤而孤之（亲子异居，有父母而如无父母），不独而独之（有子女而如无子女），不期于相守而期于相离，又乐为婚姻关系之不固定者，适异矣。由是而家庭与宗族在中国人身上占极重要位置，乃至亲戚、乡党亦为所重。习俗又以家庭骨肉之谊准推于其他，如师徒、东伙、邻右，社会上一切朋友、同侪，或比于父子之关系，或比于兄弟之关系，情义益以重。举凡社会习俗、国家法律，持以与西洋较，在我莫不寓有人与人相与之情者，在彼恒出以人与人相对之势 。社会秩序所为维持，在彼殆必恃乎法律，在我则倚重于礼俗。近代法律之本在权利，中国礼俗之本则情与义也。
二、经济方面——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也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也为共财之一种。兄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以讫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 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在西洋则父子、夫妇异财，其他无论。在西洋自为个人本位的经济；中国亦非社会本位的，乃伦理本位的经济也。
三、政治方面——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又比国君为大宗子，称地方官为父母，举国家政治而亦家庭情谊化之。以视西洋近代之自由主义的宪法，在政治上又见出其个人本位与国家相对待者，又适不同。（录自《乡建理论提纲》旧文）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但此共产，其相与为共的视其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也要看这财产的大小；财产愈大，将愈为多数人所共。盖不但亲厚者共之，即对较远的伦理关系，也不能不负担一些义务也。此其分际关系自有伸缩，全在情理二字上取决，但不决定于法律。因根本上没有一超伦理的大团体力量（国家权力）为法律所自出。说到政治，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的关系各作到好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是其政治上理想要求，更无其他。这与西洋近代国家以法律保障个人利益为其责任者，迥然不同。
乙 职业分立的社会
在西洋社会中，中世纪时是农奴与贵族两阶级对立。到了近代，农奴因着工商业兴起都市发达而解放；但又转入资本家与劳工两阶级对立。所以西洋始终是阶级对立的社会。然中国社会于此前后二者，一无所似。何谓阶级？俗常说到阶级不过是地位高下、贫富不等之意；那其实不算什么阶级。此处所称阶级乃特有所指，不同俗解。在一社会中， 其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有分属于两部分人的形势——一部分人据有生产工具，而生产工作乃委于另一部分人任之；此即所谓阶级对立的社会。如西洋中世纪时，土地都属于贵族领主，至近代的工厂机器又属于资本家；而任生产工作之劳者，若农奴、若工人，均不得自有其生产工具；遂造成剥削与被剥削的两面。从其为一个社会的两面，则彼此为相关系的；从其为两面的一个社会，则彼此为相对立的。中国社会则没有构成这两面。其所以没构成两面，即在其生产工具没有被一部分人所垄断的形势。为什么无此形势？有三点可说：
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
二、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
三、蒸汽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亦无之。
由于前两点，让中国社会不得有土地垄断，如封建社会者然。本来，从第一点土地自由买卖，与封建社会已经不同，土地已难垄断。再加以遗产均分之第二点，更使土地分散而不能集中。河北省有句谚语：“一地千年百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此可见土地时有转移，贫富随有升沉，垄断甚难也。由于后两点，让中国社会不得有资本垄断，如近代资本社会者然。有人说：封建制度之核心，即长子继承制。西洋为什么能由封建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即是因为长子继承制之故——因为长子继承制，所以在封建制度中已为他造成一个集中的力量，容易扩大再生产。考之英国社会转变，可资佐证。那末，中国之所以始终不能成功工业社会，未始不是由于遗产均分的缘故。再加没有发动机的发明，小规模生产颇有他的方便，大规模生产无甚必要，资本垄断之势更造不成。无垄断即无阶级。生产工作者（农民、工人）恒自有其生产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所以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 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
阶级社会与职业社会之两种不同构造，不但表现在经济上，同时也表现在政治上。中国不似西洋中世政权垄断于贵族，而很早发明了官吏制度。这种制度，在中国人自己也许不以为异，但在留心世界文化问题的人看来，真大有注意价值。所以罗素曾说：“中国文化有三种特点：一、没有宗教，只讲孔子的道理；二、文字以形体为主，不随音变；三、官吏制度发明特早，与贵族分为两事。”盖在从前西洋贵族和官吏只是一个观念，殆不可分。但在中国上而“宰相须用读书人”（古语），下而县令亲民之官吏决不是贵族。所有官吏大抵是士人通过考试制度而来的；而士人则与农、工、商并列为四民，“禄以代耕”，也不过是一项职业，为构成此职业社会所不可少之一种成分而已。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谚语，可见其缺乏阶级分界，而政权实有开放给众人，让大家都得参预的机会。此与西洋中世比较，显然是有职业性而无阶级性。
西洋近代自特权阶级被推翻，乃又以经济上之个人本位、自由竞争走入另一形式之垄断，形成资本阶级。其不同于前者：一则，在前经济是随着政治而垄断，此却以经济上趋向垄断而政治随之；二则，在前贵族和农奴两阶级直接对面，此却于资本家和劳工两阶级间有政府官吏之第三者为缓冲。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著《国家论》，以官吏制度为近代国家一崭新要素，如果没有他，则与封建社会即无区别；因官吏从国库得俸给，乃与剥削分开，不使两阶级正面直接相对抗，而多了一个转折，比较地能顾全大局，主持公道。他认为必由此才可以转出一个更新的国家，消灭了阶级，政府官吏更纯粹无偏党为公众作事。而旧日的中国，据他看，颇近于此未来的新国家，与西洋过去及近代构造均不同。其言盖正有所见。
丙 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之交相为用
中国既为伦理本位，又为职业分立的社会，其间交相为用，互有助益之处甚多。且从职业分立所影响于伦理本位者言之：第一层，以无土地的垄断，无资本的垄断，而且从生产技术上看，小规模有其方便，大规模经济经营无甚必要，所以让社会上这些个小农、小工、小商，零零散散地各为生业，各自关门过日子。无论种田、做工或做买卖，全靠一家大小共同努力；所谓“父子兵”，天然地成为相依为命的样子。其伦理关系，安得不从而益加巩固密切！在西洋社会则不然。中世农奴无土地，无自由，固无合一家大小以自营生业者其事。近代大工厂、大公司起来，更将一家大小拆散为男工、女工、童工，各自谋生，几乎不必相干；家庭且为之破坏，遑论伦理关系。第二层，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政治上的权、经济上的富，既垄断于一阶级，则多数人殆非革命即无以开拓自己的命运。若中国之职业分立的社会则不然。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由是有家世门祚盛衰等观念，或追念祖先，或期望儿孙，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使人倍笃于伦理而益勤于其业。大抵阶级关系太强，则伦理观念掩没不著；反之，阶级分化不著，则职业自营乃大有助于伦理也。
从伦理本位所影响于职业分立者言之：以其为伦理本位的经济，财产不属个人所有；而视其财产大小，隐然若为其伦理关系亲者、疏者、近者、远者所得而共享之。即财产愈大者，对于其亲戚、朋友所负担周助之义务也愈大。此大足以减杀经济上集中之事。消极不使趋于阶级对立，即是积极助成职业分立。遗产不由长子继承，而兄弟分财，朋友通财，或以之培益共财。在西洋恒见其积个人之有余；在中国恒欲以补众人之不足。在西洋人看钱是让人更能赚钱的，钱多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以为钱是让大家花的，钱多用在消费上。一则由自由竞争，趋于生产本位，演为资本社会的阶级对立；一则由伦理相保，趋于消费本位，终 不演成阶级。其关键无非在个人本位与伦理本位之不同。此伦理本位所以大有造于职业分立也。经济上之垄断不成，政权之垄断也不能有。在昔西洋贵族为政以治民，此则官吏、贵族分开两事，而有以考试制度取官吏之制。政权之相对的分开，许人人得有机会参与其事，乃更以减免经济上之垄断趋势，而稳固此职业社会焉。经济、政治二者交为影响，互相顺益，一归于无阶级。阶级统治之不成，而中国政治乃不得不伦理化；由政治之伦理化，乃更使社会职业化。职业又有助于伦理。伦理与职业辗转相成，彼此扣合，其理无穷。
“伦理本位、职业分立”八个字，说尽了中国旧时的社会结构——这是一很特殊的结构。
丁 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
在旧日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结构里，只有周期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欲明乎此，我们先讲何谓革命。
革命是说一社会秩序的推翻与改建。社会秩序包含法律、制度、礼俗、习惯而言。一种秩序，即是一套法制礼俗；而其社会之如何组织、如何结构，也即安排规定于其中。所以革命就是否认一种秩序，而要求建立新秩序，其结果也就是社会结构的一根本变革。我们说中国无革命，就是说中国社会构造历久不变——清代的仍不出明代的那一套；明朝还同宋朝相仿。所谓周期的一治一乱，就是社会秩序只有一时的扰乱与规复；规复又扰乱，扰乱又规复，而不见其被推翻，有什么新秩序的建立。这是什么原故？此可从其社会之伦理化和职业化两点来说明。
中国以缺乏集团生活，团体与个人之关系宽弛隐淡，家庭骨肉之关系乃格外显著、紧密、重要；并以家庭恩谊推准于其他各方面，如经济生活上之东伙关系、教学生活上之师生关系、政治生活上之官民关系，一律家庭化之。——这就是中国社会的伦理。由此社会的家庭化或曰伦 理化，乃使此社会中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若远若近的伦理关系，负有若轻若重的义务，同时其四面八方与有伦理关系的人也对他负有义务。在生活上，时则彼此顾恤，互相保障；时则彼此礼让，力求相安；许多问题皆从这里得到解决或消弭，无从有革命爆发。这一种伦理秩序，本乎人情，大家皆从里面得到好处，没有反对他、要推翻他的人。更且也想不出一新的不同的秩序来替代他。此外更要紧的两点是：
一、由社会的家庭化，而中国成了缺乏政治的民族；但革命实在是一个政治问题，缺乏政治就缺乏革命；翻过来说，革命天然是在集团生活里才有的。
二、由社会的家庭化，本乎伦理以为秩序。社会秩序演自礼俗，倚重礼俗，而不在国家法制。法制与礼俗，比较的说，有外力强制与自然演成之异。外力强制者好推翻，自然演成者谁来推翻？（以上两点，待后更易明了。）
其次，中国社会有职业之分途，而缺乏阶级之分野；乃是中国没有革命的决定原因。阶级对立的社会；造成一种逼人对外抗争的形势；职业分立的社会，则开出你自己求前途的机会。像是封建社会的农奴、资本社会的劳工，经济上、政治上的机会均为另一阶级所垄断；非推翻封建制度、打倒封建阶级，推翻资本制度、打倒资本阶级，即无法开拓自己的命运。而封建领主和资本家，也只有严阵以待，不敢放松一步。其形势逼着人向外冲去，以求解决，实前后两大制度之所一致的。然而中国制度其所形成的趋势，恰好与此相反；他正是叫你向里用力。在中国社会里，一个人生下来其命运都无一定，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尽可自择，初无限制。而“行行出状元”，读书人固可以致身通显；农、工、商业也都可以白手起家。富贵、贫贱，升沉不定，流转相通。虽然也有凭藉与无凭藉之等差不同，然而凭藉是靠不住的。俗语说得好：“全看本人要强不要强。”自来最普遍、最絮聒的教训，就是勤俭二字。 以此可以创业，以此可以守成；反之而奢且逸，无不败其家者。但此人人有用、刻刻不离的两字教训，若放在西洋阶级社会，便毫无意义；所以自然也就无人提起。盖一则前途命运全在自求；一则无法自求，只有对外抗争。换言之，讲勤俭的正为他用不着革命；要革命的则讲勤俭便用不着。有一段旧文，附录在此，可资参考：
从前人读书机会之容易，非处现在社会者所能想像。而从中国的考试制度，一读书人能否中秀才、中举人、点翰林……就全看你能否寒灯苦读；再则看你自己资质如何；如果你资质聪明又苦读，而还是不能“中”，那只有怨自己无福命——所谓“祖上无阴功”，“坟地无风水”……种种都由此而来。总之，只有自责，或归之于不可知之数，不能怨人；就便怨人，似亦没有起来推翻考试制度的必要——力气无可向外用之处……说到业农、业工、业商的人，白手起家不算新鲜之事。土地人人可买，生产要素非常简单；既鲜特权，又无专利。遗产平分，土地、资财转瞬由聚而散。大家彼此都无可凭恃，而赌命运于身手。大抵勤俭、谨慎以得之，奢逸、放纵以失之；信实稳重，积久而通；巧取豪夺，败不旋踵。得失、成败皆有坦平大道，人人所共见，人人所共信；简直是天才的试验场、品性的甄别地。偶有数穷，归之渺冥，无可怨人。大家都在这社会组织制度下各自努力前途去了，谁来推翻他？（《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八四页）
在这社会里大体上人人机会均等，各有前途可求，故无革命。照一般之例说，革命都出于阶级斗争，而国家都是阶级统治。但中国适为“一人在上，万人在下”的局面，而非阶级统治；斗争之势不成，革命无自而有。所有者只是“天下大乱”。此乱殆为周期必然的。其理后详。
戊 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的几个要点——教化、礼俗、自力
社会无秩序，则社会生活不能进行。人类历史自昔讫今，所谓国家者，殆皆应于此必要而来。国家一面防御外来侵扰，一面镇抑内里哄乱，其道恒不离乎武力统治；秩序与国家二者殆不可分。顾中国从来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其道异是。试从二千年来政治上之消极无为一加考察，不难有悟。
中国历来政治，以不扰民为一大信条，以政简、刑清为理想，人所共知。“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此县衙门所悬楹联。则虽亲民之官，犹且以毋相往来诏告民众，其消极为如何！吕新吾《治道篇》：“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除弊。”言之最得窍要。古传“汲黯卧治”，暨“曹参为相，饮酒而不治事”，皆不外此理。盖远自西汉以来，便已如是。究其所以致此之由，半为外面环境使然。中国自秦、汉以后，变列国分争之局面为天下一统，虽有外邻，在文化上均不堪与中国相较量；由是缺乏国际竞争。中国疆域之广，如在欧洲，不知要分成若干个国家。在欧洲小国林立，国际竞争激烈，彼此间多为世仇，人民自然要靠国家保护自己，对国家很亲切；国家要人民以与邻国竞争，也自必干涉一切，而不能放任。反之，在中国正无妨放任；其理易晓。然真使中国政治趋于消极之有力的正面原因尚别有在。
此即在其社会之缺乏阶级，其政治构造之非阶级统治，于此有一段旧文，可资参照：
尤可注意者是中国的皇帝。他是当真的“孤家寡人”，与欧洲封建社会大小领主共成一阶级，以与农民相对的形势大不同。除了极少数皇亲、贵戚以外，没有与他共利害的人；而政权在官吏不在贵族，又失所以扶同拥护之具。官吏虽得有政权，是暂而非常，随 时可以罢官归田；而且他生长民间，所与往还因依之亲戚、族众、邻里、乡党、朋友一切之人，又皆在士、农、工、商之四民；其心理观念、实际利害，自与他们站在一边。于是皇帝乃一个人高高在上，以临于天下万众；这实在危险之极！所以他的命运亦要他自己竞竞业业好生维持。此时他不能与天下人为敌，只能与天下人为友；得人心则昌，失人心则亡。他亦与四民一样有其前途得失成败之大道；其道乃在更小心地勉励着向里用力，约束自己不要昏心暴气、任意胡为。有所谓“讲官”者，常以经史上历代兴亡之鉴告诉他而警戒他；有所谓“谏官”者，常从眼前事实上提醒他而谏阻他；总都是帮助他如何向里用力，庶乎运祚其可久。（《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八四页）
故我尝言中国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唯阶级统治乃可有强大之国权；一个统治者其势孤弱无力。中国政治之趋于消极。正在其无力以事积极（非消极不可）。消极无为，盖所以善自韬养，保持其力。
虽然孟子尝倡导行仁政，而经验的结果，大家都颇知道还是不必有政治的好——国家政府不必作事为好。有人说一句妙语：“近代的英国人，以国家为‘必要之恶’；中国人自数千年之古昔，已把国家当作‘不必要之恶’了。”政治虽不必要，但教化则为必要；此所谓教化并不含有一个信仰，只是教人人向里用力。人人向里用力，各奔前程，则一切事他们都自谋了，正无烦政府代谋也。——这正是最好的“中国政治”。如此，天子及代表天子之官与庶民之间，乃疏远而成一种无交涉状态，免得相碍、相冲突，而庶乎得较久之相安；真有所谓“无为而治”之概。（同前书八六—八七页）
天下事每出于反面逼成，而不出于主观要求；若说是“无为而治”源于黄老哲学之理想，则误矣。
由是可以晓得：此不要政治的政治，实源于其不像国家的国家——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统治，而此独非。中国古时创业之主有言：“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此盖谓不能以武力统治，而要必布德泽，兴教化。武力之用不来全在缺乏阶级以为操用武力之主体（其理后详）；教化之所以必要，则伦理秩序有赖以维持。
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请从两面分释之：
一、从伦理本位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每一中国人，统为其四面八方由近及远的伦理关系所包围；其日常实际生活，触处都有对人的问题。这问题比什么都迫切；如果人的关系弄不好，则马上不了。——父子、婆媳、兄弟、夫妇等关系一弄不好，便没法过日子。乃至如何处祖孙、伯叔、侄子以及族众，如何处母党、妻党、亲戚、尊卑，如何处邻里、乡党、长幼，如何处君臣、师弟、东家伙伴、一切朋友，种种都是问题。本来人类生活第一是对付自然的问题；而中国人于此乃将对人的问题提到前边，将对物的问题却放在后边。（此问题之转移，为中西方化不同一大关键。）人之对物，须眼睛向前看，力量向外用，有了困难，要从外面去求解决。若对人则不然。如不得于父母者，只有两眼转回来看自家这里由何失爱，反省自责，在自己身上用力，结果如何，不得期必，唯知且尽我心；此为最确实有效可得父母之爱的方法。其他各伦理关系，要也不出此例。盖关系虽种种不同，事实上所发生问题更复杂万状；然所求无非彼此感情之融和，他心与我心之相顺。此和与顺，强力求之则势益乖；巧思取之则情益离；凡一切心思力气向外用者，皆非其道。
二、从职业分立的社会构造，让人人向里用力。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其形势逼着人向外冲去以求解决，而职业分立的社会则相反，前已言之。此以大体上人人机会均等，各有前途可求，无当前为碍者，力气乃无可向外用之处。而前途命运全在自求，则惟有自立志、自努力、自鼓舞、自责怨、自得、自叹，……，一切心思力气，转回来，转回去，只能在自家身上用。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处处训练人向里用力。从前一面所得的教训，如反省、自责、克己、让人、学吃亏……；从后一面所得的教训，如勤俭、刻苦、自励、要强……；贯乎其中者要皆一种精神而已。虽君临天下的天子，曾也不能外乎此道（说已见前）。所以我们可以借用一句古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果得如是，则各方伦理关系都好，各项事业又发达，便成了太平盛世。此其社会秩序，殆由社会自尔维持；无假于外力，而寄于各方面或各人之自力；是礼俗之效，而非法律之效；彰彰甚明。教化之为用，盖在培植礼俗，引生自力；于此正不可或少。
世称中国文明、印度文明、西洋文明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各有其特异之点。在印度，最使人诧异者为其宗教之偏畸发达，什么都笼罩在宗教之下。在西洋，最惊人的是其征服自然的科学技术。若中国，则其大可异处即此社会秩序自自然然能维持是已。中国人或不自觉其可异，然试从文化比较，或审乎社会进化之序者，即不能不推为人类一最伟大的成功。西洋之有识者，盖已多言之矣。（近二三十年，虽政治乱于上，而在下之乡村社会一样能过日子，不失秩序，是其一验。）
己 教化、礼俗、自力三者内容皆为理性
试求所谓教化、所谓礼俗、所谓自力，一一果何谓？则知三者内容，总皆在“人类理性”之一物。所谓自力，即理性之力。礼必本乎人 情；人情即是理性。故曰：“礼者理也。”非与众人心理很契合，人人承认他，不能演成礼俗。至于教化，则所以启发人的理性：是三者总不外理性一物贯乎其中。然理性又何谓乎？
所谓理性，是指吾人所有平静通达的心理。吾人心里平平静静没有什么事，这个时候，彼此之间无论说什么话，顶容易说得通。这似乎很浅、很寻常，然而这实在是宇宙间顶可宝贵的东西，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就在这一点。如果有人问我：中国文化的特点或长处在那里？我便回答：就在这里，就在能发挥人类的理性。我尝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现在更正确地指实来说，那就是人类理性开发的早，想明白中国过去的文化，及中国未来的前途，都要先明白这个东西——理性。
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但理性之在人类是要渐次开发的。就个体生命说，理性的开发要随年龄和身体发育、生理心理的成熟而来；就社会生命说，更是要慢慢随着经济的进步及其他文化条件而开展的。所谓理性在中国社会开发的早，即因其时候尚不到，条件尚不够，而理性竟得很大的开发。此其关键何在？以我所知，则为从早期的民族生活里就缺乏宗教，一直未有宗教成功。还有集团生活的缺乏，也是理性伸展之一因；但集团生活的缺乏也是从缺乏宗教而来的。若问：中国缘何缺乏宗教？那我尚不敢说；但我知道：中国有了孔子以后，宗教便不会成功。
人类文化每以宗教开端，且每依宗教为中心。非有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其文化之统一、民族生命之开拓，每都有赖一个大宗教。宗教的衰败，只是较近的事情而已。其所以如此重要，殆为其有两种功用：一则人类文化浅的时候，社会关系亦疏，彼此相需相待不可或离之结构未著；然而分离涣散是很不好的；宗教于此则有其统摄团结的力量。一则社会生活总要赖一种秩序才得进行；但初民固难从理性得一秩序，抑且冲动太强，暋不畏死，亦难威之以刑；惟独宗教对他有统摄 驯服的力量。此两种功用，都从一个要点来，即借一个大的信仰目标来维系人心；所有人们在社会里的行为，其价值判断（是善是恶）皆以神、佛的教诫为准。但孔子在这里恰与宗教相反。他不建立一个大的信仰目标，他没有独断的（dogmatic）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孔子答宰我问三年丧，最可见。）他尤不以罪福观念为宰制支配人心之具，而于人生利害、得丧之外指点出义理来；并要你打破这些祸福、得丧念头，而发挥你本有的是非、好恶之心。他相信人有理性，他要启发人的理性。日本学者五来欣造，在欧洲多年，著有《儒家之合理主义》一书，他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国家权力等，并且也不是多数人民（近代西洋要服从多数），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多数等）当作一个理性的代名词用的时候，儒家才尊崇他。”其言甚是。超绝观念不合于他的系统，强权势力他也不受，乃至多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合理。唯理所在甘之如饴，于是就开出来中国人数千年好讲理之风。所谓“有理讲倒人”，“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什么也大不过理去”，从这些话看出他们的信念要求何等坚强！
在世界一切所有各古代经典中，中国儒书具有谁莫与比的开明思想。中国人理性由是而启，宗教乃不能入。在其他社会，两个宗教不能并容，在中国则两个宗教可以相安。常有人想把各家宗教调和沟通的。（如昔之沟合儒、释、道，近之混一佛、孔、道、耶、回。）他们每喜说“教虽不同，其理则一”；此固笼统可笑，然正见其是直接的信理，间接的信教。但只是以反省与推理从正面开发理性还不足，儒家于此有其更大的贡献，是其礼乐运动。
尝试分析：除自然灾害外，人类之自为祸者有二，曰愚蔽与强暴。此祸至今未已，而于古为烈。本可以说为祸于人类者，尚有一自私。但若真不愚蔽，也无自私；绝不强暴，虽自私也为祸小。总而言之，自私 之所以为祸，离不开愚蔽与强暴。让一步言之：文化既发达如今日，或者自私之为祸烈；古代人类文化未进，则愚蔽与强暴之为祸烈。何以解此祸？只有开出人类的理性来。理性，一面是开明的——反乎愚蔽；一面是和平的——反乎强暴；故惟理性抬头，愚蔽与强暴可免。古时儒家澈见及此，而深悯生民之祸，乃苦心孤诣，努力一伟大运动，想将宗教化为礼，将法律、制度化为礼，将政治（包含军事、外交、内政）化为礼，乃至人生的一切公私生活悉化为礼；而言“礼”必“本乎人情”。将这些生活行事里面愚蔽的成分、强暴的气息，阴为化除，而使进于理性。所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语见《礼记》），盖要人常不失于清明安和，日远于愚蔽与强暴而不自知。理性的开启，从这里收功最大。虽后来“礼崩乐坏”，然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进行，始终要靠礼俗。礼之一物，非宗教、非政治；亦宗教、亦政治，为中国所特有；居其文化之最重要部分。此即在西洋学者亦颇知道，例如孟德斯鸠《法意》（严几道先生译本）有云：
支那之圣贤人，其立一王之法度也，所最重之祈响，曰惟吾国安且治而已。夫如是，故欲其民之相敬，知其身之倚于社会而交于国人者有不容己之义务也，则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从而起矣。是以其民虽在草泽州里之间，其所服习之仪容殆与居上位者无攸异也。因之，其民为气柔而为志逊，常有以保其治安，存其秩序，惩忿窒欲，期戾气之常屏而莫由生。（原译本第十九卷十六章）
（前略）而支那政家所为，尚不止此；彼方合宗教、法典、仪文、习俗四者于一炉而冶之。凡此皆民之行谊也，皆民之道德也；总是四者之科条而一言以括之曰“礼”。使上下由礼而无违，斯政府之治定，斯政家之功成矣。此其大道也，幼而学之，学于是也；壮而行之，行于是也。教之以一国之师儒，督之以一国之官宰，举 民生所日用常行，一切不外于是道。使为上者能得此于其民，斯支那之治为极盛。（第十九卷十七章）
儒家的礼乐运动，殊未得彻底成功（此其理另详）；然已成就了不小：一面是种下了中国人的和平根性，一面是扩大并延续民族生命到现在。中国人的和平，世界共知，罗素倾服尤至。他说：“世有不屑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则中国人是已。”又说：“道德上之品性为中国人所长，……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为最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耻于用暴而勇于服善的雅量，正是从礼俗陶养出来的理性。在生存竞争的世界中，和平好像不是一个优胜的条件。民族历史上很少见武功，而迭次为外族武力所征服，以及今日国际上的屈辱，大约都吃亏在此。然而武功虽不著，疆土却日辟，文化所被日广，竟成了世界少有的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此民族生命的扩大果由何来？又，外族武力的征服虽不免，却结果外族总同化于我们；以远古独创的文化，维持着三四千年不断的历史，此其民族生命延续力之强韧，更属绝无仅有。其故又安在？无他，中国人尽可失败，理性则总要胜利的。此根于人类理性而发育的文化，任何人类遇着都像是寻到了自己的家，如水归壑，不求自至，尤其从理性来的“天下一家”的精神，不存狭隘的种族意识、国家意识，自一面说，也许是中国人失败的缘由，然而毕竟从这里不费力地融合进来许多外邦异族。因理性的伟大，而中国民族伟大；——然而皆礼俗之效也。
庚 士人即代表理性以维持社会者
中国旧日社会秩序的维持，不靠他力而靠自力，不靠强力而靠理性，已如上述。但如何得理性常能表现其活力于社会间，而尽其维持之功？此则在有“士人”者，以代表理性。旧日中国社会的成分，为士、 农、工、商之四民，而士居四民之首。士人不事生产，却于社会有其绝大功用；便是他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
士人亦曰读书人。“读书明理”是中国一句老话；其“理”字正指理性。宇宙间的理，我们可以粗分为二：一种是情理；一种是物理。情理出于人情好恶，偏于主观；物理存于事物，经人考验得来，偏于客观。辨察物理靠理智，体认情理靠理性。理智、理性二词，通常混用不甚分；这里虽分亦非截然二物。大抵理智要冷静才得尽其用，就必须屏抑一切感情；而理性则离好恶即无可见。近代西洋发达了理智，中国古人则发达了理性。无论中国书、外国书，书里面总是讲了许多理；但持中国古书以与近代西洋书相较，一则讲的多是情理（忠、恕、信、义等），一则讲的多是物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显然异趣。盖所谓中国古书，实以儒书为主，士人都奉孔、孟为师。若说一句“读书明理的人”，正是说理性发达的人。
所谓理性，要无外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人生向上。道理只在眼前，匹夫匹妇能知能行；而讲求起来正复无穷无尽，圣人难说到家。士人主持教化，启发理性，无非在这上边说来说去。尤其是“孝、弟、勤、俭”，可说是维持中国社会秩序的四字真言。自由、平等，或也为理性中应有之义，然以不甚用他的原故，就很少说到。
秩序为众所共守，理性高于一切，教化事业随以尊崇。在昔士人已见尊于社会；士人而为师（实行其代表理性之职分），更是最高不过。《礼记》上说：“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本来文武百官，皆要北面朝君，君则南面而王；然当他遇着他的师，却还要北面事师，而师则南面。盖师严而后道尊，理性不可屈于权势也。试表之如图：
大概中国原来的理想，君就是师，所以说“作之君，作之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政就是正，“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不必再说政教合一。但事实难如理想，则争着不要权势压倒理性才好。于是有士贵、王贵之辩（见《战国策》），而士人立志就要为“王者师”。历史上中国社会的秩序还是君主统治的局面，士人则介于君主与众庶之间以为调节缓冲。仿佛如下图：
其所以如此者，盖事实上君主权势之高是定然的，但实不可使他与民众直接见面；武力最好是备而不用。在君主一面说，他越用武力自己越不容易安稳；实不如施温情，兴教化，以理性示人。在民众一面说，所需要者原为勤俭的鼓励与情谊的敦笃。权势若能为他们调剂不平（例如限制土地兼并之类），则是很好的；但此颇不易，且恐有相反的结果（增加不平）。那末，权势还是收起来的好。此时唯有借重士人，一面常提醒规谏君主（说已见前），要他约束自己，薄赋敛，少兴作，而偃武修文；一面常教训老百姓要忠孝和睦，各尽其分，而永不造反。如是，就适合了双方的需要而缓和了他们的冲突。不然的话，君主发威，老百姓固然受不了；老百姓揭竿而起，造反也很容易。
士人就是向这两面作工夫的。从这工夫究竟于理性开发条理到怎样，且不谈；然而中国人的消极、忍耐、相安性由此养成，武剧总少演了许多。集团生活不但缺乏，并且成了禁忌；个性聪明却得了不少发展机会。文化的创造走艺术天才的路子，而无科学积累之功。但于天下太 平之余，终免不了天下大乱（秩序破坏）。
辛 周期的乱
治世虽亦恒有，但终免不了乱；而且一治一乱像是周期循环的。此乱又何自而起？这就是“人心放肆”的那一句老话。人心放肆则天下将乱，这在经验阅历多的老年人感觉得非常敏锐而清楚的。盖中国旧日所以为治之道，原在一种自反的精神，人人向里用力（说已见前）。放肆便是力向外用，悖乎治道，安得不乱？此放肆可于三方面见之：君主一面、士人一面、众庶一面。其所以流于放肆，殆有从乎事实所不得不然者。试分别言之：
一、君主一面——凡创业之主，多半来自田间，知道民间疾苦；自己又很聪明，知道如何自处，如何处人，故能安众庶。及至传了几代下来，天资浸已平庸，又生于深宫，长于妇人女子之手，于外边的问题一切隔膜，甚至如晋惠帝问告歉岁者曰：“胡不食肉糜？”之类。这时虽有谏官、讲官，也无所用。昏淫暴虐，重刑恣杀，横征苛敛，一味向外用力，而不知自反。试检史乘，几乎成一定之例。
二、众庶一面——天下承平日久，众庶的子孙渐渐繁殖起来，人口加多；而生产技术无进步，生产不能增加（这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定的）；一遭天灾（这是农业社会所最怕的），吃饭成了大问题。此时决不能再向里用力了；再向里用力，为生理所不许。若上面君主昏暴，官逼民反，下面有野心家煽动，则饥民变为流寇，殆也为历史定例。
三、士人一面——不独君主、众庶到一定时候各要有问题发生。即在士人亦然，承平日久，爵禄弥觉可羡，熟软侧媚者日进，而高介之士沉隐于下。士风士习浸浸偷敝，于君主不能谏诤，所谓教化也虚应故事。他们方贪慕于外，一心作官，不自检束，如何能尽其指点旁人向里用力的职分？验之历史，例不可逃。
如前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者，至此乃君主、士人、众庶三面都落到向外用力，社会秩序自不能维持，天下大乱。大杀大砍一阵之后，皇帝就推倒了，人民也死伤无数。久之，大都都受不了这种痛苦；于是人心厌乱。此时再有创业之主，出来收拾残局；隐居不仕之士，也抱着悲天悯人的心怀，出而救民水火；而人口也已减少好多；那末，不久又可规复治道，天下太平。但承平日久又要乱。乱久又治，治久又乱；社会构造的效用这样一断一续，遂成为历史上周期的一治一乱。
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曾分析人生所遇到的问题有三不同。其中第一问题是人对于“物”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即眼前面之自然界——此其性质上为我所可得到满足者。第二问题是人对于“人”的问题，为当前之碍者在所谓“他心”；——此其性质上为得到满足与否不由我决定者。而人生应付问题的态度也有三不同。其中第一态度是两眼常向前看，逼直向前要求去，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而得满足于外者。第二态度是两眼常转回来看自家这里，反求诸己，尽其在我，调和融洽我与对方之间，或超越乎彼此之对待，以变换主观自适于这种境地为问题之解决，而得满足于内者。在人生第一问题下，当以第一态度应付之；在第二问题下，当以第二态度应付之。西洋近代文明，盖人类处于第一问题下，发挥第一态度，而创造出来的；而中国过去文明则为人类文化之早熟，于人生第一问题未得解决，遂发挥人生第二态度。此其故，盖以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将对人的问题提到前边来，对物的问题却放在后（说已见前）。数千年聪明才力之用，在此（人的问题，向里的态度）而不在彼（物的问题，向外的态度）；文化之发育，社会秩序之形成，在此而不在彼，显然可见。然这里不免有两层牵掣：
一层是人生落于第一态度则易易，进于第二态度则较难。人眼向前看，自是开初一步；及至转回向里用力，乃更大进了一层。反省、节 制、自己策勉，所需于心理上之努力者实甚大；而不反省、不节制、不自策勉，乃极易易，不成问题之事。
一层是人生第二态度固于此时有必要，而第一态度于此时也同时有其必要。盖从人与人的关系以为言，则此时固以第二态度为必要，而第一态度殆无所用之；——此其异于西洋社会者。然从人与物的关系以为言，则此时固以第一态度为必要，而第二态度又殊不适用；——此其不异于西洋社会者。（参阅《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小字本一六六页。）两个必要交陈于前，两个态度乃迭为起伏交战于衷。
有此两层牵掣，于是就有两个结果：一是数千年的中国人生，时形其两相牵掣，而文化便有许多暧昧不明的地方，让人家看不清楚。一是数千年的中国社会一治一乱交替而叠见。所以要想明白中国历史上周期的乱，还要如上为根本探究才行。（参看《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八六页）
[book_title]三 旧社会构造在今日崩溃的由来
中国社会构造历久不变，中国文化已盘旋而不得进，从上面所说的已可看出。欲于此处认识清楚，更须参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版二○二页）、《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华版九四页）两书。流俗以为中国人进步慢，所以赶不上西洋之错误见解自可打破；而知道假使没有外力进门，环境大变，他会要长此终古的。同时也就知道：
一、中国今日实为历史之变局；而此变全由外来。近百年史正显示此演变的历程，最值得注意研究的。
二、中国今日之乱不同从前；从前是社会构造一时失其效用，不久仍可规复。今则社会构造根本崩溃，有如堕甑之不可复完，须要创造一新的社会。
所谓新社会的创造，也就是这历史大转变的结局。——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我们要创造新社会，还须看明这转变的结局将在那里。欲知这转变的结局在那里，还须看清楚这变化由何引发，发动之后如何演变，以至于今日。然后据以推断未来，料度一切，庶乎于创造新社会 不难有个分数。
下面我们便来看一看此变化所由引发——那也就是中国社会构造所以致崩溃之由。
甲 旧社会构造崩溃之由——中国文化的失败
近百年来以世界交通使中国与西洋对面只见他引起我们的变化，诱发我们的崩溃，而不见我们影响到他有何等变化发生，这无疑地是中国文化的失败。从来以文化致胜，以文化称尊者，为什么这次失败了？究竟失败在什么地方？——若加思考，这可有总括的、特指的、浅的、深的，几种回答。
总括的说，中国之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这里要说，有无穷的话可说；但若将上面已说过的领会在心，则中国社会是多么散漫、消极、和平、无力，早已看出，不必再说。所以我只要求读者闭目回想我已说的那些，而于旧时的社会人生体会一番，更同近代西洋来比较。在比较中，更可形见他是多么散漫、消极、和平、无力。因西洋的社会人生，偏是集团的、积极的、斗争的、强有力的，正好两相反。
若特指其失败之处，那要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这两点见长，也更无其他。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曾指出近代西洋的长处有三点：一是社会和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精神；二是思想学术上的科学方法；三是征服自然的物质文明。现在我的说法又有点变换，因我悟得德谟克拉西精神是团体生活的一种进步，不宜只提这一种进步，而忽置其根本团体生活；所以改用“团体组织”一句话来统括他。至于科学方法和对于自然的征服，可以分开来说，亦可合为一事；所以改用“科学技术”一句话来统括他。因此，三点就变换成两点。
上面所说的两点自是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洋相遇，处处失败，接二连三地失败的原由。此殆为人人共见的事实；然仍属一种浅的说法。若深求之，则知尚不在这些地方不济事，而在自己人生理想的不健全。换句话说，尚不在中国与西洋相遇，我们应付不了他；而在根本人生上我们有缺欠。此缺欠经西洋风气的启发而见出来，使得我们对于固有文化不满意，固有人生理想不满意，甚至于厌弃反抗。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缺欠，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
乙 中国对西洋之一种比较——团体组织
我们先从浅的来说，然后引到深的。浅的说法，就是指出的那两点：一、科学技术问题，二、团体组织问题。在科学技术上，西洋是怎样的优长我们是怎样的缺乏，人都看到的。自初与西洋相遇，便从这点上先有优胜劣败的自觉，几十年前言之已多；并且至今仍为大家所注意，可无须再费许多话。现在要谈的是团体组织问题。
西洋人从来是团体生活，自宗教开端，以至于经济、政治，处处皆然。而中国人从来缺乏团体生活，处处像是化整为零的样子。此在前面多已讲过，试加体会，便极分明。零散则无力，组成团体则力量极大。因此，在我们这民族社会其势既散，而人家都是团结的，其失败亦勿庸讲。现在只是要点明下列几点意思：
一、西洋之有团体从有宗教来；中国之缺乏团体，从缺乏宗教来。这团体与宗教相联之义，在甘肃等地方回、汉间情形不同的对照，即易看出。虽然今后人类不一定靠宗教才有团体生活，但从前则是这样。
二、团体又与斗争相联。有团体容易引起斗争，从斗争也容易使人有团体。好像至今体育家还是藉着竞争来锻炼人的团体习惯。反之散漫与和平相联。愈散漫愈和平，愈和平愈散漫。西洋人就是过的团体斗争生活，中国人就是过的散漫和平生活。
三、团体心理具有很大机械性，盲目、冲动、不易反省；而散开来的个人心理，则易于平静清明，回转自如。中国人本是从理性到散漫的，但也从散漫而容易有理性。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固为尚理性的人的信念，也是散漫社会的产物；在集团势力分列而对峙的世界中，便不会有的。
四、阶级意识、国家意识，在西洋人很强的，在中国很缺乏；因他根本就缺乏这事实。在中国总是身家念重，因他并没有一超乎身家之上的范围为他生活之所依；而事实上亲切的原只有身家也。虽身家念重，不得谓之自私，更非所谓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集团生活发达的社会所产生的一种有价值的理念；不像传入中国被世俗滥用误用的那样。自私是不顾公益，悖乎道德的行为；而这是顺着社会构造，自然而有的反应。
五、中国人好讲是非，而西洋人尚谈利害。此唯讲是非乃有公道，顾着公益，成其社会生活；（若专从其一身一家利害为出发，则社会生活不可能。）彼虽谈利害，而公私一体，正亦不落于自私。
六、公私一体，为公即为私；此西洋人所以被训练成功团体生活良好习惯的由来。反之，中国人所以缺乏公德，其理亦明。
七、但急公好义者在中国并不缺乏。急公好义（牺牲自己一点以为公）与公德各为一事。后者是一般人在团体中的良好习惯；前者则是个人超凡的豪情侠举——这正是散漫的社会中所需要的，亦是常常见的，并且极为其社会所奖励的。
八、中国人极有“四海一家”、“天下为公”的精神。梁任公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叙中国人从来抱世界主义甚详。尤其是中国读书人开口天下，闭口天下，一说便说大话。盖在中国人切己的便是身家。远大的便是天下了。小起来甚小，大起来甚大——然真所谓大而无当。因这样无边际的东西，抓也抓不着，靠也靠不得也。西洋人不然，他们小不至身家，大不至天下，得乎其中，有一适当的范围，正好培养团体生 活。但因此西洋人每此疆彼界，度量狭隘，不能一视同仁。因自护其团体而不讲公理者恒有之，反不如中国人养得一片公平心理。盖在团体一面为有所合，则一面必有所分；一面有所爱，则一面必有所不爱。中国人无所合，因亦无所分，其好说天下自是当然的了。故知西洋人之公，只是大范围的自私，不是真公，真公还是中国人。
九、中国人和西洋人在上列种种比较，可以下图表示之如次：（见下页）
丙 短处正从长处来
近些年来一般人都骂中国人自私，甚至举以与贫、愚、弱共列为四大病，俨然自私是中国人的定评；其实完全误会了。难道中国人从血里便带来自私吗？断不会有某一民族先天性地格外自私的事！不过中国社会构造恰与西洋不同，从而养得的习惯也两样，试从上面种种的比较去看，不难明白的。中国人这种与西洋人相异的生活习惯，从来也不曾被人唤作自私；而逢到国际竞争剧烈的今日，顶需要国家意识、团体运动，而他（中国人）偏偏不会，于是大家就骂他自私了。自私可说是“反社会的”；一个民族果真有这严重的病症怕早已不能在天地间存在。何以我们民族生命的扩大竟成了世界少有的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何以我们民族生命的延续竟维持了四千年不断的历史？为此言者何其不加思索耶？
照我说：中国今日的失败，正从他过去的成功而来；中国人的短处，正从他的长处而来；天地间的事原来是祸福相倚，长短互见，飞的愈高，跌的愈重。中国人若不是有他根于人类理性而发育成的优越文化，便不得过着几千年散漫、放任、和平、幸福的日子，而免去许多教派之争、阶级之争、国族之争的惨祸；便不得同化融合许多外邦异族，而扩大其民族生命并延续其民族生命到现在。而也正唯其一向优游自得惯了，所以今日遭遇狠辣斗争不会应付，只有干受磨难；正唯其民族 历史太长，背景深厚，受过去限制太大，所以适应新环境就格外难；又唯其民族体积过大，所以感觉迟钝，运转不灵，失败了翻身格外不易。（同样道理，这有高度文明的老大民族一旦维新成功，其所创造贡献于人类的决非等闲可比；他一旦从失败中翻过身来，其前途光荣伟大而恒久，亦不可限量。）
中国人最显著的短处，一是短于集团生活而散漫无力；一是短于对自然界的分析认识，不能控制自然，转而有时受制于自然。但这背面皆隐伏着一种优越的精神在内。散漫的背后隐伏着一个人、一个人理性的申张，智慧的睿发（在美术、文艺、音乐、绘画、建筑、陶瓷等一切， 所以有超卓绝世的创造都由于此），虽在老农、老圃、工匠、末技，也有其精思艺巧，决非西洋中世的农、工可比。受制于自然的背后，隐伏着人与自然融合的精神，而不落于分离对抗（多少西洋东洋的文学家、哲学家都曾特别指点来说过）；同时隐伏着非功利的精神，而不至于逐物失己。对于外界的分析认识虽不足，而对自身生命的体会认识则较多。（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有其共同的特点，就是要人的智慧不单向外用，而回返到自家生命上来，使生命成了智慧的，而非智慧为役于生命。（《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一六八页。）大凡一种缺短的形成，并保留延续到很久很久不改，都是为其有正面积极的理由在（正为其趋向那边去了，所以漏了这边；那边走得很通顺没有问题，所以将这边的缺漏持续延留。）；否则，是不会的。生命不是一成不变的死物，其为物至神而为力至强；苟有问题无不觉察，有所觉察也无不能矫正补救以求适应。然罔觉，久而不改，此中大有文章；无奈今人方在痛感缺漏，便不晓得欣赏文章耳。
丁 自毁与他毁
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来的一天一天崩溃，一面是由自觉地破坏，一面是被动地为外力所破坏。所谓外力破坏，那就是指外交、军事上的失败，和国际经济竞争上的失败。从外交、军事而有的破坏，每每是一时剧烈性的，所以易为人注意。至于经济竞争虽非一时剧烈性的，然而是彻始彻终的，近年以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呼声，也已为人所注意。今不再多说他。惟自觉地破坏，我认为是更有力的，而且大家似不多谈的；那末，必须说一说。
所谓自觉地破坏，那就是为外力破坏所引起之几十年来的民族自救运动。这里面包含对于西洋的模仿追趋和对固有文化的厌弃反抗。——后一点尤其重要。于此我先引一段旧文作参考：
从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自大心理，很快地为西洋之实际的优胜打击无存，顿尔一变为虚怯之极。方当受欺吃苦，民族命运危殆之时，我民族志士仁人、先知先觉，未有不急起以图自救者；而内审外观，事事见绌，不能不震惊歆羡于他；所以自救之道，自无外学他。始而所学在其具，继而趋求在其道，自曾文正、李文忠以来，虽再转再变，不可同语，而抛开自家根本固有精神，向外以逐求自家前途，则实为一向的大错误，无能外之者。所谓“屡试无效，愈弄愈糟”者，其病正坐此。由是他加于我之欺凌侵略，犹属可计——漆树芬先生一部《经济侵略下之中国》计之甚悉，推阐甚明——而我颠倒迷扰以自贻伊戚者，乃真不可胜计！吾人今日所食之果，与其说为欧洲人、日本人所加于我者，宁曰吾人所自造。此由今以溯观近四十年间事，不难见也。
近四十年间民族自救运动，总算起来，可大别为一个前期、一个后期。此前期后期者，非果我所自成分段则然，特以西洋近世有此转变，思想有此迁易，其所以为我刺激者，前后分殊，于是我也被动地截然有二期 。所谓欧洲之变易者何也？其始也制造帝国主义，其继也则打倒帝国主义；以是成其近世潮流；与最近潮流焉。感受着欧洲近世潮流——其最有力之刺激则近在眼前之东邻日本——而讲富强，办新政，以至于革命共和；虽其间尽多不同，而总之结晶在一“近代国家”的目标：此即所谓前期运动。感受着欧洲最近潮流——其最显著时期，即在欧战一停之后，其最有力之刺激则西邻之俄国——而谈思想主义，采取直接行动（五四、六三以来各运动），以至于国民党改组容共，十五年北伐；纵其间尽多不同，而总之背后有一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风气，此即所谓后期运动。于前期种一有力之因，则练新军是也；辛亥革命由之以成功。然十余年军阀互哄之局，非食其赐乎？于后期种一有力之因， 则培养共产党是也；十五年北伐赖以成功。然两湖、粤、赣、其他各省焚杀之惨，不知多少有才有志好青年为之葬送，非食其赐乎？又有贯乎前期、后期而种一深且远之因，则全不对题的教育制度是也，今日社会现象种种皆成问题，非食其赐乎？任举一事，何莫非自己铸错？
又试观廿年间，凡今之所谓祸国殃民亟要铲除打倒者，皆昨之沐受西洋教育或得西洋风气最先，为民族自救的维新运动、革命运动而兴起之新兴势力首领人物，初非传统势力老旧人物。已往之研究系、北洋派固皆此例；而眼前之□□政府不尤其显著乎！近二三十年间事正为维新革命先进后进自己捣乱自己否认之一部滑稽史。其关乎私人恩怨，喜怒为用者此不说；且言其一时所谓公是公非者。始则相尚以讲求富强，乃不期一转而唱打倒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矣！始则艳称人家的商战以为美事，今则一转而咒骂经济侵略以为恶德。模仿日本之后，菲薄日本；依傍苏俄之后，怨诋苏俄；昨日之所是，今日之所非；今日寇仇，昨日恩亲。所谓“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者”；自己之颠倒迷扰，曾无定识，固自白之矣；改过虽勇，宁抵得贻误之已大。自救运动正是祸国运动，时至今日吾愿有真心肝的好汉子一齐放声大哭，干脆自承；即不自承，而事实不已证明之乎？
我们一定要融取西洋东西，变化过自己，才得适应新环境，这是没有疑问的。然当初于中西文化的不同，谁也没有根本地认识，而能为徐徐有步骤有计划地调整改变；只有任他支支节节在刺激与反应中，往复激宕机械地演变去。于此演变中，在中国人总不免情急而指望着变得一结果出来；但正面结果往往不可见，其所有者只是中国社会自身引入更深一度地崩溃而已。于是，自救适成为自乱。在这自乱当中，外力更易 施其技而加强其破坏。那就是说，中国社会在失其自身原有组织条理时，更失去其应付环境的能力；愈崩溃，愈陷于无能力的境地。故自力破坏，重要过于外力破坏。
此自力破坏，从其对固有文化之厌弃反抗而言，可名之曰“自觉地破坏”；若从其被动于外界潮流，无辨别识力无统盘筹划盲目激进而言，则可云不自觉的。但我以为对于固有文化之厌弃反抗，是破坏力中之最强者，特着重此点而名之曰“自觉地破坏”。
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无上强力的，是人们的智慧与向上心。中国人对于其固有文化之厌弃反抗，大体上说总是一种觉悟，里面极含有向上心的成分；虽不全是智慧的，却也有智慧的在其间，不容抹煞。从来的维新运动、革命运动都是聪明有头脑而气盛的人干的事，他们尽管在中国人中是极少数，然而力量是大的；在他们之中或多有功利念头、血气冲动，真智慧、真向上心尽可是极少数，然而这一点的力量就大得很。所以我曾说：“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缺欠，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见上文）
戊 自身的真缺欠
那末，引起厌弃与反抗的中国文化自身真缺欠，究竟有那几点？大概一切不合于西洋近代潮流，不合于西洋最近潮流之处，都是中国人所厌弃反抗的。因为此刻的中国人，实从感受西洋之近代精神和最近风气而得一种启发。但这些不一定皆是中国自身的真缺欠。例如，学术思想的不科学，政治上、社会上的不德谟克拉西，这在中国诚有些缺欠。然如西洋近代人生之看重欲望，追求现实幸福，以及功利派的思想等所引起中国人对其固有人生理想之反抗，则并非中国之真有其缺欠了。若让我总结来说，我们自身之真缺欠，要紧的是两点：
一、中国文化的老衰性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 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后来，生趣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在他，一无锢蔽的宗教，二无刚硬的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中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乃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刚硬冷酷有过于法律。民国七八年间新思潮起来，咒之为“吃人的礼教”，就是为此。原来在生命的现象里，常常有将其本身一部分机械化的必要；我们生理的机构，我们的本能习惯，我们的社会制度，都是此物。类如骑脚踏车，一学的时候，很要用心用力，习惯成熟便抽出其中的自觉心而机械化了；必要机械化，才能腾出心来往更高阶段去用，如骑在车上能玩许多把戏等。社会也复如是，许多合用的习惯制度愈被保留传袭愈变得机械僵固；自一面说，运用方便是很好；自另一面说，积重难返又适为病。像中国礼俗中一个为子要孝，一个为妇要贞，在原初是亲切的自发的行为上说，实为极高的精神，谁也不能非议。但后来因其在社会上很合用，就为社会所奖励而保留发展，变做一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此时原初的精神意义尽失，而落于手段化、形式化，枯无趣味；同时复极顽固强硬，在社会上几乎不许商量，不许怀疑，不许稍微触犯；否则，施以极严厉的压迫制裁。那末，遇到西洋新风气的启发，就非厌弃反抗不可了。厌弃，就是因为领会不到他的意味；反抗，就是因为不甘服这强性地压迫。假设在当初中国文化方兴，礼俗虽成，自觉未失，则断不会有此。所以问题全在老衰这点上。
还有，前说长短互见，“长于此者短于彼”之理，今更有所申说。一家的文化（或一种习尚制度）有一家的风气，也就是有一家的偏处，其长在此，其短亦在此，这固然不错；更有不可不知者，大概初兴之时只见长处不见短处，到末后却只见短处不见长处。这是随在可以征验的事实，也就是常说的“流弊”那句话——凡事到末流便见其弊。其所以然，有二：一是这个偏总是针对当时需要而来，虽偏，只觉其好而不觉 其偏（譬如个人主义在十八九世纪，只觉其好不觉其偏，而今则为举世诟病。）；一是这个偏还未曾机械化而保有相当自觉，是活的而不是死的，虽偏，尚不为弊。反过来说，时过境迁，无其需要，而所偏又日以僵硬，当然弊端百出。中国文化实在传之太久，尽你怎样好的文化，到此时也将只见短处不见长处了。
二、中国文化的幼稚性常有些人说，中国社会还滞留在中古时代，是个封建社会、宗法社会、或半封建等等；其实都是误解，我曾有辨明（《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九二—九七页）。中国社会和西洋社会，其历史的演进原不同路，怎能以此拟彼？然中国社会比较西洋社会确是保有一些未进步的形态，此即所谓中国文化的幼稚性。类如前说的“不科学”、“不德谟克拉西”，就是中国社会所保有未进步的地处；这些地处诚然不免与西洋中古相似，而根本非一事。中国的人类文化任何一部门、任何一方面都是开化最早，乃至今尚有此未进步的现象，实以其所走之路不十分反科学，转而长保其不科学的形迹，其所走之路不十分反德谟克拉西，转而长保其不德谟克拉西的形迹。他不是尚未进于科学，而是永远不能进步到科学了；他不是尚未进于德谟克拉西，而是永远不能进步到德谟克拉西了。质言之，中国文化实是一种成熟了的文化，而幼稚形态未除（我有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早熟之论）。这些幼稚的地处在与西洋进步的社会相遇以后，实为引起中国人自己厌弃反抗之最大者。试举一例：中国本是伦理社会，既无西洋中古对于个人过分之干涉压迫，也无西洋近世个人自由之确立；然如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为封建社会之象征者，中国社会似也未能免除——子女若为其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夫所属有。此在与西洋近代社会相形之下，自不能不引起反抗了。
以上两点——中国文化的老衰性、中国文化的幼稚性——实为我们自身的真缺欠。（缺欠之处，未能一一列举，但可概括于此两点中。）旧 社会的无法维持，实受智慧的批评，向上心的否认。我常说中国革命，是中国念书人本其从来爱讲理的精神，感于固有文化的缺欠，为人生理想之奔赴；其当初最有力之动机在此，则不到理想社会出现是不得罢休的。外力的破坏与此自觉地破坏相乘，中国社会的崩溃乃一发而不可收，数十年来至于今日殆已达于最后阶段。
[book_title]四 崩溃中的中国社会
——极严重的文化失调
甲 伦理本位的社会之被破坏
我们旧的社会组织，是伦理本位，互以对方为重的；但自西洋风气输入，逐代以个人本位、权利观念，伦理本位社会乃被破坏。本来西洋近代一切全是从个人主义开发出来（蒋百里先生译的《近世我之自觉史》可参看）。我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曾说过：西洋人在近代才有了“我”的自觉；从“我”的自觉，开出一切皆以个人为本位，对外抗争，向外用力的风气。此风气传入中国，恰好使固有的掉转过来；以自己为重，以伦理关系为轻；权利心重，义务念轻。从让变为争，从情谊的连锁变为各自离立，谦敬变为打倒，对于亲族不再讲什么和厚，敬长尊师的意味完全变了，父子、兄弟、朋友之间，都处不合适；——旧日风气，破坏得厉害。而尤要者，因政治上的变动，使社会风气的变化更大且速；如辛亥革命与十五年至十七年的北伐，都使社会风气有更大更快的变化。
再则由于政治的变动，而有法律的改定，——把西洋权利本位的 法律搬入中国，此影响于社会者更大。如民法中规定女子有承继权之后，兄妹打官司的很多；再如都市中保护私人法益为职业的律师，专代私人争取法律范围内的利益，完全露出争取的意味，实为从前社会所绝不曾有。
又，社会风气影响于政治，将忠君之义打消。中国人原来团体关系不发达，团体意识不明显，只承认团体的代表（领袖），认不清楚团体，所以只有领袖与众人之间的相互义务，而无团体与份子之间的相互义务。现在对团体代表的义务观念取消，团体更不易维持。此种影响，让许多人藉着对领袖没有服从尽忠的义务之意，而发生政治上许多变动（例如军队许多倒戈的事）。二三十年来，政局变幻无常，信义丝毫不存，到处都充满了机诈与粗暴。所以一般老先生常引用中国的两句老话来形容现在的政治状况说，“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实在很对。此种粗暴、抗争、尚机诈，讲策略的风气，让政治上常常不安稳，酿成连年的纷乱。
此种社会风气的变化，在我看，固受种种影响，例如因经济的进步，社会实质起了变化，因而引起风俗习惯的变化等等；但其主要的直接有力的，还是因西洋潮流输入而引起来的中国人思想的变化，少数人思想的变化在先，而引起了社会一般风气的变化。此思想的变化又从中国士人讲理的风气而来。我最感觉到中国读书人的胸中顶没有成见，顶能奔赴理想。我常说：中国人的长处，是勇于服善，对外来风气的接受，比任何民族都快。换言之：中国人并不守旧，在维新上最肯出力；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奔赴理想最力。中国革命完全出于知识分子奔赴理想，爱好真理的心。
在我所说的许多话里，好像对于中国社会之崩溃很表示可惜，对于模仿西洋人的向外用力不赞成；此外我补充一句，即：我承认新风气的输入，是由于中国士人勇于服善之心理所引进；他所以很快的接受新的道理者，是对固有文化缺乏自觉。换言之，他在开始不知道中国社会的 组织构造为伦理本位、义务关系，与西洋根本不同；只为奔赴理想而引进了西洋风气，后此的影响，为他们所不及料。当初他们的心，是很纯洁的，只因缺乏考虑，很快的就接受了西洋的文化，此即中国社会破坏的开端。以开端如此，从可知其对于新的组织构造，也将不达成功不止；对于日后社会改造，将不达理想不止。这是一层。
再一层：前面曾说，自西洋近代风气输入，让中国社会有两个方向矛盾冲突而破坏益烈。但尚不止此。更有乱上加乱的是：现在又进来一个反近代的潮流——因西洋此刻已走入一个反近代的潮流。前天（二十三年一月九日）《大公报》载有英国政治家路易·乔治的话，他很叹息今人已一反古人之所为：古人爱自由，喜放任；今人则处处持干涉主义，讲统制，以团体为重，个人为轻，将古人所要求的一概摒弃。他所称古人，盖即指近代西洋人而言。中国先输入西洋近代的风气，已是闹不清而乱了；再来一个反近代的风气，更是乱上加乱！中国人今日已陷于完全没路走；这样，那样，怎样也不对，左右不合适。此刻中国社会，有两大自己矛盾之点，我们可以分两段去说：
第一，中国社会病在散漫，救之之道，在于团结组织。然而近几十年来，自外输入者，恰与其所需要者相矛盾——根据个人主义而来的分离自由的风气固无论；即后此而来共产主义，也是专讲斗争，分离反抗，适与要求团结的趋向相反。譬如，结合团体是分子对团体的一种“向心力”，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正在此；而西洋潮流过来，反增加了我们的“离心力”，这岂非矛盾！本来中国人此刻不能不想法往团体里去，以应付我们生活上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输入的都是反团体的风气，因而使中国人一时倾向要团体，一时又倾向反团体，矛盾冲突，方向乃无由定。
第二，大家都说中国以前是专制，直到现在，专制的余习尚深，那末我们就要矫正专制了。要想矫正专制，便要政权公开。其相联的一面，就是对个人的尊重——西洋近代社会，个人自由的建立，生命财产 的有保障，都是很可爱的。不似中国对个人可以任意拘禁，对财产可以随便捐派，枪毙人也不算事。至于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更说不到。这种专制余习的矫正，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都是我们所急于要求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又输入一种（反近代的）理论，就是：不讲专制，却大讲专政，不说专制而说统制。在自由尚未建立，尊重个人的习惯尚未养成的中国，又大讲无限制的干涉主义，尊重个人的话又不时兴了；这实是一大矛盾！
由于上述的两种矛盾，使中国陷于左右来回的双重矛盾中。左一条理，右一条理，不但理与理矛盾，还有理与事的矛盾。理与事之不合，其例甚多，说起来也饶有趣味。我现在举两个例子：一是我们常常看见的子弟与家庭的冲突。原来伦理本位的组织，尚未崩溃干净，财产仍属于家庭，子弟仍须受家庭保护。而子弟之在家庭，一方面根据新道理，不让家庭干涉他的思想、行动；一方面又根据旧道理，要求家庭供给；这种理与事的矛盾，他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再如一般官僚，辄自谓为公仆，话讲的很好听，事实上不然。以多数的老百姓那样子穷苦，如果让南京的院长、部长、主席，站在乡下人中间，说这是大家的公仆，主仆之间，未免有些不像；实实在在的说，仍然他是老爷。所以与其在理论上说他是公仆，倒不如从前的伦理社会称为父母官者尚比较切近。这都是理与事的冲突。现在的中国人，各人有各人的理，譬如，我站在伦理本位上讲理，你站在西洋近代思想上讲理，他又站在反西洋近代的潮流上讲理，左也有理，右也有理，甚至于一个人可以讲三种道理，其实左右都没理。中国在这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在这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有法子相安——为父者不知应如何为父，为子者不知应如何为子，为婆为媳者，不知应如何为婆为媳，在学校里先生也不好当，学生也不好当（学校常闹风潮即以此）；因而家 庭父子之间、学校师生之间、朋友同侪之间，乃至政府与人民、上级官与下级官，统统不能相安，彼此相与找不出一个妥帖点来。
在此刻的中国社会，就是东不成、西不就，一面往那里变，一面又往这里变，老没个一定方向。社会如此，个人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在来回矛盾中，有时讲这个理，有时讲那个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大家彼此之间，顶容易互相怪责。因为如果大家都讲一个理，就不易起冲突；理太多了，则难免争论不合而相怪。在这样一个局势之下，变乱相寻，讫不得安定。以中国此刻的乱，与历史上的一治一乱之乱不同也。历史上的乱，社会虽乱，各人之是非心则一，讲不出多少道理来，因为讲不出多少道理，只有一条理可讲，所以卒能规复旧辙。而现在想规复以前的治道，则绝不可得。在这左右来回的矛盾中，非有真正高明的眼光，深彻的认识，对中国伦理本位的道理有了解，能承认；对西洋近代的思想有了解，能承认；对反西洋近代的潮流有了解，能承认；把事情全看得通，找出一条坦荡的大道来，让这许多矛盾都不成矛盾，让这三方面的不可否认点，能够统统容纳而从事实上表现出来，则不得解决。换句话说：在这一个矛盾的时候，需要一个真正的通人，才能把这个事情通得过，才能开出我们现在应当走的道路，解决许多矛盾，建立新的社会。
乙 职业分立的社会之被破坏
我们再讲职业分立的社会之被破坏：中国旧日职业分立的社会之好处，是没有垄断。土地的垄断不成功，资本的垄断也不成功，而成功了一个职业分立，各奔前程的社会。有本事的人自然上来，有品性、有信用的人自然上来，没本事、没品性、不勤俭的人自然下去。政治也比较的公开，没有垄断。但这么一个一切都没有垄断的社会，现在已被破坏，渐要往垄断里去；但虽往垄断里去，而垄断终不可能，——职业分 立的社会破坏了，而阶级对立的社会也不成功。
中国旧日社会，分得很匀，构造非常巧妙！如，士人是最尊贵的，读书明理，有所自效，他所贡献给社会的甚大，而所取则甚薄，所以在社会上名誉面子很到家。名誉面子之外，有时也给他“权”；可是“权”不得久掌，与西洋贵族之子子孙孙世袭者不同。名誉面子归士人，财利则与之相去最远；念书的人讲财利，要为大家所不齿。士人照例要清贫，要为寒士。昨天有一位小学教员告诉我说：“十年教书不富，一年不教则生活不能维持”；可见教书的人很难发财。即为官也不能致富；因居官要以廉洁为尚，仕而置产，是社会所反对的，法律所严禁的。好一点的士人，如胡文忠公，他将要做官了，先跑到祠堂中发誓说：“将来弄一个钱回来，便对不起祖宗。”名誉面子既让给士人，财利便让给最无面子的工商。为农的面子又好一点（所谓半耕半读，士人罢官则归田，士、农原来相连），所以虽也有相当的进项，但不如工商业者之可以发财。在旧日的中国社会中，农、工、商等也可以入仕途，士也可以为农、工、商，一家之中，甚且有几种职业，绝无限制；所以说在旧的社会组织中，“受教育的机会”、“名誉面子”、“权”、“财利”，四者都分配得很均匀。但自西洋文化侵入后，遂发生两个主要的变化：一是西洋功利思想进来，士不惟不以言利为耻，反以言利为尚；士与商从前很不接近，现在则异常接近，也惟有头脑，有知识、能运用观念的人，其谋利也最巧。此变化很大！另一变化是：现在言利（要发财），必须具有较复杂的知识方法，无论为农、为工、为商，都要有知识方法才能发财。从前农、工、商不上书本，高文典册尽载治道；现在的高文典册则亦讲作买卖，故想发财就要弄高文典册（专门学术）。这一个事实，更让士与商接近。据现在的情形看：我们如果把社会上的人分开，则运用头脑以巧思谋利的士商是一项人；没有知识，没有头脑，出卖苦力的劳工是一项人。知识的关系实在很大，所以受教育的机会非常要紧。谁有 机会受高等教育，就有机会谋利，就有机会掌权，也就可以跑到上层社会去，免得出卖苦力；反过来说，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取得较复杂的知识，则“权”“利”自亦无从而得。
在中国旧日的社会中，分配得很均匀；现在已渐走往垄断里去。兹先言受教育的机会之被垄断：从前念书的机会很容易得到，破庙里面，一样苦读；寻常书房中，贫寒子弟，束修可拿可不拿，或者少拿。现在念书，必进学校，学校是大规模的团体，章程律则，限制极严（学费须照章缴纳），不得有情面的通融，渐走入机关固定里去，非复从前之零散活便矣，从前念的书，不外四书、五经，得来甚易；现在愈是高等学校，愈要念外国书，或到外国念书，上学费用，较前甚相悬殊。供给一个中等学生，须是有很多田产的人家；间有穷苦学生，也是很少的例外。大学留洋，更非一般穷苦的人所敢妄想。而在教育上机会优越的人（就是垄断学术的人），同时其在政治上的机会亦优越——易于得“权”，经济上的机会亦优越——易于得“财”，有权有财的人，其子弟愈得受高等教育，愈得营利，愈得掌权；如此辗转相连，逐渐走往垄断里去。从前士非世袭，现在则比较固定；从前士无垄断，现在则渐有垄断：此是教育机会的被垄断。
再就经济方面说：现在要想发财，必靠新的生产技术、新的经营方法；换言之，即必走工商业的路。——此则为中国大多数农民力量所不能。那么，一面是专从事于旧式的零碎的农业生产者，永远不会发财；一面是得有机会营工商业者，采用新生产技术，经营大企业，很容易发财。资本渐趋集中，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经济上的机会亦渐被垄断。
再就政治方面说：现在没有普遍选举，政权是不公开的，虽有考试制度，几同虚设。而且教育机会不均等，考试制度亦没用，一般人并不能藉此得到政权。政权完全操在少数人之手，只要你接近他们，或者也可做官；否则便无得到政治上的机会的可能。故政治上的机会，亦被垄断。
教育、政治、经济，三种机会，都渐渐走往垄断里去；而三者又是有连环性的，得其一亦得其余，一项不得则全没有分，与从前之不得此则得彼者大异。中国若照这种情形下去，可使一部分人常在上，一部分人常在下，成为世袭垄断阶级对立。可是天不让他往垄断里去，不让他往阶级对立里去。我们也正可这样说：中国现在所苦，不在垄断，而在垄断之不成功；不在有阶级，而在阶级之终不能有！大家或者不能明白此意，我再说一句：中国现在所苦，是什么也不成——东不成，西不就。如果东不成，而西能就，不管西是什么，我们也要就；就，总比不就强些。无奈西也不得就。底下我们解释此意。
垄断的成功，需要一个条件，即社会有秩序。有秩序才可让垄断者的机会确定，慢慢的往垄断里走。（因为有秩序才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所得的机会。）但现在中国无秩序可言，无秩序便无保障，无保障则说不定那时机会便被打破，所以垄断终不成功，阶级便不能养成。也正因中国没有阶级，统治力无所寄放，故政治上无办法；政治上无办法，社会更无秩序，更不能有垄断，更不能有阶级。此与日本国情不同。日本政治上有办法，社会有秩序，便保障了垄断，培养成阶级。照现在的情形看：中国是一面往垄断的方向去，而一面又有一个岔道，破坏了垄断。如，由于近几十年的社会不安定，许多人走侥幸的路，竟也得上去，并不如刚才所讲一样，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便政治上、经济上也都没有机会。就是一个最苦的人，一字不识，也可以由土匪做到督军、省长，一个人上去，亲戚、邻里也都跟着上去。中国现在的情形，类此者正多。——这就是前边所说的岔道，也好像一个泄水的口子，破坏了垄断。
现在许多人咒骂剥削，其实中国离剥削尚远，没有秩序那能谈到剥削！中国现在只是一种争夺之局，而说不上剥削之局；不是有一个不平等的秩序，而是没有秩序。有些人误会了中国有一个不平等的秩序；实 是大谬！没有秩序与有一个不平等的秩序大不相同。让中国最痛苦的，不是不平等的秩序，而是没有秩序；不在剥削，而在争夺。中国不同于日本者正在此。日本社会受西洋功利风气的影响，又吸收了新的知识技术进去，遂成功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局面。——日本之所以能走上工业社会的路，即因其政治有办法。其模仿西洋时，是从旧社会慢慢过渡到新社会，政治秩序并未破坏，社会有秩序，故能养成其垄断的局面、剥削的局面。
现在我们结束以上的话，以前讲的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破坏后，个人本位、社会本位皆不成功，遂陷于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现在讲职业分立的社会破坏后，阶级对立的社会也不成功，也陷于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此时两句要紧的话，即：“原来的循分自进之路既绝，而阶级革命之局也未成。”现在中国所苦的即在此革命必须有阶级，必从阶级问题，推翻某一种不平的秩序，才叫革命。而中国所苦的是革命都无法去革；因为旧的秩序破坏之后尚没有一个不平的秩序建立，若强为革命，则只有增加其武力争夺，增加其秩序纷乱而已。中国此刻最苦的，即东不成、西不就；成功一边也好办，两边不成，故为最苦也。
[book_title]五 中国政治无办法
——国家权力建立不起
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破坏，让中国政治无办法；中国政治无办法，让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更加崩溃。最近二三十年来的情形，用这两句话就可以概括。
所谓政治无办法，即国家权力之不能建立，也即平常所说之不能统一。中国国家权力不能建立，是中国社会崩溃之因，也是中国社会崩溃之果。那末，中国国家权力为什么建立不起？如果大家回看以上所讲的话，也不难明白。现在更分析言之；国家权力所以不能建立之故约有五层：
甲 消极无力的政治
第一层：中国近几十年来的乱，是因违反历史过于用国家权力的缘故。我们几千年来的政治，都是消极无为的，——我尝言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的。中国向来是有统治者，而无统治阶级；无统治阶级，所以没有力量；没有力量，所以不敢用力量；没有力量统治，所以只能敷衍。 国家与人民无干涉，人民与国家无干涉，老是这样疏远客气的局面，像一根无力的线串成的一个国家，把线扯断，则国家崩裂。以这样消极无力的政治，至清末忽然举办许多新政，如：开学堂，兴实业，练海陆军等等，拿许多钱办许多事，本身无力而过于用力，所以非崩溃不可！清廷皇室之倒，即倒于办新政。现在也有许多人将一切的事情，都希望政府一手包办，不顾于历史矛盾与否，如：把人民的衣、食、住、行等事，梦想着完全靠国家来包办；所期于国家者如是其重，此完全违背历史，简直是在做梦，中国从来就没有那末一回事。这好像一个人的腿，多久不曾走路，忽然要他加步快跑，则非摔倒不可。再如：民国十七年党军北伐成功，张学良也易帜归党，此时仿佛是国权统一了，苟当时审慎而善用之，不认真去走集权的路，对地方一切军、财、民政等权稍放松一些，则不至破裂到那样不堪收拾的地步。盖各方与中央之关系，并非实在的，不认真还可以维持，一认真非两裂不可。天下事没有可以与过去历史绝不相符的，没有能从消极无为的政治，一旦骤变为积极的政治者。
乙 思想分歧
第二层：在此刻人类历史大转变的时代，人们的思想，自然要复杂分歧。此刻的中国，尤其是一个文化转变，社会改造的时期，国人的思想自然更为复杂分歧。因中国社会原有他的风气，自西洋近代风气进来，已让他矛盾了；正在矛盾中，又来一个反西洋近代的风气，于是更陷于一个左右来回双重的矛盾中，让中国人的意见主张分歧动摇得不能说！一个人就不定得很，今天左倾，明天右倾，自己都不能作主。一个人是分歧的，多数人更要分歧。从纵的时间来说是动荡不定，从横的空间来说是分歧不一。环境相同、感情极洽的朋友，思想竟可绝对相反，这是其他社会所不会有的。这种思想的分歧，也可说是方向的分 歧。——此刻的中国人就是往八下里走。这样就让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换言之：中国社会大体上如能有一个有力的方向，则中国政治也许有办法，但是没有！比较有力的方向，也可以说曾经几度有过，如辛亥革命，是一个有力的方向，故能推倒清廷，建立民国；十五年的北伐以及民六年倒袁运动，都能形成一个有力的方向；然皆为时甚暂。现在已看不见一个有力的方向；这个往东，那个往西，或乃无所适从，不知往东好？抑往西好？前两天《大公报》载丁文江一篇文章《公共信仰与统一》，大意即说：不能统一的原因，是缺乏公共的信仰。与我的话有些相近，大家可作一参考。
丙 没有阶级
第三层：真正让中国国家权力建立不起的原因，还是没有阶级。譬如讲思想分歧，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固不独中国为然；可是中国人的思想格外分歧。此即因没有阶级之故，否则思想纵纷歧，也必不如此之甚！思想本非完全主观的东西，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因阶级背景不同，可使其思想各有所归，虽然间有例外，大概总是如此。中国则因无阶级，大家的思想乃自由奔放而无拘束，上天下地，像没拴着的猴子一样。再加上中国人理性开发最早，爱讲道理，其思想往往与他实际所站的地位相远，自己矛盾。前面的二点：消极无力的政治和思想的分歧，都从没有阶级而来。我们单从无阶级上看，很直接的让中国国家权力建立不起来。
我们有两度努力于国家权力之建立：一是辛亥革命，民国的建造；一是十五年北伐，党国的建造。两次努力，都归失败；而这两度的失败，统统因为没有阶级。民治与阶级统治本是相反的；但民治之成功，必先靠有阶级作过渡。兹先讲何谓阶级统治？
一切国家都是阶级统治。兹先讲“统治”作何解：我们一说到“统 治”的时候，必包含两面：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统治与自治不同。自治是治人与被治合而为一的意思。为什么不落到自治而落到统治与被统治的两面呢？这是因为武力强制是不可少的。武力强制为什么不可少呢？因为人类生活离不开社会，而社会生活必然要靠有秩序，否则无法进行。秩序从什么地方来的呢？秩序的产生，不外两种力量：一是理性，一是武力强制。这两种力量，都可以产生秩序。而事实上秩序的产生，多不是单靠一种力量，大半是由于两方面合成的。——有单靠理性的秩序，也须到后来才能有，现在尚无。在文化较高，有知识，有头脑，理性较开发而人数又很少的地方，理性的路可以走得通。譬如我们这个屋子里，有几十个人，人数既少，又都受过教育，彼此之间，话可以说得通（道理可以讲得通），大家心里很清楚的承认有这么一个秩序最合适，所以才有这么一个秩序。假使一万人在此地，秩序便难以维持。说到国家，何止万人？百万，千万，万万也多。在多数人中，群众心理易于冲动，已不易与之讲理；若再加以教育不普及，程度低，脑筋简单，性情粗暴，那末，一定无理可讲。无理可讲，则秩序的维持，非藉武力强制不可。
刚才说人类生活靠社会，社会靠秩序；的确，人类对于秩序的要求极切，即令是一个不好的不平等的秩序，也容易接受；他总觉得有一种秩序就好过没有秩序。强制的秩序之易为建立，即源于此。那个以武力强制维持秩序的就是政府，就算代表大团体的国家，代表公家；他须以公家的名义及实在的力量（武力），两者合起来才能维持秩序。名义差不多都是冒称的，事实上谁有武力谁可以取得名义，名义天然以武力为转移。中国有句老话：“胜者王侯，败者贼”是不错的。当以公家名义强制来维持社会秩序时，即谓之统治。一面来维持秩序，一面向大家征敛赋税养活自己，这个时候，他诚然是尽了一份义务于社会；可是他所取之于众人的总比那为生产而劳力的人要优厚一点（很优厚也说不定）。 优厚是很容易的事，除非他特别矫正，如俄国共产党他们自己特别刻苦，或中国从前的士人居官尚廉洁等。否则，总要优厚一点。这个用名义力量取之于众人，而所取又较优厚，俗谓之剥削。凡是社会上经济构造没到十分进步，没有给人腾出来多量的闲空，没有给多数人或全数人有受教育机会时，对于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办法的。换言之，除非经济更进步，我们闲空更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那时事事乃可以靠理性安排。否则，对于以武力统治和剥削的事情是无可奈何的。既为强制，天然要落到强制和被强制的两面；强制人的人，天然要占便宜，此占便宜（剥削）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能怪他。说到这里，我们知道现在有许多知识简单的青年，对于中国此刻的军阀，非常愤慨，欲起而打倒之，这是无用的！我们对于军阀，也不是不愤慨，不过要紧的要记清那句话：“我们要了解事实，承认事实。”所谓打倒封建军阀，姑无论封建二字之为妥当与否；就以军阀说，万不是他要如此就能如此，而是社会需要他如此。打倒这个，一定要另外再来一个他，没法脱开。如果他自己要这样干，就能干得到，那末，这人本事未免太大了！实际上不是如此，而是社会方方面面造成的；既造成这种局面，他也在此局面中而不能自主。
我们可以推想阶级的必要：阶级的所从来，就是因为武力这个东西天然不能操于一人之手。我曾与大家说过：只有在两军对垒的时候，为应付对方，很怕错过机会，很怕人多自乱，不得不听一个军事领袖的话；及至形势缓和，对垒取消，外无压迫，则马上没有听一人指挥的必要。自然此一人的智力本领，也许比较能够控制众人；然而不能限定当时只生一个聪明人，也许另外又有一个聪明人。其聪明纵或稍差于他，但已非他所能控制得了，故不能将武力操于一人之手。更以中国现在的情形说，地面这么大，军队这么多，又各有其来历，实无法统于一人之手。武力天然不能操于一人之手，同时也不能普遍的操于人人之手，这 两极端都是天然的不可能，现在常说“民众武力”这句话，这话不是说民众人人有一杆枪，或民众能够约束控制此武力。人人有杆枪——民众即武力，武力即民众的事情固无；民众能控制武力，武力为民众所有的事情也不会有。为什么武力不能为民众所控制呢？即因“民众”二字太为宽泛，人数太多无所不包；这种宽泛到分不出界限的多数人，便不能构成一个力量来控制武力。所以“民众武力”这句话，只能说那个武力从其主观上能尊重民众，能以民众之意为意，以民众之利益为利益而已，根本不会有武力操在民众手中的事情。两极端（操于一人或操于众人）既都不可能，事实上最有可能最容易落到的局面，还是先说的两面：一面是一小部分有智力有组织的少数人以武力来统治；一面是一大部分散漫愚昧的多数人被统治。两面对立起来为最容易最有可能的事情。所以一说统治，照例是含有阶级，阶级的必要是如此。此种靠武力统治多数人，同时又剥削多数人以自养的少数人，就叫做封建阶级。封建阶级是靠强制的力量直接取之于生产者。——有秩序的强制直接掠取，就是特权；封建阶级，就叫做特权阶级。
所谓特权阶级，在西洋包括两种人：一、贵族；二、僧侣。此为从前的阶级统治。后来的阶级统治之演成，是由于打破先前的阶级统治而来。先前是贵族、僧侣统治农奴，贵族、僧侣在上，农民在下；后来因为生产关系的开展，渐渐开出中间阶级——城市工商业者。农民跑到城市去的也渐渐加多，他们都成了自由市民，经营工商业发了财，便有了势力，所谓新兴阶级的势力乃逐渐膨大，他们生活较优，有钱财，有能力，有头脑，有组织，不甘受压迫，于是与旧的势力抗争，要求尊重人身自由、财产自由。贵族、僧侣因为他们真有很大的力量，故亦不得不尊重他们的要求，渐与以参政权。所谓三级会议，就是贵族、僧侣与新兴资产阶级合开的一个会议。开头这个会议，三级所出的人数相等；后来新兴资产阶级又要求其出席人数要等于贵族、僧侣之和，这种要求也 竟能达到，可见其力量之大！这样尊重个人自由、财产自由的方向愈来愈开展，空气愈来愈浓厚，经过几次的革命，把特权一概打消，遂走入民治方向。此全靠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如果都是一些散漫的农民，实在不能与旧势力抗争；因他们固没有知识能力来运用政权，并且他们也没工夫去参与政治也。特权打破之后，从所谓民治的精神，似乎不应该再有阶级统治了；可是行会制度取消之后，个人不再受行会的严格干涉，法律上准许其走自由竞争的路；而竞争必有胜败，必有吞并，兼以机械——蒸汽机、电机的发明，更给他以战胜别人吞并别人的一个有力的帮助，于是资本渐趋集中，原来的小手工业者都变成工人，在不知不觉中经济上又走入于垄断而造成阶级。在打破特权时，为保障个人的种种自由，尊重个人的种种权利，而制定了许多法律，一切依法律，一切用契约，在此社会中应没有什么不公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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