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book_author]陈旭麓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296650 [book_dec]陈旭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系作者遗稿整理而成。是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代表作,第一次把社会史的内容与近代通史研究融汇一起,着眼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在重大政治事件和外来侵略、东西文化碰撞冲击下的轨迹、变异与回应,既复原重大事件如宗族、行会、人口、移民、帮会、习俗等内容之外,又把这些内容与经济结构、文化学术、价值观念、社会思潮等结合在一起,创造性地还原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成为深入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新起点,被史学界公认为权威之作与创新之作。获得中国图书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等。 [book_img]Z_13324.jpg [book_title]序 冯　契 在老友陈旭麓同志辞世两年多以后，他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经过他的学生的整理，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对我国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贡献。 我在读这本书稿时，不禁想起了许多往事，也颇增感慨。老友的声音笑貌不时浮现，他和我在校园中丽娃河畔边散步边交谈的情景宛在眼前。那种谈天时“相忘于江湖”，而困难时“相濡以沫”的友情，是终生难忘的。我们的交谈虽总是天南地北，没一定范围，但谈得最多的是学术问题。旭麓搞历史，我搞哲学，两人专业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互相切磋。我认为哲学演变的根源要到社会史中去找，他认为历史演变的规律要借助哲学的思辨来把握；所以，我们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问题提出来向对方请教。往往是通过无拘无束的讨论，得到对方的启发和诘难，便把问题引向了深入。1987年夏天，我写完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请旭麓把全部书稿通读一遍，他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我基本上都采纳了。他说等他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整理出来，也要请我通读一遍，听听我的意见。却没料到1988年12月1日，他竟抛下凝聚了数十年心血的手稿，猝然与世长辞。现在我遵守诺言，通读了这部书稿，但已无法和他进行讨论了。这真是终生憾事！ 下面我着重就“史识”问题谈一点“读后感”。 刘知幾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新陈代谢》一书足以证明这一点。此书把史与论有机结合，通过对精练的史实的分析，以阐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规律，并用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引人入胜，处处显示出作者的“才、学、识”融为一体的风格。“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旭麓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又说：“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1)正因为他有一双敏锐的治史的眼睛，所以能透过史实的种种现象，揭示出其中的本质联系，写成这部才气横溢、情文并茂的著作。 那么，怎样才能有治史的眼睛？先决条件是要“解蔽”（荀子、戴震用语）。只有解除种种蒙蔽，思想获得解放，才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历史的真相。旭麓说：“解放思想就是对自己实行民主。”(2)这是什么意思呢？民主意味着人人自作主宰。在学术上，只有解放思想，自作主宰，自尊其心，也尊重别人，这才是民主的态度。有了这种民主态度，思想上的束缚解除了，眼睛不受蒙蔽，于是发挥史学家的良知来写信史，说真话，自由讨论，实事求是，史学才能真正成为科学。 而在中国近代史这一研究领域，多年来确实存在着一些蒙蔽眼睛、束缚思想的东西，所以急需做“解蔽”的工作。自50年代开始，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形成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轴心，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主线的构架。这种构架标志着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然而积久不变，便成了束缚人的框框。正如旭麓所指出的，按这种框框编纂的两百多部近代史，“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3)。 《新陈代谢》一书，就是作者解放思想，敢于摒弃旧的僵化的框框而代之以新的生动的线索的产物。这无疑包含有“史识”上的跃进。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被克服了，但不是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而是真正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把阶级斗争的事实同生产方式的演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作者以为，和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表现为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迂回曲折地推陈出新（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而出民主主义之新）。所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有其很大的独特性，这需要通过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各方面作具体深入的研究来说明。在本书中，作者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村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会党组织的作用，不平等条约制度化引起的社会变化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研究了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而且研究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种种社会心态，并表现为语言构造上的变化等。这样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考察研究，就使得本书主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展现为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而作者杰出的史识也就凭借其深厚的学力和长袖善舞的才能而得到具体生动的体现。 作者以“新陈代谢”作书名，当然意味着他要探索中国近代历史的辩证法。他在书中多次提到要“借助辩证思维”，“离开辩证思维和历史主义是难以解释其本来意义的”等等，正说明他是一个自觉地运用辩证法作为“治史的眼睛”的史学家。例如，书中关于“中体西用”说的分析，关于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等关系的研究，关于会党在近代史上的两重作用的考察等等，都充满着辩证法的光辉，并由于其中某些问题先已写成单篇论文在报刊发表，所以早就产生了广泛影响。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本书对所涉及的事件，不论是重大史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到新文化运动等），或是和一般人生活有关的事件（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剪辫子、禁缠足、废跪拜等），都能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对所涉及的人物，不论其角色如何，也绝不是简单地扣个政治帽子了事，而是力求通过具体分析，把他写成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譬如说，第六章中对那位“不战不守不和，不死不降不走”的叶名琛的刻画，对当时处中西折冲之局者三种类型的分析；第十八章中描写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的痛苦心情如何因人而异；……这些篇章都写得形象生动，人物具有个性特色，使读者很自然地联想起《史记》、《汉书》的列传中所运用的笔法。 作者在第十九章论述新文化运动时写了一段带总结性的话：“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这里所列举的是从1840年以来的中国先进人物在文化意识上所经历的主要环节，这些环节构成了文化上的古今中西新旧之争的辩证发展线索，反映了中国人在奔向近代化过程中的认识的逐步提高。经过许多志士仁人艰苦探索，终于认识到了应以“民主和科学”为评价文化的标准，“而后才可能有完全意义上的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人”。所以说：“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而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当然都需要“史观”。上述文化意识的每个发展环节实际上都以一定“史观”为视角，而“史观”也有其新陈代谢的运动。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中的早期改良派，都持“器变道不变”或“中体西用”说，他们为采纳西学找根据，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变易观取代顽固派的形而上学不变论。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变易观改造为历史进化论；严复批判了“中体西用”说，把西方的进化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这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不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在历史观上都主张进化论，并认为历史进化的方向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社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高扬民主和科学之旗，他们本来都是进化论者，不过随后发生了分化，陈独秀和李大钊首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用社会存在来说明社会意识，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历史进化过程，于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就被安放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了。所以，同上述文化意识上的发展线索相联系，“史观”也经历了由历史变易观到进化论、再到唯物史观的辩证发展过程。“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以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便促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这就是中国人所作的“历史的选择”（本书最后一章即以此为标题）。 旭麓用“近代中国”一词，是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以“五四”（1919年）为界可划分为两个段落：前八十年和后三十年。本书所写，主要是前八十年的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而对后三十年，只是在最后一章中附带勾画了几笔而已。旭麓原计划要写一百一十年，但天不假年，只留下了前八十年的讲稿。关于后三十年，虽然他主编过书，发表过许多文章，有很多独到见解，但生前未能写成系统化的讲稿。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 一本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吸取营养，而对后继的学者来说，是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过它的。本书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我相信，它的出版，将会使广大读者得益；同时我也期待着青年史学家将通过它来超过它。 1991年5月 【注释】 (1)《浮想录》，见《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史学的烦恼》，见上书。 (3)《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见上书。 [book_title]第一章　漫长的封建社会 近代社会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的。历史的分期存在于历史的延续之中，近代社会的变迁只有同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以及与此联系的生活、风俗相对比，才能得到认识和说明。按照时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分类，“古代”一词同时包括了上古和中古，但与近代直接榫接的，毕竟是中世纪封建社会。因此，为了勾勒近代社会嬗递的脉络，不能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轮廓作一种概略描述。 一、漫长的盘旋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漫长的。漫长，是与西方相比所得的结论。其含义可以归结为两点： 秦始皇像 就时间跨度而言。西方的封建社会，从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起到1640年英国革命为止，前后一共1 164年。在中国，这段历史年限的计算要复杂一些。封建社会的起点，目前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算法。一种，从春秋战国之交即公元前476年算起；另一种，从商鞅辅助秦孝公变法即公元前365年算起；还有一种，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即公元前221年算起。应当说，三者都是言之成理各有依据的。(1)分别以这三个年份为起点，算到1840年，各自都在2 000年以上，比西方多了一倍。如果按照西周封建说来计算，则还要向前推1 000年，有3 000年之久。 就历史进程而言。在西方，1640年英国革命的胜利，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取代封建制度，由此，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当时的中国，正是明清之际。旧的封建王朝在农民战争的烈火中倒塌了，随之，满洲贵族的铁骑横扫南北，在兵燹的余烬中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错重叠留下了斑斑血迹。出自那一代人之手的《虎口余生纪》、《汴围湿襟录》、《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等纪实文字，至今读来，还会使人惊心动魄。但那多半是一种身世家国之变，历史仍在旧圈子里徐徐地盘旋而行。 从1640年到1840年，在这200年中，西方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与之相比，同一时间里的中国却景物依旧：成千上万胼手胝足、辗转沟壑的小农背负着一代一代歌讴唐虞盛世，高谈名物考据或性心理义的士人。一面是： 布谷屋檐唤早耕，农夫惊起多叹声。 瓶储无粟谁负耒，征税煎迫难逃生。 商贾握钱列市肆，举债偿息什加四。 且救眼前贪入手，半供县官半胥吏。 耕场磷磷稻芒垂，共道年丰慰宿期。 那知获罢未入屋，已被商贾催纳速。 一面是： 长安富人多似昔，九陌三衢马连迹。 不为大贾非行商，谒选铨曹新贵客。 往来气概终粗豪，衣冠炫人僮仆骄。 那须几日相驰逐，金水桥边掣签速。 名州太守大邑宰，腐儒小生敢相触。 担夫观者驰担惊，多金遂成仕宦名。(3) 旧世界因成熟过度而在慢慢腐烂之中。即使在1840年之后，中国也并未进入资本主义，而是进入了一个变态的社会。这个时间表记录了历史的差距。没有社会形态的质变，历史只能在漫长的岁月中盘旋。 从20世纪30年代起，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就几度成为吸引众多中国人思考和论争的题目。这个问题，固不妨见仁见智各有一得。但是，归根结底，只有对社会构造既分析又综合，才能说明社会的外观。 二、土地的私有和买卖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它同劳动的结合是以不平等的分配为前提的：占人口少数的地主拥有最大部分土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只有少量土地。虽说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有张有弛，但在一个王朝的休养生息之期过去之后，土地集中日渐月积地成为南北东西的普遍现象。《东华续录》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记载了毕沅的一件奏折，其中说：“豫省连岁不登，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于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贫民已经失业，虽遇丰稔之年，亦无凭借。”(4)地主隔省占田，说明了他们在空间上的膨胀。在另一头，则是“有恒产之家”失去土地的悲哀。这虽是一个例子，但它代表的趋向却是封建社会的常态。这种分配驱使缺乏土地的农民同地主结成租佃关系；而后，佃农和自耕农一起，在零切碎割的土地上耕耘劳作，繁衍不息，组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土地提供了生存资料，但被割碎了的土地同时又限制着小农的视野、活动和发展。因此，小农经济总是：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以家庭手工业附属于农业。三者构成了自然经济的内涵和本色，这就是支撑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构造。显然，它的稳定性就存在于它的保守性之中。 清代地契 当然，处在自然经济中的小农并非与商品全然不发生关系。《皇朝续文献通考》说：“夫农民之常困于他途者，他途贫，谋口而止。而农民不但谋口而止，一亩之田，耒耜有费，籽种有费，罱斛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约而有计，率需钱千。”(5)这里提到的种种“有费”正是各类买卖。但在很多场合，这些用途又常常被“糊口”节樽掉了。 同西欧封授世袭的庄园经济、印度的农村公社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构造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土地的私有和买卖。这种特点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土地在不断集中的同时又不断地分散。集中，是指地主阶级通过兼并握有越来越多的土地。这一点是易见而又为人熟知的。但是，对这个阶级中的个人来说，土地的集中又是不稳定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都可以用经济的或非经济的手段造成巨量的土地集中。但是，王朝更替，宦海风波，都会在短时间内引起所有权的大规模转移。顾炎武读《旧唐书》，因此而感叹说：“世变日新，人情弥险，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后人无立锥之地者，亦不可不虑也。”(6)更为常见的，则是因土地私有而发生的分家析产。汉代以后，中国在财产继承方面长、幼、嫡、庶之别已趋淡化。《大清律例》中与此相关的条文说：“嫡庶子男，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以子数均分。”(7)多产之家往往多妻妾多子孙，而再多的田产也经不起一析再析，几代之后，集中的土地又会化整为零。这是和土地集中同时存在的另一种趋向。 卖席图 与之相伴随的是：在对立的经济等级之间，其个别成员可以相互对流。即一部分人由贫转富，另一部分人则由富变贫。东汉末年的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少孤贫，与母以贩履为业”(8)。他从天潢贵胄沦落而为贩夫，如果要划成分，恐怕已不能算是地主。还有富家子弟挥霍致贫的。《太平广记》中提到过一个叫屈突仲任的人，“父卒时，家僮数十人，资数百万，庄第甚众，而仲任纵赏好色，荒饮博戏，卖易且尽，数年后，唯温县庄存焉，即货易田畴，拆卖屋宇，又已尽矣”(9)。相反的例子也有。曾国藩的四世高祖曾应贞，就以业农贫困之人，发家而积聚数千金的田地产业。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六《明处士滽公传》说：“滽公字本洁（明人），宗胜公次子也。家故贫窭，勤于操作，以赤手起家。寓淮西南圩头，致资二十余万，田地万亩，牛羊犬马称是，家奴数十指，富甲一时。”卷九《明处士祥公传》说：“祥公字德征，寿公孙，正祚公子也。家故贫乏，不惮劳苦，早夜经营，年五十，家业始起，累资二十余万金，田连阡陌，富甲一方。”(10)后两个例子中的主人公似乎比曾国藩的先人本领更大。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往往是君子之泽，数世而斩。所谓“千年土地八百主”的谚语正是惯见人世沧桑之后的概括。除了曲阜衍圣公之外，很少有数百年不衰之家。这种财富占有权的非连续性，无疑提供了一种弹性，使封建社会能够弛缓地延续下去。 如果从生产者的角度加以比较，那么，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劳动力同土地的结合是实现于个体小农的一家一户之中的。一家一户可以完成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因此，中国的小农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相比之下，西欧的农奴只不过是庄园经济的一个部分。固然，小农经济是一种遭受剥削的经济，有它悲惨的一面： 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11) 但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它又把生产者的收益同自己的劳动联系起来，可以寄托追求，这是另一面。由于这种两面性的存在，遇到政治承平的年份，小农通过自己的劳动而达到丰衣足食并不是不可能的。《宋书》记载说：“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12)这些话当然是要打折扣的，然而透过作史者的谀词，还是可以使人了解到：即使是动乱频仍的南北朝时期，江左稍得域内晏如，小农仍可以有一点田园之乐。至盛唐时期，孟浩然曾这样描写当时的农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13) 其中不仅有诗人的逸致，也有小农的事业感情和理想境界。个体经济限制了农民，农民又执著地依恋自己的个体经济。就连后来洪秀全建造人间天国的蓝图，也是按照小农经济设计的。问题的这一方面，难道同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没有关系吗？ 耕织图 三、官僚政治 在这种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矗立着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自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皇帝就高高踞于权力的顶峰，俯视着尘土中碌碌劳作的黎民。在他的下面，依照品级和人数的反比，是上下相承，左右相连的一层一层官僚。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构造。王亚南说过，“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有三种“性格”即： （一）延续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始终。（二）包容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三）贯澈性——那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14) 他的归纳未必能够代替专门的官制史研究，但却刻画了考据不容易捕捉到的神貌。 自从有了民主政治的理想之后，官僚政治就一直成为人们憎恶和抨击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历史地看，官僚政治的出现也有过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它之前，中国社会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即政治权力和物质财富的等级世袭。《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春秋之世，国君“为天子之同姓者十之六，天子之勋戚者十之三，前代之遗留者十之一，国中之卿大夫皆公族也，皆世官也”(15)。秦始皇设职授官，从一面看，是官僚政治的开始，从另一面看却是政治权力等级世袭的终止。这一改变，是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养士，聚徒讲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处士横议之风逐渐发展的结果。它从政治结构上保证了大一统帝国的存在。 由于设职授官，个人的才干和能力便成为一种不可不论的标准，于是就产生了如何选拔人材的问题。两汉时代实行过察举，由三公九卿、郡国守相任之，“择吏民之贤者”，荐于朝廷，这是那个时候选官与入仕的一种主要途径。此外，天子直接聘人做官谓之“征”，长官署任僚属叫做“辟”。同时，还可以向政府纳粟若干，自备车马行装到长安听候朝廷选用，时称“赀选”。这些途径为汉代的官僚政治提供过一些有用的人物，但末期则“台阁失选用于上，州郡轻贡举于下。夫选用失于上，则牧守非其人矣；贡举轻于下，则秀孝不得贤矣。故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于时悬爵而卖之，犹列肆也，争津者买之，犹市人也。”(16)于是，作为一种变革，产生了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17)这种由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共同品题以荐举职官的做法，似乎比出于一人之意的察举要少一点随意性。因此，“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18)。但后来“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19)。门阀世族控驭了选官制度后，遂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20)。这个过程，几经周折，多所变化。同时又说明了官僚政治未臻完善。一直到隋唐，科举制度的产生和确立，才最终使这个问题圆满解决。吕思勉说： 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九品中正之制无论矣，即汉世郡国选举得之者，亦多能奔走标榜之人……惟科目听其投牒，而试之以一日之短长，当其初行时，尚无糊名易书之法，主司固得采取誉望，士子亦得托人荐达，或竟自以文字投谒。究之京城距士子之乡土远，试者与所试者关系不深，而辇彀之下，众目昭彰，拔取苟或不公，又可加以覆试，亦不敢显然舞弊。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投牒自列，即不得不就而试之，应试者虽不必其皆见取，然终必于其中取出若干人。是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循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循私舞弊之限制，而亦人人有服官之权之所以兑现于实也。(21)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大发明。这种制度提供了布衣可以做宰相，可以为公卿，可以参政的机会。(22)于是而有政治上社会对流的可能性。由此，官僚政治获得了非常大的弹性。 追索封建社会之所以能漫漫绵延的历史原因，不能不看到，由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官僚政治可以在社会对流中化解很大一部分社会紧张。但是，话又不能说过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毕竟是官僚政治而不是平民政治。钱穆说：布衣可以为公卿，公卿亦可为布衣。后一句话其实并不可信。官僚政治取代了世卿世禄制度，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又保留了后者的一部分变形物。布衣一旦做了公卿，不但握有政治权力，而且具备特殊身份和地位。尽管政治权力已经不能世袭了，但身份地位却往往可以成为一种“世泽”而传诸儿孙。于是而有地方上的豪绅和望族。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述了“昆山徐氏科名之盛”，“三世四翰林”、“四世翰林”、“桐城张氏六代翰林”的故事。(23)这些科第佳话，正反映了世泽的延续。在这里，前人的精神影响和物质影响都会间接地为后代铺平入仕之途。此外，官僚政治之下，荫子荫孙，子袭父爵的事又是在在有之的。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又有突出的世袭观念。 四、宗族和行会 附属于上述政治构造的是各种社会组织。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系统以县令为末秩，但就政制而言，县之下还设置都、图、乡、里、正等南北各地名目不一的乡镇组织。更下面，则是直接渗入老百姓之中的保甲组织。两者都是封建国家最基层的政治组织，但又在某些方面起着社会组织的作用，可以看做一种过渡物。 真正的社会组织，在农村，是家庭体系，即所谓宗法组织。这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组织，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主义官僚政治的基石。它不属于行政体系，但它所起的作用是行政组织远远不能比拟的。宗族的存在，以血缘为纽带，自成一种社会集体。宗祠、祖茔、族谱、族规、族长，以及场面盛大的祭祀构成了它的物质外壳。其灵魂则是“敬宗收族”。赵翼《陔余丛考》说：“世所传义门，以唐张公艺九世同居为最。然不自张氏始也。《后汉书》：樊重三世共财。缪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各娶妻，诸妇遂求分异，彤乃闭户自挝。诸弟及妇闻之，悉谢罪。蔡邕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24)历史学家对数世同居共财的人和事枚举而历数之，说明这一类事例即使在封建社会里也不多见。但同姓同宗的村落却遍地皆是。烟火连接，比屋而居，虽家与家分炊，但同一血缘合成了巨大的向心力。一个人的发迹，不仅可以荣宗耀祖，而且可以光彩惠及全族。所以，当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阿Q要申明，他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这虽然是20世纪文学作品里的人物，但却逼真地反映了传统家族制度下的心态。在相反的情况下，一个人犯罪，也会累及族人和家长。“唐、宋律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课役者减二等，明、清律，一户全不附籍，有赋役者家长杖一百，无赋役者杖百十，将他人隐蔽在户不报及相冒合户附籍者同罪。晋时举家逃亡，家长处斩。”(25)因此，家族要对个人负责，个人也要对家族负责。在中国，个人是被家族淹没的。即使参加造反，例如太平天国起义时，也是一族一族而来的。当然，这是非常极端的例子。在更多的情况下，家法是与国法相通的，罪人同时也是逆子。《驭案新编》中有一则例子： 刘彩文（因偷窃族长刘章耕牛一只）经族长刘宾断令罚银谢族后，即将刘彩文交刘公允领交刘陈氏（刘彩文之母）收管。彩文回家，欲卖陈氏膳田备酒。陈氏不允，彩文嚷闹，将陈氏推倒。次日，刘宾、刘章、刘大嘴（刘章之子）、刘公允等赴刘陈氏家催索罚银。陈氏声述昨天情事，求帮同送官究治。刘宾云：“做贼不孝，不如埋死，以免族人后累。”陈氏不允。刘宾说：“如不埋死，定将卖膳田办酒示罚。”刘宾即令刘大嘴取出吊狗细练将刘彩文练住，拉牵前走。彩文不肯走，刘宾又令刘彩文之大功服兄刘文登在后帮推。陈氏携带稻草唤彩文之弟刘相刘牙同行，刘相中途逃走。刘牙哀哭求饶，刘宾不允，令刘文登挖坑，陈氏将稻草铺垫坑内。刘宾随令刘大嘴将练解放，同刘大嘴将刘彩文推落下坑，刘文登与刘陈氏推土掩埋。(26) 这个过程是血淋淋的。它说明：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族规有时候比刑律更严酷。《四书》首篇《大学》中有一番道理，常被人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因此，个人对家族的态度和义务是同他对国家的态度和义务联在一起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27)在二十四史众多的列传里，凡忠臣必然又是孝子。可能其中会有不实之处。但即使是不实之处，也反映传统观念的强大，不难明白，家庭组织的存在，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曾经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 货郎图，宋代 在城市里，行会是主要的社会组织。行会以工商业中的行业为纽带，是买卖人和手工业者的互助组织。《论语》中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说法。至明代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余》，又有所谓“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28)。都说明了工商业内分工之多。城市不同于农村的地方在于“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29)。这些人离乡背井，“或数年、或数十年，甚者成家室，长子孙，往往而有”(30)。他们与自己的宗族已经非常遥远了。当生老病死，天灾人祸，失业破产袭来的时候，他们比宗族关系中的小农更孤独。因此，以“行”为主干的同业内部联合互助就成为一种社会需要。而同业往往是同乡，苏州地区明清碑刻中常可见“切铺均隶浙绍，在长元吴三邑各处，开张浇造烛铺，城乡共一百余家”，“职等原籍常郡……遵例领帖纳税，开设猪行”，“身等原籍溧水等邑，在苏开张水灶为业，缘异乡投苏，帮伙甚多”(31)等等文句。都说明了同业又同乡在中国是惯见的。所以，行会多以“会馆”、“公所”名。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所载，其时苏省的全浙会馆、全晋会馆、湖南会馆、江西会馆、两广会馆、云贵会馆、江宁会馆、岭南会馆、潮州会馆、金华会馆，以及浙绍公所、浙南公所、浙台饼业公所、兰溪公所、江镇公所等等，都是这一类组织。借此可以助济“业中失业、贫苦、身后无备以及异籍不能回乡，捐资助棺、酌给盘费、置地设冢”(32)等等。但是，行会的互助是以限制为前提的。因此，工商业者在接受互助的同时，也接受了控制： 苏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只许一人，盖规例如此，不欲广其传也。有董司者，违众独收二徒。同行闻之，使去其一，不听，众忿甚，约期召董议事于公所。董既至，则同行先集者百数十人矣。首事四人，命于众曰：董司败坏行规，宜寸磔以释众怒。即将董裸而缚诸柱，命众人各咬其肉，必尽乃已。四人者率众向前，顷刻周遍，自顶至足，血肉模糊，与溃腐朽烂者无异，而呼号犹未绝也。(33) 行会的这个特点，使它长期成为城镇封建秩序的主要维护者。 五、儒学定于一尊 凌驾于社会存在之上的，是相应的意识形态构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孔学定于一尊的格局，是历史地形成的。 孔子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儒、墨、法、道为主流，儒、墨并称显学，而后，各家依次登台。秦始皇统一中国，带来了法家的全盛。“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34)这些措置全部出于李斯的议请，极富法家辣手造乾坤的气概。但烟云过眼，来去匆匆，“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起而代之的，是西汉初年黄老之学。班固说：“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35)无为而治，恰恰是旧王朝有为过头的结果。在这种转化背后，起作用的是历史辩证法。然而，时过而势移，黄老之学也会失效。文景之后，“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36)。于是，历史通过汉武帝把儒学扶上台来。据《汉书》所说，在这个过程里，董仲舒是儒学由衰转盛的一个中介人：“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37)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的社会经济变动到这个时候已成为一种新秩序，与之相对应的是政治上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因此，中国社会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用以反映、说明和维系这种经济局面和政治局面。而儒学则是最能适应这种需要的观念形态。儒学的政治内容，归结起来，可以列为三点： （一）天道观念。儒家言天，往往有不同含义。有的时候是指自然之天，而更多时候是指主宰之天。孔夫子碰到倒楣事，就常常自咒“天丧予”。这种主宰并不像基督教的上帝，有一个具体形象。但是它在冥冥之中祸恶福善、安排人世间的一切，它的意志谓之天命。这一点，经过董仲舒羼合阴阳家之言的着意发挥而更为突出： 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之。(38) 而且： 惟人道为可以参天。天常以爱利为意，以养长为事，春秋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好恶喜怒而备用也。然而主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39) 因此， 王者不可以不知天。……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阳阴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40) 显然，这种人格化了的天带有相当大的神秘性。在这一观念之下，借助于天的权威又竖起了皇帝的权威。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41)。新旧王朝的更替，寄托着天命所归，皇帝的另一称呼是天子，“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42)，因此，圣旨诏书的开头语，常多“奉天承运”。就这样，皇权在观念上同天道连在一起，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积淀而成传统。中国封建社会里，天道观念的压力是如此沉重而无法脱解，以至于逼上梁山的好汉也不得不举出“替天行道”的旗帜来做打家劫舍的事业，用这一个天来对抗那一个天。 （二）大一统思想。这一思想在早期儒家中已经存在，但经过董仲舒之手而更能契合专制君权的需要。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所以，“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43)。孔学与“邪辟之说”的对立，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大一统的归指是“一统乎天子”(44)。秦始皇实现了大一统，但他并不急于找到一种合适的理论来说明大一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为他所看到的，只是大一统取代分封的磅礴行进。在他手里，理论是落后于历史的。而汉武帝则不同。发生在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可以说是历历在目。他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因此，历史和理论在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里重新获得了统一。儒家的大一统理论，曾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成为凝固力，反对和制止了可能出现的分裂倾向。但是，大一统总是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它又排斥了一些不应当排斥的东西，并由此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三）纲常伦理。自两汉以来这就是维系封建制度的精神力量，而经宋明理学激扬之后，纲常伦理遂等同于“天理”，尤愈膨胀而愈苛严。后来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慨乎宋以来儒者存天理，灭人欲之说，以为 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故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45) 虽然他仍然站在儒学的立场，但他对宋儒的愤词正说出了纲常伦理对人性的桎梏之深。 从“五四”开始，我们对儒学中的这一部分攻击最多正是势所必至，理所必然。 这三者相互联系，对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可谓沦肌浃髓。李卓吾说：“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46)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儒学并非没有变化。梁任公说：“寖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菴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47)陶希圣则列过孔子七变。这些变化，说明了儒学的发展和丰富，也说明了儒家学派为维护其精神支柱地位所做的努力。 上列几个方面互相连结和支撑，构成了封建社会的整体。要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必须综合考察这个整体。执一端论，可能不无理由，但是，真理不会是片面的。 过去描述封建社会的长期性，经常使用“停滞”、“阻滞”、“迟滞”三个词。比较起来，后一个词似乎更切当些。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停滞，社会总还是在变化的。这种变化，因为微小，仅以前后相接的两个朝代而论可能不太明显，但隔开几个朝代加以比较，是能够看得出来的。可以说：代代相承，变化微渐。但是，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一度出现过比较明显的转变迹象。主要是：（一）星星点点，互不联系的资本主义萌芽破土而出；（二）徐光启、李之藻、宋应星、李时珍、方以智等人的科学思想的出现；（三）黄宗羲、唐甄的民主思想如流星过夜天。此外，还有后来出现的《癸巳类稿》、《镜花缘》、《红楼梦》。这些东西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气象，产生过明亮的火花。但是，它们在总体上又是微弱的，不能突破封建主义的硬壳。一直到龚自珍，还只能是“药方只贩古时丹”。在中国，新东西的出现只能在鸦片战争之后。 盛世滋生图一，清人绘 【注释】 (1)我更赞成第一种意见。因为春秋战国时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急剧变动最能说明社会形态的新旧交替。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张应昌编：《清诗铎》，北京，中华书局，1960。 (4)《东华续录》，卷40，乾隆五十一年。 (5)《皇朝续文献通考》，卷72。 (6)顾炎武：《日知录》，卷13，田宅。 (7)《大清律例》，卷8，户律，户役，“卑幼私擅用财”。 (8)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0，汉纪52，献帝初平二年，中华书局，1956。 (9)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100，北京，中华书局，1961。 (10)转引自张海鹏等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 (11)班固：《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4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 (12)沈约：《宋书》，卷54，列传第14，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13)孟浩然：《过故人庄》，见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卷5，北京，中华书局，1959。 (14)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5)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北京，三联书店，1955。 (16)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卷第15，见《诸子集成》（8），上海，世界书局，1935。 (1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世祖文皇帝上黄初元年。 (18)房玄龄：《晋书》，卷36，列传第6，卫瓘，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19)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99，列传第124，儒学中，柳冲，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20)房玄龄：《晋书》，卷45，列传第15，刘毅。 (21)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 (22)据《宋朝事实类苑》卷13，宋真宗时期的宰相张齐贤“为布衣时，倜傥有大度，孤贫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盗十余人，饮食于逆旅之间，居人皆惶恐窜匿，齐贤径前揖之，曰：‘贱子贫困，欲就诸大夫求一醉饱，可乎？’盗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顾吾辈麄疏，恐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这一类例子，在历代笔记小说中并不罕见。 (23)参见陈康祺：《郎潜纪闻》，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 (24)赵翼：《陔余丛考》，卷39，“累世同居”，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25)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1981。 (26)同上书。 (27)《论语·学而第一》，见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5。 (28)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9)谢肇淛：《五杂俎》，卷3，襟霞阁主人，1935。 (30)《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原碑在苏州山塘街陕西会馆。见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85。 (31)《苏州府为烛业东越会馆规定各店按月捐款以作春秋祭费准予备案碑》，《苏州府为毗陵会馆猪业公所规定猪业……照时价碑》，《苏州府禁止不安分之徒勾串匪类借端向水炉公所索扰碑》，均见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下册。 (32)《苏州府为胡寿康等设局指捐绸缎业善举永禁地匪滋扰各绸庄照议扣捐毋得以多交少碑》，同上书。 (33)黄钧宰：《金壶七墨·逸墨》，卷2，“金箔作”，上海扫叶山房，1895。 (34)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 (35)班固：《汉书》，卷5，景帝纪第。 (36)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第。 (37)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 (38)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0，五行对第，北京，中华书局，1975。 (39)同上书，卷11，王道通三第。 (40)同上书，卷17，天地阴阳第。 (41)同上书，卷12，基义第。 (42)董仲舒：《春秋繁露》，卷11，为人者天第。 (43)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 (44)董仲舒：《春秋繁露》，卷6，符瑞。 (45)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2。 (46)转引自《吴虞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7)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载《新民丛报》，1902年第2期。 [book_title]第二章　东方与西方 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把西方叫做泰西，西方把中国叫做远东。泰西和远东实际上代表了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历史地说，西方看东方也好，东方看西方也好，都曾经是遥遥相隔的天涯一端，来自彼地的种种传说中既包含着可靠的真知，也包含着离奇的臆想。 一、东西对视，隔雾看花 如果追溯得远一点，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可以说明，东方和西方的交往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后来，周穆王出巡至西王母之邦，几“乐而忘归”。“西王母”之名因此而常见诸古籍。《山海经》说：西王母居昆仑之丘，在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1)。虽说后人多把这种记述看做神话，但其中至少流露着古代中国人对当时被他们视为西方事物者言之津津的兴趣。比较有具体轨迹可寻的，应是汉代以来的丝绸之路。它以敦煌为起点，经过新疆，逶迤而达地中海东岸，然后转入罗马各地。这条路是两千多年前中西陆上交通的纽带，曾经对东方和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很大作用，也使古代中国人不断获得中华之外另一个世界的知识。《后汉书·西域传》说：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辎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 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2) 这是中国史书关于罗马帝国的最早综述。一个半世纪之后《魏书》叙述同一内容，则更见详备： 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其海傍出，犹渤海也，而东西与渤海相望，盖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两海之间。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王都城分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谋国事及四方有不决者，则四城之臣集议王所，王自听之，然后施行。王三年一出观风化，人有冤枉诣王诉讼者，当方之臣小则让责，大则黜退，令其举贤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3) 比较起来，后者对于前者的补充与修正是明显的。这种补充与修正当然是一个半世纪中西交往深入的结果。 以丝绸名东西交通之路，固然说明那个时候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以中国为主，但交流总不会是单向的。来自西方的器物、工技、艺术、植物、习俗以至意识形态也从同一渠道源源流入中国。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中西交往最重要的大都市。在那里，外来风俗曾经进入民间和宫廷的生活，造成过种种变化。“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幂。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至“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幂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幂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4)。幂、帷帽、胡帽、靴衫都是从波斯或吐谷浑之类的异族中取来的东西。它们一旦为汉人喜爱和接受，就是帝王的敕旨也无法驱逐。在同一个时期里，出自西胡的、、搭纳、烧饼、胡饼和葡萄酒、三勒浆、龙膏酒似乎也很对中国人的胃口，不仅多见于长安市中，而且“贵人御馔，尽供胡食”(5)。在衣与食之外，同样的变化又见之于那个时候的艺术。来自异国的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与中国传统的雅乐、古乐混融促成了声乐、舞乐、器乐的嬗蜕，令人耳目一新。元稹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使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6)是这种情况的留诗立照。胡俗是外来的东西，但中国文化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胡俗化为儒雅俗的变化。 商旅图，唐代敦煌壁画 丝绸之路是一个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名称，但对躬行于其间的人们来说，它又是一条艰辛而遥远的道路。元代来到东方的著名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于1271年从地中海东岸出发，等他踏进中国敦煌转入上都（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的时候，已经是1275年了。这一段路，他辗转跋涉，经历了4年，可见其曲折艰辛。离家的时候，马可·波罗只有17岁。在十多个世纪里，经丝绸之路东来的欧洲人中，他无疑是个年轻者。然而直到21年以后，他才在泉州登上海舶踏入归途。其间，马可在中国“习汉语，旁及蒙古、回鹘、西夏、西藏等文字，（元）世祖甚喜爱之，任官十七年。屡请返国，不许”(7)。这种经历，使他取得了无人可以匹敌的向欧洲介绍中国的资格。 马可·波罗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方人对东方和中国的了解曾是支离而且隔膜的，希腊罗马时代的不里尼乌斯（Caius Plinius Secundus，今译为大普林尼——编按）作《博物志》，以“丝国”称中华。据他描述，丝国人“是以树林中所产的毛（即丝）出名的。他们在树叶上洒上水，然后由妇女们以加倍的工作来整理，并织成线。靠着在那么远的地方，那么繁重的手工，我们的贵妇人才能在公共场所，光耀夺目。丝国人固温良可亲，但不愿与人为伍，一如鸟兽，他们也只等待别人来和他们交易”。7个世纪之后，东罗马历史学家西莫喀达（Toeophylactus Simocata）在《莫利斯皇帝大事记》一书中提到中国，其记闻已稍能近实：“笃伽司脱（Taugast）国主，号曰‘戴山’，意为上帝之子。国内宁谧，无乱事，因皇帝乃生而为皇者。人民敬偶象，法律公正，其生活充满智慧。国俗禁男子用金饰，其效力与法律同。但其国盛产金银，而又善经商。”这里的“笃伽司脱”本是“大汉”或“大魏”的译音，而“戴山”当由“天子”转音而来。12世纪中叶，西方教士柏郎嘉宾等曾衔命使华。其游记第九章叙中国事类，但观察和记述都不能脱宗教口吻：“其国历史记其祖先事实。国有隐士遁迹山林。有特备屋宇，类吾国之教堂，专供祈祷之用。有圣人甚多，深信世间仅有一真主。亦礼拜崇敬吾教之耶稣基督。又信灵魂不死之说，皆与吾人相同，惟无洗礼。其人亦敬信吾人之圣经，礼爱基督徒。好施舍，以济贫乏。其俗谦让温恭，无须，貌与蒙古人同，而不及其宽。自有言语。工艺之精，世无其匹。地极富饶，盛产五谷、酒、金、银、丝及各种养生之物。”(8)马可·波罗口述的游记，第一次以一个侨居中国17年之久的欧洲人的眼光勾绘了中国社会概貌。它的问世，使西方人知道了中国广阔的国土，“连绵不断的城市和邑镇”，“幽美的葡萄圃、田野和花园”，佛教僧侣的“许多庙宇”，大量出产的“织锦和许多精美的塔夫绸”，以及“一路上有的是为旅客设置的上好旅馆”。这些描写，最初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怀疑，接着是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想象力”，以至于“十五世纪欧洲的传奇，充满着马可·波罗的故事里的名字，如契丹、汗八里之类”(9)。他们从游记中所看到的东方的富庶，又成为驱动西人东来的巨大诱惑。据说，哥伦布就是读其书而有志于东行者。从马可·波罗一个人身上，可以透视这一时期的中西关系。在《马可·波罗游记》之前，取经僧玄奘写过《大唐西域记》，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摄下了种种域外风物。从文化交流史上说，这是两本可以比美的著作。但在中国，《大唐西域记》从来没有激起过那么多的想象力。自《史记·大宛传》开始，二十四史都设有专门记载外国情况的篇目。应当说，历史上的中国并非闭塞的孤岛，它一直在注视着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但是，直到清初编纂的《明史》，能够明白列举的欧洲国家还只有4个，即佛郎机（指葡萄牙，但有时又兼指西班牙）、吕宋（现在的马尼拉一带，当时此地为西班牙所占，所以实际上是指西班牙）、和兰（荷兰）、意大利。在《明史》的初稿中，意大利是写成欧罗巴的。虽然后来改了过来，但把意大利当成整个欧洲，毕竟反映了知识上的模糊。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交往方式的落后，而落后的交往方式是无法突破空间限制的。中国人称罗马为犁鞬、大秦，而西方人称中国为丝国、支那、契丹。互相对视，但又如隔雾看花，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西方人看东方是神秘的东方，东方人看西方是奇异的西方。 二、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 郑和 15世纪，东西方之间好像出现了一场航海竞赛。从1405年到1433年，28年中，郑和7次出使西洋（中国南海以西的海洋及近海各地）。他所率领的舰队弘舸连舳，巨舰接舻，历经30多个国家，航程的最西一端是非洲东海岸。我们今天赞美郑和，因为他七下西洋沟通了中国同西亚诸国之间多方面的联系，而当时出使随员留下的名为《瀛涯胜览》（马欢）、《星槎胜览》（费信）、《西洋番国志》（巩珍）的海外见闻录也为东西文化交流保存了一部分很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但是，1435年，随着郑和的死去，中国远航船队的帆影也在海面上消失了。而在西方，半个世纪之后却迭连出现了3个著名人物。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0)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于第二年到达印度。他是第一个通过海路从西方来到东方的人。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渡过大西洋，沿美洲大陆向东进入太平洋。虽然他本人在中途被戕杀于菲律宾，但他的船队则继续航行，并于1522年返回欧洲。历3年之久，绕地球一周。这次航行证实了我们居住的大地在构造上是一个球形。三者的事业，从地理上沟通了欧、美、亚、非之间的关系。谓之“地理大发现”是名副其实的。1530年，人文主义者让·斐纳说：“由于我们航海家的勇敢，大洋被横渡了，新岛屿被发现了，印度的一些僻远隐蔽的地方，揭露出来了。西方大洲，即所谓新世界，为我们祖先所不知的，现已大部明了了。在所有这些方面，以及在有关天文学的方面，柏拉图、亚理斯多德和古哲学家们都曾获得进步，而托勒密更大有增益。然而假使这些人当中有一位今天重来的话，他会发现地理已改变得认不出来了。我们时代的航海家给我们一个新地球。”(11)从此，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他们的航程是划时代的。 如果要做比较，其结果是令人深思的。从时间上说，郑和首次出海比哥伦布横渡大西洋要早87年。论船队规模，郑和七下西洋，人数多半在2.7万以上；而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所统水手分别是87人、140多人、260多人。同郑和比，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当时中国的海船大者可载物千吨以上，“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12)。但哥伦布开到美洲去的船，却只要几十人就可以操纵自如了。无疑，中国人曾经占有多方面的优势。然而，地理大发现最后并不是在中国人手里完成的。在这里，声势之大同果实之小是不成比例的。后人读史，会非常自然地问：其故安在？ 由对比而产生的问题，可以从进一步的对比中得到说明。 哥伦布 在西方，当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先后驶向万顷波涛的时候，为他们导航的，不仅有指南针，而且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和地理学。据研治科学史的英国学人贝尔纳说，那个时候的欧洲， 矿业和金属的各项技术发展，得益于科学者无几，但很有助于科学。但是向欧洲资本主义企业开辟全世界的历次重要远洋航行，情形就不然了。这些是为了光荣和利益服务而有意识地最初应用天文和地理科学而获得的成果。意大利和德国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甚至内地的佛罗伦萨和努恩堡，都因贸易广泛，在理论方面自应处于领导地位。由于十三世纪老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鲁布立格（Rubriguis）等的报告，以及近世航海所获的结果，使希腊地理学复活并得到扩展，以合于当时最新的知识。同时，意大利人和德国人改进了天文学在航海术上的应用，并首创一种运动，把天文表做得足够准确和简单，使水手都会用，更把地图弄成可在其上绘制航线。(13) 没有这些东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强悍的冒险精神只会是海面上的一股盲流。郑和的船上，也有罗盘，但是，当时的中国人还只知道天圆地方。天圆地方与西方人“地圆说”的不同，反映了东西航海科学前提的不同。“不论哥伦布本人的一些内心动机怎样神秘，他航海的得到支持，全靠有人从实际上来估计证实一条科学假设后所可期待得到的收获。”(14)正如理论是革命的先导一样，理论（包括假说）也曾是地理大发现的先导。 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在西方航海史上是迭连出现的。三者在纵向上前后相承，在横向上独立完成各自的创举，在他们的前后左右，还有一大批那个时候的二流和三流航海家，由此构成了整个地理大发现。而郑和七下西洋，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楼船东返，海域寂寞。 西方的航海者之所以冒险犯难，百折不挠，孜孜以向东方，有着十字军最后努力的宗教背景，但更大的原因在于神秘的东方有大量而且易取的黄金、香料和其他货利之物，当时，有个叫笃斯加内里（Paolo del Pozzo Toscanelli）的佛罗伦萨人曾告诉哥伦布若干有关中国的传闻：“各地商贾，贩运商货，即合全世界计之，亦不及刺桐（泉州）一港，每年有巨舶百艘，载运胡椒至刺桐，装其他香料之船舶，犹未计及也。其国人口众多，富庶无匹；邦省城邑之多，不可胜数，皆臣属于大汗（Gran Can），大汗者，拉丁文所谓‘万王之王’（Rex regum）也。”而且“各城皆有大理石筑成之桥，桥头饰以石柱”。在这个地方，“金、银、珍宝与香料，所在皆是，可以致富”(15)。透过这种对东方世界并不真实的意识，可以看到：芽蘖初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渴求原始积累，并因此而推动一批一批的人走向世界，寻找财富。在航海者的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但郑和出使西洋却是宣扬国威，使域外人得以一睹泱泱大国的汉官威仪。也有人说，“成祖西洋之舟发，不亦劳乎，郑和之泛海也，胡之颁书也，国有大疑云尔”(16)。所以，如果要说寻找，那么他所寻的不是财富，而是下落不明的建文帝。他的船队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强韧持久的进取与保守防范的抵拒 地理大发现后，地理距离所造成的空间障碍比过去变得容易超越了，世界格局发生了大变化：西方成为殖民主义，东方变作殖民地。地理大发现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功绩，殖民主义原始积累则是滔滔罪恶。但功绩和罪恶又常常不那么容易一截为二。恩格斯说：“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17)没有罪恶，历史的停滞打不破，也就不会有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陆续东来的西方人先后占据了中国周围的国家，逐步接近中国，向中国窥视：1517年，葡萄牙人驾船进入广东海面，并于1554年踏上澳门。1575年，西班牙人开始出现在福建沿海。1601年，荷兰人首次到达广州，并在21年后强占澎湖，进而侵夺台湾，直到1662年被郑成功驱逐。1591年，英国开始走向东方；1596年，伊里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写了一封没有送到的信，要求通商；1600年，东印度公司成立；1637年，英国船只第一次来到中国。而35年前（即1602年），法国人的船只已经到达东方。相比之下，美国是姗姗迟来者。1784年，美国航船才出现在广州，带着一个倾慕东方的名字，叫做“中国皇后”号。地理大发现主要由葡萄牙、西班牙完成。因此，在16世纪和17世纪，它们分别具有在东方的优势。直到18世纪，才开始了英国头角峥嵘的时期。 伊丽莎白一世 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起，西方人就憧憬、羡慕、向往着东方。16世纪，他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几百年梦一样的幻想实现了。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大国也因此而成为最大的猎取目标。但是，西方人可以来到中国的周围，可以合法地或者非法地在中国沿海的某些区域活动，他们要跨进中华帝国沉沉的大门却往往很难。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后来那么多的“要挟狂悖”之气。1655年，荷兰使节哥页（Peter de Goyer）与开泽（Jacob de Keyzer）来到了北京。据说，“这两位使节事事都顺从中国人的要求。他们带来贵重的礼物，并且听凭这些礼物被人称为贡物，自己也竟这样称呼它；他们也拜领了优厚的恩赐；他们俯伏在皇帝前面；他们在皇帝的圣讳、诏书和宝座之前恭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礼节；他们情愿以一个亚洲藩属向宗主国来朝贡的使臣地位自居。他们希望用这种行为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像他们在日本以同样手段所取得的一样；但他们所得的只不过是被准许每八年遣‘使’一次，每次随带商船四艘而已”(18)。据马士罗举的《大事年表》，从这个时候开始到1816年，161年里，西方的使节抵达北京，要求通商传教不下十数次。(19)他们是真正的叩关使者。虽然当他们离开紫禁城的时候，带走的多半是深深的失望，但新的使者又会带着新的希望再一次漂洋过海而来。一代一代的使者，体现了西方顽强的进取政策。在他们的背后，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商人和传教士。两个世纪就是这样过去的。 面对西方人强韧持久的进取之势，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却越来越自觉地走向保守防范的抵拒。《乾隆御制诗》中有“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人事天时诚极盛，盈虚默念惧增哉。”(20)一首，不失为吐露心声之作。“宁可求全关不开”当作一种国策，表现了对西方人叩关的深深疑忌。这一点，东来的西方人并不是懵然无知的。马戛尔尼说：“吾实未见中国禁止外人在北方各埠贸易之规定明文。其所云云，不过华人欲掩其真正动机，而不欲宣诸口者。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有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于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21) 乾隆 明代的中国君臣，虽然并不欢迎渡海而来的西方人，但似乎还没有后来那么多的紧张和心机缜密的戒备。因此嘉靖以后，私人海上贸易能够穿过法网的罅隙而急速地发展，并形成各种规模可观的集团。这些私商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都有贸易关系，由此，曾使美洲的大量白银经吕宋而流入中国。在同一个时期里，东来的传教士也携带着西洋文化进入了宫廷和士大夫群。教士之著名者如利玛窦等且能在士林名流中觅得知音。时人与之诗文赠答，多推重之词：“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著书多格言，结交皆贤士。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破九埏，殊方表同轨。于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泠？——编按）然得深旨。”(22)言辞一派和洽之气。 康熙 但清代开国不久，即厉行海禁。闽粤首当其冲，“令下之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沿海一带“火焚二个月，惨不可言”，往往数十里因之化为废墟。而后立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23)。这种严酷的禁律，当然首先是针对台湾郑成功的，但中国同西方沿海的贸易也因此濒于断绝。后来，国内钦天监一案，又涉及大批教士，诏狱之下，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限制重重。直到1685年，即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在收复台湾之后，才解除海禁，设粤、闽、浙、江四海关，允许西方诸国同沿海各省定期贸易。这反映了国土统一之后中国国力的强盛，也反映了作为封建帝王的康熙所具备的自信力。正因为自信，所以康熙不怕外国东西，并且肯学习外国东西。他本人对西方近代数学以及医学和舆地之学都下过工夫。这种学养，使他更容易相信实证。钦天监教案的发难者杨光先，虽以“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为高调，但终因不知推算验测而落职。传教士南怀仁则经过实测验证之后，成为再入钦天监的西洋人。中西关隘因此而松动了一段时期。雍正时期，中国开始明令禁止传教，这多少反映了罗马教廷的规制与中国礼仪的矛盾，所谓“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24)于是，西方教士一批一批被驱逐回国。“其外府之天主堂，悉撤为公廨，内地人民入其教者出之”(25)。其间，雍正曾召见天主教司铎巴多明、冯秉正、费隐，谕之曰：“教友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26)比之诏书中崇正学黜异端的体面话头来，这里说的要更近实一点。但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一时尚未影响中西贸易。直至1756年，多年不到浙江贸易的英国商船迭连北上宁波，引起乾隆疑虑：“顾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近年乃多有专为贸易而至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27)次年，他正式下令“将来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并申明：“嗣后口岸定于广东。”(28)事情虽然是宁波一口引起的，但谕旨中的规定却禁断了广东之外的一切中西贸易。从这个时候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广州成为中国对外的唯一孔道。 乾隆的基本精神就是通过限扼中西往来以守夷夏之界，与之相伴的是愈多天朝尊严的虚骄意识。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谋求商务利益。但一经广东巡抚郭世勋的“奏闻”，则变成了下国上贡。其辞曰：“臣等伏思前年恭遇皇上八旬万寿，中外胪欢，凡边塞夷王酋长，骈集都下，真旷古未逢之盛事。今英吉利国王遣使臣涉历重洋，远道祝嘏，具见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芹曝微忱，自可仰邀垂鉴。”(29)把英吉利国王归入“边塞夷王酋长”同类，虽是一种世界知识和地理知识的错误，但在惯于以华夏俯视四夷的人们眼中，正是应有之理。所以，当马戛尔尼不愿意以三跪九叩的仪式觐见中国君主的时候，乾隆不能不感到恼怒：“此次该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实为不惬。伊等前此进京时，经过沿途各地方官款接供给，未免过于优待，以至该贡使等妄自骄矜。将来伊等回国……只须照例应付，不得踵事增华，徒滋烦费。此等无知外夷，亦不值加以优礼。”(30)他把夷夏之间的不平等当作中外交往的前提。用这个前提去衡量马戛尔尼，那位来自英吉利的勋爵便当然成了“无知”而且“妄自骄矜”之辈。 马戛尔尼 十三行行商浩官 天朝尊严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体制。著名的广东十三行就是从这里派生出的一种特产。在那个时代，政府不会让对外贸易脱出统制，但为了天朝的体面，政府的官员又不能与夷商往来交际。这种矛盾，不能不借助于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办法来解决。十三行的总商和行商们在贸易上是中外商人之间的中介；在外交上又是中国政府同夷商之间的中介，他们是外国人的贸易对手，又是外国人在华期间的保人和管制人。一身而兼二任，成为一种亦官亦商的东西。对于中国来说，十三行的出现维护了天朝的规制，而对西方商人来说，十三行却遮断了他们同中国民间和官方的联系。虽然这种做法常常引起西方人的愤懑，但在冲突没有激化之前，中国的君主和官、绅、商都不会觉察到其中的毛病。 从本质上说，用虚骄来维护天朝尊严同保守防范的意识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夷”与“狄”是蔑视鄙薄之称，但它又包含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惕惕戒惧。因此，天朝人物虽然不屑接触夷商，但又用一连串防范外夷条规，对西方商人的来、往、住、行都作了严格苛细的限制。《达衷集》一书收录了18世纪后期英国大班波朗递交中国当局的呈禀和两广总督长麟的批答，其中若干内容是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 （呈）我夷人为身体怕有病，喜欢行走，到广东不能进城，也不能到阔野地方活动，求大人查核，或准进城，或在城外指一个地方，或准骑马，或准步行，我们就不生病了。 （批）查广东人烟稠蜜（密），处处庄园，并无空余地，若任其赴野闲游，汉夷言语不通，必致滋生事故。但该夷等锢处夷馆，或困倦生病，亦属至情。嗣后应于每月初三、十八两日，夷人若要略为散解，应令赴报，派人带送海幢寺陈家花园，听其游散，以示体恤。但日落即要归馆，不准在被（彼）过夜。并责成行商严加管束，不准水手人等随往滋事。 （呈）我们买卖船水手甚多，万一有病，连别人都染了。或在河边，或在海岛，准我们盖搭几间草房子；有了病，就移他到草房子里住，也好养病，也免染别人。 （批）查黄埔船到，向许在附近岸上暂盖寮蓬数间，船去即行拆毁，已属格外体恤。今若于黄埔改建草房，船来固可供夷人之栖止，船去交谁看守？若听夷人自行看守，是须夷人在黄埔终年长住。彼处并无官署驻劄，倘有汉民赴彼扰诈，以及水火盗贼等事，不能防范。应毋庸议。(31) 据说，在那个时候的广东，长麟还算是一个能够宽待外人的大吏，但其批札却极富睥睨与防范的本色。天朝尊严曾经是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这主要是儒学长期浸润的结果，而中国在地理环境上一边沿海，一边多山，中间几条大河的构造，也便利于封闭式体系的产生和形成。生活在这种社会里的人必然受到这种社会的影响。 以保守的对策来对付进取的政策，这种中西之间的态势就是鸦片战争后一系列变化的基础和原因。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它同外国和外部地区的交通发达程度往往同其文化经济的发展程度是成正比的。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 【注释】 (1)《山海经》，西山经第二，见《四部丛刊初编》（8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2)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第78，2919页，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 (3)魏收：《魏书》，卷120，列传第90，西域，2275～2276页，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4)刘昫等：《旧唐书》，卷45，志第25，舆服，1957页，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161～16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元稹：《元氏长庆集》，卷24，法曲，358页，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 (7)方豪：《中西交通史》，518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 (8)方豪：《中西交通史》，179、365、514页。 (9)[英]赫·乔·韦尔斯：《世界史纲》，767、7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使用“发现”一词并不意味着在哥伦布之前没有人到过美洲，而是强调，正是由于他的发现，美洲大陆才首先吸引了世界的注意。 (11)[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230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81。 (12)巩珍：《西洋番国志》，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61。 (13)[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227页。 (14)同上书，229页。 (15)方豪：《中西交通史》，659页。 (16)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37页。 (18)[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5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19)参见上书，大事年表。 (20)《乾隆御制诗》5集卷26，丁未二，《上元灯词》。 (21)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216页，北京，海洋出版社，1984。 (22)叶向高赠诗，见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120页，济南，齐鲁书社，1987。 (23)海外散人：《榕城纪闻》，陈鸿、陈邦贤：《清初蒲变小乘》，转引自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42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4)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上谕，见方豪：《中西交通史》，1026页。 (25)雍正二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折。见上书，同页。 (26)冯秉正：《中国通史》Ⅺ卷，400页，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385页。 (27)《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516，16～17页，日本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印。 (28)同上书，卷550，24～25页。 (29)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22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30)同上书，235页。 (31)许地山：《达衷集》，165～16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book_title]第三章　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当中国社会进入19世纪的时候，六十年乾隆盛世已经过去了。与“盛世”相比，19世纪一开始就是暗淡无光的。孕育和蓄积于上一世纪的种种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人口、财政、武备、吏治的种种难题。人心在变，士风也在变。民间的揭竿造反与士大夫的经世议论，表现了朝野皆为忧患所苦。这本是王朝由盛转衰途中的历史旧景，但海舶东来，由中西贸易而渗入中国的洋物和毒品，又给世变添加了新的内容。它们像天边的乌云一样涌来，预示了这一世纪的多难与动荡。 一、盛世已经过去 从宋代以后，中国就少盛世。但17、18世纪，当封建社会快要败落的时候，却出现了康乾盛世。(1)这个褒称源出于旧史，然而并非全是无根之词。新史铺叙康熙乾隆之间的社会状貌，由实及名，也常常会沿用或援引这一说法。清代盛世再现，是在满族君权下作成的，其中有一些需要比较才能品味的意思。 明代中叶以后，帝王多晏居深宫，与朝臣壅隔，一派怠惰疲惫的迟暮气象。尤甚者则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章疏，甚至不补中外缺官。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吏部尚书孙丕扬上疏说：“数月以来，廷推搁矣，行取停矣，年例废矣。诸臣中或以功高优叙，或以资深量迁，或服阕而除补，或覆题而注授，其生平素履原不在摈弃之列者，乞体因政设官之意，念国步多事之时，将近日推补官员章疏简发，间有注拟未当，亦乞明示别推酌补。”(2)虽词气近乎哀求，然而结果是“疏入不报”，没有激起一点回响。而后，天启一朝阉竖成祸。阉党的弄权，既是君权懒倦的结果，也是君权懒倦的报应。等到崇祯当权，天下已经河溃鱼烂。他极想振作，17年里用了50个宰相。然而“朝无久任之士，官有传舍之情，主无信倚之诚，臣有脂韦之习”(3)。他的惶急和努力并不能撑持积久而成的土崩瓦解之局。后来，农民领袖兼大顺朝皇帝李自成在檄文中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罔上而公忠绝少。……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4)对于崇祯和他那个时代作了近实之论。相比之下，满族以攻战立国，他们的剽悍勇决带来了明季所没有的锐气，他们的质朴少文也更容易趋近于实事实功一路。康熙16岁亲政，首先诛杀权臣鳌拜而乾纲独断。他是一个勤劳的皇帝，其晚年自述，多道及此中甘苦， 皇都积胜图，明代 予年将七旬，在位五十余载，天下粗安，四海承平。虽未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未敢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岂仅劳苦二字，所能概括？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后世史论，辄以为酒色奢侈所致，此皆不过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择摘瑕疵而后快意。予其为前代帝王剖白？盖天下事繁，不胜劳惫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仅有诸葛亮一人耳。若为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 因此，“每览老臣致仕之奏，未尝不流涕，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5)作为一个老境中的帝王，他的话未必是故意做作。此后，君主亲自披阅奏章成为清初诸帝相沿的规矩。据说雍正因此而常常迟至午夜都不得安寝。这固然说明君权日积而愈重，但“宵旰乾惕”毕竟是另一种气象了。 元代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王朝。然而成吉思汗弯弓射雕的劲气在他后人手里只留下一种蔑视文化的粗陋与狭隘。蒙古贵族没有汉化。他们分民族为四等，置汉族于贱类；并且鄙视知识分子，以儒生挂名俘籍，倡优畜之，有“九儒十丐”之说。读书人久视为登天之梯的科举，在蒙古人眼里是并不值钱的。“军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医监阴阳写算门厨典顾未完等户，以本户籍贯应试。”(6)僧道可以应试，尼姑也可以应试。于是场屋选才变成了可笑的恶作剧。这种做法本身就挖掘了一道社会鸿沟，使他们的根须无法深深地扎进中国的社会和历史。满洲贵族则并不如此。他们君临中国的过程，同时也是自身汉化的过程。这不仅表现在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的政治制度，而且表现在他们接受并且自觉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康熙在位60年，曾诏举博学鸿儒以奖励文学；尊祀朱熹于十哲之列表彰理学，同时又提倡汉学；购求遗书，编纂群籍，成《图书集成》1万卷。好大喜功的乾隆，更驾而上之，集多士之力，总汇古代文化，成《四库全书》7.9万余卷。虽说其用意半在借此删书，然而在文化史上，这样的巨制毕竟是前无古人的。与之相称，清代设官任职，至少在外观上不以划分满汉畛域为能事。职官之品级崇高者，六部堂官以上则设满汉各一半，地方督抚则满汉兼用。这些做法比蒙古人要高明得多，结果是满族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和传统；汉族接受了满族的君权。在以后的200余年中，清初遗民哀愤耿耿的种族意识因之而渐为世人淡忘。 嘉庆 与前代相比，康乾之时确实有一种盛世气象。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整整100多年是休养生息的承平时期。但是，如果说汉唐盛世曾经是阳春天气的话，那么康乾盛世不过是晚秋晴日。历史的运行不会使盛世长存。这种转机在乾隆后期已经出现，渐积而渐多。到嘉庆时代盛世色彩终于褪色，露出了百孔千疮。时人奏疏言及官场腐败与百姓困苦已有“积弊相沿”、“积重难返”之叹： 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较贿赂之等差。此岂州县私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官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可如何。间有初任人员，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官转为说合，懦者千方抑勒，强者百计调停，务使受代而后已。一县如此，各县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有亏空十余万者，一遇奏销，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7) 于是而有民间宗教聚合起来的长期民变。川楚白莲教之役，连上谕也不能讳言“官逼民反”；“教‘匪’滋事，以‘官逼民反’为词。昨冬‘贼’首王三槐解到，讯供亦有此语，闻之恻然。是以暂停正法”(8)。嘉庆并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但是，他看到了社会积弊，并指望通过整肃吏治来挽救颓势。1799年（嘉庆四年），他刚刚亲政，就杀掉居宰辅之位20年之久的和珅。继之以对和珅的奥援党羽大批撤换、贬斥、罢免，期望以大规模清洗来整刷腐败的吏治。在这个过程中一批比较知名的汉人如朱珪、高书麟、阮元成为中枢大臣和地方督抚。由此发生的满汉比重变化，是引人注目的。同时，嘉庆终止了始于康熙（六下浙江、四出边外、四上五台山）而盛于乾隆（六下江南）的帝王巡游之风；停止了边地各省的贡奉，“试思外省备办玉铜磁书画插屏挂屏等件，岂皆出自己赀？必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以闾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朘削，民何以堪！”(9)这些话见诸帝王诏书，有点像是滥调，但同乾隆的奢侈相比，这种克己和自律确实给人以深刻印象。 阮元 然而，盛世不能重造，他的意志并没有阻止社会的颓势。更多本来隐伏的问题从罅隙中冒出来了。这是老子留给儿子的遗产。从1803年开始，发生过多次漕运之争。南方粮米通过运河北上输供京师本是从明代沿袭下来的成规。它反映了政治中心所在的北方与经济重心所在的南方之间畸形的关系。由此，漕运成为清代三大要政之一。主其事者为漕运总督以下的一整套机构。乾隆中叶以来，其间百计肥私的种种弊相，已为人所共知： 各卫有本帮千总领运，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 受大吏朘削的帮丁，又取之于州县： 旗丁勒索州县，必借米色为刁制。各州县开仓旬日，各廒即已满贮，各丁深知米多廒少，必须先兑，每藉看米色为由，逐廒挑剔，不肯受兑，致使粮户无廒输纳，往往因此滋事。旗丁即乘机恣索，州县不敢不应其求。或所索未遂，即藉口米色未纯，停兑喧扰。及至委员催兑开行，各丁不俟米之兑足即便开船，冀累州县以随帮交兑之苦。(10) 由于漕运机构的贪利和勒索，他们同主管输交粮米的各省官员不能不发生矛盾冲突，因之而有海运与河运之争。凡与漕运有相关利益者皆主河运；而各省主管则多主海运。1803年，运河淤塞，粮船运行不畅，触发首次争论。而海运和陆运的分歧常会在论争中由形而下转入形而上，触及到能不能改变祖宗成法，成为一个超出行政范围的题目。 在此前后，异议及于科举制度者，也已经出现。乾隆时期的兵部侍郎舒赫德在奏疏中说： 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不过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 因此，“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11)。舒赫德以后，还有一名叫徐大椿的在野知识分子，用嬉笑的笔意作《时文叹》，写出了同一种意思： 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12) 其时，盛世还没有过去，但多思之士已看出了科举制度和科举中人的衰相。人们对长期存在的东西发生疑问并见之奏折，说明现存秩序已经走入向下的行程了。随着世景的今非昔比，他们的议论会获得更多的社会共鸣。讥刺科举制度的《儒林外史》一书在嘉庆朝刻印问世并开始流传，正是一个明证。 在同一个时间里，下层社会中的人们则一批一批地成为教门徒众。川楚白莲教起事以后，曾像山火一样蔓延了多年。其时，“官军剿捕降斩，以千万计，户部转输，至于万万”(13)。天下为之倾动。但班师曾不十年，华北天理教又蓬然而起，并在1813年10月8日（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一度攻入紫禁城。卷入其中的，不仅有畿辅贫民，而且有宫廷内监、满洲包衣、八旗子弟甚至朝廷命官。事后，嘉庆下诏罪己说： 朕绍承大统，不敢暇逸，不敢为虐民之事。自川、楚教匪平后，方期与吾民共享承平之福，乃昨九月十五日，大内突有非常之事。汉、唐、宋、明之所未有，朕实恧焉。然变起一朝，祸积有素。当今大患，惟在因循怠玩。虽经再三诰诫，舌敝笔秃，终不足以动诸臣之听，朕惟返躬修省耳。(14) 这些话，在愤懑和忧虑之中流露了力不从心的无可奈何。比之乾隆顾盼自雄的意态，嘉庆无疑显得捉襟见肘。两者的不同，深刻地反映了他们面对的世局的不同。变化的世局已经脱出了帝王的控驭，它所唤来的是一个江河日下的时代。 二、人口、移民、会党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因此，当社会由盛转衰的时候，它又会面对着前朝所没有过的困顿。 据《东华录》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 000余万。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按户各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隐瞒的人口，实际数字在6 000万上下。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随同马戛尔尼来华的使团成员爱尼斯·安德逊说：“在这个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一哩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15)这大概是他从中国获得的最深刻印象之一。与西方人的感性描述相比，乾嘉时期的学者洪亮吉在《意言》一书中对人口与生计的议论和忧虑就更富理性思考的色彩： 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娶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玄焉，视高曾时，口已不下五六十倍。 由一家推及社会，则： 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需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钱又须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广，于是士农工贾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出市，此即终岁勤勤，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生攘夺之患矣。(16) 清代京师前门商业区 这是一种土产的人口论。它以传统的经世意识折射了历史上尚未有过的人口压力。在一个农业国度，人口增多，无非是农民阶级的增多和地主阶级的增多。小农增多，则土地分割愈碎，生产和再生产的能力愈弱；地主阶级增多，则兼并之家愈多。因此，人口的增长会促使土地兼并加速。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耕地增长滞缓，因而在生活资料来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大幅度增多，必然要造成农民生活的日趋贫困。这是人口增长超过了社会负荷的自然结果。 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直接引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一是移民。中国农民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但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也常常会背井离乡。这种事情历代多少都有过，但清代尤其显著。乾隆以后，日多一日的人口挤在自然经济提供的空间里谋食，本不宽裕的谋食之路因之而日趋狭窄。这种矛盾，推动着最贫苦的人走向新的空间去寻找生活资料。乾隆初年废除了编审制度，封建国家对于农业人口流动的控制也随之松懈。于是，出现了自发的移民。当时，山东、河北向东北移民，福建向台湾移民。这是国内移民。同时，又有海外移民。据谢清高口述，杨炳南记录的《海录》（1820年）一书(17)，暹罗、新加坡、槟榔屿、马来亚都有中国移民定居，而尤以暹罗为多。移民所操之业大体是淘金、贩货、酿酒、种胡椒、开赌场、贩卖鸦片。据说，华人移民在“槟榔士”一地即有万余人，在“噶喇叭”则不下数万。还有一个叫樊守义的人，曾于1707年到达过非洲。那时，大概还没有到欧美的。19世纪中叶以后，为了谋生而向海外移民的华人在地域和人数上都已超过了这个时期。于是而有所谓近代华侨史。二是会党。由于人口过多，一部分人就不能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者近乎游民，他们是会党势力的主要来源。会党崇尚忠义，虽说按儒学本意，忠与义分别对应于“五伦”中的君与友二伦，但在会党文化中，忠不过是义的修饰词，它们强调的都是“出门靠朋友”的互济互助。在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时代里，互济互助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有饭同吃。这一点对生计无着的游民有很大的吸引力。乾隆年间，御史柴潮生说：“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流民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民，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18)四方游民之成为“啯噜”，正是为了求食求衣而走到一起来了。后来，广西的“米饭主”也同此旨趣。越来越多的人把参加会党当作谋食的手段，结果是会党势力无处不在，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然而又相呼相应，成为近代中国宗族与行会之外的第三社会组织。 会党的发展同城乡社会矛盾的激化，同“反清复明”的思想影响都有关系，但主要是中国人口过多造成的。过去论史，曾从政治上强调它反封建的一面。其实，“反清复明”并没有多少反封建。只是后来资产阶级革命兴起，一部分人被裹挟于其中，才有了一点儿反封建意义。这并不是会党本来就有的东西。与这种添加的意义相比，会党中人更多打富济贫的本能。有时候，他们会融入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之中，例如川楚白莲教。但当造反烽火成为过眼烟云之后，他们同官府和地方豪强也往往很有点儿联系，以致后来“武庠中之举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屡有入其门者。在晚清以后的中国，会党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组织，而是一个病态的社会组织。1876年（光绪二年），《申报》载文概述青帮的渊源与流变说：“安庆道友之为患久矣，其名目始于安庆帮之粮船，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必上岸滋事，或盗或窃，无恶不作。在后，粮船停废，其族无以为生，即散处各州县，名曰站码头，萃聚亡命，藐法殃民。初犹淮海一带，千百成群，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卑。逞凶肆恶，结为死党。”(19)这些话代表了一种舆论，其中既有文人附和当局的惯调，也有平民的评判。但惯调和评判都说明：会党作为一股盲目的力量，其自发的冲动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会党的病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病态。而当中国社会带着一个秘密会党的王国走向近代的时候，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 三、“洋货”与“洋害” 鸦片战争前夜，中外贸易虽仅留广州一口，但中国同外部交往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已波及较大的社会生活面。 1836年，在广州商馆中落脚的外国商人有50余家，其中英商31家，美商9家，葡萄牙、瑞典、荷兰、法国商人各一家，还有“港脚”商11家。随之，陆续出现了一批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买办、通事、仆役（这里的买办并不是商务上的中介人，同后来的买办阶级不一样，但后者中的最初一部分人多半是从前者演化而来的）。他们靠外国人吃饭，因此，是外国人可以直接影响的一部分中国人。官府虽常以“奸棍”视之，有心抑勒，但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些人在口岸附近的社会生活中却越来越活跃。创刊于这个时期的《中国丛报》在发刊词中说：“三十年前，这里没有一个人能从中文翻译成英文，也没有一个天子的子孙能正确地阅读、书写英语或说英语”，意在比较今昔，说明30年间风气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在地域和人数上都是有限的。 东印度公司商船 更能发生影响的是同一个过程中由广州进入中国的西方商品。桐城派文人管同作《禁用洋货议》一文，慨叹“数十年来，天下靡靡然争言洋货。虽至贫者，亦竭蹶而从时尚”(20)。他所说的“天下”未必实指中国的东西南北，但至少说明了若干洋货所到的区域，消费观念正在显著地移易。另一个叫程含章的人则对外国入华商品的总量作了大概估计，“若大泥羽毛哔吱铜锡绵花苏木药材等类，每岁约值千万金”(21)。在来自农业的国赋成为国家财政主要收入的时代里，这个数目是很大的。管同与程含章是那个时候士大夫中的关心时务者，但两者的叙述不是欣赏而是忧虑。他们是分别在《禁用洋货议》和《论洋害》的题目下发议论的。论旨所归，在于“宜戒有司，严加厉禁。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其货之在吾中国者，一切皆焚毁不用，违者罪之”(22)。这种忧虑，说明他们感到了来自外洋的压力，其敏锐有足多者。 主张中国不需要西洋的呢绒钟表，在那个时候是不奇怪的。但他们把外国货笼统说成“洋害”，则并不确切。真正腐蚀中国社会的洋害是鸦片。从1800年到1820年，20年间，每年输入的鸦片在4 000箱左右。以后逐渐见长，从1839年到1840年，达到3.5万箱。如此巨量的毒物，衰迈的中国社会是消受不了的。时人李光昭作《阿芙蓉歌》，用吟咏写出了烟雾熏罩下的一部分社会相： 熏天毒雾白昼黑，鹄面鸠形奔络绎。长生无术乞神仙，速死有方求鬼国。鬼国淫凶鬼技多，海程万里难窥测。忽闻鬼舰到羊城，道有金丹堪服食。此丹别号阿芙蓉，能起精神委惫夕。黑甜乡远睡魔降，昼夜狂喜无不得。百粤愚民好肆淫，黄金白镪争交易。势豪横据十三行，法网森森佯未识。荼毒先深五岭人，遍传亦不分疆域。楼阁沉沉日暮寒，牙床锦幔龙须席。一灯中置透微光，二客同来称莫逆。手挚筠筒尺五长，灯前自借吹嘘力。口中忽忽吐青烟，各有清风通两腋。今夕分携明夕来，今年未甚明年逼。裙屐翩翩王谢郎，轻肥转眼成寒瘠。屠沽博得千金资，迩来也有餐霞癖。渐传秽德到书窗，更送腥风入巾帼。名士吟余乌帽欹，美人绣倦金钗侧。伏枕才将仙气吹，一时神爽登仙籍。神仙杳杳隔仙山，鬼形幢幢来破宅。故鬼常携新鬼行，后车不鉴前车迹。(23) 中国自古多天灾人祸，但因成千上万人嗜毒而汇成天下巨害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由此引出了一连串严重的后果： （一）白银大量外流。按当时价格，一箱鸦片烟土须400元到800元银洋。(24)3.5万箱鸦片共值近2 000万元。时银洋1元大体合库平银7钱，折元成两，其数在1 000万上下，而国库全年收入不过6 000多万两。这个数目必然影响到国计。 鸦片仓库 （二）流通中白银的减少又造成银贵钱贱。“各省州县地丁漕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悉以钱易银，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25)于是州县亏空、盐务积疲、关税短绌比比皆是。林则徐所担心的几十年后中原“无可以充饷之银”的情况，正是就此而言的。朝臣以饷银为忧，其实，在银钱比价变动中，士农工商莫不深受其累。包世臣说：“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其卖于市也，又科银价以定钱数，是故银少则价高，银价高则物值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价高则折钱多，小民重困。”(26)其中正多以力谋食者的血泪和辛酸。 （三）吸食鸦片的人数在那个时候已达到200万。据1838年（道光十八年）黄爵滋在奏折中所说：“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以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27)这些人随鸦片的输入而出现，又会随鸦片输入的增多而数目扩大。中国人曾经以为西方人得不到茶叶大黄就会要命，这是不真实的。但对鸦片烟瘾者来说，没有鸦片倒真的会要命。嘉道之际，会稽人王衍梅记述说：“张四，吾乡人，游岭南，嗜鸦片烟。衣食尽耗，瘾至，窘不自支，舐他人煤灰以稍存活。”寥寥数语画出了一种人间惨象。鸦片不仅戕害了他们的身体，而且泯灭了他们的良知，种种罪恶因此而生。从这个时候起，终近代百年，鸦片一直同五花八门的坏事连在一起，成为旧中国最难医治的社会溃疡之一。可以说，中国人正是首先通过烟害而认识洋害的。 吸食鸦片 生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死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的龚自珍是这个时期最富社会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他留心国事，注重经世；思索发为议论，往往兼有诗人的直觉。因此，他能够用“四海变秋气”这样形象思维的句子准确地状写出嘉道年间的中国社会的态相和时序。那是一个上与下俱困的时代。上面，是“一祖之法无不蔽”；下面，是“山中之民，一啸百吟”。山中之民，有白莲教、天地会的投影，也包括对时代不满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挣扎抗争中寻求出路。这些议论深刻地勾勒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状貌，同时也反映了这个社会找不到出路的悲哀。随着旧王朝行将走向自己的尽头，中国又面临着一个周期性的改朝换代的局面。 但是，这种局面最终并没有实现。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东来使中国历史改变了轨道。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国社会蹒跚地走入了近代。走这条路不是中国民族选择的结果，而是外国影响造成的。于是而有种种变态。这一点是决定以后100多年中国命运的主要东西，它影响了近代百年社会新陈代谢。 【注释】 (1)也称康雍乾盛世。 (2)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讲义》，上册，2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崇祯五十相》，见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110页。 (4)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57。 (5)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815～81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6。 (6)梁章钜：《南省公余录》，卷4，转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210页。 (7)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280～281页。 (8)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596页。 (9)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274～275页。 (10)包世臣：《剔漕弊说》；孙玉庭：《恤丁除弊疏》，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627～628页。 (11)舒赫德：《论时文取士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57，13页。 (12)转引自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38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 (13)《书获刘之协事》，见《大云山房文稿》初集卷3，转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第3分册，634页。 (14)《仁宗本纪》，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6，本纪16，6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15)[英]爱尼斯·安德逊：《英使访华录》，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6)洪亮吉：《意言二十篇》，治平篇，生计篇，见《洪北江诗文集》，《卷施阁文甲集》，卷1，上海，世界书局仿古字版，33～34页。 (17)《海录》一书记载了早期海外移民的不甚确切的数字。其所载地名比较准确，曾经是林则徐了解世界的一本重要书籍。 (18)《录副奏折》，乾隆九年十一月六日御史柴潮生奏。 (19)《申报》，1876-06-15。 (20)管同：《禁用洋货议》，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27页，上海，生活书店，1937。 (21)程含章：《论洋害》，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21页。 (22)管同：《禁用洋货议》，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28页。 (23)《阿芙蓉歌》，见张应昌编：《清诗铎》，下册，1004～1005页。 (24)许乃济在1836年奏请鸦片弛禁一折中说：“每箱百斤，乌土为上，每箱约价洋银八百元，白皮次之，约折六百元；红皮又次之，约价四百元。” (25)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2页，中华书局，1964。 (26)包世臣：《齐民四术·农二》，见《安吴四种》，卷26。 (27)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2页。 [book_title]第四章　炮口下的震撼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海战场景之一 1839年7月和9月，中国水师与英国兵舰在九龙尖沙嘴、穿鼻洋两度炮战，标志着中英之间因禁烟而触发的冲突转为武装对抗。战事实际上已经开始。随后，从1840年6月到1842年8月，是为时两年多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自西方人1514年到中国起，是他们积325年窥探之后的一逞。炮声震撼了中国，也震撼了亚洲。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块界碑。它铭刻了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对亚洲来说，战争改变了原有的格局。在此以前，中国是东方的庞然巨物，亚洲最大一个封建制度的堡垒。但是，英国兵轮鼓浪而来，由沿海入长江，撞倒了堡垒的一壁。结果是“秋风戒寒和议成，庙谟柔远思休兵，华夷抗礼静海寺，俨然白犬丹鸡盟”，随后，“夷人中流鼓掌去，三月长江断行旅”(1)。鸦片战争不仅是英国对中国的胜利，而且是先进的西方对古老东方的最初胜利。从此，中国同周围国家的传统关系日渐改变。而日本，则从中国的遭遇中由震惊而自强，自己起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一、开眼看世界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武器的陈旧，政治的腐败，还是社会的落后？中国人曾经长期思考过这个问题。应当说这三个东西是相互联系的：因社会落后而政治腐败，因政治腐败而武器陈旧。不过，这一结论要很久之后才会出现。每一代人都是在主观、客观的双重限制下去观察和体验世界的，因此，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认识。18世纪末期，由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来华而引出的乾隆一道“敕谕”，其中所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2)，已久被引述而为人熟知。人们常常容易把它看作是一种君王个人的心态。其实，在心态的后面，是几千年小农生产所维系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不仅提供了产品，而且也生产和再生产出闭塞。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中很难滋生向外发展的欲望和冲动，因此，康、雍、乾、嘉、道二百年间，在东来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常常是被动的一方。中国由被动而抵制，由抵制而闭关，在易见的政治原因之外，还有不易见的经济原因。其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兰西、英吉利先后不远万里前来叩门，但总不能越过重重“中外之大防”。在这一方面，道光年间厘订的种种“防范夷人章程”是极富特色的，其中规定：“夷人私带番妇住馆，及在省乘坐肩舆，均应禁止也”；“夷人具禀事件，应一律由洋商转禀，以肃政体也”；“禁在广州住冬”，“限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负责约束”，“不准汉人借领外夷资本”，“不准久住澳门”，“禁雇汉乳妈及买汉婢”，“禁进省城靖海等门”(3)，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细密的防范曾有效地阻止了外人入窥堂奥，但这个过程也同样有效地使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日益模糊。方中英两国因鸦片贸易而冲突渐趋激烈之际，士大夫的议论，类多隔靴搔痒，不中肯綮：“中国之物，番人最重者，无若茶与大黄，非此二物，则病胀满而不治。今之互市，乃外夷不获已于中国，非中国不获已于外夷”，他们往往以为“绝茶与大黄不使出”，则可使夷人屈服。(4)这种见识与事实之间的距离正显示了闭关造成的虚骄与懵懂。 林则徐 鸦片战争是中西之间的武力较量和竞争。从来是朦胧一团的“泰西”，展现在中国人眼前的第一个形象就是坚船的迅速，利炮的声势。曾经身为抗英主帅的林则徐，对这种压力目睹身受，终身不能去怀。在后来遣戍伊犁途中，他给朋友写过一封信，对中西武器做了这样的对比：“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若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转展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而“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列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故所谋往往相左”(5)。应当说，这段话是沉痛的，因为其中凝结着中国士兵的鲜血。但是，作为比较的结果，它又陈述了那一代人在流血与愤痛之后的反思。关天培是英勇的。但激战之后，他手中的旧式火炮“火门透水，炮不得发”(6)，并有炮身发红炸裂者。在西方的近代炮火面前，其英勇表现了一种历史的悲怆。等而下之的杨芳，则收集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视“夷炮”为邪教法术。其仓皇失措在西方的近代炮火面前又表现了一种历史的调侃。林则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最先拿起西方这把尺量出了中国的短处。在两年多时间里，中国调动了十多万军队，先后有一名总督（裕谦）、两名提督（关天培、陈化成）、七名总兵（张朝发、祥福、江继芸、郑国鸿、王锡朋、葛云飞、谢朝恩）、两名都统（海龄、长喜）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争。但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足百人。这显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巨大的落差。一部分中国人透过弥漫的硝烟终于发觉自己面临的对手是完全陌生的。来自西洋的“夷”人，是历史上从未碰到过的族类。两千年来传统的夷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里开始动摇了。处风云旋涡中心的林则徐便在时代波潮的鼓荡下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所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华事夷言》、《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各国律例》，不仅是一种历史资料，而且记录了中国民族最初借助文字而了解到的泰西形象和情态。1832年（道光十二年），闽省渔户杨某曾在大洋面上与夷船以鱼换米，并得西人所赠书册。结果，在官府的干预下“起获夷书，咨请军机处，恭呈御览”，并招致上谕对于督抚的切责和追究：“查阅纸片字画，直系内地手笔，何似之有？且书内语句，多不成语，该抚所奏，无非上下朦混规避而已。”(7)几本“夷书”能够掀起这么大的风波，不仅说明了缺乏开明，而且说明了缺乏勇气。林则徐是从闭塞风气中走出来的人，他曾经相信过禁使茶叶大黄出口即可以治西方人的成见。但是，战争的权威性，在于它把矛盾置于生死存亡之中，并用暴力戳破了一个窟窿，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在中世纪与近代之交，林则徐观念大变，既表现了御侮的民族勇气，又表现了接纳新知的开明，两者具有同样的光彩。意味深长的是，最早对此表示称许的恰恰是渡海东来的西方人：“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8)尽管林则徐的新知中仍然掺和着种种旧见，但他是从传统的华夷观念中探出头来认识西方的人。而后才有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以及一整套兵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的议论，作为一种时代思想，它又启迪了20年以后的洋务运动。创深痛巨唤起了改革旧物的最初意识。过去久被士人置于眼界之外的“夷务”，在林则徐的手里开始成为一门学问。由此，以儒学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为宗旨，并归宿于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之学，内容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之前，所谓国计民生，以赋税、盐政、漕运、河工为大端，议论风生，多以此诸项为中心。成书于1826年（道光六年）的《皇朝经世文编》虽然出自魏源之手，而所列荦荦大端皆未出旧轨。但鸦片战争后，“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这种变化的痕迹，清楚地保存在后来众多续作的《皇朝经世文补编》、《后编》、《续编》中。它们表现了传统经世之学在近代的延伸。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最初就实现于这种延伸之中。(9) 二、官、民、夷 在鸦片战争中出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如果说林则徐的作为体现了统治阶级对外国侵略的抗御，那么三元里和其他地区以义勇自命的人们则代表了中国民众在炮口震撼下的自发抵拒。这是中西民族冲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两端的最初反应。两者之间的感应和同一是明显的。过去强调的是：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用这种三角循环来说明官、民、夷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夸张。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记录了粤之义民痛诟义律的檄文，其中说：“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此次由奸相受尔笼络，主款撤防，故尔得乘虚深入。倘再犯内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万众，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枪炮，截尔首尾，火尔艘舰，歼尔丑类者，我等即非大清国之子民。”(10)在这里，民众是以“大清国之子民”的立场与外夷相抗的。因此，他们对于“奸相”的指责，并不纯粹是官与民的对立，所谓“无君无父”、“忘恩负义”(11)，在用词上更能显示的倒是传统文化里忠义与奸佞的不可调和。人民群众的反侵略斗争固然有游离于官府之外的一面。但反侵略斗争毕竟不同于国内阶级斗争，不同于天地会、白莲教。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感情常常使官与民之间还有相通的一面。为今日史学家所称道的民众义举，其组织者和领导者则多是士绅。(12)牛栏岗歃血盟誓后选出的三元里十三乡领袖人物，以何玉成、王绍（韶）光、梁廷栋最有影响，其中一个是举人，一个是监生（一说候补县丞），一个是能够号召十余“社学”的有力者。没有这些人的个人威望，乡民的反侵略愤怒只能发为零星的一击，而无以聚成一百零三乡的涌潮。涌潮既成之后，士绅的观念又会成为民众观念的代表者。在这里，官与民的沟通正体现于士绅身上。事后，广西巡抚梁章钜在奏议中说“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借乡民之力”(13)，其褒扬之意是明显的。类似的情况，在近代百年中对外抵抗的场合常常出现。如果抹煞民族意识，这一类现象将不可理解。 三元里人民抗英指挥部所在地——三元古庙 当然，被称为“官”的人们中也确乎有以苟且一时为计者，他们在炮口的震撼下因畏惧而气沮，因气沮而辱国。广州知府余保纯，本由林则徐查办烟案时指调至省，并在与西人折冲的过程中，“实相与左右之”。但林则徐获罪之后，遂“附和琦相（善），不复自顾其矛盾，遂奉命数与义律往还，谈论烟价、香港之事，及将军（奕山）、参赞（隆文、杨芳）既至，更为张大其腐鼠之吓，抚事已定，卒以重赂完城”(14)。三元里民众集围英兵之际，又“亟出城排解之”(15)。在中英鸦片战争历史上，他并不是一个要角，但在当时的广州，却一度成为千夫所指的汉奸。《英夷入粤纪略》说，当年9月，他主持府属各县考试，而“文童哗然。皆云：‘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最后终因身被清议集矢而“不容于粤矣”(16)。当中西交逢之初，民族伤痛与夷夏之辨交相融合，作为一种多数人的群体心理，儒学所作育出来的士大夫并没有丧失攘夷之志。因此，像余保纯这种人不仅被下层民众痛詈，而且同时被士大夫群体所鄙视。他是当日官场的一个形象，但他并不是当时官场的代表。 三、条约制度下的社会变化 炮口下的震撼不仅是一种精神冲击，而且使西方人的意志借助于战争的胜利而成为近代中西之间的第一组条约。随后的一百余年里，中国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千多个。条约的网络编成了所谓条约制度：外国人通过条约“合法”地剥夺榨取、管束控制中国，驱使中国社会脱出常轨，改道变形。这个制度的起点正是鸦片战争后的第一组条约。这样说，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最早；而且因为它所包含的12年之后改约一条，已经是不平等条约制度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它的内容（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租地造屋、传教自由等等）已经象征了整个条约制度的基本内容，为后来的种种延伸和续接准备了最初的前提。因此，随着第一组条约的产生，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可见的变化。 1850年的上海 第一，外国领事和中国官吏的平等权，对清政府所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造成很大的压力。《南京条约》已经申明：“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大清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劄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17)后来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又于“平行之礼”一条无不详为备列。(18)西方人之孜孜注目于此，是多年碰壁于“中外之防，首重体制”的结果。但他们要求的“平行之礼”对传统中国来说，又不单单是一个礼仪问题：一方面，这种平等同天朝大国对待外夷历来的不平等是直接对立的。它的实现，会使王朝体制裂开一个大洞并促成夷夏之防的逐渐崩溃。另一方面，透过这种具体的平等权利又会泄漏出一点资本主义的一般平等观念。资本主义的平等固然是一种虚伪的平等，但它毕竟是封建等级制度的历史否定物。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人提出的平等要求又会引发传统社会中的人们绝不愿意看到的种种问题。这一层意思在一开始可能不如前一层意思那么明晰。但它的沉重压力是可以感受到的。恼人之处在于：西方所索取的那种内涵复杂的平等，是传统中国不能答应的，但又是不能不答应的。 第二，英国割取香港，意味着获得了经营中国的基地；而五口开放则提供了由沿海推向内地的孔道。从马戛尔尼以来，西方人为此追求了几十年，他们从道光皇帝手里得到了当初被乾隆皇帝拒绝的东西。无疑，这种由战争而造成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主权的丧失。“传闻哀痛诏，犹洒泪纵横”，黄遵宪以自己的诗才叙写了道光皇帝在割地时的痛苦。几十年来，我们满怀义愤和民族情感对帝国主义的历史罪恶已经作过无数次的谴责、批判、声讨，产生了众多的书籍和文章，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必要部分。它裁决了历史上的正义和非正义。但是，伦理观念只能说明历史的一个方面。《共产党宣言》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文明的旋涡里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9)按照这一段话，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过程中，非正义的侵略者同时又往往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者；而正义的反侵略者则常常同时是落后者。以贪欲为动机的侵略过程常被历史借用，从而在客观上多少成为一个进步改造落后的过程。要说明这个二律背反，只有借助辩证思维。鸦片战争后出现的英属香港和口岸租界，因为西方人搬来了全套资本主义制度，在那里建起国中之国，曾经长期成为近代中国殖民地标记。咸同年间有人过上海租界，作《夷场行》，在描写景物之中表达了一种深沉的愤懑和怀旧的苍凉： 鸦片战争期间中英交战情景 人间何地无沧桑，平填黄浦成夷场。高高下下嘘蜃气，十十五五罗蜂房。青红黄绿辨旗色，规制略似棋枰方。门前轮铁车硠硠，人来辟户摇锒铛。倒映窗牖颇黎光，左出右入迷中央。兜窈纠言语庞，笑指奇器纷在旁。自鸣钟表矜工良，水舂机上织成匹，磁引筒中火具扬。银镂尺表测寒暑，电景万里通阴阳，我非波斯胡，目眙安能详，中原贵远物，一握兼金偿。矧乃阿芙蓉，其毒能腐肠，世等酸咸嗜，直以饔飧当，乌虖利薮召兵甲，烽燹廿载盈海邦。不诛义律纵虎凶，哩啯呔（李国泰——引者）出尤猖狂。九州禹服万物备，何烦重译通梯航。广州南岸印吾铁，闭关不早思陶璜。圣人先见在故府，烟尘海上天苍凉。惶惑万怪有销歇，大风去垢朝轩皇。(20) 这种感情在一个被侵略的民族心中是很难消除的。但西方人在封建主义中国筑成几个资本主义的界地，由此也打开了若干窗口，使中国人得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近代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如容闳、洪仁玕、王韬、康有为等等，正是首先从香港和租界里获得传统之外世界的第一个直观印象。“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21)由直观而生羡慕，由羡慕而生比较，由比较而生追求，而后才有改革的思潮和实践。香港和租界里的资本主义，曾给封建制度下的众生以观摩、诱发，与憎恶夷场的情感一样，这也是事实。 第三，从香港和五口输入的外国商品，开始冲击中国的自然经济，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被侵蚀而逐步改组。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因为自然经济顽强抵抗，不愿退却。这种抵抗的顽强性不仅来自传统的巨大惰性，而且来自几亿小农求生的挣扎。当自然经济的一部分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破产的时候，总会有一批生产者被抛出生产之外，成为多余的人。据那个时候西方人的观察，“中国工人伙多，有用之不竭之势。所得区区工价，实非美国工人所能自给。上海如此，他处尤为便宜，盖该口工价已较内地丰厚。致远方男女来谋食者日繁有徒，虽离家不计也”(22)。但是，没有足够多的新式生产部门可以吸收他们。他们的多数人只能重新挤入密集的农业人口，在更加苛刻困苦的条件下再次组合成自然经济。苏南虽近洋场，本属首当其冲之地，但直到光绪年间，时人记叙还提到纺织与耕种相济以谋食营生的事实。甚至“村镇收租之家，至其时，积布累累。问之，则皆佃者之穷而无告以布当钱米也”(23)。面对这种情况，因西方势力楔入而产生的经济变化只能像水面波纹一样层层翻出，缓缓荡开。这一过程，终近代百年尚未完结。虽然如此，自然经济终究因此而逐步走向分解，为资本主义因素的发生和发展让出了地盘。新的生产方式在取代着旧的生产方式，并因此而造成了城乡社会生活的种种变化。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具有两重意义。对西方资本主义来说，上述变化正是他们按自己的形象改造中国的结果；对中国民族来说，这种变化则是在唯恐灭亡的忧惧之下被迫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两者比重大相悬殊。因此，经济上的新旧代谢是在变了形的社会形态下实现的。从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不是中国社会，而是西方列强。 洋商在华所设制藤厂 洋商和中国买办 第四，鸦片战争后，外人来华日渐增多（1850年在华外人约有500名），其中大半是商人、教士。他们的活动，不仅带来了商品、教义，而且有如实行嫁接，在中国社会体内，因此而长出了从未有过，但又非常畸形的新物。这就是买办阶级和皈依上帝的教民。在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外，好像出现了第五种职业阶层。这部分人在近代中国曾发生过非常特殊的作用。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他们是依附外国势力的中国人，《瀛壖杂志》一书记叙“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西人所购者，以丝茶为大宗，其利最溥。其售于华者，呢、布、羽毛等物，消（销）亦不细”(24)。这里说的是早期买办。而官府文牍则多见“习教之民恃强霸恶，愍不畏法”，作奸犯科，欺凌孤弱的恶行。(25)两者都与西洋人结缘，不无民族性异化的意味。世人嗤之以鼻诚为事出有因。但是，一种结果又会引出另一种新的结果。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上最早的代表和近代企业的著名创办者，不少正出自买办当中。以买办起家并因之而熟悉西国经营之术的郑观应后来曾作《易言》，亟论“今长江二千数百里有奇，洋船往来，实获厚利，喧宾夺主，殊抱杞忧。宜俟中西约满之时，更换旧约，另议新章。凡西人之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所有载货水脚，因争载而递减者，酌复其旧，则西人罔敢异词。更于长江上、下游间，日开行轮船，以报市价。如是，则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当道其有意乎？为国为民，胥于是乎在矣！”(26)所论虽仅以航运为题，但忧国之心历历可见，其中并无取媚外族之意。而西方的科学和文化知识能以日深月广的规模传入中国，也往往得力于若干信奉洋教的人们。不仅如此，造反的洪秀全和革命的孙中山都还曾相信过上帝和基督。在这些特定人物的身上，民族性不仅没有泯灭，反而与改革和进步相连，升华为自觉的爱国主义了。一个变形的社会，造成了事物的多种质态，多重外观。 《海国图志》 在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里，中国以中世纪的武器、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来对付近代化的敌人。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暴露了这种差距，促使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于是，在中国社会缓慢地发生变化的同时，出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等著作。这一代中国人是从地理学开始去了解西方的政治、社会、历史的。地理学中寄托了他们经世匡时的苦心，并标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端。可惜的是，在当时，对这两部意在醒世的著作予以最大注意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日本社会因炮声震撼而惊醒，中国社会却在炮声沉寂后又昏昏睡去。当19世纪60年代郭嵩焘、冯桂芬重新提起《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的时候，20年光阴已在昏睡中丧失了。读史至此，往往使人扼腕久之。 【注释】 (1)张应昌编：《清诗铎》，420页。 (2)《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76，13页。 (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1册，419～429页。这种“防范夷人章程”的条文与实际执行间有出入。如“禁在广州住冬”与“不准久住澳门”，实际是禁止住夏与不准久住省城。（详见汪敬虞：《是住冬还是住夏》，载《近代史研究》，1980（4）） (4)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521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568～569页。 (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343页。 (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一），95～97页。 (8)魏源：《海国图志》，卷81，同治丁卯郴州陈氏重刊足本，6页。 (9)“夷务”成为一个重要内容，是经世之学在近代演变的特点，是近代经世之学与传统经世之学的不同之处。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夷务”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已经同中国的前途连在一起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而两者都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不抓住经世之学的近代特点，就会流于泛泛之谈。 (10)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四），21、22页。 (12)中国的绅士与官员不一样，因为他们不食君禄。但他们又不是普通老百姓，因为他们有某种功名、身份，并因此而享有一定特权。这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的社会阶层。由于他们长期定居一地，实际上往往成为地方领袖，有平章乡里是非的权威。这些人不是统治者，但在某些地方又起着统治者的作用。绅士阶层在近代中国一直发生着很大的社会影响。 (1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1139页。 (14)夏燮：《中西纪事》，9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 (15)同上书，90页。 (16)同上书，91页。 (17)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32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18)参见上书，56、6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卷，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0)张应昌编：《清诗铎》，421～422页。 (21)《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1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2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921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23)陶煦：《租核》，1927年重印本，23页。 (24)王韬：《瀛壖杂志》，卷1，8页，光绪元年版。 (25)参见《巴县档案》，光绪二年九月十三日，见张力等：《中国教案史》，366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 (26)《易言三十六篇本·论商务》，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book_title]第五章　天国的悲喜剧 对太平天国旗帜下的农民造反者来说，挟千里席卷之势，长歌涌入金陵，开始建造人间小天堂，曾是他们的喜剧；天京陷落，天堂之梦在烟焰和烈火中化为灰烬，则是他们的悲剧。这个过程长达十数年，其起伏兴衰之迹是岁月难以磨灭的。蜿蜒曲折之中，既有胜利的欢欣，又有失败的血泪。悲剧和喜剧都包含着极其深刻丰富的社会内容。 一、白莲教、天地会和拜上帝会 咸丰 咸丰刚刚即位，就爆发了金田起义，并转瞬燃为燎原之火。对于他来说，在继承祖宗皇位的同时，似乎也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留下的灾难。 从19世纪初期开始，尖锐的社会矛盾已使中国社会渐渐临近又一次改朝换代之局。嘉庆和道光君临天下的几十年间，一面是士林风气由饾饤琐碎转为忧患时势，一面是民间愁苦在积累中化为躁动。鸦片战争之后，改朝换代的社会力量大大发展起来，并按不同的渠道汇集成流。这些力量，比之东汉黄巾、唐末黄巢、元代红巾和明季李自成，在规模上分布更广，其构成也复杂得多。当时最有影响的力量，大概可以举出几个方面：（一）白莲教支派。川楚白莲教起义被扑灭后，教门势力仍绵绵不绝，化为很多名目，广收徒众，半秘密半公开地活跃于长江以北。后来的捻军基本上就是其流派之一。（二）天地会。同白莲教注重神权相比，它更多一点反清复明的政治色彩，其山堂星罗棋布于两广、福建、台湾，渐入两湖和四川，并衍生出很多区域性的会名，互相联络，此伏彼起。在南方下层社会里，他们构成一种与官府对峙的有组织的力量。（三）1843年初创的拜上帝会。（四）以西南、西北回族起义为主干的各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起义。分别地看，它们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改朝换代力量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在时间上共存，在空间上并列，互相感应，聚合成推波助澜之势，在中世纪和近代之交唤来了中国历史上自发农民战争的最后一个高峰。时代的影响和塑造，又使它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表现出种种过去所没有过的外观。龚自珍在30年代曾说过：“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1)他以一个忧时之士的敏锐，感受到了地层之下岩浆的激烈奔突。比照后来的历史，他的话成为预言。五六十年代，炽热的岩浆终于喷薄而出，整个中国成了一片起义的火海。 在这些同时存在而又互不统属的力量里，最后成为改朝换代主导者的，不是延续了几百年的白莲教势力，也不是立基开局近两百年的天地会，更不是远离中原的少数民族反抗，而是异军突起的拜上帝会。可以说是后来者居上。拜上帝会酝酿于30年代，初创于1843年。从揭竿而起到定都南京，前后不过几年。它在短时间内做到了白莲教和天地会长时间没有做到的事。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历史现象，虽然迄今很少为人注意，但历史现象应当在历史叙述中得到说明。依我所见，后来居上正是中国社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