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book_author]钱玄同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46691 [book_dec]《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钱玄同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作的序。钱玄同洞悉今古文，立场虽偏向今文学，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褒言，但他站在历史家而非经学家的立场来审视《新学伪经考》。同时，钱玄同还以辨伪的眼光，把《新学伪经考》看作一部辨伪著作，把经”看作史料，这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钱氏认为“至于把古文经打倒以后，再来审查今文经，则其篇章来源殊甚复杂，它的真伪又是极应考辨的。但这是要站在超今文的‘历史家’的立场上才配说。”1932年6月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三卷二号抽印本。（抽印本，是从原出版书中抽出一部分或若干章节所发行的单行本。）1936年1月，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出版有日文翻译本，称支那学翻译丛书Ⅱ。 [book_img]Z_13364.jpg [book_title]（I） 康长素（有为）先生的《新学伪经考》，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他这部书于公历一八九一（清光绪十七，辛卯）刻成木板，一出版，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但原本不久即遭禁毁，一八九四（清光绪二十，甲午），一八九八（清光绪廿四，戊戌），一九〇〇（清光绪廿六，庚子），三次被清廷降旨毁版，所以当时这书极难见到。一九一七（民国六，丁巳），康氏重刻木板，改名为“伪经考”，但这重刻本出世不过十来年，现在已经不容易买到了。 这书刚出版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似乎是曾经风行过两三年的，但我敢说，那时读这书的人虽多，然懂得它的真价值的一定是极少极少。最下的，大概是因为自翁（同龢）潘（祖荫）当国以来，《公羊》之学成为一种时髦的东西，这书中的材料和议论可以作他们干禄幸进的取资罢了。稍高的，大概是看了这书力翻二千年来的成案，觉得新奇可喜罢了。最上的，大概是因为当时国势危殆，对于这位俊伟卓荦的康氏欲行变法维新之钜业，敬其人，并敬其书罢了。至于这书在考证上的价值，他们是不理会的；岂独不理会，恐怕虽在政治主张上极佩服康氏的人，对于这书也许还要说它是凭臆武断呢。我且拿皮锡瑞做个例。皮氏是当时一位经学家，而且是一位经今文学家，而且在一八九七（丁酉）到一八九八（戊戌）的时候，人皆目之为“康党”而大遭湖南的顽固党叶德辉等所排斥反对的。他的经学著作如《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王制笺》等，虽有些地方也略采康氏之说，但他对于康氏“壁中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这个断案，始终是拿住将信将疑、不敢质言的态度。皮氏且然，何况他人！甚矣，解人之难得也！ 在三十年前，对于《新学伪经考》因仔细研究的结果而极端尊信，且更进一步而发挥光大其说者，以我所知，唯有先师崔觯甫（适）先生一人。崔君受业于俞曲园（樾）先生之门，治经本宗郑学，不分今古；后于俞氏处得读康氏这书，大为佩服，说它“字字精确”，“古今无比”，于是力排伪古，专宗今文。他于一九一一年（辛亥）二月廿五日第一次给我的信中说： 《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 三月中又来信说： 康君《伪经考》作于二十年前，专论经学之真伪。弟向服膺纪（昀）、阮（元）、段（玉裁）、俞（樾）诸公书，根据确凿，过于国初（指清初）诸儒，然管见所及，亦有可驳者，康书则无之，故以为古今无比。若无此书，则弟亦兼宗今古文，至今尚在梦中也。 崔君著《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徵记》、《五经释要》诸书，皆引伸康氏之说，益加邃密。一九一一年二月廿五日的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话： 知汉古文亦伪，自康君始。下走之于康，略如攻东晋《古文尚书》者惠定宇于阎百诗之比。虽若“五德”之说与《谷梁传》皆古文学，“文王称王”、“周公摄政”之义并今文说，皆康所未言，譬若自秦之燕，非乘康君之舟车至赵，亦不能徒步至燕也。 玄同于一九一一年二月谒崔君请业，始得借读《新学伪经考》，细细籀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过。玄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证学上的价值，较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犹远过之。自一九一一（辛亥）至一九一三（民国二），此三年中，玄同时向崔君质疑请益；一九一四年（民国三）二月，以札问安，遂自称“弟子”。 我因为确信《新学伪经考》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故二十年来对于青年学子们常常道及这书，认为这是治国故的人们必读的一部要籍，无论是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都有读它的必要。 但这书无论原刻本，翻刻本，石印本，重刻本，现在都是无法买到。空口赞美，画饼充饥，这实在是一件大憾事。两年前，吾友顾颉刚先生曾经把它标点一过，打算由朴社印作《辨伪丛刊》之一，因经费窘绌之故，一时尚未能付印。现在吾友方国瑜先生把它标点印行，这真使我欢喜赞叹，不能自已。我因为二十年来曾将这书粗读数过，又得先师崔君的指导，不自揣量，妄谓对于这书的好处和坏处都能够有些了解，所以便不辞“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之讥，自告奋勇，来写这一篇序。 [book_title]（Ⅱ） 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简称可曰“辨伪”。要是不经过这步工作，“任何材料都供挦扯”，则结果尽可闹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说得“像杀有介事”，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别国如何，我不知道，所以只好撇开，不敢妄有牵涉）的伪书和伪史实在太多，所以辨伪的书籍和议论也不少，自宋以来辨伪之学尤为发达。如明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都是辨伪的专书；又清代官书《四库提要》中辨伪书的议论也很多。这些固然都是治国故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但辨明一首伪诗，一篇伪文，一部伪笔记，一部伪杂史，虽然警告治学的人们对于那些伪材料不可信任，很有益处，究竟关系还小。若辨明几部伪先秦子书，如《管子》、《商君书》、《尹文子》、《鹖冠子》、《列子》之类，自然较为重要了，但关系也还不算很大。这话怎讲呢？因为那些伪诗或伪笔记之流，大家本没有怎样看重它。有时候他们随便采用了，你若警告他们：“那是伪的，采用不得！”他们也满不在乎：“你既说采用不得，那就不采用好了。”讲到伪先秦子书，就稍微有点问题了。你说《管子》或《列子》等书，是伪造的，采用不得，他们就要迟疑了，因为若不采用《管子》或《列子》等书，岂非要抛弃一部分政治史料或思想史料吗？他们自然觉得太可惜了。但这还不打紧，因为先秦子书，他们看起来究竟不过是可爱的古书罢了。子书是自来被认为“异端”的（只有《孟子》除外，连《荀子》也要以“异端”论的），所以你说这是假的，那是假的，他们还不至于怎样生气；稍微明白一点的人，也还有肯说“某部子书是伪造的”这类话的。胡、姚之书和《四库提要》中辨伪书的议论，都是属于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惟姚书略涉于伪经，然不多，也太简略，但因此已经使妄庸人顾实大大的生气了！），所以我觉得虽然也很有用，但还不是最重要的辨伪著作。 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而自宋以来多数学者所宗之经，则更是杂凑之书，就是流俗所谓《十三经》也者。所以无论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无不宗经——宗《十三经》。他们尽管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经”。因为信任“经”的缘故，于是认为“经”中所有的一定是最真实的史料，一定可以采用的。譬如治文学的，对于《尚书》的《益稷》（应该说《皋陶谟》，但《十三经》中的《尚书》是用伪孔本，将《皋陶谟》下半分为《益稷》）中的帝舜及皋陶之歌，认为真是虞代文学了；对于《五子之歌》，认为真是夏代文学了。又如治历史的，什么伏羲画八卦呀，什么尧舜禅让啊，什么禹治洪水呀，认为是古代的真历史了。又如治政治的，对于《周礼》，认为真是周代的官制；对于井田，认为古代真有那样的田制。其他如风俗、礼仪、神话、圣迹，凡“经”中所有的，或解经的先生们所说过的，一一皆看做最可靠的真史料，任意挦扯，尽力采用。——这种情形，不但过去的学术界是这样；你看，现代新出的书，关于国故方面的材料，除了一二种特别的，能根据甲骨刻辞、尊彝铭文，及新发掘得的古器物来讲古史外，一般的《中国文学史》不是依然大谈其《五子之歌》吗？一般的《中国历史》不是依然谈三皇五帝，谈周公作《周礼》吗？ 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我认为点印《新学伪经考》这类书，比点印《四部正讹》这类书尤为切要。 但我说这句话，有些人一定要反对。他们以为像《新学伪经考》这类书，辨“今文”“古文”的真伪那是“经学家”的事，不治“经学”的人，不必去管这些问题。我以为这是极大的错误！“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既是史料，就有审查它的真伪之必要。古文经和今文经的篇章不同，字句不同，多少不同。孰为可信的真史料，孰为不可信的伪史料，岂可漫不考辨而随意的采用或随意的不采用！ 或谓：“子言诚是。但康有为不是很尊信今文经吗？他不是经今文学家吗？他站在今文家的立场上来辨古文经为伪书，他的话可信吗？公允吗？今文经真是真书吗？古文经真是伪书吗？有人说他是偷了廖平的成说，据为己有，有什么价值可言！”抱这样见解的人，我总疑心他没有看过《新学伪经考》；或者是虽然看了，但因为有怀疑今文经说或厌恶康氏的成见在胸，所以觉得他说的话总是不对的。我以为康氏政见之好坏，今文经说之然否，那是别一问题。就《新学伪经考》这书而论，断不能与廖平的《今古学考》等书相提并论。廖氏之书，东拉西扯，凭臆妄断，拉杂失伦，有如梦呓，正是十足的昏乱思想的代表，和“考证”、“辨伪”这两个词儿断断联接不上。康氏这书，全用清儒的考证方法。——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吾友胡适之（适）先生曾用很精炼的两句话来说明这方法：“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这书证据之充足，诊断之精核，与顾炎武、阎若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炳麟）师、王国维诸人的著作相比，决无逊色，而其眼光之敏锐尚犹过之；求诸前代，惟宋之郑樵、朱熹，清之姚际恒、崔述，堪与抗衡耳。古文经给他那样层层驳辨，凡来历之离奇，传授之臆测，年代之差舛，处处都显露出伪造的痕迹来了。于是一千九百多年以来学术史上一个大骗局，至此乃完全破案：“铁案如山摇不动，万牛回首丘山重”，《新学伪经考》实在当得起这两句话。我们只能说，还有些地方被康氏忽略了，没有举发出来的；也还有极好的证据为康氏所未注意或未及知的；也有康氏一时的粗心或武断，致语有渗漏，论有偏驳，我们应该匡正他的。总之自《新学伪经考》出世以后，汉古文经之为伪造已成不易之定论，正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出世以后，晋《古文尚书》之为伪造已成不易之定论相同。我们现在对于康氏这书，应该做程廷祚、惠栋、江声、王鸣盛、段玉裁、丁晏（均辨驳伪《古文尚书》而对于阎说有所修正者），不应该做毛奇龄、洪良品、王照（均替伪《古文尚书》辨护者），这是我敢坚决主张的。至于问今文经是否真书，这要分别说明。若对于古文经而言，当然可以说今文经是真书，因为今文经在前，古文经在后，而古文经是故意对于今文经来立异的。古文家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是这样：“我的篇章比你的多；我的字句比你的准；我的解释比你的古；我有你所没有的书，而你所有的我却一概都有。”因为古文家是这样的态度，所以他就上了今文家一点小当：今文经中汉朝人伪造的篇章，古文经中居然也有了，如《易》之《说卦》以下三篇和《书》之《泰誓》皆是。古文经，据说非得自孔壁，即发自中秘，或献自民间，总之皆所谓“先秦旧书”也。先秦人用“古文”写的书中居然有汉朝人伪造的篇章，这不是作伪的显证吗？古文经对于今文经而立异，就是对于今文经而作伪。所以今文经对于古文经，当然可以傲然的说自己是真书；而站在今文家的立场上来斥古文经为伪书，是可信的，是公允的。至于把古文经打倒以后，再来审查今文经，则其篇章之来源殊甚复杂，它的真伪又是极应考辨的。但这是要站在超今文的“历史家”的立场上才配说；若站在古文家的立场上，则绝对没有来议论今文经的真伪之资格！举个例来说：我们若疑今文家所言周代的典礼制度不足信，则应该根据尊彝铭文来推翻它，绝对不应该根据《周礼》来推翻它。据我看来，今文经中有一部分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文章，这一部分只能作为儒家思想史的材料，而不能作为古代历史的材料。所以今文经即使全是真书，但决不能说全是史实。关于“托古改制”这一点，也是康氏所发明的，他有极精详的考证，在《孔子改制考》中。（《孔子改制考》一书，在考辨史料上，比《新学伪经考》更进一步，也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书，我希望方君暇时也把它标点印行。）——综上所言，我认为康氏说古文经为伪造，证据是极确凿的；他说今文经是真书，对于古文经而言，也很对的；至于今文经中有许多不能认作真史料的，康氏也已经见到，别有考证。所以我说康氏这部《新学伪经考》是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著，是治国故的人们必读的要籍。至于康氏尊信今文家言和他自己的“托古改制”的经说（如他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论语注》、《孟子微》等），还有他那种“尊孔”的态度，其为是为非，应与《新学伪经考》分别评价；《新学伪经考》在考证学上的价值，决不因此而有增损。善夫，顾颉刚先生之言曰： 康有为为适应时代需要而提倡“孔教”，以为自己的“变法说”的护符，是一件事；他站在学术史的立场上打破新代出现的伪经传又是一件事。（《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book_title]（Ⅲ） 《新学伪经考》中，我认为精当的和错误的部分，现在择要论之如次：—— 书中最重大的发明有二点： （1）秦焚《六经》未尝亡缺； （2）河间献王及鲁共王无得古文经之事。 （1）《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一篇，所举的证据没有一条不是极确凿的，所下的断语没有一条不是极精审的。“书缺简脱”或“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这类话，经康氏这一番考证，根本打倒，决不能再翻案了。我现在又想到两点，亦颇足为破“书缺简脱”之说之证： （ㄅ）《诗经》的篇数，若照古文经的《毛诗》说，全经该有三百十一篇。因《小雅》中之《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都是“有其义而亡其辞”，故残本之今文经只剩了三百零五篇。《郑笺》：“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孔疏》：“六国之灭，皆秦并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诗》、《书》，故以为遭此而亡之。”据此所说，这六篇诗是因秦焚而亡缺了。但汉初传《诗》，即分鲁、齐、韩三家。这三家各自传授，并非同出一源，何以申培、辕固、韩婴三位老先生都把这六篇诗忘了，又都把其他的三百零五篇记住了！天下竟有这样巧事，岂非大奇！更奇的是，古文之《毛诗》，这六篇的篇名虽然幸被保存了，偏偏它们的词句也亡缺了！今文《诗》据说是靠讽诵而传下来的，三位老先生既同样的背不出这六篇，而古文《诗》据说是从子夏一代一代传到大毛公，作《故训传》，被河间献王所赏识，立博士，则早已著于竹帛了，偏偏也是缺了六篇，偏偏和今文三家同样的也是缺了这六篇。这种奇迹，居然能使自来的经学家深信不疑，刘歆的魔力真是不小哇！ （ㄆ）《史记·秦始皇本纪》：“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这是博士之书不焚之铁证，康氏已详言之矣。在这一点上，我又找出奇迹来了《史记·儒林传》云：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 下文忽云： 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 《始皇本纪》中明明说博士以外的书才要焚，而《儒林传》中偏说伏老博士因为政府焚书而把《尚书》藏到墙壁里去，以致亡缺。如此矛盾，如何可信！康氏及崔君都说《史记·儒林传》曾被刘歆增窜，我看是很对的。即此一事，足以证明伏生在汉文帝时所传的《尚书》，就是他在周末所受的，也就是他做秦博士时所掌的，并无亡缺。刘歆非说今文《尚书》为残本不可，于是不得不增窜《史记·儒林传》以为证据，初不料竟与《始皇本纪》抵牾也。 或曰：“然则汉初申培、辕固、韩婴、伏胜、高堂伯、田何、胡母子都、董仲舒这八位经师所传的《五经》，果与孔子之时完全相同欤？”答曰：这个问题当然有待于仔细的讨论，决不能随便武断。据我看来，今文《五经》中，恐怕有一部分是战国时人的著作。但八位经师之中，惟董生年辈较晚；其他七人，高堂与田不可考，似乎是生于周末；至于申、辕、韩、伏、胡母五人，皆周末之儒生也。他们在周末受经，经过国祚只有十余年之秦，至汉初而传经，我敢说他们在汉初所传之本就是在周末所受之本，没有什么两样。（董生的年辈虽稍晚，但他所传的《春秋》，与胡母生的并无不同。）我们可以说经中有战国时增加的部分，然决无秦汉间亡缺的部分；汉初的今文经固然未必与原始的经相同，但是一定与周末的经相同。 （2）《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辨伪》一篇，康氏于一九一七（民国六，丁巳）重刻这书时所作的《后序》中有一段自述的话，很简赅，可作此篇的解题读： 吾……拾取《史记》，偶得《河间献王传》、《鲁共王传》读之，乃无“得古文经”一事，大惊疑，乃取《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对较《史记》读之，又取《史记》、《汉书》、两《儒林传》对读之，则《汉书》详言古文事，与《史记》大反，乃益大惊大疑。又取《太史公自序》读之，子长自称天下郡国群书皆写副集于太史公，太史公仍世父子纂其业，乃繙金匮石室之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子长于中秘之书，郡国人间之藏，盖无所不见，其生又当河间献王鲁共王之后，有献书开壁事，更无所不知；子长对此孔经大事，更无所不纪。 然而《史记》无之，则为刘歆之伪窜无疑也。 这真是巨眼卓识！他从这一点上起了疑问，先“大胆的假设”，说古文经是伪造的，于是“小心的求证”，—— 以《史记》为主，遍考《汉书》而辨之；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遍考周秦西汉群书，无不合者。虽间有窜乱，或儒家以外杂史有之，则刘歆采撷之所自出也。于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万理千条，纵横皆合矣。（亦《后序》语） 照此看来，这一篇是他做《新学伪经考》的起点。这篇末了有一段极精要的话： 据《艺文志》、《刘歆传》、《河间献王传》：古文《书》、《礼》、《礼记》，共王与献王同得，而皆不言二家所得之异同。岂残缺之余，诸本杂出，而篇章文字不谋而合，岂有此理？其为虚诞，即此已可断。然《艺文志》又言，“《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礼》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与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谋而同，绝无殊异。焚余之书，数本杂出，而整齐画一如是，虽欺童蒙，其谁信之！而欺绐数千年，无一人发其覆者，亦可异也！ 这种奇巧的情形，一经点破，真要令人绝倒！不知何以后来的古文家总是那样深信不疑；而自命为无门户之见的学者，也都不敢怀疑，不敢考辨，一任刘歆欺矇，真可异也！ 此外还有两点，也是康氏的特识： （3）他说《史记》中有被刘歆增窜的部分。这一点，康氏虽已见到，但未暇深究，仅引其端，附《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之末。先师崔君继康氏而专考此事，发见甚多，撰成《史记探源》一书。关于此点，几无余蕴矣。 （4）他说刘向与刘歆父子异撰，向为今学，歆为古学，成《刘向经说足证伪经考》一篇。盖自来治校雠之学者，总认向歆父子为同术。康氏于此篇之首大声疾呼曰：“盖人以为《七略》出于刘向而信之，不知其尽出于歆也；又以为《别录》出于刘向而信之，不知其亦伪于歆也。”可谓一语破的！（关于这一点，崔君的《史记探源》和《春秋复始》中又补充了许多材料。） [book_title]（Ⅳ） 打倒古文经的中心文章，自然是《汉书艺文志辨伪》。（《书序辨伪》、《汉书儒林传辨伪》、《经典释文纠谬》、《隋书经籍志纠谬》四篇，与《艺文志辨伪》或互相发明，或补所未备，均当参看。）这篇文章，证据详备，驳辨明快，从大体上说，是很精核的；但疏略武断之处亦颇不免。兹就管见所及，按经分述如下： （ㄅ）《诗经》 康氏之辨《毛诗》，议论最为透彻，吾无间然。他不相信徐整和陆玑说的两种传授源流；他不相信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这六篇“笙诗”；他不相信《商颂》是商代的诗；他不相信有毛亨和毛苌两个“毛公”；他并且根本怀疑“毛公”之有无其人；他不相信河间献王有得《毛诗》立博士这回事；他确认《毛诗序》为卫宏所作。这都是极精当的见解。我觉得他辨诸经的伪古文，以辨《毛诗》为最好。前乎他的魏源，虽也不信任毛诗，但见解远不及他。惟宋之郑樵、朱熹，清之牟庭、崔述，其攻击《毛诗》，堪与康氏相伯仲。 （ㄆ）《尚书》 康氏之辨《古文尚书》，有极精核的议论，也有不彻底的见解，还有很错误的叙述，兹分述之： 《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孔安国……悉得其书，……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康氏说共王薨于武帝初年，孔安国为武帝博士，也早卒，均不及至武帝末年，遭巫蛊事，年代差舛，故知为伪。又，《汉书·儒林传》云：“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他说今考史迁载《尧典》诸篇说实皆今文，以为古文者，妄。（按：崔君遍考《史记》所载关于此五篇之说，可证其为今文与今文说者凡二十二条，无一从古文说者，足为康说之铁证，详《史记探源》。）他的《书序辨伪》篇中辨《今文尚书》止有二十八篇，《泰誓》确为后得。又说《书序》亦刘歆所伪作，《今文尚书》无序，力驳陈寿祺“今文有序”之说。这都是他极精核的议论。 《史记》载入之《书序》，决非司马迁原文所有，实为妄人所窜入（未必就是刘歆）。有《史记》叙事与《书序》不合而不录《书序》者，如《文侯之命》及《秦誓》等篇是也。有《史记》无其事而仅录《书序》者，如《帝诰》、《女鸠》、《女房》、《典宝》、《夏社》等篇是也。（《书序》中之伪篇以《商书》为量多，故窜入《史记》者亦以《殷本纪》为最多。我们看商代最真实的史料甲骨刻辞中的文句和社会状况，可以断定那时绝对不会有《书序》所说的那一篇一篇的文章。商代历史本极缺乏，故刘歆得以任意增窜也。）有《史记》叙事与《书序》不合而又录《书序》，以致前后文自相矛盾者，如《盘庚》及《高宗肜日》诸篇是也。看第一例，可证《史记》与《书序》无关。看第二例，则增窜之迹显然可见。看第三例，更可明其为不顾文义之妄人所窜入。关于此点，崔君的《史记探源》中考辨最为精详。康氏虽知百篇《书序》为刘歆所伪造，然对于《史记》中的《书序》，尚谓“《史记》与《书序》同者，乃《书序》勦《史记》，非《史记》采《书序》”，其《书序条辨》中屡有“《史记》云，因某事作某篇，即刘歆所本”这样的话，他还是被骗了！这是他不彻底的见解。 刘歆伪造的《逸书》，凡十六篇；又把《九共》九篇分开，称为二十四篇。其篇名、篇次及分合各点，列之如下（用“一、二……”记十六篇，用“1、2……”记二十四篇）： 《舜典》　一　1 《汩作》　二　2 《九共》（九篇）　三　3、4、5、6、7、8、9、10、11 《大禹谟》　四　12 《弃稷》　五　13 《五子之歌》　六　14 《胤征》　七　15 《汤诰》　八　16 《咸有一德》　九　17 《典宝》　十　18 《伊训》　十一　19 《肆命》　十二　20 《原命》　十三　21 《武成》　十四　22 《旅獒》　十五　23 《冏命》　十六　24 康氏的《尚书篇目异同真伪表》第五栏“十六篇伪古文篇目”所列为—— 《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谟》、《胤征》、《汤诰》、《伊训》、《武成》、《冏命》 之十七篇，而—— 《弃稷》、《五子之歌》、《典宝》、《咸有一德》、《肆命》、《原命》、《旅獒》 之七篇均未列入，这是绝无根据的。他的《汉书艺文志辨伪》中引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语叙此十六篇与二十四篇，亦全同旧说并无驳辨之语，可知此表所叙，乃是一时的错误。他偶然误把二十四篇的计算法来算十六篇（就是误把《九共》分作九篇作为十六篇的计算法），于是觉得多出几篇来了，就胡乱的把《弃稷》等七篇删去，这实在太不应该了！而且就照他那么办，他所列的还不是十六篇，乃是十七篇。这是他很错误的叙述。 《汉书·艺文志》叙《今文尚书》的卷数是这样： 《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 欧阳《经》三十二卷。 欧阳《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案：伏生所传《尚书》，本来只有二十八篇：“《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大小夏侯《经》皆增为二十九篇，其《章句》与《解故》亦皆二十九篇。独欧阳《经》为三十二卷，而其《章句》则三十一卷，又与《经》异，颇难索解。康氏对此问题，搁起不谈，但云“欧阳《经》及《章句》卷数难明”，又云“并难引据”（《书序辨伪》）而已。王引之《经义述闻》以为，《经》与《章句》皆有误字，皆当作三十三卷，盖取二十九卷中之《盘庚》与《泰誓》各分为三，故为三十三卷。王氏此说，因为两处都要改字，才能成立，所以别人都不以为然。陈寿祺《左海经辨》说： 伏生经文二十八篇，增《泰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必百篇之《序》也。西汉经师不为序作训，故欧阳《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 陈氏此说，显然错误。《今文尚书》无序，《书序》为刘歆所伪作，康、崔二君之所考明，已成定论。但陈氏之计算卷数，略有可采之处，故先把他这段话引在这儿。 我以为要说明欧阳《经》及《章句》的卷数，应该根据《汉石经》。但是说到《汉石经》，却有一篇很别致的文章，不能不先说明它。原来《汉石经》中竟有《书序》。《汉石经》中有《书序》，不是适足为陈氏“今文有序”之说之显证吗？不然！不然！陈氏说今文有序，是与古文同样的百篇《书序》，故胪举今文家提到今文经所无而只见于百篇《书序》之篇目，以为今文有序之证。但《汉石经》中的《书序》，却很别致，仅有今文经所有的二十九篇之序，此外七十一篇序一概没有，这是计算它的行数字数而可以断定的。这样别致的《书序》，不但陈氏所未知，且西汉人及刘歆等亦从未道及。西汉今文家绝无言及《书序》者，也绝无称引《书序》文句者。刘歆、杨雄、王充诸人皆据百篇《书序》以证《今文尚书》为不全，绝不据百篇《书序》以证二十九篇《书序》为不全。由此可知一定是东汉的今文家就古文的百篇《书序》，删去今文所无的七十一篇，以成此二十九篇《书序》；决非西汉时本有今文的二十九篇《书序》，而被古文家加上七十一篇，以成百篇《书序》。汉代的今文经师，识见甚陋，他们反对古文家，绝够不上说辨伪，只是怕人家来分他的地盘而已。只要地盘稳固了，那经的真伪问题，他们本不想研究，亦非他们的识见所能判断；变更原来的面目以趋时尚，也毫不要紧，《易》增《说卦》以下三篇即其一例。所以古文既有《书序》，他们也不妨把它抄来，加在今文经中。但因当时有“《尚书》二十九篇，法北斗七宿”及“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这些穿凿不根的谬论（均见《论衡·正说篇》），若把百篇《书序》完全抄来，总觉得有些不合式，于是就单抄“有法”的二十九篇的序了。先师崔君《史记探源》卷一《序证》“《书序》”节中谓《洪范》与《君奭》两序皆与《史记》不合，证明为刘歆之说。今《汉石经》的《书序》中《洪范序》存“以箕子”三字，《君奭序》存“周公作君”四字计其字数，知其上下文必与古文《书序》相同，这也是东汉今文家抄古文序的一个证据。所以得此二十九篇的《书序》，更可十分坚决的说西汉的《今文尚书》绝对无序！ 现在要说“欧阳《尚书》的卷数与《汉石经》”这个问题了。 汉石经所用的本子：《诗》鲁，《礼》大戴，《易》京，《春秋》及《公羊传》严，《论语》张侯，均由吾友马叔平（衡）先生次第证明；惟《书》用何家之本，尚未考定。我从卷数上研究，窃谓是欧阳《经》也。其证有二： （ㄅ）《隶释》所录《石经尚书残碑》中，有“建乃家般庚既迁”数字。“建乃家”是《盘庚》中篇的末句，“般庚既迁”是它下篇的首句，两句之间空一个字，是《汉石经》的《盘庚》分上中下三篇也。 （ㄆ）最近所出《汉石经》的《书序》残石，凡九行，兹依原石行款，录之如下： 周 同甫公使以堪遂广民 异刑作召箕饥与度 君公子● 首行存一“民”字，系《秦誓》篇末“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之“民”字。末行存“同异”二字，当是校记。把这首末两行除外，其中七行是今文二十九篇《书序》。 此二十九篇《书序》中，有《泰誓序》（应在书序第三行），无《康王之诰序》（《顾命序》在第六行，其下应接《鲜誓序》，方与字数相合，故知无《康王之诰序》），则《今文尚书》二十九篇之一，陈寿祺等以《书序》当之，龚自珍等分《康王之诰》以当之，而均不数《泰誓》者，皆非也。旧说以为伏生本二十八篇，加后得之《泰誓》一篇，故为二十九篇，实在没有错。《汉志》叙大小夏侯《经》、《章句》及《解故》皆二十九卷，必是如此。《汉石经》分《盘庚》为三，则三十一；又加《书序》，则三十二。欧阳《经》的卷数适与《汉石经》相同，故疑《汉石经》所用的是欧阳经。至于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则因不为《书序》作训之故，陈寿祺之说是也。（其实是西汉经师作训时尚未有《书序》耳。） 兹将欧阳大小夏侯及《汉石经》的分卷异同表列如下： [IMG: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_1.jpg] 陈寿祺的“今文有序”十七证，康氏一一驳之，皆是也。但是他的第十三证，对于“欧阳《尚书》的卷数与《汉石经》”这个问题却有用处。他说： 《后汉书·杨震传》：曾孙彪议迁都曰：“般庚五迁，殷民胥怨。” 此引《商书·般庚》之序也。彪世传欧阳《尚书》，所据乃其本经。今文有序，其证十三矣。 东汉习欧阳《尚书》者引《书序》，而《汉石经》有《书序》，这也可以作为汉《石经》用欧阳《经》的一个证据。 （ㄇ）《仪礼》 康氏主张《经》皆孔子所作之说（《孔子改制考》中有《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一篇），故认制礼者是孔子而非周公，谓《仪礼》十七篇悉为孔子所作，本书中已发其端，《孔子改制考》中乃大畅其旨。康氏此说，人多视为无徵之臆谈；赞成而采用之者，惟皮锡瑞之《经学历史》与《经学通论》耳。我以为孔子制礼之说虽未尽当，然亦非无徵之臆谈，比周公制礼之说高明多矣。礼之中确有一部分为孔子所制，如“三年之丧”，看《论语·阳货篇》，《孟子·縢文公篇》，《墨子》非儒、公孟、节葬诸篇，则此礼制自孔子，实有明徵。惟《仪礼》中如《聘礼》所言，与孔子之主张相背（崔述与姚际恒皆有此说），而升降揖让之繁文缛节，自非孔子所定，且与孔子重礼之意亦未必吻合；其书盖晚周为荀子之学者所作。《仪礼》为晚周之书，毛奇龄、顾栋高、袁枚、崔述、牟庭皆有此说。近见姚际恒之《仪礼通论》，亦谓《仪礼》为春秋后人所作。姚书尚未刊行，世所罕见（最近始由吾友顾颉刚先生向杭州旧家抄得），今录其一二要语于此。其言曰： 《仪礼》是春秋以后儒者所作，如《聘礼》皆述《春秋》时事；又多用《左传》事，尤可见。（卷前，《论旨》） 又曰： 《祝辞》多用《诗》语，便知《仪礼》为春秋后人所作。（卷一，《士冠礼》） 对于《聘礼》一篇，谓其—— 前后多规摹《乡党》之文，而有意别为简练刻画以异之。（卷八，《聘礼》） 看姚氏所论，可知《仪礼》的确作于晚周；《五经》之中，当以《仪礼》为最晚出之书。不信康氏之说者，多从旧说，以为周公所作。实则康氏以为作于孔子尚嫌太早；若作于周公之旧说，则离事实更远，真是无徵之臆谈矣。 康氏之辨《逸礼》，其说采自邵懿辰的《礼经通论》。邵氏根据《礼运》中“冠、昏、丧、祭、射、乡、朝、聘”（今本“乡”误作“御”，邵氏始订正之）之次，证今文《仪礼》十七篇为完书，当以大戴之次序为最合；又谓若取王应麟、吴澄二氏所举《王居明堂礼》、《天子巡狩礼》、《奔丧》、《投壶》诸篇厕于十七篇之间，则不相比附：故知《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剽取杂书而伪造者。其说极为精当。（姚际恒亦以《逸礼》三十九篇为伪书，说见《仪礼通论》的《论旨》。） （ㄈ）《周礼》 康氏辨《周礼》之说曰：“《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这几句话，真所谓“一针见血”之论，《周礼》的原形给他识破了。他又取《汉书·王莽传》中莽所措施与《周礼》相证，成《汉书王莽传辨伪》一篇。凡所举证，皆极精核。读了他这篇文章，可无疑于刘歆为王莽更法立制而造为《周礼》，伪托于周公之说矣。现在除墨守古文家言者，对于郑玄要“头面礼足”者，以及认“一切古籍皆是真书”之浅人外，凡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周礼》，皆不信其为周公之书。但又有以为系晚周人所作者，如钱穆与郭沫若二氏皆有此说。钱氏撰《周官著作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十一期），谓以何休所云“《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之说为近情。郭氏撰《周官质疑》（见其所作《金文丛考》中），谓“《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袭其师‘爵名从周’之意，纂集遗闻佚志，参以己见而成一家言。”我以为从制度上看，云出于晚周，并无实据；云刘歆所作，则《王莽传》恰是极有力之凭证：故仍认康氏之论为最确。即使让一步说，承认《周礼》出于晚周，然刘歆利用此书以佐王莽，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既利用矣，则大加窜改以适合王莽更法立制之用，当时实有此必要。故今之《周礼》，无论是本有此书而遭刘歆之窜改，或本无此书而为刘歆所创作，总之只能认为刘歆的理想政制而不能认为晚周某一学者的理想政制。而若考周代之政制而引用《周礼》为史料，则尤为荒谬矣。 （ㄪ）《礼记》 康氏之辨《礼记》，有极精之语；但他还是被刘歆骗了，所以支离穿凿之论也很多。 他说： 孔门相传，无别为一书谓之《礼记》者。 这话极是。他又说： 既非孔子制作，亦无关朝廷功令。其篇数盖不可考，但为礼家附记之类书。 这话也对。 但康氏终不免被刘歆所骗。《汉书·艺文志·礼家》： 《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遗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 又《乐家》： 《乐记》二十三篇。 又《论语家》： 《孔子三朝》七篇。 这五种都是《古文礼记》。《隋书·经籍志》：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 《经典释文序录》： 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四篇。 按：依《汉志》所列五种，其总数当为二百十五篇，而《隋志》谓为二百十四篇者，《记》一百三十一篇少了一篇故也。《隋志》谓刘向检校时已少一篇，但《汉志》本于刘向（实应说刘歆）的《七略》与《别录》，仍说是一百三十一篇，这事究竟如何，现在无从知道了。《释文》引《别录》比《隋志》又少了十篇，为二百〇四篇。我疑心或是传写误脱“十”字，然它下文有“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之语，似不应两处都脱“十”字，疑莫能明。但这二百十五篇，二百十四篇，二百〇四篇的参差问题，与本节所说没有什么关系，可以不论。我的意思，是要说明《汉志》所谓“一百三十一篇”，《隋志》所谓“二百十四篇”及《释文》所谓“二百四篇”，都是指《古文礼记》而言，与今文无关，与今存之《大戴礼记》及《小戴礼记》亦非一物，决不可把它们牵合为一事，但康氏却认“二百四篇”为《今文礼记》的篇数而被刘歆窜改为—— 《记》百三十一篇，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 《王史氏》二十一篇， 《曲台后仓》九篇， 《中庸说》二篇， 《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传》四篇。 共二百〇五篇（康云二百〇六篇，今案七种合计只有二百〇五篇）。说二百〇四篇之《礼记》为这样七种书的合计，是毫无根据而为康氏一人所臆造，决不可信。 他于是又异想天开，造出一段“《今文礼记》二百〇四篇”的账来，他把《汉书·艺文志·儒家》中选出十九种书以当“《今文礼记》二百〇四篇”。我现在为使看的人一目了然计，特将《汉志儒家》在《高祖传》以前之三十一种书名全抄于下，其康氏选作“《今文礼记》二百〇四篇”之十九种，外加括弧〔　〕以示别： 〔《晏子》八篇〕〔《子思》二十三篇〕 〔《曾子》十八篇〕　〔《漆雕子》十三篇〕 〔《宓子》十六篇〕　〔《景子》三篇〕 〔《世子》二十一篇〕〔《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 〔《孟子》十一篇〕　〔《孙卿子》三十三篇〕 〔《芋子》十八篇〕　《内业》十五篇 《周史六弢》六篇《周政》六篇 《周法》九篇《河间周制》十八篇 《谰言》十篇《功议》四篇 〔《寗越》一篇〕〔《王孙子》一篇〕 〔《公孙固》一篇〕　《李氏春秋》二篇 〔《羊子》四篇〕〔《董子》一篇〕 〔《俟子》一篇〕《徐子》四十二篇 《鲁仲连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 《虞氏春秋》十五篇 康氏所选的十九种书，合计二百十四篇，但他自己却说“实二百四篇”。他接着又说： 是则二百四篇者，七十子后学记，原篇人所共知。歆欲攻后仓士礼之阙，又窥见《礼经》十七篇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无多，乃伪造典礼以为《明堂阴阳》《王史氏记》，谓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于是去取七十子后学及后仓记，而窜《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数十篇于其中，以实二百四篇之目，而痛抑今学为“推士礼而至于天子”。其作伪之术，情见乎辞。 其实刘歆并没有“去取七十子后学及后仓记……以实二百四篇之目”，倒是康氏忽然去取《儒家》各书以实二百四篇之目了。康氏致误之由实缘误认《古文礼记》为《今文礼记》也。《今文礼记》本无此书，康氏已自言之矣（见上引）。今文礼家或有抄撮儒家诸子中关于论礼的文章；或有他们自己对于礼的讲论，如《曲台》、《后仓》之类；又如《白虎通》中所引之“某某记”等，大多数当亦为今文家论礼之作；即今存之《二戴记》中，也许采了些今文家论礼之作。但这些都是零星散文，在西汉时并没有像古文家那样编成一部丛书式的《礼记》。所以主张今文的人决不该说“七十子后学记原有二百四篇”这样一句话。 至于今存之《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及《大戴礼记》三十九篇（本有八十五篇，今残存此数），关于这两部礼记的记载，最早的是郑玄的《六艺论》，他说：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经典释文序录》引晋陈邵的《周礼论序》说： 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 《隋书·经籍志》说： ……戴德删其（指刘向所叙之《记》二百十四篇）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 这三种记载，彼此有两点不同： （ㄅ）《六艺论》说《二戴记》各有所受，彼此不相干，又没有提到《二戴记》的来源。《周礼论序》与《隋志》则均谓《大戴记》是删《古文记》而成的，而《小戴记》又是删《大戴记》而成的。 （ㄆ）《六艺论》与《周礼论序》均谓《小戴记》原来就有四十九篇。《隋志》则谓《小戴记》原来只有四十六篇，马融加入三篇，才成为四十九篇。 案：戴圣删《大戴记》之说，陈寿祺和皮锡瑞都以为是不对的。戴德删《古文记》之说，自来学者皆无异议。我以为单就这样一句话论，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戴德是西汉的今文经师，当他的时候并无所谓《古文记》也。但这是驳这样一句话。若论今之《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这两部书，据我的研究，决非戴德和戴圣这两个人编成的；看它们的内容，虽不见得是删《古文记》而成，但的确采了好些《古文记》，如《大戴记》中之《千乘》、《四代》、《虞戴德》、《诰志》、《小辨》、《用兵》、《少间》，采自《孔子三朝记》；《小戴记》中之《乐记》采自《乐记》（《古文记》中之《乐记》凡二十三篇，《小戴记》中之《乐记》采了它十一篇），《月令》与《明堂位》采自《明堂》、《阴阳》，皆有明证。又如《大戴记》中之《盛德》记明堂之事，《朝事》与《周礼》相合，当亦采自《古文记》中。这两部书一定是东汉人编成的，所以其中今古杂糅，不易辨析。今《大戴礼记》已多残缺脱误，所存之三十九篇中，有与《小戴记》相同者，是否与郑玄、陈邵诸人所见者相合，无从审知；又其来源，除郑玄、陈邵及《隋志》所记，亦无其他异说，只可阙而不论。单说《小戴记》。《隋志》谓《小戴记》原来只有四十六篇，马融加入三篇，才成为四十九篇。前人信此说者，据我现在记忆所及，似乎只有姚际恒的《礼记通论》。康氏亦深信此说。我则以为这三篇的古文色彩特别浓厚，说是马融加入，固甚可信；但此外四十六篇又何尝是戴圣所编？《隋志》之说虽略胜于郑玄与陈邵，但尚远不及陆德明之说尤与情事相合。陆氏《经典释文序录》于引陈邵之说之下，接着就有他自己一段极精核之论，他说： 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 这明明说今之《礼记》为卢植、马融所编定，郑玄所注者即是卢、马编定之本。然则无论戴圣曾否编有《礼记》，即使有之，而今郑注之《礼记》四十九篇，则决非戴圣之本也。故《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固为马融所编入，即其他四十六篇中，卢、马二人编入之篇亦必不少。可惜这样几句极重要的话，自来都把它忽略过了；康氏也不加深察，反谓“此古学家虚造之说，不可信”，岂非误欤！ 总之《二戴记》都是东汉人编成的，那时古文虽未立于学官，但民间的学者尊信它的很多，它的势力很不小，即立于学官的今文也不免要被它窜乱，《白虎通》中有古文说，《汉石经》中有《书序》，都是极好的例。《二戴记》产生于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是今文经师所编，恐怕也不免要闹到今古杂糅，何况《小戴记》的编者是卢、马这两位古文经师呢？《大戴记》的来源，虽以前的记述没有像《释文》和《隋志》那样详明，但就内容看来，其杂乱无纪之状态，实与《小戴记》无异。还有一层，时代愈晚，伪书愈多，伪史也愈多，伪说也愈多。汉代的学者，除了一位极特别的王充外，都是最缺乏怀疑的精神的。（古文家和今文家是一丘之貉，今文家攻击古文经是吃醋，如师丹、范升是，古文家攻击今文经是阴谋，如刘歆是，都够不上说怀疑。）他们对于一切真伪的古书，是持“买菜求益”的态度，认为多多益善的。所以《二戴记》这两部丛书所采各篇的来源，除上文所举《古文记》以外，尚有采自《荀子》（《三年问》、《礼三本》、《劝学》、《哀公问五义》），《吕氏春秋》（《月令》），《贾谊新书》（《保傅》），《逸礼》（《奔丧》、《投壶》、《诸侯迁庙》、《诸侯衅庙》）及其他秦汉以来伪造的古书（《五帝德》、《帝系姓》、《诰志》、《公冠》、《祭法》、《仲尼燕居》、《孔子间居》、《表记》、《中庸》、《大学》等）。姚际恒之评《小戴记》（见其所作之《礼记通论》，此书载入杭世骏的《续礼记集说》中，无单行本），龚自珍之评《大戴记》（见张祖廉的《定庵先生年谱外纪》），皆有极精之论。龚氏说： 二戴之记，皆七十子以后逮乎炎汉之儒所为，源远而流分，故多支离猥陋之词，或庸浅无味，敷衍成篇。盖杂家喜依托黄帝，而儒家喜依托孔子，周末汉初人习尚类然。 合两戴所记淘之澄之，孔子之言亦必居什之四，究贤于杂家之托三皇也。 又说： 衰周及汉代多至庸极陋之书，而善依托，《周书》中之《太子晋解》，《大小戴记》之《五帝德》、《坊记》、《表记》、《缁衣》等篇，其尤者也。 扬雄《法言》，王通《中说》，是其嫡传。 这两段话，很精核，很公允。 （ㄉ）《乐记》 “乐本无经”之说，亦发于邵氏《礼经通论》。那位十三岁就瞎了眼（《汉志》颜注引桓谭《新论》）而能活到二百五六十岁的窦老头子来献什么“《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这件奇事，当然是造谎，不值得一驳。但古文家不但不以此事为可疑，且有更进一步，认“《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为即“《乐经》”者。吾友黄季刚（侃）先生说： 乐本有经，盖即《周官》大司乐“二十职”。或谓《乐经》至秦燔失，或谓乐本无经，殆皆不然也。（《六艺略说》） 黄氏极端崇信古文，崇信刘歆，但此奇论，实刘歆所未言，《七略》所不载。其然，岂其然乎！《汉志》又说： 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 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 又要搬出河间献王和《周官》来了，而且又来了一位毛老先生！是毛亨？是毛苌？还是另有一位姓毛的？何毛氏之多才也！ （ㄊ）《周易》 康氏书中，以辨《易》的部分为最坏，十之八九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主张《经》皆孔子所作，故非说孔子作《卦辞》、《爻辞》不可。其实《五经》之中，惟《春秋》为孔子所作；其他四经，有成于孔子以前的，有成于孔子以后的；内中如《尚书》，大部分的《周书》及《商书》之《盘庚》当成于孔子以前，而《虞夏书》及《周书》之《洪范》等当出于孔子以后：皆非孔子所作也。《易经》明明是一部卜筮之书。朱熹说： 窃疑卦爻之辞，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其可通处，极有本甚平易浅近，而今传注误为高深微妙之说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则吉；“田获三狐”，“田获三品”，只是卜田则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觐则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则吉；“利用为依迁国”，只是卜迁国则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则吉之类。（《答吕伯恭书》） 这话极精。《易经》所写的生活是渔猎和牧畜时代的生活（看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所引的史事是商及周初之际的史事（看顾颉刚的《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载《古史辨》第三册）：可以证明它是作于西周的卜筮之官。但未必是西周的卜筮之官预先创作了这样一部完完全全整整齐齐的《易经》，而到卜筮之时检用的；似乎是卜筮之时撰成的繇辞，所以有好些句子都好像指一件事实而言，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有一个人搜集了这许多彼此不相干的繇辞编纂为此书，又自己特撰了一部分。所以有些卦的六爻之意是一贯的，有些卦是各爻之意彼此没有关系的。大概前者是编此书的人所特撰的，后者是他将旧繇卦杂凑而成的。李镜池氏的《周易筮辞考》（亦载《古史辨》第三册）发挥此意最为精详，今引其第四节的三个结论： （1）《卦爻辞》中有两种体制不同的文字——散体的筮辞与韵文的诗歌——可以看出《周易》是编纂而成的。 （2）《卦爻辞》之编纂，有大部分是编录旧有的筮辞，有小部分是编者的著作。 （3）《卦爻辞》的编纂年代，当在西周初叶。 其第五节起首说： 《周易》中有故事，《周易》中有诗歌，《周易》中还有格言。 其篇末的结论凡八条，今引其三条： （一）从《卦爻辞》中筮占贞问等字，可以证明《易》是卦筮之书，由卜筮而成，为卜筮而作。 （二）从《卦爻辞》的著作体例及其中的格言及诗歌式的句子，可以看出《周易》是编纂而成的。 （三）从《易》辞中所表现的时代性及所叙的历史故事，可以看出《周易》的编纂年代是在西周初叶。 郭沫若氏的《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说： 《易经》是古代卜筮的底本，就跟我们现代的各种神祠佛寺的灵签符咒一样。它的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作的时期也不必是一个时代。 他的《金文所无考》（见《金文丛考》中）中说： 基本二卦之“乾”“坤”二字亦为金文所绝无。金文无与“天”对立之“地”字；天地对立之观念，事当后起，则乾坤对立之观念亦当后起矣。且《易》之为书虽诡谲悖谬，然其本身亦有其固有之系统，乃于著述意识之下所构成之作品，与古代自然发生之书史不类。其经部之成或在春秋以后，即孔子亦未必及见。 《卦爻辞》为卜筮之用，《易经》为编纂而成之书，李、郭二氏之说彼此相同。惟对于编纂之时代，李氏谓在西周初叶，郭氏谓当在孔子以后，我以为郭说近是。 至康氏以《易经》为孔子所作，则大谬不然。孔子时代的生活断不是那样简单，孔子自己的思想决不会那样野蛮。说孔子作《卦爻辞》，未免太看低他老人家了。以此尊孔，翩其反矣！（“作”与“编”不同，“作”是发表自己的思想，“编”是集合过去的材料。若云孔子编《易》，还可以说得通；但康氏系坚主“《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之论者，照他所说，则《易经》里那种野蛮思想一定是孔子的“大义微言”了。）康氏既以《卦爻辞》为孔子所作，又不肯把《彖传》、《象传》送给七十子后学者，于是皮锡瑞就造出“孔子作《卦辞》、《爻辞》又作《彖》、《象》、《文言》，是自作而自解”的妙论，还要说与杨雄作《太玄》同例了。（皮说见《经学通论》。康氏《伪经考》中辨伪的精核之论，皮氏皆不能——实在是不敢——干脆采用，独此万不可通之“孔子作《易》”说，皮氏反深信不疑，且从而为之推波助澜，殊可异也。） 康氏不但认《卦辞》、《爻辞》及《彖传》、《象传》为孔子一人所作，且反认郑玄、王弼以来合《彖》、《象》、《文言传》于《经》之改编本为今文《易》之本来面目，于是力斥《汉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之语为刘歆所伪托，可谓凭臆武断。惟其云《说卦传》为焦京之徒所附入，却是特见。我于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撰《读汉石经周易残字而论及今文易的篇数问题》一文（亦载《古史辨》第三册），有讨论康氏辨《易》一段，现将彼文节录于后： 《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这句话，清中叶诸经师，除戴震以外，是没有人对它怀疑的。但《论衡·正说篇》云： 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 又《隋书·经籍志》云： 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 案：《论衡》所云河内女子所得之逸经，惟《逸礼》为何篇，至今尚未考明；《逸书》，则东汉末之房宏（《尚书正义》卷一引），《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皆云是《泰誓》。《泰誓》之确为后得，非伏胜传《书》时所有，今已成为定案。那么，《逸易》是《说卦》以下三篇（说详下），亦经《隋志》证明，亦当确定为后得，非田何传《易》时所有了。“河内女子发老屋”，与“鲁共王坏孔子宅”虽同样是不根之谈，然亦同样可作为汉人造作伪经之证，故所谓“《逸易》、《礼》、《尚书》各一篇”者，实均为西汉人所伪作，无疑也。 首疑《说卦》以下三篇者为戴震。（宋人虽有疑之者，但其立场与此下所说者不同，故不举及。）其《周易补注目录后语》云： 武帝时博士之业，《易》虽已十二篇，然昔儒相传，《说卦》三篇与今文《泰誓》同后出，《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故三篇词指不类孔子之言。或经师所记孔门余论，或别有所传述，博士集而读之，遂一归孔子，谓之“十翼”矣。 这明明说《说卦》三篇是后出之文，不与《彖》、《象》、《系辞》、《文言》同时了。 及康有为撰《新学伪经考》，则云： 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杨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序卦》肤浅，《杂卦》则言训诂，此则歆所伪窜，并非河内所出。（卷三上） 康氏又辨《史记·孔子世家》“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一句中“说卦”二字为刘歆所窜入，云： 《隋志》之说出于《论衡》，此必王充曾见武宣前本也。《说卦》，“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又曰：“《震》，东方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与焦京《卦气图》合。盖宣帝时说《易》者附之入经，田何、丁宽之传无之也。史迁不知焦京，必无之，此二字不知何时窜入。至《序卦》、《杂卦》，所出尤后，《史记》不著，盖出刘歆之所伪，故其辞闪烁隐约，于《艺文志》著《序卦》，于《儒林传》不著而以“十篇”二字总括其间。要之三篇非孔子经文。（卷二，又卷五，卷十，卷十一，及《孔子改制考》卷十，亦有关于此问题之驳辨，与此二条大意相同。） 案：康氏直断《说卦》为焦京之徒所伪作，宣帝时说《易》者附之入经，可谓巨眼卓识。至以《序卦》和《杂卦》为刘歆所伪作，则未必然。我以为《论衡》所云“《逸易》一篇”和《隋志》所云“《说卦》三篇”，其内容实相同，盖《说卦》与《序卦》、《杂卦》本合为一篇，故《隋志》虽云三篇，亦但举《说卦》以赅《序卦》和《杂卦》也。戴震云，“《说卦》分之为《序卦》、《杂卦》”；严可均云，“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说卦》一篇，不数《序卦》、《杂卦》者，统于《说卦》”（《唐石经校文》卷一）；其说甚是。故韩康伯注本，《序卦》和《杂卦》均附《说卦》卷内，直至《唐石经》还是这样。康氏谓“《序卦》肤浅”，诚哉其肤浅也；然意义肤浅，不能作为刘歆伪造之证。刘歆造了许多伪经，固是事实，然其学实不肤浅；肤浅之评，惟彼焦京之徒适足以当之耳。 《杂卦》仍是说明卦义，与《说卦》、《序卦》性质相同，与训诂之方法根本有异；说它“言训诂”，实在不对。即使言训诂，亦不能即断为刘歆所作。刘歆以前言训诂者多矣：《诗》之《鲁故》、《齐后氏故》、《韩故》，《书》之《大小夏侯解故》等等，都是言训诂的；《春秋公羊传》中言训诂处亦甚多。 据上面所说，则《汉志》谓施、孟、梁丘三家之《易》为十二篇之说就发生了问题。盖《说卦》三篇既是西汉人所伪作，则三家之《易》似不应有十二篇，因为三家同出于田何，田何所没有的，似乎三家也不应该有。于是康氏以为田何所传之《易》但有《经》上下二篇，而《彖》、和《象》都在《经》内，其言云： 此志（《汉书·艺文志》）叙周王孙、服光、杨何、蔡公、韩婴、王同诸《易》先师《传》，皆二篇；《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然则《易》之《卦辞》、《爻辞》、《彖辞》、《象辞》皆合。以其简帙繁重，分为上下二篇。（《新学伪经考》卷三上） 又云： 《彖》、《象》与《卦辞》、《爻辞》相属，分为上下二篇，乃孔子所作原本。（同上，卷十；又见《孔子改制考》卷十。） 至于《系辞》，康氏则云： 盖《系辞》有“子曰”，则非出孔子手笔，但为孔门弟子所作，商瞿之徒所传授，故太史谈不以为经而以为传也。（《新学伪经考》卷三上；又卷十与《孔子改制考》卷十略同。） 《文言》，则《康氏》没有提到它。我想，今本《周易》把《彖传》、《象传》、《文言传》都合在上下《经》之内，康氏既以《彖传》和《象传》合在上下《经》之内为原本《周易》之面目，想来他把《文言传》也算在里面了。那么，康氏意中之三家《易》大概是这样的：经，上下二篇（其内容与今本相同）；传，《系辞》（或是一篇，或如今本那样，分为上下二篇）。或如《崔君》所说，他没有把《系辞传》算在内（见下）。 康氏所说的三家《易》，其内容的排列和篇数的多少，均与《汉志》绝不相同。如果三家《易》的面目诚如康氏所言，则《汉志》决不能这样的瞎造谣言。《汉志》本于刘歆《七略》，不可信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他造了好几部伪古文经，说“这是你们没有见过的古本”，那样说法，是可以矇得过人的；他又利用一部晚出的《春秋谷梁传》，来与《春秋公羊传》对抗，那也不会出什么岔子，因为那时立于学官的《春秋公羊传》，与他利用的《谷梁传》都没有“今文”之称，他只说，“你们读的《公羊传》之外，还有你们没有见过的《谷梁传》，与《公羊传》或同或异。”但是他只能在立于学官的书以外去造假书，决不能把立于学官，大家都看得见的书来瞎造谣言，改变内容，增加篇数。假使他竟那样办，他的作伪不是立刻就败露了吗？刘歆不至于那么的蠢吧。即使他真那么蠢，竟想以一手掩尽天下人之目，瞎造那样与事实全不相符的谣言，难道东汉的四家《易》博士（施，孟，梁丘，京），人人都是头等傻子，会齐心协力的遵守刘歆“《易经》十二篇”那样一句谣言，反将远有师承的“《易经》上下二篇”这样一件实事抛弃了吗？这不是情理上万不会有的事吗？还有，《卦辞》、《爻辞》是术数，《彖传》、《象传》是玄理，两者的思想和文章全不相同，而认为一个人所作，这也是极讲不通的。 所以，先师崔觯甫（适）先生起而驳之云： 《彖传》解说《卦辞》，谓与《卦辞》共篇，犹似可通。《大象》与《卦辞》自明一义，已当分篇。《小象》全体用韵，原本必不与《爻辞》共篇。……是则《大小象》皆当各自为篇，则《彖辞》可知，而《易经》无从合为二篇矣。康氏又以《系辞》……为孔门弟子所作，……此说诚是也。但《系辞》纵非孔子手笔，犹是弟子述孔子之言。……若《卦辞》、《爻辞》、《彖辞》、《象辞》为孔子作，而《系辞传》二篇既不得入“《易经》二篇”之内，又不得与周王孙以下六家皆有《易传》二篇，丁宽《易传》八篇，同列《班志》之内，此亦事理所必不然者也。惟《文言》亦有“子曰”，则亦孔门弟子所作，亦当为传，康氏不言，此由遗漏，姑不待辨。然则《系辞》、《文言》必当在十篇之内，《易经》不止二篇又明矣。（《五经释要》卷四） 看了崔君这一段话，则康说之谬自显然了。 我以为刘歆伪造古文各经，他是有偏重的。特撰《周礼》，特改《国语》为《春秋左氏传》，这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尚书》和《仪礼》，都伪造逸篇，又伪造百篇《书序》和《古文礼记》二百十五篇（这二百十五篇，自然不能说全是刘歆伪造的，如《月令》采自《吕氏春秋》，即其一例，但刘歆伪造了以作《周礼》之证者亦必不少），这也是他很注意的。此外则《诗》之毛氏，《易》之费氏，《春秋》之谷梁氏，窃疑或在刘歆以前本有此一家，（《书》之张霸，《易》之京房，皆西汉晚出之家派，有心立异，冀分博士之地盘，盖禄利之路然也。《毛诗》、《费易》、《谷梁春秋》，殆亦此类。）刘歆但利用之而加以窜改，以抗当时立于学官之今文家而已。至于《论语》和《孝经》，本为《六艺》之附庸，故仅言壁中有古文本，与今文相较，只是篇章有分合，文字有异同罢了，这是他本不看重的。故今文施、孟、梁丘三家之《易》凡十二篇，古文费氏之《易》亦十二篇，所谓不同者，就只在什么今文“或脱去‘无咎’‘悔亡’”这一点。《周易》篇数的变迁，我看是如此的： 汉元帝世京氏立学官以前　《上下经》及《彖》、《象》、《系辞》、《文言传》。 汉元帝世京氏立学官以后　《上下经》及《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传》。这七篇传分成十篇，后来称为“《十翼》”；经传合计，凡十二篇。《刘略》、《班志》之今文孟、施、梁丘与古文费氏皆据此本；《汉石经》亦即据此本，最近发见的《汉石经》、《周易》残字，《下系》、《文言》、《说卦》三篇相联接，是其证。但“《十翼》”之中，《系辞》以上如何分法，却还待考。《孔疏》： ……但数《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域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 可见“十翼”的分法自来并不一致。今文施、孟、梁丘、京四家是否与《孔疏》所引者相同，今不可知。将来若再发现《汉石经》、《周易》残字，或有解决此问题之希望。 郑玄、王弼以后　合《彖》、《象》、《文言传》于《经》中，遂成今之通行本。惟朱熹之《周易本义》复《孔疏》所引十二篇之旧。 又，《易传》亦非孔子所作。《说卦》以下不用再说了。《系辞》与《文言》非孔子所作，为欧阳修与叶适所考明。《象传》非孔子所作，为崔述所考明。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首列《易传》，说： 陈直斋振孙《书录解题》曰：“赵汝谈《南塘易说》三卷，专辨《十翼》非夫子作。”今此书无传。予别有《易传通论》六卷，兹亦不详。 据此，可知赵、姚二氏皆谓《十翼》全非孔子所作，较欧阳氏、叶氏、崔氏更彻底。赵书固不传，姚书今亦未见；但近十年来，我们已经得到姚氏的《仪礼通论》与《春秋通论》，则此《易传通论》将来或亦有发见之可能也。今人如钱穆、冯友兰、顾颉刚诸氏，对于《易传》都有非孔子所作之说，而以李镜池氏的《易传探源》最为详审精密（李文载《古史辨》第三册中）。至《论语》之“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语，其中“易”字明明是古文家所改，《经典释文》云，“鲁读‘易’为‘亦’，今从古”，是其铁证。康氏亦认《论语》改“亦”为“易”是古文家所为。但他以为《易》是孔子所作，故《论语》中不应有“学《易》”之文；我则以为《易》与孔子无关，故《论语》中不会有“学《易》”的话。因为我与康氏的观点不同，所以结论恰恰相反。 （ㄋ）《左传》 “左氏不传《春秋》”之说，刘逢禄发挥得最为精核。他的《左氏春秋考证》，考明《左传》的凡例书法及比年依经缘饰之语为刘歆所增窜，非原书固有，其原书体例当与《国语》相似，系取《晋乘》、《楚梼杌》等书编成，与《春秋》没有关系。他这部《左氏春秋考证》之辨伪的价值，实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相埒。阎书出而伪《古文尚书》之案大白，刘书出而伪《春秋左氏传》之案亦大白。康氏之辨伪《左》，亦本于刘氏。惟刘氏尚未达一间，他虽已确知“左氏不传《春秋》”，而尚被《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这句增窜的伪文所骗，说左氏之书原名“《左氏春秋》”，不名“《春秋左氏传》”。其实“《左氏春秋》”这个名称，与“《毛诗》”、“《欧阳尚书》”、“《费氏易》”、“《鲁论》”一样，不得谓其意义不同于“《春秋左氏传》”这个名称也。康氏于此更进一步，谓《史记》中“《左氏春秋》”之名亦刘歆所增窜，《左传》原书实为《国语》之一部分。（见《史记经说足徵伪经考》。此意康氏仅发其端，崔君《史记探源》详加考辨，证明《史记》此语确系为刘歆之学者所窜入。）《汉志》所谓 《新国语》五十四篇（原注：刘向分《国语》） 者，乃左丘明《国语》之原本；而《汉志》所谓 《左氏传》三十卷（原注：左丘明，鲁太史） 《国语》二十一篇（原注：左丘明著） 这两部书乃刘歆取《国语》原本瓜分之而成者也。他说： 《国语》仅一书，而《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丘明之原本也。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 这真是他的巨眼卓识！这个秘密，自来学者都没有注意，现在经康氏一语道破了。我觉得他下的断语，实在是至确不易之论。 《左传》与今本《国语》既证明为原本《国语》所瓜分，则瓜分之迹必有可考见者。此事当然须有专书考证，我现在姑且举出一点漏洞来： （1）《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周语》所存春秋时代的周事尚详（但同于《左传》的已有好几条）。 （2）《左传》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薄薄的两卷中，关于公父文伯的记载竟有八条之多。 （3）《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所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政迹竟全无记载，而《齐语》则专记此事。 （4）《晋语》中同于《左传》者最多，而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端，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 （5）《郑语》皆《春秋》以前事。 （6）《楚语》同于《左传》者亦多，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 （7）《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致亡国事《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与齐桓霸业相同。 （8）《越语》专记越灭吴的经过，《左传》全无。 你看，《左传》与今本《国语》二书，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这不是将一书瓜分为二的显证吗？至于彼此同记一事者，往往大体相同，而文辞则《国语》中有许多琐屑的记载和支蔓的议论，《左传》大都没有，这更露出删改的痕迹来了。 近来瑞典人高本汉氏（Bernh rd Karlgren）著《左传真伪考》一书，由吾友陆侃如先生译为汉文。高氏从文法上研究，证明《左传》的文法不是“鲁语”（高氏假定《论语》、《孟子》的语言为“鲁语”），所以《史记》中“鲁君子左丘明”这个称谓是不对的。他的总结论是： 在周秦和汉初书内，没有一种有和《左传》完全相同的文法组织的。最接近的是《国语》。此外便没有第二部书在文法上和《左传》这么相近的了。 这也是《左传》和《国语》本是一部书的一个很强有力的证据，左丘明决不是鲁人，决不与孔子同时；他是战国时代的魏人，这是在《左传》中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的（参用郑樵与姚鼐二人之说）。 （ㄌ）《谷梁》 《汉书·艺文志》论《春秋》，有“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之语，又其记录《春秋》今文经、云“《经》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故自来言《春秋》今文者，必兼举《公》、《谷》二家。虽以康氏之精思卓识，而其对此述义不同之《公》、《谷》二传，亦毫不怀疑，且从而弥缝之曰：“《公》、《谷》以义附经文，有同经同义，同经异义，异经同义；而舍经文，传大义，则其口说皆同。”（见所著《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发凡）这话实在是讲不通的。要是《公》、《谷》“同经异义”的还可以说二家大义相同，则虽谓《公》、《谷》、《左》三家大义相同，亦何不可？因《公》、《谷》、《左》之彼此各异，也不过是“同经异义”罢了。刘逢禄虽作《谷梁废疾申何》，但意在为何休作干城，并非辨《谷梁》之真伪，所以这书的价值远不及他的《左氏春秋考证》。首疑《谷梁》者为先师崔君。他著《春秋复始》，其首卷《序证》中有“谷梁氏亦古文学”一节，辨《汉书·儒林传》叙述《谷梁》传授及废兴一段为非事实，疏证极精。崔君后又编《五经释要》，较《春秋复始》所言又稍加详。今将《五经释要》中辨《谷梁》之语全录如下： 《汉书·梅福传》： 推迹古文，以《左氏》、《谷梁》、《世本》、《礼记》相明。 《后汉书·章帝纪》： 令群儒受学《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 此于《谷梁》，一则明言古文，一则与三古文并列，其为古文明矣。 《汉书·儒林传》述《古文尚书》曰： 孔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胡常，以明《谷梁春秋》，为部刺史。 案：西汉儒者无一人兼授今古文者。胡常所传《尚书》《左氏》皆古文，则《谷梁》亦古文明矣。 《传》又述《谷梁》学曰： 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萧秉，王莽时为讲学大夫。 正与胡常以《古文尚书》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恽，王莽时诸学皆立，刘歆为国师，璜、恽等皆贵显（亦见《儒林传》），其事相类。案：王莽时所立，皆古文学也。璜、恽以《古文尚书》贵显，则萧秉以《谷梁》贵显，《谷梁》为古文又明矣。 古文为刘歆所造，则武宣之世安得有《谷梁》？刘歆、班固皆有《汉书》，后人杂之，遂成今之《汉书》（说详《史记探源》卷一《序证》“要略”节注），故其言多矛盾。以全书互证之，洞见症结矣。 《儒林传》曰： 瑕丘江公授《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案上文，“申公卒以《诗》《春秋》授，而瑕丘江公尽能传之”，则此“授”字当作“受”。然西汉人单称《春秋》，专谓《公羊》；且八家经师无一人兼传二经者，申公既授《鲁诗》，未必复授《春秋》。若江公尽传《春秋》及《诗》，何以《谷梁春秋》传子孙，《诗》不传子孙耶？误矣。）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复弘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皓星公二人受焉。广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梁周庆，丁姓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宣帝闻卫太子好《谷梁》，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侍中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会千秋病死，徵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徵周庆、丁姓待诏保宫。甘露元年，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望之等十一人（案，以上止有九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大盛。 案：此传宗旨与《六艺略》同，亦刘歆所作也。歆造《左氏传》以篡《春秋》之统，又造《谷梁传》为《左氏》驱除；故兼论《三传》则申《左》，并论《公》《谷》则右《谷》。谓江之屈于董也以呐，而董又藉公孙丞相之助，以见《谷》之非不如《公》；其后荣广论困眭孟，以见《公》之不如《谷》；谓《谷梁》鲁学，则其新炙七十子之徒，自广于《公羊》齐学矣。 但如此大议，岂不视傅太后称尊事重要相若？彼时媚说太后者为董宏，而弹劾董宏者师丹、傅喜、孔光、王莽也，四人传中皆言之。《后汉书》，光武帝建武二年，韩歆欲立《左氏》博士，范升、陈元互相争辩，二人传中皆言之，《儒林李育传》又引之，何以廷议《谷梁》，屈江公，申董生，《仲舒、公孙传》中并不言；对宣帝问，《韦贤》、《夏侯胜》、《萧望之》、《刘向传》中亦不言也？ 江公之《谷梁》学既为公孙丞相所不用，武帝因尊《公羊》而诏卫太子受《公羊》，则卫太子复安所问《谷梁》？且公孙丞相薨于元狩二年，尝逐仲舒胶西，则用董生又在其前。董生用则江公罢，太子果问《谷梁》，当在江公未罢以前，即使同在一年，是时太子甫八岁，未闻天纵如周晋，安能辨《公》《谷》之孰善？宣帝尊武帝为世宗，谥卫太子曰戾，抑扬之意可知；独于经学则违世宗而从戾园，亦情理所不合者也。 谓贤、胜、望之皆右《谷梁》，更始、向且为《谷梁》学家。乃考其言，贤子玄成，少修父业者也，玄成为丞相，与谏大夫尹更始《陈罢郡国庙议》曰： 毁庙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 萧望之《雨雹对》曰： 季氏专权，卒逐昭公。 《伐匈奴对》曰： 大士匄不伐丧。 刘向《上封事》曰： 周大夫祭伯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公羊传》曰：“何以不称使？奔也。”《谷梁氏》亦曰，“奔也。”《公》《谷》文同，未见其出于《谷梁》也。张晏注引《谷梁》而不及《公羊》，遍矣。）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惟下引“卫侯朔召不往”，文出《谷梁》而意同《公羊》。凡《公》《谷》意同，多由《谷梁》拾袭《公羊》，则向之言仍未见其不出于《公羊》也。） （玄同案：隐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羊》曰“奔也。”《谷梁》曰：“来朝也。”刘向用《公羊》义，与《谷梁》大异。张晏注误，刘攽已驳之矣。崔君以为《公》《谷》文同，仍沿张晏之误。） 所引皆《公羊传》文，而无引《谷梁》者。惟胜言于《公》《谷》皆无所引。若韦、尹、萧、刘明引《公羊》尚不足为《公羊》学证，岂不引《谷梁》转足为《谷梁》学之证乎？ 然则《儒林传》谓《公》《谷》二家争论于武宣之世者，直如捕风系影而已矣。 至成帝绥和元年，立二王后，采梅福所上书，引—— 《春秋》经曰：“宋杀其大夫。”《谷梁传》曰：“其不称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 是为引《谷梁氏》之始，去河平三年刘歆校书时十八年矣，歆所造伪书已出故也。 《史记·儒林传》末有“瑕丘江生为《谷梁春秋》”一节，崔君《史记探源》中谓亦刘歆所窜入，其说极是。传首叙汉初传经之八师中，传《春秋》者止有胡母生和董仲舒二人，都是公羊家，何以篇末忽然添出一个谷梁家的江生来？又，此节自“仲舒弟子遂者”以下都是叙公羊家董仲舒的传授，把这些话记在江生节下，亦觉不伦。 最近吾友张西堂先生著《谷梁真伪考》，大阐崔君之说，谓《谷梁》之义例自相乖戾，文词前后重累，暗袭《公羊》、《左氏》，杂取《周礼》、《毛诗》，详于琐节，略于大义，证明它出于《公羊》之后。张氏援引该博，辨析精详。《谷梁》为汉人所作之伪传，得崔、张两君之考证，殆可成为定谳了。 我一向觉得《谷梁》释经，不通可笑的话触处皆是，现在随手举它几条： 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公》）克之者何？杀之也。 （《谷》）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 案：《公羊》解为“郑伯杀段于鄢”，这是通的。《谷梁》欲与《公羊》立异，知“克”又有“能”义，加了一种训诂，于是变为“郑伯能段于鄢”，文理实在太不通了！若训“能”为“能杀”，则又成了“增字解经”的办法。 隐公二年，冬，十月，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公》）纪子伯者何？无闻焉尔。 （《谷》）或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 案：“纪子伯”三字，或与“伯于阳”同例，文有脱误，《公羊》未知其审，故云“无闻焉尔”。这是阙疑的谨慎态度。《谷梁》异想天开，竟将“伯”字解作动词，穿凿可笑！试问《春秋》他条有这样的文例吗？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谷》）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其曰无王（案，此四字不通！），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 （《谷》）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与夷之卒也。 桓公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 （《谷》）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终生之卒也。 案：桓公十八年中今本《三传》之《经》于元、二、十、十八年皆书“王”，其余之十四年皆不书“王”。这本来有些古怪。《公羊》无说。《谷梁》遂望文生训，凭臆凿说，甚可闵笑！且依其于二年与十年所说之义推之，则“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也该书“王”才对。何以不书“王”？难道鲍之卒就不必正吗？十八年无传，大概这位谷梁子想不出理由来了，所以只好不说了。何休作《公羊解诂》时，却想出一个理由来，他说：“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终也。”这种见解，与谷梁子真是“半斤八两”，不幸何休之生也晚，其说不及为谷梁子所见。惜哉！（何休对于元、二、十年之书“王”，也说出理由来，而与谷梁子不同，其穿凿可笑则一也。）这桓公十八年中有十四年不书“王”，据我的猜想，大概早一点的《春秋》本子并不如此，所以《公羊》无说。质言之，即《公羊春秋》此十四年本有“王”字，传写脱去耳。若本无“王”字，《公羊》乌得无说？假使不解，也应该来一句“无闻焉尔”，如“纪子伯”、“夏五”、“宋子哀”之例。若知其为脱误，也应该如“伯于阳”之例，加以说明。今乃无说，是《公羊传》著作之时，此十四年皆有“王”字也。至董仲舒时，已脱“王”字，故《春秋繁露·玉英篇》有“桓之志无王，故不书王”之说。我相信《公羊传》的话，最能得《春秋》笔削之旨（但亦只能说大部分如此，不能说绝无后人羼入之语）；而董仲舒、何休的话，则可信者甚少，不能与《公羊传》同等看待。今之《公羊春秋》，凡文句有些古怪而无传者，恐多数都是后来的脱误。如桓四年与七年之无“秋”“冬”，昭十年与定十四年之无“冬”，桓十二年之两书“丙戌”，庄廿二年之“夏五月”，《公羊传》皆无说，我以为这都是后来的脱误。或疑：如系脱误，何以三家皆同？这是极容易说明的。《春秋经》本来只有《公羊》一个本子，《谷》、《左》均系汉代的伪经；伪经本依真经而造，真经有脱误，伪经自然也跟着脱误了。刘歆伪造《古文尚书》，把汉人伪造了而加入《今文尚书》之《泰誓》，也依样画葫芦的造了一篇壁中本的，这是很好的旁证。 我疑心《谷梁传》乃是武、宣以后陋儒所作，取《公羊》而颠倒之，如取《公羊》隐公三年“癸未，葬宋缪公”下“大居正”之义，改系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之下；取隐公六年“秋七月”下“《春秋》编年，四时具，然后为年”之文，改系于桓公元年“冬十月”之下。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外或删削《公羊》大义，或故意与《公羊》相反，或明驳《公羊》之说，或阴袭《公羊》之义而变其文。作伪者殆见当时《公羊》势力大盛，未免眼馋，因取《公羊》而加以点窜涂改，希冀得立博士，与焦京之《易》相类。刘歆要建立《左氏》，打倒《公羊》，于是就利用它来与《公羊》为难耳。 还有，“《公羊传》”这个书名和“谷梁”这个姓，都是极可疑的。董仲舒以前称《公羊传》即谓之《春秋》，董仲舒始称为《春秋传》，从刘歆《七略》起乃改称为《公羊传》（详崔君《春秋复始》的序证）。其实只是传中两引“子公羊子曰”而已，如何可以就说是一位公羊子做的呢？至于公羊氏之名曰高，及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寿，这五代传经的世系，那更是东汉人所臆造，刘歆《七略》尚无之，与徐整、陆玑二人所言《毛诗》传授源流同样是无稽之谈，决不足信。“谷梁”这个姓更古怪，“谷”与“公”是群纽双声而韵部又是屋钟对转，“梁”与“羊”是阳部叠韵而声纽又是来定同阻，照我假定的古音读法，“公羊”是〔guŋdʌŋ〕，“谷梁”是〔ŋuklʌŋ〕。我颇疑心“谷梁”这个姓就是从“公羊”两字之音幻化出来的。 （ㄍ）《论语》 刘歆伪造的《古论语》，没有多出什么逸篇来，只是分《鲁论》之二十篇为二十一篇而已。但又分得不甚高明，只把末了的一篇《尧曰》分成《尧曰》和《子张》两篇；鲁论的《尧曰》篇篇幅最少，本就只有“尧曰”和“子张”两章，《古论》把“尧曰”一章就算一篇，又在“子张”章后加“不知命”一章（康氏《论语注》以“不知命”章为出于《齐论》，无确证），把这两章算成《子张》篇，没有想到篇名又与第十九篇之《子张》篇重复，盖草率为之，聊以立异罢了。至于内容的增窜，自必有之。康氏举“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语谓为刘歆伪造，我看是极对的，左丘明决不能与孔子同时，况照《论语》所记，竟似此公还是孔子的老前辈，那更说不通了。“五十以学《易》”，《鲁论》本是“亦”字，《古论》改为“易”，《经典释文》有明证。此外如“凤鸟不至”一语，顾颉刚先生疑心也是刘歆所窜入的，因其与《左氏》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传中“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之语相契合，《左传》中此类传文必是刘歆所增窜，故《论语》此语亦大可疑。诸如此类，大概还有。康氏《论语注》中所怀疑之各章，其辨证之语亦可供参考。 《论语》之出，后于《五经》，至汉宣帝世始有鲁、齐二家之传授。《鲁论》只有二十篇，《齐论》则有二十二篇；而《齐论》之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见何晏《论语序》）。盖此书最初是曾子门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历战国以至秦汉，诸儒各记所闻，时有增益。其来源不一，故醇驳杂陈；本无一定之篇章，故写定时齐多于鲁。康氏谓“曾子垂教于鲁，其传当以鲁为宗”（《论语注序》）。这是很对的。但《鲁论》中亦有不可靠的部分。崔述《论语余说》云： 《论语》后五篇，惟《子张》篇专记门弟子之言，无可疑者。至于《季氏》、《阳货》、《微子》、《尧曰》四篇中，可疑者甚多；而前十五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不类者。 又，他的《洙泗考信录》中，说《论语》之文有自相复者，有复而有详略者，有复而有异同者，又有语相似而人地异者，未必果为两事，或所传闻小异。案，崔氏所论，皆甚精核。 （ㄎ）《孝经》 《孝经》是汉代教学童之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部“小学修身教科书”。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及杨椿《读孝经》（见《孟粼堂文钞》卷六）皆谓是汉人所作，谅矣。俞曲园先生的《九九销夏录》卷五有“古书有篇名无章名”一则，他说： 古书但有篇名，如《书》之《尧典》、《舜典》，《诗》之《关睢》、《葛覃》，皆篇名也；《礼记·乐记》一篇分十一篇，亦是篇名。惟《孝经》有《开宗明义章》、《天子章》、《诸侯章》等名，则是每章各有章名，他经所无。故学者疑《孝经》为伪书，不为无见。 按，俞氏所疑固有道理，然尚未尽也。《开宗明义》等章名，始见于郑玄注本，邢昺、严可均、皮锡瑞皆如此说，故章名非西汉时所固有。但西汉时虽无章名，而实分为十八章，《汉书·艺文志》可证。不满二千字的《孝经》而分为十八章，正与不满二千字的《急就篇》而分为三十一章相同。《孝经》是一整篇文章而切断为十八章，亦与《急就篇》是一整篇文章而切断为三十一章相同；此不但与《乐记》分篇之性质不同，亦与《论语》分章之性质不同也。这样短短的一章一章，各章字数的多少大致差不多，正是适合于教科之用的体裁。 今人吕思勉氏不信姚际恒之说，其《经子解题》中说： 《孝经》一书，无甚精义。姚际恒以为伪书。然其书在汉时实有传授，且《吕览》即已引之，则姚说未当。此书虽无其精义，而汉儒顾颇重之者，汉时社会，宗法尚严，视孝甚重，此书文简义浅，人人可通，故用以教不能深造之人，如后汉令期门羽林之士通《孝经》章句是也。 黄云眉氏《古今伪书考补证》驳之，说： 后汉荀慈明对策，有“汉制，使天下诵《孝经》”之语（《后汉书》本传），而汉代诸帝又始以“孝”为谥，可知《孝经》之产生必与汉代最有关。思勉既知汉代之重视《孝经》，而犹以《吕览》有《孝经》语（《孝行览》言孝，与《孝经》有相同处。又《先识览》《察微篇》引《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信为先秦之书，未免不充其类。（黄震亦以《吕览》有引，信《孝经》为古书。汪中《经义知新记》同。） 《吕览》亦不可全靠；且高诱注《孝行览》，亦引《孝经》语，则《察微篇》所引《孝经》，安知非高诱之注而误入正文耶？ 案：黄氏此论甚精。至吕氏所云“其书在汉时实有传授”，则更不足据信。《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等所记传授，十有八九皆不可靠也。 这样一部汉人所作而伪托于曾子问与孔子答之书，居然也有什么孔壁古文之本，则孔壁古文经之为伪造，又添了一个好证据了。 《孝经》全书不满二千字，今文分为十八章，每章的字数已经很少了。古文还要把它再多分四章，成为二十二章，也不过聊以立异而已。这书自身既是伪书，而伪中又有伪，伪本最多，过于他经。第一次伪古文本出于汉之刘歆，第二次伪古文本出于隋之刘炫（唐刘知几所议行及宋司马光作《指解》的，皆即此伪本），第三次伪古文本出于日本之太宰纯（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一集中）。郑玄注《孝经》，用的是今文本，因唐玄宗新注出而渐微，至宋初已亡，于是又有伪郑注，出于日本之冈田挺之（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二十一集中）。又宋真宗时，日本僧奝然（奝音ㄉㄧㄠ）以郑注《孝经》来献，此本不传，是真是伪，今不可知。 （ㄫ）《尔雅》 康氏因汉平帝时征通知《逸礼》、《古书》、《毛诗》、《周官》等等者诣京师（详下），其中有“《尔雅》”一项，又《尔雅》有与《毛诗》、《周礼》相合者，谓《尔雅》亦刘歆所伪作。我以为据此两点，可证《尔雅》之中必有刘歆们增益的部分；但康氏谓其书全为刘歆所作，则未必然。窃疑此书当是秦汉时人编的一部“名物杂记”。清《四库提要》说： 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 此论最确。据我看来，《释亲》至《释畜》十六篇，或是原书所固有（也许有刘歆们窜入的字句）；而《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就大体上看，可称为“《毛诗》训诂杂抄”，这是刘歆们所增益的。 （ㄏ）《小学》 康氏之辨《小学》，甚多特见。他说： 盖秦篆文字出于《史籀篇》。《史籀》为周之文而为汉今文之祖。 案：王国维氏以大篆为秦文，说： 《史籀》一书殆出……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史籀篇叙录》） 其说甚确。他又说： 班固谓《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许慎亦谓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或”之者，疑之；“颇”之者，少之也。《史籀》十五篇，文成数千，而《说文》仅出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出者，必与篆文同者也。考战国时秦之文字，如传世《秦大良造鞅铜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诅楚文》摹刻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奓，𠟭，意”四字则同籀文。篆文固取诸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同上） 看王氏这一段话，足证小篆即是大篆，但有一小部分字笔画稍有省变，自战国时已然。及秦并六国，以小篆统一文字，颁行天下；因文字之用日广，于是不知不觉自然而然的再把小篆的笔画渐渐省变，以趋约易，即所谓西汉之“隶书”是也。故秦汉文字有大篆、小篆、隶书之异体，实与现行文字有楷书、行书、草书之异体相同。康氏谓“《史籀篇》为汉今文之祖”，这是很对的。 康氏又说： 《史籀》十五篇，建武已亡其六。《仓颉》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然则西汉《仓颉篇》三千三百字。相如《凡将》，史游《急就》，李长《元尚》，皆《仓颉》正字；唯《凡将》颇有出，当不多，兼有复字：盖汉时《仓颉篇》，本合《仓颉》、《爰历》、《博学》之书为之，故有复字；李斯、赵、胡各自著书，本不相谋，则复字当必多，是并无三千三百字之数矣。西汉《六艺》群书当备集矣。此为周秦相传之正字也。而杨雄、班固所增凡一百三章（案，当云一百二章），以六十字一章计之，共六千一百八十字（案，当云六千一百二十字），骤增两倍之数。《仓颉》本皆今字，歆复使杜林作《训故》，窜以古字古训，于是《仓颉》亦有乱于古学者矣；故云“《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盖以歆授意杜林窜入古学之本为正也。许慎绍贾逵之传，主张古学。《说文叙》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殆兼《仓颉篇》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杨雄、班固所续一百章六千一百八十字：共九千余字而成之。（案，此语有误，辨三章，见下。）于是真伪之字，淄渑混合，不可复辨。……今唯据《急就篇》，择籀文及西汉今文经之逸文汇存之，而以西汉前金石文字辅证之，或可存周汉经艺正字之大概焉。 康氏这段话分别今文经的真字与古文经的伪字，大体不错。但尚嫌疏略，今再申言之。大篆、小篆、隶书是一种文字，故《史籀》、《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这五部书一线相承，这里面的文字，是秦汉时通行的文字，也就是今文经中所用的字，但今文经中之字未必全备于其中。及刘歆造古文经，杂取六国讹别简率之异形文字（详下）写之，伪称“古文”，以与当时通行的文字立异。《汉书·平帝纪》： （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又《王莽传》： （元始四年），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纲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谬，壹异说云。 这两段记载是一件事（纪与传相差一年，当有一误）。这是刘歆伪造“古文经”及“古文字”的重要史料。但对于“古文字”之造成和发表的经过没有说明，当以《汉书·艺文志》及《说文解字序》补之。《汉书·艺文志》： 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班固自称）复续杨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 《说文解字序》：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看班、许所记，知刘歆之伪“古文字”是在平帝时由爰礼发表的，后由杨雄记录的，而班固又增补杨雄之书。班书凡六千一百二十字，较《仓颉篇》增加了二千八百二十字。此增加字中，当以刘歆之伪古文字为主，其今文经中所有而为《仓颉篇》等书所未收者，及《六艺》以外之“群书”所载，又汉代通行之文字，亦必收了许多。及许慎作《说文解字》，凡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较班书又增三千余字。康氏谓许之九千余字系合《仓颉篇》之三千余字及班固书之六千余字而成，误也；因班书之六千余字中，已将《仓颉篇》之三千余字合计在内，故许书实较班书又增三千余字。此许书所增之三千余字，固亦必有采自今文经，群书，鼎彝，汉律，又汉代通行之文字，但采自伪古文经者亦必不少；因杨、班所录，必未完备，许氏以“《五经》无双”之古文大师，所搜集之伪古文字必远过于杨、班二氏也。（今看《魏三体石经》残字，知许氏所录仍不完备，但必多于杨、班无疑。） 至于《说文序》所云“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及《汉志》所云“《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这一件事，必是刘歆所伪托，其不可信之点有四： （1）我们知道《仓颉篇》是西汉时闾里书师所编以教学童之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部“小学国文教科书”。其中所录，都是汉代通行的文字。这种学童必识之字，何以竟至无人能懂，而必特别征求这位“无名氏”的齐人来解决？ （2）《仓颉篇》一书，武帝时的司马相如既据之以作《凡将篇》，元帝时的史游又据之以作《急就篇》，成帝时的李长又据之以作《元尚篇》。可见终西汉之世，大家都把它看做一部极平凡的书，人人可以利用它的字来改编新本。何以单单在武帝后与元帝前之宣帝时，它忽然变成艰深古奥之书，只有这位“无名氏”的齐人能够了解？ （3）《仓颉篇》是西汉的书，其时只有今文经，其训诂必与今文经相合而与古文经无关。这位“无名氏”的齐人既是宣帝时人，亦必仅知今文经而不知有所谓古文经。但是经他传于张敞，敞又传于其外孙杜业，业又传于其子杜林，林为传“漆书《古文尚书》”之人，是一个纯粹的古文经师，他所作《仓颉训纂》和《仓颉故》，必是古文说而非今文说。试问古文说与这位齐人有何渊源？ （4）《仓颉篇》只有三千三百字，乃经这位“无名氏”的齐人数传而至爰礼，忽然增加许多古文字，被杨雄收入《训纂篇》。试问这些古文字从何而来？如说是这位齐人所传，则宣帝之世只有今文经，何以会有古文字？如就是爰礼所增加的，则与这位齐人何涉？ 所以这位“无名氏”的齐人，也与“毛公”一样，无是公而已，乌有先生而已。刘歆要说《仓颉篇》中有古文字，有古文训诂，宣帝时就有这位齐人能通之，正与说“司马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一样，其实并无那么一回事。 康氏对于“程邈作隶书，施之于徒隶”之说也不信，他说： 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故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 他又说： 文字之流变，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也。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 这两段话，真是颠扑不破之名论。王国维氏疑“史籀”非人名，说： 昔人作字书者，其首句盖云“太史籀书”，以目下文；后人因取句中“史籀”二字以名其篇。“太史籀书”犹言“太史读书”。汉人不审，乃以“史籀”为著此书者之人，其官为太史，其生当宣王之世。（《史籀篇叙录》） 王氏此说，极为有见，可以作康氏“古无‘籀’名”的说明。“篆”字《说文》训为“引书”，《段注》，“引书者，引笔而著于竹帛也”，那么，“篆”字之义就是“写字”；窃谓“大篆”、“小篆”，犹今言“大写”、“小写”耳。康氏文中又列举从“石鼓”到“魏碑”，就是从大篆到楷书，都是自然渐变，证明它们决非一人改造，实足以摧破二千年来“某人作某书”种种不根之谈。 但康氏对于文字，又有极错误之论。他认古文经中的“古文”是刘歆所伪造，这话固然极对；可是他又认尊彝也是刘歆所伪造，那就完全错了。刘歆伪造的古文，今尚可窃见一斑，《魏三体石经》中之“古文”一体是也。《说文》中明说为“古文”者，必有大多数的字出于古文经，即《说文》之“正篆”中亦必有许多古文经中之字。此外如《汗简》、《古文四声韵》、《隶古定尚书》（存《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盘庚》上中下、《说合》上中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泰誓》上中下、《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縢》、《大诰》、《微子之命》、《顾命》诸篇，罗振玉均有影印本），《书古文训》，这些书中也保存刘歆的古文字不少。拿它们来和尊彝铭文相较，大不相同：实因尊彝铭文是周代的真古字，而古文经中所用的字则是刘歆的伪古字。我以为要打倒刘歆的伪古字，尊彝铭文实在是最有效的武器。岂可反认尊彝铭文为伪字，而拿它来与刘歆的伪古字混为一谈！至于康氏所举的杨慎伪撰的《峋嵝》之碑，梦英伪作的《垂露》诸体，“吉日癸巳”之刻，《比干铜盘》之铭，这些固然都是伪器，但那上面的文字哪里有丝毫像真的尊彝铭文呢？ 刘歆写古文经所用的“古文”，王氏曾考明其来源，极为精确。他说： ……近世所出，如六国兵器，数几逾百；其余若货币，若玺印，若陶器，其数乃以千计；而《魏石经》及《说文解字》所出之壁中古文，亦为当时齐鲁间书：此数种文字皆自相似，然并讹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而同时秦之文字则颇与之异。传世秦器作于此时者，若“大良造鞅铜量”（秦孝公十八作），若“大良造鞅戟”，若“新郪虎符”（秦昭王五十四年以后所作），若“相邦吕不韦戈”（秦始皇五年作），石刻若《诅楚文》（宋王厚之考为秦惠王后十二年作），皆秦未并天下时所作。其文字之什九与篆文同，其什一与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较之六国文字为近。（《桐乡徐氏印谱序》） 又说： 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其讹别草率，亦如北朝文字上与魏晋，下与隋唐，中与江左不同。其中玺印，陶器，可比北朝碑喝；兵器，货币，则几于魏齐小铜造像之凿款矣。（同上） 又说： 余谓欲治壁中古文，不当绳以殷周古文，而当于同时之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求之。惜此数种文字，世尚未有专攻之者。以余之不敏，又所见实物谱录至为狭陋，然就所见者言之，已足知此四种文字自为一系，又与昔人所传之壁中书为一系。（同上） 王氏这几段话，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三件重要的事实： （1）壁中古文经的文字，与殷周秦的文字都不相合。 （2）这种文字，与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四种文字为一系。 （3）这种文字的字体讹别简率，不能以六书求之。 根据这三件事实，更可证实“孔子用古文写《六经》”之说之确为伪造，足为康氏考辨伪经加一重要证据。盖刘歆伪造古经，当然要用古字来写。但他那时甲骨固未发见，尊彝也极少极少；而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时代既近，当时必尚有存者。 这些东西上面的文字，则自秦始皇“书同文字”以来悉被废除，常人必多不识，虽本是六国异体，大可冒充为“仓颉古文”；更妙在字体讹别简率，奇诡难识，拿它来写伪古文经，是很合式的。所以壁中古文经就拿这种“古文”来写了。康氏对于伪经，举凡来历之离奇，传授之臆测，年代之差舛诸端，无不知之明而辨之精。但美犹有憾，即康氏对于文字之学太不讲求，并无心得，故虽明知“古文”为刘歆所伪造，而不能知其来源，竟误认为与尊彝文字为一系，因此而反疑尊彝亦是刘歆所伪造，实为千虑之一失。王氏最精于古代文字，以其研究所得证明壁中古文经为用六国时讹别简率之字体所写，适足以补康氏之阙；且得此重要证据，更足以见康氏考辨伪经之精确。但王氏识虽甚高，胆实太小，他是决不敢“疑古”、“惑经”的，所以有那么明确的好证据，他还要说“世人……疑《魏石经》、《说文》所出之壁中古文为汉人伪作，此则惑之甚者也”这样一句话，这实在太可惜了！这实在太可惜了！ 或曰：壁中古文经既是用六国文字写的，则经虽可目为刘歆之伪经，然字却不可目为刘歆之伪字。曰：不然。刘歆的“古文”虽源出于六国的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但那些东西上的文字，为数一定很少，拿来写经，是决不够用的。用近代同样的一件事作比例，便可以明白了。清吴大澂用尊彝文字写《论语》与《孝经》二书，并且也兼采兵器、陶器、玺印、货币上的文字。吴氏所见古字材料之多，过于刘歆当不止十倍；而吴氏仅写《论语》、《孝经》二书，刘歆则要写《尚书》、《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这许多书，还要写《左传》（《说文序》谓左丘明用古文写《左传》，又谓张苍所献《左传》中的字与壁中古文相似），是刘歆需用的字，应该多于吴氏者当在百倍以上。可是吴氏用那样丰富的材料写那么简少的书，还是要多多的拼合偏旁，造许多假古字，又加上许多《说文》中的篆字，才勉强写成；则刘歆用那样贫乏的材料写那么繁多的书，岂能不拼合偏旁，造极多量的假古字呢？后来晋之《隶古定尚书》，宋之《书古文训》，其中十有八九都是拼合偏旁的假古字，这些假古字源出于《魏三体石经》之古文，而《魏三体石经》之古文则源出于刘歆之壁中古文。我们看《魏三体石经》、《隶古定尚书》、《书古文训》，以及《汗简古文四声韵》这些书中的“古文”，便可测知壁中古文之大概。据此看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不过考明它有来历罢了。实际上壁中经的字用真六国文字写的，不知有没有百分之一，而拼合偏旁的假古字一定占了最大多数，这是无疑的。所以说刘歆的古文源出于六国文字是对的；若说它就是六国文字，那可大错了。然则目壁中古文为刘歆之伪字，不但可以，而且是应该的。 康氏辨《汉志》的《小学家》，还有一点也是错的，他说： 《六艺》之末而附以《小学》，……此刘歆提倡训诂，抑乱圣道，伪作古文之深意也。 这却冤枉刘歆了。《六艺》与《论语》、《孝经》、《小学》是汉代学校诵习的科目，故七略中把它们专列为一略，与今古文问题并无关系；即使今文家来编书目，也要这样排列的。这一点也是王国维氏所发见的，他说： 刘向父子作《七略》，《六艺》一百三家，于《易》、《书》、《诗》、《礼》、《乐》、《春秋》之后，附以《论语》、《孝经》（《尔雅》附）、《小学》三目。《六艺》与此三者，皆汉时学校诵习之书。以后世之制明之，《小学》诸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论衡·自纪篇》：“充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换。”《后汉书·皇后纪》：“郑皇后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梁皇后少善女工，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是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有以一师专授者，亦有由经师兼授者。（《汉魏传士考》） 案：王氏此论，发前人所未发，前人研究《汉书·艺文志》最有心得者为宋之郑樵及清之章学诚，皆未见到此点。我以为王氏所见，极为精核，惟文中提及《尔雅》，则我不以为然。我虽不主张康氏的“《尔雅》为刘歆所伪作”之说，但认为其书厕于《六艺》之林，则实始于刘歆，且其中亦实有刘歆增窜之部分（说见前），在刘歆以前，并非学校诵习之书也。吾友余季豫（嘉锡）先生亦极以王氏所论为是，但又有匡正之处，他于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有信给我，说： 王静安先生论《六艺略》语，援据精博。惟其以今世学制相譬况，以为《小学》者汉小学之科目，《论语》、《孝经》者中学科目，《六艺》则大学科目。鄙意于此尚有所疑。盖大学，小学，为汉世所固有，不必以今制相况；而中学，则遍考群书，当时并无名目。大抵汉人读书，《小学》与《孝经》同治，为普通之平民教育；至《论语》则在小学似随意科，在大学似预科，无意升学者，此书可不读，故有从闾里书师即已读《论语》者，有从当代经师先读《论语》后习专经者。此为弟所考与静安先生不同之处，证据亦甚多。最强有力者，莫如崔寔《四民月令》（见《齐民要术》及《玉烛宝典》），明以《孝经》、《论语》、《篇章》（原注：六甲，九九，《急就》，《三苍》）同为幼童入小学所读之书。故窃以王先生说为未安。 案：余氏此论更精。观此，可知《小学》在汉代学校中实为人人必修之科目，就教育上说，其重要尚远过于专经也。 我所见到的《新学伪经考》中精当的和错误的部分，现在都说完了。 [book_title]（V） 古文经自康氏此书出世，先师崔君继之而作《史记探源》与《春秋复始》等书，张西堂氏又继之而作《谷梁真伪考》，伪证昭昭，无可抵赖，其为伪经，已成定谳矣。今文经对于古文经而言，固然是真经。但今文实为周秦间儒生集合而成之书，西汉时尚有加入之篇（如《泰誓》与《说卦》等）。今文经：《诗》三百零五篇，《书》二十九篇，《礼》十七篇，《易》十二篇，《春秋》十一篇，《论语》（鲁《论》）二十篇，《孝经》一篇分为十八章。这其中，有真为古代的史实，有儒家托古的伪史，有真为孔子的思想，有后儒托于孔子的思想，有全真之书，有全伪之书，有真书之中羼入伪篇的，有书虽真而不免有阙文、误字、错简的。凡此种种，皆应一一分析，疏证明白，方能作古代种种史料之用。这类工作是“超今文”的，自唐中叶以来，常有人做，如王柏之于《诗》，刘知几之于《书》，姚际恒、毛奇龄、崔述诸人之于《礼》，欧阳修、叶适、崔述诸人之于《易传》，啖助、赵匡、陆淳、刘敞、孙觉诸人之于《春秋》，崔述之于《论语》，姚际恒、杨椿之于《孝经》，皆能独具只眼，从事疑辨；但成绩还不甚好，比阎若璩之辨晋《古文尚书》与康有为之辨汉古文经，尚犹不逮。今人如刘节之辨《洪范》，顾颉刚之辨《尧典》、《禹贡》，李镜池之辨《易经》与《易传》等等，其方法、材料、眼光，都突过前人。照这样努力下去，将来必有极丰穰之收获，这是我敢断言的。 我这篇序，意在专论康氏所辨之是非，故仍以辨古文经为主；虽偶有辨今文经的话，不过是涉及而已。 [book_title]（Ⅵ） 近儒之主张应该分析经今古文的，或认今文为真而古文为伪，或认古文为优而今文为劣，虽立论相反，然皆以为今文古文之不同在于经说，而文字之差异与篇卷之多少尚在其次。窃谓不然。我以为今文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则文字之差异；至于经说，虽有种种异义，其实是不值得注意的。略述鄙见如次： 古文经中必须摒弃的是《笙诗》六篇，《逸书》十六篇，百篇《书序》，《逸礼》三十九篇，《周礼》，因为这是全属伪造的。还有，《春秋左氏传》，虽系取左丘《国语》改窜而成，并非全属伪造，但既改原书之分国为编年，又加上什么凡例书法及比年依经缘饰之语，则在“《国语》探源”之工作未完成以前，我们对于《左传》亦只能视同伪书。其凡例等等固必须摒弃；即其叙事之部分，虽非全属伪造，而伪造者亦必有之，故引用时必须审慎，与其过而存之也，宁过而废之，如此，庶不至为刘歆所绐。 其文字之差异，固当以今文为正，但古文倒不是全无可取，也竟有应该用古文改今文的。因为今文虽真，却不能说没有传写之误；古文后起，遇到今文不可通的地方，往往加以修改。改错的固然不少，改对的也不能说没有。试举《春秋》为例：隐公二年之“纪子伯”，《左氏经》改为“纪子帛”，三年之“尹氏卒”，《左氏经》改为“君氏卒”，这是故意与《公羊经》立异，自不足信。但下举两事，实以改本为长： （ㄅ）成公“六年，冬，晋栾书率师侵郑”。《谷梁经》及《左氏经》皆改“侵”为“救”，是也。上文“五年，冬，十有二月，己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娄子、杞伯同盟于早牢。”“六年，秋，楚公子婴齐率师伐郑。”下文“七年，秋，楚公子婴齐率师伐郑。公会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娄子、杞伯救郑。”比事而观，知此数年中郑从晋，故楚伐之而晋救之。然则《谷》《左》所改者是也。 （ㄆ）昭公“二十有一年，冬，蔡侯朱出奔楚。”“二十有三年，夏，六月，蔡侯东国卒于楚。”《左氏经》与《公羊经》同。《谷梁经》改“朱”为“东”，谓即“东国”，是也。不但比事而观，奔楚与卒于楚者可断其必是一人。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明言鲁昭公二十一年奔楚者为蔡悼侯东国，悼侯立三年，卒，适为鲁昭公之二十三年。《管蔡世家》略同。是知“朱”实“东”之误字，下又脱“国”字也。《谷梁经》改“朱”为“东”，固是。但他不知增“国”字，而强为之说曰：“东者，东国也。何为谓之‘东’也？王父诱而杀焉，父执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东’，恶之而贬之也。”这又与解“纪子伯”同样为可笑之论了。又，“奔而又奔之曰东”一语，文理不通！（又疑太史公所见之《公羊经》，“朱”字盖作“东国”二字，为未误之本，故《年表》与《世家》皆只有东国而无朱。其后伪造《谷梁传》者所见之《公羊经》，脱“国”存“东”，故伪《谷梁经》作“东”，而造伪传者即望文生训，发此可笑之论。又其后伪造《左氏传》者所见之《公羊经》，“东”又误为“朱”，故伪《左氏经》作“朱”，而造伪传者遂臆撰“楚费无极取货于东国，而使蔡人出朱而立东国，朱诉于楚”之伪事。太史公所见原本左丘《国语》必无此记载，故《史记》与《左传》不同。） 古文家改今文经的文字，除因有作用而故意窜改者外，大可与郑玄、朱熹、王念孙、俞樾诸人之校改古书文字同样看待。古书传写，阙误必多，后人读之而觉其不可通，循其前后文义而增删移易其字句，此为校读古书者所应有之事。古文家造作伪经，固当排斥，然其改正今文文字之阙误，则不当一例排斥也。 至于经说，则古文家与今文家正是一丘之貉耳。两家言作《诗》本义，言古代史实，言典礼制度，同为无据之臆测，无甚优劣可言。因为两家都是要利用孔子以献媚汉帝，希冀得到高官厚禄者，故都喜欢说孔子为汉制法，都喜欢谈图谶纬候。古文家之异于今文家者，仅在孔子以前又加了一个周公。这是因为古文家的始祖刘歆欲献媚新帝王莽，因周公摄位之传说最适宜于作王莽篡汉时利用的工具，故古文经说到处要抬出周公来，且特造《周礼》一书，凡莽所更法立制，悉在其中；如此，则周公为新制法比孔子为汉制法更为亲切有用，治古文经者当然可以得到新室之高官厚禄矣。经说愈多，则立学之机会亦愈多。西汉之世，今文《五经》博士已逐渐增至十四家。及刘歆伪造古文经，于是《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又得立于学官矣。新室虽不久即亡，而古文经与古文经说则并不随之而皆亡。那时治古文经者方自欣其得此与今文诸家相异之经说，可以获得立学之机会，故东汉之初希望立学者甚多。范升对光武之言曰： 近有司请置京氏《易》博士，群下执事莫能据正。京氏既立，费氏怨望；左氏《春秋》复以比类，亦希置立。京、费已行，次复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驺、夹。如今左氏、费氏得置博士，高氏、驺、夹，五经奇异，并复求立，各有所执，乖戾分争。（《后汉书·范升传》） 这几句话，把当时那些治古文经者（驺、夹之《春秋》亦系刘歆所伪造者）希望立学的情状说得很明白。为什么希望立学？因为立了学则可以得到高官厚禄也。故古文经说之异于今文经说，刘歆之目的为媚莽，东汉古文家之目的为立学。刘歆既有媚莽之目的，特造《周礼》，又伪群经以证《周礼》，其经说尚可谓有一贯之主张。至于以立学为目的之东汉古文家，则其经说只在求异于今文家：或与今文说相反，或与今文说微异，或与今文说貌异而实同，或今文本有歧说而取其一以为古文说，如是而已。其与今文经说，并非截然两派，各有系统，绝不可合，如廖平之《今古学考》所云云也。（西汉的今文家，本就是用了这种手段来争到立学的，如《书》之大夏侯与欧阳立异，小夏侯又与大夏侯立异，《易》之孟京与施、梁丘立异，所以《五经》博士可以分到十四家之多。） 近人或谓今文家言“微言大义”，古文家言“训故名物”这是两家最不同之点。此实大谬不然。今文家何尝不言训故名物？《汉书·艺文志》于《诗》有《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韩故》诸书，于《书》有《大小夏侯》、《解故》诸书，都是言训故名物的。（汉师说经，“解故”以外，尚有“章句”。《书》之欧阳、大小夏侯，《易》之施、孟、梁丘，《春秋公羊传》，《艺文志》皆著录有章句之书。章句虽非专言训故名物，然亦非绝不言训故名物也。）至于“微言”“大义”，本是两词，近人合为一词，谓凡今文经说，专务发挥微言大义，而近代今文家亦多以发挥微言大义之责自承。其实此两词绝不见于西汉今文家的书中。最早用此两词的是古文家的始祖刘歆。他的《让太常博士书》中有云：“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又，《汉书·艺文志》为刘歆《七略》之要删，其篇首即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是当以此两词归之古文家，方为适当耳。若云微言大义即指《公羊传》所言“《春秋》之义”，则《孟子》、《公羊传》、《史记》、《春秋繁露》中言及《春秋》之义，皆无微言大义之称。且古文家之刘歆亦曾造有伪《左》的“《春秋》之义”，即所谓“五十凡”等等是也。古文家何尝不言微言大义乎？微言大义两词既为古文家所创，则称“五十凡”等等为微言大义，更为切合，大概刘歆亦正指此耳。 或又谓古文家言“《六经》皆史”，今文家言“《六经》皆孔子所作”。此则尤与事实不合。按此两说，汉之今文家与古文家皆无之。对于经的来源及其与孔子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及《儒林传》所言为今文说，《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所言为古文说。两说固不甚相同，然亦不甚相远，而皆与“《六经》皆史”及“《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不同。考“《六经》皆史”之说，始于宋之陈傅良（徐得之《左氏国纪序》），其后明之王守仁（《传习录》），清之袁枚（《史学例议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及章太炎师（《国故论衡》的《原经》）皆主此说。陈、王、袁、章四氏，不但非古文家，且非经学家；龚氏则为今文家；惟章君为古文家耳。然则云“《六经》皆史”之说为古文家言者，非也。至于“《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始于廖平（《知圣篇》），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皮锡瑞（《经学历史》与《经学通论》）皆从之，三氏固为近代之今文家（廖氏议论数变，实不能称为今文家，惟作《古学考》及《知圣篇》之时代尚可归入今文家耳），但前于三氏之今文家龚自珍即主“《六经》皆史”之说，后于三氏之崔觯甫师又反对康氏之说（《五经释要》的《孔子述作五经之大纲》）。然则云“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为今文家言者，又非也。 汉之今文家言与古文家言，或墨守师说，或苟立异说，既无系统，又无见解，现在看来，可取者殊少。近代之今文家如庄述祖、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诸人，古文家之章太炎师（从郑玄以后至章君以前，没有一个古文家，或目郑学者与惠、戴、段、王诸氏为古文家，则大误），虽或宗今文，或宗古文，实则他们并非仅述旧说，很多自创的新解，其精神与唐之啖助、赵匡至清之姚际恒、崔述诸氏相类；所异者，啖、赵至姚、崔诸氏不宗一家，实事求是，其见解较之庄、刘诸氏及章君更进步耳。 我以为我们今后对于过去的一切笺、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说或古文说，汉儒说或宋儒说或清儒说，正注或杂说，都可以资我们的参考及采取。例如《诗》说，不但汉刘歆之伪毛公《诗传》可以采取，即明丰坊之伪子贡《诗传》与伪申培《诗说》也可以采取。又如《书》说，伏生之《大传》，王肃之伪孔安国《传》，蔡沈之《书集传》，孙星衍之《尚书今古文注疏》，魏源之《书古微》等等都可采取，不必存歧视之见。近代经学大师俞曲园先生，说经依高邮王氏（念孙及其子引之）律令。王为戴震弟子。章君谓“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缜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故能“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章君评俞氏及黄以周、孙诒让语）然俞氏以前诸师，引据旧说，范围甚严，以唐为断；自宋以后，则认为不通古训，不合古义，概从摒弃。故创获最多者，仅在“依古音之通转而发明文字之假借”一端。此外则既不敢创汉唐所无之新说，尤不敢大胆疑经。而俞氏独不然，他是能够决破这个网罗的。章君所作《俞先生传》云：“为学无常师，左右采获，深嫉守家法违实录者。”此语最能道出俞氏治学的精神。今举其解经五事为例： （ㄅ）他对于“《周易》的《上经》三十卦与《下经》三十四卦”的说明，采清吴隆元的《易宫》之说（《经课续编》与《九九销夏录》）。因其立论允当而采之，不以其说原于宋戴师愈伪造的《麻衣正易心法》而摒弃之。 （ㄆ）他对于《尚书》的“曰若稽古”一语，谓郑玄训“稽古”为“同天”，伪孔训“若稽古”为“顺考古道”，两说都不对；惟蔡沈训“稽古帝尧”为“考古之帝尧”，最是。（《达斋书说》） （ㄇ）他说《论语·泰伯篇》“有妇人焉”之妇人，非太姒，亦非邑姜，当为戎胥轩之妻郦山女，事见《史记·秦本纪》。（《经课续编》） （ㄈ）他解《礼记·曲礼》“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一语，引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载之李生菜小儿药铺、丑婆婆药铺，吴自牧《梦梁录》所载之修义坊三不欺药铺，陈元靓《岁时广记》所载之苏州卖药朱家，谓“如此等类，皆累世相传，人所共信，其药可服无疑”，以证明《记》义。（《茶香室经说》） （ㄪ）他说：“《中庸》盖秦书也。……吾意秦并六国之后，或孔氏之徒传述绪言而为此书。”又说：“《周礼》一书乃周衰有志之士所为，……非周公之书，亦非周制也。”又说：“《左传》所载当时君大夫言语，皆左氏所撰，非其本文，故历年二百，国非一国，人非一人，而辞气之间如出一口。”（均见《湖楼笔谈》）又说：“《王制》者，孔氏之遗书，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王者孰谓？谓素王也。孔子生衰周，不得位，乃托鲁史成《春秋》，立素王之法，垂示后世。”（《达斋丛说》）又说：“古书但有篇名。……惟《孝经》有《开宗明义章》、《天子章》、《诸侯章》等名，则是每章各有章名，他经所无。故学者疑《孝经》为伪书，不为无见。”（《九九销夏录》）——看这几条，可以知道他很能大胆疑经，与姚际恒、崔述诸氏相同。 俞氏这种解经的态度，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 公历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