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陔余丛考 [book_author]赵翼 [book_date]清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笔记,杂著,完结 [book_length]551387 [book_dec]笔记。清赵翼撰。四十三卷。翼字云崧,一字耘松,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翼有《瓯北诗钞》已著录。是书为作者自黔西乞归后所作,因其为循陔(奉养父母)时所辑,故名。全书五十三万八千字。编次以类相从。作者《小引》云: “余自黔西乞养归……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得四十余卷,以其为循陔(奉养父母)时所辑,故名曰《陔余丛考》。”全书不分门目,编次先后以类相从。 1～4卷论经义,5～15论史学, 16～21卷杂论掌故,22～24卷论艺文,25卷论纪年,26～27卷论官制,28～29卷论科举,30～31卷论风俗名义,32卷论丧礼,33卷论器物,34～35卷论术数及神佛,36卷论称谓,39～43卷为杂考证。是书考史论文,对典章制度,风俗名物,能明辨源流。 [book_img]Z_13432.jpg [book_title]目录 ●卷一 ○《五经正义》 ○画卦不本于河图 ○《易》不言五行 ○河图刻玉 ○《易》阙文衍文 ○《尚书》名起于伏生 ○《尚书》古、今文皆出壁中 ○壁书非孔襄所藏 ○虞、夏、商、周书目孔子所分 ○宋儒疑《古文尚书》 ○《舜典》当从月正元日分起 ○纳于大麓 ○元、恺、四凶皆在《尚书》辨 ○陟方 ○莱夷作牧 ○三正 ○《泰誓》真伪 ○帝乙即成汤 ○《康诰》文与《左传》不合 ○延洪 ○《尚书大传》 ●卷二 ○古诗三千之非 ○《诗序》 ○汉儒说《诗》 ○夏屋 ○后稷已行郊礼 ○坼副 ○帝武元鸟 ○奚斯所作 ○《春秋》 ○《春秋》底本 ○《春秋》书法可疑 ○春不书王 ○春王不书正月 ○春秋纪年 ○矢鱼于棠 ○《左传》所本 ○《左传》叙事氏名错杂 ○《左氏传》原委 ○鹬冠 ○曹□即曹沫 ○屠蒯即杜篑 ○杜预注《左传》 ○《国语》非左丘明所撰 ○韦昭注《国语》 ●卷三 ○《周礼、冬官》补亡之误 ○《仪礼》 ○五父衢 ○伯鱼之母死 ○晋文公辞国当以《檀弓》为据 ○《月令》 ○宾雀 ○太牢少牢 ○醴泉即膏露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后世引为终养之误 ○郑康成注□祭之误 ○三年丧，王、郑二说不同 ○郑康成注慈母之误 ○命妇世妇 ●卷四 ○《四书》别解数条 ○子见南子 ○束修二义 ○子畏于匡，记载不同 ○执圭 ○乱臣十人 ○彭祖即老聃 ○微生高即尾生 ○公山弗扰召孔子之不可信 ○羿、□非夏时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 ○挚、干、缭、缺或以为殷人 ○其父攘羊 ○“人莫知其子之恶”系鲁谚 ○尊《孟子》 ○五亩之宅 ○负戴 ○伊尹割烹要汤 ○王良即伯乐 ○市井 ○七八月之间旱 ●卷五 ○《史记》一 ○《史记》二 ○《史记》三 ○《史记》四 ○《史记》五 ○伯益、伯翳一人 ○赵氏孤之妄 ○宰我与田常作乱之误 ○齐王伐燕之误 ○楚、汉五诸侯 ○三户 ○广武 ○司马贞《史记索隐》 ○《汉书》 ○汉高祖有后母 ○《史记》阙文，《汉书》衍文 ○《汉书》古本 ○颜师古注《汉书》 ○班书、颜注皆有所本 ○《后汉书》一 ○《后汉书》二 ○《后汉书注》 ●卷六 ○《三国志》 ○《晋书》舛讹 ○宋、齐、梁、陈、魏、周、齐、隋诸史及《南、北史》书法各不同 ○宋、齐、梁书书南北交涉事 ○梁、陈、周、齐、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宋书》书法 ○《宋书》叙事及编次俱有失检处 ○《宋书》繁简失当处 ○《宋书》立传太少 ●卷七 ○《齐书》书法 ○《齐书》编次失当处 ○《齐书》繁简失当处 ○《齐书》立传太少 ○《齐书》原本 ○梁、陈二书 ○《梁书》编次失当 ○《梁书》多载芜词 ○《陈书》书法 ○《陈书》编次得宜 ○《陈书》亦多芜词 ○《魏书》 ○魏收书有后人所补者 ○《魏书》书法 ○《魏书》芜冗处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卷八 ○《南、北史》原委 ○《南史》繁简失当处 ○《南史》多用《齐书》原文 ○《南史》叙事失当处 ○《南史》与齐、梁、陈三书互异处 ○《北史》与《魏书》互异处 ○《北史》多取魏收书 ○《北史》删《魏书》太简处 ○《北史》较《北齐书》繁简互有得失处 ●卷九 ○《北史》与《北齐书》互异处 ○《北史》与《周书》繁简各有失当处 ○《北史》与《周书》互异处 ○《南、北史》夹叙法 ○《南、北史》复传 ○《南》、《北史》自相牾处 ○《南》、《北史》亦有繁冗处 ○《南》、《北史》多复句 ○《南史》叙事失检处 ○《北史》叙事失检处 ○《南》、《北史》自叙有失实处 ○《南史》编次失当处 ○《隋志》应移《南、北史》之后 ●卷十 ○《新、旧唐书》书年号各有得失 ○《新、旧唐书》本纪书法互有得失 ○《新、旧唐书》本纪繁简互有得失 ○《旧唐书》多国史原文 ○《旧唐书》编订之失 ○《新唐书》改订之善 ○《新唐书》编订之失 ●卷十一 ○《新唐书》得史裁之正 ○《新唐书》列传隶事之当 ○《新唐书》文笔 ○《新唐书》多回护 ○《新唐书》多周旋 ○《旧唐书》叙事疏误处 ○《新唐书》叙事疏误处 ●卷十二 ○《新唐书》列传内所增事迹较《旧书》多二千余条，其小者不必论，甚有必不可不载而《旧书》所无者。今撮于后 ○《旧唐书》所载亦有不应删而《新书》反削之者，今亦录于后 ○新、旧《唐书》有彼此互异者，今据《通鉴》、《纲目》、《唐鉴》、《贞观政要》、《五代史》、《北梦琐言》等书稍为订正于后 ○南诏涉海及铜柱之误 ○《顺宗诸子传》 ●卷十三 ○《五代史》 ○宋、辽、金三史 ○辽、宋二史相合处 ○辽、宋二史不相合处 ○辽、金二史不相合处 ○宋、金二史不相合处 ○宋、辽、金史旧本 ○《辽史》 ○《宋史》一 ○《宋史》二 ○《宋史》三 ○《宋史》四 ○《宋史》五 ○《宋史》六 ○《宋史》七 ○《宋史》八 ●卷十四 ○《金史》 ○《元史》 ○《明史》多附书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传 ○《明史》多载原文 ○大礼之议 ○《明史》行文典雅 ○史传俗语 ●卷十五 ○《通鉴》、《纲目》 ○《纲目》书法有所本 ○贾举 ○侠累、韩一人两书 ○薄后、陈后不书立 ○太初元将 ○卓茂非仕于莽朝 ○钟繇 ○立曹操女为后 ○周抚 ○恶奴郎 ○高密王恢之 ○记里鼓 ○王陵 ○鲁文公七年无卫献公 ○魏三祖 ○子总管 ○鹿角 ○定杨 ○文成公主 ○列卒 ○四夔 ○王忠烈 ○兖海曹华 ○天末纪年分注各镇 ○西平王 ○辽复号改号 ○夏人、辽人 ○昏德公、重昏侯 ○留梦炎及第 ●卷十六 ○三皇五帝 ○尧、舜之禅不同 ○东、西周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 ○郡县 ○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 ○郡国守相得自置吏 ○汉初分郡之大 ○汉时陵寝徙民之令 ○大臣有罪多自杀 ○刺史守令杀人不待奏 ○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 ○两汉、六朝谥法 ○汉、唐食封之制 ○元魏子贵母死之制 ○元魏族诛之法最惨 ○元魏百官无俸 ○华林园有三处 ●卷十七 ○三大迁 ○六朝重氏族 ○谱学 ○六朝忠臣无殉节者 ○隋制从驾官带妻子 ○唐初武功之盛 ○唐初多用蕃将 ○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 ○唐制升殿用宫女侍 ○唐制吏部分东选南选 ○唐时簿尉受杖 ○唐时国史听随任修撰 ○唐时王爵之滥 ●卷十八 ○汴京始末 ○宋制武选归吏部 ○宋、元榷酤之重 ○宋人好名誉 ○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宋南渡世家多从行 ○南宋将帅之豪富 ○宋、元追褒古贤 ○元初本不欲取宋 ○元时疆域之大 ○元时崇奉释教之滥 ○元制蒙古、色目人随便居住 ○元人名多相同 ○前明有两北京 ○明初用人不拘资格 ○有明进士之重 ○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 ●卷十九 ○女娲或以为妇人 ○炼石补天 ○蚩尤为黄帝相 ○湘君、湘夫人非尧女 ○隶书不始于程邈 ○造笔不始于蒙恬 ○左右袒不始于周勃 ○牛耕不始于赵过 ○云台无来歙，凌烟阁无郭子仪 ○马氏铜柱有三 ○徙铜人不始于魏明帝 ○牛继马非晋元帝 ○宫中屠贩不始于东昏 ○四声不始于沈约 ○纵囚不始于唐太宗 ●卷二十 ○贡荔枝不始于杨贵妃 ○杨氏五家合队 ○五日一朝不始于裴度 ○牛、李非李德裕 ○宋金莲烛送归院者六人 ○曹彬、伯颜不妄杀人之非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 ○高宗泥马渡江之讹 ○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 ○南宋和议起于洪忠宣 ○拐子马不始于女真 ○木灯檠之不可信 ○杨桓《传国玺考》之误 ○苏州击阉不始于颜佩韦 ○明末阉党有殉难者 ○明人演戏多扮近事 ○前明司礼监即枢密院 ●卷二十一 ○正月元日 ○明月、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 ○竞渡、乞巧、登高 ○古兵器不皆用铁 ○斋戒不忌食肉 ○尚左尚右 ○万岁 ○露布 ○衙门 ○幕府 ○视草 ○禽兽草木互名 ○素王 ○吴会 ○主臣 ○不暇草书 ○罄南山竹 ○日射三十六熊赋 ○敛衽 ●卷二十二 ○经史子集 ○诗文以集名 ○诗笔 ○序 ○章句、集注 ○题目 ○破题 ○别字 ○音字用点 ○重字二点 ○厶字 ○文章忌假借 ○古人追叙前事文法 ○古文用韵 ○汉谚用韵法 ○谜 ○用《千字文》语 ○敕 ○旨 ○朝 ○宅 ○次 ○宦 ○二十八宿 ○帐 ○饕 ○写 ○睬 ○甄 ○员 ○犬 ○隔 ○都鄙 ○雅俗 ○猖獗 ○绝倒 ○饥、饿二字有别 ○□□ ●卷二十三 ○一二三言诗 ○三言诗 ○四言诗 ○五言 ○六言 ○七言 ○八言 ○九言 ○十言十一言 ○五七律排 ○绝句 ○三五七言 ○长短诗 ○乐府 ○六句律诗 ○拗体七律 ○律诗不属对 ○律诗兼用两韵 ○回文诗 ○迭字诗 ○联句 ○柏梁体 ○和韵 ○集句 ○成语佳对 ○借对法 ○扇对法 ○禁体诗 ○双声叠韵 ○诗句有全平仄者 ○诗词专用本家本人事 ●卷二十四 ○曲牌名入诗 ○番语成诗 ○以古人姓名藏句中 ○题字嵌句首 ○数目字入诗 ○十二生肖、八音入诗 ○药名为诗 ○拆字诗 ○口吃诗 ○双关两意诗 ○寿诗、挽诗、悼亡诗 ○帖子词 ○口号 ○元韵、原韵 ○即席 ○古诗别解 ○陶诗甲子纪年 ○杜诗金虾蟆 ○乞为奴 ○李义山《咏史》诗 ○唐彦谦《长陵》诗 ○聂夷中诗 ○紫 ○东坡诗咏三良 ○《赤壁赋》洞箫客 ○陈季常 ○元遗山诗多复句 ○刘后村诗多用本朝事 ○孙ナ诗 ○李梦阳诗重韵 ○王阮亭柳墓诗 ○古今人诗句相同 ○诗作□噱 ●卷二十五 ○年号重袭 ○历代正史编年各号 ○历代僭窃各年号 ○此外有蕃年号见于《唐书》、宋、元、明史及《通鉴》、《玉海》者，今并摘录 ○改元 ○年号用字 ○年号并称 ●卷二十六 ○翰林 ○学士 ○侍读、侍讲学士、修撰、编检 ○唐时翰林学士不必皆进士出身 ○翰林撰文署名 ○庶吉士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 ○殿阁大学士 ○大学士到任在翰林院 ○中书 ○中书舍人 ○尚书 ○侍郎、郎中、员外 ○御史 ○祭酒 ○监司官非刺史 ○兵马司 ○吏部掣签 ○奏本抬头 ○行香 ○授官表让 ○换官不换印 ○假守 ●卷二十七 ○按月分俸 ○京官月费 ○预借俸钱 ○致仕官给俸 ○诰敕 ○封赠 ○父在封母不称太 ○贴黄 ○仕宦避本籍 ○亲族回避 ○起复 ○未葬亲不许入仕 ○一产三男有赏 ○旌门法式 ○国忌日不决囚 ○孕妇缓刑 ○听重囚妻孥入狱 ○笞臀 ○滴血 ○税契 ○戒石铭 ○清慎勤匾 ○乡都图 ○省 ○履历 ○民壮 ○官府乘轿 ○养济院、育婴堂、义冢地 ●卷二十八 ○秀才 ○监生 ○举人 ○进士 ○状元、榜眼、探花 ○三元 ○两次及第 ○特赐进士 ○棘闱 ○礼部知贡举 ○殿试 ○武科殿试 ○试期 ●卷二十九 ○科举分南北 ○前明两京解元不必本省人 ○五经中式 ○远省举人给驿马 ○科场给烛 ○乡闱用京官主试 ○十八房 ○读卷官 ○殿试弥封另誊 ○科场回避亲族 ○乡会试录有序 ○程文墨卷 ○制科题目 ○题名录 ○新进士赴国子监拜谢 ○座主见门生礼 ○同年 ○填榜 ○寄籍 ○关节 ○帖括、策括 ○及第诗 ○甲榜乙榜 ●卷三十 ○数目用多笔字 ○银 ○金银以两计 ○忽丝毫厘分钱 ○一金 ○元宝 ○短钱 ○石 ○斗称古今不同 ○尺丈古今不同 ○量酒用升斗 ○火炮火枪 ○纸钱 ○纸马 ○以钱代蓍 ○门帖 ○名帖 ○木棉布行于宋末元初 ●卷三十一 ○认族 ○同姓为婚 ○交婚 ○姊妹为妯娌 ○指腹为婚 ○劫婚 ○初婚看新妇 ○冥婚 ○撒帐 ○拜堂 ○脱袜登席 ○着靴 ○弓足 ○金凤染指 ○簪花 ○妇人拜 ○古人跪坐相类 ○高坐缘起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 ○上元张灯 ○润笔 ○避讳 ○嫌名 ○二名 ○古人临文避讳之法 ○逮事不逮事 ○觌面犯讳 ●卷三十二 ○三年丧不计闰 ○父在为母斩衰 ○妇为舅姑三年年丧 ○丧次助哭 ○避煞 ○墓祭 ○合葬 ○改葬 ○久而不葬 ○假葬 ○洗骨葬 ○神道 ○碑表 ○墓志铭 ○碑表、志铭之别 ○行状 ○乐石 ○忌日忌月 ○七七 ○生圹 ○生祠 ○祠堂 ○宗祠素像 ○塑像 ●卷三十三 ○刻书书册 ○刻时文 ○花押 ○烧香 ○放生池 ○神前设签 ○放债起利、加二、加三、加四并京债 ○合同 ○马褂、缺襟袍、战裙 ○帽顶 ○袜、膝、裤 ○钉鞋 ○眼镜 ○折扇 ○竹夫人、汤婆子 ○连枷 ○满江红船 ○牛皮船 ○螺填 ○骰子四绯 ○叶子戏 ○升官图 ○不倒翁 ○扫晴娘 ○假面 ○《本草》 ○水晶 ○琉璃 ○料丝 ○金鱼 ○京师炒栗 ○窖菜、唐花 ○西瓜始于五代 ○烟草 ●卷三十四 ○干支 ○干支配五行 ○二十四节气名 ○太岁大将军 ○一日十二时始于汉 ○十二相属 ○十二相属起于后汉 ○时宪书后列两甲子 ○子平推命 ○葬术 ○测字 ○圆梦 ○佛 ○佛经字数 ○谏佛骨表有所本 ○观音像 ○天王堂 ○西王母 ○王子晋 ○安期生、浮邱伯 ○容成御女 ○八仙 ○张真人 ●卷三十五 ○天、地、水三官 ○东岳天齐 ○泰山治鬼 ○城阳王、秣陵尉 ○伍子胥神 ○项羽神 ○衡岳借兵 ○关壮缪 ○汉寿亭侯 ○天妃 ○金龙大王 ○祠山神 ○文昌神 ○灌口神 ○张仙 ○钟馗 ○王灵官 ○城隍神 ○韩昌黎为土地神 ○五圣祠 ○晏公庙 ○常州忠佑庙 ○常州忠义祠 ●卷三十六 ○至尊 ○寡人 ○称孤 ○公 ○卿 ○君侯 ○世父母 ○太公 ○继室侧室之误 ○娣 ○侄 ○夫兄称伯 ○夫弟称小郎 ○如夫人、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 ○夫子 ○门生 ○门子 ○真人、道士 ○居士 ○征君、征士 ○野老 ●卷三十七 ○博士、待诏、大夫、郎中 ○大人 ○显考 ○孤哀子 ○下官 ○小生、晚生 ○老先生 ○官人 ○官 ○爷 ○爹 ○家祖、家父、家君、家兄、舍弟、家姑、家姊 ○堂兄弟 ○尊老、尊兄、令弟 ○丈人 ○舅 ○内兄弟 ○亲家翁 ○郎君大相公 ○哥 ●卷三十八 ○娘子 ○小姐 ○姨娘 ○三姑六婆 ○奶婆 ○连衿 ○布袋 ○家生子 ○奴才 ○底下人 ○阿 ○僧称 ○牙郎◎名贼 ○奸细 ○别号 ○混号 ○讳龟 ○杂种、畜生、王八 ○绿头巾 ●卷三十九 ○累世同居 ○守节绝域不传者甚多 ○为法自毙 ○鞭尸 ○刮骨 ○威怖儿啼 ○千里驹 ○五月五日生子 ○同年月日时生 ○迁官最速 ○仕宦最久 ○射石没羽有四人 ○虎渡河二人 ○废《蓼莪》两人 ○谪仙有四人 ○倒用印有三事 ○御沟流叶凡四见 ○捕鳄鱼二人 ○东西南北道主人 ○三武信君 ○四武安君 ○六万石君 ○六李杜、二袁刘、二鲍谢、四苏李、三李郭、两元白 ○三二陆、两三陆 ○三二宋 ○四三王 ○两二苏 ○三三杨 ○两赤松子 ○两洪崖 ○两四皓 ○三大小山 ○三十八学士 ○二四贵 ○两王八 ○二花蕊夫人 ○四参寥 ○两辨才 ○两苏小小 ●卷四十 ○五官并用 ○以官编集 ○自书奏牍 ○世擅书名 ○世擅文字 ○著述最多 ○作文最速 ○书家代笔 ○文人相轻 ○窃人著述 ○武将能诗 ○古来用兵，兵多者败 ○取蜀将帅不利 ○临阵不自标异 ○解散降兵 ○兵富难战 ○纸鸢、木鹅、画狮 ○火马、火猱 ○陷敌脱归 ○事急为仆隶免祸 ○口打贼 ○纵敌 ○悬赏购贼 ○贼称 ●卷四十一 ○李斯本学帝王之术 ○赵高志在报仇 ○魏豹、李、李守贞皆以妇人谋反 ○蔡邕女甥多贵显 ○王羲之为云南先师 ○唐武后能容直臣 ○唐中宗复位由张易之兄弟 ○赵普遇合 ○沧浪亭 ○苏东坡、秦少游才遇 ○东坡、晦庵、南轩皆有贤子孙 ○孙觌为东坡子 ○蔡京宅修城 ○岳忠武之死 ○岳坟铁像 ○叶梦得、周草窗 ○谢皋羽 ○葛岭大石佛 ○少林寺僧兵 ○大忠祠 ○画角声 ○凤阳丐者 ○虎丘卖花 ●卷四十二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命名奇诡 ○女字系姓 ○女扮为男 ○男子称佳人 ○一母生数帝，二后，一母生二名儒，一母生两状元 ○面首 ○再醮后 ○长寿 ○多子 ○丑女变美 ○一门才女 ○童女生子 ○老妇生子 ○卖妻再合 ○风吹送妻 ○古妇女不嫌须 ○内监娶妻 ○神像配合 ○男娼、尼站、和尚教坊 ○妻肉僧 ○馆师为帝王 ○奴封侯 ○九儒十丐 ○盗贼敬名德 ○权奸有仙骨 ○一人杀四王、两大臣 ○一将军平三国，皆生擒其王 ●卷四十三 ○成语 ○萱堂、桂窟 ○点心 ○茅柴洒 ○绵力 ○对手 ○筹马 ○屠家称姜太公 ○世界 ○畔 ○外后日 ○登时 ○钻 ○暖房 ○穿孝 ○杜撰 ○差 ○叱气 ○着力 ○相打 ○底 ○个 ○生活 ○扯 ○你 ○卖弄 ○请安 ○香火 ○斫丧 ○门房 ○马头马门 ○生口 ○骒马、骟马、骣马 ○瓮鼻 ○拿讹头 ○回残 ○毛作无字 ○吴赵 ○呼箸为快 ○岁寒三友 [book_title]●卷一 ○《五经正义》《五经正义》虽署孔颖达名，然实非出于一手。《颜师古传》：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既成，太宗又令诸儒详核。诸儒传习已久，非之。师古引晋、宋以来古今本，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始服。是师古于此书功最深。《孔颖达传》亦云：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诏撰《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太宗命付国子监施行。是师古外又有司马才章等参订也。未几，马嘉运驳正其失。永徽中，又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则颖达等原本又经诸臣审订始颁行。 ○画卦不本于河图伏羲因河图而画卦，大禹因洛书而演畴，古无是说也。《论语》河图与凤鸟并言，但谓王者之瑞耳。其画卦之由，则《系词》下传明言名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并未言因河图而起也。《系词》上传虽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然上文尚有“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等语，则图、书虽亦画卦所取，而画卦究非专取图、书也。汉儒因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语，遂疑为画卦所本，然亦尚未以画卦专指河、图，演畴专指洛书。按《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伏羲则而象之，乃作八卦（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春秋纬》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亦见《系词正义》）。是皆谓图与书俱画封所本也。自孔安国始析言之，其于《尚书。顾命》之“河图”，《论语》之“河不出图”，皆曰“河图，八封也”；其于《洪范》之“九畴”，则曰“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也，列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也。”自此说行，而刘歆宗之，亦以为伏羲继天而王，河出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见《汉书。五行志》）。于是马融、王肃、姚信辈群奉其说，至今牢不可破矣。不知《系词》所言画卦之本已极明白，汉儒不过因“圣人则之”之语而强为附会，安国又析为卦取图、畴取书，其为臆说更不待辨。学者不信《系词》而转信汉儒，可乎？即谓禹演畴本于《洛书》矣，《系词》洛书与河图并言，则皆上古时事，是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书，岂直至禹始出乎？《隋书。经籍志》云：圣人受命，则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是亦但以为圣王之瑞，未尝谓画卦所本。沈约《宋书。符瑞志》谓：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以授轩辕。《隋经籍志》又谓：河图九篇，洛书六篇，相传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则又不以河图专属之伏羲，洛书专属之神禹也。 ○《易》不言五行五行乃天地自然之理，然易卦但取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而不及五行。《尚书》舜禹授受，始言水、火、金、木、土，而又列以为六府，几疑唐虞以前尚未以五者为定名，所谓太、炎帝、少昊、颛顼五德迭王者，皆后人追溯之辞也。然《洪范》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则又似鲧以前已有此五行名目者，何以易卦初不及之？且泽即水也，坎水、兑泽一物而分配二卦，而金、木之为用于天下者转不及焉，其理殊不可解。后儒据《系辞》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指为河图之数，而以《洪范》所谓一曰水者配河图之天一，谓之天一生水，而河图之位一与六居下，故又谓地六成之，以《洪范》所谓二曰火者配河图之地二，谓之地二生火，而河图之位二与七居上，故又谓天七成之（金、木、土皆仿此）。又泥于孔安国易卦本于河图之说，河图既有此五行，是五行之理已寓与《易》之中。郑渔仲《六经奥论》，因谓《月令》之记四时曰木、火、土、金、水者，乃五行相生之教，《虞书》之记六府曰水、火、金、木、土者，乃五行相克之数，惟《易》与《洪范》所言五行则天地生成之数（即所谓天一生，地六成之云云也），是渔仲亦以五行在《易》中也。然天一地二云云本说大衍之数，并未言生水生火也。即以《洪范》所谓一水二火配之，适相吻合，然亦系《系辞》推阐河图之数如此，而伏羲画卦则但以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取象，并未及五行也。窃意伏羲画卦，专推阴阳对待变化之理，言阴阳而五行自在其中，其五行之理则另出于图、书。唐虞以前图、书自图、书，易卦自易卦，不相混也。后儒以阴阳、五行理本相通，故牵连入于《易》中，而不知《易》初未尝论及此也。观此则余所谓画卦不本图、书者，益非好为创论矣。 ○河图刻玉河图，昔人皆以为河中龙马负图，其旋毛有八卦之象。惟元人俞琰则谓玉之有文者，盖据《尚书。顾命》天球河图在东序，谓河图与天球并列，应亦是玉。昆仑产玉，河出昆仑，故亦有玉，当是玉有文具八卦之象耳。此说颇新。按《顾命》河图与大训对列于东西序，孔传谓河图即八卦，大训即典谟，历代传宝之，明此二者皆书策也。若河图是玉之有文者，岂典谟亦玉之有文者乎？则琰之论固臆说也。然大训与宏壁、琬、琰同列，河、图与大玉、夷玉同列，皆是三玉一书，不应简册混于彝器之内。当是古人贵重此二者而刻之于玉，故列入宝器耳。然则非玉之生而有文，乃摹其文于玉也。 ○《易》阙文衍文《易》未遭秦火，最为完书。然其中阙文衍文亦不一而足。如《系辞》“能悦诸心，能研诸侯之虑”，“侯之”二字为衍文，固人所共知矣。《汉书》杜钦上王凤书，引《易》曰：“正其本，万事理。”今《周易》无此文。沈作《寓简》云：“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观孔子言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则：“公用”句原文应有“弓矢”二字，今无之。王昭素谓“序卦离者丽也”之下诸本有“丽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凡十四字，今亦无之。是皆阙也。《朱子语类》载：郭、京《易》“即鹿无虞”鹿作麓，其象词则云：“即麓无虞，何以从禽也”，谓入山麓而无虞人导之，何以从禽也。今作“即鹿无虞，以从禽也”，是误一鹿字，脱一何字也。袁楷谓《文言》有错入《系辞》者，“鸣鹤在阴”以下七节，“自天之”一节，“憧憧往来”以下十一节，皆《文言》也，即“亢龙有悔”一节之重可以明之矣。是又《易》之错简也。王鏊《震泽长语》云：汉文帝时，《十翼》所存惟彖象、《系词》、《文言》。至宣帝时，河上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内《说卦》中、下二篇污坏，不可复识，《十翼》遂亡其二，后人以《序卦》、《杂卦》足之。今按《说卦》中乾为天、为圜、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之类，朱子亦谓其多有不可晓者。而荀九家于乾之下又有为龙为直之类，坤之下又有为牝为迷之类，以及震、巽等卦皆然，明是《说卦》已亡，而后人杂取以补之者，则《说卦》之原文久缺也。又如《上系》第十章自“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至“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皆是孔子语，其下又有“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二语，岂有孔子自作《系词》，又自引己语以证之？则此“子曰”二字亦衍文也。 ○《尚书》名起于伏生《礼记经解》云：疏通知远，书教也，与易教、诗教并述，未尝云《尚书》也。《左传》、《国语》及战国诸子书，凡引《书》或曰夏书，或曰商书、周书，亦皆无《尚书》之名。其称为《尚书》者，自伏生始。孔安国所谓伏生口授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是也。自有此二字，而后之解者纷纷。王肃谓：上所言，史所书，故曰尚书，则以上为君矣。郑康成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则以上为天矣。康成又据《纬书玑钤》之说，谓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则又以尚书为孔子所加矣。即此二字，议论纷然，亦可见汉儒说经破碎穿凿之一斑也。 ○《尚书》古、今文皆出壁中孔安国《书序》：鲁共王欲坏孔子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书，此《古文尚书》之出壁中者也。《今文尚书》安国谓伏生之口以传授者，则似非出于壁中，然《史记》云：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起流亡。汉定天下，伏生求其书，已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班书《艺文志》亦云伏生壁藏之。又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云：伏生《尚书》初出屋壁，朽折散绝。是《今文尚书》亦出自壁中。故孔颖达谓伏生初亦得于壁间，传教既久，诵文熟，遂以口授，而安国因谓之口以传授也。刘向《别录》：武帝末，民间有得《秦誓》于壁间者，献之，使博士读说，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又《后汉书》：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人屋，得古文《泰誓》三篇。王充《论衡》亦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尚书》一篇。于是《尚书》二十九篇始定。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增《泰誓》为二十九篇，则所谓《逸尚书》者即是《泰誓》，是《泰誓》亦出自壁也（按此《泰誓》系伪书，说见后）。盖遭秦有挟书之禁，学者多藏书于屋壁，以避时禁，而俟后世，固不独孔壁中一本也。《后汉书。杜林传》：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遭艰困，握持不离。其时孔氏古文传未行，故宝之如此。盖亦先儒所藏而晚出者，可见秦时藏书者不止一处也。 ○壁书非孔襄所藏 孔壁藏书，《安国传》但云我先人藏其家书于屋壁，而未尝指为何人。《家语序》则谓孔子裔孙子襄所藏。按《史记》子襄为汉惠帝时博士，迁长沙守。而《汉书》惠帝除挟书之禁，则子襄出仕，正当开禁之时。且身为博士，尤可表彰先学，若书是其所藏，岂有不出之以广其传，而尚锢诸屋壁者？按《隋经籍志》汉武时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陆德明《释文》亦云：《书》者，孔子删录百篇，为之序。秦禁学，孔子末孙惠壁藏之。是藏书者名惠，非襄也。 ○虞、夏、商、周书目 孔子所分《左传》引二典三谟，今俱在《虞书》之中。而《左传》称为“夏书”者，典谟原系夏时史官追记，故春秋时犹仍旧称也。其名之曰“虞书”者，蔡九峰云：或以为孔子所定。此盖因孔安国《书序》而推之。按《书序》云：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书。孔颖达谓壁内所得有此题目也。然则以典谟为《虞书》，本孔壁之原题，春秋时尚以典谟为“夏书”，而藏书题为《虞书》，其为孔子删书时所定无疑也。春秋时谓之“夏书”者，以其书本夏时所作。孔子题为《虞书》者，以其事皆虞廷之事，如《隋书》修于唐而谓之《隋书》，《唐书》修于宋而谓之《唐书》也。或曰：伏生《尚书大传》以典谟及《禹贡》等篇通谓之虞夏传，此以典谟为《虞书》，安知非出于孔安国所分？曰：吾正以安国《尚书传》而知其非安国所分也。《尧典》开首即云“曰若稽古”，此后代追叙之词，文义了然，安国岂不知？乃必以顺考古道释之，正以泥于卷端有“虞书”二字，据以为虞史官所作。既为虞史官所作，则《尧典》不应有“若稽古”之语，故不得不曲为之解。则以典谟为虞书，必非安国所分，而出自壁中原文，其为孔子所定，益为有据。推此则商、周书当亦孔子所定。《左传》祁奚举善篇引《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宁赢论阳处父篇引《商书》曰：“沉渐刚克，高明柔克。”栾书救郑篇引《商书》曰：“三人占，从二人。”此皆《洪范》词。《左传》称为《尚书》，今依壁书次序则在《周书》中。是知以《洪范》入《周书》，亦孔子所定也。九峰以舜三谟为夏史官所追记，固足以正安国、颖达之误。而于《尧典》犹以为虞史官所作，则仍未免二孔之见。试思虞之与唐相去几时，而谓之古乎？《尧典》亦夏史官所追叙可知也。《大禹谟》亦有“若稽古”之字，盖夏中叶后史官追记之书也。 ○宋儒疑《古文尚书》《古文尚书》，自宋以来，诸儒多疑其伪。吴才老曰：古文皆文从字顺，非伏生书之诘曲聱牙。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一人之手而定为二体，其亦难言矣。朱子曰：凡书易读者皆古文，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不讹损一字者？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其所难，而易者全不能记？又孔安国《书传》是魏、晋间人作，托安国为名耳。又曰：孔传并序皆不类西京文字，似与《孔丛子》同出一手。吴草庐曰：伏生书虽难尽通。然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此皆疑古文为伪者。自此三说行，而后人附和纷纷，大概不越乎“古文何以皆易读，今文何以皆难读”二语。不知与古文所以易读之故，本在《史记。儒林传》及安国《书序》中，学者初不深求耳。《儒林传》曰：孔壁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安国《书序》曰：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由此以观，是安国本不识古文，以伏生之今文对读，始以意揣而识其字。既识古文，则今文所无者，即以今文古文相同之字读之，间有不识者，则以文义贯穿之。略如鸠摩罗什及房融等之译经，其义则原本，其词则有出于翻译时之润色者，故与诸书所引《尚书》文转有参差不尽符之处。且所译之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职是故也。盖安国所传古文，原从科斗字译出，非字字皆科斗原文而毫无改换也。后人不于科斗转为隶字之处反复推求，但谓古文即科斗原文，因而致疑于二十五篇何以皆文从字顺，毋怪乎并为一谈，牢不可破矣。至草庐谓采辑补缀，无一字无所本，是直谓伪造者历采各书所引《尚书》之文，零星凑集，串插成文也。然果如此，则《孟子》所引“放勋殒落”“我武维扬”等句，已一一在所采中，而“劳之来之”等句，亦应《尚书》文也，何以又不采入？且不特此也，《左传》、《国语》所引《书》尚多，如《左传》楚公子弃疾如晋，晋人欲弗纳，叔向引《书》曰“圣作则”；又叔向告韩宣子断狱，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卫献公在夷仪篇引《书》曰“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国语》单襄公论却至将败，引《书》曰“民可近也，而不上也”（以上皆春秋时人所引书）。《战国策》述荀息之语曰：《周书》有之：“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亦见《汲冢书武称解》）；苏秦说魏王，引《书》曰：“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此书周庙中金人铭，盖周人已笔之于《书》矣）；《魏策》智伯索地于魏桓子，任章劝桓子与之，引《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韩非子。喻老篇》亦引此二语（按《老子》微明章与此大同小异，盖本周人书也。朱子曰：老子为柱下史，故见此书。王应鳞谓苏秦所读《阴符经》当即此）。《韩非子。外储篇》引《周书》“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亦见《汲书寤儆解》）。《吕览。听言篇》引《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孝行篇》引《商书》曰：”刑三百，莫大于不孝。“《慎大篇》引《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适威篇》引《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有仇而众，不知无有。“《贵信篇》引《周书》曰：”允哉允哉。“《史记》蔡泽说应侯，引《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又《蒙恬传》引《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以上皆战国时人所引书）《韩诗外传》哀公取人章引《周书》曰：”为虎傅冀。“（与《韩非子》同）《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曰：”欲起毋先。“《商鞅传》引《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汉书。萧何传》引《周书》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又《刘濞传》赞引《尚书》曰：”毋为权首，将受其咎。“《淮南子。泛论篇》引《周书》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览冥篇》引《周书》曰：”掩雉不得，更顺其风。“《白虎通》引《书》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汉书。律志》引《书》曰：”先其算命。“《主父偃传》引《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平当传》引《周书》曰：”正稽古建功立事。“董仲舒对策引《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周公曰复哉复哉。“《萧望之传》引《书》曰：”戎狄荒服。“《王商传》史丹引《书》曰：”以左道事君者诛。“《王莽传》引《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政，勤和天下。“王充《论衡》引《书》曰：”予惟率夷怜尔。“又引《书》曰：”伊尹死，大雾三日。“又引《梓材》曰：”强人有王开贤，厥率化民。“《后汉书》杨赐疏引《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人见怪则修身。“又《刘恺传》引《书》曰：”上刑挟轻，下刑挟重。“《左传》杜注引《作雒篇》曰：”千里百县。“（以上汉、晋人所引《书》）如此之类，《书》之零章断句散见于他书者正多，又何以不一一补缀成篇，而听其在二十五篇之外？则草庐所云历采各书凑集成文之说，究未可为定论也。《今文尚书》世以其出于伏生口授，罕有疑之者。抑思《盘庚》等篇所以告谕愚民，使之家喻户晓，岂转作此艰涩不可解之语？若谓当时语言本是如此，则《左传》、《国语》所引《夏书》、《商书》何以又多文从字顺，绝不如此？今因其艰涩不可解，遂谓之古奥而深信之，此更非通论语矣。以九十馀岁之人，追忆少时所习记诵，岂无遗忘？一也。以齿豁口去之年，语音岂无淆混？二也。以土音授异乡之人，兼令侍婢传述字句，岂无讹谬？三也。然则《今文尚书》亦未必字字皆孔门原本，与《古文尚书》正同，未可以易读而致疑、难读而深信也。 按：安国《书序》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为隶古定云云。阎百诗力斥其伪，谓萧何以六体试学童，一曰古文，即科斗书，是汉初已使人人习之，何以孔壁中古文无人能识？然卫恒《书势》则谓古文绝于秦，汉兴，人不识，故逸在秘府，不立学官。恒，晋人，去汉初未远，其说必有所自。当秦焚书，书之科斗字者已尽在所焚中，否则藏之壁莫敢习读。其现行文字，惟斯篆、邈隶。是以汉初科斗之学已绝。迨台壁书渐出，如安国辈以今文读之，解释传播，始有识者。至哀、平间，刘歆已能好之，欲立博士，然究非人人皆晓，故诸儒尚畏难而不肯立。况安国时去秦未久，而已人人识古文乎？○《舜典》当从月正元日分起伏生《今生尚书》但有《尧典》而无《舜典》，今所传《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据伏生今文，俱在《尧典》之内，孔安国所谓伏生以《舜典》合于《尧典》是也。孔壁《古文书序》有《舜典》篇目，而安国《书传》散逸不可考，其以“慎徽”以下分为《舜典》，则自东晋始。孔颖达云：东晋初，梅赜上《孔传》，犹阙“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范之注补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之初。至齐建武中，姚方兴于大航头得《孔传》，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开皇中购遗典，始得之是也（陆德明《释文》谓梅赜上《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购不能得，乃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以续之。又云《舜典》一篇，本之王肃。则以“慎徽”以下为《舜典》，或自肃始）。自是遂以“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冠于“慎徽”之首，而为今之《舜典》。孔颖达作《正义》本之，蔡沉作《集传》亦本之。然按《孟子》“咸邱蒙章”引《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未焚书之前，必亲见《尚书》真本，而引之为《尧典》，则此明是《尧典》之文。而晋人分在《舜典》中者，误也。《孟子》不足据，而晋人反足据乎？况《史记。尧本纪》直至禅位后二十八年殂落始毕，凡今《舜典》所载察玑衡、定巡狩、封山浚川及制刑法、诛四凶等事，皆在《尧本纪》中。班固称迁作《史记》多从安国问故，安国乃治《古文尚书》者，而迁本之作《尧纪》，如是可知古文《尧典》原不止于“厘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晋人徒以“慎徽”以下皆舜之事，遂分为《舜典》，不知禅位于舜是尧晚年一极大事，叙舜之功，正见尧之禅让得人。宾门、纳麓皆是尧试舜之事，而俱在“慎徽”以下，若遽从“慎徽”截断，则尧之事未了，成何《尧典》耶？况《舜典》末总叙舜三十登庸至陟方乃死作结，以此例之，则今《舜典》中“二十有八载”至“四海遏密八音”正是《尧典》之总结。是《尧典》必当以“遏密八音”为止，而非可分“慎徽”以下属《舜典》也。然近日王西庄尊信伏生今文太过，又全以今《舜典》为《尧典》，而谓当别有《舜典》一篇已经亡逸，则又属过论（顾宁人谓：古时《尧典》《舜典》本合为一篇，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而四岳之咨必称“舜曰”者，以别于上文之帝也。至其命禹，始称帝曰，问答之词已明，则无嫌也。阎百诗亦谓：本是《尧典》一篇，而兼叙尧、舜事。是尚皆谓二典本合在一篇，并无别有《舜典》一篇之说）。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即位之后，咨岳牧，命九官，皆是尧崩后之事。且前此不称帝，此后皆称“帝曰”，明是《舜典》原文，岂得俱指为《尧典》？其末“陟方乃死”一节，更是总结舜之始终，与尧何涉，而可谓之《舜典》乎？又《史记。舜本纪》即位后咨岳牧，命九官，即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后之事。迁既从安国问故而作《舜本纪》，可知古文《舜典》本即此月正元日以后数节，并非别有《舜典》一篇。而必泥于《今文尚书》之旧，以今《舜典》作《尧典》，亦窒碍而不可通也。或疑如此则《舜典》不过寥寥数语，似非全文。不知舜之功业，全在尧未崩以前，已叙入《尧典》内，及即真后，则第君臣交儆而已，无他事，虽有征苗一节，旋即来格，故孔子亦叹为无为而治。可知《舜典》本自无多，正不必以寥寥数语为疑。惟此篇若但从“月正元日”起，似无头绪，则大航头所得“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虽真假不可知，而即以“乃命以位”冠于“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上，亦属语气紧接，固无不可也。要之，今《舜典》“遏密八音”以前乃《尧典》之文也，“月正元日”以后则《舜典》之文也。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证，后有《史记。舜本纪》作证。试平心玩其文义，则知此说虽创论而实定论矣。 ○纳于大麓宋儒改正五经注疏，亦有不如旧本之善者。《尚书》“纳于大麓”，孔安国训麓作录，谓使舜大录万几之政而风雨以时也。王肃注亦同。按《五帝德》孔子答宰予：“尧使舜大录万几之政，故阴阳清和，五星来备，风雨各以其应，不有迷错愆伏。”正与“烈风雷雨弗迷”之义相合。《汉书。于定国传》“万方之事，大录于君。”《后汉书。刘恺传》：“三公协和阴阳，遭烈风之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是古人皆作大录庶政调和阴阳解。惟《尚书大传》云：尧推尊舜，纳之大麓之野，烈风雷雨不迷。《史记》亦谓尧使舜入山林川泽，烈风雷雨，舜行不迷。苏氏并谓洪水为患，尧使舜相视山林，雷雨大至，众惧失常，舜独不迷。今蔡传实宗此说，然反浅矣，杨用修所以有茅山道士斗法之戏也。郑康成注《尚书大传》，谓尧筑坛于山麓，命舜陟位，大录天下之事。则又兼用山麓、大义，未免岐互。苏氏又云：或曰纳于大麓，盖纳之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也。会有大风雷之变，祷之而息，所谓百神享之也。此又一说。 ○元、恺、四凶皆在《尚书》辨《左传》八恺：苍舒、ㄨο、祷ρ、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也；八元：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也。班书《古今人表》既列此十六人（十六人内无庭坚，有咎繇，伯俱作柏，季狸作季熊），而又别有Ι（即契）、垂、朱┥、（即殳┥）、柏誉（即伯与）、柏益（即伯益）及龙、夔。则《左传》之元、恺，非《尚书》所命之九官也。孔安国作《尚书传》，乃始以朱虎、熊罴及殳┥、伯与四人为在元、恺之中，以《尚书》朱虎、熊罴与《左传》伯虎、仲熊之名相合也。杜预注《左传》，则又以八恺为即垂、益、禹、皋陶之伦，盖以《左传》八恺主后土，而禹、益实平水土，且皆高阳氏之后，又皋陶字庭坚也。以八元为即稷、契、朱虎、熊罴之伦，亦以《左传》八元主敷教，而契实司之，契与稷又皆高辛氏之子，且虎、熊名与《左传》合故也。然终未确指元、恺内之某人。且《尚书》所命九官及所让之殳┥、伯与、朱虎、熊罴人数较少，不及十六人，故古来未有即以此作八元、八恺全数者。吴仁杰及分殳┥为二人，伯与一人，又分朱虎、熊罴为四人，合之禹、益、稷、契、皋陶、垂、伯夷、夔、龙九人，共成十六之数，似为巧合。且杜预注浑敦为欢兜，穷奇为共工，祷杌为鲧，饕餮为三苗，则《左传》四凶即《尚书》四罪，宜乎元、恺十六人即《尚书》分命之众官全在内矣。然孔传以殳┥为一人，汉表作殳┥，亦以为一人，未尝分殳┥为二人。孔传以朱虎为一人，熊罴为一人，亦未分朱虎、熊罴为四人也。吴氏一一析之，以合十六人之数，究属臆说。况孔颖达《正义》谓安国以伯虎、熊罴在元、恺内者，以虎、熊名字相合故耳。皋陶即庭坚，而益是皋陶之子，皆当在八凯内。垂则不可知。伯夷姜姓，必不在元恺之数等语，可知古人阙疑之慎。而吴氏必牵合以充其数，且以苍舒为禹字，伯奋为契字，未免必求其人以实之，则凿矣。（蔡九峰注《舜典》，亦以殳┥、伯与为三人，朱虎、熊罴为四人，似与吴说相合。然未确指为元、恺。） ○陟方“陟方乃死”，孔安国以为巡狩而崩于苍梧也。韩昌黎则据《竹书纪年》凡帝王之没皆曰陟，因谓陟者升天也，犹言礼陟配天也；下文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之义也。地势东南下，如言巡狩苍梧而死，应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蔡传主其说，而以方字属上，谓陟方犹言升遐也。据此则陟方即是死矣，下文何必又云乃死乎，陟方究应从孔传巡守之说为是。舜葬苍枵，见《檀弓》、《山海经》、《史记》诸书，《孟子》亦云卒于鸣条，虽地名不同，要其为崩于巡狩，则有明据。况地势东南下者，乃江浙耳，若古之苍梧在零陵、九疑一带，正是湘水发源处，地极高，由吴地溯江而上，步步皆逆流。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曰：“古之王者，必都上流，”乃徙之长沙都郴。此正见楚南之在上流也，安得云地势下而不宜言陟乎？昌黎亦尝过岭，乃不知地形乎？《家语。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陟方岳即《书》所谓陟方也，是《家语》亦指为巡狩，与孔传之说合。而必据《竹书》以陟为死之文以驳之，亦固矣。（按王鏊《震泽长语》云：《孟子》谓舜卒于鸣条，按汤与桀战于鸣条，则其去中国不远也。何孟春注《家语》云：陈留县平丘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去鸣条不远。乃知所谓苍梧，非九疑之苍梧也。是又合卒于鸣条、崩于苍梧二说而牵连之，亦可备一说。） ○莱夷作牧“莱夷作牧”，孔安国云：莱夷之地，可以牧放。蔡传因其说，谓夷人以畜牧为生也。然游牧乃沙漠之地，不生五谷，故但逐水草耳。莱在齐西境，则固耕耨之乡，岂必以其莱夷而悬断为畜牧乎？况畜牧何必云作牧乎？盖“莱夷作牧”者，谓即用莱夷之长，使之官其地，统其众，如后世之土司耳。牧即伯之牧，《汉官旧仪》云：东莱，周时曰莱子国。尤见即以莱人为君长之明证，而必以牧放释之，亦固矣。 ○三正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此三正也。然《夏书。甘誓》云“有扈氏怠弃三正”，则夏之前已有三正矣。孔安国因商、周在夏之后，故不敢以子、丑、寅释之，而但谓天、地、人之正道。王肃亦云：惟殷、周改正，自夏以上，皆以建寅为正。《尚书大传》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以备三正。马融注《甘誓》亦云：子、丑、寅也。郑康成注《尧典》“正月上日”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尧正，故云月正元日。则三正迭建，固不始于三代矣。蔡传亦云：唐、虞以前当已有之。（按《魏书》李业兴使梁，梁武帝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此是何正？”业兴曰：“夏正。”梁武曰：“寅宾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是《尧典》亦夏正也。”此据《尧典》证尧之以寅为正月，最为明确。郑康成谓尧正建丑，舜正建子者非。） ○《泰誓》真伪汉时别有《泰誓》一篇，其中载白鱼入舟，火流王屋化为赤乌等事，而于《左传》、《国语》、《孟子》诸书所引《泰誓》之文无一语相合。故马融疑之，谓：其文义浅露，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俱不在今《泰誓》之内也。然汉以来此《泰誓》盛行，诸儒所见《泰誓》皆是此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马相如《封禅书》、司马迁《周本纪》皆引用白鱼、赤乌之事，王充《论衡》引此事，并明言《泰誓》之文。马融谓《春秋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国语》引《泰誓》“朕梦协朕卜”三句，《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五句，孙卿引《泰誓》“独夫受”一句，《礼记》引《泰誓》“予克受非予武”六句，俱不在今《泰誓》之内。杜预注《左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二句，谓今《泰誓》无此文。故诸儒疑之。韦昭注《国语》，引“民之所欲”二句，亦云今考《泰誓》无此文。可见诸儒所见《泰誓》皆武帝时所出之本，故反疑《左传》等书所引为脱简。）至周、隋间，孔安国《古文尚书》出，有《泰誓》三篇，与此迥别，且与诸书所引《泰誓》之文多合。于是孔颖达直斥此篇为伪，而以孔传所出为真，此一重公案久定矣。近日王西庄则又以颖达所谓真者为伪，伪者为真。其强词博辨，大概以《史记》及《尚书大传》为据，谓《汉书。儒林传》称司马迁作《史记》多从孔安国问故，而《史记。周本纪》已有白鱼赤乌二事，是必从安国古文《泰誓》中来，则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无疑也。又《尚书大传》出自伏生，而其中《泰誓》传云：太子发升于舟，白鱼入于舟中，有火流于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是又与当时所传《泰誓》中语相合，益可见白鱼赤乌之为真《泰誓》也。其证佐可谓确矣。然此《泰誓》一篇本系别出，刘向谓武帝时民间得之于壁间，王充《论衡》谓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坏老屋得之。虽所传时代不同，要其为单行独出，非伏生今文中所有，亦非安国古文中所有，则凿凿不爽。况伏生书本二十八篇，而史迁云二十九篇，孔颖达谓当时此《泰誓》一篇已盛行，迁遂并入伏生书内，而总为二十九篇耳。是迁方以此为伏生今文，而西庄反以为史迁引用安国之古文，其是非更不待辨。至以《尚书大传》与此《泰誓》相合为证，按伏生传《书》在景帝时，而此《泰誓》出在武帝时，则《大传》在先，此《泰誓》在后，明系汉儒因武帝购遗书，遂依仿《大传》造此《泰誓》一篇，托为得自坏屋者而献之。或谓《泰誓》原文若本无此鱼鸟等事，则伏生之徒何由凭空撰传？此更不然也，《大传》所记多有与《尚书》本文不相涉者，不过因某朝有某事，即附叙某朝书篇之下（说见“尚书大传”条内），不得谓此传必从《泰誓》真本而出也。然则此《泰誓》一篇，昔人久斥为伪，不必再翻公案，反以为真，而以今《泰誓》三篇为伪也。至邢凯《坦斋通编》以《左传》“纣有亿兆夷人”数句，杜预注谓今《泰誓》无此文，凯乃驳之，以为现在《泰誓》篇中而预以为无此文，岂偶忘之耶？此又不知杜预时但有白鱼赤乌之《泰誓》，而今《泰誓》三篇尚未出也，而遂据今《泰誓》以折之，此又宋人之陋也。 （按：颖达所斥《伪泰誓》今虽不传，然尚有散见于他书者。董仲舒《天人策》引《泰誓》云：“白鱼入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赤乌，周公曰，复哉复哉。”司马迁引《泰誓》云：“师尚父左杖黄钺，秉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马融述《泰誓》云：“八百诸候，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以谷俱来举火。”《汉书。郊祀志》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平当传》引《泰誓》云：“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传于无穷。”《白虎通》引《泰誓》云：“太子发升于舟。”刘歆《三统历》引《泰誓》云：“丙午逮师。”又《汉书。谷永传》引《书》曰“自绝于天，”又引《书》曰“乃用妇人之言，”颜注皆曰今文《泰誓》。以上各条，皆汉武时所出《泰誓》之文也。） ○帝乙即成汤《周易乾凿度》谓《易》“帝乙归妹”，所以彰汤之美，能顺天地之道，立嫁娶之义也。因引孔子之说，谓《尚书》自成汤至于帝乙，此汤之元孙之孙也，而“归妹”之帝乙即汤也。殷尚质，故以生日名元孙之孙，亲尽矣，故不嫌同名，而亦曰帝乙。《易》之帝乙为成汤，书之帝乙则汤六世孙也。按《世本》及《史记》汤本名天乙，惟孔安国注《论语》“予小子履”，谓履乃汤名。而孔颖达《正义》谓安国之意以汤本名天乙，至将受命乃改名履，故有二名。皇甫谧巧欲附会，乃谓汤名履，字天乙，误矣。据此数说，则汤之名天乙无疑，后人以其有天下而称之曰帝乙，则《乾凿度》所云帝乙即成汤者非妄也。《尚书》所云帝乙本亦名祖乙，因嗣帝位，故亦称帝乙。然则因其有天下而以帝冠于名，故汤亦称帝乙，祖乙亦称帝乙也。 ○《康诰》文与《左传》不合《左传》臼季引《康诰》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齐侯使公孙青聘卫篇，亦引《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两处所引大意相同，则其为《康诰》原文可知。而今《康诰》无此语，但云“子弗祗服厥父事”，“父不能字厥子”，“弟弗克恭厥兄”，“兄亦大不友于弟”，其下即曰“刑兹无赦”，无所谓“罪不相及”者。将谓误在《左氏》，则不应两处俱误；将谓误在今所传《尚书》，则不应今、古文又相同也。岂其由伏生遗脱，而孔安国以隶书译写古文时，凡伏生今文所有者，不复细加翻译，悉仍其旧，因与《左传》所引原文稍不合耶？ ○延洪裴晋公诗：“愿续延洪寿，千春奉圣躬。”毛奇龄引以证《尚书。大诰》“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谓孔传以“不少”句，“延洪”又句，“惟我幼冲人”又句。自蔡沉注《尚书》以“不少延”句，“洪惟”连续，遂致天壤之间无此二字。《汉书。翟方进传》翟义举兵讨王莽，莽依《周书》作《大诰》，其起语曰：“不吊天降丧于赵、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是知“洪惟”连续，在汉已然，毛氏谓创自九峰者，亦非也。 ○《尚书大传》《尚书大传》，汉《艺文志》谓伏生所传经二十九篇，传四十一篇；郑康成序谓伏生没后，弟子张生、欧阳生等，各论所闻，以己意弥缝其阙，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句之曰传，刘子政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又诠次为八十三篇。是《大传》乃伏生弟子所传也。然亦有可疑者。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则弟子所撰大义应只在二十八篇之内。古文则孔壁所出，在后，伏生未尝见也。乃《说命》、《泰誓》、《武成》、《旅獒》皆今文所无，而大传反有之。《九共》、《帝告》、《高宗之训》、《归禾》、《成王政》等篇，不惟今文所无，即古文亦逸，安国所谓错乱磨灭，弗可复知者，而《大传》亦载其篇目。当是伏生少时，本习《尚书》百篇全文，遭秦禁亡失，汉兴，寻旧本仅得二十八篇，而他篇散佚不存，尚能粗记篇目及大意，故议论在仿佛之间，而弟子遂笔之于书耳。即如桑谷生庭一事，古文《书序》谓伊陟因此ビ异赞于巫咸，作《咸》四篇，而《大传》则系之《高宗之训》，以为祖已因此以警高宗者。《肜日》“ず雉”，孔传以为耳不聪之应；刘歆以为鼎三公象也，而野鸟来居，是小人将居公位；郑康成亦以为视不明之象。乃《大传》则曰：高宗祭汤庙，有雉升鼎耳而鸣。祖已谓高宗曰：“远方君子将至，否则有远方来朝者。”未几果有六国重译来朝。孔子曰：吾于《高宗肜日》见德之有报之疾也。（王充亦引之，以祖已为祖乙。）按篇中祖已多警戒之词，不知《大传》何所据而云然。又如《金滕》一篇，明言武王有疾，周公祷以身代，其后武王崩，管、蔡流言，周公居东，成王遭风雷之变，乃得金滕而反公。此事之真伪不可知，而叙事自极明白。乃汉儒说此篇，惟孔安国传与本文相合。《史记。蒙恬传》则云：成王有疾，公自扌前其爪沉于河，愿以身代；则以为周公因成王疾而祷矣。《白虎通》云：周公薨，天示之变，成王乃以天子之礼葬公。王充《论衡》引张霸《百两篇》亦云：天以雷雨悟成王，王乃开金滕，知公之功，决以天子礼葬公。是又以风雷之变为葬周公不备礼而设矣。及考《尚书大传》，乃知此语亦自《大传》出也。《大传》于此篇云：周公薨，成王不葬之于周，而葬之于毕，毕者，文王墓地，葬之于此，示不敢臣周公也。是虽未言天意欲以天子礼葬公，示以风雷之异，而后人以风雷属之于周公之葬事，则实由于此。按《肜日》等皆伏生今文所有，《大传》又本之伏生，何其与书意全不相合？可知《大传》原非诠释经文，但某朝事即附于某朝某篇之下，所谓别撰大义也。 [book_title]●卷二 ○古诗三千之非司马迁谓，古诗三千馀篇，孔子删之为三百五篇。孔颖达、朱彝尊皆疑古诗本无三千，今以《国语》、《左传》二书所引之诗校之，《国语》引诗凡三十一条，惟卫彪引武王“饫歌”（其诗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谓武王克殷而作此，谓之饫歌，名之曰支，使后人监戒），及公子重耳赋“河水”二条，是逸诗。而“河水”一诗，韦昭注又以为河当作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于海之义也。然则《国语》所引逸诗仅一条，而三十条皆删存之诗，是逸诗仅删存诗三十之一也。《左传》引诗共二百十七条，其间有丘明自引以证其议论者，犹曰丘明在孔子后，或据删定之诗为本也。然邱明所述仍有逸诗，则非专守删后之本也。至如列国公卿所引及宴享所赋，则皆在孔子未删以前也，乃今考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者，共四十八条，而逸诗不过三条（成九年，莒恃陋不设备，楚人克其三都。君子引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无不代匮。”襄五年，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谓楚共王失刑，引诗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襄三十年，澶渊之会，以宋灾谋予之财，既而皆不致。君子引诗曰：“淑慎而止，毋载尔伪。”）其馀列国公卿自引诗共一百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庄二十二年，陈敬仲辞卿，引诗曰：“翘翘车乘，召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楚伐郑，郑大夫或欲从楚，或欲待晋，子驷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昭四年，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产曰：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乎人言。”昭十二年，楚子革引祈召之诗曰：“祈召之，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昭二十六年，晏子与齐景公论彗星不必禳，引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又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僖二十三年，秦穆纳晋重耳公子，赋“河水”。襄二十六年，晋以卫侯之罪告诸侯，齐国子赋“辔之柔矣”。二十八年，齐庆封来奔，叔孙穆子饮之，使工诵“茅鸱”。昭十年，宋以“桑林”享晋侯，注：殷天子之乐名。二十五年，叔孙昭子聘宋，宋公享之，赋“新宫”）。是逸诗仅删存诗二十之一也。若使古诗有三千馀则，所引逸诗宜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岂有古诗则十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以此而推，知古诗三千之说不足凭也。况史迁谓古诗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厉之衰，则其为家弦户诵久矣，岂有反删之，而转取株林车辚之近事以充数耶？又他书所引逸诗，惟《论语》“素以为绚”之句，《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鱼”四句，《庄子》“青青之麦，生于陵坡”四句，《礼记。射义》“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八句，《缁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韩婴诗“有雨无极，伤我稼穑”二句，《大戴礼》“骊驹在门，仆夫具存”四句，《汲冢周书》“马之刚矣，辔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现存之诗，无所谓逸诗也。《战国策》甘茂引诗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黄歇引诗曰：“树德莫如滋，除恶莫如尽。”又引诗曰：“大武远宅不涉。”（《史记》作“大武远宅而不涉”。）范雎引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吕览。爱士篇》引诗曰：“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古乐篇》有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逐之，乃为《三象》之诗。《权勋篇》引诗曰：“惟则定国。”《音初篇》引诗曰：“燕燕往飞。”《行论篇》引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原辞篇》引诗曰：“无日过乱门。”汉武诏引诗曰：“九变复贯，知言之选。”凡此皆不见于三百篇中，则皆逸诗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语，见贾谊策。“树德”二句，姚本作引《书》，则《泰誓》也。“木实”二句，吴师道谓是古语，则皆非诗也。《吕览》“君君子”二句全不似诗，“将欲毁之”四句与《国策》所引《周书》“将欲败之”数语相同，则亦非诗也。惟“大武远宅不涉”及“燕燕往飞”数语，或是逸诗耳。又《韩非子》“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可奈何，”其句法似诗，然曰“先圣之言”，则亦非逸诗也。推此益可见删外之诗甚少，而史迁古诗三千馀篇之说愈不可信矣。按诗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此或即古诗原本，孔子即于此五百一十一篇内删之为三百五篇耳。《尚书纬》云：孔子得黄帝元孙帝╁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之，为《尚书》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说见孔颖达《正义》）。史迁所谓古诗三千者，盖亦纬书所云尚书三千二百四十篇之类耳。惟夷、齐“采薇”及介之推“五蛇为辅”之歌，孔子订诗，曾不收录，此不可解。或以“采薇”歌于本朝，有忌讳，而五蛇之事近于诞，故概从删削耶？ ○《诗序》《诗序》，先儒相承谓子夏作，毛苌、卫敬仲又从而润益之。朱子说《诗》尽废《小序》，固未免臆说。然后人驳之者，如杨升庵、毛西河、朱竹、王阮亭诸人，亦徒多词费。但引季札观乐及程伊川诗说数语，则不辨自明矣。季子观周乐，为之歌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全无一语及于淫乱，则概以为淫奔者过也。程子云：《诗小序》必是当时人所传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由知此篇是甚意思？若《大序》，则是仲尼所作。此二说者可以证明，不待烦言矣。又欧阳公作《诗本义》，其《序问篇》云：《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序为证，而朱子《白鹿洞赋》有曰：广青衿之遗问，乐菁莪之长育。或举以为问，朱子曰：旧说亦不可废。然则考亭亦未尝必以《小序》为非也。盖朱子注《诗》，亦只有另成一家言，如欧阳公说《春秋》，苏氏说《易》，王氏《经义》《字说》之类。宋人著述往往如此，其意原非欲尽废诸家之说，而独伸己见，以为万世之准也。及后代尊朱子太过，至颁之学宫，专以取士，士之守其说者遂若圣经贤传之不可违。而其中实有未安者，博学之士遂群起而伺间抵隙。正以其书为家弦户诵，则一经批驳，人人易知也。使朱子《诗》注不入令甲取士，亦只如欧阳说《春秋》、苏氏说《易》之类，不过备诸家中之一说，谁复从而诋淇乎？即如欧氏《春秋》及苏氏《易》，其中不当处亦甚多，而世顾未有从而攻击者也。 ○汉儒说《诗》《毛诗小序》，汉时虽已盛传，然未立学官，故诸儒说《诗》，各出意见，多有与《小序》异者。关雎诗，周公制礼，已列为乡乐。《史记》亦云：《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是皆以为风化之正也。而杜钦上王凤书云：佩玉晏鸣，《关雎》叹之。李奇注：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伤之。明帝诏曰：应门失守，《关雎》刺世。《后汉书。皇后纪序》云：康王晚朝，《关雎》作讽。王充《论衡》亦云：今问诗家曰《关雎》诗何时作也？彼将曰康王时也。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作此诗也。是竟以《关雎》为刺晚朝之作矣（欧阳《本义》亦云：《关雎》，周衰之作）。《苜》诗，韩婴谓：妻伤大有恶疾也。薛汉章句谓：大有恶疾，故以苜起兴，苜虽有恶臭，我犹采采不已，以喻其守夫而不去也。《汝坟》之诗，薛汉谓王政如火，犹触冒而往者，以父母饥寒，故禄仕也。《后汉书。周磬传》：磬居贫，无以养母，尝诵《诗》至《汝坟》卒章，慨然而叹，乃出应孝廉之举。是皆以“父母孔迩”作己之父母，而非以喻文王矣。《甘棠》之诗，《韩诗外传》谓：召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召伯恐劳民，乃庐于树下。其后在位者不恤百姓，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追思召伯休息之树而歌思之。则又似黍离之感，宜入变风矣（元人王柏尝退《甘棠》于《王风》，见许谦《二南相配图》，其意盖本此）。“驺虞”，《韩诗》以为掌鸟兽之官，贾谊则曰：天子之囿，虞者，司兽者也。“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勖古本作畜，郑康成曰：此卫定姜之诗，定姜无子，立庶子ぅ，是为献公。畜，孝也，献公无礼于定姜，定姜作诗，言当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也。《相鼠》章，《白虎通》云：妻得谏夫者，夫妇荣辱共也。《诗》云“相鼠有体，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此妻谏夫之诗也，则又以《相鼠》为妻谏夫之诗矣。三良之殉，《左传》及《诗序》皆云穆公以子车氏三子为殉，《史记。蒙毅传》亦云：昔穆公杀三良而死，故谥曰缪（按《史记》秦武公葬，以人从死者六十六人，至献公元年方止，则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臣殉葬）。然《汉书。匡衡传》云：秦穆贵信而士多死。应劭注云：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奄息、仲行、钅咸虎许诺。及公薨，氵皆从死。则是出于三子之自殉，而非穆公之乱命矣。《黍离》之诗，《韩诗》以为伯封作。伯封者，尹伯奇之弟也。曹植曰：尹吉甫听后妻之言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哀之，作《黍离》之诗。《新序》又以为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而作。则皆非伤周室矣。《行苇》，班叔皮《北征赋》曰：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王符曰：行苇勿践，公刘恩及草木，仲山父牛羊六畜，且犹感德。是汉儒皆以公刘之诗。仲山甫徂齐，《汉书》杜钦曰：异姓之臣，无亲于宣，就封于齐。则以徂齐为受封于齐矣。是时《毛诗》未立学官，故各自立说，言人人殊，毋怪宋儒起而尽扫之，并《毛诗》亦不用也。○夏屋《诗》“夏屋渠渠”，《学斋占毕》云：夏屋，古注大具也；渠渠，勤也。言于我设醴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不指屋宇也。至扬子云《法言》云：震风凌雨，然后知夏屋之。乃始以夏屋为屋宇。杨用修本其说，又引《礼》“周人〔以〕房俎”，《鲁颂》“笾豆大房”注，大房玉饰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树，似乎堂后有房，故曰房俎，以证夏屋之为大俎。又言若以为屋居，则房俎亦可为房室乎？然《楚词。涉江篇》“曾不知夏之为丘”，《招魂篇》“各有突夏”，又《大招篇》“夏屋广大，沙棠秀只”，则屈原、宋玉已皆以夏屋为大屋。而必以大俎释《诗》之夏屋，毋亦泥古注而好奇之过矣。况屈原、宋玉既施之于词赋，则以夏屋为大屋，亦不自扬子云始也。 ○后稷已行郊礼《诗》言“上帝居歆”，而下文即继之云“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明乎后稷以来即郊祀上帝也。后儒泥于周制，谓后稷未王，何得有郊祀？按毛氏谓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之于邰，即命之事天。故《诗》曰“后稷肇祀”，言自后稷以来皆得祭天，犹鲁人郊祀也。是以《或朴》之作，有积燎之薪，文王郊酆，经有明文。汉儒匡衡亦言文王已郊，说见《三国。吴志》注所引《江表传》及《志林》。 ○坼副“不坼不副，无灾无害”，凡妇人易于产者，不过无灾害耳，而《诗》必以不副坼形容之，何也？盖古妇人生子，尝有坼剖而生者。《史记。楚世家》：陆终氏娶鬼方女贵，久孕不育，启左胁，三人出焉，启右胁，三人出焉。干宝曰：谯周作《古史考》，疑此事为诞妄，遂废而不论。然前志所传，修已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近日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从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数月创合，母子无恙。以今况古，知注记者不妄也。则《诗》所谓不坼副者，或正因修已、简狄等之背坼胸剖系同时之事，故相提并论也欤？○帝武元鸟毛笺“履帝武”，谓姜原从高辛往祭天也。笺“元鸟”，谓春分元鸟降，时简狄从高辛祈于郊也。郑康成则据《史记》姜原见巨人迹，践之而生稷，简狄吞乙卵而生契，以注《诗》。而后之说经者皆宗之。盖两汉时毛注未立学官，其立学官者皆本《史记》说也。洪容斋力斥其荒幻，谓不如毛注之明白。然帝王之生，亦自有不可常理论者。《汉书。张骞传》：乌孙王难兜靡为大月氏攻杀，子昆莫新生，有人抱置草中，狼来乳之，又有乌衔肉翔其旁，后仍为乌孙王。《后汉书》：夜郎之初，有女子浣于Т水，有三节大竹流来，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又《晋书》：鲜卑檀石槐，其母闻雷仰视，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有娠，生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异常，后遂为鲜卑大人。王充《论衡》：橐离国王侍婢，有气大如鸡卵来降，遂有娠。既生，投豕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马栏中，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后遂王于夫余。《北史》：高句丽之先夫余王，尝得河伯女，闭于室内，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娠，生一卵，大如五升，后有一男破而出。及长，字之曰朱蒙，至纥升骨城，遂自王，以高为氏。后魏之先诘汾，尝见辎自天而下，有美女称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请还。期年复来，以所生男授诘汾，曰：“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即始祖神元皇帝力微也。故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徽皇帝无舅家。”《元史》；蒙古之先孛端叉儿之母方寡居，夜有光明照其腹，遂有娠，生孛端叉儿，为有元之祖。虞集《高昌王碑》：其家本畏吾人，有天光降于树，树生瘿。越九月，瘿忽裂，得五婴儿，收养之。其最小者曰卜吉可罕，既壮，遂君其地。据此，则吞卵、履迹亦或事之所有也。 ○奚斯所作《鲁颂》“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造此庙也。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奚斯颂僖，歌其路寝。曹植《承露盘铭序》亦云奚斯颂鲁，则竟以此颂为奚斯所作矣。说见颜师古《匡谬正俗》及袁文《瓮牖闲评》。按扬雄《法言》曰：正考父尝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尝正考父矣。《太尉杨震碑》云：敢慕奚斯之追述，树碑石于坟道。则以奚斯为作颂，又不止王延寿、曹植也。 ○《春秋》《春秋》，鲁史记名。韩宣子聘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此孔子未修以前《春秋》也。然不独鲁史以此为名也，《国语》楚庄王问教太子之法于申叔时，对曰：“教之以《春秋》，而为之耸善抑恶焉。”晋羊舌习《春秋》，悼公使之教太子。又《管子。法法篇》曰：《春秋》之记，有弑君弑父者。《权数篇》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春秋》所以记成败也。庄王、管子、羊舌在孔子前，则所谓《春秋》必非孔子所修鲁史可知，是齐、晋、楚皆有《春秋》也。《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韩非子。备内篇》有《桃左春秋》，虽不知何国书，要亦一《春秋》也。韦昭注《国语》，谓以天时纪人事，故曰《春秋》。房玄龄注《管子》，谓《春秋》周公之凡例，而诸侯之国史也。则周时列国之史皆名“春秋”也（《墨子》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又按《吕览。求人篇》：观于《春秋》自鲁隐公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又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此则孔子所修之《春秋》，可见战国时已大行于世矣。自后虞卿有《春秋》，吕不韦有《吕氏春秋》，陆贾有《楚汉春秋》，赵长君有《吴越春秋》。袁有《献帝春秋》司马彪有《九州春秋》，习凿齿有《汉晋春秋》，王范有《交广春秋》，杜崧有《任子春秋》，孙盛有《魏氏春秋》、《晋阳秋》，臧严有《栖凤春秋》，李公绪有《战国春秋》，王韶之有《晋安帝春秋》，刘允济采鲁哀公后十二世接战国，为《鲁后春秋》，崔鸿有《十六国春秋》，萧方等有《三十国春秋》，韦述撰《唐春秋》，梁固、胡旦皆有《汉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吴任臣有《十国春秋》，则又皆仿《春秋》之名而为之者也。 ○《春秋》底本孔子修《春秋》，鲁史旧文不可见，故无从参校圣人笔削之处。今以《汲冢纪年》书考之，其书鲁隐公及邾庄公盟姑蔑，即《春秋》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也；书晋献公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即《春秋》虞师灭夏阳也。据此可见当时国史，其文法大概本与《春秋》相似，孔子特酌易数字，以寓褒贬耳。杜预所谓推此可以知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而孔子删订《春秋》之处，亦即此可见。又鲁庄公七年星陨如雨，《公羊传》谓原本乃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孔子修《春秋》改曰星陨如雨。是亦可见圣人改削之迹。 ○《春秋》书法可疑《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以其笔削至严也。笔削之严，应莫过于纂弑之事，然《春秋》书法实有不可解者。赵盾之不讨贼，许止不尝药，而皆书“弑君”，固以责有攸归也。楚王麇之死，据《左传》公子围入问疾，缢而杀之，则围实弑麇也，而经但书“楚子麇卒”。说经者曰：楚以疟疾赴，故不书弑。夫弑君而嗣位之人，谁肯以弑赴告列国者？以疾赴遂不书弑，是转开一规避法也。及楚灵王之被弑也，《左传》谓王田于乾，闻公子比自晋归作乱，遂自缢，则与被弑者终有间。而经则书“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一则手弑者，反脱其弑君之罪，一则自缢者，转坐其臣以弑君之名。又如齐孺子荼之死，据《左传》乃悼公使朱毛弑之，陈乞不过先废荼而立悼公耳，其时悼公既立，则不得专坐陈乞罪也。而经书曰“齐陈乞弑其君荼”。岂经之所书者真，而《左传》所述者不可信耶？抑经但据旧策以书，而必待作传者之详其事耶？使无作传者之详其事，则首恶者不几漏网，而从坐者不且覆盆耶？事隔千载，无从订正，以经为据，当是作传者误耳。 ○春不书王《春秋》每岁必书“春王正月”，如正月无事可纪，则书“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所以尊王也。乃隐公九年、十一年不书王，桓公惟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书王，而三年至十七年皆不书王。杜预云：天王不颁历，故不书王。此恐非也。《春秋》以尊王为第一义，若不颁历即不书王，则是年竟不属之王乎？况不颁历宜莫如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之乱，朝廷播越，岂暇修举故事，乃是时却书王，而隐、桓时反不书，岂流离之日尚能颁朔，而太平无事转缺此典乎？程子则谓：桓公弑君而立，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书王，见桓之无王也。此亦恐非也。若谓因桓之无王而不书王，则当其弑立之初，已目无王，何以反书王于元年，至第三年而始著其无王也？若谓元年书王，以王法正其罪，则凡书王之年，皆因国君有罪而书乎？宋督弑君，何与鲁事，而欲以鲁史之书王正宋臣之罪，有是理乎？何休则谓：十年书王者，数之终，十八年书王者，桓公之终也。据此则书王之例，第于人君即位之年、遇十之年、薨卒之年书之，而其馀俱可不必书王矣，何以十二公内除此数年外又多一一书王也，此益曲说不可通者也。抑知《春秋》时周正已不遍行列国，有用周正者，有用殷正者，有用夏正者（说见后）。鲁虽秉周礼，然观其置闰、失闰之参错，则其不遵周正可知。或虽不尽遵周王，而史官秉笔有尚知以周月记事者，则孔子书王正月以别之，谓此正月乃王之正月，见其犹尊王也。而史官更易，不一其人，有时或竟以鲁国自用之岁月以纪事而不合乎周正，则孔子即仍其所书之春正月而不复书王，谓此正月乃鲁国自行之正月，而非王之正月，见其无王也。然则书王不书王，本据旧史之周月、鲁月为定。旧史所纪用周正则书王，旧史所纪非周正则不书王。明乎此，则诸家纷纷之说俱可不必矣。 春秋时列国多用夏正。《左传》隐公三年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若系周正，则麦禾俱未熟，取之何用？是郑用夏正也。隐六年，宋人取长葛，经书冬而传书秋，盖宋本用殷正建酉之月，周之冬即宋之秋，是宋用殷正也。桓七年，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经书夏而传书春，是二国不用周正也。僖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春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正月而传在上年十一月。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十一月，传书九月。又如《左传》僖二十三年九月晋惠公卒，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纳重耳于晋，而《国语》则云十月晋惠公卒，十二月秦穆公纳公子。鲁之月与晋不同，是晋不用周正也。文十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经书九月，传作七月，是齐不用周正。又《管子。立政篇》正月令农始作，《轻重篇》令民九月种麦，则齐用夏正也。《史记。秦本记》宣公初志闰月，则宣公以前并有不置闰者，其不用周正可知也。至战国时，更无有不用夏正者。吕不韦《春秋》是全用夏正，杜预记《汲冢纪年》书系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正为首，是魏亦用夏正也。不宁惟是，鲁号秉礼之国，然《论语》暮春者春服既成，若周正，则暮春尚是夏正之正月，安得有换春衣浴且风之事？是曾点所云暮春，即夏正之三月，夏正之三月在周应作仲夏，而曰暮春，则鲁亦久用夏正可知也。又《左传》文元年闰三月，非礼也（三代闰月皆归于岁终，所谓归余于终也），襄二十七年再失闰，哀十二年又失闰，季孙问仲尼，仲尼曰：“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杜注：尚是九月，历官失一闰也。十三年十二月又螽。杜注：季孙虽闻仲尼言而不能正历，失闰至此年，故十二月又螽。则鲁不惟不用周正，并夏正亦失之矣。刘原父谓：《左氏》月日多与经不同，盖《左氏》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故与经多歧。可见是时列国各自用历，不遵周正，固已久矣。凡古制非现行者，阅数十年，未有不废绝。若周改正朔之后，列国皆遵周正，则千年以前之夏正何以尚在人间而行之自若乎？盖周初虽改岁首，而农事仍以夏正并行。《微子之命》曰：统承先王，修其礼物。是听其自用先世之制，杞用夏正，宋用殷正可知也。《尚书大传》亦云：王者存二代之后，与己为三，所以通三统、立三正。郑康成注云：使二王之后自行其正朔也。是二王之后不用周正，固不待言。即周制亦自有兼用夏正者，《逸周书。周月解篇》有曰：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享，犹自夏正焉。今按“七月流火”之诗，周公所作，而授衣、条桑、烹葵、剥枣、凿冰、献韭，一一皆以夏正纪节物，然此犹曰追叙祖宗时事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非周中叶之诗乎？“维暮之春”下文即接“于皇来牟，将受厥明”，岂非夏正之三月，其下月即麦熟时乎？《周礼》仲春会合男女之无夫家者，若周之仲春为今之十二月，风雪Ё寒，岂能会合于野、奔者不禁乎？则亦岂非夏正之仲春乎？是知周改朔之初，本已兼用夏正，民间习用既久，及东周以后，去开国之时愈远，王朝又不颁朔，列国遂并忘周正，而各自用夏正，固非一日矣。由此以推孔子修《春秋》必书“春王正月”，实以是时列侯多不用周正，故特著之，言此乃王之正月也。若各国咸禀周正，则但书“春正月”即是王之春正月矣，何必更表之以王？（说见“春不书王”条下）告颜子以行夏时，亦以夏时本所当遵，当时已多私用，与其另建一朔而不能使天下划一，不如仍用夏正，俾上下通行也。（按《夏小正》一书实《月令》所本，其曰《夏小正》者，盖周改朔之后，此书仍听其行之民间，以便民事，而实非本朝之制，故谓之夏小正，以别于周正耳。） ○春王不书正月唐刘ナ对策，谓《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书正月者，以先君不得正其终，则后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无正也。此亦唐人臆说。春王无正月，此不过脱简耳。如《春秋》每遇四季之首，虽无事亦必书其首月。隐六年秋无事，书秋七月，桓九年夏无事，书夏四月之类，不可胜纪。杜预所谓虽无事必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也。而桓四年秋、冬无事，乃不书秋七月、冬十月，七年、九年及庄七年之秋、冬亦然，其为脱简无疑也。则春王之下无正月，其为脱简，又何疑乎？或谓脱简必脱一行，如秋七月、冬十月之类，至春王下缺正月二字，岂有一简中脱落半段之理？不知简策亦有传写脱误者，如《左传》庄六年经文“冬齐人来归卫俘”，而《公》、《》经文皆言“卫宝”，则有误在一字者矣。僖十年经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夫人姜氏也，而无姜字，杜注云，脱误也。则亦有脱在中一字者矣。一季之内虽无事，必书首月，而庄二十二年夏无事，乃不书夏四月，而书夏五月，非传写之误乎？推此则庄十年之夏五，亦岂非脱字乎？而必为之说曰：孔子有意仍之，以传疑也。夏五之为夏五月，了然可知，圣人即添一月字，岂遂为僭妄，乃必不敢增，以存传疑之义，则又何以笔则笔、削则削乎？可见《春秋》一书，孔子既修之后，仍有脱简误字，不一而足。而必于其脱误处曲为之说，毋怪乎益入于穿凿也。则“春王”下之无“正月”，其为脱误无疑，非别有义也。 ○春秋纪年春秋时，列国虽曰奉周正朔，然纪年皆以本国之君即位之年为纪。如《春秋》以隐公元年起，虽孔子亦不改也。至其称于列国，则彼此纪年不同，似应以周王之年为纪矣。然郑子家对赵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与之事君。十二年六月，归生佐寡君之嫡来朝。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是皆据本国之纪年以语他国。否则举是年一大事以标之，如鲁襄公朝晋侯，晋侯问其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是也。绛县老人自叙其年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皆不以周王之年为纪也。即《左传》叙旧事亦然。如追叙晋封成师之事，则曰惠公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惠之四十五年曲沃庄伯弑孝侯。追叙卫襄公立子元之事，则曰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追叙郑伯有为厉事，一则曰铸刑书之岁，再则曰齐平燕之岁。追叙齐乌余以廪邱奔晋事，则曰齐人城郏之岁。追叙郑伯朝晋之岁，则曰溴梁之明年。而于周王纪年略不及焉。堂堂共主，正朔咸遵，而纪年莫之或用，盖当日本无禀奉一王纪年之制，非尽各国僭妄也。（汉时诸侯王尚得自称元年，如《汉书。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年为孝景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为地节元年之类。又列侯于本国亦得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为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为靖侯元年之类。是列国各自纪元，汉初犹然。）○矢鱼于棠矢鱼于棠，诸家皆以为陈鱼而观之。宋人《萤雪杂说》独引《周礼》“矢其鱼鳖而食之”之义，以为矢者射也。按秦始皇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汉武亦有巡海射蛟之事，以矢取鱼，本是古法，授以说经，最为典切。 ○《左传》所本《左传》所本，采择甚多，盖古者史官有简策、简牍二种，杜预序所谓《周礼》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其本国之事，凡政之大者，及君所命，则书于策，非此则但别为记载。如公子豫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之类。杜预所谓史不书于策，故夫子不书于经是也。然夫子虽不书于经，而记载自在，故左氏得据以推圣人不书之本意。至他国之事，凡来赴告者则书于策，不告则不书。如隐十一年郑伯大败宋师，《左传》谓灭不告败，胜不告克，皆不书于策是也。然虽不书于策，而列国自有记载，鲁国亦有得之传闻而别记之者，故左氏得以补圣人之所未修，而详其始末。杜预所谓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是也。故有经所本无而特见于传者，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皆别有所本也。亦有经所特书而反无传者，非必其事之无关系也，如郭公之类，非传不明，而左氏无之，则固简牍缺落，无所考据，故不能凭空撰述耳。不然，则经所无者尚一一补之，经所有者反略而遗之耶？又庄二十六年经文：春，公伐戎。夏，曹杀其大夫。秋，公会宋人、齐人伐徐。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而是年之传：春，晋士为大司空。夏，士城绛，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一年之内，经自经而传自传，若各不相涉者，盖亦因经所书之事别无简策可考以知其详，故别摭他事以补此一年传文也。○《左传》叙事氏名错杂《左传》叙事，每一篇中，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谥号，盖当时文法如此。然错见迭出，几使人茫然不能识别。如子越椒之乱，一斗般也，忽曰斗般，忽曰子扬；一贾也，忽曰贾，忽曰伯赢。泌之战，一荀林父也，忽曰荀林父，忽曰桓子；一士会也，忽曰士会，忽曰随武子，忽曰随季，忽曰士季，他篇又称范武子；一先也，忽曰先，忽曰彘子，他篇又称原；一荀首也，忽曰荀首，忽曰知庄子，忽曰知季；一韩厥也，忽曰韩厥，忽曰韩献子；一栾书也，忽曰栾书，忽曰栾武子；一赵朔也，忽曰赵朔，忽曰赵庄子；一克也，忽曰克，忽曰献子。是篇人数既多，头绪更杂，即姓名一线尚难了了，况复错综其词如此，使无后人注释，不几于终日回惑而不得其要领耶？他篇类此者不一而足。又如齐庆封之乱，使析归父召晏平仲，平仲请盟，子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此子家乃析归父也。下又叙庆嗣闻祸将作，谓子家速归，此子家乃庆封之子也。略无别白，令读者何处分析耶？此究是古人拙处，史迁以后则无此矣。刘勰亦谓左氏缀事，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也。而黄常明谓：《左传》叙事有一人而称目至数次异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以寓褒贬，则又深求之而转非古人意矣。氏、名、号、谥错见，自是另一种文法，有何褒贬？即如泌之战，晋诸大夫忽名忽谥号，一日之间褒贬顿异，有是理耶？ ○《左氏传》原委秦火之后，汉初惟《左氏传》最先出，然亦惟《左氏》始终不得立学官，而其传世也，乃愈抑而愈彰彰。董勋谓《左氏》从河间献王所得，而颜师古则引许氏《说文解字序》云北平侯张苍献《左氏春秋传》。张苍历秦至汉文帝时为丞相，是《左氏》之出比诸经为最早也。然武帝立诸经博士，独遗之。哀帝建平中，刘歆欲立《左氏》，遽移太常，致诸儒忿争，帝重违众意，乃出歆为河内太守，遂不得立。光武时，韩歆上疏，欲立《左氏》，博士范升等驳之，帝卒立左氏学，以李封为博士。未几封卒，《左氏》复废。肃宗亦好《左氏传》，乃令贾逵自选诸生才高者习之，皆拜为王国郎。章帝亦诏选高才生习之，然不久亦仍废。是两汉时《左氏传》终未尝立学官也。然自贾谊为《左氏》训诂以授贯公，其后贾逵作训，服虔作解，谢该作释，及乎杜预作集解后，六朝遂入于经。虽东汉以来攻之者不一，如范升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并奏史迁引用《左氏》、违戾五经者三十一事，李育亦谓《左氏》不得圣人深意，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何休又作《左氏膏肓》，而贾逵则摘出《左氏》长于《公》、《》者三十事，服虔亦以《左氏》驳何休所驳之六十条，郑康成又有《针膏肓》之作。《陈书。王元规传》：自梁以来，诸儒为左丘学者，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无所疑滞。《唐书。啖助传》：助爱《公》、《》二家，以《左氏》解义多谬，谓其书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氏明耻之，丘亦耻之”，则丘明者盖如史佚、迟任之徒，而非孔子门人也。是六朝及唐尚有斥《左传》、驳杜注者，然好之者愈甚。盖匪特叙事之书易传，而其文之工实自有千古也。又汉时《古文尚书》及《毛诗》亦皆不立学官，乃二书与《左传》反盛传至今，而当时所立学官者今皆不传，岂显晦有时，而晚出者传愈久耶！ ○鹬冠《左传》僖二十四年，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而杀之陈宋之间。杜预注：聚鹬羽以为冠，非法之服也。颜师古则以为鹬，水鸟，天将雨则鸣，古人以其知天时，乃象其形为冠，使掌天文者冠之，故《逸礼》曰：知天文者冠鹬。盖子臧是子华之弟，以兄见杀而出奔，常有复仇之志，故与知天文者游聚，有所计议，是以郑伯恐其返国作乱，令人诱杀之。若直以鹬羽饰冠，何必恶而杀之也？此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然《左传》本文有“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是左氏已以鹬冠为子臧之冠，而非谓知天文之御士矣，岂误自左氏欤？师古又以为“君子曰”数语系后人妄加，非《左氏》原文，则欲伸己意而并强抹煞古人矣。 ○曹即曹沫鲁庄公与齐桓公盟于柯，《左传》但言始通好，而不言劫盟。《吕氏春秋。贵信篇》齐桓公伐鲁，鲁请盟，桓公许之。曹先说庄公以劫盟之事。盟之日，庄公与曹皆怀剑至坛。庄公左搏桓公，右抽剑以自承，请戮于君前。管仲、鲍叔进，曹按剑当两陛，管仲等不得进。庄公曰：“封于汶则可。”管仲劝桓公许之。是劫盟者曹也。《史记》则谓二公立坛上，曹沫执匕首劫桓公。公问所欲，沫欲齐返鲁侵地，桓公许之，沫乃下就臣位。则劫盟者又属曹沫。按《左传》长勺之战有曹，而沫之名不见，则劫盟者为曹无疑，以为沫。司马贞《索隐》云：沫音，声相近而字异耳。林注：《春秋》柯之盟亦言曹劫盟，则即沫也。 《淮南子。论篇》：昔曹子为鲁将，三战不胜，亡地千里。及柯之盟，三战所亡，一朝而得之，勇闻于天下。 ○屠蒯即杜篑《檀弓》：智悼子卒，末葬，晋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杜篑进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自饮之。公问之，曰：“子卯不乐，智悼子丧在堂。旷为太师，调为亵臣，而俱不以告。篑为宰夫而越职言此，是以皆饮之。”《左传》：晋荀盈卒于戏阳，未葬，晋侯饮酒乐。膳宰屠蒯入，酌以饮乐工曰：“汝为君耳，将司聪也。辰在子卯，谓之病日，女弗闻，是不聪也。”又酌嬖叔曰：“汝为君目，将司明也。而汝不见，是不明也。”亦自饮也，曰：“臣实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檀弓》、《左传》所记本一事也。然《檀弓》有师旷、李调姓名，而《左传》无之。《檀弓》曰杜篑，《左传》“曰屠蒯，声固相近，而各记所记则并姓名亦遂不同，于此可见古事之入于记载者，讹谬盖十之六七矣。王观国《学林》云：《檀弓》作杜篑，《左传》作屠蒯，盖本是杜篑而《左传》讹其字耳。袁文《瓮牍闲评》则云：屠者宰也，蒯为庖人，职主屠宰，故曰屠蒯，如巫咸之巫、师旷之师也。则《左传》所云屠蒯乃其本字，而《檀弓》讹以为杜篑耳。 ○杜预注《左传》杜预注《左传》，盖合众家之长，不特地名、人名考据精核，书法、谱系授引确切，即如时日之细，亦以长历追算不遗。隐十年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注云：传言正月会，癸丑盟，推经传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经云二月误也。又成十七年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注：十一月无壬申日，误也。襄二年六月庚辰，郑伯仑卒。注：庚辰七月九日书六月，经误。襄九年十二月癸亥，晋人以诸侯之师伐郑，门其三门；闰月戊寅，济于阴阪。注云：以长历考之，此年不得有闰月，疑闰月二字当作门五日，五字上与门字合，遂讹为闰月也，乃晋攻三门，门各五日也。自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辄五日，凡十五日，明日乃戊寅也。昭元年十一月己酉，楚公子围弑其君。注：以长历推己酉当十二月六日，经传皆言十一月，月误也。古人著书细心如此，今人读书于年月时日未有不一目过之矣。 ○《国语》非左丘明所撰《国语》二十一卷，《汉书。艺文志》不载撰人姓氏。其时说经者皆谓之《春秋外传》，惟司马迁有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作迁赞，因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韦昭亦以为左丘明采穆王以来，下讫鲁悼，其文不主于经，号曰“外传”。颜师古本此众说，故注《艺文志》，直以《国语》为左丘明撰。宋庠因之，亦谓出自丘明。今以其书考之，乃是左氏采以作传之底本耳。古者列国皆有史官记载时事，左氏作《春秋传》时，必博取各国之史以备考核。其于《春秋》事相涉者，既采以作传矣，其不相涉及虽相涉而采取不尽且本书自成片段者，则不忍竟弃，因删节而并存之。故其书与《左传》多有不划一者，如襄王伐郑一事，《左传》以《常棣》诗为召穆公所作，而《国语》则以为周文公所作。晋文公返国一事，《左传》记是年九月晋惠公卒，明年正月秦伯纳公子重耳，而《国语》则十月晋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纳公子。鄢陵之战，《左传》苗贲皇在晋侯之侧曰：“楚之良，在中军王族而已”，而《晋语》作苗棼皇，《楚语》则云雍子谓栾书曰：“楚师可料也，在中军王族而已。”如果左氏一手所撰，何不改从划一，而彼此各异若此乎？可知《国语》本列国史书原文，左氏特料简而存之，非手撰也。魏、晋之人以其多与《左传》相通，遂以为左氏所作耳。又如长勺之战，《鲁语》曹与庄公论战数百言，《左传》但以“小惠未遍，小信未孚”数句括之。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战，《晋语》述其词累幅不尽，至分作三四章，《左传》但以“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数语括之。正可见左氏以此为底本，而别出炉锤，笔夺天巧，岂其示巧于此，而复作《外传》以示拙也？窃尝论之，左氏之采《国语》，仙人之脱胎换骨也。《史记》于秦、汉以后自出机杼，横绝千古，而秦、汉以前采取《国语》、《左传》，则天吴紫凤，颠倒衤豆褐也；《汉书》之整齐《史记》，则屈骐骥以就衡轭也。观于诸书因袭转换之间，可以悟作文之旨矣。（王充《论衡》云：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实之。啖助谓《国语》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便傅著丘明也，是亦不以《国语》为丘明作。）○韦昭注《国语》韦昭注《国语》，合贾逵、虞翻、唐固诸本参考是正，最号详核，然亦有舛谬者。晋文公请隧，贾逵云：王之葬礼，阙地通路曰隧，昭则以为天子之六乡六隧地也。按襄王之词曰：“若班先王之大物以赏私德”，又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取备物”，又曰“余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乎？”又《晋语》：文公请隧，弗许，曰：“王章也。”大物、备物，大章、王章，皆谓礼之大者，非郊隧地可知。况是时王正劳之以地，岂又辞所赐之地而别请所不赐之地乎？鲁武公之其子括与戏见宣王，王立戏。韦昭注：括，武公子长子伯御；戏，括弟懿公也。按《史记。鲁世家》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弑公而自立。则伯御乃括之子也。《汉书。古今人表》亦同。而昭以伯御为括，亦误。《左传》自幕至于瞽瞍，则幕在瞽瞍之先。昭注《国语》“虞幕能听协风”乃云“幕，舜后，虞思也。则以舜之远祖为舜之远孙矣。又东汉明帝讳庄，故凡前史所有庄字悉改为严。昭，三国吴人，尚复何所忌讳？而不为改正，仍以鲁庄公为严公，曲沃庄伯为严伯，亦不免疏于检点。顾宁人乃以为作史者意存忠厚，不遽改前代之讳，此亦曲为之说矣。 [book_title]●卷三 ○《周礼、冬官》补亡之误《周礼》缺《冬官》一篇，刘歆以《考工记》补之，汉唐以来皆无异说。至宋淳熙间，临川余廷椿始创论，以为冬官之属初未尝缺，其官皆杂出于五官之中，乃作《复古司空》一篇，朱子亟称之。永嘉王次点益引伸其说，作《周官补遗》，亦为真西山所赏。元人吴草庐、丘吉甫又因之，各有撰述，然其间亦各有不同者。今王氏《周官补遗》已不传，草庐所编则据《尚书》司空掌邦土，谓冬官不应杂在地官司徒掌邦教之内，遂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其他亦未尝分割。惟余氏、丘氏则益加割裂。余氏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内四十九官改入冬官，丘氏则以为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若以周官三百六士每官六十之数论之，天官羡三，地官羡十九，春官羡十，夏官羡九，秋官羡六，是五官内共羡四十七官。而所著《周礼补亡》一书，又于五官内稍有裁核，定为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夏官六十、秋官五十七，而以大司空、小司空内五十四官改入冬官，与余氏大同小异。虽各以意割截旧文，然亦可见先儒之究心也。王鏊《震泽长语》云：俞廷椿、王次点以五官中凡掌邦居民之事皆分属之司空，则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数，周官粲然无缺，诚千古之快也。而余不敢从，何哉？曰乱经。是鏊亦未敢以为是也。按《南齐书》有人掘楚王冢，得青简书，广数分，长二尺，凡十馀简。王僧虔辨之，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然则《考工记》原非杂于五官内，刘歆以之补《冬官》亦非。 ○《仪礼》先儒谓《仪礼》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仅存者。即如《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觌愉如”等语，与《论语。乡党篇》相合。晁氏谓：定公九年孔子仕鲁，至十三年适齐，其间无朝聘事，则《乡党》所记未必皆孔子实事，当是门人习礼者本《仪礼》之旧文而记其语耳。是可见《仪礼》为孔子以前之书，也于周公所作无疑也。当时必有全书，今所传十七篇，盖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者。熊朋来谓：《既夕礼》乃《士丧礼》之下篇，《有司彻》乃《少牢馈食》之下篇，则十七篇又实止十五篇耳。敖继公不得全书，遂以为周公此书专为侯国而作，而王朝之礼不与焉。如《冠》、《昏》、《相见》、《乡饮》、《乡射》、《士丧》、《既夕》、《士虞》、《特牲馈食》九篇，皆侯国之士礼。《少牢馈食》上、下二篇，皆侯国之大夫礼。《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诸侯之礼，惟《觐礼》一篇言诸侯朝天子之礼，然主于诸侯而言也。《丧服》篇言诸侯于及公子、大夫、士之服最详，其间虽有诸侯之大夫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于诸侯与大夫而言也。当时以此书颁于侯国，令其各据此以行礼，以教人，是以国无异礼，家不殊俗也。其立论固未为无见，然此亦第就现在之十七篇，而意其专为侯国设耳。按孔壁中所得《古文礼经》本有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哀帝初，刘歆欲以之列学官，而诸博士不肯，遂不得立。孔、郑所引《逸礼》如《中ニ礼》、《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则《仪礼》十七篇外尚有三十九篇，王朝之礼亦必备载如于太庙、王居明堂之类，不得谓皆侯国之礼也。吴草庐因取大、小戴《记》及郑氏所引编为《仪礼逸经》八篇，谓《小戴》、《投壶》、《奔丧》篇首与《仪礼》诸篇之体如一，固为《仪礼》旧文，《大戴》中《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朝》三篇虽已不存此例，要是作记者删取正经之节要而存之。其《中ニ》以下三篇已不复传，而名犹见于注家，故亦编为篇目，而以注家所引片言只字附之，此亦见辑《礼》者之苦心矣。 ○五父衢《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问于鄹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孔子生而神圣，岂有母在时不问知父墓者？况《檀弓》又云：合葬于防之后，孔子先反，门人后至。则葬母时已有门人襄事，孔子必非年少可知，岂有数十岁之人尚不知父墓？故何晏、夏侯玄、蒋济、王肃皆疑无此事，而近世高邮孙氏又谓“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十字当为一句，殡浅而葬深，孔子父殡于五父衢，孔子欲启柩与母合葬，而不知父墓之为浅葬深葬，故审问不敢轻启，问于鄹母，始知殡而非葬，于是启其殡，与母合葬于防。先儒误读，不知“其墓”为句，遂生妄说云云。此论可谓辨矣，然究亦曲为之说。柩在帷堂曰殡，入土则曰葬，从未有入土尚称殡者，何得以殡为浅葬耶？即曰浅葬矣，此何等大事，孔子当母在时岂有不问明，直待母卒而问他人乎？总由于记礼之家，得诸传闻，不暇审订，辄笔之于书，故有此等谬误。观《庄子》及《说苑》、《新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所传孔子佚事甚多，若一一信以为真，则圣人反浅。《檀弓》所记亦犹是也，而必从而为之词，毋怪乎愈解而愈支离矣。 ○伯鱼之母死伯鱼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欤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疏以为出母。此最舛也。礼：父在，为母服期。是期本服母终丧之候，而伯鱼犹哭，故夫子甚之也。出妻之子为母期，若为父后者，则于出母无服，是并无期之丧矣。伯鱼固为父后者也，不服于期之内，而反哭于期之外乎？即此可见孔氏出妻之说之妄也。 ○晋文公辞国当以《檀弓》为据公子重耳辞国一事，《檀弓》谓：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重耳，讽以得国，舅犯使公子辞之。《国语》则谓：里克杀夷齐、卓子，使人告重耳，欲立之，舅犯使公子辞。秦穆公又使人讽重耳得国，舅犯亦使公子辞。盖本一事，而《国语》误作里克及秦穆两事也。以理推之，当以《檀弓》所记为是。重耳之亡，舅犯辈之从亡，皆非无意于得国者。观其后纳怀嬴而不顾，杀怀公而不恤，则其以入国为急可知。若里克既杀二君而召之，当是时，乱不自我起，且兄弟之次居长，义本当立，夫亦何所避嫌而却之以为名高？盖其辞也，在献公方卒之后，二君未被杀之前，国已有君，衅将未作，而遽欲仗外援以求入，倘一发不中，则身名俱败，此智者所不为也，《檀弓》以其事系于献公卒之后，而不言二君已被杀，自是实录。而《国语》所记在二君被杀后者，误也。《史记。晋世家》但采《国语》之文，亦无识。 ○《月令》沈作谓《礼记》中《月令》尤驳杂。古者于则发爵赐服。于尝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诸侯，毋以割地。《周礼》龟人上春衅龟，谓建寅月也，而《月令》孟冬衅龟策，盖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马，无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赞杰俊。殆吕不韦宾客所为耶？按沈氏之说，似将泥于蔡邕、王肃及张华《博物志》以《月令》为周公所作，故信为周制，而又有秦制在内，遂疑吕氏所为。不知此篇本吕氏原本，而礼家采入《礼记》中者。今《吕氏春秋》现在，可覆按也。《隋书。牛弘传》：蔡邕、王肃因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即是此篇，故以为周公所作，而郑康成已谓是不韦著《春秋》纪之首章，礼家抄合为记。刘勰亦谓《月令》一篇取乎吕氏之纪，束皙又以为夏时之书，刘以为不韦令诸儒寻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牛弘则谓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在内杂有虞、夏、商、周之法。是康成以来诸儒固不以此为周公作，何以沈氏尚据为周书而致疑耶？ ○宾雀《月令》“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今读者皆以宾字属雁，谓雁自北而南，如作客也许，行慎注《淮南子》，则以宾字属雀，云：宾雀，老雀也，栖宿人家堂宇之间，如宾客然。则宜以“鸿雁来”为句，而宾字连下句读。 ○太牢少牢《礼记》“太牢”注：牛、羊、豕也。是羊、豕亦在太牢内矣。《国语》“乡举少牢”注：少牢、羊、豕也。则羊与豕俱称少牢矣。其不兼用二牲而专用一羊或一豕者，则曰特羊、特豕，可知太牢不专言牛，少牢不专言羊也。后世乃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不知始于何时。江邻几《杂志》云：掌禹锡判太常，供享太牢，只判特牛，无羊豕。问礼官，云：向例如此。是宋时固专以牛为太牢矣。唐人《牛羊日志》小说称牛僧孺为太牢，杨虞卿为少牢，则唐已以牛属太牢、羊属少牢矣。按《国语》屈到嗜芰篇：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韦昭注云：牛享，太牢也；羊馈，少牢也。则专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其误盖自韦昭始也。○醴泉即膏露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醴泉从地中出也。《白虎通》亦云：甘露者，美露也，降则物无不盛。醴泉者，美泉，味若醴酒，可以养老。是亦以甘露、醴泉为二物也。王充非之曰：《尔雅》甘露时降，无物以嘉，谓之醴泉。则醴泉乃即甘露也。使以为地中所出这泉，则《尔雅。释水》篇舅槛泉正出，沃泉悬出之类，释水甚多，何以不载之，而反入之四时章乎？然则甘露、醴泉本一物，而记礼者谬为分析耳。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后世引为终养之误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家不从政。解者谓令其子孙得以家居侍养，此后世终养之例之所始，而不知非也。家有老亲，正资禄养，岂有转禁其入仕之理？且九十者一家之中俱不从政，倘在贫家，将何以奉晨昏、具甘旨？是教之孝而转无以全其孝也。《北史》辛雄有《禄养论》，谓《礼记》所云不从政者，郑注云：复除之，盖专指庶人而言力役之征，概从停免，非公卿士大夫之谓也。仲尼论五孝，自天子至于庶人，无致仕之文。今宜听禄养，不约其年。魏孝明帝纳之。辛雄此论，可谓发前人所未发。按《管子。入国篇》：凡国都皆有掌老，七十以上一子无征，八十以上二子无征，九十以上尽家无征。又汉武诏曰：九十以上，复其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注：复者，免其徭役。又贾山《至言》：陛下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师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赋役也；二算不事，免其二口之赋也。则汉时犹未有仕宦者亲老归养之例。但庶民之家有老亲则免其徭役口算耳。然则误以不从政为不服官而定亲老运去之例，起于何时耶？按《晋书》：庾纯以父老不解官被劾。又齐王攸议曰：“礼八十者一子不从政，九十者其家不从政。纯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废侍养。今令年九十乃听悉归，纯父年未九十，不为犯令。”然则亲老归养之制，盖即晋时所定也。《北史》魏宣武帝诏：诸有父母八十以上者，皆听居官禄养。留亲就禄，至特烦诏书，可见亲老归养父著为成例，至宣武始变通耳。又《南史。张岱传》：岱母实年八十而籍注未满，岱便去官。则是时仕宦者父母之年亦须注籍也。 ○郑康成注祭之误《周颂。雍》之序曰：，祭太祖也。康成因注曰：，大祭也；太祖，谓文王也。大于四时祭而小于也。《商颂。长发》之序曰：大也。康成因曰：大，祭天也。盖因《诗序》字加大，故又以为祭天也。于是注《小戴记。祭法》则竟以为祀昊天于圆丘，而于《春秋传》则又以为郊祀灵威仰，而以后稷配。随处异议，迄无定说，宜黎等之纷纷驳诘也。 ○三年丧，王、郑二说不同三年丧，郑康成与王肃之说各不同。按《礼记。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檀弓》曰：祥而缟，是月礻覃，徙月乐。王肃曰：是祥之月而礻覃，礻覃之明月可以乐矣。《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春秋》闵公二年《公羊传》曰：三年之丧，实二十五月。此古来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文也，故王肃注《仪礼。士虞礼》“期而小祥”（十三月也），“又期而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礻覃，即此月之也；是月吉祭”，以为再期大祥，二十五月也；中月而礻覃，即此月之中也；是月吉祭，则此月已即吉也。而郑康成则谓：中者间也，与大祥间一月，自丧至中，凡二十七月也。晋人丧服俱且肃说，以二十五月为断。至宋武帝始诏改依郑康成，二十七月而后除。按是时王淮之奏曰：“康成注《礼》三年丧，二十七月而去，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礻覃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然绅多从康成”云。武帝改制，本此奏也。（按《隋书。礼志》谓：梁天嘉元年，沈洙议：至亲期断，加重〔隆〕故再期，断以二十五月。所以宋元嘉制以二十五月为限，是宋武虽改从二十七月，至元嘉中又改二十五月也。《魏书》：梁使朱异至魏，魏李业兴与论王、郑《礼》注互异之处。异谓梁制多从王义，此间用郑义。业兴曰：“卿处用王义，除礻覃应二十五月，何以王俭礻覃用二十七月”云云。则宋元嘉改从王肃之后，至王俭又建议改从郑义二十七月也。）唐时又有王元感者，著论以三年丧宜三十六月。张柬之驳之曰：三年丧二十五月，不刊之典。按《春秋》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左传》曰：礼也。杜预注云：僖公丧终此年十一月，纳币在十二月故称礼也。《公羊传》曰：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也。丧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讥，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满二十五月，故讥也。何休以公薨在十二月，至此冬十一月才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故曰未三年而图婚也。合二注以观，虽公薨之月不同，然所争惟争一月，不争一岁，此春秋三年丧二十五月之证也。《尚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见厥祖。孔安国注云：汤以元年十一月崩，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二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元〔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十二月大祥，讫十二月即服吉也，此尚书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礼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哉！又《丧服四制》云：变而从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终。又《间传》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酱；中月而礻覃，食酒肉。又《丧服小记》云：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此《礼记》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仪礼》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衤覃，是月也，吉祭。此礼周公所制，则《仪礼》三年丧二十五月之明验也。惟郑康成注“中月而礻覃”，以中月为间一月，故自死至礻覃凡二十七月，然逾月入礻覃，礻覃既复常，则二十五月为免丧矣。此柬之主王肃之说，更为援引曲畅。《朱子语类》亦云：丧礼只二十五月，是月礻覃，徙月乐。二十五日祥后便礻覃，看来当如王肃之说。愚按期之丧十三月而祥，间一月为十五月而礻覃，三年之服为再期，二十五月而祥，亦宜间一月而礻覃，则自当以二十七月为是。宋英宗治平二年，礼院奏曰：丧服王肃主二十五月，郑康成主二十七月。《通典》用郑说，又加至二十七月终，则是二十八月毕丧，二十九月始吉，盖失之也。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以二十七月为断，望仍遵用。从之。此又近世定二十七月之由来也。 ○郑康成注慈母之误康成注“慈母无服”，谓庶母慈己者。此说甚混。按慈母有三，其一则妾子之无母，使妾之无子者养之，命为母子，服以三年，此《丧服》齐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则嫡妻之子无母，使妾养之，慈抚隆至，但嫡妻之子无以妾为母之义，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此《丧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异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则子非无母，而择贱者视之，义同师保，不无慈爱，故亦有慈母之称，《内则》所云“择于诸母与可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次为保母”，明言择人为此三母，非谓择取史弟之母也。师保无服，则此慈母亦无服明矣。子游所问，自是师、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康成乃不辨三者，混注慈己，毋怪处处窒碍矣。说见《南史。司马筠传》。 ○命妇世妇《礼记。丧大记》“内子未命”，郑注云：内子，卿之妻也。又曰：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疏云：卿妻曰内子，大夫妻曰命妇也。此说甚谬。夫大夫内子与士妻对言，则内子之为大夫妻可知也。既曰“大夫内子，士妻，特拜命妇”，则命妇之尊于内子可知也。乃以尊者特拜卑者，有是理乎？宋人谓卿大夫妻未命曰内子，已命曰命妇。此说最为得实。盖卿大夫妻俱称内子，《左传》：赵衰之妻请衰迎前妻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国语》：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注皆云：内子，卿之嫡妻。此卿妻之称内子也。《礼记》大夫内子，此大夫妻之称内子也。及其既受君命，则谓之命妇，故内子与命妇品级虽同，而特为命妇拜者，尊君命也。《丧大记》又有所谓世妇者，注、疏皆以国君之世妇次于女君者当之。然历观《记》中文义，皆系大夫之妻，如曰：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士之妻皆死于寝。又曰：复者，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世妇以礻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又曰：君之丧，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妇杖。皆以大夫、世妇两两对举，则世妇亦即大夫妻明矣。而郑氏必以为不然，其于“大夫、世夫杖”及“世妇以衤衣”，固确指为君之世妇矣，于“大夫世妇卒于适寝”不可强通，则又为之说曰：变命妇言世妇，明尊卑同也。夫授大夫世妇杖指为君之世妇，犹或可通，若世妇以衤衣指为君之世妇，则大夫妻之复服又是何服？岂容竟不经见，且国君正寝曰路寝，路大也；大夫正寝曰适寝，适，主也，其实皆正寝也。国君既有路寝为正寝矣，岂又有所谓适寝乎？将适寝非正寝乎？然则所谓世妇卒于适寝者，非即大夫妻乎？郑氏不过以国君夫人之下有世妇，遂疑其非大夫妻。不知古之名称下不可僭上，而上可兼下，即如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夫人则公侯之妻之名也，妻则士之妻之名也，世妇正与大夫品秩相配，安见非大夫妻之名乎？若谓国君有世妇，大夫妻不当以为名，则天子有夫人，诸侯何以亦有夫人乎？天子有世妇，诸侯何以亦有世妇乎？窃意未命曰内子，已命曰命妇，此卿大夫妻之专称也。而世妇则国君世妇与卿大夫命妇之通称也。大夫命妇与国君世妇品秩正相配，故得而通称也。凡专言大夫已命之妻者，则称命妇，如命妇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当敛则为命妇出是也。言大夫命妇而兼言国君世妇者，则通称世妇，如世妇以衤衣，授大夫世妇杖之类是也。如此则不惟《记》中文法甚顺，而义亦益周密矣。 [book_title]●卷四 ○《四书》别解数条《四书》经朱子作注之后，固已至当不易，然后人又有别出见解，稍与朱注异而其理亦优者，固不妨两存之，要惟其是而已。今录数条于此。《大学》缺格物致知一传，董槐谓以“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节移于“听讼吾犹人之下”，而结之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亦自完善。则此一章但有脱简而无缺文，更不必补矣。“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朱注以为观其子之志行，则下文“三年无改”句文义不相贯，故注中只得用“然”字一转。杨循吉谓宜作人子之观其父解，父在时子当观父志之所在而曲体之，父没则父之志不可见，而其生平行事尚有可记者，则即其行事而取法之。如此则下“三年无改”句正是足此句之义，直接而下，自然贯注，不待下转语也。“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张凤翼谓能攻击异端则害可止，孙弈《示儿编》亦谓攻如“攻人之恶”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宰予昼寝”，李济翁《资暇录》作“画寝”，谓绘画其寝室也，则下文朽木粪土之墙似更关合。“子罕言利”，史绳祖《学斋占毕》谓利固圣人所不言，至于命与仁，则《论语》中言仁者五十三条，言命者亦不一而足，此岂罕言者？盖与字当作“吾与点也”之与，谓子之所罕言者，惟利耳，而所与者，乃命与仁的。“子路从而后”，吴青坛谓“见其二子焉”句当在“至则行矣”之后，盖子路再到时不见丈人，但见其二子，故以“不仕无义”之语告之，不然，既无人矣，与谁言哉？“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畿传》作“怨何不以”，谓致怨于何不用也。“孟子去齐，宿于昼”，考之史传，齐地无昼名者。邢凯《坦斋通编》谓当作画，而引《史记。田单传》“闻画邑人王贤”，刘熙注：画音护，齐西南近邑也；后汉耿讨张步，进军画中，遂攻临淄，拨之，亦即此地。则昼之当作画，更为有据。顾宁人《山东考古录》亦云昼当作画，而以刘熙注为是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思谓“正心”二字乃忘字之误，谓“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长也”，重一“勿忘”字。古书如《无逸篇》叠“生则逸”三字，文更有致。“冯妇搏虎”章，周密《癸辛杂识》谓“卒为善”作一句，“士则之”作一句，“野有众逐虎”作一句，如此则下文“其为士者笑之”正与“士则之”相照应。比上数条皆与朱注异者，“父在”及“荷筱”、“冯妇”三章为最优。 ○子见南子《论语》惟“子见南子”一章最不可解。圣贤师弟之间相知有素，子路岂以夫子见此淫乱之人为足以相浼而愠于心，即以此相疑，夫子亦何必设誓以自表白，类乎儿女子诅咒者？杨用修谓矢者，直告之也；否者，否塞也。谓予之道不行，乃天弃之也。其说似较胜。按此说本《史记索隐》，谓天厌之者，言我之屈否乃天命所厌也，则固不自用修始矣。然用修谓子路以孔子既不仕卫，不当又见其小君，是以不悦，则夫子之以否塞晓之者，又觉针锋不接。窃意子路之不悦，与在陈愠见君子亦有穷乎之意正同，以为吾夫子不见用于世，至不得已作如此委曲迁就，以冀万一之遇，不觉愤悒傺，形于辞色。子乃直告之曰：予之否塞于遇，实是天弃之，而无可如何矣。如此解似觉神气相贯。（《晋书。夏统传》：子路见夏南，愤恚而慷忾。夏南盖即南子之误，而所谓愤恚慷忾，亦只傺无聊之意，非以见淫人而不悦也。） ○束修二义“束修”有二说，其以为十廷脯者，本邢疏，引《檀弓》“束修之问不出境”及《少仪》“其以乘壶束修一犬赐人者”，又《梁传》“束修之问不行于境中”。而《唐六典》国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壶，修一案，为束修之礼。又《开元礼》皇子束修：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升，修一案三廷。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此廷脯为贽之证也。宋夏英公镇襄阳，胡旦以瞽废在襄，英公以精缣十匹赠之，旦还其五匹。英公检《韩诗外传》及服虔、贾谊所解“束帛戋戋”之义，同于束修。束修则十廷之脯，束帛则卷其帛，屈为两端，五匹遂见十端，表王者屈于隐沦之义也。此亦十廷为束修之证也。然《汉书》光武诏卓茂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诚固。《邓后纪》有云：故能束修不触网。注以约束修整释之。又郑均束修安贫，恭俭节整。《冯衍传》圭洁其行，束修其心。《刘般传》太守荐般束修至行。皆以整束修饬为训。即以之释《论语》“自行束修以上”谓能饬躬者皆可教也，于义亦通。至杜诗荐伏湛疏内云“自行束修，讫无瑕玷”，注云“十五以上。延笃亦云”吾自束修以来，为臣子忠孝，交不谄渎。陈崇奏颂曰：自初束修，折节行仁。贾坚谓荀羡曰：吾束修自立，未尝易志。则又皆以束修为十五岁以上，盖十五乃入学之年，入学必用束修，遂为故事也。 ○子畏于匡，记载不同子畏于匡，《史记》谓孔子去卫，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家语》云：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奋戟，将与之战，孔子止之，命之歌而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韩诗外传》云：赵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带甲围孔子。子路怒，奋戟将下。孔子止之曰：“我歌子和。”三终而围解。按宁武子乃鲁僖公时人，距孔子且百馀年，孔子何由使从者假其名以免难？史迁之附会，固不必论。至赵简子将杀阳虎，以孔子似虎而围之，尤属不经。《左传》虎奔晋适赵氏，孔子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家语》亦谓：孔子以赵简子好利，必溺虎之说而从其谋，以致祸败。今考虎之事赵鞅也，鞅纳蒯聩于戚，宵迷失路，阳虎教以右河而南必至。鞅之卜救郑也，阳虎以《周易》筮之，曰：“宋方吉，不可与战。”乃止。虎之事赵简子见于《左传》者如此，并无获罪于赵之事也。而《韩非子》又云：阳虎逐于鲁，疑于齐，而之赵。赵简子迎以为相，左右谏以为不可，简主曰：“虎务取之，我务守之。”遂执术以御之，虎不敢为非，善事简主，兴主之强，几至于霸。则虎且有功于赵氏，岂有致其攻围之理？况虎事简子多年，讵不能识，而误认孔子为虎乎？匡之地，《风俗通》以为鲁邑，《韵会》以为在陈留，亦皆非晋地，简子又何从而要截之？则《外传》之说亦妄也。而匡人之有简子，亦不经见，则《家语》之说亦不可信。朱注但云：阳虎曾暴于匡，孔子貌似阳虎，故匡人围之。洵乎斟酌尽善矣。 ○执圭《论语》“执圭”，注谓诸侯命圭。按《考工记》：“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五寸谓之躬圭，伯守之。”郑注：命圭者，天子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夫所谓朝觐者，诸侯亲朝觐于天子也。朝觐执，则非朝觐皆不得执也；非朝觐不得执，则诸臣聘问益不得执也。又按《典瑞》及《玉人》彖圭璋八寸以ぽ聘，郑注：彖，文饰也；众来曰ぽ，特来曰聘。贾疏谓：此上公之臣执以ぽ聘于天子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宜四寸。凡诸侯之臣ぽ聘，不得执君之桓圭、信圭、躬圭，但彖文为饰耳。据此，则诸侯之臣ぽ聘于天子，用彖圭也。ぽ聘天子用彖圭，岂有聘邻封反用命圭者？《聘礼》疏曰：臣出聘不用君之所执，所执皆降其君一等，其圭、璋彖之而已。曰彖之者，即所谓彖圭也。曰降其君一等者，公命圭九寸，彖圭则八寸，侯、伯命圭七寸，彖圭则六寸也。然则惟诸侯亲朝觐天子用命圭，其遣臣ぽ聘天子及聘邻封则皆用彖圭。《论语》注以聘问所执为命圭者，误矣。国君止一命圭，若用以聘问，倘一时分聘数国，又安得如许命圭耶？○乱臣十人“乱臣十人”，古本无“臣”字，唐开成石经亦尚无之。考马融、郑康成注《论语》，皆云有文母，而刘原父以为邑姜。王西庄云：盖因唐时俗本误添一“臣”字，子不可以臣母，故改邑姜也。然《北史。齐后妇传论》云：神武肇兴齐业，武明追踪周乱。武明即神武妻娄氏也。则以乱臣为邑姜，唐以前已有此解。○彭祖即老聃《论语》“窃比老彭”，诸家注释不一。包咸曰：老彭，商贤大夫。《正义》谓即《庄子》所谓彭祖也。王弼曰：老，老聃；彭，彭祖也。按彭祖封于彭城，以久寿见称，则老彭即彭祖明矣。邢疏：一云即老子也。此其说盖据《世本》、《史记》。《世本》云：彭祖姓名铿，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而《史记。老子传》曰：周守藏室之史也。又《张汤传》：老子为柱下史。以是参证，知其为一人也。按彭祖之述古不经见，而孔子尝问礼于老聃。又孔子答曾子问，动云“闻诸老聃”，可见《论语》述古之老彭，即《礼记》问礼之老聃。而或者谓彭祖在殷已极老寿，何由复至春秋时？彭则铿，聃则李耳，既为一人，何以两称？且彭国灭于殷末，聃名见于周末，若果一人，则相距数百年中，何以不经见？殊不知彭祖为颛顼元孙陆终第三子，事见《风俗通》，而屈原《天问》云“彭铿斟雉，帝何飨”，王逸注谓：彭祖以雉羹进尧，而尧飨之也。又《论语》疏亦谓尧时封于彭城。是尧时已在禹、皋之列。彼可以自唐历虞、夏而至殷，独不可自殷历周乎？若以铿、耳名各不同为颖，古人原有一人数名而错见者。虞翻云：彭祖名翦，则又不特名铿矣。太史儋见秦献公，言周、秦离合之说，史迁谓儋即老子也，则又不特名耳矣。安在不可李、而铿不可耳乎？且《史记索隐》引商容以舌视老子，老子悟舌以虚存，齿以刚亡。商容，殷纣时人，而以舌悟老子，是殷末已称老子也。《老子内传》云：武王时为柱下史。是周初已为史官也。临海庙有周成王飨彭祖三事鼎，鼎足篆“东涧”二字，是成王时或犹称彭祖也。幽王时三川震，伯阳甫曰：“周将亡。”唐固谓伯阳甫即柱下史老子，王弼亦谓伯阳甫姓李名耳谥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是又见于西周之末矣。《玉清经》云：老子以周平王时见衰遂去。是又见于东周之初矣，又安在数百年中绝不经见乎？然则合诸书以观，彭、聃一人，确有明证。此公直自陶唐时迄于周末，入关为关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终。《史记》所称百六十馀岁，或二百余岁，《神仙传》所称七百六十七岁、八百三十八年，及张守节所称历十二王、历三十一王，《论语》疏所云寿七百岁者，犹第各就所传而分记之，实未尝统计其年寿也。或又曰：唐荆川云：庄生以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归之彭祖，而不及老子，其论老子闻风于古之道术，又绝不及长生吐纳事，明其各自为一家也。今云一人，何以操术之不同乎？曰：不然。方其为彭祖也，精意于养生治身，服水精，餐云母，《神仙传》述其言曰：“服药百裹，不如独卧”，近世道家修炼，实本于此。人徒以五千言中无此术，遂谓道家者流伪托于老子，而不知正其始之所有事也。及为老子，则涵茹道德，淹贯典礼，犹龙之叹，且乎有儒者气象矣。不宁惟是，《后汉书。襄楷传》：老子入西域为浮屠，天神遗以好女，坚却不受，曰：“此但革囊盛血耳。”又《齐书。顾欢传》记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乘日精入国王夫人净妙口中，已而降生，佛道由是兴焉。是又开佛氏法门矣。然则此公方且神奇变化，出没于三教之间，迭迁屡变而未有已也。曰：史传所载彭、聃各著延生之异，岂有一人而数生者？曰：吾正以其诞生而证之也。《风俗通》云：陆终娶鬼方氏女贵，久孕不育，启左胁，三人出焉，启右胁，三人出焉，彭祖则左胁所出也。而《元妙内篇》记老子亦割左腋而生，又《顾欢传》所记净妙之孕亦剖左腋，夫安知非即女贵剖生一事而记载者各系诸传首，遂分见若三降生耶？书之以俟博雅者。 ○微生高即尾生《庄子》：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战国策》：苏氏谓楚王曰：“此方其为尾生之时也。”高诱注《淮南子》：尾生，鲁人。又苏代谓燕昭王曰：“尾生高，不过不欺人耳。”是尾生名高，微、尾音相通，其人素有直名，盖尝守之信者，则尾生即微生高无疑也。《汉书。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吴师道亦谓即《论语》微生高也。 ○公山弗扰召孔子之不可信《史记》公山不狃本之《左传》。小司马注引邹氏曰：狃一作蹂，《论语》作弗扰。是《论语》之公山弗扰即《左传》之公山不狃也。《左传》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为费宰，出劳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怀弗敬，不狃乃嗾阳虎逐之。是时不狃但怒怀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钽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又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欲去三桓，将享桓子蒲圃而杀之。桓子以计入于孟氏，孟氏之宰公敛处父率兵败阳虎，阳虎遂逃于阳关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时不狃虽有异志，然但阴构阳虎发难而已，实坐观成败于旁，故事发之后，阳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无恙，盖反形未露也，则不得谓之以费叛也。至其以费叛之岁，则在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叔孙先堕后阝，季孙将堕费，于是不狃及公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不狃及辄奔齐，遂堕费。此则不之狃以费叛也，而是时孔子已为司寇，方助公使申句须等伐而遂之，岂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记》徒以《论语》有“孔子欲往”之语，遂以其事附会在定公八年阳虎作乱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谓之以费叛而召也；既叛以后则孔子方为司寇，断无召而欲往之事也。世人读《论语》，童而习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复参考《左传》，其亦陋矣！王鏊《震泽长语》又谓：不狃以费叛，乃叛季氏，非叛鲁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张公室？因引不狃与叔孙辄奔吴，后辄劝吴伐鲁，不狃责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国，可见其心尚欲效忠者，以见孔子欲往之故。此亦曲为之说。子路之堕费，正欲张公室，而不狃即据城以抗，此尚可谓非叛鲁乎？盖徒以其在吴时有不忘故国之语而臆度之，实未尝核对《左传》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齐、鲁诸儒讨论而定，始谓之《论语》。语者，圣人之遗语；论者，诸儒之讨论也。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庄子。盗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窃国，而孔子受其币。夫陈恒弑君，孔子方请讨，岂有受币之理，而记载尚有如此者。《论语》“公山不扰”章毋亦类是？○羿、非夏时人“羿善射，荡舟。”解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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