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 [book_author]马一浮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语录,完结 [book_length]98623 [book_dec]这是一部谈话记录，由“六艺篇”“诗学篇”“文艺篇”及“教学篇”等构成，是马一浮称性而谈的作品，既具有一定的条理性、系统性，也非常适宜片段化地欣赏，是了解一代哲人非常好的渠道路径。 [book_img]Z_13486.jpg [book_title]六艺篇 《六艺论》当以六艺统摄古今一切学术。今世所谓文学属于《诗》，政事、社会、经济属于《书》，人事、法制属之《礼》，音乐、艺术属之《乐》，本体论、宇宙论属之《易》（哲学当然在内。但哲学译自泰西，意云爱智，爱智即是执见，执见即是法执，应在破除之列，故其为名不妥）。若夫《春秋》之义，以今人语言释之，则所谓有正确之宇宙观，乃有正确之人生观，知宇宙自然之法则，乃知人事当然之法则也。此六艺之统摄今世之学术也。经、史、子、集之分始见于《隋书•经籍志》，前此但有甲、乙、丙、丁之分部而已。《太史公自序》附于《春秋》，史部本为经之支流，后世史书多不足以语此，惟《纲目》为有此义。章实斋所云“六经皆史”，实颠倒见耳。是故史部可附于《春秋》。老子观变甚深，出于《易》。孟子长于《诗》，而其说性善、言仁义，实本于《易》。其所为书，语不及《易》，善《易》者不言《易》耳。邵尧夫言“孟子得《易》之体，老子得《易》之用”，深为得之。墨子出于《礼》，名家、法家亦出于《礼》而失之者。荀子本通六艺，而言性恶则是其失。其言礼，主法后王，故开法家，其后学出一李斯，便乱天下。庄子文辞华美，出于《诗》，其义汪洋自恣而无端崖，实出于《乐》。乐主和同，为说太过则有此失。是故子部可附于群经。至于各家文集，皆可附于《诗》。此六艺之统摄四部也。班氏《艺文志》以诸子为出于王官，实则应谓出于六艺。子部既各有所属矣，此六艺之统摄九流也。《易》可以统《礼》《乐》，《春秋》可以统《诗》《书》，此六艺之互相统摄也。一切学术莫之能外，此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者也。然此仅轮廓而已，是当有以实之，乃不徒托空言。自来说经各家得失互见，言《礼》当宗康成，传《易》应推伊川，朱子《诗传》不尽可据而大义不误，《尚书》应用《蔡传》，《春秋》应推《胡传》，杜预不及也。六艺之传各有流失，自先儒未尝以为讳，是当依佛氏判教之法一一别之。班氏《艺文志》叙录各家，亦皆明其短长。近人廖季平所为书，颇有判教意味。初分今古，以为《周礼》古文，《王制》今文，故不尽符合。比如郑氏说礼，有违异处，则以属之殷制，或以汉制说《周官》，廖氏伎俩亦无以异。继而讲小大，举经中言小大处，如“大同”、“小康”之类，一一排而比之，其意以为小者不必是恶也。最后讲天人，以为《诗经》所言，全是天事，以“聊乐我云”为“聊乐我魂”，其言乃荒诞不可究诘。廖氏虽经文熟，天资高，而不知义理，不读佛书，向壁虚造，臆说武断，流而为康有为，误人不浅。吾书如可下笔，自当矜慎出之，“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孟子叙列圣之传，当仁不让，直接尼父。而伊川之为《明道行状》，亦以上继孔孟。子张云：“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士固不可以不弘毅也。往者吾尝注《大学》，依义学之法释之，与先儒规模不同，而条理明晰，易于领悟。既而毁弃之，嫌其有类于佛家面目，疑若蹈习窠白也。 “经”字就字义言，是线装书，佛经谓之修多罗sutra，亦以贝叶为书，以线贯之，略如中土之竹简韦编。就义理言，则是常道，所谓“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也。如实而言，须知六经非是圣人撰造出来，而是人人自性所具之理，如非固有，圣人岂能取而与之？执言语、泥文字者每以典册为经，不知宇宙间本来有这些道理，盈天地间莫非经也。寒暑昼夜，阴晴朝暮，乃至一人之身，语默呼吸，作息行止，何莫非《易》，不必限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也。政事之得失，国家之治乱，人物之贤否，何莫非《书》，不必限于今古文若干篇也。一切吟咏语言，虽有精粗美恶浅深之不同，何莫非《诗》，不必限于三百篇也。即如孺子“沧浪之歌”，信口而出，圣人闻之，则声入心通，发为“清斯濯缨，浊斯濯足”之义，岂非诗教？顾沧浪之歌又何尝在三百篇之内耶？拘泥文字、寻行数墨者流何尝知六经之外别有一部没字真经耶？但此文为一般人言之，自不必惊怖其说，以为茫无端涯。此是了义教，不可为初学说法。遽为说此，便束书不观矣。 “博我以文”是六艺之文，“约我以礼”是六艺之道。 六艺可以互相统摄。邵康节以四时配《诗》《书》《礼》《春秋》，谓四时有春之春，春之夏，春之秋，春之冬，其余三季准此。实则《诗》亦有《诗》之《易》，《诗》之《诗》，《诗》之《书》，《诗》之《礼》，《诗》之《乐》，《诗》之《春秋》，其余各经准此可知。 吾说六艺，颇采义学家方法。佛法有折、摄二门，二门原是一门。虽推论远及西方，未尝有外之之意。 六艺统诸子，理固如是，但流派既分，亦不必泯其差别相。必谓诸子之名可以不立，似亦少过。 今人受科学影响太深，习于分析，于六艺内容一无所知，而轻视渐甚，故于六艺统摄一切学术之说必不肯信。 今人讲国学者，以经学、史学、诸子学并列，而不知其皆统于六艺。吾以六艺统诸子，非欲径废诸子学之名也。 将来作《六艺论》，辞当简约，不必引书，全自胸襟流出，已足取材。 论经术、经学之别云：汉人言经术，通经可以为政，国有大疑大难，每以经义断之；唐人专事注释，便成经学；宋人以义理明经，见处远过汉人，乃经术正宗。书院讲习，亦此志也。 先生讲剩语一则，指陈六艺流失云：不觉即是愚，不如实即是诬，贵安排即是烦，骋言说即是奢，执人我即是贼，惑名言即是乱。 问：“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请易“统”为“类”何如？答云：类是别相，统是总相，总不离别，别不离总，总别亦是一相，非有胜劣之意在乎其间。必若以此为病，则是安于一曲而昧乎大方，是以求通而反碍也。 先生尝欲作《六艺论》，又拟作《四学考》。自云：须将有关之书重翻一遍，此时殊有所不暇耳。《六艺论》有两种作法：一为长编，须引征广博；一为短篇，则但作扼要之论可矣。 《诗》首二南，《书》首二典，《易》首坤、干，《礼》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孝经》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而后分论天子、诸侯以及庶人之孝，皆是先从本源上提起一个大头脑来。《会语》取义亦同，故名相之事置之其次。至于非议之来，如蚍蜉之撼大树，吾但据理而谈，理本如是，宁恤人言耶？ 问《五行大义》，先生云：其书尚好，多有根据，惟所谓“大义”，终嫌义小。术数家言固所应尔，欲明五行，当读《洪范》，惟《洪范》殊不易读。《蔡传》根据朱子，释“皇建其有极”甚精。 说《洪范》君、臣之义，因云：君臣皆可从一人身上讲，不待远求。君即是体，臣用；君即是理，臣即是气。臣而作福作威，则性命于气，岂不危哉。道家守丹田，《素问》亦以君臣分论脏腑，有所谓“膻中”者，好恶之所从出也，其体当俗所谓心口处。养生家解《老子》，以国为身，以上国为童身，虽非《老子》本旨，其于气可谓守之精矣，然终不知有理在。至于后世，史乘绵绵，虽未尝一日无君，然无其德而居其位，虽虚有君名，君位犹之虚悬也。 凡事取一种方式行之者，其方式便是礼，做得恰好，便是乐。如作诗，格律是礼，诗中理致便是乐。写字，识得笔法是礼，气韵便是乐。 仁主理，义主事，理为阳，事为阴，仁是体，义是用，刚柔是体用中之相。 先生以所为《孔子闲居篇》注释示学者云：当修五起，行三无，乃至于五至，孟子养气之说原本此篇。五起每以气志连说，须是志于道，乃能帅气，气塞于天地，乃能气志如神。康成注太粗，全说向外去，不知圣人之言全是说向里来也。 《大戴礼•盛德篇》论《周官》大义甚精，而自来言《周官》者征引多不及此，不知何故。 《大戴礼》论羽毛鳞介各得阴阳之气以生，与《华严》所论相合。 《儒行》之言太繁，圣人说来决不如此，《礼运》亦可疑。但伪书亦有精要语，须自己体究既久，自能分别观之耳。 问：乡三物“六德”有圣，圣何以与五者并列，仅为一德？答云：合而言之，则一“仁”字已足；开而为二，则曰仁、智，或曰仁、义；开而为三，则曰知、仁、勇；开而为四，则曰仁、义、礼、知；为五，则更加信字；为六，加圣则为六德。此处“圣”字非大而化之之谓也。四教配四德，以《诗》配仁，以《书》配知，以《乐》配圣，“圣”字从耳，闻声而通，以《礼》配义。孔子六艺之教，身通者七十二人，非指礼、乐、射、御、书、数，而指六经。以六艺配六德，则《易》可配中，《春秋》可以配和，中者大本，和者达道。《易》为体，《春秋》为用，本可以相通也，余颇疑“三物”之说系汉博士所为，其可疑不在六德，而在六行。“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经》所言天子之孝，意义广大，睦、娴、任、恤均可包括在内，而任、恤之说尤近墨家言。颜习斋、李恕谷近于墨，故于乡三物反覆致意焉。 《系辞》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如有思为，便是与《易》不相应。程子云“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正是《系辞传》注脚。立民问有心之义，答云：圣人与人同，故不能无心，视、听、言、动皆心也。圣人祗是不假安排，自然合理，理行乎气之中。又云：有一毫私吝心，便与天地不相似。又云：习气亦不易知。 《本义》立名，即以《易》本为卜筮之书，然《大传》明言“《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谓因卜筮示诫则可，谓《易》道尽在卜筮则不可，故读《易》当从伊川入。《折中》《程传》系《本义》之下，非也。 学者说孔子于《易》独得之秘。批云：圣人之道，人人可得，何秘之有？此语施于诗文评则可，以之说经亦嫌不庄。 “复小而辨于物”，“小”谓几微。 《升》卦“顺德”，犹言顺理也。 熟玩《家人》《睽》二卦，可以尽处家之道。 观象与观物有精粗之别。六十四卦皆象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于细民何责焉？读《易》自当观象玩辞，反躬以求体《易》之道，方切。 学者说《观》卦。批云：以十二消息言之，则《观》为八月之卦，是阴长。然《彖传》则取“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九五为观主，为民所观，则以群阴为民，其像甚明，不取阴长之义。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美其以巽体居正，安有进而逞暴之象？以六三之“观我生”为观四，则九五之“观我生”为观上邪？此说穿凿，不合经旨。 六子各得《干》《坤》之一体，故欲体《干》《坤》，必用六子。五事正出性命之一源，故“欲顺性命，必敬五事”二语最吃紧。《咸》《恒》向来说男女，不知男女祇是假象，以说言行，理实符合。《宜山会语》说四勿、五事，或略思，或言貌，或言行动，其间互相该摄，剖析尚自分明。 “吉人辞寡”，非是故为简重，语皆应理，自然简要。 学者未至于见性，终是个《未济》卦。 《杂卦》“杂”字，是“杂物撰德”之“杂”，非杂乱无序之谓。卦爻虽极其变，莫不有序，即此是礼，亦即行布；万变不离其宗，乾坤阴阳，统摄一切，即此是乐，亦即圆融。故《易》为《礼》之原也。 圣人本领直是大。“《干》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看他只下一个字，而尽一卦之理，夫岂他人所能及。 吾讲观象，刊落枝叶，直抉根源。如《论语》统摄六艺，《孝经》总该性德，《礼记》二篇，《诗》《礼》要义不外乎是，皆是提出一个大头脑，直接本源之谈。惜听者等闲视之耳。 说观象举例云：《比》乐《师》忧。 《比》以阳居君位，天下所归往，“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得志，泽加于民”之象，故乐。 《师》以阳居阴位，贤人穷而在下，“君子以容民畜众”，人亦归之，然“不得志，修身见于世”，故有忧在，所谓“吉凶与民同患”也。关氏《易传》虽云伪书，然其说“履而不处，周公是也；需而不进，孔子是也”二语甚精，固不得以其伪书而少之。彭逊之尝言：人身便是一个《泰》卦，耳、目、鼻孔皆为偶，口及下窍二皆为奇，倒转则为《否》卦，故曰“否之匪人”。此亦先儒所未说，彼自有所悟。依吾说三画卦，则头为奇，手足为偶，便是一个《艮》卦，故人须是用《艮》。艮，止也。一阳止二阴，当止而止。虽亦有阻义，固非险阻之比。 宇宙便是一部《易》，人之一生亦是一部《易》。 伏羲画卦时，当已有文字。八卦合以消息，是为十言之教。既有卦矣，卦必有名，如无文字，名从何立。 《易》每以言、行对举，《论语》说视、听、言、动，《洪范》说视、听、言、貌、思。见于事者谓之行，现于身者谓之貌，发于心者谓之动，而思为之本。“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视听所以为学，“心之官则思”。“道也者，不可须臾离”，惟就视、听、言、动上说来，乃见其不可离耳。“克己复礼”之“礼”，即是天理之“理”，道理之“理”，未至于此，私欲犹自未尽，犹未免于不仁也。昔人有夜半见明星而悟者，如佛是也；有闻雷而悟者，如赵清献、陆象山是也。吾人夜夜见星而不悟，是视犹有未明也；每每闻雷而不悟，是听犹有未聪也。果能自加修省之功，体之身心，验之梦寐，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则浊者可清，昏者可明，所谓“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者是也。其或当时不即见效，只要究心一番，事后寻思，自然记起。如摇笔为文时，旧日所读书自然奔赴腕底也。但患长日昏沉杂乱，则纵使读书，亦只有浊者益浊，昏者益昏耳。 释“洁静精微”云：洁静即是止，精微即是观。洁者，不染污义，“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也。静者，不躁动义，不昏沉掉举散乱因而至于乖缪也。精者，不夹杂义，犹米之精凿也。微者，深密义，不求人知而己独知之。《诗》美成王曰“夙夜基命宥密”，《礼》所谓“无声之乐”也。 《系辞》注以韩康伯为佳，吾当更注之。 伊川《易传》不可不备，患难中尤当常读之。《性理精义》亦应备一部。 问李翊灼《周易大义》，先生云：无所发明。分今古文已不必，以天地宇宙乾坤分割而配合之亦不是。《易》言天道而不外人事。渠虽亦言人生标准，不知《易》乃变动不居，不可以标准刻定之。与其说人生标准，终不如“人道”二字为妥也。 说《周易》观象大旨云：诸子各有观法。老氏言“常有欲以观其徼”，“常无欲以观其妙”，《庄子•逍遥游》，游即是观，谢无量先生尝言之，《列子•仲尼篇》可证（案：此指壶丘子论游观一段。圆括号内字为记录者所加。下同）。陆游字务观，亦本于此。佛家有华严三观、弥勒九观、四念处。儒家则观象之法，《系辞》为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乐记》亦云“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与《系辞》恰相合。“万物散殊”，分殊也，故礼主别异；“合同而化”，理一也，故乐主合同。即同见异，即异见同，故《易》者，礼乐之原也。惟观慧之生，须先修止。观者不必以目，六根门头皆可放光，但不修止者，不足以语于此。 寂而后能感。心体本寂，故感无不通。寻常散乱心所感，全成窒碍，非复心之本体。 物之象即心之象，象祗是自心之影。 《三传》以《公羊》为最精核，《谷梁》亦尚谨严，《左氏》则详于事迹而疏于义理。但何休说《公羊》亦有错处，如言孔子有黜周王鲁之意是也。又谓孔子有意弃周之文，反殷之质，亦稍过当。孔子所言“拜乎下，礼也”及“礼，与其奢也宁俭”云云，均有以质补救文胜之意，冀其不偏耳。是以颜渊问为邦，答以四代礼乐，又云“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与三世之说相当。据乱之世用霸，而齐为五霸之首；升平之世用王，鲁存周之礼乐，可以表王；太平之世用帝，则变而至于道矣。《礼运》所谓“大道之行也”云云，谓用帝时也。 论学者治《春秋》云：仍是求之于例，不见大义，义是活泼泼的，例则死板板的。孔子作《春秋》，何尝有例？以例求之，治史之法也。微言未尝绝，不会则绝，七十子犹或难之；大义未尝乖，识小斯乖，后人自不识耳。 《春秋胡传》得圣人之用心者十之六七，亦有求之稍过者，或乃有为而言。朱子尝疑其近于严刻。如康节以《春秋》为圣人之刑书，此语亦似失之。治《春秋》可撮举事类，分别列表而究其义，不可但以例求。盖有文同而义异者，非例所能推也，此最难明。从前治此经者，多祇言例，往往失之。诚能精心深入，固大有事在。 问治三礼。答云：“三礼”亦是门面语。学者每为名物度数所困，汩没一生而不知大义。试思《论语》所说“学诗”、“学礼”，宁指“三礼”邪？吾说《仲尼燕居》虽简，而礼之大义在是，善学者当自得之。 圣人嘉善称其终，而恶恶严于始，故始用火攻，《春秋》贬之。今夷狄入寇，始用机械化部队，自是圣人之所痛恶。 华夷之辨，不应以国土人种为别。 《论语》首章“说”与“乐”是《乐》教，“不知不愠”是《易》教。君子是成德之名，不必在位（素位而行，夷狄患难莫非其位，不必定指爵位）。“不见知”即“不见是”也，“不愠”即“无闷”也。第二章“不好犯上而好作乱”云云是《春秋》教。依此说去，《论语》章章皆六艺之教，可发前贤所未发。姑为笔札，将来作《六艺论》可作底稿。 释聪明睿知云：象山有言：“汝眼本来自明，汝耳本来自聪，见父自知孝，见兄自知弟。”常人聪明多是误用，目欲色，耳欲声，溺于物故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洪范》说视、听、言、貌、思，《论语》说视、听、言、动，佛氏言六根，惟圣人乃能践形，能得其理。聪则“声入心通”，明则“目击道存”。睿知说心，心之官主思，“思曰睿，睿作圣”，此当佛氏所谓般若智。到得圣人地位，则聪明睿知，六根门头无不放光动地，全是大用也。 《论语》每以古今对举，而思古薄今。孔子云“信而好古”，由今视昔，其人与骨均已朽，其事已往，是故信古者须是信其理。如以事言，则“天王狩于河阳”，“赵盾弑其君”，固均非事实也。古亦有可疑者，如孟子之不信《武成》，直以义理断之，乃能断得分明。 《论语》“夷狄之有君”一章是《春秋》教，当是为吴季札而发。美其让国，犹泰伯三以天下让，可谓至德也。 《论语集注》须与何晏《集解》比较读之，乃知朱注之精。《集解》全是玄学，令人无从捉摸。例如“志于道，据于德”一章，《集解》但云“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德有形，故可据”，实本《道德经》“道失而后德”之旨。朱子则云“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下语如千钧之重，字字不可移。“德”字先作“行道而有得”，后乃改作“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均是的当亲切，绝不蹈于玄虚。 “论”字从龠省，便有和乐之义。传者，传也。“传记”之名，不如“宗经论”、“释经论”为佳。 《论语》之言简，《孟子》便详。濂溪之言约，二程便广，《朱子语类》更加博矣。所以然者，为后人说法，不得不俯而就之，陈寿《诸葛武侯传论》言之详矣。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不必指三百篇，礼不必指三千三百，乐不必指五声十二律，但贵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耳。 程子言：“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辩。”颜、孟气象容易了解，独孔子之明快，吾尝疑之，意圣人言多含蓄，不当以为明快也。继而思之，孔子直是明快，以其语语澈上澈下，无所盖藏，故曰：“吾无隐乎尔。” 问：《论语》出七十子后学所记，而于孔子弟子过失皆不讳言，何不隐恶？答云：示教岂可为隐？为贤者讳，别是一义。 问：程子说《论语》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近见西人苏慧廉所译《论语》，绪论中举子华使齐、冉子退朝两章。答云：子亦通称，不必定出门人。《论语》自是七十子后学所记，其间或出游、夏之手者亦有之。但以领会全书为要，苏慧廉辈琐琐考据，何足道哉！ 凡经传之言，祗是一理，自不相违。孟子不必定根据《大学》，其言自然符合，不得有异耳。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智者，恒存乎疢疾。”故忧患为进德之助。然且勿为出位之思，尽其在己所得为而已。 孟子说“尽心知性”，当《大学》“格物致知”。 举皇侃《论语义疏》“叶公问孔子于子路”章示学者云：此章引江熙说云：“叶公惟知执政之贵，不知天下复有胜远，故夫子欲子路抗明素业，无嫌于时，得以清波濯彼秽心也。”似此文字大佳，玄言亦何可废。吾之为人讲说，亦是此意。举世滔滔，积非成是，吾亦是冀以“清波濯彼秽心”耳。又云：马融言“君子儒学道，小人儒矜名”，此汉儒之说，亦不可废。 问“游于艺”，云：“艺”字本义是种植，《诗》所谓“我艺黍稷”者是，此与英文culture一字颇相当。乡三物以礼居六艺之首。《荀子•礼论》篇云：“礼者，养也。”“养”字之义正与培养黍稷之意为近。教育亦艺也，要亦贵能培养。但乡三物所谓礼、乐，仍就事上说，非其养也。居今日而言六艺，射御既皆不习，乐又早亡，其事虽缺，贵在能通其义。能通其义，则言即是乐，行即是礼，真须臾不可去身者也。 孔子言：“去兵，去食，无信不立。”去食之义，盖今人所不解。兵之为物，老子云：“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易》云：“圣人以除戎器，诫不虞。”王者之师，有征无战，故兵宜备而不用。汲汲用兵，霸者以下事耳。今西洋各国竞事工商以求富，因而不得不求资源，不得不争市场，复为保护工商利益计，不得不养兵。然而工商业虽有所得，转耗于兵，故国家愈富，适以愈成其贫。 “老安，少怀，朋友信之”，较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更进一步，无所谓己矣。肇公云：“圣人无己，靡所不己，会万物为自己。”既曰浑然一体矣，而又有物现前，便自不是。《大学》讲洁矩之道，而以上下、左右、前后言，用字妥当。譬如一人之身，尽可有上下、左右、前后之分，而仍不害其为一体也。黄道周《孝经集传》言圣人之视草木鸟兽犹身体发肤，故杀一兽、断一树，不以其时，以为非孝。此与西人所谓征服自然意味大不相同。西人自倍根说“知识即权能”一语先已错起，沿流而下，遂有征服自然之论。 孔子之言直捷了当，老子则好转弯，如云“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之类是也。孔子说“为政以德”，若出老子之口，则云“以德为政”矣。 孔子是明快人，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快即是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谓也。观其答鄙夫之问，何等明快！ 孟子所说“民为贵”之义，与后世之民治主义不能牵合比附。“天生民而作之君，作之师”，君之与民，本属一体，非判而为二、彼此对待者也。 《孝经》总摄，《论语》散见。 孟子引孔子之言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直指人心，最为亲切。仁与不仁之别，实即迷悟之别。务外求名，皆是心术之害，皆不仁也。 孟子直指本心，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稍知自爱，断无起此心者，然事有近于此者，不可不辨。 《论语》较《孟子》为简，孟子之时，固自有其不得已处。张子韶《孟子传》便多信笔自写己意处。 孔子所说之事皆是理，所说之用皆是体；老子反是，其言理也，皆是事，其言体也，皆是用，此孔老之别也。孔子言“为政以德”，“修己以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所言皆是事，而无一非说理，皆是用，而无一非说体。“四时行，百物生”，是从用上说，而“天何言哉”，则泯然无迹，其言平实。老子处处讲用，其语多险，流弊遂多，后世阴谋家盖由是启之。老子惟首章最好，以下则不能尽纯。如众人如何，我独如何云云，似有自喜之心，疑与首章语言不伦，想不免六国时人为之搀乱。老子是否应关尹之请即为著书，亦一疑问。先秦古书皆难读，惟《论语》《孟子》为可靠。《礼记》出七十子后学之手，《中庸》《大学》最好，《乐记》《曲礼》亦好，《礼运》大同、小康之说便近似道家言，《王制》似出汉博士所为，《儒行》亦不类孔子之言。是故经未尝不可疑，疑经始于孟子，而要当以义理断之。赵岐称孟子长于《诗经》《书经》，孟子去孔子未远，而于《武成》祇取二三策，断之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是纯从义理上辨别得来。讲考据，则不必可靠矣。但从义理上断制，须是自己义理纯熟，方能辨得分明耳。 问：人性既善，恶从何来？答云：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不善之来，起于薰习。又《乐记》云：“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恶之细微者，祗是无节，发而不中，过与不及皆恶也。此在佛家即是无明，由于一念不觉，故有昏失。 读《遗书》《语类》，观其语言时有抑扬，前后有时不同。须知此是对治，病不同，药亦不同，本无此病，何必此药？《论语》所记，“与回言终日”，除问仁与为邦外，皆不得闻。想来颜子高明，夫子与语者非是对治，自外则皆对治语也。即如仲弓问仁，而告之以敬，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乍看似不相干，实则仲弓天才高，而于“敬”字工夫或有未足，近于桑伯子之俭，故告之以敬，而仁在其中矣。又如一贯之旨，尝以语子贡，又尝以语曾子，旨义虽同，而所以告之与其所以应之者，均不相同。子贡聪明，故开口虽错，立即自疑其非。然闻一贯之说，竟无下文，可见承当不下。曾子则时机既熟，一呼便唯，谇啄同时，千载一遇，令人欣喜庆快。释氏云：“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可惜子贡竟未上钩耳。有问于佛者，先告以定法，次日又告以不定法。问：如何昨日是定法，今日是不定法？答云：昨日是定法，今日是不定法，皆对治之谓也。顾虽云对治，闻者亦均有益。佛家说闻击涂毒鼓者，远近皆死，但有迟早耳。 《太极图说》及《通书》直接《易经》，《西铭》直接《孝经》，《二程遗书》直接《论语》。《外书》则时有精语，但多没头脑处。《朱子语类》收罗广博，不及《二程遗书》之精。治朱子学者，于《四书集注》求之足矣。 说：“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因云：绍兴陶氏为大姓，族长某先生尝见告，族中子弟良莠不齐，平日恶之而无可如何，岁时致祭，少长咸集，叆然忾然之余，顿忘恶之之心云云。其言甚好。致斋致思之后，自己精神与祖考精神感通，便觉合族如一，忘其有身。实则祖考精神即是自家精神，故曰“祭如在”也。祭义难明在此，此非口舌上事。今人言及孝弟，自以为无甚亏欠，语以“尽性至命”，则承当不下；言及礼乐，自以为可以了解，语以“穷神知化”，则又视为玄妙。不知性命神化不离乎孝弟礼乐，“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此也。今人又好言生命而不及性命，好言文化而不及神化。语其粗不及其精，而不知精者即在粗者之中，所差祇此一点，明乎此，则动容周旋莫非天理之流行矣。《易》云：“穷神知化，行之盛也。”《乐记》言：“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其义密合。“悴然现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君子之神化也；“天地位，万物育”，圣人之神化也；“四时行，百物生”，天地之神化也。“其为物不贰”，一故神也；“观其生物不测”，二故化也。性命之理，人之所受于天，圣人未尝多，凡夫未尝少也。 礼属阴，乐属阳，言属阳，行属阴。言即是乐，行即是礼。“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阴阳感通，理固如是。圣人教人，遇高材悬解之士，固可相喻于无言，否则亦须语言感通。其或言行不足以感人，自是犹有过咎在。即如天气寒暖无常，而人受感冒，可知气本相应，若不尔者，不至感染也。 阴阳一气，仁义一事，动静一理，寂感同时。言，乐也，属阳。行，礼也，属阴。 德有礼、相、用则可，以体、相、用为三德则不可。九卦相望说为体、用，亦可，但不可立“体德”、“相德”、“用德”之目。 问：《大学纂疏》十七页有云，若说各格其物，各致其知，则似不成言语。窃疑事物之理，天下之公，故物上不容着“其”字。若“知”字上着“其”字，似无碍否？答云：知即知此理。知亦是天下之公，人所同具也。 中土固有学术，将来难免如印度大乘教之落没。然印度经典之亡，中土能传译之，中国学术一旦沦亡，西人无译本，中国人又不能自为之，是诚可忧者也。 文化即是礼乐，礼乐本于孝弟，孝弟本于爱敬。礼即是行，乐即是言，故礼乐即是言行。 行之顺理者谓之礼，言之足以感人者谓之乐。存诸中者尽是孝弟之心，斯见于言行者，莫非礼乐之事。 天地间有感必有应。凡有动皆为感，感则必有应，所应复为感，感复有应。如是而不已之感应道理便是化。 “言行（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这个“动”字，就是化的道理。 [book_title]四学篇 先生言，将来拟作《四学考》。因言：历来讲学术源流者，多是作哲学史，注论各家思想而不及其见处。《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须是明其归致，然后辨其涂虑。涂虑不辨，则失之笼侗；归致不明，则忘其本源。《汉书•艺文志》叙各家短长颇详，亦不必尽当。如论道家，以为“人君南面之术”，便不是。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仲弓便知居敬行简之道。是以人君南面，非赖有术。又杂家、小说、纵横之流，亦不足数。余尝于民国初年为《诸子汇归序》一文，但论儒、墨、道、法，将来亦祗须以判教方法分别论之。但此乃名家事，于自己分上颇少干涉，不过亦是穷理之一事耳。道家出于《易》，《易》长于语变，老子深知之。法家出于《礼》，故荀卿言《礼》，一传而为李斯、韩非。道家之失，如庄子文字恣肆，其弊也奢；法家之失，其弊也俭。实则一为礼之失，一为乐之失。乐之失为奢，为流。奢病较小，流病便大。 《四学考》玄学当以王辅嗣为祖，义学以肇公为祖，禅学以大鉴为祖，理学以濂溪为祖。其后支派繁衍，得失互见，当各为立传，加以判断。 中土圣哲名言简要，不欲说得太尽。然学者祇治理学，便易涉于笼统，故须兼治玄学、义学、禅学。但老庄之书，亦殊不易读。义学分析入微，极有条理，隋唐间无人能抵得过。韩柳一辈人，但能作文章而已，不能语微。然祇是分析精密，又落名言，故禅宗出而扫荡一切，举而空之。濂、洛、关、闽诸大师亦是生得其时，适承禅学之后，因将理学发挥而光大之。 玄学弊在蹈虚，义学救之，剖析入微，而完全落于语言文字。禅学出而空之，扫荡一切，而卤莽承当者误认人欲为天理，弊病更大。于是理学出，一切都是实理，诚识禅学之病也。惟禅学之为人铲除己见，干干净净，儒家视之，终觉有逊色耳。 儒学虽一切均说实理，而不能体究，便又是祇记得语言文字。《宋元学案》载林艾轩答人问忠恕七绝一首云：“南人偏识荔枝奇，滋味难言祇自知。刚被北人来藉问，香甜两字且酬伊。”可见言语不到处，贵能自己领悟。 问儒书概要，答云：读经，注疏不可废。此外则《诗集传》、严粲《诗缉》、《韩诗外传》及《御纂七经》中《诗说》、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卫湜《礼记集说》、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江慎修《礼书纲目》、《尚书蔡传》《东莱书说》《易略例》、韩康伯《系辞注》、朱子《易学启蒙》、伊川《易传》、《春秋》四传（《公》《谷》《胡传》长于义，《左氏》详于事。《胡传》多讲攘夷，明朝列入学官，用于科举，入清废之。不知《三传》亦说攘夷。至于康有为一派说孔子托古改制，则不可信）；四书用《集注》，《孝经》用黄道周《集传》；又《近思录》《二程遗书》《张子全书》《朱子大全》《语类》，象山、阳明之书，皆不可不读。 玄、义、禅、理四学之起，皆与时代有关。大抵世太恶浊，便使人有出尘之想。 《通书》：“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也。”朱子亦未说明，但云“说中可以概智，说正可以概礼”而已。吾今乃知之，中正但指卦爻二五，而后实有着落。“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动是变易，静是不易，皆是绝待。立天之道是气，立地之道是质，立人之道是理。“太素者未见气也”云云，亦是分论气质形象，此甚分明。 气质之性，当以刚柔善恶之言，当孟子之所谓“才”。若耳目口体之性，乃横渠所谓“攻取气之欲”，亦即告子所谓“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之类。孟子亦姑顺时人之说以言之，故曰“君子不谓性也”。耳目口体之性与气质之性，本不可同日而语，横渠立此名（案，指“气质之性”）不是指耳目口体之性，与孟子意自别。但耳目口体之性亦是气之所为，此名亦可该摄耳。 朱子《诗集传》释《皇矣》“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全用佛说。畔即背觉，援即合尘也。 张子韶《孟子传》语多玩弄光景，以用为性。使朱子见之，必与痛驳。总之，读书太不细心，下笔又多率尔故也。说经不可有一毫胜心在，慈湖亦有信笔写去之病。 格物之“物”，温公所说，单讲亦是好话，说《大学》便差。即如阳明天泉证道答问，“为善去恶是格物”，亦是好话，讲《大学》便非。要建立宗旨，便是败缺处。《朱子晚年定论》之作，亦是未审对机之义，不免犹有个我在也。孟子“舍我其谁”，说来犹有个“我”在。孔子“天生德于予”，则无我矣。此语乍看可异，实则人人皆是“天生德于予”，无足惊异。但从孔子口中说出便是，在王莽口中说出便非耳。 朱子文词虽和缓，然其剖析义理，下笔斩截，自有一字不可移处，不可但取气势。象山气势之盛，凌厉无前，然江西之学，于变化气质上不甚注意，亦是一病。船山气较粗，亦是气质之病。是以为学之道先重涵养。 问程、朱、陆、王异同。答云：象山学本自悟，不假师承，直指人心，重在察识，其资秉近于上蔡。上蔡初见明道，说史事背诵如流，明道责之云：“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上蔡为之汗流浃背。又语之云：“即此便是恻隐之心。”不云羞恶而曰恻隐者，以恻隐之心失，则麻木无所觉也。上蔡从此悟入，故遂以觉言仁。孟子之说四端，明道之讲识仁，阳明之说良知，皆是重在察识。朱子初宗延平，延平教以观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延平出于罗豫章，豫章出于杨龟山，龟山之学近于伊川，重在涵养。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也。朱子当时未甚得力，及见南轩，其学一变。南轩出于胡五峰，五峰出于文定，而文定出于上蔡。南轩于上蔡为三传，所重亦在察识。朱子因之，既而又返于侧重涵养一路。故论湖南之学有云：“发强刚毅之意多，宽裕涵泳之意少，遇事不免失之粗豪。”于延平有“孤负此翁”之语。晚年教人，惟拈“涵养须用敬”二语。实则涵养不密，察识便不能精。虽亦有时绰见天理，而流弊所至，或不免卤莽承当，阳明末流便有此矣。 刘蕺山立“独体”之名，以独为体，不知发用时体亦未尝离。其言远不如朱子《中庸章句》所言“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微细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着见明显而过于此者”，可谓字字精切。 阳明天泉四句教付嘱龙溪，自谓建立宗旨。其事不可为法，其语亦不免渗漏。 评《龙溪论学书》云：“无可忘而忘，不待存而存”，语亦有病，彼固隐然有个珠在。（《龙溪论学书》云：“驱龙护珠，终有珠在。”“无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弗忘弗助”，“成性存存”，与龙溪之言异矣。“坐忘”之说，本庄子发之，多却一“忘”字，正见其不忘，以其有得相也。就本体说，固常存；就功夫说，却要存着“不待”字不得。在学者分上，祇是“操之则存，舍之则亡”，龙溪之言不可用。 阴阳之说甚古，道家讲阴阳，儒家亦讲阴阳。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司马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庄子说“易以道阴阳”。神仙家起于方士，秦皇、汉武志求长生，徐市、文成之徒应风而起。淮南好客，招来八公。《鸿烈》之书，亦间有神仙家言。然淮南应属道家，不能作神仙家看。神仙家称首之书，当推魏伯阳之《参同契》，其中谈《易》，谈阴阳，不及道家一字。至《抱朴子》始合神仙与道家、阴阳为一编，然其书以神仙黄白之术为内篇，以道家为外篇。汉后道家流为道教，如张道陵之流，但托始黄、老以资号召，实与道家无干。至寇谦之而道教又有革新一派，如马丁路德之于天主教矣。 老、庄皆有得于《易》。 老子判自然、道、天为三，故为佛家所贬驳。吾儒则天即是理、性、命、道、教，初无二致。此乃一真法界，惟《华严》圆教与之冥符，亦无执性废修之失。 庄子言：“世与道交相丧。”道者，人所共由，世则因人而异，千差万殊。各人习染不除，气质不变，即是世丧，更值道丧，则无可为力矣。 老氏之自私，其相深细。法家酷烈，又不止于用智而已。明道此言（案，指《定性书》：“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于自私而用智。”）未遽说到道、法二家之失，祇说不能适道之因，因此蔽耳。 邵尧夫云：“孟子得《易》之体，老子得《易》之用。”其言允当。老子盖长于语变，观变甚深者也。其所说有无，可当于般若宗之空有，但说来犹不如《中论》“八不”、《华严》“六相”剖析之详耳。 老子言有险易，义有纯驳，不免后人搀乱。 程子所说“减法”，即老子“为道日损”之论。其言“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持论甚好。 老氏语（指“我无为而民自化”云云）虽好，总有着意在，不得谓之率性。 庄子亦是有激而言，终有外物而自全意在，但其计较高人一等耳。至乡原之乱德，不独儒者恶绝之，老氏亦恶绝之。 禅师动辄呵斥，语多难解，解人既少，谤议遂多。乍见之，颇疑其何故如此，实则人心陷溺之甚，非此不足以启而振之。有如像山所云，阴霾郁积之久，非霹雳一声不能拨云雾见青天也。 在教家说，则有了义，有不了义。万理俱空是不了义，故见辟。了义则法法皆真，万理俱实。在禅家说，则真实犹不许说，以本来真实，说来便是头上安头，故祇可寄之于默也。 知是神通妙用，则运水搬柴，亦可行所无事，否则读书亦祗滋劳攘。 说船子和尚接沩山一段故事云：“既得传人，便覆舟而逝，亦复何妨。” 行者唾佛，总不是。法师如有手眼，便当还唾其面。 六祖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和尚出云：“是诸佛之本原，神会之佛性。”祖呵之云：“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原、佛性？”以其仍作义解，未离名言也。渠如言下了悟，便当问：“既是名无无字，何以唤作一物，试请拈出来看何如？”如是，则六祖便下堂归方丈去矣。 看《灯录》当知着眼处，如猕猴唤六窗之喻，重在后半□仰山一问，前半则极其浅近也。 禅师家有云：“骑贼马，追贼队。”“藉婆衫子拜婆年。”接人之道，皆是因问有答，因材施教。 雪峰禅三句：一曰涵盖乾坤句，谓浑然一理，无分方所也。二曰截断众流句，如抽刀断水，特见力量也（如习性之别，义利之分，辨之至明，剖之入微）。三曰随波逐浪句，谓俯顺来机，从缘施设也。佛氏有三德三身之说，以《中庸》三句配之：性是法身，道是报身，教是应化身。性即法身德，道即般若德，教即解脱德。禅家三玄三要亦即是此三句。“天命之谓性”是涵盖乾坤句，“率性之谓道”是截断众流句，“修道之谓教”是随波逐浪句。谈义说理都是教，知性乃是闻道，闻道乃能说教。就性道言，则性为体，道为用；就道教言，则道为体，教为用。以道为用，则教是用中之用；以道为体，则性是体中之体。所谓一句中具三句，三句仍是一句也。“天何言哉”是真谛，“四时行，百物生”是俗谛，真俗双融，理行气中，即真而俗，即俗而真，是中道第一义谛。“吾有知乎哉”是真谛（圣人无知，故无所不知，如其有知，必滞一隅），“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俗谛（竭两端便是一贯之道），无知而无不知是中道第一义谛。《大学》“明明德”是自觉，“新民”是觉他，“止至善”是觉满，亦即是此三谛。自觉是真，觉他是俗，觉满是第一义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是般若德，“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是解脱德，“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法身德。“诚精故明”是法身德，“神应故妙”是般若德，“几微故幽”是解脱德，亦是此三句。三德亦可说为三大：法身是体大，般若是相大，解脱是用大。总之，此理是活鱍鱍的，见性则横说竖说，无往而不是；不见性则纵有道着处，亦是亿则屡中，不离情识知解也。 耳闻目见，皆可悟道。前人有闻雷而悟者，有听檐前水滴声而悟者，有闻木犀香而会者。“吾无隐乎尔”者，虽非孔子本意，而会得自好。 问圭峰之书。答云：先看《圆觉大疏》，再看《普贤行愿品疏钞》。二书亦是义学要典，为人人必读之书。圭峰得力在此。今似宜先看《起信论贤首疏》，明究其义，方可徐及二书。 问《朱子语类》卷十四有云，禅家但以虚灵不昧者为性，而无具众理以下之事。答云：不昧即具众理。禅家有不了当者，祗是说不昧，未到真不昧耳。 论《五灯会元》云：此书不可不看。宾主四料检，虽儒书亦可如此会。例如孔子语颜、曾便是主勘主，语子贡便是主勘宾，惟宾勘宾处殊不多见耳。 《起信论》“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赖耶识”，张子“心统性情”之说，及《通书》“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者可同会。 “安忍”是佛氏言，译语省略，具言当曰“安乐忍可”。忍者，谓一切境界皆能顺受也。今与不忍对言，义不相属。如《左传》言“阻兵而安忍”，反“相忍以为政”，便不是好字。大凡属文，下一名言，需求精当，使义相了然方可。如“安忍”字，别用不妨，今与“不忍”字连用，则疑于为不忍之反矣。 见闻不用，意识不行，然非同于木石也。此迦叶入灭意根境界，非可袭而取也。 先生以水喻性，以波喻情。因举杭州净慈寺壁间一偈云：“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继云：前人有“全水是波，全波是水”之说，亦可仿说全性是情，全情是性。发而中节，则全情是性；颠倒错乱，则全性是情。 [book_title]诸子篇 《参同契》用坎、离，虽祇是道家养生之术，祇是气边事，然有明效。《华严》用艮、震，艮即是止，震即是观。李长者深知此义，故云：“文殊是少男，普贤是长子。”善用《易》者引归自己，则全阴是阳，凶化为吉，不善用者反是。孔子云：“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易》即是易，一身亦即天下。全气是理，《易》亦可以不作矣。 击壤老人不识帝力，想是巢父、许由一流人物，逃尧之事，不见古书，庄子传之，亦是衰世之言。孔子称逸民事多不传。作者七人，当是击壤、荷蓧、长沮、桀溺、楚狂等人，皆有道家思想者。杜威所说道家思想与农业之关系未必尽是，老子书中未尝言及农事，许行为农家者流，其志在“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亦与道家有别。 顾亭林以“行己有耻”对“博学于文”，可知其未闻道。“博学于文”之下，祇说得“约之以礼”。“耻”之义小，以其专就事上说也。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三百年来传为名言。实则亭林所言“天下”仍是国家，就国家言有兴亡，就性分上言无兴亡，所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也。 古之外道，无不读书，神仙家若葛洪、陶弘景，皆极博雅。今不独儒书束阁，即好外道者亦祇是单传口决，不解读书，故无往而不自安下劣，真可慨也。 《世说》多隽语，《证录》所载禅师家言隽永简远往往过之，然在禅师家并无故作隽语取悦于人之意，妙在自然耳。今人于古人修辞立诚之旨全未识得，独喜称逻辑，以为治哲学者所必由。不知逻辑本身便是一种执，律以破相之旨，便在当破之列。如禅师家言，非情识所到者，岂可辄以逻辑妄加格量？不是之思，而断断不已，但以增学者之执着而益其迷妄耳。 汉儒非不言义理，宋儒非不言训诂，今文家、古文家末流并专锢而好攻伐，故言经学必不可存今古、汉宋之门户。 “缘督以为经”，郭注训“顺中以为常”，此义颇长。今以督为主宰义，则近于列子“力命”之说，非庄子意也。 赖振声谈北大哲学系教授某君译黑格尔哲学，以之与朱子相比较，译Absolute为太极，Infinite为无极，如何？先生云，分际不能相当。因言：名言隔碍，异国为甚。即如佛学之在中国，译史甚长。例如“真如”一词，移译不可谓不佳，而“阿赖耶识”、“涅槃”等名词则不能不用音译，“禅”亦音译，鸠摩罗什译作“思惟修”，历四百年，玄奘始用《大学》字样，译作“静虑”。盖名言诠表，终不易恰如其分，世界玄名便难统一。西人所译《易》，微论内容简单，单说《易》之一字，所涵变易、简易、不易三义，便决非Change一字所能尽。庄子云：“得言忘象，得意忘言。”“言”是能诠，“像”与“意”是所诠，冥会意象，则言诠可忘。《系辞》言：“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说到最后，也祇能说个“此”字。因举案上熊先生所著《佛家名相通释》第十页后半所论冥亲之说、现量之义云：此段分疏甚好。譬如眼察五色、舌辨五味，当其合下有觉，忘眼与舌，是名现量，觉得有个眼与舌在，必已有病。投足举步，亦复如是。方其健步，则行所无事，觉得有个足在，便是病生。此喻心缘义理，犹须推度思索，拟义寻求，便是尚有隔碍，否则心与理一，冥然独会，便觉圣哲之言恰如吾意。孟子所谓“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此之谓也。 问儒家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教则云“己之所欲，施之于人”。答云：中土圣人之言浑然一体，人己无问。彼教之说，人己对待，故虽兼爱博施，祇是“煦煦为仁，孑孓为义”，徒见其小而已。于此须认得分明，自然无惑。 问西洋哲学宇宙论、人生论之分。答云：象山有言：“宇宙内事乃吾性分内事。”天即人，人即天，言有先后，不能同时出口。程子云：“说个以人合天，犹觉剩了个‘合’字。”天人本一故也。 客有谈西洋思想者，先生云：思想，名词不妥。依五蕴说来，“想”以取相为义，犹是虚妄。今异说纷纭，各不相同，皆是虚妄，而非真知。真知无有不同，人人同具，无有增减，无有彼此多少。今但贪求知识，则有多有少，前日以为是者，今日更睹一说言之成理，便以为非，可见终不可靠。 探究西方学术，须得其人，又有余暇从容将事。今译述芜杂，不堪入目。是当有人究心本国文化，沉浸六艺，文词足以自达，然后着手移译专集，兼及史传。润色之事，吾虽老，得其人尚可与共为之。但缘不具，亦不可强求耳。 实理与今言思想不同。《大学》首言“明德”，是人性本具之实理，尽人皆同；思想则是安排撰造出来的，故因人而异。条理亦是自然的，组织则是人为的，此时人习用语，以之说经则不类。 科学若不应理，则不成其为科学。彼发明家亦精思以得之，但是一偏一曲之知耳。科学本身安有过咎，制器尚象，若以利民，亦冬官之守也。今用以杀人，则成大恶，恶在用之不当耳。 岁甲辰，当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余初至日本。时尼采书新到，风行一时，中国尚无知之者。其后王静庵东渡，始以介绍于国人，译名亦彼所定。实则尼采虽才气横溢，不可一世，情绪乃近狂人，卒成心疾，殆如中国徐文长一流人耳。 夏灵峰先生震武，文学昌黎，气势盛，后人罕能及之。持丧之严，宋儒以后殊不多见。有田八十亩，弟子来自四方，贫不能自给者，每赡给之。晚年困甚。此在儒家，可谓独行。早起坐床上背《孟子》，朗诵之以为常云。 问顾亭林，先生因而论及船山、梨洲云：三人者，顾为上，王次之，黄又次之。文辞亦当推亭林较为修饬，船山著书太多，梨洲亦失之粗。品格均高，然终似有霸气，未及于醇儒也。 诸葛武侯教后主读《商君书》，谓能益人神智，或是对症下药。《商君书》祇有昏人神智耳，安在其能益人？益人神智者，佛书足以当之矣。武侯疏于经术，治蜀多用法家，特其君臣之际，诚恳悱恻，差有儒者气象。文中子遽许以复兴礼乐，言之太过，惟如周公者乃能复兴礼乐耳。 康有为言论多陋，文字甚至有欠通处。《大同书》盖有本于谭嗣同之《仁学》，皆怪诞之论也。 清初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所志尚大，其后考据家失之小，而讲微言大义如《公羊》学家者又失之诞。降至今日，如顾颉刚之考据孟姜女，进而为《古史辨》，则既小且诞，兼而有之矣。 孙夏峰《理学宗传》强分正统、闰统，欲以天下之公归之一二人之私，未可为训。 宗教中人，在彼邦可云首出庶物。中土圣人甚多，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佛说小乘亦本婆罗门教义，回教吾所不详，耶苏崛起一隅，创为教义，遂以风行遐迩。但不免过中，是“行仁义”，非“由仁义行”，又似“煦煦为仁，孑孓为义”，未能无象，是为可惜。 西人不知有性，故无“性”字。翻译欲求相当，大非易事。将来须是西人能读中国书，方知此理。佛经翻译之妙，以魏晋间人深于玄义，故用字能得恰合。即如“真如”之名，的当不移，不妄名“真”，不异为“如”，是真极翻译之能事者已。 老氏善观变，盖深于《易》者。至后来流为阴谋，非老氏原旨。答曹子起书，有“老子祇具一只眼”之说，学者因问“何以老子祇具一只眼”，先生默然不答。 神仙家辟谷炼丹，祇是想把自己这个肉团身锻炼，使它长生不死。在儒家看来，此正是妄想。道教修炼可以延年益寿，但不能尽性穷理。 [book_title]史学篇 教人以史，终觉无益。习之既久，其所以自为计、为人计者，几于无往而非利害计较之私，斯则心术之害也已。 迦莱尔文字典重，所为《法国革命史》，读之颇有《汉书》意味。 浙大史学系学生问应读何书，答云：治史当先治经，从治经入，眼光自较高远。《尚书》暂不易读，可先看《春秋》，读《公羊》。《左氏》长于事，《公羊》则长于义也。《春秋繁露》亦当读，而文字颇深，又有错简。清人治史学者有二顾，而祖禹不及亭林之大。可读《日知录》，看亭林读史留心处，自己是否亦曾注意及之。 有客来谈，历史祗是战争，将来如无战争，人类恐亦将归于澌灭。答云：自有载籍以来不过五千年，此在无始无终期间，所占时期本属甚暂。本此经验以断定人类之将来，恐不必然。经验即自习气中来也。 新史学多害义理，往往以今人侵伐掠夺之心理拟之圣贤。举世风靡，义理祗可不谈，恐圣哲血脉从此遂绝。 史传之作，不必如西人之细大不捐，动成巨帙。但期扼要，亦可为览者示涂径而省日力。《史记》列传胜于《汉书》，班书诸志亦非《史记》所及。其中以《食货》为上，《刑法》次之，《礼》《乐》又次之，皆网罗一代，言简意赅，读者自能了若指掌。史部向病繁芜，马迁立传已嫌其多。然四史文字俱佳，《晋书》亦好，《南齐书》可作小品文读。卒读廿四史者，吾尚未遇其人。 学者读《通鉴》，先生云：《通鉴》非读不可，但宜以时浏览，不作正课，书固有要于此者。六经之外，子则《老》《庄》，《荀子》意味便不及《孟子》（《墨子》吾向不喜）。佛书则《楞严》《圆觉》《起信》《维摩》《肇论》《中论》。皆不厌百读之书，是应反覆玩味者也。 《宋史•道学传》，暇时当一翻阅，观昔贤治事如何精勤。如黄勉斋当金人入寇时，智修安庆城，指挥若定，旬月而毕。至今八百年，屹然在望，谓非精神之所寄而能如是耶！世每讥儒者不能治事，不知文人或如此，为义理之学者决无不能治事之理。理事不二，初不必学。大抵昔贤用处，皆其得力处，是当着眼者也。 今世自名为史学者，每以乱世夷狄之俗妄测古事，淆乱是非，不唯厚诬古人，亦深为心术之害。如以周公佐武王伐殷，拟于侵略，谓周人待殷人至惨酷，周人为统治者，殷人则为被征服者，如此瞽说，不如不读古书之为愈。 史不限于一国，作史者应本《春秋》广鲁于天下之义。是非不谬于圣人，方足以备后来之损益，此岂今人所及哉！ 《汉志》于九家称其所长，亦及其所短，最为平允。今欲尽简诸书得失，题目太大，下语难精。不如且专治经注，理会得一事是一事，较有实际。 太史公以颜渊早丧、盗跖老寿为不可知，实则一则正命，一则非正命而遭命耳。《列子•力命篇》所论，亦遭命而非正命也。 “名教”二字出于乐广。广为玄言家。所谓名，乃指名理玄言。后人不察，以为礼教，沿袭之误久矣。 晚近学术影响之大，莫如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章太炎、胡适之皆其支流。然而太炎之后，一变而为疑古学派，此则太炎所不及料者也。 论《史记》云：五帝三王纪及各国世家皆非佳作，而汉初人物世家、列传皆好。马迁近质，每传一人，短长互见，使人展卷如对其人。 先生以《朱子年谱》辨浙学一节示学者，因谈：史学亦不可废，但不可如后人之毛举细数，如开账簿。后世人多事繁，人人为之作传，实觉不胜纪载，故传记体在所当废。编年须简，略法《春秋》经文，纪事本末则本传文法度，如朱子《通鉴纲目》。纲法经，目法传，则善矣。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取其善可为法，恶可垂诫。太史公尚知此意，自叙《史记》，附于《春秋》。八书未能完成，半出后人所补。班史各志如《礼乐》《食货》《沟洫》诸篇，皆有精彩，是应全读。班氏经术虽不深，然其论礼乐，犹粗知其意，非后之史家所能及也。《晋书》题唐玄宗御撰，实则当时大臣依据成本加以编纂。前此为晋书者凡三十家之多，书成于唐，文字多出晋人，故饶文采。《南齐书》多记玄言名理，兼及佛法，亦可喜。《新唐书》论赞不尽佳，大抵出于欧阳公之手者为胜，二宋所为则有逊色矣。郑渔仲为《通志》二十略综古今，具见史识，惟传记一略可省，其余金石、文字、虫鱼之类，亦有博物之意。今日西人所为专门史书，如经济史、哲学史之流，颇与郑之一略相当。总之，作史贵简，尤贵不陋。 自阮芸台刻《学海堂经解》，而治经学者思想为之锢蔽；自魏默深编《经世文编》，而言政治者尽蹈富强窠臼。张南皮督学四川，刻《书目答问》《輶轩语》，当时学者家有其书。吾二十岁前亦尝奉为圭臬，久而无所得，乃知其所举入门各书，多于学者无益。《皇清经解》不足资以通经，《经义考》亦祇是目录之学，书贾能为之。而讲论义理如《通志堂经解》者，反为所黜。又如《四库提要》，张氏以为治群书之门迳，吾尝卒读之，而知其立说之偏。当时戴东原多任编撰之事，对宋儒每加指责，程朱虽功令所尊，亦有微词。又如《宋学渊源记》，张氏以为治宋学之门径，而不知江藩之于义理固无所解也。 论友人某先生云：可与论史，难与说经；可与料事，难与入理。以其观变之深，利害计较太熟故也。又云：吾前与一书，亦是对治。学者于史事太疏，却不得以此为说。 史家多以诸子为出于王官，如是则官各有守，孔子之删诗书，定礼乐，岂非侵权？其教人岂非越俎？今既祖述孔子，则诸子自以出于六艺为是。 论史学流失云：老子之失深，左氏之失浅，东莱之失粗。如今人开口便言“生存竞争”，其失不止于陋，直是谬矣。 谈尊经，云：何键提议读经，三中全会付之束阁。实则纵使行之学校，亦祇视为史料，如所谓“追念过去光荣”云云，与经义固了不相干，微论一般人，章太炎之尊经，即以经为史，而其原本实出于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真可谓流毒天下，误尽苍生。此其人未尝知有身心性命之理，故有此说。实则《春秋》如以史书观之，真所谓“断烂朝报”者矣。《尚书蔡传》序文称为“史外传心”之典，可谓卓识。 尊经之说，微论何键，即如章太炎非不尊经，而原本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论，实乃尊史。《春秋》不可作史读，作史读则真“断烂朝报”矣。《尚书》虽亦当时诏令，而《蔡传》序文所谓“史外传心”者，最是中肯之语。是故经可云术，其义广；不可云学，其义小。《论语》言“学而时习”、“学而不思”云云，“学”字之上，皆不容别贯一字。今人每言“汉学”、“宋学”、“经学”、“史学”，以及冠以地名人名，标举学派，皆未为当。即如“佛学”之名亦不如“佛法”为妥。读经须知非是向外求知识，乃能有益。 章太炎提倡读经，而以经为史，意味完全不同。余游绍兴，谒禹陵，见太炎所为碑文，称禹学于西王母之国，当今之叙里亚，得其勾股之术，归而治水。不知其何所本，纵有依据，未必可靠。然以此称禹，异哉！ [book_title]诗学篇 学人札记：读古诗，不觉夜分，觉胸中书味醲郁，足以自适。批云：此境甚佳。韩退之所谓“沉浸醲郁，含英咀华”者近之。读古人诗多，有会于心，自常常如此，惜其未能久耳。 山谷诗“心猿方睡起，一笑六窗静”，注引中邑洪思禅师答仰山问如何是佛性义公案。先生云：此段公案着眼在中邑与仰山相见处。盖中邑当时见仰山尚少，故以接初机之语告之。及仰山云：“适蒙譬喻，无不明了，祗如内猕猴睡着，外猕猴欲与相见时如何？”中邑便下禅床把住云：“住，住！我与汝相见了也。”此方见二俱作家。故云居锡云：“当时若不得仰山这一句，何处有中邑。”大凡举公案，须举全，方见此则公案当于何处着眼。至于山谷随手摭用，乃诗家常事，不可为典要也。 说陶公《连雨独饮》诗云：此诗祇从《肇论》“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两句解之便足。盖陶公自得饮中三昧，故能及此。凡说诗、说禅，皆贵自证，不重义解。有神悟，自然活泼泼地，专以意识解会，终不免黏滞也。 作诗以说理为最难，禅门偈颂，说理非不深妙，然不可以为诗。诗中理境最高者，古则渊明、灵运，唐则摩诘、少陵，俱以气韵胜。陶似朴而实华，谢似雕而弥素，后莫能及。王如羚羊挂角，杜则狮子颦呻；然王是佛氏家风，杜有儒者气象。山谷、荆公才非不大，终是五伯之节制，不敌王者之师也。尧夫深于元、白，元、白只是俗汉，尧夫则是道人，然在诗中，亦为别派，非正宗也。吾于此颇知利病，偶然涉笔，理境为多。自知去古人尚远，但不失轨则耳。聊举一端，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诗，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细，第四要神韵高，四者备，乃足名诗。古来诗人具此者亦不多，盖诗之外大有事在。无一字无来历，亦非蓄养厚，自然流出，不能到此境界，非可强为也。世俗人能凑一二浅薄语，便自命诗人，此实恶道。故吾平生未敢轻言诗，偶一为之，人多嫌其晦涩，不能喻，祗是未知来处耳。欲求一能为笺注者，亦非于此用力深而读书多者不能得其旨，故不言也。然以诗教言之，诗固是人人性中本具之物，特缘感而发，随其所感之深浅而为之粗妙，虽里巷讴吟出于天机，亦尽有得风雅之遗意者，又何人不可学耶？笔下不必有诗，胸中不可无诗。诗祗是道性情，性情得其正，自然是好诗。至格律藻采，则非学（多读书，能运用，能拣择。此“学”字是第二义）不可耳。因贤发是否可以学诗之问，不觉叨叨忒忒至此，言之亦不可尽，向后自悟。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与乐岂能分邪？夫心之发必有言，有言必有声，故曰“言为心声”。声以成文，律以和声，有声有律，斯之谓乐。乐者乐也，使人有所兴起，以达和平欢愉之极，皆出于自然也，是以入人深而其效神。如今之歌曲，辞既鄙倍，音则淫靡而粗厉，以此感人，岂能兴起于善邪？ 诽世贬俗之言须有含蓄，出词蕴籍，方有诗教遗意。 大凡律诗忌着闲语闲字，须字字精炼而出。读书多，蓄意自深厚，不可强也。 作诗须意有余于词，不可但将字面凑合，此事煞有工夫。约而言之，在多读书耳。 凡咏物寄托之辞，题目虽小，寓意要深，方不为苟作。 感时伤乱，须实有悱恻之思，不能自已。言之有物，方可成诗。五言宜先熟于《选》体，虽短篇，具有法度。未能悟入，勿轻下笔。 “磨砻去圭角，浸润着光晶”，细之谓也。少陵云“老去渐于诗律细”，故虽时有率语、拙语，亦不害其为细，最好体味。惟细，乃可入唐贤三昧也。 作诗不必定工，但必须袪除习俗熟烂语。 伊川称退之此语（案：指“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者，谓其得怨而不怒之旨耳，其实退之此词好处在善怨。“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则怨而近于怒矣，“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乃纯是怒。 “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自怨自艾”，此是何心？《凯风》之诗曰：“母氏圣善，我无令人。”有七子之母而不安于室，尚得谓之圣善乎？然如此却是好诗。会得此，方了得温柔敦厚之旨。 诗是声教之大用（“此方真教体，清静在音闻”，一切言语音声总为声教），以语言三昧，显同体大悲。圣人说诗教时，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自然是实智。来问误以诗为多闻之学，祇据“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一语断之，乃与上所引一串语无涉矣，不得但以加行方便为说。“失之愚”者，愚相粗细煞有差别，略以爱见大悲（犹有众生相而起大悲者）及所知愚当之。一品无明未断，皆于诗非究竟也（此语曾涉意教乘者并不难会），有意要排奡，即非佳诗。诗亦煞费工夫，到纯熟时自然合辙，勉强安排不得。 诗贵神悟，要取精用宏，自然随手拈来都成妙谛，搜索枯肠，苦吟无益。语拙不妨，却不可俚。先求妥帖，煞费工夫，切忌杜撰不属，善悟者不须多改。近体法亦已略示，舍多读书外，别无他道也。 和韵，唐人至元、白始有之，及东坡、山谷、荆公，始好再叠、三叠不已。斗险争奇，多则终涉勉强，此可偶一为之，不贵多也。拙作亦是偶然兴到，所以写示诸子者，聊为助发之资耳。及取而复视，仍不自惬，又经改定数字，乃可入唐。今别写一本去，若同学中有好此者，可共观之。少陵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得失寸心知”，非深历甘苦，不易到古人境界。贤辈见和者俱有思致，可喜，所欠者工夫耳。读破万卷，不患诗之不工，谓“诗有别裁不关学”者，妄也。但此是“游于艺”之事，不工亦无害。若为之，则须就古人绳墨，方不为苟作。天机自发，亦不容己，但勿专耗心力于此可耳。 良马见鞭影而行，一粒金丹便脱胎换骨，岂在多邪？贤辈于此事尚未悟入。且须蓄养深厚，不愁不得，多作无益，老僧为汝得彻困也。 有字然后有句，有句然后有篇，此亦具名句文三身。一字疵类，绝不可放过，方见精纯。 诗亦人人性分中所有，唯须学而后成。“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即比兴之旨。诗贵神解，亦非自悟不可。五言先从《选》体入（“选体”之称实未当，以汉魏直至齐梁，其体格亦数变矣。但习用久，姑仍之），以治经之余力为之，亦涵养性情之一助也（乐亡，则乐之意惟寓于诗，故知诗然后可与言乐）。 《乐府解题》：“竹枝本出巴渝，刘禹锡在湘沅，以俚歌鄙陋，乃依楚声作竹枝新词，教里中儿童歌之。禹锡谓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之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今观其辞，如：“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则近似吴歌子夜之类，盖郑卫之音也。贞元、元和间最盛行，亦唐诗之衰音。偶以遣怀，未为不可，然其音节亦不易谐。 作诗先求脱俗，要胸襟，要学力，多读书自知之。江湖诗人摇笔即来，一字不可看，俗病最难医也。宁可一生不作诗，不可一语近俗。俗病祛尽，方可言诗，佛氏所谓“但尽凡情，别无圣解”也。 咏史诗须有寄托，意在陈古刺今，方见诗人之志。古人于此等题皆不苟作，非徒叙事而已，此不可与述祖德诗并论。 排律要篇法谨严，字句精炼，最不易作。 诗不可苟作，旧日文士积习，言下无物，无所取义也。 严沧浪以“香象渡河”、“羚羊挂角”二语说诗，深得唐人三昧。“香象渡河”，步步踏实，所谓“彻法源底”也；“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于法自在”也。作诗到此境界，方是到家。故以“香象渡河”喻其实，谓其言之有物也；又以“羚羊挂角”喻其虚，谓其活泼无碍也。 卫武公，大贤也，《抑》之诗末后数章，其言痛切。《小序》以为刺厉王，朱子全释作自儆之辞，意味尤深。 古来词人利弊，此难具言。以诗为比，太白如苏、李，后主如子建，温、韦如晋宋间诗，北宋诸家如初唐，清真如少陵（律最细，词最润），梦窗如义山。以是推之。 诗律亦要自悟。词本乐府之极变，深于唐诗者，不患不能词，然其流近靡。惟太白为祖（以其不靡），李后主是词中之子建，《花间》《草堂》虽风华绝代，实亡国之音。两宋名家，何烦具举，苏、辛颇有风骨，不善学则近祖。莫如先学诗，为能识其源也。 须多读古诗，选择一两家专集熟读，字字求其懂，乃可触类悟入，知古人作诗有法度，一字不轻下。扬子云曰：“读赋千篇，自然能赋。”此甘苦之言也。然读而不解，与不读同。诗即能工，而胸襟不大，亦不足贵。忧贫叹老，名家亦所不免，非性情之正也；贫而乐，乃可与言诗。且先读陶诗，毋学其放，学其言近而指远，不为境界所转而能转物，方为近道。明道作康节墓志云：“先生之于学，可谓安且成矣。”陶诗佳处在一“安”字，于此会得，再议学诗。 学诗宜先读陶诗及《唐贤三昧集》（《古诗源》亦可看）。不独气格不可入俗，亦当领其超旷之趣，始为有益。袁简斋俗学，无足观也。 此事趣舍，亦惟其人，自古名家，各从所好。大抵境则为史，智必诣玄，史以陈风俗，玄则极情性。原乎《庄》《骚》，极于李杜，建安史骨，陶谢玄宗，杜则史而未玄，李则玄而不圣。挈八代之长，尽三唐之变，咸不出此，兼之者上也。自有义学、禅学，而玄风弥畅，文采虽没，而理却幽深，主文谲谏，比兴之道益广，固诗之旨也。唐宋诸贤犹未能尽其致，后有作者，必将有取于斯。若夫摆脱凡近，直凑单微，随举陈言，皆成新意，累句芜音，自然廓落。但取自适而无近名，舍俗游玄，绝求胜之心，则必有合矣。流变所极，未知其终。如今曰“背景”，犹之史也；亦曰“灵感”，犹之玄也。特言之尚粗，未臻于妙，而遽忘其朔，遂谓古不足法，斯则失之愚耳。 五言必宗晋宋，律体当取盛唐，下此未足为法。大抵选字须极精醇，立篇不务驰聘，骨欲清劲，神欲简远，然后雕绘之巧无施，刻露之情可息，自然含蓄深厚，韵味弥永矣。 律诗最忌句法平板，气格卑弱。 诗中用理语须简择。 凡咏物寄托之辞，题目虽小，寓意要深，方不为苟作。 凡和诗，须与原唱相应。 学诗，选句先求清新，习熟字须避免，格调务须讲求，句法要有变换。少陵云“老去渐于诗律细”，“细”字须着功夫始得。 近体诗虽是末事，煞要功夫，入理语更难。寻常俚浅熟滥之词，实不足为诗也。 多读古人诗，自解作活计。 绝句下用对偶，须见力量。 绝句贵神韵，太朴质，则与俚俗同病。 绝句要流转自如，语尽而意不尽，忌平铺直叙。全用排偶，则似律句中截出矣，杜五绝中多有之，未足取法。 欲写闲适之境，以太白《碧山》一首最为可法，右丞辋川诸五绝亦难到。 古诗用韵，须明古韵。先看段氏音韵，亦可依据。如“庚”、“青”在同部，可通押；“真”、“蒸”、“侵”三韵在异部，不可杂用。多读古诗自知。 歌行先须讲篇法，次须讲音节。第一忌芜音累气，易成冗蔓。作诗要有气格，歌行尤重。 律句宜少用虚字。 近体入理语要超妙，否则不似诗。绝句尤贵韵致，通首用字亦须相称。 绝句用拗体，便全首拗，音节入古，亦可喜。若祗用一句拗，每苦音调不谐。唐人绝句皆入歌，故尤以音节为重。 山谷《快阁》诗云：“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人多赏其雄放，不知乃自道其智证之境也。凡诗中用寻常景物语，须到境智一如，方能超妙。忌纯用理语填实，便嫌黏滞。 后山学少陵，极有功夫，亦失之于瘦。其生处可学，涩处不可学。山谷才大，有时造语生硬，亦病于涩。东坡亦才大，但多率易，则近滑。从宋诗入者，易犯二病。少陵虽有率句，却不滑；虽有拙句，却不涩。义山丽而近涩，香山易而近滑。此亦不可不知。 诗中着议论，用义理，须令简质醒豁与题称。虽小篇，亦当步骤谨严。 “不学诗，无以言”，诗教亦是开权显实。若是灵利汉，举起便悟，不为分外。 熟玩盛唐，自知利病。能于四十字中不着一间字，则近之矣。 作意先欲分明，再求深婉；遣词先欲妥帖，再求精练：然后可议声律。切忌晦涩率易，下字不典。词虽不及诗之博大，亦殊不易工。 大凡作绝句，须宗盛唐，要气格雄浑，音节高亮，方合，选字不可不慎也。 和韵全要自然，切忌生凑。 凡律诗，第一要讲求音节，多读三唐可悟。 禅要活，诗尤要活。 古诗用仄韵，上句末字平声，至多到三联必须改用仄声字，否则便无顿挫，读之不成音节。 以幻为真，是颠倒见；以真为幻，亦是颠倒见。真幻二俱不二，乃悟一真一切真。诗中理致如此，方是上乘（原作咏阳朔山水有句云“记取真山是假山”，先生改云“莫认真山作假山”）。 做五律要诀在字字警切，而气格安舒，不可着一泛语，方为得之。 律诗入经语最难。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作诗须具神通自在，乃有无入而不自得之妙。 唐人五律中，孟浩然能以古为律，往往不觉其对偶，此专以气胜者。 孟诗高浑超迈，乃诗中之逸品。 刘静修出于《击壤》，而文采过之。 东坡尝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特托物起兴，缥渺幽微之思，亦如云气变化，乃臻妙境。 先生为学者改《云海图诗》，有句云：“应知天路近，不碍白云禅。”批云：洞山参龙山尊者，问“如何是主中宾”，曰“青山复白云”。禅家多以青山表体，白云表用。又：“白云端禅师，杨歧下尊宿。”又批：大山出云，喻从体起用。然此不可泥，有时亦以云表障碍。 凡感时之作，须出以蕴藉。选词第一要雅，用意尤不可怒。 俗语以四时为四季，奇谬奇俚，万不可入诗。 近体入理语最难，过拙则不类诗矣。 诗以道志，须“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方有好诗，不可强也。 凡近体入理语，须是变化无学究气方佳。 凡作诗，不可着闲言语，亦不可着一间字也。 诗者，志也。志能相通，则无不喻。但用事须有来历，体格气韵亦别有工夫，此则非学之深且久未易骤悟。今人不学诗，诗教之用不显。然其感人不在一时，虽千载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仍是不失坏也。 后山、遗山二子，皆学杜而能得其骨者。 昨日作得一诗赠子恺（见《避寇集•赠丰子恺》），草草写去。夜来思其中字句尚有未惬，今改定别写一本附览，当以此本为正，昨所寄子恺初本便可废之。此为子恺说法，于此悟去，便得画三昧，亦是诗中上乘。歌行非理事双融、境智具足，未易下笔。此诗气格声韵均恰到好处，贤辈于诗用力未深，观此却可以资助发也。 国已不国，容身何处。明末桂王犹能支持十二年，今无瞿忠宣其人，真不堪设想也。朝野上下犹掩过饰非，自扬功烈，曾无哀痛罪己之意，此亦从来所无。虽同是门面语，并此而亦讳言，涂饰欺罔，举国以为当然，真可异也。吾心恻然不能已，作得五言长篇一首（题曰《革言》，见《避寇集》），今以附览。前寄子恺是变风，此却是变雅，可当诗史，不为苟作。“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希”，格局谨严，辞旨温厚，虽不能感时人，后世必有兴起者，贤辈勉之。 “瘠土人夭”，“夭”字可改作“细”字。《淮南》亦云“沙土之人细”，“细”字双关，字面亦较润也。（“瘠土人多细”句，见《避寇集•花朝》第一首） 后四句想入非非，言神相所不能识，龟策所不能知，时人所为微妙也。今之有国者其眩惑以求之事实，等于怪迂，故以封禅为喻。（诗为《避寇集•花朝》第三首） 昨复偶成一诗（《避寇集•题击壤集用人字韵》），诗律颇细。人韵一联，仍以陶诗对杜诗（《忆昔》第二首）。杜则反用其意，用陶下一“甘”字，将陶公一诗精神托出，颇见力量。陶《饮酒》二十首，此为最末，乃其真意所寄也。“吹剑”用《庄子•则阳篇》语。“栽花”羌无故实，然颇与杜诗“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相似，而简远过之。结语乃出本题，实则读《山海经》亦偶以寄兴而已。 昨因听鸟声得二诗（《杜鹃行》《听鹂》，并见《避寇集》），此非好事之过，亦是自然流出。不特可悟唐贤三昧，亦可由比兴之旨而得取象之道耳。 《清明忆杭州》（《避寇集》上改题为《归思》）首二句“长”字改“多”字，“犹”字改“时”字。此诗亦有寄托，非仅怀乡之情。凡人未悟自性皆为客子，悟后之言则为乡音。如此会去，则此诗亦非苟作矣。但此诗不可流布，以杭州尚陷虏中，亦恐人误会也。 昨复得歌行一首（《避寇集•大麦行》），汉乐府有是题，少陵拟之，其义似未及今日之广。《诗序》：“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此或可几变雅之遗音，初不为一国一人而作也。诗成自咏，音节天然，似尚有元气。此理终不可灭，但可为知者道耳。贤辈听吾讲说，似尚不及读吾一诗，若有入处，亦堪与古人把手共行矣。结语不暇自哀而哀他人，此《春秋》广鲁于天下之旨也。 昨得二诗（《野兴》，见《避寇集》），感于苏、日缔约之事而作。聊示诸贤，存此变雅之意。 昨夜月色甚佳，睡醒闻雷雨，于枕上得一律（题曰《闻雷》，未收入诗集），聊以写示。世事皆作如是观。以平淡出之，诗自圆转无碍，此乃渐近自然。看来欲拔俗，非深于诗不可，胸中着数首诗，亦可减去俗病少许。亦有诗而俗者，乃非诗。诗与俗觌体相反，犹阳虎之论仁富也。 脱俗须具悟门，诗中实有三昧，古来达道者多从这里过。然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直须自悟始得。吾言亦犹谷响泉声耳。既有好乐之心，不患不能深入也。 《瘗猫》第二绝（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全用公案，然非作意安排，亦是自然流出，此亦偶得之耳。 顷写示三绝句（《暑夜偶成》和《秋词》二首，均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其一洒落，其二深婉，此绝句中正声，可开后人悟门，不为苟作。“汉将”一首喻安危利灾者自诩智计，“秋风”一首指宣传多非事实。 夜来将《儒佛箴》（后改题《童蒙箴》，见《濠上杂着初集》）了却，此亦自然流出，虽不必有益于今，却可俟后。终日对俗客无谓，了此亦以自解，尚不空过。贤辈他日到此田地，方觉此语亲切，亦望勿以闲言语视之。着得些闲言语，亦是学也。 昨夜和少陵二律，意犹未尽，复成一首（《八月十五夜月》，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似和韵为胜，然衰飒之音，亦是自然流出，不可强也。 梅圣俞论诗：“须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方为善。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此语得之。拙诗多入理语，却各有面目。昨复得二律（《遣俗》《禁诗》，并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安题颇有意思，二篇颈联颇警策。亦聊与诸友一览，多则可厌，亦不苟作也。 偶得《数名诗》二首（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虽出以游戏，随手拈来，一俗一真，相映成趣，亦颇圆转自在，聊复写与诸友破颜一笑。此类体裁祇可偶一为之，非诗家之常则也。 《独漉篇》（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高陵”“深谷”句，“前”“后”二字须改作“上”“下”（刻本遗漏未改），增“往而不反”两句，意方显豁。少陵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学记》言：“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安”字最有意味。盖一字一语未惬，犹是功夫不到也。 《寓言》一首（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颇细，但难会耳。 《善哉行》（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声闻先退”，“先”字须改“屏”字。 昨方戏作《杂拟》七绝（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老来亦谬作绮语，然却是好诗，欲以相示。其间用事稍隐，别纸疏示大意：（一）讥倭使聘美；（二）见某领袖参政会演词，自居不世之功；（三）为参政会通电补作；（四）交战国如博徒，各言最后胜利；（五）谓战报多夸而少实；（六）罗、邱宣言不惟不能弭战，益使诸夷以利器为可恃；（七）苏、德战未决，中国亦以反侵略阵线自豪。 昨偶得二诗，亦是缘感而作。然闵乱之言，初不为一国一时，颇得诗人深旨，聊与诸贤一览。吾自信于五言最熟，此事亦分付不着人，自适其适而已。（诗为《避寇集•花朝》第一、二首） 欲钞存拙诗，以时日先后为序，卷端亦须着大题，以备他日删订则可。但赠答诸篇，安题须简。尺牍称呼题款，俱当省去，亦勿杂入他种文字，方成诗稿款式。其实老拙并非有意为诗，有时率尔成篇，亦不欲尽存。钞之徒费日力，亦无益于学诗。若能于一、二句下触发，会心处正不在远，如此方不虚费耳。 《伏涨》一首（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真谛俗谛一时毕露，不可作寻常言语会也。杨大年薄少陵为村夫子，使见此，或当爽然。贤辈犹以诗与道为二，吾是以不多说也。 昨偶思为琴曲，于枕上得一章，题曰《思归引》（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虽嫌过质，而音节颇谐，以理语入歌，亦变调也。 谢先生《飞仙亭》原作以境语胜，拙作（指《次韵和啬庵飞仙亭诗》，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则似以理语胜，但俱难得解人耳。 朝来日出，隐深雾中，其光微透，映窗牖如雪后景，颇有虚室生白之象，因得一诗（《冬日病起见晨光熹微写示山中诸友》，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聊以写示，未足存耳。 怀人之作（《岁暮有怀诸故旧》），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但寓怀旧之思，亦寄沧桑之感，此亦与人交之道。诗格颇具变化。世俗浇薄，友朋间多落落如路人。吾诗不必求人喻，但存此一段意思而已。 《日食》一首（见《编年集》癸未上卷），说理颇自如。 《杂释》数首（见《编年集》癸未上卷），皆说理而不失为诗。诗与逻辑非尽相违，此乃十二面观音，随处与人相见，不妨变现不同，如此方许以诗说理。诸友忽得法眼净时，便可唾弃矣。 “意生身”本谓菩萨境界，天上人间，随意寄托，生死自由，不同众生随业受生，为业所缚，不得自在。不论善道恶道，皆属业报身也。诗（《风》第一首，见《编年集》癸未下卷）乃借用，但谓祸福无不自己求之，即业由自作之义，非用其本义也。 《蜗牛行》（后改《蜗角行》，见《编年集》癸未下卷）“不知休”三字当改作“驱貔貅”。 酬啬庵诗第一首（《得啬庵中秋日见和之作再酬二首》，见《编年集》癸未下卷）第六句“哳”改“淅”，第八句“消”改“除”。 今日寄答沈尹默一诗（《上九得尹默和诗奉谢》，见《编年集》乙酉上卷），风格峻整，音节高亮，律诗中上乘也。又《独坐》（见同上）一首，意境超妙，亦非衲僧家偈颂所能到。 前见希之与星贤书，以足开宗派见推，不唯老夫不敢，意亦不欲，以向于吕紫微江西宗派之说不满也。因此作一绝句（《希之与星贤书，以开宗派见期，衰陋不足语此，因答希之，并示诸友》，见《编年集》乙酉上卷），聊示诸友，览后可寄希之，使知之。 今日寄答钟山、希之一诗（《得钟山上九日自重庆见寄诗，约春水生相即于乐山，同日得希之贵阳人日见怀之作，喜而作此，寄答钟山并示希之》，见《编年集》乙酉上卷），中有“黑豆”“黄梅”一联，自谓不减谢先生见和“巴舞”“蜀才”之句。大凡友朋赠答，俱有意义，不是空言，亦可以润枯槁，但不识药者不感兴趣耳。 今日寄怀叶先生一诗（《寄怀叶左文兼为其六十寿》，见《编年集》乙酉上卷）。渠今年整六十，因以寿之。向来不作寿诗，今于叶先生破例为之，亦以念旧之情不能自已也。“万山”“百代”一联，亦非叶先生不足以当之。 诗中因柳起兴者，多叙离别征戍之感，此以《小雅》“杨柳依依”为祖。若泛言景物，意味已浅。大凡遣词造意，先须审题。如此题（原作《拟道上见杨柳》，后改《拟柳枝》，见《编年集》乙酉上卷）亦以作绝句为宜，不宜作律句。渔洋《秋柳》乃咏史体裁，又当别论。远征军乃今日事实，故不曰“远行”而曰“远征”。 《寇退口号》（见《编年集》乙酉下卷）第二首“空村故里无人过”，“过”改“问”。第四首“受降城外水连天”，“水”改“海”。 在山（莫干山）作得五言一篇，寄藻孙。此诗有议论，气格颇似少陵。吾后此亦不能多作，亦更无人能知其利病。发言莫赏，兴味无存，未可如何也。 住山（庐山）两月，绝少游陟，得诗颇不少，皆遣兴之作，率意出之，尚未孤负此山，不为空过而已。 《庐山新谣》多以新事物、新思想入古诗，尚不触目。吾不自知其进邪、退邪，聊以自遣而已。 《漫兴》两首（“层城楼阁”“倦眼登高”，一九六〇年作于屏风山）颇有新意，可略见一斑。山中绝无朋友游从之乐，独谣自遣，乃厨川所谓“苦闷的象征”，烟士披里醇云乎哉。写至此，掷笔一笑。 诗以道志，大抵所感真者，其言亦真。然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吾体物之工不及古人，但直抒所感，不假雕绘，尚不为苟作而已。 今日得此诗（《客思》），聊复写寄一览。理境益深，解人益少。庞道玄云：“日用事无别，惟吾自偶谐。”此诗愉韵一联（暂遣幽忧邻戏谑，独持枯槁近恬愉），亦吾之偶谐三昧也，皮肤脱落尽，惟有一真实，语弥质而情弥真，然言淡而无味，但可以道情目之，非诗也。 近作近体五首（《还湖上口占》《偶成》《潦后感》《婺杭道中》《隤风》），前二洒落，中一深稳，后二超旷。虽率尔之作，颇有新意，亦近自然。 此三昧境也，会此，则一切声皆此声。然言诗则寒瘦，可发一笑（此就一九六三年所作《天寒入市就客馆取暖口占》言）。 《雪晴》一首颇似治世之音。《人日雪》则为中印边界问题而作，亦绝句中上乘。 皋亭植树，复得一诗。墟墓日近，感不绝心。然以诗言，固从天性流出。负土之志，乃是诚言，非同壮语（诗有“誓将负土补天工”句）。 偶得一律（《苏庵约游玲珑山未果》），尚洒落，今以写奉，可资助发。 衰朽不能为新体诗，今试以旧诗咏新事（《喜闻核试验成功》《送青年至农村劳动》），未知有当于古为今用之旨否？ 昨寄绝句，首用“丰亨萃聚”，字未惬，应改作“销兵猛志压群雄”较为醒豁。五律昨所作者不及今作，然究竟古典气太重，虽庶几治世之音，不可以喻俗也。 昨为诸子改诗，不惬老僧意，因更成一律（《上巳日偶成用前韵》，见《避寇集》），却不是凑韵。于此可悟比兴法门，颇有羚羊挂角之意。此亦胸襟流出，拈来便用，山谷所谓“不烦绳削而自然合辙”一也。 《乐记》曰：“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陈氏《集说》曰：“人之处心，虽当放逸之时，而忽闻哀怨之声，亦必为之恻然而收敛，是哀能立廉也。”《小雅》怨诽而不怒，圣人录之。近偶为诗，亦是恻怛动于中而自然形于言者，亦自觉其衰飒，怨而未至于怒，哀而未至于伤。杂以放旷则有之，然尚能节，似未足以损胸中之和也。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苕之华，芸其黄矣，心之忧矣，维其伤矣”，此变风变雅之音也。乐天知命，为自证之真；悯时念乱，亦同民之患：二者并不相妨，佛氏所谓悲智双运也。但所忧者私小则不是。 予尝观古之所以为诗者，约有四端：一曰慕俦侣，二曰忧天下，三曰观无常，四曰乐自然。诗人之志，四者摄之略尽，若其感之远近，言之粗妙，则系于德焉。因草是篇，以俟后之君子推而广之（《诗人四德序》，见《编年集》甲申下）。 既曰《漫与》（见《编年集》癸未上），自非有所指目，不为一人而作。楼子和尚闻山歌而发悟，歌乃与彼无干。即沧浪孺子之歌，亦自称口而出，本无寓意，圣人闻之，便教弟子作道理会。诗无达诂，本自活鱍鱍地，不必求其事以实之，过则失之凿矣。禅语皆以“到家”喻见性，“客子”喻在迷，用惯亦不觉其赘。“越鸟背南”乃谓向外，“门前式蛙”实讥渎武。第三首系用《紫芝歌》，亦泛言天地否塞之象而已。 胸中着得几首好诗，亦可以拔除俗病。 说王壬秋题扇诗云：此人一生学《老》《庄》，故其论扇，以为见捐者恒为纨素，常见者反在蒲葵。至于文人画家之所题绘，往往藏之箧中，备而不用。总之，其意以为用者不好，好者不用而已。颇得老庄之旨，然非有道者之言也。 作诗贵有比兴之旨，言在此而意在彼，方能耐人寻味。唐诗云“夜半钟声到客船”者，无人相送，不胜寂寞之感也。“轻烟散入五侯家”、“帘外春寒赐锦袍”者，君恩只及贵幸也。“乐游原上望昭陵”者，虽以罪言去官，而眷眷不忘故主之恩溢于言表。昭陵，太宗之陵也。“众鸟高飞尽”，以比利禄之徒；“孤云独去闲”，以自况也。“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言山色之外，不堪举目也。 问黄仲则“十有九人堪白眼”之句，先生笑云：何笨重乃尔，了无余味矣。 《选》诗非熟读不可。唐诗当取盛唐之音，晚唐多失之纤巧，清人诗不看可也。 渔洋《万首绝句选》颇好，《古诗选》次之。渔洋亦长于绝句者。绝句须流利，古诗可出以郑重。《唐诗三百首》中绝句多佳。 七言绝句平起，第二句第三字必须平声，音节乃调。单拗一句，应在第三句，否则全拗。 伯夷、叔齐扣马之谏，见《吕氏春秋》，盖即太史公所本。然《采薇》之歌体裁不类《三百篇》，反与后世《紫芝歌》有相似处，当是春秋战国间，诸侯以暴易暴，民怒沸腾，而又不敢直指当时，托古以讽之作耳。 论《白沙诗教》云：白沙自叙甚好，湛甘泉序便嫌太长。 谈旧作《寄答洪巢林》（见《蠲戏斋诗前集》下）云：“今月犹古月”言性，“晴云杂雨云”则说习气也。 宋诗兼融禅学，理境过于唐诗，惟音节终有不逮。宋诗中山谷、后山为最，荆公次之，东坡、放翁又次之。苏门六君子颇有青出于蓝者，以视韩门诸子才学均出其下者，有过之矣。 谈旧作《再答啬庵兼示巢林》（见《蠲戏斋诗前集》下）云：“一庭白雨群疑尽，满目青山万法如”。上句用《易•睽卦》，下句对以佛经。 谈旧作《题钟氏父子乡试朱卷》（未刻）云：制举时代犹非寝馈经术，文不能工。顾亭林《日知录》慨叹唐宋诗赋变为制举，今则每况愈下矣。此题无话可说，籍端兴感而已。“四本清言”，原论不传，《世说新语》犹可考见。以对“五经异议”，甚工。“坏壁弦歌”，以喻钟文；“空仓雀鼠”，以喻今日也。 谈旧作《答赵纶士元日见赠》（见《蠲戏斋诗前集》下）云：起句以原诗用陶诗，即以陶诗之意答之。颔联羌无故实，“麋鹿窥牖”指赵来访。颈联“同坑”、“异土”、“处梦”、“经年”借用禅语，属对自然，一喻人性皆善，一喻时间之幻。结语活鱍鱍的，“梅边”、“柳边”随人自会。论学术，则如朱子所谓“高明者蹈于虚无，卑下者流入功利”。论时事，则同为功利，又有两派，不是左派，便是右派。实则悟到“同坑无异土”便无“梅边”、“柳边”矣。夫子言“有鄙夫问于我，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两端便是梅柳，鄙夫便是儿童。随物所见，即物起兴，信手拈来便是。可见诗人之皆多不易会。 谈陶诗云：殊不易读。举《连雨独酌》一首云：此在集中，词句多拙，而确系渊明说理，自道所悟境界语。“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便是忘情先后。“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以喻一念周遍法界。“顾我抱兹独，僶俯四十年”，造语奇异，岂有饮酒而须“僶俯四十年”者？是知“独”者，独知之境界也。又《饮酒》之十三云：“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屈原对渔父言“众人皆醉我独醒”，以为醒胜于醉；靖节则自托于醉，以为醉胜于醒。“规规一何愚”，言醒者之计较利害也。“兀傲差若颖”，言醉者之忘怀得失也。“寄信酣中客，日暮烛当炳”，若曰当续饮也。是故其所为酒，不必作酒看；其所谓醉，不可作醉会。吾尝谓靖节似曾点，以其绰见天理，用现下语言说现前境界、本地风光，略无出位之思。所谓“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者，于此为近。 作诗亦须自有悟处。陶诗好处在于无意超妙而自然超妙。论者言颜诗如“错采镂金”，谢诗如“初日芙蓉”。谢之视颜，自是较近自然，然犹有故意为之之处。陶则本地风光，略无出位之思，不事雕缋而自然精炼。似此境界，却不易到。东坡和陶尽多，无一首相似。如《和饮酒》云“三杯亡六国，一盏销强秦”，则剑拔弩张矣。王摩诘诗自有境界，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一首，大似陶诗。《辛夷坞》“木末芙蓉花”一首，亦是眼前景物，信手拈来。 诗贵含蓄，忌刻露，意在可见不可见之间者为佳。李太白“众鸟高飞尽”两句尽好，“相看两不厌”两句便失之刻露。宋诗刻露益甚。《三百篇》亦有刻露之作，如“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等。然亦有须各人自己理会者，如“箨兮箨兮，风其吹汝”，《诗集传》以为淫女之辞，以予观之，意味深厚，类似《风雨》《鸡呜》之章，当是贤人处乱世，以危苦之词互相警惕而作。予尝有意选诗，但其事殊不易，唐一代已自浩博矣。 诗人闻道者固不多。就诗而论，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而已。亦非是教人不学诗，但古之为诗其义大，后世之为诗其义小耳。 为人改诗，有句云“万国河山经乱日，一天风雨未归人”，时方避寇在蜀，故云。 谈旧作《寒露菌》（见《蠲戏斋诗前集》上）云：此诗乃刺时讽世之作。“怜彼根蒂微，岂识秋旻高”，讥政客也。“出门虎迹乱，倚树方鸣鸮”，言天下之乱也。“寄语采芝人，勿受商山招”二句点题，用四皓应吕后之招，卒为出山事，又四皓尝有《紫芝歌》也。 严羽《沧浪诗话》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实则此乃一往之谈。老杜“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知学力厚者所感亦深，所包亦富。但如王壬秋教人学诗，纯用模仿，如明七子拟古，章句不变，但换字法，自是不可为训耳。《易》云“修辞立其诚”，诚之不足，则言下无物，近于无病呻吟，当然不可。乃至音节韵律，亦须是学。唐人音节极佳，宋人则虽东坡、荆公、山谷、后山诸贤，诗非不佳，而音节则均逊于唐矣。说至此，适有鸡啼，因言鸡啼亦有抑扬，牛鸣亦有雄壮意味，仿佛律应黄钟之宫，鸟语转变，自然成韵。乃至《高僧传》记佛图澄听风铃而辨言语，事虽奇异，亦有此理。铃既无心，风亦无意，相遇成韵，听之者适逢其会，心有所感，遂若闻其谈说，理自可通也。《乐记》：“声成文谓之音。”“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韵律亦须学，多读自然见得。至于白话之漫无音节者，则终不能成立。西洋诗亦有抑扬高下音韵，而十四行诗格律谨严，亦岂漫无准则耶？ 先生与叶左文、陈伯冶同游衢州烂柯山，登石梁，成纪游诗一首（见《蠲戏斋诗前集》上）。因谈叶先生博闻强识，熟于《宋史》，方以《宋会要》（自《永乐大典》辑存，原书久佚）校《宋史》，又见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放翁年谱》错误甚多，另成一书。惜其溺于考据，读书而不致力穷理，纪游诗暗示此意。叶先生诗云：“石渠凌空起，马子在上头，我与伯冶父，梁下空搜求。”盖深致推服，亦自承考订之事贤于博弈而已。 先生游金华北山三洞，成七言歌行一首（见《蠲戏斋诗前集》上），出示学者云：五言求其谨严，七言歌行则须有开阖动荡之势。此诗可谓盛唐之音，山谷、荆公均不能到。诗人所感，每以眼前景物兴起，所感深者，理趣亦深。读诗者须有同感，便与诗人之心合而为一，犹治义理之学至于纯熟，则其心与圣人之心合而为一也。唐诗说理者少，李东川（颀）能之，《杂兴》一首确是好诗。吾此诗音节似之，而说理较大。 谈《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见《避寇集》）云：老杜有此风格，无此议论，以其所见者小也。吾诗首四句先言处灾变之礼，次言祸乱之源，次言飞机之惨忍，次自述，兼及故人。避兵桐庐，祗用“逝从大泽钓，忍数犬戎厄”二语一点，层次井然。宋铿、墨翟虽非攻寝兵，其意犹起于功利计较，故终无补，犹今之和平会议也。“磔轹”二字用以形容爆炸之惨，甚得当。“登高望九州”二句，老杜能之。“甲兵其终偃”二句系倒装句法，老杜亦能之。“儒冠甘自弃”二句用字有谢诗意味，非老杜所能。结处二句甚有力量。通篇一字难移，可传之作也。又云：劳者之歌，少苏其气，此亦出于自然，不容强勉。即如全用仄韵，乃有悲痛之音，亦是下笔自来，莫之为而至者。 《留别杭友》一首，音节哀而促。《郊居述怀》一首（见《避寇集》），较为舒缓，虽在患难，词不迫切。前篇礼意重，故谨严；后篇乐意多，故和易。 谈《村舍偶成》（见《避寇集》）云：此诗大似老杜，末二句饶有精采，足见怀抱。无此，则为闲适诗，不切时局矣。 先生说杜诗“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两句用叠字，即以状落叶、江涛之声。因自述《和肇安法师落叶诗》云“梦中一夜萧萧雨，脚底千岩飒飒风”（见《蠲戏斋诗前集》下）字法相同，又《病怀》云“一春黯黯长逢雨，四海茫茫久罢琴”（同上）亦用叠字。 先生尝有意选诗，学者请问义例，答云：或问王辅嗣《易》以何为体，答曰“以感为体”。余谓辅嗣此言未尽其蕴，感者《易》之用耳。以感为体者，其惟《诗》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即感也。感之浅者其言粗近，感之深者其言精至。情感所发为好恶，好恶得其正，即礼义也。故曰“发乎情，止乎礼义”，“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孔子说《诗》之言也。诗教本仁，故主于温柔敦厚。仁，人心也。仁为心之全德，礼乐为心之合德，礼乐由人心生，是以《诗》之义通于礼乐。程子曰：“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故《易》为礼乐之源，而《诗》则礼乐之流，是以《诗》之义通于《易》。政事之得失寓焉，是以通于《书》。民志之向背见焉，是以通于《春秋》。六艺之旨，《诗》实该之，诗教之义大矣哉！（文章亦可以此选取。班《志》列辞赋、诏令两类，词赋本于《诗》，诏令本于《书》，后世选本《文章正宗》尚知此义）《三百篇》以降，代有作者。后之选者识不及此，各以己见为去取，或求备乎体制，或取盈于篇章，博而寡要，于义无当也。吾尝欲综历代诗总别诸集及论诗、评诗诸作，博观而约取，删繁而撷要。其世则汉魏六朝唐宋辽金元明清，其体则乐府五七言歌行律绝，其义则风雅正变，足以考见一代民志之所向，国政之所由，世运之升降污隆皆系于是。好恶不失其正者，大抵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体不求备，惟其人，所以昭其志也；断代著录，所以着其事也。详其来历，通其旨意，以便教学。善读者潜心以求之，庶几继轨《三百篇》，而六艺之旨可以概见。以是为教，其必有感发兴起者矣。今者，遭世衰乱，书史荡析，避处空山，无复取材之资，岂天之将丧斯文耶？虽然，使世有好学深思心知此意者，踵吾规模而为之，则是书也固不必自我成之矣。 《诗大序》及郑康成《诗谱序》两文，说诗之义尽之矣。《大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诗谱序》云：“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弗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吉凶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于是止矣。” 先生说《丁丑除夕书怀呈叶君左文》（见《避寇集》）云：此诗用经说理，义兼赋比，沉痛不减老杜，而理境过之。“嗟予德未修”两语，自六朝以来诗人未尝说及此也。 先生自言：四岁就学，从何虚舟师读唐诗，多成诵。师尝问诗中最爱何句，脱口应曰：“茅屋访孤僧。”师异之，以语先君云：“是子其为僧乎？”今年已耆艾，虽不为僧，然实自同方外。当时甫四龄，岂知此诗意味，然竟以此对者，过去生中习气为之也。山谷八岁诗云：“□□长风吹上天，吹到玉皇香案前。为语当日黄庭坚，谪在人间已八年。”亦绝不类小儿语。《大智度论》中有佛弟子毕棱伽婆嗟为阿罗汉，尝欲渡河，呼河神为“小婢”。河神诉之佛前，佛嘱陪礼，即曰：“小婢，我今忏谢汝。”河神不悦，以为戏侮。佛云：“是其心中，我慢确已净尽。但彼过去五百生为婆罗门，尚有余习未尽耳。”河神不服，因喻之云：“如以香水储瓶中，倾泻出之，涓滴无余，不可谓非净尽。但以鼻嗅之，则香气犹在，此即余习之谓也。”可见习气廓落之难。 宋诗山谷、后山均佳。放翁以多为贵，仅比元、白，视白尚有逊色。梅圣俞虽尝见称于欧阳公，而意境殊不高，非上乘也。 湛甘泉说白沙诗为诗教外传。往年见而好之，比更展视，颇惜其说之繁。孔子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但云：“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着一二虚字而已。《棠棣》之诗，本怀人之作，孔子说来，则成讲道之诗。亦祇云：“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皆着墨不多，而意味自足。《诗•小序》虽不尽可据，亦无支蔓。 李峤《汾阴行》、元积《连昌宫词》，虽去《三百篇》远甚，犹是风人之旨。 吾《赠贺昌群》诗（见《避寇集》）有云：“灵山咫尺能相见，玉海千寻不可量。”上言道不远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下言性德无量。《南齐书•张融传》：融善玄言，自名其书为《玉海》。或问何义，融答曰：“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比喻体用兼备。其后王应麟亦以《玉海》名其书，然王书乃为制举而作，未称斯名也。 先生为贺昌群改诗一联云：“伊洛渊源归太极，唐虞事业讯鸿蒙。”因言此联甚工。太极是理；鸿蒙则元气也，见《庄子》。下句即“一点浮云过太虚”之意。 问诗。答云：盛唐音节响亮，句法浑成，晚唐便失之雕琢。宋诗音节便哑，虽荆公、山谷亦然。东坡于诗并不用功，祗凭天才，失之率易。王壬秋教人为诗，篇模句拟，大类填词，方法太拙，往往祗具形式。渠长于《选》体，歌行亦能为之，而短于律诗、绝句。张文襄亦颇能诗，晚近则有陈散原、郑孝胥。郑诗颇类后山，固不必以人废言。陈石遗能评诗，所作诗话颇可观，及其自为之，乃不能悉称。樊樊山、易实甫虽摇笔即来，不为无才，而体格太率，仅可托于元、白而已。中国文学流派太多，历史太长，欲于各家各体一一沉浸精通，大非易事。是以胸中不可无诗，笔下则不必有诗。必欲学诗，古体从汉魏入，近体从盛唐入。先须泛观各家，继乃专看一两家，方有入处。选本如《唐贤三昧集》，专选盛唐，所收均好。至于综合历代精英汇为一编，分别加以论断，吾尝有志于是而未暇也。问总选如成，前五名当谁属。曰：李、杜、陶、谢（康乐）诸公足以当之矣。 王昌龄诗云：“赤日荡中原，烈火无遗巢。一人不见用，万里空萧条。”韩致尧诗云：“当街一盏辞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王诗益怒，韩诗益哀。吕本中诗云：“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倚栏干欲暮时。”谢榛盛称之，采入《四溟诗话》。此诗虽有迟暮之感，却无怨怒之意。池馆雪消，庶几治世先声。 古者朝聘往来，赋诗见志，以微言相感。微者，隐也，不必明言，贵在暗示。实则一切言语皆属于诗，真有至诚恻怛之怀，发之于言，自是感人。慈母之爱子，不学而能歌，赤子之于母，闻声而相喻，几以真情感通之故。即如吾今为诸子说此，谆谆之意，或有所感，亦是相爱无已之意为之耳。 杜诗最深厚，是儒家气象，但不能为绝句，惟《赠李龟年》一首为佳。谢诗最华妙，陶诗最玄远，太白最豪放。韩诗精练，柳诗理境格调学谢，用字用韵在韩之上，但不成大家，名家而已。绝句，王昌龄、李太白为佳。 学诗须读《三百篇》《楚辞》、汉魏晋宋各家，以及唐人。《唐贤三昧集》甚可观。 又须兼看诗话，如《苕溪渔隐丛话》等。《诗比兴笺》亦佳。 风、雅、颂是用，赋、比、兴是体。风则比、兴兼之，雅则用赋，惟颂最难。佛经赞颂，差可比拟，《圣经》赞美诗，亦英文中出色文字，后之人无复圣德，此体亦渐稀矣。读《三百篇》须是味其温厚之旨，虚字尤须着眼，如“庶几夙夜”之“庶几”字，“尚慎旃哉”之“尚”字，意味均甚深长。又如“大风夙退，无使君劳”、“缁衣之衣兮”云云，其言皆亲切恳挚，爱人如己，“道之云远，曷云能来”亦复同此意味。孔子说诗，但加一二虚字，如“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便自意味深长。程子亦善说诗，谢显道称之，见《近思录》卷三。 太白豪放，得骚人之旨；工部恻怛，有《小雅》之风。 论太白者，每以其好言神仙，歌醇酒美人而少之。由今观之，实多有托之词，未可据成说为定论。且彼言神仙，实曾修练，知丹诀。《吊比干》文，则儒家言也。《为窦氏小师祭璇和尚》文，则明于义学。文字亦皆上承六朝，异于韩柳，古人要为不可及也。 先生《和少陵夏夜叹》（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出示学者，因言：和诗有次韵、和韵、同韵之别。次韵以原作韵脚为序，一字不可移；和韵虽用原韵，而不拘次序；同韵则但韵部相同，不必原字。唐人不用次韵，荆公、东坡、山谷始多为之。山谷才大，驱遣得动，往往四和、五和而不相蹈袭，荆公亦佳，东坡和陶则有率易处。然宋诗音节终不及盛唐之铿锵，此则时为之也。和诗当过于原作，否则亦与之埒。吾欲和杜诗数十首，略存《小雅》之意，虽视杜未知何如，固当过于东坡。吾诗尚有古人轨则，而非模仿，惜此事亦难得解人耳。 杜诗《夏夜叹》佳处在“虚明见纤毫，羽虫亦飞扬，物情无钜细，自适固其常”四句，见其体物之细。以下兴起戈士之苦，则恻怛之怀也。细读之，觉其音调铿锵，此唐诗宋诗之别。 《太白集注》引山谷言有云：“太白乃人中麟凤，虽梦呓或作无益语，决无寒乞相。”此说良是。太白、东坡于义理固说不上，然天才豪放，胸襟洒落，不似今人满肚皮计较。 往在杭州时，曾梦成《诗人社会》一书，醒而怡然，犹记仿佛。将来得暇可为之，改号《诗人国》。断自屈原，一代不过数人，上下千载，集于一堂，高谈清言，各明素志，而采其集中杰作最足表现其为人者附焉。学诗者得此一编，胜读选本多矣。 《选》体诗当熟读。宋人荆公、山谷不可略，然不读《景德传灯录》，亦不能读山谷诗也。 谢无量先生说李义山《贾生》诗云：贾生但知有政治经济，汉文毕竟高超，二千年来帝王，几人解问鬼神事耶？其言超旷玄远。 吾诗在此时无所用之，亦没处说去，所谓“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也。吾方为古诗，忆平生所居首会稽，次西湖，次天台、黄山，次富春、金华、桂林，可各为一首，成十章（后祇写成七首，无桂林，有天目，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题为《七思》），但未尝亲至其境者读之便索然无味。读古人诗亦犹是也，不能得古人之用心，则味同嚼蜡。治义理之学亦犹是也，未尝亲证灼见，则闻而恐卧矣。 举贾谊《惜誓》“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圆方”，“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吊屈原》“凤翱翔于千忉兮，览德辉而下之”，及屈子《远游》“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以远游”等语示学者，因言：病莫大于俗，俗病最是难医。满腹计较，汩没日深，久乃习而安之以为乐，有欲振拔而出之者，非惟不肯相从，反而怨之。如身处战濠，巨炮轰击，飞土几没其顶，而不肯听人援手，自以为得，虽有力者亦未如之何矣。或问吾辈恐亦在汩没中，先生笑云：贤辈自是出来好！ 《鵩鸟赋》与《庄子》同旨，而语更简要，亦贾生胸襟超迈，乃有此文。 昔闻廖季平以《庄子》为《诗》传，颇觉可异。由今观之，《楚辞》实通于《易》，不明乎《易》，亦不能尽通《楚辞》也。 说《编年集》云：吾非欲以此博诗名，作诗人，欲稍存变风变雅之意，为天地间留几分正气耳。往者亦是全身远害之意多，恻怛为人之意少，故不愿流布。今则战祸日烈，是非日淆，此亦不得已之言也。 近作《善哉行》《短歌行》《独漉篇》（均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三首皆用汉乐府神韵，而理境之深，古今独步。 乐府诗《独漉篇》义取报父仇，《太白集》中所存则报国仇也。 杜诗排律出于齐梁，能得其细，此前人未发之论也。齐梁诗，向每病其绮靡，比稍覆视，乃知其细。简文之作尤佳。 朱竹垞诗，在清朝不失为大家，读书多，亦工亦博（查初白尚可观，吴梅村固不逮也），文则欠排奡，视诗有逊矣。偶观其年谱，六岁时，塾师指王瓜属对，信口答曰“后稷”。师怒，欲扑之，不知适以自彰其陋。即此可以见其天才矣。 谈赵尧生先生词云：在清代当成一家，虽细密不及朱强邨，而雄壮有得于辛稼轩。《生日》一首可见，即此一篇，足以传世矣。 赵尧老词大有功夫，无一首率易之作，四五十岁已自成就。集凡三卷，上卷稍逊，中卷渐胜，末卷弥见精采，亦晚而益工也。如咏园蔬杂花数十阕，无一不佳。读书多，用事精切，盖毕生所读书皆用之于词矣。惜格调不甚高，可为名家，不可为大家。其于诗卒无所成者，亦以此故。太白词格之高，亦以其得力于诗者深耳。 谢无量先生近作五言廿首，一片天机，空灵动荡，的是天才。作书亦未尝临帖，而自然佳妙。吾所和廿二首（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题为《和啬庵山中杂题二十二绝》），第一首便答来访竟，以下或针对原意，或自抒怀抱。五绝难于七绝，以字数更少也。 先生阅《六十种曲》，因言：诗外有事，作曲亦然。如《屠龙记》，作者实亦博极群书，乃能为此。义学、禅学，以及道家玄言，无一不通。吾如为之，布局或较灵活，博洽当有逊色。以此知古人信不可及。因出《昙花记》及《盛明杂剧》二册令学者读之。且曰：试看阎王断案，字字皆有分寸。贤辈出语下笔，往往不妥。古人如除官制诰，到任谢表，字字皆不可移，真所谓“悬之国门，一字千金”。朱子言，为文无他巧，但使字字妥当耳。荆公、东坡集中此类文字极多，荆公尤胜。贤辈总由平常太不留意，故自己下笔不知分际。 问白香山《动静交养赋》，先生云：两头语耳。似此则动静仍是两截，香山盖未解一如之理，故说来便错。性道超乎动静，不可强为分属，陷于偏曲。天道岁功，亦复如是。譬如“天何言哉”，疑若静矣；“四时行，百物生”，疑若动矣。然方其无言，亦行亦生，则静亦动也；既其行生，未尝有言，则动亦静也。香山此赋取义老氏，然亦不见其奥。大抵魏晋人说老庄得其玄旨，唐以后便不足观。 胡元瑞《诗薮》以汉乐府桓帝初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与少陵《大麦行》“大麦干枯小麦黄”比较言之，以为即此便是汉唐音节之别。前者用虞韵，便有含蓄；后者用阳韵，便觉高亢。吾尝有取于其说。以诗而论，少陵亦更进一步，故弥觉发扬踔厉也。大抵唐诗高亢响亮，晚唐便哀蹙。义山诗虽工，音节已哀。李后主词未尝不妙，而纯是亡国之音。北宋词亦多哀音。山谷、后山诗自工稳，音节终不及唐。推而上之，正风、正雅音节舒畅，变风、变雅便见急促。惟文亦然，六朝徐、庾骈体，句句工整，而靡弱已甚，此亦有不可强者。故闻铃铎而辨治乱，听鸟呜而知安危，有时下笔成诗，押一韵脚，往往出于自然，非由安排也。 作诗学字，均须自解作活计。禅师家有“教子作贼”之喻，语虽鄙俚，而取譬甚切。 先生生辰，白尹雕石章作弥勒像呈进为寿，并附诗。先生答诗有云“石头寸寸是琼瑰”（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因言本是琼瑰，方堪雕琢；非待雕琢，乃成琼瑰。吾尝见美玉多在璞中，凿去粗皮，乃见美质。人但苦自己不能舍弃耳。 曹纕衡来说，附诗有句云：“僧荈远分千嶂雪，菜畦长办一年春。”先生颇称道之。 洪樵舲先生为人笃厚，诗从义山入手，惜稍为所缚，止于晚唐。吾尝劝其作古诗，又见沈培老为题其诗集数行，亦欲其进而求之《楚辞》《文选》，融会禅理、玄言。惜其不及试也。培老有胸襟，有眼光，近体亦学义山，古诗则学昌黎，而玄义纷纶，气格峻整，虽所作不多，以较王壬秋为高，然亦终是未熟，尚费气力。郑苏戡诗亦站得住，佳者亦近韩柳。赵尧老古诗不多见，近体偶有率易处，吾未能知其所诣也。吾昔有诗赠嘉兴印人郭君（题为《赠郭起庭》，见《蠲戏斋诗前集》上），培老见之，以为渠与金甸翁诗均可废。又尝赠弘一法师诗，有句云“衲僧三印水空泥”，太炎见之云，全章祇解得三成，亦可见其坦率。 作诗须是自解作活计。改诗如改口供。词非不佳，其如不由己出何！ 谢无量先生《青城山杂诗》超妙自然，全不费力，如行云流水。求之今日，殆无匹俦。 问古诗用韵。答云：可据《诗本音》及《屈宋古音考》，五古可依《文选》。 寄黄离明诗，用剑峡放木鹅事，亦见《灯录》，喻不逢人也。诗家用公案，或反其意，或取其词，变化自如，皆是信手拈来，不可泥着。山谷才大，用事尤须活看。 先生尝有意作《六艺论》《四学考》，日寇入侵，避乱转徙，史书荡析，喟然叹曰：后世有欲知某之为人者，求之吾诗足矣。 谈诗乐云：西乐繁弦促节，使人悲，使人哀，非和平中正之音。中土乐亡已久，晚近工琴者，浙有张味真，湘有杨时百。又有鲁人王露者，尝见称于章太炎。杨、王亦均物故。吾昔鼓琴，虽不能自制谱，而能知音。琴操虽有词，向不歌咏，但以微妙之思寄之十指，须是闻其声而知其意，故曰“志在高山，志在流水”，不待文字语言，自然会解。其或鼓琴者心意散乱，或意有所注，则不成曲调矣。 学诗须知诗之外别有事在，学琴亦然。总须先有胸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先有诗意，乃能为诗；先解乐意，乃能学乐。 古来诗选尽有佳者，《文选》尚矣。《唐文粹》著录亦精，而不及律诗，是其阙略。 杜诗注尽多，近觉《心解》颇好，此书分体编辑，非选本。 论韩、柳诗云：柳学谢，胜于韩。韩有气势而少韵，所为琴操俱胜。柳所为骚亦佳，骚固不易为也。 先生为说近作和谢丈七律“忘机鱼鸟傍人多”（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题为《再酬啬庵》）一首，首用老杜对荆公，次用“穿网食”及“门外草”两语所据公案。因言古人语脉乃在铲除知见，层层逼拶，益觉钳锤妙密。 先生出示近作《漫兴》一首（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因言凡未悟者皆是醉人（亦即客子），听其言皆醉语也。 又示新诗一首：“良驷追风静不惊，鸾和微动御天行，祇因苜蓿添凡骨，日日长楸策下鸣。”释之云：“良驷追风”不待鞭影；“鸾和微动”，自然御空而行。长讨言语，便如待苜蓿而后饱，待鞭策而后行也。 山谷《快阁诗》均佳，而“万事转头同堕井，一身随世作虚舟”、“落日荷锄人着本，西风满地叶归根”、“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等句尤为妙语。 《选》学实甚要紧，而诗赋尤当精研。如《芜城赋》虽仅短篇，而深悟无常。全文四段，前后对照，盛衰兴亡之感，可谓深矣。人多坐不知常，故妄作，妄作，故凶。老子所以称“知常曰明”也。《兰亭序》亦佳文，昭明偶有遗略，不足为右军病。“夫人之相与”一段，亦是深悟无常，“列序时人”以下，则又不堕断见也。至于班固《幽通》，平子《思玄》，实继《离骚》而作，并有深旨。《天台山赋》亦存玄言。乃至《三都》《两京》，虽侈陈宫殿，劝百讽一，而无常之旨亦可概见。他如干宝之《晋纪总论》，陆机之《辨亡论》，皆极佳文字，古人信不可及也。 陶公时有玄言，托兴田园，而词多危苦；谢客兼通义学，寄情山水，而归于平淡。读其诗者，能于乐中见忧，方识渊明；能于忧中见乐，方识康乐耳。大抵文章之作，皆由豪杰之士与俗相违，是以形于篇章，寄其幽愤。陶则较为含蓄，故得全首领；谢则过露才华，故不免刑戮。沈约作《宋书》列传，但论谢之文章，而不及其政治抱负，盖亦恐触犯忌讳。吾诗“被褐幸粗完”（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题为《岁暮述怀寄天乐》），亦犹渊明之志也。 《至日遣怀》及《送寒》二诗，一是乐中有忧，一是忧中有乐。“送寒”二字似较昌黎“送穷”题目稍阔大。 先生有《题山中腊梅》及《岁暮书怀仍用前韵》各二首（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自记云：寄托颇深。又云：忧而不伤。 今人以感情归之文学，以理智属之哲学，以为知冷情热，歧而二之，适成冰炭。不知文章之事发乎情，止乎礼义，忧乐相生，有以节之，故不过；发而皆中节，故不失为温柔敦厚。看古人诗总多温润。如云：“虽无旨酒，式饮庶几；虽无佳肴，式食庶几。”情意何等恳挚，读之者深味而有得焉，乃能兴于诗。移刻薄为敦厚，转粗犷为温润，乃能“立于礼，成于乐”，亦即变化气质之功。昧者反是，但以增其回邪耳。 诗不可勉强，要须出以自然。如阮大钺集中亦作闲适冲淡之语，而其伪不可掩。老杜虽有时亦朴拙，然语语皆真，真便好。 元、白亦是古典文学，非不用典，但用典使人不觉。以元、白为不用典，直是胡说。 老杜《石壕吏》《无家别》等篇皆出于王仲宣《七哀诗》。曹子建亦有《七哀诗》，视仲宣故不逮也。 《礼记•儒行》不甚醇，《缁衣》却醇，全是说诗。 沈培老论诗有“三元”之说。“三元”者，开元、元和、元祐也。余为增元嘉，成“四元”。元嘉有颜、谢，开元有李、杜，元和有韩、柳，元祐有王、黄。透此四关，向上更无余事矣。 诗人胸襟洒脱，如陶公者，略无尘俗气，出语皆近自然。谢灵运华妙之中犹存雕琢，视陶自是稍逊。太白天才极高，古风至少三分之二皆好，然学力不到。老杜则深厚恳恻，包罗万象。退之于诗非不用力，子厚诗极幽秀，过于其文，顾皆未能免俗。荆公才高，亦有率易之作。山谷理境自佳，颇喜逞才。至其称东坡《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首为“不食烟火语”，允为知言。东坡此词，几于全首集句，然固过于其诗，以襟怀之超旷也。总之，李杜文章，光焰万丈，但使文字不灭，精气亦长存人间。读者有以得其用心，斯与古人把手同行，无间今昔。 学诗贵有神悟，可得而传者皆是死法。诗话、诗评不妨探诗借助，及其成就，则皆我所有事，一切用不着矣。 诗贵自然，实至名归，亦非出于安排。刻意求名，终不可得，亦俗情也。 陶渊明《和张常侍》诗，可见乐中有忧之意。 李义山绝句在杜之上，排律祗能作十韵，至多二十韵。若夫洋洒千言，极开阖动荡之妙者，则古今诗人惟有少陵耳。 先生作《丘里谣》（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末首改“攻取”为“取舍”，示学者云：一字出入，大有关系。“物情蔽一察”，则是有取；“天行百无废”，则是不取。取舍两忘，则言非向背，而不妨有向背；本末一贯，则不立同异，而不碍有同异。禹、稷、颜子，易地皆然，迹虽不同，本自是一。正如吾往说《孝经》，近讲《卮言》，皆不宗朱子，乃所以尊朱子。禅师家呵佛骂祖，无施不可，贬剥不作贬剥会，皆所谓报佛恩也。 说《十五夜月》诗（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八月十五夜月》）云：虽苍凉衰飒，故自沉雄。当时信笔写出，并未更改，亦是自然流露，不容勉强。但使中国文字不灭，吾诗必传，可以断言。此时虽于人无益，后世闻风兴起，亦可以厚风俗、正人心，固非汲汲流传以取虚誉也。老杜所以为诗圣，正在其忠厚恻怛，故论诗必当归于温柔敦厚。时贤如谢先生，诗才非不高，亦有玄旨，然所得者老、庄之粗耳，其精处固另有深远者在。至于儒术，彼固未尝致力，故终嫌其薄。其于人世亦祇是优游卒岁，即此亦便是不敬也。吾于今世，气类之孤也久矣。独尚友千载，开卷则亲见古人，有以得其用心，下笔则确乎自信，知古人之必不我违，为可乐耳。 先生出示近作，为讲解云：“吹律”（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题为《多雨闭门晴则闻警感而作此》）一首述怀，《瘗猫》（见同上）一首刺诗，《丘里谣》（见同上）九首则说理之作，三者多用《灯录》公案。前二诗甚工，后九首则理境之高，荆公、山谷所不及。但能从片言语入，可以悟道。说理之作，至是极矣。吾于此事，亦吩咐不着人。贤尚有好乐，惜读书太少，无可驱遣，胸襟未能洒落，所关尤大也。 “吹律”一首第五句用荆公“薄晚林峦往往青”之句，稍加点窜，意境乃截然不同。彼时虽非圣君治世，故是畅悦之音；今则时危道丧，遂见悲悯之旨。微特国运如斯，吾身亦复不异。此后相聚为日无多，甚望贤辈犹能有悟入处。今纵未解，过此当思吾言。 先生出示慰叶先生诗：“勿问车牛裂，先忧劫火燃。空华纷降地，怒羽久缁天。历在无秦统，《书》亡有伏传。未宜消息断，占梦远山巅。”其中颔联恶事美化，句法取自荆公《寄蔡氏女》“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煊昼”，此东坡所谓“屈宋以后千载无闻”，而荆公亦以自负者也。颈联是主旨所在，出语典重，笔力雄健。时叶先生居开化，敌机肆虐，著述尽毁，因作此诗。 排律之工，老杜古今独步，篇篇俱佳，非特百韵长篇，即二三十韵，亦复沉雄细密，极开阖动荡之致。后人如李义山学杜律极工，而排律终不能及。宋人虽荆公、山谷亦然，东坡更逊一筹矣。清人朱竹垞有《风怀》一首，三百年来可称压卷。但其事无足存，以视老杜之题目正大，魄力沉雄，去之远矣！谢先生宣统间有排律一首八十韵，纪归蜀事，甚好。吾亦曾报以长篇。吾诗所以不及杜者，一则才力未逮，二则末法时代，亦无许多大题目也。 作诗须有材料，驱遣得动，又须加以烹炼。如庖人然，无米固难为炊，百肴杂陈，生冷并进，则亦不堪下箸矣。此自关于学力，所谓“老去渐于诗律细”也。至于秉赋太薄，不能为敦厚之音，此则限于性情，无可勉强。 先生为学者说自作诗云：《杜鹃行》（见《避寇集》）以喻国也。“华阴道士”隐以自喻，“丹诀”非趁韵泛语，即“盈虚往覆辨天根”一句是也。此诗起笔用王维《陇头吟》起法。原诗“关西老将”实以自喻，诗人多如此，作老将会则浅矣。《清明》（后改题《归思》，见《避寇集》）一首，“远天无尽”言理之常存，“行庭力微”惜教之不行也。《胡旋曲》（见《避寇集》）“舞衣”喻军备竞争，“鲁酒”喻纵横反覆。“天半笙歌”，美俄犹未可测；“尊前笑语”，松冈西去徒劳。“西邻”综指列强，“饿人”兼譬中国也。《黄柑行》（见《避寇集》）首四句说柑已了，次八句抚今思昔，对物兴怀，“客养”以下推开说去，理境玄远。全诗音节流利，作来略不费力。《燕尾谣》（见《避寇集》）似汉乐府。燕尾短，以喻中国之弱；雉尾长，以喻外国之强。“霸因”二句笔力雄举，言强梁终归消亡也。 余向论诗，推盛唐王、岑、高、李，比来稍有不同。香山一年作乐府五十首，佳者可得三分之一。元微之才短，祇和得十二首，无一佳作。温飞卿虽晚唐亡国之音，而所为乐府，字字精练，亦不易到，古人不可及也。义山绝律好，吾能之，香山乐府亦可及，温则难能，杜则时有相类处而已。 请选诗。先生云：须摒除余事一年，抄录亦须一年乃可毕事。断自汉代，从冯惟讷《诗纪》《乐府诗》《全唐诗》等书取材，另加按语，乃可抉出古人之用心。 邵子诗《答人书意》《无妄吟》二首，乃是圣贤血脉所在，今人未尝梦见邵子毫毛，而轻肆讥议，真不可教。 荆公诗云：“事变有万殊，心智才一曲。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以荆公之才高学博，而又深于经术，不能济世，反成病民，用世岂易言哉！ 为学者说除夕诗《庚辰岁除遣兴》（见《避寇集》）云：第一首起首对句便见力量，上用“头白斋心”，故下用“宵残炳烛”。又“宵残”亦示除夕，如作“残宵”，则属对既疏，意境又泛矣。“言因俗异真俱遣，行与忧违乐可常”，以《肇论》对《易经》。上言“真”亦在当遣之列，下言违“忧”乃能有乐。“忧”字所表者广，如利害计较、习气缠绕皆是。迷者不悟，或以可忧者为乐，不特不肯相违，反从而增上焉，则亦焉能乐耶！“梦来春日似还乡”改为“春来清梦似还乡”，“春来”较自然，“清梦”对“苍生”，亦较稳当。“遍地”改为“一世”，以对“九阳”，句首、句尾自相对也。第二首“伐竹苦传供美箭”一语，便包得工部《石龛》一首。用典使人不觉，而隐讽罗斯福《炉边闲话》所谓“当使美国成为被侵略国家之兵工厂”，尤为古人意境所无。“种桑悔不植高原”，以陶对杜，铢两悉称。小而书院，大而一国，更大而天下之事，皆一语尽之。 自古以来，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陶诗云：“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真能得圣人之用心。 晋宋诗人，祗陶、谢时有玄旨。谢诗虽写山水，着玄言一两句，便自超旷。唐人王摩诘最善用禅，故自高妙。宋人诗用禅理者，山谷、荆公、后山、东坡皆能之。山谷才大，当推第一，荆公次之，东坡于禅未深，在四人中为最下。山谷诗如：“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喻悟道之后，更无远近方所，无入而不自得也。时山谷方在戎州，即今之叙府，盖亦兼寓身世之感。荆公《拜相》诗云：“霜筠雪竹钟山路，投老归渔寄此身。”《观戏》诗云：“侏优戏场中，一贵复一贱。心知本是同，所以无欣怨。”想见此老胸次亦复超逸。但惜操术未当，至于引用小人，遂以误国耳。 谈近人诗云：赵尧生犹是江湖诗人，陈散原用力甚勤，失之沾滞，俱无胸襟。沈寐叟胸襟较高，而学义山、韩、孟，失之艰涩。郑孝胥较笨重，而站得住。谢无量先生胸怀超旷，惜亦有学仙习气，未免以服食摄养为大事，而悉心以求之。故余赠诗有云：“还丹驻世应无疾，天眼观身是众缘。”（见《避寇集》，题为《无量见枉山中留止旬日以将如青城遂还成都别后却寄》）意谓身是四大合成，不妨土木形骸也。谢先生天资高，知吾微讽之意，故答句云：“观生何日不干干？”此语亦易及，而出句“伐鼓四邻闻坎坎”，以卦名叠字相对，却亏他想得到。 学诗，须知诗之外另有事在。得诗教之意，则所感者深，自无俗情。 往日不欲流布诗稿，迩来颇思多作几首，以润枯澹。际此兵戈流离，疮夷满目，佛家言“观受是苦”，人生之苦盖未有甚于今日者，有此亦可稍资调济。吾诗当传，恨中国此时太寂寞耳。 吾诗长于五古，《金华北山三洞歌》一首（见《蠲戏斋诗前集》上）似李东川。近多为律诗，此后当多作歌行。 作诗须是所感者深，胸襟广大，则出语不落凡近。诗中着不得一个闲字，言之精者为诗，故视文为尤难也。 为学者说《花朝》一首（见《避寇集》，共五首，此指第一首）云：末两句以十字为一句，“万物入于机”全用《庄子》，特见笔力。 问《击壤谣》二首（见《避寇集》），答云：独语曰谣。“击壤”者，在野之言也。二诗有陶之拙，兼杜之放，而理境过之。亦用《易》理，亦有玄言。问似陶、似杜各句，答云：“黄屋”四句是杜，“六籍”二句是陶，“道衰”二句是建安七子，而“辞危识心苦”一语可以综括二诗。第二首较深。“本不异淄渑，何由判兰艾”二句，对仗虽工，读之殊不觉，斯为上乘。 答谢先生五律十二首（见《避寇集》，题为《江村遣病》），老杜以后，无此笔力。此诗音节是杜，而用事之博，说理之深过之。如“长年惟杜口，万事莫藏胸”之句，对仗亦复无迹可求。如“崩崖从古赤，沙草暂时青”，便是老杜句法，上喻战争，下况邦国，固非仅写目前风景而已。“苍鹅”典出《晋书》“苍鹅冲天”，识者预知五胡之乱。“老农”实以自喻。“打鱼”“扑枣”全用杜，故引起“杜甫羁蜀”之句。问“书从六国传”，曰：中国文物已尽，故“诗到三唐尽”，而学术但知稗贩欧美耳。问“除三害”、“驾六龙”，曰：建立新秩序，统一全世界，皆驾龙之想也。“三害”，随人会解，轴心国即是一例。“明珠”喻神州，“可卖”则傀儡之事，此亦难以一例尽。“可话桑麻”二语全用陶，但“可”字一换，便觉今日气象与当年迥别。用古直须如此方活。“卒争渡”以譬争霸，“商船上滩”意指趋利。“吴地”、“杞天”，对仗工稳；“河伯”、“王乔”，铢两悉称。“几人留少庄”，“人”以喻国，盛必有衰也。 诗须老而后工。吾自视四十以前之作，近多不惬，四十以后可存者多，五十以后则几何篇篇可存。 陶诗甚少对仗，偶一见之。谢诗较多，故读之觉其气不如陶之畅适。杜则用对偶而加以变化，往往层出不穷，自有一幅面目。吾诗近亦自有面目。如《击壤》二首，可谓成熟，属对虽似难工，当其下笔之际，竟与神会，脱手而出，却亦不期其然而然，不必煞费安排也。 《花朝》第二首专用险韵，取义深隐，以讽参政会。“橘逾淮”对“龙在野”，匪仅句工，意亦甚广，如中国人裨贩西洋制度、学术皆是其例。 《谢北叟》（见《避寇集》）用问答体。昔陶公有“清晨叩门”之篇，工部有《羌村》“驱鸡”之作，并托始屈子，上拟《渔父》。东方《答客》，子云《解嘲》，以及枚乘《七发》，孟坚《宾戏》诸篇，皆本于屈，但两汉各家衍为骚赋，晋唐诗人自出机杼。陶则明用“汨泥”，显有线索；杜则托之“倾榼”，浑无迹象耳。吾诗“南翁”实以自喻，“北叟”不必有人。“不除陵气”二句说理，“圣者自尧”四句心平气和，以视老杜用“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事演为五言，意存愤世嫉俗者，又貌似而神过之矣。 昨说一切法界皆入于诗，恐学人难会此旨，实则盈天地何莫非诗？诗通于政事，故可统《书》；以声教感人，故可统《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故可统《礼》；“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故可统《易》。子夏《诗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明人事之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二说不别，故可统《春秋》。“《诗》亡而后《春秋》作”，则知《春秋》之用即《诗》之用，拨乱反正之心即移风易俗之心也。如是广说，不可终穷。比及证悟，则皆剩语也。 昨因答学者问，说一切法界皆入于时，遂得诗二句云：“安诗惟法界，观象见天心。”因是律句，上加二语云：“草木同荣悴，山川自阻深。”后四句待续（续成后为《花朝》五首之四，见《避寇集》）。“自阻深”者，能度者不觉其阻深，不能者乃见山之阻、水之深耳。山川本来如此，其阻深皆人之自取之耳。《系辞》云：“夫干，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明以险阻与易简对说，可知“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反之，险阻而天下之理失矣。此乃是“彰往察来”，乃是“告往知来”。 谢先生《青城》二诗，空灵动荡，有仙乎仙乎之趣，东坡不及也。吾诗（见《避寇集》，题为《无量见示青城二律率和》）“归”字一联用《法华》对《庄子》，似又过之。“十年观树得”，“得”字用得好。忆杜诗有“老树中庭得”句，殆有类焉。“山川空渺邈，兰芷不芬芳”，用徐孝穆语对《楚辞》，意亦及原作。“乐物”二句用《丹经》对《庄子》。 陈君所集放翁绝句，亦非吾意料所及。然放翁才故不高，颇沾滞，吾所不喜。东坡较空灵，亦是失之率易耳。吾答诗（题为《陈蔼士集剑南句四绝见贻次韵奉酬》，见《避寇集》）第一首，谢集句意已说尽，三、四两首意度玄远，“蚊虻”以喻战争，“凄成秋气”一联以《庄子》对□□，“平畴”七字约陶诗两语为一句。 和王静伯诗（题为《奉酬王静伯惠诗用人字韵》，见《避寇集》）“亲”“邻”二韵均自然，“江风”句约李义山两语为一句。原作殊费力。 《题击壤集》（题为《题击壤集用人字韵》，见《避寇集》）一首，首句言时事，次句说中国，亦以自喻。以下三、五承首句，四、六承二句，每下一语，辄进一层。诗律甚细，即此一篇，可悟律诗法门。 补上巳诗十韵（题为《香宋先生以上巳见枉乌尤……》，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于事之始末该摄无余，亦无一赘语。“禾黍”之感，既指赵尧老之念胜朝，亦寓吾人之哀新国。“故松”以表桑梓，“零雨”以见羁旅，故下接“羁心积离堆”。明用羁旅，则失之黏滞，此字法也。 《伏涨》一篇（见《编年集》辛巳壬午卷），真谛俗谛一时毕露，不可作寻常言语会。 说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