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修辞学发凡
[book_author]陈望道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65318
[book_dec]修辞著作。陈望道著,上海大江书铺1932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新1版。全书共分12篇。第一篇概述修辞现象和修辞学全貌,指出修辞有积极修辞、消极修辞两大分野。第二篇讲述修辞可利用的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第三篇分析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大分野的区别和联系。第四篇“消极修辞”,从明确、通顺、平匀、稳密四个方面论述。第五篇至第九篇“积极修辞”,分辞格和辞趣两大部分。辞格部分重点论述了材料上的、意境上的、词语上的、章句上的4大类38种辞格,辞趣部分论述了辞的意味、音调和形貌。第十篇阐述修辞现象的变化和统一。第十一篇介绍各种文体风格。第十二篇为修辞学小史及结语。该书不仅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方法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归纳分析,而且从理论上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研究方法等作了科学说明,从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新体系。该书是我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修辞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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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第一篇】 引 言
一 修辞二字习惯用法的探讨
修辞本来是一个极熟的熟语，自从《易经》上有了“修辞立其诚”一句话以后便常常连着用的。连用久了，自然提起了辞字，便会想起了修字，两字连结，简直分拆不开。但是解说起来，终究还是修是修、辞是辞的，被人当作两个单词看。直到现在讲修辞的还是如此。
而各人对于这两个单词的解说，又颇不一致，大体各可分为广狭两义：（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两相绮互，共得四种用法如下：
这四种用法，现在可说都是有人在那里用的，不过有意识的不意识的分别罢了。我们要讲修辞，对这意识的或不意识的习惯用法，必须约略先加探讨。
第一，是文辞还是语辞？这在过去，往往会回答你说：既然讲修辞，自然修的是文辞。如顾亭林所谓“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辞”（见《日知录》十九），便是隐隐含有这种意思的一个例。但若略加考察，便知这只是礼拜文言时期的一种偏见。在礼拜文言的时期，人们往往轻蔑语体，压抑语体，贬称它为“俚语”为“俗语”。又从种种方面笑话它的无价值。而以古典语为范围今后语言的范型。其实古典语在古典语出现的当时，也不过是一种口头语言，而所谓修辞又正是从这种口头语言上发展起来的。无论中外，都是如此。后来固然有过一大段语文分歧的时期，执笔者染上了一种无谓的洁癖，以谨谨守卫文言为无上的圣业。而实际从语体出身的还是往往备受非常的礼遇，如“於菟”、“阿堵”之类方言，竟至视同辞藻，便是其例。如所谓谐讔，逐渐发展，成为灯虎商谜，竟至视为文人雅事，也是其例。而（1）文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又常常是受口头语辞上流行的修辞方式的影响的，要是承认下游的文辞的修辞方式，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上游的语辞的修辞方式。（2）文辞和语辞的修辞方式又十九是相同的，要是承认文辞的修辞方式，也便没有理由可以排斥语辞上同等的修辞方式。（3）既是文辞语辞共有的同等现象，即不追寻源头也决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文辞独得之秘。就修辞现象而论修辞现象，必当坦白承认所谓辞实际是包括所有的语辞，而非单指写在纸头上的文辞。何况文辞现在也已经回归本流，以口头语辞为达意传情的工具。而我们现在听到“演说的修辞”云云，也早已没有人以为不辞了。这就是实际上已经把语辞认作修辞的工具了。
第二，是修饰还是调整？这在过去，也往往会回答你说：既然说修辞，当然说的是修饰。如武叔卿所谓“说理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理反以隐，则宁质毋华可也。达意之辞不可不修；若修之而意反以蔽，则宁拙毋巧可也”（见唐彪《读书作文谱》六），便是指修饰而说的一个例。这也只是偏重文辞，而且偏重文辞的某一局部现象的一种偏见。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既不一定是修饰，更一定不是离了意和情的修饰。以修饰为修辞，原因是在（1）专着眼在文辞，因为文辞较有修饰的余裕；（2）又专着眼在华巧的文辞，因为华巧的文辞较有修饰的必要。而实际，无论作文或说话，又无论华巧或质拙，总以“意与言会，言随意遣”为极致。在“言随意遣”的时候，有的就是运用语辞，使同所欲传达的情意充分切当一件事，与其说是语辞的修饰，毋宁说是语辞的调整或适用。即使偶有斟酌修改，如往昔所常称道的所谓推敲，实际也还是针对情意调整适用语辞的事，而不是仅仅文字的修饰。
二 修辞和语辞使用的三境界
至于所谓华巧不是修辞现象的全领域，我们只须从修辞的观点把使用语辞的实际一查考便可以了然。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来观察使用语辞的实际情形，觉得无论口头或书面，尽可分作下列的三个境界：
（甲）记述的境界——以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在书面如一切法令的文字，科学的记载，在口头如一切实务的说明谈商，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乙）表现的境界——以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在书面如诗歌，在口头如歌谣，便是这一境界的典型。
（丙）糅合的境界——这是以上两界糅合所成的一种语辞，在书面如一切的杂文，在口头如一切的闲谈，便是这一境界的常例。
内中（甲）（乙）两个境界对于语辞运用的法式，可说截然的不同。用修辞学的术语来说，便是（甲）所用的常常只是消极的手法，（乙）所用的常常兼有积极的手法。例如郑奠氏所举的《论语》的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和《古诗十九首》中的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便是绝好比照的两个例。两例主要的意思可说完全相同，而一只“直写胸臆，家常谈话”，单求概念明白地表出，一却“托物起兴，触景生情，而以嗟叹出之”，除却表出概念之外，还用了些积极手法。所谓积极手法，约略含有两种要素：（1）内容是富有体验性、具体性的；（2）形式是在利用字义之外，还利用字音、字形的。如这首古诗的整整齐齐每句五言，便是一种利用字形所成的现象。这种形式方面的字义、字音、字形的利用，同那内容方面的体验性、具体性相结合，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在修辞上有这魅力的有两种：一种是比较同内容贴切的，其魅力比较地深厚的，叫做辞格，也称辞藻；一种是比较同内容疏远的，其魅力也比较地淡浅的，叫做辞趣。两种之中，辞藻尤为讲究修辞手法的所注重。在小说、诗歌等类叙事抒情的语言文字上用得也最多。所谓华巧，也便是指这种形式的表面特色说的。
而实际，正如王安石《上人书》所说，“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华巧并不算是修辞的唯一的标的。这用古话来说，便是所谓“文”外还有所谓“质”。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便是积极的修辞手法之外，还有消极的修辞手法。
消极手法是以明白精确为主的，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力求所表现的意义不另含其他意义，又不为其他意义所淆乱。但求适用，不计华质和巧拙。当“宁质毋华”的时候便“宁质毋华”；当“宁拙毋巧”的时候便“宁拙毋巧”。（甲）一境界清真的语辞，实际都是单独用这种手法的。（丙）一境界的语辞，清真的部分也是单用这种修辞手法的结果。如上举“君子”云云，便是一个例。这是古话所谓“质”的部分。
此外古话所谓“文”的部分，如（乙）的全体及（丙）的另一部分，实际消极方面也不能不参用消极手法，而求语辞的精确明白。这又就是古话所谓“文附质”、“质附文”的质文相待情况。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与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新唐书辨》所谓“作史与他文不同。宁失之质，不可至于芜靡而无实；宁失之繁，不可至于疏略而不尽。宋子京不识文章正理，而惟异之求。肆意雕镌，无所顾忌。以至字语诡僻，殆不可读。其事实则往往不明，或乖本意”，可说便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言。
三 修辞和语辞形成的三阶段
我们若再考察涉及内容的语辞形成的三阶段，将更可以明了修辞的实际情形。
语辞的形成，凡是略成片段的，无论笔墨或唇舌，大约都须经过三个阶段：一、收集材料；二、剪裁配置；三、写说发表。这三个阶段的工作并非同受一样条件的支配。如收集材料最与生活经验及自然社会的知识有关系。剪裁配置最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等等有关系。写说发表最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有关系。三个阶段的条件顺次递积，到了写说发表的时候，便已成为与生活、经验、自然社会的知识，与见解、识力、逻辑、因明，与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等等无不有关的条件复杂的景象。而始终从中暗暗指挥的，便是也许写说者自己觉得的也许自己不觉得的一定的生活上的需要。无论是觉得的或不觉得的，必以实现这一定的需要，在收集材料；必以实现这一定的需要，在剪裁并配置所收集的材料；也必以实现这一定的需要，在写说发表所已经剪裁定妥、配置定妥的材料。这种需要，在语辞上常被具现为一篇文章或一场说话的主意或本旨。若将写说单作写说者个人的情事看，可说写说便是为了发挥这个意旨起见，运用语辞来表出上述条件复杂的景象的一种工作。
但写说本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写说者同读听者的社会生活上情意交流的现象。从头就以传达给读听者为目的，也以影响到读听者为任务的。对于读听者的理解、感受，乃至共鸣的可能性，从头就不能不顾到。而尤以发表这一阶段为切要。因为这一阶段，是写说者将写说物同读听者相见的时候。写说者和写说物和读听者各都成为交流现象上必不可缺的要素。当这时候，写说者纵然还有“藏之名山”的志向，也不便再以“藏之名山”自豪了。对于夹在写说者和读听者中间尽着传达中介责任的语辞，自然不能不有相当的注意。看它的功能，能不能使人理解，能不能使人感受，乃至能不能使人共鸣？
古来因为中介语辞不能尽责，甚至闹成笑话的很多。试举几个例子。例如范雎说的：
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人怀朴过郑贾曰，“欲买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见《战国策·秦策》）
这就等于放了一个谣言。缺失最大。也有缺失不到这样程度的，例如钱大听说的：《论语》的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也就有两解：一，把“攻”作攻治解，“已”作助词“了”字解；二，“攻”作攻击解，“已”作动词“止”字解（见《养新录》三）。
根据这种事实上的缺失及其他事实上的需要，所以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恍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这个过程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过程；这个过程上所有的现象，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现象。
同这现象有关系的具体的事项自然极其复杂，即就上头说过的来说，便已有生活、经验的关系，有自然社会知识的关系，有见解识力的关系，有逻辑因明的关系，有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的关系，又有读听者的理解力、感受力等等的关系。普通作文书上常说的有所谓“六何”说。以为最有关涉的不过六个问题，就是“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等六个“何”。普通常说：第一个“何故”，是说写说的目的：如为劝化人的还是但想使人了解自己意见或是同人辩论的。第二个“何事”，是说写说的事项：是日常的琐事还是学术的讨论等等。第三个“何人”，是说认清是谁对谁说的，就是写说者和读听者的关系。如读听者为文学青年还是一般群众之类。第四个“何地”，是说认清写说者当时在什么地方：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之类。第五个“何时”，是说认清写说的当时是什么时候：小之年月，大之时代。第六个“何如”，是说怎样的写说：如怎样剪裁、怎样配置之类。其实具体的事项何止这六个！但也不必劳谁增补为“七何”、“八何”。至少从修辞的见地上看来，是可以不必的。
我们从修辞的观点看来，觉得上述复杂的关系，实际不妨综合作两句话：（1）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习惯及体裁形式的遗产，就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2）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语言文字的可能性可说是修辞的资料、凭借；题旨和情境可说是修辞的标准、依据。像“六何”说所谓“何故”、“何人”、“何地”、“何时”等问题，就不过是情境上的分题。情境是拘束的、理知的，或题旨是抽象的、概念的，如前述（甲）一境界的语辞，便只能用消极手法。例如《史记·律书》说律数便只能说：
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
而不能用“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那样孟轲所谓必须“以意逆志”的夸张法。再如情境是自由的、情趣的，或题旨是具体的、体验的，如前述（乙）一境界或（丙）一境界某部分的语辞，那又未尝不可任情随题，采用积极的表现。例如《南史·到溉传》：
溉孙荩早聪慧。尝从武帝幸京口，登北顾楼赋诗。荩受诏便就。上以示溉曰，“荩定是才子，翻恐卿从来文章假手于荩。”因赐绢二十匹。后溉每和御诗，上辄手诏戏溉曰，“得无贻厥之力乎？”
最后一句君臣相戏的话，用了一个藏词法把“贻厥”这两个字来贴套一个“孙”字，也觉得于题旨于情境并没有什么不适合，没有理由可以像颜之推那样说它纰缪不通的（参看《颜氏家训·文章》篇）。
四 修辞同情境和题旨
但是消极修辞积极修辞虽然同是依据题旨情境调整语辞的手法，却也不是毫无什么侧重：（1）消极手法侧重在应合题旨，积极手法侧重在应合情境；（2）消极手法侧重在理解，积极手法侧重在情感；而（3）积极手法的辞面子和辞里子之间，又常常有相当的离异，不像消极手法那样的密合。我们遇到积极修辞现象的时候，往往只能从情境上去领略它，用情感去感受它，又须从本意或上下文的连贯关系上去推究它，不能单看辞头，照辞直解。如见“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句句子里的一个“秋”字，便当如本书借代章所说的作“年”字解，不能望文生义，直把“秋”字解作夏后冬前的“秋”。
然而可惜古来的见解多是单看辞头的。或因辞头略有转折，便以为破格不通。例如关于上举藏词，颜之推在《家训·文章》篇便说：
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
这我们可以称为破格 说。或因辞头略离题旨，便以为虚浮不实。例如关于譬喻，刘向《说苑》记梁王对于惠施的故事道：
客谓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无譬，则不能言矣。”王曰：“诺。”明日见，谓惠子曰：“愿先生言事则直言耳，无譬也。”
这我们可以称为虚浮 说。或因辞头略乎华巧，便以为是一种华丽的装饰。例如王安石《上人书》道：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这我们可以称为装饰 说。这些单看辞头的说法，虽然同滥用辞头的形迹不同，其实便是滥用辞头的同病别发。因为一样不甚留意修辞同题旨和情境的联系，尤其是同情境的联系。一旦遭遇根据情境的反对论，便将无法解答。例如惠施对梁王说：
“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弹者，曰：弹之状何若？应曰：弹之状如弹，则谕乎？”王曰：“未谕也。”“于是更应曰：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则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王曰：“善。”
我们知道切实的自然的积极修辞多半是对应情境的：或则对应写说者和读听者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即双方共同的经验，因此生在山东的常见泰山，便常把泰山来喻事情的重大，生在古代的常见飞矢，便常把飞矢来喻事情的快速；或则对应写说者的心境和写说者同读听者的亲和关系、立场关系、经验关系，以及其他种种关系，因此或相嘲谑，或相反诘，或故意夸张，或有意隐讳，或只以疑问表意，或单以感叹抒情。种种权变，无非随情应境随机措施。
这种随情应境的手法，有时粗看，或许觉得同题旨并无十分关系，按实正是灌输题旨的必需手段。语言学家巴利曾经说过：我们说话便是一种战斗。因为人间信念、欲望、意志等等，都还不能完全吻合，这人以为重大的未必旁人也以为重大，这人以为轻微的未必旁人也以为轻微，因此每有两人接触，便不能不开始所谓语辞的战斗，运用所谓语辞的战术。有时辛辣，有时纡婉，有时激越，有时和平，有时谦恭愁诉，简直带有伪善的气息。必须如此，才能攻倒对方壁垒的森严，传达自己的意志到对方，引起对方的行动。而所以说话的目的，方才可以如愿达到（见所著《语言活动和生活》）。他因此断定语言活动便是社会的生活的表现，语言便是椅桌间折冲的武器。我们倘若也用武器来做譬喻，便也可说修辞是放射力、爆炸力的制造，即普通所谓有力性动人性的调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同立言的意旨无关的。
总之，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意的修饰。即使偶然形成华巧，也当是这样适应的结果，并非有意罗列所谓看席钉坐的饤饾，来做“虚浮”的“装饰”；即使偶然超脱常律，也应是这样适应的结果，并非故意超常越格造成怪怪奇奇的“破格”。凡是切实的自然的修辞，必定是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生活的表现，为达成生活需要所必要的手段。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略如福洛贝尔教导他的弟子莫泊桑的“一语说”所谓无论什么只有一个适切的字眼可用而写说者就用那个唯一适切的字眼来表出的一样，或更说得切实些，竟如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内容自在努力，趋向一定的形式”的一样。
五 修辞的技巧和修辞的方式
这种修辞技巧的来源有两个：第一是题旨和情境的洞达，这要靠生活的充实和丰富；第二是语言文字可能性的通晓，这要靠平时对于现下已有的修辞方式有充分的了解。技巧是临时的，贵在随机应变，应用什么方式应付当前的题旨和情境，大抵没有定规可以遵守，也不应受什么条规的约束。只有平日在这两面做下了充分的准备工夫，这才可望临时能够应付裕如。除此便是天资的关系。
这两面的工夫，前者是关于语言文字之外的，后者是关于语言文字本身的。两面之间，临时大抵有所偏重。临时大概必要心眼中只有题旨情境才好。而平时必当两面并重。一面充实生活，同时也不当荒废语言文字的观察和研究。详察精究之后，运用时才能心中无法，手上有法，或心中无法，口上有法，可望做到应手应口的地步。或竟能够更进一步，独出心裁，别开生面。
所以平时对于修辞的方式颇要有精密的观察和系统的研究。有精密的观察可免浑沦懵懂，认识不真；有系统的研究可免混淆杂乱，界限不清。
一、精密的观察这有两层：（甲）个性的观察。如前所说，每个具体的切实的修辞现象，都是适应具体的题旨和情境的，我们应当把每个方式就题就境看出它的个别性质，这样才见语辞是有根的是活的，是有个性的，是不能随便抄袭，用做别题别境的套语的。其次，也应当分别观察因为所用语言不同而生的个别性质。我们知道文言口语，同用一个修辞方式，往往是口语中明白得多、自然得多。这中间必然含有大同小异的所在。我们也应当把那所在随时察出。即如前说藏词，文言中用的成语大抵采自《诗经》《书经》等几部知识分子比较熟悉的古书，口语中却就更进一步，只用一般人口头上熟习的成语。这就是使这方式更为亲切，更为有趣的原因。每次观察也应当把这种语言个性连同注意。还有体式、风格不同，也颇会形成了大同中的小异。例如把诗歌和歌谣相比，大抵是歌谣质朴得多，每用一个方式往往从头直用到底。这也要分别留神才是。（乙）功能的观察。即如前头说过的藏词，主意是在将所用的词藏去。单将所用的词藏去，旁人将必无从领悟，故必取一句中间含有这个词的人人熟悉的成语来，露出成语的别一部分，来贴套本词。那一部分，单任贴套，不表意义。意义仍在所藏的词，所以我们称为藏词。这种方式，大约魏晋时代便已盛行。例如陶渊明的诗（《庚子岁从都还》）中便有这么二句：“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利用《书经》上“友于兄弟”一句成语，把“友于”来贴套“兄弟”。不过那时民间流行的情形，现在已经很难考见了。只有宋代以后，笔记流传较多，我们还可以从笔记中约略查得一些事略。如宋吴处厚《青箱杂记》一云：
刘烨与刘筠连骑趋朝，筠马病足行迟。烨谓曰，“君马何迟？”筠曰：
“只为三更五一。”言“点”蹄也。烨应声曰：
“何不与他七上八一？”意欲其“下”马徒行也。
又如清褚人获《坚瓠二集》一云：
吴中黄生相掀唇，人呼为“小黄窍嘴”。读书某寺中，一日，寺僧进面，因热伤手忒地，黄作歇后语谑之曰：
“光头滑一，光头浪一，光头练一，光头勒一。”谓“面汤捵忒”也。僧亦应声戏曰：
“七大八一，七青八一，七孔八一，七张八一。”盖隐“小黄窍嘴”四字。黄亦绝倒。
照此看来，藏词方式显然不能望文生义，照字直解。假如有人照字直解，那就可说不懂它的功能。其次也应当留神历史或社会背景所印染成的色彩。即如藏词，总看各例大抵带有俳谐情味，就是构成，也同制造灯谜不相高下。自然要算用在有打灯谜那样欢乐的情境中最为合拍。
二、系统的研究这也有两层：（甲）每式之内的系统。即如前说藏词，有藏去后部的，古来名叫歇后，如“友于”“贻厥”等各例都是。也有藏却头部的，古来名叫藏头，如曾有人称十五岁为“志学年”，称三十岁为“而立年”，便是藏却“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等成语头部的藏头语。如“续貂”一语，便是藏却“狗尾续貂”这一成语头部的藏头语。此外藏却腰部的藏腰语，也有人用过，如龚自珍《广陵舟中为伯恬书扇》诗：
红豆生苗春水波，齐梁人老奈愁何！逢君只合千场醉，莫恨今生去日多 。
以“去日多”言“苦”，用的便是藏词，也就是曹操《短歌行》里“去日苦多”句中间“苦”字的藏腰语；不过，这类藏腰语的用例，比较罕见。就是藏头语，也颇不多见。只有歇后语特别发达。照民间的用例看来，且有延展到譬解语，利用譬解语来做歇后语的倾向。那种歇后语，我们可以另称为新型歇后语。例如“猪八戒的脊梁，悟能之背”（无能之辈），便是一句民间流行的譬解语，上句为譬，下句为解。现在就渐渐有截去“悟能之背”一截，单说“猪八戒的脊梁”一截来贴套“无能之辈”的倾向，成为一种新型歇后语了。像这样每式内部的系统最好能够明了。（乙）各式之间的系统。再用藏词做例，我们不但应该明了藏词内部的各色情形，还应当明了藏词同析字、飞白以及譬喻、双关、回文等等一切方式的同异关系。明了之后，对于各种修辞方式方才不会将同作异，将异作同。一个修辞现象到前，一看便能了然。可以不再发生把我们所谓双关和某君所谓词喻，我们所谓析字和某君所谓字喻当作两种，又把我们所谓回文和某君所谓字喻混作一种的错误。应用起来，也可脱口而出，毫不踌躇。
六 修辞研究的需要、进展和任务
但是这样的观察和研究颇要耗费相当的时日，又不是人人一时所能双方并进的。因为精密的观察是注意方式中的小异，系统的研究却要留心方式中的大同。虽然研究也不是从头就可不注意小异，但当归纳时，必当用舍象法将小异舍去，抽出它的大同来，才能将它同别的有这大同的现象构成一个相当的系统。所以研究的注意必在同。而平日的观察却在异。同异双方同时注意，固然不是不可能，但必须先有相当的经验做基础。有了相当的经验做基础，再去做精密的观察，方才功能容易明白，个性容易看清，得益才更容易，才更大。
我们的先辈似乎也颇知道此中的底细。故颇有相当的与人论文书传给我们。又常在诗话、文谈、随笔、杂记中，记下一些经验来，供我们开始观察时候参阅。但可惜多不是专为修辞说的，故内容颇杂，又多不是纯粹说明的态度，所收现象也多是偏于古典的。那于研究古典或古代某一部分的修辞现象，固然也可以做参考，却颇不适于我们想要系统地知道修辞现象者之用。因此颇有人想略仿西方或东方的成规，运用归纳的、比较的、历史的种种研究法，将所常见的，或文学史上还须说到的修辞现象，分别部类，做成一种修辞学。修辞学原是“勒托列克”（rhetoric）的对译语，是从“五四”以后才从西方东方盛行传入的。但最初用修辞这个熟语正名本学的，却是元代的王构（肯堂）。他曾著有《修辞鉴衡》一书，虽不甚精，似乎还是可以算是修辞专书的滥觞。不过那是属于萌芽时期的著作，自然同我们所谓运用归纳的、比较的、历史的研究法的修辞学没有直接的关系。
修辞学的任务是告诉我们修辞现象的条理，修辞观念的系统。它担负实地观察、分析、综合、类别、记述，说明
（一）各体语言文字中修辞的诸现象
（二）关涉修辞的诸论著的责任，从（一）的原料和（二）的副料中归纳出一些条理一个系统来，做我们练习观察的基础，或直接做我们自由运用的资助。它不是立法者。就是出现某一实例的语言文字也不是立法者。没有什么权力可以约束我们遵从它。故所归纳出的，决不能误解作为条规。但实例是很重要的。它是归纳的依据，它有证实或驳倒成说的实力。近人常说“拿出证据来”，它便是证据。唐钺氏的《修辞格》在现在许多修辞研究中所以比较地可以认为有成绩，便是因为他极注意搜集实例的缘故。又旧著，不是为修辞写的，如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对于修辞研究所以比较地有贡献，也便是因为他们极注重实例的缘故。实例除了助成归纳之外，本身还可显示修辞如何必须适合题旨情境的实际，故在条理归纳清楚之后还当将它保存，并且记明篇章出处，借便翻阅原文，细玩它的意味。至于各种论著，无论是中的外的古的今的，都只能做比较的研究或历史的研究的参考，备万一要解说某一现象而不能即得确当解说时的提示，或作解决方式的左证。如周钟游氏的《文学津梁》、郑奠氏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便是在这一方面颇可备供参考的关于中国修辞古说的参考书。
至于修辞学本身，它应该告诉我们下列几件事：
一、修辞方式的构成 如譬喻，应该说明它由（1）思想的对象；（2）譬喻语词；（3）另外的事物三者构成。
二、修辞方式的变化 如譬喻有三种变化：
（1）明喻——譬喻语词指明相类，形式为“君子之德如风”。又有时隐去。
（2）隐喻——譬喻语词指明相合，形式为“君子之德风也”。又有时隐去。
（3）借喻——思想的对象和譬喻语词都隐去，单说“风”，如“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据《容斋五笔》，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这两句，原作“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做好之后给李泰伯看，李泰伯教他把“德”字改做“风”字的。据此我们可以猜度这个“风”字是借喻“君子之德”。
三、修辞方式的分布 如譬喻遍布在古今文中，又遍布在文言和口语中，不过口语中把譬喻语词改作“好像”“如同”“一样”“就是”等等就是了。
四、修辞方式的功能或同题旨情境的关联 如前引惠施所谓“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之类的说明。
五、各种方式的交互关系 如譬喻同借代相近，而同前举藏词则相距颇远之类。
以上五条，在修辞学书中，大抵把（一）（二）（三）说得较详，（四）（五）说得较略，或者只用界说或类别来提示。因为这样，比较可以免掉挂一漏万，而且条理也比较地清楚些。
七 修辞学的功用
像这样的修辞学，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的过去试验成绩的一个总报告。最大的功用是在使人对于语言文字有灵活正确的了解。这同读和听的关系最大。大概可以分做三层来说：
（一）确定意义 以前往往把修辞现象当作“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境域，其实修辞现象大半是可以言传的。我们既知道它的构成，又知道它的功能，大半就可确定它的意义所在，扩大了所谓言传的境域。例如所谓“笋席”便是竹席，所谓“笋舆”便是竹舆，倘若知道借代，便可不必繁征什么方言来证明，解说。
（二）解决疑难 偶然有修辞上的疑难，也比较容易解决。例如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说：“又西曰仙弈之山。……其上有穴。……其鸟多秭归。石鱼之山全石，无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在多秭归西。有穴，类仙弈。”人往往以为“在多秭归西”一截不可解，也有人以为应该删去“在”字，而将“西”字连下读。其实倘若知道借代，又看过一点《山海经》的借代法，便可断定应该这样读，而且可以断定所谓“多秭归”，就是指上文仙弈山。
（三）消灭歧视 人又往往以为文言可以做美文，口语只能做应用文。而所谓美文者，又大抵是指辞采美富而说。其实文言的辞采，口语大抵都是可以做到的。例如文言中有“春秋鼎盛”一句话，人或许以为“春秋”二字美，而不知“春秋”二字，实际是同口语中的“东西”两字同用一样的修辞法。倘若知道借代，也便可以将一切歧视文言口语的偏见立时消灭。
其次便是可以顺次做系统的练习。因为修辞学已经把同类的辞例汇集在一起了，要做系统的练习，实际很容易。其次才是写说。修辞学可以说同实地写说的缘分最浅。因为实地写说，如前所说，是必须对应题旨情境的，决不能像读和听那样不必自己讲求对应的，容易奏效，也决不能像练习那样不必十分讲求对应的，容易下手。而一度试用有效的，又并不能永久保存作为永久灵验的处方笺，所以也决不能借为獭祭的方便。但同实地写说也不是全无关系。倘从好的方面说来，大抵可以疗治两种病象：
（一）屑屑摹仿病 从前有些人不知修辞的条理，往往只知屑屑摹仿古人，现在条理明白，回旋的地位大了，屑屑摹仿病想必可以去了一半。而且也会知道有些地方是绝对不可蹈袭的，例如现在已经不常看见飞矢，为什么还要用飞矢来喻快速，已经知道泰山也不是异乎寻常的大山，为什么还要用泰山来喻重大或高大？
（二）美辞堆砌病 又有些人不注意语言文字和题旨情境的关系，错觉以为有些字眼一定是美的，摘出抄起，备着做文的时候用。殊不知道语言文字的美丑是由题旨情境决定的，并非语言文字的本身有什么美丑在。语言文字的美丑全在用得切当不切当：用得切当便是美，用得不切当便是丑。近来有人把那些从前以为美辞丽句的叫做烂调套语，便是因为用得不切当的缘故。
倘从好的方面说来，或许可以疗治这些病象。但也要看听的看的人态度如何，写的说的人方法如何。大概方式的选择要精，说述要明，举例要用意周到，评断要不违反现代语言文字的趋向和语言文字的本质，才能做到如此地步。一切健全的写说都是内容决定形式的，而内容又常为生活所决定。没有健全的生活（学术的或日常的）便不会有健全的内容，也就不会有健全的形式。修辞学的本身，也是如此。此刻有谁敢说能够做到如何健全呢？
[book_title]【第二篇】 说语辞的梗概
一 修 辞 和 语 言
语辞就是普通所谓语言。语言是达意传情的标记，也就是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传情达意可以用各种的标记，可以通过各种的感觉。如用兰臭表示意气相投，兰臭便是一种嗅觉的标记，用握手表示情意相亲，握手便是一种触觉的标记。而最常用又最有用的，却是一种听觉的标记，就是口头的语言。普通所谓语言，便是指这一种口头语言而言。
其次，为了留久传远起见，又须用文字做中介，把口头语言写录做文字。文字是诉诸视觉的标记，性质自然同听觉的语言不很同，但同语言很有密切关系。语言学书上往往并这文字也称做语言。而把口头语言叫做声音语或口头语，文字叫做文字语或书面语。较广义的语言，又是指语言和文字这两种而言。
再看聋哑和婴儿，又颇有用摇头、摆手、顿脚等装态作势的动作来传情达意的事实。我们谈话、演说，也还时时利用它来做补助的标记。故有时更加扩大范围，又往往连这种态势也算做语言，把它叫作“态势语”。语言的更广义，又是含有声音语、文字语和“态势语”这三种。
前说修辞所可利用的，是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所谓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一半便是这些种语言的习性。另一半是体裁形式的遗产。如前头说过的藏词，便是一种利用遗产的修辞法。此外如引用，如仿拟，也是利用遗产。这种利用遗产的修辞法，以前很盛行。但都偏于引用古人的成句或故事。普通叫做“用典”。用典虽然可以构成联想内容，但很容易喧宾夺主，破了美意识的纯一境界。有时甚至使人不懂说的是什么。例如现在酒店柜屏上常写着“青州从事”四个字。这四个字，我们固然知道它是指说好的酒，但是曲折之多，却正可供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引去做中国语文费解的有力的证据。他说：“最有力的例证，是用‘平原督邮’代替‘劣等的酒’，‘青州从事’代替‘优等的酒’。中国人说：美酒可以及于‘脐’，而劣酒只能及于‘膈’。这个‘脐’字，恰好同另外一个也读这音的‘齐’字，形体相似，而‘齐’为一个地名，属于青州治下；所以美酒叫做‘青州从事’。另一方面，‘膈’字也同另外一个也读这音的‘鬲’字，形体相似，而‘鬲’也是一个地名，属于平原县治；又因为劣酒止及于‘鬲’，所以叫做‘平原督邮’。桓温的主簿是一个酒的鉴赏家，发出这种文学的诙谐语，正可用为代表中国语精巧的一个例子。”（参看张世禄译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第六章及《世说新语·术解》篇）这种说法，当时是精巧的，现在可就觉得很费解了。“五四”前后的“文学革命”所努力的，大半便是这种费解的用典风气的体无完肤的攻击。《中国语与中国文》出版于一九二三年，大约著者当时还不十分知道中国已经有了一种新文风，故还处处以用典为中国语文的特征。现在我们也已经把这种措辞法认作一种乞灵法，或没有时间镕铸新辞时的救急法，不再认它为正常的措辞法了。除了几种浅显明白的不必查考典故便可懂得的之外，都已废弃不用。所以我们研究修辞，也就无须浪费精力，从事偏僻的用典方式的研究。而语言习性的利用，却比以前更为注意。至少也不比以前忽略。虽然现在另有语言学、文字学等专科的研究，也不能不在将要进讲修辞方式的时候，把这修辞工具的性质说述一点梗概。
二 “态 势 语”
“态势语”，是用装态作势的动作，就是态势，来做交流思想的工具。苏轼所谓“海外有形语之国，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语也捷于口”（见《怪石供》），便是指着它说的。它同所要表示的意思极直接，一般不过用它来补助口头语言的不足，在不能用普通语言交流思想，或没有共通语言交换意思的时候，也还可以用它来做交流思想的工具。如聋哑和婴儿以及其他一切人的指手画脚之类便是。
态势共有三种：就是表情的、指点的和描画的。如用微笑表示欢喜或许可，蹙额表示愤怒、厌恶或反对，便是表情的。表情的态势虽然似乎多是反射作用，未经反省的，但刺激旁人的功用却颇大。指点的态势，是直接指点对象的态势，如指人说人，指物说物之类。这种态势，自然只能用以指点前后左右视觉可及范围内的事物和方向。在视觉所不及的范围中的事物，便要应用描画的态势来表示。描画的态势又可以分做三种。如一手支头，两眼紧闭，表示睡着，是象形的；伸出大指头表示大，伸出小指头表示小，是指事的。指着前方表示将来，指着后方表示过去，是象征的。第一种是直写事物的形状，第二种是借他物重要的特征来表示这物，第三种是借适宜描画别方的行动来表示这方的事物。态势能够做出这样三种来，表意的功能已可说是不小了。
但它总是直观的，不能表示抽象的意思。如“凡人皆有死”这句话，用“态势语”来翻译便不容易翻译出来。遇有接连的时候，又只能用印象的接连法，不能有普通的文法组织。其接连法大抵如次：
主语，附加语——补语，谓语
故如说“黑牛吃草”便要化成“牛，黑——草，吃”的形式。而文法上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等词品，又几乎无法分别。如指黑土可以说黑，也可以说土，指青草可以说草，也可以说青。究竟说什么，全要从情境上去臆度它。就是语气，也是如此。同是指点一件东西，一带有疑问的表情便会成为询问语，一带有发急的表情便会成为命令语，也要从情境上猜度它。种种方面凑集起来，“态势语”便成为很粗陋笨拙、暧昧不明的思想交流法，大不及声音语的简捷而明确。对于声音语来说，只可算是粗笨的漫不足道的交际工具，不能同声音语相提并论。除了某些情形特殊的人，如聋哑、婴儿之类，或遇到某些特殊的情境，如彼此言语不通之类，用它来约略示意之外，一般不过用它来做补助声音语言的工具。在修辞上也只同口说或记录口说的文辞有关系。如《论语·八佾》篇：
或问褅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指其掌是一种手势，是态势的一种。“指其掌者，弟子作《论语》时言也。当时孔子举一手伸掌，以一手指之，以示或人曰：其如示诸斯乎？弟子等恐人不知示诸斯，谓指示何等物，故著此一句，言是时夫子指其掌也。”假如孔子当时没有这指点的手势或记录时并不记录出这指点的手势，他的话中就不能用那等于现在说“这个”或“这里”的“斯”字。故在口说或记录口说的文辞中，态势实际也同修辞有相当的关系。它能指示说话时的情境，而本身也便是说话时的情境之一，修辞须得同它相应合。但它实在不是所要调整的语辞的本身。所以除了演哑剧，学演说，教聋哑，领婴儿，或者另外须有特殊的研究的之外，修辞上已不将它作为可供利用的工具了。
三 声 音 语
修辞上最要注意的是声音语。我们常简称它为语言。声音语是由声音和意义两个因素的结合构成的，自然离了声音便不能存在，缺了意义也不能成立。但声音和意义的关系，却不像“态势语”那样的直接。如说骑马拴马，在“态势语”是将手做几下摇鞭的姿势，将脚做一下跨上的姿势，来表示在骑马。又将脚做一下跨下的姿势，将手做几下结绳的姿势，来表示在拴马。都就用表意行动的本身做思想交流的手段。是直接的。而声音语，却不用行动本身做思想交流的工具，而用行动所生的结果——声音——做思想交流的工具。是间接的。这种间接的声音，在约定习成之后，自然也会觉得声音和意义之间仿佛有着一种自然的必然的关系。似乎无可改动，无可移易。例如马，你不能叫做鹿，鹿也不能叫做马。但当初全是适然的，人定的。正如荀况所谓“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者，谓之不宜”（《荀子·正名》篇），嵇康所谓“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异号，举一名以为标识耳”（《嵇中散集·声无哀乐论》）。它是意思、事物的约定俗成的标记，而非意思、事物的自然、必然的表征。大约当初生活在同一地方的，生理和环境都很相似，经验也差不多，经验既经互相认识，用以表示该经验的声音也复互相承认，随后便将那声音来做表示同样经验的约定标记，这就成了这种用声音表示意思的语言。
语言是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劳动使人脱离了其余的动物界，劳动创造了人，使人成为社会的生物，劳动也使人有了语言和思想。语言和思想都早就产生的。语言的产生是由于人在劳动和生产的过程中，有交流思想，协调共同活动的需要，因而形成、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说过（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产生当初，也是异常简陋，语汇是很贫乏的，文法组织也是很原始的，但因语言的声音和意义两个因素的结合全然随应社会的习惯约束，只要约定俗成，即便可以声入心通，富有因应社会而变迁改动的可能，可以因应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组织的工具。社会假如没有语言，必致混乱。我们大概都还记得《旧约》中巴别塔的传说。那在《创世纪》第十一章中记着说：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语言，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罢，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已作起这件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混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混乱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便叫做巴别（巴别就是混乱的意思）。
这传说便是显示语言不通是怎样的不便。
四 文 字 语
及至经验发达，不能单靠口头传述，直接记忆，从这一时代留传给别一时代，又社会扩大，人事增繁，不能单靠口头，维持这一地方和别一地方的关系和团结。于是单有语言，也还觉得不便。社会上便又有诉之视觉的文字语发生。我们常常简称它为文字。
现在人一说到文字，总以为文字是语言的标记，或说“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尚书·序疏》）。这就现在而论，也符事实。假若追溯源头，文字实同语言别出一源，决非文字本来就是语言的标记。
文字从起初到现在约略可以分为下列四个时期：
（一）记认时期
（二）图影时期
（三）表意文字时期
（四）表音文字时期
就是在今日通用的表音文字之前都曾用过表意文字，表意文字之前又曾用过别的几种图记。
在文字未同语言连合的过渡时代，大抵先用结绳、刻符、串贝等方法，补助人类的记忆。这是文字史前的记认时期。据说中国的汉族也曾有过结绳时代。《易经·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又曾有过刻符时代。即所谓“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而中国的苗人，也用过刻符。方亨咸《苗俗纪闻》说：“俗无文契，凡称贷交易，刻木为信，未尝有渝者。木即常木，或一刻，或数刻，以多寡远近不同，剖而为二，各执一，如约时合之，若符节也。”其次便是用种种的图形，写录种种的意思的时期。这是文字史前和文字史的过渡时期。故或划入史前，或划入史中称它为“图影文字”，说法颇不一致。但凡连篇的图影同语言还不连合的，似以划入史前较便说明。如下图是奥吉倍族的女子写给一个男人的情书。左上一个熊是女子的图腾，左下一条泥鳅是男子的图腾，便是信上的发信人和收信人。旁边两条线是路径，两个三角垛是相会的帐幕，里面画有招他去的标记。三个十字架表示幕周居民都是基督教徒，对他说明四周的情况；还有三个圈，是表示那里有湖沼，用以指示位置，仿佛等于说那是什么路多少号。我们中国什么时代用过这类的图影，现在还未考究清楚。但据沈兼士氏推测，以为《虞书》上说的欲观古人之象而作日月至黼黻十二章，《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说的“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大约便是这一种图影。不过古代纯粹用这一种图影记事的古迹已经很难考见了。
奥吉倍女子的情书
后乎图影的就是表示各个观念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表意文字的第一步。中国的汉字普通用作六书“象形”之例的 （日月），用作“指事”之例的丄丅（上下）等，就是这一步的表意文字。埃及的楷书，表太阳的 ，表月亮的 ，也是这一步的表意文字。由此再进一步，拼合了这等象形文字来表意思，便成了一种完成的表意文字。这在中国的汉字如六书中的所谓“会意”，合“人”“木”两字作一个“休”字，合“刀”“牛”“角”三字作一个“解”字等，就是适例。
表意文字以后便是表音文字了。这里有了一个显著的分歧：一面埃及楷书的象形文字发达为行书（僧侣文字）和草书（民间文字）之后，腓尼基人采取楷书及行书造了拼音字母的原形，递嬗下来，成为今日世界通行的拼音字母。而一面如我们中国的汉字，虽然也有六书中称为“形声”“转注”等半表音文字及称为“假借”的纯表音法，却始终只借固有文字为表音记号，直到注音字母以及其他种种拼音字母（包括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字母）出现为止，不曾定出什么以简御繁的拼音字母。现在的汉字，虽然因为经了几次字体改变，已经如钱玄同氏所谓“四方的太阳（日），长方的月亮（月），四条腿的鸟（鳥），一只角的牛（牛），象形字也不象形了”，毕竟还带有几分图形的性质。
文字是诉之视觉的，从记认记号、图影记号、象形文字等等诉之视觉的方面发达起来，也是自然的趋势。但单单诉诸视觉，直接表示意思，不同语言连合，必如“态势语”似地，繁重而不便应用。既同语言连合，文字就不但表示意义，也且表示语言中诉之听觉的声音。文字就成为语言的标记。普通所谓文字，就是指这兼表音义的文字说的。陈澧《东塾读书记》（十一）说：“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是否“为意与声之迹”，是现在我们区别文字和非文字的一种普通标准。
用这标准，我们才把表意和表音的划入文字之内。而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便都由文字形体和意义和声音三者构成，其分别不过在文字对于意义和声音的直接间接的关系：直接表声音，间接表意义的，便是表音文字；直接表意义，又直接表声音的，便是表意文字。往下将就文字、意义、声音这三者，加以约略的分析。
五 声 音
语言中的声音也是一种音。凡是略略翻过物理学的，大约都知道音是由于物体的振动而成。这振动从空气中或从别种物体中传达到我们的耳朵，刺激了我们的听神经，我们就发生了音的感觉。我们知道音有音别、音色等音质。音质是由于许多振动复合所成的色彩。又有强有弱，有高有低。强弱是由于振幅的大小，高低是由于振动的快慢。又有长有短。长短是由于振动延续的久暂。此外还有发音的时分，发音的地点，发音的方向、距离等等。凡是音，必都具有这些因素。而音到了耳朵，还将有使人觉得愉快或觉得不愉快等情调的反应。
语言的声音也是一种音，当然也具有这种种因素。但语言中的声音并不像别种物体的音，例如上课的钟声、吃饭的铃声，那样简单。钟声、铃声是反射的，语言的声音却是有意表出的。这有意表出的声音，或许当初也有一些是摹拟事物的声音，但当约定俗成之际，却都要依照社会的约束、习惯。无论所用的音素，音素的排列以及其他种种，都依现有的习惯。习惯假如不同，声音也便不能一律。世界语言所以千差万殊，便是因为习惯不一致的缘故。
又全具这些因素的乃是一种具体的声音。具体的声音例如谁说“我在读书”，自然具有以上种种的因素。你的口音和他的口音不同，便是音质的不同。你也许说得轻，他也许说得重，便是强弱的不同。你也许说得尖，他也许说得粗，便是高低的不同。然而口音等等，平常说话听话多半是不计的。平常说话听话的过程是这样：
全过程是由从意思到发音，从听音到意思的两个作用联合而成。联合两作用的是声音。做各个作用的中介的是声音意象。声音意象平常多不过是抽象的声音。由于各个具体的声音中，抽去许多各别的因素，单单留下一些共同的因素构成。固然没有时分、地点、方向、距离等因素，也没有音色、轻重等因素。只是一个漠然的声音意象。我们平常说话听话时都以这种抽象的声音意象做基础。例如现在你有必要，要说“我在读书”这句话，这时这个抽象的声音意象就浮现上来。随后你的发音器官（喉舌等等）应和着动，便可发音。这时所发的声音是一个具体的声音。有个人的音彩，有一定的时分地点等等因素。这个具体的声音比之抽象的声音，内容属性多好多。但这些多的属性平常你并不留意，你只要抽象声音的属性能够被包含在这具体的声音中，便算已经达到了目的，你便觉得心满意足了。你所要发的，毕竟只是单含抽象声音因素的声音。此外的属性，例如音色等等，你并不关心。说的人如此，听的人也是如此。听的人平常也只注意对方具体声音中，关于这抽象声音的一部分。除非是特别引人注意的话，总不将那具体的声音一并记住。所以语言学上，颇有人将语言声音所含的因素，分作固有的和临时的两种。将具体声音中，各个具体声音所共通的抽象部分，叫做“固有因素”；各个具体声音临时所加的因素，叫做“临时因素”。
六 形 体
文字的形体也是社会约束的习惯的东西，同信笔涂抹不同。那约束最重要的，便是前头说过的“为意与声之迹”，做书面语言的标记，代表语言的两个因素：声音和意义。故同单表意义的图影，单表意义的数学记号等类标记不同，也同单表声音的音标不同。古今中外的文字所以千差万殊，也便是因为文字形体同约束习惯关系复杂各别的缘故。
形体也有具体和抽象之分。某人在某时某地所写的是具体的形体。具体的形体有特定的书体、笔势、大小。有特定的位置、方向、行式。又有特定的墨色、纸质等等。并且有特定的时间：什么时候写，可以保存到什么时候等。例如殷代的兽骨龟甲文字到现在还被保存。此外也有一种看形体时所反应的情调。如好字看了使人愉快，坏字看了使人不快之类。具体的文字形体，必都具有这等一切的属性。
但我们平常对于文字形体所存的观念，也多不过是抽象的形体。由各个具体的形体中，抽去许多各别的因素，单单留下些许共同的因素而成。所以将具体的形体分析，也可以发见中间含有“固有因素”和“临时因素”。临时因素是经几次经验之后会被抽去的成分，如我们心里的一个“大”字，便没有一定的大小，或什么人的笔迹，乃至纸质墨色等等。只是一个漠然的“大”字。这漠然的“大”字，便是“大”字形体的固有因素。
形体的固有因素大约只有下列几项：（一）笔画，如“大”字有一画，一撇，一捺。（二）个数，如“大”是一个字，“一”是一个字，“一”“大”相合为“天”，也是一个字。我们平常写字、认字，也不过拿这几项固有因素做基础。
七 意 义
用某声音或某形体代表某意义，也是一种社会的约束习惯。如图，或以声音代表意义，如一切的语言；或取双重关系，以形体代表意义，又以形体代表声音，如一切的表意文字；或取单重关系，仍以声音代表意义，只以形体记出声音，如一切的表音文字，都无不可。不过声音和形体原不过是一种标记。标记的作用只要能够引起所意谓的事物的联想便算有效。有效的程度相等，标记本身便愈简便愈容易愈好。采取双重关系，无异叠架重床，照现在看来，实无必要，而且也不能完全做到。如前头说过的，中国的汉字中也已经有一部分的表音文字，便是不能完全做到的明证。又因为声音形体只是一种标记，并非事物本体的摹本，只要标记和事物的联想能够成立，就可完成任务；声音、形体、意义三者，实际也有变更的可能。
意义也有具体抽象的区别。这同心理学或逻辑学上所谓概念观念相当。平常出没在我们知觉、记忆、想象中间的，常是事物的观念。观念是具体的。如马，必是或黑或白，或大或小，或胖或瘦，或驯或野的马。而“马”这一个声音或这一个形体所代表的，却是包括一切具有黑白等毛色，大小胖瘦等形体，及驯野等性格的马，便是事物的概念。概念是由事物经过几次经验之后，抽异存同，我们的心理构成，是抽象的。这抽象概念所含的属性自然同具体观念所含的属性不同，比之具体观念所含的属性少好多。如“马”就只含有四脚、善跑等少数共有的因素。从概念所内涵的因素说，这“马”竟可说不是那些含有特殊因素的“白马”“黑马”以及其他种种的马。所以中国古时公孙龙曾有所谓“白马”非“马”说。但从所涉及的外延说，这“马”却又能够包括那些含有特殊因素的“白马”“黑马”以及其他种种的马。只要是同类的个体，都可以应用。倒比单能表示各个观念的简便得多。
一切语言文字的意义，平常都是抽象的，都只表示这等概念。就是专有名词的意义也只表示概念。专有名词如西湖，初看似乎是代表西湖的观念，但西湖也有晴雨，有热闹冷静等等的特殊相，单讲西湖也已经将这等特殊相抽去了，也只是一个概念。概念所含的因素，是意义的“固有因素”。
及至实际说话或写文，将抽象的来具体化，那抽象的意义才成为具体的意义。例如《西游记》第十六回唐僧在观音院前“下马进门”。那马便是一匹鞍辔齐全、性格驯良的白马。虽然单说一个“马”字，“马”字所含便已不止“马”字概念所含的因素，另外还含有毛片性格等等许多的“临时因素”。
照此看来，语言文字的声音、形体、意义，都有固有和临时两种因素。这等因素平常都只凭着经验来分析。经验不同，分析也就不能符合。一个有特殊发音经验的，或许对于发音的运动感觉特别留心。一个特别爱好写字或特别欢喜揣摩字眼的，或许对于字眼的好歹或筋肉感觉特别清楚，甚至并入固有因素之中。可是未必人人如此。至于意义，更是这样。意义的体会常随经验而不同。常因经验不同而各人的联想感想不能互相一致。例如说白马，我此刻想起了唐僧的白马，你也许想起了白马将军的白马，另一些人或许又想起了上海跑马厅的白马。而对于白马的情趣和价值，也就各人的感想不能全同。对于含情的字眼，更是如此。
八 语言和文字的关系
以上大体就单音、单形而说。此外单音、单形的组合，如音质上单音的多少、单音的先后等等，也都同意义有关系。我们总看声音、形体和意义的情状，大抵平常总只是抽象的，只有一些固有因素，及至实际应用，这才成为具体的声音，具体的形体，具体的意义。声音要到实地发音，才成为具备所有因素的具体声音，形体也要到实际写在纸上，才成为具备地位、方向、大小等一切因素的具体形体。意义也是一样，必要到实地应用才成为具备实际一切因素的具体意义。其所加的临时意义，大抵都由情境来补充。例如我此刻对你说，“请你把书闭拢”，你必定知道我说的就是你刚才在那里看的一本书，有一定的大小颜色等等一切因素，而不止是书的概念所含的因素。这除出概念因素以外的临时因素，便是情境所补充的因素。此刻的情境是实际的环境；如果不是实际的环境，必是文字的背景。如前举“马”的一例，便是由于情境补充，我们因此知道它是说鞍辔齐全、性格驯良的那一匹白马。此外意义的临时因素，大抵凭声音形体的临时因素来表示。声音和形体的关系也是如此。如意义上特别着重的，在声音上可以相应地说重，文字上也就可以相应地写大或印大。又如意义上有断续的，在声音上可以用断续表示它，在文字上也可以用虚线表示它。再如一个人传述两个人对话的时候，在声音上可以变更地点来表示，在文字上也就可以变更行列来表示。其他书体、方向、行式、墨色、纸质等等临时因素，也无不可供利用。
还有说话，可以用态势帮助，使人明了或注意。文字也可以用图画帮助，使人明了或注意。
大抵用声音代形体，或用形体代声音，都有相当的可能。不过声音是听觉的标记，形体是视觉的标记，所诉的感官既然不同，功用自然也有不能交替的所在。诉之听觉的有时不如语言。例如现在文字固然对于声音的高低强弱等等多没有表示，就使有表示，也决不能记录下具体语言的一切临时因素。语言的临时因素很多，如某一个人特有的音色、声调、抑扬、缓急等都是。要用文字精密地记录下这些具体声音因素的全部，总觉得是不可能。万不如同是诉之听觉的留声机。而诉之视觉的，却又有时不如文字。例如文字上，可以用各式的提行、空格、空行，各种的行式，各种的书体，各种的墨色，各种大小不同的铅字，各种的地位方向，来表示意义的变化，语言上却又觉得不能完全做到。又，文字可用种种的记号，如文字的标点：、（顿号），，（逗号），；（分号），：（冒号），。（句号），？（问号），！（感叹号），‘’或“”（引号），或〔〕（括号），——（破折号），……（虚缺号），·（着重号，加在重要语句的上下左右），——（专名号，加在专名的上下左右）， （书名号，加在书名的上下左右）。数学的记号：十（加）、－（减）、×（乘）、÷（除）、＝（等于）、＜（小于）、＞（大于）等。此外还有化学的物理的等等一切记号。最重要的还是各种的图表。图表可以刺激人的眼目，使人一目了然，而语言却总无法做到那样的简明。例如下列一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便是一例。我们试改用语言朗述一遍，便知它是如何的简明。
九 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
汉语文是世界上最发达最重要的语文之一，汉语文正在蓬勃发展，这里且让我们简单地谈谈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
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可以简括为三点来说：
第一，语文合一了 汉语文曾经有过一个语文分离的时期。一般书面都用远离口语的文言文。但接近口语的白话文还是作为通俗写生用语，作为文学哲学用语，在社会上流行。千百年来不断地逐渐地发展，终至发展成为比之文言文更便于写生活，记事物的书面语。到了“五四”前后，经过称为“文学革命”的运动一推动，它便取了文言文的地位而代之，成为大家公用的文体。汉语文从此消灭了语文分离或言文分歧的现象，重新确立了“语文合一”或“言文一致”的语文正常关系。这种语文合一的文体正在日益扩展它的应用范围，正在日益充实它的成分，经常从民间、从古代、从外国，吸收好的有用的成分来丰富自己。而人民大众也经常从这种文体中吸收有用的成分来使自己的语言更精炼、更普通，逐渐形成为一种新型的普通话，为广大的人民传情达意之用。这是汉语文变迁发展的总的趋势。这是第一点。再就汉语文的组织来说：
第二，词的构成多音节化了 汉语文增添新词，一般早就停止使用造字为词的老方法，改用组字为词的新方法。汉字是单音节的，而组字为词组成的词一般是多音节的。汉语文开始组字为词就是汉语文的词的构成开始多音节化。组字为词的方法用得越多，多音节化的趋向也就越加显著。组字为词的方法在白话文中本来很盛行，在最近几十年来的白话文中尤其用得普遍。现在不但增加新词，常常用这种方法来创制新词，就是引用旧词，也常常用这种方法来改换旧词。例如“道听途说”的一个“道”字，我们现在引用就会增为“道路”两字，“天下有道”的一个“道”字，我们现在引用就会增为“道理”两字。词的构成这样的多音节化，可使词的声音意义都更明白分明，也使词的构成本身更有错综变化。虽然多音节化的词用汉字写出来，看去还都是一块块的，但它多已不是各自独立的分散的块块，而是结成长短不一的条条的块块了。这是第二点。
第三，文法组织更加精密灵便了 文法组织，无论是词的组织，还是句的组织，都是比之某些词汇较难变动的，但在汉语文中也已经有了不少的变动、改进。例如《庄子·齐物论》说：
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
第一个“若”字和第二个“我”字同是补语，却把一个放在谓语后面，一个放在谓语前面，组织上彼此歧异不一。这种歧异不一的组织，现在就已经不用了。这在现在说起来，一定是说“我赢了你，你赢不了我”，两个补语都放在谓语之后，没有什么差别了。这就是现在文法组织更加灵便的方面。此外如“他”、“她”、“它”的分化，“的”、“底”、“地”的分用，“那”“哪”的分用，等等，现在文法组织比之以往更加精密的处所也不少。这是第三点。
总之，我们的语文已经日益发展成为更丰富、更灵活、更精密、更完美的语文。这种汉语文变迁发展的大势，实是年来我们语文改进和文字改革的大根基。我们讲究修辞，需要通晓汉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尤其需要通晓这种汉语言文字变迁发展的大势，正确地灵活地加以阐发和利用。
[book_title]【第三篇】 修辞的两大分野
一 形 式 和 内 容
照前篇所说的看来，可见语言本身也便有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音形便是形式，意义便是内容。如把这等内容便作写说的内容，那么，鸲鹆鹦鹉也能仿效人的语言，鸲鹆鹦鹉仿效的人语，也便可以说是有内容的说话了。但是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界限，便是所谓调节。人禽在语言上的分界，便在禽类不能用有调节的声音，而人类却不特用调节的声音，还将那调节的声音调节地随应意思的需要来使用。
人类，除了小孩把新学来的语言说着玩之外，大抵都是随应意思内容的需要调节地运用语言文字的形式。这内容是指第一篇所谓意旨的内容、题旨的内容，而非仅指附随形式，玩着形式也便带有内容的语言的内容。语言的内容，对于写说的内容只能算是一种形式的内容，在讨论文章说话时常常把它归在形式的范围之内。
内容形式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无法做到形式变了而内容不变，或内容变了而形式不变的地步，像煞我们穿着衣裳一样，脱了这件，穿上那件，或这人穿过，又给旁人去穿。但若并不忘记它们的关联作用，却又未尝不可以把它们分开来说。
我们对于它们，当然期望形式能够和内容调和。但是事实上，只有内容形式两并充足的时代能够如此。此外大抵或者偏重内容，或者偏重形式，有些畸形的状态。不过内容偏重的畸形是一种上升的畸形，形式偏重的畸形却是一种没落的畸形。其发展的顺序大抵如下所列：
（一）内容过重时期
（二）内容和形式调和时期
（三）形式过重时期
当一种新内容才始萌生或者成长的时期，总觉得没有适应的形式可以把它恰当地传达出来，原有形式的遗产纵然多，也觉得不足以供应付。而急于探求新形式的意识，或又使人失去一部分利用旧形式的兴趣。于是便有一种形式缺乏的现象发生，使人觉得生硬，觉得传达得不适当、不自然。这我们称它为内容过重时期。内容过重一般并不是故意的，只为谋求“言随意遣”，而言尚不足以供应付，意又还不足以创成新形式，这才发见了这样的现象。这现象是每一新内容要求有自己的适应的新形式的开创时期一种公有的现象。最明显的，如佛教输入、文学输入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输入时期，都曾有过这样的现象。
其次便是形式进步，足以应付内容，而内容也更丰富深厚，足以副称形式的时期。这就是王充所谓“外内表里自相副称”的时期。
再次，内容有些涸竭的情形，单想从形式这一面取胜，便是一个将近没落的形式过重时期。对于形式，像斗测巧板似地，竭力求其工巧，而于内容却是死守旧见，不事开展。这样的时期，名为形式过重，其实也不是真的形式过重。因为形式所有的不过是概念，没有内容去充实它，那概念也就是一个不活泼不生动的死概念。没有现实的意义，也没有真实的力量。名为偏重形式，其实正是形式的糟蹋。
这对于个人，也是同样的真实。
二 内容上的准备
个人固然少不了形式上的学习，同时更其少不了内容上的磨炼。这磨炼是使我们“有诸其中”的唯一的源头，也是使我们形式成为富有现实意义现实价值的唯一的枢纽。磨炼工夫约有下列几项：
（1）生活上的经验——生活上的经验，不但使我们多识多知，也与一个人的思想见解趣味非常地有关系；差不多暗暗之中，做着思想见解趣味等等的无形的最后裁判。无论外延的广涉的经验，和内涵的深入的经验，都属必要。而深入的经验，更能辅助我们想象未曾经验的境界。
（2）学问——实际不曾经验过的，可以借学问的力量来补充。但要探求生活直接所要求的学问。学问越是生活直接所要求的，越能给人生命，使亲近它的人得到了实际的学力。对于那种学力的浅深和广狭，也就像对于生活上经验的浅深和广狭一样，将要无可隐藏地反映在写说上。
（3）见解和趣味——经验和学问累积的结果，就会形成了个人特殊的见解和趣味。而个人特殊的见解和趣味，也能左右个人以后的经验和学问。见解如果不能与时并进而化成古怪，趣味不能循向正大滋长而流为怪僻，则经验和学问，对于那人也就等于路上的尘埃和垃圾。越积聚得多，越会污秽了他。
以上是说写说者必不可少的经常修养，就是所谓储蓄知识才能的经常方法。有如吴曾祺氏所谓“储才之法，可储之于平日，而不能取之于临时”（见《涵芬楼文谈》）。但是临时也不是没有可以经心努力的地方，约略说来，也有两项：
（1）观察——随时细心的观察，在修养上为医治见解僵化，趣味腐倾的良药，在修辞上也是使写说鲜新活泼能够关切现实的好法。观察的规模，可大可小。大规模的观察，非有长年久月不能告一段落，简直可以算作一种修养。细小零星的观察，则在临时，也未尝不可以从事。例如所谓小品，多半就是依据临时观察所得的结果写下来的。这大小各面的观察，都是所谓不以晓得种种的法则的概念为满足的人，用着自己的血肉活身心，去应接亲近眼前正在显现正在变动的活事实的事。当然以能穿微入细，明变知因为最好。因此讲观察的，多将灵敏而深刻，或者细密而锐敏，悬作观察的理想。而要认真讲究真实正确，要免除因生理、因习惯、因心理而来的错误，也和一般研究科学没有什么两样。
（2）检阅——临时也可检阅报章、杂志和书籍。报章、杂志、书籍上所记的情状，都已经经过剪裁删节，而且多已经经过拣选炮制。不但不如自己所观察的，直接而且具体，也且或已转到另外一个方向，换成另外一副面貌。这比之观察更须有经验学问等等做指针，从字里行间去推求事情的真际。但记载本来可以用正看、反看、侧看等等方法；对于不能正看的，我们也未尝不可以反看、侧看。例如鲁迅所谓“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拼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便是一种反看法。我们不应为了他们的说话有时不实便简直抛撇了不顾的。
总之，写说不纯全是椅桌间的修炼，在修辞之前少不了要有经验、学问、观察、检阅等种种内容上的准备的。写说以后的成败，虽然同写说当时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环境等类的条件也颇有关系，然而大体总是看这种种准备是否充分为转移。
三 两种表达的法式
这样准备所得的成果，我们可以用两种很不相同的法式来表达它：第一种是记述的；第二种是表现的。记述的表达以平实地记述事物的条理为目的。力避参上自己个人的色彩。常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精细周密地记录事物的形态、性质、组织等等，使人一览便知道各个事物的概括的情状。其表达的法式是抽象的、概念的、理知的：
类别之事，看似容易，而实甚难。往往一大类之物，欲为别分小部，不知从何入手。常法但取其及见而便事者以为分。譬如分小舟，则取用汽用帆用桨用篙；而任重之兽，则云牛马骡驼驴象驾鹿等；又如家有藏书，则分经史子集。但用此法，自名学规则观之，往往必误。故曰难也。
盖如是为分，不独多所遗漏，其大弊在多杂厕而相掩入也。中国隆古之人，已分一切物为五行矣。五行曰金木水火土，意欲以此尽物。则试问：空气应归何类？或曰：空气动则为风，应作属木；《易》巽为木，而亦为风。则吾实不解气之与木，有何相类之处。又矿质金石相半，血肉角骨自为一部，凡此皆将何属？且使火而可为“行”，则电又何为而不可？若谓原行不收杂质，则五者之中，其三四者皆杂质也。是故如此分物，的成呓语。中国人不通物理，五行实为厉阶。（严复译述《名学浅说》三十八节至三十九节）
这类的文章或说话，同科学的关系最密切；其形式也受逻辑文法之类的约束最严紧。
表现的表达是以生动地表现生活的体验为目的。虽然也以客观的经验做根据，却不采取抽象化、概念化的法式表达，而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法式表达。其表达的法式是具体的、体验的、情感的：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去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杜甫《兵车行》）
这类的写说同社会意识的关系最密切；受社会意识的浸润也最深。
这可以算是两个极端的代表。我国以前论表达的法式，如《文心雕龙·体性》篇所谓“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湖南文征序》所谓“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之所同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也是以这两个极端做代表。此外处在这两个极端中间的当然也很多。我们可以将它们分成三个境界，就是
（甲）记述的境界，
（乙）表现的境界，
（丙）糅合的境界，
如引言所说。
四 语辞的三境界和修辞的两分野
因此修辞的手法，也可以分做两大分野。第一，注意在消极方面，使当时想要表达的表达得极明白，没有丝毫的模糊，也没有丝毫的歧解。这种修辞大体是抽象的、概念的。其适用的范围当然占了（甲）一境界抽象的概念的语辞的全部，但同时也做着其余两个境界的底子。其适用是广涉语辞的全部，是一种普遍使用的修辞法。假如普遍使用的，便可以称为基本的，那它便是一种基本的修辞法。
第二，注意在积极的方面，要它有力，要它动人。同一切艺术的手法相仿，不止用心在概念明白地表出。大体是具体的、体验的。这类手法颇不宜用在（甲）一境界的语辞，因为容易妨害了概念的明白表出，故（甲）一境界用这种手法可说是变例。但在（乙）一境界中，却用得异常多。如前举杜甫的《兵车行》中，开端的“辚辚”“萧萧”便是。那不用抽象的概念的表出，说它车行马嘶，却用具体的体验的写法说它“车辚辚”，“马萧萧”，便是这类手法的应用。此外，（丙）一境界的语辞，如一切的杂文，寻常的闲谈等，却又用不用都无妨。这两类手法，和三种语辞境界的关系，大体如左图。
这两种手法或两大分野的判别，颇属重要。因为我们修辞遇着不能两全的时候，或须牺牲了一面。那时我们要判断是否处理得适当，必须看它的本意侧重在何方，方才能够决定。即如明白，倘要概念明白，那就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还不如我们此刻说的车行、马嘶，而车行、马嘶的具体性、体验性，却万不及“车辚辚”“马萧萧”。故从积极方面着眼，必须肯定“车辚辚”“马萧萧”是一种更好的表现法。积极修辞方面，事实上也有为了表达情感起见，故意说得不明不白的，如所谓婉转、避讳之类的修辞都是。例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恐卒然不可为讳。
“不可为讳”就是说他死，但不直说死，便是因为情感上不忍直说或不便直说的缘故。但虽然这样换了一个说法，也必仍要看的人或听的人看得懂听得懂。所以我们仍说也是以消极的手法做底子。
古来有些关于修辞的争论，其实便是这两个分野的争论。例如《春秋·榖梁传·成公元年》：
季孙行父秃，晋却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手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偻者御偻者。
后头四个排句（排句中的“御”，音迓，迎也；下文改作“逆”，逆亦迎也），是本来可以括举，而文中故意列举的。刘知几以为不必这样列举。在《史通·叙事》篇说：
若《公羊》（当作《榖梁》）称：却克眇，季孙行父秃，孙良夫跛；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盖宜除跛者已下句，但云：各以其类逆。必事加再述，则于文殊费，此为烦句也。
魏际瑞（号伯子）又反对这一说。在《伯子论文》中说：
古人文字有累句，涩句，不成句处，而不改者，非不能改也。改之或伤气格，故宁存其自然。名帖之存败笔，古琴之存焦尾是也。昔人论……《公羊传》，齐使跛者逆跛者，秃者逆秃者，眇者逆眇者，宜删云各以类逆。简则简矣，而非公羊……之文，又于神情特不生动。知此说者，可悟存瑕之故矣。
这一论争，便是侧重消极修辞和侧重积极修辞的论争。
五 两大分野的概观
这两大分野的详细情形，我们将在随后几篇里陈说。现在先将这两分野的内容做一个概略的观察。
大概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必须处处同事理符合。说事实必须合乎事情的实际，说理论又须合乎理论的联系。其活动都有一定的常轨：说事实常以自然的、社会的关系为常轨；说理论常以因明、逻辑的关系为常轨。我们从事消极方面的修辞，都是循这常轨来做伸缩的工夫。关于事实的，例如《左传·庄公八年》：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
《管子·大匡》篇作：
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襄公立后，绌无知。
既少一个“曰”字，又多“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一句，却仍无妨为完文，便是因为未出常轨的缘故。关于理论的，如《庄子·知北游》篇说：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却，忽然而已。
而《盗跖》篇却作：
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
化一句做二句，又把“若白驹之过却，忽然而已”伸长作“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也因仍在同一常轨之中，所以没有妨碍。但若变作“异于骐骥之驰过隙”，那就破坏了常轨，不特与《知北游》的话不相符，便同上文的话也是不相合不可通了。在这分野里边，就是先后的顺序也可以依事实或理论的关系来断定。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对曰，“昔赵衰以壶飱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
王引之说这段话里有错简，“晋侯”以下二十八字应移在“卫人平莒于我”之前，因为“故使处原”正是说赵衰应当做原大夫的原由，必当紧接在“赵衰为原大夫”的纪叙文之后（见《经义述闻》十七），便是根据事理来断定文字应有顺序的一个例。这一分野的修辞，第一要义在能尽传达事理的责任。其价值如何，就要看写说的结果同事理的真际是否切合或切合的程度如何而定。因此就以明确、通顺、平匀、稳密等顾念事理的条件，作为修辞上必要的条项。
然而积极的修辞，却是具体的，体验的。价值的高下全凭意境的高下而定。只要能够体现生活的真理，反映生活的趋向，便是现实界所不曾经见的现象也可以出现，逻辑律所未能推定的意境也可以存在。其轨道是意趣的连贯。它同事实虽然不无关系，却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即如前举《庄子》的例，一样的意思在《知北游》中说“白驹”过却，在《盗跖》中却说“骐骥”过隙，事实虽不同，意旨仍相仿，在这一分野中，便没有高下可分。又如《战国策·魏策》一，苏秦对魏襄王说的
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异于三军之众。
这一句，《史记·苏秦列传》作：
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
多了“輷輷殷殷”四个摹状辞，虽然这是依据想象添上的，也并没有什么不实的嫌疑。再如李白的《秋浦歌》：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所谓“白发三千丈”更是事实上所不会有的事。它是情趣的文，自然没有什么可议；假如放在（甲）一境界中，便得受沈括的讥笑了。大抵这分野的修辞，多诉诸我们的体验作用，多不用三段论法或什么分析，常照我们体验的想象的真感实觉直录下来。在是真实的一点上，原可同前一分野的语辞并驾齐驱，——例如说白发三千丈，也同说白发几寸几分，各自占领了真实的一面，难以分别上下。但这以具体的体验的描写为主的倾向，到底同前一以抽象的概念的说明为主的分野不同，就使不能划然分开，也必不能茫然混同。
在这一分野里的修辞条项，约有辞格和辞趣两大部门。辞格涉及语辞和意旨，辞趣大体只是语言文字本身的情趣的利用。
六 两大分野的概观二
以上大体就意旨一面而说。再看语辞本身及语辞所须适应的情境，也是两个分野很有一些不能混同的地方。
消极手法是抽象的、概念的，对于语辞常以意义为主。唯恐意义的理解上有隔阂，对于因时代、因地域、因团体而生的差异，常常设法使它减除。又唯恐意义的理解上有困难，对于古怪新奇，及其他一切不寻常的说法，也常常设法求它减少。有时还怕各人的理解不能一致，预先加以界说，临时加以说明。总之力求意义明白，而且容易明白。
同时也几乎就以明白为止境。对于语辞所有的情趣，和它的形体、声音，几乎全不关心。固然有时也留心声音的混同或响亮，比如说到“形式”“型式”两词容易混淆，“集体”“集团”两词声音的差别等等，实际仍以意义为主，是为意义的明白而讨论声音，并非对于声音本身有任何的关心。对于形体，也持同样的态度。
但积极修辞却经常崇重所谓音乐的、绘画的要素，对于语辞的声音、形体本身，也有强烈的爱好。走到极端，甚至为了声音的统一或变化，形体的整齐或调匀，破坏了文法的完整，同时带累了意义的明晰。像张炎的《词源》里说他的父亲做了一句“琐窗深”，觉得不协律，遂改为“琐窗幽”，还觉得不协律，后来改为“琐窗明”，才协律了。为了协律起见，至于不顾窗子到底是幽暗还是明敞，随意乱改，原是不足为据。但在不改动主意的范围内，为了声音或形体的妥适而有种种的经营，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也是一种不必讳言的事实。不必说讲求格律的诗和词，不免有这类经营；就是不讲求格律的散文，有时也不免有这类经营的痕迹。例如《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五十”“七十”之下都省去了“亩”字，到了“百”字之下才说出一个“亩”字，我们固然说它是探下省略的修辞法，但何以要在这里应用探下省略的修辞法呢？恐怕力求句调匀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过两面比较起来自然在诗词歌谣之类的语辞上比较地讲究些。但这也只是量的问题。即如我们常言，说“几何”有时也说“几几何何”，说“转弯”有时也说“转转弯弯”，这在寻常文法也可说是不很通顺的，但为声音的关系，却也流行得极普遍。至于析字、双关之类，更完全是形音的利用。可见一切的积极修辞都是对于形式本身也有强烈的爱好：对于语辞的形、音、义，都随时加以注意或利用。这两大分野形式内容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它画成一个粗略的想象图如右。
因为积极修辞是利用语辞的本身的，故颇有些方式无法译成语辞不同的别种语文。例如双关、析字之类，利用形音的，便难译成形音不同的别种文字。如回文、对偶之类，利用汉语的文言文的特性的，就是译成现代口头语也觉得为难。回文是少女的刺绣，对偶是壮夫的雕虫，它们在现在原已不一定还能发挥什么大作用，不过我们也还可以从中窥见历来如何利用文字各种因素的苦心。
总之，消极修辞是抽象的概念的；积极修辞是具体的体验的。对于语言一则利用语言的概念因素，一则利用语言的体验因素。对于情境也一常利用概念的关系，一常利用经验所及的体验关系。一只怕对方不明白，一还想对方会感动、会感染自己所怀抱的感念。这两种手法同时使用时，如（乙）一境界的写说，固然常常不分先后。并非先用消极手法，随后用积极手法。或先用积极手法，随后用消极手法。常常一面要说得使人明白，一面又想说得使人感动，把两面修辞的工作同时进行。但当用某一手法觉得妨碍了别一种手法时，或当观察纯用某一种手法，或某一种手法的特殊一部分时，如观察偏于消极的科学文字，或玩用声音文字或玩用特一方式的歌谣时，必会显明地浮出这两大分野的区别。而知这两分野的区别，乃是一种切要的区分，并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观念的游戏。
[book_title]【第四篇】 消 极 修 辞
一 消极修辞纲领
记述的境界，如科学文字、法令文字及其他的诠释文等，都以使人理会事物的条理、事物的概况为目的。而要使人理会事物的条理、概况，就须把对象分明地分析，明白地记述。所以这一方面的修辞总是消极的，总拿明白做它的总目标。而要明白，大抵应当：（1）使它没有闲事杂物来乱意；（2）没有奇言怪语来分心。所以所用的语言，就要求是概念的、抽象的、普通的，而非感性的、具体的、特殊的。因为概念的、抽象的、普通的语言，才能使它的意义限于所说，而不含蓄或者混杂有别的意思；若用感性的、具体的、特殊的语言，那就无论如何简单，也总有多方面可以下观察、下解释，而且免不了有各自经验所得的感想附杂在内，要它纯粹传达一个意思，实际非常为难。又所用的语言，也须是质实的、平凡的，不是华丽的、奇特的。因为假如用了华丽奇特的语言，又将使读者分心于语言的外表，而于内里反不留心了。所以消极修辞的总纲是明白，而分条可以有精确和平妥两条。而要将这总纲分条应用于实际，却不妨按照普通说法，将记述的话语文章先分析为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而将实际应讲的隶属在它的下面。
话语文章通例可以分为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方面是写说者所要表出的意思，形式方面是表出这意思的语言文字。所以消极的修辞，照例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偏重内容一方面，应该讨论如何才得把自己的意思明通地表出来，这个部分所注重的是意思之明通的表出法。另外一个部分是偏重形式一方面，我们将要讨论如何才得把自己的思想平稳地传达给别人；这个部分所着眼的是语言文字之平稳的使用法。要把意思明通地表出来，在话语文章上就需要具备明确和通顺两条件；要把意思平稳地传给别人，在话语文章上就需要具备平匀和稳密两条件。所以本章细分起来，共有四端。这四端是消极修辞最低的限度，也是消极修辞所当遵守的最高的标准。所谓四端如下：
二 意 义 明 确
文章内容方面，共有明确通顺两个条件，上文已经说过了。现在就从明确这一个条件先加细说。
要明确就是要写说者把意思分明地显现在语言文字上，毫不含混，绝无歧解。这件事说来虽然容易，做到也颇烦难。但不做到这般地步，所谓表达思想的表达，也便成了不很可靠的话。所以虽然不大容易，也宜首先努力。
努力的途径不外两途：第一力求内容本身上的明确；第二力求表出方式上的明确。内容本身如不十分明确，语言自然含混，不敢断言。即使断言也是似是而非，别人无从理会。故要说话明确，写说者必当在未曾拿笔或者开口的时候，先把自己意思的头绪理得极清楚；面面都想到，又复节节都认真，凡是力所能及一毫不肯放松，才是正当态度。
内容本身既经理得清楚了，第二应当努力的就是表出方式上的明确。这事头绪，约有下列三端：
（一）应用意义分明的词；
（二）应使词和词的关系分明；
（三）应分清宾主。
（一）应用意义分明的词 文章根本的原素是词，所用的词如其意义模糊，或者意义繁杂，所说必然随着意义不明。故凡意义不很明白分明的词，都该避去不用。无法避去，便当立加解释。例如“以上”两字，便有两种数法：1．作连身数，从本数数起，如说“二以上”，便是说从二数起直至无穷；2．作离身数，从本数的下一数数起，如说“二以上”便是说从三数起直至无穷，“二”的本身却不在内。诸如此类尽当审慎斟酌，可避则避。
话中有同义异词或同词异义的现象时，每易有不明确的弊病。如：
我今特来借三宝，暂且携归陷空岛 。南侠 若到卢家庄 ，管叫御猫 跑不了。（《三侠五义》第五十回）
便须细辨才能明白卢家庄就是陷空岛，御猫就是南侠。又如：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 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韩愈《杂说》）
用了两个“千里马”，两个“千里马”又不是代表一样的意思——如是代表一样的意思，这两句句子便互相矛盾了，便不能既说要有伯乐才有千里马的话，又说什么伯乐不常有而千里马却常有的话——这也需要细心分辨方才知道第一个“千里马”是说千里马的名，第二个“千里马”是说千里马的实，同前面“以上”两字同类。诸如此类的掉文换意，除非别有特殊的需要或趣味，总是不掉不换的好；不掉不换，少有费解误解的危机。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三十五）中说：
退之《盘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称友人则便知为己之友，其后但当云，予闻而壮之，何必用“昌黎韩愈”字。柳子厚《凌准墓志》既称“孤某以其先人善予，以志为请”。而终云，“河东柳宗元……哭以为志”。山谷《刘明仲墨竹赋》既称“故以归我”而断以“黄庭坚曰”，其病亦同。盖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则从旁言之耳。刘伶《酒德颂》始称“大人先生”，而后称“吾”。东坡《黠鼠赋》始称“苏子”而后称“予”……皆是类也。前辈多不计此，以理观之，其实害事，谨于为文者，当试思焉。
话虽然似乎说得太认真一点，其实也是有益的忠告。——总括一句话，要求明确先得从所用的词的本身求其个个明确起。
（二）应使词和词的关系分明 把许多词聚合起来，便是一句、一段、一章、一篇。句段章篇之中，都有词和词的关系。既求词的本身明确，其次还当力求词和词的关系分明。关系倘不分明，则各个词义就使极其分明，所表出的思想还是会模糊的。例如几年前我国报纸上曾就“某国的民主主义的发展”这个标题展开了讨论。当时有人指出这个标题的意义不明，含有歧解。1．可作“某国底民主主义的发展”解；2．可作“某国底民主主义底发展”解。于是便有许多人发表了许多改进的意见。结果，多说单用一个“的”字，关系不易分明，主张于“的”字之处，再用一个“底”字。有些时候，另外还当添用一个“地”字，作“民主地协商”之类之用。现在所以有人有“的”“底”“地”分用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的。分用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不外是本节所说的为要使词和词的关系分明罢了。为求词和词的关系分明起见，像那样分用词的新习惯也要不怕麻烦从新养成，假使无须如此麻烦，只须把文字上下一倒或只须把文字略略修改便可确定关系的，写说者自然更该努力了。
又为词和词的关系分明起见，用代词也须注意。用代词代替名词，决不可用到叫人猜不透代的是什么名词。《滹南遗老集》（三十五）说：
退之《行难》篇云，“先生矜语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诔之。”予谓上二某字，胥商之名也。下二某字先生自称也。一而用之，何以别乎？
便是此意。大抵用代词过多或用名词过少，都容易犯这毛病。如《左传·桓公十八年》：
春，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
我们可以有“齐侯通焉”，通谁？“公谪之”，谪谁？“以告”，谁以告？告于谁？等怀疑，而《管子大匡》篇作：
鲁桓公……遂以文姜会齐侯于泺。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文姜。文姜告齐侯。齐侯怒，飨公。使公子彭生乘鲁侯，胁之。公薨于车。
复用了几个名词便觉异常明白，无可置疑。但这同代词有没有分别，有没有分化有关系；代词分化之后有些地方就不必复用名词也可以使它的关系分明。例如裴多菲《勇敢的约翰》：
这殷勤的女人说后，就依了约翰，
立即领了他走到她的坟地，
那里，让他独自与苦痛同在，
他跌倒在爱人的坟边，流着眼泪。
他想念着过去的、美丽的时光，
她的纯洁的真心燃烧着情焰，
她的甜蜜的心，她的娇媚的脸——
凋谢了，此刻在冰冷的地下长眠。
虽然重用了几个他称代词，也觉仍无疑问；假使仍像从前那样“他”“她”不分，便非复用名词，不能使它这样明确了。
还有，为使词和词的关系分明起见，使用句读符号也不可忽略。近来都用新式标点，理由也就为了旧式句读符号不能充分表明词和词的各种关系的缘故。
（三）应分清宾主 以上各项都无可议了，要求说话文章明确，最后还当分清宾主，使说话文章的着重处，一目便可了然。例如：
王冕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儒林外史》第一回）
这段文中第二句里的“他便”两字，照文法论，原也可以放在“把”字之前。但若这样，那第二句便归重在“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一截；结果就同前一句里的高帽阔衣不相连贯，和第二句里的“跟着他笑”也不连贯。我们看了很容易设想那些乡下的孩子们笑的竟是他用牛车载母亲的一件事，真意就隐晦了。所以此句布置，必须如此才好。又如：
赶紧到脊梁上来罢。你一面歇歇力，我就送你到岸边去。（鲁迅译《春夜的梦》）
这里的第二句，也非这样侧重“送你到岸边去”，便同上文不贯。凡是此等地方，都该细心斟酌，分错了宾主固然误事；即不把宾主分明地显现出来，也不能使说话文章的关系分明，意思了然。
在我国的论文书中曾经有过好多则关于黄犬奔马句法的工拙论。第一个在书上谈起的似乎是沈括（存中）。沈括的《梦溪笔谈》（十四）说：
往岁文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之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传之至今。
看了这条，可知黄犬奔马句法是当时流传的名句；沈括是因为听了不服才记下来的。而陈善却就以为沈括的句法好过他们。在他所著的《扪蝨新话》（五）中说：
文字意同而立语自有工拙。沈存中记穆修、张景二人同造朝。方论文次，适有奔马践死一犬，遂相与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今较此二语，张当为优。然存中但云“适有奔马践死一犬”，则又浑成矣。
其实张语并不见得优，沈语也不见得怎样浑成。只因张着眼在犬，沈着眼在马，各为一句，穆着眼在犬马两物，就此记以两句罢了。而《唐宋八家丛话》记载同样的黄犬故事，又说
欧阳公在翰林日，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于道，公曰，“试书其事。”同院曰，“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公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曰，“内翰以为何如？”曰，“逸马杀犬于道。”
于是一个死犬故事，就有六种句法：
1．有奔马践死一犬；
2．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
3．有犬死奔马之下；
4．有奔马毙犬于道；
5．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
6．逸马杀犬于道。
依我看来，这都由于意思有轻重，文辞有宾主之分，所以各人的意见不能齐一；而前人却都沿了存中的观点，以为是什么工拙之别，纷纷在抽象地发挥所谓工拙论，所以终于不得要领。——总而言之，有宾主可分时，宾主是须分清的，但分清宾主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由写说者随着意思的轻重，而使言辞有宾主之分，并非像死犬句法论者模样，凭空抽象地讨论所能判定工拙优劣的。
关于明确，大约如此，往下请论通顺。
三 伦 次 通 顺
通顺是关于语言伦次上的事。语无伦次，固然不成其为语，便有伦次，而不免紊乱、脱节、龃龉，也终不是语言的常态。所以寻常修辞，都不可不依顺序，不可不相衔接，并且不可没有照应。能够依顺序，相衔接，有照应的，就称为通顺。
顺序有关于语言习惯的，有关于上下文的情形的。如汉语以“喝茶”为顺，“茶喝”为倒，日语以“茶喝”为顺，“喝茶”为倒，便是前者的例；如某氏的《文章学纲要》开头一段说：
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从来独创文化，第知则古称先，以往古为他山之石。今也不然，五洲棣通，不独可横而沟通中外 ，并可纵而贯穿古今焉 。英语之流佗列克，源于希腊之流阿，本流水之义，以人类谈话，亦从思想流出，遂联想而转成此语。
其中“不独可横而沟通中外，并可纵而贯穿古今”一语，被《觉悟》指为颠倒着的，便是后者的例。照理，上文说古今，下文说中外，中间一句当然该作“不独可纵而贯穿古今，并可横而沟通中外”；且必如此才同本句前半截“今也不然，五洲棣通”八字顺连。原文疏忽，未曾顾及上下文，所以便不通顺了。
所谓顾及上下文，便是上文所谓相衔接，普通也称相贯串。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五）曾经说：
文章不贯串之弊有二：如一篇中有数句先后倒置，或数句辞意少碍，理即不贯矣。承接处字句或虚实失宜，或反正不合，气即不贯矣。二者之弊，虽名文亦多有之。读文者不当以名人之文，恕于审察；必细心研究，辨析其毫厘之差。
上举“不独”一语便是“先后倒置”的一个例。
其次又要有照应。照应的事，无论在材料的取舍上，语言的表出间，都颇重要。单就语言一面而论，如：
沽酒 市脯不食 。（《论语·乡党》）
大夫不得造 车马 。（《礼记·玉藻》）
润 之以风 雨。（《易·系辞》）
猩猩 能言，不离禽 兽。（《礼记·曲礼》）
等例中，造字对于马，润字对于风等便都欠照应。谁曾见马可造，风会润的呢？所以宋代陈骙称它为“病辞”（见《文则》上），俞樾也称它为“疏略”（见《古书疑义举例》二）。再如：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 曰，吾 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以及：
这里雨村且翻弄诗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 ，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掐花儿。……雨村不觉看得呆了 。那甄家丫鬟掐了花儿，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 ，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方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 。（《红楼梦》第一回）
也是同样的可议。韩文一例，正如金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三十五）所说“此一吾字害事；夫言群空及解之者自是两人，而云吾所谓，却是言之者自解也。……”所用的“解之者”三字和“吾”字自然未免同上文欠照应。至如《红楼梦》一例，甄家丫鬟不但“忙转身”便能看清雨村的又是敝巾旧服，又是面阔口方，又是剑眉星眼，又是直鼻方腮，并且在看呆了的雨村的对面也能看见雨村的“背厚”，这就更加离奇了。虽然人有活泼自由不拘小节的人，话也可以有超然脱略，富于“入不言，出不辞”的风趣的话。但这大抵在联络照应之外，行其活泼不拘，且也不宜过于突兀。至于照应、关联、统一却就是整个制作所以为整个制作的基本，阙欠了它，是要陷于支离险怪的。《三侠五义》第二十一回开头，有“忽听得寒光一缕”一语。寒光可听，或许可以插加新解，然而总之已涉险怪，不是侧重理解的文字所宜用。
四 词 句 平 匀
在内容方面能如上述具备明确和通顺两个条件，对于记述大体已算称职了，但还难保便是一篇平稳无议的达意语辞。要求平稳无议，大约还须在明确通顺以外或以上，另从语言方面注意以下几件事。
第一选词造句，究竟用古的今的，中的外的，文的白的，官的土的，粗的细的，生的熟的，难的易的，繁的简的，须有一个平正的标准。关于标准，普通说的有纯正、雅洁等条项，现在可采取的是平匀。因为平易而没有怪词僻句，匀称而没有夹杂或驳杂的弊病，读听者便不致多分心于形式，可以把整个心意聚注在内容上面。消极的达意的选造词句，最好拿它做标准。
宋惠洪《冷斋夜话》（一）载“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不知白氏究竟如何；倘真常行此事，可说崇尚平易极了。同偏爱僻涩，被欧阳修嘲为用“宵寐匪祯，札闼洪庥”等僻字撰史的宋子京，简直是南北极。但要一一依着老妪的声口来校改自己的词句，也不是人人耐烦做的事。寻常实行的，大抵不是校对任何具体的语言，而是凭据下列公用的三条件：
第一，以地境论，是本境的；
第二，以时代论，是现代的；
第三，以性质论，是普通的。
超出本境的是非读者听者的民族语言及方言。将来世界语言或有统一的一日，那时所谓本境便是全球，球语之外或许更无所谓民族语言；抑或限于乡土，像骆宾王或者我，对于自己的父母弟妹说的，自然都是些“大”“小”有语尾变化的义乌话，方言之外也竟更无亲切惯熟的语言。像这情形，球语方言便是本境的了，当然人人都欢喜用。但是现在，阔还不及世界一统，狭也不能专对故乡人说故乡话，所谓本境也者，暂时自然应以同文的区域为界。把这区域以外以内的外国语作外国语用，方言作方言用，固然有时也是必需而且有趣；但因为它不能使多数人声入心通，决不宜用作经常的工具。例如《儿女英雄传》里安老爷在上房见程师爷时：
安老爷合他彼此作过揖，便说道，“骥儿承老夫子的春风化雨，遂令小子成名，不惟身受者顶感终身，即愚夫妇也铭佩无既。”只听他打着一口的常州乡谈道，“底样卧 ；底样卧 ！”（第三十七回）
程师爷的这“底样卧，底样卧”，当时除了安老爷以外，满屋里就没有第二人能够懂得就是等于“什么话，什么话”的一句谦逊话。日本仁斋汉文写的《语孟字义》里的
俭而好施者，为诚 大德之人。（第三十三章）
这句里头的“为诚”虽然可懂，又要能够像徂徕那样知道所谓“为诚”就是“诚为”才能通晓，这都是不用读者听者本境语言所生的障碍，要求平易，先当留意。
单单注意地境还嫌不够，其次还当采用现代的。语言也如其他的一切，不无新陈代谢，虽然有的依旧留存在现在的语言之中，有的实已淘汰成为古语、死语、废语，或者貌似神异，早已改变了古有的意思或情趣。例如“共和”一词，虽然大众共知，但周代“共和”的意趣已不全含在如今的“共和”之中；而“则个”“恁地”等等，便连语言也已经死了废了。死废的东西，在别一方面也许另有一种价值，例如几千年前的骸骨，倘若至今尚存也就异常可贵。但若迷恋这考古学上的骸骨，以为今人不如古骨，必欲拥骸骨以凌活物，却就不免是特种的怯者。刘知几的《史通·言语》篇中说：
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顾亭林在《日知录》（十九）论“文人求古之病”也说：
《后周书·柳虬传》：时人论文体有今古之异，虬以为“时有今古 ，非文有今古 ”，此至当之论。夫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之不能为《尚书》《左氏》。乃剿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
所谓“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就是说古代的语言变成现代的语言，语言的不同，乃由于时代的不同，故若骇怪文变了，倒不如骇怪时变了。《镜花缘》（二十三回）中那著名的淑士国酒保和儒者拟古的可笑，并不是偶然的。以后我们采用古语废语，自当充分地审慎。采用新语、生语，也应如此。废语已经不是现代的了，生语还未成为现代的，两者都不是现代的语言。
除了现代的和那本境的之外，还有一条应当留意的便是性质的普通。普通与否大抵同职业或团体有关系。社会上一种职业或一个团体之中往往有一些特殊的语言，如商贩的市语，江湖的切口之类，为一般社会或别一职业别一团体的成员所不明了。倘若任意使用此种局中语，也便将同局外人有了语言的隔膜。所以普通的一条也当留意。明陶奭龄著《小柴桑諵諵录》（上）中有这一节：
元末闽人林钱为文好用奇字，然非素习，但临文检书换易，使人不能晓。稍久，人或问之，并钱亦自不识也。昔有以意作草书，写毕付侄誊录，侄不能读，指字请问，伫视良久，恚曰，何不早问？所谓热写冷不识，皆可笑。
这所谓以意作草书者，在宋惠洪的《冷斋夜话》（九）中指明说是张丞相。又前曾经提及的《涵芬楼文谈》（五）载：
宋人宋子京……与欧阳文忠并修唐史，往往以僻字更易旧文。文忠病之，而不敢言，乃书“宵寐匪祯，札闼洪庥”八字以戏之。宋不知其戏己，因问此二语出何书，当作何解。欧言此即公撰《唐书》法也：宵寐匪祯者，谓夜梦不祥也；札闼洪庥者，谓书门大吉也。宋不觉大笑。
这连成一片的自笑和他笑，也不是可以看作偶然而忽略过去的事（“书门大吉”，《涵芬楼文谈》原作“阖宅安吉”，今依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二《文章忌假借条》校改）。
但文章的传达情思究竟以密切实际为第一要义。譬如走路，上文说的不过是平时平稳地走法；遇到非常，自然跳越飞跃也是事所可有。尤其在文学变动的时候，倾向已经变了，应得从新估定的一切之中的语言，因为倾向限制，自然也不能“取之无尽，用之不竭”，如果再凭着本境的、现代的、普通的三个条件去选，或许更难有适切的语言可以表达情思。遇着这等情形的时候，自当以自己达意为急，使人了解从缓，或另外设法：应该毅然决然地使方言超升，古语重生，外国语内附，且把生语充分地增制。先力求被选的词汇丰富，暂将选的标准换作自由。这时的选词造句，大抵只求态度和文格的条贯，就是标题上所谓“匀”。平是经常的，匀是最后的。我们应该最后不忘经常，处处都以平易为主。
五 安 排 稳 密
除了上述词句的平匀，第二就应注意词句的安排，是否契合内容的需要。词句对于内容的需要，至少要有切境切机的稳和不盈不缩的密。
稳不是说同世间相妥协，只是同内容相贴切。而写说者的目的何在，内容的情状如何，便是决定所用词句是否贴切的最重要的关键。譬如目的，作者初执笔时，便该自审，在乎教诲，还是在乎诱导。想要辩正是非，还是想要叙述事实。此等目的不同，所有词句上的安排，也便应得随着而有变动。倘然随笔所至，意在诱导的却用了些嘲刺语，意在叙述的却用了些教诲语，或者此外有了种种同内容需要不相符合的表达，这就使人不能理解作者的态度究竟怎样，同时也不能理解写说者的本意到底何在。如此的写说，纵在别一意义上还可算是好说话好文章，然而总已埋没了写说者当时的意思，因而在当时的思想上总之是已经失败了。
其次内容的情状更同词句的贴切有关系。往往同一的词句，在这里价值少，在那里价值多，在别一处不但全无价值而且要有牵累。《文则》曾引“黡子在颊则好，在颡则丑”的古话，来说词句各有所宜，不便任意摘抄，所见极是。例如“抚恤”两字何尝不是平易可用；但用在《红楼梦》四十五回开头“话说凤姐正在抚恤平儿，忽见众人进来”一句里面，便觉得有些不稳，不如有正版本，刊作“安慰”。而在别处，“安慰”或又不如“抚恤”，自然各随情状而定。
文要切合情状，颇须辨别意义仿佛的语言。那些意义仿佛可以称为类语的语言，瞥眼虽然相类，细辨也许仍有应辨的差异。或有广狭的不同，就如“溪”和“河”；或有强弱的不同，就如“失望”和“绝望”；或有公私上下的不同，就如“告示”和“告白”；或者含有主客施受的不同，例如“望”和“见”，“听”和“闻”等。甚或一切都相同，单因地域有别，时代有别，却也不能混用。如东京有巡查，杭州南京有警察，这是地的关系；四十余年前只有华众会，如今只有青莲阁，这是时的关系。
文要切合情状，也须能够应合当时的急需。就像《红楼梦》第十九回的这一段：
袭人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 坐褥拿了来，铺在一个杌子上，扶着宝玉坐下，又用自己的 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儿来，又将自己的 手炉掀开烘上，仍盖好，放在宝玉怀中。然后将自己的 茶杯斟了茶，送与宝玉。
文中连用了四个“自己的”，看去似乎烦赘，其实正该如此，才可写出作者在本段里所要竭力描写的宝袭两人的亲昵光景来。所以虽然重复，倒是极应急需，同所述的内容贴切。
但若无如此急需而有烦赘或疏缺的词句时，这可便是稳的反面，同时又是密的反面，却当竭力戒避。例如：
从人看此光景，必是闹出来了，一壁也就随着跟来 。（《三侠五义》第十回）
“随着跟来”就像烦赘。又如：
王使屈平为令……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 ，以为 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传》）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三十七）便说“曰字与以为意重复”。又如：
台，吾望以拂云之亭；池，吾俯以澄虚之阁；水，吾泛以画舫 之舟 。（欧阳修《真州东园记》）
邵博《闻见后录》（十六）便说“曾南丰读欧阳公《昼锦堂记》来治于相，《真州东园记》泛以画舫之舟二语，皆以为病”。又如：
虽无丝竹管弦 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兰亭集序》）
周煇《清波杂志》（五）说“《兰亭序》丝竹管弦或病其说，而欧阳公《真州东园记》泛以画舫之舟，南丰曾子固亦以为疑”。再如《汉书·张苍传》：
苍免相后，年 老口中 无齿，食乳。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也说“盖于此句之内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字成文而三字妄加，此为烦字也”，就是说它太烦赘了。
反之，如《史记·樗里子传》“……母，韩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苏辙《古史》删了“樗里子”三字，作“母，韩女也，滑稽多智”。黄震《黄氏日钞》（五十一）就说“似以母为滑稽矣，然则樗里子之文其可省乎？”又如《史记·甘茂传》“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苏辙《古史》去了一个“事”字，作“下蔡史举学百家之说”。于是黄震《黄氏日钞》（同卷）又说“似史举自学百家矣，然则事之一字其可省乎？”再如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晞一营大噪尽甲。……太尉……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宋子京（祁）在《新唐书》中只作“吾戴头来矣”。邵博《闻见后录》卷十四评云，“去一吾字，便不成语；吾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这又就是说它太疏缺了。
词句的是否契合内容需要，原是一件必须审察却又难以详细分析列举的事。不过我们知道，不密大抵由于用语数量的太多或太少，不稳大抵由于语言性质的不切境对机，追寻病源，并不烦难罢了。
[book_title]【第五篇】 积 极 修 辞 一
一 积极修辞纲领
积极的修辞和消极的修辞不同。消极的修辞只在使人“理会”。使人理会只须将意思的轮廓，平实装成语言的定形，便可了事。积极的修辞，却要使人“感受”。使人感受，却不是这样便可了事，必须使看读者经过了语言文字而有种种的感触。语言文字的固有意义，原是概念的、抽象的，倘若只要传达概念的抽象的意义，此外全任情境来补衬，那大抵只要平实地运用它就是，偶然有概念上不大明白分明的，也只要消极地加以限定或说明，便可以奏效。故那努力，完全是消极的。只是零度对于零度以下的努力。而要使人感受，却必须积极地利用中介上一切所有的感性因素，如语言的声音，语言的形体等等，同时又使语言的意义，带有体验性、具体性。每个说及的事物，都像写说者经历过似地，带有写说者的体验性，而能在看读者的心里唤起了一定的具体的影像。
这种积极的手法，也如消极的手法一样，可以分做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内容方面大体都是基于经验的融合。对于题旨、情境、遗产等等为综合的运用。就中尤以情境的适应为主要条项。所以颇有人以所谓联想做这方面的各样手法分类的根据。形式方面，大体是我们对于语言文字的一切感性的因素的利用，简单说，就是语感的利用。前面已经说过积极修辞可以分为辞格和辞趣两类。辞格便是两方面综合的利用，辞趣便是形式一方面单独的利用。
二 辞 格
如今先说辞格。辞格以前颇有种种的分类。或分为思想上的辞格、语言上的辞格等两种，把设问、感叹、呼告等归入前种，层递、省略、对偶等归入后种。或分为文法上的辞格，修辞上的辞格等两种，把飞白、复叠、节缩等归入前种，譬喻、借代、设问等归入后种。或分为类似、关连、反对等三种，而以所属不明的列入“杂”类。又或分为譬喻、化成、布置、表出等四种。分类之多，简直难以列举。
本书的分类，大体依据构造，间或依据作用。同先前所有的分类，都不尽同。因为我相信这样分时，说明比较便利。这种分类，或许也有不大自然的地方，但实际，经过十几次的修改。对于名称，也很慎重，大抵都曾经过仔细的考量，又曾经过精密的调查，凡是中国原来有名称可用的都用原来的名称，不另立新名。今请列举本书所要分讲的辞格于下：
（甲类）材料上的辞格：
一、譬喻 二、借代 三、映衬
四、摹状 五、双关 六、引用
七、仿拟 八、拈连 九、移就
（乙类）意境上的辞格：
一、比拟 二、讽喻 三、示现
四、呼告 五、夸张 六、倒反
七、婉转 八、避讳 九、设问
一○、感叹
（丙类）词语上的辞格：
一、析字 二、藏词 三、飞白
四、镶嵌 五、复叠 六、节缩
七、省略 八、警策 九、折绕
一○、转品 一一、回文
（丁类）章句上的辞格：
一、反复 二、对偶 三、排比
四、层递 五、错综 六、顶真
七、倒装 八、跳脱
总计三十八格。各格之中又有若干式。别人说的一格，往往只当本书的一式。若把各式尽作一格算，总计当有六七十格。我们应当知道的辞格已经包括无余了。以下请就各格顺序细细地分说。
甲类 材料上的辞格
三 譬 喻
思想的对象同另外的事物有了类似点，文章上就用那另外的事物来比拟这思想的对象的，名叫譬喻。这格的成立，实际上共有思想的对象、另外的事物和类似点等三个要素，因此文章上也就有正文、譬喻和譬喻语词等三个成分。凭着这三个成分的异同及隐现，譬喻辞格可以分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类如下表：
一、明喻——是分明用另外事物来比拟文中事物的譬喻。正文和譬喻两个成分不但分明并揭，而且分明有别；在这两个成分之间，常有“好像”“如同”“仿佛”“一样”或“犹”“若”“如”“似”之类的譬喻语词绾合它们。例如：
（一）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旧约· 雅歌》）
（二）这……是黄昏时候，高寒明净的月光，漫盖山野，田野尽头冒着薄霭，如在梦里 ；树林含烟，仿佛浮着一般 ，低的河柳的叶尖的积露，珠子一样 的发光。（《现代日本小说集·少年的悲哀》）
（三）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 。（《庄子·山木》篇）
（四）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譬如田猎 ，射御贯则能获禽 ；若未尝登车射御 ，则败绩厌覆是惧 ，何暇思获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五）人之有学也，犹木之有枝叶也 。木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之学乎？（《晋语》九）
这类的譬喻，往往用较熟悉较具体的事物作比，使人对于正文格外看得真切。如：
（六）王小玉……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地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空际 ，不禁暗暗叫绝。哪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 ：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 ，以为上与天齐 ；及至翻到傲来峰 ，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 ；及至翻到扇子崖 ，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 ，愈翻愈险 ，愈险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 ，顷刻之间周匝数遍 。（《老残游记》第二回）
（七）有人的性情，例如我自己的，如以气候作喻 ，不但是阴晴相间 ，而且常有狂风暴雨 ，也有最艳丽蓬勃的春光 。（《曼殊斐儿》）
又往往就用眼前的事物作比，使眼前的两件事物格外密切。如：
（八）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 。（鲁迅《药》）
（九）糠和米本是相依倚，却遭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 ，终无见期 。丈夫便是米呵 ，米在他乡没处寻 。奴家便是糠呵 ，怎地把糠来救得人饥馁 ？好似儿夫出去 ，怎地教奴供养得公婆甘旨 ！
思量我生无益，死又值甚的，倒不如忍饥死了为怨鬼！只是公婆老年纪，靠奴家共依倚，只得苟活片时！片时苟活虽容易，到底日久也难相聚！漫把糠来比 ，这糠尚有人吃 ，奴的骨头知他埋在何处 ！（《琵琶记·吃糠》）
要用譬喻，约有两个重要点必须留神：第一，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必须有一点极其相类似；第二，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又必须在其整体上极其不相同。倘缺第一个要点，譬喻当然不能成立；若缺第二个要点，修辞学上也不能称为譬喻。例如：
（十）上排牙齿如同下排牙齿 。
（十一）火车的汽笛如同轮船汽笛一般发响了 。
这样单单举了相同的事物同正文排叠的，虽然也有类似点，也有“如同”一类的绾合词，决不能算是明喻。又如：
（十二）他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 ，未庄叫“长凳” ，他也叫“长凳” ，城里人却叫“条凳” ；他想 ：这是错的 ，可笑 ！油煎大头鱼 ，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 ，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 ；他想 ：这也是错的 ，可笑 ！（鲁迅《阿Q正传》）
这样单单举出正文中特殊事物来做例证的，虽然也和正文有类似点，有“譬如”之类的绾合词，也只是例证，不是明喻。
明喻通常都如上文所举各例，在白话里常有“如同”“好像”等词，在文言里常有“犹”“若”“如”“似”等词标明。这是详式。至于略式，大抵省去这等语词，把正文和譬喻配成对偶、排比等平行句法。如：
（十三）富润屋 ，德润身。（《大学》）
（十四）流丸止于瓯臾 ，流言止于智者。（《荀子·大略》）
（十五）狡兔死 ，走狗烹 ；高鸟尽 ，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史记·淮阴侯传》）
（十六）离娄之明 ，公输子之巧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师旷之聪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以上譬喻在前）
（十七）人道敏政，地道敏树 。（《中庸》）
（十八）养儿防老，积谷防饥 。（谚语——以上譬喻在后）
备览——“明喻”这名，系沿用清人唐彪所定的旧名（见《读书作文谱》八）。唐彪以前，曾有宋人陈骙称它为“直喻”。《文则》卷上丙节条举十种“取喻之法”说：
一曰直喻。或言“犹”，或言“若”，或言“如”，或言“似”，灼然可见。《孟子·梁惠王》曰，“犹缘木而求鱼也，”《书·五子之歌》曰，“若朽索之驭六马”，《论语·为政》曰，“譬如北辰”，《庄子·大宗师》曰，“凄然似秋”。此类是也。
日本人所著的修辞书中，历来都是根据这一条，把我们所谓明喻叫做直喻，近来中国也有人用这个名称，但我以为还不如明喻这一个名称显明。
二、隐喻——隐喻是比明喻更进一层的譬喻。正文和譬喻的关系，比之明喻更为紧切；如用风喻君子之德，用草喻小人之德，在明喻应用“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一类形式的，在隐喻却用下列两项形式：
（十九）君子之德 ，风也 ；小人之德 ，草也 ；草上之风，必偃。（详式——《孟子·滕文公》上）
（二十）君子之德 ，风 ；小人之德 ，草 ；草上之风，必偃。（略式——《论语·颜渊》）
我们就此可以知道上列两类譬喻，表明正文和譬喻关系的形式，显然有点不同：明喻的形式是“甲如同乙 ”，隐喻的形式是“甲就是乙 ”；明喻在形式上只是相类 的关系，隐喻在形式上却是相合 的关系。这种形式关系的不同，冉看下举几例，更可了然：
（二十一）处在资产阶级国家汪洋大海 包围中的我国，像一座巨大的石山一样屹立着。波浪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它冲击，声势汹汹地要把它淹没，把它冲毁，但是这座石山仍然屹立不动。（斯大林《悼列宁》）
（二十二）嗟怨之水 ，特结愤泉 。感哀之云 ，偏含愁气 。（庾信《拟连珠》）
（二十三）怕听阳关第四声，回首家山千万程，博着个甚功名，教俺做浮萍浪梗 。（乔孟符《扬州梦》杂剧）
（二十四）旧恨春江流不尽 ，新恨云山千叠 。（辛弃疾《念奴娇》词）
（二十五）赵衰，冬日之日也 ，赵盾，夏日之日也 。（《左传·文公七年》）
（二十六）杨布问曰：“有人于此：年，兄弟也 ；言，兄弟也 ；才，兄弟也 ：貌，兄弟也 ：而寿夭，父子也 ；贵贱，父子也 ；名誉，父子也 ；爱憎，父子也 ；吾惑之。”（《列子·力命》篇）
备览——陈骙在《文则》卷上丙节里也曾说到隐喻。但他所谓隐喻，适当我们下文说的借喻，同此刻说的隐喻不同。
三、借喻——比隐喻更进一层的，便是借喻。借喻之中，正文和譬喻的关系更其密切；这就全然不写正文，便把譬喻来作正文的代表了。如：
（二十七）我觉得立在大荒野的边界 ，到处都是飞沙 。（《点滴·沙漠间的三个梦》；大荒野喻浊世，飞沙喻恶俗。）
（二十八）缲成白雪 桑重绿，割尽黄云 稻正青。（王安石《木末诗》；白雪喻丝，黄云喻麦。）
（二十九）这些雕，从古以来，几千年几万年地接连了燃烧 着一种的希望。（鲁迅译《爱罗先珂童话集·雕的心》）
（三十）博陵崔师立种 学绩 文，以蓄其有。（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
（三十一）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论语·子罕》篇；借喻人在浊世才见得君子守正。）
借喻如上所引，有只用一两个词的，有用全句全段的；那用全句全段的，就是世俗所谓“借题发挥”。
用这类借喻有两件事应该独特留神：第一件事，应该避免混用几个借喻在一起。如说：
社会革命的潮流 ，已在呼唤 我们了。
这样混用“潮流”和“呼唤”两借喻在一起，就会使人觉得两种形象混杂不清，不大妥当。这同连用明喻或隐喻（就是《文则》十种“取喻之法”中所谓“博喻”）的情况不大相同。例如：
狡兔死 ，走狗烹 ；高鸟尽 ，良弓藏 ；敌国破，谋臣亡。
连用两个譬喻并不觉得有什么可议，有时还比单用一个较为有力。第二件事，应该避免采用容易引起误解的借喻。据《新约》，耶稣曾经用过这样一种借喻，现在就引了他的一段故事，来显示用这种借喻的无益有损：
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 。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罢。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么？……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你们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酵 。门徒这才明白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酵 ，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马太传》第十六章）
备览——“借喻”这名，系沿用元人范德机的定名（见《木天禁语》“借喻”条），此外所有的名称，如“隐语”（见元人陈绎曾所著《文说》论“造语法”条），如“譬况”（见明人杨慎所著《丹铅总录》卷十三“订讹”类“譬况”条，又卷十八“诗话”类“双鲤”条），如“暗比”（见清人唐彪所著《读书作文谱》卷八“暗比”条）等，或太浮泛，或同别的譬喻名称不很连贯，都觉得不大适用。
以上三级的譬喻，从譬喻所以成立的根本上看来，原本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由于思想对象同取譬事物之间有类似点构成，可是：（一）譬喻越进了一级，形式就越简短起来；（二）譬喻越进了一级，用做譬喻的客体就越升到了主位。从形式上和内容上看来，都有不同的地方，因此它们实际的用处也就不免有些差别。大概感情激昂时，譬喻总是采用形式简短的譬喻；譬喻这一面的观念高强时，譬喻总是采用譬喻越占主位的隐喻或借喻。
四 借 代
所说事物纵然同其他事物没有类似点，假使中间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时，作者也可借那关系事物的名称，来代替所说的事物。如此借代的，名叫借代辞。一切的借代辞，得随所借事物和所说事物的关系，大别为两类。一为旁借；二是对代。
第一，旁借——的关系，是随伴事物和主干事物的关系。在原则上是，用随伴事物代替主干事物，用主干事物代替随伴事物，都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事实上是多用随伴事物代替主干事物；用主干事物代替随伴事物的，虽不是完全没有，却是不大有的，名为旁借，便是为此。旁借的方式，约有四组：
（1）事物和事物的特征或标记相代
（一）我拿了新闻看。长腿 装着无聊的脸，坐在安乐椅子上。（《现代日本小说集·沉默之塔》；长腿指有长腿特征的人，借特征代人。）
（二）马氏五常，白眉 最良。（《三国志·蜀书·马良传》说：“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称之。”也借特征代人。）
（三）归来且看一宿觉，未暇远寻三朵花 。（苏轼《三朵花》诗。序说：“房州……有异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也借特征代人。）
（四）纨袴 不饿死，儒冠 多误身。（杜甫《赠韦左丞诗》。纨袴是富贵子弟的标记，儒冠是文人学者的标记，诗中各借标记代人。）
（五）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 了得！（李清照《声声慢》词，愁字代愁字所标记的情感，并非即指愁字这字，也借标记相代。）
（六）我虽贫呵，乐有余；便贱呵，非无惮：可难道脱不的二字饥寒 。（郑光祖《王粲登楼》杂剧第一折。“二字饥寒”也是借代饥寒二字所标记的生活状况。）
（2）事物和事物的所在或所属相代
（七）严致和又道，“却是不可多心；将来要备祭桌 ，破费钱财，都是我这里备齐。”（《儒林外史》第五回。祭桌是祭品的所在，代祭品。）
（八）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杜甫《饮中八仙歌》。筵代筵上的人们。）
（九）严家家人掇了一个食盒来，又提了一瓶酒，桌上放下。揭开盒盖，九个碟子，都是鸡鱼火腿之类。严贡生请二位先生上席，斟酒奉过来，说道，“本该请二位老先生降临寒舍。一来，蜗居恐怕亵尊；二来，就要进衙门去，恐怕关防有碍：故此备个粗碟 ，就在此处谈谈，休嫌轻慢。”（《儒林外史》第四回。粗碟代碟里的鸡鱼火腿之类。）
（十）余殷道，“彭老四点了主考了，听见前日辞朝的时候，他一句话回的不好，朝廷 把他身子拍了一下。”余大先生笑道，“他也没有什么说的不好；就使说的不好，皇上离着他也远，怎能自己拍他一下？”（《儒林外史》第四十五回。朝廷即代下文所谓皇上。）
（十一）四海之内 ，皆举首而望之。（《孟子·滕文公》下。四海之内代四海之内的人。）
（十二）万钟 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 于我何加焉？（《孟子·告子》上。钟代钟里所盛的粟。）
（十三）大江 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大江说大江里的流水。）
（十四）张氏与卫公李靖将归太原，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如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犹亲刷马。张熟视其面，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急急梳头毕，敛袵前，问其姓。卧客答曰，“姓张。”……问第几，曰，“第三。”·……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公骤拜之，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曰，“有酒乎？”曰，“主人 西则酒肆也。”（张说《虬髯客传》。主人为灵石旅舍所属，这里就用“主人”代灵石旅舍。）
（3）事物和事物的作家或产地相代
（十五）我们这里时时有人说，我是受了尼采的影响的。这在我很诧异，极简单的理由，便是我没有读过尼采 。（鲁迅《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所引。尼采代尼采所著的文哲学书。）
（十六）熟读王叔和 ，不如临症多。（《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王叔和曾采集众论，著《脉经》、《脉诀》、《脉赋》，又编次张仲景《伤寒论》为三十六卷；例中的王叔和是代王叔和编著的这些医书。）
（十七）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 。（曹操《短歌行》。杜康，人名，代酒。伊士珍《琅嬛记》中卷说：“杜康造酒，因称酒为杜康。”）
（十八）常恐夜寒花索寞，锦茵银烛按凉州。（陆游《花时遍游诸家园》十首之八。洪迈《容斋随笔》十四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是也。《凉州》今转为《梁州》，唐人已多误用，其实从西凉府来也。凡此诸曲，唯《伊》、《凉》最著。”）
（十九）红儿谩唱伊州 遍，认取轻敲玉韵长。（罗虬《比红儿》诗。说明见上。）
（二十）南山在其结匈国 东南，自此山来，虫为蛇，蛇号为鱼。……比翼鸟 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山海经·海外南经》。用比翼鸟这产物代比翼鸟的产地。张华《博物志》卷三“异鸟”条下有云“比翼鸟一青一赤，在参嵎山”，这里用“比翼鸟”三个字差不多等于用“参嵎山”三个字。）
（二十一）又西曰仙弈之山。……其上有穴。……其山多柽，多槠，多筼筜之竹，多橐吾。其鸟多秭归。石鱼之山全石，无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在多秭归 西。有穴，类仙弈。（柳宗元《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后面一个“多秭归”系代仙弈山。）
以上诸例中用产物代产地的只有二十、二十一两个例，用作物代作家的也极少见，这里不举例。
（4）事物和事物的资料或工具相代
（二十二）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地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 。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鲁迅《呐喊·头发的故事》；洋布是国旗的资料，借代国旗。）
（二十三）严致和道：“老舅怕不说的是。只是我家嫂也是个糊涂人，几个舍侄，就像生狼一般，一总不听教训；他们怎肯把这猪和借约拿出来？”王德道：“妹丈，这话也说不得了。假如令嫂令侄拗着，你认晦气，再拿出几两银子，折个猪价，给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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