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先秦文学 [book_author]游国恩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92995 [book_dec]游国恩著，本书列为台湾商务印书馆《人人文库》之一,1968年初版,1972年二版。全书十八章,首章总论文学之范围及文学史,以后各章从中国文学起源的探讨开始,全面论述了未有文字时之初民文学、唐虞时代之文学、夏代文学、商代文学、周代文学等先秦文学,而对上古谣谚、《诗经》、楚辞的论述是本书的重点。这不仅因为在各体文学的起源中诗歌最早,而且先秦时代朝廷设采诗之官,掌采民间歌谣,藉以观风俗、知得失,“诗三百篇”即由此而来。著者紧扣先秦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详细阐述了《诗》之来源及《南》《风》《雅》《颂》,《诗》之时代背景及其艺术特征。著者特别专章论述了较少为文学史家注意的春秋战国时的杂歌诗,这些杂歌诗流行于鲁、齐、晋、楚、宋、吴诸侯各国之间,十九皆民歌,含有丰富的社会、政治、风俗、人情等内容,是《诗经》之外不可忽视的重要作品。著者还详细论述了楚辞兴盛的原因和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概括地总结了楚辞的文学渊源和现存作品所蕴含的宇宙观念、神仙观念、神怪观念、历史观念。全书简明扼要,深入浅出,是一本关于先秦文学的普及读物。 [book_img]Z_12018.jpg [book_title]叙 叙曰，今之所谓文学史者，亦孳乳而浸多矣。自推涉猎有限，乃复尤而效之，以攘怐愗之诮，是亦不可以已乎。窃念晚近士风，绝类朱明，著书之易，殆又过之。尤于文学史类之书，不为其难，为其易，直可旦受命而日食时上。大抵荏懦者标新以逢时，浅陋者护短而取巧。逢时则事事可以傅会，而庸众悦矣；取巧则一切可以抹煞，而成书易矣。呜呼，修辞而不立其诚，道术将为天下裂，此亡国之征也。世好丁君邮书来，为商务馆主人征稿，限以一月之期。既谨谢不能，而敦迫再三，为展期四十日，遂匆匆写成此编。世无淮南，天下著书有若是之易者乎？橐笔自讼，疚愧实多。所自信者，不敢不勉于诚而已。然弗能标新，又弗能护短，世之人苟以斯义责之，余何敢辞？癸酉仲冬月二十七日识于青岛寓庐。 [book_title]一 文学之范围及文学史 文学之界说，昔人言之详矣。自魏晋六朝以迄今兹，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治文学史者既苦于界说之不立，往往徬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离，不可究诘。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实繁，派别枝分，千头万绪。其间源流变迁，盛衰倚伏之故，多无有系统之说明。此所以治丝而棼，说愈歧而愈远也。今综约诸家之说，不外广狭二义。 余杭章君曰：“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者，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类，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诸成句读者，有韵无韵分焉。”（《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此广义之文学论也。阮元《书〈文选序〉后》云：“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又曰：“凡以言语著之简策，不必以文为本者，皆经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专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此篇奇偶相生，音韵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节，非清言质说者比也，非振笔纵书者比也，非佶屈涩语者比也。是故昭明以为经也，史也，子也，非可专名之为文也；专名之为文，必沉思翰藻而后可也。”又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志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参阅《揅经室集·文言说》、《文韵说》、《学海堂·文笔策问》及《与友人论古文书》等篇。）此狭义之文学论也。 今按由前之说，则一切表谱簿录之类皆得为文，由后之说，则虽经传子史亦不得为文。（按阮氏谓三者不可专名之为文，虽若语有斟酌，实则排斥之于文外。）斯二说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皆不能无偏。请伸其义。章君论文，盖以文字为准，不以筀彰为准。以为文字者本以代言，各当其用。凡无句读之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故又曰：“以是为主。论文学者，不得以兴会神旨为上。知文辞始于表谱簿录，则文气文德皆为末务。”夫沿波讨源，其论诚为有见；然枝派既分，自不可一概而论。盖今之所谓文辞文章者，正以其有文有章也。夫曰文，则辞采斐然尚矣；曰章，则节奏低昂尚矣。如此，则表谱簿录之无句读者，例不得与。故今日论文，而欲尽撤辞华声音之藩，艺文学术，一切并包，则茫无畔岸，将使学者望洋兴叹，无所适从矣。此蔽于实之过也。若夫阮氏之论，专主乎文艺声色之事，则又误信昭明率尔之言。（昭明选例多有可议，前人已有辩正。）不知《典论·论文》，已以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并举，挚虞《流别》，李充《翰林》，今可见者，其范围亦至不隘，陆士衡晋初作者，而《文赋》所标，亦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之目。几见其必皆沉思翰藻，非清言质说者耶？且迹诸家所列，奏议碑诔，史派也；论说之篇，子派也，又安见子史之文皆不得为文，如阮氏之所云也？刘彦和与昭明同世，其《文心》一书，自《明诗》以至《书记》，凡二十篇，所包者尤广。此又何说？且即《文选》论之，三十七类中除其可以合并者，为类犹繁。其间子史之文亦多矣：贾生《过秦》，本出《新书》；（按《史记》录其文凡三见。）魏文《典论》，宁非子派？以矛攻盾，彼已无以自解。阮氏乃从而发之曰，立意为宗之文非文也，故不选也。“史论”“上书”，直录史传；碑志行状，亦其支流。是与所谓“旁出子史，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者”，又牴牾矣。阮氏又从而发之曰，传志记事之文非文也，故不选也。且如其说，入选之文，宜无有清言质说，佶屈为病者，按之实际何如乎？又所云如文言之奇偶相生，音韵相和者，（按阮氏之论文韵，不限于句末。见《文韵说》）入选之文果皆然乎？夫阮氏欲自尊其说，是以标举《文言》，不知此适其所谓说经之文也。必拘有韵为文之说，则凡禅门偈喝，方技歌诀，与夫蒙童讽诵之言（古者《凡将》、《急就》一类小学之书准此），教坊优倡之语，何莫非文？况东汉以前之文，又泰半不可以有韵无韵分者乎？是知昭明之说，特六朝人一时习尚之偏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声律》、《丽辞》等篇，或张宫商之论，或畅偶俪之说。而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更合之云：“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性灵摇荡。”凡此并与沉思翰藻之义相通。）本未可据为定论也。不然，则以后世学术日分，辞章日富，派别既多，决择匪易。萧氏既裒录总集，又不能不以之入选；而心或违之，遂复存其论文之见解于序中，而不觉其自相违逆者，亦势不可也。阮氏不察，遽欲执此以为衡准，不亦惑乎？此又蔽于名之过也。 虽然，六朝文家之所以倡文艺论者，固亦有以。《周礼·考工记》：“画绘之事，青与赤，为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释名·释言语》云：“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夫文章以绘事乐章为本训，则其为艺事复何待言？（《易·系辞传》下亦言：“物相杂，故曰文。”）故《广雅·释诂》训文为饰；《文选·七启》“御文轩”，注亦训文为画饰；而《礼记·月令》“文绣有恒”，郑更直训为画。（《说文》别有“彣”、“彰”字，从彡。彡，毛饰画文也。义亦相类。段玉裁以为“文”、“章”其省文。）《诗大序》云“声成文，谓之音。”《乐记》亦云：“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又云“省其文采”，注云：“文采，谓节奏合也。”证知文章之道，通乎艺事，实兼声色二者之所有。六朝文家之好言声律与偶俪者，殆亦有见及此耳。窃尝论之：齐梁诸人之以艺事衡文，盖亦恶夫冲淡之辞，醉心华饰之语耳，本未可以厚非也。独因此而遂悍然摈诸文字之稍质朴者于文学之外，则昧于古今学术源流之过也。章学诚曰：“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文集者，辞章不专家，而萃聚文墨以为蛇龙之沮也。后贤承而不废者，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即诸子书也），而文集有论辨。后世之文集，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三体，其余莫非辞章之属也。而辞章实备于战国，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文史通义·诗教》上篇）观于此，则今世之所谓文学者，莫非古者专门著述之支流遗裔，本以附庸，蔚为大国；若强为区画，使云仍与高曾分庭相抗，甚且数典而忘祖，奚可哉？ 然则文学之范围宜如何？曰：学术之不能不分而为辞章者，势也；辞章之不能与经传子史完全绝缘者，亦理也。知后世经义之文之出于经学，则不能排“六艺”；知传记之出于史学，则不能排《左》、《国》；知论辩之出诸子，则不能排《庄》、《列》。先秦之文学，即在专门著述之中，固未可以决然舍去也。抑余有说焉：西汉以降，文章渐富，著作始衰；迄于萧梁，文集著录，已成定例。故由今日论之，文学者，以孽子而亢宗；著作者，虽不祧而自替者也。由斯而谈，先秦之文若“六艺”，其中如《诗》固无论矣。其《易》、《礼》、《春秋》，未可以文论也。《书》以道事，虽不以文为本，要为记言之文所自出，自当在叙述之范围。《左传》、《国语》、《国策》，虽属史家之言，而实兼文词之美，尤不可以勿道。（《公羊》、《穀梁》二传专主释经，且汉世始著竹帛，亦不能以先秦之文论。）其诸子，若墨翟之书，文辞朴拙；名家之言，专在辩析；（其伪书自不必论。）杂家之文若《吕览》，虽间有可取，俱可从略。（兵家、方技准此。）惟道家则庄周绝胜，（其伪书今亦不论。）儒家则孟、荀杰出，法家则韩非为尤，与夫小说家之《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并从《四库》著录。）皆宜泯其畛域，列入文疆。盖于较大范围之中，仍寓以文辞为主之意。（《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书虽不能以文辞论，实为后世小说之祖。）非苟为调和之论也。总之，先秦之文，类属专门之书，兼采则势所不能，悉蠲又于理有碍。大抵择其情思富有，词旨抑扬，乃与后世之文有密切关系者述之，则斤斤微尚之所存也。 文学史于类为专史，古无是书；其性质稍相近者，有若唐裴孝源之《贞观公私画史》，宋米芾之《书画史》，朱长文之《琴史》，明陶宗仪之《书史会要》，朱谋垔之《画史会要》，清初姜绍书之《无声诗史》，或统纪列朝，或断取一代，皆专述一艺，明一事，而有史名者也。近世善化皮氏作《经学历史》，体裁章目与今日流行之文学史极相似，此又学述史中之专史也。若夫论文之书，如《诗品》、《主客图》、《诗派图》等，或评述历代，或单举一派，虽无史之名，实则文学批评史或流别史之类也。（《文章流别》、《文章缘起》等书但主文体，不依时代。蔡传《历代吟谱》又止列作者名字，并与文学史不合。） 文学史之号为专史者。盖对普通历史而言，与哲学，宗教，政治学，经济学等史同科。顾其中又可分为三类：一曰文学通史，如中国文学史，日本或西洋文学史等是也。二曰断代文学史，如先秦文学史，汉魏六朝文学史，中古或近代文学史等是也。三曰分类文学史，如辞赋史，小说史，骈体文学史，词曲或戏曲史等是也。又有断代而兼分类者，如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唐诗史，明清制艺文学史之类是也。夫我国历史至长也，作家与篇章至夥也，其间文学与学术政治社会种种关系尤至复杂，卒不可理。是故治文学史者，贵得其要。其要维何？如说明文学之变迁及其盛衰之状况也；推求文学变迁与盛衰之因果也；考证篇章之真伪及其时代之先后也；评断文学之价值也。凡此四端，皆文学史家之所有事也。苟能明其体要，观其会通，取材当而别择精，然后运其识力，提纲挈领而叙论之；虽万派奔流，而穷原竟委，读者可一览而尽也。如此，庶可以无大过矣。 [book_title]二 文学导源之两大要素 文学者，不凭虚起。推原其故，则人生不堪内外之压迫实使之。何谓内？天赋情感是也。何谓外？生活环境是也。斯二者，内外相应，消息相通，非截然两事也。本此二义，则文学起原之故可得言焉。 一、情感之冲动 人类所以异于他动物者，以其有七情也；有情斯有感，有感斯有应，应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言，而后有文辞。故《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此音乐起原论也，亦即文学之起原论也。《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按《乐记》稍异。）此诗歌起原论也，亦即舞蹈起原论也。诗也，乐也，舞也，分流而同源，异辙而同归者也。盖感而为声，咏而为诗，（初民止有讽咏之诗，无著于竹帛者。说详下章。）动而为舞，节而为乐，而莫不由于情感之冲动，特其进展之程序微有异耳。古者诗必入乐，乐必有舞，三者相连，未尝或间，殆以此也。刘彦和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篇）又曰：“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或且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物色》篇）此以四时物候之感人者言也。锺记室亦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又曰：“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横骨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此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品》）此兼以物候与境遇之感人者言也。是故朱子《诗集传序》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综览众说，情感实文学之源泉，诗歌又文学之先导，不亦彰明较著也哉？ 二、生活之压迫 太古之世，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类与万物纷然杂处，以生以长，以繁殖其子孙，迄于今不知几何年矣。虽然，其原始生活之状况则可推而知也。姑就其衣食居住三事言之： 《诗·大雅·绵》之篇云：“民之初生，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易·系辞传》云：“上古穴居而野处。”《淮南子·氾论训》云：“古者民泽处复穴，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蛰蚊虻。”《说文》“它”部云：“上古艸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颜师古《匡谬正俗》引《风俗通》云：“上古之时，草居露宿。恙，噬人虫也，善食人心；人每患苦之，凡相问，曰：‘无恙乎？’”）《庄子·盗跖》篇云：“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于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按《韩非子·五蠹》篇略同。）《淮南子·本经训》云：“昔容成氏之时，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此上古居处之大概也。 《庄子·盗跖》篇又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春秋历命序》云：“古初之民，卉服蔽体。辰放氏作，乃教民攓木茹皮，以御风霜；绹发閐首，以去灵雨。命之曰‘衣皮之民’。”——此上古衣服之大概也。 《礼记·礼运》云：“昔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按《山海经·大荒东经》亦言中容国之人食木实，困民国之人食鸟。又《大荒南经》言张弘国、头国之人食鱼。）《韩非子·五蠹》篇又云：“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淮南子·脩务训》亦云：“古者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多疾病毒伤之害。”——此上古饮食之大概也。 由上观之，则初民之于生计也实至简陋。此征诸今日未开化之民族而益信。故《礼记·王制》云：“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我族文明进步早于他族之证也。大抵生民之始，莫不感于生活之压迫而思创造。此生活之压迫力与生活之创造力时时冲突，互相控制，至今日犹然。盖人类之生活，永无满足之时，欲求满足，亦绝不可能之事。然而此必不可免之缺陷又无时不思有以填补之；生活之压力愈高，创造之力亦愈强；创造之欲望愈发达，生活之缺陷亦愈多。此人类演进中无限之连锁，始卒若环，永无休止者也。当其缺陷之不克填满时，精神顿起苦闷，情感骤受戟刺，则文学创造之动机起焉。盖初民由渔猎而畜牧，由畜牧而耕稼，其风霜雨雪之淫威，禽兽蛇虫之苦毒，在在皆足以制其死命，而洪水之害尤酷烈而普遍。人群艰难辛苦，营营以求遂其生者，殆无时不遭其阻碍。当夫利害纷呈，吉凶迭见，必不免惊悸骇愕而生其趋避之心；趋避之心生，则祈福之事作矣。是故祈祷之辞，其文学之权舆乎？请举例以明吾说。 《礼记·郊特牲》称伊耆氏始为蜡。——蜡者，索也；岁十二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其祝辞曰：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按蔡邕《独断》引此辞，末句作“丰年若上，岁取千百”二句，共五句，与此不同。） 伊耆氏不知何人。郑氏注但曰古天子号，孔颖达以为即神农氏（见《诗谱序疏》），陆德明以为帝尧（见《经典释文》）。故刘勰曰：“上皇祝文，爰在兹矣。”（《文心雕龙·祝盟》篇）今虽未能定其时代，然观其所祭八神，一先啬，二司啬，三百种，四农，五邮表畷,六猫虎（为其食田鼠田豕），七坊，八水庸，其必为古代农村最普遍之仪式可知，亦犹今乡民之有报赛也。虽其辞或出后人所记，而初民因生活迫切之需要而产生类似宗教之文学，其事理有足信者。盖人生莫重于饮食，而利害莫大乎切身。初民以耕稼托命，其所以谋水土之利而远草木昆虫之害者必周且备，求其道而弗得，则归之于神焉。舜之《祠田辞》（亦见《文心雕龙·祝盟》篇），汤之《祷雨辞》（见《荀子·大略》篇及《说苑·君道》篇），周之祭天祭地辞（并见《大戴记·公符》篇），及《雩祭辞》、《请雨祝》（并见《春秋汉含孳》，《雩祭辞》又见《穀梁传》注，《请雨祝》又见《春秋考异邮》，作鲁僖公三年《祷雨辞》，与此小异），《田者祝》（见《史记·滑稽传》）等，皆此类也。古代农业社会，人群生活毫无保障之时，此类诗歌度必不少，惜乎其流传于世者不多见耳。愿更举后例，以明斯旨： 《吕氏春秋·乐成》篇：“魏王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敬诺。……王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其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按《汉书·沟洫志》引此歌云：“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粱。”与此微异。） 《汉书·沟洫志》：“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在后。举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晋书·束晳传》：“大康中，郡界大旱。晳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为晳诚感，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畴之？报束长生！’” 凡兹所述，并小民以生计得遂，发为赞美之辞。从来此等歌谣正复不少。由此可知人类因生活环境之变化，而引触其内心之情感，实为文学导源之要素焉。 [book_title]三 未有文字时之初民文学 文学者，托始于文字。远古之时，未有文字，人类语言思想莫由记其痕迹，文学之事自亦绝无可言。虽然，有无文字之文学焉；无文字之文学虽未有篇章辞句，而实有文学之意味焉。《易·系辞传》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故刘彦和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地理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又曰：“傍及万物，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文心雕龙·原道》篇。）彦和所谓道者，即老子“自然”之谓，非后人“文以载道”之谓也。道之文云者，即天地万物自然之文也。自然之文，实为一切文学所自出。吾人戴天履地，日受其启示薰陶而摹仿焉，则文学之意味以起，不必果具篇章也。此等文学之意味，其表示之方约有二端：一曰声，二曰动，质言之，即音乐与蹈舞是已。 盖人之生也，与情俱生。声音动作之发，情实主之。孩提之童，即知哑哑；木石之人，亦解悲欢。身有疾痛，闻幼眇之音，则感慨随之矣；心有疚愧，履危疑之地，则恐惧随之矣。斯盖人类之本能，初不以智愚长幼而异者也。孔颖达《诗正义》云：“原夫乐之所起发于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婴儿孩子，则怀嬉戏抃跃之心；玄鹤苍鸾，亦合歌舞节奏之应。岂由有诗而乃成乐，作乐而必由诗？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土鼓苇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故伏牺作瑟，女娲笙簧，及蒉桴土鼓，必不因诗咏。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仲远此论，谓乐之起，原于情而实先于诗。溯其初发，但有讴歌吟呼，不必果有诗歌文辞也。但有土鼓苇籥不必果具琴瑟笙磬也。由今言之，诚不失为通方之论已。 抑声之发，虽出于本能，亦依乎天籁，《文心雕龙·原道》篇又云：“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察彦和之意，亦谓文章之道，原于天地自然之声也。（按《文心》本以声色并提，引已见前段，此摘论之。）推而论之，则初民当其渔猎游牧之时，痛苦欢愉之际，辄复抗喉引声，效松风海涛，鸟歌泉韵诸自然之音，以抒泄其胸中之情绪者可知矣，斯为音乐之原始，亦即文学滥觞焉。（以上两段参阅上章。）观《吕氏春秋·古乐》篇称：伶伦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合黄钟之宫。颛顼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以祭上帝。命为乐倡，乃偃寝，以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帝尧命质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以麋置缶而鼓之，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而马融《长笛赋》亦谓羌人制笛，伐竹时有龙吟于水中，截竹吹之，其声相似。则古者制乐，且莫不拟效自然之音响节奏矣，非其明征也乎？ 人既感而有声，斯亦动而为舞。《礼记·檀弓》篇曰：“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又曰：“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斯言也，亦与《诗序》之意同。所谓“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以蹈之也。”《吕览·古乐》篇亦云：“昔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其论舞之起，亦原本于性情，与音乐初无二致。盖表情之初步为声音，其次为动作。舞蹈者，喜愠之极，表情之穷也。与音乐常相互为用。故古者作乐，恒歌舞相兼。《周官·大司乐》所谓“教国子以乐语乐舞”也。今试征诸初民之歌舞。 按《吕览·古乐》篇又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手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葛天八阕之名，或由后人所附会，然其所称歌舞之形式，未始非初民之实况。又按《河图玉版》亦言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臜,三人披发而舞。是亦未有文字时初民歌舞之最简质者。 大抵初民之歌舞，多施于祭祀，其性质弥近宗教。此又考之载籍而可见者。《国语·楚语》记观射父对楚昭王之言曰：“古者神民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是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韦昭注云：“觋，见鬼者也；《周礼》男亦曰巫。”《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褎舞形。”《墨子·非乐》篇言恒舞于宫，是谓巫风，（按晚出《伊训》有此文，多“酣歌于室”一句。）《诗·陈风·宛丘》篇所谓“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又《东门之枌》篇所谓“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皆是事也。其后“巫风”特盛于楚，《楚辞》中多述其事。（详后）如《九歌·东皇太一》云：“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云中君》云：“灵连踡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大司命》云：“灵衣兮被被，佩玉兮陆离。”则古代用歌舞娱神之遗风，变本而加厉：以视昔之操牛尾而投足，吹竹筒而披发者，其文质之相去远矣。至若春秋时，优施起舞，歌《暇豫》之歌。（见《晋语》二）汉初，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见《西京杂记》二）自歌而自舞，渐离宗教而入于纯粹之艺事。其终也变为后世之戏剧。然则欲溯文学之原者，当求诸初民之宗教歌舞。此等最古之歌舞，谓为无文字之文学也，又奚不可？ [book_title]四 种族战胜与文学之开幕 吾中华民族之居中国也旧矣，其鼻祖曰黄帝。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或言长于姬水，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号。是时黄河流域，大抵戎狄杂处，各建部落。而黄帝兴于阪泉涿鹿之间（今河北涿州境），纠合同族，厚集其势，以与他族争，大小五十二战；而卒使我族据有神州，以生以育，以蕃息，以有文化，子孙绵延，迄于今而益盛者，则最后与蚩尤涿鹿一战，攘除异族之功也。顾年世荒远，靡得而详，后世百家之言黄帝者，其文不雅驯；而司马迁作《史记》托始于黄帝，折衷于“六艺”，以为不离古文者近是。然则吾族鼻祖之伟烈丰功，其传自吾先民之口若书者，岂尽诬也哉？故今述吾国文学史，自黄帝始。 蚩尤者，盖古者异族部落之长。《周书·吕刑》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郑玄注以为九黎之君。而《逸周书·尝麦解》称，赤帝命蚩尤宇于少昊。《越绝书·计倪内经》亦称，炎帝有天下，以传黄帝。黄帝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管子·五行》篇则谓为当时之官。）惟蚩尤虽仕于华夏，见重于黄帝，然终以非我族类，野性难驯，恃其能作兵器，（按蚩尤作兵器，古书多言之。而《管子·地数》篇且谓蚩尤为剑铠矛戟，又为雍狐之戟芮弋。以搏林木以战之时，竟有冶金之事，决不可信。）遂乘神农氏衰，兴师作乱。《史记·五帝本纪》记其事云：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今按《本纪》分阪泉之战炎帝，与涿鹿之禽蚩尤为二事，世多疑之。不知此乃史公兼采《大戴记》及《逸周书》之文，而未审其本为一事耳。《大戴记·五帝德》称孔子云：“黄帝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而《周书·史记》辞云：“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合观二书，则知《五帝德》所谓赤帝者，即《史记解》所谓阪泉氏，亦即蚩尤也。故《易林》曰：“战于阪泉，蚩尤败走。”（详见后）是其证也。顾蚩尤何以谓之赤帝也？按《周书·尝麦解》云：“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此即《庄子·盗跖》篇所云“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血流百里”者也。《尝麦解》之赤帝，则神农氏之裔帝榆罔也。盖蚩尤既逐赤帝，徙居涿鹿（诸书作涿鹿，《史记解》作独鹿，“独”、“涿”声近），继称赤帝（即《本纪》所谓侵陵诸侯之炎帝），又号阪泉氏。故《五帝德》谓黄帝与赤帝战于阪泉，而《史记解》又谓阪泉亡于独鹿也。是时黄帝征师勤王，禽灭蚩尤，厥功甚伟，此《史记》所以有黄帝代神农氏为天子，《越绝书》所以有炎帝传以帝位之说也。史公偶未公析，遂并列之。致后人疑其同兹炎帝，而或仅守府，或辄耀兵；同兹黄帝，而忽则翼君，忽则犯上，自相牴牾，莫识其故也。 至涿鹿之所以战克者，古说纷异。《易林》“蒙之坎”云：“白龙黑虎，起须暴怒。战于阪泉，蚩尤败走。”（又见“同人之比”及“益之比”，其文小异。）此与《大戴记》及《本纪》所言正合。惟《山海经·大荒北经》称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按《大荒东经》亦言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说，又言黄帝使应龙杀蚩尤于凶黎之谷。）《龙鱼河图》则谓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黄帝行天子事，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符，乃伏蚩尤。（见《史记正义》引。）而虞喜《志林》又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禽蚩尤。（按又见崔豹《古今注》。）《通典》且谓蚩尤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命吹角作龙吟以御之。凡此颇涉神话，不免荒诞。然吾先民相传所以为此言者，未尝不以其时异族之猖獗顽强，所以蹂躏我族者至酷，而借此以显示我祖膺惩戎狄之功，为我民族史上万古不磨之奇迹焉。 帝既灭蚩尤，奏凯而归，而发扬我族武烈之文学由是以起。按《归藏·启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作《鼓之曲》十章：一曰《惊雷震》，二曰《猛虎骇》，三曰《鸷鸟击》，四曰《龙媒蹀》，五曰《灵夔吼》，六曰《雕鹗争》，七曰《壮士奋怒》，八曰《熊罴哮吼》，九曰《石荡崖》，十曰《波荡壑》。”（按《旧唐书·乐志》亦言黄帝涿鹿有功，作《鼓曲》，有《灵夔吼》、《雕鹗争》、《石坠崖》、《壮夫怒》之类。）此吾国最古之“铙歌”也。今观其目，与故书所传教熊罴虎豹以战之事合。意者《鼓》十曲，仅为形式之表演，以象战胜之功，如大武舞歌之有六成欤？然《云笈七签》载宋真宗《轩辕本纪》称，黄帝出师涿鹿，以《鼓》为警卫，其曲有十，并皆有辞。（按《云笈七签》又引《黄帝内传》曰：“黄帝伐蚩尤，灵女为制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连震三百八十里。”又引《广成子传》曰：“蚩尤飞空走险，以馗牛皮为鼓九，击而止之。蚩尤不能飞走。”凡此并据《归藏》、《鼓曲》目及《龙鱼河图》影撰为说，不可信。）似未可据。惟古说相传，有可资印证者数事： 1.郭茂倩《乐府诗集》引蔡邕《礼乐志》曰：“汉乐四品，其四曰短箫铙歌，军乐也。黄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按《周礼·大司乐》谓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大司马”亦谓师有功，则恺乐献于社。《鼓曲》既为战胜蚩尤而作，则蔡邕谓“铙歌”始于黄帝岐伯，不为无因。而《黄帝内传》遂亦谓帝制鼙鼓钲铙，《通典》谓帝始吹角（已见前），《唐书·乐志》谓帝作鼓吹。 2.《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据此，则黄帝之造乐律，亦自有其传说。 3.《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郑注云：“黄帝乐曰‘云门’‘大卷。’（按此本《乐纬》及《春秋元命苞》说。）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而《庄子·天运》篇亦言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证知黄帝之有乐舞，其说甚古。 凡此所述，于古者制作乐歌之事，独多归之于黄帝，其言岂尽无稽？则《鼓》十曲为我族战胜外族最古之武歌，夫复何疑？ 又按《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称，越王谋伐吴，范蠡进善射者楚人陈音。王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由生？”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绝鸟兽之害。其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遂宍。’”（按宍古肉字。）《文心雕龙·通变》篇云：“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又《章句》篇云：“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彦和断此歌为黄帝时者，虽未知何据；度其意或以其过于简质之故。又《吴越春秋》虽后汉人作，而所记陈音之言，极为近理，谓之上世之歌，盖亦有故。或疑黄帝之时，文字未兴，似无诗歌之可言。不知许慎《说文叙》谓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别异也，初造书契。是黄帝时已有雏形之文字矣。虽仓颉之说不一，然司马迁、王充、班固、宋衷、贾公彦等并以为黄帝史官，后人多从此说。则其时文学之萌芽，实不足异，况歌谣出乎自然，即或未有文字，而古昔相传，词由追录，自亦理所恒有；余以是谓刘氏之言可信也。若夫郑氏《书论》谓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说》等书，及后世诸家杂引黄帝语文，不一而足；大抵出于纬候之矫诬，好事之依托，诸子之寓言，方士之伪造，若斯之类，要不可以不辨也。 今刺取古籍所引黄帝时遗文之有韵者录之如左方： 《大戴记·武王践阼》篇引黄帝《丹书》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敬者万世。” 《庄子·天运》篇称黄帝张“咸池”之乐，有焱氏为之颂曰：“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 又《在宥》篇，广成子告黄帝曰：“至道之精，窃窃冥冥。” 又《知北游》引黄帝曰：“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 《吕氏春秋·去私》篇引黄帝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实禁重。” 又《序意》篇引黄帝诲颛顼曰：“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又《应同》篇引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玄同气。”（按又见《淮南·泰族训》及《缪称训》，惟《缪称训》“威”作“道”。） 又《遇合》篇引黄帝谓嫫母曰：“厉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衰，虽恶奚伤？” 贾子《新书·修政语》上篇引黄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无已，其行无止。”（按以下文多，且无韵，不具录。） 《列子·天瑞》篇引黄帝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按此文本见《道德经》。） 又引《黄帝书》曰：“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又《力命》篇引《黄帝书》曰：“至人居若死，动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动，所以不动。” 《太公兵法》引黄帝《巾几铭》云：“予居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按《皇览》引《太公阴谋》黄帝《金人器铭》有此文，见《御览》五百九十。而马总《意林》又引作《太公金匮》虽各不同，实皆《汉志》谋言兵二百三十七篇之书。蔡邕《铭论》云：“黄帝有《巾几》之法。”《文心雕龙·铭箴》篇云：“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并谓此也。） 《路史·疏仡纪》又引黄帝《巾几铭》云：“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为虺弗摧，行将为蛇。”（按此文本见《六韬·守土》篇，微有不同，而并不言出黄帝《巾几铭》。惟《贾子·宗首》篇止引“日中必，操刀必割”二句，作黄帝语。涓涓数语，又与《说苑》所载《金人铭》略同。） 《说苑·敬慎》篇引《金人铭》二百余言（按词旨大抵同前，文长不录），又见《家语·观周》篇，皆不言谁氏作。而《太公金匮》独以为黄帝《金人铭》。王伯厚亦谓即《汉志》“六铭”之一（见《困学纪闻》十）。 《拾遗记》载黄帝时仙人宁封游沙海七言颂云：“青蕖灼烁千载舒，百龄暂死饵飞鱼。”（按此等文辞，正与《皇娥》、《白帝》同妄。以黄帝时而有七言诗，真异闻也。方士之诞，固绝不可信，世亦无有信之者。） [book_title]五 唐虞时代之文学 黄帝之时，文字肇兴，综天地之形象，启鬼神之秘奥，为我族文化绝大贡献。此《淮南》、《纬候》诸书所以有“天雨粟，鬼夜哭”之说也。中更少昊、颛顼、帝喾数世，以至于尧。虽其间史迹渺茫，未由详考；然如《春秋》昭十七年《左传》称少皞氏以鸟名官，《楚语》称颛顼命重黎分司天地，绝地天通，皆其荦荦大者。古史相传，确然可据。证知文字制作之后，文明递进，可断言也。自是以来，史籍渐有可稽，唐虞之事，传者尤众。虽韩非尝疑儒墨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事无参验，难以明据。（见《显学》篇。）然《尚书》始自《帝典》，文章焕然；古史所称，不一而足，何得谓无参验？孔子之于尧舜，极口赞扬，至于再三，岂尽儒者一家之私言？彼法家者，意欲变古以张法治，故为是说耳。然唐虞之世，实已进至文化较高之时期，可无疑也。 帝尧陶唐氏，名放勋，姓伊祁氏，高辛氏帝喾之次子也。兄帝挚崩，代立，是为帝尧。都于平阳。能明俊德，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命羲和定历象，鲧治洪水。在位七十载，举舜，授之政；又二十八载，崩。帝舜有虞氏，姚姓，名重华。父曰瞽叟。舜生三十登庸，尧妻以二女；尧老，舜摄政；三十载，尧崩，受禅为天子。都蒲阪。五十载，巡狩至苍梧而崩。其在位，“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定上帝、六宗、山川、群神之祀，巡狩朝觐之礼。放四罪于四裔；命官二十二人，各称其职。——禹作司空，弃作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作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乐，龙作纳言。（除弃、契、皋陶并四岳十二牧为二十二人。）于是礼乐政教之事渐备。此其大略也。后世言治道者，莫不称尧舜，而儒者祖述，尤乐道之云。 今《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是此时文学声乐之事已甚进步矣。兹取其流传较古而可信者述之如次： 1.《列子·仲尼》篇云：“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亿兆之愿戴己欤？不愿戴己欤？愿问左右，不知；问于外朝，不知；问在野，在野不知。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烝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喜，问曰：‘谁教尔为此言？’儿童曰：‘我闻之大夫。’问大夫，大夫曰：‘古诗也。’” 2.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接末句一作“帝力于我何有哉。”又见皇甫氏《高士传》。首句“日”上有“吾”字，“力”作“德”。） 以上二首，为我国民谣之最古者。（《列子》述大夫告尧《康衢谣》为古诗，则更在唐虞之前。）然《列子》伪书，《世纪》晚出，所载歌诗，似难征信。惟《书》称尧时百姓昭明，黎民于变，詁詁自得，事或有之。二歌所咏相同，正与《书》合。且诗歌韵文，本乎天籁；童叟讴吟，多出追记。盖始则口耳相传，后乃文人著录，此例甚多，殊不足异。然则二书载此含哺鼓腹之歌，其必有所受之欤？ 3.《淮南子·人间训》引《尧戒》云：“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于山，而于垤！” 按此与上章所述黄帝《巾几铭》止首二字有异。然彼文见于晚出兵书，未若西汉之近古，疑后人取《淮南》书所载杂凑为之。不然，则此四句或亦相传古语，是以故书多述之。《韩非子·六反》篇亦云：“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是其证也。若夫伊耆之蜡辞，或以为尧时；（引见第二章）《华封》之祝，见于《庄子》、《大唐》之歌，仅存其目；（见《尚书大传》。《文心雕龙·明诗》篇亦言尧有《大唐》之歌。《路史·后纪》又谓帝尧制七弦徽《大唐》之歌，而民事得；制“咸池”之舞而为“经首”之诗，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然彦和称其辞达，则其歌梁时尚存。）斯皆古籍所传，较为可信。惟《神人》《箕山》，本出依托：（《琴操》有尧自作《神人畅》，《古今乐录》有许由《箕山歌》，并不足据。）崆峒之碑，见于小说；（按出任昉《述异记》，然云述尧功德，则纵令其可信，亦后人为之，非尧时遗文。）凡此之类，自应弃捐勿道也。 4.今《书·益稷》载帝舜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按冯惟讷《诗纪》不以此二句为歌辞，误。）乃歌曰：（按杨慎曰：“‘乃’者，继事之辞，歌已复歌曰‘乃’。”见《风雅逸篇》。）“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首稽首，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 古籍所载唐虞诗歌，以此为最古。其辞亦稍有风韵，每句韵脚之下缀以助词，已开《风》、《骚》格调之先声。虽史官所记，未必原辞，然《周书·顾命》陈宝有“大训”，说者或以为虞典，或以为虞书典谟，则周初所宝藏者，已有虞夏之书，不可谓非上世之作也。 5.其次为《尚书大传》之《卿云歌》。按《大传》云：“维五祀，奏钟石，论人声，乃及鸟兽咸变于前。……秋养耆老，春食孤子，乃浡然‘招’乐兴于大麓之野，报事还归。二年，然乃作《大唐》之歌，其乐曰：‘舟张辟雍，鸧鸧相从。八风回回，凤皇喈喈。’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义。‘招’为宾客，而‘雍’为主人。始奏‘肆夏’，纳以‘教成’。舜为宾客，而禹为主人。乐正进赞曰：‘尚考大室之义，唐为虞宾，至今衍于四海，成禹之变，垂于万世之后’。于时俊筞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烂兮，（诸本作礼。）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咸进，首而和曰：‘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宏予一人！’帝乃载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还（一作迁。）于贤圣，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青华已竭，褰裳去之。’于是八风修通，卿云丛丛，蟠龙贲信于其藏，蛟鱼踊跃于其渊，龟鼈咸出于其穴。——迁虞而就夏也。” 此述虞舜踵唐尧故事，将欲禅位于禹，君臣之间，雍肃一堂，倡和而为此歌也。“卿云”者《汉书·天文志》云：“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囷，是为‘卿云’。此和气也。”唐虞禅让，后世传为美谈，颂为至德；惟数歌不见于虞夏之书，而风通云丛，龙信蛟跃云云，又颇涉于诞妄，似不可信。然伏生故秦博士，去古未远，记诵赅洽；《书传》所述，或亦有所本欤？ 6.《文心雕龙·祝盟》篇又载舜《祠田辞》云：“荷此长耜，耕彼南亩。四海俱有！”彦和称此辞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盖与《雩祭》、《请雨》、《田者祝》等辞性质相同。（按《御览》八十一引《尸子》有云：“舜并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历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此殆彦和所本。然不以韵文，今截去数字，以为祝辞，未知何所见而云然也？） 7.《孔子家语·辨乐解》称，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惟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其诗曰：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本见于《礼记·乐记》，又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又见于《新语·无为》篇，又见于《韩诗外传》四，又见于《淮南子·诠言训》及《泰族训》，《说苑·修文》篇，（按《修文》篇言“昔舜造《南风》之声，其兴也勃焉”，即王肃所本。）而《史记·乐书》、《风俗通·声音》篇、《越绝书》十三并述之，并无有举其辞者。故郑康成注但云：“南风，长养之风；以言父母之长养已。其辞未闻也。”而高诱注亦止训南风为凯乐之风。然则《南风》一诗本仅存其名而已。惟考《尸子·绰子》篇有云：“圣人于大私之中也，为无私；其于大好恶之中也，为无好恶。舜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舜不歌禽兽而歌民。”（按本见《文选·琴赋》注引。）则此歌固相传有其词矣。故王肃《圣证论》即据此及《家语》以难郑也。（见《乐记》孔疏引。）然今《家语》一书，本王氏所造，康成安得见之？《尸子》所载，郑或偶未之见。（《孔疏》引马昭云：“《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惟《尸子》仅存两句，不知王氏何以知其全也？是则可疑滋甚耳。 又按《尚书大传》称舜元祝代泰山，贡两伯之乐：阳伯之乐舞“侏离”，其歌声比余谣，名曰“皙阳”。仪伯之乐舞“鼚哉”，其歌声比大谣，名曰“南阳”。中，祀大交霍山，贡两伯之乐：夏伯之乐舞“谩彧”，其歌声比中谣，名曰“初虑”。义伯之乐舞“将阳”，其歌声比大谣，名曰“朱于”。秋，祀柳谷华山，贡两伯之乐：秋伯之乐舞“蔡俶”，其歌声比小谣，名曰“苓落”。和伯之乐舞“玄鹤”，其歌声比中谣，名曰“归来”。幽部宏山祀，贡两伯之乐：冬伯之乐舞“齐落”，曰“缦缦”。凡此乐歌今并不传。而《大传》所述歌名，复阙其一矣。（王应麟已言之。） 此外诸书所记唐虞诗歌尚有不可信者，《吕氏春秋·慎人》篇云；“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掘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后免于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见有之也。尽有之，贤非加也；尽无之，贤非损也。——时使之也”。按此四语本诗《小雅·北山》篇文，咸丘蒙尝引以质舜之不臣瞽叟矣。王伯厚疑与同出一说而托之于舜者，是也。又《庄子·知北游》载齧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神将为汝居，汝瞳焉知？新生之犊，而无求其故。”言未卒，而齧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歌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以谋。——彼何人哉！”按庄子尝称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则被衣之歌似亦可谓唐虞时之文学矣。惟道家寓言，断难置信，此之所云，亦《在宥》篇广成子告黄帝之类也。他若《琴操》所载舜之《南风操》，杂取图谶之说；《思亲操》附会《孟子》之文，又并直钞《诗》句，（如“凯风自南”、“河水洋洋”、“鸟鸣嘤嘤”等句。）词旨浅陋，其为后人伪造无疑。今之所录，概所不取。 [book_title]六 夏禹之功烈及夏代文学 论古史而至于夏，亦古今之一大界也。盖禹以前，我族文明虽已略见曙光，而关系民族社会之诸大问题，尚多悬而未决；禹以后，则凡人民之生计，种族之界限，与夫国家之政制等，大抵渐次确定。今总其功烈政教之卓然超越前古及异乎唐虞者，约有三事： 一曰洪水之患至禹而始平也。东西民族之言古史者，皆有洪水之传说，此殆非讹言也。其在我国，则《淮南子·览冥训》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高诱注，水精也。）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补天立极，事近神话，然所述洪水之时，兼有鸟兽之害，与《孟子》同。若然，则洪水之患不自尧时始。又《鲁语》称古之长民者，不坠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氏弃此道也，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而《淮南·本经训》亦言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竹书纪年》又载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按共工非一，此盖别一共工。）盖共工氏本古伯者，其子孙世为水土之官，（并见《祭法》、《鲁语》及高诱、韦昭等注。）故诸书咸有共工治水之事也。然则洪水实自古有之。观《虞书》屡言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其水之大可想见矣。及共工治水无功，尧复命鲧治之。九载弗成，（《竹书》：“尧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六十九年，黜崇伯鲧。”与《书传》合。）尧殛之羽山，命禹世其官以继其事。禹既纂前绪，于是乘四载，随山刊木，躬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或导之江，或注之海。当是时，禹十三年于外，（《孟子》作八年，《吕览》、《吴越春秋》并作七年，今从《禹贡》及《史记》。）三过其门而不入。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娶于涂山，辛壬癸甲，闻启呱呱而泣，而弗子，惟荒度土工。然后九州之人始得平土而居，播种而食也。（禹治水事，自虞夏《书》外，若《孟子·滕文公》上下篇、《庄子·天下》篇、《尸子·君道》篇、《爱类》篇及《淮南子·本经训》等说略同。）孔子称其尽力乎沟洫，孟子称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呜呼！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此其功烈之在吾民族者，岂不上并轩辕，下越尧舜也哉！ 二曰异族之乱至禹而始定也。蛮夷猾夏，史不绝书，自古已然，于今为甚；吁可慨也，亦可惧也！溯自蚩尤之乱，几覆我族；黄帝起而灭之，其势一挫。外患稍纾。然是时华夷杂处，异族非一。故在少昊颛顼之世，则有九黎之乱（见《楚语》及《史记·历书》）；至尧时则有三苗之乱，所谓服九黎之德者也。惟九黎至高阳而敉平，三苗迄唐虞而愈炽。实为蚩尤以后我族第二期外患之一劲敌也。故《周书·吕刑》于蚩尤暴乱之后，即详叙三苗肆虐之事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此云皇帝，（“皇”一作“君”，说详阮氏《校勘记》。）即谓帝尧。《吕氏春秋·召类》篇所谓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是其事也。大抵斯时苗民势盛，尧虽遏之而未服，故至《舜》时剿抚兼施，遂又有三危之窜，与分北三苗之事。（并见今《书·舜典》。）《益稷》述禹之言曰：“苗顽弗即工。”《吕览·召类》篇亦谓舜却有苗，更易其俗，是其证也。顾之苗之顽强，实远过于蚩尤。是以时服时叛，至于禹乃大张挞伐，久而后平之。《墨子·兼爱》下篇引禹征有苗之誓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按四字孙仲容以为“群封邦君”之误），以征有苗。”（按此即晚出古文《大禹谟》所本。）《战国策·魏策》亦述吴起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而禹放逐之。”《史记·吴起传》则谓“禹灭之，其后无闻焉”。（舜干羽格苗，据《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缪称训》、《说苑·君道》篇及《韩诗外传》等并禹未伐时事，伪古文失其序。）今按《禹贡》言“三危既宅，三苗丕叙”，而《吕刑》又言“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则禹之平苗，虽或恩威并用，而苗之乱至禹而始定，固彰彰明验也。（吾师陈伯弢先生《上古史》谓三苗乃三族之苗裔。虞夏《书》所谓三苗，非禹所征者，考证精覈。然窃谓当时窜三危之苗，与居洞庭衡山之苗，原为一族，特屡经剿窜，遂散居于四方耳。） 三曰传子之局至禹而始开也。尧舜禅让，儒者亟称之。第考之《大戴记·帝系》篇，则五帝皆出于一族，传授本自其一家，似禅让之说有可疑者。按《帝系》云：“黄帝产元嚣，元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句芒产蟜牛，蟜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史记·五帝纪》即依此说。今列表以明之。 据此，则尧禹为兄弟之亲，而舜又其玄孙也。亲亲相授，实开世及之端矣。故梁玉绳力辨之，其说略曰：“《史》谓颛顼为黄帝孙，喾为黄帝曾孙，舜为黄帝九世孙，尧，禹，契，稷并为黄帝玄孙。是黄帝者，五帝三王之太祖也。此与兵法神仙医术家托附轩辕何异？尧与禹为同高祖兄弟，近舍稷契而遥授于玄孙之舜，相及自其一家，安得谓以天下予人？玄嚣昌意皆黄帝之子，玄嚣三传生尧，昌意七传生舜，岂玄嚣之后皆长年，昌意之后多不永？乃颛顼至舜，历年甚久，而鲧禹遂仕尽四朝，何如此其寿？尧舜在位几百五十年，然后传禹，禹之生又何如此之晚？舜崩而上传其四世祖，亦一家人，何乃与尧之禅舜并曰与贤？契十三传为汤，稷十三传为王季，则汤与王季为兄弟矣。而禹十七传至桀，汤三十传至纣，二代凡千余年；而稷至武王，才十五传，历尽夏商之世，武王竟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凡此皆不足据。”（见《史记志疑》。按罗氏《路史》，金氏《通鉴前编》及马氏《绎史》先已辨之。）按梁氏之辨覈矣；然窃疑五帝者，或本非一族，或虽同族，而其大位之授受则由一族中选举，若今野蛮部落之公推酋长然，择其有权能者立之，初不必以私其子也。至禹始以治水之殊勋为民所爱戴，故其子遂有天下，而旧制以废；后人因疑其德衰，而孟子则谓天与子则与子也。是故开我国数千年君主世及之端者禹也，亦势为之也。 禹之治水也，悉山川水陆之程，定九州贡赋之等，为我族建国以来粗立税则之始，前此则未闻也。水土既平，舜举为嗣。十七年，舜崩，禹即位，都平阳，姓姒氏。十年，东巡狩，崩于会稽。欲禅益而民弗从，子启立。启崩，子太康立，无道。为后羿所篡。中更仲康帝相两世，有浞浇之乱，夏统中绝，至少康而中兴。又八传，至帝孔甲；又八传而至帝履癸，是为桀。为汤所灭。凡十七帝，四百余年而亡。 有夏一代之史迹，今虽不能详，然《尚书》而外，《左传》、《楚辞》及诸子书多道之。又据箕子之言，《洪范》亦禹所传。孔子欲观夏道，惜其文献不足，而犹得《夏时》。（说者谓其书存者，今有《夏小正》。）近儒毕氏、孙氏又谓墨学出于禹。则夏之政教学术可觇一斑。然禹之伟烈尤在能平洪水，勤民事，故其遗文往往与此有关。今次第论述之如左： 1.《吕氏春秋·音初》篇称，禹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按禹娶涂山之事，本见于今《书·益稷》，而屈子《天问》述之。《左传》亦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见哀七年《传》）故《吴越春秋·无余外传》演之曰：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制度。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九尾白狐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此则行。——明矣哉！”（按《琴操》小异。）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惟《吕览》所记《候人之歌》，其辞不尽传，盖逸篇也。若《吴越春秋》之《涂山歌》，则疑出后人附会，不足信尔。 2.《逸周书·文传解》引《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引《开望》曰：“土广无守可袭伐，土狭无食可围竭。二祸之来，不称之灾。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何以备之？”又引《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祸至无日矣。”（按今本无“国无兼年之食”三句。《夏箴》为夏禹之箴戒书。开望疑为夏箴之篇名。）按《御览》三十五引此又作夏《归藏》文。《墨子·七患》篇亦引《周书》云：“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与《文传》所引一箴略同。《御览》五百八十八引胡广《百官箴叙》所谓墨子著书，称《夏箴》之辞者是也，《鬻子》又引禹《筍簴铭》云：“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告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鞀。”《淮南·氾论训》作《禹号》。故《文心雕龙·铭箴》篇曰：“夏商三箴，余句颇存。” 3.《周书·大聚解》周公引禹之禁曰：“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鼈之长。且以并农力，执成三女之功。”而《周语》又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疑亦禹之教令。则夏初之禁令犹有存者。 4.《左氏》文七年《传》，晋郤缺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使勿坏。”按“九歌”者，谓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此所引《夏书》，逸书也。即东晋古文《大禹谟》所本。《左传》虽未明言禹事，然观诸书所记禹之箴戒禁令，皆不外勤民之事，则用休用威，劝之以“九歌”云云，固非禹莫属矣。又《墨子·非命》下篇引禹之《总德》曰：“允不著（“著”盖“若”之误），惟天民而不保。既防凶星，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说者以“总德”为逸书篇名。则夏禹之遗文多矣。（《墨子》引《禹誓》已见前。） 5.《孟子·梁惠王》下篇引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此虽未知何时之谚，然固疑禹平水土之后，巡狩四方，布惠百姓，民嘉其德而歌之也。 以上所引，并与禹之治水勤政有关。《汉志》“杂家”有《大》（古禹字，或谓即《说文》之字）三十七篇。或疑皆其书之佚文也。至若《禹贡》一篇疏记山川地理，为禹治水之最古最确之史迹，要出夏史追录，非禹自记。《山海经》列载四荒八表山川异物，或以为益作者（刘子骏、王充、赵晔诸家说），盖亦附之治水之事。盖先秦之书，而又为秦汉间人所附益者（其中屡称禹以后事，如启及王亥等，又多出后世郡国地名），前人辨之甚明。又《吴越春秋》称禹于登宛委山，发金简玉字之书，得通水之理。而《荆州记》遂杜撰其文曰：“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述异记又称空同山有禹碣，而《衡山记》亦谓禹通水导渎，刻石书之名山。唐人诗多传其事。明杨慎竟得其七十七字，所谓《岣嵝山禹碑》也。《舆地志》又言江西庐山紫霄峰下有石室，中有禹篆。有好事者缒入摸之，凡七十余字，止辨其六字。《琴操》且有禹作《襄陵操》一首。若斯之类，正史公所谓余不敢言之也。 启既嗣位，诸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之野，作《甘誓》，词见《夏书》。而《墨子·明鬼》篇引作《禹誓》，与《书序》不合。今按《庄子·人间世》、《吕览·召类》篇及《说苑·正理》篇并有禹攻有扈之言，孙渊如以为古文书说，《书序》谓启作者，以在《禹贡》之后；梁曜北则谓《墨子》之误；孙仲容又主调停之说，谓疑禹启皆有伐扈之事，故古书或以《甘誓》为《禹誓》。然启伐有扈，事见《竹书》，又见《吕览·先己》篇（旧本“夏后伯启”误作“夏后相”），似仍当从《书序》也（《史记》亦同）。此篇与禹伐有苗之誓同为誓师之词，亦誓文之最古者。 又按《墨子·耕柱》篇称夏后开（汉人避讳，改“启”为“开”）使蜚廉析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雉乙（孙仲容谓“翁难”二字乃“益”之伪，又此及下二“乙”字又“已”之讹，“已”与“以”同）卜于白若之龟，曰： 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举而自臧，不迁而自行。以祭于昆吾之虚。上乡！ 乙又言兆之由，曰： 飨矣！逢逢白云，一南一北，一西一东。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又《山海经》郭璞注引《归藏·启筮》曰： 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 又曰： 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旸谷。 是又繇辞之最古者。至《离骚·天问》屡言启有《九辩》、《九歌》之乐，其辞不传。《山海经·大荒西经》称“夏后开上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郭注亦引《启筮》曰：“昔彼九冥，是与帝《辩》。同宫之序，是为《九歌》。”又曰：“不得窃《辩》与《九歌》以国于下。”即谓此也。顾其说荒诞不可信。至“辩”与“歌”《楚辞》并用为篇题，其为古乐无疑。“辩”之名则《大招》有“伏羲《驾辩》”，“九歌”之名似又与“六府”“三事”有关也。 自启以后，夏之文学多无可考。其在《夏书》则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见书《序》及《史记》）。然今所传者为伪古文。（其文杂见《周语·晋语》，成十六年、哀六年《左传》引。）仲康之时，义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受命往征之。史叙其事，作《胤征》。（亦见《书序》及《史记》。）其文今逸，今所有者亦晚出伪书。《吕览·音初》篇称夏后孔甲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其歌辞亦不传。惟夏之末世有筮辞及歌数首，录之如后： 《归藏》：桀筮伐有唐。格于荧惑，曰，“不吉。”其词曰： 不利出征，惟利安处。彼为狸，我为鼠，勿用作事，恐伤其父。 《韩诗外传》二，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群臣相持而歌曰： 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矣！ 又曰： 乐兮乐兮！四牡骄兮！六辔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乐兮？ 按《外传》载夏群臣歌辞，《新序·刺奢》篇微异。而《尚书大传·殷传》云：“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歌曰，‘盍归于薄？盍归于簿？簿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闲居，深听乐声，更曰：‘觉兮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乐兮！’”与此不同，盖传闻之异。 [book_title]七 商之文明渐进及其文学 商之先曰契，即舜时为司徒者也。其功德之被于我族者实不在禹、稷之下。盖禹平水土，稷教稼穑，使民无饥溺之患，生计之事无忧矣。顾人之有道也，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茫茫禹域，乌用此芸芸禽兽为哉？是以圣人虑其人之禽兽也，则加之以教，不可缓已。虞书述舜命契之言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者，即《书》所谓“五典”，《左氏》文十八年《传》，舜举“八元”（按契在其中），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说经家多本之。此一说也。而孟子则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五教”，增入君臣夫妇朋友，由家族而社会，而国家，其义益广。此又一说也。此五者，伦常之大经，天下之达道，教育之大本也。数千年来，我族文化演进，日益增高，以渐异于夷狄禽兽者以此。故《史记·殷本纪》称契之功著于百姓，百姓以平。然所以能平百姓者，即在于敷“五教”，“五教”既敷，则百姓亲睦；推而广之，内平外成。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运于掌”也。故曰，契之功与禹、稷等。 我国古帝王之诞生，自黄帝以至于尧，莫不有神话之传说；其事杂见后世谶纬之书，诚诞妄不足信。惟契亦然：《史》称其母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其在《商颂》，则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楚辞·天问》亦云：“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离骚》亦云：“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思美人》亦云：“高辛之灵晟兮，遭玄鸟而致诒。”而《吕氏春秋·音初》篇且云：“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隘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所记与《楚辞》合，惟不言吞卵之事。《毛传》释诗则谓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其言近理，殆恶其诞而为之饰说耳。契为司徒，封于商，姓子氏。再传至相土，《世本》称其作乘马。（见《荀子·解蔽》篇杨倞注引。《解蔽》作“杜作乘马”。“杜”与“土”同。四马驾车始于相土，故曰作乘马。）又三传至冥，夏后少康十一年，使治河，十三年，死于河。（见《竹书》。）《祭法》及《鲁语》所谓冥勤其官而水死者也。冥卒，子振立，作服牛。（按振之名，诸书不一。《史记索隐》引《系本》作核，今《世本》作胲。《山海经·大荒东经》作王亥，《竹书》作殷侯子亥，《楚辞·天问》作该，《吕览·勿躬》篇作王冰，《汉书·人表》又作垓，音同字异，其实并为一人。见梁玉绳《人表考》、徐文靖《管城硕记》、刘梦鹏《屈子章句》、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氏谓“振”为“核”或“垓”之误字，“冰”，古文作“”，与“亥”形近而讹，其说甚塙。）《管子·轻重》戊篇谓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即指相土与王亥言也。后王亥为有易之君所杀（《天问》则谓弊于有扈），子上甲微立。（据《天问》该之后尚有王恒一代。恒亦见《卜辞》，王先生有详说。）《鲁语》称其能帅契者，殷人报焉。又六传而至天乙，是为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相伊尹；时夏桀无道，汤伐灭之。于是诸侯服汤。乃践天子位，十三年而崩。三传至太甲，不遵汤法，伊尹放之于桐，既修德而复之，号为太宗。又五传而至太戊，是为中宗。又十传而至盘庚。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汤之故居。凡五迁，无定处。又三传，武丁立，是为高宗。又五传，至武乙，复去亳，徙河北。又三传而至辛，是为纣。纣暴虐无道，周武王会诸侯之师伐之，战于牧野，纣兵败，自焚而死，殷亡。凡三十一帝，传国六百余年。 成汤以来，我国历史上有一大变动，则以武力转移政权是也。唐虞之禅继以德，夏禹之传子以功，汤武之征伐以力，下此者惟有篡耳，亦君主国家必然之势也。汤武之事，昔人尝疑其以臣弑君，实则诛一夫以救万民之命。事出创举，则群相惊疑，惭德口实之云，殆不足信。观于《商书·汤誓》，其伐罪吊民之意坚矣。《汤誓》乃伐桀誓师之词，首数语与《墨子》所载禹征苗誓略同，篇末大赍孥戮之语，又与《甘誓》略同，此盖古者文体则然，不必相袭也。其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则又今人所谓托于神权之说也（《甘誓》亦言恭行天罚）。其称众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则桀之恶似未可概以出于征伐者之口而疑之。此篇为《商书》中之较早者，而词旨极明白易晓。（按《墨子·尚贤》篇亦引《汤誓》三句，又在今《汤誓》之外。）《逸周书·祝殷解》又有汤与诸侯誓，则克夏以后之辞。《殷本纪》又载《汤诰》一篇，其文与伪古文绝异。《汉志》有《天乙》三篇，《伊尹说》二十七篇，并依托者也。 《礼记·大学》引汤之《盘铭》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此为三言韵语之始见者。后世如《鲁颂·有駜》之“振振鹭”（按《诗》中三言尚多），吴王夫差时童谣（见《述异记》），范蠡遗文种书数语（见《史记·越世家》、又见《韩信传》），《列子·杨朱》篇之古谚等皆是也。又《汉书·东方朔传》、《杨雄传》、《五行志》及《礼乐志》之《房中歌》、《郊祀歌》中并多有之。然此铭仅三句，句皆重韵，形式甚简，而文词甚质，自是极古之作也。然则溯三言诗之源者，不自“三百篇”始矣。 《吕氏春秋·异用》篇：“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珠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 按此祝又见贾子《新书·谕诚》篇，其辞小异。《史记》采入《殷本纪》，而简括其文。网开三面，德及禽兽，为诸子所艳称，盖汤之遗文传于世者往往有之。故《贾子·匈奴》篇又曰：“汤祝网而汉阴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按《吕览》称汉南四十国归之，《新书》本此。） 《荀子·大略》篇又载汤祷旱之辞曰： 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 按此辞又见《说苑·君道》篇，称汤之时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耶？”与此小异。桑林祷雨，世或疑之。然《墨子·兼爱》下篇已载其事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按《论语·尧曰》篇略同，伪古文《汤诰》本之。）则荀、墨所记祝辞似本属一篇，犹后世告祭之文前有序而后始为正文也。至墨子既言用玄牡，下又言不惮以身为牺牲，以祠祝于上帝鬼神；而《尸子·君治》篇亦云：“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着布衣，婴白茅，以身为牲，祷于桑林之野。禁当时之弦歌鼓舞者。”而《吕氏春秋·顺民》篇且云：“汤克夏而正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按诸书多作七年。）以身祷于桑林。……剪其发，其手，以身为牺牲，雨乃大至。”近有谓此为古代用人之俗者。凡祭告必有祷祝，水旱之时，尤多行之。（参阅第二章。）于桑林《祷雨之辞》复奚疑？ 《商书》四十篇，亡者十七八，今所存十七篇，大半为伪古文；原书遗文逸句，往往散见于诸子传记，今勿具论。惟《盘庚》三篇为盘庚迁殷，告其臣民之文。盖自汤至盘庚，大抵苦于水患，凡五迁都，不当厥邑。盘庚将欲迁于亳，殷民皆恋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愁怨，乃以言辞告谕之；故史叙其事，作《盘庚》三篇。今节录其上篇于后： 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籲众戚，出矢言。……王命众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我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憸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沉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既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无有远尔，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凡汝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勿可悔！” 其文质直古奥，与《汤誓》不同。三代帝王之诏令，略可知矣。至高宗时，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史叙其事，作《高宗肜日》。及纣之时，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史叙其事，作《西伯戡黎》。（按西伯自昔以为周文王，至宋儒始以西伯戡黎为武王事。《竹书》亦言西伯发伐黎。）纣既错天命，微子作诰，告父师（箕子）、少师（比干）而去之；史述其言，作微子一篇，今并存。 《国语·晋语》称商之衰也，其铭有之曰： 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只取忧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为膏，而只离咎也。 按郭偃止谓此为殷衰之铭，不言何人所作，今亦不知所铭何物。且商之享国数十世，迭有兴衰，殊难断其时代。观其语存规戒，亦《巾几》、《丹书》之类也。姑录于此，备考览焉。（《吕氏春秋·应同》篇亦引《商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识。”疑非全文。然其作于何时，亦渺茫不可考。） 《史记·伯夷传》称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武王既灭殷，天下宗周；夷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按孟子谓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而往归之。（本传言夷齐让国归西伯，盖本《孟子》。）夫夷齐既避纣而归文王矣，又岂有谏武王东征之理？此黄梨洲所以讥史公妄传无稽之事也。然叩马之文，或即本诸原传，（按史称“其传曰”云云，是古有《伯夷叔齐传》，而史公采之。《索隐》以为《韩诗外传》及《吕览》者似非。）隐居采薇，则多见于故籍。故孔子称其求仁得仁，又言其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则此歌殆亦故老传闻，后人追记之欤？（史公曰：“睹轶诗可异焉。”则亦相传已久。）观其文词，为完整畅达之骚体，殷周之际尚无有，故知非本辞也。至《琴操》截去“兮”字，改为四言诗，名之曰《采薇操》，抑又好事者为之耳。 《尚书大传》言微子将往朝周，过殷之故墟，见麦秀之蔪蔪，禾黍之蝇蝇也，曰：“此父母之国，宗社之所立也！”志动心悲，欲哭则为朝周，俯泣则近妇人。推而广之，作雅声，谓之《麦秀歌》，歌曰： 麦秀蔪蔪兮，黍禾蝇蝇。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史记·宋世家》以此歌为箕子所作，辞亦小异。（世家于末句作“不与我好兮”，则此诗末二句正与《郑风·狡童》篇同。）又谓狡童者，纣也，殷民闻之，皆为流涕，则亡国之痛深矣。惟麦秀禾黍二语，极似暗袭《王风·黍离》之诗，有可疑者。第以时代较近，秦汉诸儒或亦得诸旧法世传之史云。 至若“整甲”“燕燕”之歌，今并不传；（《吕氏春秋·音初》篇，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燕燕歌》亦见此篇，已见前。）帝乙归妹之词，或出附会。（易有“帝乙归妹”之文，伪《子夏易传》谓帝乙为汤，汤名天乙故也。而京房《易传》且有汤嫁妹辞。然此仅见《困学纪闻》一引。今《京氏传》无此文。又殷帝以“乙”名者三，安见其必为汤乎？）《秦纪》有《石棺》之铭，（《史记·秦本纪》蜚廉事殷纣，为纣石棺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命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遂葬焉。《乐录》载《箕子》之操。（《古今乐录》，纣时箕子佯狂，痛宗庙之为墟，乃作此歌，后传以为操。）殷之遗文，往往可见。然皆不足信，故存而勿论。 [book_title]八 周初文治之宏模及其文学 周之先曰弃，唐虞时为农官，号曰后稷。姓姬氏。其母曰姜嫄，相传为帝喾元妃。三传至公刘，虽在戎狄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民赖其庆，百姓多怀归之。周道之兴自此始。十二传，至古公亶父，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为薰育所逼，民怒欲战，古公不忍；遂去豳（一作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豳人举国扶老携幼以从。周室由是始盛。古公有少子名季历。季历生季昌，为殷西伯。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诸侯皆向之。纣囚西伯于羑里，寻释之。虞、芮争讼，求决于西伯；至周，见耕者让畔，惭而去。卒，谥为文王。子发嗣，以太公望为师，周、召为辅，率诸侯伐纣，破之于牧野，遂代殷而即位，都于镐京。分封宗室功臣，立五等之爵。封太公于齐，周公于鲁，召公于燕。当时列为诸侯者，凡兄弟十五人，同姓四十人，异姓二十余人。是为姬周开国之始。 武王没，成王以冲龄践祚，叔旦周公为冢宰，摄政，召公奭为太保，辅焉。康王继位，召公复辅翼之。故成康两代，天下大治，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是为周之极盛时代。 康王之子昭王，享国甚久，南游不返，周室始衰。传子穆王，好远略，周游天下，尤失诸侯之心。再传至懿王，戎狄之祸渐起。至于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逐，共伯和行天子事者十四年。（此从《竹书》）迨宣王立，四夷离畔，狁逼京师，王乃命尹吉甫伐狁，方叔讨荆蛮，召虎征淮夷，王乃亲征徐戎；以仲山甫辅政，周室德政。是为周之中兴时代。 宣王之子幽王不道，嬖褒姒，世子宜臼出奔申。时犬戎猖獗，弑王于骊山下，郑桓公死之。宜臼嗣位，是为平王。东迁于洛邑，以避戎患，此西元前七百七十年事也。是为周之东迁时代。 周自东迁以后，天子威严日坠，内则诸侯强横，互相攻伐；外则夷狄交侵，兵戎迭起。桓王一朝，鲁，卫，郑，宋，齐，秦皆弑其君，郑且射王中肩，楚则僭称王号，蔡杀陈厉公，齐杀鲁桓公。强国恣兼并之欲，下民兴靡骋之嗟，社会纷乱，至斯极矣。计自平王四十九年，迄敬王三十九年，（前七百二十二至四百八十一。）前后凡二百四十二年，是为春秋时代。 敬王再传，至贞定王，三晋灭智氏。又再传，至威烈王，始命韩赵魏为诸侯。而田和亦篡齐自立。至安王末，韩赵魏共灭晋，分其地，与齐楚燕秦为七国。自是诸侯兼并愈亟，以迄于秦之一统，其间号为战国时期。 周显王时，秦孝公用商鞅之法，始强盛。历慎靓王至赧王，秦益强。赧王五十九年卒。后七年，秦庄襄王灭东西周，遂亡。周自武王有天下，至赧王，凡三十四传，约八百余年。此其兴亡之大概也。 后稷之生，有异闻焉。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忻然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徙之山林，为人所收养。移至冰上，而鸟复翼之，得不死。姜嫄以为奇，遂长养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其事之诞，与简狄生契同。我国帝王之生，类有此等怪事，后人谓古人于其先或不知所出，或故表其异以为瑞征，则托而神之，理或然欤？《大雅·生民》一诗特咏其事，屈子《天问》盖尝疑之。惟《诗》称后稷儿时为游戏，即好树艺，长而耕稼，五谷丰收，则似可信。盖我国地理气候适宜，农事之发明甚早，后稷以来，殆已植农业国家之基矣。故其子孙世其官守，不失其业，卒以此大其宗，建其国，自西而东，代殷而有天下。其迁徙建国之经历，《大雅·绵》及《公刘》二诗言之最详。至其文明大启，乃在克商以后，其关系大抵系之周公。周公多材艺，吐哺握发，以待贤士。武王既没，周公辅成王，摄政七年，平武庚、管、蔡之乱，营成周之邑，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制礼作乐，天下大治。由是文物彬彬大备。斯时我族文化之进步，乃突过前代矣；孔子所以称其郁郁乎文也。兹略述其大有关于文学者如次： 1.《易》。《易·系辞传》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后人遂多谓伏羲作卦，文王作卦辞爻辞，孔子作“十翼”，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也。司马迁亦谓西伯幽而演《周易》，证以忧患之言，则卦爻二辞并为文王作矣。然验诸爻辞，多文王以后之事。“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王”。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文王作爻辞，不应王云。“随”卦“上六”之王用亨于西山，亦与此同例，又“明夷”之“六五”言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又“既济”之“九五”言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谓纣。文王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抗君之国，而曰东西相邻耶？《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出居于东，亦得为忧患也。故马融、陆绩等并以为卦辞文王所作，爻辞则周公所作，与郑说异，此盖可从。（以上本孔氏《周易正义》）后儒强为之解，乃有岐山箕子之异说，不足信也。 2.《书》。我国史官之建立甚早，迄于周而益盛，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内史、外史等目。《周书》者，史官之所记也。今《尚书》中所存数十篇，其与周公有关盖十余篇。按《史记·鲁世家》，武王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又按《书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成王既伐管、蔡，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周公相成王，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成王即政，周公作《无逸》及《立政》。凡十三篇，而逸篇伪篇不与焉。虽曰史官记述，载笔或不必出于周公，然周公之言与事大抵在是矣。此外《逸周书》之《成开》、《作雒》、《皇门》、《大戒》、《周月》、《时训》、《月令》、《谥法》、《明堂》、《本典》、《官人》、《王会》等篇，并周公之遗训遗制可考者也。 3.《诗》。周初有采诗之官，掌采民间歌谣；朝廷借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者也。（语本《汉书·艺文志》）故周之歌诗特盛，“三百篇”之所以兴，盖由于此。（说详下章）其与周公有关者，则《豳风·七月》一篇，序以为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鸱鸮》一篇，则周公救乱，遗成王之诗也；而《小雅·南有嘉鱼》下及《菁菁者莪》，《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十余篇，《诗谱》亦以为周公成王时之诗，其言近是。（《吕览·古乐》篇又以《文王》一诗为周公作。）至《周颂》三十一篇，虽不尽出周公，而《时迈》、《思文》二篇，《国语》明云周文公之颂矣。其中若《清庙》、《维天之命》、《维清》、《天作》、《我将》等篇，或祀文武，或郊天地，明堂象武之奏，受厘陈戒之辞，亦明为周初之诗。盖“周颂”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诗，大抵周公摄政时之所制也。（参阅下章。） 4.《礼》。《周礼》郑注云：“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礼记·礼器》篇：“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注云：“经礼，谓《周礼》也。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其中事仪三千。”而《仪礼疏序》谓《周礼》、《仪礼》并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周礼》国之大经，有关文事者较少，今勿具论。若《仪礼》十七篇，——吉礼三、凶礼四、宾礼三、嘉礼五、军礼皆亡。此五礼即周公所制。其间器物陈设之多，行礼节次之密，升降揖让裼袭之繁，可谓至矣。然三千之事，重在节文，故仪式所在，必有文辞以附之。其可见者，则《士冠礼》及《少牢馈食礼》中周公所制诸祝醮等辞是也。制礼作乐之实，于此征之。 5.《乐》。今《诗》中“雅”“颂”之乐，颇有周公所手定者；故《庄子·天下》篇谓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吕览·古乐》篇亦谓武王命周公作“大武”。而《汉书·礼乐志》又谓武王作“武”周公作“勺”。按“勺”即《周颂》之《酌》，《序》所谓告成“大武”者。又《维清》奏象舞，即《左传·襄二十九年》季子观乐，见舞象者是也。《内则》所谓十三舞“勺”，成童舞“象”者，亦是也。盖“勺”“舞”“象舞”并周公所制，以颁行于成均者。而《周礼》又称大司乐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按乐舞中有“大武”），大师则教以“风”、“雅”、“颂”、“赋”、“比”、“兴”六诗，《乐记》亦谓以乐立之学等，盖当日乐教之盛如此。此事于后世文学所关尤巨。 基于周初文治之发扬，其文学之可得而言者约有四类：一曰规戒之文，箴铭是也。二曰卜筮之文，繇兆是也。三曰典礼之文，祭祝是也。其四为杂歌诗，亦多有训戒之意。此四者虽不全系之周公，然其表现周之文治则甚著明矣。兹分述于后： 1.箴铭。《大戴记·武王践阼》篇称，武王闻《丹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焉，于机、鉴、盥盘、楹、杖、带、履屦、觞豆、户、牖、剑、弓、矛皆为之铭，凡十七铭。而《御览》引《太公金匮》又有武王《书冠》、《书履》、《书剑》、《书车》、《书镜》（并见五百九十），《书门》（见一百八十三），《书户》，《书钥》（见一百八十四），《书牖》（见一百八十八），《书砚》（见六百五），《书锋》、《书刀》、《书井》（见一百八十九）十三铭。又引《阴谋》，有武王《笔铭》（亦见六百五），《箠铭》（见三百五十九）二首。《后汉书·朱穆传》注亦引《阴谋》，有武王《衣铭》、《镜铭》、《觞铭》三首。《崔骃传》注又引《金匮》，有武王《几铭》（《文选·封禅文》引作《阴谋》）、《杖铭》二首。凡其器同者，其辞意间亦相同，然多有绝异者。随举数例，以见周初铭文之一斑。 《盥盘铭》：与其溺于人也，宁溺于渊。——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 《矛铭》：造矛造矛！少间弗忍，终身之羞！余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以上见《武王践阼》篇。） 《衣铭》：桑蚕苦，女工难。得新捐故后必寒。 《镜铭》：以镜自照者见形容，以人自照者见吉凶。（以上见《朱穆传》注。） 武王诸铭，其见于晚出兵书者或出依托，而《大戴记》所载十七铭则由来甚古。疑武王铭器之辞甚多，而杂见诸书；后人各据所闻见而载之，故不能尽同欤？其次，则《左氏》襄四年《传》称，魏庄子谓晋侯曰：“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以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攸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罦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取告仆夫！’” 辛甲为武王太史，（《韩非子·说林》篇作辛公甲。《汉志》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则此箴亦周初之韵文也。夫曰百官之箴，则前此箴戒之文，无有若武王时之盛者。（疑春秋时百官之箴尚存，魏绛但引此以戒晋侯之好田耳）。观其篇幅渐扩，规模渐大，又井井有条理，箴铭文字之进步于此可见。扬雄之《十二州箴》及《二十五官箴》，即仿此而作也。《周书·尝麦解》又有《大正箴》，而文辞弗逮远矣。 2.繇兆。古者繇辞，多为韵文，不独《周易》然也。今举《易》之爻辞有韵者约如下例：（1）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2）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3）需：六四，需于血，出自穴。（4）小畜：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5）否：九五，其亡其亡，系于苞桑。（6）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九四，乘其墉，弗克攻。（7）观：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8）噬嗑：六二，噬腊肉，遇毒。九四，噬干胏，得金矢。（9）贲：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10）颐：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杂颐。（11）大过：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12）离：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13）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14）暌：上九，暌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15）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其宫，不见其妻。（16）鼎：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行渥。（17）渐：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18）归妹：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19）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20）小过：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以上二十例，尚未足以尽之，而长短参差，皆为韵语。其中有极似《诗经》者。“鼎”“渐”二辞，联贯递嬗，尤似《诗》之章次相接者然。至于汉人《易林》，则直为整调之四言诗矣。 3.祭祝。祭祝之辞，施于鬼神及人事者，周初盖多有之。《仪礼·士冠礼》有《始加祝》、《再加祝》、《三加祝》，又有《醴辞》、《醮辞》、《再醮辞》、《三醮辞》、《字辞》。《少牢馈食礼》有《祝嘏辞》。《大戴礼记·公符》篇有《成王冠辞》，（《公符》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达而弗多也。”祝雍遂祝之云云。）又有《祭天辞》、《祭地辞》及《迎日辞》。周初礼文既备，所以致美于神祇，粉饰乎人事者靡不至，所谓无文不行也。此等文辞，数见于《雅》、《颂》，惟礼书所载，其用则有专属。兹举数例如左：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士冠礼·始加祝辞》） 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士冠礼·醴辞》） 皇皇上天，照临下土；集地之灵，降甘风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惟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大戴记·公符》篇《祭天辞》，《博物志》以前六句为《请雨辞》） 4.诗歌。《国语·周语》下：“敬王十年，刘文公与苌弘欲城周。卫彪傒见单穆公……引《周诗》曰：‘天之所支，不可坏也；其所坏，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诗也，以为《饫歌》，名之曰‘支’。以遗后之人，使永监焉。”此殆周初诗歌之最早者。不见于“三百篇”，盖逸诗也。又《左氏》昭十二年《传》载楚子革引《祈招》之诗云：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传》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按《周书·酒诰》有圻父，为官名；《诗·小雅》亦有《祈父》之篇，言为王之爪牙。《传》、《笺》并云：“司马也。”杜预注从此说，而以“招”为司马之名。以上并逸诗之寓有警劝之意者。又《穆天子传》称，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即“白云在天”一首，或称为《白云谣》），天子答之。（即“予归东土”一首。）又有《黄池谣》一首，《黄竹诗》一首（共三章），《黄竹诗》有阙误，不甚可读。又《山海经·西山经》郭璞注引《穆天子传》西王母《天子吟》一首，其辞完整。今本卷三一诗与之同者，前六句，后四句，而别无《天子吟》，止云“作忧以吟”，盖即一诗也。（观郭注所引，似《天子吟》一诗今本错于“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之下，而诗题复有讹误，遂不可晓矣。）《穆天子传》出汲冢，虽属古书，后人或疑其诬。然《竹书》明载其事，所谓西王母者，又见于《尔雅》，本西方之一国耳，原非神仙怪异之谈也。《左传》称穆王肆心；《周语》称其征犬戎，得四白狼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屈子亦问其巧挴周流之事（见《天问》）；而《御览》引《归藏》，亦有穆王筮西征，道里修远之语，诸书所言并合。则其文虽非当日史官之起居注，要其所传则甚古，岂可尽斥为附会之词哉？兹录其《黄池谣》一诗，俾考览焉。 黄之池，其马喷沙。皇人威仪！黄之泽，其马喷玉。皇人受谷！ 若夫《吕览·音初》篇称昭王征荆，涉汉梁败。辛余靡以振王功，侯于西翟，始作为西音。其辞今不传。《宋书·符瑞志》称成王时，凤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云云，词旨浅陋，断为后人所造。（《古今乐录》以为《神凤操》。）《琴苑要录》之太王《岐山操》，《古今乐录》之王季《哀慕歌》，文王《拘幽操》，《琴操》之《文王操》，周公之《越裳操》，伯奇之《履霜操》，皆其类也。 [book_title]九 诗之来源及南风雅颂 今所传《诗》三百篇，（诗本三百十一篇，其《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笙诗，有声无词，实止三百有五篇。言三百者，举成数也。）果何自来耶？曰，大半皆周时朝廷之所采者也。古有采诗之官。《左氏》襄十四年《传》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杜预注谓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则其制不自周始。故《孔丛子·巡狩》篇称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扬雄谓周輶轩之使逌人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逌人即《周官》之行人。《汉书·食货志》亦谓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而《公羊》宣公十五年《传》注又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户牖，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两汉儒者言古昔采诗之事详悉如此。后世若汉武帝之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见《汉书·礼乐志》），盖古之制也。至其所以采诗之意有二：一曰考民俗。《礼记·王制》所谓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是也。二曰立诗教。《周礼》所谓太师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是也，然则今之所谓“三百篇”者，大抵成周之民间文学，妇人孺子之所讴吟，贩夫牧竖之所谣倡，莫能指其作者之主名者也。《诗序》言诗之作者，自《绿衣》至《鲁颂》，不下数十篇，多不可信。说详后。 《诗》三百篇皆可入乐。乐正即以之教国子，入学者咸肄习之，故习乐即习诗也。《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教国子以乐语乐舞；《乐记》亦谓以乐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故其时诗乐之学普及，文人学士多通音律，观于春秋时大夫类能赋诗歌诗可知矣。然则今之“三百篇”殆又最古之乐谱也欤？惟相传既久，舛误必多；春秋以还，礼崩乐坏。孔子以“六艺”教弟子，毅然以修明礼乐为己任。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厥后史迁作《孔子世家》，即据此以为孔子删诗之证，而异议自此起。其说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公此说，后儒信者颇多，而疑之者则力辟其谬。有谓孔子如果删《诗》，不应存郑卫之淫风者；有谓孔子删《诗》不容十分去九者；有谓孔子删《诗》非全篇删去，乃篇删其章，章删其句，句删其字者。此皆似是而非之言，殊不足以服众口。故崔述驳之曰：“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读风偶识》。）今按《论语》，孔子自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诗》三百，是古诗相传，实只三百之数，孔子固未尝删也。《论语》又记孔子告其子之言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又曰：“‘雅’‘颂’各得其所。”是二“南”“雅”“颂”之名，似亦在昔所固有，亦非孔子有所去取也。且《左氏》记季札观乐，在孔子前，所论诸“风”，无一出十五国以外者。然则今《诗》三百，原为周时旧本，孔子删诗之论，特史公误解“‘雅’‘颂’各得其所”之文，故遂为此臆说耳。不知“雅”“颂”得所，实指声乐而言，与删汰篇章无关，上云“乐正”，是其明征。《墨子·公孟》篇亦言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矣。（《郑风·子矜》引此以释诗义。孔疏云：“诵之，谓背之暗诵之；歌之，谓引声长歌之；弦之，谓以琴瑟播之；舞之；谓以手足舞之。”盖四诗所用，皆一“三百篇”而已；特其肄习之方不同，故分言之。）今亦皆指为孔氏之所删，可乎？窃意行人采诗，官非一人，世非一代，地非一域，初或不止三百之数；其后用以入乐，用以施教，始撷取英华，芟除芜秽，定著之为三百五篇。其已删者，无人诵习，久渐散亡，所谓“逸诗”是也。此非孔子删之，乃太师或史官纂辑时删之耳。其已著录者，则传者世有其人，习者人有其事，故虽遭秦火而犹得全也。余以是知孔子时诗本无阙失，三百五篇，固犹旧本真面也。 《诗》分三类，曰《风》，曰《雅》，曰《颂》。《风》之数并二《南》为十五，凡诗百六十篇。《雅》分小大，《小雅》八十篇，《大雅》三十一篇。《颂》合周鲁商为《三颂》，《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合四十篇。全诗凡三百十一篇。惟《二南》自昔列于《风》首，故以为《风》；然考其实，有不得不分者焉，故今分《南》、《风》、《雅》、《颂》四类述之。 一、《南》 《南》者，乐也，因地得名。《小雅·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传》，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见舞象箾南籥者；《礼记·文王世子》亦称胥鼓南，然则“南”之名虽不必即为《周南》、《召南》，其为古乐则无疑也。（程大昌《考古编》谓南乐即《周南》、《召南》，后儒非之者甚多，今不具论。）今按《吕览》称涂山氏女始作南音，周公及召公取以为《周南》、《召南》。高诱注谓《周南》、《召南》即取南方国风之音以为乐歌。盖南乐者，南方之音乐，如《左传》所谓锺仪操南音是也，亦即《左传》及《礼记》所谓虞舜师旷之歌《南风》是也，非《诗序》所云化自北而南之谓也。其称为《周南》、《召南》者，盖周初之时，周公与召公分治，各采风谣以入乐章：周公所采南方之诗，则谓之《周南》；召公所采南方之诗，则谓之《召南》耳。今观其诗，如《南有樛木》、《汉广》、《汝坟》、《江有汜》诸篇，皆明著其地矣。则二《南》皆周召封地以南之诗，以地别，不以化区，殆无疑义。而旧说王者诸侯之风，亦决不可信矣。胡承珙曰：“《南》以地言者，乃采诗时编部之名也；以音言者，又入乐时编部之名也。二者不同，而亦不相悖。”（见《毛诗后笺》）洵笃论也。 二《南》二十五篇，自郑氏《诗谱》以来，说诗者狃于正变之说，（文武时为正风，厉宣以后为变风）。多以为文王时诗，实则非也。今按《周南》十一篇，时代虽无明征，而《召南》之《甘棠》及《何彼秾矣》二篇，则明明非文王时诗也。《甘棠》一诗，三称召伯，无论《诗》中召伯不一其人（《小雅·黍苗》、《大雅·崧高》并有召伯），即强指为召公奭，然召公称伯，在武王分陕之后，岂有文王之时，武王尚未克殷，诗人即预称召伯之理？《左传》、《孔丛子》、《韩诗外传》及《史》、《汉》、《说苑》、《法言》、《白虎通》等书并以为此诗作于召伯久没之后，西周遗民追思之词。而《竹书纪年》记召公卒于康王二十四年，则《甘棠》并非成王时诗矣。至《何彼秾矣》言“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此明为东迁以后之诗；而毛公之泥，必强训平为正，平王即文王，谓武王之女，文王之孙，适于齐侯之子，无理甚矣！故后人多斥其谬。（今不具引）。考王姬下嫁于齐，其事明见于《春秋》，（庄公元年，夏，单伯送王姬，王姬归于齐。）此诗即咏其事。王姬即周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即齐僖公之子襄公也。然则《何彼秾矣》一诗之为东迁以后所作，奚待“三家诗”之异说而后明哉？他若《周南》之《汝坟》，《召南》之《行露》，《野有死麕》，并似幽厉以降，国乱俗靡之歌，不关文王时事。而说者必指王室为对纣言，父母为文王（崔述谓王室如毁即指骊山乱亡之事），或又牵合召伯之化以实之，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崔述曰：“周公之子，世为周公；召公之子，世为召公，盖亦各率旧职而采其风。是以昭穆以后，下逮东迁之初，诗皆有之。”（见《读风偶识》）由是言之，二《南》虽不必尽出东周，其非一世之时则彰彰明矣。 二《南》之诗约可分为三类：《关雎》、《卷耳》、《汉广》、《草虫》、《行露》、《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十篇，属于抒情者也。《葛覃》、《桃夭》、《鹊巢》、《采蘩》、《采》、《何彼秾矣》六篇，属于叙事者也。《樛木》、《螽斯》、《兔罝》、《汝坟》、《麟趾》、《甘棠》、《羔羊》、《驺虞》八篇，属于颂赞者也。《芣苢》一篇，其义不明，第就其辞观之，极似趁韵之民歌。盖二《南》之所咏，多为夫妇室家之琐事，男女婚嫁之恒情，或思妇之念征人，或贞女之恶无礼，或述循吏之遗爱，或美猎士之多获，固不必篇篇凿指为何人何事也。 二、《风》 《诗》有六义，其一曰“风”。《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罚，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又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此以诗之体制言也。朱子《诗集传序》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此以诗之作者言也。而惠氏《诗说》则谓《风》、《雅》、《颂》当以音别之。按三说虽异，实亦相通。民俗歌谣之作，异乎《雅》、《颂》之音；或以体判，或以律分，义各有取也。《国风》旧称十五，盖合二《南》言之；今析出二《南》，令与《风》、《雅》、《颂》并立，故为十三国风。顾此十三国中尚有不能成立者，如邶鄘卫本为一国，“王”与“豳”俱不得以国称；亦论《风》之名数，实只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九国而已。 《风》之时代多不可考，惟诗序凿凿言之；每说一诗，必举一事以实之，其绝不相关者，亦必曲为之解；故后人多疑其傅会书史，依托名谥，斥为无根之谈也。顾《诗序》之说虽多不可信，然亦有极确而可据者，有虽无确据，而玩其词旨，知其说之近是者。今按《鄘风·定之方中》及《卫风·载驰》二篇，为卫文公中兴及许穆公夫人（卫宣公女）思归唁之诗，其事明见《春秋》闵公三年《左传》，盖卫亡以后之诗也。至若卫人为庄姜赋《硕人》，见隐公三年《左传》。《齐风·南山》、《敝笱》、《载驱》等篇之刺齐襄及文姜，其事并分见于桓公十八年，庄公二年、四年、五年及七年《经》、《传》中。郑人为文公赋《清人》，见闵公二年《传》。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见文公六年《传》。《陈风·株林》刺灵公通夏姬事，见宣公九年《传》。而《唐风·扬之水》诗云“从子于沃”，《序》即据以为刺晋昭侯；盖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在平王二十六年；其后曲沃强大，再传至武公，灭晋。果如《序》言，则固春秋以前诗也。至《豳风·破斧》之诗，明言周公东征，更远在周初之世矣。总之，《风》之时代逾四五百年，而东迁以后之诗居多耳。 《风》有美诗，有刺诗，有忧时愤乱之作，有离别相弃之辞，短者数十字，长者数百言，为千古文章之祖。大抵抒情之篇十之九，叙事之篇十之一，归纳之可得六类：一曰爱慕之诗。男女相悦之辞，《风》诗最多，而莫著于郑卫。如《邶风》之《静女》，《鄘风》之《桑中》，《郑风》之《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风雨》、《子衿》、《野有蔓草》、《溱洧》等篇，皆其类也。二曰怀思之诗。此等诗初不限于男女之燕昵而已。如《邶风·泉水》之思归宁，《鄘风·载驰》之思归唁，《唐风·葛生》之念征人，《王风·大车》及《陈风·月出》之念所私，《豳风·东山》之怀室家，《秦风·蒹葭》之思朋友，皆其类也。三曰怨恨之诗。如《邶风》之《日月》，《王风》之《葛藟》，《唐风》之《鸨羽》，皆不免怀怨恨不平之气；而《邶风》之《谷风》及《卫风》之《氓》二篇，尤其显而易见者也。四曰忧伤之诗。如《王风》之《黍离》，《魏风》之《园桃》、《柏舟》之忧谗悯乱，《绿衣》之思古无，《北门》之内外交迫，《黄鸟》之百身莫赎，《晨风》之忧心如醉，《羔裘》之劳心忉忉，《匪风》之中心伤怛，《蜉蝣》之忧心归处，所赋虽不必尽同，写忧则未尝或异。及其忘忧无术，则《苌楚》猗那，羡无知之可乐；《衡门》偃仰，借泌水以疗饥。曳衣裳，考钟鼓，以求其自得之乐者，皆此类也。五曰指斥之诗。如《鄘风》之《墙有茨》、《相鼠》、《君子偕老》、《鹑之奔奔》及《陈风》之《墓门》等篇，皆其类也。六曰赞美之诗。如《邶风》之《简兮》、《卫风》之《淇澳》。《硕人》颂庄姜之美，《缁衣》美武公之贤。《叔于田》洵美且仁，《汾沮洳》殊异公族，《猗嗟》则美目清扬，《小戎》则温其如玉，《鸤鸠》则其仪不忒，《狼跋》则德音不瑕，若此之类皆是也。至于叙事之诗，若《大叔于田》、《七月》诸篇或叙田猎，或纪农功，莫不层次井然，铺写尽致，但此等诗不多见耳。 三、《雅》 《雅》之义，说者不一。《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朱子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小大之殊，而先儒说又各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厘陈戒之词也。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及其变也，则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严粲曰：“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体。纯乎《雅》之体者，为《雅》之大；杂乎《风》之体者，为《雅》之小。”（严氏《诗缉》）章如愚曰：“《风》体语皆重复浅近，妇人女子能道之，《雅》则士君子为之也。《小雅》非复《风》之体，然亦间有重复，未至浑厚大醇，《大雅》则浑厚大醇矣。”（《山堂考索》）诸家之说，朱子于理为长，《序》则最不可信。故惠氏《诗说》驳之，谓观《乐记》师乙之言，《左传》季子之论，知大、小二《雅》当以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如律有大小吕，诗有大小《明》，美不存乎大小也。其说甚塙。（近儒章君《小疋大疋说》又谓《雅》为秦声，亦以音乐为说。）而崔述复剧论风雅之分，分于诗体，无与天子诸侯。总之，《南》、《风》、《雅》、《颂》，皆属乐诗，各函数义；或谓之诗，或谓之乐，闳通则无害尔。 二《雅》之时代，据诗词可考者多。惟《诗序》历述各篇本事，有可据者，有不可据者。今按《大雅·大明》篇屡言文武之谥，并及牧野誓师，尚父赞戎之事。且观其辞，首言天命靡常，末言武王克殷，明为周家受命未久，追叙文武功德之作。而《文王有声》言文王作丰，武王作镐事，亦并及其谥号，与《大明》略同；故知皆成王时诗也。他若《文王》、《绵》、《棫朴》、《思齐》、《皇矣》、《下武》、《旱麓》、《灵台》、《生民》、《公刘》等篇，或有明文，或无明文，要皆周初之诗无疑也。至于《小雅·六月》、《采》二篇，明为宣王平定外患之诗，盖诗中止言王而不言谥，知非后人追述之辞矣。又《大雅》之《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及《小雅》之《采薇》、《出车》等篇，亦皆宣王时诗。而《序》以《采薇》、《出车》二诗属之文王，其《车攻》以下十余篇一无明文可征者，反属之宣王，皆臆说之不可信者也。乃如《小雅》之《节南山》，明言国既卒斩，《正月》明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其为东迁以后之诗甚明。而《十月之交》、《小弁》、《白华》及《大雅》之《瞻卬》、《召旻》等篇，亦皆作于幽平之世，以有明文可征也。盖二《雅》自周初以迄东迁之诗皆有之，其时代几五百年矣。 《雅》异于《风》，形式较整，篇幅较长，叙事诗亦较多，大抵宴享祝颂之辞，惘时伤乱之篇，盛世之音十之二，衰世之音十之八；凡当日政治、社会、思想、礼制以及人情风俗，靡不毕见。兹请略言其大要者二端： （一）宗教思想。我国宗教思想，以天帝祖宗为归宿，质言之。一鬼神观念而已。此等思想其起原甚古，大约支配吾族数千年来之政教学术，而操其盛衰升降之运命焉。盖古者以为天者人之始，万物之所本，其权威至大，人格至高，宰制一切而莫与抗，聪明正直而无所私，顺而昌，逆而亡，其赏罚丝毫不爽也。是故善者与之，《皇矣》所谓“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也。其不善者夺之，大明所谓“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是也。作善者降祥，《嘉乐》所谓“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禄百福，子孙千亿”是也。作不善者降殃，《节南山》所谓“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雨无正》所谓“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此饥馑，斩伐四国”是也。故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为王。”（《大明》。）然而昊天孔昭，赏罚有度，其将罚者，必先之以警告；于是乎或则“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或则“百川沸腾，山冢崒崩”。（《十月之交》）惟天变虽曰可畏，而人定终可胜天。天之爱憎，本无成见也。故《正月》之诗曰：“有皇上帝，伊谁云憎？”《板》之诗曰：“敬天之怨，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主民者于此而能恐惧修省，未始不可以转祸为福，化灾为祥也。观《云汉》一诗，宣王忧旱之情，则古人之笃信天神可谓至矣。至于祖宗与天帝同，为子孙者不可以不虔奉；故《文王》之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下武》亦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则。”又曰：“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盖子孙之于祖宗也，食其德，当继其志，述其事，夙兴夜寐，无忝所生，即为善事祖宗之至孝，而福佑亦随之矣。此其大略也。 （二）道德观念。《雅》诗中之道德观念，约可分为对己、对人、对国三种。《小宛》云：“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其戒谨恐惧之情与《小旻》同。又云：“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此贤者持躬不苟，惟恐以酒败德，故持以为戒。是又与《宾筵》“维其令仪”之意同。此古人克己之功也。惟其如此，故《小明》亦云：“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抑》亦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其律己之严可知矣。对人之道，莫先于孝弟。《蓼莪》一诗，为千古孝思之绝作。观其叙拊育顾复之怀，抱恨终天之感，悽怆沉痛，王裒之所以三复流涕也。《小宛》又云：“明发不寐，有怀二人。”而《四牡》之“不遑将父”，《北山》之“忧我父母”，并以勤劳王事，不能养其父母为忧，则衰世之笃于亲者尚多有之。若夫《常棣》言兄弟之情，《伐木》敦朋友之谊，民德之厚，君子有取焉。至于对国之义，则有如《大田》之“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与今之自私自利，不知有国者迥殊矣；十月之交之“黾勉从事，不敢告劳”，及“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则与今之侈居民上，而绝无责任心者又迥殊矣。盖其平日敦行有素，故虽王事鞅掌，劳逸不均，而犹不轻弃职守也。 四、《颂》 《诗大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朱子曰：“《颂》者，宗庙之乐歌。”惠氏《说诗》云：“《公羊传》曰：‘什一而税颂声作。’《雅》诗‘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左传》‘听舆人之颂’，刺亦可言‘颂’矣。《国语》‘朦诵’，谏亦可言‘颂’矣。按《礼》：‘学乐，诵诗，舞勺。’《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孟子》：‘诵其诗，读其书。’《左传》：‘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太师辞；师曹请为之，遂诵之。’以是观之，比音曰‘歌’，举其辞曰‘颂’也。”今按《颂》有数义，不可偏执。故郑《谱》既释为“容”，而其说《春官》又曰：“颂之言诵。”《诗》中之颂，本为乐歌；迄乎后世，只为韵语，不问人事鬼神，凡游扬德业者皆属之，此其变也。故刘勰曰：“容告神明谓之颂。颂王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讌飨之常咏也。”（《文心雕龙·颂赞》篇）颂既以乐为主，故《乐记》谓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诵；鲁人为季子歌《颂》，而叹为五声和，八风平。其同乎《风》、《雅》者以此，而异乎《风》、《雅》者亦以此。 《周颂》有武王时作者，有成王时作者，有康王时作者，有昭王时作者，皆按之诗词而可知也。其《昊天有成命》、《武》、《桓》、《赍》、《酌》、《般》六篇，皆成王时作，而《时迈》、《思文》二篇，则又周公之所制也，凡诗三十一篇，有祭祖考者，如《思文》、《清庙》、《维天之命》等篇是也。有祀神祇者，如《时迈》、《噫嘻》等篇是也。有舞歌，《武》、《桓》、《赍》、《酌》、《维清》等篇是也。有及农事者，如《臣工》、《丰年》等篇是也。《鲁颂》止四篇，或谓奚斯所作，或谓史克所作，不能明也。奚斯鲁僖公时人，史克则襄公时人。其《宫》一篇，章句最长，中有“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之语，盖美僖公尝从齐桓公伐楚于召陵也。《商颂》五篇，其时代旧有三说：有谓正考父作者，有谓正考父为宋襄公作者，有谓本周太师所保存之先代乐章，而正考父得之者。然正考父为宋襄公时人，当平王东迁之际，谓为宋襄而作，似误。至谓之周以前乐章，尤不可信（前人辩者甚多，不复征引），故仍当从考父自作为是。其《那》及《烈祖》、《玄鸟》三篇为祭歌，《长发》述商之建国，《殷武》则述宋从齐桓伐楚之事也。 [book_title]十 诗之时代背景及其文艺 文学者，时代之写真，社会之反映也。周自东迁以后，诸侯争雄，纷扰益剧；其间征战不休，有司横暴，上不恤其下，下不爱其上，浸至闾阎残破，风俗败坏，前此安定简单之社会，渐呈崩溃之象，以成战国之局，此诚吾国历史上一重要之变革时期也。兹就《诗》中显而易见者数事述之如次： 一、政治 《王风·兔爰》云：“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夫曰百凶百罹，则遭逢之厄可知；曰无觉无吪，则怨愤之情孰甚？命生不辰，尚何言哉？惟有闭聪塞明，置之不见不闻而已。此亦《苌楚》诗人之意也。《魏风·硕鼠》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此篇《诗序》以为刺君之重敛，其说近是。而崔述则谓细玩其词，“莫我肯顾，莫我肯德”，与《小雅·黄鸟》篇笔意相类。盖由有司不肖，惟务朘削小民，以致豪强舆隶皆得肆行吞噬而无所忌，故民不堪其扰而思去也。（见《读风偶识》。）然而“顾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世外仙源，亦古人之寓言耳，岂真有避秦之乐土哉？《小雅·节南山》云：“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又《正月》云：“父母生我，胡俾我癒？不自我先，可自我后。”又云：“忧心茕茕，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思，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又云：“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繷。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数诗描写虐政，深刻沉痛，以视《四月》诗人尚作戾天潜渊之思者，更进一层矣。人生至此，宁复知死所耶？至《大雅·瞻卬》云：“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人民，女覆奋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悦之！”此则显作其颠倒乖谬之实者。为政若此，欲不败得乎？他如《南山》述齐襄之乱，《株林》刺陈灵之丑，其国政不问可知。盖其身不正，断未有能明其治道者也。若是者，又可以观焉。 二、军事 《邶风·击鼓》云：“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又云：“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读此诗者，可知其时用兵之亟矣。《卫风·伯兮》云：“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又云“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王风·君子于役》云：“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此妇人之念其夫者也。《扬之水》云：“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此戍者之怀其室家者也。《魏风·陟岵》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此又行役不归，悬揣其亲之倚望者也。《唐风·鸨羽》云：“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夫以征戍至不能艺稷黍，则其时农民之苦可知也。《小雅·采薇》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接此诗明言“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起居，狁之故”，则当日外患之剧，戍役之亟，又可知也。然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其感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以视蠨蛸出没，不无荒废之悲，而皇驳归来，尚饶室家之乐者，殆如霄壤矣。至如《何草不黄》之诗云：“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又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我匪民！”吾人试悬揣其时人民之痛苦，社会之愁怨为何如耶？此外《小雅》之《鸿雁》、《圻父》、《北山》、《小明》及《渐渐之石》等篇，皆苦役之作也。 三、经济 《邶风·北门》云：“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此诗旧以为卫之贤者所作。观其内不足以畜妻子，而有交谪之忧；外不足以谢勤劳，而有敦迫之苦，可谓穷矣。人穷则呼天，此诗之所以作也。《魏风·葛屦》云：“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又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旧说以此为刺俭之作，然俭本美德，即或不中于礼，宁得引为诟病若是？细玩其词，特贫女作苦之咏耳。夫履霜犹藉葛屦，而缝裳乃为好人，此所谓针线年年，为人作嫁者也。其贫富之不齐可知矣。然此犹可说也，至《伐檀》之诗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则呵斥不劳而获之徒，词虽婉而意则厉。盖大乱之后，社会必生剧变，西人之服粲粲，大东之柚全空，《中谷》仳离之叹，《苕华》不饱之歌，固尔时恒见之事也。故《小雅·正月》之诗又曰：“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茕独！”读此诗者，于其社会之情状，盖十分而得其八九焉。 四、社会 周室东迁以后，民俗日偷，此亦征诸诗词而可见者：《召南·行露》之诗曰：“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又曰：“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谁速我讼，亦不女从。”《诗序》谓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敢侵陵贞女，故诗人咏之如此。朱子《集传》亦从此说，盖以为文王时诗也。然观其多露之戒，不从之誓，鼠牙雀角之喻，自是世衰俗弊，女子为势所迫，以致赴诉兴讼，不必曲说为文王之化，召公之贤也。证之《野有死麕》一诗，其风俗之坏亦可概见。又按《邶风·谷风》之诗曰：“不能我慉，反以为我雠。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此夫妇之道缺，怨之言兴也。《卫风·氓》之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曰：“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此婚姻之礼废，始乱之而终弃之也。《小雅·我行其野》之诗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此睦姻之谊尽，民流离而不见恤也。然此皆在上者有以化之耳；故《小雅·角弓》之诗曰：“尔之远矣，民胥尔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此亦刺俗薄之诗。）上行下效，捷于景响，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三百篇”总周诗之大观，为艺林之渊薮，其位置于先秦文学为最高。昔章学诚谓后世之文源于“六艺”，而多出于《诗》教。（详见《文史通义·诗教》上下篇。）则“三百篇”者，一切文章之祖，非特分枝衍派，为后世各体韵文之所自出而已。前乎此者，虽亦间有佳篇，然或体制不整，韵调不谐，内容不富；求其触景兴怀，体物写志，饶情致而美形容者，殆无如“三百篇”焉。今观其辞，义兼比兴，各体具备，凡于人事之变，政教之缺，靡不借歌咏以自写其真情；而复温柔敦厚，义归无邪，以衷乎性情之正。《大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可谓得诗人之旨矣。故其叙男女室家之好，则乐而不淫；骋夫妇决绝之词，则怨而不怒；或刺时政之非，则哀而不伤；或颂德化之美，则正而不谀；文质并妙，无以加焉。兹更就其与后世文艺有关系者述之。 一、《诗》之形体 《诗》辞率以四言为定式，故后世论四言诗者必推本于“三百篇”；然其中亦颇多长短不拘者。挚氏《文章流别》尝举“振振鹭，鹭于飞”之属为三言，汉《郊庙歌》多用之。“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为五言，俳谐倡乐多用之。“我姑酌彼金罍”之属为六言，乐府亦用之。“交交黄鸟止于桑”之属为七言，亦于俳谐倡乐用之，“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为九言，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按此或作二句，非九言也。后人已辨之。）仲洽论各体之为用，第就汉以后至晋世言之。若夫唐宋以降，则各体韵文咸备，而莫不以此为嚆矢也。惟挚氏所举尚有须补充者，略见其例于后，犹未尽也。 1.一言。《缁衣》之“敝予又改为兮”及“还予授子之粲兮”二句，“敝”“还”二字皆逗读；此一言也。 2.二言。《鱼丽》之“鲿”，《祈父》之“祈父”，《维清》之“肇禋”，皆是也。 3.三言。《诗》中三言极多，除其单句者外，如“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叔于田，乘乘马”，“山有枢，隰有榆”，《椒聊》之“椒聊且，远条且”，《葛生》之“夏之日，冬之夜”，《车邻》之“阪有漆，隰有栗”，及《昊天有成命》之“于缉熙，单厥心”，《桓》之“绥万邦，屡丰年”，皆是也。 4.五言。《诗》中五言，尤不胜举；姑举其全章五言而又无助词者，如《女曰鸡鸣》之“知子之来之”六句，《北山》之“或燕燕居息”十二句，《绵》之“虞芮质厥成”六句皆是也。 5.六言。《诗》中六言亦甚多，姑举其两句六言相连者，如《还》之“并驱从两肩兮”二句，著之“俟我于著乎而”二句，《伐檀》之“寘之河之干兮”二句，《七月》之“五月斯螽动股”二句及“六月食郁及薁”二句，《九罭》之“是以有衮衣兮”三句，《雨无正》之“谓尔迁于王都”二句，《车辖》之“间关车之辖兮”二句，皆是也。 6.七言。如《桑中》之“送我乎淇之上矣”，《还》之“遭我乎峱之间兮”，《著》之“尚之以琼华乎而”，《伐檀》之“胡取禾三百廛兮”，《权舆》之“于我乎夏屋渠渠”，《七月》之“二之日凿冰冲冲”二句，《鹿鸣》之“以燕乐嘉宾之心”，《小旻》之“如彼筑室于道谋”，《召旻》之“维昔之富不如时”二句，《我将》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敬之》之“学有缉熙于光明”，皆七言也。 7.八言。如《伐檀》之“胡瞻尔庭有县貆兮”，七月之“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十月之交》之“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皆是也。 二、《诗》之音节 《诗》之音节最繁密，亦最调叶，此可于其韵式之变化求之。顾炎武曰：“古诗用韵之法，大约有三首句次句连用韵，隔第三句，而于第四句用韵者，《关雎》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用韵者源于此。一起即隔句用韵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汉以下诗及唐人律诗之首句不用韵者源于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韵者，若《考般》、《清人》、《还》、《著》、《十亩之间》、《月出》、《素冠》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车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长发》之一章、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凡汉以下诗若魏文帝《燕歌行》之类源于此。自是而变，则转韵矣。转用之始，亦有运用隔用之别，而错综变化，不可以一体拘。于是有上下各自为韵，若《兔罝》及《采薇》之首章，《鱼丽》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为一韵，中间自为一韵，若《车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为韵，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韵而下分二节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诗之变格，然亦莫非出于自然，非有意为之也。”（《日知录》二十一）今按顾氏论《诗》之用韵，大抵略已尽之；然试一审察，尚不止此，姑举数例，可隅反焉： 1.意转重韵者。《氓》之诗云：“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葛藟》云：“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叔于田》云：“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出其东门》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园有桃》云：“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按《日知录》亦有“古人不忌重韵”一条。引《伐木》两“友声”等诗为例，即此意。） 2.音转换韵者。《北门》云：“王事适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偏谪我。——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木瓜》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将仲子》云：“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3.每半章换韵者。《采蘩》云：“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归。”《采蘩》云：“于以采蘩？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接《采薇》之首章上四句以“作”“莫”为韵，下四句以两“故”字为韵，亦与此同类；惟彼一三两句复以“归”韵“薇”，五七两句复以“居”韵“家”，故顾氏目为上下各自为韵也。今据此分之。） 4.章末换韵者。《硕人》云：“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匏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盻兮。”《黄鸟》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晨风》云：“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按此与（2）例中有相似者。但彼主意转，此则顺序，故析为两例。） 5.错综为韵者。《葛覃》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按此例与顾氏所举《兔罝》、《采薇》、《鱼丽》、《卷阿》等篇之上下各自为韵者亦略相似，惟彼除《卷阿》首章外，韵式皆有秩序，此则极其错落参差之致，故析之。） 6.句中用韵者。《邶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