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北大国学课 [book_author]佚名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77023 [book_dec]《北大国学课》是普及国学知识的读本，内容包括经学、史学、地理、诸子哲学、诗词曲赋、小说戏曲、金石学、图书学、中医、艺术等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常识知识，力求从五千年中华文化中撷取精华呈现读者。立意明确，解读深入浅出，用简练质朴的语言将深奥的国学细细品读，旨在帮助读者对国学有一个系统化的认识，并日益精进，学有所成；使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融会贯通，启发智慧，指引人生。 [book_img]Z_12090.jpg [book_title]代序 国学漫谈（节选） 季羡林 我们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很难想象，世界上如果缺少了中华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前几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号召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国内外炎黄子孙的热烈拥护。原因何在呢？这个号召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弘扬什么呢？怎样来弘扬呢？这就需要认真地研究。 我们的文化五色杂陈，头绪万端。我们要像韩愈说的那样：“沉浸醲郁，含英咀华”，经过这样细细品味、认真分析的工作，把其中的精华寻找出来，然后结合具体情况，从而发扬光大之，期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前进与发展。“国学”就是专门做这件工作的一门学问。旧版《辞源》上说：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话虽简短朴实，然而却说到了点子上。七八十年以来，这个名词已为大家所接受。 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表面上它是研究过去的文化的，因此过去有一些学者使用“国故”这样一个词儿。但是，实际上，它既与过去有密切联系，又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现在我们不是都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什么叫“特色”？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科技对我们国家建设来说，对发展生产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万万不能缺少的。但是，科技却很难表现出什么特色。你就是在原子能、电脑、宇宙飞船等等尖端科技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超过了世界先进国家，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也只能是程度的差别，是水平的差别，谈不到什么特色。我姑且称这些东西为“硬件”。硬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色可言。 特色最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我姑且称之为“软件”，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经营、管理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东西也是能够交流的，所谓“固有”并不排除交流，这个道理属于常识范围。以上这些学问基本上都保留在我们所说的“国学”中。其中有不少的东西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华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不但对中国人发挥影响，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去。最近听一位国家教委的领导说，他在新德里时亲耳听到印度总统引用中国《管子》关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话。在巴基斯坦他也听到巴基斯坦总理引用中国古书中的话。足征中华智慧已深入世界人民之心。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的。所有这一些中国智慧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了中国的特色。它产生于中国的过去，却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连将来也会受到影响。事实已经证明，连外国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的。 国学，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既然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的事业，必然会发展下去的。 [book_title]经学 “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 —钱玄同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五经、十三经、四书 汉朝人尊崇儒家古典著作，称为经书。“经”原意是线，所谓经书就是线装书。在古代，有什么事情需要记下来，就刻写在竹简上。事情多了，积累的竹简也多了，就把这些竹简用线编连起来。这些线就称为“经”。可见，“经”最初不过是当时记载片数较多而又常翻阅的竹简书，并无深意。 人们首先在《庄子》中发现了“六经”的说法，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春秋》、《易经》这六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这六类图书称为“六艺”。但因《乐经》失传，只留存一篇《乐记》，就把它并入《礼经》，成了“五经”。 到了唐朝，《春秋》被分成《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礼经》也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便有了“三传”、“三礼”的说法，加上《易经》、《书经》、《诗经》，称为“九经”。再到宋朝，又加上了《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四种，就有了“十三经”的说法。 十三经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原典，它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 宋时的儒学大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各刊印成单本书，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给这四本书作了详细的注释，被奉为儒家古籍的菁华。科举考试就依据“四书”出题，同时这四书也就成为古代读书人的必读书目了。 《诗经》 《诗经》是一部乐歌集，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大部分是民歌，分十五国，共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一百〇五篇，以叙事诗为主。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多为叙事诗和祀神歌，总计三百〇五篇。相传，诗原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删削才成今天流传的篇数。 汉代流传的《诗经》有四家：齐国的辕固、鲁国的申培、燕国的韩婴、赵国的毛苌。或取国名、或取姓氏，简称为齐、鲁、韩、毛四家。他们传授、解释的诗经称为齐、鲁、韩、毛四家诗。后来，其他三家都失传了，只有毛诗流传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脉，所谓大毛公传授的。《诗经》附有“诗序”，分“大序”、“小序”。“小序”列在每篇诗的前面，说明诗的大意，“大序”连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总论全书。序的作者没有定论。 这些诗的来源一般认为是定期采集而来。在古代，有采诗的官职，每年八月周游各地，采录歌谣，上呈天子；天子巡狩各国时，命太师上奏当地歌谣，以了解当地民情。采集的区域以黄河为中心，十五国风主要反映的是今天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几省的风情，所以《诗经》可以算是北方文学，有个别的诗，如《周南》、《召南》，有着江汉一带的背景。 诗的修辞方法有赋、比、兴三种。赋是直接叙述，比是完全譬喻，兴是先说背景而后再叙述。 诗的风、雅、颂三种题材分类，加上赋、比、兴三种修辞方法，被称为诗的“六义”。 《诗经》是一部可靠的古书，不但有文学价值，同时也有史料价值，比如《商颂·玄鸟》篇，讲述了帝喾的次妃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传说，契是商的始祖；《大雅·生民》篇，讲述了帝喾的正妃姜嫄踩到上帝的脚印后，怀孕生下后稷，后稷是周的始祖，反映了远古社会的情形。《豳风·七月》篇以及《小雅》的《楚茨》、《南山》、《莆田》、《大田》诸篇，表现了周代农业的兴盛。到平王东迁以后，社会动荡，矛盾逐渐尖锐，则出现了抒写抑郁愤慨情感的诗篇，如《邶风·北门》、《王风·黍稷》、《秦风·黄鸟》，《小雅》的《节南山》、《正月繁霜》，《大雅》的《板》、《荡》、《桑柔》、《云汉》等篇，都是怨天尤人的口气。《小雅》中的《何草不黄》、《北山》、《出车》、《采薇》、《黄鸟》，《魏风》的《葛履》、《伐檀》、《硕鼠》等篇，揭露了人民生活的困苦与社会的不安。 《书经》 《书经》即《尚书》，“尚者，上也”，有人认为是“上古的书”的意思。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散文之中，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尚书》现代通行的版本包括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一篇，共五十八篇。其中有《尧典》、《禹贡》、《盘庚》等三十三篇，称“今文尚书”，同时也是“古文尚书”。其余都是“伪古文”。 这个“今文”、“古文”有什么区别呢？ 汉朝初年，经学家伏生传授《尚书》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到了汉武帝末年，从孔子居所的墙壁中发现了一部用古体字写的《尚书》十六篇，称“古文尚书”，但没过多久又失传了。 东晋时，一个叫梅赜的人向皇帝献上了一部二十五篇的“古文尚书”，后附一篇《尚书传》，据说是孔子十一代孙孔安国所作，大家都认为古书失而复得了。后来清代著名的学者阎若璩等人考证，断定这部书是伪造的。现在通行的尚书是今古文合编的，篇数也有分有合。 《尚书》讲了很多历史，上自尧舜，下至秦穆公。其中历史年代最为久远的《尧典》、《舜典》、《皋陶谟》、《禹贡》等篇，以前的人认为是夏朝时代的人所写，近代学者已证实是儒家学派的人模仿古文所编写，创作时代大约在周代。虽然是伪作，但时代比较早，依据的传说真实性更强一些，比东晋人的伪作更有价值。 《尚书》的篇名，多用典、谟、训、诰等字，文章类似于现在的宣言、布告、演讲集、会议录等，所以被称为记言之史，其中有《洪范》一篇，反映了原始的哲学思想，以水、火、金、木、土这五行为世界万有的基本元素。 水是向下滋养万物，火是向上燃烧，木的性能可弯可直，金属的性质可以通过熔化来改变最初形状，土的作用是耕种庄稼。水向下滋润代表咸味，火向上燃烧代表苦味，木可弯可直代表酸味，金销熔变形代表辣味，土耕种五谷代表甜味。 另外文章中又提出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等关于政治的原理原则： 敬用五事：一曰貌，即态度恭谨，形貌就严肃；二曰言，说话要和顺，办事就顺利；三曰视，认识要清晰，就能辨别是非；四曰听，听事要聪敏，谋事就能成功；五曰思，思虑要通达，思虑通达就能圣明。 农用八政：管理民食、管理财货，管理祭祀，管理建筑，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宾客，治理军务。 协用五纪：要和岁、月、日、星辰、历数协调一致。 建用皇极：树立皇极的威信，并建立遴选官员和赏罚的标准。 义用三德：治理众民要以“正直”为本，同时在必要时又要刚柔并用，或者以刚制胜，或者以柔制胜。 明用稽疑：通过龟卜和诬占以探询上天的旨意，同时，参照卿士、众民和自己的意见做出判断和决定。 念用庶征：通过雨、晴、暖、寒、风等的气候变化以判断年景和收成。 飨用五福：通过寿、富、康宁、好德、善终等“五福”劝导人们向善。 威用六极：通过夭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等“六极”警戒和阻止人们从恶。 五行与这些原则通称“九畴”，颇为儒家所重视。 《礼经》 《礼经》在唐朝时被拆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书，现在五经中所说的礼经，指的是《礼记》。在古代，所谓“《礼经》十七篇”指的是《仪礼》，它是孔子门徒附在《礼经》后面的笔记。 《仪礼》原来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汉代高堂生所传的今文仪礼，一种是从孔家宅壁中得到的古文仪礼。东汉的郑玄将它们合二为一，成为现在流传的《仪礼》。 《仪礼》简单说来就是各种各样仪式的礼仪，内容包括冠、婚、丧、祭、朝、聘、燕享等典礼的详细仪式，读了之后能了解到古代贵族们的繁文缛节，可以想见古代宫室、舟车、服饰、饮食等日常生活的面貌，以及宗教信仰、亲族制度、政治组织、外交方式，等等。 《周礼》是汉朝初年河间献王从民间抄来献给朝廷的。篇目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划分，缺冬官一篇，有人就找了一篇《考工记》来补上。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校理群书，将这部书编入经籍，称为“周官经”。从《周礼》的内容看，大约是战国时的人根据战国前的行政制度写成。 《周礼》是儒家推崇的理想官员制度，也包含了古代事实上的制度。所谓的六官是： 天官冢宰掌邦治。冢宰即太宰、丞相，统领百官。相当于国务院的总理。 地方司徒掌邦教，布五典，安兆民。相当于教育部兼财政部。 春官宗伯掌邦礼，洽神人，和上下。这是一个宗教官。古代行政，祀神占一大部分，所以特设一个大官来办理。 夏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相当于陆军部。 秋官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相当于司法部。 冬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相当于农工部。 《礼记》里的《王制》一篇，也讲官制，和《周礼》大致相同。我国历代官制，多半以此为依据。比如清朝政府的吏（民政）、户（财政）、礼（祭祀和科举）、兵、刑、工六部，就是六官制度。《礼记》大部分内容还是规范风俗礼制方面，如《内则》篇专门规范妇女的行为，《少仪》篇规范青年人的行为。《礼记》中有一些精彩的文章，如讨论教育问题的《学记》，讨论音乐的《乐记》，讨论个人修养的《儒行》，讨论治国的《礼运》。 现在《礼记》也叫“戴记”、“小戴礼”，原本也是河间献王抄来献给朝廷的。后来受命典校古籍的经学家刘向又发现几种，合编起来共两百一十四篇，信都王刘嚣的太傅戴德做了删节工作，整理成八十五篇，这就是《大戴记》。现存的《大戴记》只有残本，没有列入十三经。他的侄子戴圣又删为四十篇，这就是《小戴记》，在此基础上，东汉儒学家马融又增编了几篇进去，合成四十九篇，就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礼记》。四书中的《大学》、《中庸》都是《礼记》中的文章。 相传《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文辞简约，内涵深刻，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今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启迪意义。所谓“大学”，就是治国安邦的学问，后人将《大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纲领”和“八条目”。 “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是“大学之道”的总纲，意思就是，做治国安邦这种大学问的方法在于，提倡和发扬正大光明的德行和德政，广泛地亲近民众和尊重民意，以至善至美为奋斗目标。 “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有关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是一步步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思想……思想端正了，才能完善自我修养；自我修养完善了，才能让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有序了，才能国家安定繁荣；推而广之，达到天下平定。 如果说《大学》是指导人实现政治理想的启蒙书，那么《中庸》便是指导人实现完美修养的启蒙书。其主旨在于通过自我教育，达到“至诚”的境界。《中庸》的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中庸”和“诚”这两个范畴上。 何谓“中庸”？“中庸”并不是“中立、平庸”，而是“执中、中和”的意思，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诚”是充分表达个人的本性，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若能依着这天性去做，若能充分发展天性的诚，便是“教”，便是“诚之”的工夫。 宋朝以后，《中庸》逐渐成为儒家学者的研读重点，很多儒学、理学的概念和命题都出自《中庸》。许多思想家也都坚持“中庸”的信条，开始用“中庸”的方法论思考问题。 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政治和伦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从论述的角度出发，两者却有不同的着重点。《大学》比较通俗平易，强调各种伦理规范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意义，实践性很强；《中庸》比较高深微妙，把这些伦理规范提升到了天人关系的高度加以考察，思辨性很强。 《易经》 《易经》，也称“易”或“周易”，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国古代帝王之学，人们常用它来预测未来、反映当前、决策国家大事。一直以来，各朝各代都有人研究《易经》，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商人更将其奉为一生必读之书。 关于“周易”的说法，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认为，“周”就是“周普”的意思，即无所不备，周而复始；而唐代大学士孔颖达则认为“周”只是一个地名，是周朝的代称。 对“易”的解释更是众说纷纭。东汉经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易”是因蜥蜴而得名，只是一个象形字，是蜥蜴的俗称“变色龙”的引申义。 而现代哲学家胡适则认为，“易”是变易、变化的意思，天地万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时时刻刻变化的。他还举了个例子：孔子在江边看到滚滚不绝的江水，不觉叹了一口气说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逝者”便是“过去种种”。天地万物，都像这滔滔河水，才到了现在，便早又成了过去，这便是“易”字的含义。 以上种种说法，一直未有定论。但《易经》中涉及的诸多占卜知识，以及对事物变化规律的描述，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和自然哲学的依据。八卦，就是从《易经》而来。 《易经》中说：“易有太极，始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两仪，即阴阳；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传说八卦是上古时期伏羲所画，象征自然世界的八种物象，后来周文王将八个单卦两两相叠，又推演出八八六十四卦。因此《史记》中有“文王拘而演周易”的记载。 《易经》以六十四卦的次序编排，从乾卦开始，到未济卦结束。书后附有《系词》、《说卦》、《序卦》、《杂卦》几种总的说明文字。每一卦都有符号表示，阳爻“—”与阴爻“— —”是卦的基本符号，如同电脑的1和0这两种信号，通过各种排列组合，就能构成世界上我们所要表达的一切信息。 阳爻与阴爻的配合方法，第一步是三爻为一组，生成乾、坎、艮、震、巽、离、兑这八卦。第二步，是将这八卦，每两卦为一组，生成乾、讼等六十四卦。每一卦有个总的解说，称为“卦辞”，每一爻有个解说，称为“爻辞”。另外，每一卦还附有“彖辞”、“象辞”两种解说文字，乾、坤两卦多出一种解说，称为“文言”。《卦辞》、《爻辞》属于“经”，其余文字都属于“传”的范畴。传本意是指比经短一些的书本。现在“传”通常是指对经义作解读的补充文字。《易传》共有七种，包括《彖》上下篇、《象》上下篇、《系辞》上下篇、《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自汉代起，它们又被称为“十翼”。 简单来说，《易经》中包含的哲学道理，就是“简易”、“变易”、“不易”这三种意义。 《易经》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有个规律，不外乎始、中、终三种状态的相互转换，因而能够以简驭繁，这就是“简易”。万事万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流转中，正如它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不同的卦象，不同的爻，表示着各种吉凶消长的复杂关系，这就是“变易”。而从另一面来看，一切的变化又都是在一个不变的范围中循环往复，所以它又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未有什么进化，这就是“不易”。 《易经》的文字和思想结构都相当的完整，人们从中得到的启示，对我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春秋》 《春秋》是鲁国史书，孔子做了修改，在记载的文字中暗寓褒贬，就像现在编报纸的新闻标题一样。孟子非常肯定和赞赏它的宣传作用，认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的编写结构类似于现在的年表，按年月顺序做记载，因此它也成为后世编年史的开端。 《春秋》记载的史实，始于鲁隐公，终于鲁哀公，其间经过十二位君主，共两百四十二年。为《春秋》作传的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三个比较起来，《左传》记载的史事更详细，《公羊传》、《穀梁传》专注于解释经文文字暗含的微言大义。现在常见的五经中的《春秋》，只附有《左传》。左丘明还著有《国语》一书，也是记述当时的历史事件，人称“春秋外传”。 《论语》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是孔子日常语录及日常生活的记录，他与弟子的谈话也掺杂其中。内容涉及道德修养、政治学术等方面，言简而义深远。据说当时弟子们各有各的记录，孔子去世后，弟子们相互讨论编辑而成，所以命名为“论语”。《论语》分三种：古论语，从孔家宅壁内找出，有二十一篇。《齐论语》，齐国人所传，有二十二篇。《鲁论语》，鲁国人所传，也是现在通行的《论语》所依据的本子，有二十篇。 孔子是《论语》描述的核心，不仅有关于他个性气质的传神描写，对于他身边的弟子也有形象的刻画。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给人以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 孔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中，主要特征有：第一，不信神怪，不谈宇宙本体，专讲人事；第二，政治上放弃上古的天道思想，主张人治；第三，以伦理思想为中心，而延伸到其他方面；第四，主张温和的改革方式，偏向于折中主义。 《孝经》 《孝经》分《开宗明义》等十八章，古代时认为是孔子所作，南宋学者王应麟认为是曾子就孝的问题请教孔子，回去说给众弟子听，由弟子们的笔记整理而成。 《孝经》也有今文、古文的分别。秦朝时焚书坑儒，河间有个叫颜芝的人偷偷把《孝经》藏起来，到了汉代提倡搜集书本时，他的儿子颜贞把书献了出来，有十八篇。这是今文《孝经》。从孔家墙壁内找出的是古文《孝经》，有二十二篇，到南朝梁时就失传了。现在《十三经注疏》里收录的《孝经》是今文，为唐玄宗所注。市面上流通的单行本《孝经》，多是宋代的朱熹所编定的，将玄宗所定的本子颠倒排列而成。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述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规范，“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指出孝是诸德之本，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国君可以用孝治理国家，臣民能够用孝立身理家。同时将孝与忠联系起来，认为“忠”是“孝”的发展和扩大，并把“孝”的社会作用推而广之，认为“孝悌之至”就能够“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它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是孝之始；“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是孝之终。《孝经》还根据不同人的身份差别规定了行“孝”的不同内容。 在中国漫长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孝经》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伦理、社会秩序起了很大作用。 《尔雅》 《尔雅》是解释字义的书，是一本独立的词典，在中国语言学史和词书史上都占有显著地位。它汇总、解释了先秦古籍中的许多古词古义，成为儒生们读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人们借助于这部词典的帮助，可以阅读古籍，进行古代词汇的研究，因而被认为是中国训诂的开山之作。 《尔雅》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注明作者。后人大都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原有二十篇，现存十九篇。其内容可以分为六大类： 第一类，专门解释字词的意义：《释诂》、《释言》、《释训》； 第二类，解释人事和生活用器的名称：《释亲》、《释宫》、《释器》、《释乐》； 第三类，解释有关天文的知识：《释天》； 第四类，解释有关地理的知识：《释地》、《释丘》、《释山》、《释水》； 第五类，解释有关动物的知识：《释鸟》、《释兽》、《释畜》、《释虫》、《释鱼》； 第六类，解释有关植物的知识：《释草》、《释木》。 《尔雅》按意义分类编排的体例和多种释词方法，对后代词书、类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人模仿《尔雅》，写作了一系列以“雅”为书名的词书，如《小尔雅》、《广雅》、《埤雅》、《骈雅》、《通雅》、《别雅》等等，而研究雅书又成为一门学问，被称为“雅学”。 从汉唐到清代，为《尔雅》作注的人很多。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注本是晋代郭璞的《尔雅注》。郭璞历时十八年研究和注解《尔雅》，以当时通行的方言名称，解释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为它注音、作图，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尔雅注疏》采用的是郭璞的《尔雅注》和北宋邢昺的《尔雅疏》。清人研究《尔雅》的著作中最著名的是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今人注有徐朝华的《尔雅今注》。 《孟子》 《孟子》是战国时邹人孟轲和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的作品，有七篇。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他提出的性善论、仁义说、养气说、先天良心说等，是宋明理学重要的依据之一。 孟子认为现实世界是道德的世界，而道德根源背后的标准，便是天。天表现于人，便是性。人若能有足够修养，便能知天，达致天人合一。 他的性善论主要发挥了孔子“仁”的观念，认为善是人的基本自觉，这种自觉是表现于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这“四端”是内在于自觉心的，属于人的本质，即所谓人的“性”。人之性，必有异于禽兽之处，这种异于禽兽的性，便是“善端”。他指出，人之所以不善，是由于受私欲蒙蔽。因此，人应放弃私利，以达到社会的公义，目的是建立良好的个人道德观。 必须依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孟子称为“尽性”。尽性的修养，培养出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再以“心志统气”，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 经的传授 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为保存和传习诗书，设置博士官一职，禁止民间私自讲学，后来因博士淳于越因议论政事触犯了皇帝，丞相李斯主张烧毁百家书，得到秦始皇的支持，次年坑杀了四百多儒生。皇帝的暴政最终导致民间起义。 为响应陈胜、吴广的起义，鲁国的儒生带着孔氏的礼器前往参加。汉高祖刘邦起兵时还看不起儒生，用儒生的帽子当尿壶，等平定天下后方才意识到思想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展开盛大的仪式祭祀孔子，用秦时的博士叔孙通、张苍厘定法制。汉惠帝延续了他的作风，废除民间不准藏书的禁令。文景二帝时，效仿秦朝设置了博士。到了汉武帝时，罢黜百家，推崇六经。设置了完备的五经博士，以博学经文为选拔人才的标准，于是学习经典成为做官的捷径。汉朝看到秦的统治因严酷法治而失败，就一反秦的制度，推崇儒家的德治来拉拢人心，这就是以利禄来提倡经学的开端。 西汉官学中，今文学派占主导地位，有所谓十四博士：《易经》有施雠、孟喜、梁邱贺、京房；《尚书》有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诗经》有申公培、辕固生、韩婴；《礼》有戴德、戴胜；《春秋·公羊传》有严彭祖、颜安乐。 西汉末年，古文经传陆续出现，古文学派因而产生。刘歆子承父业勘校藏书，将费直的《易》、孔安国的《尚书》、《毛诗》、《春秋·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传详加研究整理，古文经学由此获得发展的基础。古文经学没有像今文经学那样成为官学，仅在民间流行，但在服虔、马融、许慎、郑玄等大师的努力下，势力逐渐强盛起来。这些大师兼通今古文经，像郑玄作《毛诗笺》，注《周礼》、《仪礼》、《礼记》，可以说集经学之大成。除郑玄的著作外，流传到今天的古文派著作，还有许慎的《说文解字》、《五经异义》。 古、今文学派之争 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从西汉末年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两百余年间，发生过四次大的斗争，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官学的地位，或者是为了争书籍的真伪。清朝后半期也发生了同样的斗争。比较两派的争论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今文学派尊孔子为受天命的素王（实至名归而未得其位的王），古文学派尊孔子为先师。 今文学派认为孔子的贡献是为托古改制，古文学派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史学家。 今文学派认为六经是孔子的著作，古文学派认为六经是古代的史料。 今文学派以《春秋·公羊传》为主要依据，古文学派以《周礼》为主要凭证。 今文学派认为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的东西，古文学派说今文经传是秦始皇焚书后的残余，非全貌。 今文学派相信纬书，认为是孔子著作更深层次的解读，古文学派认为纬书都是扯淡。 由上述几点的比较可见，两派不但所依据的经传版本不同，而且治学态度也相反。今文学派虽认为古文经是伪书，但其本身所根据的经也未必是真，特别是对经的解读，倾向于主观臆断和迷信。古文学派的态度相对比较客观，重视历史的根据。 今文经学与谶纬 董仲舒是今文经学的领袖人物。他研究《春秋·公羊传》，应用阴阳五行谶纬的学说来解释儒家经典，使儒学宗教化，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思想基础。他在著作《春秋繁露》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宇宙到社会到个人，一切以阴阳五行为基础。阴阳变化而形成四时，五行则是变化所依据的时空构架，这种变化是循环运转，因而“天不变，道亦不变”。同时天象与人事相通，发生灾难是上天对统治者的一种警告。人类历史也如同天运循环，有所谓黑、白、赤三统的互相交替。又因为“天道任阳不任阴”，阳尊而阴卑，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今文学家应用的谶纬之说是什么呢？ 谶是秦汉时期巫师、方士编造的所谓神的启示，向人们昭示吉凶的隐语。秦末年，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就是利用谶语制造了“大楚兴，陈胜王”等天赐的预言。后来民间发展成在庙宇或道观里求神问卜，渐渐简化为求签。 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的一类书。因为经文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为了把儒学神学化，就假托神意来解释经典，把它们说成神的启示。如托名孔子假造的纬书，有《易纬》、《诗纬》、《书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七种。同时又有谶书，如《河图》、《洛书》一类的东西，有图有文字。为了显示它的神秘性，又特别做了些装饰，如王莽的《金匮书》和刘秀的《赤伏符》；或染成特殊的颜色，如《河图》、《洛书》被染成绿色，所以又称符命或符箓。 汉朝是谶纬之学最兴盛的时期，特别是西汉末年及东汉末年。王莽称帝就是利用谶语制造舆论，制作了“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石碑。之后汉光武帝也利用《赤伏符》即位，此后宣布图谶于天下，使之合法化。汉章帝还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经学讨论大会，即白虎观会议，会议记录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也称《白虎通义》），以法令形式将谶纬之学定形，提升至与正统经书同等地位。 谶纬之学依托阴阳五行学说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流行一时，对东汉政治、社会生活与思想学术均产生过十分重大的影响，在东汉被称为内学，尊为秘经。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 谶纬之学的内容很庞杂，诸如：天人感应—星象可以预测吉凶；报应说—人行善或行恶会影响到寿命的长短；神仙—昆仑山上有神仙存在，西王母是指引修行的神仙；黄帝是北斗之神；孔子是“黑龙”之种……在这类书中，大学者孔子竟变成了天神。后来的古文运动就是为反对这一形势而起的。 由于谶纬本是人为制作的，容易被人利用来散布改朝换代的政治预言，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其中的危险，加之魏晋以后玄学兴起，对儒家传统经学有了全新的解释，于是宣扬宿命论的谶纬之书渐遭毁禁；隋炀帝正式禁毁之后，谶纬之书大量散失。至宋欧阳修《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札子》后，谶纬学说更是式微，其书籍文献多散失不传。 谶纬充斥着神学迷信色彩，注定不能与儒家经典长期并行，但其中并非全是荒诞的东西，也包含有许多天文、历数、地理等方面的古代自然科学知识。此外，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作为两千年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最高伦理规范，其最初的确切表达就是《白虎通义》从礼纬《含文嘉》中引来的。 汉以后的经学 自汉至清，支配我国思想界的主流，是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两汉经学在这期间等于中断，这时期比较可注意的有几点：今文经学的首先衰落；南北学的分化；隋唐义疏之学的兴起；宋明理学的影响。 汉魏时期，郑玄、王肃表面上综合了今古文经，采两家之长，实际上支持古文经学，晋朝发生永嘉之乱，今文经传大部分散失，今文经学就此衰落下来，古文经学地位日渐上升。在魏晋崇尚玄学清谈的氛围中，王弼注《易经》，何晏注《论语》，虽然受了一定的道家思想的影响，总体上还是汉学的基础。 南北朝时，经学有了分歧点，最显著的就是南方尊崇郑玄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北方尊崇王弼的易注、服虔的左传注。 南北朝至隋唐时，产生了义疏学。义疏就是在汉儒经注的基础上再加以解读，所谓注解的注解。两者合在一起叫注疏。注一类的解读包括传、记、笺、注、诂训、解诂、章句、章指、集解等，疏一类的解读包括义疏和正义。它们的体例原则是：注不破经，经不破注。如果注过于晦涩难理解，疏要引出原文再加以说明。不过后来清人有些疏也纠正注的谬误。 义疏之学盛于唐，唐初孔颖达、贾公彦作五经注疏，成为当时政府规定的标准经学教材。唐以科举取士，违反孔、贾义疏的就不录取。孔颖达所采纳的经注以南学为主，将北学合并到南学里面，于是王弼、服虔著作的散失，而唐的义疏开始盛行于世。 宋儒讲经，不重视古注，各自发明义理学，依据各自不同的研究方向，分成了三派。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一派，主要使用归纳法；以陆九渊、杨简为代表的一派用演绎法；另一派是以叶适、陈傅良为代表的批评派，号称浙学，不空谈性理，非常注重实务，其中又分为金华派（吕东莱为代表）、永嘉派（陈傅良为代表）和永康派（陈同甫为代表）。宋儒理学虽依据经书来确立各自的学说，实际都自成一派。 在元明时期，因朱熹的学说受到朝廷青睐，取得正统地位，陆九渊的学说得到王阳明的发扬光大，也为当时的学者所信仰。他们两派都借着经学讲理学，并不以经典为主，专门空谈，经学因而衰落。到了清代，儒家学者为矫时弊而反对理学，提倡朴学，学术风气由此大变。 清代的经学 清代经学的思潮可分为三个时段：启蒙期、全盛期、没落期。 启蒙期的特点是针对明末理学尚空谈的弊端，主张匡救时艰的实学，但仍未能摆脱理学的窠臼，特别是认为只有博学经典才能救时弊。顾炎武是清学的开创者，他研究当时郡国的利弊，对解决实际问题做出了贡献，同时为考证学打下了基础。其他考证学的名家还有胡渭、阎若璩。重苦行实践的有颜元、李塨。以史学为依据注重时事研究的，有黄宗羲、万斯同。 全盛期的特点是不再攻击理学，也不再继承它，放弃通经致用的观点，完全脱离实际只做书本文字的考证，单纯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经学。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号称汉学正统派，其中戴震的观念较为突出。 没落期的特点是正统派日渐没落，仅有俞樾、孙诒让等几位学者坚守阵地。今文学派的康有为等人，因晚清时局动荡，想借用经学作为改良时政的武器，于是著《新学伪经考》，企图抹杀古文经传，以《公羊传》的内容为凭据创“孔子托古改制”说，又著《大同书》表明自己的理想。虽有着良好的意愿，但治学态度太过主观，对经学的发展未有实际的促进作用。 在这三个时期中所涌现出来的学派主要有四个：浙东学派—黄宗羲创立，万斯同、毛奇龄等继承；东吴学派—源自吴江惠氏祖孙三世，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继承者有余萧客、江声、钱大昕、王鸣盛等；皖南学派—创自婺源的江永，其弟子戴震将其发扬光大，继成者有胡培翚、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常州学派—始于武进的庄存与，继承者有刘逢禄、宋翔凤、魏源、龚自珍等。 东吴学派和皖南学派，是全盛时期的考证学派。东吴学派完全据守汉人的学说，没有创新。皖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治学方法立足于“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所谓朴学，应是以皖南学派为中坚力量。 清代的朴学在东汉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其极盛时期，种种专门学术如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史学、地理学、天算学等，都有着专门的研究。而类书的编纂，丛书的校勘，伪书的辨明，佚书的辨明和搜集以及古书的校勘，都有着他们的贡献。 常州学派比较注意今文学的研究，为晚清今文学的先导者。继承者除康有为外，还有王闿运、廖平、皮锡瑞等人。朴学正统，到最后还有章炳麟，新派有王国维、罗振玉。 综上所述，清代经学经历了三次变化，开始为汉宋兼采，乾嘉时期，东汉的古学全盛，晚清则西汉今文学再起。在这些变化中，汉学与宋学的争论、今古文的争论是较为突出的矛盾。 [book_title]史学 吾人读历史而知古人之行为，辨其是非，究其成败，法是与成者，而戒其非与败者，此人类道德与事业所以进步也，是历史之益也。 —蔡元培 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正史 从古至今，学者对历史的研究都很重视，史的地位仅次于经。史部典籍很多，占重要地位的就是正史。所谓正史，是政府出资组织编写的史书。每逢朝代更替，新一朝的政府就会派一批人编写上一王朝的全史，累积到清朝，这样的史书有二十四种，称“二十四史”，以下是这些史书的名称和作者： 二十四史截止到明代，共三千两百三十九卷。清朝至灭亡，官修的正史一直未完成。民国初年设有清史馆，由赵尔巽主持编修。到一九二八年编成一部未被审定的史稿，共五百三十六卷，目录五卷，命名“清史稿”，草草付印后不久被禁。 开明书店将柯劭忞所编撰的《新元史》加入，印制发行“二十五史”。《新元史》于一九二〇年完稿，经当时的政府明令列入正史，内容比《元史》正确详细。 二十四史中最被重视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过去的历史爱好者们常有个说法：二十四史不必全读，但这四史却是必读之书，特别是《史记》、《汉书》，文笔优美，不仅可作为史书阅读，也可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正史的体例，由司马迁开创，班固继承其总体风格，略加改动，后续的作史者便完全模仿了。 正史的所记叙的内容不一定是真实准确的，但比较全面详细，是史学者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完备的史书。在它之前的重要史籍，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作者司马迁大概都参考过，内容大致都相合，只有《竹书纪年》跟《史记》中的叙事多有不相符之处。《世本》内有《帝系》、《世家》、《传》等，可看作《史记》体例的蓝本。 《史记》以人物为历史的中心，作十二“纪”叙说帝王的历史，三十“世家”讲述公侯，七十“列传”为士庶事迹，共有一百二十篇，这些篇目是书的主要部分。其他还有《平准书》、《河渠书》、《封禅书》等八“书”记述政事，十个“年表”贯通岁月。 《汉书》体例与《史记》大体相同，只是将“书”改名“志”，如《艺文志》、《食货志》等；将公侯们的事迹编入“列传”，取消了“世家”的名目。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史记》包含的年代，上自黄帝尧舜，下至汉武帝；《汉书》始于汉高祖，终于王莽新朝灭亡。自《汉书》以后，所有正史都是断代史，只有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除各代分开撰史外，也有通论各代的《南史》和《北史》。《五代史》因时间短促，没有再分。各书的内容体例，大都是仿照《汉书》形式。 读正史最好是选读。如果要看政治大事，可读“帝纪”，以及相关人物的传记部分。如果想知道上一代的典章文物，可读“志”或“书”；如果研究经济史，须读《艺文志》、《经籍志》等，补充些《儒林传》、《道学传》一类的传记。 编年史 编年史是按照年月次序排列，与纪、传、表、志等形式不同。最早的编年史本应该算是《春秋·左传》，可因为它被称为经，所以第一部编年史也有说法是东汉荀悦所撰写的《汉纪》。 宋时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是最著名的编年史。这部书从战国时期一直讲到五代，涵盖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这本书的选材主旨是专取“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其经验教训可资学习者”。鉴于它的政治参考价值，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其他的编年史书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九朝编年备要》、《西汉年纪》、《靖康要录》、《两朝纲目备要》、《宋季三朝政要》、《元史续编》等。朱熹所编的《通鉴纲目》十分著名，与《资治通鉴》并称“两通鉴”。明清时候的学者依据它们所编的简单历代史，称为“纲鉴”，如袁了凡、王凤洲所编的《纲鉴》、《纲鉴易知录》等。清朝的乾隆皇帝敕撰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清时的毕沅编撰的《续资治通鉴》也很重要。 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也叫“类史”，始于宋代的袁枢所写的《通鉴纪事本末》。这类书不以人为中心，而是以事为中心，分类编排，每篇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前因后果，发生过程，样样详述，缺点是史实间缺少横向的联系。宋时类似的史书还有章冲的《左传事类始末》及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代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与《通鉴纪事本末》合称“五纪事本末”。清代魏源专门记述清代军事的《圣武记》、马骕记述上古至周末史实的《绎史》，也很重要。 别史 别史是私人著述的一类史书，体例和正史相类似，如宋代郑樵的《通志》，有本纪、世家、列传等，和正史差不多，所以史部分类将其列入别史。 《通志》主要是叙述历代典章文物的二十略，属于过去史部分目中的“政书”，和《通典》、《通考》有关联，现代将其列入文化史或制度史一类。 清代蒋良骐写的《东华录》，讲述的是清朝天命至雍正六朝的历史，也是别史中较为著名的，后来王先谦把它的内容扩大，续编了以后乾隆至同治等五朝的历史，称为“十一朝东华录”。 《通志》一书，纪传的内容从上古讲到隋朝，礼乐政刑的内容，则讲到唐代。其中列传，全仿《史记》、《汉书》的分类形式，不以个人为标题。其分类有后妃、宗室、外戚、忠义、孝友、义行、独行、循吏、酷吏、儒林、文苑、隐逸、宦者、游侠、刺客、滑稽、货殖、艺术、佞幸、列女、载记、四夷等。 《通志》二十略的名称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法、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诸略，是郑樵独创的门类。 清朝乾隆年间，官方仿照《通志》编撰了《续通志》和《皇朝通志》。《续通志》纪传从唐代开始，诸略从五代开始，列传中增加了孔氏后裔、贰臣、奸臣、叛臣、逆臣等传，去掉了游侠、刺客、滑稽、货殖等门类，二十略的内容则多有增补。《皇朝通志》的二十略名称依旧，但内容有增减。 政书 记述制度文物沿革的史书，在过去的史部分类中称为政书。创作这种史书的是唐朝的杜佑。杜佑搜集上古至唐孝宗、代宗时代的材料，参考刘秩《政典》及《开元新礼》等书，分八类编纂，完成了《通典》一书。这八类是：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边防。杜佑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可说是见识独到。 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旨命人撰写《续通典》，从唐肃宗至德元年开始，到明崇祯末年，近一千年间的典章制度，编纂得简明扼要。又编撰了一部记录清朝制度的《皇朝通典》。两书都仿照《通典》的篇目，只是在刑典中分出了兵典。 比《通典》更加详备的同类著作，首推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作者在自序中说：“门分类别：曰天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劳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的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 马端临的书，乾隆时也有续编。一个是《续文献通考》，叙述宋、辽、金、元、明五代事迹，于马书郊社、宗庙内分出群祀、群庙，扩充到二十六门，内容有比马书详密处。一个是《皇朝文献通考》，记载颇详，卷帙颇详，卷帙与马书差不多。 以上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通考》，郑樵的《通志》合称“三通”，再加上乾隆皇帝敕撰的六种续编，称为“九通”。以前有句老话说“秀才不读九通，还只算不通”，可知这几部书的重要性。三通在内容上虽有重复的地方，但也各有特点。《通典》简明扼要，《通考》详明周密，《通志》精于考订，注重细节。因而三种书同时流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史等专史，它们都是必备资料。 稗官野史 所谓稗官野史一类，大概是指私人笔记、记述掌故轶闻，可以作为官书的一部分补充或另一种视角。比如太平天国的历史。太平天国自身的记载完全被清政府清除，民间散落有零星笔记，保存了部分真相。前代的野史，如宋末郑思肖的《心史》、明末的《扬州十日记》、《风倒梧桐记》等，对民众的民族意识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杂史是不以中央政权为纲领的史书，体裁和正史不相类似，内容很有体系，可与正史相参证。例如《国语》叙春秋时事，是分国叙述的；《战国策》讲战国时纵横捭阖的活动，也是分国叙述的。这两书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传记是指《孔子编年》、《朱子年谱》、《名臣言行录》那一类的书。清代李元度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道光以前的主要人物都有，是清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他史书，有所谓“载记”者，如《吴越春秋》、《安南志略》、《朝鲜志略》等；“史抄”者，如《两汉博闻》、《通鉴总类》等；“职官”者，如《历代职官表》、《百官箴》等；“时令”者，如《岁时广记》等；“诏令奏议”者，如《两汉诏令》、《历代名臣奏议》等。以上所列都是次要的史料，可为研究专门史的学者提供参考。 学术史 学术史是四库史部中没有的类别，但有些著作体系完备，内容专一，可作为学术史来研读，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 清朝初年，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算是一部良好的学术史。书中对明代各学派源流、代表人物和学说内容、观点做了系统的介绍说明，对王阳明学派的讲述尤其精彩。作者对各家的不同或相反的观点，都会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叙说。 此书完成以后，黄宗羲又打算写《宋元学案》，书未完成便去世了，后经全祖望、王梓材两次续编完成。相较而言，《宋元学案》的体例更为合理一些。每一个学案之前做了列表，详细说明词派师友弟子的关系。其次是各代表人物的小传，后面就是学术观点要义的摘编。 清朝是学术发达时期。记录前半期学术史的著作，有江藩的《清朝汉学师承记》和《清朝宋学渊源记》。记录整个学术发展历史的，有梁启超及现代学者钱穆各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还编了一本《清代学术概论》，可算作简读本。钱穆的学术史偏重宋学一派，叙述详细。梁启超的学术史相对比较全面，他对汉学家的考证工作万分钦佩，对自己所属的今文派叙述得尤其精彩。 史评 史评包括三类著作：史学方法论、史论、史的考证。 史学方法论，即评论作史方法的，如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史论，即借史实的讨论来表现作者对时事的意见，如王船山的《宋论》、《读通鉴论》。 史的考证学，即以考证史书间记载的异同，论述各时代史实的特点，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 史学方法论的著作，是关于史的本身的讨论，是我国固有的学科，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史论，可以了解那些评论对象的内容，也可把它当作研究作者思想的资料。史的考证学对了解史实及选择阅读的史书都有很大的帮助。 刘知几是唐朝的史官，根据他的专门研究及工作经验，著有《史通》，详论作史的方法，分内外篇四十余篇，有独到的见解和犀利的批评。内篇开始的两篇《六家》、《二体》，分析了唐以前史书的六种体例，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其中《左传》和《汉书》可以为作史的标准。他认为，这六家正代表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通古纪传、断代纪传的六体。他所选择的就是编年与断代纪传两体。 刘知几认为，《春秋》虽然是按年月次序，但内容过于简单，如同大事年表一样。《史记》和《汉书》虽然同是纪传体，但《史记》是通史，对秦以前的历史记述不详，同时它所依据的经、子、史的古书多流传于世，所以《史记》不太完备，条理性不强，又和其他的书多有重复，不如断代史的《汉书》完善。 刘知几提倡断代史，这是他站在史官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历朝官修史书，都觉得断代史更为方便，内容详细完备又不至于重复。刘知几主张要记载事实的真相，不赞同因个人褒贬而歪曲事实的春秋笔法。他有疑古的精神，对《论语》、《孟子》等诸子书都认为不甚可靠。 章学诚曾过着游幕生活，修过地方志。他的《文史通义》分内外篇。内篇兼论文史及一般的学术，外篇专论方志。他的论史观点可归纳为四点：第一，六经皆史。第二，史家分记注和撰述两种。记注是搜集并保存史料的，撰述是史书的著作。第三，通史一体，足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史记》及郑樵的《通志》。第四，史学须分科，注意地方史的编修及史料的保存。 中国史书自《春秋》起，就有以史为鉴的立意。朱熹的《通鉴纲目》把三国时的刘备作正统，也是一样的道理。而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王鸣盛等都主张照事直书，不加褒贬，这可说是科学的治史态度。 历史哲学 汉朝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是历史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次是宋朝邵雍所著的《皇极经世》。董仲舒是用阴阳五行之说来解释整个宇宙的，他把阴阳五行的理论应用到历史的变化上，就创立了三统循环的学说。 董仲舒认为，世运有黑统、白统、赤统，循环交递，周而复始，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即三统的象征，继周的统治者应该为黑统。历代帝王创建新朝，都须改正朔，易服色，就是表示天命的改变，这和三统论有关联。 邵雍的《皇极经世》，说天地之终始为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这样算来，一元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告终，天地坏灭，此后就是一番新天地，重新开辟。这样的推算，结合六十四卦，就是由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的数目推算出来的。他又说现在的世界，正如已开的花朵，虽然正盛放，却已显出衰机。所以他认为尧舜时代是黄金时代，此后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清末的康有为根据《公羊传》春秋三世之说而提倡进化观，认为世界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 新史学 新史学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强烈地冲击了传统历史观念。 著作中，新史家认为，过去史书是写给帝王或贵族等少数人看的。现在应以全民为读者对象。过去史书是为死人而作的，如帝王纪传、私家墓志家传等都是颂扬死人功德，现在应为生人而作。过去为警戒后世，往往记录失真，现在应以客观记述为主。 同时，史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张。过去史外无学，天文、历法、官制、刑法……史书里无所不包，后来专门研究发展，渐渐成为独立学科，因而历史范围应当缩小。例如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从《汉书》一直到《明史》，总不厌其烦地记载那些星座运行，这些都属于天文学的范畴，史书不应容纳。史书所应记载的是天文学史，比如何时发现中星，何时发明岁差，关于恒星、行星的辨别，盖天、浑天的争论都有哪些观点发展，等等，这是天文史应该记载的。如此，历史书既可以把各科学术还给那些学术本身，同时又记载了每种学术及一切文化事业的发展历程，因而这收缩也是扩张。 新史家们还认为，过去史书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大体都是片断性地记录，或缺乏同一时间发生事件的联系，或没有前因后续的发展联系。史家缺乏创新意识，现在应大胆进步突破。过去注重人名、地名的记载，偏重政治或影响格局的大事变，现在应关注一般人物、事物的变迁历史。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可作为新史学的代表。他的史观有些方面虽不免旧俗，但治史方法确是科学的，可说是新史学的开路者。 在新史学者们的努力下，在清末民初，史学的工作获得了初步的业绩。 史料方面。删除过去帝王起居注一类的史料，另外发现许多新的史料。 殷墟甲骨文及古器物的发掘。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都有研究报告。如王国维的《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实了《世本》和《史记》中殷商帝王谱系的真实性。 西域考古的发现。罗振玉曾据此编成《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及《鸣沙石室佚古续编》。 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首先是罗振玉在京城的市场中发现。一批档案已当成废纸卖掉，将运往造纸厂化作纸浆。罗振玉重金收买，编《史料丛刊》十册。另一批还没卖掉的被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整理，编成三集《明清史料》。 各民族文字的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民族文字已经泯灭，现在的人已经不能通晓。如辽、金、西夏文，随着北方各处石刻及地下发掘，逐渐被发现，还有西北各地的佉卢文、回鹘文、粟特文等。有关西南边疆民族的文字，有丁文江整理编辑的《爨文考释》一书。 研究工具的丰富。如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解剖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等科学，都为史料的鉴别提供了便利。 史学著作的突破。五四运动以后，以疑古精神为中心的国故整理运动，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尽了一种开辟道路的职责。 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学科的知识它全部需要。因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顾颉刚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部助教 [book_title]地理 在先人们留下的文献中，最早出现“地理”一词的是公元前四世纪成文的《易经·系辞》，里面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文句。在中国古代，人们常把“天文”与“地理”并论，认为天文加地理是有关自然界的全部知识。东汉思想家王充对天文、地理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的解释是：“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 中国先民们很早就开始描述自然。在山东莒县大汶口出土的一个距今约四千五百年的陶器上，画着由太阳、云气和山岗组成的象形文字。《尚书·尧典》中有关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记述。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对某些地理现象已有一定的观察和认识。 西周时召公曾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既然以“防川”来作比喻，可见人们已注意到对江河灾害的防御。《诗经》中出现山、阜、丘、陵、穴、谷、岵、冈、原、隰等十多种陆地地貌类型名称，洲、滨、澳、沚、渚、浒、浦等多种流水地貌类型，并且注意到不同环境生长有不同植物：“山有榛，隰有苓”，“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 战国时，秦国蜀守李冰主持修筑都江堰。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离不开地形和水文知识的掌握及测量地势高低的方法。《吕氏春秋》一书记载了两百多年间水旱的情况，载有雨、雹、雷、霜、雪等灾害共十三次。 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汉字基本成熟。地形、地物有了文字的记述和图形的表示，地理知识得到迅速增长和积累，在地形、物候、水文、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地图和地理区划方面已有不少成就，对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有精辟的讨论。 战国以后，这些自然地理知识逐渐形成中国特有的“方舆之学”，也就是风水学，是古代学者研究“天人合一”之道作用于地球表面或地球内在系统的理论。风水学一类的书籍名目经常能看到“地理”一词，如《地理琢玉斧》、《地理啖蔗录》、《地理五诀》、《地理四弹子》、《地理囊金》等，此处的“地理”可看作“风水”的别称。 由上可知，中国古代“地理”一词和现代的“地理”概念是不同的。以现代意义上的“地理”来看，古代较早描述相关内容的书籍有《尚书·禹贡》和《山海经》等，主要探索关于地球形状、大小和有关地球数据的测量方法，或对已知的地区和国家进行描述，这样的书籍中并不会使用“地理”这一词汇。 《禹贡》与《山海经》 东汉以前，已有两部区域地理名著问世—《尚书·禹贡》和《山海经》。 我国地理学书，一般人都以《禹贡》为第一部地理学著作。《禹贡》全文仅一千多字，篇幅虽小，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中的大一统政治蓝图。这在现代看来，《禹贡》一书记录了很多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知识，称得上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 与《禹贡》大约同时的《山海经》，也包含了许多地理知识。《山海经》由《山经》（《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以《山经》部分的地理价值最大，记载有四百多座山。《山经》以“山”为纲，先按方位分为中山经、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和东山经五大区，每一区又分成若干山系，每一山系都以方向、道里把一个个山岳连接起来，对每一山岳都记述位置、水系、天然动植物和矿产资源。当然，记录并非完全准确。此外，与开“征实一派”的《禹贡》不同，《山海经》属“幻想一派”，丰富的地理素材附丽于神话传说之中，多少减弱了其科学性，因而其学术价值不如《禹贡》。 《禹贡》和《山经》都是地理著作，但都未以“地理”命名，且体例也不相同。到了东汉班固著《汉书》，其中有一篇以“地理”命名的篇目，即“地理志”。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地理学开始形成。这个时期，中国地理学在疆域地理志、地图、水系、域外地理和方志等方面取得较大成就。 《汉书·地理志》 《汉书·地理志》由三部分组成，卷首收录《禹贡》和《职分》二篇，卷末有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作为附录；最重要的是第二部分，为班固所作，这部分以记述疆域政区的建制为主，记载有一百多个郡（国）和郡所辖的一千五百多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及户口、山川、物产和名胜等情况。为地理学著作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疆域地理志。在地质方面，它记录有关郡国的矿产，以及管理矿产的铁官、铜官、金官、盐官所在地，对主要河流、湖海也有较详细的记载。这对研究西汉的矿产资源的开发情况有重要意义。 在《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下，后世同类型的著作不断涌现，例如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地理志的共十六部。自唐代以后编修的历代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和元、明、清的《一统志》等，都是疆域地理志性质的著作。宋代以来，大量增加的地方志，如各府志、州志和县志等，也都不同程度受到《汉书·地理志》的影响。 《汉书·地理志》的写作，是在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形势下出现的，也为统治者所需要。它的出现，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它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影响，后世地理学对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态与发展规律的探索没有更多深入的研究，甚至完全忽视，地理学更多地偏向历史学方面的内容，这和《汉书·地理志》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体制有一定关系。 由于历代编修的疆域政区地理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传统特色。如果这种传统可以称为体系的话，那么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形成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水经注》 约在三国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专记水道的著作《水经》。作者为桑钦。《水经》继承和发展了《禹贡·导水》的记载，由《禹贡》所记三十五条河流增至一百三十七条，丰富了中国水系分布的知识，但内容仅一万多字，记载相当简略，缺乏系统性。北魏的郦道元为弥补前人的不足，把实地考察所得和前人著作中的相关记载汇集起来为《水经》作注，完成了名著《水经注》。《魏书》卷八十九说：“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除《水经注》外，郦道元的其余著作都已亡佚。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州（今河北涿州）人。仕途坎坷，终未能尽其才。他博览奇书，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道，后利用在各地做官的机会进行实地考察，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城以南广大地区，考察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 他继承了先贤对水重视的传统，认为水流是“万物无所不润”的客体，决心为《水经》作注，将河流的记载补充增加到一千多条，对每条河流的源流、脉络和所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及其历史事迹，都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是当时对陆地水文知识的一次大综合。 注中除记载水道变迁沿革外，还记载了两岸的山陵城邑、风土人情、珍物异事。涉及的地域范围，除了基本上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作为其撰写对象外，还涉及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凡北魏以上的掌故、旧闻都可以得到考证，被后世学者赞为“其注水经，妙绝古今”。其中一些记载至今还有参考价值。《水经注》文笔隽永，描写生动，也可作为一部优美的山水散文汇集来欣赏。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沈括所著的笔记体著作，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其价值非凡，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的科学成就。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北宋浙江杭州钱塘县（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祐（一〇五六年—一〇六三年）进士，后任翰林学士。精通天文、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气象学、地理学、农学和医学。神宗时参与王安石变法运动。 “梦溪”是沈括晚年归退后，在润州（今镇江）卜居处“梦溪园”的园名，也是在此处沈括完成了《梦溪笔谈》一书。书中有三十多个条目涉及自然地理、测量、地图制作等。沈括以其丰富的阅历，撰写了有关山川、地名沿革与考辨的条目，为研究自然地理提供了宝贵史料。 在气候方面，沈括指出：“岭峤微草，凌冬不凋；并汾乔木，望秋先陨；诸越则桃李冬实，朔漠则桃李夏荣，此地气之不同也。”道出了气候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规律。 在自然环境变迁方面，他根据化石解释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他说：“予奉使河北，边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千里，所谓大陆者皆为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他的这段话对华北平原的成因做了较为精辟的论述。另外，他还认识到潮汐和月亮在时刻上的对应，强调月亮是潮汐形成的主要原因。 在制图方面，除编修了《天下州县图》，他还用面糊、木屑、熔蜡为材料制作过地形模型。 在矿物方面，他最早记述了石油的性质、用途，把当时所称的“石液”定名为“石油”。 在地质方面，在考察了温州雁荡山独特地形地貌并分析其成因之后，沈括指出：“原其理，当是为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这种“流水侵蚀作用”的认识是十分正确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曾撰文《北宋沈括对地学之贡献与纪述》，高度评价《梦溪笔谈》在地理学方面的重要贡献。 《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是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世传本有十卷、十二卷、二十卷等数种。主要按日记述作者一六一三年至一六三九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做了详细记录，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卓有成就。 徐霞客原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出身于江阴。幼年好学，博览图经地志。因见明末政治黑暗，专心从事旅行。二十一岁开始出游，足迹北至燕、晋，南及云、贵、两广，旅途中备尝艰险。其观察所得，按日记载。 徐霞客去世前托其外甥季梦良（字会明）整理原稿，季会明、王忠纫将游记手稿编辑成书。他去世后，清军进攻江阴时，季梦良帮助守城，全家被杀，游记手稿大部分被焚于兵火，季会明、徐李寄收集残存的抄本编辑成《徐霞客游记》一书。 徐霞客的出游大至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北登恒山，南及闽粤，东涉普陀，西攀太华之岭，偏重搜奇访胜，写下了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嵩山、华山、五台山、恒山等名山游记十七篇；后期的西南地区之行，则在探寻山川源流、风土文物的同时，重点考察和记述喀斯特（石灰岩）地貌的分布及其发育规律。 对喀斯特地貌类型的分布和差异，《徐霞客游记》中有详细的考察和科学的记述。仅在广西、贵州、云南三省，徐霞客亲自探察两百七十多个洞穴，且有方向、高宽、深度的具体记载，并初步论述了成因。他的这些考察研究，比欧洲最早研究喀斯特地形的爱士信尔早了一百多年。徐霞客对地热现象的详细描述在中国也是最早的。他调查了云南腾冲山的火山遗迹，科学记录与解释了喷发出来的红色浮石的产状、质地或成因。 另外，徐霞客纠正了地理文献中的一些错误，如否定《尚书》以来流行一千多年的“泯山导江”说，肯定了金沙江是长江上源，还正确指出河床坡度和侵蚀力成正比。植物学方面，他明确提出了地形、气温、风速对植物分布和开花早晚的各种影响。 徐霞客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上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特别是有关喀斯特地貌的详细记述。经后人编辑成约六十余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不但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所到之处的人文地理情况作了不少精彩的记述。被誉为“千古奇书”。 域外地理 中国古代域外地理的知识，萌发于先秦，奠基于西汉。 西汉卓越的探险家、外交家张骞曾多次出使西域，分别到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和身毒等地，了解到今中亚（锡尔河、阿姆河、伊犁河一带）、西亚（伊朗高原、两河流域一带）和南亚（印度一带）的地理情况并写有书面材料。《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等提供的材料写成，它们是记载中亚和西南亚最早的地理专篇，对西域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城镇交通、水文、气候以及相互间的距离等都有所介绍。 东汉的班超又奉命出使西域，后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至波斯湾受阻。这是中国旅行家第一次到达波斯湾头。班超的儿子班勇继父志出使西域，几乎一生都在西域度过，写有《西域记》一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通并未因国内长期的割剧局面而中断，相反的却由于通商贸易的发达和佛教传播的兴盛，使某些地区中外交往至为活跃，从而促进了这些地区边疆域外地理知识的发展。 东晋时，僧人法显于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从长安出发，西行越葱岭，再南下到印度，在印度居住多年，然后取道海路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回国。《法显传》描述了他所到地区的地理情况，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亚的第一部旅行记。 唐代名僧玄奘西行求法，用了十八年的时间，历经一百一十多个国家，行程五万余里。回国后按其口述编成《大唐西域记》，全面介绍了所经诸邦的面积、都城、气候、地形、水利、物产、交通以及风俗习惯等，可谓“推表山川，考采境壤，详国俗之刚柔，系水土之风气”。另外，《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广州通海夷图》详述了从中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程。 到了宋代，罗盘用于航海，海上交通贸易更为发达。宋朝与日本间航行较为频繁，同时对南洋、印度以西的航行也极为发达。周去非和赵汝适搜集当时地理资料分别写成《岭外代答》和《诸蕃志》，涉及南海、东南亚、南洋群岛、南亚、西亚、非洲和西班牙等广大地域。 元代时，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常德等出征、出使或旅行于西域各地。周达观从海上去柬埔寨，汪大渊去南洋诸岛、印度洋沿岸、东非各国。这些人写的游记都是重要的地理文献。 明代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南洋诸岛、印度、阿拉伯、东非等几十个国家，船员最多时近三万人。随行的马欢、费信和巩珍记述了这七次航行的盛况和见闻。马欢的《瀛涯胜览》记载了十九国，费信的《星槎胜览》记载了四十国（其中亲见二十二国），巩珍的《西洋番国记》记载了二十国的风土人情。最后一次航行制作的《郑和航海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的蒙巴萨，图中收入了五百多个地名。 地图成就 中国古代地图学是建立在平面制图的基础上，战国到西晋是中国地图学理论的形成时期。现代已发掘的这一时期的地图，有出自河北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的《兆域图》、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中绘于木板上的战国末期地图，及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地形图和驻军图等。 西晋时，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制图理论家裴秀。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自幼好学，知识渊博。出身官僚世家，官至司空，接触到不少地理和地图资料。他编制了《禹贡地域图》和《地形方丈图》，并总结了“制图六体”，被誉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 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广泛用于战争和国家管理。秦汉以后损失严重。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裴秀立意制作新图。他领导和组织编制成《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这是中国和全世界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历史地图集。为便于应用，他还将一幅篇幅过大（用绢八十匹绘制）的《天下大图》缩制成以寸为百里的《地形方丈图》，图上载有名山都邑，为军政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裴秀在地图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建立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他根据前人的实践，总结出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即“制图六体”：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和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前三点讲的是比例尺、方位和路程距离，是最主要的普遍绘图原则；后三点是因地形起伏变化而须考虑的问题。这六项原则是中国最早的制图理论，直到清初，都是中国制图学者所遵循的准则。 此外，唐代的贾耽用朱墨二色分示古今地名编制的《海内华夷图》传世了五百年。北宋沈括编制“二寸折百里”的《天下州县图》二十幅，是当时最佳的全国地图。同时还有《南北对镜图》、《混一图》等地图。元代的朱思本绘制了长宽各七尺的全国地图《舆地图》二卷。明代时传入了西洋地理学，有利玛窦、艾儒略等人的著作。清康熙年间，政府派西洋教士测绘《皇舆全览图》，十年而成；乾隆年间制作《乾隆内府舆图》。上述地图都是具有国家级分量的图籍。 [book_title]诸子 诸子之学等等学问中，其言天道之部分，即约略相等与西洋哲学中之形上学，其言性命之部分，即约略相等于西洋哲学中之人生哲学。但西洋哲学中方法论之部分，在先秦诸子之学中尚有与约略相当者，此后讲此方面者，在中国可谓绝无仅有。 —冯友兰 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诸子的学术派别 古代尊称男子为“子”，各派学术著作也多称“子”，如《孟子》、《庄子》等，大概这样的著作，多是由弟子们记述为师的言论编辑而成。书中常用“子”来作为对其师的尊称，于是后人就用这个人名的“子”来做书名了。 刘歆、班固的群书分类中有“诸子略”一类，包含九流十家，大部分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著作。能入“九流”的九家各有它的理论体系，九流之外的小说因没有什么特别理论，只能算是九流中作通俗化运动的或民间讨论学术的零星著作。比如《虞初周说》九三四篇，东汉学者应劭认为“其书以《周书》为本”。《周书》是一种史书。《虞初周说》大概就是集合民间传说而写成的一部“周书演义”。又如《宋子》一书，是宋牼所作。宋牼的为人“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庄子·天下》），他极力陈说见侮之并不足为辱，以消灭人们的斗争心，并宣传反战思想。其理论和行动与墨子很像，而宣传方式较为通俗，大概是用了很多民间故事做材料。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小说家书没有一部流传后世，其他九家著作，多少都还流传着一些，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儒、道、墨、名、法五家，这五家的哲学思想较为突出。杂家著作最重要的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是集合几派学者编写的，包含多种思想，从中可以得到各派思想的补充说明。阴阳家的著作已经失传，别家的著作中会有零星介绍，特别是术数—关于自然现象的占验和卜筮、方技—医药这二“略”的书，还有部分兵家书，无不是依据阴阳家的理论。比如《黄帝内经》，是医家假借黄帝的名义写的病理书，就包含着阴阳家学说的应用方面。 阴阳家学说包含哲学上的宇宙论和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又发展为解释社会现象的历史哲学。儒学也受了阴阳家的影响。儒家在孔子时代本来不谈宇宙，也没有天人合一的理论，到战国时采用阴阳家的学说才开始大谈宇宙万物。子思、孟子发扬五行旧说，多少也和阴阳家有相互的影响。汉朝的大儒董仲舒以及那些著述谶纬书的人，其观点更是完全融入了阴阳家的学说。 纵横家是春秋战国时代在国际间活动的策士和外交家，他们讲究纵横捭阖的手段和高超的语言技巧，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苏秦和张仪。孔子弟子子贡也相当著名。纵横家流传的著作有《鬼谷子》，但最能展现纵横家风采的首推《战国策》。 农家也是九流之一，除了讲求农业技术外，也有自己的理论总结。在经济上主张重农，政治上主张打破劳力、劳心的界限，废除统治、被治的分别。被孟子认为是神农代言人的许行，倡导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理念，反对“厉民而以自养”。许行的学说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 儒家，也称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地区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孔子 儒家开派大师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出生在鲁国昌平乡的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境鄹城）。他的祖先本来是宋国的公族，传到名叫孔防叔的这一代，才因避祸逃来鲁国定居。防叔生了伯夏，伯夏生了叔梁纥。叔梁纥晚年相识了一个颜姓女子（《礼记·檀弓》说孔子母名征在），才生下孔子，因之前曾到尼丘向神明祈祷，所以名丘。据说孔子刚生下时，头项中间是凹下的，因而字叫仲尼；家中排行第二，世人又称其“孔老二”。 孔子出生不久，叔梁纥就死了，葬在鲁城东面的防山。母亲年少葬夫，按照当时礼俗不能亲自去送葬，所以也不知道孔子的父亲到底葬在哪里。孔子还未成年，母亲也去世了，只浅浅地埋在路旁。后来经人指点找到父亲的墓地，才把母亲迁去与父亲合葬。 无父无母的孔子，早年生活既穷苦又没有地位。成年后，曾做过仓库管理员，进出账目记得又清楚又准确；也担任过管理牧场的小职务，场中的牲口养得肥硕壮实。为了生计，孔子做过很多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低贱的工作。他学无常师，曾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后来聚徒讲学，大约三十岁左右，有了最初的一批弟子。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广收门徒。当他做上鲁国的司寇时，已年近五十岁。 孔子运用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使齐国归还了以前侵占鲁国的田地，但又因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离开鲁国，开始周游于各国间。他在齐国受到排斥，转到宋、卫两国，生活也奔波不定，又在陈、蔡两国间遭遇困厄。据说孔子身高有九尺六寸，人家管他叫“长人”，而且以奇异眼光看他。在外颠沛流离十四载，年近七十岁时的孔子，被大夫季康子派人接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未受到鲁哀公的任用。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第二年冬，儿子孔鲤先他而去，两年后爱徒颜回亡故。孔子有所感慨：“昔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回也。”又二年，孔子逝世，终年七十三岁，被葬在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三年，子贡为孔子守坟六年。回首孔子的一生，苦难不止，奋斗不息。 孔子的伦理思想，主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仁”是根本。仁是爱人、救世的热情，以孝悌为基础，推爱己之心以爱人，推爱父母兄弟之心以爱一切世人。实行的方法则有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积极方面，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这样推己及人的仁爱，可以使五种人伦关系相互调整以达和谐，社会由此能安宁发展。同时在政治上能够推己及人，即由“亲亲而仁民”，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便能施行仁政，以德化民。孔子主张“以礼让为国”，凡在统治地位的一定要有道德，这与希腊柏拉图以哲学家治国的理想相似。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应用于逻辑学，便成了“问一以知十”、“举一隅则以三隅反”的演绎法。同时孔子也有归纳法的思想，如“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即注重观察事实。 在著述方面，孔子有诸多建树，他整理了《诗经》、《尚书》等古代文献，并删定《礼经》、《乐经》，为《周易》作序，还编修了鲁国史官所记的《春秋》，使其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 相传孔子先后有弟子三千人，其中著名贤人者七十二。现存的《论语》一书，便记载了他和这些弟子的对话问答，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史料。 自西汉以后，孔子的学说—儒学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世人认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赞誉其为“天纵之圣”、“千古圣人”，后世又尊称其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 颜子 颜子，即颜回，字子渊，春秋末鲁国曲阜人。十四岁拜孔子为师，终生侍师。在孔门诸弟子中，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历代文人学士对他也无不推尊有加。 颜子素以德行著称，严格按照孔子关于“仁”、“礼”的要求，“敏于事而慎于言”。故孔子常称赞颜回具有君子四德，即强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禄，慎于治身。他终生所向往的就是出现一个“君臣一心，上下和睦，丰衣足食，老少康健，四方咸服，天下安宁”的无战争、无饥饿的理想社会。 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只言片语，收集在《论语》等书中，其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后世尊其为“复圣”。 曾子 曾子，名参，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人。他在十六岁时拜入孔子门下，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同时，也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 作为后入门的弟子，曾子的思想学说比孔门其他弟子的学说成熟得晚，但他沉稳的性情与不懈的坚持，又使得孔子的学说得到了丰富与发展，比如“孝”与“礼”等思想就是在曾子时期发扬光大的。他说：“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 除了主张以孝为本、孝道为先的孝道观外，曾子还十分重视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他认为个人的修养与学习是分不开的，提出了“修齐、治平、省身、慎独”和“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他说：“我每天都要对自己的言行反省很多次，是否竭尽心力去帮助别人了？是否对朋友真诚相待了？对待老师传授的知识是否认真温习了？” 曾子也主张积极参与政治，但他的仕途和孔子一样，充满坎坷。于是，他退居故里，专心讲学，晚年仍坚持践行孔子的思想，做到老年著书、病中教徒、守礼至终三件颇具影响的事。他离世前对弟子说：“君子爱人，是要成全别人的美德，而小人爱人，则是没有原则的宽容，我能够合情合理地死去，还能有什么奢望呢？这就足够了。” 曾子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中。 子思 子思，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曾子，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子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后人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因而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 根据郭沫若等学者的考证，《易传》、《十翼》、《大学》和《中庸》一样，都是子思的思想。“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是《中庸》中的名言。意思是不论做什么事，事先有准备，就能得到成功，不然就会失败。中庸的学说反对“过”与“不及”，主张“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于行动和不行动之间找到一种均衡。以上所说的两点都是儒学传统中大量保福避祸方案的哲学概括。 子思哲学是观念论，他发展了孔子的演绎逻辑，而以主观范畴的“诚”为宇宙本体，建立了天道与人性合一的体系。在政治上以正心诚意为基本，构成修齐治平的一系列程序。他在《易传》中提出“阴阳不测之谓神”，在《中庸》上盛称“鬼神之为德，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又赞美孔子为天下至圣，可以配天，这几处文字，颇有宗教化色彩。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他出生的年代，恰逢周王朝的最后阶段：国家四分五裂，诸侯争霸。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孟母守节没有改嫁，对他要求十分严格，“孟母三迁”的典故就是教子有方的典范。 孟子师从孔子之孙子思门下，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一直是孔子学说和理想的强大支持者。他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仅游历于宋、滕、魏等国，还曾在齐国为卿。 孟子继承子思，与杨朱、墨翟两派作理论争辩。孟子主张性善说，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类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只要秉承这种天性，“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主张“存心”、“养性”的修养方法。和子思一样，孟子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自命是尧、舜、禹等上古明君的代言者。他主张以德治天下，提出了“仁政”、“王道”等观点。孟子理论上不讲功利，而标榜仁义，其实是以仁义为功利，如说“仁者无敌于天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能一之即能统一天下）等话，处处都说明行仁义的“好处”。他的这种政治主张就是所谓王道，王道是开明专制，故尊重民意，强调“民贵君轻”之说；王道又是保育政治，故说“保民而土”。对于人民生计，他主张实现井田制的理想，“薄税敛，深耕易褥”，使人民有“恒产”。以“野人”养“君子”。 《孟子》一书记录了孟子的语言和政治观点，是儒家的经典之作。其文章气势充沛，说理畅达，并长于论辩。孟子也终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因孔子是圣人，所以世人尊称孟子为“亚圣”，将两人的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后世儒家将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并称“五大圣人”。 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又称孙卿子，战国末期赵国人，自幼聪慧，学问很好，有“神童”的美誉。他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性善说”比较。此外，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荀子的学说与子思、孟子不同，认为人性是恶的，要用人为的方法教育训练，才可以为善。因此他很注重礼乐，注重教育，荀子书中的《礼论》、《乐论》、《劝学》诸篇，为大、小戴《礼记》所采用，可以证明他在儒家中地位的重要，但自宋儒尊孟黜荀以来，一般人都不研究荀子。 荀子的无神思想比孔子更进一步，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在《天论》篇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对以后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等都继承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荀子晚年积极从事教学和著述，主要思想都反映在《荀子》一书中。其文章论题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有很强的逻辑性，对后世说理文章有一定影响。其中五篇短赋，开创了以赋为名的文学体裁，对汉赋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因为荀子是第一个使用赋的名称和用问答体写赋的人，所以，后人将他和屈原一起尊称为“辞赋之祖”。 道家 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以“道”为世界的最后本原，所以称之为道家。主张“惟道是从，道法自然，无为自化，道生法”。 道家创立于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开始发生分化，形成老庄学和黄老学两大不同派别。前者的思想以《老子》、《庄子》、《列子》为代表，后者的思想以《管子》中的《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四篇，一九七三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经法》、《原》、《称》、《十六经》四篇，及《淮南子》为代表。 老子 道家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世人又称老聃，楚国人，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也就是图书管理员。著作有《老子》五千言，世称《道德经》。据考证，该书由战国时的环渊整理老聃的讲话而成。 老子认为，宇宙的本体是“道”或“天”，是自然的物质，又指出“反（矛盾）者道之动”，运动过程分成几个阶段，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事物都有它相对的一面，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等。又因强弱、刚柔、动静而相互转变，所以，老子主张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静制动。 他对于社会的评判，认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又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政治上，主张君主以民为本。百姓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所在，是达官贵族得以存在的根本；无民，则国家无政权可言，是以有“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的观点。 谈到治事方法，老子主张“无为”，即认为人类做事必须遵守自然的规律，不可违犯自然规律，任意妄为，所以又说“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这些思想都是比较客观的，但同时他又主张静止，主张无中生有，主张复古，主张无知无欲，主张柔弱、不争，因而有着消极退让的人生观。他常劝人要知足，强调“不争”的好处。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他认为，最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水，泽被万物而不与之争夺名利，停留在众人不喜欢的地方，却更接近“道”。所以，上善的人要像水那样安于居下，不与万物发生矛盾、冲突，只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才是最为谦虚的美德。 有关老子思想的书，王弼注本及魏源《老子本义》本较好。杨树达辑诸子论老子的话而成的《老子古义》，也是比较好的参考书。 继承老子哲学的，主要是关尹、列子、杨朱和庄子，《吕氏春秋·不二》篇评论说“关尹贵清，列子贵虚，杨朱贵己”。 关尹 有学者认为，环渊就是关尹子—老子当年出函谷关时的守关人，也是道家的重要人物。关尹子，姓名已不可考，“关尹”是其官职，他的学说在《庄子·天下》篇中有所反映。关尹认为，人的认识必须像水或镜子一样，采取纯客观主义的态度。 列子 列子名御寇，战国时期郑国人，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人，行事一向低调，有所谓“子列子居郑圃，四十年人无识者”，所以历史上的事迹也很少。列子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 列子与杨朱的学说，现在都只能从晋朝人托名编撰的《列子》一书中去寻找。列子指出天地之初是一混沌的实体—“太一”，太一变化而生万物，完全是机械的运动，是有必然性的，又提倡无欲无我的客观主义，即“贵虚”。 孟子批评列子是“为我”主义，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因为列子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 杨朱，战国时期魏国人，生平已不可考。在当时各家的著述如《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他的行踪多在鲁、宋、梁一带。据《庄子》记载，他曾经见过老子。其活动的年代，比墨子稍后，而又早于孟子。有的说他是老子弟子，或是道家的别支。杨朱的学说在当时相当著名，但早已散佚不存。 杨朱是一个无神论者，否认人死后还有灵魂的存在，他认为“道”是活动的自然力，表现在人类中，就是嗜好情欲等，主张“全性保真”，满足人的自然欲望，这一观点与希腊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很相像。荀子及韩非子都有评判杨朱的话。 庄子 庄子，本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人。他一生的事迹，流传下来的很多，但可以考证的很少。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 庄子与老子并称“老庄”，而思想不尽相同。两人都尊重自然力，这是道家的根本思想，但老子尊重自然，是主张随顺自然之理以行事，治国主张无为而治，对于抗敌，主张先以弱自处，都是入世的态度，所谓以无为有，以退为进。 庄子因尊重自然力而主张委心任运，随心自由，任凭命运的摆布，这发展了老子思想的消极面。庄子不能将有和无统一起来，因此把现象和本体分隔开来。他认为，现象世界所谓大小、贵贱、寿夭等的范畴，都因比较而产生，即相对而言的，实际上是没有的。如此，现象世界虚幻不实，那么，个人所应把握的就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既没有界限差别，也没有神主宰的“道枢”了。这样看来，庄子的世界观就成了唯心主义，它和佛教大乘所谓“空”的原理相似，所以清朝学者章太炎曾用佛学理论来解《庄子》，作《齐物论释》。 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想象瑰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寓言故事的形式富有幽默讽刺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影响很大。他和门人以及后来学者整编的《庄子》一书，被道教奉为《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都是不错的释本。 老子和庄子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祖述老庄”，融合了儒、道两家，很多名儒也从这时开始研究老庄思想。此外，道家哲学还深深影响到中国道教与佛教两大宗教哲学思想的发展。道教奉老子为太上老君，奉《道德经》为道教基本经典；奉《庄子》为《南华真经》，并且用老庄哲学来论证道教的神仙学，建立道教的宗教哲学。两晋时期的佛教般若学，则更是佛玄结合的产物。 墨家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下层民众与商人中间的一个派别，带有宗教性质，他们的领袖称为巨子，巨子对其门徒执行严格的纪律。 墨学开派大师是墨翟，世称“墨子”，关于他的出生地，一直都有争议：《史记·孟荀列传》说他是“宋之大夫”；《吕氏春秋·当染》认为他是鲁国人；也有的说他原为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 出身平民的墨子，自称“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可见，他属于当时的“士”阶层，但他又承认自己是“贱人”。墨子始终保持着劳动者的本色，甘于清贫，乐于奉献，具有相当丰富的生产工艺技能，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 墨子站在新兴商人及大众的立场，所以主张短丧节葬，反对奢侈娱乐的贵族生活，反对那种容忍不良现状的命运观念，反对侵略性的战争，主张打破家族观念而博爱人类，主张选用贤能而废除世袭贵族的统治，主张集中意志（尚同）而形成和平的大一统。这些观念多与儒家不同。 墨子主要在鲁国活动，又生活在孔门学说盛行的时期，所以他的思想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联。他曾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尚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他渐渐不满儒家“礼”的烦琐，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讲究祭礼丧礼。他说：“不信鬼神，却要学祭礼，这不是没有客却行客礼吗？这不是没有鱼却下网吗？”最终，他舍弃儒学，另立新说，聚徒讲学，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 墨家与儒家的根本不同，在于两家的哲学方法和逻辑。儒家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墨子的方法却恰与此相反，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比如，造一所房子，墨子先要问为什么要造房子。知道了“为什么”，才能知道“怎样做”。知道房子的用处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才会知道该怎样布置构造，使其能避风雨寒暑、分别男女内外。 墨子认为，当时的社会之所以那么混乱，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人们不“兼爱”，一个是天下人没有正确统一的思想为指导。所以，他在政治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墨子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不会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其中，“非攻”的思想，也反映了当时百姓反对战争的意向。 墨子的弟子众多，他们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大多刻苦耐劳，热心救世，团结坚强，曾因反侵略而参加抗战，对于军事、兵工的专门学问很有研究。墨子书中的《备城门》等篇，都是谈军事的。 在春秋战国之际，墨学是唯一能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相抗衡的“世之显学”。但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的两千年里，墨学竟渐渐淡出世人视野，几于消亡。墨学的消沉，大概是因为它偏于实用而缺乏形式工夫（如礼乐），即荀子所谓“蔽于用而不知文”的缘故。另外，墨家因为没有“天堂”、“来世”的想象，也不能形成一种长期存在的宗教。 墨家有《墨子》一书流传，墨子的学生对他思想言论的记录，现存五十三篇。全书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篇，是墨子思想的集中反映。清毕沉有校本，孙诒让的《墨子间诂》集清代研究墨学者的大成。 或许是因为出身的关系，墨子的思想总体而言，可以看成一种平民哲学。墨子在他的体系中，始终以下层的普通民众作为原点，进而衍生出其他。墨子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作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 在墨子看来，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为依据。对于学习得到的知识，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这种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方法，使得墨子的认识论在我国古代哲学领域里独树一帜。 别墨及名家 墨子书中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篇，是墨家中一派所谓“别墨”的著作，其中包括名学、数学及旁的科学知识，通常称为《墨经》。梁启超著有《墨经校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也有若干说明“别墨”是墨家中专门研究名学的，在这里，我们与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一起介绍。 名学即现在所说的逻辑学，也称论理学，是各种学术用以论证自身正确性的工具，所以周秦诸子都讲正名之学。与墨家展开辩论的儒家代表荀子就精于名学。除《墨经》中所讲的论证方法，墨家还有“三表法”。《汉志》列于名家的《邓析子》及《尹文子》，其实是法家兼名家的思想。纯粹讲逻辑学的名家，首推惠施与公孙龙。 惠施 惠施，即惠子，战国中期哲学家、政治家、辩客，名辩思潮中“合同异”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已经全部散失了，主要学说散见于《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吕氏春秋》、《说苑》等书。此外，他的好朋友—庄子的一些著作里也有提到他的思想。 主要在魏国生活的惠施学识很渊博，魏惠王经常听他讲学，钦服于他的博学，拿他与管仲相比。惠施对魏惠王也很忠诚，作为合纵抗秦的倡导者，他在各国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常被魏惠王派到其他各国处理外交事务。 后来张仪来到魏国，为秦连横的策略，说服魏惠王一起进攻齐楚。惠施因与其政见不合被迫离开了魏国。他先到楚国，又回到家乡宋国，在那里结识了庄子，与之交游甚好。后来魏惠王离世，张仪失宠离开，他又得以重回魏国。 古书记载，惠施为魏国制定了很多法律，但其著作散失没能流传下来。《庄子·天下篇》用“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来形容惠施的知识渊博，藏书也很多。成语“学富五车”便是由此而来。 惠施十分善辩，常与庄子讨论问题，其中，濠上观鱼的故事，就是两人的著名辩论。 庄子与惠施交游于濠水的桥上，看见水中鱼儿悠然戏水，便说道：“你看鱼儿在水中多么快乐呀！” 惠施反驳道：“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不快乐？” 庄子回答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快不快乐？” 惠施很机敏，立刻利用庄子的逻辑反驳庄子：“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的想法，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你也不是鱼，所以你也不可能知道鱼是否快乐。我们没必要再争论下去了！” 辩论到这里，庄子本已无话可说，因为惠施用的正是庄子的论据。然而，庄子突然话锋一转道：“那我们就再回到刚才的对话，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快不快乐？’既然你这样问了，你便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是快乐的了，否则怎么会这样问呢？那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在这濠水桥上知道的！” 这则故事被记载在《庄子·秋水篇》里。惠施死后，庄子曾感慨世上再无可言之人…… 惠施主张广泛地分析世界上的事物，认为在广袤无垠的宇宙里，任何时间、空间上的差异都是微不足道的，万物的相同和相异都是相对的，是在不断变化的，看似相异的对立之中有着同一性，这便是“合同异”。 为此，惠施提出了“历物十事”等命题来进行论证。《庄子·天下篇》记载了这十个论题，后世称之为“惠施十事”。比较著名的有：“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惠施说的“万物毕同毕异”，是指万物各有一个“自相”，例如一胎里生不出两个完全一样的兄弟；一棵树上开不出两朵完全一样的花；一朵花上找不出两片完全一样的花瓣……这便是万物的“自相”。 有自相，所以“万物毕异”，但万物却又都有一些“共相”。例如男女有别，却同是人；人与禽兽有别，却同是动物；动物与植物虽有别，却同是生物……这便是万物的“共相”。有共相，所以“万物毕同”。 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惠施的这一思想与庄子“齐万物为一”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整个名辩思潮的发展来看，惠施与一般只着眼于社会政治伦理问题研究和只停留于思维形式研究的诸家不同，他是先秦时期注重研究自然，具有科学精神的思想家。他注重从事物的联系和发展来看待事物的差异，发现差异的相对性，这对当时以静止观点看待事物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不小的冲击，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他过分夸大了事物的同一性，忽视了个体的差别和相对稳定性，因而又走向了哲学的另一个极端—相对主义的错误。 公孙龙 与“合同异”相对，“离坚白”是战国末期名家另一派的观点。“离坚白”就是将“坚”与“白”两者相分离。公孙龙是这一学说的代表人物。 公孙龙，赵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辩者、逻辑学家，与惠施齐名。他曾在平原君赵胜家当门客，与同时期的邹衍辩论过，后被“邹衍不辩”弄得很尴尬。公孙龙还曾到过魏国，与公子牟论学。 公孙龙本人不仅善于辩论，还善于“劝人”，据《吕氏春秋·应言》记载，他曾劝说过燕昭王偃兵。这或许是受到墨家“兼爱非攻”思想的影响。 “离坚白”来自公孙龙的一篇文章《坚白论》。说有一块坚硬的白石头，用眼睛看不到石头是坚硬的，只能看到石头是白色的，即“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所以“无坚”；用手去摸石头，摸不到石头是白色的，只能感受到石头是坚硬的，即“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所以“无白”。 进而他指出，看到白时感觉不到坚，感觉到坚时看不到白。坚在未与石物结合时，必定独立的，是“坚”并自藏着的；白在未与石物结合时，也必定独立的，是“白”并自藏着的。由此推论，“石”中之“坚”、“白”两种属性不可并存，是两个相分离而独立自藏着的概念，不能同时联系在一个具体事物之中。 其实，“离坚白”与“合同异”，都是当时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认识，只是“离坚白”强调事物的差异性。 公孙龙得以著名于世，是因为他力倡“白马非马”之说，并与儒家的孔穿﹑阴阳家的邹衍等人进行过辩论。 白马非马，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命题，但公孙龙却巧妙地论证了这个命题的正确。他认为，事物和概念都是有差别的，所以概念与概念之间是绝对没有联系的。“马”是指马的形状，“白”则是指马的颜色，颜色当然不能说等同于形状了，所以“白马”也就不能等同于“马”。如果一个人要买马，当然买什么马都行，而如果一个人要买白马，那就不是任何马都行，必须是白色的马了。由此可见，白马非马。 这一论证的合理性在于，公孙龙看到了“白马”和“马”是不同的概念，两者存在着特殊和一般的差别，但由于他过分夸大这种差别性，而看不见概念反映事物的同一性，这一命题也就成了形而上学诡辩论的代表。 在庄子看来，公孙龙花言巧语、能言善辩，但“白马非马”这样的辩论，没有实际的意义，不仅自身存有很大的逻辑问题，还把语言本身遮蔽掉了，最后只能越辩越糊涂。 客观地说，公孙龙的哲学思想和这些诡辩故事，是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他能看到作为事物属性的一般，是某一类事物所共有的，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其得出的结论是：一般可以脱离个别而独立存在。这等于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成了客观唯心主义。 现存的《公孙龙子》一书，仅流传下来六篇论文，首篇为《迹府》，是后人对公孙龙事迹的集录，其他五篇为《白马论》、《指物论》、《变通论》、《坚白论》、《名实论》，集中反映了他的哲学和逻辑思想。 别墨派也讨论坚白同异的问题，主张“离同异”，“合坚白”，与惠施、公孙龙的观点正好相反。当时名家具有辩证法的观点，如《庄子·天下》有所谓“南方有穷而无穷”及“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墨经》上也有此类论说，都说明了有限与无限的矛盾性。 法家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其思想源头可上溯至春秋时代的管仲、子产，在尹文、申不害、商鞅、韩非生活的战国时代形成了一个学派。 管仲 管仲是早期法家思想的先驱。他在齐国任相四十年，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帮助齐国实行改革，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从治民的立场出发，既强调法制的重要，主张“严刑罚”、“信庆赏”，又肯定道德教化的作用，指出治民仅用刑罚“不足以服其心”，必须辅以德教，“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他还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大意是说，只有满足了一个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需求，这个人才会学习并遵守法律和法规，受道德的约束。用现代哲学的话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决定精神。从这一点来看，管仲的思想是属于唯物主义范畴。 管仲的这些言论主要被辑录在《国语·齐语》一书中，另有一部《管子》传世。 韩非 韩非，法家思想的主要代表、集大成者。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后世又称其韩非子。 当时的韩国是一个小国，在秦国强大势力摧残下，近乎亡国。韩非多次上书，要求变法图存，但均未被韩王采纳。于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退而开始专心著书。 韩非虽然口吃不善言语，但是文采却异常出众，作有《孤愤》、《五蠹》、《说难》等一系列文章，字里行间，阅尽天下。这些作品流传到秦国，得到秦王嬴政的赞赏。 秦国派兵攻打韩国，迫使韩王派韩非做使臣来说服秦国。 韩非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得到秦王的再次赏识。两人相谈甚欢，秦王想要重用他，但李斯嫉妒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起设计陷害韩非。秦王听信谗言，将韩非关入监狱。等到秦王想要放他出来时，韩非已被迫服毒自杀，秦王后悔不迭。 一生怀才不遇的韩非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和李斯的推行下得以实践。 韩非赞同“人性本恶”的观点，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并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他以法治思想为中心，对战国后期复杂多变的现实作了哲学概括，从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成为法家之集大成者，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了思想基础。 韩非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利害关系，因势利导，人人都有私心，即“畏诛而利庆赏”，仅靠道德的力量是没有办法维持社会稳定的。即“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前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只有凭借强大的法律去约束人们的行为，才能将“恶”限制住，而君主的职责就在于利用“刑”和“德”，让人们避恶从善，立公弃私。 他还认为“法、术、势”三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君主没必要像儒家要求的那样，必须具备特殊的学识和高尚的情操并凭借个人的影响力来统治百姓。君主只要将赏罚大权紧握在手中，找适当的人帮助他管理百姓，懂得辨别忠奸就可以了。只有牢牢掌握权力，执法严明，君主才能将法治推行下去，且知人识人，才会赢得群臣的忠心，收服众人，让百姓遵纪守法。 韩非还是先秦哲学倡导“矛盾之说”的第一人，对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以楚人出售矛和盾的故事为例，说明：“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这便是“矛盾”一词的由来。 随着战争的持续和“礼义”的衰微，大的诸侯国通过侵略和征服等手段，试图组建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强有力的政府，用以维持统治和扩充地盘。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的需要，韩非提出必须统一国民的思想。 此外，韩非还主张独尊法家，禁止其他各家学说；反对藏书，主张焚书。他说：“知者不以言谈教，而慧者不以藏书。”这间接导致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事件。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的愚民政策，严重阻碍了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和继承。但法家学说的出现，“富国强兵”、“法不阿贵”等观点的提出，还是给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的方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纵观法家思想，实际是建立在道家的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因为自然界有一定的规律，所以人类行为也应有一定的规律—这一规律，就是法。有了法，人们的行动就有了可供遵循的标准，统治者以法驭众，不必多费心思，而可以无为而治。这也符合道家的旨趣。所以，《韩非子》有《解老》、《喻老》等篇，讲老子哲学。《管子》因有一部分讲道家哲学，《汉志》因此把它列入道家。同时他们与儒家、墨家也有渊源的关系。 儒家的礼治，据荀子的解释，是给人们欲望以统制：按照智愚等情况分级，以分配物质。这和法治的思想有几分相近。荀子又主张中央集权，主张“法后王”，即以当下的政制为基础，这些理论都是法家所采取的。 墨家主张中央集权，主张思想上同于天子，也是法家所采取的。法家有“术治”、“势治”、“法治”等派，而以法治派为正统。 申不害主张术治，术治是人君用权术来驾驭臣子，术是不公开的。慎到主张势治，势治是用威权来统治，势是自然演成的，不是人类意志所能任意创造的。 商鞅和韩非子都主张法治，法是公开的，可由人的意志创造。实际上，法家是法术并用，法是官吏治理民众的工具，术是人君统御官吏的方法。 法家反对人治主义。儒家的以德化民，墨家的尚贤，都是法家所不赞同的。法家以为人治是主观的，不如法治的客观无私，人治以得贤人为条件，但贤君贤相的出现只是偶然的，不如法治有规则可循。人治使君主烦劳，不如法治的无为而治。 法家论国家的起源，比墨家、儒家正确，儒家主张家族起源说，墨家主张民约说，法家主张权力起源说。法家认为“令尊于君”—法令高于君主的意欲，是强调法的尊严性。法家虽然主张中央集权，但不主张专制，因为君主也要守法，可同时又主张立法权由君王掌控，君王既可以立法，也可以废法，自然可以任意胡为。所以荀子批评他们“民不议法”说的毛病，而提出“纂论（即继续的议论）公察则民不疑”的论点。 法家的著述以《韩非子》为精要。其次是《管子》。此外有《商君书》、《尹文子》、《慎子》等。法家对后世政治颇有影响，汉朝的萧何、曹参、贾谊、晁错，三国的诸葛亮，都是服膺法家的。 兵家 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被称为兵家。《汉书·艺文志》未将兵家列入“九流”，后世目录学家则列为诸子之一。兵家学说重点在于“用兵”，即战略战术问题。春秋战国之后，那些通晓军事的用兵者，也往往被归入或称为兵家。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将兵家著作分为四类：“兵权谋类”侧重于军事思想、战略策略；“兵形势类”专论用兵的形势；“兵阴阳类”以阴阳五行论兵，并杂以鬼神助战的说法；“兵技巧类”以兵器和技巧为主要内容。 兵家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的吕尚，即史上著名的姜太公。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将苑》、《百战奇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各家学说各有异同，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是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其中，孙子是世界公认的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之一。 孙子即孙武，字长卿，人称孙武子、吴孙子，春秋末期齐国人，生卒年月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同时代人。据《史记》记载，孙武原是齐国人，辗转来到吴国，当时适逢公子光政变。他在被吴国聘为将军以前，曾经蛰伏二十年之久。后来姬光即位，即吴王阖闾。吴国大臣伍子胥听说了孙子的才干，便向吴王推荐。孙子以兵法进见吴王。他以惊世骇俗之宏论，卓越远见之谋略，使吴王为之动心，得到重用。此后，他和伍子胥共同辅助吴王，曾率领吴国军队大破楚国军队，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被后世誉为“兵圣”。其著作《孙子兵法》于古今中外都影响深远。 《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研习者辈出。后人陆续注释的很多，如曹操、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等，后人集各家注释编辑有《孙子十家注》。 孙子在兵法开篇即言明：战争关系到士兵的生命，国家的存亡，所以是国家大事，是必须谨慎对待和认真研究的。严格说来，孙子是一个“反战者”。战场上的军事行为和战斗都涉及资源的消耗，即使能够击溃敌军，己方的损失也不可避免。因此，孙子说“善战者，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全国为上，破国次之”—最佳的胜利就是不战而胜，也就是不通过正面战斗，而通过其他的方法来对敌军进行消耗，从而击溃敌人。《孙子兵法》的要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全胜争于天下，不拘一时的得失。这是一种全局意识，一切行动以此为目的。在此指导下，有舍有取，有法有度。总之，要造成己方的不可战胜之势，一击中的，务求全局胜利。 第二，取胜之道分为几个层次：“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伐城。”也就是说，最好是在战争的策划上形成一种不可战胜之势，从心理上、气势上造成一种汪洋大海，使敌屈服，不战而屈人之兵；第二就是外交手段，削减敌人盟友和瓦解敌人，从而使敌屈服或战胜之；武力交战的办法是最后的不得已的解决手段。 第三，战争的手段是灵活的，和敌人没有信誉可言。凡是能制胜的办法就是对的。兵者诡道也。一切阴谋或者阳谋都可以采用，只要能迷惑敌人，战胜敌人就是好办法。用兵要“以正合，用奇胜”。“正”可视之为按牌理出牌，“奇”可视为不按牌理出牌，这两者没有一定规则。奇可变正，正可变奇。奇正相生，机动灵活，随时而变，办法随战机而变。情况瞬息万变，只有带兵的将领可及时了解到，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对败兵的处置也是一种策略，他认为“网开一面”可全面瓦解敌方士气。所以说“穷寇勿迫”、“围师遗阙”。 第四，要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不打无准备之战，不轻易交战，战则必胜。粮食、武器、装备、时机等各个方面都要准备好，否则失败的是自己。 《孙子兵法》因其博大精深的内容，精邃富赡的思想，缜密严谨的逻辑，受到历代兵家所重视。汉初名将韩信曾以此书对部将教导谆谆，指挥其军队“举之不断、行而不迷、进退有据”，使他的军队攻无不克、风靡南北。唐太宗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子兵法》流传出中国后，对东亚及东南亚均有或轻或重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改变日本权力格局的三位大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精通《孙子兵法》。而译成西方语言后，《孙子兵法》在欧洲也大受欢迎。相传法国皇帝拿破仑更对此书爱不释手。英国军事理论家李德·哈特感称：“在《孙子兵法》中，把我二十多部著作所涉及的战略和战术原则几乎包罗无遗。” 杂家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的杂家应时而生。《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杂家著作以战国《尸子》、秦代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 《尸子》 尸子即尸佼，战国时期杂家的代表人物。根据班固的记载，尸子名佼，鲁国人，是商鞅的老师。而刘向《别录》说“楚有尸子”，又说他为“晋人”，是商鞅的门客，“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尸佼逃往蜀后，写作《尸子》一书。在秦统一后，学术思想遭到钳制，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各家学说均被禁锢。《尸子》一书也遭禁毁。唐代又重被辑成。书中提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这是迄今在中国典籍中找到的与现代“时空”概念最好的对应。 尸佼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和孟轲、荀卿、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处；对农家许行也有影响。 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心不当，或为天下祸，或者身被戮。只要“心”正，“心以为不义”，就能制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当的欲望，提出用德义来修养心神。这与孟子的“正己”、“修身”等思想很接近。 在《尸子·广泽》一篇中，尸佼概括各家学派的不同主张和个性特征，认为诸子百家彼此相非议是没有必要的。如：墨子主张“兼”（兼爱），孔子主张“公”（公正），皇子主张“衷”（中和），田子主张“均”（均平），列子主张“虚”（清虚），料子主张“别囿”（破除成见），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即“公”、“去私”。由此可见，各家都有可以相互融通、认同的层面，因而主张综合各家的思想。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出尸佼希望结束纷争混乱，实现国家统一的想法。 《吕氏春秋》 吕不韦，卫国濮阳人，著名的大商人。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做人质的秦昭王孙异人夺得储君地位，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吕不韦被立为丞相。他任秦相期间，招揽门客三千余人集体编纂，并亲自参与其间，历时近十年，编成《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在秦国即将统一六国前夕完成。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吕不韦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春秋”。书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舍弃了其中消极的成分。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除提升自身地位外，吕不韦编书的目的还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秦国的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选择了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后不久焚书坑儒，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 《吕氏春秋》以“法天地”而行人事为理论基础，在修身适欲、民本思想、君臣关系及施政法则等方面都有所发挥，包含了较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其历史影响也比较深远。 该书虽是一部博采众家之长的理论著作，且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全统一。但其中一些文章短小精练，文风平实畅达，说理生动，可称得上是优秀的散文之作。另外，丰富多彩的寓言故事也是其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据初步统计，全书共有两百多则寓言。这些故事大都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和传说，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现今人们常用的成语，如刻舟求剑、盗亦有道、循表夜涉等都源自该书中的寓言故事。 在过去，《吕氏春秋》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该书的重视。东汉的高诱为其作注，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客观地说，《吕氏春秋》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所体现出的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书中保存着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还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其中不少内容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淮南子》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李尚、苏飞、伍被、左吴、田由等人仿照秦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集体撰写的一部著作。后世刘向校定该书时命名为“淮南”。 该书内容包罗万象，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牢笼天地、博极古今，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军事、思想的重要典籍，也是探寻古代天文、历法、地理、物候、养生乃至文学、神话、民俗的宝藏，同时也是考察汉地语言极珍贵的资料。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淮南子》分为内篇二十一卷，中篇八卷，外篇三十三卷。其中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是无为与有为的结合，是经世致用之学。然而，历经岁月战火的洗礼，能留传到今日的只有《内篇》。其中最后一篇《要略》，是全书的序言。从《要略》看，全书写作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 在政治上，《淮南子》提倡积极进取的精神，对“无为”作了新的解释。书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如神农氏教民“播种五谷”，发明医药，“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积极从事政治管理与社会教化；舜“辟地树谷，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汤夙兴夜寐，勤于政务。这些古圣先王，一生致力于兴利除害，屡建奇功。 书中还主张循理而举事，反对离道而妄为，提出因自然之势加以主观努力而有所作为。这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老庄的消极无为的思想。 《淮南子》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书中“塞翁失马”蕴含的哲学思想闻名古今。 相较于《淮南子》在学术界的辉煌地位，该书作者刘安的生平则令人唏嘘。 刘安是西汉皇族，高祖刘邦的孙子，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他自幼好读书，善文辞，才思敏捷，喜欢鼓琴。他的父亲刘长因谋反罪被废除王位，不久便绝食而死。所以，十六岁的他便被册封为淮南王，从此潜心治国安邦，著书立说。 汉初，文帝、景帝等都以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主要大臣萧何、曹参也都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将道家的“无为而治”由理论推向实践。 刘安深受他们的影响，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相悖，以“无为而治”为主要治国思想，对道家思想加以改进，遵循自然规律制定了一系列鼓励生产、轻刑薄赋的政策。他礼贤下士，体恤百姓，善用人才，使淮南地区呈现国泰民安的景象，日渐成为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 然而，刘安与他的父亲一样，“心在天下”。为了能在发生动乱时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刘安一面广置门客进行学术思想交流，一面集聚钱粮，制作军事装备，不断积蓄力量。然而事情败露，在朝廷追查的时候，刘安直接起兵反叛。汉武帝派兵攻入淮南，叛乱很快被平定了。刘安被迫自杀。 阴阳家 阴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蕴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阴阳”最早见于《易经》一书，“五行”的概念最早见于《尚书》，但两种观念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 阴阳最初源自古人对自然界的探索和总结，即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又引申到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等，皆分阴阳。古代哲学家们认为，阴和阳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作用，由此才会有此消彼长的现象，这也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变化及消亡的根本原因。 《史记·天官书》中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古人认为，阴阳是促使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本，而五行则是构成一切事物必不可少的要素。五行，即木、火、水、金、土，这五种元素充盈在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发展，维系着自然的平衡。 在传统文化中，阴阳与五行影响深远，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已经具有了崇高的地位。到战国时代，阴阳和五行渐渐合流，形成一种以“阴阳消长，五行转移”为理论基础的宇宙观。秉承这一思想并用它来解释社会人事的学派，就被称为阴阳家，也称阴阳五行学派或阴阳五行家。 阴阳家出于方士。方士即方术士，类似于古代的科学研究者。《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七略·术数略》，把方士的术数分为六种。 第一种是天文：“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 第二种是历谱：“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 第三种是五行：“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 第四种是蓍龟：中国古代占卜用的两种主要方法。后一种方法是，掌管占卜的巫师，在刮磨得很光滑的龟甲或兽骨上，钻凿一个圆形的凹缺，然后用火烧灼。围绕着钻凿的地方现出裂纹。根据这些裂纹。据说可以知道所问事情的吉凶。这种方法叫“卜”。前一种方法是，巫史用蓍草的茎按一定的规则程序操作，得出一定的数的组合，再查《易经》来解释，断定吉凶。这种方法叫“筮”。《易经》中的卦辞、爻辞即源于此。 第五种是杂占：卜筮之外的占卜术。 第六种是形法：包括看相术以及后来称为“风水”的方术。风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因此，人的住宅和葬地必须安排得与自然力即风水相协调。 由上可知，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方法，同时也是古代天文学、气象学、化学、算学、音乐和医学等发展的基础。 正式将阴阳与五行相结合在一起的，是战国时期的邹衍。他是阴阳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阴阳五行学说的集大成者。 邹衍 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他思想宏大，学识渊博，曾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又喜欢谈天说地，内容无所不包，因此后世人称其为“谈天衍”，又称“邹子”。 当时的邹衍在各国已经享有很高的声望，行至各国都享受到了上等的礼待，这与孔孟二贤周游列国时的境遇大不相同。 邹衍行至梁国，梁惠王亲自出城迎接，并对他行宾主之礼；行至燕国，燕昭王为他扫路，并为他造了一座宫殿，希望做他的弟子，亲自去听他讲课；行至赵国，平原君赵胜走在路旁，在他入座前为他擦拭座位上的灰尘…… 邹衍路过赵国时，公孙龙也在平原君赵胜处，被尊为座上宾。平原君想让他们来辩论辩论，看看谁更厉害。谁知邹衍并不买账。 邹衍直接对平原君说：“所谓的辩论，就是区别不同的类型，不相损害；排列不同的概念，不相混淆；阐明自己的观点，让别人理解，而不是越辩越迷惘。像这样的辩论是可以参与的，辩论中胜出的一方能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挫败的一方也可继续追求真理。 “但用花言巧语来偷换概念，用繁文缛节来做论据，甚至用互相诋毁来吸引别人的辩论，只求咄咄逼人、纠缠不休，让别人不认输不罢休，这不仅妨碍了治学的根本道理，还有伤君子风度，我邹衍是绝不会参与的。” 在座的人听了邹衍的这番话，不禁拍手称道。从此，公孙龙在平原君那里就受到了冷落，最终离开了赵国。 邹衍这种“不辩”的态度，很受后人称道和学习。 邹衍之前的五行学说，只是用阴阳来解释已见的现象，用卜筮来探求未知的现象，而邹衍在继承了古代阴阳五行说的基础上，还将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五行生胜”的理论，并据此提出“五德终始说”，开创了战国时期的阴阳家学派。 邹衍认为，每一朝代都有五德中的一种与其相配合，每一德都有德运盛衰，德运便决定这个朝代的命运，朝代的更迭也是按照五行相克的顺序进行的。他说，自黄帝（土德）以来，已经夏（水德）、商（金德）、周（火德）三代，并预言“代火者必将水”。 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邹衍还将季节划分为五季，认为天子要在相对应的方位穿着相应颜色的衣服。而且，天子应住在一间特别的大院子里，院子的东南西北方向各有一个正厅和两个厢房，这些屋子统称为“明堂”。 天子每个月应换一个正厅居住，天子的衣服、食材、音乐、所祭的神等都需要遵照这个月特有的规定去安排，十二个月为一个轮回。 这个大院子中间还有一厅，供天子在季夏之月时居住。“东、南、中、西、北”的方位与“春、夏、季夏、秋、冬”的时令相配，天子则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去做“天人相应”的事情，这便是明堂制度。 这种以五行相克说解释王朝政权的兴废，以五行相生说解释自然季节的转移的说法，虽然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在当时深受民众的认可和统治者的重视，为齐闵王称东帝，燕昭王称北帝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 由此，邹衍受到他们的礼遇和重用也是不难理解的。 “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很大，被历代新王朝的统治者视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结论，将秦文公猎获黑龙当作水德兴起的符瑞，证明自己的政权是合乎天意的，成为“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 “五德终始说”认为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有一定的合理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