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一士类稿 [book_author]徐一士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笔记,完结 [book_length]146944 [book_dec]徐一士撰。收文章二十四篇。内容以清末掌故为主,其中对肃顺、左宗棠、王闿运、梁启超、章太炎、柯劭忞、陈三立、段祺瑞、徐树铮、孙传芳等人轶事记述尤详。所记故事,或为亲身见闻,或为转录孤本,或杂录各种记载而予考证比较,可补充、校正正史之不足。 [book_img]Z_11768.jpg [book_title]○自序 余学少根柢，而早岁即喜弄笔墨，其为刊物写稿，始于清宣统间。光阴荏苒，久成陈迹，其迹亦早已不存矣。少年气盛，以为将来可为之事正多，此不过偶尔消遣而已。不料此后长期写稿，若一职业，暮岁犹为之不休。三十余年来，世变日亟，个人之环境亦因之而异，回溯畴曩，渺焉难追。聊就忆及，试话旧事。 在拙稿见于刊物之前，幼年即尝有试写笔记聊以自娱之事。此项雏形（其实够不上说什幺雏形）笔记之试写（亦可云偷写）时，年甫九岁也。今欲谈此，可将余幼受家庭教育之情形，大致一谈。 吾家累世重家学，学业得力于父兄之教诲者为多，而余所得于塾师者尤鲜，以余幼时乃一逃学之孩子也。余自六岁正式人塾读书，八岁患腹痛之病，颇剧，百方调治，而时愈时发，病根久不除。父母钟爱，惧其夭折，对于塾课特予宽假，到塾与否，颇听自便。余苦塾中拘束，藉此遂得解放。病发时固不上学，即值愈时亦多旷课。其后病不常发，而余之不上学，已习惯而成自然（惟塾中讲书时，每往听讲，类乎旁听之性质）。有以“赖学”、“逃学”相嘲者，不遑顾矣。 当此废学之时，而仍与书卷相亲，则以吾父之教，获益甚大。吾父为余讲书最多，作非正式之教授。教材甚广，盖自经、史、子、集（所谓“正经书”）以至小说之类（所谓“闲书”），不拘一格，随时选讲。讲者娓娓不倦，听者易于领会，教法注重启发读书之兴味，不责其背诵（于“正经书”，有时亦令将所讲者熟读成诵，然不为定例），以视塾中读书，有苦乐之不同。关于“闲书”，曾为讲《三国志演义》，自首至尾，完其全部（开首十数回讲过后，即令余自讲，吾父听之，酌加指导），以其为文言而杂白话，得此基础，可为阅读他书之助也。《聊斋志异》，亦在选讲之列。又尝为讲《西厢记》，则惠明下书一段也。此外如《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封神演义》、《隋唐演义》、《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等等，均自阅之（《红楼梦》，吾父有手批之本，而其时余不喜阅，此书固非稚年所能感觉兴味者也）。 当此之时，科举未废，所谓“书香人家”多不愿子弟看闲书，致妨举业。吾父则利用之以为教材，除鄙恶者外，喜令余辈阅看，而加以指导，为言其价值之高下及优劣工拙之点，时亦于书上加眉批或圈识以示之，俾可触类旁通，此实当时家庭教育所少见者。 “正经书”除讲过者外，亦每自行阅读，由少而渐多，惜熟读成诵者太少，故至今深感根柢之浅薄焉（喜读史，实际是看，似受《三国志演义》之影响。此书以史事为纲，虽羼入许多不经之谈，而写来兴会淋漓，能诱启读史之兴趣，并闻其与正史多不合，亦欲以《三国志》相比勘，由此而及其他。至吾父所选讲者，《史记》为多）。 笔记之属，吾父曾为讲《庸庵笔记》等，甚感兴味，亦后来研究近代史实掌故之张本。 吾家有一钞本《彩选百官铎》，明倪元璐所撰之《升官图》也，编制颇佳，可于游戏中藉识明代科举、职官等制度。每值岁时令节，家中每为“掷铎”之戏。平日亦偶为之。“掷”谓掷骰，“铎”以骰行也。清循明制而有所损益，吾父每为余辈言其因革异同，亦可为儿童时期之一种关于掌故的教育，诱启之力非细（余辈因是亦喜“掷”当时之升官图，惜无如倪铎之佳者耳）。 吾父对于家中儿童，常为说故事，或取材于经史之属，或取材于小说戏剧，多与德性及学问有关。余辈以听故事为乐，而儿童教育亦即寓是。 经吾父之讲说，对于昔人之着述，发生浓厚之兴趣，童心忽作动笔之想，可谓已经“斐然有述之志”（一笑）。于是裁纸为小册子数本，每本十余页，长宽各二三寸，而作写笔记之尝试焉。所写或记一时之观感，或述吾父所讲说，或书听讲之心得，每则寥寥数语。此虽极其幼稚，却不妨算作余最早之笔记也。犹忆其第一则，题为《月》，文曰：“水中有月，非水月也，乃天月也”盖观池中月影，偶动文思，遂振笔直书于小册子，稚气真可笑之甚。第二则似系关于孔子、老子学说异同者，则述吾父之语，意在备忘，其原文今已不记得矣。以下尚写有十则左右，均已忘作何语。 九龄童子，且是逃学的童子而写笔记，当时自觉实为“胆大妄为”之举动，故以秘密处之，极畏人知，一若做下亏心事者。不料秘册忽为吾三兄（和甫）发见，持而高声朗诵，且曰：“老五做文章矣！”（吾父七子，余次居五）“做文章”三字，在当时是何等严重，余羞赧之极，大有恨无地缝可钻之势，亟夺回此册而撕碎之，盖第一册未写完即中止。此际情景，大似一幕喜剧也。 吾三兄对吾学业夙极关心，尝正色以不应“赖学”相规诫。既不效，亦于余之看书时相指授。见余秘册后，以为此举虽若可哂，然所写文字均尚通顺，亦属可喜，故劝余继续为之，不必中辍。而余年幼怕羞，不敢再写。迨后来屡以笔记等稿发表于刊物，吾三兄犹话及此事，笑谓有志竟成焉。 吾三兄喜买书，旧书而外，新出书报，尤恒购阅（应书院类课试，常居超等前列，所得奖银，多为买书之用）。阅后每即畀余阅看。且谙习掌故，博闻强记，时为谈说，以记忆力之卓越，加以健谈，于名人轶事及各项制度，历历如数家珍。谈时或庄或谐，有声有色。吾四兄凌霄及余之致力研究掌故，实吾三兄导其先路，得其指示启发之力甚多。而余实兼受教于三四两兄也。吾四兄对余学业上之指导，亦犹三兄。余于诸兄均师事，而获益于三、四两兄者居最。 至余历岁为各刊物写稿之经过，言之孔长，兹不圳缕。所写各稿，前期未经留意藏┑，俄致散佚。迨后始事保存，而其间亡失者仍往往有之。惟收拾丛残，所存犹属不少。以质论，固未敢自信，以量论，却不无可观。虽东涂西抹，难入着作之林，而频年，实为心力所寄。垂老百无一成，此区区者幸尚不为读者所鄙夷。赋性疏拙，素寡交游，而以此颇获文字之交（或相访而识面，或神交而未晤），情谊肫挚，关切逾恒。即写稿之资料，亦每得裨助。此实当日从事写稿时所未敢意料而感激不能忘者，心境上亦赖获慰藉焉。去日苦多，人事无常，旧稿亟宜及时整理成帙，付印问世，以免将来尽归失逸。近承朱朴之、周黎庵两先生，收入《古今丛书》之三，亦征神交关切之雅，因理辑三十余篇，略以类相从。仍各注明某年，以《一士类稿》之名称出版。斯亦余写稿以来一可纪念之事也。 吾三兄在日，以余随时写稿，零碎披露，保存甚不易，屡劝出单行本，今乃不及见，思之泫然。 余学识谫陋，拙于文辞，故写稿不敢放言高论，冀免舛谬。所自勉者，首在谨慎，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然“无过”不过“求”而已矣，岂易言哉？虽未敢掉以轻心，而能力有限，精神疲敝，仍恐舛谬不乏，所望大雅宏达，不吝教正，幸甚幸甚！ 甲申（民国三十三年）孟秋，徐一士 [book_title]◎王闿运与《湘军志》 王闿运《湘军志》，虽物论有异同，要为近代杰作。其子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卷二，光绪元年乙亥（四十四岁）云：“……十一月遂至长沙。曾丈︱刚适遣使修书，请府君来省议修《湘军志》事，以为洪寇之平，功首湘军，湘军之兴二十余年，回捻平定又已十年，当时起义之人，殉难之士，多就湮没，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必当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以府君志在撰述，亲同袍泽，亟宜及时编辑，以竟先烈。且文正尝言着述当属之王君，功业或亦未敢多让，今日军志之作，非君而谁？府君不得已诺之。”光绪三年丁丑云：“五月，始撰《湘军志》，先阅《方略》诸书……七月，阅《方略》。八月，因撰《湘军志》，欲离城避嚣，遂假东山何氏宅，根云尚书之故业也……十一月，检咸丰时旧案关于军事者，及湘军招募遣散年月、统将姓名，欲别作——表以明之，而十不存一，无从稽核，迄未成书。”光绪四年戊寅云：“二月，往东山，阅《褒忠录》及《曾胡奏牍》诸篇，作《湘军志·曾军篇》。三月，入城，十二日仍往东山，作《水师篇》成，寄彭丈雪琴商定。四月，命大姊画《湘军志图》，以明进兵方略……作《曾军后篇》……六月，还东山，作《江西后篇》……八月，四川总督丁丈稚璜遣书约往四川，又致书谭丈文卿，属其劝驾。府君答以撰军志毕，始定行期。作《援江西篇》。九月，仍寓府学宫。十七日步还东山，作《援广西篇》、《临淮篇》、《援贵州篇》。十月……撰军志，作《湖南防守篇》、《平捻篇》。十一月，《湘军志》草创毕，始定蜀游。”光绪五年己卯云：“十月，改定《湘军志》。”光绪六年庚辰云：“五月……改《湘军志》。”光绪七年辛巳云：“七月，作《湘军志·援蜀篇》、《川陕篇》……闰月作《湘军志·营制篇》。至是《湘军志》始成，曰《湖南防守篇》、《曾军篇》、《湖北篇》、《江西篇》、《曾军后篇》、《水师篇》、《浙江篇》、《江西后篇》、《临淮篇》、《援江西篇》、《援广西篇》、《援贵州篇》、《川陕篇》、《平捻篇》、《营制篇》、《筹饷篇》，凡十六篇，九万余字。诸生（按：成都尊经书院生也）读军志，多言叙事文笔变化者。府君因语之曰：‘曾涤公尝言：画像必以鼻端为主，于文亦然。余文殊不尔，成而后见鼻口位置之美耳。其先固从顶上说到脚底，不暇问鼻端也。八家文凭空造出，故须从鼻起耳。余学古人，如镜取影，故无先后照应也。’……十月，始理归湘事。《湘军志》刻成，取版以归。”卷三光绪八年壬午云：“正月，人日登定王台。城中多言《湘军志》长短者。府君闻之，以谓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乃送刻版与郭丈筠仙，属其销毁，以息众论。”光绪九年癸未云：“三月……丁稚璜屡书速府君入蜀，且有责言，乃于二十五日买舟东下……九月……重校《湘军志》毕。蜀中诸生闻原版已送郭氏，故复刻之也。府君因语诸生曰：‘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韩退之言修史有人祸大刑，柳子厚驳之固快，然徒大言耳。子厚当之，岂能直笔耶？若以入政事堂相比，则更非也。政事堂就事论事耳，史臣则专以言进退占今人，无故而持大权，制人命，愈称职愈遭忌也。若非史官而言人长短，则人尤伤心矣。’”光绪十二年丙戌云：“七月……陈丈右铭盛推《湘军志》美，然疑其仍有爱憎。府君惜其犹有文士之见，不知怀私文必不能工，轻视文人，故有此见也。”卷四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云：“六月……答陈深之论文云：‘……单者顿挫以取回转，复者疏宕以行气势，貌神相变，即所渭物杂故文也。故《国策》、《史记》贾、晁、向、操诸人能用单，《国语》、班书，东汉以至梁初善用复，不能者袭其貌。单者纯单，始于北周，而韩愈扬其波，赵宋以后奉宗之，至近代归方而靡矣。复而又复，始于陈隋，而王勃等氵屈其泥，中唐以后小变焉，至南宋汪陆而塌矣。元结、孙樵化复为单，庾信、陆贽运单成复，皆似有使转，而终限町畦。卒非先觉，反失故步。故观于汪中、恽敬、袁枚之徒，体格无存，何论气韵？其余如侯魏之纪事，乃成小说，洪吴之骈俪，不如律赋，兹非学者之明戒欤？余少学为文，思兼单复，及作《桂阳图志》，下笔自欲陵子长，读之乃颇似明史，意甚恶焉。比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矣。……’”卷五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云：“五月……时张文襄公改两湖书院为存古学堂，以救新学之弊，研究文史，令代功分教。诸生多问作诗文法者，代功不敢专对，请府君书示后学……论文曰：‘诗有家数，有时代，文无家数，有时代，此论自余发之……明代无文，以其风尚在制艺，相去辽绝也。茅鹿门始以时文为古文，因取唐宋之似时文者为八家……余……文，力迫班马，极其工力，仅得似明史，心甚耻之。及作《湘军志》，乃脱离时代矣。以数十年苦心孤诣，仅仅得免为明文；若学八家，数月可似……’”闿运撰着此书之缘起暨经过，与夫自道甘苦及工力，略具于斯。 其谓“庶乎轶承祚睨蔚宗”，盖以《湘军志》与《三国志》、《后汉书》相衡。又《湘绮楼日记》光绪四年戊寅二月二十七日云：“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二十八日云：“作《曾军篇》成，共十二页，已得二年军事之大纲矣。甚为得意。”三月十七日云：“撰《军志篇》成，读一过，似《史记》，不似余所作诸图志之文，乃悟《史记》诚一家言，修史者不能学也。《通典》、《通考》乃可学，郑樵《通志》正学之，亦智矣，惜其笔殊不副，然不自作不知之，则余智不如郑久矣。”则又尝以似《史记》自喜。《史记》之超妙处，《湘军志》虽尚难跻及，而闿运“脱离时代”之说，固可谓非漫自矜夸，以近代人实罕有此种文字也（所云《湘军篇》，盖属稿之初，有此篇名，旋改为《曾军篇》矣。三月十七日所云，按之前文，当指《胡军篇》，后来始改为《湖北篇》者）。 《湘军志》初刻于川，闿运携版回湘，以湘人之愤怒，乃送版于郭嵩焘销毁。后至川再刻之。《湘绮楼日记》光绪八年壬午正月关于毁版事所记，初七日云：“以外间颇欲议论《湘军志》长短，与书佐卿，属告诸公烧毁之。”十七日云：“锡九来，论《湘军志》版片宜送筠仙。余告之曰：‘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众掩覆，毁版则可，外人既未出赀属我刻，而来索版，是无礼也。君不宜为众人所使，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版吾毁愿毁之，又何劳索？’锡九唯唯而去。”廿日云：“遣送《湘军志》版及印刷书与筠仙，并书与之言：‘本宜交镜初，今从权办也。’”其当时在湘迫，于众怒难犯不得不毁版之情形，于此尤可略睹焉。送版及书与郭嵩焘者，盖嵩焘在湘绅中负重望，为反对《湘军志》领袖人物之一也。嵩焘有致陈士杰一书，深斥《湘军志》，可代表反对派之言论。其说云： “湘军本末，宜有述录，发议自吴南屏，嵩焘实倡行之，曾︱刚一以属之王壬秋。始见其《曾军篇》，于曾文正多刺议，寓书力戒之。去腊自蜀归，其书遂已刊行。沅浦宫保指证其虚诬处，面加诘斥，几动湘人公愤，将其板销毁，然闻蜀人已有翻刻本，贻毒固无穷矣。壬秋文笔高朗，而专喜讥砭。通志局初开，嵩焘力援之，为罗研生所持，言：“若壬秋至，湘人攻击且尽，曷云志也？”其后所修三志，《东安志》板已毁，《桂阳志》亦有纠缪之作，《衡阳志》托名彭雪琴宫保，无敢议者，衡人私论亦皆隐憾之，自王船山先生已遭其讥议，其他可知，要其失不在秉笔而在包修。︱刚踵行其失，鄙心不能无歉然。因沅浦宫保之言，取其书读之，专叙塔忠武、多忠武战功，湘人一皆从略，江忠烈直没其名，至江西始载其以一军赴援，并帮办军务之命亦匿不书。而于李勇毅、杨厚庵则竟诋斥之。张笠臣指为诬善之书，且言：“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今其势不能不重加修辑，又万不能开局，当由思贤讲舍任之。壬秋高才积学，极谋以讲舍相属，而终见忤如此，所损声名实多。始悟君子成己成人之学，一皆性之德，于人多伤，终亦不能成己。重为壬秋惜之。” 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闿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于发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且其为人，固以知兵自负，好谈大略，少年时颇思赞襄军谋，腾骧政路，而挟策以干曾国藩等，率见谓迂阔之谈，落落寡合，无所藉手，志愿弗克一酬，盖不能无觖望（如与吴大书有云：“闿运平生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嗟感遇。”又与左宗棠书有云：“闿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贤者，闿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与李汉春书有云：“陈伯严来，述尊论，见许为霸才，不胜感激。自来曾胡左丁肃潘阎李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尝有自挽联云：‘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味满江山’盖其自负别有在也。而麾下一见便能道其衰曲，曷名钦佩！”均见其自负才猷迈众，不甘徒为文人）。故对于名震一时功成受赏之将帅，虽多写状甚工处，非于表扬无裨，而笔锋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讽刺，或近揶揄，间有疏略，亦遗口实，湘人恚嫉，有由来矣。他读者亦颇致疑其不免以爱憎之见影响纪实，固不仅陈宝箴为然也。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最为群伦所崇仰，《湘军志》于传其苦心义概之外，不乏微词，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闿运书其功状，亦不如其意，故国荃甚恶而诘斥之，为王定安继撰《湘军记》之张本。 湘军之兴，郭嵩焘、昆焘兄弟，均参谋议。《湘军志》成，两人阅后，各加批识，以纠辨为多。乙卯（民国四年），昆焘、孙振墉辑录成帙，并加笺注，名曰《湘军志平议》，堪为读《湘军志》者之重要参考书。振墉叙有云： “曩文正始立营制，先伯祖侍郎公、先祖京卿公，实豫咨议。其后先京卿公，佐湖南抚幕十余年，援师四出，兵饷又皆所手治。尝拟与吴公敏树、罗公汝怀、曹公耀湘等纂《楚军纪事本末》一书，存一代用兵方略。会文正虑近于张功，事以中辍。已而湘潭王壬秋先生闿运所撰《湘军志》，为文谲奇恣肆，侈论辩而多舛于事实，识者病之。振墉手录先侍郎公暨先京卿公订正是书百数十条，附以笺注，题曰《湘军志平议》。夫前人往矣，当其万折不回，克成大业，要自有常胜之理存，区区战事粗迹，乌足概其平生；然于军谋之奇正，地形之险夷，贼势之强弱，傥见为粗而遗之，亦治国闻者所深耻也……君子之立功也，求信于己而已，而立言者贵有以征信于后。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为其直也。若是非之与淆，恩怨之或蔽，虽以迁史之文冠百代，世且目为谤书，他何论焉？” 其以迁史谤书为说，或即因闿运尝自言似《史记》也。又辛酉（民国十年）跋有云： 湘军开本朝创局，以驯致中兴，王氏挟区区乡曲之私怨而颠倒之，悖矣。考其篇目，始于湖南防守，而江军之援广西阙焉；略兵事之始，成于平捻，而左军之定甘肃、新疆阙焉，没兵事之终；江西既编析为三，而江南安庆不列篇名，以《曾军后篇》统括之，意谓曾文正公功绩第迄于两省而止。即兹荦荦大纲，不免谬误，其书之不足以服人心而彰国论明矣。《传》曰：“心有所好恶，则不得其正。”夫不正由于有好恶，而况好恶之辟之与人异性者欤？余氏肇康云，王志初出，分饷湘人，一时物议沸然，军阀尤愤，王氏将原书次第收回，其亦有不可自坚者邪？朱氏克敬改纂是书，稿佚不传。王氏定安之记，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而文又不逮。盖斯志之流行海内久矣，其贻害岂浅哉？窃尝谓是非者天下之公，维皇降衷所固有也，故孟子曰无是非之心非人，盖是非棼泯，起于一念之微，其始不过语言文字之差耳，浸假发于其事，将使东西易位，玄黄变色，而实祸中于国家矣，尚得为衣冠视息之伦乎？夫以咸同之战迹昭昭在人耳目，而立论诡异如此，其他学说之戾，不言可知也。呜呼！平实之论难工，邪衰之言易悦，末俗异趣，文更甚焉。振墉惧夫王氏之矫诬害正，是以不得不辞而辟之，亦亡承先志而已，岂求胜于文辞之末哉？ 诋斥尤力。至论篇目之失当，读此书者盖不乏同感，尤于《曾军篇》、《曾军后篇》，觉其末安。闿运于此，未闻有听说明，不知当时用意果何若也，？郭嵩焘批《湘军志》、《曾军篇》有云：“按湘军之名，创始曾文正公，其后骆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闽广，西至甘肃，复新疆万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之遗，以湘军为名，是以曾文正公为湘军之大纲。疑此篇当为湘军原始篇，历叙各军分合与其源流本末所以立功之由。以曾军名篇，是谓曾文正公亦统于湘军也。前后叙述，亦与《湘南防守篇》大致无甚区别，于文为复，于所述事实亦为失伦。湘军原始，实由曾文正公，述其原始而后本末分明，未宜混合言之。”又云：“以《湘军志》为名，自应以曾文正公创立湘军为主，不宜特立曾军名目，以使有所专属。如江忠烈、王壮武、萧启江、李忠武及今曾威毅伯，皆别立一军为统帅，功绩又最伟，别为一篇可也，不可以施之曾文正也。”又批《曾军后篇》有云：“贼踞金陵十余年，克复南京自为湘军一大篇目。湘北江西各省，皆标立名目，江南攻战事宜，但名《曾军后篇》，并江南之名亦隐之，显示贬斥之意，似未足以服人。”（均见《湘军志平议》）。其言有当，未可目为阿私曾国藩之论也。又其子焯莹《湘军志平议后叙》有云：“王氏《湘军志》，文句规仿马迁，篇章祖袭《尚书》；其足惑世诬民，盖又有浮于《三国志演义》也。先兵左尝书戒易布政佩绅，以谓壬秋文辞自优美，足可引为师资，或行政治军，一闻壬秋之言，如饮狂药，不可救疗。彼其视诸老先所挟持以为常胜之理与之异趣也宜已，况济以爱憎予夺之私，更乌惜兴心而嫉妒取快于其说乎？……祸之中与人心风俗，讵减于猛兽洪水者？”亦深诋之。郭氏之攻《湘军志》，盖三世焉。 郭振墉辑录《湘军志平议》成，寄示王先谦、冯煦。先谦复书谓： 承示大着《平议》一册，尤深愉快。壬秋此志，湘人咸不谓然，天下皆知，然不明揭其症结所在，则人将以为爱憎毁誉之私，而喜其文笔者，更曲护之，而无能夺其气。犹忆弟衔艰归里时，令伯祖谈及此事，欲以改作见委，卒不果行，盖兵事曲折轻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事过境迁，化而为文，则人但问其笔墨何如，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此所以壬秋志出，君家令伯祖、令祖两公独引憾，而他人视之淡如也。今兄取两公当日书眉所评论纠正百数十条，复以官书私录笺注之，为《湘军志平议》一书，使留心世事者，即事征文，虚实立见，且俾后之人知两公苦心所争得失，乃史千古之公，非湘军偏隅之事也。从此阅王志者，家置一编，以开迷误，则兄绍述之功在天下矣。 亦湘中有名学者不满意《湘军志》，而助郭氏张目者。阅此，知郭嵩焘曾有请先谦改作之议也。先谦盛推《湘军志平议》，《平议》一书要非苟作，特惜其行世时，闿运未及见，不得闻其对斯之意见与感想何如耳。煦复书谓： 荷手翰并《湘军志平议》一册。此书之纰缪，往闻之曾忠襄“几欲得此老而甘心”，今已论定，则其名已沦于罗刹鬼国。文正当日，凡湘中才俊，无不延揽，而对于此老，则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然不料此老之末路顽钝无耻至是也。为之一叹！ 将闿运痛骂一番，似不无过火处。至曾国荃之痛恨《湘军志》，则属实情也。 黎庶昌为曾国藩门下治古文者四大弟子之一（其他为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三人。黎与薛文学之功，候视张吴稍逊，而兼长经济），对于《湘军志》，却甚为赞赏。其所选辑之《续古文辞类纂》，于叙记类特录《湘军志》之《曾军篇》、《曾军后篇》、《湖北篇》、《水师篇》、《营制篇》为一卷，惟标目不曰《湘军志》而曰《湘军水陆战纪》，评注云：“此书不着作者名氏，盖湘潭举人王闿运笔也。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体皆善，今录五篇。”又云：“按壬秋原书，本名《湘军志》，此称《湘军水陆战纪》者，据沪上活字本也。”上海书坊，以活字排印，改题《湘军水陆战纪》之名，殆以避时忌之故欤。庶昌不独赏其文词，且赞以良史，许以真核，所见与郭嵩焘辈大异矣。闿运此作，以似《史记》自负，庶昌亦正以斯推之，在闿运尤可云搔着痒处，故对庶昌深有文字相知之感。其与庶昌书有云： 文诚（按：谓丁宝桢也）与闿运为知己，亦犹曾文正之为闿运知己。外间但以未得保荐不入幕府疑之，又焉知真知者乎？前年所作诔文，以限于骈体，词甚隐约，传状既非朋友所作，所言止此而已，较之曾文正身后仅有挽联者，已为多矣。然曾文公事业在《湘军志》者，殊炳炳麟麟，而沅甫以为谤书；曷承特采，曷胜感激！三不朽之业，着一毫俗见不得；节下蝉翼轩冕，一意立言，真人豪也。抑尝论之：孔子云有言者不必有德，此是言语之言；不朽立言，是文言之言；未有无德而有功言者。德者、本也，功、用也，言、体也；平生蕴蓄，一望而知；尤愿先生依经以立干耳。闿运伏处卅年，于诸经稍有发明，惜曾公早逝，未及尽见。 致感之余，并对物论略为辩解，而自示《湘军志》之作，实依经立干，为有德之言焉。其谓曾国藩“事业在《湘军志》者殊炳炳麟麟”，固非无据之饰词，盖《湘军志》之书国藩事，虽间有未甚许可之语气，而国藩之伟大处，忠诚处，实往往可见也。丁曾并论，亦所以自白无诋谤国藩之意（丁文诚诔，佳作也。陈夔龙为丁宝桢侄婿，所着《梦蕉亭杂记》卷二有云：“湖南湘潭王壬秋太史丈……睥睨一世……中兴诸将帅，半系旧人，均敬而远之，独与文诚公臭味相投，申之以婚姻。文诚逝世，大史所作诔文，哀感顽艳；其遒丽处，恐六朝人无此乎笔。”述其与宝桢之相得，良然；至叹美此作，盖亦未为过誉。挽国藩联，文为：“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地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学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大早，龙蛇遗憾礼堂书。”雄深超卓，亦其杰构。挽曾诸联，斯为健者，亦颇见其对国藩之认识与理解不同恒流。孙衣言联云：“人间论勋业，但谓如周召虎、唐郭子仪，岂知志在皋夔，别有独居深念事？天下诵文章，殆不愧韩退之、欧阳永叔，却恨老来轼，更无便坐雅谈时。”用意略相近，而骏迈处未逮）。 闿运撰《湘军志》时对国藩之情绪，可考之于《湘绮楼日记》。戊寅（光绪四年）二月十一日云：“翻曾涤丈文集，见其少时汲汲皇皇，有侠动之志，因思诸葛孔明自比管乐，殊非淡静者，而两人陈义皆以恬淡为宗，盖补其不足耶。”二十一日云：“作《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二十七日云：“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渠亦无济，反有损，要不能不敬叹，宜其前夜见梦也。世有精诚，定无间于幽明，感怆久之。彼有此一念，决不入地狱。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二十九日云：“作《胡军篇》。看咏芝奏牍，精神殊胜涤公；有才如此，未竟其用，可叹也！”三月十六日云：“看胡奏稿书札及方略，见庚申年事，忽忽不乐。又看曾奏稿，殊矢忠诚之道。曾不如胡明甚，而名重于胡者，其始于至诚且贤，其后不能掩之也。余初未合观两公集，每右曾而左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惜交臂失此人也。向非余厚曾薄胡彰着于天下，则今日之论，几何而不疑余之忌盛哉？”十七日云：“欲作《曾军后篇》，连日正不喜曾，乃改撰《水师篇》。”四月十一日云：“作军志。咸丰六年至八年，湖南协济江西军饷银二百九十一万五千两，此左生之功也。左生于江西殊胜曾公。”十二日云：“夜看曾书札，于危苦时不废学，亦可取，而大要为谨守所误，使万民涂炭，犹自以心无愧，则儒者之罪也，似张浚矣。”十四日云：“作军志。叙多功于曾军，使稍生色，亦以对砭其失。军不可惧，孔子以惧教子路，言其轻死耳，非谓行三军当惧也。”十五日云：“作军志。看曾书疏，未尝一日忘惧，似得朱（按：疑应是“宋”字）儒之精矣，而成就不大，何也？”盖于推许之外，兼有不足之意。国藩用兵，最重“扎硬寨，打死仗”，不尚诡谋奇计，而为人力求稳慎，不喜冒险。闿运固自负权奇郁不得施，对之有不以为然者，加之性好讥评，遂论之如此。撰《湘军志》时之情绪，见于日记者，自可与《湘军志》参阅，然不可过泥，以其日记中多有兴到语、率尔语（且前后不尽一致），着书下笔之际，则较有斟酌，与写日记时之信笔放言，态度上尚颇有谨严与率易之别耳（其四月二十五日日记云：“作军志。看方略、曾奏将毕矣，然叙次殊不及前，以彭杨曾构陈事，三人皆不欲载，有依违也。故修史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究，仅记其迹耳。”则自谓有固有所瞻顾而不肯深文之处也。又是月二十二日云：“作军志。序田镇战事颇近小说，然未能割爱也。”盖颇以此役战状写得过于历历如绘自疑，而亦不失为佳文）。 曾国荃之围攻南京，李秀成率师驰救，众远过之，以国荃之坚持，卒不得逞而去，自是南京无援，遂成必破之局。此役关系太平天国之存亡甚大，当时曾国藩之奏报，备陈形势之孤危与战事之剧烈，而日记及家书中有“寸心如焚”、“心胆俱碎”等语，想见忧悸之甚，其《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亦着其坚苦御敌之状，故此役实国荃所引以自豪者。《湘军志·曾军后篇》叙此云： 同治元年……闰八月，苏、常寇来攻曾国荃军，多发西夷火器相烧击，复穴地袭屯垒，连十昼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复来助攻。国藩急征援兵，皆牵制不得赴。国荃以三万人居围中，城寇与援寇相环伺，士卒死伤劳敝，然罕搏战，率恃炮声相震骇。盖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比于初起时衰矣。十月，寇解去…… 将国荃此一场大功，写得甚简，若无甚奇特。国荃之斥为谤书，盖于此节尤所忿恚也。郭嵩焘云（见《湘军志平议》）： 李秀成以三十万众，困曾三万人。搏战四十余日，用火药轰炸其营垒，破其地道无数，极古今之恶战。壬秋一意掩没其劳，以数语淡淡了之，真令人气沮。 嵩焘且“气沮”，国荃安得而不大怒乎？王定安承国荃之指而作之《湘军记·围攻金陵下篇》纪此役云： 闰八月，疫犹未已，军士互传染，死者山积……当是时，群医旁午，病者方资休息，而伪忠王李秀成引兵三十万，自苏、常奔至，号六十万，东起方山，西讫板桥镇，连营数百。国荃兵不满三万，贼围之数匝。彭玉麟、杨岳斌水师，皆阻隔不相闻。诸将惩向荣、和春之失，谋溃围就水师，退保芜湖。国藩在安庆，忧之废寝食，飞檄令解围。国荃令于众曰：“贼以全力突围，是其故伎，向公、和公正以退而致挫，今若蹈其覆辙，贼且长驱西上，大局倾覆，何芜湖之能保？夫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未尝经大挫，吾正苦其散漫难遍击，今致之来，聚而创之，必狂走，吾乃得专力捣其巢，破之必矣。愿诸君共努力！”诸将诺服。己亥，乃分围师为三，以其二防城贼侵袭，国荃自将其一当援寇。一夕筑小垒无数，障粮道以属之江。贼益番休迭进，蚁附环攻，累箱实土，以作橹。挟西洋开花炮自空下击，所触皆摧。国荃留孱卒守棚，选健者日夜拒战，更代眠食，常以火毯大炮烧贼无算，贼仍抵死弗退，军士伤亡颇众。己酉，部将倪桂节中炮殒。国荃左颊受枪伤，血渍重襟，犹裹创巡营。历半月，贼稍却，而伪堵王黄文金出东坝，攻金宝圩，为李秀成声援。鲍超遣军御之新河庄，为所乘，水师亦困于金柱关。贼焰益张，乃掘地道陷官军垒。国荃屡堵合之，亦时以秽卤倒浸穴中。九月壬子，伪侍王李世贤复自浙江纠众至，合秀成军号八十万。国荃度浙寇新来气盛，诫诸将厚集其阵，暇以待之。贼负板担草士填濠，我军拒濠发炮，贼屡却，仍坚壁不出，相持两昼夜。甲寅乃发万人开壁击之，军士气十倍，呼声动天，当者无不摧靡，一日内破坚垒十三，杀八千人。援贼气夺，乃益凿地埋火药。辛酉，两穴同发，土石飞跃如雨，大营墙坍，贼队猛进，国荃督军士露立墙外，环掷火毯，间有枪炮，贼前者既殪，后者复登，逾三时墙缺复合，杀悍寇数千。群贼乃谋昼息宵攻，轮进以疲我，连营周百里，其近者距官军才二十丈，仍潜开隧道，乘雨夜轰之。国荃令各军掘内濠，翼以外墙，破其地洞七，贼计始窘。十月，国荃度贼力疲，可一战破也，乃诫诸将秣厉以俟。壬午，引军出濠，克十余卡，知贼不任战，军益大出。癸未，李臣典等出东路，曾贞干出西路，彭毓橘、萧孚泗等出南路。甲申，天向曙，臣典烧东路四垒，火光烛天，西南诸贼望见汹惧，弃垒逃。贞干侦三汊河贼宵遁，急引兵趋之，遇逃寇则纵兵要击，追之板桥周村。彭毓橘追至牛首山，王可升搜贼方山西。诸贼在东路者绕南门逸，其在西路者走秣陵关，于是苏浙贼数十万皆遁，金陵围师解严。是役也，李秀成率十三伪王赴援，李世贤继之，杨辅清、黄文金围鲍超于宁国，陈坤书出太平窥金柱关以困水师，悍酋萃一隅，我军几殆惫不振。曾国藩固以进攻金陵为非计，业被围则飞檄调蒋益澧、程学启驰救。益澧在浙，学启在苏，皆有故不得至。国荃孤军居围中，战守四十六日，杀贼五万，我军亦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来未有如此苦战也。 详叙此役战守之状，写得如火如荼，于国荃尤特为标举，而断以“军兴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与嵩焘所谓“极古今之恶战”，均以辨正闿运“罕搏战”等语。研究《湘军记》与《湘军志》之异同，此节最宜留意，盖国荃之属定安撰《湘军记》，斯其最大动机也（定安自叙云：“向张既殒，朱维沦胥。帝曰：‘汝藩作督三吴；汝荃统师，布政于苏。’乃整其旅，电扫风驱。北斫濡须，南巢芜湖。遂捎秣陵，连壁南都。洪酋忄匡慑，乃召其徒。其徒百万，封豕训狐。威毅笞之，如割如屠。忠仆侍颠，弃戈而嘘。乃张九贼，周其四去。两徂寒暑，乃焚厥居。帝嘉乃绩，锡之券书。兄侯弟伯，析圭剖符。紫阁图形，载之典谟。作围攻金陵下篇第九。”盛推国荃下金陵之功，亦着重此役之击退李秀成等援师）。平情论之，闿运所谓“罕搏战，率持炮声相震骇”，举重若轻，未免太甚，且词涉轻薄，良有召怒之道，定安为国荃竭力铺叙，亦势所必然。惟闿运之论太平援军方面之弱点，则不尽虚诬，盖太平军已有暮气，亦湘军所由奏绩也。不然，以秀成之智勇能军，将众以临寡，形势上可操必胜之券，何竟不能解金陵之危，使国荃为向荣、和春之续，而逡巡退却，不克再振，坐待天京之沦陷，天国之覆亡乎？虽曰国荃武略优长，湘军善于战守，太平军如无弱点，结果当不若是耳。国藩《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有云： 当诸将屯驻秣陵，向公荣、张公国梁最负众望，其余智者竭谋，勇者殚力，亦岂不切齿图力，思得当以报国？事会未至，究天下之力而无如何。彼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僵毙，而广封竖，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渐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以湘军之成功，归之于时，归之于天，是国藩识度高卓襟怀宏阔处。虽非专指击退援军之役，与闿运所论亦不尽同，而其言太平军方面实有弱点之可乘，则与闿运固无大异也。“贼势将衰”，“比于初起时衰矣”其意义岂不相通耶？国藩此论，若概目为谦让不矜之意，则体会有失矣。故闿运之说，良有未可抹杀者（郭振墉于嵩焘语之笺注，谓：“寇势未衰于初起也。”而所引证佐，未足以破闿运说）。定安叙此，亦未便完全不顾，而若仍之，虑于国荃伟烈若有所损，非“持论稍私于曾忠襄”者所宜，于是于国荃鼓励军心语中，叙入“贼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等语（实犹闿运所谓“寇将骄佚，亦自重其死，又乌合大众，不知选将”也），并着“知贼不任战”语于迭经苦战，“国荃度贼力疲，可一战破也”之后。如此写法，俾太平军之弱点，不为遗漏，而在国荃方面，却又占得地步，不至掩其战绩，亦可谓匠意斡旋，良工心苦矣。吾人于此，不宜滑口读过也。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卜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史学》有云：“其局部的纪事本末之部，最着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记》、王壬秋闿运之《湘军志》等……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壬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扬《湘军记》而抑《湘军志》，其不满《湘军志》处，与陈宝箴所疑相同，闿运所不肯自承者也。定安之撰《湘军记》，分《粤湘战守篇》、《湖南防御篇》、《规复湖北篇》、《援守江西上篇》、《援守江西下篇》、《规复安徽篇》、《绥辑淮甸篇》、《围攻金陵上篇》、《围攻金陵下篇》、《谋苏篇》、《谋浙篇》、《援广闽篇》、《援川陕篇》、《平黔篇》、《平滇篇》、《平捻篇》、《平回上篇》、《平回下篇》、《戡定西域篇》、《水陆营制篇》，凡二十篇，以体裁论，颇较《湘军志》为完整。国荃光绪十五年己丑叙有云：“今海内安，湘中宿将存者什二三，惧其战迹之轶也，议为一书，与方略相表里，而执笔者传闻异词，乃丐东湖王鼎丞观察定安更为之。鼎丞久从愚兄弟游，谙湘军战事，其所述者，非其所目睹，则其所习闻。书既成，复与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暨下走商订得失。漏者补之，疑者阙之，不为苟同，亦不立异，盖其慎也。”定安自叙有云：“及壮，佐湘乡曾文正公戎幕，从今宫太保威毅伯游者二十余年，湘中魁人巨公什识八九，其它偏裨建勋伐者不可胜数，东南兵事，饫闻而熟睹之久矣。其后宦游天津，稍习淮军将帅，而湘阴左文襄公暨今陕甘总督茶陵谭公、新疆巡抚湘乡刘公，钞录西北战事，累数百卷，先后邮书见畀。最后从云贵总督新宁湘乡两刘公家得其章奏遗稿，于是又稍知滇黔越南轶事。自咸同以来，圣主之忧勤，生灵之涂炭，将帅之功罪，庙谟之深远，上稽方略，下采疆臣奏疏，粲然备具，而故老之流传，将裨幕僚之麈谭，苟得其实，必录焉。其或传闻异辞，疑信参半者，宁从阙疑，非真知灼见，不敢诬也。”又云：“蒙以不才废弃，居彝陵山中，湘中诸君子，书问相勉，而为此作。自光绪十三年三月讫四月，成第一至第五卷，又自十月讫腊月，成第六至第十一卷。明年五月，放棹南游，客新宁刘氏，湘人士敦促，自八月讫九月，成第十二至第十五卷；而余有江南燕齐之行。过长沙，与郭筠仙侍郎商榷得失，携其稿呈威毅伯曾公。又明年三月，余归东湖。六月，至金陵……乃续成五卷，自七月讫九月毕事。阅时几三载，凡历游五省，中间人事牵率，忽作忽辍，其执笔为文，九阅月耳。”国荃因不满《湘军志》而嘱定安改撰之缘起与夫定安撰《湘军记》之经过暨资料，于此可见大凡。盖以《湘军志》为底本，而加以修改与补充，闿运为创作，定安则因其旧而重为编撰（取材《湘军志》处固不鲜），创者每易疏漏，因者易于周密，此亦常理，而资料较富，叙次多较赡备（亦间有失考处），启超称以“翔实”，非无当也。特闿运之独往独来，少所瞻顾，振笔直书，断制自如，蔚成一家之言，自非定安所逮。而文章之雅健雄奇，使读者感浓厚之兴味，留深刻之印象，恶之者亦叹美不遑，而恚嫉所以益甚焉。世之嗜读《湘军志》者多《湘军记》者少，岂无故哉？（国荃叙《湘军记》，谓“至其叙事简瞻，论断精严，则仰龙门，俯瞰兰台，伯仲于陈志、欧史之间，可谓体大思精，事实而言文者矣。”亦甚赞其文字之工，虽涉过誉，定安要亦能文者，造诣可观，惟难与闿运抗衡耳。） 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传闿运有云：“所为《湘军志》，是非之公，为唐后良史第一，而骄将恶其笔伐，有欲得而甘心者……”则以门人而赞扬本师，亦略同闿运所谓“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非史官而言人长短，则人尤伤心矣”之旨也。信史之难，自古所叹，闿运此作，虽可议处甚多，而精气光怪，不可掩遏，实有不朽者存，是在读者之善于别择而已（民国二十五年）。 [book_title]◎王闿运与肃顺 王闿运撰《记端华肃顺事》，以白其冤，闿运固尝客肃顺所，有相当之交谊也。考二人之相与，盖自咸丰九年己未，时闿运年二十八岁。闿运卒后，其子代功所编述《湘绮府君年谱》卷一纪是年事云： 四月，会试榜发报罢，以京师人文渊薮，定计留京，寓居法源寺。于时名贤毕集，清流谋议，每有会宴，多以法源寺为归。时龙丈臣居户部尚书肃慎公宅，授其子读。李丈篁仙供职户部主事，为肃所重赏。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声势ピ赫，震于一时，思欲延揽英雄，以收物望，一见府君，激赏之。八旗习俗，喜约异姓为兄弟，又欲为府君入赀为郎，府君固未许也。严先生正基闻之，惧府君得祸，手书诲以立身之道，且举柳柳州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言之深切。府君得书感动，假事至济南，作《上征赋》及《济南途中秋兴》诸诗。尹丈杏农耕云赠诗有云：“行藏须早决，容易近中年。”尽叹府君之不遇也。 十一月，李丈篁仙因事入狱，府君闻之悲感，作幽愤诗，又为书致肃裕廷尚书，代叙其愤。 是肃顺延揽闿运，而闿运以严正基之言，未久即引去。肃顺之势方盛，炙手可热，正基已虞其将败，则缘政尚峻厉，怨家甚多，尤以戊午科场大狱，佐文宗申国法以救积弊，锐行诛谴，深为朝列所切齿耳。《年谱》同卷咸丰十年庚申云： 三月，复还京师，居法源寺。其时同人居京者，蔡舅与循、郭丈筠仙、龙丈臣、邓丈弥之，黔蜀则莫丈子、赵丈元卿、李丈眉生，€南则刘丈景韩兄弟，江南则尹丈杏农，江西则高丈伯足、许丈仙屏，迭为文酒之会。其后失意四散，子丈述杏农语为诗云：“吾军久摧颓，不尔非全倾。诙哉杏公语，沉痛不忍听。”盖胜游文会，未久而风流云散矣。 四月，曾文正公始授两江总督之命，进驻祁门。府君于八月出京，往祁门视曾…… 十月，还长沙。 十一年辛酉云： 是岁七月，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郑怡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请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大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 闿运于咸丰十年回京，或又与肃顺往还，所举迭为文酒之会之同人，不乏与肃顺相善者，肃顺轻满员，而雅重汉人名流也。未几有英法联军之役，继以政变旋作，肃顺坐叛逆被诛，于是同人星散。惟咸丰十年闿运在京亦为日不多，纵与肃顺气谊相投，非必有甚深之关系耳。民国三年，闿运应总统袁世凯之招，北上就职国史馆长，有《法源寺留春会宴集序》之作，文云：“法源寺者，故唐悯忠寺也。余以己未赁庑过夏，居及两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主战，郭筠仙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裕庭依违和战之间，而号为权臣，余为裕庭知赏，亦善尹郭，而号为肃党。然清议权谋，皆必有集，则多以法源为归。长夏宴游，悲歌薄醉，虽不同荆卿之饮燕市，要不同魏其之睨两宫。盖其时湘军方盛，曾胡犄角，天子忧勤，大臣补苴，犹喜金瓯之无缺也。俄而大沽失机，苏杭并陷，余同郭还湘，肃从西幸，京师被寇，龙髯莫攀，顾命八臣，俱从诛贬。自此东南渐定，号为中兴；余则息影山阿，不闻治乱。中间虽两至辇下，率无久留。垂暮之年，忽有游兴，越以甲寅三月，重谒金台。京国同人，既皆失职，其有事者，又异昔时，怀刺不知所投，认启不知所问。乃访旧迹，犹识寺门，遂请导师，代通鄙志，约以春尽之日，会于寺寮。丁香盛开，诤筵斯启，群英跫至，喜不遐遗，感往欣今，斐然有作，列其佳什，庶继兰亭，亦述所怀，以和友声云尔。”时年八十三矣。回顾五十余年前事，感慨系之，对于肃顺与己之关系，亦自道其梗概焉。至其咸丰十一年致书曾国藩，主张恭亲王奕当国，为国谋兼为肃顺谋，颇中利害。奕以皇叔而有能名，负重望，使肃顺辈礼下之，引与共事，垂帘之局，盖不易成。孝钦之能倾肃顺辈，正由厚结奕，使为己用耳。闿运怀此，不径向肃顺建议，而言诸曾国藩，亦见其与肃顺关系之非甚密切也。若夫说国藩以自请入觐，申明祖制，以阻太后之临朝，则殊迂阔而远于事情，国藩非卤莽之流，岂肯冒昧出此，自取咎戾耶？ 李篁仙为闿运之友，“湘中五子”之一也，以部曹受肃顺之知遇，竟缘事被肃顺奏劾下狱，故闿运致书肃顺，代鸣不平。民国三年闿运为李氏遗诗作序，述所谓“湘中五子”并李氏受知于肃顺暨获咎情事有云： 余故少孤，为叔父所教育，九岁能文，而不喜制举程式，随例肄业城南书院。院长陈先生本钦，名儒也，专攻八比文，礼聘龙先生友夔助校课艺。龙先生熟精四书汇参之学，诸老翰林，如劳罗诸公，皆推服焉。或聚谈讲论，龙先生来，则莫敢先发言。而余与其长子臣交，及武冈二邓子，皆在城南讲舍，李君篁仙亦从其外兄丁果臣居院斋。篁仙早入学补廪生，臣亦举丙午乡试，下第还侍父，居内斋，皆谨饬，独余斥弛好大言，篁仙放诞自喜，余尤与相得，日夕过从，皆喜为诗篇，邓弥之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唐宋歌行旧体，故号为学古。其时人不知古诗派别，见五言则号为汉魏，故篁仙以当时酬唱多者目标为“湘中五子”。后以告曾涤丈，罗罗山睡中闻之，惊问曰：“有《近思录》耶？”时道学未衰，故恶五子名云。然篁仙实先工科举学，八比试帖大卷皆甲于四子；由辛亥乡举应丙辰殿试，卷在进呈十本中，翰林资也。及朝考，误点注，乃置三等，用主事，分户部，以此傺，遂懒散不乐曹司趋走，然以才名见重徐侍郎树铭，因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户部亟理财，设官银号凡五，各识以宇记，因曰五宇。官吏因缘亏空，肃尚书治之，设核对处，以篁仙会王郎中正谊办理。银号欠款，当缴银钱，而辇当十钱抵偿，主者不肯收，辇者委堂下径去。篁仙日趋公，数数见之，漫问曰：“此钱胡为露积庭下？将破坏矣！”吏具言缴款不收故，则曰：“不收，可令更将去。”吏辄应曰：“诺。”即呼辇者还其故号。及大治亏空，王郎中以徇纵当送狱待讯。尚书赵公思救之，从容曰：“下狱太重；即如李主事，亦当下狱耶！”意以肃善李，必可宽也。肃骤见抵，因发怒曰：“皆奏交刑部！”而篁仙入狱。案未结，有夷变，又纵出之。既和，复囚之。改元，不得赦。及诛肃顺，大治肃党，大臣坐罪者相望，篁仙乃以为肃所陷，赦复官。盖在部五年，而在狱两年。 观李氏之事，亦颇见肃顺之铁面无私，不事阿徇。李本被指目为肃党者，乃反于大治肃党时邀赦而复官，斯亦可云趣事。 醒醉生（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三云：“湖南李篁仙（名榕）、严六皆（名咸，溆浦人）、黄瀚仙、邓弥之、邓保之及王某，为肃门湖南六子，肃败，六子尚在都城。已而李以铸钱事被捕治，余五人始惧，相率仓皇南旋。”所谓王某，即指闿运。如所云，“肃门湖南六子”中，其四为“湘中五子”之李王二邓四子焉。其言肃败王尚在都城，闻李被捕治，五人乃相率而去云云，实误。尤舛者，谓李篁仙名榕，李榕固另有其人也。李篁仙，名寿蓉，湖南长沙人，官至安徽道员；李申甫，名榕，四川剑州（今剑阁县）人，尝为曾国藩幕客，官至湖南布政使。二李虽同时之人，岂可混而为一乎？ 闿运辛未（同治十年）三月至京，应会试后，曾存问肃顺家，颇恋恋有故人意。《年谱》中未载其事，《湘绮楼日记》则于此略有所记，七月事也。摘录如次： 六日……海岸来，翰仙继至，同车入城，至二龙坑劈柴胡同，见豫庭二儿：一曰征善，出继故郑王端华；二曰承善，年十八，甚英发。园亭荒芜，竹树犹茂，台倾池平，为之怅然。 八日……故郑王子征善来。余本约豫庭子承善来（字智甫，又云禹阶。其弟同善，字禹襄，独与母出居于外，盖豫庭二妾不和也），而以无衣冠不能至。旗人仍习气，讲排场，不能变也。谈久之，无策可振之。宗室禁严如此，亦定制之未善耶！ 是月十五日，闿运即出京，盖临行之前，加以存问，念旧有心，而有爱莫能助之感。忆曾闻人言：闿运此次至京，托名会试，实专为访问肃顺后嗣，厚予资助。殆不尽然。居京数月，将行始诣访，苟专为此事而北上，当不如是耳。《年谱》卷二是年云： 正月，府君居衡，已七年，专事撰述，无出游之意。常丈仪庵以为非习劳之义。去岁闻常丈病卒，追其感意，故复为北游。 三月三日至京师，寓黄丈晓岱宅。府君初不欲会试，适值试期，亦不欲示异，遂入试。 谓北游旨在习劳，适值试期，姑与试焉；试期早着功令，相值无乃太巧乎？《日记》四月四日，闻未获售，谓：“余来本不为试事，而勉赴试期。”以下颇作悔艾之语，似其时名心犹未能尽忘也。 《清史稿》闿运传，多用沃丘仲子（费行简，闿运门人也）《近代名人小传》传闿运语，其云“咸丰三年举人……初馆山东巡抚崇恩，入都就尚书肃顺聘。肃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咨而后行。左宗棠之狱，闿运实解之”，本诸《小传》所云“咸丰癸丑举人，以贫就食四方，尝馆山东巡抚崇恩、大学士肃顺所。顺奏之若师保，军事多以咨之。左宗棠之狱，因以得解”也。肃顺纵激赏闿运，何至便“奉之若师保”？在费氏之作《小传》，推美本师，或过其质，犹可说也；正中甄采，自宜加慎。闿运系于咸丰七年丁巳中本省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并科举人。《年谱》卷一是年云： 时江西军务紧急，曾文正公督办军务，江南大营亦于去年失陷，金陵贼酋内乱，唯湖南稍得休息，朝议补行壬子乙卯两科乡试，放考官举行科场事。或以告府君宜及期应试者，府君见沿途寇盗充斥，度考官必不能至，辄漫应之。已而闻先祖妣言，乃驰至省城录科，遂入试。是岁领乡荐，中式第五名举人。座主为杨君泗荪、钱君桂森，房考官为鲍君聪。 其为是年中举，自无疑义。若咸丰三年癸丑，则并无乡试，闿运岂能为是年举人乎？（又，闿运似亦未尝馆崇恩；《年谱》卷一载其咸丰九年冬十年春间客山东巡抚文煜所，《湘绮楼丈集》中有《珍珠泉铭》，即作于十年春在山东巡抚署时，《年谱》亦及之。）未言曾馆崇恩，费氏殆以前后任而误记，《清史稿》均未考而援用耳（崇恩为文煜之前任）。肃顺于咸丰十年十二月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闿运已先于八月往祁门，旋回湘，且肃顺迄被诛未晋正揆，《小传》言“馆大学士肃顺所”，亦稍未谛；《清史稿》作“就尚书肃顺聘”，较合。 至关于左宗棠之狱，肃顺从中为力，俾其得免罹祸，薛福成所谓“肃顺推眼楚贤”也。福成《庸庵笔记》卷一言此云： ……是时粤贼势甚张，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惟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苏常既陷，何桂清以弃城获咎，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卒有成功。左文襄之在湖南巡抚幕府也，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广，复严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阳王闿运壬秋，闿运告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筠仙。郭公固与左公同县，又素佩其经济，倾倒备至，闻之大惊，遣闿运往求救于肃顺。肃顺曰：“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公方与京卿潘公祖荫同值南书房，乃浼潘公疏荐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亦荐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上果问肃顺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着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从之。官公知朝廷意要用文襄，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而文襄竟未对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荐，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勋望遂日隆焉。此说余闻之高碧湄，未知确否。碧湄与壬秋皆尝在肃顺家教其子者也。 所述闻诸高心夔（又字伯足）者若是，盖宗棠之狱得解，甚赖肃顺等，闿运亦颇有劳于其间；而曾国藩之督两江，亦出肃顺推荐。（闿运湘潭人，福成曰衡阳者，盖因自避家讳之故，而书其旧籍。）此外更有传说肃顺之荐国藩由于闿运向之推举者，闿运言其诬。《湘绮楼日记》光绪五年乙卯二月七日云：“季怀问曾涤丈督两江，为余荐之于肃裕庭；又言六云身价三千金，皆了无其事，何世人之好刻画无盐也！”时闿运充尊经书院院长，季怀即薛福成之弟福保，为川督丁宝桢幕客，同在成都。六云为闿运之妾（民国二十五年）。 [book_title]◎湘绮楼之今昔 王运一代文豪，其子代功为编年谱，称有《湘绮楼文集》二十六卷，外集二卷，而坊间仅有八卷本，晚年之文，均未收入。曾请宁乡梅伯纪君代访，其家与王氏有旧也。近得来书，亦未见此二十八卷本，盖迄未印行。并谓：湘绮故居，在湘潭之云湖桥，适当湘潭湘乡之孔道，十年前湘乱迭乘，闻其迭遭兵燹，书籍散失殆尽，但以其后嗣无闻，无从问讯。昨阅湘报，有关于湘绮楼记载一则，故家零落，风流歇绝，良可慨叹。兹持剪报附呈，知亦同此怃然。”所剪示者，为刘《湘绮楼追记》，其文云： 去年十月间从长沙回到我的故乡——湘潭……偶然想到一回事，值得我几番追忆。记得发蒙读书时，是在湘绮先生的故宅，而今足足十年了。那时我才十岁，□□□（有脱漏）闹得很糟，把湘绮楼前的古树砍得寸木不留。楼虽先年楼被水浸坍了，得着树木的陪衬，还留有几许风光。经此之后，只留下一块方形的草坪，给人们徘徊凭吊。 湘绮楼虽然倒了，但是楼后的两进屋还是如故。每进间有宽大的丹池，所种的花木都已高出屋外，虽然是旧式房屋，可是空气流通，景致也还幽美。 相隔我家，只一条小小的涟水。不记十月哪日里，我独自渡过涟水，向十年未到的旧游之地迈进，一会儿已达到了，可是眼前的一切，都不是我脑海中所想到的景象，屋子破了，墙壁已有裂痕，庭子里的花木和果树也不多留，有的已非旧主了！五年前售与周姓，现教局虽有收回公产重修湘绮楼之提议，究没有成为事实，恐终于是个意见。 ……在湘绮楼前，触景生情，增加我无限感慨，曾有诗一首云： 湘江口北云峰麓，远树空暗幽谷。 松老参天欲化龙，胡为鸟声鸣剥啄！ 荒村寥落少人行，但见歌吟樵与牧。 攀跻幽径过山塘，十年重到湘绮屋。 升阶笑问应门童，自云我是周人仆。 园林寂寞惊萧然，三五昏鸦噪寒木。 人亡物在事全非，感物怀人景触目。 从来大梦果依稀，沦桑非是年华速。 我今涕泪何潸然，徘徊忍向西风哭！ （自注：山塘即楼址地名） 凭吊故居，抚今感昔，阅者相同深感喟也。 王氏有《湘绮楼记》，为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所作，亦文集八卷本所未收者，兹就钞存者移录于次，俾与刘氏所记并览： 湘绮楼者，余少时与妇同居之室，僦居无楼，假以名之。后倚长沙定王故台，实面湘津。谢拟曹诗曰：“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余好为文而不喜儒生，绮虽未能，是吾志也。宴居一年，湘军治兵，出参军谋，归读我书。邻园有鹤夜鸣，辄起徘徊。赋诗曰：“鹤唳华池边，气与空秋爽；平生志江海，低羽归尘鞅。”然有世外之志。忆弱冠时，梦余所居五楹通楼，前临平田，绿苗无际。后游吴城湖楼，恍惚似之，但白波连山，无稻田耳。及避兵明冈，六年还城，家无赡储，月供房税，靡菽水之福，有泉刀之苦。乃身至广州，求得蛮女，偕妻上湘，借居衡阳，依朋友以资衣食。妾汲妇炊，大治群经，屋壁皆长女篆书。妻妾儿女，夏簟冬炉，每读诵楚辞相和。尝寄诗夸示高伯足云：“知君一事苦相羡，新得西施能负薪。”余之消遥物外，自此始也。然所居有轩无楼，连房五间，前堂两夹，容膝而已。自甲乙迁居，岁逾一纪，潜虬为戾，承水暴涨。山庄沙掩。余方承修《湘军志》，携妾城中。妻孕少子，涉波而免。归视沙浸，未易扫除，乃谋城居，迄无安宅。丙子秋始得陈氏故庐，道光初湘藩裕泰买赠其书记陈花农者也。余旧与丁果臣、张凤衢、彭笛先游，得识其子小农，恒至其居，似甚宽广。至是小农子鲁詹将官蜀，乏赀，以宅质余。余忆前游，欣然许之。丙子十月成券入宅，宅殊湫隘，堂后益暗，乃撤屋作楼，始题旧名。方鸠工筑垣，三营将弁快靴行褂者三四十人，指画楼前，若有所疑。余出问之，则对曰：“此楼基公家地也，君何侵焉？”询以据，则请验契，以滴水为界，此出滴水方丈，视契良然。余告之曰：“此非吾主，吾有所受之也；君等寻前主究之，吾固不吝。”期以三日，而四日不至。楼成，徐询其由，则由前军官居之而自侵公地云。楼之后俯临荒园，旷望三方，上作重台，目送湘帆。分女七八岁，日登危阑，踊跃其颠。余后作其哀词云：“居子十年，一日千回；昔呵尔去，今望魂来。记其事也。与余游者莫不登焉。女士则曾彦，杂家文廷式，楼客之异者也。营弁既妒余作楼，乃收其余地作屋数百间，楼便不能空旷。大儿又惧平台之危，乘余出游，拆去重层，又不能见帆。戊子火灾，大改前制，楼虽岿存，亦并新之，为内外二间，无前四周回阑之制。诸女适人，妻妾殂逝，始去兹楼，移居山庄。年七十，门人张登寿倡议醵金，于山塘作楼，以致庆祝。弟子多闻此言。子妇杨氏兄度敛钱许铭彝，许极以为不然。语闻于余，余以为倡议诚非，阻者亦未是也。为师筑室，亦弟子之职，因惜费而訾之，与己不能而求助者，庸有愈乎？且此议既闻，而夏巡抚唐衡州俱有助资，杨许议废，抑又何说？度幡然更督其工，费四百金，为山中湘绮楼。孤居田边，过者笑之。余不得已，又自作前堂东房，楼乃有寄。然地势迤下，自余室至楼，三下始登，楼顶适与地平，又一奇也。乙巳，风雹吹损窗槛。杨张皆弃学师倭，不顾湘矣。独余益缮完两楼，城楼更作回廊别室，山楼尽庋九经雕板，岁偶一居，忘谁主人。然有楼未若无楼之绮也。人以楼名。长白郑公子远为之图。而城楼左右，尽子妇孙女居室，客不得复上。山楼被风灾时，巡抚特檄委员会县令来勘，即宴于楼。自是客来必宴之。春有桃花牡丹，夏有荷池，秋有红叶远桂，冬有松雪。若使科举不废，练军不兴，则学使案试，朝使督抚阅兵，皆过门停骖，吁其盛也！旧楼记有铭，被火失之。续作新楼记，亦未镌录。今特铭两楼缘起及名楼之意，俾知我者有述焉。丁未中秋王运作于清泉东洲黄绮楼。黄绮者，彭雪琴所作以居我，因官而名之也。（民国二十六年） [book_title]◎李慈铭与王闿运 李慈铭同治十一年壬申四月六日日记云： 作书致砚樵，极言作诗甘苦，以砚樵题予诗，谓：“初学温李，继规沈宋。”予平生实未尝读此四家诗也。义山七律有逼似少陵者，七绝尤为晚唐以后第一人，五律亦工，古体则全无骨力。飞卿亦有佳处，七绝尤警秀，惟其大旨在揉弄金粉，取悦闺。荡子艳词，胡为相拟？至于沈宋，唐人罪人耳。倾邪侧媚，附体佥壬，心术既殊，语言何择？故其为诗，大率沿靡六朝，依托四杰，浮华襞积，略无真诣，间有一二雕琢巧语而已。飞卿尚有《卢家少妇》一律，粗成章法，“近乡情更怯”十字，微见性情；延清奸险尤甚，诗直一无可取。盖不肖之徒，虽或有才华，皆是小慧，必不能抒扬理奥。托兴风雅，其辞枝而不理，其气促而不举，纵有巧丽之句，必无完善之篇。砚樵溺志三唐，专务工语，故以此相品藻。予二十年前已薄视****丽制，惟谓此事当以魄力气体，补其性情，幽远清微，传其哀乐，又必本之以经籍，宓之以律法。不名一家，不专一代。疵其浮缛，二陆三潘亦所弃也；赏其情悟，梅村、樊榭亦所取也。至于感愤切挚之作，登临闲适之篇，集中所存，自谓虽苏李复生，陶谢可作，不能过也！砚樵之评，实深思之而不可解。以诗而论，世无仲尼，不当在弟于之列，而谓学温李规沈宋乎！ 又云： 前日香涛言：近日称诗家，楚南王壬秋之幽奥与予之明秀，一时殆无伦比。然“明秀”二字足尽予诗乎？盖予近与诸君倡和之作，皆仅取达意，不求高深，而香涛又未尝见予集，故有是言也。若王君之诗，予见其数首，则粗有腔拍，古人糟粕尚未尽得者，其人予两晤之，喜妄言，盖一江湖唇吻之士，而以与予并论，则予之诗亦可知矣！香涛又尝言：“壬秋之学六朝，不及徐青藤，”夫六朝既非幽奥，青藤亦不学六朝，则其视予诗亦并不如青藤矣。以二君之相爱，京师之才亦无如二君者，香涛尤一时杰出，而尚为此言，真赏不逢，斯文将坠，予之碌碌，不可以休乎！逸山尝言：“以王壬秋拟李爱伯，予终不服。”都中知己。惟此君矣。此段议论，当持与晓湖语之。 又云： 学诗之道，必不能专一家，限一代，凡规规摹拟者，必其才力薄弱，中无真诣，循墙摸壁，不可尺寸离也。五古，自枚叔、苏李、子建、仲宣、嗣宗、太冲、景纯、渊明、康乐、延年、明远。元晖、仲言、休文、文通、子寿、襄阳、摩诘、嘉州、常尉、太祝、太白、子美、苏州、退之、子厚，以及宋之子瞻，元之雁门、道园，明之青田、君采、空同、大复，国朝之樊榭，皆独具精诣，卓绝千秋。作诗者当汰其繁芜，取其深蕴，随物赋形，悉为我有。七古，子美一人，足为正宗，退之、子瞻、山谷、务观、遗山、青丘、空同、大复，可称八俊。梅村别调，具足风流。此外无可学也。五律，自唐讫国朝，佳手林立，更仆难数，清奇浓淡，不名一家，而要以宓实沈着为主。七律，取骨于杜，所以导扬忠爱，结正风骚，而趣悟所昭，体会所及，上自东川摩诘，下至公安松圆，皆微妙可参，取材不废。其唐之文房、义山，元之遗山，明之大复、沧溟、洲、独漉，国朝之渔洋、樊榭，诣各不同，尤为绝出。七绝，则江宁、右丞、太白、君虞、义山、飞卿、致尧、东坡、放翁、雁门、沧溟、子相、松圆、渔洋、樊榭，十五家皆绝调也。而晚唐北宋，多堪取法，不能悉指。我朝之王厉，尤风雅{百}人，瓣香可奉。五绝，则王裴其最着已。平生师资学力，约略在兹，自以为施骤百家，变动万态，而可域之以一二人，赏之以一二字哉！ 又云： 道光以后名士，动拟杜韩，槎牙率硬而诗日坏。咸丰以后名士，动拟汉魏，肤浮填砌而诗益坏。道光名士苦于不读书而鹜虚名，咸丰名士病在读杂书而喜妄言。 又云： 得砚樵复书，言所评非本意也。再索诗集云。又复一书，备言以人品定诗品之旨。 慈铭评骘诗家，自道所学，略见于斯，而自负之高，意态尤可睹。 王闿运与慈铭，并时噪誉文坛，而慈铭之于诗，深不然之，羞与为伍，盖途辙有异，真未免文人相轻之见也。闿运《诗法一首示黄生》（坊本《湘绮楼文集》未及收）有云：“今欲作诗，但有两派，一五言，一七言。五律则五言之别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五绝七绝，乃真兴体。五言法门，皆从此出。既成五言一体，法门乃出，要之只苏李两派。苏诗宽和，枚乘、曹植、陆机宗之。李诗清劲，刘桢、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则李之别派，潘岳、颜延之苏之支流。陶谢俱出自阮，陶诗真率，谢诗超艳。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雕绘，未若宫体，故自宋以后，散为有句无章之作，虽似极靡，而实兴体，是古之式也。李唐既兴，陈张复起，融合苏李，以为五言。李、杜继之，与王、孟竞爽。有唐名家，乃有储、高、岑、韦、孟效诸作，皆不失古法，自写性情，才气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过六朝，直接二曹，则宋之间、刘希夷道其法门，王维、王昌龄、高、岑开其堂奥，李颀兼乎众妙，李、杜极其变态。阎朝隐、顾况、卢仝、刘义，推宕排阖，韩愈之所羡也。二李（贺、商隐）、温岐、段成式雕章琢句，樊宗师之所羡也。元微之赋望云骓，纵横往来，神似子美，故非乐天之所及。张、王乐府，效法白、元，亦匹于新丰上阳诸篇乎。退之专尚诂诎，则近乎戏矣。宋人扬昌，其流弊也。诗法既穷，无可生新，物极必反，始兴明派，专事模拟，但能近体，若作五言，不能自达。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邓（辅纶）乎。两君并出邵阳，殆地灵也。零陵作者，三百年来，前有船山，后有魏、邓。鄙人资之，殆兼其长。比之何李李王，譬如楚人学齐语，能为庄岳土谭耳……诗既分和劲两派，作者随其所近，自臻极诣。当其下笔，先在选词，斐然成章，然后可裁……乐必依声，诗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已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沉浸于中，必不能炳着于外，故余遇学诗人，从不劝进，以其功苦也。古人之诗，尽美尽善矣。典型不远，又何加焉？但有一戒，必不可元遗山及湘绮楼。遗山初无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词意而杂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学之必乱。余则尽法古人之美，一一而放之，熔铸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谬拟之，必弱必杂，则不成章矣。故诗有家数，犹书有家样，不可不知也。”正可与慈铭所论合看。闿运之所自负，亦大有目无余子之概。若慈铭者殆非所愿齿及云。 范当世在诗家中，亦一时之隽。慈铭与言謇博手札，有云：“所携视诗，其姓名是否范当世？当世素不知其人，观其诗，甚有才气，然细按之，多未了语，此质美未学之病也。”亦不甚许可，特视论闿运者差胜耳。 文廷式《闻尘偶记》云：“李莼客以就天津书院故，官御史时，于合肥不敢置一词。观其日记，是非亦多颠倒，甚矣，文人托身不可不慎也！然莼客秉性狷狭，故终身要无大失，视舞文无行之王闿运，要远过之。”论王、李人品，二者交讥，于慈铭尚有恕词，闿运则不留余地矣。完人本难，廷式亦多遗议也。清流集矢李鸿章，为一时风气，慈铭在言路，不劾鸿章，故廷式病之。以“狷狭”评慈铭，盖确。其日记以意气之盛，时伤偏激，然论学书事，可供甄采，毕生致力，勤而有恒，闿运日记，未能与侔也。廷式尝摘钞慈铭日记，间加批识，并有小序云：“李莼客日记数十册，尚未刊。其中论时事，记掌故，考名物，皆有可采。匆匆阅过，未能甄录，颇觉可惜。兹就其《荀学斋》一种中，略采数条，以着梗概。其日记数年辄改一名，有《越缦堂》《孟学斋》《桃花圣解庵》诸目。其考据诗词等作，必将付刊，故余特略抄其记时事者。莼客以甲午秋卒。晚年多病，虽居言职，有所欲言，而精力每不逮矣，亦可惜也！（可参阅平步青所为《慈铭传》，言卒于十一月二十四日。） 廷式以“舞文无行”斥闿运，慈铭亦以“轻险”等语极诋之。其光绪五年己卯十二月初二日日记云：“阅《邹叔绩文集》……遗书前刻楚人王闿运所为传，意求奇崛，而事迹全不分明，支离芜亻塞，亦多费解。此人盛窃时誉，唇吻激扬，好持长短，虽较赵之谦稍知读书，诗文亦较通顺，而大言诡行，轻险自炫，亦近日江湖亻危客一辈中物也。日出久消，终归朽腐，姑记吾言，以验后来而已。”其嫉之更有如是者。之谦与慈铭同里，夙嫌，尤慈铭所恶，日记中每深致轻诋。（民国二十六年） [book_title]◎李慈铭与周祖培 李慈铭尝授读周祖培家，祖培相待颇厚，有爱士之雅。祖培之卒，慈铭丁卯五月二十五日日记云：“秦镜珊来，言新见邸录，商城相国于四月间薨逝，官其子文令主事，荫一孙举人。相国容容保位，无它可称，而清慎自持，终不失为君子。其于鄙人，亦不足称知己，然三年设醴，久而益敬，且时时称道其文章，颇以国器相期；常谓其门下士曰：‘汝辈甲科高第，然学问不能及李君十一。’予甲子京兆落解，为之叹惜索日。是亦可感者矣。追念平生，为之黯惨。时居母忧在籍也。”慈铭性狷傲，不肯轻许达官以知己，而如所云，盖亦未尝无知己之感焉。 癸亥（同治二年）五月，慈铭以捐班郎中签分户部。到部未几，奉派稽核堂印差，深以为苦，辞而未果。其是年日记中道及此事者，如六月初三日云：“得署中司务厅知会，予派稽核堂印。向例满汉各八员，须日日进署。生最畏暑，近日炎高尤酷，支离病甚，又无一钱可名，乃正用此时持事来，殆非人力所能致者也。”初四日云：“晨入署，诣司务厅，托其以病代告堂官，改免此差，不可得……作片致方子望，托其转致首领司，代辞此事……晡后偶从芝翁谈及署中事，大被嗤笑，盖深以予求免差为不然也。御前仗马，被锦勒，系黄缰，方蹀躞得志，闻山麋野猿羁绁呼喧声，固无不色然骇者。然芝翁之于予，自非恶意，且谓我能读书而不能作官，尤为切中予病。”祖培“能读书不能作官”之语，对慈铭自是定评。又慈铭是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记有云：“东坡云：‘乐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时心尔。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此论诚为名言，然慕与畏犹有不同。慕于功名势位，诚为妄耳；若宫室妻妾饮食之慕，则临时固尚可乐也。畏则虽极至砧斧鼎镬，尔时若实已无法可免，当亦心死，不复觉可畏矣。以予自论，平生所慕者书，所畏者事。书自性命所系，一日不得此书，一日不能不慕。若言所畏，家居时或明日有小事必须出门，先日方寸即觉兀臬。今年到官后，更畏派差使。此虽四月不入署，然日惴惴恐书吏送知会来。以此类推，此心安得有一刻自在处。东坡谓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趁梦，四者犹有彷佛，诚可笑也。呜呼！人生有几许寒暑，乃尽为此幻境消磨；吾心有几许精神，乃禁得此细事胶扰。以后当痛定此心。如近日所最畏者，户部请当月，天坛派陪祀耳。彼进牢户戍绝域者，岁不知几千人，何况入衙署宿郊坛乎？遇虎豹陷盗贼者，岁不知几万人，何况接同僚对吏役乎？”慕书，畏事，自道良然，故久官郎曹，而平日几绝迹于署门，斯亦所谓能读书不能作官耳。统观慈铭日记，固多穷愁之语，而读书之乐，时时可见。此种清福，正自难得。 关于文字者，慈铭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记，述代祖培撰挽袁甲三联事云：“前日商城属撰漕帅袁端敏挽联。予始撰云：‘尽瘁在江淮，身去功成，千载犹思羊太傅。哀荣备彝册，子先母老，九原遗恨李临淮。’上联谓端敏移疾后，以苗练复叛，奉诏办团，旋于防所，今苗逆已平也；下联谓端敏太夫人犹在堂也。芝翁谓：‘佳则佳矣，然太华，请更易之。’因改撰云：‘名扬台府，功在江淮，更喜能军传令嗣。史炳丹青，庙崇俎豆，只怜临奠有高堂。’芝翁大喜曰：‘此真字字亲切，不特端敏一生包括，并其家世及身后优崇之典，事事都到，情致缠绵，固非君不办此也。’因激赏不已。予所撰先后之优劣，识者自能辩之。特记于此，以示为贵人作文字之法。亦颇有致。 《曾文正公日记》影印行世之前，有湘潭王启原所编《求阙斋日记钞》印行，系就日记原文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钞辑，摘撷编次，具有条理，亦颇便阅者。且有印影本中作空白而见于《类钞》之处。戊辰（同治七年）正月十七日日记有云：“阅张清恪之子张悫敬公师载所辑课子随笔，皆节钞古人家训名言。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等，败家则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谢余致赙仪之信，则别字甚多，字迹恶劣不堪，大抵门客为之，主人全未寓目。闻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黄，而丧事潦草如此，殊为可叹。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弹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谬不堪，既以面谕纪泽，又详记之于此。”此节中之“周中堂之子文翕”、“周少君”，影印本均作空白，不观《类钞》，不知所言为谁何矣。“周中堂”即指周祖培，祖培卒于丁卯（同治六年）也。曾国藩日记中，罕对人诃责之词，此特借以训诫子侄，遂不觉词气之峻激，本旨固不在周氏耳（《类钞》列诸伦理类，亦以此；可与其《家书》、《家训》中训诫诸语合看。“欲禁子侄之骄”。句之“侄”字，“类钞”误作“弟”。手头之《类钞》系“上海朝记书庄印行”，“上海中华书局承印”之本）。使慈铭在京，关于祖培家此类文字，躬为董理，当不致如是。 慈铭回京后，为祖培撰神道碑，并代祖培子撰行述。其日记中记其经过。辛未（同治十年）九月初四日云：“撰周文勤公神道碑文，既无行状可据，仅取文勤自癸卯至丁卯日记采缀之。”二十四日云：“为允臣代撰《文勤公行述》，至夜分成，约三千六百言，与碑文事同文异而较详密，文勤遗事，搜辑靡遗，至其师弟渊源，家世衰盛，亦俱附见，谨严完美，不见其斡旋诘曲之端，而气体仍极醇实，自信并世当无二人，而沉埋下僚，无过问者，恐数百年后，当有子云、君山其人，思之而不得也。此文是代人作，例不存稿。”十一月二十日云：“夜周允臣来，送文勤碑铭行述润笔银八十两。”《祖培行述》，慈铭极得意之作也。（民国二十三年） [book_title]◎谈章炳麟 章太炎（炳麟），高文硕学，蔚为近代鸿儒。比岁讲学苏州，不与政事，海内推为灵光岿然之国学大师，兹闻遽作古人，莫不悼惜不置，盖实至名归，非幸致也。综其生平，立言多可不朽。虽以个性之特强，有时不免流于偏执，甚且见讥为章疯子，然小疵难掩大醇，今日盖棺论定，此老自足度越恒流，彪炳史册，即其“疯”，亦有未可及者（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东渡日本，在留学界及民党欢迎会席上演说有云：“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坚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精神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章疯子之自量其疯如此，亦隽语也）。 其性孤鲠，故于时流少所许可，尤好讥诃显者，而对于黎元洪，独投分甚深，称道弗衰，其历来文电，比比可征也。所为“大总统黎公碑”，尤详着其善，而深惜其志不获伸。文有云：“公丰肉舒行，身短，望之如千金翁，而自有纯德，不由勉中，爱国恳至，不诛于强大，度越并时数公远甚。始在海军，已习水战；及统陆队十余岁，日讲方略，于行军用兵尤精。山川厄塞，言之若成诵。绝甘分少，与士均劳逸，士无不乐为用者，会倡义诸师旅长，皆自排长兵曹起，或杂山泽耆帅，斥弛志满，教令不行。汉阳败后，公始综百务。未期月，燕吴交ㄏ，日相椎杵，终掩于袁氏。再陟极位，卫士无一人为其素练者。故于民国为首出，而亦因是不得行其学。使公得位乘权十年，边患必不作，陆海亦曰知方矣。世之推公，徒以其资望，或乃利以纾祸，不为财用发舒地；虽就大名抱利器，无所措，与委裘奚异？悲夫！”盖赞扬与叹惋兼致，笔健而情挚焉。又云：“炳麟数尝侍公，识言行，其言或隐，即遍询故参佐，故以实录刻石，不敢诬。”只看此处之一“侍”字，章氏岂肯施诸其他曾居高位者乎！文中又有“……然持承平法过严，绌于拨乱，亦公所短也”等语，略申责备贤者之旨，且所以示“实录”，固不能看作寻常贬词也。 当民国初年章氏被袁世凯羁留于北京时，憔悴抑郁中，曾作《终制》一文，以刘基自况，谓：“功状性行足以上度，其唯青田刘文成公。既密近在五百年，又乡里前文人，非有奇卓难知之事，如有所立，风烈过之矣。遭值昏明异路，谋议随之，则同异复有数端。夫以巨细一端相校，犹有窃比老彭拟及晏子者，况其同者乃在性行身状之间，其异者直遭世污隆云尔，故曰见贤思齐焉。死者如可作也，犹将与征邻德，听其雅训，以督仕人无状之咎。今旦暮绝气，而宅兆未有所定，其唯求文成旧茔地，足以容一棺者，托焉安处。”又托杜志远代谋葬地，书谓：“刘公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冢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慕，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兆而已。”向往之忱，自负之意，均可概见。其挽黎元洪联，有“继大明太祖而兴”之句，是黎固其心目中之明太祖也。以刘伯温遇明太祖，宜可一伸王佐之志事，而黎氏两居总统之位，章既未为阁员以襄大政，亦未任总统府要职以参密勿，盖气谊虽相投，形迹则非甚亲耳。 黎为临时副总统时，章谒诸武昌，说以与袁作正式大总统之竞选。黎自揣苟如此，必大遭袁忌而速祸，非明哲保身之道，亟乱以他语，与作闲谈，因问及家事，谓：“君中馈久虚，非久计，宜早择佳偶，以为内助。”章初犹以国事关心不遑及此辞，黎更力劝，章意乃决，于是经友人之介绍，与汤国黎女士（时有才女之名）订婚，未儿即结婚于上海矣。闻二十余年来，章汤伉俪颇笃。尝有言其不佳者，传闻之误也。 浚县孙思君（至诚）好学能文章，于民国二十年受业章氏之门，甚蒙器赏。顺见其所撰《余杭先生伤辞》云：“至诚幼侍角山、井北二先生论文有曰：‘清季文士善反古，湘潭一反而至汉魏，余杭一反而至周秦。’自是为文，往往拟湘潭余杭以为式，署所居曰‘拜炎揖秋之’，窃私淑诸人已夙矣。后遍读先生所为丛书，益叹其小学精邃，跨越近代，仑思洞深，直跻诸子，然犹意先生倜傥之士，不可以绳尺求也。迨辛未始获受业为弟子，乃讶其和易平实，与宋儒为近，开朗潇林攵，在魏晋之间。孟子云：‘五百年必有名世者。’盖自明清以来，考道论德，未有如夫子者也。初马通伯先生季子文季求先生为书致之当道，时至诚方佐张督绥靖江苏，未即上谒，先生曰：‘稍须至诚且来，定有以为谋。’文季疑其尚未相见，何以知其任此，曰：‘于其文知之。’是先生知至诚，如九方皋相马于骊黄牝牡外已。先生所以诏至诚者，于教则并重儒道，剀切人事，于政则兼用老韩，以佐百姓，于学则勤求经训，务期有用；于文则先究义法，次辩气体。自愧驽下，竟无以副斯。去秋谒先生姑苏，先生娓娓数千百言，杂以诙谐，神固甚旺也。尝曰：‘奇袤怪迂之谭，至今日而极。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仇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甚至斥神禹为虫鱼，以尧舜为虚造，此其祸固烈于秦皇焚书矣。方当以榘视承学之士；涂附教猱。我无是也。’然则精研故训，独探眇诣，发千古之绝学，树海内之正宗，微先生我将安仰！奄忽之间，山颓梁坏，内圣外王之业，至此斩其统绪；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岂不痛乎！辞曰：清朴学，数段王。逮孙俞，犹彀张。后居上，惟余杭。穷春秋，道大光。旧物赖以复，区夏赖以匡。生不逢尧与舜让，乃践迹于素王。哲人亡，摧栋梁。古人来者不可望，余焉忽终古之茫茫！呜乎哀哉！”于章氏之学术志行，颇得赅要。 孙君为书——《谒余杭先生纪语》相示，录之如左： 民国二十年夏，谒余杭章先生沪寓，先生论文曰：“文求其工，则代不数人，人不数篇，大非易事，但求能入史斯可矣。若梁启超辈，有一字能入史耶？”或问及吴稚晖之作，曰：“吴稚晖何足道哉！所谓苫块昏迷语无伦次者尔！”次论佛法云：“佛法能否转移人心，尚待商兑，盖语其高眇，实非众生所能与（并谓：“尝持此语印光，印光谓：因果之说，固愚夫愚妇所与知，不难普渡众生，然非所语于晚近科学渐明之时也。”），语其浅近，如因果之说，往往不验，又非智士所能信，即当时治法相宗既精且博如欧阳竟无者，犹负气特甚，亦未能出家，习气终难尽绝，疑此尚未足易世也。”至诚曾以书达欧阳大师，意在激成两大师之雄辩，极论佛儒修短，当不减会稽斋头，一议一难，莫不厌心舞，快何如之。欧阳大师竟以“四不答”置之。迭函相渎，答书有“孙至诚太笨”之斥。 民国廿四年秋，谒于苏寓，纪述如次： 论某公好奇，曰：“学说之奇袤，至今日而极，坊表后进者，惟有视以正轨，岂容教猱升木，如涂涂附？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甚至以大禹为非人类，以尧舜为无其人，怪诞如此，莫可究诘。彼固曰有佐证在，要所谓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者已。绝学丧文，将使人忘其种姓，其祸烈于秦皇焚书矣。好奇之弊，可胜慨哉！”答问《章氏丛书》，续编未收文录之故，曰：“近所论列，经往以时忌不便布之。而近年多为碑版文字，又迹近谀墓，故未付刊。” 又书轶事数则云： 袁世凯禁之都门时，先生愤甚，于几案旁遍书“袁世凯”三字，日必击之数四。又尝书“死耳”二字为横帔赠人。民国四年书“明年祖龙死”，袁氏果以次年卒，始得释。可云巧合。初山东某氏，曾隶民党籍，自请监视先生，实阴相护持，事之颇谨，暇辄求为作字撰文，更以其先人传志请。先生曰：“尔非袁世凯门下小走狗耶？”曰：“唯。”曰：“自知者明，甚善，当为尔翁作佳传以传之。”然先生后论及袁氏曰：“袁世凯亦自可人。当余戟手痛骂时，乃熟视若无睹。近人闻有后言，辄恶之欲其死，孰敢面短之，况痛骂耶？” 孙岳初隶民党，后附曹锟，以事南下，因谒先生沪寓小楼。刺入，先生持杖迓之楼门。孙上，乃迎击之，曰：“何物孙岳，亦北洋派鹰犬耳，何面目来此相见！”孙狼狈下；追击之，骂不止云。（孙后竟倒曹）先生严气正性，嫉恶尤甚，人有不善，辄面加诃斥。晚年于所不善则不见，或见亦不数语，不复谩骂，此盖涵养日深之徵；而汤夫人从旁婉劝，亦与有力焉。 先生与人书有云：“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盖晚年趋重平实，与前稍异，庶几“从心不逾”者已。 曹亚伯尝以所作《民国开创史》就正，并求书联。先生曰：“稍缓当好为撰句以应。”曹索甚亟，曰：“无已，惟有以杜句移赠。”乃书“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二语。见者叹其工切。其敏捷如此。 当其被袁世凯拘留，有上世凯一书，颇极笑骂之能事，文尤诙谐可喜，并及考文苑事则其志也。兹附缀录之： 前上一书，未见答覆。迩者宪兵虽解，据副司令陆建章言，公以人才缺乏，必欲强留，炳麟不能受此甘言也。若有他故能议公者，岂惟一人？舆论纵不振于中士，若外人之烦言何！炳麟本以共和党独立来相辅助，亦傥至而相行耳，而大总统羁之不舍，既使赵秉钧以国史相饵，又欲别为置顿。炳麟以深山大泽之夫，天性不能为人门客，游于孙公者旧交也，游于公者初定也，既而食客千人，珠履相耀。炳麟之愚，宁能与鸡鸣狗盗从事耶！史馆之职，盖以直笔绳人，既为群偏所不便。方今上无奸雄，下无大佞，都邑之内，攘攘者穿窬摸金皆是也，纵作史官，亦倡优之数耳！窃闻史迁、陈寿之能谤议，而后嗣乐于览观者，以述汉魏二武之事也；不幸遇朱全忠、石敬瑭，虽以欧阳公之叹息，欲何观焉！今大总统圣神文武，咸五登三，簪笔而颂功德者，盖以千亿，亦安赖于一人乎？属有武汉人士，招往讲学，北方亦有一二人耸之。愚意北方文化已衰，朝气光融，当江汉合流之地，不欲羁滞幽燕也。必欲蔑弃约法，制人迁居，知大总统恪其宪典，必不为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以与朋辈优游谑浪，炳麟亦不能为也。苟图其大，得屈此身以就晦冥之地，则私心所祈向者，独考文苑一事经纬国常，着书传世，其职在民而不在官，犹古九两师儒之业。迩者方言国音字典文例、文学史、哲学史等，皆未编成，而教育部群吏又盲瞽未有知识，国华日消，民不知本，实愿有以拯济之。同苑须四十人（仿法国成法），书籍碑版印刷之费，数复不少，非岁得二十四万元不就。若大总统不忘宗国，不欲国性与政治俱衰，炳麟虽狂简，敢不从命？若絷一人以为功，委弃文化以为武，凤翱翔于千仞，览德辉而下之，炳麟其何愧之有！设有不幸，投诸浊流，所甘心也！书此达意，请于三日内答覆。 吴宗慈着《庐山志》，章氏有题辞一篇，警峭可诵，亦足徵其倔强之性。《章氏丛书》续编，无《文录》一种，此类文字，见者不多，因亦录次： 余友吴宗慈蔼林，为《庐山志》十二卷，义宁陈翁序之，举目录详矣，复求序于余。余曰：“内则栖逸民，外则容桑门者，古之庐山也。以岩穴处驵侩，以灌莽起华屋者，今之庐山也。中国名山数十，自五岳及终南，青城，点苍，峨眉，近道有黄山、括苍，其地或僻左，或当孔道，而船航不得至。独庐山枕大江，蕃客俗士所易窥，其变迁乃如是，固地势然也。虽然，自今而往，山日槎，市日廓，欲隐于其地者，非高赀则不能已。今之情，求仕不获，无足悲；求隐而不得其地以自窜者，毋乃天下之至哀欤！蔼林，负俗之才也，曩以议员走南北几十年，不得意而去，其后未尝为不义屈，常居是山，期与昏狂相远，其自重若斯之笃也。所为志笮核去华，于昔之胜迹，今之变故，详矣。山志一卷，尤质实，足以备故事。且情之韪非不可知，要之今之庐山，必与蔼林所期者稍远矣。吾乃知天之鼓物，果不与圣人同忧乐也，题其端云尔。民国二十二年九月，章炳麟。 盖有一肚皮不合时宜之慨焉。（民国二十五年） [book_title]◎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一 癸丑（民国二年）秋间，章太炎（炳麟）甫度蜜月未久，应共和党之招，由上海抵北京，遂被袁世凯羁留，至丙辰（民国五年）袁死，始得恢复自由而南旋。其间轶事有可述者。 初，共和党与民主党、统一党合组为进步党，与国民党在国会成对峙之势，实受袁世凯操纵（统一党之初期，章氏本居领袖之地位，后因该党完全为袁氏所用，乃不与闻其事）。该党中之民社派（鄂人居多），持异议，因用共和党之原名，自树一帜，其党魁则仍遥戴黎元洪（时在武昌）领之，本有历史上之关系也。准党人较少，党势过弱，为谋党之发展计，遂敦请章氏北上，共策进行，以其素善黎氏，且负海内大名，言议为世所重，故力邀其来。章氏亦欲有所擘画，即应招而至。初意小住即行，不料一入都门，竟遭久羁焉（袁自二次革命之役武力奏功，方以雷霆万钧之势，厉行****，党务本已无可为，未几国会遭厄，更不在话下矣）。袁世凯以其持论侃侃，好为诋诃，固深忌之，且闻其尝与谋二次革命，尤不慊于怀，对章之来，顿兴“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之感。章氏方作寓于前门内大化石桥共和党本部，自以为无患，而党部门前，已军警布列，名为保护，实行监视，使成“插翅也难逃”之形势矣。 章氏不免大吃一惊，致书袁世凯诘问，置不理，愤郁异常，而莫如之何也。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时往探视，见其忧恚之状，因谋有以慰藉之。玄同之兄恂，时为总统府顾问，与政界不无关系，玄同与商此问题，拟为章谋，特设一文化机关，由政府给以相当经费，俾领其事，超然政潮之外，不失治学之本色，庶精神上有所慰藉，较胜不自由之闲居。恂本与章有旧（张之洞之延致章氏，系属恂代为招邀，有此一段因缘），愿为尽力，惟不居要津，与袁氏亦无深交，不便直接进言，乃转托张謇（时为农商总长）言之，并先与章氏商谈，章以无聊之甚，亦颇赞成。章本有设“考文苑”之主张，兹以规模较大，恐难即就，此机关名称拟定为“弘文馆”，作小规模之进行，其工作则为编字典及其他，馆员人选，预定有门人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等，盖犹师生讲学之性质也。当玄同等以马车迎接章往西城石老娘胡同钱宅与恂面谈此事时，军警及侦探多人乘自行车簇拥于车之前后左右云（其时北京乘汽车者尚少，马车迎师，即甚恭敬。在清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以皇父之尊，行元首之事，出行亦不过较阔之马车而已）。 张謇既言诸袁氏，袁氏表示：“只要章太炎不出京，弘文馆之设，自可照办，此不成何等问题也。”并允拨给数千元作开办费。其经常费每月若干，亦大致说定，惟待发表而已。事虽已有成议，而未能即日实行，延滞之间，章氏不能耐矣。 民国三年元旦，钱宅接到章之明信片一纸，若贺年片而语则异乎寻常。开首为“此何年！”三字，以下又有“吾将不复年”之句。玄同见之，以其措语不祥，虑有意外，翌日亟往省视。至共和党本部，登章氏所寓之楼，则酒气扑鼻，而室中阒其无人，惟章氏新书之字多幅，纵横铺列，几满一室（酒气由于墨汁中和以烧酒，作字多幅盖为将行应索书者之请）。案头有致黎元洪书稿一通，告别之书也（文云：“副总统执事：时不我与，岁且更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此为公祝！炳麟羁滞幽都，饱食终日，进不能为民请命，负此国家；退不能阐扬文化，惭于后进，桓相迫，惟有冒死而行。三五日当大去，人寿几何，亦或尽此，书与公诀！”时黎氏亦已到京，在总统府中，作瀛台寓公也）。方疑讶间，闻章氏与二三友人上楼，且行且言。入室之后，与玄同略谈数语，即仍与友人谈，所言为明日出京之准备。玄同因问将何往，章氏正襟端坐，肃然而言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歇后语也，《论语》下文为“津”字）玄同曰：“将往天津耶？”曰：“然。袁世凯欺人，居心叵测，此间不可一日居，明日即先至天津，再由津南下。”曰：“弘文馆事已有成议，何遽行乎？”曰：“袁世凯只能骗尔等，岂能骗我！彼岂真肯拨款以办弘文馆耶！”曰：“袁似不至吝此区区之款，惟官场办事，向来迟缓，弘文馆事之延滞，或亦其常态，盍再稍待乎？”曰：“吾意决矣，必不再留！”玄同虑其出京难成事实，而见其态度极为坚决，不便强谏。翌日，果行，军警等随至东车站而截留之，章惟痛骂袁氏无状而已。旋有大闹总统府之事。 其大闹总统府之一幕喜剧，《纪念碑》（小说名，民国三年十一月出版，写民国二三年间政闻，以讽刺袁世凯为主，着者署“沪隐”，或是一被解散之国会议员，笔墨颇好）第八回（《章疯子大闹总统府》）特加描写，其文云： ……民国三年的新年节……正月初七日下午傍晚的时候，总统府新华门内，忽听见吵嚷的声音，随后数十兵士，即拥着一人出来，将那一人推至马车中，前后左右，皆有兵士团团的围着，押至宪兵教练所去了……及细细询问起来，才知道获住的……是个疯子……他老先生这一天忽然高兴起来，于清晨八时径赴总统府，请谒见总统。他身穿一领油烘烘的羊毛皮袄，脚踏着土埋了似的一对破缎靴，手擎着一把白羽扇，不住的挥来挥去；又有光华华的一件东西，叫做甚幺勋章，不在胸襟上悬着，却在拿扇子那一只手大指上提着……歪歪斜斜的坐在总统府招待室里头一张大椅于上，那一种倨傲的样子，无论什幺人他都看不到眼里。列位想一想，总统府是何等尊严的地方，凡请见总统的人，是何等礼服礼帽，必恭必敬的样子，尝看见那些进总统府的官吏们，皆是蹑手蹑脚的，连鼻子气儿也不敢出，往来的人虽多，一种肃静无哗的光景，就像没有一个人一样，那见过这个疯子，这个样儿怪物呢！不消说传事的人一回报，袁总统自然是拒不见的了。这个疯子真是有点古怪，越说不见他，他是偏要请见。直等到天色已晚，他不但不去，还要搬铺盖进来，在此处值宿，适听见传事的人报大总统延见向次长瑞琨，他发起怒来道：“向瑞琨一个小孩子，可以见得，难道我见不得幺？”他自言自语，越说越有气，索性大骂起来。卫兵请他低声些，他即怒卫兵无礼，摔碎茶碗，即向卫兵投去。其初卫兵见他提着一个光华华的东西，思量着他许有些来历，不知道他究竟能吃几碗干饭，也不敢较量，只得由他去闹。随后不知道从什幺地方来了一个命令，如此如此，卫兵们就把他拿小鸡子似的从招待室里头拿出来，并拿进马车里去，一溜烟就送到一个地方，把他入了囚笼了。他姓章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讲起旧学来，无人不佩服他，不过因他举动离奇，一般人叫他章疯子。自此以后，章疯子囚犯的时代甚长，由宪兵教练处移囚至龙泉寺，又由龙泉寺移囚至徐医生家，俱是后话。且说章疯子被囚后，也有许多营救他的。有一人转求袁总统最亲信的张秘书，为他缓颊道：“袁总统挟有精兵十万，何畏惧一书生，不使恢复其自由呢！”袁目答道：“太炎的文笔，可横扫千军，亦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太炎被了囚，人人断其无释放的希望。这是深明白当道的意思的…… 写得活灵活现，虽小说与历史不同，不无特意渲染之处，而大端固可征信也。所云提着之勋章，指民国元年授与以革命有功勋之二位。至所谓“囚笼”、“囚犯”，是广义的、精神的，言羁留中之失却自由而已。充类言之，其时黎元洪以副总统居瀛台，受袁世凯之特别优待，亦可作囚笼中之囚犯观。时当隆寒，章身御重裘，而出门必羽扇不离手（在寓中时不然），实一特癣。《逸经》第九期，载冯君所撰《革命逸史》之《章太炎与支那亡国纪念会》一节，记壬寅章在东京，三月十八日以会事至警署，“长衣下袖，手摇羽扇，颇为路人所注目。”盖此项习惯已久矣。又章氏《宋教仁哀辞》（民国二年春作）有云：“躬与执，拜持羽扇，君所好也。”亦其羽扇故事。 自移拘于外城龙泉寺，章益愤恚异常，拒绝官厅供给，惟以来京时旅费所余治餐，所以深绝袁氏，示义不食袁粟之意也。不久，旅费用罄，遂拟绝食。事闻于袁氏，不欲蒙逼死国学大师“读书种子”绝矣之咎，因谆属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妥为设法劝导处置，俾不至以绝食陨生。官医院长徐某，炳湘所亲信，与商此事，乃由徐具一报告书，言章患病，龙泉寺与其病体不相宜，应迁地疗养，即移居东城本司胡同徐之寓中，以便随时调护治疗，一面由徐以医生之资格，慈善家之口吻说章。得允，于是徐遂暂作章之居停主人，绝食之举无形转圜矣。此为是年夏间事。 章氏既到徐寓，以片纸招门人往晤。钱玄同等应命而至，见徐为一白须老者，言谈颇鄙俗。谈次，徐指章而谓钱等曰：“你们老师是大有学问的人，不但我们佩服，就是袁大总统，亦甚为器重。如果你们老师明白大总统的好意，彼此相投，大总统定然另眼看待，决不亏负与他。可是大总统的火性也是厉害的，倘或不知好歹，一定要触怒了他老人家，他老人家也会反脸不认人。扑通一声（言至此，作枪击之势），你们老师的性命难保了！你们总要常劝劝他才好！”当时徐氏表演得声容并茂，钱等觉无可与语，只好默然，章亦惟微哂而已（闻章对徐，初以其态度殷勤，谓是长者一流，颇假以词色，且与谈医书尚洽，称其医道不错，嗣以话多不投机，始渐不喜之云）。 在徐寓小住，本暂时办法，善后尚需计议也。袁世凯仍坚不许其出京，至待遇方面，则愿酌供在京之费用，而希望其接眷来京，作久居之计。经黎元洪斡旋其间，遂定议付以五百元之接眷费，并按月付五百元，俾作家用（其后仅月得三百元，闻有人中饱。或谓即徐所为云）。章以出京既属绝望，乃从黎等之劝告，属门人朱希祖赴沪代迎其妻汤国黎女士北来，一面经人代为觅房，俾移居，旋租得东城钱粮胡同房一所。 斯际之某日，徐氏仆人往请钱玄同到寓，并谓：“非章先生请，乃徐院长请也。”既至，徐出见，怒容满面，曰：“你们老师太不讲交情！”即出章氏所书致汤电稿一纸示之，盖被其截留者（徐对章本有暗为监视之任务），文为：“北人反复，君勿来！”因又曰：“我待你们老师有何不好，而竟骂我反复！”钱以所谓北人并非指彼向之解释。徐曰：“我是北人，此非骂我而何！”钱复略代解释，遂人见章。章与谈接眷事，谓：“顷更加考虑，袁氏方面，狡诈无诚意，不愿徇其意而接眷，已发电止之矣。”（不知电并未发）钱加以劝慰，并谓：“师母之来与不来，可俟其斟酌办理，师且静候消息，暂不必再有表示也。”章颔之。 汤夫人不果来，章则迁入钱粮胡同新居矣。此房间数颇多，甚宏敞（上房七开间，厢房亦五开间），章氏一人居之，仆役及庖人等则有十馀人之众，皆警察厅派来，以服役而兼监视者也（章氏居此，以迄民国五年恢复自由）。此房相传为凶宅，翌年（民国四年）章氏长女<爻爻>来京省视，自经于此，迷信者益相诧为凶宅验焉。 以上所述，闻诸钱玄同先生为多，拉杂书之，聊备谈章氏轶事者之参考（章氏顺于六月十四日卒于苏州，玄同除与在平同门数人以“先师梦奠，惨痛何极”发电致唁外，并挽以长联，有“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等语云）。 [book_title]◎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二 前稿述章氏民国初年被袁世凯羁留于北京时之轶事，兹更据所闻，续为记述，作前稿之补充（此次所述，亦闻诸钱玄同先生者为多）。 章氏民国三年夏末，由本司胡同迁入钱粮胡同新居（房租每月五十四元）后，眷属未至，甚感寂寞。未几，其门人黄季刚（侃）应北京大学教席之聘来京，所但任讲授之科目，为中国文学史及词章学，谒章之后，即请求借住章寓，盖词章学教材等在黄觉不甚费力，即可应付裕如，惟文学史一门，其时治者犹罕，编撰讲义，为创作之性质，有详审推求之必要，故欲与章同寓，俾常近本师，遇有疑难之处，可以随时请教也。黄本章氏最得意之弟子，章亦愿其常相晤谈，以稍解郁闷，因欣然许之。不料不数日，而黄突为警察逐出，而章氏因之复有绝食之事。 某日之深夜，黄正在黑甜乡中，忽有警察多人，排闼直入，其势汹汹，立促黄起，谓奉厅中命令，前来令其即时搬出此宅。黄愕然问故，警察惟言奉令办理，催促实行而已。黄谓：“我之寓此，系章先生之好意，纵须搬出，亦当俟天明后向章先生告别再行。”警察曰：“如使章先生知之，必加阻挠，徒添许多麻烦，故汝宜即搬，不必候见章先生也。”遂不由分说，立将黄氏押出章寓。 黄氏之在章寓，往往早出晚归，且有时寄宿他处，与章亦非每日必见面；翌日章未见黄，以不知其事，故未以为意也。二三日后，他门人有来访候者，乘人力车进大门时，门首岗警即作势欲止之，不顾而人。谈次，章曰：“季刚数日不见矣，汝见之否？”经以实告，乃知之。正诧怪间，警察数人入，命来访者速去，并谓以后不准再来，即引之而出。盖章之见客自由亦被剥夺矣。章愤恚极甚，谓凌逼至此，尚有何生趣，于是复实行绝食，以祈速死。当其前清被禁上海西牢时，即曾绝食多日，因同囚之难友相劝而止。在龙泉寺时，又曾一度开始绝食。此次绝食之举，盖第三次也。 其在京之门人钱玄同等闻之，亟起营救，一面上书平政院申诉，一面往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力请解除接见来宾之禁，俾可复食。吴以章又绝食，不便过执，乃许其门人及友朋无政治色采者仍得人见。惟章则绝食之后，态度甚坚，钱等竭力劝解，不之从，谷食悉废，仅尚饮茶耳。钱等相商，以滋养品（藕粉之类）少许随时潜入茶内，藉稍补救。章氏旋即疑之，怒谓茶不干净，此策遂失败。诸人旁徨无计，而章绝食垂十日矣。 章恶袁世凯及其党类，波及北人北物。时值冬令，北京御寒之具，多用“白炉子”（烧煤球），若洋炉烟筒之装置，其时用者尚少。章谓北京之用煤球及“白炉子”，为野蛮人之习俗，摒不用，亦不更谋御寒之具，惟以傲骨当严寒，所居房屋高大，益冷，往见者不敢脱大氅，犹时觉冷不可耐。章既绝食，卧于床，床近窗，窗有破处，尤易为寒风所侵，气息奄奄，决意待尽，其状甚凄惨也。而乃绝处逢生，忽有转机。 某日傍晚，马叙伦来慰问，略谈之后，即告辞，章曰：“我为垂死之人，此后恐不再见，君可稍留，再话片刻。”时章犹勉强能作语也。马曰：“饥甚，亟须回寓进餐。”章曰：“此间亦有厨房，可令为君备饭，即在此晚餐。”马曰：“对绝食之人，如何能吃得下！君如必欲留我在此吃饭，最好君亦陪我略吃少许，则我即从命而在君旁进餐。”章稍作沉吟，意似谓可。马乃曰：“君能略进饮食，甚善，惟绝食有日，不宜太骤，当先啜米汤之类，方无患。”于是章果略饮米汤；自斯遂渐复食，生命得以无恙焉。 马氏是晚自章寓出，即以章氏复食消息语人。翌日，钱玄同往省视，知所言有证。章有一铜制欢喜佛像，作人牛相交之形，制作颇精，以六十元得之，常置案头。钱氏此次往晤，案头忽不见此物，因问何故藏庋。章告以女展昨至矣，此盖章氏复食动机之所以萌，马氏会逢其适耳。章氏三女，长名<爻爻>，时已适龚宝铨，次则于前清章氏入狱时由章之长兄（钱，字椿伯，原名炳森）携去抚养，展其季也，称三小姐，时仅十余龄，甚活泼，当绝食垂尽之顺，爱女北来，天伦至性，岂能无动？故复食得以实现也。 袁世凯每月给章五百元，为一种高等囚粮之性质。此款非直接交付，系展转给与，前为章氏居停主人之官医院长徐某，以与吴炳湘有密切关系，为经手人之一，因之章乃月仅实得三百元，吴氏知而不问，章之门人钱玄同、朱希祖等，亦闻悉其故，而不便明告章氏，恐增其怒也。故章仅知为减发，而不知被人截留。徐以章氏后来不假以词色，衔之，当闻其绝食将殆时，忽来访问，睹其状，以为必无生理，乃向之曰：“袁大总统每月白送你五百元，你何等舒服，竟尚不知足，无端绝食，真不知好歹！”言已，冷笑而去。彼只顾奚落章氏，不暇择言，无意中“五百元”脱口而出。钱玄同、朱希祖遂往见吴，谓：“徐以经手人之资格，今已明向章先生说出五百元矣；若仍仅与三百元，章先生必以见欺而益愤，绝食岂能挽回乎？”经此一番交涉，此项高等囚粮，以后始得如数给与。 至黄季刚之被逼移寓暨章氏接见来客自由之被剥夺，以致惹起章氏绝食者，其动机闻颇与章氏之庖人有关，所谓小鳅生大浪也。章在钱粮胡同寓所，所用仆役人庖人等，共有十余人之多，一仆系前由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所荐，曾随侍于龙泉寺，此外则吴炳湘所间接推荐（托与章相稔者出名介绍）盖由警察之类改充，皆负有暗中监视之责者也。庖人某，亦警察出身，技甚劣，以章于饮食素不考较，故能相安。黄季刚则不然，固留意于此者，与章共餐，颇有不能下箸之苦，屡为章言庖人须更换，后并荐一四川厨子代。章氏重违其请，遂遣之去，而改用黄荐之四川厨子。此警察而司庖者，失此优差，愤愤而去。不数日，遂有黄氏被逐等事，盖此人回厅后有所捏报，与有力焉。 章氏嗜学而不好洁，说者谓有王介甫之风。其于饮食，不顾滋味之优劣，菜肴惟就置于最近处者取食之，余纵有珍味，箸弗之及也。此节尤似王氏。宋人朱弁《曲洧旧闻》云： 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所择，自少时即然。苏明允着《辨奸》，其言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以为不近人情者，盖谓是也。然少喜与吕惠穆、韩献肃兄弟游。为馆职时，玉汝尝率与同浴于僧寺，潜备新衣一袭，易其敝衣，俟其浴出，俾其从者举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为异也。及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食，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何所？”曰：“在匕箸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箸。”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伪云。 王安石与章炳麟为相距近千年之两个大学者，其习性大相类似，可谓后先同揆。王氏被疑为伪，盖非，正书呆子所以为书呆子耳（章氏不喜浴，王之浴于僧寺，当亦系韩氏强之）。章对于饮食既如此，菜肴上之知识，极有限，当在龙泉寺时，拒绝官方供给，自起火食，司庖者（或即陆建章所荐之仆人兼任）请示作何菜，章想得二种：一为蒸蛋糕，以鸡蛋为食品之最普通者，易于想到也；一为蒸火腿，以火腿为在南中所常食，故亦思及也。二种以外，不复有第三种，于是顿顿蒸火腿蒸蛋糕矣。及居钱粮胡同，吴炳湘间接荐来之庖人某，亦仍旧贯，以此二种为常备之品（所谓蒸火腿者，实即以“清酱肉”——北平之一种腌肉，每为火腿之代用品——切片蒸之）。有客共食，始酌添他菜。每日之火食账，则一任其浮冒开销，以章不知物价，且不屑较计钱数也。而银币及钞票，杂置抽屉内，往往听其自取，略不稽考，以故此席遂成优差，胜于供职警察多多，一旦被章因黄言而解雇，遂怀恨在心而谋报复耳。 章被袁氏羁留在京，神经受重大刺激，其时之行为，有可怪者，盖以发泄其愤世嫉俗之意也。自居钱粮胡同，即传集寓中全体仆役，颁示条规，中有：（一）仆役对本主人须称“大人”，对来宾亦须称以“大人”或“老爷”，均不许以“先生”相称。（二）逢阴历初一、十五，须一律向本主人行大礼，以贺朔望。并谓，“如敢故违，轻则罚跪，重则罚钱”。钱玄同曾问以何故如是好奇，且家仆对主人称“大人”，在前清亦无此例也（清时主人纵官至极品。其所用仆辈亦只以“老爷”呼之）。章曰：“吾之为此，惟以‘大人’、‘老爷’均前清之称谓，若‘先生’者，吾辈革命党创造民国，乃于南京政府规定以代‘大人’、‘老爷’（民元南京内务部曾下令禁称‘大人’、‘老爷’，一律改称‘先生’），今北京仍为帝制余孽所盘据，岂配有‘先生’之称谓乎？此所以示北京犹是‘大人’‘老爷’之世界耳。既犹是‘大人’‘老爷’之世界，叩首之礼，亦固其宜。” 其长女<爻爻>于民国四年至京省父，忽自经而死。章氏作《亡女事略》，其厌世之故，略有所言，然亦未具必死之确因，故以“此何为而然者耶？”作结。至叙其情事，谓：“民国四年四月，<爻爻>如京师省视，言笑未有异也。然燕处辄言死为南面王乐，余与季女展常慰藉之，宝铨数引与观乐，或游履林囿间，始终不怡，见树色益怃然若有亡者。九月七日夕，与宝铨、展谈笑至乙夜就寝，明旦起视，已自经，足趾未离地，解拊其胸，大气既绝矣。医师数辈，皆言不可治，遂卒。”时<爻爻>婿龚宝铨亦寓章所，<爻爻>与妹展同住西厢房，龚住东厢房，据闻展以<爻爻>屡欲自杀，甚有戒心（曾一次自经于树，为展所救）。是夜就寝后，甫曙自醒，见<爻爻>不在室内，即大惊，亟起而觅之，则见其自经于章所住上房之堂屋，绳悬于屋之上坎。解下，延汤尔和等救治，谓时间过久，不能再生矣。其死固颇奇也。章尝以长八尺之宣纸，大书“速死”二字，悬于堂屋，以自示其愤恚不欲生之态。<爻爻>自经处，适当其旁云。 [book_title]◎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三 前草《章炳麟被羁北京轶事》二篇，先后披露《逸经》第十一、十二两期，内容盖多闻之于钱玄同先生，更以曩所知者相印证，仓卒记述，未能周备，嗣阅《逸经》第十三期所载吴宗慈君之《癸丙之间太炎先生言行轶录》、刘成禺君之《癸丙之间太炎先生记事》（均在刘君《洪宪纪事诗本事注》内），与不佞所记为同时间之事，记载翔赡，多可补拙稿所未及。其谓章氏应共和党之请而入京，系为党人某某所卖，此共和党内部之事，不佞所未能知也。又言章氏出京，党部同人设筵为饯，逆知出京必被阻，约纵酒狂欢以误车表云云。此节亦不佞所未详，当以躬与其事者之言为可信。其他与拙稿互有详略处，可以参看。 吴君谓：“徐医生寓钱粮胡同……居近龙泉寺，每先生怒不可遏，监守者辄急请徐至……乃得由龙泉寺移住徐宅。”此节似未甚谛。徐医生系住本司胡同，章氏由龙泉寺迁居徐宅，后由徐宅更迁钱粮胡同，则为自租之房矣，本司、钱粮二胡同，均在内城东四牌楼间，龙皋寺则在外城之西南隅，相距实甚远也。章氏长女<爻爻>自经之原因，不佞不甚了了，惟吴君谓“赴徐宅，诉于先生”云云，据不佞所闻，<爻爻>民国四年到京省觐时，章早迁居所租之房（已与徐医生不洽），<爻爻>亦即居此，数月后乃自经而死（章氏所作《亡女事略》一文亦可按）。 又《逸经》第十条所载刘君《洪宪纪事诗本事注》有云：“元洪入京，太炎改唐诗讥之曰：‘……徒令上将挥神腿，终见降王走火车……’‘……西望瑶池见太后（黎入京谒隆裕），南来晦气满民关。云移鹭尾开军帽，日绕猴头识圣颜。一卧瀛台经岁暮，几回请客劝西餐。’某恨太炎，持猴头句说袁，阴使鄂人郑胡等借主持共和党名义，迎章入京，遂安置龙泉寺。”按章氏之安置龙泉寺，诚在黎元洪到京之后，而到京实在黎前，袁世凯非因此诗始诱其入京，动机盖因其于二次革命时发表斥责袁世凯之文字也。章氏民国二年到京之日，虽骤难确忆，而记得总在秋间（钱君亦谓伊是年九月十三日到京，章已先至而居共和党本部矣。检察厅于章到京后，承袁旨以参加内乱起诉，传章就讯，章以病辞，为十月间事）。至元洪由鄂入京，则时在十一二月间矣。章氏此项谐诗，忆共五首，刘君所引两首外，更有三首，当系在京而于元洪到京后所作耳。“西望瑶池见太后”句，刘君谓“黎入京谒隆裕”，夫隆裕已于是年春间逝世，元洪入京何能相见乎？意者此句或是虚指之词（隆裕或慈禧），如其他首中之“瀛台湖水满时功，景帝旌旗在眼中”欤。（民国二十五年） [book_title]◎太炎琐话 章太炎（炳麟）绩学雄文，杰出近代。当自清光绪季叶，即自负极高。其《癸卯狱中自记》云：“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风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以不任宅其位，ム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抱残守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流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意态之轩昂，抱负之伟大，想见俯视群流果于自任之概。辞气甚亢厉，读来却又饶有妩媚之致。其后民初被羁北京时，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书有云：“研精学术，忝为人师，中间遭离衤固乱，辛苦亦已至矣。不死于清廷购捕之时，而死于民国告成之后，又何言哉！吾死已后，中夏文化亦亡矣！”意亦犹之，均自示一身之关系特重也。 太炎此种态度，俨然“斯文在兹”之意也。其师俞荫甫（樾），则对于“斯文在兹”四字，欲然弗敢承焉。俞氏《春在堂随笔》卷八云：“……既得福寿砖之后，越五月，同人又于俞楼后山上得摹崖四大字，曰：‘斯文在兹’，皆大惊喜，花农孟薇驰书以告余吴下，谋于西爽亭后辟一门，以通其地。余曰：‘福寿二字，犹可窃以自娱。斯文在兹四字，万难干以取戾，斯举可不必也。’书此四字者，为赵人张奇逢，乃直隶获鹿人也，顺治五年为杭州府知府。自来言西湖金石者均不知有此四字，盖淹没至今而始显者也。”志此四字石刻之发见，而谦让不敢自居，与太炎之态度异矣。 俞氏朴学大师，太炎从学，得力不少，后益精进，蔚成一子，规模境诣，非师门所能限，奇才闳蓄，称霸学林，亦俞门之光也。太炎之论俞氏，如《说林》下有云：“吾生所见凡有五，第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列为经师之第一流。又《俞先生传》，虽间言其短，仍甚致推崇。至尝有《谢本师》之作，不满俞氏，乃出一时感触，非可一概而论。民初编订《文录》，此篇不收入。 太炎文章，雄劲冠时，有上追秦汉之势，朱晦翁（熹）有云：“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见《朱子语类》。又恽子居（敬）《上曹俪笙侍郎书》论古文有云：“文人之见，日胜一日，其力则日逊焉。”均以后世文章其力渐薄难逮古昔为言。太炎之文，能超时代而趋往古，学劬而力尤伟也。其天赋之优，洵属度越恒流。 林琴南（纾）所为小说《畏庐笔记》（民初所作），其《马公琴》一则有云：“客曰：‘……由考据而入古文，如某公者，从游不少，亦可云今日之豪杰，且吾读其文，光潘怪陆离，深入汉魏之域，子云相如不过如是。足下苟折节与交，沾其余潘，亦足知名于世。’生笑曰：‘此真每下愈况矣。某公者，ㄎ扯之学也。记性可云过人，然其所为文，非文也，取古子之文句一一填入本文，如尼僧水田之衣，红绿参错照眼，又患其字之不古，则逐一取换，易常用之字以古字，令人迷惑怪骇，不敢质问，但惊曰博，私诧其奇。夫古人为文，焉有无意境义法可称绝作者。汉文之最宏丽者无如封禅文典引及剧秦美新，然细按之，皆有脉络可寻。即《三都》、《两京》之赋，中间亦有起伏接┺之笔。某氏但取其皮，不取其骨，一味狂奔，余恒拟为商舶之打货，大包巨簏，经苦力推跌而下，货重而舱震，又益以苦力之呼啸，似极喧腾，实则毫无意味。于是依草附木者尊如亚圣，排斥八家，并集矢于桐城矣。此种狂吠，明之震川固遭其厄，试问州晚年何以屈服于震川！天下文字，因有正宗，不能以护法弟子之呐喊及报馆主笔之揄扬即能为蜉蝣之撼也。’”意有所指，似即谓太炎耳。然多非中肯之谈。太炎之文，虽非无可议及不可为训处，而大体无愧卓荦大手笔，固非林氏所能及也。至意境、义法之说，章文格老气劲，义蕴闳深，不取摇曳生姿，而意境韵致自具，特未可以桐城义法绳之而已。 林氏此论，对太炎加遗一矢，盖含有报复性质，太炎对林夙尝轻鄙也。其《与人论文书》（清末所作）有云：“并世所见，王运能尽雅，其次吴汝纶以下有桐城马其昶为能尽俗（萧穆犹未能尽俗）。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气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失欲物其体势，视若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与蒲松龄相次，自饰其辞，而只敬之，曰此真司马迁、班固之言（纾自云：日以左、国、史、汉、庄、骚教人，未知其所教者何语也。以数公名最高，援以自重，然曩日金人瑞辈亦非不举此自标，盖以猥俗评选之见而论六艺诸子之文，听其发言，知其鄙倍矣。纾弟子记师言，援吴汝纶语以为重。汝纶既殁，其言有无不可知，观吴汝纶所为文辞，不应与纾同其缪妄，或由性不绝人好为奖饰之言乎）。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即复不能比于吴蜀六士矣。”盖贬斥林氏如是。至《雅俗之辨》，则有云：“徒论辞气，太上则雅，其次独贵俗耳。俗者谓土地所生习（《地官》大司徒注），婚姻丧纪旧所行也（《天官》大宰注），非猥鄙之谓。孙卿云：‘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云：‘随俗雅化。’夫以俗为缦白，雅乃继起以施章采，致文质不相畔。世有辞言袭常，而不善故训，不綦文理，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友纪，窕儇侧媚之辞，薄之则必在绳之外矣，是能俗者也。”吴蜀六士谓八家中之宋六家，欧阳曾王三苏也。太炎讥其“志不师古，乃自以当时决科献书之文为体。”又云：“仆重汪中，未尝薄姚鼐、张惠言，姚张所法，上不过唐宋，然视吴蜀六士为谨（夸言稍少，此近代文所长。若恽敬之恣，龚自珍之儇，则不可同论）。仆视此虽与宋祁、司马光等，要之文能循俗，后生以是为法，犹有坛宇，不下堕于猥言酿辞，兹所以无废也。”是桐城之文，虽非所深许，然以为有可取而不薄之，特视林为不足依傍桐城，更无论司马迁辈矣。 太炎此篇，更论及小说云：“小说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钅开着书，上说下教，其意犹与黄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风俗、学术、方技，史官所不能志，诸子所不能录者，比于拾遗故可尚也（宋人笔记，尚多如此，犹有江左遗意）。其下或及神怪，时有目睹，不乃得之风听，而不刻意构画其事，其辞坦迤，淡乎若无味，恬然若无事者，《搜神记》《幽明录》之伦，亦以可贵。唐人始造意为巫蛊卖之言（苻秦王嘉作《拾遗记》，已造其端。嘉本道士，不足论，唐时士人乃多为之），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说名，固非其实。夫蒲松龄、林纾之书得以小说署者，亦犹大全讲义诸书传于六艺儒家也。”溯小说之古体，而病晚世称小说者非其伦，遂不许蒲林之书以小说署，所见不免太固。古小说文字本简质，后经演化，体裁浸多，领域甚广，附庸蔚为大国，在文学上成一重镇，虽优劣不一，未宜一概抹杀。蒲氏《聊斋志异》，自有其文学价值，其中描写，涉于猥亵，固是一疵，要其大端文字之工处，不可废也（所着小说，并有《醒世姻缘传》一种，亦为有价值之作，以太炎之论衡之，更不得以小说署矣）。林氏宗尚桐城，于古文致力甚勤，然非有过绝流辈之诣，特移译外国小说，成绩足称（自撰之小说，则少精神，难相副）。 俞氏《春在堂随笔》卷八云：“纪文达公尝言：‘《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着书者之笔也。’先君子亦言：‘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绘，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若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着《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然《聊斋》藻藻绘，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而作者，则俗艳而已。甚或庸恶不堪入目，犹自诩为步武《聊斋》，何留仙之不幸也！”（纪氏评论《聊斋志异》之语，详见其门人盛时彦所撰《姑妄听之》——《阅微草堂笔记》五种之一跋）。以记事之体裁论，《聊斋志异》之作法，于义诚有未妥，然以传奇派之小说论，则本唐人说部而加恢奇，颇多佳制，在文学上之价值，非《阅微草堂笔记》暨《右台仙馆笔记》所逮。至步武《聊斋》者之不足观，亦见蒲氏之作之难能。林氏所撰近乎“聊斋”体之笔记小说，笔墨固亦远逊也。 太炎论文，自抒所见，不同人云亦云，可供读太炎文者之考镜，兼资谈文者之扬榷。文家宗尚不一，见解有殊，盖亦不必过泥耳。 梁任公（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八节有云：“馀杭章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大究心明清间掌故，排满之信念日烈。”（章学诚虽讲史学，与排满之主张毫无关系，不应列此）又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四章《清代学术迁变与政治之影响（下）》有云：“章太炎（炳麟），他本是考证学出身，又是浙东人，受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专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认太炎为浙东人，实误。馀杭，固浙西也。倘系馀姚，乃浙东耳。梁氏殆以二“馀”相混而一误再误欤（忆尝有人撰一书，冒为太炎作品，而署曰“馀姚章太炎着”，盖以二县名易相混，使有诘之者，可言此另是一馀姚章太炎所着也。因梁事而漫及之，藉发一笑）。 太炎清季鼓吹民族革命，诋斥清帝甚力。迨民国十七年，表彰《三字经》，重为修订印行，则有异故态。尝见此书之普遍坊本一种，其历史部分，叙至明末乱事，接入有清代兴，云：“乞援师，吴总兵。满入关，据神京。传十世，国号清，至宣统，大宝倾。”注谓：“明总兵吴三桂，招致满人，长驱入关，窃据汉土，改国号曰清，共传十主，二百六十八年”。尝为民国初年所增补，不知出谁氏手笔。太炎修订本，叙此则云：“清太祖，兴辽东。金之后，受明封（注：“清为金之后。姓爱新觉罗，明代末叶崛起辽东，至太祖始称帝。”）。至世祖，乃大同。十二世，清祚终（注：“李自成陷北京，吴三桂迎清世祖兵入关，遂代明有天下，传至宣统，逊位民国，凡十主，二百六十八年。自太祖努尔哈赤至宣统，共为十二世。”）。对照而观，坊本所云窃据，章本乃曰大同，其对清之态度，不与昔大相径庭乎？盖昔以种族革命者之立场，兹以史家之立场，所谓彼一时此一时，可不以前后相乖为诧也。太炎清季深责曾国藩，晚年则每有誉词，旨亦近之。 拙搞前有述太炎民初被羁北京时轶事二篇（均见《逸经》），其第二（见《逸经》第十二期）述及在东四牌楼钱粮胡同寓所时对仆役颁有规条，其事颇趣，系闻之钱玄同先生。钱君谈此时，谓不能尽忆，仅忆其要者。近于《都门趣话》（辑者署“大雷啸公”，内容盖录自民初报纸），见有《太炎约仆之条件》一则云：“……一日忽与仆人约曰：“余有仆役应守规则六条，汝辈能恪遵者留，否则去：（一）每日早晚必向我请安；（二）在外见我须垂于鹄立；（三）称我为大人，自称曰奴仆；（四）来客统统曰老爷；（五）有人来访，无论何事，必须回明定夺，不得径行拦阻；（六）每逢朔望，必向我行一跪三叩首礼。仆人无如何，唯唯而已。或曰：章太炎仆役系某处派来密探，藉以窥其动静者，章故以是侮弄之。未知确否？”有可补充前述之未备者，因更缀录，俾资参阅（其时太炎仆役，多系便衣警察，负有暗中监视之责）。（民国三十三年） [book_title]◎太炎弟子论述师说一 前谈太炎，录孙思君（至诚）《谒馀杭先生纪语》，昨承姜亮夫君（寅清）由巴黎来书，对此有所引申补充。二君同为章氏弟子，均笃于师门，风义足称。兹录姜君来书如次： 顷于《国闻周报》二十五期，读大着载同门孙思君《谒馀杭先生纪语》，论某公好奇一段，有“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以赝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云云四语，细采文义，观语气轻重急徐之间，与不佞所闻于先生者，小有同异，岂弟子退而异言者欤。此四语适为不佞所曾轻尝，而三数为先生所申诫，又为近来学人所执以为先生疾者，不敢秘其所闻，一任世俗耳食之言，厚诬先生。然先生自有千秋，亦不敢为调停之说，以取售于当世。敢举其平日待坐所闻一二事，为阁下陈之： （一）以今文疑群经　先生于经为古文家，此举世之所共知，而壁垒甚严，亦举世之所共知，然于今文家之严守家法者，亦未尝轻蔑。忆井研廖先生既殁，有欲求先生为墓文者，不佞以此进叩，先生惘然相语曰：“季平墓志，非我亦不能为。”而于南海立说之不纯者，则颇见诋讥。至廖康而后，先生未尝以经今文家许人，今人亦实无一以今文家之立场疑群经者。疑群经者钱玄同君号为魁首，钱君固先生弟子也。故“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一语，似觉轻重之间，尚可商量。忆初谒先生时，以治经请，先生言以经视经，则宜守家法，不可自乱途辙，杂揉今古。盖不佞亦尝请益予井研，故先生以此绳之也。大抵先生于当时之说经者，皆病其杂乱抄撮，不见矩，非必如早年于今文家之说一意作主观之批评也。 （二）以赝器校正史　此与下文“以甲骨黜许书”二语大为当时学人所诟病。盖先生早年于此固曾张其挞伐，盖阮吴诸家之说不足以服人，而甲骨出处不明，又无其他有力佐证，当时唱之者如刘铁云辈，又非笃行纯学之士，孙诒让亦谨严无他规模，以一融通四会之学人，欲其贸然承认一种新学问，有所不能，亦有所不可，故早年之指陈吉金甲骨之弊者宜也。近年来铜器甲骨之出土者日多，研治者途术亦日精，先生于早年之说，似已不甚坚持。忆二十二年上海同福里座中，偶谈及先生为某氏跋散氏盘中语。先生曾言许叔重《说文解字》亦采山川鼎彝，故金石非不可治，惟赝器太多，辩别真伪，恐非目前世人学力所能及，故以证文字大体尚可寻其鳃理，以证史事终觉不安。证史不安云云，则谓先生蔑弃鼎彝，不如谓尊史过甚为能得其实。先生民族思想最切，近来国事日非，故其缅怀故国之情益甚。晚年以读史召群弟子，而于含“刚中”思想之儒行一文，复数数为世人唱导。其救民之忱，非哗世取宠者之所能望其项背。 （三）以甲骨黜许书　先生早年之不满于甲文，其原因已如上陈，惟以其所疑至晚年仍不得解，故对甲文之态度，较吉金为严肃，而尤不喜人以证古史。忆初谒先生时，先生知不佞为海宁王静安先生弟子，即谓治小学当以许书为准。二十二年春苏州国学会邀不佞演讲，大意以甲文为中国较早之文学，杂证《八卦》后于甲文及《易》为春秋战国时术数之学。讲稿刊布后，先生大不悦，以召同门诸君。即不佞游大梁归，已传言唧唧，趋锦帆路拜谒，先生温语喻之曰：“凡学须有益于人，不然亦当有益于事。古史诚荒渺难稽，然立说固与前人违异，亦必其可信乎？治小学为读书一法，偶采吉金可也，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出之以谨严，亦可也，必以此而证古史，其术最工眇，要近虚造，不可妄作。”继则以“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为解喻。去年有欧洲之行，先生赐之食，又温语以顾亭林、王而农相勉，复言甲骨不能相信。不佞笑以请曰：“倘有的证，足使先生信其为殷商时物，则先生亦将为之鼓吹乎？”先生笑曰：“但恐君辈终不能得的证耳。”大抵先生于甲文因其“来历不明”而疑之，并固治学谨严者应有之态度，世人方以此见诟，盖不思之甚耳。 （四）以臆说诬诸子　不佞于诸子素少究心，故侍座时亦从未以此请益，惟少岁偶读《唯识论》后，因以喜读先生《齐物论释》及重释，然多不甚了了，尝一以请教，先生自谦其书为“此亦一种说法”云云，他无所闻。孙君究心诸子，平素所闻当较为多也。 总之，先生于近日学人，皆叹其根柢太浅，言经者泛滥杂抄，不明家法，究习吉金甲骨者，既好立异说，不根于载籍，而又ㄎ扯正史，以为无益而诬史，为治学者所当谨择而已。细择先生晚年言学之趣向，大约有二，一欲救世以刚中之气，一欲教人以实用之学，其归在于不忘宗邦之危。刚中则夸诬奇觚皆在当砭之列，实用则怪诞诡谲皆在宜排之数。变更旧常，不轨于典籍，或有危于宗邦者，皆为心所甚忧。此其大校也。不佞所闻如是，所关虽不甚大，然亦学术上之一重公案。孙君所记，语意有待于疏说处，故为补说如是，尚乞附尾大着，刊之周报，使世人勿误解孙君之言，则幸甚矣。途中未以书自随，故但能举此以为验。俟归国后，当为阁下一再详之。 适晤孙君，因以相示，孙君于姜君宗旨，甚表钦佩，旋来书更举师说，以资参验，亦同门切磋之雅也。故并录左： 承示姜君馀杭先生绪论各节，与弟所述小有异同。弟侍馀杭先生或后于姜君，似以姜君之言为近是　姜君拥护师门，惧为耳食之言所厚诬，且不为调停之说以阿时，殊深敬佩。兹复将先生自书之言或他人所录曾经鉴定者，移录于次，以供参验，可乎？ （一）以今文疑群经　先生去秋作制言发刊词宣言有曰：“今国学之所以不振三：一日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学为帐簿也。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又先生《汉学论上》有曰：“清时之言汉学，明故训，甄制度，使三礼辨秩，群经文曲得大通，为功固不细。三礼而外，条法不治者尚过半，面末流适以汉学自弊，则言《公羊》与说彝器款识者为之也。循《公羊》之说，周可以黜，鲁可以王，时制可以诡更，事状可以颠倒。以《春秋》为史耶，则沈约、魏收所不为；坚指以为经耶，则吴广之帛书，张角之五斗米道也。清世言《公羊》已乱视听，今《公羊》之学虽废，其馀毒遗ン犹在。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而国之本实蹶矣。”按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之可读者鲜矣；崔适《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近之以尧舜神禹为虚造者，实自康崔诸为今文学者启之，宜先生之为此言也。 （二）以赝器仇正史　说详先生星期讲演会记录第四期《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二十四年五月刊行），有曰：“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器物有，即可证其必有，无则无从证其有无。余谓此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馀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弃，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即如西域三十六国，向无史乘，倘今人得其器物，则可资以为证耳。其次已有史乘，而记载偶疏，有器物在，亦可补其未备。如列传中世系籍贯历官之类，史或疏略，碑版在，即可藉以补苴，然此究系小节，无关国家大体。且史乘所载，不下万余人，岂能人人尽为之考。研求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务？况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汉二字，知秦汉二字之意义者，独非史乘所诏示耶？如无史乘，亦无从知秦汉二字为何语也。即如陕西出土之秦汉瓦当，知陕西为秦汉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据史乘然后知瓦当为秦汉之物，否则又何从知之？且离去史乘，每朝之历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仅如断烂朝报，何从贯穿？以故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作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不但此也，器物之最要者，为钟鼎、货币、碑版，然钟鼎伪造者多，货币亦有私铸伪造二者，碑版虽少，今亦有伪作者矣。《韩非子·说林》：齐伐鲁，求谗鼎，鲁以其赝往，是古代亦有伪造之钟鼎也。又《礼记·祭统》，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据左氏哀十六年传，六月，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醉而逐之，夜半而遣之。孔氏正义谓即此六月中，先命之，后即逐之。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