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古籍举要 [book_author]钱基博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目录,完结 [book_length]107979 [book_dec]钱基博著,世界书局1933年出版。本书收古籍举要156条,全书共分为17卷,包括孝经、论语、孟子、周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上、春秋下、小学、诸子、西汉、邓学、三国、朱子。本书是钱基博所写古籍之精要者粗举,与陈氏《东塾读书记》合之互为经纬,分之则各成篇章。全书分卷编排,每卷词目又以首次笔画为序。 [book_img]Z_12164.jpg [book_title]序[1] 长夏无事，课从子钟汉读番禺陈澧兰甫《东塾读书记》，时有申论，随记成册。其中有相发者，有相难者，每卷得如干事，尽四十五日之力讫事。陈氏以东塾名其庐，而仆课子弟读书之室，会在宅之东偏，遂以后东塾名吾室；而董理所记，都十七卷，署曰《后东塾读书记》，而古籍之精要者粗举；以与陈《记》，合之则互为经纬，而分之则各成篇章，庶几并行不废云。 陈氏何为而作《东塾读书记》也？曰以捄敝也。曷言以捄敝也？清儒喜言东汉许、郑之学，至嘉、道之世，极炽而敝。于是专求古人名物制度训诂书数，以博为量，以窥隙攻难为功，其甚者欲尽舍程朱而宗汉之士，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蒐而遗其巨。物极必反，穷而思通，于是有西汉今文之学兴。自武进庄存与方耕始治《公羊》，作《春秋正辞》，渐及群经。其为学务明微言大义，不专章句训诂之末。一门并承其绪，其外孙刘逢禄申受及长洲宋翔凤于庭复从而张之，海内风动，号为常州学派。一衍而为湖南之王闿运壬秋、四川之廖平季平，以《公羊》言礼制。又一衍而为广东之康有为长素、梁启超任公，以《春秋》言经世。此一派也。其又一派，则兼综汉、宋，不为墨守，以为清学出朱子之道问学以上窥许、郑，又谓汉儒亦明义理，力祛汉宋门户之见。于是南海朱次琦子襄及陈澧开宗于粤，义乌朱一新鼎甫、定海黄以周元[2]同桴应于浙，前唱后喁，蔚成学风。二者之为学不同，而要归于捄汉学之碎则一。陈澧晚年著《东塾读书记》二十五卷，其中卷十三《西汉》，卷十四《东汉》，卷十七《晋》，卷十八《南北朝隋》，卷十九《唐五代》，卷二十《宋》，卷二十二《辽金元》，卷二十三《明》，卷二十四《国朝》，卷二十五《通论》，凡十卷，则蒐采汉晋以后诸儒粹言至论，有目无书。独卷十三《西汉》补刊别行，而世所流传者，通行本十五卷，乃寻求群经大义及其源流正变得失所在。遵郑康成《六艺论》，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而冠于编；学《易》不信虞翻之说；学《礼》必求礼意；次考周秦诸子流派，抉其疵而取其醇；其次则表章郑学、朱子，骈称并赞，以明沟通汉、宋之旨，盖隐比顾亭林之《日知录》。然而有不同者。亭林之纂《日知录》，旨在经世；而澧之为《读书记》，专崇讲学。亭林言经学即理学，将以实事求是，捄王学之空；而澧明汉学通宋学，欲以疏通致远砭清儒之碎。前有自述一篇，中称“读郑氏诸经注，以为郑学有宗主，复有不同，中正无弊，胜于许氏《异义》、何氏《墨守》之学。读《后汉书》，以为学汉儒之学，尤当学汉儒之行。读朱子书，以为国朝考据之学，源出朱子，不可反诋朱子。尤好读《孟子》，以为孟子所谓性善者，人性皆有善，荀、杨辈皆未知也。又著《汉儒通义》七卷，谓汉儒善言义理，无异于宋儒。宋儒轻蔑汉儒者，非也。近儒尊汉儒而不讲义理，亦非也”。可以觇生平宗尚之所在焉。 《无邪堂答问》五卷，义乌朱一新鼎甫撰。一新，光绪丙子恩科曹鸿勋榜下进士，累官陕西道监察御史，以疏劾内侍李莲英，懿旨诘责，降官主事。两广总督张之洞延为肇庆府端溪书院山长，寻入广州，为广雅书院山长，为定院规，先读书而后考艺，重实行而屏华士；仿古专家之学，分经、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诸生人赋以日记册，质疑问难，以次答焉，成就甚众。因辑录讲论之词，成《无邪堂答问》五卷。尝谓进德莫先于居敬，修业莫先于穷理，穷理必兼学问、思辨。学问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几于诚正之博而反约；则居敬尤要。故院中生徒有聪颖尚新奇者，必导而返诸正大笃实。其论学术，谓“近世汉与宋分，文与学分，道与艺分。岂知圣门设教，但有本末先后之殊，初无文行与学术治术之别”。又以道、咸以来，士大夫好讲西汉《公羊》之学，流弊至于蔑古荒经，因反复论难以正其失，至论西学、耶教、新疆、铁路、吉林边防数十条，亦复洞中窍会。傍晚纳凉庭中，与诸儿论次及之，以为《答问》可配陈澧《东塾读书记》。倘学者先读陈《记》以端其向，继之《答问》以博其趣，庶于学问有从入之途，不为拘虚门户之见。儿子钟书因言：“《答问》与陈《记》同一兼综汉、宋；若论识议闳通，文笔犀利，则陈《记》远不如《答问》！”余告之曰：“不然，陈君经生，朴实说理，学以淑身。朱生烈士，慷慨陈议，志在匡国。《答问》文笔议论，远胜陈君，信如所论。然《答问》之体，适会多途，皆朱生当日应机作教，事无常准，《诗》、《书》互错综，经史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学故难求其条贯。又其言皆有为而发，非于晚清学风史实，烂熟心胸，未易晓其端绪；不如陈君《读书记》之部居别白，牖启涂辙，论议尽欠雄骏，开示弥征平实。又贤圣应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故为教不一。陈君宿学，但见戴学末流之嵬琐，故欲救之以通，而于《公羊》有发挥，亡贬绝。朱生晚出，及见康氏今文之狂诡，更欲讽之于正，而于《公羊》多驳难，少赞扬。此其较也。”钟书因言：“见朱先生《佩弦斋文》，中有与康长素论学论书诸书，皆极锐发。”又谓：“朱生自诩‘人称其经学，而不知吾史学远胜于经。’”大抵朱生持宋学以正汉学，盖陈君之所同趣，而治经学以得史意，则陈君之所未到。又其较也。闭户讲学而有子弟能相送难，此亦吾生一乐。唯连日身体又剧不适，殊为美中不足耳。时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无锡钱基博记。 [book_title]卷一　孝经 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　孝经文体　孝经征文　阮福孝经义疏补 六经所明，不外人道。仁之为言人也。《易》为六经之冠，而《易》道乾元，君子以自强不息，体仁以长人也。孔、孟为儒家之魁杰，而《论语》首《学而时习章》，继之以有子说“孝弟为仁之本”，又次之以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明乎仁则为善学，不仁则不得为善学。学者，学此者也；时习者，习此者也。颜回三月不违仁，时习乎仁也。《荀子》“仁义不一，不足谓[3]善学”《劝学篇》语。劝学乎仁也。《论语》二十篇，归根在一“仁”字。《荀子》三十二篇，着意在一“礼”字。然而《荀子》论礼，亦以克己复礼为仁，非与《论语》有异趣，其言“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生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礼论篇》语。然则礼者，人之所由以耦俱无猜，而不为争民施夺者也。《论语》揭仁以立人之道之极；《荀子》论礼，以明行仁之方；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仁者也。《孟子》七篇，亦以“仁义而已”开宗明义，先立乎人道之极也；而孝弟则为仁之本。《孝经》言“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由本以及末也。《孝经》言“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孟子》言“未有仁而遗其亲”，由外而验内也。故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 《孝经》文体有三说：（一）谓孔子自作《孝经》，“因弟子有请问之道，师儒有教诲之义，故假曾子之言，以为对扬之体。”庄周之斥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太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扬雄之翰林、子墨，皆依仿其体。刘炫说。见《正义》引《述义》。（二）《孝经》为七十子之遗书，与《礼记》为近，开首“仲尼居，曾子侍”与《礼记》“孔子闲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张、子贡[4]、言游侍”文法正同。陈澧说。（三）《孝经》各章，皆引《诗》作结，实开荀子著书、《韩诗外传》之体。某氏说。不忆何人。 《孝经》之伪，朱子《孝经刊误》及《朱子语录》，《四库提要》详引之。新安姚际恒立方《古今伪书考》咸有论列，与陈澧意异。独山阳丁晏俭卿浏览群书，断自两汉，录其征引《孝经》者，并蒐集古注，成《孝经征文》一卷，以诏学者，征是书为汉以前人所诵习讲授，而不出于后人之矫托云。 《孝经》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传，其书出自刘炫，而隋儒已言其伪。至唐玄宗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幾主古文，立[5]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两议并上。诏：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颁天下。唐以前诸儒之说，因借捃摭以仅存。四年九月，以御注仍自八分，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旧在陕西西安府学，为碑凡四。自是唐玄宗御注行而郑、孔两家并废，其章句盖同今文也。玄宗既自注《孝经》，诏元行冲为疏，宋真宗咸平二年，翰林侍讲学士邢昺受诏校定《孝经义疏》，特剪截元《疏》，旁引诸书，成《孝经正义》三卷。元《疏》废而邢《疏》遂行，今刊入《十三经注疏》者是也。至让清道光间，仪征阮元芸台则以《孝经》为曾子之书也，既撰《曾子注释》，以与《孝经》相表里。因命次子福喜斋撰《孝经义疏补》九卷，全载唐注、邢《疏》原文，而以《曾子》十篇中，凡可以发明《孝经》，可以见孔、曾授受大义者，悉分系于各章各句之下。至明皇御注半存旧注，而郑注亦杂其中，如有郑注见引于唐以前书者，悉据以补之，而于《释文》所载郑注旧字旧义，全行载入，以存郑氏旧观，且疏证之，古籍可相辅翼，并为甄录，兼下己意，曲鬯旁通。虽曰补疏，而实与疏全经者无殊，盖专家之学，清儒莫逮也。 [book_title]卷二　论语 陈澧东塾读书记论论语之旨　学者觉到自己做个人　论语二十篇之起讫　君子与仁　以论语解论语　仁义道德非礼不成　让与礼有别　何谓分　朱熹论语集注　朱熹与王弼 阅《东塾读书记》第二卷《论语》，提要钩玄，观于会通，不为汉儒训诂琐细之谈，亦不作宋学心性杳冥之论。一引《朱子语类》，谓：“《论语》一部，自《学而时习之》至《尧曰》，都是实地做工夫处。”再引《伊川语录》曰：“将《论语》诸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大处落墨，小处着想，亦平实，亦闳通，异于章句小儒。 《论语》二十篇，开宗明义第一章提一个“学”字，第二章说一个“仁”字，最有意思。学之为言觉也；仁之为言人也。且先教学者觉到自己是个人，做人从何做起，可谓顶门一针，当头一棒。《荀子·劝学》以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殁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亦归根一“人”字。“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学也。陈澧云：“学者何，读书也。”“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其为人也。“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殁而后止”，亦勉人以时习之意也。义正相发。 《论语》二十，始《学而》，终《尧曰》，内圣而外王也。内圣之功，以“学而时习”策之于始；外王之治，以“四海困穷”儆之于终，旨深哉！ 《论语》一书，标“仁”字以立人道之极，揭“君子”以示人伦之范。子者，男子之通称；君者，善群者也。君子之言，善群者之男子也，故曰：“君子群而不党。”“群”而不党，斯人之所由以耦[6]俱无猜，而讲信修睦，示民之有常者也。仁孰大乎是？《中庸》：“仁者人也。”郑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党则有偶有不偶，群则无之而不偶。含宏光大，仁之至也。然谓仁因人偶而见则可，谓非人偶无以见仁则不可。谓人偶可借以便宜说明仁之见端则可，谓人偶可附会以释《说文》“仁从人从二”之义则不可。阮文达公以《中庸》“仁者人也”郑注“读如相人偶之人”，遂从《说文》“人二”之义。徐鼎臣说：“仁者兼爱，故从二人。”及《曾子制言》“人非人不济”语，以为：“独则无偶，偶则相亲。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人偶，而尽其敬礼忠恕之谓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而以驳朱子“仁者心之德，爱之理”，斯则拘虚之谈，未免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知《中庸》“仁者人也”，犹言人之所以为人也，与《孟子》“仁，人心也”语势正同。《孟子》加一“心”字，则所以释夫此句者既明矣。牝牡亲子之爱，犬马之所同；立人达人之仁，唯人所独。故曰“仁，人心也”，而非所语于爱。《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小徐《系传》：“从人，二声。”按此当从《系传》。二与仁双声，皆日母字，《说文》有以双声字为声者，故仁从二得声。古文仁作忎。制字之初，忎本从心，安得借口篆文从人二以难朱子“仁者心之德”，《礼·表记》：“仁者，人也”，其下文云：“中心憯怛，爱人之仁也。”孔、孟时小篆未兴，但有从千从心之忎，安有从人从二之仁？言仁必以孔、孟为归，《论语》“其心三月不违仁”，《孟子》“仁，人心也”，“君子以仁存心”，皆以心之德为说，初未尝以相人偶为仁也。必待相人偶而后仁，将独居之时，仁理灭绝乎？夷、齐西山，其意不求人偶，而《论语》“求仁得仁”，又何解也？“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何人偶之有？如必待人偶而后仁，是仁乃外来之物。告子以义为外，今更欲以仁为外乎？抑仁有相人偶之义，而郑注读如相人偶之人，只是拟其音，而未诂其义。盖郑注读如之例，与《说文》不同。《说文》字书，其所举者制字之本义，故读如之字，往往义寓于声，可寻声以得义。郑注乃训诂之书，凡读如者，皆拟其音，非释其义，义则别有训释以明之。段玉裁《周礼汉[7]读考》所立三例至确，如郑注以人相偶为解，当云“仁读为”，不当云“仁读如”。读如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读为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之词。比方主乎音，变化主乎义。比方不易字，故下文仍举经之本字。变化字已易，故下文辄举已易之字。注经必兼兹二者，故有读如，有读为。字书不言变化，故有读如，无读为。有言读如某读为某而某仍本字者，如以别其音，为以别其义。段玉裁说。云读如，第谓与相人偶之人字同音耳，曷尝以相人偶为仁？郑君注《礼》笺《诗》，屡言人偶，其所取义，皆与仁无涉，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辨之析矣。然必谓仁不可以相人偶为解，则亦近于拘虚。人偶不足以尽仁，而仁未尝不因人偶而见。自消极言之，则曰“克己复礼为仁”，“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而积极言之，则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然则孔门行仁之方，何必不即人相偶而切近指点也。要之，仁根人心，见于人偶，人偶可以征仁，而不必拘牵郑注，附会许书，以蹈汉学家之作茧自缚尔。 读《论语》反复参阅，因悟以汉儒宋学解《论语》，不如属辞比事，以《论语》解《论语》。如《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然则礼不云玉帛，乐不云钟鼓，将以何云。参阅《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则知礼乐之本在仁。仁心见于人偶，而人之所以耦俱无猜者，其道必由于交亲相敬，《礼·乐记》：“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斯人之所由以相偶，而仁之道也。然《记》又推言礼乐之弊，以为“乐胜则流，礼胜则离”，离则不相亲，流则不相敬，人道或几乎息，而孔子之所深慨。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也。礼胜则离，故《学而》著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乐胜则流，故又推论“不以礼节，亦不可行”。盖礼之节，必用以乐之和，而后不致繁文缛节，徒为拘苦。然乐之和，必剂以礼之节，而后不致流连荒亡，失之放废。有子此言，或者睹老子废礼之论，而欲以发其蔽。李元度《论语说》曰：“有子谓‘知和而和’，皆为自放于礼法外者警耳。” 恶不可为也，善亦不可过也。善何以不过，曰：莫如权以礼。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盖礼者，人己之权界，道德之准绳。《荀子·劝学篇》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恭与慎，不可谓非道德也，然“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斯我难乎其为我矣。勇与直，亦不可谓非道德也，然“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斯人难乎其为人矣。进不失人，退不失己，并行不缪，顺理成章，其唯礼乎？《记》曰“仁义道德，非礼不成”，此之谓也。朱注殊欠发挥。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朱注：“让者礼之实。”刘宝楠《正义》亦用其文，语欠分晓。不知“让”与“礼”有别。《荀子·劝学篇》曰：“礼者，法之大分。”《礼论篇》曰：“人生有欲，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不能不争。故制礼义以分之。”而《正论篇》则曰：“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然则“礼”者法之大分，“让”者礼之过当。分所应得曰礼，辞其固有为让。《记·曲礼上》：“退让以明礼。”《疏》：“应受而推曰让。”《贾子新书·道术篇》：“厚人自薄谓之让。”孔子退让以明礼，故曰“以礼让为国何有。”荀卿隆礼以薄让，则曰：“礼义之分尽矣，擅让恶用矣哉！”此其较也。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朱注引谢氏曰：“礼达而分定，则民易使。”荀子隆礼，发挥此义最详。何谓分？西哲之所谓权界是已。惟分有群己之分，有尊卑之分。《荀子·劝学篇》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类，谓人类也。《礼论篇》曰：“人生有欲，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不能不争。故制礼义以分之。”《富国篇》曰：“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性也。天下害生纵欲。欲多而物寡，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祸除患，则莫若明分使群。”故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此之谓分。群己之分，礼达而分定之义一也。《王制篇》曰：“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富国篇》曰：“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人之生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此之谓分。尊卑之分，礼达而分定之义又一也。宋儒龂龂于尊卑之分，而置群己之分不论，未免于义有漏。 陈氏曰：“何平叔《集解叙》云：‘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朱子《集注》多本于何氏《集解》，然不称某氏曰者，多所删改故也。”按朱一新《无邪堂答问》：“或引何晏《论语集解》明引其氏，而朱子《集注》不明引以为讥切，则非也。朱子《集注》引宋儒言，无不明著其姓名者，此正用何氏《集解》例。惟用前人训诂及何氏《集解》处不尽然。盖朱子以《集解》义理未纯，乃作书以补其阙，非欲人废《集解》。《集解》立在学官，人人肄习，无庸繁复。训诂则博采众家，融以己意，悉著之，将不胜琐屑也。如《集注》：‘学之为言效也’，用《广雅》；‘习，如鸟数飞也’，用《说文》。《说文》‘学，觉悟也’，皇《疏》用此训。朱子恐觉悟之训，易混于释氏，故不用许书而用《广雅》，复截取许书觉字之义，以申《孟子》先觉后觉之说，则尊德性、道问学之意，皆在其中。开卷数语，即揭《四书》要义以示人，非苟焉已也。《集注》引《说文》例不举书名，而注《乡党》‘訚訚如也’，独明著之。盖因《闵子侍侧章》亦有此言，闵子无诤夫子之理，故但用《说文》‘和悦’二字，而《乡党》则全用‘和悦而诤’四字，复虑前后之歧出也，特著明于《乡党》，以免后人之疑，其义例之密如此，而近儒犹肆攻诘。不知引书备著出处，近例始严，以为可免暗袭。然暗袭与否，仍视其人，吾见著出处而暗袭尤工者多矣。古惟疏体如是，传注不拘。后郑注《三礼》，有与先郑异义，或径用旧说者，始著之，余不尽尔。何注《公羊》，郭注《尔雅》，袭旧甚多，亦未尝尽著也。”意在表章朱注，与陈氏相发，而说益警切矣。 王弼注《易》，好为俪语，朱注《论语》，尤多排偶。然一精整，一谐畅。魏晋人气息，自与宋人不同。 [book_title]卷三　孟子 孟子性善之界说　孟子道性善尤重扩充　孟子与佛　孟子与庄子　孟子与三民主义一　孟子与三民主义二　孟子与荀子　孟子之神权民本主义　孟子与劳农主义之许行　孟子七篇之起讫　孔孟治学之法　孟子与论语　孟子文体 孟子所谓性善者有二界说：一谓人之性善，而不谓物之性善。江都焦循理堂《孟子正义》于《告子·生之谓性章》详发之。一谓人之性善，而不谓人之性纯乎善，则陈氏此记发之。 孟子道性善，尤重扩充。性善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扩充者，人皆可以为尧、舜也。由性善而扩充之为尧、舜。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七篇之大旨如是，而根本在性善。 孟子道性善，佛亦道性善。惟佛之道性善，普遍于一切众生，以为狗子有佛性也。而孟子道性善，则限于人，而不谓一切众生性善，故有“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之诘。《告子上》。则是佛之道性善无限，而孟子只限于人也。 公孙丑问夫子加齐之卿相不动心，承上章“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之问，一意相生。而孟子“以齐王，犹反手”，独以养气为难言，庄子所谓“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庄子·让王篇》。正可于此参消息。 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而孟子对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公孙丑道管仲、晏子之功，而孟子对管仲，曾西之所不为，更不论晏子，正是同一贵王贱霸之意。而孟子所以贵王贱霸者，谓以力服人，不如以德服人也。近来孙中山言民族主义而不言国家主义，以为：“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用中国的政治历史来证明。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则是孙中山所以言民族主义而不言国家主义，即本孟子贵王贱霸之论。 梁惠王曰移民移粟，孟子告以养生送死，王道之始；齐宣王问齐桓、晋文，孟子告以恒心恒产，盍反其本。此最着眼，是孟子一生大经纶，而民不赡于救死，奚暇治礼义？民有生而后能治，亦欲生而后求治。孙中山以民生主义要三民主义之终，亦未尝不见及此，而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为入手，犹之孟子论仁政必自经界始。《滕文公上》。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所以平均地权也。 尊主庇民，儒与法之所同，然法家以为君主之尊严不可侵犯，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雎，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李斯《论督责书》。而儒者则以为君主之所以尊严，以其能群也。如舍群而言，则独夫尔。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夫治以利民，民非以殉治。君以治民，民非以奉君。荀子之言性恶，与孟子异，而孟子之论民贵，与荀子同。《荀子·君道篇》曰：“君者何也？曰能群也。能群者何也？曰善生养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显设人者也，善藩饰人者也。善生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不能生养人者，人不亲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显设人者，人不乐也。不能藩饰人者，人不荣也。四统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谓匹夫。”正与孟子“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之义相发。《荀子·正论篇》又曰：“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乃知《春秋左氏传》“天生民而立之君，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称国弑君，君无道”之为儒术，而贾逵以为《左氏》“义深君父”之不免曲学阿世尔。 西洋政论家以君权为神权之化身，中国政论家以民权为神权之背景。《书·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则是天之视听，胥寄诸民，神权为名，民权其实也。《孟子·万章上》特阐发此义。天子得乎丘民，人归以征天与。西洋立宪国家君主无责任，而中国儒家则以君主有责任，对于天而负责任，谁实课其责任？则人民也。余无以名之，名之曰神权民本主义。近世梁启超《饮冰室文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亦尝论之。 《孟子·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当与《论语·微子·子路从而后遇丈人章》参观。丈人之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讥孔子，犹许行之以“贤者并耕”规滕文公，而皆出于楚，疑楚人自有一种劳农学派。孟子为仲尼之徒，许行即丈人之嗣法，而必托之神农之言者，神农一号炎帝，自为南方之蛮夷大长，生于烈山，在湖北随县北。葬于茶陵，在湖南酃县西。皆古楚地，而以教民稼穑，万世利赖，其观感之系楚人者自深，此劳农学派之所以出楚人，而托之神农之言也。而许行之所为异于孟子者，孟子言必称尧、舜，许行为神农之言，宗主不同，一也。许行劳农自活，孟子通功易事，一不主分功，一主分功，二也。孔子斥樊迟学稼为“小人哉”，正与孟子以“大人之事、小人之事”对许行，如出一吻。俄哲家托尔斯泰以宣传劳动主义闻于世界，谓“人不可不劳动以自支生活，无论何人，不能有利用他人之劳动而夺其生产之权利。资本主义之于工人，地主之于佃户，君主官吏之于人民，皆利用其劳动，而夺其生产，是为人类额汗上之寄生虫。今劳动之人，无一得自由者，而公然抛弃其人间之义务，利用他人之劳动，夺他人生产以生活之特权，则自古至今，犹不能废。拥护此伪特权而为辩护，则伪宗教、伪哲学、伪科学之三者也”。则与许行之斥滕君以厉民自养，先后同揆，而孟子之所谓“大人之事，劳心以食于人”，不免托氏所讥“人类额汗上之寄生虫”也。故自今日论之，丈人、许行等，略似劳动主义，而孔子、孟子则持分功主义。盖科学上分功之义，说明人类社会为一种有机体，与人之个体同。人之个体，有各种器官以行分功，社会之中，有官吏，有学者，有农工商，亦所以行分功也。而分功之中，以精神与物质为二大分野。官吏、政治家、学者、文艺家，属于精神方面，其他则属于物质方面。依此而论，则劳心者食于人之特权，自不能不承认。惟托尔斯泰则以此种为伪分业，而反对之，其论甚详，不暇备述，要足为数千年前之许行张目尔。 《论语》二十，始《学而》，终《尧曰》，由内圣而推极于外王也；《孟子》七篇，始《梁惠王》，终《尽心》，由外王而洗心于内圣也。由内圣而推极于外王，然后验为学之功大；由外王而洗心于内圣，然后程为学之功密。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乐记》云：“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须是活看作有条理讲，不必泥煞作礼制威仪看。此孔子治学之法也。“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此孟子治学之法也。子贡多学而识，博学也。夫子一以贯之，说约也。《朱子语类》云：“尝譬之。一，便如一条索；那贯的物事，便如许多散钱。须是积得这许多散钱了，却将那一条索来一串穿，这便是一贯。若陆氏之学，只是要寻这一条索，却不知道都无可得穿。”其论一贯之必由多识，以征说约之先以博学，可谓罕譬而喻。自古学问而有成，未有不如此。如不博学而求说约，只是幻想，岂有真见，宋学之末流也。但博学而不说约，徒见断片，不成条贯，清学之琐碎也。陈氏此记成于晚年，旁推交证，立言有宗，庶几博学而说约，多识以一贯者乎？ 《论语》三言两语，辞尚体要；《孟子》长篇大论，厥势雄放。《论语》多体验于人伦日用，《孟子》却高论于性天杳冥。一平实，一高朗。然不平实而高朗，好高骛远，便蹈驾空之弊。读《论语》后，乃读《孟子》，方无流弊。 昔刘炫以孔子自作《孝经》，乃假曾氏之言，以为对扬之体。而陈氏则谓孟子书，诸弟子问，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辞，乃战国文体。皆以师弟对问，匪为事实，同于庄生之寓言，《楚辞》之设问。虽无征信，而有思致。 [book_title]卷四　周易 陈澧东塾读书记论易之旨　汉易一　汉易二　汉易三　唐易　宋易　清易一　清易二　易学之旁衍 清儒好明《易》象，而陈氏独切人事以明义。清《易》多宗虞翻，而陈氏独称辅嗣以忘象。其说《易》揭丁宽、费直为法，不采郑玄之爻辰，尤斥孟京纳甲卦气之说，以为纳甲卦气，皆《易》之外道。赵宋儒者辟卦气而用先天，近人知先天之非矣，而复理纳甲卦气之说，不亦唯之与阿哉。 按《汉书·儒林传》称：“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子装授梁丁宽子襄，而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则是施、孟、梁丘之学，出于丁宽也。而《传》称其“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8]而已”，自商瞿至丁宽六传，而其说不过如此，此先师家法也。是为《易》之正传。而《儒林传》又称：“孟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与相同。”则是《易》家以阴阳灾变为说，首改师法而不用训诂举大谊者，始于孟而成于焦、京。孟氏无传书，《焦氏易林》十六卷，《京氏易传》三卷，《四库全书》皆以隶术数类，盖《易》学之别传云。 汉《易》之端绪略可考者：京房、虞翻可以征孟喜，郑玄、王弼可以觇费直。孟喜，今文；费直，古文也。宋儒胡瑗、程颐本王注以发义理，清学惠栋、张惠言治虞《易》以究象数。虞翻，吴人，王弼，魏人，皆三国之《易》家也。王注参以老聃之玄说，虞《易》杂以《参同契》之丹法，皆道家之言也。譬之鲁、卫之政，而必主奴彼此，徒见其矫为立异耳。 费直《易》传于马融、郑玄、荀爽、王弼；郑出于马，王近于荀。荀悦《汉纪》云：“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著《易传》，据爻象承应阴阳变化之义，以十篇之文解说经义。”其说略见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王弼尽扫象数而独标卦爻承应之义，盖本于此。《太平御览》引颜延之《庭诰》曰：“马、陆绩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象数。”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云：“王、郑相沿，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郑、王之臧否，即征马、荀之优劣焉。 孔颖达《正义》疏王注，李鼎祚《集解》主虞义。一阐魏学以开宋儒胡、程义理之先河，一明吴《易》以为清学惠、张言象数之前导，而皆出于唐。 汉《易》两派，一派训故举大谊，丁宽、《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费直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解说《上下经》。是也。一派阴阳候灾变，孟喜、京房是也。宋《易》亦分两派，一派图书，刘牧《易数钩隐图》三卷、邵雍《皇极经世》十六卷，是也。一派义理，倪天隐、胡瑗《口义》十二卷、程颐《易传》四卷、杨万里《诚斋易传》二十卷，是也。至朱子为《周易本义》十二卷，则阐康节之图书，以补程《传》之未逮，不名一家，盖欲观其通焉。 清《易》三家，曰：元和惠栋定宇，武进张惠言皋闻，江都焦循理堂。自惠氏首考古义孟、京、荀、郑、虞氏，作《易汉学》八卷，又撰《周易述》二十三卷，以李鼎祚《周易集解》为本，而稍增损之。其所述大抵宗祢虞氏，而有不通，则旁征荀爽、郑玄、宋咸、干宝，未为专家也。至张惠言乃独取虞注而明其统例，信其亡阙，为《周易虞氏义》九卷，又明其大指，为《消息》二卷，以存一家之学。焦循说《易》，独辟畦町，以虞氏之旁通，兼荀氏之升降，意在采汉儒之长而去其短，撰《易通释[9]》二十卷，复提其要，为《易图略》八卷，而于孟氏之卦气，京氏之纳甲，郑氏之爻辰，皆驳正之，以示后学。又撰《易章句》十二卷，简明切当。学者先玩《章句》，再考之《通释》、《图略》，则于《易》有从入之途，无望洋之叹矣。 清儒言《易》者，好张孟之卦气，京之纳甲，郑之爻辰，而必斥宋儒邵子之先天图以为谬说，则诚可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不知先天出于纳甲，纳甲出于纳音，纳音出于纬书，其见于古籍者，历有明征。隋萧吉《五行大义》引《乐纬》孔子曰：“某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宫，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亦见《南齐书·乐志》。此纳音之法，与《抱朴子·仙药[10]篇》引《玉策记》、《开名经》正同，与《礼记·月令正义》引《易林》亦合。萧吉阐其说甚详。纳甲之出震见丁，盈甲退辛，消丙灭乙，义本诸此。后儒惟沈括《梦溪笔谈》，卷五论纳音，卷七论纳甲。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一《纳音说》。能明其故。焦循《易图略》知之而又疑之，盖欲斥汉儒以自张其学耳。其论纳甲，皆未达虞氏之意。纳甲之法，详见虞翻《易注》李氏《集解》引。及魏伯阳《参同契》。按京氏《易传》云：“甲壬配外内二象，陆绩注：“乾为天地之首，分甲壬，入乾位。”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又云：“三者，东方之数。东方，日之所出。四者，西方之数。西方，日之所入。言日月终天之道，奇耦之数，取之于乾坤者，阴阳之根本。坎离者，阴阳之性命。”其言与《参同契》皆合，是纳甲出于京氏无疑。《太平御览》引京氏《易说》云：“月与星，至阴也，有形无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镜，照日即有影见。月初光见西方，以后望[11]光见东方，皆日所照也。”《参同契》之言，尤与虞注及《先天图》若合符节。邵子《观物外篇》：“震始交阴而阳生，巽始消阳而阴生。兑，阳长也。艮，阴长也。震兑，在天之阴也。巽艮，在地之阳也。故震兑上阴而下阳，巽艮上阳而下阴。乾坤定上下之位，坎离列左右之门。天地之所阖辟，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行度盈朔，莫不由此。”此即纳甲之义。熊朋来《经说》、胡渭《易图明辨》、陈寿熊《读易汉学私记》皆已言之。陈氏疏证尤明确。邵子谓图皆自中起，即京氏《易传》所谓坎离之象配戊己也；乾南坤北，即陆绩注所谓“乾坤分甲乙壬癸，阴阳之终始”也。乾南坤北之位，惠士奇《易说》误以方位为方向，而反疑邵图为误。钱大昕《养新录》亦然。果如惠氏、钱氏之说，将言天象者，鹑火必易置北方而后为向南，玄武当易置南方而后为向北乎？至于离东坎西，即《参同契》所谓“坎离匡廓，运谷正轴”为“乾坤二用”也。其方位不尽同者，即《参同契》所谓“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朱子《考异》托名邹昕作。所谓“甲乙丙丁庚癸，以月之昏旦出没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不然，虞注既言“乾坤列东，艮兑列南，震巽列西，坎离列中”，《系辞》“八卦成列”注。何又言“震春兑秋坎冬离夏”？“两仪生四象”注。惠栋辈以此为疑，则虞义先不可通，乃独疑邵子耶？《朱子语类》：“《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又曰：“伯阳《参同契》，恐希夷之学，有些是其源流。”又曰“《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康节，希夷以前原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是方士辈相传授，《参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又曰：“《先天图》与纳甲[12]相应，故季通言与《参同契》合。”朱子明知此图传自道家，而仍用以注《易》者，盖欲备一家之学，为占验设也。先天本于纳甲，宋儒固明言之，其传自道家，宋儒亦并未讳言之。毛奇龄、朱彝尊之徒，不喜宋儒，借此以肆攻讦，无足深辨。京、焦之学，虽云传自孟长卿，而班史《儒林传》已著疑词，谓“延寿傥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所云得之隐士者，与《先天图》得自陈希夷略同，皆教外别传，非《易》本旨。然班史称孟长卿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独传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据此，知孟氏之学已非尽《易》之本旨，况京、焦乎？但《易》无象数无以命占，故自来言象数者，能合于占验，即可自为一家之学。若卦气，若九宫，若纳甲，若爻辰，若先天，皆《易》之支流余裔，推衍繁密，附会闳多，先儒取其说之近理者以为《易》家占候。近人好言象数，而不能施之于占候，特重儓耳。此外言数者，惟河洛所托最尊，其数亦出自然，故太乙九宫，明堂则之。见《大戴礼·盛德篇》。宋儒言图书者，本之《大戴记》注言“九室法龟文”，而刘牧互易图、书之数，盖以图与书同为九宫故也。《五行大义》引《黄帝九宫法》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宫，总御得失。其数则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宫五，乾六，兑七，艮八，离九。太乙行九宫法从一始。”《乾凿度》郑注略同。又云：“天一之行，始于离宫。太乙之行，始于坎宫。”按此篇皆据《洪范》九畴以立说，九畴，先儒以为即《洛书》，孔安国、刘歆、马融皆有此说，故卢辩注《大戴记·明堂篇》谓“九室法龟文”。徐岳《数术记遗》有九宫算，甄鸾注与《五行大义》所引说同。宋人之图，自有所本，孙星衍谓宋人误以太乙九宫为《洛书》，非也。《五行大义》又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数，合五十有五。九宫用者，天除一，地除二，人除三，余四十有九，以当蓍策之数。又四时除四，余四十五。五者，五行。四十者，五行之成数。”《乾凿度》云：“《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数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与《列子·天瑞篇》同。又云：“阳以七，阴以八为象。《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之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郑注亦引“天一地二”以释之，谓：“一变为七，是今阳爻之象；七变为九，是今阳爻之变；二变为六，是今阴爻之变；六变为八，是今阴爻之象。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北方，象水；八在东方，象木。”其言方位进退，与宋人所言《河图》之数，一一吻合。《后汉书·刘瑜传》谓“《河图》授嗣，正在九房”，九房者，明堂九室也。盖“天一地二”以下二十字，为《河图》之数，圣人则之以演《易》，“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为《洛书》之数，圣人则之以演畴，故孔安国谓：“《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见《易·系辞正义》。刘歆云：“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九畴是也。《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见《汉书·五行志》。此即宋儒《书》亦可为《易》，《图》亦可为《范》之说也。又《礼运疏》引《中侯握河纪》云：“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龟书》，洛出之。”《宋书·符瑞志》：“伏羲受《龙图》，画八卦，所谓河出《图》者也。禹时洛出《龟书》六十五字，是谓洛出《书》者也。”汉儒相传古义如此。宋儒不取纬书，故不得二图之来历，而其图则远有端绪，并非宋人所臆造也。关子明《易传》言图书，与《乾凿度》、《五行大义》皆同。关《易》世以为阮逸伪作，然阮逸亦是宋仁宗时人，在邵子前。大抵治《易》者不言象数则已，言象数则易流于术数。当西汉时，卦变之说未兴，其言《易》以阴阳灾变为主。故卦气之学，流传最远。自是厥后，言《易》而近术数者三家，卦气主日，纳甲主月，爻辰主星，皆言天象以明人事。扬子云用《三统历》，衍《太玄》以明《易》。汉儒家法本自如此，然其源皆出于纬书，纬书多汉人附益，非尽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汉儒以卦气、纳甲明消息，而以消息为伏羲十言之教，其说亦出于纬，与康节之《先天》托诸伏羲意同。凡言数学者皆如此。卦气见《易纬稽览图》。爻辰之法，详见《五行大义》，谓“天有九星，地有九州，以二十八宿分系于九宫。其星则天蓬、天辅等名”，今太乙壬遁所用者也。《楚辞·九辨序》：“天有九星，以正机衡。”刘向《九叹》：“讯九鬿与六神。”王逸注：“九鬿，北斗九星也。”盖斗为天枢，运乎中央，临制四乡。测算家用七星，占验家则用九星以应九州。其术流传颇古，而每为后世道家所篡取。《南齐书·高帝纪》论太乙九宫之法，与今术士所用正同。《隋志》有费长卿《周易分野》一卷，即爻辰所从出，钱大昕《潜研堂集》中《答问》已言之。纳甲本于纳音，爻辰本于九宫，九宫纳音之法，今太乙壬遁、星卜堪舆、时日小数，无不用之，盖术数家皆自托于《易》，本古法以为推衍，故能流传后世，缪悠之言，宜为儒者所弗道。但九宫贵神诸说，乃术家所附会，固不得因此而并疑河洛也。《系辞》“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虞注云云，正与先天说同。以“天地定位”四语合于纳甲，不自邵子始。惟虞注于“帝出乎震”章，亦以纳甲释之，兑西坎北，义不可通，因释以二三爻失位，未免牵凑。邵子知其然，乃分先后天以圆其说，用意甚巧，而托之伏羲，致启后人之疑。然谓《易》无先后天之分，可也，谓先天之学，无与于象数，不可也。谓朱子《本义》不当冠以九图，可也，谓九图不源于汉儒，不可也。汉学家非不知先天纳甲，同出一源，第恶宋儒而尊虞氏，遂讳言之。岂知卦气飞伏，九宫纳甲，爻辰先天，皆非《易》所本有，昔人特为占验而设，故其法每为术士所篡。王弼、程子专明义理，《易》道始尊，后遂立于学官，从之者自无流弊。近儒严斥先天，谓非《易》之本旨，是已，乃复附会爻辰，推尊纳甲，左右佩剑，庸有异乎？至《河图》、《洛书》，即非作《易》本旨，亦是汉儒相传古义。朱一新《无邪堂答问》论之审矣，删次其说，以资参证焉。 《易》道渊深，包罗众义，随得一隙，皆能宛转关通，有所阐发，岂徒阴阳五行，图书占验，可一一授《易》以为说，乃至宋儒王宗传景孟以禅宗明《易》，成《童溪易传》三十卷，明释智旭以《易》理参禅，成《周易禅解》十卷。近人侯官严复又陵序其所译英儒赫胥黎著《天演论》，则又据《易》理以阐欧学，其大指以为：“欧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理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可谓有味平其言之也。然严氏尚非《易》家也，不过为阐易道以欧学者之大辂椎轮尔。至海宁杭辛斋出，耽研《易》义，博及诸家传注，而蒐藏言《易》之书六百二十余种，并世之言《易》藏者莫备焉。著有《易楔》六卷，《学易笔谈初集》、《二集》各四卷，《易数偶得》二卷，《愚一录易说订》二卷，《读易杂说》一卷，《改正揲蓍法》一卷。其平日持论以为：“《易》如大明镜，无论以何物映之，莫不适如其本来之象。如君主立宪，义取亲民，为《同人》象；民主立宪，主权在民，为《大有》象；社会政治，无君民上下之分，为《随》象。乃至日光七色，见义于白《贲》；微生虫变化物质，见象于《蛊》。又如《系辞传》言：‘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而所谓‘辟’者，即物理学之所谓离心力也；‘翕’者，即物理学所谓向心力也。凡物之运动，能循其常轨而不息者，皆赖此离心、向心二力之作用。地球之绕日，即此作用之公例也。凡近世所矜为创获者，而《易》皆备其象，明其理于数千年之前。盖理本一源，数无二致。时无古今，地无中外，有偏重而无偏废。中土文明，理重于数，而西国则数胜于理。重理，或流于空谈而鲜实际；泥数，或偏于物质而遗精神。惟《易》则理数兼赅，形上道而形下器，乃足以调剂中西末流之偏，以会其通而宏其指。”此则推而大之，以至于无垠，而异军突起，足为《易》学辟一新途者焉。 [book_title]卷五　尚书 古文尚书孔安国传　禹贡一　禹贡二　禹贡三　洪范一　洪范二　尚书家之流别一　尚书家之流别二　尚书与殷虚甲骨 清儒疑古文《尚书》为晋梅颐作，然按《汉书·谷永传》永上封事引经曰：“亦惟先正克左右。”师古注：“《周书·君牙》之辞也。”《君牙》乃今孔传之一篇，不特伏生今文无之，即马、郑《逸书》亦无之。而陈寿《三国志·蜀志》，先主上言用“恶直丑正，实繁有徒”。《吴志》骆统上疏引“众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众，无以辟四方”，又陆抗疏“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皆出古文《尚书》。湘潭王闿运壬秋《湘绮楼日记》历举之。假云梅颐作，不应西汉、三国时人已引其文也。又疑孔安国《传》出王肃作。然案《禹贡》“三百里蛮”，《传》云：“以文德蛮来之”，孔颖达《疏》：“郑云：‘蛮者，听从其俗，羁縻其人耳，故云蛮。蛮之言缗也。’王肃云：‘蛮，慢也，礼义简慢。’与孔异。”《洪范》“农用八政”《传》曰：“农，厚也。厚用之，政乃成。”孔颖达《疏》：“郑云：‘农，读为醲。’则农是醲意，故为厚也。张晏、王肃皆言‘农，食之本也。食为八政之首，故以农言之。’然则农用止为一食，不兼八[13]事，非上下之例，故《传》不取。”此皆《传》与郑说同，而与王肃说不同，则似非王肃所作也。陈氏此《记》，亦明论之。假云王肃、梅颐之说而信，置其为假托之孔安国，而论其为魏晋间人之传，则未尝不与何晏、杜预、郭璞、范宁等先后同时。焦循《尚书补疏序》。不唯言多近理，而去古未远，训诂终有所受。嘉定王鸣盛西庄作《尚书后案》三十卷，力屏古文《尚书》孔安国之伪，而于马、郑、王注之外，仍列孔《传》。吴县江声艮庭作《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蒐录汉人旧说，而于孔《传》亦多取之。阳湖孙星衍渊如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屏孔《传》而缀辑马、郑，然今文二十八篇，不能不有取诸孔《传》之经。至钱塘张尔田孟劬著《史微》，乃谓伏生《尚书大传》乃孔子口说之微言大义，而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则旧史相传之传记耳。 清儒太原阎若璩百诗撰《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力斥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之伪，其说实发于宋吴棫、朱子。而金坛段玉裁懋堂为《戴东原年谱》云：“国朝言地理者，于古为盛，有顾景范、顾宁人、胡朏明、阎百诗、黄子鸿、赵东潜、钱晓征，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盖从来以郡国为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则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极意扬诩，而不知其法亦本于宋儒。郑樵《通志·地理志略》云：“州县之设，有时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贡》分州，必以山川定经界。使衮州可移，而济河之衮州不可移。使梁州可迁，而华阳黑水之梁州不可迁。是故《禹贡》为万世不易之书。”盖即戴震以山川而求郡县之所自昉也。 宋儒之说《禹贡》者，自程大昌撰《禹贡论》五卷、《后论》一卷、《山川地理图》二卷外，以傅寅《禹贡说断》四卷为最著，刊入纳兰容若《通志堂经解》，其说最为清儒所取。清儒自德清胡渭朏明撰《禹贡锥指》二十卷、《图》一卷外，以宝应成孺芙卿《禹贡班义述》二卷为最精。《汉书·地理志》言“推表山川”，本释《禹贡》，两汉经师遗说多存其中。成氏据以释本经，最得家法，援据精博，专门之学也。又以《班义述》详于考古，乃复拟撰《禹贡今地释》一书，首取今地释汉地，更取汉地证禹迹，期补前书之未备，而未成书。当涂徐文靖位山《禹贡会笺》十四卷，简而甚疏，其依胡氏《锥指》以立义者，亦多有之。《锥指》体大思精，错误亦复时有，不足为病也。 说《禹贡》者，必据《汉书·地理志》，顾其书简奥，非有疏证，不能通其说，郦道元[14]《水经注》，即班《志》之义疏也。朱子言：“两山之间，必有大川，两川之间，必有大山。水道通，斯山脉可得而理。”然山势终古不易，水道随时变迁，不证今，无以考古。天台齐召南次风撰《水道提纲》三十卷，泝源竟委，了如指掌，盖可为证今之索引云。 《汉书·五行志》与《尚书·洪范》相表里。《洪范》以庶征为五事之应，伏生《五行传》以五事分配五行，又以皇极与五事为六，又以五福六极分配之。《汉书·五行志》云：“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刘向治《穀梁春秋》，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此如孟、京之为《易》外别传，而非本真如此。故伏生《大传》四十一篇，而《洪范五行传》别出为书也。 宋儒蔡沈撰《洪范皇极内外篇》五卷，远出《易乾凿度》，近宗《皇极经世》，邵雍撰。又与刘向不同。刘向借五行而衍祥，蔡沈衍九畴以明术数。 《尚书》之学，伏《传》一变而郑注，再变而孔《传》，三变而蔡《传》，伏生有《大传》今文。郑注出缀辑。古文。孙星衍辑《尚书马郑注》十卷，焦循有《禹贡郑注释》二卷。古文《尚书》孔安国《传》十三卷，蔡沈《书集传》六卷，皆全书存。唐孔颖达《尚书正义》二十卷，为孔《传》作疏。宋史浩《尚书讲义》二十卷，以《注疏》为主。黄度《尚书说》七卷，以孔《传》为主。陈经《尚书详解》五十卷，采取《注疏》，参以新意。魏了翁《尚书要义》十七卷，摘《注疏》中精要之语。胡士行《尚书详解》十三卷，以孔《传》为主而存异说于后。皆宗孔《传》者也。元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六卷，采辑诸家，疏通蔡《传》。董鼎《尚书辑录纂注》六卷，以蔡《传》为主，继以《朱子语录》，谓之辑录。附以诸家之说，谓之纂注。陈师凯《书蔡传旁通》六卷，名物典制补蔡《传》之遗。王天与《尚书纂传》四十六卷，虽列《注疏》居前，而大旨以朱子之说为主。朱祖义《尚书句解》十三卷，株守蔡《传》。明胡广等《书传大全》十卷，剿陈栎《纂疏》、陈师凯《旁通》之说。王樵《尚书日记》十六卷，以蔡《传》为主，采旧说补所未备。清康熙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四卷，亦主蔡《传》而兼采古义。皆本蔡沈《书集传》，其说原出朱子，而与朱子颇有异同。大抵南宋以前之说《书》者，多守孔《传》，而南宋以后之说《书》者，咸本蔡学。逮于清代，有据蔡《传》以攻孔《传》者，如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是也。有据孔《传》以攻蔡《传》者，如萧山毛奇龄西河撰《尚书古文冤词》八卷，是也。有据马、郑而攻孔《传》、蔡《传》者，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王鸣盛《尚书后案》，是也。然则《尚书》家当以郑注、孔《传》蔡《传》为三大宗矣。 《尚书》家有训诂名物、考证典制者，如唐孔颖达之《尚书正义》二十卷，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四十卷，元黄镇成之《尚书通考》二十卷，陈师凯之《书蔡传旁通》六卷，及清衡阳王夫之而农之《书经稗疏》四卷，是也。有议论得失、推究治乱者，如宋苏轼之《东坡书传》十三卷，黄度之《尚书说》七卷，是也。《尚书》古史，说者自以实事求是为宜，或训诂名物，考证典制；或论议得失，推究治乱，皆《尚书》中应有之义也。顾亦有运实于虚、畅发心学者，如宋杨简之《五诰解》四卷，袁燮之《絜斋家塾书钞》十二卷，提撕本心，其传原出陆九渊，是亦一大派。 殷虚甲骨者，逊清光绪戊戌己亥间，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之小屯，洹水厓岸，为水啮而崩，得龟甲牛骨，镌古文字，所记皆殷先王室所卜祭祀征伐行幸田猎之事，故殷先公先王及土地之名，所见甚众。上虞罗振玉叔言撰《殷虚书契考释》，兼及书契中所见之人名地名及制度典礼，审释殷帝王名号。海宁王国维静安缵成其业，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各一卷，以甲骨文证补《尚书》，而治《尚书》者辟一新途径，为好事之所诵说。其尤得意者，商自成汤以前，绝无事实，《史记·殷本纪》惟据《世本》纪其世次而已，而《尚书》尤不少[15]概见。王氏于卜辞中发见王亥、王恒之名，复据《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16]、《吕氏春秋》中之古代传说，于荒诞之神话中，求历史之事实，更由甲骨断片中发见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与《史记》纪表颇殊。又王氏之《殷周制度论》，从殷之祀典世系以证嫡庶之制，始于周之初叶，由是对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为有系统之说明，有裨于古史不鲜。瑞安孙诒让仲容始治甲骨文，成《契文举例》二卷。以《说文》董理甲骨，而以甲骨证补《尚书》，则成功于王国维。 [book_title]卷六　诗 诗序　说诗者不出宗序攻序二派　诗学之流变　诗之名物训诂 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曰：“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以《诗经》为训故[17]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号曰《鲁诗》。”又称：“《毛诗》者出自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而《汉书·楚元王传》云：“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则是《鲁诗》与《毛诗》俱出孙卿，而传自子夏。《释文》引沈重云：“按《郑诗谱》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尽，毛更足成之。”《仪礼·乡饮酒礼》贾公彦《疏》以“《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之类是子夏序文，其下云“有其义而无其辞”是毛公续序，与沈重足成之说同。大抵以为小序首句是子夏作也。观蔡邕本治《鲁诗》，而所作《独断》，载《周颂》“《清庙》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诸侯朝见，宗祀文王之所歌也；《维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云云，三十一篇之序，皆只有首二句或三句，与《毛诗》序文有详略而大指略同。盖《诗》自子夏五传至孙卿，大毛公受之，以授赵人小毛公，则为《毛诗》。浮丘伯受之，以授鲁人申公，则为《鲁诗》。以师传同门而异户，故序指大同而小异也。采《四库提要》说。诸家所引《韩诗》，如“《关雎》，刺时也。”“《汉广》，说人也。”“《汝坟》，辞家也。”“《苤苢》，伤夫有恶疾也。”“《黍离》，伯封作也。”“《蝃蝀》，刺奔女也。”“《溱与洧》，说人也。”“《鸡鸣》，谗人也。”“《夫栘》，燕兄弟也。”“《伐木》，文王敬故也。”“《鼓钟》，刺昭王也。”“《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抑》，卫武公刺王室以自戒也。”“《假乐》，美宣王之德也。”“《云汉》，宣王遭乱仰天也。”“《雨无极》，正大夫，刺幽王也。”“《四月》，叹征役也。”“《宫有侐[18]》，公子奚斯作也。”“《那》，美襄公也。”文格皆与《毛诗序》首句一例。而《唐书·艺文志》称：“《韩诗》二十二卷，卜商序，韩婴注”，是《韩诗》亦有序，其序亦出子夏也。顾《韩诗》遗说之可考见者，往往与《毛序》异。采《四库提要》说。《齐诗》序不可考。 说《诗》者不出宗序、攻序二派。唐孔颖达撰《毛诗正义》四十卷，成伯玙撰《毛诗指说》一卷，宋范处义撰《诗补传》三十卷，吕祖谦撰《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吕氏此《记》以小序为主，博采诸家，存其名[19]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裁[20]贯串，如出一手，后来说《诗》者多宗之。若论毛学，于孔《疏》外别自名家者，唯吕此《记》。林岊撰《毛诗讲义》十二卷，严粲撰《诗辑》三十六卷，以吕氏《读诗记》为主，而杂采诸家以发明之。明李先芳撰《读诗私记》二卷，以毛、郑为宗，参取吕氏《读诗记》、严氏《诗辑》。朱谋撰《诗故》十卷，清乾隆《御诗撰义折中》二十卷，以及吴江朱鹤龄长孺撰《诗经通义》十二卷，力驳废序之说，以毛、郑为主，唐用孔颖达，宋用欧阳修、苏轼、吕祖谦、严粲，清用陈启源，博采众家。陈启源长发撰《毛诗稽古编》三十卷。训诂主《尔雅》，篇义准小序，而诠释经旨则一准诸《毛传》，佐以郑《笺》。皆宗序者也。至宋朱子撰《诗集传》八卷，其初稿亦用小序，及见郑樵所作《诗辨妄》，遂改从之，而攻小序。杨简撰《慈湖诗传》二十卷，亦不信小序，并《左传》、《尔雅》郑玄《笺》、陆德明《释文》皆遭诋斥。辅广撰《诗童子问》十卷，发明《集传》，掊击小序，更过朱子。朱监编《诗传遗说》六卷，采朱子《文集》、《语录》论《诗》之语，辑为此诗，以为《集传》参证。元刘瑾撰《诗传通释》二十卷，意在发明朱《传》，而卜序之是非置不甚论。朱公迁撰《诗经疏义》二十卷，于朱《集传》如毛《故训传》之有疏，故曰疏义。刘玉汝撰《诗缵绪》十八卷，缵朱《集传》之绪而发明之。梁寅撰《诗演义》十五卷，演朱《集传》之义。明胡广等撰《诗集传大全》二十卷，袭刘瑾《通释》而稍点窜成书。皆攻序者也。大抵唐以前，咸宗毛、郑以用小序；而元明之际，则从朱传以攻小序，而宋其转关，其中亦有和气平心，以意逆志，不宗序，亦不攻序者，则有宋欧阳修撰《毛诗本义》十六卷，自唐定《五经正义》以后，与毛、郑立异同者，自此书始，然修不曲徇毛、郑，亦不诋毛、郑也。苏辙撰《诗经传》二十卷，王质撰《诗总闻》二十卷，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卷，不墨守小序，与吕《记》小异。明姚舜牧撰《诗疑问》十二卷，张次仲撰《待轩诗记》八卷，朱朝瑛撰《读诗略记》六卷，清康熙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二十卷，《序》二卷，桐城钱澄之饮光撰《田间诗学》十二卷，长洲惠周惕元龙撰《诗说》三卷，江阴杨名时宾实撰《诗经劄说》一卷，会稽范家相蘅洲撰《诗渖》二十卷，象山姜炳章石贞撰《诗序补义》二十四卷，常熟顾镇备九撰《虞东学诗》十二卷，则又于宗序、攻序二派之外，各自名家者焉。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婴皆为之传，《韩诗》今存《外传》十卷，齐、鲁《诗》亡，独《毛诗故训传》存。郑《笺》宗毛，而有不同，《毛传》不破字，而郑《笺》多破字。又有从韩、鲁说者，如《唐风》“素衣朱襮”，以绣黼为绡黼；《十月之交》为厉王诗；《皇矣》侵阮徂共为三国名，皆从《鲁诗》。《衡门》“可以乐饥”，以乐为；《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读为意；《思齐》“古之人无斁”，斁作择；《泮水》“狄彼东南”，狄作鬄，皆《韩诗》说。详见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后汉书[21]·玄本传》称：“从东郡张恭祖受《韩诗》。”《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下己意”者，即不拘于毛而旁采韩、鲁《诗》说也。孔颖达《毛诗正义》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虽或过于护郑，且有强毛合郑之处，而名物训诂极其该洽。朱子《集传》于名物训诂，亦采孔《疏》者为多。陈氏说：“毛《传》简约，郑《笺》多纡曲，而朱《传》解经，务使文从字顺。此经有《毛传》郑《笺》，必当有朱《传》也。”元延祐科举法，诗用朱子《集传》，而《毛传》几废。清儒治汉学，始尊毛而攻朱，晚清尚西汉，今文家又尊齐鲁韩三家而攻毛。独长洲陈奂硕甫撰《毛诗传疏》三十卷，专为《毛诗》一家之学。先是，金坛段玉裁若膺撰《毛诗故训传定本》三十卷，正讹补夺，申毛说而不主郑《笺》，奂为其高弟，本师说以作《疏》，而有不同，精深博大，远在段氏《定本》及桐城马瑞辰元伯所撰《毛诗传笺通释》三十二卷、泾县胡承珙墨庄所撰《毛诗后笺》三十卷之上。《鲁颂·泮水》而后，陈奂所编。《毛诗》之有陈奂，犹虞《易》之有张惠言矣。齐鲁韩三家《诗》早亡，宋王应麟始掇拾残胜，辑《三家诗考》三卷，至清乾隆之世，范家相补苴罅漏，成《三家诗拾遗》十卷，然犹不如后来侯官陈寿祺恭甫所辑《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之尤该备。特是功在辑逸，而罕所发明。至邵阳魏源默深撰《古诗微》二十二卷，于三家《诗》有发明，而又好为臆说，未能笃守古义。然学者入手，先读二陈及魏书，可以知《诗》今古之大概矣。 言《诗》之名物训诂者，以吴陆玑撰《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为最近古。其后宋有蔡卞撰《毛诗名物解》二十卷，所征引颇有出于陆玑书外者。元有许谦撰《诗集传名物钞》八卷，宗朱子而不为墨守，多采陆氏《释文》、孔氏《正义》。梁益撰《诗传旁通》十五卷，以朱《集传》名物训诂多所未详，乃仿孔、贾作疏。明有冯应京撰《六家诗名物疏》五十四卷，六家者，齐、鲁、韩、毛、郑、朱也。因蔡卞之《解》而广征之。清有衡阳王夫之而农撰《诗经稗疏》四卷，常熟毛晋子晋撰《毛诗陆疏广要》三卷，因陆玑之《疏》为之注释。钱唐姚炳彦晖撰《诗识名解》十五卷，以《诗》中鸟、兽、草、木分列四门，故以多识为名。无锡顾栋高震沧撰《毛诗类释》二十一卷、《续编》三卷。自宋蔡卞以来，皆因玑书而辗转增损者也。古今名物不同，未易折衷一是。然不知雎鸠为何物，则不能辨挚而有别，言挚至与言鸷猛之孰优；不知苤苢为何草，则不能定毛与三家乐有子与伤恶疾之孰是。多识草木鸟兽，乃足以征《诗》义。三家既亡，独《毛诗故训传》存。毛公之学，称出子夏，张揖进《广雅表》云：“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据此，则《毛诗》与《尔雅》同渊源于子夏。《尔雅》之《释草》、《释木》、《释鸟》、《释兽》，与《毛传》略同。钱大昕《潜研堂答问》中有一条曰：“毛公所见《尔雅》胜于今本，如草木鱼虫增加偏旁，多出于汉以后经师，而毛公犹多存古。”陈奂作《诗毛氏传疏》，凡声音训诂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宫室衣服制度之精，鸟兽草木虫鱼之细，初仿《尔雅》，编[22]作《义类》。以为毛公之作《诗故训传》，《传》义有具于《尔雅》，有不具于《尔雅》。动植物学今方讲明，宜考《尔雅》，以征《毛传》，参以图说，实以目验，审定古之何物为今之何物，非但取明经义，亦深有裨实用，未可以其琐而忽之也。 [book_title]卷七　周礼 周官非刘歆伪作　方苞周官辨　郑玄注例一　郑玄注例二　孙诒让周礼正义与庄存与周官记　周礼家之流别　康有为与方苞 《周官》晚出，疑之者以为刘歆伪作。然萧山毛奇龄大可《周礼问》曰：“歆能伪作《周礼》，不能造为《周礼》出处踪迹以欺当世。假使河间献王不献《周礼》，成帝不使向校理《周礼》，歆可造此诸事以欺同朝诸臣乎？且《景十三王传》云：‘献王所献，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言有经，即有传与说记也。此必非歆可预造其语者。乃考之《艺文》所志，在当时所有之书，则实有《周官经》六篇、《周官记》四篇。此班氏所目睹也。此必非袭刘歆语也。”江都汪中容甫有《周官征文》凡六事，语见《述学》，陈氏引而申之，以为“足征《周礼》是周室典制，但无以见其必为周公所作耳。郑君知《周礼》为周公以致太平之迹，以《周礼》之中，实有周公之制也”，可谓得实之论。而毛氏《周礼问》亦谓：“《周礼》断断非周公所作。然周制全亡，所赖以略见大意。而其为周制，则尚居十七。”与陈氏意同。独瑞安孙诒让仲容序《周礼正义[23]》，谓《周礼》周公作，而非特周一代之典，盖恢廓而言之，以为：“周公成文、武之志，光辅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宪，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盖自黄帝、颛顼以来，纪于民事以命官，更历八代，斟酌损益，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萃于是。故虽古籍沦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约略可考。如《虞书》羲、和四子，为六官之权舆，《甘誓》六卿为夏法，《典礼》六大五官，郑君以为殷制，咸与此经多相符[24]会，是职名之本于古也。至其闳章缛典，并包远古，则如五礼六乐三兆三易之属，咸肇端于五帝，而放于二王，以逮职方州服，兼综四朝，太史岁年，统赅三统。若斯之类，不可殚举。盖鸿荒以降，文明日启，其为治，靡不始于粗觕而渐进于精详。此经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盖尤其精详之至者，故其治跻于纯太平之域。作者之圣，述者之明，蟠际天地，经纬万端，究其条绪，咸有原本，是岂皆周公所臆定而手创之哉？此经在西周盛时，盖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为司存，而太宰执其总会，司会、天府、太史藏其副贰。成、康既没，昭、夷失德，陵迟以极于幽、厉之乱，平之东迁，而周公之大经良法，荡灭殆尽。然其典册散在官府者，世或犹遵守勿替，虽更七雄去籍之后，而齐威王将司马穰苴，尚推明《司马法》，为兵家职志；魏文侯乐人窦公，犹袌《大司乐》一经于兵火丧乱之余。他如朝事之仪，大行之赞，述于《大小戴记》，《职方》之篇列于《周书》者，咸其支流之未尽澌灭者也。”特是《周礼》非古名，《史记·封禅书》云：“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汉书·艺文志》云：“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景十三王传》亦言：“献王所献，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云云。皆以《周官》为言，而不云《周礼》。荀悦《汉纪》曰：“刘歆奏请《周官》六篇列之于经，为《周礼》。”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则是《周礼》之名，起于刘歆，而非《周礼》之书，起于刘歆也。 桐城方苞望溪著《周官辨》十篇，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证以《汉书·莽传》事迹，辞极辨核。而其县人姚范南青《援鹑堂文集》中《复某公书》，极言送难，大指以为：“《周官》自孝武时已出，平帝元始之间，歆劝莽立博士。其书布在中外久矣，歆不能隐挟而更窜之也。且歆待莽行一事而后，岌岌私窜之耶？抑预卜数年后莽必行是令，民必犯是法，而先著于经，使其事相类，令天下知莽所行，一无悖于《周官》之旧，何其迂曲而鲜通也？莽行十一之法，其增赋无明文。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无过十二，悉虚拟而预增之，何哉？且九锡之事，莽所汲汲者，而《周官》无之；九百二人，但云《周官》、《礼记》宜于今者，为九命之锡。歆在当时，何不以所云九锡者窜入而张大之乎？莽畏备臣下，以宦者领帑藏钱谷，并典吏民封事，此岂出《周官》耶？窃谓《周官》之书，周之制度存焉。中更春秋战国，或儒生述造，更窜不一。如云出元公手定之书，完好如后世剞劂篇籍，谁其信之？”则是谓《周官》一书，存周之制度，而不出周公手定，亦与陈氏意同。 郑玄注《周礼》，发凡起例，籀其大义，曰补，曰诂。补者，补经义之所未发也。其法有三，陈氏所谓“《周礼》有隐略而尚可考见者，后郑则引证以明之；若无存而可见者，则约而知之；又有推次之法。”“推次”者，推甲以知乙也。“引证”者，引彼以证此也。而“约而知”者，则约他经之所见，而解此经之所不言也。三者，皆所以补经也。诂者，诂经言之所难晓也。诂者，古也。从言，古声，为以今言解古言也。汉人之诂经言也，或言读如读若，或言读为读曰。读如读若者，拟其音也。古无反语，故为比方之词。读为读曰者，易其字也。易之以音相近之字，故为变化[25]之词。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序。古语则以后世之语通之，古官、古事则以后世之官、后世之事况之，贾公彦《疏》所谓“举今以晓古”者，其义一也。古地理亦以今地名释之。此之谓诂。诂者，以今言解古言也，例证不具详。 郑玄注《周礼》，以汉制况周制。贾公彦《疏》用郑注之法，以唐制况周制。而陈氏遂推极言之，以为：“读《周易》，当读《大清会典》及历代《职官表》，凡今有而古无，古有而今无，与名同而实异，实同而名异者，详为考证，以清官清制况周官周制。”至孙诒让治《周礼》，更恢廓其意，以为：“中国开化数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西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然则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之伦，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旧政已发其端。”遂捃摭其与西政合者，甄缉之，成《周礼政要》二卷，都四十篇，以欧政欧制况周制，然后知“其或继周，百世可知”，孔子之言，不吾欺也。 王应麟《困学纪闻》、顾炎武《日知录》皆以阍人、寺人属于冢宰，则内廷无乱政之人。九嫔、世妇，属于冢宰，则后宫无盛色之事。自汉以来，惟诸葛孔明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为得其意。陈氏引之，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此其荦荦大者，然不如孙诒让序《周礼正义》榷其大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则自典法刑礼诸大端外[26]，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细，嫔御阉阍之昵，咸隶于治官，宫府一体，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国危、国迁、立君等非常大故，无不曲为之制，预为之防。三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万民，咸造在王庭，与决大议。又有匡人、撢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属，巡行邦国，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献五物之书，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太仆树肺石，建路鼓，以达穷遽。诵训、士训夹王车，道图志，以诏观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无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间，若会四肢百脉而达于囟[27]，亡或雝阂而弗鬯也。其为教，则国有大学、小学。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暨夫邦国所贡，乡遂所进贤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卫士庶子、六军之士，亦皆辈作辈学，以德行道艺相切劘。乡遂则有乡学六，州学三十，党学百有五十，遂之属别如乡。盖郊甸之内，距王城不过二百里，其为学辜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学，尚不与此数。推之县畺之公邑采邑，远极于畿外邦国，其学盖十百倍蓰于是。亡虑大数九州之内，意当有学数万。信乎教典之详，殆莫能尚已。其政教之备如是，故以四海之大，亡不受职之民，亡不造之学。不学而亡职者，则有罢民之刑。贤秀挟其才能，愚贱贡其忱悃，咸得自通于上，于以致纯太平之治，岂偶然哉？今泰西之强国，其为治非尝稽核于周公、成王之法典也，而其所为政教者，务博议而广学，以暨通道路，严追胥，化工物之属，咸与此经冥符而遥契。盖政教修明，则以致富强，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准者。自胜衣就傅，先太仆君孙衣言即授以此经，而以海疆多故，世变日亟，睠怀时局，抚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于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暌阏不能相通，民窳而失职，则治生之计陋隘，而谲觚干纪者众。士不知学，则无应事偶变，效忠厉节，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议富强，是犹泛绝潢断港而蕲至于海也。然则处今日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而承学之士，顾徒奉《周经》汉注为考证之渊棷，几何而不以为已陈之刍狗乎？既写定，辄略刺举其可剀今而振敝，一二荦荦大者，用示橥楬，俾知为治之迹，古今不相袭，而政教则固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大言炎炎，闳意眇指，括囊靡遗矣。近儒言《周礼》者，当推武进庄存与方耕所撰《周官记》五卷、《周官说》二卷，与孙氏《正义》为宏通博雅可观览。庄氏病《周官》礼经六篇，《冬官司空》独亡，以为周家制度，莫备于《周官》。《周官》式法根柢，皆在《冬官》。《冬官》存，举而错之天下无难也，欲为《冬官》补亡，而阙失不可理，遂原本经籍，博采传记诸子，为《周官记》五卷。于《冢宰记》著官府，于《司徒记》表均土分民之法，于《司马记》补其阙文，无《宗伯司寇记》，于《司空记》则为拟补其文，而特加《冬官》之目以别异诸篇，别有《司空记》一篇，则采撮周秦之书，备材于事典云尔。自为之序，以见大意，于建邦之纲纪法度，举凡郊坛宗社民堂辟雍之兆位，朝市宅里仓廪厩库之营建，律度量衡器用财贿之法制，分州定域度山量水治地辨土任民饬土尚农审时之大经，以及营卫车辇道路舟梁之细务，糜不该举。盖将通贯六官以陈一官之典，括囊群籍以观一经之通焉。次复采经中大典，如郊庙族属之类，原本郑氏，又遍览古人所论列者，件系而折中之，为《周官说》二卷，合记凡七卷。而孙氏《正义》则以《尔雅》、《说文》正其诂训，以《礼经》、《大小戴记》证其制度，研阐累载，博采汉唐宋以来迄于乾嘉诸经儒，旧诂异谊，参互证绎，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以视庄氏，一为专经之家，一为通人之作；一精辟，一闳侈，又有间矣。 《周礼》众家，有考典制以明训诂者，汉郑玄、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四十二卷为其渊海，而清有吴县惠士奇天牧撰《礼说》十四卷，于古音古字多所分别疏通，于周制及郑注所云汉制皆旁引经史，考求源委。吴江沈彤果堂撰《周官禄田考》三卷，因欧阳修有《周礼》官多田少，禄且不给之说，故详究周制，以与之辨。凡《官爵数》、《公田数》、《禄田数》三篇，积算特为精密。婺源江永慎修撰《周礼疑义举要》七卷，融会郑注，参以新说，多所阐发。及庄存与《周官记》五卷、《周官说》二卷，足相羽翼，而孙诒让《周礼正义》集大成焉。有阐义理以谈经制者，宋王安石撰《周礼新义》十六卷，开其先河，而王昭禹撰《周礼详解》四十卷，易祓撰《周官总义》三十卷，王与之撰《周礼订义》八十卷，清安溪李光坡耜卿撰《周礼述注》二十四卷，胥相发明，而孙诒让《周礼政要》挈其纲要焉。然窃以为《周礼》经制，纤悉委备，可以治国，而不可以平天下。故用之于列国并建之世，则纲目毕张，而以治强，姬旦、宇文周是也。管仲治齐，商君治秦，以及近世英、法、德之强，亦皆得其意。施之于一统无事之日，则官民交困，而以崩乱，新莽、王安石是也。大抵治国之法，蕲于臂使指联，大小相维，而欲以集事。平天下之政，又贵政简刑清，纲目疏阔，而安于无事。《大学》一书，于国言治，于天下言平。治贵有制，平蕲无治。《周礼》者，治国之制，而非所以平天下之道也。此意恐非经生所知。而晚近世，太平天国用之以败江南，阎锡山用之以败山西。诅诵未已，覆辙又寻。我瞻四方，蹙蹙靡骋。 方苞作《周官辨》，证以《汉书·王莽传》，以为出于刘歆伪托，以佐新莽。质言之，即新莽之托古改制也。至晚近世，南海康有为益推衍其义，以为一切古文经皆伪，皆出于刘歆，著《新学伪经考》。伪经者，谓古文《周礼》、《逸礼》、《左传》以及《诗》之《毛传》，凡西汉末，刘歆所力争立博士者也。新学者，谓新莽之学。时清儒诵法许、郑者，自号曰汉学。有为以为许、郑古学，推本刘歆，可谓之为新代之学，而非汉代之学，故正名焉，而讳其本于方氏。 [book_title]卷八　仪礼 仪礼之读法　郑玄注之发问送难者　褚寅亮仪礼管见　胡培翚仪礼正义　万斯大与方苞为康有为之所自出 自韩文公以为《仪礼》难读，而陈氏因古人已成之书，籀其读法，约以三事：一曰分节，二曰绘图，三曰释例。分节者，自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厘析经文，每一节截断，后一行题云右某事，使读之者心目俱朗。至清儒济阳张尔岐稷若撰《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宁乡王文清九溪撰《仪礼分节句读》十七卷，仁和吴廷华中林撰《仪礼章句》十七卷，而吴氏《章句》后出为密。其书以张尔岐《句读》墨守郑注，王文清《句读》笺注太略，遂折衷先儒，以补未逮云。绘图者，宋杨复以《仪礼》十七篇各详其陈设之方位，为图二百有五，凡十七卷。至清儒武进张惠言皋文成《仪礼图》六卷，因杨图而加详密。释例者，清儒婺源江永慎修撰《仪礼释例》一卷，歙县凌廷堪次仲撰《礼经释例》十三卷，而凌氏《释例》后出为密。陈氏每欲取《仪礼》经文，依吴中林《章句》分节写之，每一节后，写张皋文之图，又以凌次仲《释例》分写于经文各句下，名曰《仪礼三书合钞》，如此则《仪礼》真不难读矣。惜乎为之而未成也。既明礼文，尤当明礼意。十七篇中冠、婚、丧、祭诸篇为要，盖古今同有之礼，倍宜钻研，此陈氏之大指也。 郑玄注《仪礼》，礼家所宗，而有发问送难者。元敖继公撰《仪礼集说》十七卷，自序称：“郑康成注，疵多而醇少，删其不合于经者。”而清儒则有歙县程瑶田易畴撰《仪礼丧服文足征记》十卷，中如《丧服缌麻章》末“长殇、中殇降一等”四句，郑氏以为传文。《不杖期章》“惟子不报”传文，“公妾以及士妾为其父母”传文，郑氏以为失误。《大功章》“大夫之妾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旧读以“大夫之妾”为建首，下二“为”字皆贯之，郑氏谓“女子”别起贯下，斥传文为不辞。皆一一援据经史，疏通证明，以规郑氏失，若与敖继公同指，特程氏显为褒弹，语多峻历，而敖继公则含而不露，于郑注之中录其所取，而不攻驳所不取，巧为立言，若无意于排击者，此其较也。 敖继公撰《仪礼集说》，以破郑注，而清儒长洲褚[28]寅亮搢升又撰《仪礼管见》四卷，以驳敖说，谓：“其说有不通，甚且改窜经文，以曲就其义”，贯串全经，疏通证明。而嘉定钱大昕莘楣序其书，于敖改褚驳之处，颇能挈其纲要云。 褚寅亮《仪礼管见》，申郑以难敖，而绩溪胡培翚竹邨撰《仪礼正义》四十卷，则又申郑而不为墨守，虽敖氏说，亦所平心持择。自述纂例，大端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注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注，义可旁通，附而存之。广异闻，佉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精核博综，诚为绝学。惟其订注义诸条，时或义短于郑，欲为高密诤友，而不免蠹生于木、还食于木之讥。此固其一短。书未成而卒。其卷三《士婚礼篇》及卷五至卷七《乡饮酒礼》篇，卷八至卷十《乡射礼篇》，卷十一、卷十二《燕礼篇》，卷十三至卷十五《大射仪篇》皆其弟子江宁杨大堉雅抡所补者也。昔贾公彦为郑玄作疏，《丧服》经传而外，所据者仅齐皇庆、隋李孟悊二家。至清秀水盛世佐庸三撰《仪礼集编》四十卷，裒合古今说《仪礼》者一百九十七家。今核胡氏《正义》增多盛氏《集编》者，又几及二百家，而杨大堉之所补者，则附益《集编》以为蓝本，盖不免续貂之讥云。 余读鄞县万斯大充宗撰《仪礼商》二卷，取十七篇，篇为之说，颇有新义，而勇于疑古。前有仁和应谦潜斋一序，称：“喜其覃思，而嫌其自用”，亦笃论也。窃按《三礼》之学，有抉发经疑，别自名家者，莫如桐城方苞望溪，所著自《周官辨》十篇而外，有《仪礼析疑》十七卷、《礼记析疑》四十六卷。其说皆融会旧文，断以己意，而不龂龂于信而好古。苞之学，源出宋人，文章衍曾南丰之一派，而说经则得朱新安之一体，朱子疑《尚书》古文，刊《大学》、《孝经》，疑古改经。此其俶落。再传而为王柏，乃撰《书疑》、《诗疑》。勇于自信，改经疑古，而出于疏证，不为苟同。其著《周官辨》，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以媚王莽，证以《汉书·莽传》事迹，历指某节某句，为歆所增。言之凿凿，如目睹其笔削者。自以为学力既深，鉴别真伪，发千古之所未言。晚清自南海康有为以下，袭其绪余，遂肆倡狂，以得大名，而又故示偃蹇，菲薄桐城。盗憎主人，甚可笑也。然苞之经学，其涂辙实自万氏启之，先尝问业斯大之弟斯同季野。斯大考辨古礼，颇多新说，所著书于《仪礼商》之外，有《学礼质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学本淹通，用思尤锐，其合处往往发前人所未发。盖方苞之学所自昉云。因附记之于此。 [book_title]卷九　礼记 礼记四十九篇有记礼有记言　礼记出于荀卿　礼记篇目之分类 按《礼记》四十九篇，有记礼，有记言。记礼之文，与《礼经[29]》相经纬；记言之文，与《论语》相表里。记礼之文，凡宏纲阔目，著《仪礼》者，则为解释之体；而细事琐文，不见明文者，则为然疑之辞。如《郊特牲》、《冠义》一节，孔颖达《疏》：“以《仪礼》有《士冠礼》正篇，此说其义。下篇有《燕义》、《昏义》，与此同。”《乡饮酒义》孔颖达《疏》：“《仪礼》有其事，此记释其义。”《聘义》孔颖达《疏》：“此篇总明《聘义》，各显聘礼之经于上，以义释之于下。”此宏纲阔目，著见《仪礼》，而为解释之文者也。《檀弓》云：“大功废业，或曰大功诵，可也。”又：“小殓之奠，或云东方，或云西方。”“同母异父昆弟，鲁人或云为之齐衰，或云大功。”《深衣》：“古者深衣，盖有制度。”孔颖达《疏》：“言盖者，疑辞也。”如此之类，作记者时代在后，其述古事，述古制，述旧说，疑以传疑，而为不定之辞，盖其慎也。此细事琐文，不见明文，而为然疑之辞者也。记言之文，或如《论语》而记子曰之直言，《坊记》、《表记》、《缁衣》，是也；或仿《孝经》而为主客之对扬，《礼运》、《儒行》、《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是也，而要于根本仁义，揆叙万类，圣人垂教，弟子所记，《论语》之外篇，五经之也。 何谓礼？《仲尼燕居》云：“子曰礼也者，理也。”《乐记》云：“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自古记礼者，多致谨于度数节文之末，如十七篇是也。独四十九篇发其理之不可易，而不龂龂于度数仪文。纲纪万事，琱琢六情。传自游、夏，讫于秦、汉，歧途诡说，纷纭多端。于是博物通人，知今温故，考前代之宪章，参当时之得失，俱以所见，各记旧闻，综错鸠聚，以类相附。《礼记》之目，于是乎在。其传疑出于荀卿，尤可征见者：《三年问》全出《荀子·礼论篇》，《乐记》、《乡饮酒义》所引，俱出《乐论篇》，《聘义》子贡问贵玉贱珉，亦与《法[30]行篇》大同。此篇章之相袭，可证者一也。所谓不可易者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不可损益也。”用《荀子·礼论》、《礼记·三年问》文。所谓“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者，《曲礼》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而荀子则详申其指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别。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篇》。“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富国篇》。此明分以使群，大义之相发，可征者二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亦见《曲礼》，而《荀子·劝学》则曰：“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此隆礼以修道，大义之相通，可征者又一也。《礼运》曰：“礼也者，义之实也。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郊特牲》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其义难知也。知其义而谨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此记者明言礼之所尊，在义不在数，其谊亦同荀子。《荀子·劝学》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又《荣辱篇》曰：“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持王公，是故三代虽亡，治法犹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曰“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明非“天子之所以治天下”。此尊义以后数，大义之相通，可征者四也。《仪礼》所陈之数，《礼记》多明其义。朱子心知其意，《答潘恭叔书》云：“《礼记》须与《仪礼》参通修作一书，乃可观。”《乞修三礼札子》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于礼者，皆以附于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札子乃不果上，晚年，竟本此义，修成《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答应仁仲书》：“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得意可想。至清婺源江永慎修撰《礼书纲目》八十五卷，依仿朱子《经传通解》，而融贯全经，考证益详，厘正发明，足补朱子所未备。其自序称：“裒集经传，欲其该备而无遗；厘析篇章，欲其有条而不紊。”读礼者可由此入门。然《礼记》四十九篇，亦有不为《仪礼》作传而说其义者。大抵《仪礼》之十七篇，礼家之今文学也；《周官》六篇，礼家之古文学也。《礼记》四十九篇，非一手所成，或同今文，或同古文。《王制》多同《公羊》、《穀梁》，《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31]》、《燕义》、《聘义》、《丧服四制》、《问丧》、《祭义》、《祭统》诸篇，皆《仪礼》十七篇之传，为今文说。而《玉藻》为古《周礼》说，《曲礼》、《檀弓》、《杂记》为古《春秋左氏》说，《祭法》为古《国语》说，皆古文说。则今古学糅者也。善化皮锡瑞鹿门说。见《礼经通论》。而《周官》可以明《左氏》，《王制》则以说《公羊》。以《王制》为今学大宗，比《周官》为古文大宗云。 《礼记》四十九篇，据郑玄《目录》，考之于刘向《别录》，以类相从，属制度者六：《曲礼》上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是也。属通论者十六：《檀弓》上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是也。属《丧服》者十一：《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是也。属世子法者一：《文王世子》，是也。属子法者一：《内则》，是也。属祭祀者四：《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是也。属乐记者一：《乐记》，是也。属吉事者六：《投壶》、《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聘义》，是也。盖其目次之大凡如是。而《唐书·魏徵传》则曰：“尝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太宗美其书，录置内府。”《谏录》载诏曰：“以类相从，别为篇第，文义粲然。”《唐书·儒学·元行冲传》载：“玄宗时，魏光乘请用魏徵《类礼》列于经。帝命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为五十篇。于是右丞相张说建言：‘魏孙炎始因旧书摘类相比，至徵更加整次，乃为训注。’”则是魏徵《类礼》乃因孙炎书者也。朱子惜不之见。迨元吴澄撰有《礼记纂言》三十六卷，其书每卷为一篇，亦魏徵《类礼》之属也。大抵以《戴记》经文庞杂，疑多错简。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文意义联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类相从，曰通礼者九：《曲礼》、《内则》、《少仪》、《玉藻》，通记大小仪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专记国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丧礼者十有一：《丧大记》、《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檀弓》、《曾子问》六篇记丧，而《大传》、《间传》、《问丧》、《三年问》、《丧服四制》五篇，则丧之义也。曰祭礼者四：《祭法》一篇记祭，而《郊特牲》、《祭义》、《祭统》三篇，则祭之义也。曰通论者十有二：《礼运》、《礼器》、《经解》一类，《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一类，《坊记》、《表记》、《缁衣》一类，《儒行》自为一类。《学记》、《乐记》，其文雅驯，非诸篇比，则以为是书之终也。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一书。《投壶》、《奔丧》归于《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虞集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推重甚至。惟其篇次之类，纵或与刘向有出入。然刘向类次亦有可议，特其中有可说而不必易次者，有不可说而必更从者。陈氏谓：“《别录》以《曲礼》、《少仪》属制度，《内则》属子法。澧按《曲礼》‘凡为人子之礼’数节，正可谓之子[32]法也，而属制度者，盖以《少仪》为况也。郑《目录》云：‘名曰《少仪》者，以其记相见及荐羞之小威仪而已。’同属制度，而有不同矣。”此可说者也。又曰：“《王制》、《礼器》、《深衣》三篇，《别录》属制度。《王制》篇首所记，与孟子答北宫锜之说略同。此为周室班爵禄之制，信而有征。《王制》记大制度，《深衣》但记一衣，以其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故亦属制度耳。”此亦可说者也。又曰：“《月令》、《明堂位》，《别录》皆属明堂阴阳记，其实皆制度之类。《汉书·艺文志》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班氏自注云：‘古明堂之遗。’又有《明堂阴阳说》五篇。盖明堂阴阳，在礼家内自为一家之学，故《别录》于制度之外，又分出此一类也。”此亦可说者也。至谓《礼器》当属通论，《别录》属制度；《玉藻》当属制度，《别录》属通论，皆非其类也。此不可说而必更从者也。惟《礼记》分类，昉于《别录》，而《礼记》必分类读，则用志不纷，易得门径。陈氏所论，故为不易耳。 [book_title]卷十　春秋上 春秋三传之不同　例　兼采三传　刘敞春秋传　焦循与章炳麟　朱一新论公羊改制　凌曙以公羊言礼而开湘学蜀学　康有为与廖平　左绣春秋外传　廖平五经异义 论《春秋三传》之渊源者，莫析于马、班。《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33]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贬损之文辞[34]，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曰：“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因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35]皆形于传，是以隐，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大抵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主于记事。公羊、穀梁受传指而索隐，嫥为诂经。公羊、穀梁二家皆解正《春秋》，《春秋》所无者，公羊、穀梁未尝言之。而左氏叙事见本末，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则有《春秋》所无而左氏著其事者焉，有《春秋》所有而左氏不著其事者焉。故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而推本公、穀，以为真《春秋》之意也。陈氏之学，所贵在通，尤崇郑玄，尝谓：“郑氏有宗主，复有不同，不为何休之《墨守》，亦不同许慎之《异义》。”论《春秋》盖以《左传》为主，以为“欲知其义，必先知其事”也。顾论《左传》凡例与所记之事有违反者，历指其例之不可通，谓“当以一传为主，而不可尽以为是”，可谓有宗主，复有不同者矣，盖郑氏之家法也。 古无例字，属辞比事皆比例。《汉书·刑法志》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又曰：“《春秋》之失乱。”记者引此为夫子自道。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说，故自言“属辞比事”为《春秋》教。《春秋》文简意繁，若无比例以通贯之，必至人各异说，而大乱不能理，故曰“《春秋》之失[36]乱。”故说《春秋》者多言例。何休《公羊解诂序》曰：“往者略依胡母生条例，多得其正。”胡母生条例散见《解诂》，未有专书。何休《文谥例》见徐彦《疏》引。《公羊传》条例虽佚，而著见《七录》。则是说《公羊》例者不一家矣。范宁解《穀梁》亦有例，杨士勋《疏》引之，有称范氏《略例》者，而有称范例者，有称范氏《别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别为《略例》，故称《别例》，则是说《穀梁》者有例矣。《左氏》之例，始于郑兴、贾徽，其子郑众、贾逵，各传家学，亦有条例。颍容已有释例。皆不传。独杜预撰有《春秋释例》十五卷，其大指以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亦有旧史所不书，适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为义，非互相比较，则褒贬不明，故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先列经传数条以包通其余，而传所述之凡系焉。更以己意申之，名曰《释例》。唯《公羊》、《穀梁》家以时月日为褒贬，而《左氏》无时月日例。至清武进刘逢禄申受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三十篇，其《释时月日例第四》，引子思赞《春秋》“上律天时”，以为“《春秋》不待褒讥贬绝，以时月日相示，而学之者湛思精悟”，推阐甚析。《穀梁》时月日例，更密于《公羊》，海州许桂林同叔撰《春秋穀梁传时月日书法释例》以发明之。而章炳麟《太炎文录》卷二有《再与刘光汉》、《丙午与刘光汉》两书，极称杜预《释例》，以为“《左氏》初行，学者不得其例，故傅会《公羊》以就其说，侍中刘歆所奏，有云：‘《左氏》同《公羊》，什有七八。’贾、服虽善说经，然于五十凡例外，间有所补，或参用《公》、《穀》，不尽《左氏》。亦犹释典初兴，学者多以老、庄皮傅。征南生诸儒后，始专以五十凡例为揭橥，不复杂引二传，则后儒之胜于先师者也。”独陈氏主《左传》之记事而不取五十凡例并历斥《公》、《穀》之时月日例，以为：“《春秋》所重者固在其义，然圣人所谓窃取之者，后儒岂易窥测之。与其以意窥测而未必得，孰若即其文其事，考据详博之有功于经乎？《孟子》之说《春秋》，一曰其事，二曰其文。文者所以记事也。事有变而不同，则文不能一成而不易。执其同者以为常例，而以其异者为违常例，奚可哉？黄楚望云：‘凡《左传》于义理时有错谬，而其事皆实，若据其实，而虚心以求义理至当之归，则经旨自明。然则学《春秋》者，姑置虚辞，存而不论，而推校《左传》之事以求圣经。’但当胪列书法之同异，有可以心知其意者则为之说，其不可知者，则不为妄说，斯得之矣。”信通人之论也。要之，《左氏传》之有裨于《春秋》，不在五十凡例，而治之者亦无事龂龂言例。事实而外，历法、舆地、兵制、礼制、氏族、官秩，各有专门。杜氏《释例》不专言例，而旁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为部，即前事之师也。贾、服注与杜氏异者，大义不过数十条，余皆无关宏旨。嘉兴李贻德次白辑述《春秋左传贾服注》二十卷而疏解之，是矣。长兴臧寿恭眉卿著书六卷，名为《春秋左氏古义》，而多引《公》、《穀》以汩《左氏》，不知三传各有指归，无庸强合，若文字异同，非皆古义也。贾、服注与杜氏互有得失，而二家注已不全，治《左氏》者，不得不以杜氏为主。逊清儒者，多申贾、服而抑杜，此一时风气使然，非持平之论。杜氏于日月、舆地、氏族、官制之类，分门专治。吾邑顾栋高复初得其意，成《春秋大事表》六十四卷，部居别白，心裁独出，而推溯所自，其法实在本杜氏。杜氏训诂之学虽疏，地理之学不疏。阳湖洪亮吉稚存为《春秋左传诂》二十卷，其他无论，而言地理，必欲司马彪、京相璠等之残文坠简，以相诘难，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也。 陈氏之言《春秋》，宗《左》为主，而兼采《公》、《穀》，以有不同，盖祧康成而祢陆淳者也。何休《解诂》，墨守《公羊》；杜预《集解》，独宗《左氏》，虽义有拘窒，必曲为解说，盖专门之学如是。惟范宁《穀梁集解》，宗主《穀梁》而兼采三家，开唐啖、赵、陆之先声，异汉儒专门之学派。盖经学至此一变，而其变非自范氏始。郑玄从第五元先习《公羊》，其解礼多主《公羊》说，而针膏起废，兼主《左传》、《穀梁》。尝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已开兼采三传之嚆矢。晋刘兆作《春秋调人》三万言，又为《左氏传》解，名曰《全综》，作《公羊穀梁解诂》，皆纳经传中，朱书以别之，似已合三传为一书。而其书不传，未晓三传何主？今世所传合三传为一书者，自唐陆淳《春秋纂例》始。其书十卷，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家，以意去取，合为一书，盖陈氏《春秋》之学所自出。陈氏言：“《三传》各有得失，不可偏执一家，尽以为是。郑君之《针膏肓》、《发墨守》、《起废疾》，即此意也。然当以一传为主。郑君注《左氏》未成，以与服子慎，而不闻注《公羊》、《穀梁》，是郑君之治《春秋》以《左传》为主也。陆氏《纂例》云：‘《左氏》功最高，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之求意，经文可知。’盖其意亦以《左传》为主，但其书名曰《集传》，则不主一家，无师法耳。”此可以征陈氏师法之所在矣。 宋刘敞撰《春秋传》十五卷，用陆氏《纂例》之体，删改三传而为一传。善化皮锡瑞鹿门《春秋通论》极推之，以为宋儒治《春秋》最优者。而陈氏则讥讽其删改多不当。特以刘氏之褒贬义例，多取诸《公羊》、《穀梁》，陈氏主《左传》，而善化治《公羊》，所主不同故耳。 儒者论古，亦各视其身世而不同。甘泉焦循理堂为《春秋左传补疏》五卷，其序称“杜预为司马懿女婿、司马昭妹婿，作《左氏春秋集解》，于《左氏》云‘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师旷所谓‘其君实甚’，史墨所谓‘君臣无常位’，皆假其说而畅衍之，以解司马氏篡弑之恶，与孟子所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之指大异。”陈氏引其说，亦言：“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左氏》开卷记颖考叔、石碏二人最详，此大有意也。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君子曰：‘石碏，纯臣也。’贾逵云：‘《左氏》义深于君父。’此之谓乎？”而清季世，章炳麟专攻《左氏》而言革命。乃谓：“贾逵言《左氏》义深于君父，此与《公羊》反对之词耳。若夫称国弑君，明其无道，则不得以义深君父为解。杜顶于此，最为宏通。而近世焦循、沈彤辈，多谓预借此以助司马昭之弑高贵乡公，则所谓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犹视乎薮泽也。”见《太炎文录》卷二《再与刘光汉书》。斯又张革命以申杜预矣。 章炳麟以《左氏》张革命，康有为以《公羊》说改制。应运而生，皆迫于时势之不得不然，此颂《诗》读《书》之所以有待于知人论世也。独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则深斥不改制之说，原其所以，谓：“《公羊》家之说，以为周道既[37]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汉室将兴，因损益百王之法，为汉赤制。第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鲁史具存，即借其事以寓褒贬，故曰‘加吾王心焉。’夏尚忠，殷尚质，三王之道若循环。周末文胜，夫子欲变之以殷质，而具褒贬诛绝之法，不敢自专，寄之于鲁。此以《春秋》当新王之义，非谓真以鲁为新王也。麟为王者之瑞。夫子论次十二公之事，为万世法，王道浃，人事备，西狩获麟，于周为异，《春秋》则托以为瑞。故曰所闻世，著治升平。所见世，文致太平。此张三世之义。曰文致者，明其非真太平也。《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论。西汉大师，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意，为此学者流弊滋多。近儒惟句容陈立卓人为《公羊义疏》七十六卷，深明家法，不过为穿凿。卓人学出江都凌曙晓楼，晓楼已颇穿凿，而尚未甚。至武进刘逢禄申受、长洲宋翔凤于庭、德清戴望子高诸家，牵合《公羊》、《论语》而为一。于庭复作《大学古义说》以牵合之，但逞私臆，不顾上下文义。仁和龚自珍定庵专以张三世穿凿群经，蔓延支离，不可究诘。二千年经学之厄，盖未有甚于此者也。良由汉学家琐碎而鲜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于时尚，宋儒义理之学为所讳言，于是求之汉儒，惟董子《繁露》之言，最为滂沛；求之六经，惟《春秋》改制之说，最易附会。且西汉今文之学久绝，近儒虽多缀辑，而零篇坠简，无以自张其军，独《公羊》全书幸存，《繁露》、《白虎通》诸书又多与何注相出入。其学派甚古，其陈义甚高，足以压倒东汉以下儒者，遂幡然变计而为此。夫《春秋》重义不重制，义则百世所同，制则一王所独。惟王者受命于天，改正朔，异器械，别服色，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旧制沿用已久，仍复并行，此古今之通义。周时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经无不错举其说，非独《春秋》为然。孔子殷人，杂举殷礼，见于《戴记》者甚多，安得以为改制之证？《公羊》文十三年《传》之‘周公用白牡，鲁公用骍犅’，何注：‘白牡，殷牲也。’此乃成王所赐，岂亦孔子所改。《明堂位》兼用四代礼乐，若非经有赐鲁明文，则亦将援为孔子改制之证。且托王于鲁，犹言可也；帝制自为，不可言也。圣人有其位，则义见于制；无其位，则义寓于事。是故孟子之论《春秋》，曰其事其义，不曰其制；曰天子之事，不曰天子之制。衮褒钺贬者，正天[38]子之所有事。孔子自言窃取其义。窃取云者，取诸文王也。《公羊传》曰：‘王者孰谓？谓文王也。’开宗明义，即示人以尊王之旨。圣人作《春秋》，以文王之法正诸侯，而不以空言说经，故其义悉寓于诸侯之事。若夫典章文物，一仍其旧，曾何改焉。近儒因《记·王制》兼有殷制，遂傅合于《公羊》。夫《王制》乃汉文集博士所作，卢侍中植明言之，侍中汉代大儒，出入禁闼，岂有本朝大掌故懵然不知之理？近人深斥其说。乃托《王制》以穿凿《公》、《穀》，傎倒五经。不知孝文时，今学萌芽，老师犹在，博采四代典礼，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于《王制》。《王制》果为《公羊》而作，则师说具存，《繁露》何以不引其文，汉儒何以不述其例？直待千余年后，始烦诸儒[39]为之凿空乎？乃近人因《王制》未足征信，复援孟子以为助，孟子明云周室班爵禄，周制也，非殷制也。《孟子》言天子一位至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羊》言伯、子、男同位凡三等。三书说各不同，乌可强为沟合？《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与《武成》分土惟三义同。近人黜为伪古文《尚书》，弃置弗道。然《汉书·地理志》已言周爵五等，而士三等，岂班《志》亦伪乎？殷制既以公、侯、伯为三等，则公、侯不能同为百里。书阙有间，但当阙疑，乌可凿空？近儒置疑于《孟子》者，徒以爵禄之说与《周官》不合。夫《周官》不合群经者多矣，何独执此而定百里为素王之制？《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即《国语》引夏令十月成梁之制。周十二月，夏之十月。孟子所用周正也，非夏正也。近人谓孟、荀皆用孔子改制之说。按《荀子》有《王制篇》，所言序官之大法，大致与《周礼》同。又云：‘田野什一，关市讥而不征，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说亦同于孟子。孟子明云文王治岐之制，岂得以为殷制？《荀子》言：‘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荀子意在法后王，乃后人反诬以改制之说，此正荀子所斥为不雅者也。夫子修《春秋》，以垂教万世，托始于文，托王于鲁，定、哀多微辞，上以讳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圣人宪章文、武，方以生今反古戒人，岂有躬自蹈之理？《公羊》家言变周文，从殷质。文王，殷人，其所用者殷制。夫子用此，与从先进义同，岂敢缘隙奋笔，俨以王者自居？《春秋》即为圣人制作之书，度亦不过一二微文以见意，岂有昌言于众以自取大戾者？且亦惟《公羊》为然，于《二传》何与，与《诗》、《书》、《礼》、《易》、《论语》又何与？今以六经之言，一切归之改制，其巨纲细目散见于六经者，转以为粗迹而略置之。夫日以制作为事，而不顾天理民彝之大，以涂饰天下人耳目，惟王莽之愚则然耳。至以《春秋》为汉赤制，此尤纬说之无理者。盖自处士横议，秦人焚书，汉高溺儒冠，文、景喜黄、老，儒术久遏而不行。自武帝罢黜百家，诸儒乃亟欲兴其学，篡附纬说，以冀歆动时君，犹《左传》之增‘其处者为刘氏’也。《后汉书·贾逵传》：“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章怀太子注：“《春秋》晋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范会自秦还晋，其处者为刘氏。明汉承尧后也。”此在立学之初，诸儒具有苦心，后人若复沿袭其说，则愚甚矣。”其辞辨以核。 江都凌曙晓楼初治郑玄《礼》，嗣闻武进刘逢禄申受论何氏《春秋》而好之，转而治《公羊》，撰《公羊礼疏》十一卷、《公羊礼说》一卷。句容陈立卓人最称高第弟子，承其绪衍，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白虎通疏证》十二卷。其学由《白虎通》以通《王制》，遂旁开以《公羊》言礼一派。近世湘潭王闿运壬秋、善化皮锡瑞鹿门之学，皆由此衍。言礼明，然后治《春秋》，别开湘学，又旁轶而为蜀学，集其成于井研廖平季平，继别为宗，而渊源所自，不得不推凌氏为别子之祖也。 南海康有为之言《公羊》，得之廖平。惟廖平以《公羊》言礼制，由《白虎通》以通《王制》，为湘学王闿运之嗣法。而康氏以《公羊》称大同，由《礼运》以明《春秋》，则宋儒胡安国之余论。吕祖谦与朱子书曰：“胡文定《春秋传》多拈出《礼运》天下为公意思。蜡宾之叹，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是老聃、墨子之论。胡氏乃屡言《春秋》有意于天下为公之世。”其间尤有同而不同者焉。 《左氏》浮夸，文章之士所喜诵说。乡人龚伯伟先生敬钊问《左传》文章评点孰为佳？应之曰：《左绣》为佳。而于文章之奇偶相生，《左氏》之错偶于奇，一编之中，尤三致意。每闻老辈诋《左绣》论文，不脱评点八股文习气。不过承桐城文学方张之焰，崇八家以排俪体。《左绣》独被恶名，犹之方望溪之不喜班孟坚书尔。班孟坚之于《左氏》，一脉相传，其文章之妙，在能运偶以奇，尤在凝奇于偶。运偶以奇，故举重若轻；凝奇于偶，斯积健为雄。而自命古文家者，乃必以偶为讳。阮文达《研经堂三集·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曰：“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则孔子系《易》，自命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而班孟坚《两都赋》序及诸汉文，其体皆奇偶相生。齐梁以后，溺于声律，彦和《雕龙》，渐开四六之体。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体不可谓之不卑，而文统不可谓之不正。班孟坚《两都赋》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语公卿二比，即开明人八比之先路。八比之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为一脉，为文之正统也。”斯其论文章之奇偶相生，真乃上接《左绣》为一脉。世论不敢难文达，而独致讥《左绣》，多见其不知类也。其书出钱唐冯李骅天闲、定海陆浩大瀛之手，前有高安朱端公轼序，称：“统括全书，指其精神脉络，以尽行文之态，亦论文之至。”岂曰借誉之论。 唐刘知幾《史通·六家篇》曰：“《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或曰：‘传者，传也，所以传示来世。’《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小异。然自古名儒贾逵、王肃、虞翻、韦曜之徒，并申以注释，治其章句。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昔刘勰《文心雕龙》有《史传篇》，亦云：“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而经有今文、古文之别，传有内传、外传之别，不仅《春秋》有之。内传者，一经之本训；外传者，经外之别义。世传《十三经》，其中有经有传，而今古文确可识别者：《书孔安国传》十三卷，《诗毛公古训传》三十卷，《春秋左氏传》三十卷，古文也。《仪礼子夏丧服传》一篇，《春秋公羊传》十一卷，《穀梁传》十一卷，今文也。此内传也。若论外传，则今文独多。《易京房易传》三卷，《书伏生大传》四卷。亦有三卷本。《诗韩婴外传》十卷。刘向《列女传》每事引《诗》作赞，略同韩婴，疑亦《诗外传》之一种也。《礼大戴记》十三卷，《小戴记》四十九卷，《春秋董子繁露》十七卷，而刘向受《穀梁春秋》，则采春秋至汉初轶事，以为《新序》、《说苑》，都五十篇。《新序》今存十卷，《说苑》存二十卷。而春秋时事尤多，大抵采百家传记可为法戒者，以类相从，故颇与《春秋左氏内外传》相出入，疑为《穀梁外传》。《繁露》则《公羊外传》也。皆今文也。古文，独《左氏春秋》有外传耳。如此之类，事摭别出，义多旁支，取与内传相经纬，而非一经之本训，故曰外传。然则先师传经，内传古文多，外传今文多，此其较也。然今古文之称，在今日直为不词。汉人所以称今古文者，以文字有汉篆与苍籀之异，而在今日，则一体今隶，孰为古文，特事义而有不同者，当正名曰今学古学。 欲明今学、古学事义之不同，汉儒许慎撰有《五经异义》，郑玄为驳。《隋书》、《唐书·经籍志》著录十卷，宋时已佚，近人所辑，有秀水王复本、阳湖庄葆琛本、嘉定钱大昭本、曲阜孔广森本、闽县陈寿祺本。而陈本上中下三卷，称有条理，并为疏证，极精核也。井研廖平季平本《五经异义》，以考两汉学说，成《今古学考》上下二卷，而昔人说经异同之故，纷纭而不决者，至是平分江河，了如指掌焉。 [book_title]卷十一　春秋下 太史公纪传本于春秋　二十四史之体例增损　史笔有二　史记与汉书　史记与三国志　四史文章　晋书与晋略　梁书　魏书与西魏书　新唐书与五代　史附南唐书　金史　明史与明史稿　二十四史补志十四家补表七家　赵翼廿二史劄记远胜钱大昕廿二史考异[4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两书　资治通鉴与文献通考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史学家与史家　章学诚文史通义　现代史学之趋势　竹书纪年 汉刘氏向、歆父子叙录群书为《七略》，无四部之名，而《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悉以隶《春秋》。唐刘知幾《史通》论史六家，而统以二体，曰：“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盖《春秋》编年之体，《史记》纪传之祖也。而会稽章学诚实斋扬榷文史，撰论《通义》，独深有会于刘氏向、歆之意，而推原纪传本于《春秋》，盖纪编年以包举大端，《春秋》之经也；传列人以委曲细事，丘明之传也。一辨章流别，一考镜源流，谊各有当，不必此之为是，而彼之为非也。 太史公综合古今，发凡起例，创为百三十篇。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纪侯国，十表以谱年爵，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国故朝章，网罗一编，显隐必该，洪纤靡遗。历代作史者遂不出其范围，《汉书》以下二十三史，可考而知也。然而时移事易，体例增损，固亦有之。阳湖赵翼云崧撰《二十二史劄记》，勘比诸史，较其异同，条为五事，而参以鄙意，颇有可得而论者焉。其一曰本纪。古有《禹本纪》、《尚书》、《世纪》等书，太史公用其体以叙述帝王。惟楚义帝立自项氏，政非己出，不为立纪。项羽则宰制天下，封诸侯王，莫敢不听命，自当入本纪。《汉书》改为列传，则以断代为史，当王者贵。惟《周本纪》、《秦本纪》，自其先世为侯伯皆入之，颇失裁断。然不如是，则先后参差，不得不为变例。魏收作《魏书》，遂承用其例焉。《金史》于《太祖本纪》之前，先立《世纪》以叙其先世，此则仿《尚书》、《世纪》之名，而视太史公为典切矣。《三国志》但有《魏纪》，而吴、蜀二主，皆不立纪，以魏为正统故也。《后汉书》又立《皇后纪》，盖仿《史》、《汉·吕后纪》之例，不知太史公以政由后出，故《高纪》后即立《后纪》。至班固则先立《孝惠纪》，孝惠崩，始立《后纪》，其体例已截然，以少帝既废，所立者非刘氏子，故不得以伪主纪年，而归之于后也。若东汉则各有帝纪，即女后临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编在帝纪内，何必又立后纪？《新唐书》武后已改唐为周，故朝政则编入《后纪》，而宫闱琐屑，仍立后传，似得体要。《宋史·度宗本纪》后，附瀛国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国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为君，而犹附于纪后，则以其正统绪余，已登极建号，不得而没其实也。至马令、陆游《南唐书》作《李氏本纪》，吴任臣《十国春秋》为僭大号者皆作纪，殊太滥矣。其时已有梁、唐、晋、汉、周称纪，诸国皆偏隅，何得亦称纪耶？其二曰世家。太史公《卫世家》赞“余读《世家》言”云云，是古来本有《世家》一体，太史公用之以记王侯诸国。刘知幾《史通·世家篇》曰：“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按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然孔子以一布衣，栖皇终老，未尝开国承家，而亦列之世家者，太史公见义于赞曰：“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殁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岂不以孔子开来继往，以六艺世其家，胜于天下君王开国承家，以爵土世其家邪？而宋儒王安石《读孔子世家》乃讥之曰：“进退无所据”，“自乱其例”。太史公所为致叹于“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也”。《汉书》则有列传而无世家，虽爵土弗替之王侯，亦以入列传。然传者，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一体改列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如世家之次其世系。其体世家，其名列传，斯则进退无所据矣。然自《汉书》定例后，历代因之。《晋书》于僭伪诸国数代相传者，不曰世家，而曰载记，盖以刘、石、苻、姚诸君有称大号者，不得以侯国例之也。欧阳修《五代史》则于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北汉、楚、越、闽、南平皆称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国世家》。《辽史》于高丽、西夏，则又变其名曰《外记》。此本纪之变体，而非世家之本然也。其三曰表。太史公作十表，昉于周之谱牒，曰：《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与纪传相为出入。纪传之所有者，则综以挈其纲；纪传之所无者，则该以拾其遗。作史体要，莫大于是。《汉书》因之，作七表，以《太史公书·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皆无与于汉也，其余诸侯王，皆本太史公旧表，而增武帝以后沿革以续之，惟《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则补太史公之所无。至《古今人物表》，则殊非宜。盖以汉为书，而表综古今，不知限断，刘知幾讥之，宜也。见《史通·表历第七》。《后汉书》、《三国志》、《宋》、《齐》、《梁》、《陈》、《魏》、《齐》、《周》、《隋》诸《书》及《南北史》皆无表，《旧唐书》亦无表，《新唐书》有《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以增旧书之所无。薛《五代史》无表，欧《五代史》亦无表，但有《十国世家年谱》。按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并效《周谱》。”谱之于表，其实一也。《宋史》有《宰相》、《宗室》二表。而表之多者，《辽史》为最，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族表》、《外戚表》、《游幸表》、《部属表》、《属国表》。表多，则传可省。如皇子、皇族、外戚之类，功名卓著者既为列传，此外无功过者，则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其姓氏，惟列之于表，既著明其世系官位，而功罪则附书。内而各部族，外而各属国，亦列之为表，凡朝贡叛服征讨胜负之事，皆附书以省笔墨。故《辽史》列传不多，《辽史》列传四十六卷。而一代之事迹赅焉，此作史良法也。《金史》有《宗室》、《交聘》二表。《交聘表》数宋人三失，而惜不知守险，不能自强，而切中事机，卓然有良史之风。《元史》有《后妃》、《宗室世系》、《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而《明史》五表，则仍诸史之旧有者四，曰《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辅》；创诸史之新例者一，曰《七卿》。盖明太祖废左右丞相，而分其政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督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其四曰书志。八书乃太史公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宋儒郑樵作《通志》，开宗明义，以为“书契以来，惟司马迁《史记》，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志。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盖归狱于班书之断代，无以观其会通也。然其中亦自有别。固之断汉为书者，惟本纪、列传耳。至表则有《古今人物》，所载自秦而往，不言汉事。而志之《礼乐》、《刑法》、《食货》、《郊祀》、《五行》、《地理》、《沟洫》诸篇，尤皆上溯邃古，下迄当代，何尝断汉为书而不观其会通耶？盖人物可以间世而一出，不碍断代列传，而典章必有所因而制作，何能置前不论也。至于志《艺文》，则增损刘《略》，删七为六，通著六艺诸子，皆非汉人著述，更何得谓之断汉为书？《隋书·经籍志》虽变六略而为四部，然兼录古今载籍，则与班同，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藏也。唐宋《经籍》、《艺文》诸志因之。独《明史·艺文》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厘次成志，此则断代著录之创例耳，而班《书》不然。然则班《书》断代，只限纪传，而非所论于十志。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后汉书》改《地理》为《郡国》，又增《礼仪》、《祭祀》、《百官》、《舆服》四志。《三国》无志。《晋宋》、《齐书》大概与前书同，惟《宋书》增《符瑞志》，不知何所取义？史公传《龟策》，以三代圣王重卜筮也。然且为《史通》所疑。见《史通·外篇·古今正史第二》。若东汉而后，图谶之学，直是妖言，篝火狐鸣，帛书牛腹，自昔觊觎非分者，莫不造为符命以摇惑人心。沈休文乃欲以挽力征逐鹿之风，何异扬汤而止沸也。《南齐书》亦分《祥瑞》于《五行》之外，萧子显特欲侈其先世受命，以掩其篡夺之迹耳，休文至此胡为乎？《梁》、《陈书》及《南史》无志，《魏书》改《天文》为《天象》，《地理》为《地形》，《祥瑞》为《灵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释老》二志。《齐》、《周》及《北史》皆无志。《隋》、《唐》本亦无志，今志乃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其《艺文》则改为《经籍》。《新唐书》增《仪卫》、《选举》、《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类有减无增。欧《五代史》另立《司天》、《职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变其名也。《宋史》诸志，与前史名目多同。惟《辽史》增《营卫》、《捺钵》、《部族》、《兵卫》诸志，其国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与《宋史》同，惟少《艺文》耳。《明史》志目与《宋史》同，其《艺文志》，著述以明人为断，斯为特例，盖长州尤侗之所草创也。侗有《明艺文志》五卷别行。然考其初载，亦有自来。《北史·宋隐传》载：“族裔世景从孙孝王为北平王文学，非毁朝士，撰《朝士别录》二十卷。会周武灭齐，改为《关东风俗传》，更广见闻，成三十卷。”而《史通·书志篇》则云：“《艺文》一体，古今是同。详求厥义，当变其体。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惟取当时撰者。习兹楷模，庶免讥嫌。”岂《明史·艺文志》者著录群籍，限断当代之例所自昉乎？其五曰列传。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所以诂经，非以叙人物也。而叙人物以为传，则自太史公始。又于传之中分公卿将相为列传，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侠》、《佞幸》、《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又别立名目，以类相从。自后作史者，各就[41]一朝所有人物传之，故不必尽拘太史公旧名也。《汉书》省《刺客》、《滑稽》、《日者》、《龟策》四传，而增《西域传》，盖无其人不妨缺，有其人不妨增。至《外夷传》则又随各朝之交兵、通贡者而载之，更不能尽同也。惟《货殖》一款本可不立传，而《汉书》所载《货殖》，又多秦时人，与汉何涉？《后汉书》于《列传》、《儒林》、《循吏》、《酷吏》外，又增《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独《儒林传》最为后世所称，五经分类叙次，各先载班《书》所记之源流，而后以东汉习经者著为传，以征师法渊源之所自。列传则《卓茂传》叙当时与茂俱不仕莽者孔休、蔡勋、刘宣、龚胜、鲍宣等五人，《来历传》叙同谏废太子者祋讽、刘玮[42]、薛皓、闾丘弘、陈光、赵代、施延、朱伥、第五颉、曹成、李尤、张敬、龚调、孔显、徐崇、乐闱[43]、郑安世等十七人。此等既不能各立一传，而其事可传，又不忍没其姓氏，故立一人传，而同事者用类叙法，尽附见于此一人传内，其例盖仿于《三国志》。《三国志·仓慈传》后，历叙吴瓘、任燠、颜斐、令狐邵、孔乂等，以其皆良吏而类叙之；《王粲传》后，历叙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及阮籍、嵇康等，以其皆文士而类叙之。历官行事，随事附见，以省人人立传之烦，亦见其简而该也。《三国志》传目有减无增，《方术》则改为《方伎》，《方伎传》内，如华陀则叙其治一证，即效一证；管辂则序其占一事，即验一事，独于《朱建平传》总叙其所相者若干人，而又总叙各人之征验于后，盖仿太史公《扁鹊等传》而变通其意者也。《晋书》改《循吏》为《良吏》，《方伎》为《艺术》，不过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义》二传，其逆臣则附于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书》但改《佞幸》为《恩幸》，其二凶亦附卷末。而叙次则多带叙法，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有附见于某人传内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如此者甚多。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为立传，则其人又有事可传。有此带叙法，则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与《后汉》、《三国》之类叙，俱为作史良法。但《后汉》、《三国》于类聚者，多在本传后方缀履历，此则正在本传叙事中，而忽以带叙者履历入之。此则同而有不同者。其大兵刑，辄以始末备之一传，余文互见。端绪秩然，不克尚友孟坚，固已抗手蔚宗。《齐书》改《文苑》为《文学》，《良吏》为《良政》，《隐逸》为《高逸》，《孝友》、《忠义》为《孝义》，《恩倖》为《倖臣》，亦名异而实同。其敌国者亦附卷末，而类叙传孟坚意，带叙用休文法。《梁书》改《孝义》为《孝行》，又增《止足》一款，其《逆臣》亦附卷末。《陈书》及《南史》亦同。惟《南史》则侯景等另立《贼臣》名目。《魏书》改《孝行》为《孝感》，《忠义》为《节义》，《隐逸》为《隐士》，《宦者》为《阉宦》，亦名异而实同。其刘聪、石勒、晋、宋、齐、梁，俱入《外国传》。《北齐》各传名目无所增改。《周书》增《附庸》一款。《隋书》改《忠义》为《诚节》，《孝行》又为《孝义》，余皆与前史同，而以李密、杨玄感次列传后，宇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传名目，与前史同，增《僭伪》一款。《旧唐书》诸传名目亦同前史，其安禄山则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书》增《公主》、《藩镇》、《奸臣》三款，《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为二，亦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袭》一款。欧《五代史》另立《家人》、《义儿》、《伶官》等传，其历仕各朝者谓之杂传，又分忠义为《死节》、《死事》二款，又立《唐六臣传》。盖五代时事多变局，故传名亦另创也。《宋史》增《道学》一款，以别出于《儒林》，又有《周三臣传》，余与前史同。《辽史》亦多同前史，惟改《良吏》为《能吏》，另有《国语解》。《金史》无《儒学》，但改《外戚》为《世戚》，《文苑》为《文艺》，余与前史同，而以金初灭辽取宋，中间与宋和战不一，末年又为蒙古所灭，故用兵之事，较他朝独多，其胜败之迹，若人人铺叙，徒滋繁冗。《金史》则详叙一人以为主，而诸将之同功一体者，旁见侧出，以类相从，有纲有纪，最得史法。亦有《国语解》。《元史》增《释老》，余亦与前史同。《明史》各传名目，亦多同前史，惟《阉党》、《流贼》及《土司》三传，则前史之所无。盖貂党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羶，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可比，故别立之。至于土司，古谓羁靡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制于元，而滋蔓于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而其编纂之得当，如数十人共一事者，举一人立传，而同事者各附以小传；如同事者别有专传，而此一事不复详叙，但云语在某人传而已。 史笔有二：有解偶为散以疏其气者，纪传则有司马迁之《史记》，陈寿之《三国志》，萧子显之《南齐书》，姚察之《梁书》，姚思廉之《陈书》，李延寿之《南北史》，宋祁等之《唐书》，欧阳修之《五代史》，托克托等之《宋史》、《辽史》、《金史》，宋濂等之《元史》，张廷玉等之《明史》；编年则有司马光之《通鉴》；记言则有《战国策》，此一体也。有寓偶于散以植其骨者，纪传则有班固之《汉书》，范晔之《后汉书》，房乔等之《晋书》，沈约之《宋书》，魏收之《魏书》，李百药之《北齐书》，令狐德芬之《周书》，魏徵等之《隋书》，刘昫等之《旧唐书》；编年则有左氏之《春秋传》；记言则有《国语》，此又一体也。大抵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散，而其枢机之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