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史料与史学 [book_author]翦伯赞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15404 [book_dec]翦伯赞著。1946年曾由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收录了作者《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论司马迁的历史学》和《论刘知几的历史学》3篇文章。1985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增订本时,补入了《略论收集史料的方法》、《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及《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3篇文章,合计六篇。内容丰富,论证精辟,对史料学和史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本书是翦老所著的一本重要史学入门之作，它分两大主题：一为“史料”，一为“史学”。他所说的“史料”，不是通常所泛称的历史资料，而是“史料学”，是研究历史资料的具体门径和方法；所说的“史学”，主要是说研究历史的理论和方法，通称“历史学”。 [book_img]Z_12173.jpg [book_title]关于历史学的“三基”问题 我到桂林以后，听师范学院的老师们谈到历史学的基本功问题。我觉得基本功是要学的，但这个提法不大全面，全面的提法还是要讲“三个基本”，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就我所知道，现在讲的基本功，主要的是讲如何读书，如何查字典，如何找材料，不包括基本理论在内。我这个人很喜欢讲话，当大家对史料不大十分注意的时候，我曾经提醒过大家要注意史料。现在似乎大家又好象偏重史料，对理论不大注意了，因此，我又想提醒一下大家，理论还是要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一　关于基本理论问题 所谓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这种理论去指导研究历史，是研究不好的。因此，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特别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在今天，是我们历史系的学生和老师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如果马列主义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学好，那很有可能在历史研究中犯错误。 对理论，现在我觉得应该提到很高很重要的地位。不仅这一点，就是在历史科学本身来讲，这个理论也非常重要。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就是替这个人物作总结；我们研究一个历史时代，就是替这个历史时代作总结；我们研究一个历史制度，就是替这个历史制度作总结；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事件，就是替这个历史事件作总结。作总结不容易吧！我们搞了一年工作和教学，要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一年的历史都很难总结，那么总结几千年的历史就更难了。我们现在能不能写出现代史来呀，解放以来的历史，能不能写出一本书来总结一下呢？我看很难写出来，我也写不出来。那么把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总结一下，要不要理论呢？也要理论吧！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要总结吧！鸦片战争以前几千年的历史，也要总结吧！这些现代史、近代史、古代史，都要我们来作总结。整个的历史，要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重新加以研究。若没有理论怎么行呢？毛主席告诉我们，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研究。我们打开“二十四史”，有许多历史人物，都要作总结。毛主席只是告诉我们，这些人要总结，要对他们进行研究，要给他们评价；也告诉我们如何研究，如何评价。但是，他没有把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间成千上万的人，每个人都作出总结来。我们也不能把每一个历史人物的总结都依靠毛主席去做，我们坐享其成，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历史学家自己的任务。对一个人要作出总结就很困难吧。大家在解放以来经过很多次运动，很多同志都曾经作过总结，对于一个人要作总结尚且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我们要对成千上万的人作总结，如果没有理论能行吗？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现在没有作出正确的说明，都需要我们学历史的人来进行研究，来作总结。没有理论，就不能开步走。马克思讲，学自然科学的人，可以用显微镜看微生物、看细菌，也可以用化学反应药来识别。学历史的人，用显微镜不行，用化学反应药也不行。你把“秦始皇”这三个字放到显微镜底下看，那也看不出他这个人究竟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所以，研究历史科学，还是必须学好理论。 学理论不是那么简单，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很困难的。孔夫子的学生就觉得“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文章可以学得到，讲性命的、讲天道的这些理论就不容易学到。理论的学习是比较困难的。 现在忽视理论学习的有这么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觉得我只要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不学理论，也可以成为历史学家。这很危险，恐怕至多只能做资料工作，不能做历史学家。退一步说，就是收集资料也要理论的指导。什么资料是重要的，什么资料是次要的；什么资料是典型的，什么资料是非典型的；什么资料是真的，什么资料是假的，这也要理论的指导。所以不学会理论，连资料工作也做不好。学好了马克思主义，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资料，而且那些真有用的资料就会在你的眼睛里边凸出来；那些次要的资料就会回避了。研究历史，一定要学好理论，从收集资料、研究资料到写成文章、写成书，都要资料，都要理论。没有正确的理论，只是史料的堆砌，怎能成为历史学家？当然，只学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资料，只放空炮，那也不行。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没有说过搞历史不要资料，我们是说要重视史实；要掌握大量资料；但是，我们说，更要重视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分析研究资料，从而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来。 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些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到一定程度就再也学不进去了，觉得这个东西难学；但是也懂得一些。凡是讲阶级关系，骂地主一顿就行了，以为这就是站稳了立场；讲到民族关系，骂汉族一顿就行了，以为这就会不犯大汉族主义了；讲到国际关系，作一点自我检讨就行了，因为中国古代的某些统治者曾把军队越过了今天中国的疆界。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我曾经讲过，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一直到前年我写那篇《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又说过：我们很多同志连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都没有搞清楚，好像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主要矛盾都是基本矛盾。但是，主要矛盾不完全是基本矛盾，有些时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些时候，民族矛盾也会成为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可以是基本矛盾，也可以不是基本矛盾。对基本矛盾同主要矛盾，有些同志没有搞清楚。好像讲这一段历史，要不讲历史的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就丧失了立场，认为必须如此讲；纵然情况不是如此，也要这样讲。这就是简单化。 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有些同志满足于自己现在所学到的一些理论，认为自己学得差不多，可以不必再学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找一点资料，那就可以成为最好的史学家了。这样的同志也是非常危险的。最近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我有一个发言。我说，我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学好，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也没有学好，社会发展史都没有学好。如果有人要是说我这话讲得不对，我说我们可以举行一个测验，或者举行一个考试，出几个题来考一下：何谓奴隶制度？何谓封建制度？何谓资本主义社会？它必须要具备一些什么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它就不能称为奴隶社会，不能称为封建社会，不能称为资本主义社会。怎么样叫做“资本主义萌芽”？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才叫“萌芽”？只出一个题，请大家来答一下，我自己就不能及格。你们可能比我学得好一些，我看也很难得五分。的的确确，现在大学里面应该再好好地学习一下社会发展史。连社会发展的轮廓都没有搞清楚就去讲资本主义萌芽，参加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我觉得是很危险的。这说明了我们的理论很差，并没有学好。 我们没有学好，表现在哪些地方？表现的地方很多。我为了检查《中国史纲要》的编写，写了几条要求，大家说这个要求太严格。我说这个要求我自己也办不到；但是，严格一点好。我们现在最大的毛病是把历史弄得公式化、概念化、表面化、简单化、片面化、现代化。我们要反对公式化，反对概念化，反对表面化，反对简单化，反对片面化，反对现代化。不要公式化，要条理分明，脉络贯通，能够画出历史的轮廓，能够显示出历史发展的倾向；不要概念化，要把历史问题提高到理论的深度和原则的高度；不要表面化，要通过历史的现象，揭示出那些隐蔽在历史背后的本质，不能从本质上来谈本质，要从现象中发掘出本质来；不要简单化，不要繁琐，不要堆砌，要能扼要地把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典章制度的具体内容写出来；不要片面化，要能分辨清楚主要、次要，有所侧重，既不片面的夸张，又要重点突出。还有现代化的问题，写历史剧的同志常常有这个问题。既不要现代化，又要为政治服务，这个行不行呢？是不是我们一为政治服务，就把历史上的古人古事都扯到现代来，我看没有这个必要。现在很多的历史剧，都有现代化的倾向，总是正面人物不像共产党员就像青年团员，甚至比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还要正确。因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还要犯错误，而戏剧里面的正面人物是从来没有错误的。哪怕他是汉朝的也好，唐朝的也好，宋朝的也好，明朝的也好，都比现在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正确；而且他的阶级意识，比现在的无产阶级还要鲜明。现在的戏剧，有些就是这样。这些同志的动机很好，应该肯定。他就想要通过这些戏剧来给观众一种阶级教育。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列宁讲过一句话，我们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要把这个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要求。离开了历史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写历史也好，讲历史也好，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教书也好，写戏也好，是不是要贯彻当前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的精神呢？当然要贯彻。但是历史首先是科学性，第二就是革命性。科学性和革命性能不能统一呢？有些同志说不能统一，如果要讲革命就不能讲科学；如果讲科学就不能讲革命。我看，这个说法不对。我认为完全可以统一，就看你怎么样去统一。有一个时期，有很多教师同志要把今天的政策贯彻到古代历史里去。我们党提出一个什么口号、什么号召，就把这个口号、这个号召塞到古代史里去；提出一种什么政策，也就把这种政策塞到古代史里面去。好像古代的人就提出过这个口号、这种政策，就实行过这个口号、这种政策。我觉得这种办法太现实主义了，这简直是强迫封建皇帝来接受共产党的政策！那是不可能的。有人说，评论历史人物要照毛主席讲的六条标准。你说那行不行？那样，历史上的人物都是坏蛋？没有一个好东西。他哪里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呀？秦始皇、汉武帝都不拥护呀！至于讲到历史上的国际关系问题，都要求照万隆精神，这哪里行呀？万隆精神是今天提出来的。讲到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民族大家庭；那么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在阶级社会是个民族牢狱，共产党来了才变成民族大家庭。 理论没有学好，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观点和材料不能统一。讲书的时候，先讲一堆史料，然后讲理论。或者先引几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的话，做一个帽子，再拿一大堆史料来解释这些话，也不管这些话同材料能不能套得上，反正就是这样。还有人把理论变成历史学的标签，变成历史学的花边，变成资料的花边。马克思讲了一句最形象的话。他说，你要找一个雕刻家或画家的思想，一定要从颜色和大理石中间去找，不是从它的外面去找。一个画家为什么要用这个颜色去画画，这是他的思想。画家的思想就表现在这个颜色里面。你离开了颜色，离开了这张画，到哪里去找画家的思想呢？雕刻家雕出来这块大理石，他的思想就凝固在这块大理石里面；离开了大理石的雕刻，你去哪里找雕刻家的思想呢？为什么过去的雕刻家不雕刻劳动人民，现在的雕刻家要雕刻劳动人民？为什么过去的画家不画农民，现在的画家要画农民？这与雕刻家、画家的思想有关系。戏剧家的思想要在他的剧本里面去找。他为什么要写这个人，要写这些题材，而不写那些题材？又为什么把这个历史人物搬到舞台上，而不把另外的历史人物搬到舞台上？这就是他的思想。一个历史家，你为什么对这个人是这样的看法而不是那样的看法？对这件事是这样的看法而不是那样的看法？这就是你的思想。要在你叙述这件事、这个人的过程中间去理解你的思想。你的思想要摆在历史的叙述当中，而不要摆在叙述的外边。不要讲完了一大堆材料以后，再引用几句马克思的话；或者先引几句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的话，然后再把自己的话、把材料摆出来。这样材料是材料，理论是理论，材料与观点分家，而不是材料和观点统一。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这要有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 政策同理论要统一，并不是说要我们把今天的政策塞到古代历史里面去。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定出来的，如果共产党的政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就要犯错误。但是，它还要根据国家和民族的革命的现实、当时的条件、民族的特点等等具体的东西，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结合起来制定的。理论是带有普遍性的，政策是带有具体性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只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可以不同。政策是有地点、时间的限制。在古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策，一个王朝有一个王朝的政策。同一个王朝，前一个皇帝和后一个皇帝可以有不同的政策；同一个皇帝，他前一段和后一段也可以有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汉朝，在汉武帝以前的民族政策是“和亲”政策，就是同匈奴人“和亲”。到了汉武帝时候，变成了战争政策，同匈奴人打了一百年的仗。到汉元帝的时候，又回到了“和亲”政策，因此，我们恭维王昭君。王昭君出塞是在公元前33年。她作为一个和平使者到匈奴去，匈奴人最喜欢她。我前年到内蒙古，到处都见有王昭君的坟墓，每一个人都希望王昭君埋在自己的家乡。直到现在，内蒙古的人民还都很喜欢她。这说明了西汉的民族政策也是有时间性的。我们不能强迫前一个皇帝来接受后一个皇帝的政策，也不能强迫前一个王朝来接受后一个王朝的政策，更不能强迫一个奴隶社会的王朝来接受封建王朝的政策，也不能强迫一个封建王朝来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因此，我们不能把现在的政策塞到古代历史里面去。用这样的办法古为今用，用这样的办法让历史为政策服务，就帮了倒忙。我们要真正做到让历史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那就不是仅仅用某几个历史人物来服务，也不是用某几桩历史事件来服务，而是要从历史上总结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的经验、阶级斗争的经验，或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用这样的经验和历史的规律性或历史的倾向性来为政治服务。例如，我们能够指出，历史一定要使整个世界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件事，其他国家的历史也能证明这件事。我们就是这样通过历史研究，宣传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宣传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出现、成功、胜利的必然性。历史上好的经验我们就加以发展，坏的经验就引以为戒，不要重复。用这样的方法为政治服务，这才是真正的服务。现在有很多戏剧家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我就有个不同的看法。卧薪尝胆可以为政治服务，我们现在要刻苦耐劳，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不能因此就把越王勾践说成一个那样了不起的英雄。越王勾践是不是个英雄？越王勾践把吴国灭了，是不是为了一个新的原则而战？我看他是打起一个复仇的旗帜，并不是为着一个新的原则而战。何况他还曾带着他的王后，带着他的大臣，带着他整个的国家，奴颜婢膝地接受吴国的屈辱。这种帝王我们也要跟他学呀？越王勾践有些地方可以学，他的刻苦耐劳可以学。但不能因为他刻苦耐劳，他那个奴颜婢膝也变成好的了；当然也不能因为他奴颜婢膝去接受屈辱，他的刻苦耐劳都变成坏的。这个还是要分别来讲。我觉得不要把一个历史人物绝对化了，一好就全好，一坏就全坏。当然写戏一定要有正面人物，还要有个反面人物。那么就必须尽量地把正面人物写得好一些，也必须尽量地把反面人物说得丑一些，就是要典型化。戏剧上是允许艺术夸张的。但是，夸张也要有个限度，夸张到什么程度，就再不要向前进了，应当研究。 二　关于基本知识问题 基本知识包括掌握基本的资料。资料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学历史如果不掌握资料，光有理论，那是不行的。唐朝的史学家刘知几讲过，历史家有三长：才、学、识。没有资料光有理论，从理论到理论，从抽象到抽象，从概念到概念，从结论到结论，那是讲空话。恩格斯讲，专靠几句空话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一定要掌握资料。我们要反对轻视资料。有一个时期，有这么一个提法：史料即史学。史料就等于历史，这是错的。研究历史要有史料，但是史料不等于历史。如同盖房子要有砖瓦，但是砖瓦不等于房子；做衣服要有布帛，但是布帛不等于衣服。把砖瓦变成房子，把布帛变成衣服，把史料变成历史，要经过加工制造的过程。我们找材料，只是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但是，这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工作。正像盖房子必须准备砖瓦，做衣服必须准备布帛。哪怕你是个最好的工程师，要是没有砖瓦，怎么盖起房子来呢？最好的裁缝，没有布帛，怎么做出衣服来呢？最好的历史家，没有资料，怎么能写出历史来呢？所以资料是重要的。但是必须声明：史料不等于历史。我们有一个时候反对把史料当作历史，有些同志反得过火了，连史料本身也反对了，这是错误的。史料不能反对。当时好像这样讲：谁要搞史料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把史料和资产阶级思想画一个等号，这太恭维资产阶级了。史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任何阶级研究历史都要有史料。封建社会史学家司马迁、司马光没有掌握史料，他就写不出《史记》、《资治通鉴》来。司马光不是写完了《资治通鉴》还剩下几大房子的史料吗？资产阶级史学家既掌握史料，无产阶级史学家更要掌握史料；而且真正忠实于历史资料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史学家歪曲历史，为了辩护他们的阶级统治，甚至于歪曲史料，捏造史料。如果说史料就等于资产阶级思想，那岂不是说，只有资产阶级研究历史才是有凭有据的，而无产阶级研究历史，反而是信口开河，随便乱讲？这个说法不好，必须改正。我们要有历史资料，但反对把史料当成历史。我们在史料的问题上，同资产阶级有没有区别？有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不是谁占有史料的问题，而是用什么观点，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法来研究史料的问题。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唯心论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来对待史料。无产阶级的史学家是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和无产阶级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对待史料。除此以外，在史料问题上，我们同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区别。他要这个史料，我们也要，甚至所用的史料是一样的。我们的古代史料，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留下来的，过去哪里有无产阶级的史料？因此，什么时候留下来的史料，什么阶级留下来的史料，它是用什么阶级观点写的，这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写《资本论》，用了一千五百多种资料，没有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他以前哪里有马克思主义呀？都是资产阶级的、封建的。但是，马克思就用封建的资料、资产阶级的资料，写出了《资本论》，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这证明了史料的阶级性没有危险。史学家自己的阶级立场不稳，才易发生危险。危险不在于史料本身的阶级性，而是在于史学家自己的阶级立场。资料掌握得越多越好。毛主席讲过，列宁也讲过，马克思也讲过。对一个人物的评论也好，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评论也好，能够多掌握些资料，做出来的结论的准确性就大一些；少掌握资料，做出来的结论就比较有点危险性。从收集资料到掌握资料，不是一件事情；收集了资料不等于掌握了资料。首先要知道研究哪个问题，到哪里去找资料。因此我们现在年纪大些的同志，应该要给同学们引路，最好把研究某一些问题要用的参考书给他们开出一个书目来。他现在没有时间看，毕业以后可以去看。找到这些书以后，有哪些资料要抄下来，哪些可以不抄下来；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别人加进去的，这又是问题。辨别了资料的真伪，辨别了资料的重要不重要以后，工作还没有完结，还要把资料写成历史，那你就必须要把整个的资料在你的头脑中间完全溶解，变成自己的，那才叫占有资料。否则你就没有占有，只是从书里抄到你的笔记本子上，资料移动了位置而已。占有了资料，你是不是就掌握了呢？没有掌握。可见从找资料，到占有资料，到掌握资料，是一个过程。学理论也是一样的。第一要记得，第二要懂得，第三要会用。记得不等于懂得，懂得不等于会用。马克思的话，毛主席的话，背得不一定都懂，懂得不一定都会运用。从学理论来讲，从记得到懂得，从懂得到会运用，这又是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讲史论结合，如果理论没有学好，资料又没有，那你拿什么东西同什么东西结合呢？不能拿一个零同另外一个零来结合，零加零还是等于零。所以首先要有史料，要有理论，然后才能谈到史料和理论的结合问题。 历史学有理论的问题，有政策的问题。要懂得理论，也要懂得政策，然后才能谈政策和理论的关系问题。 我们现在审查教材，第一是资料的审查。资料对了，就有进一步审查的基础；资料如果错了，那就一切都错了。你根据错误的资料得出的结论，必定是错误的结论。因此我说第一步是要严加审查资料。第二，资料对了，根据你的这些资料，能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这是理论的审查。根据这个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可以得出另外的结论。到底你现在的这个结论对不对？要审查理论。第三，资料、理论都对了，但是你的这个说法现在暂时不说为佳。因为如果说了，可能引起民族之间的误解，引起国际之间的误解。这是政策的审查。第四，文字的审查。有的文章，写得很长，废话很多，我是反对的。我自己有时候也写长文章。但是我思想上总是不想把它写长。文章不是愈长愈好，书也不是越厚越好，而是要解决问题。所以，写文章也好，写书也好，自己多看几遍，看有没有废话。有就删掉，需要加进去的话就加上。 三　关于基本技能问题 基本技能，最重要的是会不会写文章。现在很多年轻的同学，文章写得很好；也有些同学，还没有学会写文章，或者写得不好。中国古代是文史不分，史学家就是文学家；现在的同学也要练习怎样写文章。基本技能还包括查字典、查辞典、看地图、制年表这些东西。我们北京大学的学生，一入学就给他们讲这个问题：你怎样到图书馆去借书，怎样查四角号码，怎样查年表，怎样查地图，等等。如果是学考古的，还要学会照相，学会绘图，学会测量。基本技能我们过去注意不够。学历史的人，还要学外国文。外国文懂得愈多愈好。当然时间有限，四五年纵然学不了太多，还是要学。恩格斯对学外国文是非常认真的。他为了研究一个东方的问题，学波斯文。他就是为了研究什么问题，而专门去学那种文字。现在外国史学家研究我国历史的很多，有些人歪曲我国的历史。因此，现在的历史科学有国内的战线，还有国际的战线。我们不懂得外国文，那就没有办法，而且懂少了都不行。我曾经参加过两次外国的汉学家会议，我到荷兰去过一次，到巴黎去过一次。有几百位外国教授，有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在那里就要和他们进行争论。因为他们的报告有德文的，有法文的，有英文的，又有意大利文的。我们晚上不能睡觉，要翻译。有的外文我也不懂，就去找外国的共产党员同志帮我们翻译。译好了，第二天才好回答他们。这还不行，在开会的时候，他离开讲稿，给你提出问题来。有一个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你们中国人就不懂写人物的传记，因为你要写传记的时候，你不会写蒋介石，不会写胡适之（胡适）。他是法国人。我等他讲完了（他临时提出来的，他的讲稿上没有），我说你是法国的一位宋史专家，我看你没有读过《宋史》。因为《宋史》上写了岳飞，也写了秦桧。我们写好人，也写坏人；怎么会放过蒋介石和胡适之呀！一定会写，请你放心。我说，要讲到传记的历史，中国数第一。你能讲出哪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完备的传记体裁？法国有没有？没有吧？他没有话说了。 我上面讲的这三个问题，就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这是最近我们党提出的几个要求。我们要根据这几条来检查自己的教学计划，是不是贯彻了这三个基本的要求，是不是给了同学们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也可以用这三条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讲稿。当然，要求百分之百地贯彻也很困难。在世界上，百分之百的事是很少的，只是看贯彻了若干吧。总之，贯彻得愈多一些就愈好一些。这三个问题中间最重要的，还是基本理论。如果你没有基本理论，只掌握了一些资料，掌握了一些技能，那你还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史学家。我们现在并不培养书呆子，我们要培养的是历史科学战线上的战士，为无产阶级事业而战斗，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战斗！ （1963年3月29日在广西师范学院所作报告《关于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几个问题》第二部分，张传玺整理） [book_title]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 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关于史料的论文，但总是没有着笔。月前复旦大学文学院约我作一次学术讲演，我就讲《史料与历史科学》这个问题。惟讲演时，为时间所限，不能作较详之发挥。近因书店之约，要我写一本关于史料学方面的小册子，我就开始把这次的讲演稿加以整理，计有三篇：一、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二、中国考古学上的史料；三、与收集整理史料有关的各种学问。现在我还只写成《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篇；其余两篇，假如我的生活不发生变动，也想继续写出来。 伯赞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日 一　导言 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真是浩如烟海，学者往往穷毕生之力，而莫测涯际。即以一部廿四史而论，就有三千二百四十二卷，其卷帙之浩繁，已足令人望洋兴叹。而况廿四史尚不过是史部 [1]诸史中之所谓正史。在史部中，除正史以外，尚有编年史、纪事本末、别史、杂史、实录、典制、方志、谱牒及笔记等，其数量更百倍千倍于所谓正史 [2]。 又何况用历史学的眼光看，不仅史部诸书才是史料，一切史部以外的文献，都含有史料。章实斋曰：“六经皆史”，此说甚是；但仍不足以概括史料的范围。我们若更广义地说，则何止“六经皆史”，“诸子亦史”，“诸诗集、文集、词选、曲录、传奇、小说亦史”，乃至政府档案、私人信札、碑铭、墓志、道书、佛典、契约账簿、杂志报纸、传单广告以及一切文字的记录，无一不是史料。若并此等史料而合计之，其数量又百倍千倍于史部的文献。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之丰富，正如一座无尽的矿山，其中蕴藏着不可以数计的宝物。这座“史料的矿山”，在过去，虽曾有不少的人开采过，但都是用的手工业方法，器械不利，发掘不深，因而并没有触到史料之主要的矿脉。例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特别是历代以来文艺作品中的史料，并没有系统地发掘出来，应用于历史的说明。至于四部以外的文字记录，则更不曾把他们当作史料而引用。 但是，就史料的价值而论，则史部以外之群书上的史料，其可靠性高于史部诸史上的史料。因为史部诸史，是有意当作史料而写的，其写作的动机，则抱着一种主观的目的。例如对某一史实或人物执行褒贬，所谓“春秋书法”（通称“春秋笔法”——编者注）就是主观意识之发挥。这种主观意识之渗入，当然要使史实受到程度不同的歪曲，乃至涂改，以致减少了史料的真实性 。[3]至于史部以外的群书，则并非有意为了保存某种史料而写的，而是无意中保留了或反映出若干的史料，这样无意中保留着或反映出的史实，当然要比较真切。固然，在史部以外的群书中，其行文记事，也夹杂着主观的意识，特别是各种文艺作品，如诗词、歌赋、小说之类，甚至还具有比史部诸书更多的主观意识。但是，在这一类书籍中所表现的主观意识之本身，就是客观现实之反映；因而他不但不破坏史料的真实，反而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更真实的史料。 再就史部诸书而论，则正史上的史料，较之正史以外之诸史，如别史、杂史等中的史料，其可靠性更少。其中原因甚多，而最主要的原因，则因为所谓正史，都是官撰的史书。中国之设史官，由来已久。[4]但自东汉以前，史书撰著，皆出自一家。如司马迁之著《史记》、班固之著《汉书》，虽以史官而著史，尚属一家之言。自东汉开东观，大集群儒，遂开集体官撰之始。自唐以降，历代政府，皆设置史馆，派贵臣为监修；史官记注，皆取禀监修，始能着笔。自是以后，修史者在政治的限制之下，完全丧失了记录史实的自由。而所谓正史，几乎都是历代政府监督之下写成的，至少也是经过政府的审查，认为合法的。虽然大部分正史，都是后代编前代之事，但其资为根据的史料，则系前代的实录及官书，此种实录及官书，皆成于当代人之手。以当代之人，记录当代之事，当然不允许暴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特别是统治阶级的罪恶，否则就要遇到危险。如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而吴之韦曜、魏之崔浩，且以触犯时讳而丧失生命。所以历代史官，大抵变乱是非，曲笔阿时。见皇帝则曰“神圣”，见反对皇帝者则曰“盗贼”，简直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记功录。像这样专捧统治阶级而以人民为敌的历史，当然不可信。至于正史以外之别史、杂史等，则系私家著述，这一类的著述，并不向政府送审，他能尽量地写出所见所闻，所以较为真实。 总之，就史料的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书。为了要使中国的历史获得更具体更正确之说明，我们就必须从中国的文献中，进行史料之广泛地搜求，从正史中，从正史以外之诸史中，从史部以外之群书中，去发掘史料，提炼史料。只有掌握了更丰富的史料，才能使中国的历史，在史料的总和中，显出它的大势；在史料的分析中，显出它的细节；在史料的升华中，显出它的发展法则。 二　正史 首先说到廿四史，即中国史部群书中之所谓正史。 这部书，既非成于一时，更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是历代积累起来的一部官史。其中成于汉者二，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是也。成于晋者一，陈寿《三国志》是也。成于南北朝者四，宋范晔《后汉书》、梁沈约《宋书》、梁萧子显《南齐书》、北齐魏收《魏书》是也。成于唐者八，房玄龄《晋书》，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隋书》，李延寿《南史》、《北史》是也。成于五代者一，后晋刘昫《旧唐书》是也。成于宋者三，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是也。成于元者三，脱脱《宋史》、《辽史》、《金史》是也。成于明者一，宋濂《元史》是也。成于清者一，张廷玉《明史》是也。 以成书的年代而论，大抵皆系后代撰前代之史。但其中亦有例外，如刘宋撰《后汉书》、唐撰《晋书》，则朝代隔越。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上溯殷周，远至传说时代之五帝，更系以后代之人而追溯远古。 即因这部书是历史积累起来的，所以在唐代只有三史，即《史记》、《汉书》、《三国志》，而成于南北朝的诸史，尚未列入正史。到宋代，始将宋及其以前所成的诸史列于正史，合为十七史，而《旧唐书》、《旧五代史》，尚不在正史之内。至于明，又加入宋、辽、金、元四史，而有廿一史。到清代，再加入《明史》及《旧唐书》、《旧五代史》，始足成今日之所谓廿四史。晚近又以柯劭忞《新元史》列入正史，增为廿五史。他日再加入《清史》，就有廿六史了。 廿四史，中国历来皆称为正史。但在我看来，与其称之曰史，不如称之曰“史料集成”。 第一，以体裁而论，虽皆为纪传体，而且其中最大多数皆系纪传体的断代史，但其中亦有纪传体的通史。如司马迁的《史记》，则上起五帝，下迄汉武；李延寿的《南史》，则系宋、齐、梁、陈四朝的通史；《北史》，则系北魏、北齐、北周、隋代四朝的通史。通史与断代史杂凑，以致体裁不一。 第二，即以纪传体而论，亦不尽合于规律。所谓纪传体，即以本纪、世家、列传、书志、年表合而成书。但《三国志》、《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皆无书志，《隋书》本亦无志，今志乃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而《后汉书》、《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旧《五代史》，皆无表。 第三，以史实的系列而论，则重复互见。其中有全部重复者，如《南史》之于宋、齐、梁、陈书，《北史》之于魏、齐、周、隋书，《新唐书》之于《旧唐书》，《新五代史》之于《旧五代史》是也。亦有局部重复者，如《汉书》记汉武以前的史实，完全抄录《史记》原文是也。又如于朝代交替之间的史实，前史已书，而后史必录。如东汉末群雄，《后汉书》有列传，《三国志》亦有列传。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之事迹，已见于《魏志》，而《晋书》又重为之记。此外，当割据或偏安之际，同时并世的诸王朝，各有史书，而同一史实既见此史，又出彼史。如宋、齐、梁、陈书之于魏、北齐、周、隋书，《南史》之于《北史》，《宋史》之于辽、金、元史，其中重出互见之史实，不可胜举。至于论夷狄，则必追其本系，于是北貊起自淳维、南蛮出于槃瓠；高句丽以鳖桥复济，吐谷浑因马斗徙居等语。前史已载，后史再抄，重床叠被，千篇一律。因而以时间系列而论，亦未能前后紧密相含。 第四，因为廿四史都是用纪传体的方法写的，所谓纪传体，即以事系人的体裁。这种体裁用以保存史料，不失为方法之一。若用以写著历史，则记一史实，必至前后隔越，彼此错陈。因为一人不仅做一事，一事又非一人所做，若以事系人，势必将一个史实分列于与此事有关之诸人的传记中，这样，所有的史实都要被切为碎片。所以我们在廿四史中，只能看到许多孤立的历史人物，看不到人与人的联系。只能看到无数历史的碎片，看不到一个史实的发展过程。既无时间的系列，又无相互的关系。所以我说廿四史不能称为历史，只是一部史料的集成。 当作历史，则班马之书，亦不敢妄许。即当作史料，而廿四史中有一部分史料，也只能当作代数学上的x。是否正确，尚有待于新史料的证明。其不可靠的原因，一般地说来，不外如次的几点： 第一，循环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史记》中，已经彰明其义。《历书》曰：“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高祖本纪》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天官书》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又说天变则依五星周转，应于世变则为五行轮回。所谓五行者，即土、木、金、水、火，亦曰五德。中国的历史，就是三五往复，五德终始，循环古今。所以历代受命之君，必于五德中有其一德而王，如某也以土德王，某也以木德王等等。五行又配以五色，如苍、赤、黄、白、黑，故以某德王者，则必尚某色。如汉以火德王，色尚赤。像这一类循环论的说法，充满廿四史，并以此而演化为天命论。如历史家以秦之祖先为金德，色尚白，汉为火德，色尚赤，于是把汉高祖斩白蛇之事，附会为赤帝子斩白帝子。又如刘秀继西汉而王，其德不改，其色亦不改，故当其即位之际，有《赤伏符》自天而降。又如公孙述，他根据王莽的新五德系统（五行相生）以为土生金（王莽自谓以土德王，色尚黄）。刘秀继王莽之后，应为金德，金德王者色尚白，故自称白帝。这一类的鬼话，当然不可信。 第二，正统主义的立场。廿四史，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帝王本纪，是全部历史的纲领。所以在任何时代，都必须要找到一个皇帝，而尊之曰“神圣”，替这个皇帝作本纪，替属于这个皇帝的贵族作世家，官僚、地主、商人作列传。任何人，不管他的理由如何，只要反对这个“神圣”，他就被指为叛逆，为盗贼。“神圣”可以反道败德，荒淫无耻，乃至杀人放火，史书上不过说他“略有逊德”，甚至美之曰“为民除暴”。反之，反对“神圣”的人民，如果杀了几个贪官污吏，史书上便大书特书，说他们不仅是杀人魔王，而且是吃人大王。但是他们有时也自相矛盾，即当他们找不到“神圣”的时候，则他们认为是盗贼、叛逆乃至夷狄，皆可以奉之为“神圣”。如朱温在《唐书》为盗贼，在《五代史》遂为“神圣”。燕王棣在同一《明史》，前为叛逆而后为“神圣”。北魏、北齐、北周之君，《南史》指为索虏，而《北史》则尊为“神圣”。五代之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皆沙陀之裔，在《五代史》上皆尊为“神圣”。辽、金、元初诸帝，《宋史》称之曰贼、曰虏、曰寇，而在辽、金、元史中，则皆为某祖、某宗、某皇帝了。赵尔巽主编之《清史稿》，对于清朝诸帝，亦无不称为祖、宗，尊为神圣；对于太平天国，则曰发匪；对于帮助清朝屠杀中国人民的汉奸曾国藩，反而恭维备至。至于某一时代神圣太多，则于诸神圣中，择一神圣，而曰此乃正统之神圣，其余则指为僭伪。如《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而以吴、蜀为僭伪 [5]；新旧《五代史》以梁、唐、晋、汉、周为正统，而以其余为僭伪 [6]。像这样今日叛逆，明日帝王；今日盗贼，明日神圣；今日夷狄，明日祖宗，以及甲为正统、乙为僭伪的胡说，充满廿四史。而且由此而展开“成王败寇”的“书法”。如楚汉之际，项羽实曾分裂天下而王诸侯，但以结局失败，而史家遂谓司马迁不应列项羽于本纪。如西汉之末，刘玄实曾为更始皇帝，亦以结局失败，而《后汉书》遂不列刘玄于本纪。此外，如李世民之与窦建德、王世充，朱元璋之与张士诚、陈友谅，清顺治之与李自成、张献忠，其相去实不可以寸计；徒以成败之故，而或为太祖、太宗，或为盗贼、流寇。按之史实，岂为正论？所以我以为读廿四史者，万勿为正统主义以及由此而演绎的“成王败寇”的“书法”所迷惑。我们应该从假神圣中去找真盗贼，从假盗贼中去找真神圣。 第三，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内诸夏而外夷狄”，是春秋以来发生的一种狭义的种族思想。这种思想，也充满了廿四史。一部廿四史，都是以大汉族为中心，对于国内其他诸种族的历史活动，或列于四夷列传，或完全没有记录，如《三国志》之《蜀志》、《吴志》，以及《陈书》、《北齐书》，皆无四夷列传。其有四夷列传者，记录亦极疏略，必其种族与中原王朝发生战争或重大交涉，始能一现。至于对各种族之渊源及其自己的发展，则无有系统之记载；有之，则不是把各种族拉扯为汉族的支裔，以图否定其种族，便是对其他种族加以侮辱。前者如谓匈奴为夏桀之后，朝鲜为箕子之裔；后者如谓北狄为犬羊之族，南蛮为虫豸之属。又如述汉族之侵略四国，则曰王化广被，声教远播；反之，若其他种族向中原发展，如匈奴只要越过长城，西羌只要转入甘肃，东胡只要西向辽东，南蛮只要走出崇山峻岭，便指为叛变，为入寇。又如汉族明明向外族献美女，纳岁贡，乃至称臣称侄，而美其名曰“怀柔”；反之，其他诸种族，明明是来至中原进行贸易，而必曰“四夷来王”。诸如此类的偏见不可胜举。假使真能坚持到底也好，但又不然，只要其他种族，一旦走进黄河流域或入主中国，如北魏、北齐、北周及辽、金、元等，则又歌德颂圣，充分表现其媚外求荣之奴性。当清顺治三年，议历代帝王祀典，而礼部上言，竟谓辽对宋曾纳贡，金对宋曾称侄，均应庙祀，侵侵乎几欲正辽、金而伪宋。其所以尊辽、金者，即所以逢迎清统治者。结果不但辽、金诸帝与宋朝诸帝并坐祭坛，而魏、元诸帝亦同享庙祀。这种入主出奴的心理，应用于历史的记录，必然要混淆事实。或曰：廿四史中，有《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皆系记录少数民族或以少数民族为中心之史书，故廿四史，不能说是以汉族为中心。但是这些史书，虽不以汉族为中心，而仍以某一支配种族为中心，因而仍是狭义的种族主义。我们之所以反对大汉族主义，就是因为他是一种狭义的种族主义，它把汉族当做中国这块领域内的天生的支配种族，而敌视其邻人，以致使历史的中心偏向一个支配种族；而其他中国境内诸种族的历史，遂疏漏简略，歪曲不明。同样，以任何一个支配种族为中心的历史，都是大种族主义，其作用，同于大汉族主义。 第四，主观主义的思想。一部廿四史充满了主观主义的成分；而其主要的表现方式，则在每篇终末的评语之中。这种评语的命名各书不同，如《史记》则曰“太史公曰”，《汉书》则曰“赞”，《后汉书》则曰“论”，《三国志》则曰“评”，其他或曰议，或曰述，或曰史臣，或自称姓名，其名不一，其实皆史家发挥主观主义之地盘。此外，在史实叙述中，亦夹杂批判。更有一种，则系歪曲史实，以适应其主观的观念。只有这一种，最足以变乱史实的真相而又最难辨识。在廿四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任意褒贬之处，如《汉书》贬王莽。但我们读《王莽传》，观其行事，虽亦有奸伪可贬之处，而其托古改制，知道当时的政治非变不可，尚不失为一个开明的贵族。《宋书》、《南史》贬范晔，但我们读陈澧《读书杂志》中的《申范》篇，而后知范晔之被诬。《宋史》贬王安石，但我们读陆象山《王荆公祠记》、蔡元凤《王荆公年谱》、梁启超《王荆公传》，而后知王安石之被谤。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此外曲笔阿时，以取媚权贵者，更颠倒是非，任意屈伸。他若贪污者，则更无论矣。刘知几曰：“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7]班、陈尚如此，等而下之，当更有甚焉。 最后，便是政治的限制，忌讳多端。即因如此，对于皇帝的记录，特别是开国皇帝的记录，最不可信。例如刘邦本是一个好美姬、贪财货的流氓，而《史记·高祖本纪》谓其一入咸阳，便变成了“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的圣人。汉成帝尝白衣袒帻，从私奴客，奸淫人民的妻女，而《汉书·成帝纪》谓其“临朝渊嘿，尊严若神”。曹髦之死，实司马昭派贾充刺杀，而《三国志·魏书》但书“高贵乡公卒”。苍梧王之死，实萧道成派杨玉夫刺杀，而《南齐书》但书“玉夫弑帝”。杨广实弑其父，而《隋书·炀帝纪》但书“高祖崩”。李世民实弑其兄，而《唐书·高祖纪》反书建成谋害其弟。赵光义实弑其兄，而《宋史》不书。燕王棣实逐其侄，而《明史》不罪。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其他对于皇帝以及权贵之一切无耻的罪行，大抵皆因忌讳而不许记录；其间有记录者，则为万人皆知不可隐蔽之史实。这种忌讳，当然要变乱并湮没许多史实。不但如此，而且在忌讳的反面，又产生逢迎，如史书上替那些开国皇帝大半都制造一些神话。这些神话，完全是凭空扯谎，决不可信。 此外或因后人窜乱，真伪相杂，如《史记》自褚少孙始，窜乱者不下十余辈。或因根据不同，同一史实，而两书互异。如《史》、《汉》之于武帝以前的史实，《南史》与《宋书》、《齐书》、《梁书》、《陈书》之于南朝的史实，《北史》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之于北朝的史实，《宋史》与《辽史》、《金史》之于同时的史实，多有歧异。或因仓卒成书，讹误不免，如沈约《宋书》纪、志、列传共一百卷，而撰书时间不过数月。元撰《宋史》、《辽史》、《金史》三史，不及三年，即告完成。明撰《元史》，六月成书。或因文字不通，随便照抄官书档案。如元撰《宋史》、《辽史》、《金史》，明撰《元史》，其中人名地名，译音不确，竟至一人化为二人，二人并为一人，其于地名亦然。他若由于撰史者的疏忽，以至同一书中，前后自相矛盾者，各史皆有。以是之故，所以我说廿四史上的史料，只能当作代数上的x。 虽然，只要我们知道了它的毛病，廿四史中，还是有很多宝贵的史料，可以用于历史的说明。例如人皆谓《魏书》为秽史，但除去偏见，仍为史料。人皆谓《宋史》繁芜，但当作史料，则患其不繁。人皆谓《元史》猥杂，但其中所录官牍鄙俚一仍原文，更为实录。反之，如陈寿《三国志》字字锤炼，过求简净，若无裴松之的注解，史实几至不明。如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下笔行文，褒贬随之，同样是满纸偏见；而且由于过分模仿《春秋》，以至变乱史实。如《新唐书》本纪书“安史之乱”，必书逆首；但在事实上，有若干行动，并非逆首所为，而系逆党所为。故吾于《唐书》及《五代史》，宁取薛著之繁琐直叙，而不取欧著之总核简严。又如宇文氏本为少数民族，文字言语、生活习惯，异于汉族；以汉字记少数民族历史，已属隔靴搔痒；而《周书》又行文必《尚书》，出语必《左传》，则史实真相，一误于翻译，再误于文字玩弄，结果，必然走样。故吾于记录少数民族之史，宁取《元史》之猥杂存真，而不取《周书》之古雅失实。总之，当作史料看，则宁取其繁琐、存真、直叙，而不取其简括、典雅与褒贬之辞。明乎此，然后才能读廿四史，用廿四史。 三　正史以外的诸史 其次，说到正史以外的诸史。正史以外的诸史，种类繁多，如前所述，有编年史、纪事本末，及通典、通考等。这些书，或以事系年，通诸代而为史；或标事为题，列诸事以名篇；或以事为类，分部类以成书。他们在写作的方法上，都能自成一体；但在史料方面，则并不多于正史，而且大半皆由正史中网罗搜括而来。因此我们如果为寻找新的史料，以补充和订正正史，就必须求之于史流之杂著。 史流杂著，由来甚古，早在所谓正史出现之前，即已有之。如《山海经》、《世本》、《国语》、《国策》、《楚汉春秋》之类的古史，论其体裁，皆系杂史；论其著书之时代，皆在《史》、《汉》之前；且为《史》、《汉》之所取材。自汉、魏以降，此类著作，仍与所谓正史，殊途并骛，平行发展。南北朝初，已蔚为大观。仅就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之杂史，即有一百五十余种。至于宋代，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私家著作得以刊行，而史部杂著，亦日益繁富。降至明清，则此类著作，洋洋乎浩如烟海了。 史部杂著，种类甚多，体裁不一，要之，皆与正史有别。论其体裁，既不一律皆为纪传体；论其性质，亦不如《史记》、《南史》、《北史》通诸代而为史，又不如《汉书》、《后汉书》等断一代以成书，而皆系各自为体之随手的记录，故其为书，皆零碎断烂，非如正史之有系统。关于史部杂著，刘知几曾为之别为十类：“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8]这样的分类，虽过于琐碎，但却可以显出史部杂著的诸流别。徇此流别以观史部杂著，则纷乱一团之史部杂著，亦能类聚流别而形成其自己的系统。 刘知几所谓偏纪，即其书所记录的史实，并非始终一代；换言之，非断代的专史，只是记录某一朝代中的一个段落，或即当时耳闻目见之事。这种史实，或不见正史，或即见正史而记载并不详尽，于是有偏纪之作。刘知几曰：“若陆贾《楚汉春秋》、乐资《山阳载记》（山阳公，即汉献帝禅魏后之封号）、王韶《晋安帝纪》、姚最《梁昭后略》，此之谓偏纪者也。”[9]这一类的著作，以后最为发展，或截录一时，或专记一事。前者如五代王仁裕之《开元天宝遗事》，宋李纲之《建炎时政记》、《靖康传信录》，明李逊之《三朝野记》、钱《甲申传信录》之类皆是。后者如宋曹勋《北狩见闻录》、蔡《北狩行录》、洪皓《松漠纪闻》、辛弃疾《南渡录》、明归有光《备倭事略》、吴应箕《东林本末》、清吴伟业《复社记事》、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朱子素《嘉定屠城纪略》、李秉信《庚子传信录》、王炳耀《中日甲午战辑》等，不可胜举。 小录所以记人物，但并不如正史总一代之人物而分别为之纪传，而是仅就作者自己所熟知的人物为之传记。小录上传记的人物，或不见正史，或即见正史而于其平生事迹不详，故有小录之作。刘知几曰：“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萧世诚（梁元帝）《怀旧志》、卢子行《知己传》，此之谓小录者也。”[10]这类著作，后来亦继有撰著，如明朱国桢《皇明逊国臣传》、张芹《建文忠节录》、黄佐《革朝遗臣录》、清陆心源《元祐党人传》、陈鼎《东林列传》、李清臣《东林同难录》、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彭孙贻《甲申以后亡臣表》等皆是也。 逸事记事亦记言，但不是重复正史，而是补正史之所遗逸，故其所载之事或言，皆为正史所无。刘知几曰：“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璅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11]这类著作，后来向三个方向发展：其一为辑逸，即从现存的文献中，搜集古书的逸文，辑而为书。其二为补逸，即根据其他书类增补史籍上的遗漏，或就原书注释另为史补一书。其三则为存逸，即作者预知此事，若不及时记录，后来必然湮没，故因其见闻而随时记录之。辑逸与补逸，其性质已属于逸史之收集与补充，惟存逸则属于逸史之创造。此种存逸之书，明、清之际最多，如明应喜臣《青燐屑》，史惇《恸余杂录》，无名氏《江南闻见录》、《天南逸史》，黄宗羲《海外恸哭记》，夏允彜《幸存录》，夏完淳《续幸存录》，清陈维安《海滨外史》，邹漪《明季遗闻》，罗谦《也是录》以及搜集于《荆驼逸史》及明季《稗史》中之各种野史，都可以列入逸史之类。 琐言所以记言，但并不如正史所载皆系堂皇的诏令章奏及君臣对话，而是小说卮言，街谈巷议，民间言语，流俗嘲谑。故其所记，亦系正史所无。刘知几曰：“若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孔思尚《语录》、阳松玠《谈薮》，此之谓琐言者也。”[12]此类著作，在宋代最为发达，如周密《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朱彧《萍洲可谈》，张知甫《可书》，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刘绩《霏雪录》，洪迈《夷坚志》，曾敏行《独醒杂志》，张师正《倦游杂录》，无名氏《续墨客挥犀》皆是也。 郡书记人物，但不如正史所载，网罗全国；而仅录其乡贤，故其所录人物或不见正史，或即见正史而不详。刘知几曰：“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汝南先贤》、陈寿《益都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13]此种著作，后来亦续有撰述，如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句廷庆《锦里耆旧传》，元刘一清《钱塘遗事》、王鹗《汝南遗事》等皆是也。但更后则发展为地方志，如省志、府志、县志之类，从史部中独立出来，成为方志之书。 家史记一家或一族之世系，但并不如正史上之世家，仅记贵族之世系；而是作者追溯其自己之家世，或任何不属于贵族者之谱系。刘知几曰：“若扬雄《家谍》、殷敬《世传》、孙氏《谱记》、陆宗《系历》，此之谓家史者也。”[14]这种著作，渊源甚古，如司马迁作《三代世表》所根据之《五帝系谍》就是记录氏族世系之书。自魏、晋迄于六朝，学者多仿《史记》“世家”遗意，自为家传。齐、梁之间，日益发展，郡谱、州谍并有专书。《通志·氏族略·序》曰：“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则上之官，为考订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若晋之贾弼、王宏，齐之王俭，梁之王僧孺等，各有百家谱，又如刘宋何承天撰《姓苑》，后魏《河南宫氏志》，都是谱系之书。谱系之学，至于唐而极盛。唐太宗命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冲撰《大唐姓氏录》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谱》，韦述有《开元谱》，柳芳有《永泰谱》，柳璨有《韵略》，张九龄有《麹林》，林宝有《姓纂》，邵思有《姓解》。自是以后，迄于今日，民间望族，大抵皆有其自己之谱牒。此外与族谱并行，尚有后人考证古人家系之书，如罗振玉《高昌麹氏年表》、《瓜沙曹氏年表》，以及许多个人的年表，不可胜举。这些，都是属于家史之类。 别传所以传人物，但并不如正史列传，仅录其大事，而是委曲细事，详其平生。亦不如小录，仅传其所熟知之人，而是认为其人有作别传之价值。也不如郡书，仅录其乡贤，而是就全部历史人物中，选择其别传之主人。一言以蔽之，别传是从全部历史人物中，选择一种在历史中占重要地位的人物，为之作专传。这种人物，或不见正史列传，或即见正史列传而不详，或已见于小录、郡书，或不见于小录、郡书。刘知几曰：“若刘向《列女》、梁鸿《逸民》、赵采《忠臣》、徐广《孝子》，此之谓别传者也。”[15]这种著作，在史部杂流中，也很发达。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李德裕《明皇十七事》、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宋王偁《张邦昌事略》、 曹溶《刘豫事迹》，明杨学可《明氏（明玉珍）实录》、吴国伦《陈（友谅）张（士诚）事略》、王世德《崇祯遗录》、邵远平《建文帝后记》，清钱名世《吴耿尚孔四王合传》以及美人林白克《孙逸仙传记》等，皆属于别传之列。 杂记所以录鬼怪神仙，但并不如正史五行志专载征祥灾异，符瑞图谶，拉扯天变，附会人事；而是记录闾巷的异闻，民间的迷信。刘知几曰：“若祖台《志怪》、干宝《搜神》、刘义庆《幽明》、刘敬叔《异苑》，此之谓杂记者也。”[16]杂记之书，后亦续有撰著，然以事涉荒唐，不被重视，故作者较少，然亦常散见于各种笔记、野史之中。更后则发展为神怪小说如《封神》、《西游记》、《聊斋志异》之类。 地理书所以志地理，但并不如正史地理志（或郡国、郡县、州郡、地形、职方诸志）皆千篇一律，总述一代之疆域、郡国、州县、人口、物产。而是有各种各样的体裁，其中有总述一代之疆域者。但其最大的特点，则在专志一地；其所志之地，或为其本乡，或为其曾经游历之异域。而其内容，则侧重于山川形胜、风俗习惯。刘知几曰：“若盛弘之《荆州记》、常璩《华阳国志》、辛氏《三秦》、罗含《湘中》，此之谓地理书者也。”[17]地理书以后向三个方向发展：其一衍为方志，如唐之《元和郡县志》，宋之《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明、清《一统志》之类是也。其二为游记，如晋法显《佛国记》，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元长春真人《西游记》、耶律楚材《西游录》、马可·波罗《游记》，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严从简《殊域周咨录》、黄衷《海语》、顾玠《海槎余录》、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清徐弘祖《徐霞客游记》、陈伦炯《海国闻见录》、杨宾《柳边纪略》、洪北江《伊犁日记》、《天山客话》、陆次云《峒溪纤志》、魏祝亭《荆南苗俗记》、《两粤傜俗记》等是也。此外，则为地理之历史的考证，此类地理考证之书，在清代著述最多，不及列举。 都邑簿所以记宫阙陵庙，街廛郭邑，辨其规模，明其制度。按历代都邑，正史无专志，故都邑簿，是所以补正史之所不及。刘知几曰：“若潘岳《关中》，陆机《洛阳》、《三辅黄图》、《建康宫殿》（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马温之《邺都故事》），此之谓都邑簿者也。”[18]此类著作，以后各代亦有撰述，如宋周密《南宋故都宫殿》及《武林旧事》、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清余怀《板桥杂记》、雪樵居士《秦淮见闻录》、捧花生《秦淮画舫录》、许豫《白门新柳记》、西蜀樵也《燕台花事录》等书，虽其目的或非专为记述都邑，而皆能保存若干都邑状况之史料。 总上所述，可知中国史部杂著之丰富，其中自记事、记言、记人，以至记山川物产、风俗习惯、宫阙陵庙、街廛郭邑、神仙鬼怪，无所不有。自一国之史以至一地之史，一家之史，一人之史，无所不备。以上十类，虽尚不足以概括史部之杂著，但大体上，已可由此而挈其要领。此等杂史，虽其写作体裁不及正史之有系统，行文用字不及正史之典雅；但因杂史所记，多系耳闻目见之事，而且其所记之事又多系民间琐事，故其所记，较之正史，皆为真切，而皆足以补正史之遗逸缺略，乃至订正正史之讹误。特别是因为杂史不向政府送审，没有政治的限制，能够尽量地暴露史实的真相。所以有时在一本半通不通的杂史或笔记中，我们可以找到比正史更可靠的史料。 例如正史记事，限于政治，不确；限于篇幅，不详；而偏纪之类的书，则能正其不确，补其不详。如《宋史》载徽、钦北狩，不详；读辛弃疾《南渡录》等杂史，则徽、钦二帝北狩的行程及其沿途所受的侮辱，历历如见。《明史》载倭寇之战不确；读朱九德《倭变事略》等书，则知当时商人勾引倭寇，明代官兵望敌而逃之实情。清兵入关对中原人民的大屠杀，将来清史，未必全录；但是有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则知清兵入关，其屠杀之惨是严重的。 正史记人，皆根据其政治地位，为之纪传；其于草野之士，虽亦间有别为隐逸列传者，但被录者少而被遗者多。有了小录、郡书、家史、别传之类的书，或记其熟知之人，或记其乡土之贤，或自叙其家族之世系，或详记一人之平生，则正史所遗者因之而传，正史所略者因之而详。例如《三国志》上的许多人物纪传，大抵皆以此种杂史为蓝本而记录出来。如以小录而论，则有魏文帝《典论》、鱼豢《典略》、孙盛《魏略》、王隐《蜀记》、张勃《吴录》等。以郡书而论，则有《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零陵先贤传》、《楚国先贤传》、《益都耆旧传》、《冀州记》、《襄阳记》、《江表传》等。以家史而论，则有《孔氏谱》、《庚氏谱》、《孙氏谱》、《稽氏谱》、《刘氏谱》、《诸葛氏谱》等。以别传而论，则有吴人《曹瞒传》、《陈思王传》、《王朗家传》、《赵云别传》、《华佗别传》等。《三国志》如此，其他各史，大抵皆然。总之，凡正史列传中所不载或不详的人物，我们有时可以从杂史上找到。例如《宋史》载宋江的暴动，合《徽宗纪》、《侯蒙传》、《张叔夜传》三处所载，不过百余字，简直看不出宋江是怎样一个人；但我们读《宣和遗事》、周密《癸辛杂识》及龚圣与《三十六人赞》，则梁山泊上的三十六个英雄，有名有姓有来历了。 正史载言，多录诏令章奏，至于街谈巷议，则很少收入；而诏令之类的文字，又最不可信。《史通·载文》曰：“凡有诏敕，皆责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国富词人，肆其笔端，何事不录？是以每发玺诰，下纶言，申恻隐之渥恩，叙忧勤之至意。其君虽有反道败德，惟顽与暴；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是以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这就是说，政府的文告是最不可靠的史料，因为历代的统治者，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但是有了琐言一类的杂史，则民间言语，亦获记录，而此种民间言语，则最为可信。例如《宋史》载宋、金战争，只记胜败，读周密《齐东野语》，其中载宣和中，童贯败于燕蓟，伶人饰一婢作三十六髻，另一伶人问之，对曰：“走为上计（髻）。”由此而知宋代官军，只知向后转进。又张知甫《可书》有云：“金人自侵中国，雅以敲棒击人脑而毙。绍兴间有伶人作杂剧戏云：‘若欲胜金人，须是我中国一件件相敌乃可，且如金国有粘罕，我国有韩少保；金国有柳叶枪，我国有凤凰弓；金国有凿子箭，我国有锁子甲；金国有敲棒，我国有天灵盖。’”由此又知当时南宋政府对付金人，只有凭着天灵盖去领略金人的敲棒。此外如曾敏行《独醒杂志》讽刺宋朝政府滥发货币，洪迈《夷坚志》讽刺宋朝宰相的贪污，岳珂《桯史》讽刺南宋的统治阶级把徽、钦二帝抛在脑后等等，都是以琐语而暴露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内容；而被暴露的事实，又都是正史上所没有的。 正史记事，多有遗逸、逸事之类的书，即所以补正史之遗逸。如武王伐纣，《尚书》、《史记》只说武王伐罪吊民，读《逸周书》“克殷”、“世俘”诸篇，始知“血流漂杵”的内容。又如《三国志》记诸葛亮南征只有二十字，读《华阳国志·南中志》（有七百余字记载此事）才知道这一战争的经过始末。此外，若无夏允彝父子之《幸存录》、《续幸存录》，我们便不知亡国前夕的明朝政府之贪污腐败与荒淫无耻。若无邓凯《求野录》、罗谦《也是录》，便不知明桂王亡国君臣在缅甸之流亡情形及其最后的下落。 正史载四裔及外国皆甚简略模糊，地理书即可以补其不及。如《晋书》无外国志，但我们读法显《佛国记》，则自当时甘肃、新疆、中亚以至印度之山川形势、气候物产、艺术建筑、风俗信仰，便如身临其境；而且又知当时自印度经海道至中国的航线和海船的大小。读玄奘《大唐西域记》，则唐代的西域和印度的情形即了如指掌。读范成大《吴船录》，便知宋时印度之王舍城已有汉寺。读马可·波罗《游记》，便知自地中海以至中国之间这一广大领域在元时的状况。读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便知明代中国商人在南洋之活动，以及当时南洋各地之风土。此外，如清人所著关于苗瑶之书类，又为研究西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之最好的参考书。 正史对都市，特别是都市生活不详；都邑簿之类的书，即可补其不足。例如北魏时的洛阳是怎样的情形，从《魏书》上看不出来；我们读《洛阳伽蓝记》，便知当时的洛阳有多少城门，街道如何，而且城内城外有一千多个佛寺。宋代的汴梁是怎样的情形，从《宋史》上也看不出来；但我们读吴自牧《梦粱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等书，不但宫殿的所在、街道的名称，可以复按，而且当时的都市生活、商店、茶楼、酒馆、书场、妓院的地址，以及过年、过节、庙会等风俗，亦琐细如见。明末的南京，是怎样的情形，从明史上，也看不出来；但我们读《板桥杂记》等书，则知亡国前夕的南京，“灯火樊楼似汴京”；莫愁湖上的茶社，秦淮河中的游艇，都挤满了贫穷的妓女和腐化贪污的官僚。 刘知几曰：“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欲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19] 四　史部以外的群书——经、子、集 再次，说到史部以外的群书，即群经、诸子和集部诸书。这些书，虽不如史部诸书专记史实，但其中皆有意无意保存了一些史料，甚至比之史部诸书上所载更为可靠的史料。 首先说到群经。提起群经，就会使人头痛，今日流行的一部《十三经》，古往今来不知消磨了多少学者的精力。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一种令人不能接近的怪物。 实际上，所谓群经，并不是什么神奇的天书，只是几部七拼八凑、残缺不全的古书。固然，由于其中文字的古奥、讹误、脱漏，致使义理不明，但这是一般古书的通病。这几部古书之所以令人头痛，一般的说来，是由于它们在经的尊称之下，被神秘化了。 因为一尊为经，则其中一言一句，皆被认为圣人垂世立教的微言大义。于是自汉以降，历代的经师皆以“说三字至二十万言”的著作来注释这几部古书。因而注疏之书，盈千累万。即一部《十三经注疏》而言，就有四百一十六卷，而其中所收之注疏，每经尚仅一家；又唐宋以后之注疏，且不在内。 这些著作，或注释名物，或训诂音义，或疏通经说，其中固有不少佳作。但亦有若干著作，繁辞缛说，节外生枝，以致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甚至“饰经术以文讦言”者，亦往往而有。因之，愈注愈疏，就愈繁重，愈玄妙，愈使人头痛；此古人所以皓首穷经而至死不通也。 经书令人头痛之最主要的原因尚不在此，而是今古文之争。本来在汉初，中国的经书，只有一种用当时流行的文字写定的本子，即所谓今文经。至哀、平之际，又出现了一种所谓古文经。这种古文经，系当时学者刘歆等伪撰而托为《孔壁遗书》。自是以后，今古文并行，以致真伪相乱，时代不明。于是而门户之见，流派之别，纷然杂起。今古文之争，纠缠了两千余年，难解难分。直到清代，才算做了一个结束。 当作史料看，我们对于今古文问题，似乎可以不管；但这个问题攸关群经的真伪，和它的时代，所以仍然不许我们逃避。在下面，我们对于今日流行之所谓《十三经》，分别给予以说明。 （一）《易经》，本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其著作年代，说者不一。顾颉刚氏谓在西周，郭沫若氏谓在春秋以后，孔子所不及见。这部书，原来只有卦爻辞，后来儒家学者加入了《易传》，于是变成了儒家宣传教义的圣经。 在西汉中期，《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三家，是为今文三派。其后又出现费氏（直）的古文，京（房）、高（相）的别派，自魏王弼之注盛行江左，唐人因之以作正义，自是汉《易》诸家俱废。今《十三经注疏》所收者，王弼之《易》。 《易》自汉儒即加入了燕、齐方士之说。至王弼注《易》，《易》学遂与老、庄之道家言混合。五代、北宋间，道士陈抟又以道教中丹鼎之术，附会《易经》。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而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经》至此，达到了神秘的顶点。 自程伊川作传，少谈天道，多言人事，始稍净化。其后朱熹综周、程之说，作《易本义》，明、清宗之。首先反对道士《易》的是黄宗羲，他著《易学象数论》，攻击周、邵，跟着其弟宗炎又著《图书辨惑》，指出太极图说出于道士陈抟的无极图之秘密。同时，毛奇龄又著《河图洛书原舛》，与二黄之说相应，道士《易》便开始动摇。至胡朏明著《易图明辨》，于是蒙罩在《易经》上的神秘云雾，遂一扫而空。 （二）《尚书》，本是一部残缺不完的殷、周杂史。其产生的时代，各篇不同，有殷代之文，有西周之文。相传最古的《尚书》有三千余篇，孔子删为百篇。百篇《尚书》有序，其序见于《史记》，但仅传二十八篇。其后，河内女子献《泰誓》一篇，为二十九篇。《泰誓》旋佚，仍为二十八篇，是为今文《尚书》，亦即西汉中期的欧阳、大夏后（胜）、小夏后（建）三派所传之《尚书》。 平帝时，出现了伪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十六篇，是为汉伪古文《尚书》。 东汉末，汉伪古文《尚书》亡佚。至东晋时复出，但比汉古文多九篇，为二十五篇，还附有一部伪孔安国传，是为晋伪古文《尚书》。自是以后伪《孔传》流行。今日“十三经”中的《尚书》，就是东晋伪古文《尚书》。 东晋的伪古文《尚书》，自宋以来，就有人反对，朱熹就是第一个反对者。以后元吴澄、明梅鹭、清姚际恒继起响应。至清初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便宣告了东晋伪古文《尚书》的死刑。 （三）《诗经》，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一部诗歌集。西汉前期，今文经只有鲁（申培公）、齐（辕固生）、韩（婴）三家，但西汉末又出现了毛氏的古文经。自郑康成依《毛诗》作笺，以后《毛诗》孤行，而三家俱废。（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仅存《外传》）今《十三经》中之《诗》，即郑笺之古文《毛诗》。 《毛诗》自唐中叶以后，即浸生异议，韩愈对《毛诗》序即表示怀疑。至于宋，学者群起反对，如郑樵作《诗辨妄》、王质作《诗总闻》、朱熹作《诗集传》、程大昌作《诗论》、王柏作《诗疑》，于是《毛诗》遂被攻击得体无完肤。元、明以降，学者宗朱说，而《毛诗》不行。到清代，姚际恒作《诗经通论》、崔述作《读风偶识》、方玉润作《诗经原始》，而《毛诗》遂受最后之清算。 （四）所谓《礼经》，在西汉初只有高堂生、徐生两家。其后武帝至宣帝时，有后（苍）氏、大戴氏（德）、小戴氏（圣）、庆（普）氏之《礼》，是为《礼经》的今文。但以后又出现了《仪礼》、《周礼》、《礼记》，是为“三礼”。“三礼”自郑康成作注，唐人因以正义以后，亦俨然成为圣经，而汉初《礼经》遂废。 《周礼》，多数学者皆以为刘歆伪作，为西汉末之著作。但亦有谓为晚周人所作者，如何休谓《周礼》为“六国阴谋之书”。郭沫若谓为“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 《礼记》，《汉书·艺文志》已经注明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 。郑玄《六艺论》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然则《礼记》即《小戴礼》也。但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异同，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由此而知《礼记》之成，盖在东汉时。 《仪礼》为晚周之书，毛奇龄、顾栋高、崔述、牟庭皆有此说。姚际恒《仪礼通论》有云：“《仪礼》是春秋以后儒者所作，如《聘礼》皆述春秋时事，又多用《左传》事，尤可见。”又云：“《祝词》多用《诗》语，便知《仪礼》为春秋后人所作。”又云：“前后多观摹乡党之文，而有意别为简练刻画以异之。” （五）《春秋》，可以说是一部编年的“春秋”史，但这部书，过于简单。如果没有传，就令人看不懂。所以后来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但这三传并不是同时产生的。在西汉初，只有《公羊传》一种。不久《谷梁》出来，《春秋》遂有两传，是为今文《春秋》（一说《谷梁》亦系伪古文）。西汉末，古文《左传》出现，于是《春秋》才有三传。东汉时，三传同行，《公羊》为盛。六朝后，《公羊》、《谷梁》同废，《左传》孤行。至于唐代，啖助、赵匡之徒，力诋三传，于是“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以后，学者多撰新传，而宋人胡安国之传，在明代立于学官，至是三传皆废。至清代，学者始再复三传，但以《公羊》为盛，而《左氏》、《谷梁》不振。今《十三经》中的春秋三传并录。 《公羊》为今文，似无可疑，《谷梁》暗袭《公羊》、《左氏》，杂取《周礼》、《毛诗》，义理乖戾，文辞不通。近人张西堂以此而疑其为汉人伪作。至于《左传》之为西汉末的伪书，刘逢禄在其《左氏春秋考证》一书中，辨之甚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亦谓《左传》乃刘歆分《国语》之大半，再缀拾杂书而成。故《国语》之所略者，即《左传》之所详；反之，《左传》之所详者，亦即《国语》之所略。此外，《左传》中，常杂有战国时代的辞句，如“不更”、“庶长”、“腊祭”等战国的官名或制度，由此而知《左传》之成书，乃在西汉之末。 （六）《论语》，是孔门弟子所记之孔子的语录。西汉初有齐、鲁二家，《齐论》二十二篇，《鲁论》二十篇，是为今文。西汉末，又出现古文《论语》。古文《论语》与今文没有什么分别，只是把《鲁论》的二十篇变为二十一篇，即将《鲁论》之末一篇“尧曰”分为“尧曰”与“子张”二篇。自张禹合《齐》于《鲁》而《齐》、《鲁》相混，郑康成复合《齐》、《鲁》于古文《论语》，于是真伪不辨。今《十三经》中之《论语》，即今古文混合以后的《论语》。 （七）《孝经》本是汉人所撰的一部修身教科书，但亦有古文。古文经与今文不同者，即今文为十八章，古文则分为二十二章。《孝经》之伪中出伪，不仅一次，而是至再至三。第一次，出于西汉末叶；第二次，出于隋之刘炫；第三次，出于日本之太宰纯（刻入《知不足斋丛书》第二集中）。郑玄注《孝经》是用的今文本，但是唐注出而郑注微；至宋初，郑注遂亡。今《十三经》中的《孝经》，是唐注本。 （八）《尔雅》，本是秦汉时代的一部名物辞典，与圣道并不相干。其出现在平帝时，又有与《毛诗》、《周礼》训诂相合者，故近人亦有谓此书为刘歆伪撰者，但我以为刘歆没有理由伪撰此书。 总上所述，我们知道，今日流行的《十三经》，其中除《尔雅》、《孟子》以外，都有伪古文。此种伪古文经，大多数出于西汉之末，但亦有出于东晋者，如《尚书》；更有出于隋代者，如《孝经》。然而皆谓为圣人的真经，这样，就真伪相乱，时代不明了。 以上我简略地说明了群经的今古文之分，产生的时代及其演变的源流。从这里，我们知道在今日流行的《十三经》中，除《尔雅》、《孟子》外，其余或全为古文，或今古文并出。我们既从群经中辨别了今文和古文，是不是凡今文皆真、古文皆伪呢？不然。这里所谓真伪，只是今文经对古文经而言。因为古文经对今文经作伪，所以说古文经是假的，今文经是真的。实际上今文经中也有伪文，古文经中也有真史。 例如今日被证实为今文经之《诗》三百零五篇、《书》二十九篇、《礼》十七篇、《易》十二篇、《春秋》十一篇、《论语》（鲁论）二十篇、《孝经》一篇十八章，并非古人自己的记录，而皆为周、秦间学者所纂集，其中固有不少真为古代的实录，亦有儒家托古的伪作。有西汉时加入之篇，如《书》之《泰誓》，《易》之《说卦》等。此外甚至有全为汉人伪撰之书，如《孝经》。他如《尚书》中之《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近人亦有疑《洪范》、《梓材》、《胤征》、《康诰》者），《论语》中之后五篇（《季氏》、《阳货》、《微子》、《尧曰》、《子张》），都是后人的伪作，固不能因其为今文而即认为真史也。 古文经对今文经而言，虽为伪经，但亦并非凭空杜撰，而为西汉末许多学者根据今文经及其他古典文献纂集而成。近来疑古学者往往站在今文家的立场，把古文经的纂集归之于刘歆一人的伪造，而且完全为了一种政治目的，即辩护王莽改制。这种说法，未免过火。假如刘歆真能一手伪造群经，则他不仅可以称圣人，而且可以称为超圣人了。 实际上，古文经中，还是含有真实的史料。例如，《左传》，虽为《春秋》古文，但其所记，为《春秋》的史实，而且纠正了今文《公羊》上的若干错误。只要我们不为它的八股式的“书法”所蔽，仍然是研究春秋社会历史的最好史料。《毛诗》是古文，但其所录，为西周、春秋的诗歌。只要我们不为那种武断《诗》的时代、歪曲《诗》的本义之《毛诗序》所蔽，则《毛诗》仍然是研究西周、春秋社会的最好的史料。《周礼》虽伪，但其中有一部分仍可以认为战国史料。《孝经》虽伪，但由此可以看出汉人的伦理观念。古文《尚书》虽伪，但由此可以看出西汉末叶对古史的传说。关于这些，我们又不能因其为古文而遂认为伪史也。 至于群经中间关于没有文字时代的记录，如虞、夏之文，不论其为今文，为古文，为西汉人所伪，抑为东晋人所伪，说是真的，都是真的，因为都是记录传说；说是假的，都是假的，因为都不是古人自己留下来的记录。故关于虞、夏之文，只要有考古资料做根据，无论今文和古文，都可以引为旁证。 其次说到诸子。当作史料看，诸子之书，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最主要的史料。而且其中亦有记述前代史实及反映或暗示当时社会内容的记录，故又为研究先秦社会史最好的资料。 诸子和群经相反，不但没有被尊为圣经，而且在儒家学说的教义独裁之下，被指为“异端”，为“邪说”，为“奸言”，为“愚诬之学”、“杂反之辞”。即因如此，所以也就没有蒙上神秘的云雾。虽然如此，诸子之书，派别分歧，真伪杂出，所以一提到诸子，也令人有目迷五色之感。 关于诸子的学术思想的流派，战国时即有著录。 《庄子·天下》篇所举者有九家：曰墨翟、禽滑釐（附相里勤、五侯、苦获、已齿、邓陵子），曰宋钘、尹文，曰彭蒙、田骈、慎到，曰关尹、老聃，曰庄周，曰惠施（附桓团、公孙龙）。 《 尸子·广泽》篇所举者有六家：曰墨子（即墨翟），曰孔子，曰皇子，曰田子（即田骈），曰列子，曰料子。 《荀子·非十二子》篇所举十二家：曰它嚣、魏牟，曰陈仲、史鰌，曰墨翟、宋钘，曰慎到、田骈，曰惠施、邓析，曰子思、孟轲。《天论》篇所举者四家：曰慎子，曰老子，曰墨子，曰宋子。《解蔽》篇所举者六家：曰墨子，曰宋子，曰慎子，曰申子，曰惠子，曰庄子。 《韩非子·显学》篇所举者两家：曰儒，曰墨。“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又于儒分八派，曰：“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于墨分为三派，曰：“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此外并附有宋荣子曰：“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 《吕氏春秋·不二》篇所举者十家：曰老耽（聃），曰孔子，曰墨翟，曰关尹，曰子列子，曰陈骈（即田骈），曰阳生（即杨朱），曰孙膑，曰王廖，曰兒良。 以上诸书，皆系战国时代的著作，其所著录，当系时有其人（唯皇子、料子、它嚣无可考），实有其学。关于上述诸家，据近人考证，除孔子、史鰌、邓析为春秋末年人外，余均为战国时人。即孔子的学说，经其门徒纂集，其成书，当亦在战国时。在这里，只有老子的时代，近来成为问题。以前，皆以老子为孔子的前辈，晚近梁启超著《论老子书成于战国之末》一文，辨证《老子》是战国末年的著作，我同意这种说法。所以诸子之书，大概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 关于诸子的学术思想，在上述诸书中，我们只能看到个别的叙述。虽其中亦隐约可以见其流派，但并无整然之划分。自刘歆《七略》，创为九流出于王官之议，班固因之以作《汉书·艺文志》，于是诸子之书别为十家：曰儒家，曰道家，曰阴阳家，曰法家，曰名家，曰墨家，曰纵横家，曰杂家，曰农家，曰小说家。本为十家，而又曰：“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盖以此而符合于刘歆之所谓九流也。 按九流出于王官之说，显系后起之义。不但在战国诸子的著作中，看不见此说之踪影；即汉初《淮南子·要略》论诸子的学说之起源，亦无此说。《要略》之言曰： 有殷周之争，而太公之谋生；有周公之遗风，而儒者之学兴；有儒学之敝（礼文之烦扰），而后墨者之教起；有齐国之地势，桓公之霸业，而后管子之书作；有战国之兵祸，而后纵横修短之术出；有韩国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谬），而后申子刑名之书生；有秦孝公之图治，而后商鞅之法兴焉。 《要略》所论，虽不必尽对，但在原则上，他认为诸子学说的兴起，都是时代的产物，这是很正确的。 关于诸子学说的渊源，这里不及多说；这里要说的是诸子的著述之存佚和真伪问题。 据《汉志·诸子略》所录，诸子十家，凡作者一百八十九家，书四三二四篇，其著述之繁富，可以想见。唯《汉志》所录，不限于先秦诸子，汉人的许多著作，也著录在内。而且其中伪托之书，占最大多数。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汉志》中竟录有黄帝、神农、风后、力牧等神话人物之著作，可以推知。 不论《汉志》所录，是真是伪，而其所录各书，大都皆已亡佚；今所存者，不过十之一二而已。而且这十之一二的存书中，还有很多伪书。先秦的著作，实在屈指可数。 据梁启超《〈汉志诸子略〉各书存佚真伪表》所列，《汉志》所录，儒家之书五十三家，已佚者四十五，仅存者八家，即晏子、孟子、孙卿子、贾谊、董仲舒（即《春秋繁露》）、《盐铁论》、刘向所序四种之三（《新序》、《说苑》、《列女传》）、扬雄所序四种之三（《太玄》、《法言》、《州箴》）。道家之书三十七家，已佚者三十四，仅存者三家，即《老子》、《庄子》、《管子》。法家之书十家，已佚者八，仅存者二家，即《韩非子》、《商君书》。名家之书七家，已佚者五，仅存者二家，即《公孙龙子》、《尹文子》。墨家之书六家，已佚者五，仅存者一家，即《墨子》。杂家之书二十家，已佚者十八，仅存者二家，即《吕氏春秋》、《淮南子》。此外，阴阳家之书二十一家，纵横家之书十二家，农家之书九家，小说家之书十五家，皆已全佚，仅能于他书中见其遗说。 但是传世的子书，却不仅此数，例如儒家中有陆贾《新语》，道家中有《鬻子》、《文子》、《关尹子》、《列子》、《鹖冠子》，法家有《慎子》，名家有《邓析子》。此外并有《汉志》所无之书，如儒家中之《孔丛子》、《六韬》，道家中之《阴符经》、《子华子》、《亢仓子》，纵横家之《鬼谷子》，杂家之《于陵子》等，这些书近来已经证明是后人伪托的。 关于诸子中的伪书，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曾列举全伪之书三十七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曾于诸子书目之下，一一注明“全伪”、“疑伪”及“疑撰人”等字样。据晚近学者研究，诸子之书，已决定全书皆伪者有《孔子家语》、《孔丛子》（现已公认为魏王肃伪撰）、《阴符经》、《六韬》（汉以后人伪撰）、《鬻子》、《关尹子》、《子华子》、《文子》、《亢仓子》、《鹖冠子》、《鬼谷子》、《尉缭子》（魏、晋至唐陆续伪撰）、《于陵子》（明人撰）、陆贾《新语》、贾谊《新书》、《老子河上公注》（晋以后人伪撰）、《吴子》、《司马法》、《晏子春秋》（大约西汉人伪撰）、《列子》（疑为晋张湛撰）。至于凡托名神话人物之著作，如《神农本草》、《黄帝素问》、《风后握奇经》等，其为后人伪托，更无可疑。此外如《申子》、《尸子》、《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原书皆佚。今传者或由近人辑出；但原书是否为本人所作，抑为秦汉人依托，也是问题。 又如《管子》、《商子》、《孙子》，其书不伪，但绝非管仲、商鞅、孙武所撰，而为战国末年人之书。 《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是真书，但其中亦杂有伪篇。如《老子》中“佳兵者不祥”一节，《墨子》中“亲士”、“修身”、“所染”三篇，《庄子》中之外篇及杂篇之一部，《韩非子》中“初见秦 ”一篇，都是后人窜乱之作。 总之，诸子之书，都是先秦古书。两千年来，由于传抄传写而发生讹误，已属不少，而又不断有人伪托，窜乱，所以几乎没有一部完全的真书。因而我们从诸子采用史料时，就要用一番工夫去判别它们的真伪。但这不是说伪托之书就完全没有史料的价值；伪托之书，只要我们知道它们作伪的时代，它还是那个时代的史料。例如《周髀算经》，当作周公作则错；当作周末汉初人作，则仍然是这一时代的古算书。《素问》、《难经》，当作黄帝及秦越人作则错；当作秦汉间人作，则仍然是这一时代的古医书。 再次说集部诸书。集部诸书，在四部中问题最少。因为它们既不如经书之被神化，亦不如子书之多伪托，又不如史书之有窜乱。如果说它们也有问题，那就只是间有传刻的错误而已。 集部之书，并非专记史实之书，大抵皆系纯文学的，至少亦为含有文学性的著作，其为研究文学史之主要的资料，尽人皆知。章实斋曰：“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其实，何止文集如此？诗词歌赋、小说剧本，又何尝不是历史资料？而且又何止是一人之史？在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作者对当时社会所涂绘的阴影；不过他们所涂绘的阴影，有浓有淡而已。所以我以为集部之书，当作史料看，它们正是各时代的社会缩写，正是各时代的人民呼声，正是千真万确的历史记录。而且其中的历史记录，往往是正史上找不出来的。 例如《楚辞》，在集部中是最古的一种，其中《天问》，记录着战国末叶楚国流传的许多神话传说。在《离骚》中，记录着当时楚国的党争。其他各篇，描写战国末年楚国流行的风俗。这些在战国时的史书中是找不到的。 又如在汉赋中，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对于两汉的都市、宫室以及许多琐碎的掌故之记录，是两《汉书》中找不出来的。 在三国时的五言诗中，如王粲的《七哀诗》，描写大混战中之难民逃亡的情形。曹植的《名都》篇，描写当时有闲阶级的生活。而这些，又是《三国志》中找不出来的。 在唐诗中，如杜甫之《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描写“安史之乱”中唐代政府捆绑壮丁的情形；《哀江头》，描写沦陷以后的长安。白居易的《重赋》，描写唐代农民之被收夺；《轻肥》、《歌舞》、《买花》、《伤宅》，描写唐代统治阶级之骄奢淫逸；《盐商妇》描写唐代商人之豪富。韦庄的《秦妇吟》，描写黄巢入长安的情形。此外，在唐诗中，诗人之记述其所身历的事变和目睹的社会状况的诗歌，尚不知有多少。其所暴露的事实，又都不是新、旧《唐书》上所能找出来的。 在宋词中，欧阳修的《渔家傲》，描写北宋时一年十二月的节日。秦观咏汴州，谓当时汴州充满了“珠钿翠盖，玉辔红缨”。王与之咏杭州，谓当时杭州“千门绣户笑歌声”。柳永咏钱塘，谓当时钱塘“参差十万人家”。此外如辛弃疾、陆游的作品，都反映出故国山河之感。这些关于风俗、都市和知识分子的情绪，又都不是《宋史》上所能找到的。 在元曲中，如《窦娥冤》、《鸳鸯被》，描写元朝统治者的高利贷，以人抵账。《朱砂担》、《冯玉兰》，描写元朝统治者之强奸杀人。《陈州放粮》，描写元朝统治者的贪污腐化。《冻苏秦》、《荐福碑》，描写在元朝统治下知识分子之陷于饥饿。这些，又都是《元史》上找不出来的。 在明代的传奇中，如孔尚任的《桃花扇》，描写南明福王政府之任用宦官党、投降派，放逐忠良，排斥贤士大夫，贪污无耻，内战第一，以及清兵南下时望风而逃的情形，历历如在目前，而这在将来的清史中，对于这一段历史，也未必写得这样生动。 此外，在明、清的章回小说中，也反映出不少的史实。虽然在小说中的人物事实，大半都是假设；但在作者当时，则必须有这一类型的人物和事实。例如《水浒传》中写史进、林冲、鲁达、杨志，都是逼上梁山。不管有无史进等其人，而在明代政府的暴虐政治之下，人民之被迫而暴动，则为事实。又如《儒林外史》写士大夫周进、范进那样热衷可耻，写戏子鲍文卿那样忠厚可爱。不管有无周进、鲍文卿其人，而明代士大夫的风格，不如戏子，则为事实。同书写一个秀才倪老爹，后来竟至修补乐器为生，而且卖了自己的四个儿子。不管有无倪老爹其人，而明代知识分子穷到卖儿卖女的，一定不少，则为事实。又如《金瓶梅》写西门庆的荒淫无耻、武断乡曲、奸淫人民的妇女。不管有无西门庆其人，而明代有这样的豪绅则是事实。又如《红楼梦》写大观园里的秽史。不管有无大观园，而在清代的贵族中有这样豪奢、腐败、淫秽的家庭，则是事实。 总之，自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至明、清之传奇小说，乃至现在的许多文艺作品，它们表现出中国文学自己发展之一系列的历史过程，也反映出历史上所不载的社会发展的内容，所以它们是文学，同时也是史料。 五　四部以外的各种文字记录 不仅四部之书皆为史料，即四部以外之任何文字的记录，都有史料的价值。诚如韩愈所云：“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只要我们善于抓梳，废纸堆中，往往可以找到比经史子集中更可宝贵的史料。 例如原藏内阁大库之清代档案，民国以来，人皆视同废纸，以后竟当成废纸，廉价拍卖（以档案四分之三，售与故纸商，数九千袋，得价四千元）。但是这庞大的废纸堆中，却含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例如其中有关于鸦片战争之文件，即有四五十卷。又如其中之康熙年间与俄皇大彼得、法王路易十四往来的文件，更是研究清初的外交宝典。关于档案之整理，只有罗振玉曾就其所得之一部编为《史料丛刊》 十册。此外王芷章曾就档案中有关于清代宫廷戏剧者，编为《清升平署志略》二卷。其有待于我们整理者，其数量至为庞大，其工作亦至为艰巨。 又如碑铭墓志，看起来，似乎与历史无关，但是其中也往往有珍贵的史料。例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建中二年）记基督教始入中国事。开封“挑筋教人所建碑”（明正德六年）记犹太人及犹太教始入中国事。“九姓回鹘可汗碑”（唐刻无年月）记回鹘的历史及与唐朝的关系事。“唐蕃会盟碑”（唐长庆间刻）记唐与吐蕃会盟事。而且在有的碑文上还保存了古代外国文字。如“大秦景教碑”有古叙利亚文，“九姓回鹘可汗碑”有古突厥文、粟特文。“唐蕃会盟碑”则有古吐蕃文，因而这些碑铭又是研究古外国文字和古吐蕃文字的资料。此外，私人的墓志，也有时足以补史籍之缺失。如杨家将在《宋史》中并不重要；但我们读欧阳修所作“供备副使杨君（琪）墓志”，而后知杨业父子，在当世就有“无敌将军”之称。又如七下西洋的郑和，读《明史》，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宦者。但自昆明发现“马哈只墓志”，而后知郑和的父亲是阿拉伯人。他若碑碣的捐款数目，足以推知立碑时的物价和人民的生活程度。 私人的函札，似乎无关大局；但其中也有些足以补史籍之缺失。例如司马迁《史记·自序》，述其遭受腐刑，几不知其故；但读其《报任安书》，则详知其事。又如三国时，中国大疫，《三国志》仅书某年大疫，而不记其程度。但读魏文帝《与吴质书》，而后知“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又如读多尔衮《致史可法书》，而后知清兵在征服中国的战争中，曾执行诱降的政策。读明桂王《致吴三桂书》，而后者知桂王求为藩封。此外如清朝的曾、左、李、胡诸集所载的信札，都是研究近代史最好的史料。 宗教经典，看起来似乎是一种迷信的说教，但其中也有史料。例如《释氏要略十诵律》云：“以佛塔物出息，佛听之。”僧祇云：“供养佛华，多听转卖入佛无尽藏中。”这就反映出唐代的僧侣打起佛教的旗帜大放高利贷。此外在各种佛典中都充满了古印度的神话传说。又如基督教的《创世纪》中有“罗得和他女通奸”、“亚伯拉罕和他妹子结婚”等故事，这些都是犹太最古的传说。 又不仅以上的文字记录中皆有史料，诚如梁启超所云：“一商店或一家宅之积年流水账簿，以常识论之，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以历史家眼光观之，倘将‘同仁堂’、‘王麻子’、‘都一处’等数家自开店迄今之账簿及城间乡间贫富旧家之账簿各数种，用科学方法一为研究整理，其为瑰宝，宁复可量？盖百年来物价变迁，可从此以得确实资料；而社会生活状况之大概情形，亦历历若睹也。又如各家之族谱家谱，又宁非天下最无用之物？然苟得其详瞻者百数十种，为比较的研究，则最少当能与人口之出生死亡率及其平均寿数，得一稍近真之统计。舍此而外，欲求此类资料，胡可得也？”（《中国历史研究法》） 又岂仅如梁氏所云账簿、家谱可以当作史料，即杂志、报纸、传单，亦无一不是史料。假使我们把抗战以来，各种杂志中主张民主与反对民主的论文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一部抗战以来的政治思想史。又假如我们将抗战以来报纸上所载的贪污事件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一厚本贪污列传。将报纸上所载的兵役故事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若干新《石壕吏》的诗歌。将报上所载之敌人暴行汇集起来，就可以写成无数的新《屠城记》。在相反的方向，假如我们把报上所载的沦陷区域的人民起义事件汇集起来，又可以写成无数的英雄传记。总之，只要我们耐烦去搜集，则无往而非史料。 * * * [1]. 文字的记录，始于记事。故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举凡一切文字的记录，皆可称之曰史。直至汉代，尚无史部之别，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虽将富于史实记录之文献，并入《春秋》之属，但并未独立。史部诸书从文献中分别出来而为一个独立部门，始于晋代。晋荀勖撰《中经新簿》，始分中国文献为甲、乙、丙、丁四部，而史为丙部。至李充撰《四部书目》，重分四部，经为甲部，史为乙部，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中国的文献遂别为经、史、子、集四部。以后历代因之，至于今日。 [2]. 诸史《经籍志》或《艺文志》，对于史部分类，各不相同。少者分十类，多者分十六类。而其最初的范本，则为阮孝绪《七录》，阮《录》分史部为十二类，即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是为史部最初之分类。《隋志》因之，分为十三类，曰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分十三类，其目相同，曰正史、编年、伪史、杂史、起居注、故事、职官、杂传、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宋史·艺文志》亦分为十三类，曰正史、编年、别史、史钞、故事、职官、传记、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霸史。《明史·艺文志》则分十类，曰正史、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仪注、刑法、传记、地理、谱牒。清《四库全书总目》则增为十六类，曰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此外尚有许多别录，其分类有多至三十七类者，不及备举。 [3]. 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攻杀晋灵公于桃园。当时晋国的太史董狐，在晋史上记载此事，不曰“赵穿弑其君”，而曰“赵盾弑其君”。赵盾提出质问，董狐曰：“子身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4].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即有专司史实记录之人。殷契、周金之镂刻，皆非具有专门技术之人才不可。自春秋以至战国，各国皆有史官。如赵鞅，不过晋之一大夫，而有直臣书过，操简笔于门下。田文，不过齐之一公子，而每坐对宾客，侍史记于屏风。至若秦、赵二主，会盟渑池，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击缶。《左传》昭公二年，谓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是鲁亦有史官。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章》，是秦亦有史官。汉兴，武帝又置太史令，以司马谈及其子迁为之，以后历代皆置史官。 [5]. 关于三国的正伪，史家看法不同。在晋，则陈寿正魏，习凿齿正蜀；在宋，则司马光正魏，朱熹正蜀。陈寿生于西晋，司马光生于北宋，西晋与北宋，皆据中原，与魏相同，苟不以地望为据，则晋、宋为僭，故其所以正魏者，即所以正晋、正宋也。习凿齿生于东晋，朱熹生于南宋，东晋与南宋，皆偏安江左，若不以血统为据，则东晋、南宋为僭，故其所以正蜀者，亦所以正东晋、南宋也。 [6]. 宋人之所以正梁、唐、晋、汉、周者，以宋之天下篡自周。由周而汉而晋而唐而梁，实为一篡夺系统。因正宋而遂不能不正周，因正周而遂不能不正周之所自出。由此上溯，以至于梁，遂上继唐代。故五代史之正梁、唐、晋、汉、周，亦所以正宋也。 [7]. 《史通·内篇·曲笔》。 [8]. 《史通·内篇·杂述》。 [9]. 《史通·内篇·杂述》。 [10]. 《史通·内篇·杂述》。 [11]. 《史通·内篇·杂述》。 [12].《史通·内篇·杂述》。 [13]. 《史通·内篇·杂述》 [14]. 《史通·内篇·杂述》。 [15]. 《史通·内篇·杂述》。 [16]. 《史通·内篇·杂述》。 [17]. 《史通·内篇·杂述》 [18]. 《史通·内篇·杂述》。 [19]. 《史通·内篇·杂述》。 [book_title]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 这次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可以说是解放以来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历史文物展览会。 在这次展览会中展出的文物共有三千七百余件，全部都是新近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的。以地域而论，北自松花江，南迄珠江，东自黄海边缘，西迄甘肃走廊地带，几乎全国各地都有文物出土。以时间而论，上自旧石器时代，下迄明代，几乎是贯通历史的全时代。以文物的种类而论，自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以至漆器、瓷器、玉器、金银琉璃器等，几乎无所不有。像这样一个展览会，当然要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具体、生动而又复杂的历史画面。 毫无疑问，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而又是新近出土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物，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会提供极其丰富的新的资料。也是毫无可疑的，这些新的文物将对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给以补充、订正，甚至要向中国的历史学家提出新的历史问题。 我以最大的兴趣参观了这次展览会。现在我把参观这个展览会的印象写在下面。 首先我想说到的是四川资阳出土的人类头骨。这个头骨化石是被发现在第四纪更新统地层中，它和周口店山顶洞人是出现于同一地质时期，但它的头骨构造和山顶洞人的头骨构造很不相同。这个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头骨化石在四川的发现，对于我来说，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因为我在过去对于中国人类的起源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推论，即中国最初的人类是出现于华北靠近内蒙古一带的地方。我的这种推论的根据是过去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如中国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都是发现在北方。同时在中国发现的旧石器遗址也都在北方。现在，在四川发现了资阳人，我过去的推论就要重新考虑了。 资阳人的发现，不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分布提出了新的问题，对旧石器时代人类体质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资阳人应该安排在什么地方？这就是向人类学家提出的新问题。 其次值得重视的是山西汾城县 [1]丁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全国各地普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展览会说明书上报告，华北区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共有四十多处，其中三十六处在山西，分布在自黄河北岸越中条山向北沿汾河上溯至太原义井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也遍布华东各省，四年来在华东各省发现的达七十处以上。中南区也清理了五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四川绵阳县石塘乡边堆山，在甘肃永登县红沙沟口，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此外，在松江省依兰县 [2]发现了倭肯哈达洞穴的新石器文化。汾城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普遍全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毫无疑问，将使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从地下放出更大的光辉。 旧石器时代遗址，过去的发现很少，在山西境内的发现还是第一次。新石器时代遗址，过去也发现的不多，大抵都在中国北部，在中国南部发现的只有香港附近的泊寮洲 [3]、广东海丰和浙江良渚等几个地方。这次在华东、中南和西南各地普遍发现，也是新创的记录。即因石器时代遗址在南方发现很少，就使人们发生一种错觉，以为直至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南部还是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我过去曾根据极其薄弱的证据企图证明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南部已有人类的活动。我说在旧石器时代末期或新石器时代初期有一种南方系统的文化分作两支由中国的南部向北发展，一支沿东南海岸北进，另一支由西南山岳地带北进。现在看起来，我的这种推论是有被证实的希望。假如江西、湖南的新石器文化是属于南方的文化系统，则新的资料对于我的推论是作了有力的补充，即南方系统的新石器文化不仅是分作两支向北发展，而且是全面地向北推进。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资料，据展览会说明书所载，在淮安青莲岗发现了与河南彩陶相似的彩陶片，在河南禹城白沙水库工地、在甘肃永登、在山西临汾都发现了彩陶。此外在淮河流域发现了标准黑陶。这些新的发现，对于彩陶与黑陶两种文化的分布，提出了新的资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临汾遗址中与彩陶同地发现白陶（无花纹），这对于过去认为白陶是殷人独有的文化的说法提出了异议。 由于石器文化发现很少，中国原始社会的历史直到现在还是隐蔽在神话与传说之中，把这一段历史从神话与传说中洗刷出来是很有必要的，虽然这一段历史是属于太古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之下，对于所有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因为它建立了全部往后更高发展的基础，因为它的出发点是人从动物分离出来，而它的内容则是克服将来集体的人们所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4] 第三，说到新发现的殷代文物。解放以来，在河南辉县琉璃阁（此会未展出），在郑州二里岗，在陕西岐山县青化镇，在安徽、山东境内都发现了殷代文化，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辉县琉璃阁和郑州二里岗两个殷代文化遗址。辉县琉璃阁遗址有殷代早期的灰土坑，也有殷代晚期的墓葬。在这里出土的文物中值得注意的是殷代早期的文物，如石器和稍加磨制的骨角器、具有不整齐的钻凿的卜骨、留有制造过程中留下来的绳印纹的陶器和铜箭头等等。陶埙（一种乐器）也在这里初次出土。在安阳殷墟还有骨制、石制的埙出土。这些文物对于早期的殷代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料。郑州二里岗遗址有殷文化层，也有殷以前的黑陶文化层。在这里出土的殷代遗物有字骨、黑色陶器、带釉陶器，这种带釉陶器质坚、火候高，简直有些类似最原始的瓷器。此外在岐山县青化镇出土的殷代遗物有玉刀、铜尊等铜器。安徽、山东所发现的殷代文化与安阳殷墟的遗物十分近似。 这些遗址和遗物对殷代历史提出了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以为首先是扩大了我们对殷代文化的领域的观点。过去我们一提到殷代就只想到安阳殷墟，对于殷墟以外毫无所知。现在我们至少已经知道除了安阳殷墟以外，还有辉县的琉璃阁、郑州的二里岗也曾经是殷代文化繁荣之地。 此外是对殷代早期的历史提供了新的资料，至少提供了新的线索。过去我们对殷代的知识，由于资料的限制，只是限于盘庚迁殷以后；对盘庚以前的殷代历史，还是传说中的一点知识。现在虽材料不多，但辉县和郑州二里岗的发现却给我们一个启示，即殷代早期的史料是可以在河南、山东境内找到的。郑州遗址发现与殷文化层相叠的黑陶文化层，这虽然不能证明黑陶与殷文化有直接的承袭关系，至少可以说它们是有某种交替关系。 由于殷墟发掘和甲骨文字的通读，中国的史学家对于殷代历史的研究过去是比较有成绩的。但也应该承认，由于资料的限制和研究方法的陈旧，对于殷代历史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以地域而论，只是限于安阳一地；以时间而论，只是限于盘庚以后。因此，在过去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的文物对殷代历史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成为中国历史学家今后的任务。殷代历史的究明是重要的，因为殷代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私有财产和奴隶制国家成立和发展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究明对于后来的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第四，说到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新出土的文物。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历史文物，解放以后出土不多，只有洛阳白马寺工地发现的二十几座古墓有一部分是属于西周和战国时代的。此外在河南陕县发现了一些春秋时代的铜器。战国时代的文物发现很多。在河南洛阳、辉县（此会未展出），在湖南长沙，在山西河津，在辽东鞍山，在热河兴隆 [5]以及中南区的治淮工程中到处都有发现。其中值得重视的是长沙、辉县、鞍山和兴隆的发现。 长沙发现了战国时代的漆器、木俑、竹席、竹简、船和车的模型、缣制品、雕花木板、金锭等等。其中竹简是首次发现。 辉县发现的战国时代的遗物中有刻纹细致的铜器，有仿铜器花纹图案的彩绘陶器，有各种兵器，错金镶玉嵌珠以及镂花金银片等精巧的工艺品，还有战国时代的一块祭肉至今未腐。更重要的是在这里的固围村战国墓中发现的大批战国时代的铁制生产工具，其中有犁、、锄、斧、铲、凿、刀、匕首等。 鞍山的战国遗址中也出土了大批刀币和铁制农具。 更重要的是热河兴隆的发现。在热河兴隆的古代冶铜遗址附近发现了战国时有字的铸造生产工具的铁范八十七件，重一百九十余公斤，其中有铸造锄、斧、、镰、凿、车器等生产工具的铁范。 这些新出土的文物说明了战国时代中国工艺制作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度的水平。特别是大批铁制生产工具的发现，更是有力地说明了铁制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在战国时已经极为普遍。尤其是辽东鞍山发现铁制农具和热河兴隆发现铸造生产工具的铁范，更说明了当时的铁制生产工具已经不仅普遍应用于当时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而且也应用于当时中原以外的边远地方了。我们知道，从铁制生产工具的发明到普遍使用，需要一段时间；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的普遍使用到某些边远地方的使用，又需要一段时间；从边远地方的使用到自己的制造乃至大规模的制造，又需要一段时间。因而热河兴隆发现的八十七件铸造生产工具的铁范的出现，应该是铁制生产工具在中原普遍使用很久以后的事情。从而也暗示了中国铁器的发明和应用是很早的。 由于考古发现不多，资料不足，关于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特别是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一直到现在，在中国历史学家之间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有的说是奴隶社会，有的说是封建社会。究竟是什么社会，这就需要更多的地下发现提出实证，也要更深入更谨慎地研究《诗经》、金文及其他有关的古典文献。我在十几年前曾经主张过西周是封建社会，我当然希望新的考古发现能够确切地证实我的主张；但也许我的主张在新的考古发现之前被否定。因此，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在科学面前坚持自己的主观成见，在科学面前应该服从真理。 第五，两汉的文物，解放以来发现最多。在洛阳西北发现的五百多座古墓，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汉墓。仅仅从二百四十六个墓葬的清理中，就出土了汉代文物一万六千余件。此外在河南辉县、禹县，在陕西长安，在甘肃古浪，在湖南长沙，在广东广州，在四川成都，在热河兴隆，在辽东鞍山等地，到处都有发现。 在出土的文物中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各地都有发现。例如在洛阳发现了汉制的铲、锄、锛、犁、斧。在辉县琉璃阁汉墓中发现了铁刀，在河南白沙水库发现了汉铁铲，在陕西长安发现了汉铁制的镰、锯、剪、锥、锨、凿、斧，在甘肃古浪黑松驿发现了汉铁制的铧、斧、锛、锄，在辽东鞍山发现了汉代的铁锄。此外在热河兴隆古采矿坑井附近发现了汉刻字铜块七件，刻有东若干西若干字样，有的加刻“二年”两字，现存的最大数字是“东十六”、“西六十”，这很可能是当时热河东西两炼铜厂炼出来的原料。除了这些铁制的生产工具外，最重要的是洛阳出土的各种农产物的标本，其中现存的有谷、黍、稷、薏仁、粱、稻、谷子（小米）等七种，没有实物而仅在贮存谷物的陶器上留有名字的有麻、粟、稻米、大麦、小麦、大豆、小豆、黍粟、粱米、麹个、白米等十一种。这些遗物和谷物名称的发现，具体地说明了汉代农作物的种类。除农产品以外，在宝成铁路南段出土了汉代陶制水田明器，在洛阳出土了汉代灌溉设置的模型。这些都对于汉代农业生产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资料。 其次是有关工艺方面的文物，如各种各样的铜器、绘文陶器、漆器、丝织物等。特别是漆器和丝织物传播的范围非常广泛，东至辽东，西至新疆，北至内蒙古，南至广东。这就说明汉代的文化对当时国内各族人民起了极大的启蒙作用。 又次是反映汉代人民生活的各种殉葬的陶制的明器，如房屋、炉灶、水井、猪圈、牛车等。此外有各种日用器皿，其中记有年代的洛阳出土汉初平元年的朱书陶罐，甘肃古浪出土的刻有“大司农平斛建武十一年正月造”铭文的铜斛。此外有广州出土的仿葫芦器、陶匏和一个木船的模型，木船左右各五桨，中有重楼。这些同是属于汉代的东西，各地制作的形式大同小异，反映出时代的共同性，也反映出浓厚的地方色彩。 此外还有很多艺术品，如画像石、空心砖、墓壁彩画以及绘有花纹的陶器等等。成都出土的画像砖，刻有山水、人物、杂技、房屋、车马、花鸟、宴会、采莲等各种不同的写生画。望都东关外出土的汉墓壁画，绘有人物，人物衣文的画法似乎已应用了简单的渲染。沂南出土的画像石刻有居舍、百戏、祭祀等图画。这些雕刻或绘画反映了当时艺术的风格和内容，也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 出土的汉代文物是丰富的，它们简直可以再现汉代人民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乃至艺术生活，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过去研究汉代的历史几乎完全依靠文献上的史料，因而说来说去总是带着抽象的性质，有了这些发现，就可以使汉代的历史从纸上浮凸出来了。 最后，说到汉以后的文物。自六朝历隋、唐、宋、元以至明代的展出品中，主要的是艺术品，如陶俑、雕塑、壁画、饰物等等。 这里展出的陶俑甚多，其中引人注意的有西安草场坡出土的北魏陶俑。北魏的陶俑除了各种生活用品以外，出现了马上奏乐的骑士、披甲的马和歌手。咸阳底张湾出土的北周陶俑，也有骑士和披甲的马。这类陶俑的出现，反映出好战的而又是爱好音乐的鲜卑人的生活。隋墓中出现了贴金的武士俑。唐墓中出现了游山俑群，其中有男有女，或坐或立。这都是陶俑中首次发现的。此外在济南祝店元墓出土的陶俑中出现了色目人，这也是稀有的。 在展出的雕刻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河北曲阳修德寺废墟附近发掘出来的自北魏至唐的石造像（共有二千二百余件），这些石造像大部分都把头打去了。有人怀疑是被古董商人切下盗卖了。但这批石造像是埋在辽文化层下面的，如果盗卖，必须翻动辽文化层，而辽文化层没有翻动。这批石造像之被斩首，我想可能是在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即毁天下佛寺的那年，因为这里的石造像都是会昌五年以前的。在石造像中，还有北京市区内的唐墓中出土的五尊兽首人身的十二辰石刻像，也是罕见的艺术品。 在展出的壁画中，最有意义的是河南禹县出土的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赵大翁墓的壁画。这幅壁画的主题是描绘赵大翁夫妇的地主生活。其中有一幅描绘赵大翁夫妇接受佃农的贡物，其中有献酒的，有献钱的，也有献布帛的。另一幅描绘赵大翁家中的一个少妇在查点从农民剥削而来的金锭，在桌上、在地下到处是金锭，可以说是“金银满堂”。还有一幅描绘一个少妇梳妆，在她的旁边有四个侍女侍立，手里都拿着梳妆用的东西。这几幅壁画很生动地表现出北宋时的地主生活，也表现出当时的农民被迫把自己的生产物献给地主的情形。还有在四川明墓中发现的色彩鲜艳的建筑彩画，对建筑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资料。 此外在展出品中，有各地出土的六朝青瓷，唐长安故城含元殿遗址附近出土的三彩釉陶女俑，洛阳出土的唐三彩陶器，各地出土的宋瓷，北京附近董四墓村明嫔妃墓出土的赤金器皿和首饰，吉林敦化牛顶山古渤海国贞惠公主墓出土的陶瓶鎏金饰物碎片和金环等。这些都表现出各时代的工艺品的特色。 自汉以后的展出品虽然主要的是艺术品，但艺术品的本身就是历史产物。一定的历史时代的艺术反映出一定历史时代的艺术家的思想活动，而艺术家的思想活动又是生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中，生根于社会存在之中，因而它就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怎样从艺术品中找出社会生活的反映，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自然，从这些艺术品的题材风格找出艺术自己发展的道路，也是必要的。 没有疑问，这次展出的历史文物，对中国的史学家将引起极大的兴趣。问题就是要进行研究，只有通过细致的研究，即把个别的文物联系到它在地下的存在状况，联系到与它同时出土的其他文物进行研究，才能通过这些文物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仅仅靠展览会中的一度浏览，是不能作出任何结论的。 伟大的国家经济建设替中国的考古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现在已经不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在某一遗址打探沟，而是成千成万的劳动人民为了奠定基本建设的基地而大规模地翻动祖国的地层。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两个遗址和墓葬的发掘问题，而是数以百计的遗址、数以千计乃至一万以上的古代墓葬的发掘问题。现在我们的考古学工作者再不会徘徊于古代文化废墟，望着荒烟蔓草、断碑残碣发出浩叹，而是怎样制定计划、组织力量去进行调查发掘，而是怎样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与业务水平去进行整理研究。现在我们的文物工作者已经不是坐在冷清清的文化宫殿“抱残守缺”，而是以极大的努力把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在越来越大的展览会中“推陈出新”。现在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者也不应望着考古的发现视若无睹，以为自己的责任只是咬文弄字、寻章摘句；而是要以更大的努力不断地向考古发现吸收知识去丰富中国的历史，补充和订正中国的历史，把考古的发现应用到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去，使这些发现成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历史教育的教材。 考古事业的新时代来了，我们将以最大的注意迎接新的发现。 （《光明日报》1954年5月20日） * * * [1]. 1954年与襄陵县合并为襄汾县。 [2]. 1954年后，属黑龙江省。 [3]. 亦称舶寮岛，今称南丫岛。 [4].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8—119页。 [5]. 1956年后，属河北省。 [book_title]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 一　史料与方法 在这篇论文里，我提出来的问题，是有关中国史研究之史料方面的诸问题。 我在《怎样研究中国史？》[1]一文中，曾经指出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在这篇论文里，我曾经这样说过：研究历史，固然要有正确的科学方法，但“方法的本身，并不就是历史，也不会自动地变成历史”。“因此我以为，当我们知道了历史方法以后，就要带着自己知道的方法，走进中国历史资料的宝库”。在结论上，我又说：“不钻进史料中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 在这里，我强调史料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是说方法不重要；反之，没有正确的方法，不但不能进行历史之科学的研究；即从事于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亦不可能。史料与方法之相辅相成的关系，正如刘知几所云：“夫有学（史料）而无才（方法），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2] 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 二　史料探源与目录学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科学的中国史，并且也没有经过科学整理之现存的史料，供给我们作为研究的资料。在今天，我们要想建设一部科学的中国史，还是要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批判着手。搜集史料，并不是一种容易事情。因为中国的史料，虽然浩如烟海，但它们并不像宝库里的金银聚在一起，可以应手取得；而是和矿石一样，埋藏在我们所不知道的许多地方，需要我们耐烦去探求。考古学的资料不必说，沉埋在各种地层之中，不易发现；就是文献上的资料，也是散在各种典籍之中，不易找到。因之，探求史料，正如采矿一样，有时在一个地方可以发现一大批，有时在许多地方竟至找不到丝毫。 第一个难题，就是怎样才知道某种史料存在于某些文献之中。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是目录学。中国自汉以来，就有目录学。刘歆的《七略》，就是中国最初的一部目录学著作。嗣后，班固仿效他的体例，总录东汉初及其以前的群书，作《汉书·艺文志》。自是以后，历代史家，多损益班例，于正史的编制中辟图书目录一栏。如《隋书》、新旧《唐书》均有《经籍志》，《宋史》、《明史》均有《艺文志》。此外，尚有无数目录学专著，其中有由政府官撰的，如宋代的《崇文总目》，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至于私家的撰著，更不可胜数。[3]这些目录学的著作告诉我们历代文献的名字、篇章、版本及作者的姓名等等，虽然不很详细，但至少可以作为我们寻找史料的一种线索。 仅仅依靠目录学的指示，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目录学不能详细地告诉我们某种书上有某种史料。如果要知道某种史料在某种书上，还是要从一种书到另一种书，逐书搜求。 所谓逐书搜求，并不是见书就翻，而是从与这一史料有关的诸文献上去搜求。例如搜集屈原的史料，我们知道《史记》中有《屈原列传》。从《屈原列传》中，又知道他曾为楚怀王左徒，并且与张仪有关系，于是又追踪这种线索，去搜查《史记》中的《楚世家》及《张仪传》。同时，从《史记》中又知道屈原曾作《离骚》及《怀沙》等赋，于是又再去搜查他的这些文艺作品。这样逐书搜求，便可以把屈原的史料完全找到。搜集屈原的史料如此，搜集其他的史料也是如此。 还有一种方法，即从一种书的引用语或注解中去追寻与这一史料有关之第二种书类。因为任何书中，都难免不引用他书的材料或文句。这种被引用的材料与文句，或在本文中指明了它们的来历，或在注解中注明它们的出处。因此我们就可以依据本文或注解中的指示，去追寻原书。也许在原书的注解中，又发现与这一史料有关之其他的书类。这样跟着注解追寻下去，则以前不过是表现于一句两句引用语中的简单史料，以后就可以逐渐集其大成。清代的学者，曾用这种方法，辑成了无数的佚书。[4]我们若用这种方法来搜集史料，当然也可以扩大我们对于某书有某种史料的知识。 三　史料择别与辨伪学 用上面的方法，我们可以慢慢知道某种史料在某种书籍之中。但中国古书有许多伪书，这些伪书都是后人托古之作 [5]，如果不把这些伪书从真书中辨别出来，就开始搜求史料，那我们一定会把伪书上的史料也混在一起，这种伪书上的史料，就会使我们对于史实的判断陷于时代的错误。时代一错，全盘的研究也就错了。所以第二个难题，就是怎样辨别书的真伪。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是辨伪学。 辨伪学，早在汉代即已开其端绪。如《汉书·艺文志》于其所著录的书目之中，即注明其中有“依托”者七，“似依托”者三，“增加”者一。王充《论衡》中的《儒增》、《艺增》、《书虚》、《正说》诸篇，对古书亦多所辨证。以后，在隋则僧法经著《众经目录》，别立“疑伪”一门；在唐则刘知几于《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之作，而柳宗元且证《列子》、《文子》、《鹖冠子》、《亢仓子》皆为伪书，或后人杂作。这些，都是辨伪学的先导。 到宋代，疑古之风大扇，辨伪之学因日益昌盛。如司马光疑《孟子》，欧阳修疑《易十翼》、《周礼》及《仪礼》，王安石疑《春秋》，郑樵疑《诗序》及《左传》，朱熹疑《古文尚书》及《周礼》，叶适疑《易十翼》、《管子》、《晏子》、《孙子》、《司马法》、《六韬》与《老子》。此外，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更指出了不少的伪书。在元代，亦有吴澄著《书纂言》，辨斥《古文尚书》。到明代，则宋濂著《诸子辨》，专力于伪书的检讨；方孝孺著《遯学斋集》，指《古三坟》、《夏小正》、《周书》为伪书；梅著《尚书考异》，证《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作。最后，胡应麟著《四部正伪》，是为中国第一部伪书目录。 至于清代，辨伪之学大盛。在清初，姚际恒著《九经通论》及《古今伪书考》。在《九经通论》中，对群经多所辨证；在《古今伪书考》中，则列举伪书百余种。虽其所辨证未必尽当，但总算把问题提出。[6]以后，辨伪之学日益深入，学者踵起，往往穷毕生之力专辨一书或数书。如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辨东晋《伪古文尚书》及《伪孔传》；万斯同著《群经辨疑》，于《周礼》多所辨析；万斯大著《周官辨非》，辨《周官》多与古书不合；孙志祖著《家语疏证》，辨《家语》为王肃伪撰；刘逢禄著《左氏春秋疏证》，辨《左传》释经部分为刘歆伪撰；魏源著《诗古微》，非《毛诗》而宗《齐》、《鲁》、《韩》三家。又著《书古微》，斥《伪古文尚书》。最有名的，是崔述的《考信录》，在这部书中，他对于先秦古书，除《诗》、《书》、《易》及《论语》之一部分以外，几乎都怀疑是伪书。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对于伪书及可疑者，亦有注明。[7]但此书成于乾隆中叶，许多伪书，尚未考定，故其中注明是真书的，未必都是真的。 到近代，辨伪学仍在继续发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王国维的《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都是有名的辨伪之作。此外梁启超在其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辨伪之学，亦曾有所论列，并且拟出一个伪书及疑伪书的目录。[8]顾颉刚编的《古史辨》，对于辨伪也有不少的贡献。 看起来，辨伪的工作，古人已经做得很多；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尽，而且他们所辨的，也未必完全正确。因此，当我们搜集史料的时候，不能完全相信古人辨伪的结论，只能把他们的结论作为参考；对于书的真伪，还要重新作一番精密的考查。 当我们拿起一本古书的时候，首先就应该检查史籍上的目录或私家的著录中有没有这本书的名字。因为各时代的书大半都著录于各时代的目录中。如周秦之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隋唐之书，不见于《崇文总目》；元明之书，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就有些可疑。但也有例外，如前代目录上的伪书，后代的目录照抄者，其书名虽见于目录，也是伪书；反之，明清之际若干野史、杂记，以政治关系，多不见《四库全书总目》，但并非伪书。 其次，考查著者有无其人。因为必有著者其人，而后有其人之书。如神农、黄帝、夏禹、风后，都是神话中的人物，实际上并无其人，因而所谓神农《本草》、黄帝《素问》、夏禹《山海经》、《风后握奇经》等书，当然是后人伪托。又如列御寇只是《庄子》书中的寓言人物，实际上亦无其人，故指为列御寇所作之《列子》，自然也是伪书。 再次，考查书的著作时代是否已有文字。如有文字，文字的体裁如何？例如传说中之神农、黄帝，下迄虞、夏时代，还是中国史上的野蛮时代，当时并没有文字，又安能留下文字的记录？所以凡托为虞、夏及其以前的书类，都是后人伪托的。例如真《古文尚书》二十八篇中的《虞书》、《夏书》，绝非虞、夏时人的作品，而是后人推想古代社会之作，这从《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之首句，就有“曰，若稽古帝尧（或‘帝舜’、‘大禹’）”一句，即可看出。又各时代皆有其流行的文体。如指为某时的书，而书中文字与当时的文体不合，也必为后人伪托。例如《商书》而与甲骨文的文体不合，《周书》而与金文的文体不合，便有可疑。 又次，从书中所载的史实、制度及事物考查。如书中出现著者所不及见之后代的史实、制度及事物，则其书即使非全伪，亦曾为后人所窜乱。例如真《古文尚书》中的《虞书》，出现了“三年之丧”，故知为儒家学说出现以后的作品。《禹贡》的贡物中出现了“璆铁”，故知非石器时代的作品。《山海经》中有汉郡县名，故知非伯益所作。《月令》有秦代太尉官名，故知非周公所作。《管子》记毛嫱、西施，《商君书》记长平之役，其人其事，绝非管仲、商鞅所能见，故知非管、商所作。至于《史记》中出现昭、宣、元、成间事，则更为明显之窜乱。此外，前人之书引用后人之书的文句者，其书亦必为后人伪作，如《古文尚书》引《论语》“允执厥中”一语，又引《荀子》“人心之危，道心之危”，故知为儒、道两家学说出现以后的伪作。 又次，从书中所表现的思想考查。例如《管子》中有驳斥“兼爱”和“寝兵”的说教，故知为墨家学说出现以后的著作。《列子》中有“西方之圣人”一语，故知为佛教学说输入以后的著作。 用以上的各种方法考查古书，必能辨别孰为真书孰为伪书，孰为真书中的伪文（如真《古文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孰为伪书中的真文（如伪《孔丛子》中的《小尔雅》一篇）。这样，我们便不仅知道某种史料在某种书上，而且也知道书的真伪了。 辨别了书的真伪以后，我们就可以从真书上找史料。但这不是说，伪书完全无用。伪书之所以不能用，是因为著作者不用他自己的名字，而要伪托古人，以致使作品的时代不明。因而只要我们确知了伪书的作伪时代，则伪书还是可以用作作伪时代的史料。例如《周髀算经》不当作周公或商高作，而当作汉初的算术书；《素问》、《难经》不当作黄帝及秦越人作，而当作秦汉间的医书；《山海经》不当作大禹或伯益作而当作汉代相传的古地理书；各种纬书不当作孔子作，而当作战国末年流传下来的神话集成。则这些伪书都有了真书的价值了。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有一个例外，即研究史前时代的历史，伪书上的史料也可以引用。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因为史前时代的人，尚无文字。没有文字时代的人，当然不能留下任何文字的记录。因而今日所有关于史前时代之文字的记录，不论是载于真书，抑或载于伪书，都是有文字以后的人伪托的。比如《尚书》有真伪，但关于虞、夏之文，都是后人伪托的，真《古文尚书》是汉人的伪托，伪《古文尚书》是晋人的伪托。同是伪托，就没有真伪之分。如果说它们也有分别，那只有记录传说的先后不同而已。 要从文字的记录中找出没有文字时代的人类之自己的记录，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以为要辨别史前史料之是否确实，不能依于文献的真伪，而是要以这种史料是否与考古学的发现相符以为断。合于考古学发现的，就是伪书上的传说，也可以用为旁证；反之，即使是真书上的史料，也要存疑。因为当作假的，则真书上记录的传说，也是伪托；当作真的，则伪书上记录的传说，也有或多或少的历史因素。所以我以为只要有考古学的资料做根据，不但伪《古文尚书》上的史料可以引用，即更荒唐的“纬书”上的史料乃至现在流行的关于远古之传说神话，也可以引用。[9] 四　史料辨证与考据学 我们知道了书的真伪，但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因为在真书上的史料，有些也是需要辨证的。例如在史籍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同一史实，各书记载互异；同一原文，彼此引述不同；或采摭古书而不记出处，或商榷前世而全违故实。以致事实讹谬，文字错舛，真伪混淆，是非参差。若不加以辨证而随便引用，则不但异说纷纭，无所适从；必至纰缪相因，以讹传讹。所以在辨别书的真伪以后，我们又碰到第三个难题，就是史料的辨证问题。 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难题的是考据学。这种学问，很早就有人做，汉人的经注已开其端。自晋以后，辨证史籍的人一天天多起来。如裴骃注《史记》，颜师古注《前汉书》，李贤注《后汉书》，对于原书的文句音义多所解释。裴松之注《三国志》，对于原书的史实多所增补；如有异说，并录备参考。刘攽、吴仁杰的《两汉刊误》，对于原书上的文字错舛多所勘正；吴缜的《新唐书纠谬》，对于原书上史料的讹谬多所纠正。这些，都是考据学的先导。 到了清代，考据学就大大地发展了。在清代，学者因受政治的压迫，不能涉及与现实有关的学问，于是骋其聪明才力，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于与现实无关的考据之学。因而中国的古典文献，无论经书、子书或史书，大部分都经过了一番考证。对于各种史籍中的史实，凡有可疑的，无不探源索隐，钩沉辑逸，考异正讹，纠谬质疑，使其本源大白，讹误自明，异说并陈，是非自见。 清代辨证史料的著述甚多，其中有通辨诸史的，有专辨一史的。通辨诸史的书，最有名的，是钱大昕的《二十一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钱书的特点，是对原书上文字的校正、名物的训释；考订史实，则其余事。王书的特点，是在考证原书上的典章制度以及史实的，使之关节疏通，脉络摇转；至于校释文句，则其余事。赵书的特点，则在提出原书中的重要问题，罗列史料而予以论列；若校勘史实的矛盾，则其余事。三书各致力于一个方面，若融合而贯通之，则对史料之辨证，可以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又武英殿版《二十四史》，每篇之后都附有考证，校文释义，考异致疑。此外，通辨诸史的书，尚有杭世骏的《经史质疑》，钱大昕的《诸史拾遗》，洪颐煊的《诸史考异》，洪亮吉的《四史发伏》，李贻德的《十七史考异》（未刊），宋书升的《二十四史正讹》（未见传本）等。 专辨一史的书，以辨“四史”者最多。以“四史”文体较古，窜乱亦多，特别是《史记》，自冯商、褚少孙以后，窜乱者十余家，若不加以辨证，则真伪相乱，无从辨识。在清代，考证《史记》的著作，有钱坫的《史记补注》，惜其书未刊；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杭世骏的《史记考证》，王念孙的《读书杂志》，邵泰衢的《史记疑问》。这些书，对于《史记》上的纰缪，纠正甚多。此外，尚有崔适的《史记探源》，则专辨后人窜乱的部分，欲使《史记》恢复司马迁的原书。 考证两《汉书》、《三国志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