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book_author]李长之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200831 [book_dec]研究司马迁及其巨著《史记》的专著。李长之(1910～1978)著,1948开明书店出版,1984年三联书店再版。本书以优美而富于情意的笔调,从分析司马迁所处的伟大时代入手,追溯了他的家学渊源,讨论了他和孔子在精神和性格上的契合共鸣及距离,详尽地分析了司马迁的经历和这些经历对他的作品的影响。作者认为,司马迁虽然在本质上是浪漫的,但他那种彻头彻尾的反功利精神,反现实精神,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都有深深的孔子的影子。司马迁的渊博学识、丰富经历是他创作《史记》的重要条件,而他那种情感浓烈的性格、好奇与爱才,在汉武帝那个严刑峻法的时代,又导致了必然的悲剧,最终因李陵案而遭受腐刑,这一奇耻大辱又使他对社会的黑暗、人世的艰辛有了更深的理解。本书尤其侧重于对《史记》艺术成就的分析,作者早年受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较深,从美学的角度对《史记》的风格、结构、语言、韵律都作了详尽的分析,比较强调司马迁的浪漫的自然主义。在全面分析《史记》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史记》是中国的史诗,对后世的文学发生过巨大的影响。此外,本书对司马迁的生平、《史记》各篇著作的先后,散佚和补缺,都有不少考证和推断,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见解,是一部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重要参考书。 [book_img]Z_12180.jpg [book_title]自　序 在最近接到叶圣陶先生的复信，知道开明书店有着肯收印这部稿子的好意以后，我重把全稿校改了一遍，并把去年五月二十九日（全稿写成的日子）初写的序文以及今年八月三十日重写的序文都割弃了。现在愿意报告给读者的是：本书蓄意要写，是二十七年的秋天的事；在这年的夏天，我由昆明到重庆，由重庆到成都，在路上才对《史记》有着整个的接触，直到在成都住定下来，才把意见整理了一下，又对全书作了一个自己行文时需要的索引，可是没有动笔。不久又到重庆去了，经过了三年，首先写出的只是《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上之贡献》一文，日子是三十年四月九日，原因是这时担任着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所以先把这方面的意见写成了，现在收入本书的第九章第三节。后来又因为在中央大学讲中国小说史，便常想把《史记》之史诗性底优良写出，但老没有实现，只是同时却重新有着要把全书写出的冲动了。又过了三年，这冲动到了三十三年的春天，是再也不能遏止了，便一气写了二、三、四、五、六各章，第一章的附录《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则是这一组的文字中最早的一篇，日子是三月五日，第六章最迟，日子是八月十六日，还有第七章第十一节《司马迁之民间精神》也在这期间写出，日子是三月二十七日，一共差不多费了半年的工夫，书写成了小半（司马迁的生活方面是告一段落了），而第一章的正文仍空着；第一章因为是对司马迁的时代之整个把握，我不敢轻易写，也曾写出了一部分，又为一个无知的妄人撕掉，兴致也就索然。（我顶痛恨一个人打断我的工作！）关于司马迁之思想和艺术方面，则怀着畏难更大。接着我健康上和心情上最恶劣的时候来了，我很少写东西，教书生活也放弃了，我离开了住久了的沙坪坝，迁到北碚，北碚自然是鸟语花香的地方，可是与我似乎没有什么相关，日本投降虽给我了一时的兴奋，也苦为时极暂。——三十四年是这样空白地过去了。到了三十五年的春天，我只身飞到了南京，心情和健康都慢慢好转，头两个月在忙我的翻译康德《判断力批判》的工作，到了四月，我决计推开一切，全力写《司马迁》，首先把第一章补写起来了，十分高兴，果然写得很顺利，到了五月底，就又把思想和艺术的方面也完成了，结论也写出了，两月的功夫得了十二万字，在我自己是最得意的记录，而全书告成了！南京不是我怎么喜爱的地方，可是回想起写作时面对着的鸡鸣寺以及玄武湖上的风光，却也恋恋！ 有人问我写作时的参考书怎么样？我很惭愧，一点儿也不博！有人有着《史记会注考证》，可是锁在箱子里，不借给别人看。学校里有一部，可是被一位去职的先生拿走了十分之六，我有什么办法？我在写完《司马迁》以后的四个月到了北平，多少买了点书，关于《史记》的也有十几种，《史记会注考证》即在其中。但仔细看下去，这些书也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改动我的全文的地方。我只好解嘲地说：阿Q不是会唱“手拿钢鞭将你打”，也不曾有人教么？我也有“无师自通”的地方呵！况且，我认为，史料不可贵，可贵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义，因此，历史不该只在求广，而且在求深！近人动辄以参考书多少为计较，我便不太重视了。自然，我有叨惠于前人的地方，书中多已随文注明。现在我只想特别提出，给我启发最多的是姚祖恩（《史记菁华录》的著者，只有最近朱佩弦和叶圣陶两先生在所编的《略读指导举隅》中才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我在论及《屈原贾生列传》或《魏其武安侯列传》时得到他的提示之益尤大）和张裕钊（我所说的奇兵律，即由他之批《平准书》而得），他们对于《史记》的贡献，我想以后作《史记研究书目提要》时再为表彰吧。同时，我却也可以坦白地承认，我们比以前人占便宜处，是我们懂得了体系化，但他们的功劳究竟是值得感谢的。 又有人见我分别发表了的本书的几章时，曾问我：是不是在大学里正开“史记研究”的课？我也只有笑了。第一是，现在的大学里就是有“史记研究”的课，也不许我这样讲法，他们要的是板本，是训诂，是甲说乙说，而自己不说，甚而有的人只以点点“句读”为事，充其量不过摇头摆尾地讲讲“义法”，如此而已。我们这样讲法，却是“无本之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哪里可以在大学里讲？第二是，我写一部东西，很少是基于外在的动机，却往往基于自己的一点创作欲求。在我创作冲动不强烈时，我不能写；在我酝酿不成熟时，我不能写；在我没感到和自己的生命有着共鸣时，我也根本不能选择了作为我写作的对象。——我管什么大学里有没有这门课？ 在我写作时的确经过了些艰辛，可是写完了，校完了，也觉得仍是十分空虚，仿佛有一种莫明其妙地若有所失之感似的。只是在初写时，最不满意的是关于李陵案的一章，谁知在重校时，我却为这一章哭了，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那一天是中秋的上午，我自己也觉得好笑。自己看自己的作品原不足为凭，有时希望太切，就容易格外不满，又有时不免溺爱，也就有些过分的宽容。总之，写过的东西，颇有些像疮痕，非不得已是不大愿意再去揭开的。——是非还是诉诸读者吧！ 本书的书名，原想叫《抒情诗人司马迁及其悲剧》，这是因为初意只在传记，而传记的中心是在李陵案。后来因为论《史记》各篇著作先后的一文写得太长，想改为《司马迁和史记》，以表示“人”与“作品”并重。但以后写风格的分析时是占了更大的比重了，所以终于定名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人格与风格也有一个共同中心，那就是“浪漫的自然主义”。本也想把这个形容词加在书名上，可是那就更累赘了，而且不如现在这样有点含蓄，虽然我是不惯于，也不肯，要什么含蓄的。 去年十月五号到北平，现在恰恰一年了。校完了这稿子，在感到这稿子本身空虚之外，才觉得来了北平还没做什么事之愧耻，是更有些怅怅然了。 想到最初写此稿时，我的朋友蔚初所给的鼓励之大，这鼓励令我永不能忘却，现在远隔万里，就谨以此书作为纪念，祝她康乐，祝她勤奋地写作吧。叶圣陶先生和开明书店的好意，也一并谢谢！ 三十六年十月三日，夜深人静，皓月当空， 长之记于北平广济寺 [book_title]第一章　司马迁及其时代精神 一　伟大的时代 我们常听人讲“唐诗、晋字、汉文章”，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各有它的特别卓绝的艺术的。假若艺术活动乃是人类精神活动的顶点的话，这三种艺术也可说都是那每一个时代的各别的精华了。在这每一种精华里，逢巧都有一个集中地表现了的伟大人物，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马迁！ 我们当然可以从各方面去看司马迁，但即单以文章论，他也已是可以不朽了！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造型底史诗性底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底旋律的呢？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再没有第二人！ 司马迁使中国散文永远不朽了！司马迁使以没有史诗为遗憾的中国古代文坛依然令人觉得灿烂而可以自傲了！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而黯然无光了！ 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真的，我们只可能称司马迁是诗人，而且是抒情诗人！）让我们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伟大的时代。 我们说司马迁的时代伟大，我们的意思是说他那一个时代处处是新鲜丰富而且强有力！奇花异草的种子固然重要，而培养的土壤也太重要了！产生或培养司马迁的土壤也毕竟不是寻常的。 二　楚文化的胜利 按照我们的考证，司马迁应该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这就是汉武帝建元六年。（关于这一节的辩论，我们放在这文字的附录。）这时离汉朝的初立（公元前二○六年）只有七十多年的光景，一切政治或文化上的规模还没有十分成为定型，所以司马迁也可以说多少还能够呼吸着“先秦”的学术精神或者气息的。许多大师的流风馀韵应该对司马迁并不生疏，而活得较为老寿的人物像伏生、申公，更几乎年代和司马迁相接。伏生是秦博士，申公曾见过汉高祖，这恰是可以传递先秦的文化的人，和他们同年辈的人也一定还不在少。——这样便可以想象司马迁和先秦的精神之衔接了。 不过我们大可注意的是，汉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还有齐。原来就政治上说，打倒暴秦的是汉；但就文化上说，得到胜利的乃是楚。这一点必须详加说明，然后才能了解司马迁的先驱实在是屈原。 不错，在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怀王被囚于秦而死，但后来过了九十年左右项羽起来反抗秦，依然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立为“楚怀王”，才能号召。可见楚的势力——精神上的势力——之大了。当时陈涉起事也称为张楚，张楚就是张大楚国。楚国爱国的诗人屈原虽然在郢都被破（公元前二七九年）后不久就自杀了，可是从另一方面说，就正是像表现在屈原身上的楚人爱国的情绪似的，推翻了暴秦，报了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假若当做一种象征的意义看，是应验了！ 就精神上看，楚实在是直接继续秦而统治着的，汉不过是一个执行上的傀儡而已。我们试举几件事情看： 第一，语言，汉代承袭着楚的语言。例如当时称公即是楚语，而司马迁为太史令又称太史公者，也是因楚语而然（据朱希祖说，见其《中国史学通论》）。当时有所谓楚声，可知楚语有很大的势力。 第二，风俗习惯，有许多是得自楚的。例如中国古代是尚右的，楚人却尚左，后来中国人也尚左了，这关键就在汉（可参看蒋锡昌《老子校话》页二一一）。在汉时还有所谓楚冠，也很盛行。 第三，楚歌、楚舞，在汉代流行起来。不惟项羽会作那楚词式的歌，“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汉高祖，也会作楚词式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到了汉高祖看到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不得立为太子了，便又对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见《史记·留侯世家》） 第四，从漆画的艺术看，汉之承继楚的文化处尤为显著。在许多年前，日本在朝鲜乐浪郡所发现的彩箧冢中的许多漆器，让我们看到汉代那样笔势飞动的人物画。可是在抗日战争发动的头几年，我国学者商承祚却在长沙又发现了楚国漆器，我们在那上面便看到同样的笔意飞动的人物画。——那精神是多么相像！ 例子不必再多举了，楚人的文化实在是汉人精神的骨子。这种文化的特质是什么呢？假若我们和周代的文化比，那就更容易了解。周的文化可说最近于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具体的例子像按爵位及事情性质不同而用的圭（有大圭、镇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之别），像按器用不同而有一定比例的合金（《考工记》所谓“金有六齐”）；街道吧，是像诗人所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小雅·大东》）他们的精神重在凝重典实，那农业社会的精神状态乃是像诗人所歌咏的农作物似的：“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大雅·生民》）这种凝重坚实的文化的最好代表可以看铜器，尤其是鼎。楚文化和这恰可以作一个对照。它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最好的象征可说就是漆画了。这两种文化，也可说一是色彩学的，一是几何学的。在周文化那里，仿佛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在楚文化这里，却是像“青黄杂揉”的大橘林似的，鲜艳夺目。简单一句话，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浪漫的。就是这种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汉代，而司马迁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至于楚文化何以在汉代有这样大的势力，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成为原因的事实来。第一，我们必须注意到楚的实力之大，苏秦所谓“从合则楚王，衡成则秦帝”，可知惟一能和秦对立的只有楚。第二，我们必须考虑到楚国的民气之盛，报仇心之切。我们看范增初见项梁时的谈话：“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立楚后也。”项梁听了他的话，才把楚怀王的孙子——一个牧羊儿——找了来，又立为怀王，以为号召。可见楚的潜势力了。第三，我们不要忽略楚国占地之广。自从两次迁都后，已经扩张到了现在江苏的北部；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刘邦一般人已经是楚人，不要说项羽了。第四，在汉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曾把楚的贵族昭、屈、景、怀迁入关中。这一方面固见出楚的势力仍不可侮，另一方面却也见出这是楚文化之直接对汉代的传递。大凡一个时代的文化，往往有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特点，这就是时代精神。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时代精神，就是浪漫情调，而楚文化者恰与这切合，自然为人所热烈吸取了。 假若再问何以楚国产生的文化是那样的？我们可以说经济力的膨胀乃是一个大因素。我们试看春申君客人的豪奢吧！“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瑇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史记·春申君列传》）再看《招魂》、《大招》里的铺陈，那生活的豪华富贵更不难想象。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浪漫的，正如在农村的勤苦生活之下所产生的文化一定是古典的。我们用这同样的原因不唯可说明楚，而且可说明齐，又可说明一部分的秦，更可说明汉代文化的本身。 三　齐学 齐也是一个在经济上富裕的地方，它所发展的文化，也和楚十分相似，便又同样为汉所吸收。 我们试看齐、楚两国人同样善于想象，齐人邹衍有海外九州之说，楚人屈原也有“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之问，这都是“闳大不经”，而且“迂怪”的，此其一。齐人喜欢讲“隐”（如淳于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谏齐威王，齐客用“海大鱼”来谏靖郭君），楚人也喜欢讲“隐”（如伍举也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谏楚庄王），此其二。齐国最发达的是兵家，战国时的兵家几乎全是齐人，如司马穰苴、孙吴、孙膑，一直到蒙恬，都可以为例。他们兵家所最爱讲的是术，是知白守黑，是人先我后（因为谁先作战，谁就有被第三者看穿了实力的危险），而楚国的哲学却就从兵家一转而为形上学，这就是后来的《老子》，此其三。 在这些和楚国文化相似之点上，却也正是浪漫精神的寄托。闳大不经，不用说是浪漫精神，因为那其中含有想象力的驰骋，无限的追求故。隐语也是浪漫精神的一端，因为这正是一种曲折，正是追求质实的古典精神的反面。至于兵家，兵家是所谓出奇制胜的，“奇”又恰是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 因为齐、楚文化有这样的接近，所以楚国的正统文人如屈原辈也往往是亲齐派。屈原本人就曾三次出使过齐国。这样一来，齐、楚文化的连系就更密切了。 说到齐，我们就更容易想到鲁。齐、鲁虽然相距很近，而文化系统上却绝然两事。正如齐、楚的文化为一系一样，鲁乃是和周为一系的。鲁几乎是周文化的一个保存所，试看在公元前五四四年，吴国的季札到了鲁，就听见了周的音乐。又过了四年，就是公元前五四○年，晋国的韩宣子又到鲁国，便看见了《易象》和《春秋》，他高兴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我们必须了解周、鲁的文化这样密切，我们才能够明白产生在鲁国的孔子是那样羡慕周，一则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二则说：“吾其为东周乎！”三则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正如周与楚之相对立似的，鲁与齐在文化上也是对立的。即以经学论，便有鲁学、齐学之分。同是解《春秋》，《公羊传》那么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解诂序》），《榖梁传》便非常谨愿而很少夸张了。这就是因为公羊是齐学，榖梁是鲁学呵！（班固《汉书·艺文志》注）以孔、孟二人而论，孔子是纯然鲁国精神的，而孟子却多少染了一些齐气——孟在齐较久。 西汉的经学多半是齐学。你看《春秋》吧，《史记》上说：“汉兴在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公羊是齐学，我们已经说过的了。《易》则“本之杨何之家”，杨何是齐人，而且杨何是自田何传来的，田何也是齐人。《书》是传自济南伏生，济南也是齐地。《诗》之中，大师有辕固生，辕固生也是齐人，而且“诸齐人以《诗》显贵”。只有《礼》是传自鲁高堂生，可称为鲁学，然而实际上订汉代礼仪的却是叔孙通，而叔孙通的为人，不惟有齐气，而且变服改为楚装，以悦汉高祖，这就尤其是低首于齐、楚一系的文化的了。 以上是就经学范围以内说，也可以说是就儒家范围以内说，是如此。假如就儒家以外看，则西汉最盛的学术是黄、老，黄、老也是齐学。照《史记》上说：“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又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均见《乐毅列传》）可见齐是黄、老之学的大本营。 同时我很怀疑黄、老之学的黄、老原先并非指黄帝、老子，而是指张良所见的黄石公。黄石公也不一定真有这个人，却可能是张良所假托的。我们要注意的是黄石公教给他的一卷书是什么书？原来是封在齐地的姜太公的兵法，又要注意张良所说的黄石公的最后归宿是什么地方？原来是齐地的济北谷城下。这无异于透露了一个破绽，就是这一套学问乃是来自齐地。大概是张良学自齐地（也许就在东见仓海君的时候），后来张良却不公开这个来源，因此托名黄石公。黄石公是张良自述的一个神话，当然是他编造的。张良是秦、汉间人，造了这个圯上老人黄石公以后，于是到了汉初，便有“黄老”这个名称了。后来的“黄老派”也的确是拿兵家的道理而应用在人事上的。不管我这个推测错不错，汉朝盛行的是黄、老，而黄、老之学是齐学，这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汉初的黄、老势力，那是大极了！不但汉高祖时代的张良、陈平、曹参是“黄老派”，就是汉高祖本人讲斗智不斗力，能以退求进，能欲取先予，也是深得黄、老三昧的。这样一直到了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三六，是司马迁生年的前一年）才死去的景帝母亲窦太后，以及武帝时直言敢谏的汲黯，好推举人才的郑当时，还有田叔、直不疑、邓章、王生等，都是“黄老派”。 我们再拆穿了说，西汉何尝有真儒家？秦时的儒家已经和方士不分，所以我们在现在虽然称秦始皇坑儒，在西汉却称秦坑术士。（《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谏淮南的话便有：“昔秦绝先王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儒林列传》里太史公也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何尝称为儒？）就是在《秦始皇本纪》里，记载秦始皇大怒道：“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徒奸利相告日闻，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被坑的也哪里是纯粹的儒家？ 到了西汉，书呆子式的儒家固有，但当权的儒家都是方士和“黄老派”合流的人物。试看为汉代制礼仪的叔孙通，弟子们骂他“专言大猾”，意思就是夸大而狡猾，而他骂那说他面谀的两个鲁生却是“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无怪乎司马迁讥讽他说：“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这哪里是儒家，简直是黄、老！ 再一个提倡儒学的人物，就是公孙弘，由于他的请求，“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可是他根本是一个多诈的齐人。起初放猪，四十岁以后，才学《春秋》杂说。他是从来“不肯面折人过”的，《史记》上说他只是“缘饰以儒术”。他和汲黯同时去见皇帝，总是“汲黯先发之，弘推其后”，而且和别的大臣本来议好的事情，见了皇帝，他也每每“皆倍其约，以顺上旨”。他的真面目是：“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却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黄老派”么？ 我们不妨再提出大家公认为是儒家的董仲舒，这是在公元前一四○年向汉武帝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之法，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罢黜百家，把儒术定于一尊的大功臣，可是他的为人怎么样呢？虽然号称“廉直”，可是受了打击，也就竟“不敢复言灾异”了！所以这也仍然是“黄老式”的人物。 在汉武帝心目中，儒家也仍然是方士之流，所以当“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时，便“尽罢群儒不用”（见《封禅书》）了！ 这样看来，从汉高祖一直到汉武帝，儒家并没有被重视，事实上这些方士和黄、老合流的人物也不值得重视，痛快地说，西汉并没有真儒家，滔滔天下者乃是黄、老，黄、老是齐学！ 除了当时在经学上是齐学，在黄、老上是齐学之外，当时的宗教更是齐学。我们刚才说当时的儒家多半是方士和“黄老派”的合流，而方士又大多是齐人。像汉武帝时著名的方士如少翁、栾大、公孙卿、丁公等，都是齐人。原来终始五德之运的学说，就是开始于齐人驺衍，为秦始皇所听得入耳而采用，又为汉文帝所向往，到了汉武帝就完成了巡狩封禅改历服色等事的。这一串的把戏，是发源于齐。再说汉代所崇敬的神，原是一些地方神，随着政治上的统一，这些神也被统一了。这些地方神中有大部分神是齐神，如所谓八神之属：“一曰天，主祠天齐(1)，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索隐》：顾氏案《地理志》，东莱曲成有参山，即此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集解》：韦昭曰‘成山在东莱’），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琊。琅琊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史记·封禅书》）这就是齐人的宗教体系，秦始皇追求于此，汉武帝也追求于此。至于所谓封禅者，不过在八神之中，特别提出在泰山、梁父的地方神而加以崇礼而已。从一方面说，这种地方神因秦而有统一于中央之势，因汉而有统一于中央之实，但是反过来，实在不如说是这地方性的宗教恰正统一着汉人的信仰。这也可以说是齐学的又一表现了。 总之，汉代的经学，黄、老，宗教，在在被浸润着齐学的成分。经学作用了汉人的学术，黄、老支配了汉代的政治，宗教风靡了汉家的君臣。齐学的力量多么大！ 我们说过，齐、楚文化是一系，都是浪漫精神的代表，那末，汉代在楚文化的胜利之馀，又加上齐，真是如虎添翼，自然可以造成浪漫文化的奇观了。 四　异国情调和经济势力的膨胀 然而还不止此。浪漫精神大抵是偏于幻想、追求新奇的，于是异域的文化的倾慕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逢巧在汉武帝的时代又大通西域，所以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风俗便被介绍进来了。 我们就看《史记·大宛列传》上所记的异国情调吧！“安息……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这种雕刻人像的钱币，横行的文字，也就是西洋现在的样子，和中国那时的见闻是太有距离了，在那时的人看来，一定是十分有趣的。况且，“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眩就是魔术，所谓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截马一类的戏法，这又是中国人所不曾饱过眼福的。还有呢，“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首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这真煞是好看，他们的蒲陶、苜蓿也带进来了，一种就种一大片，望不到边儿。那副深眼多须的样子，斤斤较量的精神，尊重女权的风俗，这是和东方多末成为对照的呢！浪漫精神是追求异域情调的，而异域情调又丰富了浪漫精神的营养，西汉之为西汉，我们是大可想象了！ 然而又还不止此。助长浪漫精神的另一因素乃是经济力的膨胀。而西汉在这上面又是条件具备的。我们且看司马迁的记载：“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官牝者(2)，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平准书》）大凡人在不得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就要先解决现实的问题；迨现实的问题既已解决，就要去满足理想、幻象、想象了。这后者是产生浪漫文化的最重要的条件。楚如此，齐如此，西汉（尤其是武帝时代）更如此。我在以前说这也可以部分地说明秦者，是因为秦虽物产不丰，但也据有一个商业中心（这就是李斯所谓“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假若秦能维持久一些，她也是依然会循着齐、楚文化的线索而前进的。现在，她却是只作了汉文化的前奏而已了！ 五　这个时代的象征人物——汉武帝 在这浪漫精神的大时代里，那些人物都是怎样呢？我们不妨从楚文化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说起，那就是项羽。这真是一个天马横空的人物，他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因为剑是一人敌，不足学，要学是学万人敌，那就是兵法。学兵法大喜，可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他身长八尺馀，力能扛鼎，才气过人。他的作战完全以气胜。他可以带三万精兵，就打败了汉高祖的五十六万大军。他是道地的英雄色彩，他要与汉高祖决战，他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决雌雄！”只要他一出马，让交战的人目不敢视，手不敢发，只有逃走。到了失败的时候，他爱的只有美人与名马，他会对美人和名马唱歌，慷慨悲泣，一洒英雄之泪。最后他会以二十八匹马还摆作阵势而突围，仍然以少胜多，证明自己之不败。他爱的名马，他送了好汉；他自己的头颅，也送给老朋友。他是自杀，他不能受辱。这一个咤叱风云的英雄在起事时，才二十四岁；到拔剑自刎时，也才三十一岁。他所代表的是狂飙式的青年精神，他处处要冲开形式。他是浪漫精神的绝好典型。他的魄力和豪气就是培养司马迁的精神的氛围，他的人格就是司马迁在精神上最有着共鸣的！——所以《项羽本纪》写得那样好！ 项羽死于公元前二○二年，这距司马迁之生还有半世纪，所以这不过在楚文化的精神上是一线相递，鼓舞着司马迁而已。另一个和司马迁的年代相接的人物却是李广，在李广自杀时（公元前一一九），司马迁年十七。李广也可以说是项羽的化身。他同样是失败的英雄，他同样有豪气，他同样是“才气天下无双”。他的豪气也同样是冲开了形式，表现着浪漫的浓厚气息。他带兵是没有部伍行阵的，“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他有无比的勇气，他曾以四千人被十倍的匈奴所包围，兵死了一半，箭也光了，到黄昏的时候，别人都吓得面无人色，但他意气自如。他又有超绝的体力和射法，曾射箭穿石，以为是老虎。平常善射虎，虎也常常伤着他。这样的人最后也失败了，而且也是自杀。他这浪漫的精神是同样和司马迁的内心有着深深的契合的。——所以《李将军列传》又写得那样出色！ 然而项羽和李广却都还不能比另一个屹立于司马迁之旁，差不多和司马迁相终始，更能作为这一个时代的象征的人物——这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比司马迁大二十二岁，但汉武帝有着七十一岁的高龄，而司马迁恐怕在武帝死前已经逝世了。（司马迁在四十六岁以后的生活已经没有记载可寻。） 武帝以十几岁执政，统治中国的年代超过半世纪。这是一个充分表现浪漫精神的人物。他的一生，简直像一部剧本。我们举几件具体的事情来看吧。例如他在即位后三年的时候，那时他已经二十岁了，就喜欢微服出来打猎，自称平阳侯，而且有一次住在人家里，被人疑为小偷，几乎灌了一嘴尿，这生活够浪漫了！我们再看他那封禅求仙的事吧！这事开始很早，在元光二年（公元前一二三），那时武帝二十五岁，就有李少君献炼丹长寿之术，他说他吃过安期生给他的枣，枣大如瓜。李少君永远不说自己的年龄，有人问他，便永远答复是七十；而且有一次在众人广座中，他找着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头儿，谈到那老头儿的祖父的游射之所，于是一座大惊，大家以为他是好几百岁了。从这时起，武帝便派方士向东海求仙。此后在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武帝年三十九），又有少翁之事。少翁被拜为文成将军，说能够招鬼神，武帝信以为真。后来文成将军写好了字，给牛吃了，装做不知，说是杀牛可以得奇书。果然把牛杀了，书也有了，但汉武帝认出是他的手迹，便把他杀了。这样武帝应该觉悟了吧，可是不，他像吃鸦片一样，时而觉悟戒绝，却又时而瘾发再来。到了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武帝年四十五），就又来了一个方士叫栾大，他不唯说“黄金可成，不死之药可得，仙人可致”，而且“河决可塞”。河患本是当时的大问题，自然武帝听得更入耳了。但是这人的下场却和文成将军一样，也是所说不能兑现而被诛。然而就在这年的冬天又有公孙卿称说“黄帝且战且学仙”的榜样，武帝又动心了，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脱妻子如脱耳。”这样到了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武帝年四十八），那十八万骑兵，千有馀里旗帜，一万八千里行程的大规模的封禅典礼就实现了。（这是司马迁年二十六岁，接受父亲遗命的一年。）由于公孙卿说“仙人好楼居”，于是堂皇的建筑也发达起来了。这是封禅求仙的副产物。最后一直到征和四年（公元前八九），武帝六十九岁了，才真正觉悟，承认过去的“狂悖”，把方士们都驱逐了，并说：“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然而这时已到了他的生命的尽头，他的一生实在是在“且战且学仙”里度过的。 打猎和封禅的生活之外，我们再举他一件求马的故事，也是富有喜剧性的。他为了听说大宛有好马，便发动了四年大规模的战争，先是发了六千骑兵，几万的浮浪子弟，叫李广利率领前往。因为名马在贰师城，便叫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指明是求马。可是两年过去了，没有成功，兵只馀了十分之一二。武帝大怒，不许他们入关，入者斩之。凡是建议罢兵的，也都治了罪。于是又发了六万人，还有十万匹牛，三万多匹马，驴、骡、骆驼也各有万馀，再去伐宛。因为宛王城中无水，要到城外来取水，便又派了水工去，封锁了他们的水源。还怕人数不够，又发十八万的预备补充的士兵。更重要的是，找了两个看马的专家，去选择马。这样小题大作的结果，当然成功了，可是收获不过上等马几十匹，中等马三千多匹而已。这时武帝已经是五十几岁的人了，可是做得多么天真！ 汉武帝的真相，可由汲黯的批评看出来，汲黯的批评是说他“多欲”；也可由他自己的认识看出来，他不满意他的长子，因为他“仁恕温谨，才能少，不类己”；而武帝自己当然是这样的反面了。 武帝自己有才，也爱才，看他留下的诗歌，如《秋风辞》、《塞河歌》，都是飘逸苍凉兼而有之。他之爱才，可从他的《求贤诏》看出来：“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民吏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他的求才却也是浪漫的。他喜欢奇才。例如他想伐南越，想派两千人去，庄参说两千人不够，他就把庄参罢免了。却有一个韩千秋说两百人就行，便立刻为汉武帝所赏识。这可以见出他的作风。他那一时人才之盛，可参看班固的话：“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他们各有个性，各有特长，不拘常调，不拘一格，就恰像浪漫作品之形形色色似的——而笼罩这一切的是汉武帝！ 六　司马迁在这一个时代中的意义 在这种种氛围，种种作料，种种色彩，种种音符之中，而出现了司马迁。 大凡一种文化成自统治已久的中央地带的，多是古典的；而成自地方的，成自异域的，则是浪漫的。齐、楚的地方文化代周而起了，稍试其锋于秦，而完成于汉。齐人的倜傥风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丛集于司马迁之身。周、鲁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到了司马迁手里，便都让他乐就乐、哀就哀了！所以我们在他的书里，可以听到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以《诗经》为传统的“思无邪”的科条是不复存在了，这里乃是《楚辞》的宣言：“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发愤以抒情！”司马迁直然是第二个屈原！ 老子也罢，黄、老也罢，齐也罢，楚也罢，他们的哲学基础是自然主义。这一点也成了司马迁的思想的骨子。自然主义和浪漫精神本是这一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如果用一句话以代表司马迁的人格时，只有“自然主义的浪漫派”一个形容！到了东汉，那自然主义的色彩是保留了，而浪漫精神的热焰已熄，所以那时产生的人物便只可以有班固、桓谭、王充了。这浪漫文化的复活，便是后来的魏、晋。然而浓烈和原始，却远不如司马迁了！司马迁是像屈原一样，可以和孔子（虽然在追慕着他）对立的！ 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斯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汉武帝的人格是相当复杂的，而司马迁的内心宝藏也是无穷无尽！ 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而作为其焦点，又留了一个永远不朽的记录的，那就是司马迁的著作！ 三十五年四月五日写毕于南京 附录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向来有许多说法。根据都是由于《太史公自序》的两条注。那《自序》的原文是：“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在“迁为太史令”下，有司马贞的《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在“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有张守节的《正义》：“按迁年四十二岁。” 我们知道司马谈是死于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的，所谓“卒三岁”就是到了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假若《索隐》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二十八岁，那末，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 太初元年是公元前一○四，假若《正义》是对的，这一年司马迁四十二岁，那末，司马迁应该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 这两种说法的差异是相去有十年。如果迁就《索隐》，则《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应该是三十二岁的误记；如果迁就《正义》，则《索隐》所谓二十八岁就是三十八岁的错写。 王静安、梁任公都是主张《正义》的，现在几乎已成为定说。只有张惟骧却另有一说，认为《正义》所谓四十二岁却并非是指太初元年时司马迁年四十二岁，乃是说司马迁只活了四十二岁。他说《索隐》所谓年二十八，也不是指元封三年司马迁年二十八，乃是指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司马迁年二十八，所以司马迁应该生于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 我却认为仍是《索隐》对，司马迁应该生于公元前一三五。我的理由是： 第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明明说：“早失二亲。”（据《汉书》）如果生于前一四五，则司马谈死时，迁已经三十六岁，说不上早。他决不能把父母是否早死也弄不清楚。假若生于前一三五，迁那时便是二十六，却才说得过去。 第二，《报任少卿书》的年代是可考的，这就是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其中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矣”的话。如果他生于前一四五，则这一年他五十三岁，而他做郎中又是二十岁遨游全国以后不久的事，那末，他就应该说待罪辇毂下三十馀年了。他不会连自己做事的岁月又记不清楚。晚生十年，这话却才符合。 第三，班固说：“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按王国维的考证，孔安国大概在元光、元朔间为博士。元朔三年是公元前一二六，如果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则“十岁诵古文”正符合。 第四，司马迁是一个不甘于寂寞的人，如果照郑鹤声的《年谱》（他也是主张生于公元前一四五的），司马迁在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仕为郎中，一直到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前后一共是十五年，难道除了在元鼎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奉使巴、蜀、滇中以外，一点事情也没有么？这十儿年的空白光阴恐怕就是由于多推算了十年而造出的。假若真是过了十四年的空白光阴（算至奉使以前），司马迁不会在《自序》里不提及。看他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似乎中间为时极短。倘若生于公元前一三五，则仕于公元前一一五或一一四之际，跟着没有三年，就有扈从西至空峒之事（公元前一一二），奉使巴蜀之事（公元前一一一），不是更合情理么？ 第五，《自序》上说：“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看口气，也很像是他父亲任为太史公之后才生他。那末，这也是他生于建元六年，即公元前一三五，较比提前十年更可靠的证据。 第六，《自序》上，司马谈临死时，执迁手而泣，告诉他：“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听了后，便俯首流涕，这也宛然是告诫一个青年的光景，说他这时是三十六岁，远不如说他是二十六岁，更逼真些。 第七，司马迁在元封三年始为太史令，《高士传》上说他既亲贵，因而有向挚峻劝进之书。那一种少年躁进的态度，与其说出自一个将近不惑之年（三十八岁）的人，决不如说出自还不到而立之年（二十八岁）的人，更适合些。 第八，郭解被杀于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司马迁是曾经见过郭解的。但郭解并没有到过京师，只是郭解在死前却到过夏阳（司马迁的故里韩城）安置外祖家的老小，倘此年为司马迁之九岁，则司马迁在十岁学古文之前还在家乡，因而见到郭解是最可能的，否则这一年十九岁，就未必有见郭解的机会了。 第九，李广自杀于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迁及见广。但迁与李广之孙李陵为友，则迁见广时应很年幼，说李广死时司马迁二十七岁是不如说他十七岁更合理的。况且李广只活了六十几岁！ 第十，照王静安说，《索隐》所引，是和敦煌汉简上的格式正是一样的，应该是“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那末二十八岁之说也就应该信为实据，此条既系于“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之下，那就是生于公元前一三五无疑了。王静安、梁任公一定要说是二十八是三十八之误者，不过是为符合《正义》太初元年四十二岁之说。但我想《正义》四十二岁之说的确可能并非指太初元年四十二岁，却只是指司马迁一生有四十二岁。再看《正义》原文：“按迁年四十二岁。”不似特别标明某一年多大岁数，而且书中也很少有在某年忽然注出那人是某年几岁的例。《索隐》所引也是重在“为太史令”，不过很幸运，附带报告了一段信史，让我们知道了司马迁为太史令时的年岁，又因而让我们推出生于建元六年而已。四十二岁既不一定是指太初元年；王静安、梁任公改二十八为三十八之说也就不必了。张惟骧解释《正义》并不错，错只在不肯承认《索隐》所谓三年是元封三年，而硬说是太和三年，殊不知照《史记自序》恰恰是指元封，可惜他一转手之间，竟面对真理而交臂失之了。至于司马迁年寿是否只有四十二岁，我们暂不讨论，现在只说他的生年，《索隐》未必误，而情事一切吻合罢了。 《自序》和《报任少卿书》是第一等史料，和这符合与否，就是试金石。 生年的考订，有人也许觉得不关重要，以为差十年也没有大关系。但我以为不然，因为假若司马迁早生十年，则《史记》是四十二岁到五十几岁的作品，那是一部成年人的东西，否则晚生十年，《史记》便是三十二岁到四十几岁的作品，那便恰是一部血气方刚，精力弥漫的壮年人的东西了，我们对于他整个人格的了解，也要随着变动。所以这十年之差，究竟是值得去争的！就现在论，我采取公元前一三五说。 三十三年三月五日写于重庆 【注释】 (1)中华书局本《史记》作“一曰天主，祠天齐”，下文“二曰地主”……“八曰四时主”各条断句同此。——编者注 (2)中华书局本《史记》“官”作“字”，下文“摈”作“傧”。——编者注 [book_title]第二章　司马迁的父亲 一　世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 司马迁的成功不止由于时代伟大，而且由于他有一个伟大的父亲。 司马迁之太远的谱系，我想不必去追溯。因为，就是追溯了，也不一定可靠。我们只记得在司马迁的父亲临死时，曾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有这样一个粗略的轮廓，晓得他们是代代相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在古代二者是一定要由一人去兼的），也就够了。 他们比较可考的先人，应该从司马错算起。司马错曾经和张仪在秦惠王跟前辩论过伐蜀与伐韩的利害。张仪的观点是政治的，他主张伐韩，伐韩其实是威胁周，“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司马错的观点则是经济的，认为要振国威，便先要有经济基础，所以他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从这个观点看，则伐蜀的利要大些。而且他又觉得攻韩，劫天子，都是会刺戟其他大国的注意的，只有伐蜀却只得实利，而谁也不会干涉，正是：“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这算盘的确打得精，眼光也的确够远！因而惠王就采取了司马错的政策了，后来秦之所以能打平六国，未始不归功于此。这事发生在公元前三一六年，距司马迁之生有一百八十几年的光景。 司马错的儿子是谁，我们不晓得，我们却只知道他的孙子是司马蕲。司马蕲曾经在白起的部下，参加过长平之战。那是有名的一次大战，赵国被杀的士卒有四十五万之多，赵从此便一蹶不复振了。但后来白起因为和范睢的磨擦，很不得意，再有战争，便常称病不出。结果秦昭王大怒，于是赐死。大概因为司马蕲是白起很忠实并十分亲近的部下之故吧，也就在这时一同赐死了。长平之战，是在公元前二六○年，他们被赐死，是在公元前二五七年。这距司马迁的生年有一百二十几年的光景。 司马蕲的儿子是谁，我们却又不清楚。却又只知道他的孙子是司马昌。司马昌曾经在秦始皇的时代（公元前二四六一前二○七）当过主铁官。这是治粟内史以下的管铁矿的官，仿佛现在经济部里的一个司长。 司马昌的儿子是司马毋怿，他做过汉市长。汉市是地名，在秦汉时代，凡是治万户以上的县官称令，万户以下的则称长。司马毋怿是司马迁的曾祖。 司马迁的祖父是司马喜。司马喜曾经得到“五大夫”的爵位，这是第九等爵，意义是“大夫之尊”。最高是第二十等爵，所谓“彻侯”，那意思是说和天子可以有着往还了。 司马迁这些先祖的事业，我们知道得太简略了，现在我们所可说的，只是他们早先是世传的历史家并天文家，曾经有过远见的司马错，曾经有过忠诚的司马蕲，另外，是些小官，如此而已。却只有司马迁的父亲，我们乃可以有着一个深刻的印象。 二　司马谈的思想之渊源 假若说司马迁伟大，这伟大，至少也要有一半应该分给他父亲。伟大的人物固然伟大，养育伟大的人物的人却更伟大！ 他父亲名谈，生年不详，死的时候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司马迁已经二十六岁了。 司马谈所受的教育是一种道家色彩的自然主义。他曾经在方士唐都那儿学过天官，天官就是一种星历的学问。《史记》上说：“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可见是一位有名的专家。在汉武帝的初年，唐都曾经被诏，测定二十八宿的距离和角度。恐怕唐都活的岁数很大吧，到了司马迁三十二岁的时候，他还和司马迁等合作，规定过太初历呢。 司马谈又曾在杨何那儿学过《易》。杨何字叔元，山东淄川人。这是西汉《易》学的重镇，他是王同的学生，据近代人的看法，《周易》的《系辞》之类，就可能是出自王同之手的(1)。杨何在元光元年（公元前一三四）为汉武帝征聘，做到中大夫。这时司马迁才两岁。 天官之学，可说近于阴阳家，和道家已经有点接近，因为他们所谈的都是天道，恰恰是儒家所不敢轻易过问的。《易》学也直然是受过道家洗礼的新儒学。但纯粹给司马谈以道家的熏陶的，却是黄子。他曾在黄子那儿习过“道论”。道论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不能确说。黄子的名字也已不大可考，大概因为他是道家，本不注重名，又因为他十分被人尊崇，所以我们现在便只知道他是黄子或黄生，仿佛只是一位黄先生而已了。黄生很有反抗性，敢直言。曾有一次在景帝跟前，和辕固生辩论汤武革命。他说汤武并不是受命于天，直然是篡逆。辕固生却坚持着说：“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答道：“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儒家本来是讲君臣上下之分的，所以黄生就用儒家的理论来驳儒家的辕固生了，言外却是隐然讥讽汉朝之得天下也是等于篡逆的。——大概汉初的人对于秦的感觉并不像后来这样坏，就是司马迁也还在许多地方憧憬着秦呢！这辩论到了这里，已经图穷匕首见了，所以辕固生直然厚着脸皮说穿了：“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这是直然要诉诸统治者的权威以压倒论敌了，结果弄得汉景帝十分不好意思，于是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辩论遂不欢而散，以后便也再没有人敢讨论这个问题了。可惜的是，我们对黄生所知道的事情就限于此了，不过他给司马谈的影响恐怕是很大的。 星历之学，《易》学，尤其是道家，这构成了司马谈的思想面目。 三　批评精神和道家立场 司马谈在建元、元封之间，做了太史公。根据朱希祖先生的考，太史公是官名，正名应该是太史令，称公者是楚制之别名，司马是追慕楚文化的，所以也就用楚制来称呼其父，后来并且自称了(2)。太史公之秩是六百石，和下大夫之秩相当。 司马谈之做太史公大概在司马迁生下不久以前。他前后在职有三十年的光景。司马谈重新收拾起远祖的事业来了，他有满的抱负，做一个职业的历史家和星卜式的天文家。不过他这抱负并没有在自身上实现，最后却热切地交付了自己天才的儿子。 现在惟一可以看出司马谈的全部学问和锐敏而正确的眼光的他那不朽的论文——《论六家要旨》。这是对上古学术的总结算总评价。他首先把上古的学术分而为六派，这就是：阴阳、儒、墨、名、法、道德。以下的文字便分为两段，前一段先提结论，对各家的得失，予以确切中肯的批评，后一段则对于这结论又一一加以明。这叙述方法已经见出有科学头脑。 最可惊异的是他对于古代学术整理出的系统，但尤可惊异的则是他对于古代学术的不同派系都还它一个入木三分的得失俱论的真评价。中国学者向来的大病是求同而不求异，是只概括而不分析，是只想一笔抹煞或一味尊奉，很少有这样缜密而锋锐的！ 他首先说阴阳家的好处是“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因为秋收冬藏，春生夏长，原是应当遵循的天道。然而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禁令，也一定要人必须服从，就“未必然”了，所以毛病是“使人拘而多畏”。这态度多末明达！这比专讲灾异的董仲舒，岂不高去万倍！ 他次说儒家的好处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这是“不可易”的方面，然而六艺经传的数量太大了，事情太繁琐了，闹得一个政治领袖事必躬亲，精疲力竭，毛病便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真中肯！ 他再次说墨家的好处是“强本节用”，这是“人给家足之道”，“虽百家弗能废”的，然而墨家每每要过原始的生活，却是不合乎进化的原理的，“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而且社会上既有尊卑的分别，自然而然在生活上有差异，所以毛病乃是“俭而难遵”。这隐约间恐怕是指的汉文帝。因为汉文帝就是俭得不近人情的，他曾经想建筑一个露台，让工人来估价了一番，说是要百金，他就说这可以够中产之家的十倍了，于是中止。他的衣服向来是很粗糙的，就是他所喜爱的慎夫人，也不让她的衣服长得拖在地上。帐子上连绣花都不许有。他临死的时候，并且下诏，禁止人为他厚葬和重服。这都近乎墨家的作风。天下究竟有几个汉文帝？可见是俭而难遵了。 至于名家和法家，司马谈说一个是“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这是短处，可是“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却也是有可取的；一个则是只讲法，不讲亲疏，“严而少恩”，所以只能行一时之计，不能长久，这也是短处，然而定出尊卑，定出职分，却就又是“虽百家弗能改”了。 把这五家的短长都一一指出，这便是司马谈的识力过人和代表批评精神处。然而司马谈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的，（没有立场就不配是一个思想家了！）他的立场乃是道家，所以他对道家就全然赞许。各家的毛病是在只执一隅，而不能灵活的运用，在灵活的运用上见长的，只有道家。道家的好处，首先是富有综合性，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家之要”，可说把各家的长处都采取来了；其次是富有弹性，所谓“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不死钉在一点上；而且，道家能够让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常常处在一种从容有馀的地步，于是无施而不可。一般人都以为道家很虚玄，司马谈却了解得极为正确，他说是“其词难知”，但却是“其实易行”的。他的眼光总较普通人透过一层！ 他所说的道家，其中实含有一种很智慧，却也很实际的政治哲学。西汉本来是盛行黄、老的，文帝和景帝之际，尤其是能运用黄、老的精义的时代。能为这个时代留一个精神上的写照的，当推司马谈这篇重要文献了。这篇文章，也决不是一篇纯粹的学术论文，其中有很中肯的对当代政治的批评在。一般神神道道的今文学家，就是他指的阴阳，一般琐琐碎碎的定朝仪的经生，就是他所谓的儒，那像晁错主张削弱诸侯力量的人，就正是他所指的申商名法之学。他眼见那些实际上的得失，又看到汉武帝慢慢失掉了文景时代对于黄、老精神的运用，政治上实已快走入窒碍不通之地了，所以才写了这篇重要政论。司马迁说他父亲作这文的动机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正可见有一番苦心在内的。 司马谈作这篇文章的确切年代虽不可考，但就时代背景看去，一定是在黄、老之学的势力已经式微，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的计划次第实现之际。这事当以窦太后之死为关键。窦太后是专门作弄儒家的，例如她听说辕固生批评《老子》是家人言，便罚他去杀猪，假若不是景帝给他一把快刀，不能把猪一刺就死，说不定还有其他奇特的花样呢。窦太后死于公元前一三五年，也就是司马迁生的那年。过了十二年，公孙弘就请求设博士弟子五十人，高第的人可以为郎中，“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所以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一文，应该不出这十二年之间。 司马谈的精神面貌处处范铸了他的天才爱儿司马迁。司马迁对于任何家的学问能欣赏，并能批评；他书中所记载的“黄老派”，也都与司马谈所论的相符合；直然是司马谈的精神的副本呵！(3) 四　司马谈与封禅 大概因为是职务的关系吧，司马谈虽然站在自然主义的道家的立场，可是对于汉代的封禅却也很有贡献。 是在公元前一一三年，司马迁已经二十三岁了，司马谈参与订立祠后土的典礼。他和祠官宽舒等商议的结果是：在水洼的地方，堆起五个圆土丘，称为坛，每一个坛上用黄牛祭祀，祭祀完了，就把牛埋了，凡是陪从祭祀的人都要穿黄衣服。这是因为按五行讲起来，土的颜色应该是黄的，以取相应。当时汉武帝就是照着这样做的。 司马谈对于封禅还有一件大功劳，就是议立泰畤坛。这事情在议祠后土的第二年。泰畤坛是祀太乙的，太乙是天神中最尊贵的，有人说这就是北极神的别名。这典礼更隆重，太乙坛是三层，周围是五帝坛，按方位罗列着。祭祀完了以后，祭品是烧掉。用的牛的颜色是白的，鹿放在牛中间，猪又放在鹿中间。祭五帝的官，要穿着和五帝相当的颜色的衣服。祭太乙的官则著紫色的衣服，绣着花。皇帝穿的衣服却是黄色的。在冬至的时候，天还没亮，皇帝就要亲自率领许多祠官来祭祀。坛上满是火光，坛旁摆着煮东西的大锅，或者鼎之类。陪从的人捧着六寸大的圆璧，这就是所谓瑄玉，献给神明。在那天夜里，果然看见很美的一道光；到了白昼，便又看见一股上属天，下属地的黄气。于是司马谈等便建议：“神灵之休，佑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畤坛以明应。令太祀领秋及腊间祠，三岁，天子一郊见。” 但这些事都不过是正式的封禅的序幕。正式的封禅须要到泰山上去。封禅是大家都盼望着的，汉武帝一即位（公元前一四○），大家就已经议论纷纷了，可是因为窦太后的作梗，让一切计划归于泡影。过了六年，窦太后死了，第二年汉武帝就开始郊祀。又过了十三年，济北王就晓得封禅快实现了，于是把泰山及其附近的地方都献给天子，天子便用其他地方偿还了，算是交换。再过了九年，是司马谈议祠后土的一年，汉武帝开始巡视郡县，泰山就仿佛是一个大诱惑似的，慢慢把他诱近了。这样又过了三年，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大规模的正式封禅实现。先是汉武帝亲自率领了十八万骑兵，旗帜招展了千有馀里，从长安出发，越过了长城，到了当时北方的边陲，现在绥远的五原、归绥一带（所谓单于台即在归绥），威振匈奴。汉武帝更打发人告诉单于说：“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漠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詟就是吓得不敢喘息的意思。大概匈奴的首领（单于）也没敢来交锋，所以他又率领了那十八万骑兵，又南下，到了陕西的中部县，那儿有桥山，相传有黄帝的坟在，于是祭过黄帝，回到甘泉。甘泉在现在陕西淳化县的西北，距长安二百里许。 这时的历法还是以十月为正首。汉武帝到边陲之地，即是十月间的事。到了春天正月，他又到了缑氏（现在河南的偃师县南，在洛阳以东）。汉武帝亲自登上嵩山，他们祭山的时候，听见空中有高呼万岁的声响，一共三次。于是又东巡，到了海上，夏天的四月，从海上还至泰山，于是正式封禅。因为这一年开始封泰山，所以叫元封元年。到了这年的五月，这封禅的大队人马才又由海上，到了现在辽宁的锦县、热河的承德一带，再经过绥远的五原，回到甘泉。他们一共走了一万八千里，真是大旅行！当时汉朝的国威既已达到顶点，汉武帝的高兴是可知的，那封禅典礼的隆重也是可以想见的。 封禅是一件大事，是士大夫和老百姓渴望了三十多年的大事。这不止是宗教上的大典，而且是政治上庆祝过去，更新将来的一种象征。——至少那时的朝野是这样想。 在这种热烈的欢腾中，不幸却有一人未能参加，这就是司马谈。他大概就在那一年的正月，随着汉武帝到了洛阳的吧，恐怕嵩山的典礼已经没赶上，泰山是更不用说了。更不幸的是，他己经病倒了！ 五　伟大的遗命 这时，二十六岁的司马迁，正奉使巴蜀，到了昆明等地，归来复命，却看见父亲病危了！ 他父亲见了司马迁，热切地把着他的手，泪流下来，告诉他了自己的心事，告诉他了那不得参加封禅的懊丧，并告诉他了如何尽孝道，善继父志。那话是断断续续着：“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这是告诉他自己原有意要恢复祖上的专业的，可是不幸未能完成，这使命便只有由他儿子去继承着。 又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一代的大典，不得参与，原是一个历史家所最放心不下的。 司马谈未尝不晓得他的儿子可以继续作太史公的官，可是事业的完成与否，却是不一定的，于是又很殷切地勉励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司马迁听了，低下头，便哭了，他在感动之中，给他父亲以安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汉武帝之东巡海上及封禅泰山，过辽西而归甘泉，司马迁以职务之故，是扈从了的。不知道司马谈在他儿子出发以前就诀别了呢，还是他儿子走了以后才自己寂寞地死去的，总之，是这一年，司马迁失掉了父亲，在怀念与哀思中，接承了作一个大历史家的使命。 此后，父亲的遗命时常在他脑海里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每当思念到这些话时，他就觉得自己的使命，简直应该是当仁不让了。 司马迁也很意识到，他的事业应该有大部分归功于他父亲。他父亲不惟是有批评精神，而且是能善于欣赏的人物，这印象也给他十分深。所以他有一次对壶遂就说：“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既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欣赏和批评原是一事，因为批评也无非是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宣传出去。司马迁在他的书里，对各种人物都深具同情，在同情之中而复很深入地论其短长，其中确有司马谈的影子在！ 六　天才的培养 为了培养一个天才的爱儿，司马谈可说费尽了心思。 在司马迁十岁以前，是在他的故乡韩城（陕西、山西的交界上，汉代称夏阳，北五十里有所谓龙门，传说是禹凿的，临着黄河），杂在牧童和农民之群里。司马迁的身体相当好，后来能奉使巴蜀、昆明，而且虽受了刑罚，还能著书，未始不是幼年的锻炼使然。 十岁之前，他父亲又早已经送他入过小学，当时的小学，是重在识字。据他自己说：“年十岁，则诵古文。”这所谓诵古文，就是指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因为照王国维的考证，孔安国在元光、元朔间为博士，司马迁十岁时正是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不久孔安国便死了。《汉书·儒林传》既载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所以这时所谓诵古文，是指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无疑。他父亲在幼年便给他找到这样的名师，实在是太幸运了。(4) 单单读书是不会增长见识的，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又曾做过一次大规模的壮游，到了江淮，到了会稽，到了沅、湘，最后又到了北方的邹、鲁。这次旅行，无疑是他父亲鼓励——至少是在赞许着的。 很奇怪的是，他父亲的根本立场是道家，可是教育他儿子的时候，却又加入了儒家的熏陶。看司马谈临死时，给儿子的遗命，就是以六艺为依归的，他对于儿子的热望，也是做第二个孔子。因此，我猜想，司马迁之“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也应该是他父亲的设计。 道家立场的司马谈，却多给了他儿子一种儒家的陶冶，这使他们父子之间，有了一种思想上的差异。《史记》里究竟有多少东西是他父亲的，有多少是司马迁自己的，我们当然不容易判定，然而这多出的一种儒家成分，使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丰富起来，使浪漫性格的司马迁，发生一种对古典精神的向慕，却是十分显明而无可疑了！ 【注释】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现在所有之《易·十翼》，皆王同等所作《易传》之类也。”（页四六○） (2)朱希祖：《太史公解》，见独立出版社所印行《中国史学通论》，页九三。 (3)《老庄申韩列传》倘为迁著，亦可见他和他父亲的思想的相似处，但我以为恐为谈著，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4)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公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其年无考。《孔子世家》但云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安国生驩，驩生邛，既云早卒，而又记其孙，则安国之卒当在武帝初叶。以《汉书·兒宽传》考之，则兒宽为博士弟子时，安国正为博士，而宽自博士弟子补廷尉文学卒史，则当张汤为廷尉时。汤以元朔三年为廷尉，至元狩三年迁御史大夫，在职凡六年，宽为廷尉史，至北地视畜，数年始为汤所知，则其自博士弟子为廷尉卒史，当在汤初任廷尉时也。以此推之，则安国为博士，当在元光、元朔间。考褚大亦以此时为博士，至元狩六年犹在职。然安国既云早卒，则其出为临淮太守，当亦在此数年中，时史公年二十左右。其从安国问古文《尚书》，当在此时也。”王氏考证孔安国的卒年，是很对的，现在采取。至于他说司马迁年二十左右，这是因为他持司马迁生于公元前一四五之说，我却不赞成。倘司马迁如我所考证，迟生十年，便正恰合“年十岁，则诵古文”了。 [book_title]第三章　司马迁和孔子 一　教育之效 身为道家的司马谈给了他儿子的教育却是儒家的，勉励儿子却是做第二个孔子。这好像很奇怪了，其实完全是时代转变的结果。在时代转变中的人，往往如此，就像清末民初的人，自己也许还在作摇头摆尾的桐城派的古文或骈俪的选体，但对儿子就或者送他入新学校，受新教育，学科学，甚而练梁任公式的新文体了！ 司马迁的青年时代，已是儒学大盛，黄、老有点过去的时代了，所以他父亲便也设法给他受新教育，并且鼓励他做一个新时代中的大学者。 这教育奏了效。司马迁虽然在本质上是浪漫的，虽然在思想上也还留有他父亲的黄、老之学的遗泽，可是在精神上却留有一个不可磨灭的烙印，对儒家——尤其孔子，在了解着，在欣赏着，在崇拜着了。 二　司马迁对孔子之崇拜 在整个《史记》一部书里，征引孔子的地方非常之多： 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殷本纪赞》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孝文本纪赞》 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封禅书》 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吴太伯世家赞》 余闻孔子称曰：“甚矣鲁道之衰也，洙泗之间，龂龂如也。”——《鲁周公世家赞》 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宋微子世家赞》 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留侯世家赞》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伯夷列传》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伯夷列传》 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孟子荀卿列传》 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吕不韦列传赞》 仲尼有言，“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谓耶！——《万石张叔列传赞》 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田叔列传赞》 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馀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夫。”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儒林列传》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酷吏列传》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滑稽列传》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 这些话有的是引自《春秋纬》，有的是引自《礼记》，有的是现在已不晓得出处，但大部分是援用《论语》——最可靠的孔子的语录。又有很多地方，他却已经把《论语》的成句，熔铸成自己的文章了。 很妙的是，司马迁已经把孔子当作唯一可以印证的权威，例如说田叔，就用“居是国，必闻其政”，说万石、张叔，就用“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有时甚而自己不加判断，直以孔子的话作为自己的代言，如“殷有三仁”，“吴太伯可谓至德”了。 司马迁以他那卓绝的天才的文笔，又常常袭用孔子的话，使人不觉，而且用得巧。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本来是说文化上的演变法则的，可是在司马迁愤憎佞幸的时候却也说：“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本来说：“富贵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这是代表一种冲淡的胸怀的。可是在司马迁描写了“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以后，就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一方面袭用孔子语，一方面却配合这个故事，文笔多么巧！ 司马迁的精神，仿佛结晶在孔子的字里行间了，仿佛可以随意携取孔子的用语以为武器而十分当行了，所以当他褒贬吕不韦时，只用一个字，就是“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原来孔子所谓闻，乃是包含“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和“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的“达”是正对待的。司马迁的褒贬够经济！其养育于孔子精神中者，够凝炼！ 孔子的教化是有着人情的温暖和雍容博雅的风度的，这也让司马迁发生一种明显的共鸣。司马迁在《卫康叔世家》的赞里说：“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这有人伦的至性的感慨在！司马迁在《汉兴以来诸侯年表》的序里又说：“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于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这儒家的亲亲之义，也是司马迁所深深体会的。 雍容博雅的风度，就是孔子所理想的人格——君子。司马迁也每每称君子： 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律书》 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吴太伯世家赞》 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方秦之强时，天下尤趋谋诈哉！——《樗里子甘茂列传赞》 蒯成侯周，操心坚正，身不见疑，上欲有所之，未尝不垂涕，此有伤心者；然可谓笃厚君子矣。——《傅靳蒯成列传赞》 塞侯微巧，而周文处，君子讥之，为其近于佞也。然斯可谓笃行君子矣。——《万石张叔列传赞》 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壶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为汉相，会遂卒；不然，壶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韩长孺列传赞》 所谓有德，所谓闳览博物，所谓笃行，所谓深中隐厚，所谓内廉行修，都是君子一义的内涵，活画出一个有教养，有性情，有含蓄，有风度的理想人格来。这是孔子的理想人格，也是司马迁的理想人格。人格的衡量，这君子的标准就是尺度，司马迁受孔子的精神影响有多么深！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的赞里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别人折中于夫子与否，我们不敢说，但他自己却确是如此了。而且，也不只在谈六艺时如此，就是对于一般人物的品评，对于大小事物的看法，也几乎总在骨子里依孔子的标准为试金石。他直然以孔子的论断作自己的论断处不必说了，此外如说“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大义是什么呢？也无非用孔子的尺度，而居高临下地看，而见其如此而已。“考信于六艺”是司马迁所拳拳服膺的，在六艺之中，而“折中于夫子”；尤其是司马迁所实行着的。他心悦诚服地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其中有纯挚的依恋，仰慕的情感在着。假若说司马迁是孟子之后，孔子的第二个最忠诚的追随者，大概谁也不能否认了吧！ 三　司马迁在性格上与孔子之契合点及其距离 儒家的真精神是反功利，在这点上，司马迁了解最深澈，也最有同情。 《孔子世家》里记载孔子厄于陈蔡，粮也绝了，跟随的人也病得起不来了，子路已经发脾气，子贡已经不能忍耐，于是孔子用同样的“《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的问话来开导弟子。子路在这时是最动摇的，他便说：“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给他当头一榛：“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贡对孔子的信仰稍为坚定一点，但也觉得和现实未免有些脱节，于是也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殊不知孔子的真精神就在不顾现实上，所以孔子也不满意，因而驳斥他道：“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尔志不远矣！”可见他们两人都不能了解孔子。最后却只有颜渊说得好：“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这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求在己，不顾现实的精神，才是孔子的真正价值。所以孔子不能不很幽默地加以赞许了：“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这个故事有意义极了，孔子的真精神在这里，儒家的全部精华在这里！不错，孔子因为不顾现实，直然空做了一个像堂·吉诃德式的人物而失败了，然而是光荣的失败，他的人格正因此而永恒地不朽着！ 司马迁便是最能在这个地方去把握孔子，并加以欣赏的。一篇整个的《孔子世家》，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格之光荣的失败的记录。孔子一方面有救世的热肠，然而另方面决不轻于妥协，他热中，但是决不苟合。他的热心到了天真的地步，公山不狃拿小小的费这个地方要造反，想召孔子，孔子就高兴得小题大作地说：“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已经想建立一个东方的大周帝国了！然而他并没有真去。（《史记》上在这种地方写得好！）而且后来他到任何地方，都是走得极为干脆。——司马迁是能够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心灵拍照的！ 反功利是孔子精神的核心。说来好像很容易，其实是非常难能的，尤其在一个热心救世如孔子的人更难能。小己利害，容易冲得开，大题目一来，便很少有人能像孔子那样坚定了。救世是一个最大的诱惑，稍一放松，就容易不择手段，而理论化，而原谅自己了！孔子偏不妥协，偏不受诱惑，他不让他的人格有任何可袭击的污点。司马迁最能体会孔子这伟大的悲剧性格。 驺子重于齐；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襒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作《主运》；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太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柄欲内圜凿，其能入乎？——《孟子荀卿列传》 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兼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说，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自决。”而况庸人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卫，所居不合。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礼书》 这其中都有极深的了解和极大的同情。只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孔子何以称“三以天下让”的泰伯为“至德”，才明白孔子何以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为“殷有三仁”，才明白老子斤斤于无益于身的事，比起孔子来，虽高明，但实则多末渺小！ 也只有站在反功利上，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在列传之中先叙述的是伯夷（《自序》上称他“末世争利，维彼奔义”），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把布衣的孔子升入了世家，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很感慨地叙述了刎颈交的张耳、陈馀终于以利相仇，才明白司马迁为什么很赏识商鞅、李斯的才干，却只因为他们主张不坚定（商鞅对孝公既说王道，又改霸道，李斯则惧祸重爵，苟合赵高），只因为他们单为现实而求售，而取容，遂不能不放在一个较低的估评而鄙夷着了。 司马迁彻头彻尾的反功利精神，反现实精神，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都有深深的孔子的影子。这是他们精神的真正契合处。 可是他们并不是没有距离的，这就是：孔子看到现实的不可靠，遂坚定自己的主张，而求其在我，因而坦然地安静下去了。司马迁则不然，现实既不可靠，自己虽站在反抗的地位，然而他没有平静下去，却出之以愤慨和抒情。他们同是反功利，孔子把力量收敛到自身了，司马迁却发挥出去。因为同是反功利，所以司马迁对孔子能够从心里欣赏，而向往着，却又因为有屑微的差异，所以司马迁只可以羡慕，而不能作到孔子——在激荡的惊涛骇浪之中，只有对于一个不可及的平静如镜的湖面在羡慕着了！ 四　司马迁对六艺之了解 毕竟孔子是哲人，司马迁是诗人，在性格上司马迁没法做第二个孔子！ 可是在事业上——尤其在由司马迁的眼光中所看的孔子的事业上，却是可以继承的。 司马迁所认为的孔子的大事业是什么呢？这就是论述六艺。下面都是司马迁讲到孔子和六艺的关系的地方：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太史公自序》 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世家赞》 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儒林列传》 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后百有馀年，而孔子论述六艺。——《封禅书》 几乎一提到孔子，就不能放过六艺，几乎所谓“夫子之业”，就只有六艺的文化传统的负荷可以概括，六艺当然是总名，分而言之，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个次第是今文学家的次第，《史记》中《儒林列传》所序的次第就是这样的，原来司马迁在文字上虽然学古文，但经学思想上却是今文派的。 六艺并不是六种技术，实在是代表六种文化精神或六种类型的教养。司马迁在这方面，或则征引孔子的话，或则自己加以消化和了解，那意义是这样的：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滑稽列传》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太史公自序》 从这里看起来，《礼》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规律，《乐》是一种“情感生活”的轨道，《诗》是一种“表现生活”的指南，《书》是一种“历史生活”的法则，《春秋》是一种裁判的圭臬，《易》是一种通权达变的运用。合起来，是一个整个的人生，既和谐，又进取；既重群体，又不抹杀个性；既范围于理智，又不忽视情感；既有律则，却又不至使这些律则僵化，成为人生的桎梏。在古代人心目中，的确觉得六艺是完全的，是天造地设的，是不能再有所增加，也不能再有所减少的了；别说古代人，就是在现代的我们看了，在小地方或有可议，但就大体论，我们也不能不惊讶古代人的头脑之细，目光所烛照之远，所以也就无怪司马迁是完全被这优越的文化的光芒所降伏或者陶醉了！ 六艺在精神上是六种文化教养，具体的表现则为《六经》，司马迁援用《六经》作为根据的地方也非常之多： 《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外戚世家》 这是总起来依据《六经》，以说明夫妇在人伦中之重要的。分别援用的，则有： 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殷本纪》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平准书》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传》 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 余每读《虞书》，至于君臣相敕，维是几安，而股肱不良，万事堕坏，未尝不流涕也。成王作颂，推己惩艾，悲彼家难，可不谓战战恐惧，善守善终哉！——《乐书》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货殖列传》 这都是《诗》、《书》并引，大致是征信之用，认为《诗》、《书》是可靠的最早史料，应该取为依据。所以然者，在司马迁看，孔子是最早而且最伟大的历史家，《书》是孔子编次的，《诗》是孔子删取的，自然是最可珍视了。司马迁又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太史公自序》）这却是说明《诗》、《书》之性质，又终有苦闷的象征的背景。至于《史记》中： 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十二诸侯年表序》 则是专门对于《诗》的了解，认为《诗》仍是以儒家精神——人伦——为出发，人伦的道理的崩溃，乃是《诗》由抒情而变为讽刺的枢纽。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相如列传赞》 这是根据诗教以评论后世文章，司马迁认为《诗》总有讽谏的作用。司马迁叙述读《诗》后的感印的，则有： 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召公世家赞》 司马迁有时赋《诗》断章，借为代言： 《诗》有之，“高山仰之，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赞》 更有时借《诗》为评论的权威： 《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淮南衡山列传赞》 难得的是司马迁对于《诗》的总认识则又有：“《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太史公自序》）他终于以文学家的立场，而还这部古代诗歌总集一个抒情的本来面目。在那乌烟瘴气的经生见地中，这不啻是一个照彻万里的灯塔！ 专论到《书》的，则有：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世家》 这是说明《书》不但是一种史，而且是有一种文化的传统之理解在。礼本是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的定规，《书》便恰恰是和礼相配合，而记录着这种关系的变迁的。这样一来，礼的意义便充实了，《书》的意义也扩大并提高了。其他像： 《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馀载，自全以蕃卫天子。 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赞》 《夏书》曰：“禹抑鸿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河渠书》 这都是援用《书经》之文，或则加以熔铸的。《史记》中援用了经文，而泯却了痕迹的，那就更多了。 《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张释之冯唐列传赞》 这就又是拿《书经》作为衡量的尺度了。 礼和乐，司马迁也有他很深澈的了解和发明。这是见之于《礼书》和《乐书》之首： 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礼书》 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泽，而歌咏勤苦，非大德谁能如斯？《传》曰：“治定功成，礼乐乃兴。”海内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乐者益异。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乐。君子以谦退为礼，以损减为乐，乐其如此也。以为州异国殊，情习不同，故博采风俗，协比声律，以补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临观，而万民咸荡涤邪秽，斟酌饱满，以饰厥性。故云《雅》、《颂》之音理而民正，噭之声兴而士奋，郑卫之曲动而心淫。及其调和谐合，鸟兽尽感，而况怀五常，含好恶，自然之势也。——《乐书》 司马迁对于礼，可说赞美极了，称为“洋洋美德”，称为“岂人力也哉”！简直把它神秘化，而以为能“宰制万物，役使群众”了。“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也可说是最中肯的对于礼的理解。礼无非是人情，正是儒家所谓“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把人情（包括欲望）放在适当的地位，不是阻遏而是节制，并且让它有适当的发泄，这是礼的真意义，也是儒家的大功绩。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认识的，好像只是“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别”似的，就未免仍旧有点皮相了。我敢说司马迁之认识和理解儒家，尤有超过于其父者。然而那机会却仍是他父亲给他的，所以我们就仍不能不感谢司马谈了！司马迁又说：“凡作乐者，所以节乐。”也是大发现。只有在这一点上，礼与乐才有相通。至于所谓“荡涤邪秽，以饰厥性”，简直像亚里斯多德所谓的净化作用（Katharsis）：一切艺术都是如此的，一切艺术性的礼乐文化也都是如此的！最后，司马迁用“自然之势”来解释乐之感人，就又表示他没辜负父亲所遗留给他的道家立场了。 司马迁对于《诗》、《书》、《礼》、《乐》的认识说过，现在说到他和《易》的关系。书中引《易》的，有： 《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屈原贾生列传》 《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太史公自序》 这里所引的是《井卦》爻辞和系辞。书中赞美《易》的，有： 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田敬仲完世家赞》 孔子晚而喜《易》之说，是司马迁所坚持的，在《孔子世家》上就有：“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大概因为司马迁在经学上的传受是今文家之故吧，所以他心目中的孔子和《六经》的关系都是十分密切。司马迁对于《易》的认识既是“幽明”，所以凡是《史记》中讲幽明的地方，大抵都可认为是《易》教。例如： 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外戚世家》 孔子论《六经》，记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此其荦荤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天官书》 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龟策列传》 在《论语》中孔子不常讲的性命与天道，就是《易》道。孔子人格本有神秘的一方面，也就是浪漫的一方面，在这一点上，尤其惹动司马迁的内心深处。越不可测度，越有诱惑性。孔子的人格乃是无限的，乃是“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的，然而因此，却越发让崇拜他的人兴“高山仰止”之思了！ 《易》的内容是讲幽明之变，是讲性命之际，是讲天道。至于《易》的构成原理，司马迁却也有扼要的说明：“《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司马相如列传赞》）原来《春秋》是借一些具体事实而推出一些抽象道理，《易》却是由一些抽象原则而借象征为说明的。 《六经》中，最后应该说到《春秋》。却因为《春秋》对司马迁的精神更有着内在的连系了，所以我们留在下面，特别去探讨。现在可说的，是司马迁浸润于《六经》者实在深而且久。他对李斯的惋惜，是“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可见知六艺之归，他便认为是应该大有所作为了。司马迁的抱负，正可在这里窥见一个消息！ 五　司马迁与《春秋》 六艺之中的《春秋》，司马迁尤其重视着。这是无怪的，因为不惟他的父亲的遗命是希望他作第二个孔子，继续《春秋》，就是他自己的心胸，也实以作《春秋》的孔子自居。《春秋》绝笔于获麟，《史记》也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的；照《史记》上说，孔子是厄于陈蔡，才作《春秋》的（《太史公自序》），而司马迁却也是“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才“述往事，思来者”的；尤其妙的是，孟子不是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么？孔子到司马迁，也恰是五百岁，“自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那末，更是应该有第二个作《春秋》的孔子的时候了！这些话的事实如何，我们不必去问，汉武帝是否真获了麟，孔子是否真在陈蔡之厄作《春秋》，司马迁是否真因李陵之祸才动手写《史记》，孔子到司马迁是否已经恰有五百岁，我们都不必管。我们注意的是，不在事实而在心理上，司马迁的话有它的真实性。——这就是：司马迁是第二个孔子，《史记》是第二部《春秋》！ 《春秋》是一部单纯的史书么？当然不是；尤其在司马迁的眼光里不是。“《书》以道事”，《书》尚且不是单纯的史书，其中已有文化的政治的意义如上所说，何况是“《春秋》以道义”，其中的政治性、哲学性乃更浓。 在司马迁觉得，《春秋》原来代表一种政变。你看他在《自序》里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原来这部《春秋》是和打倒桀纣的汤武，打倒秦始皇的陈涉同类的，那末，它已不止是一部空洞的书册了，却是一种行动，孔子也不止是一个文化领袖了，而且是一个政治领袖——开国的帝王了！ 必须在这个意义下，才能了解《春秋》在孔子整个人格中的关系，也必须在这个意义下，才能了解司马迁寄托于《史记》中者之深远。 六艺本不是分割的，每一部代表某种文化上的意义的经典，都和其他经典在沟通着，在印证着，在发明着。因此，《春秋》乃是礼义的根本大法的例证和实施：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断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太史公自序》 这样看来，《春秋》可以代表一种法制——是禁于未然的法制，这也就是“礼”。在这里，《春秋》是“是非”的权衡，是“王道”的纲领，是一切人“通权达变，的指南。关于《春秋》在孔子生命史上的重要，以及《春秋》中之确有大义微言，司马迁尤记得详明，那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殁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1)，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世家》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十二诸侯年表序》 那末，《春秋》可说是孔子的最大著述，乃是整个生命之最后寄托，其创作时之不苟与认真，子夏也不能有所修润，而且是一生功罪之所系了。假若说六艺中的其他经典也许多少还有身外之物之意，《春秋》却是孔子真正性命心灵中所呼吸着的。《春秋》不是记“实然”的史实，却是“应然”的理想的发挥。据鲁、亲周、故殷，就是公羊派所谓三科。何休说：“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故宋即故殷（宋为殷后），新周即亲周（《大学》上：“在亲民”即“在新民”），以《春秋》当新王即据鲁。（孔子说：“吾其为东周乎？”孔子原想建一个新的东方周帝国！）故殷者，是因为孔子本是殷后，不忘本。亲周者，是因为孔子有集权思想，他一部整个《春秋》，都是表现一种政治上的向心力的。据鲁者，乃是因为新帝国的理想建设，就以鲁为根据地。这就是《春秋》的大义微言！孔子志在周公，只有在《春秋》里表现得最明显。讲义法，讲传指，都可见司马迁是公羊家的嫡派，不愧他有董仲舒那一位好师友！ 《史记》中用公羊家言的地方非常多。例如： 《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宋微子世家》 这都是采的《公羊传》。《公羊传·隐公三年》：“君子大居正，宋之祸，宣公为之也。”《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尤其前一条，为《春秋左氏传》所无。 擅长《公羊传》的是董仲舒。在《儒林列传》中已有：“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太史公自序》中讲《春秋》是引董生，《十二诸侯年表序》中也说：“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都可见司马迁的《春秋》之学的渊源。 孔子的《春秋》既含有建一个新国之意，难道司马迁也要建一个新国家么？其实并不然。大概照汉人一般的想法，汉朝就已经是一个理想的国家之部分的实现了。司马迁也认为汉朝之“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就已经是一个新国家的象征了。他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太史公自序》）原来《春秋》也有颂扬的一方面，他的《史记》就把这方面发挥在对于当代上。司马迁讽刺，固然是真的，他对于当代之感到伟大，感到应该歌颂，也同样是真的，不过不很明显罢了。 歌颂的方面不太明显，讽刺的方面更其不能明显。就是在这一点上，他也是取法的《春秋》： 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匈奴列传赞》 在别一机会，司马迁说：“《春秋》推见至隐。”（《司马相如赞》）固然一方面是因为《春秋》在具体事实中见抽象原则，另方面却也是由于《春秋》有它的忌讳，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因而把一部分史实故意隐藏了；只是那原则却也还是由没隐藏的记录中可以推出而已。 《春秋》不单包含了孔子的政治抱负和政治哲学，而且暗示了孔子对于历法的见解。所以“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历书》）。孔子关于历法的主张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夏历。“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殷本纪赞》），《论语》上孔子也有“行夏之时”（《卫灵公》十一）之语，后来司马迁参加汉朝太初历的订定，便也是实现孔子这个理想的。 中国的历史家，一方面是要懂得天道，一方面是要知道并非是记录“实然”的史实，而是发挥“应然”的理想，司马迁在前者是得自《易》教，在后者就是得自《春秋》。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太史公自序》），的确是当之无愧了。司马迁既学《春秋》，《春秋》又有那样多的“忌讳”、“义法”、“推见至隐”，所以他的《史记》，在我们读去时，便也当有很多的保留，当有很多口授的“传指”、“不可以书见”的地方，这也是自然的了！ 六　司马迁在精神上受惠于孔子的所在 孔子之为历史家，不自作《春秋》始。在《论语》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一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二十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九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卫灵公》二十六 这都可以看出孔子之历史的兴趣。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二十三 则代表一种历史哲学。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八佾》五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宪问》十七 这似乎是《公羊传》“《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成公十五年），和“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隐公七年）之浓厚的国家思想的先声。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十八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三十一 这都似乎是《公羊传》“《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闵公元年）之温暖的人情的根据。至于“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二十四），更似乎是“据鲁、亲周、故殷”的建一个新国的张本。所以单就《论语》看，孔子实在已经有一个历史家——特别是《春秋》公羊派的历史家——的首领的资格而无愧了。 司马迁学孔子，以《史记》当《春秋》，可说有内在的逻辑的连系性，而无可疑者！除了《春秋》的大义微言，为司马迁所吸取了，以作为他那《史记》的神髓之外，司马迁却也在《史记》中，只就史的方面，受惠于孔子者很多。这是： 第一，对历史上的人物之人格的欣赏和评论　孔子称泰伯为“至德”（《泰伯》一），称伯夷“不念旧恶”（《公冶长》二十三），称子产“有君子之道四”（《公冶长》十六），称禹“吾无间然矣”（《泰伯》二十一），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宪问》十五），称“晏平仲善与人交”（《公冶长》十七），称尧“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十九），这种趣味也传给了司马迁。因而《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一部古代史诗，每一人物，他都有所评论或欣赏。 第二，古典精神　“好古”已是古典精神的表现了，而最代表孔子之古典精神处，则在孔子讲节制，所谓“以约失之者鲜矣”（《里仁》二十三）；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四）；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二十）；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二）；这都是在规矩之中，而不流入于放纵或过分的，假若用一个名词说出来，就是所谓雅。在雅的反面，是一些恶趣味，那便是孔子所一律排斥的了，例如“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十六），“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二十一）等都是。可是古典精神并不是只注重节制的形式或规矩的，却也还注重内容的充实，只是二者必须立于一种和谐而各得其所的状态，这就是孔子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十八），这才是雅的真意义。司马迁的精神本是浪漫的，常常要横决古典的藩篱而奔逸出去，然而因为被孔子的精神所笼罩之故，所以也便每每流露一种古典趣味了。你看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五帝本纪赞》）“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同）“其语不经见，搢绅者不道。”（《封禅书》）“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赞》）这都完全是孔子之重雅的口吻！ 第三，理智色彩　古典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理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对生死鬼神都采取一个极其保留的态度，便正是这方面的表现。司马迁也颇有些地方，极其理智。他不信地脉，《蒙恬传赞》上有：“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他也不信龟策，而且很客观地采取两种解释：“或以为圣王遭事无不定，决疑无不见，其设稽神求问之道者，以为后世衰微，愚不师智，人各自安，化分为百室，道散而无垠，故推归之至微，要洁于精神也；或以为昆虫之所长，圣人不能与争，其处吉凶，别然否，多中于人。”（《龟策列传》）这也是像孔子那样的保留的。他更不信天，例如他说项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项羽本纪赞》）在这里他只从情势上分析，而不信悠悠的命运。其他地方像叙述豫让拔剑击赵襄子之衣，而不采《国策》的“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叙述荆轲而不采“天雨粟，马生角”的传言；叙述黄帝，还他一个常人的面目：“黄帝崩，葬桥山。”（《五帝本纪》）叙述老子，也著出他的乡里和子孙，指明他和黄帝统统不是腾云驾雾的活神仙；这都是极开明，极理智的。 第四，慎重和征信的态度　在司马迁的心目中的孔子是非常谨慎而小心的，所以在《孔子世家》中有：“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在《三代世表序》中也有：“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孔子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十七），孔子之“多闻阙疑，慎言其馀”（《为政》十八），司马迁是承受了的，所以《高祖功臣表序》上就有“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的话。《史记》中常有两三说并存的时候，在司马迁决不自加判断，却留待后人的抉择；在不懂得他这种保留态度的人，却就以为司马迁多所抵牾了！由于孔子之慎，所以孔子主张“无征不信”（《大学》）。尧舜以上，孔子是不谈的，也就是一种征信的表现。司马迁对这种精神，常常牢记于心：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五帝本纪赞》 唐虞以上，不可记已。——《龟策列传》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货殖列传》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伯夷列传》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所从来久远，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记云。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平准书》 《诗》、《书》所断的时代，也就是司马迁所断的时代。历史家的精神本在求真，本在考信，而司马迁的考信犹不止于文字，他更要参之耳闻目见，他在《大宛列传》的赞上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这就不止是考信了，而且有一种科学家的实证精神！在这一点上，司马迁或者业已超过孔子了！ 第五，人生的体验与智慧　孔子和一切世界上的哲学家不同，而有一种独特的价值处，就在他不是空洞的理论家，而是渗透于人生者极深，有着丰富的体验与智慧的。像孔子对人生的穷困便是极为了解并同情的，所以他能够说：“贫而无怨，难。”（《宪问》十）孔子对一般人的意志是知道不可勉强或阻遏的，所以他能够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二十六）他又深知人之一生里的诱惑是各有其阶段的，所以他能够说：“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七）他很明了思想上之格格不入而合作的困难，所以他又能够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四十）大概他看到的有希望的青年而无所成就的太多了吧，所以他能够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罕》二十二）他更看到许多东倒西歪的人物之禁不住风浪吧，所以他会很感慨而含蓄地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二十八）——这都是多末亲切而深远的阅历！司马迁不能不对这有所感印着，于是他的《史记》也便不是一部普通的枯燥的历史教科书，其中也同样有着生活的了悟和烙印了。他的判断，极其明澈，他对人情的揣摩，极其入微。这更不能不说是由孔子之赐使然了！ 总之，由于孔子，司马迁的天才的翅膀被剪裁了，但剪裁得好，仿佛一个绝世美人，又披上一层华丽精美而长短适度的外衣似的；由于孔子，司马迁的趣味更淳化，司马迁的态度更严肃，司马迁的精神内容更充实而且更有着蕴藏了！一个伟大的巨人，遥遥地引导着一个天才，走向不朽！ 七　司马迁在心灵深处和孔子的真正共鸣 孔子果然是一个纯粹古典的人物，单单发挥冷冷的理智的么？ 并不然。孔子在“不逾矩”的另一面，是“从心所欲”。他的情感上仍有浓烈陶醉的时候，他听音乐，可以三月不知肉味，可以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述而》十四）；他的气魄上仍有不可逼视而震撼人的地方，他会说：“吾未见刚者。”（《公冶长》十一）他会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八）他会说：“非其鬼而祭之，馅也，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二十四）他会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五）在这种地方，我们能说孔子没有浪漫倾向么？ 在《论语》中，孔子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可是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孔子却就懂得木石之怪，山川之神，以及三尺的短人，三丈的长人了。这说明着什么呢？这是说明司马迁已经把孔子浪漫化，或者说，他所采取的孔子，已不是纯粹的古典方面了。 而且照我看，孔子根本是浪漫的，然而他向往着古典。他一生的七十多年的岁月，可视为乃是一个浪漫人物挣扎向古典的过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他的挣扎成功了！孔子是殷人，到他临死时，他有着身为殷人的自觉，所以他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殆殷人也。”过了七天，他便死了（《孔子世家》）。可是他羡慕的是周，“郁郁乎文哉”的周。殷人尚鬼，殷本是一种重感情，富有宗教情绪的文化，周却是讲度数，讲礼乐的一种理智文化。殷是浪漫的，周是古典的。孔子身为殷人，而向慕周，这说明他本为浪漫而渴望着古典！ 也就在这种心灵深处，司马迁有了自己的归宿了。所不同者，孔子的挣扎是成功了，已使人瞧不出浪漫的本来面目，而司马迁却不能，也不肯始终被屈于古典之下，因而他像奔流中的浪花一样，虽有峻岸，却仍是永远汹涌着，飞溅着了！ 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写于重庆 【注释】 (1)《史记》张守节《正义》，解释这句话是：“殷中也，又中运夏殷周之事。”我不采取。 [book_title]第四章　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上）——无限之象征 一　从耕牧到京师受学 固然由于孔子的影响之故，司马迁对于人生也有他的体验和智慧，可是假如实际生活不丰富，那体验便仍将是贫乏，而智慧也仍将是浅薄了。 很幸运的却是司马迁一生和实际生活都在连系着，他虽然在二十八岁（公元前一○八年）以后，就“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而且有着“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方便，可是他以生命力的活跃和进取，并没单单关在书斋里做书呆子。 十岁以前，他曾经杂在牧童和农人的中间，这已经是接近民间实际人生的初步了。 九岁这一年（公元前一二六），那个有名的江湖好汉郭解全家被朝廷杀了，在被杀以前，郭解曾把自己的外祖家安置在夏阳。夏阳在现在山西、陕西交界的韩城，也就是司马迁的故里。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说到郭解的身材短小，面貌平凡，应该就是这一次见到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推知司马迁在九岁时还没离开家乡，他应该是时常和一些野孩子一道玩儿的罢；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一定锻炼得一副好体格。 他自己说：“十岁诵古文。”恐怕就是十岁到了京师的。这一年孔藏是掌宗庙礼仪的太常，他的同宗弟弟孔安国当侍中，假若说司马迁跟着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便正是这时候。 在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正是国家最热闹的时代。卫青为大将军，出塞大征匈奴，带了十几万人，所卤获的是右贤王裨将五十馀人，众男女万五千馀人，牲口数十百万，这一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司马迁十二岁。过了三年，张骞奉命通西域。 在司马迁十六岁的时候，汉武帝开始立乐府，由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作词，由大音乐家李延年制谱，并领导演奏。 在司马迁十七岁这一年，李广自杀了。对匈奴的征伐，自此也告了一个段落。因为李广是郎中令，虽然屡次出征，但由于职务的关系，也时常在京师。司马迁的父亲既也在朝廷作官，他们一定有不少的往还。所以司马迁对于长辈的李广是有着很深的印象的。他说那才气纵横的李广却很和气，像一个乡下老，这应该也是亲眼目睹的。 次年老诗人司马相如也死了。 司马迁何幸而生在汉武帝的大时代，又何幸而住在当时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长安！他的少年时代，已经过得不寂寞了。 二　东南和中原的大旅行 二十岁开始了他的壮游。 他为什么去的，是父亲的指示呢？还是由于“父与子”的冲突而赌气出走呢？我们不晓得。他怎么去的，是一个像陶潜所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么？还是陪奉了什么人？我们也茫然。 我们只知道这次大规模的旅行，是先到了江淮，这就是江苏和安徽的北部。他恐怕早是对于历史有着兴趣，而且有着一种实证的习惯的罢，所以他到了淮阴，就打听了韩信贫困的故事：韩信的母亲死了，埋的钱都没有，可是选了个很高的茔地，让旁边可以住一万多人家。司马迁便亲自到韩信坟上去看了看，果然一点儿也不错！ 从江淮又南上江西的庐山，“观禹疏九江”（《河渠书》）；又到了浙江绍兴县南的会稽山，据说禹在这儿曾大会诸侯，计算他们的贡赋，所以叫会稽，会稽就是会计呢。禹大会诸侯以后，便崩了，于是即葬在此地。山上有一个洞，传说禹曾经进去过，因而叫禹穴。司马迁便也上去探察了一番。禹的后代越王勾践，也是在会稽卧薪尝胆而复了仇的。这故事也一定在当地传播着，后来采入《史记》了。 既看了禹所葬的地方，舜葬的地方也不能不看。他就又由浙江到了湖南的南部宁远县境，这里有九疑山，传说就是舜的最后归宿。 九疑山是在湘水的上游，司马迁又顺流北下，到了长沙。屈原的《离骚》、《天问》、《招魂》、《哀郢》，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司马迁是早已很感动地读过的了，这时他就亲自去看了看屈原投水的汨罗江；他于是哭了，从心里悼念着那个志洁行廉，因方正而不见容的大诗人！同时长沙是一个卑湿之地，也是那只有三十三岁的天才政论家贾谊所不得意之所，司马迁为了贾谊之吊屈原，更增加了对屈原的悼惜，但也为贾谊之聊以自广的《鸟赋》，又在无可奈何中似乎解脱了！司马迁是太敏感，太有感受性，太偏于抒情的了，所以对任何人同情着，何况是屈原和贾生？更何况是正在他二十岁的多情的青春时代？ 楚文化的遗泽，他既尽量的呼吸着，于是再北上，大概先到了姑苏和五湖，凭吊了吴王阖闾和夫差的旧地，就到了儒家的根据地齐鲁。他大概在齐鲁盘桓的时候最长，一方面深深地体会孔子的教化之遗风，所以他说：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儒林列传》 另方面则实习孔子的事业，在邹鲁间学乡射之礼，并对孔子的人格深深地崇敬着，向往着：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赞》 因为“讲业齐鲁之都”，于是司马迁在深味邹鲁的儒风之馀，观察兼及于齐。不过他对于齐的整个印象之获得，却还是以后扈从封禅时的事。 经过齐鲁之游以后，司马迁却也像孔子的遭遇——菜色陈蔡——一样，困厄于鄱、薛、彭城。这都是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之地。薛在滕县西南，是孟尝君被封的所在，后来司马迁说：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孟尝君列传赞》 那印象就应该是这一次获得的吧。彭城则是现在惯称的徐州，丰沛在其北，邳县在其东，汉初的要人大半生长于此。例如汉高祖是沛丰邑中阳里人，萧何是沛丰人，曹参是沛人，周勃是沛人，卢绾是高祖同里，樊哙是沛人，夏侯婴（即滕公）是沛人，周昌是沛人，周是沛人；张良虽不是这一带的人，但早年是在下邳亡匿；而遇见圯上老人的；项羽虽和汉高祖对立，但他的籍贯是下相（现在江苏北部宿迁县西），他那西楚大帝国的都城也仍在彭城（徐州）。项羽势力最大的时候，是表现在和汉高祖的彭城大战（公元前二○五）的时候，高祖以五十六万大军为项羽三万精兵所败，赶得汉兵有十馀万人挤到睢水里，睢水为之不流，当时许多新立的诸侯都再度归楚而叛汉了。这有名的古战场便也在徐州及其东南。 司马迁到了这个汉初史迹的宝库来，岂能轻易放过？那许多要人之微贱时的生活，便一定是这时采访所得。所以他说： 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樊郦滕灌列传赞》 樊哙本来是屠狗的，后来因为军功，封为舞阳侯，他是一员猛将；灌婴是卖缯的，因军功封为颍阴侯，更是勇敢善战的急先锋。其他如萧何、曹参、周勃后来都做到相国，而前二人为当地的狱吏，后一人则为当地治丧时的吹鼓手；周昌也是当地的小吏，后来却是御史大夫；夏侯婴本来是和高祖戏耍的伴侣，有一次并且把高祖打伤了，后来却封为汝阴侯；卢绾则和高祖同日生，因为是同里，两家又原有情谊，乡下人便同时持羊酒去贺过他们两家，到他俩长大了，交情也十分好，乡下人便又拿羊酒来再去贺他们两家，后来卢绾便是燕王。这些故事，假若不实地去打听，也如何能得到？ 至于像汉高祖之好酒色，对廷吏无不狎侮，又喜大言，吕公迁沛的时候，客人出不到一千贺钱的，就坐在堂下，高祖却诈言贺钱一万，其实不名一文，以及高祖服役咸阳时，别人都出三钱，萧何却出五钱，所以后来以萧何为第一功，封赏是最厚；把一个流氓集团的面貌画得这样生龙活现，更是司马迁之得力于实地访求处了。 司马迁困厄于馀州附近以后，又到过河南一带。照现在的地理讲，司马迁是顺了陇海路，由徐州到了开封的。开封是战国时魏的京城大梁。魏的整部历史，立刻又浮现在司马迁的脑海中了。梁的最后一幕，却便是当地人告诉给他的： 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魏世家赞》 魏之亡和信陵君之毁废病酒是有关的，信陵君本为司马迁所崇拜，所以司马迁到了大梁，就又搜寻信陵的故事。信陵的故事中最精彩的乃是执辔迎夷门监者侯嬴。所以司马迁说： 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信陵君列传》 开封以东，到徐州一带，是战国末年楚地。司马迁在《春申君列传赞》上说： 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那时楚已迁陈（现在河南的东部淮阳），后来再迁寿春（现在安徽北部寿县），春申君的故城宫室便应该在淮阳一带，大概是司马迁在到开封时所路过的。吊古之馀，司马迁又同时留心了这一带的水利。 当司马迁到了大梁以后，当又西行。他所谓：“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箕山在现在河南洛阳以东登封县境，大概就也是这一次壮游所到的，但却已是壮游的尾声了。 这一次的大旅行，我们不敢说他已经存心作《史记》，然而无疑的他的历史兴趣发达得极早，也就是这种兴趣，鼓舞他漫游天下了。说是历史兴趣，或者还不十分确切，更正当地说，乃是他那少年时所蓄蕴的生命力，乃是他那像含苞而要怒放的才华，乃是他那青春的活力之燃烧，才迫使他的足迹放纵于天南地北吧！可是结果让他宛然像一个伟大的观客一样，在各种实地布景中，畅快地欣赏着历史上的悲喜剧了；却又让他仿佛身居为一个好导演似的，在摄制着各地的风光，准备着自己也在指挥历史剧的舞台了！他是“历史剧”的观客，却也是“历史剧本”的舞台长！ 此行结束后没有好久，时时长征的机会却又跟着来了。 三　仕宦生活的开始——空峒扈驾和奉使蜀滇 原来他在二十壮游以后，就开始了仕宦生活，当了郎中。郎中是一种近侍的贵官，属于郎中令，平常并无一定的工作，但有事时则奉命出使，或者扈驾巡行，相当于现在侍从室一类的职务。 在汉朝仕为郎中的，大概有两种来源，一是假若他父亲官在二千石的，则可以把儿子选送了去；二是自从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司马迁十二岁时），公孙弘出了一个主意，十八岁以上的优秀青年，可以补博士弟子员。名额是五十，每年有一度考试，那博士弟子员成绩好的，就可以为郎中。司马迁的父亲是太史令，在官阶上只是六百石，当然不能选送司马迁为郎中。所以司马迁之为郎中，应该是先经过博士弟子员，又考试得好，才得到的。 有人以为元朔五年公孙弘有那样的建议，遂推测那一年司马迁即仕为郎中了，并认为司马迁在十九岁补的博士弟子。其实所谓十八岁以上，未必就是限于十九岁；元朔五年有那样的建议，也未必就是限于元朔五年只选一次，其实却是应该自此以后年年有补充的。既有选为郎中者，就有来补博士弟子的了。 假若照我的考证，则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司马迁才十二岁。当是又过了十年，司马迁已经二十二岁，这时是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司马迁或者才作了郎中的吧。他的壮游究竟占了几年，我们不能确知，但为时未必很长，因为那时的交通虽困难，但决不如想象中之甚，汉武帝每次封禅，常常走半个中国，可是也不过几个月。不要说汉朝，就是孔子时的季札（距司马迁约有四百多年），他历聘各国，到了郑，到了鲁，到了齐，到了晋，也不过一年呢。 所以我推测司马迁壮游时所占的时光，也不过三四年。二十二岁时已为郎中是可能的。 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他二十四岁了。汉武曾经幸雍，雍是秦德公卜居（公元前六七七）之所，就是现在长安以西扶风的地方。汉武帝在这里祭五畤，五畤即青、黄、赤、白、黑五帝之祭地。汉武帝从此又西行，越过了陇山，到了甘肃的平凉以西，登过了空峒，据说这是黄帝所登过之处，更西行，到了祖厉河岸；大概是现在的会宁一带，才转回来。再过去，便是现在的兰州了。司马迁无疑是曾扈驾，也到过了这些地方的。他说：“余尝西至空峒。”（《五帝本纪赞》）也只有这一次的机会最相符合。到了空峒，便将黄帝的传说又温习着了。 空峒之行刚毕，在次年（元鼎六年，司马迁二十五岁），他又有奉使巴、蜀、滇中之事。这是关系汉朝经营西南夷的一件大事。这经营开始于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那时司马迁才六岁。由唐蒙带兵千人，从巴（现在重庆一带）、蜀（现在成都一带）、筰关（现在四川西南汉源县）分道入夜郎国（它的中心是在现在贵州北部桐梓），夜郎附近小邑因而归汉，汉遂建了犍为郡，这就是现在的四川宜宾。宜宾又称僰人道，因为这是僰人所居，僰是现在所谓摆夷。当时为经营西南，曾动员了数万巴蜀之地的人民，预备从宜宾修路，直达贵州的北盘江（这江当时叫作牂轲）。人民有逃亡的，每加以军法从事。因此骚扰得不堪，渐渐便有酿成民变的可能了。于是汉武帝遂派了司马相如去晓谕他们，推说只是唐蒙等的私意而已，朝廷本无心于此，这样才把他们安下了。同时邛（即邛都国，在现在西康的西昌东南）、筰（汉源）、冉（现在四川的茂县，在成都西北）等地的君长也都请求内附，因而西夷和南夷一样的归顺了。这事在司马迁奉使前的十九年。 司马迁的奉使，却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了一些，不但到了巴蜀以南，邛笮（西昌一带）之地，而且到了昆明。这一年设了五郡。即武都（甘肃东南角武都到陕西西南角宁羌一带）、牂轲（自贵州北部遵义到中部平越一带）、越嶲（西康西昌一带，所谓邛都）、沈黎（四川汉源一带，所谓筰都）、文山（包括云南南部开化一带）是。到了司马迁这一次奉使，西南的经营才算是更具体化，真正告了一个段落。 司马迁这一次的收获，除在国家方面不言外，在文学上乃是《西南夷列传》那篇很有韵致的地理文之产生。后来柳宗元的《游黄溪记》和《袁家渴记》就都是模拟这篇《西南夷列传》的。 司马迁的二十壮游是偏于东南及中原地带，但他当了郎中以后，那二十四岁的扈驾西行，和这次二十五岁的奉使川滇，就把西陲和西南也补充了，于是几乎全中国的巡礼便完成了。 四　封禅与北地之游——“无限”之象征 司马迁奉使巴、蜀、滇中的第二年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汉武帝举行了大规模的封禅。在封禅之前，那招展了千馀里的旌旗，十八万的骑兵，却先越过了长城，到了五原、归绥，把匈奴威胁了一番（因为封禅先要罢兵），遂又到了陕西的中部县，去祭过黄帝（因为那儿相传有黄帝葬于桥山的坟墓）。从此就折回陕西淳化县的西北甘泉，甘泉有泰畤，祭的是泰乙。当时历法以十月为岁首，这事便在元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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