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吴组缃小说课 [book_author]吴组缃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218721 [book_dec]吴组缃先生是著名小说家和古代小说研究专家。1952年起，他在北大中文系先后主讲宋元明清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聊斋志异》《红楼梦》专题课等，并编有讲义。傅承洲先生重新整理了这些讲义，将其中从未发表过的《聊斋志异》专题讲义，及一篇吴先生已整理成文但未发表的《金瓶梅》论文，合为一集，以飨读者，并作为对吴先生的纪念。书中还附有吴组缃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四大名著及《儒林外史》等的论文六篇。 [book_img]Z_12201.jpg [book_title]论《金瓶梅》[1] 一 《金瓶梅》出现于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约当十六世纪中叶后、十七世纪初。最初以抄本流传，至万历后期始见刊行。全书一百回。有两种版本：最早的名《新刻金瓶梅词话》，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的序。作品采用山东方言和市井行话，词句不甚整饬。开头借用《水浒传》武松打虎一段故事，而后展开正文。另一版本是天启和崇祯的刻本，名为《原本金瓶梅》[2]，内容与上本相同，但回目对仗改得工整了，词句修饰了，方言土语改掉了，回前韵文有许多不同，首回以“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开头，借用的武松打虎故事连同末后结插的《水浒传》人物情节全都删去了。这些想都是出于复刻者的加工。 《金瓶梅》的作者，在明代当时就没有人知道是谁，因此有种种臆测和不可信的传说。《词话》本开卷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开头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欣欣子”可能就是“笑笑生”本人。这里说明了作者是兰陵人；兰陵是山东峄县境的古称，看书中采用山东口语，所写生活也富有地方色彩，这位作者是山东人无疑。今存署名“笑笑生”的作品还有一首《鱼游春水》词，见《花营锦阵》。当时山东有不少通俗文艺作家，如散曲作家冯惟敏（1511？—1580？）、戏曲作家李开先（1501—1568）等，设想像冯惟敏这样的文人是《金瓶梅》的作者是有可能的。 《金瓶梅》的出现，在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上是一桩应该重视的大事，因为它是第一部文人作者创作的长篇小说，它是第一部取用家庭社会日常生活，描写平凡的市井人物，以揭露黑暗腐败的现实社会和政治的作品。 先说第一点。我们知道，民族文化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小说这一晚成的文学体制也是如此。宋元以来的白话小说，原是民间流行的群众口头创作，后经文人加工，才成为书面文学读物。这中间实经过了一个从开始受封建统治阶级歧视、压迫与摧残而最终以其新鲜活泼的艺术生命迫使对方承认和接受的长时期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所谓承认和接受，就作品思想内容说，自不免给予了歪曲和改纂，这在封建文人整理加工以前，即口头创作阶段就开始了；但就其体制表现方面说，则是欣赏其艺术表现，摹仿其形式技巧。这就由据以整理加工，进而至于摹拟和仿制。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金瓶梅》的出现，正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创作进入这一发展的新阶段。从此，文人创作就代替宋元以来以群众创作为基础的作品，而蔚成小说创作的主流了。这是说长篇小说。至于短篇“拟话本”，始见于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即《三言》，《三言》中“拟话本”的创作始于何时，已难确说。若三书的编刊，都在明天启年间，比《金瓶梅》的出现要迟许多年。冯梦龙与《金瓶梅》的作者差不多同时，但冯年纪要小得多。 次说第二点。我们又知道，宋元以来以群众创作为基础的长篇作品，其取材都是历史故事及神话传说，讲的主要都是非常的事件、非凡的人物。人们喜爱说古谈怪，把眼前平凡的人和事倒忽视了。《金瓶梅》的作者摆脱这一传统，另辟蹊径，取材于眼前的日常生活和身边的平凡人物，以为这也有重要的意义，说是“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这使我国古代小说在英雄传奇和神怪小说之外，又有了鲁迅所称的“世情小说”。这一取材的转变，即由古远转到眼前、由想象落到实地，从一方面说，范围小了，眼界窄了，它直接表现的重大意义和惊心动魄的斗争，显然不如原来群众创作那么引人注目了；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却发现了现实，抓住了现实。这表明人们思想认识的一大进展，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方法进入了一个成熟的新阶段。由于开辟了这一条大路，才有可能产生以后的比如《红楼梦》这样的伟著，而且使我国古代小说所取得的造诣几乎可以和二百来年后的欧洲现实主义巨著相提并论。这也是单说长篇小说。至如短篇，宋元话本里早有现实生活题材的作品，不过多是构撰为悲欢离合、曲折离奇的故事，和《金瓶梅》一味白描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活动还是有区别的。但这类话本为《金瓶梅》开了路，给予了影响，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金瓶梅》以这样的开创精神出现，绝不是出于偶然，也不是作者个人的才能可以说明问题的。那是由于明中叶后时代社会的发展各方面都已提供了有关的必要条件，它的出现，只是水到渠成，出于历史的必然。关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各方面变化的背景和此一时期小说发展总的情况，前面已有论述。这里简说几方面要点。 自明嘉靖即十六世纪后半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已见萌芽。山东地当南北水陆交通的要冲，商业的发达，人事交往的频繁，大小城市中尤其显而易见。政治方面，自正德、嘉靖朝政权益趋腐朽，社会日渐败坏，人民群众在官、绅、霸、侩的奴役、掠夺、剥削下，过着水深火热、暗无天日的生活。政治、经济的特点集中反映到思想文化上，是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王纲解纽”的时期。其要点是大力反孔，反程朱理学，反封建教条。李贽（1527—1602）是当时的一位主将，以可惊的胆识批判传统文化，抨击封建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学工作上，则努力提倡新兴的小说。他的评点长篇小说的工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开创性的。针对当时黑暗的封建统治和社会痼疾，他认为好的作品应该面对现实，抒发自己的愤懑和不平；他评点作品，着重阐释人物形象的思想意义，并且启发读者联系现实生活、重视现实生活。他的充满勇气与热力的倡导，使许多封建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思想，从统治阵营游离出来，跟他宣传反传统、反复古的文学观，重视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编纂和刊印，并且动手从事摹拟、创作的工作。这里面“公安派”的袁氏三兄弟、“竟陵派”的钟惺、通俗文学家冯梦龙等是代表人物，也包括各地区日逐发达起来的书业和出版业中的许多人，他们也多是一些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于是在文化出版界，小说、戏曲、词曲、民歌及其有关的书的刊行风起云涌，形成了高潮。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与环境条件下，《金瓶梅》的出现就是理所当然，无足为奇了。当然，作者个人的条件和主观的努力也是应该重视的。他在自己的严重局限下能在某些方面得风气之先，关心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十分熟悉所接触的现实与人事，衷心爱好新兴的通俗文学，写作上也多才多艺，更为重要的是，不为利、不为名，勇于克服多方面的困难，使自己的开创性的工作能够完成得很出色。 二 《金瓶梅》是一部揭露明中叶后社会政治黑暗与腐败的书。从众多等色的平凡市井人物日常生活活动的深入细致的描写刻画中，提出了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面临转变的历史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症结问题，亦即有关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所以停滞不进或发展迟缓的主要问题。从这个意义说，它是比《红楼梦》早一个半世纪明中叶后当时的一部政治历史小说，绝不能仅把它看做一部“淫书”或“秽书”。 此书借用了《水浒传》的故事和人物，作为线索，从“武松打虎”引出潘金莲和西门庆。《水浒传》说，潘金莲和西门庆很快就被武松为兄报仇杀掉打死；《金瓶梅》说，在酒楼被打死的是另一人，西门庆逃脱了，并且买嘱官府，把武松充发远去，潘金莲仍被他奸娶为妾。从这里岔了开来，即以西门庆为中心，展开了全书的描写。到第七十九回西门庆纵欲亡身以后，武松才得回来杀嫂报仇，全书已入尾声了。所以借用旧故事，可能因为当时盛行的《水浒传》给了他较深较大的借鉴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北宋末世政治腐败，内则义军蜂起，外则强敌压境，终至崩溃灭亡；明中叶后局势大致相近，以彼喻此，借资警鉴，确具苦心，也很巧妙。鲁迅也说：“沈德符谓《金瓶梅》亦斥时事，蔡京父子指分宜（严嵩父子），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它亦各有所属。”（《中国小说史略》）书中用宋事只是幌子，一到具体描写，什么“惜薪司”“兵马司”“锦衣卫”等等明显地都是明朝的官衔名目；尤其所写官场弊病、社会时尚、市井习俗、人物言语风貌，无不散发着浓厚的明中叶后现实生活的气息。 书名是三个妇女名字拼凑的。她们都是西门庆的妾媵。书中着重描写了众多妇女们的形象，她们也许是其中比较突出一些的三个典型。《金瓶梅词话》本东吴弄珠客的序说：“诸妇多矣”，独以三人命名，“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意思还是出于什么“女人祸水”，引为“鉴戒”的封建观念。三人之中，李瓶儿先死；西门庆死后，写了潘金莲的下场，还着重写了有关春梅的经历，进一步展示了社会动荡、阶级升降和政局剧变的形势。因此书名对总括全书结构倒有些意义。总之，她们三人是书中的重要人物，却不是主要人物。主要人物还是西门庆。 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书里就《水浒传》作了添改，介绍他的身份出身说： 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 看他凭这样的身份条件接着干些什么，又怎样“发迹”起来：为奸占潘金莲，他买嘱王婆下砒霜谋杀了武大；买嘱仵作团头何九验尸，“一床锦被遮盖”；又买嘱县衙不准武松的告状并把武松刺配孟州。他原有一妻三妾，除潘金莲外，又为谋财骗娶了富商的寡妇孟玉楼。邻居花子虚是他的“十兄弟”之一，其妻李瓶儿原是梁中书之妾，花子虚的叔叔“御前班”升“广南镇守”花太监买她来配给了侄儿，花太监死后，巨额财富落在她的手里。西门庆把李瓶儿勾上手，花子虚郁病而死。在侵吞了花家财物以至相邻的住宅，正准备谋娶李瓶儿的时候，不料京都发生了大狱，牵连到他，谋娶的事不得不搁了下来。李瓶儿一时失望，招赘了民医蒋竹山为夫，用残余的资财，开设药店，靠行医卖药度日。西门庆官司一了，就买嘱几个痞棍讹赖蒋竹山，捣毁了药店，把蒋竹山抓到官府里，打得皮开肉绽。李瓶儿还是被他娶到家，先给一顿马鞭子作下马威。看他娶妾、谋财是怎样利用官府势力，使的什么鬼蜮心计和恶毒手段！此时这个土豪和市侩“资格”已经高升：从“西门大郎”成为“西门大官人”；能和地方官府平起平坐，给周守备贺生日，骑一匹高头大马，四个小厮跟随，同席的有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和贺千户。 牵连西门庆的京都大狱，是因北虏犯边，失误军机，权奸兵部尚书王辅和提督杨戬被科道官参劾倒台，杨戬“门下”的党羽都要“拿送南牢问罪”，并被“三法司”判处“发边充军”。杨戬的手下陈洪，其子陈经济是西门庆的女婿，因此拿问的杨党名单上也有西门庆。陈洪打发儿子带了大批箱笼财物来投奔岳父，另外送他五百两银子。西门庆慌得立刻差派家人来保、来旺携带巨额金银礼物上东京打点，结果拉上了蔡太师府的关系，经由“右丞”李邦彦的手，将案卷中“西门庆”名字改作“贾庆”，一块石头方才落地。但是陈家送来的箱笼细软都被他收藏了（后来女婿再三指索，岳父母只是不认），女婿陈经济也从此留下替他做买卖，管文书杂务。一场横祸竟被他如此轻轻巧巧“化凶为吉”！ 西门庆以一个“白身”人，能在地方享有权势，正因为“上头”有亲家陈洪连及杨戬作靠山。现在杨戬倒了，他眼明手快，随即巴上了更过硬的靠山蔡太师。蔡太师府的管家翟谦，过去因陈洪的关系曾打过交道，这是条现成的路子。原来太师府正是通过这些家奴跟各地坏蛋结缘，把爪牙分布四方的。于是一拍即合，西门庆的身价骤增。乔大户拿着二千两银子请他求人情了：扬州十二个商人被沧州安抚使扣押下狱。西门庆“慨然”答允，派来保重重的送了财礼去，太师马上下书到沧州，释放了那些商人。接着，太师寿日，他送了“生辰担”，多是苏州定办的锦绣珍品和工匠现打的大件头金银器。太师喜欢，赏他一个官：金吾卫副千户实授山东提刑所理刑，顶补贺千户的缺。从此西门庆以“一介乡民”而“平地登云”，有了正式官职，自然显赫起来。临府邻县和码头税关的官员也来通声气；本地的许多太监，管皇木、管皇庄、管砖厂的薛内相、刘内相等不断地筵宴往来。同时，在祖坟隔壁和近郊买了几处庄子，在本街添买几所房屋，家中添进了好多丫头、小厮和奴仆，李知县还送给他一个能写会唱的苏州少年。每日冠带上衙，排军喝道。买卖也越做越有兴头。分批派伙计到南边坐庄办货，一笔就几千上万的资金；大笔放高利债；又在本地开解当铺、绸铺、缎铺、绒绵铺；只绒绵铺一天也卖几十两银子。做官和做买卖是他们这样人的两手，绝不会偏废的。 不过意外的“报效”也多起来了。比如蔡太师的管家翟谦给他出题目：十五六岁好女子“替我寻一个送来”；又介绍“老爷之假子”新科蔡状元因回南道经清河，请招待、给盘缠。西门庆求之不得，殷勤遵办，用心买一个女子送去。对蔡状元除送白金百两，还添绢缎礼品。不久，为扬州苗员外被家人苗青勾通水盗谋财杀害，西门庆受贿一千两放了他。此事为巡按严参。果然，由翟管家央告太师，顺顺当当给开脱了；并且另点了新巡按下来。新巡按姓宋，是蔡太师之子礼部尚书蔡攸的妇兄，西门庆反多了一重靠山。而那个蔡状元，也新点了御史。西门庆随即托蔡状元请宋巡按到他家赴宴，拉上关系；还关照蔡状元早发他的家人来保掣取“淮盐三万引”的事，蔡说：“这个什么打紧！”对来保说：“我到扬州，你等迳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试看，这个市侩竟这样用通天手段垄断买卖！于是蔡太师再做生日时，他亲自进京拜寿，送去二十扛金银缎匹，托翟管家请求，拜了太师为干爷。他即提升为正千户提刑官，而且进京陛见，同朝廷以及地方当权执政者都结为一体了。就是这样，他们由上至下，由地方到朝廷盘根错节，相互勾连，成为最凶残无耻的封建统治势力，压在良民百姓头上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 正在这富贵逼人，炙手可热的时候，西门庆却纵欲而死。跟着，不只西门庆一家仆妾星散，家财销亡，而且整个时世动乱震荡，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终于造成总崩溃的局面。第三十回说： 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 不因奸邪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 作者这番议论，虽然也是老生常谈，不见得高明，却借北宋亡国的史事，预示了明末天下大乱、土崩瓦解的覆灭之势。 怎样认识作者给我们塑造的西门庆这一个典型人物，是理解此书主题思想的要害问题。围绕着这中心，写的人与事非常繁多，各方面关系错综复杂，其起落兴败的发迹过程，都和所展示的政治社会环境紧密联系着。以上只是极其粗略的概述，已觉颇不简单。有必要再引一段第六十九回媒婆文嫂对王招宣府女主人林太太所作的介绍： 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绵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旧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身边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与他为继室。只成房头、穿袍儿的也有五六个。以下歌儿舞女、得宠侍妾，不下数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老爹不上三十四五年纪，正是当年汉子，大身材，一表人物。 文嫂虽是媒婆嘴，这里说的却都是事实。我们试看吧： 西门庆是个官僚、富商又兼地主的封建统治代表人物。这样一种“三位一体”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因素在许多地区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濒于腐朽没落，因而力图垂死挣扎时期的特种产物。重要的是，这种人绝不是单个地存在：一方面，全国各省、各府、各州县、各城镇无处不有，他不过是其中之一典型；另一方面，他直接通向朝廷，勾连各级政权，最高的擅权执政者什么太师、太尉，以至巡抚、巡按、府尹、县官都同他结为一体，他不过是整个封建统治势力的一个细胞，或安置在基层的一个爪牙。鲁迅说：“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中国小说史略》）这说明了此书主题的要紧处。总之，市侩势力融入封建统治，或封建统治市侩化；这是当时政治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征象，为以往所未曾见过的。看明代的历史，从嘉靖（1522—1566）年间宦官刘瑾和勾结宦官、狼狈为奸的严嵩、严世蕃父子，才显著出现这种擅权执政的人物；他们都是皇帝最信用的人物，因为皇帝自己也是这种人物。这说明此时若还一味死死叮住孔孟之道不放，实不足适应现实变化的要求，亦难于维持其苟延残喘的统治了。 这里所谓的市侩，是指利用可能有的特权以及一切不法手段谋取眼前实利暴利的人，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扩大、商业城市大规模兴起中出现的；原来“一介乡民”的西门庆正是这样的人物。他的父亲西门达是个走南闯北、搞投机倒把致富而又破落下来的财主。西门庆原来只有一个生药铺，凭他从小观摩历练出来的邪恶本领：头脑机灵，手辣心狠，巧取豪夺，大发横财；也是凭着相同的鬼蜮伎俩，由结交官府，枉法贪赃，一步步钻进最高执政者的“门下”，成为统治机构里行使重要权力的基层理刑官，作威作福，直接鱼肉人民。“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他深知抓政治权力的重要，在这方面他奴颜婢膝，放开手大把花钱。他所侵吞掠夺来的财富是以最大的份额送进了太师府。我们知道全国有无数大大小小的西门庆，因此像蔡太师父子这样的家伙就成为皇家之外最大的财富所有者。明人王世贞（1526—1590）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积赀满百万，辄置酒一高会。其后四高会矣，而干没不止。尝与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虽溧阳史恭甫最有声，亦仅得二等之首。所谓十七者：己（严自己）与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陆都督炳；又京师有张二锦衣者，太监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与土官贵州安宣慰。积赀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前是无锡有邹望者将百万，安国者过五十万。”接着又说：“今吴兴董尚书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项之金银古器实胜董，田宅典库赀产不如耳。大珰冯保、张宏家赀皆直二百万之上，武清李侯当亦过百矣。”（《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这里先说了十七家，后又说了五家，除七家看来是商人，其他十五家都是王室、贵族、太监、大官和土司，而严家父子，在皇家之下，则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富家。总之，全国的财富、百姓的血汗，绝对多的数量集中到这种封建统治势力的手里！这段记载还让我们看到，严世蕃以一孔孟之徒的方面大员，那样沾沾自喜地公开对人炫耀自己的血腥财富，宣扬自己对这种财富的癖好，完全一副无耻市侩嘴脸，同西门庆岂非一丘之貉！ 财富集中在这种腐朽反动的封建统治势力手里，绝对不会成为有利于发展经济裨益民生的生产性资本；恰恰相反，它只会助长他们所掌握的封建特权，更加疯狂地干坏事，破坏工农业生产，打击正当的商业经营。就拿西门庆放高利债说，许多商人如李智、黄四等经常由他的盟兄弟帮闲篾片应伯爵、谢希大之流介绍了来，一笔借款五百或一二千两，月息高至五分，限期归还；另外要给中人抽几十两佣金，还要不时馈送酒肉宴席，召唤妓女优伶来侍候答应，以酬谢他的“恩德”。当时新兴的许多工厂和作坊，如纺织之类，不但机数受严格限制，每机要课重税，而且机户的资金也往往是从高利债借贷而来；在这样的凶恶的封建特权压榨之下，所以有“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如命”（《明实录：神宗实录》）的话。即以经营商业说，像西门庆这种市侩特权者，也决不同于普通商人。如前面叙及的关于贩盐的事，这是官府控制的专制买卖；先是扬州盐商十二人，不知借个什么罪名忽然被沧州官府扣押入监，转辗托人行贿说情才得释放。这一飞来横祸，岂不弄得那些商人倾家荡产？而西门庆凭他的特权，一下得到“淮盐三万引”，向宋巡按一说，就可以早掣取一个月。一个普通商人怎么能够比得上他？他开店做买卖，也都是凭他的权势和富厚的资金，乘人之危，贱进贵出，搞的是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攫取暴利的勾当。比如他从南边办货，船到临清码头，派人去向税监钱主事一说，就可以逃免巨额的税银，普通商家怎么能比？ 当时朝廷开支浩繁，入不敷出，为了榨取人民膏血，先搞什么“皇店”“皇庄”，后又搞“采办”“制造”，实行矿税和榷税。这些都是对工农手工业产品的专利垄断。哪里有什么特产和商货，就把太监派到哪里去。这是最惨重的劫掠，对工农商业都是致命的摧残。这样的恶毒主意也只有手辣心狠，只顾眼前实利的市侩执政者才想得出办得到。那时昏聩荒淫的皇帝就重用亲信这种人。因此所谓的“税珰”遍全国，以至木税、船税、盐、茶、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无不领于中官”。其中福建的高寀、武昌的陈奉、云南的杨荣、山东的陈增、临清的马堂等等，都以公然抢劫商号、凌逼民家，引起市民大暴动。这就是所谓“大当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天下被害”的情况。《金瓶梅》所写经常同西门庆流连肉酒和妓女、亲密交往的管皇木的薛内相、管砖厂的刘内相，正是这种“税珰”或“中官”。小小一个清河县，就有这许多“税珰”！而西门庆骑在良民百姓头上胁迫压榨，肆无忌惮，同这些税珰如出一辙。西门庆死后，他的宠婢春梅所嫁的周守备府的家奴张胜，就为其妻舅“坐地虎”刘二撑腰，在临清码头带着一帮地痞横行霸道，捣毁大酒楼，毒打布商何官人；这是当时司空见惯的事。如此看来，西门庆买嘱人讹赖并痛打医生蒋竹山，捣毁他的生药铺，还把他抓去坐监牢，弄得完全破产，就更不足怪了。在这种腐朽凶残的封建势力统治下，一般工商业者朝不保夕，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确是明中叶后的真实写照（只在万历初期，张居正执政，有过一些促进农工业生产的措施，但为时很短）。 当时封建统治者手里日益增长的财富，最显眼的还是消耗在他们奢侈和糜烂的生活享用上面。这也是伴随着明中叶商品经济发达的同时才特别显现出来的。嘉靖年间松江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告诉我们，说正德（1506—1522）以前，许多士大夫家里“只如寒士”，许多“门阀甚高”的官僚，“家居犹不异秀才时”。但是，“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又说，他小时见人家请客，不过几样菜；大请客样数多一点，一年不过一两次。“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某家请一客，“肴品计百余样”，又某家请客“用银水火炉、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人，每客皆金台盘一付，是双螭虎大金杯，每付约有十五六两”，“此是所目击者”。这说的是南边当时经济特别发达的富庶地区封建阶级上层社会风气变易的现象。西门庆以一山东小县的市井暴发户，其奢靡与铺张“吸髓饮血”的情况大致差不多；这也是随着他财与势的上升而日渐其加甚的。书中的描写最令人触目的是吃吃喝喝。生日节日不说，日常人来客往，门庭若市，即家常吃饭，也是整坛的名酒，满桌名贵的菜，样样点出名目，一点一大篇；从早到睡，吃喝没了时。许多食品是远地的出产，甚至是进口货。家里妾媵丫头成堆，奴仆伙计成群，他们吵闹说笑，蹩气讨好，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此外还有妓女歌童、三姑六婆、帮闲篾片、内亲外眷，以至和尚道士、“神仙”术士，都在这个府里转，他们敬酒唱曲、宣卷念经、你瞒我骗、说谎调白，和各种神道迷信活动；他们所求的无非沾点官势，啃点“元宝边”。看来，围绕着“西门大官人”，这个市井社会里难有一个劳动者，他们都是游民和寄生虫。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这个市侩当权者为中心的社会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精神内心之下劣或卑鄙。例如西门庆加官生子后，把孩子取名为“官哥儿”，以示庆幸；接着由女眷建议和县中乔大户家定了亲。这应该是封建阶级所谓“门当户对”的婚姻。西门庆却对其妻吴月娘说： 既做亲也罢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乔家虽如今有这个家事，他只是个县中大户，白衣人。你我如今见居着这官，又在衙门中管着事。到明日会亲，酒席间他戴着小帽，与俺这官户怎生相处？甚不雅相！就是前日荆南冈（荆都监）央及营里张亲家（张团练）再三赶着和我做亲，说他家小姐今才五个月儿，也和咱家孩子同岁。我嫌他没娘母子，也是房里（妾媵）生的，所以没曾应承他。不想倒与他家做了亲！（第四十一回） 几天后乔家来会亲，月娘假意说：“寒家与亲家那边结亲实是有玷。”试看乔五太太怎么说： 娘子是甚怎说话！想朝廷不与庶民做亲哩！老身说起来话长：如今当今东宫贵妃娘娘系老身亲侄女儿。他父母都没了，止有老身。老头儿在时，曾做世袭的指挥使，不幸五十岁故了。身边又无儿孙，轮着别门侄另替了，手里没钱，如今倒是做了大户！（第四十三回）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告我们，剥削阶级婚姻都是政治行为。看这两家谈亲，各有自己的算盘和细账，彼此以富贵相骄傲，针锋相对、锱铢较量，就同他们做投机倒把买卖一个样。 又如蔡太师的假子蔡状元任为两淮巡盐御史，路过山东，西门庆大事铺张，盛设家宴，招来“海盐戏子”还有许多歌儿伶童递酒唱歌，竭诚款待。西门庆借蔡御史拉上握着本地区大权的新贵宋巡按的关系，又托了他早发“三万盐引”的买卖。接着写道： 当下掌灯时分，蔡御史便说：“深扰一日，酒告止了罢。”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灯，西门庆道：“且休掌烛。请老先生后边更衣。”于是从花园里游玩了一回，让至翡翠轩那里，又早湘帘低簇，银烛荧煌，席下酒席完备。海盐戏子，西门庆已命手下管待酒饭，与了二钱赏钱，打发去了。书童把卷棚内家活收了，关上角门。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飐磕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一作舍）。便说道：“四泉（西门庆的号），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第四十九回） 鲁迅颇欣赏这里的描写，在《论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一文中将它同《儒林外史》中的讽刺之笔并提。这确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因为其中把在冒充风雅的肉麻说词下掩盖着的赤裸裸的势利关系和卑劣无耻的市侩内心揭露无遗。 在诸多“盟兄弟”中，西门庆和应伯爵最为“莫逆之交”，简直影不离身。作品用大量笔墨写了这个帮闲篾片，即鲁迅《二丑艺术》（见《准风月谈》）中所谓的“二丑”。这在回目中也略见一斑，如《应伯爵庆喜追欢》《应伯爵替花勾使》等等。他跟着西门庆“说事过财”，“打诨趋时”。他对西门庆一口一声叫“哥”，西门庆称他“你这狗材”，妓女们叫他“应花子”。有时装傻卖乖，有时感恩戴德，有时说下流笑话，开恶俗玩笑；西门庆看见他就“笑得眼睛没缝儿”，乐于让他饱吃好酒好肉，拿回扣，得赏赐。但西门庆这里一死，他就钻到新发户张二官家去“效忠”，算计如何取得西门庆家的美妾和财物。 西门庆同他宠爱的众多姬妾和使婢以及数不清的与之发生关系的仆妇与姘妇的关系，也都是“现金实物交易”的关系，事先事后随即给予钱物，或女方乘机索要银两、衣妆和首饰。 看当时他们这个社会里支配一切的就是赤裸裸的钱和势，什么传统的德行和信条都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为我们精辟地揭示出欧洲资本主义成熟时期走向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统治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特殊现象。《金瓶梅》所描写的市侩执政者所统治的社会确实颇为相似，这里人与人之间也是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只有冷冰冰的实利或势利关系，“一切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但实质上是大不相同的，因为这里封建统治势力所集中在手里的社会财富都是利用极端专制的封建特权从农、工、手工业和商业掠夺、榨取而来，又从而助长其腐朽反动的权力给予生产业和商业以严重打击和限制，使之无由成长和发展。这和欧洲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从生产劳动者直接剥削和大鱼吃小鱼并吞而来，转而投入扩大生产的资产阶级手里所集中的财富或资金是完全两样的。这是消费的财富，但不是生产的资金，反倒是压制生产、摧残工商业，严重阻碍资本主义因素成长发展的枷锁。它必然加快封建社会的解体，加甚封建阶级的腐化与堕落，促使封建专制政权日益走向崩溃；同时，也必然陷广大农村及城市被压迫人民于水深火热的绝境，无法存活，唯有不断地奋起反抗，以暴力对抗暴力，蔚成伟大的革命运动。这才是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道路。 于此，回头来看《金瓶梅》的具体描写，这个腐朽反动的封建势力统治下的社会里，绝大多数人显然是境遇极为悲惨的被压迫者。由于特权者对土地的掠夺，赋税的惨重以及自然经济的日益破坏，大量农村人口被迫流入城市；商品经济的畸形繁荣，造成城市人口的病态膨胀。据历史记载，全国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四十多个。就山东一省说，济南和临清人口都近百万。西门庆以一小县的暴发户，被奴役的男女里里外外几近百个。看史书资料，当时江苏、河南很多豪门，家奴千余人；湖北如麻城几个大户，男女奴仆有三四千人。看来西门庆家的情况实微不足道，是极其普通的。书中告诉我们，这些身居城市的被压迫者，绝非摆脱了封建束缚的所谓“自由劳动力”，而是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奴隶，和没有自主之权的商品或礼品。来旺、来保、来昭、来兴、来安、岱安、平安、棋童、琴童、书童等等，有陪嫁来的，有投靠来的，有几两银子买来的，有作为礼品赠送来的。他们没有自己的意志，成天被使唤得马不停蹄，替主人干着种种罪恶、腌臜的活动，仰承着主子的喜怒，一有触犯，就可以被打得皮开肉绽，被陷害、被价卖、被处死。可悲的是，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所作所为，几乎完全忘本了。他们为环境所腐蚀，为势利所诱惑，为小恩小惠所收囊，多半麻痹了、堕落了、蜕化变质，以至仗着主势成为封建势力的爪牙了。尤可注目的是那些置身黑暗枯井、社会底层的年轻妇女们。她们在荒淫无耻、糜烂透顶的生活牢狱里，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牺牲者。她们原多是劳动人民的女儿：来旺儿媳妇宋蕙莲是木工棺材匠的女儿，伙计韩道国老婆王六儿是屠夫的女儿，潘金莲是裁缝的女儿，奶子如意儿原是个军兵的妻子，丈夫出征，六两银子卖给了西门家。其余大批的丫头，包括后来作了贵夫人的春梅在内，不用说，都是三两五两银子买来的。城乡赤贫的人民太多了，他们的儿女比牲畜还贱。别看她们平日伶牙俐齿，争强好胜，各有自己的个性和想头；更可诧异的是，什么三从四德，贞操节烈，以及《女儿经》上一套传统教训，她们脑里半点影子也没有，好似从来未受过礼教束缚，早已具有“自由”“解放”的思想一样。但是实际上，论她们的待遇各有很大的差异，但都身居受尽屈辱、横遭摧残与蹂躏的地位。甚至最富有因而也最受尊重的李瓶儿，西门庆一怒之下，就可以叫她脱得一丝不挂，跪在地上挨一顿马鞭子；甚至最受骄宠因而气焰也最高的潘金莲和庞春梅，西门庆一死，吴月娘就交贩卖人口的媒婆领了去，只许穿随身衣服，什么东西都不许带，等着人家讨价还价拿银子去购买。这就看出来了，原来她们只是毫无人格，毫无人权的奴隶和商品！她们尽管很聪明、会算计、有才干，可是对自己这种悲惨处境却毫无自觉，也不以为意。成日只忙于梳洗打扮、讲穿讲吃、钩心斗角、邀宠取媚，就拿潘金莲来说，她是那样冷酷凶残、恶劣无耻，谁不对她憎恨、嫌恶？可是，以一个劳动人民的女儿，她会是天生如此的吗？试看一下作者给我们的简括交代：“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父亲死后，“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况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后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与张大户家，与（白）玉莲同时进门，大户家习学弹唱。”“这两个同房歇卧。主家婆余氏初时甚是抬举二人，不令上锅灶，排备洒扫，与他金银首饰，妆束身子。日后不料白玉莲死了，止落下金莲一人，长成一十八岁，出落的脸衬桃花，眉湾新月。”那张大户瞒着主家婆把金莲奸污了。“后主家婆颇知其事，与大户嚷骂了数日，将金莲甚是苦打。大户知不容此女，却赌气倒赔房奁，要寻嫁得一个相应的人家。大户家下人都说武大忠厚，见无妻小，又住着宅内房儿，堪可与他。这大户早晚还要看觑此女，因此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的嫁与他为妻。这武大自从娶的金莲来家，大户甚是看顾他。若武大没本钱做炊饼，大户私与银两，与他做本钱。武大若挑担儿出去，大户候无人，便踅入房中与金莲厮会。武大虽一时撞见，亦不敢声言。朝来暮往，如此也有几时。忽一日大户得患阴寒病症，呜呼哀哉死了。主家婆察知其事，怒令家童将金莲、武大即时赶出，不容在房子里住。”“原来金莲自从嫁武大，见他一味老实，人物猥琐，甚是憎嫌，常与他合气，报怨大户：‘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噇酒，着紧处，都是锥扎也不动。奴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第一回）这就交代得很明白：看她的身世经历和所受教养，这个贫家女儿完全是封建市侩势力魔掌下惨遭侮辱、迫害与牺牲而冤苦无告的可怜虫。她从来不知人间有什么好心的爱护，有什么正义的扶持；她被逼给武大作妻，是出于枉屈无辜的惩罚和无耻利己的残害。如此看来，她的许多恶行丑态，实是一种被歪曲得变了形也变了质的报复与雪恨。等到被西门庆奸娶为妾以后，她完全陷入糜烂生活的泥淖中无由自拔，她的灵魂彻底堕落了，腐烂了。这种糜烂生活，亦是当时一种特征。史料记载甚多，这里还是引鲁迅的一段话：“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中国小说史略》）由此可见，这也正是当时政治历史的特征现象之一，同上述腐朽反动的封建市侩统治的诸般特征都是成套的、一体的。“上有好之，下有甚笃”。封建统治阶级凭借其攫取的特权与财富，以此腐蚀了自身，加速了自身的崩溃与灭亡；同时亦以此毒化、腐化了所奴役的人民，使之蜕化变质，忘了本、烂了根，成为立不牢、站不起的软体动物。在作者所揭露的这个社会圈子里，我们所见的是一团漆黑，看不见半丝光亮。勉强寻求，也许如来旺儿及其妻宋蕙莲，算是表示了一点儿反抗的意思；他俩的腐化、堕落，也够瞧的了。但一个敢于痛骂主子的混账无耻，声言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一个目睹身受主子的鬼蜮伎俩和狰狞嘴脸，因而愤不欲生，两人的惨局：一个充军、一个上吊，至少是不同于别人那么服服帖帖甚至心甘情愿的罢！ 但是书中并不见完全没有写及有意义的斗争。在封建统治政权内部显然存在着对立势力尖锐激烈的生死斗争。西门庆的罪恶活动刚开头，就碰上京都的大狱：科道言官给事中宇文虚中参劾了蔡太师及其同党兵部尚书王辅和提督杨戬。但结果杨戬参倒台了，蔡太师却安然无恙，王辅也蒙恩不究。第二次，曾御史又参上一本，这回是从蔡太师的基层下手，直接搞到西门庆头上，结果蔡太师很容易地就挡住了，西门庆反倒因此转祸为福。但是最后，蔡太师集团终于被参彻底倒台了：蔡太师的管家翟谦当然跟着垮了，投靠翟管家的拐了西门庆贷款的韩道国夫妇及其女儿、西门庆买赠翟管的妾媵韩爱姐一家数口狼狈逃回山东，母女都沦为娼妓，此时已经天下大乱，封建政权濒于崩溃了。很显然，同腐朽反动的市侩执政者蔡太师集团相对立的如宇文虚中、曾御史等一派，是要求变革的，在统治阶级内部是代表进步的。他们之间的斗争三起三落，屡仆屡起，最终还是顽固保守派垮台，而革新派胜利；虽然，已经为时过晚了。应该说，两派之间不断的激烈斗争，革新派的要求是比较符合广大城乡人民的利益的，是会受到当时挣扎于水深火热的人民群众的拥护的。而作者的倾向也是很鲜明的。但是，书中只从侧面约略写了这一斗争。而且，这种斗争，仅限于朝廷以内，与城市平民的活动无关，和广大的农民的斗争隔绝。比起书中提出来的明中叶后期社会发展中面临严重的症结问题所要求承担的政治历史任务，就显得微不足道，简直没有多少意义了。 综上阐述，可知《金瓶梅》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全书暴露的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面临变革之际具有重大意义的症结问题，亦当时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即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封建阶级——官僚、地主同市侩结为三位一体，形成极端腐朽反动的统治势力，紧紧压在城乡人民头上，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掠夺社会财富，吸尽人民膏血，摧残农、工、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从而穷奢极欲，腐蚀人心，严重桎梏着社会的前进与发展。这所暴露的问题，对我们认识当时以至此后我国的历史实际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是属于短暂时期的偶然发生的问题，而是贯串于长久历史时期的规律性问题。应该这样设想：只要剥削阶级还没消灭，一旦让他们当权得势，则利用特权，垄断经济、鱼肉人民，阻碍社会发展，开历史倒车，总是不可免的。 三 《金瓶梅》通过典型人物的描写，抓住当时现实社会发展中的症结问题，对腐朽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所作的暴露为以前所未有，已如上述。问题在于：书中的描写，在读者的眼前只见一片令人窒息的如磐夜气和森严的黑暗；虽然在被压迫层中也算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反抗，从侧面也透露了一点似有若无的斗争，但总的看来，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简直看不到任何与黑暗统治相对峙的积极因素和有希望的力量。我们要问，难道当时面临变革的现实社会真相就是如此么？否！事实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看有关当时的史书记载，从广大农村到重要城市，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连续发生，规模之大，组织力之强，反抗之激烈与英勇，足使统治者丧胆。只拿山东地区说，正德时刘六、刘七义军由河北、京畿攻入山东、河南，众至百万；万历时临清市民反抗税监马堂的劫掠，远近罢市，民众万余焚毁税署，打死爪牙三四十人。甚至宫廷里也发生“宫变”，嘉靖二十年（1541）十六名宫女勒死那个荒淫残暴的皇帝（后被救活）；史家说，“宫闱事秘，疑莫能明”，其实正说明群众暴动，反抗罪恶统治者，已成普遍风潮。这样斗争形势，这里或那里，被压迫者的精神面貌总会有所表现，《金瓶梅》作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作品里没有适当的反映，是对现实的歪曲。这显然出于作者的阶级偏见。 原来作者暴露现实黑暗，并非从变革的要求出发，或向往什么新的前景，而只是要拿西门庆作个反面典型，对封建统治阶级提出警告。《金瓶梅词话》东吴弄珠客的序说得直截了当：“奉劝世人，勿为西门庆之后车可也。”书中作者常常出面发议论，说的也都是这种作为“世戒”的意思；第七十八回说：“乐极生悲，否极泰来，自然之理。西门庆但知争名夺利，纵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恶盈，鬼录来追，死限临头。”看来，作者对当时现实社会旧秩序的破坏，传统观念的淡薄，虽然视为既成事实，不以为意，但他的思想体系仍不出当时盛行的“三教合一”思想的范围。他所谓“自然之理”或“天道之机”，无非是什么“世运代谢，物极必反”的天理循环论；无非是什么“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的因果报应的世故迷信之谈。这都是极端庸俗反动的封建阶级统治思想。作者认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他写作此书，“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就是要以旁观者身份为封建统治阶级敲起警钟。 唯其作者的根本立场观点是如此，所以书中颇着重有关封建阶级“祸福”的最切身的所谓“女色”问题。于此写得穷形尽相，多重渲染，简直以淫秽为有趣，具见在当时上层腐朽糜烂生活风气的影响下，作者的精神、情趣的下劣与病态。此实超出揭露黑暗统治特征现象的需要。最后写西门庆纵欲亡身，不过借作“鉴戒”，劝告剥削阶级不要步他的后尘。令人诧异的是，作者顽固地持封建传统的谬见，不厌重复地用独白和韵语，连同具体描写，把“祸源”一律归于女方，而西门庆倒好像成了受害者。众多的妇女多被写得下流无耻，甘当玩物，以取得主子的欢悦为荣，对她们被污辱被损害的奴隶地位及内心悲苦，根本无动于衷。就中特举出三个较重要的典型人物作为书名，正是以“女人祸水”的谬见，向世俗男子如西门庆之流说教。这里面还写了西门庆之妻吴月娘，对她的势利眼，刻薄寡情，贪财不义等劣迹虽不加掩饰，但总的看来，作者心目中是拿她作为被肯定的“贤妻”的形象，以与诸妇作对照的；因为她三从四德，相夫育子，主持门户，品行端正，在主要方面无不合乎封建伦理标准。 但是作者的封建伦理观念还是很淡薄的。或许由于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生活所形成，或者由于作者饱经世故，感情麻痹，在具体描写中经常流露一种冷漠的无动于衷的客观主义的态度。作者好像认为“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现实世界及人事的变化，都受“自然之理”的支配，其间一切都是冷酷无情的，无所谓是非与善恶。这样一种客观定命论世界观，就导致他艺术方法上爱憎不明、美丑不分、褒贬模糊以及精芜无别、细大不捐的自然主义倾向。例如小丫头秋菊的横遭凌虐，孙雪娥的不幸经历和悲惨遭遇等等，作者都出之以若无其事的冷漠之笔，描写中不露明确的爱憎与褒贬。对西门庆许多恶行劣迹和鬼蜮伎俩的描写，作者有时流露惊奇欣赏，有时好像认为此人坦真无辜，有时则出以玩世的游戏之笔，很难引起读者严肃的感情。与此相关联，是艺术概括往往不足，对日常生活活动的描写过于琐屑，几乎每顿酒饭都详点品名，讲经宣卷以至唱曲，都连篇累牍记述故事和曲词，致使全书臃肿，令人生厌。 作者所信持的所谓“自然之理”，实际归结为“天理”与“神道”以及庸俗的因果轮回的迷信思想，作者十分相信看相卜卦，“吴神仙”为诸妇相命，无不一一应验，巫婆卜龟儿卦和为潘金莲作法，也都其应如响。西门庆死后，吴月娘生一遗腹子孝哥，据说孝哥乃西门庆投胎，这个“二世”西门庆后为高僧普静和尚收为徒弟，众多冤死的男女一个个荐拔转世，于是现实世界的严重矛盾斗争，都完事大吉。此可见作者根本的立场观点之庸俗与顽固。 * * * [1] 手稿原题《金瓶梅》，题目中的“论”字系整理者所加。 [2] 当指《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book_title]《聊斋志异》讲稿[1] 先说几句关于本课教学方面的问题： 《聊斋志异》是我们中国文学史第三段中一部伟大的作品集，它包括短篇作品四百三十多篇，连同《拾遗》《遗稿》及《逸编》（皆是编时删去的），大约有450多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短篇小说，具有奇异情节的、超现实的故事的、以神话传说为题材的短篇小说，约有三百多篇。同时也有许多记事、素描、特写，有讽刺文，有寓言，有的只数行，有的几十字、一二百字，保持了古代笔记小说的原来面目和体制。这样一部结集，内容方面非常丰富，思想艺术上，在中国文言小说中，可算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获得最高的成就，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之深，在中国文言小说中，也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因此，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居于了不起的重要地位。 四百几十篇像珍珠一样圆润可爱、像锦绣一样灿烂美丽的作品，值得我们细心地来好好研究它，学习它，俾使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中这一艺术形式的作品，在第三段文学史所作的一般介绍，所得基础知识之上，能有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但是我们这个课，应该估计其困难之点，我想到的有下述诸方面：①四百多篇作品，这是一部大著作，如何全面地、比较深入具体地来学习它？这是不容易的一个大的工作。因我研究不足，经验不足，甚无把握。②据我所知，上学期，同学们学习第三段文学史，此书曾花了四个小时（四节课时间）讲它，得到一些大体、轮廓的认识，这是好的。但此书系用古奥典雅的文言，其故事形式及艺术表现，有其深奥的历史渊源，不像读《儒林外史》《红楼梦》那么明白易晓，尤其在语言运用上，同学们自学时恐有一些困难。我们读《红楼梦》，也不免有一些语言及词汇上的困难，一些历史知识及生活知识方面的困难，比如第五回中，宝玉倦欲睡，导至屋中，挂《燃藜图》，宝玉一见即不喜，不肯进去。什么是《燃藜图》？为何宝玉不喜？（91回）宝玉答黛玉问：“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黛玉说：“瓢之漂水，奈何？”宝玉说：“非瓢漂水，水自流，瓢自漂耳。”黛玉说：“水止珠沉，奈何？”宝玉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黛玉说：“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宝玉说：“有如三宝。”什么意思？同学阅至此，恐怕多是不求甚解，跳过去算了。我们讲了一学年《红楼梦》，思想艺术，大讲特讲，像这样的词汇用语名物的问题，我们就一句也未提到。这都无关宏旨。（当然，也应该不放过，读书不求甚解，总是不对的。）因为那是白话长篇，一二名物词语不懂，并不影响对于主旨的了解。可是现在的《聊斋志异》却不同，它是典型的文言短篇，主旨、形象、故事及作品的意思和意味都是通过那些精练的语言，通过用词造句的匠心表达出来。一词一句不解，会影响到全篇。我们且不当以懂得了一篇的大意为满足，并要进而了解与体会其艺术表现的高妙处。因为我们不只是在豆棚架下听狐鬼故事，我们是文学的学徒，是要做中国文学的专家。我可以举一事，今日市上有用白话语体译的聊斋故事（不是连环画），译得不能说不忠实，但读起来，失掉原文的神味，成了纸扎的花朵，无香味，色泽也不对，成了死的东西。有一青年告我，他读《聊斋志异》原文，只懂得百分之五十或七十，于是他买来译成白话的《聊斋志异》故事来看，看了几篇，就不想看了，说还是看那半懂不懂的原作有意思，能有吸引人的魅力。文学本是以语言为物质材料的艺术，而《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小说，则尤其为精致的语言的艺术。我们不可放过。这事我要提起大家的注意，虽然达到如何程度，不可过分要求，但不可忽略。此应属于古汉语的，语言和文学不可分的关系，于此可知。此事甚复杂，不易，我在此方面亦少功夫，愿与同学一同学习。通行评注本，为但明伦评，吕湛恩注的，注也是文言，无标点句读，那是供旧时代具有文言修养的读者用的，对我们目前的读者，仍有困难。但亦有帮助，多看了，就可以进去。全部的新注本，国家出版社正在做，恐须一二年后才得出版。我建议以选注本为精读之助，旧全本作参考。有了66篇的具体详明的学习打了底子，可以触类旁通。再以旧本作参考，问题不大。此不只对阅读《聊斋志异》为必要，对我们文学阅读修养、古汉语修养、古代文学修养，亦是大有益处的。但看明白了词句，并不等于对领会其语言艺术全部问题都已解决。我们还须领会其表达思想感情及故事内容的特殊手法，了解其行文的风格或精神韵味，这方面也是很深厚复杂的，自内容至形式、方法、技巧，它接受了自古以来文章的优美传统，而又有前所未有的新创之处，将我国文言的表达能力提到最高的程度。我在这方面的修养也很有限或不足，但我们也不可忽视。③我们此课，现在决定开半年，每周两篇，一学期，只能上17周，除去一次测验，实际只讲得16次，再除去今日一次，只得15次。如何恰合同学的具体需要，解决同学们遇到的问题，是一方面；同时，又要把其总的精神与特点扼要地加以说明，这是需要摸索的。我向未讲过此课，对此课准备得也不够充分，谈不到有什么深入的研究，更不明白同学们的阅读情况，这就需要好好地计划与斟酌，并要求同学们随时的帮助。 由上所云，我对此课进行的计划大致如下： 绪言，总的讲一讲此书的思想和艺术方面的问题。具体的题目如下： 一、《聊斋志异》故事题材的来源 1. 古代神话传统的继承与演变——汉魏六朝小说——志怪 2. 唐宋传奇——爱情 3. 不只是书面的，且是世代在民间流传演变与发展与新创的 二、作者的生平及思想 1. 时代背景 2. 生平 3. 思想及艺术创作的动力 三、《聊斋志异》的思想性 四、《聊斋志异》的艺术描写 五、结语 六、选读示例 在讲总的方面问题时，即在本课进行中，势必要（对）具体的作品作概括的讲述，要就具体的作品来讲，因此就要求同学们要随着进行自学，自己阅读。我所希望的，同学们都已粗略的读过，我讲时所举篇名及故事、人物，都已有一个影子。讲后，再翻看一下，以资印证，求得进一步的了解。若事先未读过，那就较为困难，□须随时先看一些，虽然不完全合要求，也只好以选本来读。因为有标点，有分段，有注释，易于进行。图书馆中买了几十部，另有全本的，也有几十部。请同学按具体要求，自行借阅，我建议有力的，自购一部，能有多少自学时间分配于此课？要作合理的计划，不可占过多的时间，妨碍全部的学习计划。反对无兴趣主义，因有困难，就不感兴趣，因而怠惰。也反对兴趣主义，只能实事求是地做，总在文学史基础知识之上，做进一步的学习，深一步的了解，其程度多少，则不做过分的要求，因为我们有比此更重要的学习和工作。 其次，在学习过程中，尤其在自习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有关阅读方面的困难，望随时写成纸条，具体地提出来，交给我们。让我们针对情况，来组织讲稿及课堂安排。若是提不出具体问题，亦请把阅读与学习的大概情况反映给我们。每个人可自动地提，用纸条，也可以由班长收集，也可由张相儒同志反映，对讲的内容亦可提出意见，以求参考。 我们还谈一谈关于目前《聊斋志异》的研究工作的情况，我所知道的，对此书的研究工作，目前还只在开始，在第三段文学史尤其明清以来几部伟大的小说作品中，《聊斋志异》要算是最为不幸的。因为《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及宋元明清短篇小说，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已开始受到了重视。从封建文化的长期压迫统治之下，初步地翻了身，出了土，被承认为好的文学作品。虽然那重视，也还是表面的，一些严重的错误观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曲解它们，导致了极端荒谬的研究途径。但它们之被人尊重，还是事实。即不知其好在何处，但承认其好；不知其价值究竟何在，但知道其有价值。对《聊斋志异》却不然，首先，就不承认其好、有价值。此所遭命运，与五四前，有相反的情形。即《聊斋志异》，在封建时代，倒是为一般文化界、读书人所重视、所喜爱的。因为那些读书人，和一般人民群众不同，他们首先爱重其文字之典雅古奥，即文章做得好。俞樾《春在堂随笔》六，在内容上贬《聊斋志异》，而推崇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但肯定《聊斋志异》的文章。俞樾引其父俞鸿渐《印雪轩随笔》中的话，说《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专为劝惩起见也。不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自述其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草堂笔记》为法，而不袭《聊斋志异》笔意，秉先君子之训也。然《聊斋志异》藻绩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志异》而作者，则俗艳而已。此话，可代表封建时代一般读书人对《聊斋志异》的看法。这是一种封建主义艺术观点的评价。可是到了五四时代，却正好对其文章或文笔做了否定。同时，对其内容，也还是予以排斥。于是《聊斋志异》就被打入了冷宫，遭到比封建时代还要坏的命运。这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文学观所造成的恶果。以胡适为首的买办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研究者们就是用形式主义观点来看《聊斋志异》，他们对《聊斋志异》这一部杰出的伟大的短篇小说集，作了极端荒谬的评价。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因为《聊斋志异》是文言写的，因而就根本否定了《聊斋志异》，□□、俚曲、《醒世姻缘传》，至可笑。胡适有意贬低、抹杀祖国的伟大的文学遗产，以为帝国主义文化张目，完全是出于别有用心。我们在此不必多费时间来驳斥。另外，当时一些较为人承认的文学史，虽未因其为文言写的，就否定《聊斋志异》的价值，但他们仍为故事形式所淆惑，说此书搜神谈鬼，在过去两世纪的中国社会，对于助长神鬼迷信，起了很大的坏作用、恶影响。说《聊斋志异》是一部充满毒素的书。这显然也是单从表面的故事形式看问题，而撇开了故事形式中的思想内容，这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艺术观。（略□□）这种极端错误的论点，是不能容忍的，而且不是个别的。而且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因此，在解放以前，在教学改革以前，《聊斋志异》这部伟大的作品，从未登过大学的讲堂。《聊斋志异》之开始被我们重视起来，你们能在第三段文学史中，能得到机会，听几节讲此书的课，以及学者们开始研究此书，我们今日能以此书为专题课，都和党对学术文化的领导分不开，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的指导与影响分不开。这并不是一般地说，而是具体的事实。因为党中央对（此）书提倡研究，毛主席的著作中常提此书中故事，毛选注中肯定其为古代的神话传说的故事。古代的神话传说，都是□有人民性的。在肃反运动中，党中央抽印《聊斋志异》中几篇断狱的故事，发给干部们学习，使肃反运动在不放过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又不冤枉一个好人。（党对肃反工作是极端严肃慎重的，但右派分子却一致的企图否定肃反的成绩，这没有别的，就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立场，为反革命分子说话。）中宣部对此书也加以提倡，《人民日报》曾多次组织人写关于此书的介绍文章。没有党的领导，国家出版社也不会出选集，出了一版，立刻购空。运动中，读者一提意见，又出了第二版，现在容易买到。1948年在东北西丰村土改检查中，在一贫农家得到半部，还有作者的手稿本的发现和影印出版，也是一件令人欢喜的事。这不是我们的幸福么？其次，苏联汉学家对此书的尊重，也给我很大的影响和推动，苏科学院院士阿历克塞耶夫，选译过两册。1954年，译出一书，名为《非常的人们的故事》，共收《长亭》等61篇；1955年又出《狐狸精与奇异的故事》，共收48篇（《婴宁》等）。阿于前年故去。今年来中国的艾德林，译白居易、陶渊明的，就是阿之学生。此书在苏极受欢迎。苏联友人的努力，应该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向外发行的外文出版社所出的《中国文学》（英文），也已经介绍过此书，曾已选译了几篇，以后还要陆续选译，介绍给世界各国，使我国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能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爱好的读物，成为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宝库中的财富。这也是和党的领导不可分的。凡此，同学们亦应受到感召，来好好学习此书。当全国人民都世世代代喜爱它，当苏联及社会主义各国人民都熟悉它，当全世界人民都热爱它、接受它，而我们作为中国文学的专家的，却还对它不很了解，视为陌生，这讲得过去吗？相反，我们是应该来努力的学习它，认识它，这是我们的光荣的任务。解放后短短的几年里，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工作，已初步开始。任访秋写有一篇《〈聊斋志异〉的思想和艺术》的论文，王文琛、陶君起有短论文，杨仁凯和路大荒有考证文字，皆见《文学遗产》。关于蒲氏生平的研究，路大荒有一个年谱，收在《聊斋全集》中（以后讲生平时再讲）。 我对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的方针与方法，有几点意（见），也想提出来，在此谈一谈。我要谈的是一个研究工作的根本方向问题，我的意见，当然不一定对，只是提出来，希望大家参考。我们反对学术至上，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研究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所谓脱离实际，即是脱离政治，脱离政治实际。我们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是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学习，现在进入社会主义，我们为爱国主义，为从事研究与学习，还是不错的。但已嫌不够。我们应当明确地，要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事业的总目标而努力，而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我们研究与学习古典文学，要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实际，这个政治。忘了这个，不能很好地结合这个，而与这个大目标脱节，甚至与之背道而驰，那我们的研究工作，学习工作，就迷失了方向，成了学究式的研究，甚至走向反动的方向。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工作，在此方面，是做得不好，不够的。先说学习方面。 在我国封建时代的古典文学中，其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文学流派和文学风格中，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具有伟大的民主性传统，即人民性传统。即作品表达了人民的理想与愿望，反映了人民在封建压迫下的苦痛与呼号；作家们关心现实生活，关心人民的疾苦，支持人民的要求与同情人民的愿望，与人民的心打成一片，与人民呼吸相通，脉搏同跳。文学史的事实是让我们作家脱离了人民生活，脱离了现实社会，其作品即苍白贫血，即空无内容。作家与人民的心结合得愈紧，对人民爱得愈深切，则其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愈深，其作品则愈有力量，愈能震撼人心，愈为伟大与不朽。全部文学史告诉我们的这规律，我们应该可以体会到毛主席所号召的文艺方针的正确性。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封建时代进步作品、杰出作品所反映的，只是受封建压迫的人民的憎和爱，反抗封建压迫，要求自由与解放。封建时代，人民所要求的，是反抗封建主义，而要求民主主义。这是当时人民的要求，亦即历史的要求。在第三段文学史中，一些伟大作家，如曹雪芹、吴敬梓、蒲松龄，其最进步的思想要求，无非是民主主义的要求和理由，充其量也只是属于资产阶级。 关于收回所发讲义事： 张相儒同志所作校勘，附印于每篇之后，前面加了几点说明。这所加的，和讲义的本身，都有很大的错误。①所印的，并非《聊斋志异选》，只是为了补充张友鹤所选之本，以为我们此课教学上之用，因张选少，作为本课之用，嫌少，不足为讲课时作重要举例及具体分析之用，张选都是取其认为思想艺术较好的作品，我们要全面地讲此书，其不好的，也应读一些，以见其一般特征，作为堂上讲读之用。故张选中已有的，我们即避开，而且也只是举例性质的，认为有些特征的。因此它本身不能独立，只是附于张选来用的——只是补充教材。②再说所做的校勘，张做校勘，表现了他的努力好学和要求把事做好的精神。他的干劲，是很动人的。每天花时间在善本书室，用三种本子校对，并且将文先抄录一遍。他和我说过，我最初以为他自己做此，以练习校勘，且只是选几篇有意义的校一校，不是一一都校。不知他要印发，若印发为讲义，则不合适。a. 所印的，只是补充教材，花很多篇幅印校勘，本课并不讲校勘，亦不讲版本问题，此意上次已提过。b. 校勘是门学问，从前中文系课中有校勘学，校勘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既是一门学问，即是一门科学，没有学过，或未留心搞过的，就不会搞得好。一门科学，都自有术语，一定的用语，张未学过，故用的不对，不对，人即看不懂，并发生不好影响。以错传错，因此是教材，传教给同学们的，如基本“不变”，“手本”，如说基本作某字，看上下文，较好，较妥。茶，茶叶，此种判断，不可轻易下，须有相当的古文及训诂知识修养，这是一门无底的学问，故一般校勘者，皆不做主观臆断。至于显然错误者，即直接改正即可，如睑、脸，如遂、坠。但亦须小心。问问人，因往往你以为是显错者，实并未错。张所作，倒是对的。还有一类，如云、曰；劈、破；语、言；再、后，此无关宏旨，可不必管。作者自己也不能知。他的手稿，自己亦改，朋友改一二字，他亦接受。张未学过，未留意过校勘，故错，不对，是不足怪的。问题是印发了出来，他不知道印发出来的作用与意义，未跟我商量，此点他有不对。印出来的，还有两点：①简笔字。②误、漏与校勘同在，即成十分突出的不合道理。手抄一过再校勘付印，亦不妥。 一 绪言 像同学们所已知道的，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所谓“小说”，本有不同的概念和不同的系统。我们习用现代或近代意义的“小说”这一名词。熟知《今古奇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这些作品。对《聊斋志异》这部作品，说它小说，是有必要加以说明的。《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不仅仅因其为文言，而且连带着作为小说，它是属于另一种概念，属于另一系统发展而来。和唐代尤其宋元以来由变文、说话发展而来的语体的话本和演义小说，是具有不同的来历和发展途径的。《聊斋志异》这样的小说，比宋元以来兴盛起来的语体小说，其来源要早得多，古得多。在我国古代，有神话传说（像其他世界各民族一样），这种神话传说，在古代人民口头上流传，把它记录成书面文字，在我国古代的文献中所在多有，最古的现在我们还有一部《山海经》。我们都知道神话传说怎样发生的。因为对于许多自然现象，不能科学地认识了解，他们凭自己的幻想，来想象神的生活，来说明种种自然现象；而且他们也以自己的幼稚的把一切神秘化的理解来看人，看社会；又当然地，以人们自己的经验和愿望来想象神的生活和性格。因此，慢慢地，神，具有人性；而有些人，为英雄圣贤，则具有神性。我们说，说神的，是神话；说人的，就是传说，这区别是应该的，但二者亦总不好分割。神话和传说，总是纠结在一起的。当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或历史现象，都不能很好地、科学地加以了解。于是看一切，都不免神化。所以在当时，何者为神话、传说，何者为事实、为历史，观念上是完全混淆的。我国古代的历史记载，即史书，包括有不少的神话传说的成分，同样，我们今日认为是神话传说的东西，在古代人民，最初无论是在流传者，和记录者，笔之于书者，都当成是科学的记载。所以古代神话传说的记载者，最初是史家，所谓稗官，□是史家。所记的神话传说，最初总是当作史实或事实记载来看待，而非当作文学作品来看待的。《汉书》《隋书》等等文献中，也总是把我们今日看来显然是神话传说的记载，□在史部，《山海经》，列为地理书；《穆天子传》，列为史部起居注。这种书，至汉魏两晋南北朝而大盛，是因佛道思想之盛而生，今所称汉代的这种小说书，都是六朝人的伪托。晋代的干宝著《搜神记》，是六朝小说中之最著名者，为志怪小说之代表，蒲松龄谓“才非干宝，雅爱搜神”。今存二十卷，亦非原书，干宝就任晋朝的史官，以著作郎领国史，王导请他做司徒右长史，著《晋纪》二十卷，称为良史，《晋书》本传说他性好阴阳术数，尝感于父婢死而再生，兄气绝续苏，自言见天神事，乃撰《搜神记》。可见亦是当作事实来记载的。到了宋明，直到清代，此种书是不断有的。这是“志怪”的一个系统，所志之怪，是记载新闻，记载史实，记载客观事实，而非记其主观幻想与愿望。事实上，其中所记，亦有不少的事实，是科学的记载：《山海经》中是有事实根据的，惟多已神话化；《汉武故事》，都有些史实的影子，与西王母会面，就与《山海经》《穆天子传》的故事联起来，这是一类。另一种可当作古代的生物学看或自然科学之书看的，所记往往有可信者，张华《博物志》，今存之书多记异境奇物，实则原书已佚，今存者乃后人采其遗文，又杂取他书附益之，证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今本已非原书——或合或不合，我们不谈它。举《玄中记》来看，郭氏《玄中记》：“伏羲龙身，女娲蛇躯。”“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记炎火山等，然亦有：“荆州有树名乌臼，实名胡麻子，其汁如脂，其味亦如猪脂味也。”“越燕，斑胸，声小；胡燕，红襟，声大。”“枫脂沦入地中，千秋为虎珀。” 我国《本草》，是一部博物书，也杂有许多的神话传说。直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仍是含有许多，如说虫草等。这一类，我们今日称为小说来源之神话传说，古代并不视为小说，而只视为史实记载。我国古代还有称为小说的，则多记述琐事、杂事，如《青史子》。《汉书·艺文志》小说十五家，梁时仅存《青史子》，至隋亦佚。遗文《古小说钩沉》中辑出三篇，这才是《艺文志》上所说的“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稗官，实亦即一种史官。稗，是小米，即是小道。小道对大道而言。故小说，主要指小事情。对大事情，大道理说的。有关治国平天下的是大事大道。这在后来的《笑林》及《世说新语》，亦应该属此系统，此皆记人的事。《世说新语》记人的言谈行事及风度人格，其实亦是记史事。《世说新语》所记，皆是历史人物，历史名人的言行的。此亦代有发展，有著述。清王晫《今世说》，又有近人所作易宗夔《新世说》。话说得聪明，事做得漂亮，有意思。 以上鲁迅分为志怪与志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当然，志怪中多有志人，志人中亦杂有志怪。但六朝时，还分得很清楚的。但不管志人志怪，古代都把它看作史实记载，和史家的工作不可分：因此文学质朴，不铺张，老老实实记事，断句很短，桓温谓之短书。 我国的古代小说，和史有血缘关系。严肃的有素养的小说作者，总是据史家精神，取史家的态度，学史家的方法与笔法。我国的文学与史学，在小说方面，实同流。后来发展，才区分开来的。但尽管已经分开来了，但作小说者，仍然以史家自居。《儒林外史》，叫外史，以别于正史也；《聊斋志异》，曰志，篇后又学史记那样，“太史公曰”，作几句评语，他作“异史氏曰”。《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的创作精神亦是史家的，甚至《红楼梦》，亦说蹑迹追踪，未敢稍有穿凿。我国古代文学家，总是以史的标准来评衡小说，以史家精神要求于小说作者，得有事实根据，即卑视之。明胡应麟是大学问家，即持此见，说唐某些传奇幻设，可付一笑。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这要求小说作者不向壁虚构，要有生活现实为其创作的基础，这是对的，好的，即现实主义精神。但偏差在于看成实有之事。故后世治小说者，直到蔡元培，当努力索隐，不惜穿凿附会。但有其传统的原因，传统有好的，有坏的，有对的，有错的。同学都知，史实，是个别存在过的人和事；小说则是艺术，是经过集中概括过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为主要内容。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二者不可混同（今日看来），若混同之，则在文艺理论上，有严重错误，在指导创作上，会导致自然主义。但在古代，作家的艺术观，并不如此。艺术观是世界观的一部分，他们的世界观不可能正确，不可能科学化；我们亦不能要求他们的艺术观正确。我们今日正确的艺术观，亦是由古代的世世代代的作者的摸索中总结而来，由他们摸索而来。此事到今日，仍在不断的斗争中。 但古代作者并不知此，亦不能要求他们。《儒林外史》的作者，在创作实践上，实有其艺术目的，他根据生活，作了艺术加工，按其目的（即主观思想），作了很大的集中与概括，实际是作的艺术创作，在其进步世界观指导之下所作的艺术创作，但他仍严格地本诸古代史家精神，亦即现实主义的精神，贯彻于作品中。人物皆有其实有之人之事为根据，笔法，亦接受古代史家传统的。吴在创作实践中，是接受了我国史家的优秀传统，即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而抛弃了他的不好的一方面，当然主要是由古史而来的。有些青年学者不了解此点，不承认此点，这是不然的。 《聊斋志异》亦秉承史的精神，主要在形制，在取材方面，这我们在下面再说。 中国的文言小说，到唐代有新的发展，就是唐代的传奇。上述志怪与志人的古小说，都是主观上记载事实，不是存心要创作，到唐代，就有人有意识的来作为艺术创作来从事写作。这样，史实记载和文艺创作，就开始区别开来，这是社会文化的一大进步与发展。这种区别，在六朝即已表现出来。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序》，即云“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但他所指，是就诗文而言。在小说写作的实践中，到唐传奇，才具体证明出来。（第二段文学史中想已讲过，当时考试前有行卷之制度或风气，书生显示才华，先以诗游于士大夫之门，以博重视与注意，有了名，就易得功名，后以传奇。）传奇的写作，是显示才华与文采的。这种风气之下，许多文士都作传奇。作者一意驰骋其想象，一意铺张扬厉，显示才思，表现文采。与古之作为史实记载，那样简短质朴者，便有显著的不同。在其写作时，是否有事实作根据，是不管的。这是有心要搞文艺创作了。谈到唐传奇，主要是男女恋爱故事，悲欢离合、委婉曲折的爱情故事为其特色，所写都是上层人物的才子佳人。如《莺莺传》《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但是我上面说过，古代人的神鬼思想总是不可免地有的，因为科学低，因此神怪故事，如《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离魂记》《枕中记》《任氏传》《柳毅传》《古岳渎经》《三梦记》《周秦行纪》等，也占很大的数量。但作者所持态度，已与古小说不同的一方面，即他们并不完全看成实有之事，亦不为有事实根据，而是借奇异故事来攻击其政敌或仇者：如《白猿传》，牛僧儒的《周秦行纪》；其次，他们之写它，趣味并非因其是事实，而是觉得有趣，故有心写他出来，以资娱乐。如《东阳夜怪录》，称成自虚。《玄怪录》称元无有。当然，说对所写，完全不信其为真事，也不可能。他们相信有此事的可能。但他们写它，主要并不在因其为实有之事。此点我们今日认为无问题，但在当时，却受轻视，所谓传奇，即有轻视之意。一谓其无根据，不是史实；一谓其不是古代正统文学，与当时大家之古文有别。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开篇即说明唐小说的此一重要发展：“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并不以为此是他的见解，他引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十六的话：“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说，云“作意”，“幻设”，即意识之创造矣。这种传奇文，较之六朝小说，亦已长了。 总之，由远古神话传说，发展至六朝，而一度大盛。在六朝，无论志怪、志人，都是出于传闻实有之事，加以如实的记录，文字朴实，形制简短。至唐，则发展表现才思和文采的传奇文，始有有意为艺术创作的小说。《聊斋志异》所接受的文学传统，主要是此一体系的东西，所采用的文学形式，主要是此一系统的形式，其精神，主要是此一系统的精神。它在文学发展史上，所以了不起，所以可贵，却不仅因其接受了此一传统，而在乎它有所独创。这须分两方面来说。 （一）传统的接受与表现方面的独创。六朝隋唐而后，志怪与传奇，都代有著作。但都一味模拟，不能推陈出新，缺乏新鲜独创的东西。宋元明都不断地有传奇与志怪的作品出现，自形式体制至内容，都没有什么独特的新创的贡献。在文化上，在精神生活上，没有添□什么新东西。《聊斋志异》则不然，《聊斋志异》在接受传统的基础上，有巨大的创造。第一，他把传奇与志怪志人，把唐以前的古代小说，和唐以来的传奇文，两者结合起来，汇同起来，一方面志怪，同时又传奇。《聊斋志异》中的狐鬼，又可怕，又可爱，引起人的好奇恐怖之心，又以震撼人心的爱情描写，来感染人，吸引人。其中有许多长篇的，其故事曲折，文词之铺陈，有唐传奇的特点，但其情节之怪异，故事之诡诞，则是志怪的特色。一般唐传奇，无此奇特可喜；而其间描写对话，塑造人物，则又有志人的手法，对话总很聪明，漂亮，警辟，有意思，有味不尽，有《世说新语》的味道与方法。唐传奇中对话，无此漂亮与警策。第二，其篇幅短的，虽是古志怪的样子，但却有意味，不那么简朴无华，或客观记录，除了事之本身外，看不出什么意思或味道。而《聊斋志异》的短篇记事，却总有其主旨或思想。或写一事，以讽刺现实，攻击社会。或有所寄托，其中富有意义，给人教训，表托出一种道理，如寓言，或则非常警策有趣，真是匪夷所思。试取一则几句几行的一篇《聊斋志异》，与一篇六朝短书来比较一下，即见出其间的显著区别。孰为艺术作品，孰为简单的记载，可以看得清楚。 《聊斋志异》在表现方法或形式体制方面的独创性，当然，不只因其融汇了传奇与志怪，还在他广泛地吸收了、采取了我国古代文学中的好传统。比如在描写人物有许多口语，神情口气。写情节，叙述故事，谋篇布局方面，以看出古史的笔法与方法，写对话，写景物，可以看出和宋元白话小说的关系；在立意、议论、表达主题方面，可见其先秦诸子和唐宋古文家说理文、叙事文的精髓。至其所引诗词、曲文，短简亦表现他有广泛深刻的文艺修养，有些是南朝民歌（《子夜歌》），有些是五代及宋词，有些是元明俚曲（《挂枝儿》《白雪遗音》），有些是魏晋短简。这些，现在只是一提，总之，他具有深厚的古文学修养，把它们都融汇在创作实践中，都是唐传奇及六朝小说所没有的成分。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稿中，说《聊斋志异》所叙，多是神仙、狐鬼、精魅等故事，和当时所出同类的书差不多，但其优点在：①描写详细而委曲，用笔变幻而熟达。②说妖鬼多是人情、通世故，使人觉得可亲，并不觉得可怕。《小说史略》介绍《聊斋志异》云：“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鲁所说，是其总的印象，分析起来，何以达到此效果，实不外上述各点。 但纪昀作《阅微草堂笔记》，攻击《聊斋志异》二缺点：①体例太杂，有些像唐传奇，有些像六朝志怪。②描写太详，指写人写事，过细过曲尽，非本人不能知，而本人又不肯说，作者从何知之？（郁达夫亦有此论，而提倡日记文学，书简文学。）纪昀攻击之以为缺点的，一是表面看，纯从形式看，以模仿为能，以独创为下。二是他所说缺短，乃我们所认为优长，正是他的特创之处。我国古代保守主义的评论家、文学家，总是看不见人的独创之点，看到了，又加以否定，看不惯。 在《聊斋志异》以前，明初有钱塘瞿佑所作的《剪灯新话》，又有续作《剪灯余话》（庐陵李祯，字昌祺），万历间又有邵景瞻模仿瞿作而作的《觅灯因话》。这类作品，在《聊斋志异》之前，且是写恋爱和鬼怪的，可谓汇合唐及六朝，为《聊斋志异》开了路。当然《聊斋志异》亦不能不受其影响。但其吸引人的力量，远不能与《聊斋志异》相提并论。鲁迅说瞿作“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纷起”。所谓文笔差，当然是瞿作差的因素，即是瞿之文学修养不行，表现得不好。但这绝不能说明其主要原因。因为接受传统，是必要的，却不是作品价值之决定因素。于此就要说到《聊斋志异》的独创性之主要的原因。 （二）《聊斋志异》的现实因素。《聊斋志异》主要的独创性何在呢？即对其作品之价值，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何在呢？是在它的内容上的现实性。 由上面所说，《聊斋志异》取志怪与传奇这一古代小说系统的文学形式，无疑得到最高的发展和成就，就是说，文言小说发展至《聊斋志异》，获得前所未有的高度成就，为过去志怪与传奇远不能及。这种艺术上的成就，绝不是文学形式及传统技法所决定的，而是当时社会现实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所决定的。即是说，《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所以远远超过过去这一系统的作品，主要在于它紧密地联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反映了当时的生活面貌，表达了当时使人引起共鸣的进步思想感情，提出了人民所共有的内心要求。因此，要估评《聊斋志异》的价值与成就，就不能仅从文学形式的传统来作说明，所可解决问题的。而仍然必须从他的现实内容来作说明，始可求得了解。在这里，文学形式的传统，就成为次要的东西（不是不重要）。即说，我们研究《聊斋志异》，仍然要从它的思想内容着眼，而不可仅纠缠在它的艺术形式、文学传统方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在介绍作者生平思想和在对作品的具体分析方面，再细说。此处只提出来：即《聊斋志异》的价值，在于当他凭其有高度文学修养的艺术才能来写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传统故事时，又： ①对当时现实社会真实深刻的暴露； ②对当时人民共有的难以言说的内心痛苦和生活理想，有动人心弦的反映； ③在故事的构成和人物的描写上，表现了作者对当时人民生活的关怀和由此而取得的丰富的生活知识，糅和了作者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与观察，作者自己的具有进步的与广大人民相通的思想感情和高明的见解与情愫。 简单说，《聊斋志异》在文学形式上，取用了自古以来的奇异的故事，但在内容实质上，却体现了很高的现实主义方法。这种很高的现实主义方法，是《聊斋志异》以前的同样传统的作品所缺乏的。瞿佑的《剪灯新话》之类，人物与故事不能给人真实感，因此也不能动人；唐传奇有许多好的，如李娃、霍小玉、莺莺，但人物只有轮廓，故事只有大概，其血肉是不足的。六朝志怪，只有简朴的奇怪故事，谈不上形象和生活内容。《聊斋志异》不是如此，鲁说《聊斋志异》中狐鬼有人情，知世故，使人觉得亲切，即在于此（现实主义的精神）。他把现实中人的性格思想，附会到超现实的事物和故事中去，由具有现实性的形象中，体现了他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和批评。 取传统的故事，而加以新创；与骷髅，而予以血肉与灵魂，本是中外古文学的一个途径。歌德的《浮士德》，Shelly（雪莱）[2]的关于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的诗篇，拜伦的许多叙事诗如Cain（《该隐》），Don juan（《唐璜》），莱蒙托夫和普希金的许多作品，Flubert（福楼拜）的Salambo（《莎朗波》），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其故事，都是古老的。中国的《西厢记》《琵琶记》《长生殿》以至《三国演义》，故事也非新创。 这并非说故事不重要，题材不重要，或形式不重要。故事及题材，有其重要的意义。故事、题材，给予作者的表达思想感情和反映生活内容，以一定的条件与限制。并不是胡风所说，题材毫无作用。取才子佳人的故事，就反映不出《水浒传》的内容。这是明显的。同样，写学校生活，当然也能反映现实，但却反映不出工农兵生活题材的斗争内容。另一方面，作者取用题材或故事，也是作者的思想感情所指导，所决定的。蒲不取帝王将相飞黄腾达的故事，不写仕宦富贵的豪华得意的题材，而取用民间的神话传说，亦说明了他的世界观的好的倾向。 故事或题材，以及文学形式，既予其现实内容的反映以一定的限制，因此，我们评论《聊斋志异》这样的作品，也不可撇开其艺术形式不顾，而作架空的不□的要求。有人说，《聊斋志异》不能说是伟大的作品，因其中未创造出现代小说意义的典型形象，这是不附实际、一棒子打死的说法。它是取用奇异故事、神话传说，是狐是鬼，是精怪，如何可与现代意义的短篇相比？它是文言写的，如何可与白话相比？但中国古代文言文写的志怪传奇系统的小说中，它却是最高的，其文言，亦是把表达能力，发挥到最高度的。 谈到这里，这段的意思已可结束，但我想顺便补充说明一点。我说《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发展中，是属于文言小说的系统，古代志怪和唐传奇文的古小说系统，和宋元明以来盛行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即由讲唱发展而来的长短篇小说，属于不同的系统。因此说，我们研究《聊斋志异》，当首先估价其艺术内容（即反映了现实），而不应为其艺术形式所惑乱；同时，也不能无视其艺术形式，它的内容系通过其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故不可撇开不顾。这样讲，我以为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方法。 但绝对不要以为在我们中国文学史上，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是两个截然划开、毫不相涉的东西：文言小说是出于文人之手，出于当时知识分子、读书人之手；而白话小说，则来自下层社会，来自民间，它们彼此不相干。若是我说的，给同学们这样一种误解，那就是大错。我提此话，不是无中生有。事实上，正有人如此来看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冯雪峰在其一篇影响甚大的论文中，正是如此看。他把来自民间的文学作品，和成于文人之手的作品，对立起来，看成两相矛盾对立的东西。这样把问题绝对化，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文艺观的翻版，是主观唯心论的方法，和我上次所批判的那些形式主义的谬论实质上是相同的，这是完全不符合我国小说的历史的发展的实际的。 我们且不谈理论，只谈些小说史的事实。 同学们都熟悉《天仙配》，七仙女下凡和董永做夫妻的故事。这个故事，最初见于干宝的《搜神记》，题目叫《董永妻》。干宝是个晋代的文人，是史官；《搜神记》是文言小说，我们已经说过，这是《聊斋志异》的老师之一。出于晋代文人之手的故事，到了唐代就见于民间的讲唱变文，新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卷一，就有《董永变文》。到宋元时代，变文发展成为说话（说话之名，唐代即有，至宋而大盛）。今日留存的《清平山堂话本》（日本转来），是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集，其中就有《董永遇仙传》。这都是白话的。后来还有戏曲形成的。《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至变文为《韩朋赋》。 唐代的传奇文中，有一篇著名的《李娃传》，白行简作。这是出于文人之手的文言作品。白居易的诗，《白氏长庆集》中有一首一百韵长诗：“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酬翰林白学士一百韵》）李娃是唐代名妓，名叫一枝花。这一枝花，就是李娃。说一枝花话，就是关于一枝花李娃的说话。说话，而今日之说书。由寅至巳，子、丑、寅、卯、辰、巳，讲七八个钟头没有讲完，可见演为说书，情节很复杂，描写很细微了。可见出于文人之手的《李娃传》，在当时，又以民间文艺的形式在社会上流行了。后来还演为戏曲。 再说裴航与仙女云英的故事，原来也是文言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中有《蓝桥记》，正是这故事。而且文字也多保持原来的面貌。《清平山堂话本》中，多是白话的，但也有一些文言的，除《蓝桥记》，还有《风月相思》。皆因作为说话的本稿，来不及改头换面，就收了进去。 这种例子多不胜举。同学们若做一篇论文，全面研究一下，今日话本，或拟话本小说中的故事，有多少是取材于古代志怪小说及传奇文的。其间关系为何，发展为何，从其中说些道理出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拿《聊斋志异》来说，不久前，天津就有出名的来讲《聊斋志异》故事的艺人，现在他的讲《聊斋志异》故事的话本也已整理印出一些来了。《聊斋志异》故事在京戏和地方戏中也有。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川戏中就整理出大量的聊斋戏，如《菱角配》《拉郎配》等等。 由此可见，文人作品和民间作品，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是完全相通的。应该说，文人的作品，总是取自民间，加工之后往往又还给民间。《诗经》、乐府都是民间的，经文人写定，就发展而为文人的诗歌。文人、诗人，必须和人民联系，做人民的学生，就是这个道理。一种文学形式，一经脱离了人民，它即贫乏、枯萎。没有例外，上次已讲过了。 但两者相通，却又不能混淆。它们还是两种不同的、有区别的艺术形式。内容上相通，形式上不可混同。既经由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即受此形式之帮助，同时又受此形式之限制。《李娃传》，由传奇文的艺术形式写下来，就无法念七八个小时也念不完；《聊斋志异》原文如《青凤传》，经天津艺人一讲，就讲得长了十倍还不止。若把艺术形式的区别也不予承认，那也是不对的。 凡事都不可绝对化。上说，传奇与志怪也是如此。我们说传奇以恋爱故事为其特色。志怪，只记录奇异之事。但六朝小说中，也有恋爱故事。如《搜神记》中有《吴王小女》，《幽明录》中有卖胡粉女子，都有恋爱情节。传奇文中也不少专写奇异之事，而无男女恋爱故事的。但两者的区别还是有的。凡事不可绝对化地看。动物和植物，一个区别是，动物以有机物为养料，植物以无机物为养料。但此亦不可绝对化，捕虫草是以有机物为养料，它还是植物，不能算动物。动植之另一区别，一有感觉运动，一无感觉运动，但此区别，也不可绝对化，含羞草有感觉运动，还只能算植物，不可谓动物。也不能因此，就说动植物混同，没有区别。动植物还是有明确不含糊的区别的。比如我，就是动物，不是植物；窗外那梅，谁也没有以为它是动物。 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它们属于不同系统，是两种不同来源不同的艺术形式的小说，但又彼此相通，可以相互转化。我们研究《聊斋志异》，要着重其现实内容，同时也要研究其传统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技巧。 这就是我在《绪言》中所要说的。 二 《聊斋志异》故事（题材）的来源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聊斋志异》这部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所接受的传统的渊源：它明显地、直接地继承了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唐代兴盛起来的传奇文这一系统的小说的传统形式，而使此一系统的小说的艺术有长足的发展，获得了最高的成就。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聊斋志异》，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评价。我们在前面《绪言》中所讲，无非就是要提供这种有关的史的知识，让我们可以从史的发展上来认识《聊斋志异》的特点和成就。不致因为昧于史的知识，而孤立地、脱离史的发展的实际来看它。当然，我们要认识《聊斋志异》的艺术特点和成就，只就其艺术形式的传统性来看，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还有内容的现实性。这后一点，我们前面也已指出，我们留待分析介绍作者的时代和生平，以及具体接触到作品本身的内容时，再作评论，这是本课的主要内容。 我们在《绪言》中，已经讲过《聊斋志异》的艺术形式或作品的体制、文体所继承的传统。我们说艺术形式，那不只是指作品的艺术体制，而且也包括故事的形式在内；故事，也是一种艺术形式，相同的或相似的故事，可以有不同的内容。故事的类别或故事的梗概相同，但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态度去处理它，用不同的方法去具体描写它，因此就可以注入不同的思想感情，可以反映不同的生活，可以给人不同的艺术感受，可以收到不同的艺术效果，为不同的目的而服务。就故事的类别说，《水浒传》和《荡寇志》，其故事是属于同一类的；就故事的梗概说，比如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陈鸿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洪昇的《长生殿》都是相同的故事，但其艺术内容迥不相同。《水浒传》，同情与赞扬宋江等江湖英雄的反抗黑暗政治吏治；《荡寇志》，则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看。甚至写同一个故事的陈鸿和白居易，陈、白乃是好友，陈作为白诗之序，若是细心的人仔细研究，就知道两篇东西的内容有大不相同之处：陈是极力贬杨，其作品的主旨在于“惩尤物，窒乱阶，垂戒将来”，他为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政权着想，认为一切乱子都当归罪于杨贵妃这个尤物和祸水，这完全是封建统治者的宣传；白诗，则热情地歌颂明皇与杨妃的爱情，同情杨妃的惨死，为他们虽为最高统治者，也和一般人民百姓不能享有其爱情而致深深的哀悼与惋惜。所以陈鸿的序，不但不能说明白诗的意思，恰好跟白站在相反的立场，说了两相对立的意思。对同一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看法和意见，同为土改，地主仇视之，农民欢呼之；同一肃反运动，人民说好极了，右派分子说糟透了；同一新中国的社会现实，我们认为光华灿烂，反动派认为漆黑一团。 因此，故事无疑地是一种艺术形式，可以反映不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我们本段的目的是：①具体说明《聊斋志异》不只在文体上接受古代传统，尤其重要，《聊斋志异》故事有其悠久的历史传统。②《聊斋志异》故事固然也从书面文学上受志怪及传奇影响，但更为主要的，是接受了古代小说的精神——即采取作者当时在民间流行的神话传说，而不是从书面文学来模拟古代小说的故事，来作为它艺术创作的题材。③所谓“用传奇法以志怪”，是将两者的基本精神结合起来，即就生活中取材（史的），而予以艺术的加工与创作（传奇），以具体明白《聊斋志异》的基本精神，因要说得具体□□。现在就讲《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源。先谈其故事来源，而后再谈其有关内容的问题。鲁迅说，《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这是概括其全书说的，这说得很中肯。传奇文乃由六朝志怪发展而来，但与志怪已有不同的面目（此在绪言中已说过），《聊斋志异》的作品既直接承此系统，作者下笔持其精神，受其启发，其所受影响，有明显的痕迹可寻。 刘宋临川王刘义庆著《幽明录》（刘即《世说新语》的作者），其书已佚，约266条，其中有“焦湖庙祝”一条，说庙祝有一柏枕，枕后有小裂孔。县民汤林做买卖的，到庙里祈福。庙祝令汤到裂孔里，里面朱门宫室，见到赵太尉，给他娶了亲，育子六人，直做到黄门郎。汤在枕中不思归，后来犯了错误，庙祝就叫他出了枕：在枕内过了多少年，实只俄忽之间。这故事不过三四行，一百二十字左右，写得极其简短。意思也很朴陋，甚至连梦也未提及，是庙祝硬叫汤进枕出枕。而且只是如实的记录其故事，并无明显的寄托或言外之意。到了唐代，传奇文中有两篇极其警策、发人深省的写梦之文，一是沈既济的《枕中记》，一是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这是两篇极有名的文章。《枕中记》完全采用焦湖庙祝的故事梗概，但时代背景和人物都换了唐代的现实的。庙祝成为道士，贾客成为落拓不得志的卢生青年，去下田，满腹牢骚，和道士谈天，说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过富贵荣华的日子。言讫思睡，主人方蒸黍，探囊中枕受之：当令子荣适如志。枕是青瓷，窍其两端，青年做了一场繁华梦，直到老死，乃欠伸而悟，主人蒸黍未熟，生惨然良久，谢曰：“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之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南柯太守传》则写做梦到蚂蚁国做驸马，享受富贵荣华的故事。在《聊斋志异》中，卷五有一篇《续黄粱》，乃显然取《枕中记》的故事，卷八有《莲花公主》，乃显是受《南柯太守传》的启发，惟所写乃蜂子国。当然又有其新的、现实的内容与社会意义。 另有关于奇梦的故事。六朝小说中，有许多托梦的情节故事。这等故事，到唐代而大有发展，唐传奇文中，有许多关于奇梦的故事，如沈亚之的《异梦录》《秦梦记》等。其中最突出的是白行简的《三梦记》，记了三个梦。一是梦有所往而此遇之者：一朝丞邑刘幽求夜归，路过佛堂院，窥寺垣内男女杂坐，共食。妻亦在其中语笑，刘欲入，门闭之，掷瓦击之，遂走散忽不见。入内，殿庑无人，益骇，驰归，妻方寝。见刘，笑曰：梦中与十数人游寺，皆不相识，会食于庭，有人投来瓦砾，固遂觉。二是此有所为彼梦之者。三是两相通梦者。行简所记，似皆实有所闻见，写的是有姓有名。末言：《春秋》及子史言梦者多，然未有载此三梦者，世人之梦亦众矣，亦未有此三梦。岂偶然也，备记其事，以存录焉。关于梦的记载，《太平广记》中有自汉至五代的，收有七卷，可知其丰富。《聊斋志异》故事中，写梦的情节多不胜举。如《狐梦》《王桂庵》《彭海秋》等。但与《三梦记》中第一梦最相像的是卷二《凤阳士人》。 关于离魂的故事，《聊斋志异》中有多篇，如《阿宝》《寄生》《促织》等篇。这也是有来历的。唐宋传奇中有一篇陈玄祐的《离魂记》，写书生王宙与其表妹张倩娘恋爱，倩娘被父另配，郁郁成疾。其魂遂至王宙船上，逃到四川，五年，生两子。女思父母，同回来（到衡州），宙先到女家，首谢其事。父说女病在闺中，你何故诡说！宙说在船上，父大惊，促使者去船，果见女在船上，问大人安否。家人疾走归报，室中女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言，出相迎，翕然合为一体。陈玄祐所写此故事，刘义庆《幽明录》中也有一则：庞阿的故事，也是女子离魂。庞阿美容仪，同郡石氏女见而心悦之。未几，阿见女来就，阿妻子极妒，使婢缚之，化为烟气而灭。婢乃直诣石家说此事，女父大惊：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一夜值女在阿斋中，阿父拘执以诣石氏，石父曰：我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奄然灭焉。母诘之，女谓，向窃见阿，自此仿佛即梦诣阿。及入户，即为所缚。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女誓不嫁，阿妻死，乃娶石女为妻。陈玄祐所写，较《幽明录》，无多申发。陈未必是直取《幽明录》故事，而是直取自己的传闻之事。陈文最后说：玄祐少闻此事，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女父张镒是张仲规之叔（祖），说极备悉，故记之。 鬼魂的活动，幽婚和再生复活的故事及情节，六朝小说中有大量的记载，荀氏《灵鬼志》，晋人所撰，《勾沉》辑24则。述嵇康出游，宿华阳亭，夜操琴，有鬼称善，嵇呼与相见，谈音律，鬼授以《广陵散》。（今查阜西、管平湖奏此曲。）《搜神记》有卢充出猎，逐獐，见府舍，有人出迎，谓尊君为君索小女婚，充父早亡，见手迹，甚欷歔。即与女婚，生子。三日出，始知女及其父（崔少府）皆是鬼，所赠碗，亦棺中殉葬物。东晋戴祚《甄异传》：刘沙门病亡，妻贫儿幼，遭暴风雨，垣墙（破坏），妻泣拥儿（曰）：“汝爷若在，岂至于此！”夜沙将数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甄异传》：沛郡人秦树，自京归，天昏黑失道，遥见火光，往投宿，乃一女子秉烛，宿外屋，见女子独处，虑其夫至，女曰：保无虑，不相误。为设食，树求婚，女曰：“自顾鄙薄，岂足伉俪。”向晨，女泣别：“与君一睹，后面莫期。”赠以指环，树出，回顾，乃是冢墓。《列异传》（魏文帝撰，恐是后人所托，原书早亡，各书所引，有出魏文帝以后的）记谈生年四十无妇，夜读，有女子十五六来就生为夫妇，说：“慎勿以火照我，三年之后，方可照。”为夫妻，生一儿，已两岁，不能忍。夜伺其寝，盗照之，腰以上已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妇觉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生谢，涕泣不可止。女令随去，入草堂，赠以珠袍。乃睢阳王女，疑其发冢。陆云之侄，陆机之子《陆氏异林》：钟繇曾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常。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曰无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恨，有不忍之心，然犹斫之伤髀。妇人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着白练衫，丹绣两当，伤左髀。叔父清河太守说如此。此已甚动人。最著名的，为《吴王小如》及《卖胡粉女子》的故事。《吴王小女》出《搜神记》，吴王夫差小女玉与童子何重恋爱，私许为妻。王怒，不许。玉气结而死，重往吊于墓，玉鬼魂出，流涕。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意欲从君，谗言恐多……羽族之长，名为凤凰。虽有众鸟，不为匹双……身远心近，何尝暂忘！”邀重还冢，留三日夜，临出，赠以径寸明珠。重出，诣王说其事，王怒，谓其造讹言玷秽亡灵，发冢取物。重逃至玉墓诉之，玉乃见王，备说其事。夫人出而抱持，玉如烟然。这类故事，唐传奇文中有《庐江冯妇传》《李章武传》等。此种情节是《聊斋志异》故事基本结构和组成成分的，如《公孙九娘》《湘裙》《伍秋月》《薛慰娘》《宦娘》《莲香》《连琐》《聂小倩》《林四娘》《鲁公女》，不胜枚举。 人死鬼魂回家，与家人骨肉相聚如生时，和死而复活，历述阴间和阎罗地狱受罪，以示劝善惩恶之意的佛教思想的，在汉已有，至六朝而大盛，这一系统的故事情节，也是《聊斋志异》故事的基本组成成分。《甄异传》谯郡夏侯文规居京，亡后一年，见形还家，乘车，宾从数十人，云是北海太守，或一月或五十日辄来，似憎蒜而畏桃。《幽明录》有石和尚死后四日复苏，及康阿得死三日后苏等。《录异传》：会稽山阴贺瑀死三日，心尚温，后苏。乌程丘友，死经一日半复得生，说在阴间经历及见闻行为。刘义庆《宣验记》和王琰《冥祥记》，则专为宣扬佛法，反对道教。故事皆晋宋人物，死而后生，历述在阴世见闻及阴阳交通，诸地狱罪报，劝奉佛，戒杀生。颜之推（北齐）《冤魂志》全是佛家报应的故事，如徐铁臼为后母虐待致死，其鬼乃祟其异母弟铁杵，以报其后母。弘氏述商人弘氏被官府冤诬处死，诸宦悉皆得惨报。具见佛教轮回之说已经深入民族文化，成为人民自己的神话传统，臻于成熟。在《太平广记》五百卷中，此类鬼魂、再生、悟前生、报应、□□的有关佛教的故事，占八十余卷。《聊斋志异》故事，以此为其基本的构成部分，如《珠儿》《窦氏》《牛成章》《叶生》《席方平》《王六郎》《水莽草》《李伯言》《阎王》等。 《聊斋志异》故事以狐鬼故事著名，说到狐狸成精，大禹治水，有涂山氏相助之传统，在汉魏六朝志怪中，有不少记载。《列异传》述汝南督邮刘伯夷夜宿惧武亭，人告此亭不可宿。刘以巾结两足，冠以帻，拔剑以待。忽有物来覆其身，屈起以袂掩之，以带系之，照之乃一老狸。明日发视楼屋，所杀人发数百枚。这种传统是很古的，旧说“狸髡千人，得为神”。《玄中记》说：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通天，为天狐。《幽明录》：有狸化为人，冒充某人，去迷美妇的故事。述吴兴戴眇家僮客姓王，其妇色美，眇之中弟恒往就之，客怒，白眇。眇问其弟大怪，此必妖怪，客俟其来，欲缚，变成大狸，由窗中出。狐变为美女的故事，六朝小说中不多见，六朝小说中化美女迷人的，都是大龟、水獭等。但有吴县费升一则：吴县费升为九里亭吏，暮见一女从郭中来，素衣哭一新冢，日暮不得入门，寄亭宿，至夜，升弹琵琶令歌，女云：“有丧，勿笑人。”歌音甚媚，歌上曲、中曲及下曲，皆五言绝句。下曲云：“伫我风云会，正俟今夕游。神交虽未久，中心已绸缪。”向明，升去，女惊怖。猎人至，狗入屋，于床咬死，为大狸。（此狐无恶意，不可怕，脱原始传记形态。）（《幽明录》）唐张鷟（文成，即《游仙窟》的作者）所著《朝野佥载》（记唐代佚事，司马光《资治通鉴》引用之），有一段谈到狐的传说的事：唐初以来，百姓多信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骆宾王讨武后檄曰：“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狐魅”一语，已成口禅，这是和关于狐的传说是分不开的。唐传奇文中王度《古镜记》和《任氏传》（沈既济）都写到狐化美妇与人恋爱的故事。《太平广记》关于狐的故事，有九卷之多。 各种禽兽鱼鸟以及百物用具的变化，汉六朝志怪中各类皆有。虎、牛、鼠、龟、鸡、鸭、獭、蛇、笤帚、履、枕皆为魅。有时往往人亦化为虎（《述异记》，汉宣城太守化虎）。既有各种妖魅，就须驱邪。这类传说，本与方士的宣传不可分。驱魅降邪，是方士、术士的本行。六朝志怪之书，许多是方士的伪托，像《列异传》所记鲁少千驱蛇为魅的故事，是典型的。古之方士、巫士、术士，即后世之道教，他们懂天书、符水、法术、幻术，又能炼丹、服食，为神仙。这是汉六朝的普遍极其兴盛的风气。中国的神话传说，与佛与道二者不可分。佛之轮回，道之长生，皆合乎人的基本愿望与理想：所谓好生恶死，人之恒情，老是从个体着想，从个人的私情——骨肉朋友、所亲所爱着想。死是可怕与可悲的，但个体消灭总不可见，自然规律不可抗。故佛家轮回，实即虽死犹生；道家长生，即永远不死。这是古人一般人所最容易接受，符合自己的愿望与幻想者。人从而能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心理上得到安慰，能够好好的有兴致、积极地活下去，没有了这种传说与神话的支持，如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如封建时代的一些人，如凤姐之流，就会玩世不恭，为非作歹，而精神内心深处，总是悲观主义者，因其个人主义，只为一己，而一己生命不能永葆，必然悲观主义的人生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变个人主义世界观，为集体主义世界观。集体总是永远存在，永远前进，永远发展，永远繁荣的。以往有人想到地球的毁灭、无可逃生而为人类悲哀发愁，现在苏联科学家制造人造卫星成功，人类开始进到宇宙活动的时代，这对人的精神内心的鼓舞，是不可估计的。这就具体见出社会主义的优越，与资本主义的衰朽与落后。右派分子坚持其个人主义，不要集体主义的领导，不要使大家幸福地生活的社会主义，从人类文化思想的发展看，实在是愚蠢可悲的。我此所说，只说平日只谈到宗教——佛道思想的消极作用，迷信的毒害；但在今日我们的新时代，回顾过去的旧时代，我们也应该看到从而产生神话传说的好的一面。宗教迷信与神话传说，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避免繁琐，不一一举例。此类故事在唐传奇文中，有王度《古镜记》中所述，有《东阳夜怪录》，叙王洙述其所闻于成自虚，夜中遇到精魅，以隐语相酬答，天明始知所遇为骆驼、瘸驴、老鸡、大猫、刺猬、老牛及犬等成精。牛僧孺《玄怪录》（《广记》369）述元无有投宿，遇精魅，吟咏，及明，乃知是水桶、灯台、故杵、破铛成魅。（《列异传》有张奋故事，遇金、银及杵为魅化人。）《聊斋志异》中除狐鬼而外，各种精魅的故事，占了极大的比例：但是这些精怪并不都是可怕的，当然也有许多可怕可嫌的，如《王通》（马）、《申氏》（龟）、《衢州三怪》《海公子》（蛇），但更多的是极有人情（如《黎氏》《二班》《鸽异》等）和非常美丽可爱的（竹青——鸦，阿纤——鼠，三仙——蟹、蛇、蛤蟆，花姑子——麋，西湖主——猪婆龙，阿英——鹦哥，绿衣女——细腰蜂，素秋——蠹鱼，白秋练——鱼，黄英——菊，葛巾、香玉——牡丹）。化虎的则有《向杲》《苗生》等。总之，他们都人性化了。至于法术与成仙，在《聊斋志异》中也有此一类。幻术如《彭海秋》《寒月芙蕖》《道士》《丐仙》《单道士》等。成仙的多少故事的结尾皆如此。《太平广记》中道仙、方士、异人十六卷，妖怪、精怪十五卷，禽兽、水族、昆虫等四十四卷。 唐以前小说中，写神仙仙女，有意境极美的。陶潜《搜神后记》有《袁相根硕》，写袁、根二猎者入山，遇二仙女，成夫妇，二人回家，耕于田，忽帨化而去。《幽明录》述黄原为犬导入山穴，与仙女妙音成婚。《搜神记·天上玉女》，述魏弦超夜独宿，有神女来，从八婢。自言七十，视之十五六，为夫妇七八年，赠诗别去。五年后，超奉使出行，于山道遇女，又复旧好，张茂先（张华）为作《神女赋》。出名的还是《幽明录》上的刘晨、阮肇于天台山遇仙的故事。此类神人仙女的故事，在《聊斋志异》中有《云萝公主》《神女》《锦瑟》《翩翩》《嫦娥》等。《聊斋志异》中有一类专写海外仙女福地的，《仙人岛》《粉蝶》《安期岛》，如唐传奇文中的《王谢传》；写龙宫水□的《织成》《西湖主》《罗刹海市》，略如唐传奇文中的《柳毅传》；写穷苦人民得美人仙女的，如《蕙芳》《房文淑》《褚遂良》《绩女》等。此在六朝小说中已有很多，如《董永妻》。上述《刘晨阮肇》《黄原》《二猎者》等遇仙女，亦皆穷苦的劳动者。《搜神后记》中有《白水素女》，农民谢端，乃一孤儿，勤于耕作。偶取一螺归，置瓮中。每日从田中来，见户中有饭饮汤火，意谓邻人所为，往谢，邻人说我未做，何见谢？谢端心疑，鸡鸣去，潜归。见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入门，问新妇从何来，为我炊？女大惶惑，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天帝哀汝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来守舍炊烹，十年中使君居富得妇。但今吾形已现，不能复留。”端请留，不肯。风雨中忽然而去。这就是后世的螺蛳精故事，至今尚流传民间，可是其来源已有两千年了。《刘海砍樵》及《张羽煮海》《天仙配》，皆是一类故事，这是人民性最强的、美丽可爱的神仙故事。神仙故事起源最早，也最为丰富，《太平广记》中仅神仙类就有五十五卷之多。女仙十五卷。 关于人事的，《聊斋志异》写妒妇、悍妇甚突出。如《马介甫》《江城》《段氏》等。此在六朝小说中，专有一书，曰《妒记》（宋虞通之著，兵部校尉，传是奉宋明帝为诫宋世诸公主而作，虞另有《后妃传》），专门写妒妇、悍妇的故事。有许多已成为笑话一类。谢安妻刘夫人妒，人谓《关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讽己，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若周姥撰，当无此语。”有士人妇妒忌，对夫打骂，有以专绳系大脚。唤便牵绳。夫乃与巫婆谋，言如厕，易羊，己乃逸去。妻牵绳见夫化为羊，大惊。召巫婆，巫言夫人积恶，故郎君化为羊，以示责怪。妇悲号，抱羊而哭，咎悔自誓。夫徐徐还，妇喜。而多日仆羊，岂不辛苦。后复妒悍，夫伏地作羊鸣，妇惊怖，誓不复犯。此类故事，到了后来的《笑林广记》中，成为大量的。有些流为恶趣，皆反映男性心中的偏见成见，反映对妇女的歧视轻视。当然也有好的。问题是对此事实——内在矛盾，如何看法，如上所举谢妻、刘夫人一则即佳。 以上等就故事的大类列说，举其荦荦大端，已经觉得枯燥与繁琐。当然讲得不完全，挂一漏万。另有一些并非整套的故事系统，而只是一些琐碎的情节，如《聊斋志异》中多有凶宅的故事，全书有两则，《宅妖》《青凤》《狐嫁女》《小谢》等皆旧宅第闹鬼怪，人不敢住。六朝小说中，《列异传·张奋》一则，即写凶宅。这种故事，代代有之。因为富贵人家盛衰有时，荣极必衰，大房子空着，就自然生出恐怖的幻想。解放前，北京有出名的四大凶宅。若现在，房子住满人，又唱歌，又开居民会，小孩又热闹，一片繁荣景象，那会有此？ 关于看风水讲堪舆，《聊斋志异》中有许多写此，如《姊妹易嫁》《堪舆》，杂鬼神志怪（亦见孔氏志怪）：陶侃微时，遭大丧，家贫亲自营博。以牛运载，忽失去。逢老公云：岗上见一眠牛，其处好作墓，坟极贵。言讫不见。太尉之墓如其言。后世犹称眠牛穴，讲风水是自晋代盛行起来的。世传堪舆，皆尊郭璞。 《聊斋志异》中有许多小情节，也是由来已久的，比如《王兰》一则，鬼卒捉错了人，送他还阳，欲以报谢。途遇寺庙，见有狐炼丹，对着天空吞吐，鬼卒即劫其丸，送给王兰吞下。此即修炼成仙的一个门道。又有以人入古井或墓中，□年不死，龙飞相公之类。此在六朝小说之中，有之。如《异闻记》述郡人张广定，遇乱，有女四岁不能步涉，又不可担负，乃以器缒女下古冢中，予以数月饮食，舍去。三年乱平，赴冢中收女尸，埋。见女商活，问何得不死。女言粮初尽，甚饥。见冢角有物伸头吞吐，试效之，不复饥。父索女所言物，乃一大龟。《伍秋月》，有碑云：女秋月，葬无冢，三十年，嫁王鼎。王鼎来住旅中，女即相就为夫妇。此于碑上作预言。此在六朝小说亦有之。《神怪录》：将军王果为益州太守，路经三峡，船中望见江岸石壁千丈，有物悬在半崖，令人就视，乃一棺。中有骸骨。有石志之：“三百年后水漂我，欲及长江垂欲堕；欲堕不堕遇王果。”果云：“数百年前知我名，何可舍去？”即为营墓，设祭而去。 《聊斋志异》中有《好快刀》，刀砍头落，犹言好快刀。《录异传》亦有一条：汉武帝时贾雍为豫章太守，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雍犹上马还营。雍胸中语云：“有头佳，无头佳？”众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而倒。 《搜神记》中载，吴时有徐光者，尝行术于市里，从人乞瓜，主勿予，便从索瓣，杖地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鬻者返视所卖，皆亡耗矣。《聊斋志异》种桃（梨），即本此，乃知小说家多依仿古事而为之也。（俞樾《春在堂随笔》） 俞樾这段话的意思，可以代表旧时代一般对于小说文艺的旧观点，即崇古鄙今。以模拟仿效古人为尚，持此成见，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便不能了解事物的真相。我们上面也是举出了《聊斋志异》故事的古代来源，犹如俞樾举与种梨一事相类的《搜神记》种瓜故事一样，但我们举此以上的例子，只为说明《聊斋志异》故事多有很古的来源，不是由任何一个人或作者自己临时向壁虚构出来的。任何个人，不管其才气多大，本领多高，也无法虚构与独创许多吸引人的故事；纵然虚构出来（根据古代的丰富故事，从书面上在书□上，加以模仿与变化），也是不会吸引人，使人喜见乐闻的。这样的作品并非没有，《聊斋志异》以后，无数仿《聊斋志异》的狐鬼小说，如《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夜谈随录》《二十年见闻录》等，犹多是如此。这些向壁虚构的奇异故事，比起《聊斋志异》来，就明显的使人区别出一是纸做的花朵，一是含香带露的鲜花。此中之故，除了《聊斋志异》故事中糅合注入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及现实生活体验而外，也在于故事本身的活生生鲜嫩嫩，它不是独自坐在屋里无中生有地用纸和颜料一手自制成功的，而是刚从园圃里山野里摘取而来的。这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以上的说明，便错误地像俞樾一样以为《聊斋志异》故事都是从书面上模仿抄袭汉魏六朝志怪小说和唐宋的传奇文的故事而来，若是我们这样的理解，那就错误了。事实是，《聊斋志异》故事，有其很古的来源，这些古老的故事，世世代代在民间传播、创造、变化着，它们和历代的人民的生活有着血肉联系，世世代代人民的思想感情与之密切结合着，它们本是从封建时代人民的生活、从人民的思想感情的现实土壤中产生的，它们的种子又还是落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现实土壤里面，继续从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里吸收养料，不断地得到发展、繁殖和变异，世代相传，一直没有停息。因此，那些故事的本身，原是人民现实生活的血肉所构成，而经过几千年的流传，与世世代代的生活境遇和生活理想相联系，从而经过取舍、增删、变化，得以不断地发展，其种子愈老，其根愈深，枝叶愈茂，开的花愈香，结的果愈甜，人民愈是喜见乐闻。其间当然也有因为生活变迁，思想感情有别，或其他原因，故而中途衰谢、窳掉，未得到继续发展成长的机会：这样脱离了人民的现实的沃土，而被人民渐渐遗忘的神话传说，现存的古籍中，还是有所保存的。但是更多的，却是结合了世世代代人民的现实生活，世代人民，又以新的东西，像园艺里移花接木一样，使之繁殖为新的品种，或使色香形态更为丰富美丽起来。这所谓人民，当然主要是指广大的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劳动人民而言，但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即读书人。因为他们本身并不是一个阶级，在旧时代，他们主要当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但有不少的人，也有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思想感情相接近的一面。他们的记录与加工，采集与创造，对这些神话传说的发展也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也是不可抹杀的。 这意思很明白，即一方面，《聊斋志异》故事虽有其历史悠久的来源，并且见于古代的书籍，但我们不可理释于它们都直接从书面上抄袭模仿而来，不是如此，它们主要还是从当代的民间——现实生活中采集而来。因为生活文化总是一脉相承，古代的神话传说，有的固然被先代人采集记录了下来，有的被文人接受，或蒙其影响，而加工创造为文艺作品，但那些神话传说的本身，还是继续不断地在民间传播，并结合了新的东西，而踵事增华，繁衍发展。后代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又可以直接予以采集与加工。这方面是主要的，但同时，我们不能否认《聊斋志异》也接受了前面所介绍六朝小说及唐宋传奇文的书面影响与启发（绝对不是抄袭与仅止是模仿），因为那些古代的那些记录与创作，对民间传说的发展与繁衍是会起一定作用的，而《聊斋志异》一经成为书面文学，较民间的原来面目有所提高，它反过来，也同样的会辗转回到民间，去起其作用。 《聊斋志异》故事，从书面上受了其先代——即六朝与唐宋的书面作品的影响与启发，是很明显的。蒲的序文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他的搜集民间神话传说，是受了干宝编著《搜神记》的影响，这说的就是写作《聊斋志异》故事，干宝《搜神记》是给了他以影响与启发的。文中一上来说及屈原、李贺，说了干宝之后，又说了苏东坡。屈原（三闾氏）、李贺（长爪郎）和苏东坡（黄州）这些著名的先代文学家，都是非常喜爱民间的神话传说的。在第三卷《织成》一篇里（选本无），写柳生落第归，过洞庭湖，忽遇洞庭君借舟，躲在船上，窃戏侍儿织成，被缚行诛，柳生对龙君说：闻洞庭君为柳氏，臣亦柳氏，昔洞庭落第，今臣亦落第，洞庭得遇龙女而仙，今臣醉戏一姬而死，何幸不幸之悬殊也。王者闻之，唤回，问汝秀才下第者乎？这显然是依据唐传奇文李朝威《柳毅传》的（当然，此故事也在民间不断流传，又生发衍化为《张羽煮海》之类）。《香玉》一篇中，与牡丹花变的女子恋爱的黄生，题诗树上：“无限相思苦，含情对短窗。恐归沙吒利，何处觅无双？”后来香玉又说，“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可为妾咏。”这里所说沙吒利，见唐传奇文许尧佐撰《柳氏传》，无双和古押衙见薛调《无双传》（张友鹤注中于“古押衙”一词未注及）。这种例子，书中时有透露（“何事求浆者，蓝桥叩晓关？有心寻玉杵，端只在人间。”——出《蓝桥记》）。这是不用多说的，因为这些只能说明蒲的文学修养，作者当然读过这些书和文章。 《聊斋志异》故事，主要绝不是仅从先代书面作品中采取摭拾而来，而是从当时现实生活中，即民间的口口相传、正在流传的故事中搜得而来。在他的诗文集中，有两句诗可以概括他写作《聊斋志异》故事的来源与写作的动机和精神。《得家书感赋》云：“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垒块愁。”又一首，《答王阮亭先生见赠》云：“《聊斋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王阮亭（渔洋山人）原诗乃题《聊斋志异》的，卷首题词中有之，流传甚广：“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这意思，在他《自序》中也明白地说了：“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都说明他的故事如何搜集而来。我们根据确切的材料，《聊斋志异》的故事，多半像古代的志传一样，乃是搜集当时的神话传说——即在日常生活中所传闻的真人真事。作者一秉汉魏六朝志怪作者的传统精神，拿他们当真人真事来写，以取信于人。这是当时主导的文学理论所指导的，作者自亦不免受此理论之支配。但前已言之，这只是一方面（史的精神），另一方面，作者又决不为此传统理论所局限，他又接受了唐传奇的影响，不止将搜集来的故事，止于如实的简朴的记录，而是加以艺术的创作。这一些，就与当时的正统文学观念有了区别。我们上次已引述过胡应麟的轻视鄙视“幻设”的故事，要求文学作品一如史实的记载，而反对虚构与创造。我们现在还可以补说胡应麟的一条意见。胡在其《少室山房笔丛》三十六中对唐人小说十分鄙视与厌恶，他说：“唐人小说如柳毅传书洞庭事，极鄙诞不根，文士亟当唾去，而诗人往往好用之。夫诗中用事，本不论虚实，然此事特诳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横议可诛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旧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卤莽。今特拈出，为学诗之鉴。”贵古贱今，以文学为史实，这种正统观念是强有力的，但蒲松龄则在《聊斋志异》写作中，摆脱了此观点。这是有勇气的事；同时他又保持了那传统观念的一面，使之收到好的效果，起好的作用，这又是可敬佩的一面。 我将《聊斋志异》四百三十多篇作品，粗略地核查了一下，其中有大半数可以证明是写得当时的真人真事，这些奇异故事梗概本身的现实性是不容忽视的。这种作为史实搜集的传统精神，他是坚持了的。其结果，使其所取本身，即如上言，乃如方由山野或园圃中摘取而来的含香带露的新鲜花果，色泽鲜艳，芬芳扑鼻。他的故事之所从来，一种是乡里的传闻，一种是写明了出于他的亲戚故旧的，一种写明了出于当时的知名之士的。这三种，占了全书的大半数，其余没有写明的想必是属于四方之人，以邮筒相寄的。 我将这些证明是当时流传，当时发生的故事分做下述几类来加以简单的介绍与说明。 ①是由篇中的人物，证明是当时确有其人或有其事的： 《金和尚》（四）[3]——后有乾隆丙戌六月二十七日，天都鲍廷博的跋语，鲍廷博即鲍以文，《聊斋志异》一书的编辑出版，鲍是怂恿出版、出资参与的。赵起杲《弁言》：“此书之成，出赀勷事者，鲍子以文。”书首有他的题诗。鲍此篇跋中说：“予闻之荷村先生：和尚绍兴某县人，少时与侄某流寓青州，久之，复与侄相失，祝发为僧。后其侄显达。荷村先生言其名字爵里及其他琐事甚悉。尝以柳泉此传未尽得实，付梓后，欲别为小记以正之，刻甫竣，而先生遽捐馆舍。予述焉不详，姑摭其大凡如此。”荷村先生，待查。又《花朝生笔记》引《分甘余话》云：“国初一僧，金姓，自京师来青之诸城。”事大致相同。天都鲍廷博以文题卷首云：“百年何人为表彰？玉函金匮名山藏。荷邨先生事蒐讨，賸喜天留有遗稿。”又有余集蓉裳题云：“丙戌之冬，志异刻成，距荷邨殁又五匝月矣。……余去年在郡斋时，与先生审订是书。” 《武孝廉》（十五）——“武孝廉石某，囊赀赴都，将求铨叙。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异史氏曰：石孝廉，翩翩若书生。或言其折节能下士，语人如恐伤。壮年殂谢，士林悼之。至闻其负狐妇一事，则与李十郎何以少异？”足见石孝廉实有其人。 《喷水》（十三）——“莱阳宋玉叔先生为部曹时”。王渔洋云：“玉叔襁褓失恃，此事恐属传闻之讹。”注：玉叔名琛，号荔裳，顺治丁亥进士，宦四川按察使。 《狐梦》（卷八）——“余友毕怡庵……尝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别业，休憩楼上。……毕每读《青凤传》，心辄向往。”“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细述其异。”《花神》（《绛妃》）亦说在毕家绰然堂，园中花木极盛，倦游回屋，做此梦。毕家，蒲多年坐馆。 《花神》（《绛妃》）（卷十六）——康熙二十二年（1682），时42岁。“癸亥岁，余馆于毕刺史公之绰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辄从公杖履，得恣游赏。一日……” 《刘姓》（卷十四）——记李翠石解纷劝善，刘姓夺农人苗某桃树事。见《淄川县志·义厚传》。《聊斋诗文集》卷上，有一篇《龙泉桥记》，有云：“李君翠石，其为人，敦笃乐善，一乡称长者……（说山路溪谷的峻险难行，需架桥梁，而苦于无法筹费）忽发慈悲，锐任之。捐其产，泻其囊，数年始竣，费金几盈千，而将伯之助予，盖十而三之……于是一道康庄矣。壬戌，工既九仞，唐太史为作记，未遑寿山，而翠石先朝露，迟迟又久，其令嗣欲成父志，索其文迷其藏所，而太史亦脱屣矣……” 《考城隍》（卷一）——予姊丈之祖宋公，讳焘，邑廪生。一日卧病。 《上仙》（卷十五）——癸亥三月，与高季文赴稷下，同居逆旅。季文忽病，会高振美亦从念东先生至郡。 《偷桃》（卷十三）——童时赴郡试……余从友人戏瞩……以其术奇，至今犹记之。 《跳神》。 《梦别》（十四）——“王春李先生之祖，与先叔祖玉田公交最善。”（李先生名宪，字王春，崇祯举人，顺治进士。玉田名生汝，万历举人。） 《狐嫁女》——“历城殷天官，少贫，有胆略。”注：殷名士儋，字棠川，明嘉靖庚子举人丁未进士，官吏部尚书，谥文庄。 《泥鬼》（卷十四），《雹神》（卷十六）——皆及唐太史济武事，前面述及文集中有《龙泉桥记》，也提到唐写桥记。《聊斋志异》卷首有唐之序：“谚有之云：见橐驼谓马肿背。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末署“豹岩樵史唐梦赉拜题”。《泥鬼》一则，异史氏曰：“观其上书北阙，拂袖南山”，唐太史名梦赉，淄川人。 《董公子》（卷十四）——“青州董尚书可畏”（写关公显灵事）董尚书名可威，益都人。万历进士，仕至工部尚书。 《莲香》（卷二）——桑生名晓，字子明，沂州人，少孤，馆于红花埠……（末云）“余庚戌南游至沂，阻雨，休于旅舍。有刘生子敬，其中表亲，出同社王子章所撰《桑生传》，约万余言，得卒读。此其崖略耳。” 《阳武侯》（卷十四）——阳武侯薛公禄，薛家岛人……（注：公胶州人，建文时有靖难师之功，初行时六军中呼曰薛六，既赏更名禄，永和初，营建北京，董其事。） 《一员官》（卷十六）——济南同知吴公，刚正不徇。 《新郑狱》——长山石进士宗玉。 《钱流》（卷九）——“沂水刘宗玉云：其仆杜和，偶在园中，见钱流如水。”（《罗祖》——末言“沂水刘宗玉向予言甚详，予笑曰……”注：刘宗玉名琮。） 《太原狱》——时吾邑孙进士柳下令临晋。（孙进士名宗元，号长卿，淄川人。顺治乙未进士。） 《折狱》二则（十六）——邑之西崖庄，有贾某被人杀于途……时浙江费公祎祉令淄，亲诣验之。（费字支峤，鄞县人，顺治十五年宰淄川，以诖误去。）异史氏曰：即此事，亦以见仁人之心，方宰淄，松才弱冠，蒙器许，我夫子不哲之一事，朽实贻之也。 《诗谳》（十六）——无何周元亮先生分守是道，虑囚，至吴……（周元亮，名亮工，号栎园，河南祥符籍，江西金溪人，宦户部侍郎。有《书影》，狱中作，是主要的参考书籍。） 《于中丞》（十六）——于中丞成龙按部至高邮。（于永宁人，任黄州知府，为圣祖皇帝所深知，辛酉入见，赉予甚厚，上亲制诗赐之，擢兵部尚书，总督直隶，江南，江西。） 《元少先生》——韩元少先生为诸生时。（韩名菼，号慕庐，长洲人，康熙癸丑状元。） 《老龙船户》——朱公徽荫总制东粤时。（朱名宏祚，高唐人，徙济南，顺治举人，文中述致檄于城隍之神，朱集中有《祭城隍文》。） 《李八缸》——“太学李月生，升宇翁之次子也。翁最富，以缸贮金，里人称之八缸。”异史氏曰：月生，余杵臼交……余兄弟与交……卷十三有《王十》（盐贩）、《王大》（博徒），皆及张石年。（张名嵋，康熙二十五年宰淄，历事精明，三年□□得举，与作者交甚笃，诗文中有诗甚多，有悲喜诗十三首，悲□□□。二十五年到任，廿八年离任。） 《焦螟》——董侍读默庵家为狐所扰……（董名讷，字默庵，平原人，康熙丁未探花，官兵部尚书。）假怍庭孙司马第……（孙名光祀，平阴人，顺治乙未进士，官兵部侍郎。） 《张贡士》——安丘张贡士寝疾，心头有小人出……“高西园晤杞园先生，曾细询之，犹述其曲文，惜不能全忆。”（高西园名凤翰，号南阜山人，以诸生荐举，官歙县丞，《随园诗话》中介绍其诗，“吾素仰山左高凤翰之名”。张杞园名贞，字起园，安丘人，康熙壬午举人，授翰林院待诏。高张二人，蒲文集中有诗往还。） 《杨大洪》——“大洪杨先生涟，微时为楚名儒。”（杨字文儒，湖北应山人，明万历进士，常熟知县，应廉吏第一，天启时官御史，参逆珰魏忠贤二十四罪。）异史氏曰：“公生为河岳，没为日星……余谓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圣贤。” 《郭安》——孙五粒，有僮仆……郭父鸣于官。时陈其善为邑宰。王渔洋云：新城令陈端庵，凝性仁柔无断。（陈端庵，浙江德清人，顺治己丑进士，官新城令。） 《李司鉴》——“李司鉴，永年举人也。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时总督朱云门……“已奉谕旨，而司鉴已伏冥诛矣。”见邸抄。（朱云门名昌祚，山东高唐人。） 《胡四相公》——“莱芜张虚一者，学使张道一之仲兄也。”（张芹沚，名四教，顺治进士，官翰林兵备道视学川右。） 《杜小雷》（十四）——杜小雷，益都之西山人……末云谭薇臣曾亲见之。 《白于玉》（五）——吴青庵筠，少知名。葛太史见其文，每嘉叹之。 《紫花和尚》——诸城丁某，野鹤公之孙也。野鹤名耀亢，字西生，官容城教谕，有诗集传世。 《捉狐》（十五）——“孙翁者，余姻家清服之伯父也。素有胆。” 《古瓶》（十四）——邑北村井涸……瓶一入袁孝廉宣四家。注：袁名藩号松□，淄川人，康熙癸卯进士。 还有许多条，不必一一详说，但可提一提篇名，以便查对，我读时注意及之。《安期岛》（卷十二）和《三朝元老》皆提及刘中堂鸿洲。卷十四《大人》——长山李孝廉质君诣青州，途中遇六七人，语音类燕。两颊俱有瘢，大如钱，问何病之同……卷十五《何仙》——长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李太史质君师事之……辛未朱文宗案临济南……孙太史子未。《武技》——李超……淄之西鄙人。（王渔洋云：雨窗无事，读李超始末，因识于后。）卷十四《库官》——邹平张华东公。《龁石》——新城王钦文太翁家。《秦桧》——青州冯中堂家杀一豕。《冯木匠》——抚军周有德。（辽东人）《乩仙》——章丘米步云，善以乩卜。《四十千》——新城王大司马。名象乾，总督川湘，点军务。《雹神》——王公筠苍，莅任楚中。（《雹神》有两篇，卷十四有一篇。）《堪舆》——沂州宋司郎君楚家，素尚堪舆。《汤公》——汤公名聘，辛丑进士。《宅妖》——长山李翁，大司寇之侄也。《柳氏子》——“胶州柳西川，法内史之主计仆也。”《念秧》中道及王子巽，有族先生，先生朋友，文集中有诗文。《蛰龙》——於陵曲银台公。卷六《犬灯》——韩光禄大千之仆，夜宿厦间。《狐朕》——焦生，章丘石虹先生之叔弟也。 ②同一故事，见于当时他书记载者：（这在六朝小说中也有不少，如孙皓得金佛像，置于厕处，令执屏筹，又对之溺——文字不同，故事无异——而大病一条。见于《旌异记》四五九、《灵验记》三六六。） 《邵士梅》（十五）——《虞初新志》中收有陆鸣珂次山《邵士梅》一篇（亦附于《聊斋志异》中），《池北偶谈》有《邵士梅》一则。邵，济宁人，以进士授登州教授。 《大力将军》（五）——记吴六奇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