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哲匠遗珠 [book_author]刘敦桢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25979 [book_dec]刘敦桢著，选取了刘敦桢的建筑研究作品，收录有《琉璃窑轶闻》《大壮室笔记》《中国之廊桥》《六朝时期之东、西堂》《中国之塔》《中国的建筑艺术》等文章。 [book_img]Z_12210.jpg [book_title]略述中国的宗教和宗教建筑 这是两个在历史文化和建筑上极为重大而且涉及面甚为广阔的学术问题，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讲清楚。在这里我只能作一点提纲性的介绍，以供大家工作参考。 一、首先要谈一谈宗教的起源和中国宗教发展的简况 有关宗教的含义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和讨论。广义的指始于人类早期的原始迷信，主要是崇拜自然物（山、川、海洋……）和自然现象（风、雷、地震、海啸……）。有些对象还被形象化了，就成为图腾。随着社会的进化，又由原始崇拜逐渐产生了宗教。狭义的就是指这后来出现的宗教。但它必须具有几个要素：首先，它要有明确的教义。其次要有一定的宗教组织和相关的仪式。最后，还要有阐明教义的经典。因此，二者不可混为一谈。然而无论是原始崇拜还是正式的宗教，在它们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会产生一些相互影响，并出现一些与之相关的艺术和文化，例如建筑、音乐、舞蹈、绘画、塑刻等。只是其程度与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罢了。 中国的宗教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在人类社会和文化最初发达的地区，例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因此，给农业丰收带来最大影响的太阳、江河和土地等天地之神，就成为人类最早和最主要的崇拜对象。而那些带来歉收和破坏的洪水、地震、山崩、海啸……则是人们所深感畏惧而不得不屈从的神祇。除了这些，先民崇拜的还有火、生殖器官等等，因为它们也会给人类带来昌茂和繁盛。而自然界中的若干凶禽猛兽，如狮、虎、熊、巨蟒、鳄鱼……往往也成为膜拜对象，有的还成为某些部族的象征，并转化为图腾或族徽。总的来说，从事农业的先民所崇拜的对象似乎比从事游牧的先民要多一些，这大概是由于二者的生产劳动有所差异的缘故。而原始先民的上述多种崇拜，也导致了日后宗教所形成的多神现象。 原始崇拜必然要有它们的崇拜仪典，包括乞求神灵的祈祷和预测未来的占卜，还有就是要有主持和掌握仪典的执行者。人类的早期社会属于母系社会，由妇女执掌着部族的大权。因此原始宗教的祭祀也必然由妇女掌握，这就是巫。根据中外历史考证，女巫有着至高无上的神权，这一传统直到奴隶社会中还继续存在，如埃及和古罗马。在中国，现知从汉代到唐、宋一直都是女巫，宋以后才出现男巫。它表明了这种古代习俗衍延的久长。 中国正式宗教的出现大概是在东汉。佛教虽早创于印度，但在东汉明帝时才传来洛阳，并建造了中国首座佛寺白马寺。但当时佛教仅在上层统治阶级间传播，僧人是番僧，佛寺也是天竺制式。到了东汉末年，佛教才开始在民间流行，寺院也逐渐中国化。例如笮融在徐州建造的浮屠祠（当时官署称“寺”，宗教建筑称“祠”）。到南北朝时，佛教才得到真正的大发展，以后竟成为“国教”，经唐、宋直至明、清不衰。它的成功，除了历代统治者大力推广外，其教义的简明和易为广大民众接受，则是其成功的最大原因。 中国的第二大宗教是道教，它的起源应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巫，传统的施法、驱鬼，再加上后来的五行、阴阳之说，是它的主要内容，但在汉代它还未形成正式的宗教。即使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所出现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都只是道教的雏形，还是离不开巫术的范畴，虽渗入了一些阴阳之说，并未形成什么正规的教义。后来知识分子将老子李耳附会为道家的始祖，东晋时又增添了黄老之说，才有了正式的教义。再吸收了佛教的组织形式和宗教仪式，因此道教的正式成立，应当在东晋以后。由于是出于土生土长，道教一直自称是中国的正统宗教，从而极力反对一切外来者，因此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佛、道之争。但由于道教本身的种种缺点，以及在民间难以普及，最后终于处佛教之下风。 伊斯兰教又称回教，是中国的第三大宗教，它何时传入中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大致时间应在唐朝。陆路是经由西域传到长安。海路则由波斯等地传到我国的广州、泉州一带，但范围仅及于沿海地区。当时来到我国的伊斯兰教徒主要是经营商业，运来非洲的象牙、香料和西亚的工艺品，运走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传布教义尚在其次，这和佛教完全不同。及至元代，蒙古人先曾征服西亚和中亚，并带来大量信奉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当时对外的海运也很发达，来华经商的人更多，所至地域也逐渐深入内地，如江苏的扬州，就是当时他们在华较为集中的城市之一，现在还留下了伊斯兰礼拜寺和墓地。由于通商、通婚，交往日益密切，中国人信仰伊斯兰教的也日益增加，经过明、清两代，中国西北的新疆、甘肃、宁夏等省信仰此教的民众已占有很大比例，而陕西、河南、山东等省的回民，亦不在少数。 流行于欧洲（后来传到美洲）的天主教、基督教，虽在唐太宗时曾有少数信徒来到长安，当时称为大秦景教，但随后因武宗取缔而销声匿迹。然自明代利玛窦等来华以后，特别是经过清末的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西方传教士来华人数日益增加，除了国内的大中城市外，许多人还深入到边远内地的穷乡僻野，除设立教堂，宣传教义，并开办学校、医院……除了西北地区，后来他们在中国的势力，似已在道教和伊斯兰教以上。 二、其次要谈一谈我国宗教的建筑 即使在原始崇拜时期，为了举行崇拜仪式，必须设置祭祀的地点，它们可能在室外，也可能在室内，但都经过人工的处置，这就是最早的宗教建筑。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活动也愈来愈频繁，内容愈来愈丰富，因此对建筑的需求也愈来愈多，终于形成了一整套能满足各种宗教需求的建筑体系。 甲、佛教建筑大体上可划分为佛寺、石窟寺、摩崖石刻和僧人墓塔四大类。 1.佛寺：现以汉族佛寺为介绍对象，其余藏、蒙古、傣族佛教暂不列此。 中国早期佛寺总平面仍以塔为中心，其周围设置廊、院及门、殿。这是抄袭印度和西域的形制，从东汉到南北朝初期基本都采用这种方式，它后来又影响朝鲜和日本。而依照中国传统的宫殿、住宅式样，沿中轴线布置若干庭院的佛寺平面，也出现在南北朝。此类佛寺以大殿、佛堂为主，塔已退居次位，这种平面后来成为中国佛寺的主要形式。 佛寺依规模大小可分为：小者称“庵”，中者称“堂”，大者称“寺”，而最大者则在寺名前加“大”字，如北宋东京著名的大相国寺。大寺中又可分为相对独立的若干院，如观音院、罗汉院、达摩院、山池院等，多者可达数十院。 在单体建筑方面，除入寺处的山门、天王殿外，寺中最主要的建筑是大佛殿（供奉寺中主体佛像）和塔（有单塔和双塔之分），其次则有从属的佛殿和配殿（供奉寺内次要佛像）、经堂（又称讲堂）、法堂、藏经楼（或转轮藏）、钟楼、鼓楼等，有的寺中另置戒坛、禅堂、罗汉堂（有普通式及田字形平面的）、经幢。附属建筑有方丈、斋堂、客堂、僧舍、香积厨、浴室、净堂（厕所）、仓库、杂屋、碓房、水井等。此外还有供交通之廊庑，环绕寺院之围墙。有的寺前凿有放生池，寺内还建有园林（山池院），盛植山石、花木。 2.石窟寺：也是从印度传来的一种佛寺形式，它是依崖开山凿出洞窟，并雕刻自立体圆雕到深浅浮刻的各式大小佛像。现有此种大像的石窟寺，以山西大同云冈和河南洛阳龙门最为著名。后者的奉先寺卢舍那大佛，高达17米余。石窟之平面，由最初的椭圆形单窟逐渐发展为方形或矩形且具外廊（石刻或木构）之前、后室。在外观上也出现了屋顶、柱、阑额、斗拱、柱础等仿我国传统木建筑形式，表示它已日益中国化了。此外，甘肃敦煌的鸣沙山石窟则因石质不佳，从而以塑像和壁画为其主要表现形式。较早石窟中有的还凿出可供绕行礼诵的塔柱，保存了印度古制的遗风。 我国石窟寺的盛行期是北魏至唐、宋，元以后基本已无开凿者。 3.摩崖石刻：是在石壁上凿出圆雕佛像或先凿出浅龛，再雕作佛像，它与石窟寺之区别是没有石室。其规模大者亦极可观，如四川乐山凌云寺大佛刻于唐代，其大佛坐像自顶至踵高58.7米，原来像外建有九层木楼阁，现已毁。 4.僧人墓塔：一般是用以贮放僧尼“荼毗”（火化）后的骨灰，极少数也有放置肉身的。其位置大多置于佛寺之后或侧旁，常形成墓塔群。河南登封少林寺的墓塔群就是最为大家知晓的例子。 墓塔采用的形制，有密檐式塔、楼阁式塔、单层式塔和喇嘛式塔。就时代而言，前三种较早，喇嘛式墓塔出现较迟（元代及以后）。就目前数量而言，以喇嘛式墓塔为最多，单层墓塔次之。密檐式墓塔又次之，楼阁式墓塔最少。墓塔的平面，则以方形为最多，其余六角形、八角形与圆形的都不多。一般在南面开一门，由此进入塔内之小室。 墓塔大多由砖砌构，部分也有用石材的。其外形及装饰，因受到传统木构架建筑在不同时代的影响，往往在塔壁上隐出倚柱、阑额、枋、斗拱、壸门、直棂窗等。其中仅喇嘛塔式墓塔例外。 乙、道教建筑：总的说来道教建筑本身的特点并不显著。其建筑布局与佛寺差不多，只是名称略异。一般较大的道教建筑组群称为“宫”，较小的称为“观”。在单体建筑方面，亦没有佛寺中的类型多，即无塔、藏经楼、钟鼓楼等。在建筑装饰中，亦缺乏道教的特点，仅有太极图等少量图形而已。目前国内存留的最著名道教建筑是山西芮城永乐宫，建于元代，有门殿五重，其中尤以殿内的元代壁画至为精美，价值还在建筑之上。建于明代永乐年间的湖北均县武当山道观建筑群，规模居全国之冠，有殿堂三十余座，各殿依山建筑，气势宏伟。 道教之石刻造像，目前仅知有四川绵阳一处，规模不甚大，且部分已被毁坏。 丙、伊斯兰教建筑：回教寺院称为清真寺、礼拜寺，常附有教长及教徒之墓地。 新疆一带之清真寺仍保存了固有的伊斯兰建筑风格，主体建筑礼拜殿采用拱券、筒拱和穹窿结构，殿后设一朝向圣地麦加之圣龛。殿前或侧面设有拱廊。门窗则用尖形拱券形式。殿旁侧构以耸高的光塔。大的清真寺可建有几座礼拜殿，如新疆喀什阿巴伙加清真寺。附属建筑有供信徒礼拜前使用之浴室，及主持人阿訇之住所。此外，又有大片教徒墓地。建筑物外表面常贴以各色琉璃砖以构成多种形式之几何纹图案。内部壁面则以《古兰经》文及植物等图案为饰，而不用人体与动物形象。 内地明、清时期之清真寺建筑，基本已采用汉族传统建筑之结构与外观，亦有公共浴室及阿訇住所。内地之礼拜寺多无信徒墓地，亦不设光塔，但建“唤醒楼”（邦克楼）以召唤信徒前来礼拜。 丁、天主教、基督教建筑：一般称为教堂或礼拜堂。此于西方盛行之宗教传来中国后，其建筑仍基本保持旧有之格局与外观，主体建筑大多为平面长方形之礼拜堂。其入口处置门厅，其上部或两侧建以具尖顶之高大钟楼，建筑形式大致分为仿高矗式和普通式二种。建筑结构为木屋架，外护以砖石墙垣。门窗上部或做成拱形或尖拱状，有的还用棂条及彩色琉璃构成多幅表现圣迹或几何形之图案。 任教职之牧师、修女则另建住所，少数且附有专用之小礼拜堂。其建筑形式，除前述者外，有的已与西式普通住宅无殊。 位于偏僻地区之教堂，或因建筑条件之不充分（材料、施工条件、工匠水平……），其形制已受到当地建筑之强烈影响。 （1965年12月9日） [book_title]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 世界上无论何种民族之建筑，在中世纪以前，其发达之主要精神原因，皆不出政治与宗教二者。然政治势力，究不若宗教之富于普遍性，故就沟通各民族之文化，影响于建筑方面言之，而政治恒难逮及宗教。此现象非但欧洲如是，即印度与中国，亦无不同出一轨。 我国古代宗教虽以释、道并著，然道教在历史上素以式微不振见称，其与我国文化发生密切关系者，当推佛教为最。佛教自西汉末期，经西域诸国辗转传来，至东汉、三国之际，渐就萌葱。晋元康以降，群雄割据，战乱相寻者，前后近三百年。史称当时人民，相与祝发出家，寄托沙门，以图幸免锋镝、徭役之苦。故自晋安、萧齐以后，佛教之发达，几如水之赴壑，其势不可复阻。降及隋、唐，号称全盛。在此时期内，营造寺、塔之风，风靡全国。此等建筑之外观，大都采引印度与西域式样，以表现宗教之特有形式。然时间既久，泽布风遗，其影响遂不仅限于此。故自佛教东来以后，我国建筑受此文化之浸濡，实甚深广。 虽然中国建筑受佛教影响究竟至何程度，此洵为不易解决之问题。盖建筑学在古代中国，数千年来恒视为卑不足道之匠技，除北宋李明仲所著《营造法式》三十四卷与清雍正间所颁《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七十四卷外，几无专门记述之书。至于秦、汉以前之建筑，久已沦为尘壤，化作烟风。今之幸存者，大都为六朝以后之遗物，然亦任其支撑于荒烟蔓草间，剥落颓圮，迄乏系统之调查。兹篇所述，系以现有资料为准，暂分装饰、雕刻与构造二类讨论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祈阅者谅焉。 一、装饰、雕刻 建筑之起源，肇于人类之庇护躯体，故上古时代建筑，祈求抵御凛烈之气候与凶猛之野兽。《易》所谓：“上栋下宇，以俟风雨”者是也。其后人群演进，踵事增华，始于建筑之表面涂以色彩，描以画图，裛以锦绣，垂以幕帷。然以上种种，俱属平面之装饰，至于利用雕刻等立体形象，以文饰建筑物者，其时代则远在上述各项艺术昌明以后。我国秦、汉以前之建筑，亦大抵利用色彩与图绘者多，而采取雕刻诸技艺者少。如《礼记》谓：“棁画侏儒”；《周官》谓：“以猷鬼神祇”；《礼记》又谓：“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黈”；《两都赋》谓：“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汉书》谓：“昭阳殿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长门赋》谓：“致错石之瓴甓兮，象玳瑁之文章”。由是而观，可知古代宫殿建筑之墙壁、地面，以及木造部分，殆全为绘画与色彩所占领。至于建筑物之利用雕刻者，仅为极少数之局部装饰，如《两都赋》谓：“雕玉瑱以居楹”；《西京赋》谓：“镂槛文”之类而已。其所以相异如是者，盖因绘画较简而易举，不若雕刻之繁缛而难工，此在械具与艺术尚未十分发达之社会，殆为不可免之事实。惟其如是，致使雕刻之技术益迟迟不克进步，故两汉诸帝表彰功臣于麒麟阁与云台，不云雕像，而云图形，恐亦因凿刻尚未风行之故也。而证之事实，汉末石刻如山东嘉祥武梁祠及肥城孝堂山郭巨祠二处，均为粗浅之平面浮雕（relif），其构图简朴，线条古拙，亦足为当时雕刻尚未臻发达之证据也。 刺激此粗朴之雕刻而使之发达者，则为佛教之输入。释教自东晋以后，风靡华夏。《魏书·释老志》谓北魏末期，江淮以北号称寺刹者，达三万余所。其说虽不足全信，而当时伽蓝、浮屠之盛，要为无可讳掩之事实。伴此寺刹而俱兴者，则为佛像之雕塑。然此为立体之圆雕，非平面之浮刻也。不仅佛像本身如是，其他之附属物，如莲座、背光等，亦无一不利用精美之雕技。故我国固有之雕刻术，自受佛教艺术影响后，遂作长足突飞之进步。其表现之方法，自平面易而为立体，其构图自形似进而为写实，其线条自古拙变而为圆熟。吾辈试取汉、晋、南北朝、隋、唐诸代之雕刻，比较而观之，如汉之武梁祠、郭巨祠，前秦之敦煌石窟，北凉之凉州石窟[1]，北魏之云冈石窟，北齐天龙山石窟，唐龙门石窟等，则其逐渐进步之过程，无论何人均可一目了然。而见于其他方面者，如西汉霍去病墓之马踏匈奴像，与唐昭陵之石人马相较，其艺术之优劣，更不可同日而语矣。 与雕刻同时受佛教影响者，则为建筑之装饰。我国古代之装饰纹样，据已见之陶、铜器、骨、玉、石刻等所载者，大都取材于大自然，如日、月、星、云、山、水、人物、花、木、虫、鱼、禽、兽之类。此外，应用几何图形者，又有雷纹、菱纹、斜纹、波纹、环纹、连锁等若干式样。俟至佛教东来，印度之莲瓣、相轮与葱形尖拱（Ogee arch），遂连带输入我国。而波斯之翼狮（Winged lion），希腊之人像柱、卷草（Acanthus scroll）、瓣纹（Plaited ornament）、沟饰（Fluttin）、棕叶饰（Anthemion）、叶与舌饰（Leaf and tongue）、爱奥尼克柱式（Ionic order）、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 order）等，亦因佛教之媒介，得以流播中土。以上各种装饰，在南北朝时，大抵与我国固有之装饰参差混用，如大同云冈石窟，即其最显著之例。其后，装饰之题材不适合我国之习惯与国情者，渐次归于淘汰。今之存者，如莲瓣、相轮、葱形尖拱等，尚为佛教建筑之重要装饰。而最普及者，无如希腊之卷草。惟自隋、唐以后，或变为简单之忍冬草，或易以繁密之牡丹、石榴花，流行衍蔓，遍于全国，不知者几不能辨为西方之装饰矣。 二、构造 我国之装饰雕刻，受佛教影响已如上述矣，然则我国建筑之构造，是否亦受同样影响？吾辈欲阐明此问题，必须比较佛教输入以前之建筑构造，与输入以后者，有无差异之处？如其有之，是否即为佛教影响所致？ 我国建筑之构造，系以阶台、础石、柱、梁、浮柱[2]、栋、桁、角梁、椽、斗拱、飞昂等为骨体，而墙壁与门、窗，不过填塞柱与柱间之空间，用以区隔内外，阻蔽风雨而已。以上诸项，均为构成我国传统建筑之基本成分。其源始之时代虽不能明确断定，然其名称大都散见三代、秦、汉典籍之内，兹逐一举例如次： 阶台　《礼记》云：“成功幼，不能阼”。阼者，阶台之主阶也。 础石　《淮南子》云：“山云蒸，柱础湿”。 柱　《诗》云：“有觉其楹”；《春秋》云：“丹宫楹”。楹者，柱也。 梁　《长门赋》云：“抗应龙之虹梁”。虹梁者，向上弯之曲梁也。 浮柱　《论语》云：“山节藻棁”。棁，即浮柱，梁上短柱也。 栋　《易》云：“栋隆吉”；《仪礼》云：“序则屋当栋”。栋者，今之脊桁也。 桁　《礼记》云：“主人阼阶上立，当楣”。楣者，承椽之桁木也。 角梁　《景福殿赋》云：“承以阳马”。阳马者，屋四角承椽之角梁也。 椽　《易》云：“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桷者，椽也。 斗拱　《论语》云：“山节藻棁”。节者，斗也。又《长门赋》云：“施瑰木之栌欂兮”。栌欂，即斗拱也。 飞昂　《景福殿赋》云：“飞昂鸟跃”[3]。 藻井　《灵光殿赋》云：“圜渊方井，倒置荷蕖”。方井，方形之藻井也。 栏杆　《西都赋》云：“舍棂槛而却依”。棂槛，即栏杆也。 屋顶　我国古代建筑之屋顶，其发展之顺序，约可分为三期： （1）我国建筑大都南向，故最初之屋顶，多系南、北二面泄水，其断面如人字形。 （2）次为四泄水之制。除南、北二面外，复有东、西二翼。《仪礼》云：“直于东荣”。荣者，翼也。东荣，即东面之檐。 （3）再次为屋面反翘之制。《西都赋》谓：“上反宇而盖载”。反宇，即屋面因呈曲线而上反也。 又《礼记》云：“复霤重檐，天子之庙饰也”。可知周代寖庙之制，已非简陋之单檐建筑矣。 就以上诸例而观，可知我国建筑之基本构造，肇源远在秦、汉以前。其时佛教尚未输入，中国建筑未受此文化之影响，殆无疑义。而时至今日，凡为我国古代建筑物之主要构材者，仍为主要构材如故。则在此二千年间，建筑物之骨构绝少变更，又可知矣。据此推论，佛教文化对中国建筑构造之影响，自可不言而喻。不仅是也，即佛教特有之建筑，如寺、塔、石窟之类，其最初模仿印度者，不出数百年间，亦演绎同化于中国建筑之内，兹举数例以明之： 塔 塔者，为古代印度之墓标。梵音为Stupa，释籍译为“窣堵坡”，其义为“累积”，盖累积土、石于墓上以为标记也。其后释迦弃世，门人以香木焚尸，其骨分碎，大小如粒，不能尽毁，乃建窣堵坡藏之，后世所谓舍利塔是也。至于塔之构造，由台座、覆钵、宝匣、华盖四部组合而成。台座者即塔之基座；其上为半球状之覆钵，形如穹顶（Dome）；覆钵顶部为宝匣，其形如方箱，中藏舍利，最上为华盖，作三层伞状。塔之内部，实以泥土，不能登临，盖纯为纪念物也。我国之塔，当以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所建之洛阳白马寺塔为最先。据《魏书·释老志》所载其形状悉依印度之式样而重构之。此外，如敦煌千佛岩第120窟[4]内之塔，亦尚存印度窣堵坡之遗范。其后塔之构造，自石造易为砖、木，塔内设佛龛，又置梯级以便登临，其外部更绕以栏廊，覆以重檐，则与我国传统之木楼阁建筑日益雷同矣。 寺 古代印度之寺，皆以塔为中心。塔之周围，罗列禅堂、静堂、僧房、庖厨、浴室、而圊之属，视后世以佛殿为寺之中心者，截然异途。我国初期之寺，大部袭用印度之制，以塔为寺之主要建筑物。故汉、魏籍典，盛称浮屠而不称寺，盖以塔为寺之代表也。东晋、北魏以后，渐重佛殿，置本尊像于佛殿中，以供祈祝祷膜拜之用，于是佛殿遂代塔而为寺之重心。其余法堂、讲堂、禅堂、食堂之类，依次排列于佛殿之前后，其配置之法，纯为我国均衡对称之方式，非复印度旧观矣。 石窟 石窟者，释籍谓之“支提”。盖设支提塔之窟内，作为仰礼之对象，因以为名（梵音为Caitya，与窣堵坡同形状，惟不藏舍利）。我国最初创立之石窟，当推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所建之敦煌千佛岩，其后继起者如凉州石窟寺，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南京摄山千佛岩，巩县石佛寺，青州云门山、驼山[5]，肥城五峰山，历城神通寺，邠州大佛寺[6]，广元千佛岩，太原天龙山等，均为南北朝及隋、唐等代所经营之石窟也。其中规模宏大者，当以北魏所建之云冈石窟为最。云冈诸窟之中央，大多设本尊像或方形之支提塔，与印度石窟之配置法，大体略同。其后北齐至隋、唐所营之天龙山石窟，内中已无支提塔，而于窟前辟走廊，廊间镌以柱、梁、斗拱之属，其上再护以短檐，至此石窟之外观、结构，遂与我国传统之木造建同一形制焉。 ［本文发表于《科学》第十三卷第四期（1928年）。为作者潜心于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后，发表之首篇论文。］ 注解： [1]　今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建于北凉宣武王沮渠蒙逊时期（公元401—433年）。 [2]　即侏儒柱。见《营造法式》卷五·大木作制度二·侏儒柱条。 [3]　［整理者注］：汉代斗拱中恐尚无斜向若昂之构件。该赋中所云“飞昂”，可能是表示一种飞翔向上之状态。 [4]　现编号为288窟。 [5]　今山东益都县境内，凿于北周至隋、唐间。 [6]　今陕西邠县西10公里，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 [book_title]琉璃窑逸闻 琉璃古作流离，或云药玻璃，其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盖传自西方，非中土所有（《汉书》西域传：“罽宾国出虎魄璧流离。”颜师古注引《魏略》云：“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汉、魏以来用作窗扉（《西京杂记》：“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汉武故事》：“武帝起神屋，扉悉以白琉璃为之。”）、屏风（《拾遗记》：“孙亮作绿琉璃屏风。”）及剑匣、鞍（见《西京杂记》）、盘碗（见《世说》）诸器，皆视为珍异。北魏太武帝时，大月氏商人始于平城采矿铸之，为行殿，容百余人（《魏书》西域传·大月氏国条：“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其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是为以中国原料制琉璃之最早记载。隋开皇间，太府丞何稠能以绿甃为琉璃，已非假手远人（《隋书》何稠传：“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甃为之，与真不异。”）。其后流传渐广，遂施之瓦面，代刷色、涂朱、髹漆、夹纻诸法。盛唐时有碧瓦、朱甍之称（《杜工部诗》：“碧瓦朱甍照城郭。”）。颜师古云：“今法消冶石汁，加以众药，灌而成之。”（见《汉书》西域传·注；师古唐人，所谓今法，当指唐时通行之法。）此虽就器物而言，然瓦面之釉，精粗虽殊，制法应无二致。宋以后造琉璃瓦之法，见《营造法式》[1]。 “凡造琉璃瓦等之制：药以黄丹、洛河石和铜末，用水调匀（冬月以汤），筒瓦于背面，鸱兽之类于安卓露明处（青掍同），并遍浇刷。板瓦于仰面内中心（重唇板瓦仍于背上浇大头，其线道条子瓦浇唇一壁）。” 按李书洛河石殆为石英之属，若今马牙石供制釉之用者。釉中着色之药料成分，有大、中、小三等之别： “药料，每一大料，用黄丹二百四十三斤（折大料二百二十五斤，中料二百二十二斤，小料二百九斤四两），每黄丹三斤，用铜末三两，洛河石末一斤。 用药，每一口（鸱尾事件及条子线道之类，以用药处通计尺寸折大料）。 大料，长一尺四寸。筒瓦七两二钱三分六厘（长一尺六寸，板瓦减五分）。 中料，长一尺二寸。筒瓦六两六钱一分六毫六丝六忽（长一尺四寸，板瓦减五分）。 小料，长一尺，板瓦六两一钱二分四厘三毫三丝二忽（长一尺二寸，板瓦减五分）。” 宫阙琉璃以黄色为主，故书中所举药料亦以黄丹为重要原料，其成分： “药料所用黄丹，阙用黑锡炒造。其锡以黄丹十分加一分（即所加之数，斤以下不计），每黑锡一斤，用密陀僧二分九厘，硫黄八分八厘，盆硝二钱五分八厘，柴二斤一十一两，炒成收黄丹十分之数。” 黄丹之制法： “凡合琉璃药所用黄丹阙炒造之制：以黑锡、盆硝等入镬煎一日，为粗，出候冷，罗作末。次日再炒，砖盖罨。第三日炒成。” 其功限： “罗洛河石末，每六斤一十两，一功。 炒黑锡，每一料，一十五功。” 足窥当时制作，条律明晰，丝毫不紊。明、清二代琉璃制法，尚待研求，非如李书之详核如据。仅知明以无名草、棕榈毛等煎汁涂染成丝黛，赭石、松香、蒲草等涂染成黄。其白土则取自太平府，舟运三千里，不惮其烦（《天工开物》）。清官窑黄、绿、天青、翡翠、紫、黑、素白诸色，均由官给黑铅，供制玻璃料（见《大清会典》），尚沿赵宋旧法，未曾更易。而唐以来冶石为釉，亦大抵祖述大月商人遗法，其流风余绪，迄今犹未陵替。故近世制琉璃者，如北平赵氏、辽宁侯氏皆山右人。明泽州所制琉璃瓦饰之花纹、图案、雕塑、配色亦为全国之冠，今巨件输出异邦者，犹值逾千金。可征北魏以来发达之艺术，夐乎独异，自有不可磨灭之价值在焉，可与石作、佛塑、彩画数者，同为晋省擅长之技术；同时又与南部之江苏南北遥对，为我国工艺最发达之二区域也。现存琉璃窟最古者，当推北平赵氏为最，即俗呼官窑，或西窑。元时自山西迁来，初建窑宣武门外海王村，嗣扩增于西山门头沟琉璃渠村，充厂商，承造元、明、清三代宫殿、陵寝、坛庙各色琉璃作，垂七百年于兹。明时各厂以内官司之，瓦饰外并造琉璃片，供嵌窗户之用，及鱼瓶、铁马诸杂件（见《倚晴阁杂钞》）。入清后，以满、汉官各一人主琉璃、亮瓦二厂事，自工银、铅料外，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并豁免厂房官地租金。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因在城厂窑久废，凡琉璃料件，均改归西山窑烧造（见《大清会典》）。然赵氏世居海王村琉璃厂，其地即明、清以来烧造琉璃官署所在，故世俗有琉璃赵之名，今其裔孙赵雪航尚能承继旧业。此外北平东直门外，近有东窑马姓，亦以制琉璃闻。按东窑本烧造上等澄泥青砖之所，明、清大内铺地金砖，初取自苏州，城砖取自山东临清州。清中叶以后，于京东河西务及广渠门二闸左近，取河泥设窑制造，号通和窑，以工料精美见称。辛亥鼎革后，琉璃官窑停歇，兴隆木厂马蕙堂父子，于东窑仿造琉璃瓦料及盆、盂之属，名西通和，与赵氏并争，故近日言琉璃者，有东、西窑之别焉。至于明初营南京宫阙，则设琉璃窑于南京南门（即聚宝门）外聚宝山，白土亦采自太平府。每窑所需人工、柴芦各料，依所烧瓦件种类及窑大小，各有定制，见《图书集成》引《明会典》。1928年春，中央大学建筑系查访明报恩寺琉璃塔故基，于眼香庙附近，发现琉璃瓦兽残件多种，杂砌墙壁间。询诸土人，谓系明琉璃窑故址，其地在聚宝门外西南五里，疑即《明会典》所称聚宝山官窑。惜厄于地方人士，未能发掘证实，而所搜残件亦未获运出。至报恩寺塔之白色砖，莹洁凝滑，纯系瓷胎，疑来自景德镇，非眼香庙琉璃所制也。又沈阳清故宫及昭陵、福陵、永陵等处所用各色琉璃，系海城县缸窑岭（去析木岭五里）侯姓所造。侯姓亦隶籍山右，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由山西介休县贾村移来。初业制缸，顺治初修大政殿，始设琉璃窑，承造各色瓦件，隶盛京工部，世袭五品官。现存十七世孙侯济，年八十。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赵尔巽修理盛京清宫，及最近张作霖坟定烧绿色琉璃瓦二十万件，俱由侯济次子书麟承造。清季侯氏世袭匠役三十七名，工部壮丁一千十八名，分塑作、筒瓦、板瓦、铅作、窑作、勾滴六类。用料以白马牙石与坩子土、赭石为大宗，皆产海城。又坩子土及白泥土出沈阳城东二十里王家沟，但白土仍须向海城取之。余如大条铅购自英，锡与响铜购自市上。原有厂地三千余亩在山上，1919年清丈局整理官产，以二万余元卖出。侯氏厂工与北平官窑赵氏通，有大工则互相挹注。询以图样做法，已无存，惟影壁、花门、牌坊等，尚知折算之法云。 ［本文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1932年9月）］ 注解： [1]　［整理者注］：请参阅《营造法式》卷十五·窑作制度；卷二十五·诸作功限（二）；卷二十七·诸作料例（二）。 [book_title]大壮室笔记 两汉第宅杂观 自来治礼者每言宫室，然明堂、寝庙之制盖难言矣。按之诸经，王制畿甸与天子三门五门、明堂五室九室诸制，参错岨峿，不能互通。而汉武东巡已不辨明堂结构（《史记》封禅书：“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自是以来，聚讼千载，迄无定论。后贤诠经，转多歧说，初学每苦纷赜，穷于受择，非无故也。惟大夫、士门寝规制（图1、2），诸家所说，独少抵触，虽北堂与东、西夹分位，间有出入，揆之全体，无关弘旨。此其故殆因《仪礼》一经，详于士礼，而高堂生传十七篇，出处最明（《汉书》艺文志及儒林传：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萧奋以授孟卿，卿授后苍，苍校书未央宫曲台，说礼数万言，号《后氏曲台记》。苍弟子戴德、戴圣、庆晋三家，并立学官）。其后古文间出，亦能合若符节（《汉书》艺文志；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故西汉立之学官，言礼只《仪礼》一经。宋以来治礼者亦多以《仪礼》为经，《礼经》为传，有由来矣（见皮锡瑞《三礼通论》）。惟礼者容也，《仪礼》所言进退、揖让之节，仅限于门堂、房室之间。后儒绎经为图，其言宅第亦止于门、寝二者。然此特大夫、士住宅之一部耳，决难概其全体。何者，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父子、兄弟又各有其配偶，子息繁滋，非东房、西室所能容。而厨、厕、仓、厩、奴婢之室，又皆生活所需，势所必具，决难付诸阙如。凡此数者，其配列结构之状，无关婚、丧诸礼，皆十七篇所未言也。故昔儒据礼经释门寝，其劳固不可没，居今日而治建筑历史，则难举门寝而忘全局。且住宅者人类居处之所托，上自政治、宗教、学术、风俗，下逮衣服、车马、器用之微，罔不息息相关，互为因果。自应上溯原始居住之状以穷其源，下及两汉宅第以观其变，旁征典章、器物以求其会，而实物之印证，尤有俟乎考古发掘之进展，未能故步自封，窥一斑而遗全豹焉。 图1　天子诸侯左右房图（自张臯文《仪礼图》重摄） 图2　郑氏大夫士东房西室图（自张臯文《仪礼图》重摄） 愚尝夷考两汉典籍，求其公卿宅第区布之状，知与周末略有异同。其异者或因记述简略，制作不明，或因时代推移，转增繁缛，其故颇难遽定。然如门、堂、阶、箱及前、后堂诸制，每与仪礼所云不期符会。盖两汉去周未远，旧制未泯，楚、汉之际，尚有车战（《汉书》陈胜传：“比至陈兵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又见同传周文西击秦条，及《汉书》文帝纪，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条）。其床榻席坐之习[1]（《汉书》爰盎传：“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又见同书霍光传、灌夫传，《史记》田蚡传，《后汉书》阴皇后纪。又《后汉书》田栩传：“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宾见东乡为尊（《史记》绛侯世家：“勃不好文，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又见同书田蚡传，《汉书》盖宽饶传，楼护传，《后汉书》邓禹传，桓荣传），终汉之世，亦循旧法，故两汉堂、室犹存周制，乃事所应有。至若西汉宫室，沿用周、秦遗物，诸书所载，不一而足（长乐宫本秦兴乐宫，见《三辅黄图》及《长安图志》引《关中记》，《长安记》二书；甘泉宫建于始皇二十七年，见《史记》秦始皇本纪；长杨、宜春、回中诸宫皆秦离宫，见《三辅黄图》。又《汉书》高后纪：“元年，赵王宫丛台灾。”师古曰：“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而东汉中叶犹间有存者（《后汉书》五行志：“南宫云台灾，云台之灾自上起，榱题数百，同时并然，若就悬华灯。夫云台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图书木籍，珍玩宝怪，皆所藏也。”又同书公孙述传，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述改名“白帝仓”，乃东汉初期之例）。其于营造制作，关系甚巨，自不待言。至郑司农注《礼》，取证实物，今读注疏，往往见其踪迹（《礼仪》乡射礼：“序则物当栋，堂则物当楣。”郑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栋，次曰：楣，前曰：庪。”五架之称，据实物可知）。则东汉末期建筑，犹未尽变旧法，亦足推知一二。 汉住宅之陋者，外为衡门（《汉书》玄成传：“使得自安于衡门之下。”师古曰：“衡门，横一木于门上，贫者之居也”），衡者横木，加以两柱杈枒之间，其制甚简，殆为后世阀阅乌头门之权舆。今辽、吉边陲，犹存斯式（《册府元龟》：“正门阀阅一丈二尺，二柱相去各一丈，柱端安瓦桶，墨染，号为乌头染。”又宋乌头门制度见李诫《营造法式》卷六。吉省之例，见［日］大隅为三氏《满蒙美观》）（图3、4）。其屋，则晁错所谓一堂二内也（《汉书》晁错传：“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张晏曰：“二内，二房也”）。一堂者，平民之居，东、西无箱、夹，故一以概之。二内者，古之东房、西室，位于堂内，故以内称。是西汉初期民舍配列之状，谓为《礼经》大夫、士堂室之缩图，或非过辞。至若白屋之制，似较此更陋一等焉（见《汉书》萧望之传）。 图3　乌头门（自《营造法式》重摄） 图4　吉林东部民舍之门（见《满蒙美观》） 图5　郑氏大夫士门塾图（自张臯文《仪礼图》重摄） 汉列侯、公卿万户以上，门当大道者曰：第。不满万户，出入里门者曰：舍（《初学记》二十四·引《魏王奏事》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曰：第；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称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大第皆具前、后堂，又有正门、中门，可通车，疑导源于周制（《汉书》董贤传：“光警戒衣冠，出门侍望，见贤车，乃却入。贤至中门，光入阁，既下车”）。门有屋曰：庑（《汉书》窦婴传：“所赐金陈廊庑下。”师古曰：“廊，堂下周屋；庑，门屋也”），可留宾客（《后汉书》梁鸿传：“遂至吴，依大家臯通伯，居庑下”），即《礼经》夹门之塾（图5）。门内有庭，次为堂（《汉书》翟宣传：“宣教授诸生满堂。有狗从外入，啮其中庭群雁数十，比惊救之，皆已断颈。狗走出门，求不知所。”又《后汉书》仇贤传：“妻子有过，辄免冠自责。妻子庭谢，候览冠，乃敢升堂”）。堂下周屋曰廊（注见前），周庭而设，以接堂、庑，若今庭院之状。 堂之制特高（《后汉书》马融传：“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又同书樊宏传：“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有东、西阶，宾升自西阶，如周之阼阶、宾阶（《汉书》盖宽饶传：“平恩侯许伯入第，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石皆贺，宽饶不行，许伯请之，乃往，从西阶上，东乡特坐”）。阶颇峻，故曰：升，曰：降，明其异于余屋也（《汉书》爰盎传：“千金之子不垂堂。”师古曰：“垂堂，谓坐堂外边，恐坠堕也。”又同书朱云传：“摄赍登堂”）。堂有户，不见于仪礼（《汉书》赵广汉传：“广汉将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长安吏丞龚奢叩堂户，晓贼曰：……即开户出，下堂叩头”）。堂内或有承尘（《后汉书》雷义传：“金主伺义不在，默受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金。”《释名》曰：“承尘，施于上，以承尘土也”），或无（《汉书》盖宽饶传：“宽饶不说，卬屋而叹曰。”卬屋，知无承尘也）。其两侧有东、西厢（《汉书》杨敞传：“敞夫人遽从东厢谓敞曰：……”言东则有西也）。又有室（《后汉书》马融传：“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又同书吴祐传：“冀起，而入室，祐亦迳去”），室有东户、西牗，悉与礼经合（《汉书》龚胜传：“使者欲令胜起迎，久立门外，胜称病笃，为床室中户西南牖下，东道加朝服拕绅。使者入户，西行，南面立，致诏付玺书。”师古曰：“牖，窗也，于户之西，室之南牖下也”）。而门前置屏，尤有负遗意（《后汉书》庞参传：“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以韭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其孙儿伏户下”）。其侧有便坐，亦曰：便室，延宾之所也（《汉书》张禹传：“宣之来也，禹见之于便坐，讲论经义，日宴赐食不过一肉，卮酒相对，宣未尝得至后堂。”师古曰：“便坐，谓非正寝，在于旁侧可以延宾者也。”又《后汉书》彭宠传：“宠斋独在便室。”注：“便坐之室，非正室也”），或即东厢，抑另为一室，则无考焉。又有更衣所，亦在堂内（《汉书》杨敞传：“延年起至更衣。”师古曰：“古者延宾必有更衣之所”）。以杨敞传推之，似设于西厢，盖敞传夫人自东厢语焉，而堂北房室，皆非可置更衣之所也。 前堂之后，有垣区隔内、外，其门曰：阁（《汉书》董贤传：“贤至中门，光入阁，即下车，乃出拜谒，送迎甚谨”）。亦曰：中阁（《后书汉》吕布传：“卓又使布守中阁，而私与傅婢情通”）。从门从合，谓双扉也。阁内为后堂，寝居燕见之所也（《汉书》尹翁归传：“欲属托邑子二人，令坐后堂待见。”又同书张禹传：“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筦弦……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筦弦，相对极乐，昏夜乃罢”）。有阶曰：内阶。又有轩（《后汉书》延笃传：“夕则消遥内阶，咏诗南轩”）。惟堂内区布之状不明，以意测之，或与前堂略同。第后复有门，曰：后阁，或今之后门（《汉书》陈遵传：“母乃令从后阁出去”）。 汉第宅前、后堂可考者，略如前述。其所言门、堂、户、牖及东、西阶、厢诸制，皆片言只字，散见行间，非专记建筑之文，乃竟与《礼经》所云，强半符合，足知周、汉屋制，初非差异甚巨。然二堂以外，附属之屋，典籍绝少涉及，其约略可考者，曰：精舍，曰：楼，其最著者也。 汉代师法最尊，经生授徒，每于前堂为之（见《汉书》翟宣传，及《后汉书》马融传，郑玄传），然宅内亦有另辟精舍者（《后汉书》包咸传：“因往东海，立精舍讲授，光武即位，乃归乡里。”又见同书李充传，刘淑传）。考其始仅称讲堂（《后汉书》鲍永传：“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除，从讲堂至于里门。”又洛阳太学讲堂长十丈，广三丈，见《后汉书》光武帝纪），精舍之名似后出，亦称精庐（《后汉书》蔡玄传：“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注：“精庐，讲读之舍”），其位置似在宅之前部，或即前堂之左、右。东汉中叶以后，或构楼讲学，其制渐侈（《后汉书》郑玄传：“会融会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魏、晋以降，佛说倡披，凡沙门所栖，亦称精舍，非复旧义矣（《晋书》孝武帝纪：“宁康六年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 古宫室崪然高举者，曰：重屋，曰：复溜，曰：重橑，曰：台，曰：榭，曰：阁，曰：观，曰：阙，曰：阇，独少言楼者。盖山居之人，凿穴而处，架木为楼于穴外，以蔽风雨，便升降，若今云冈诸窟之状。故《释名》谓：“狭而修曲曰：楼。”云：狭，云：修，云：曲，言其非常屋也（《后汉书》冯衍传：“凿岩石以为室兮，托高阳以养仙。伏朱楼而四望兮，采三秀之英华。”足见内洞外楼之状）。其施诸宫阙、苑囿者，首见于春秋（《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景公八年……使却克于齐，齐顷公母，从楼上观而笑之”）。其后方士神仙之说畅行，谓仙人好楼居，汉武遂作甘泉前殿与通天台（见《史记》封禅书），复于建章宫建井干楼（见《史记》封禅书）。而史籍与明器所示，东汉第舍、民居亦往往有楼（《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南蛮西南夷传·板楯蛮夷条：“秦昭襄王时，……有巴郡阆中夷人……登楼射杀白虎。”《后汉书》桥玄传：“有三人持仗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又见同书黄昌传，郑玄传，侯览传，刘表传）。汉石刻中尤不乏其例（见《金石索》诸书，及山东图书馆所藏石刻）。自是以后，旧制或为之稍变，盖自宅舍构楼，阁道之设，势必同时俱起（《汉书》元后传：“凤大治第室，高廊阁道，连属相望。”又见《后汉书》吕强传，梁冀传），非复曩之仅用于殿阙、台阁之间矣。他若旗亭、市楼（《西京赋》：“旗亭重立，俯察百隧。”《三辅黄图》：“市楼皆重屋，又曰：旗亭”），乃阇之缩形，虽以楼名，不能纳于此类焉。 又秦置郡县，废井田，社会经济组织，渐异往昔。汉文帝时富民之居，已以文绣被墙（《汉书》贾谊传：“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又曰：“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其后外戚贵幸，竞营宅第，若董贤、梁冀及王氏诸侯，或重殿洞门，柱槛衣以绨锦（见《汉书》董贤传）。或起土山渐台，模效白虎（《汉书》元后传王商条）。或立殿堂、两市，赤墀青琐（见《汉书》元后传王根条）。或纳陛朱户（见《汉书》王莽传）。或飞梁、石磴，凌跨水道，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见《后汉书》梁冀传）。此皆权臣奢僭，超逾常轨，又非前、后堂所能限度者矣。 他若考室之礼（《汉书》奉冀传：“大行考室之礼”），入第之宴（见《汉书》盖宽饶传），俱两汉习尚，迄今尚有存者。而阳宅禁忌、风水诸说，当时亦已盛行（《汉书》艺文志有五行家《堪舆金匮》十四卷，形法家《宫宅地形》二十卷。又《后汉书》王景传：“景以为六经所载，皆有卜筮，作事举止，质于蓍龟，而众书错揉，吉凶相反，乃参纪众家数术文书，家宅禁忌，堪舆日向之属，适于日用者，集为《大衍玄基》”云）。太史待诏，且有专司庐宅者三人（《后汉书》百官表·太史令注。《汉官仪》曰：“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六人治历，三人龟卜，三人庐宅”）。《史记》龟策列传亦言卜室，此又治斯学者不能忽视之点也。 两汉官署 汉制以丞相佐理万机，无所不统，天子不亲政，则专决政务，故其位最尊，体制最隆，丞相谒见天子，御坐为起，在舆为下，有疾天子往问（见《汉书》翟言进传·注），其府辟四门（《后汉书》百官志·司徒注。应劭曰：“丞相旧位在长安时，夜总会有四出门，随时听事”），颇类宫阙，非官寺常制也。门有阙（《后汉书》百官志·太尉·注，引蔡盾《汉仪》曰：“府开阙，王莽初起大司马，后纂盗神器，故遂贬去其阙。”按《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武帝时改大马司，金印紫绶，置官署，禄比丞相，故知丞相府亦有阙也）。故无塾（见《汉官旧仪》），其西门则乘舆所从入（《汉书》翟方进传·注：“丞相有疾，天子从西门入”）。门署用梗板，方圆三尺，不垩色，不郭邑，署曰：丞相府（见《汉官旧仪》卷上），无阑，不设铃，不警鼓，示深大阔远无凶限（《后汉书》百官志·司徒·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然亦有门卒，非无备也（《汉书》赵广汉传，广汉使所亲信长安人为丞相府门卒）。门内有驻驾庑，停车处也（《后汉书》卷二十三·五行志：“灵帝光和三年二月，公府驻驾庑自坏南北三十余间。”注：“公府，三公府也。”又见同书灵帝纪）。有百官朝会殿，国每有大事，天子车驾亲幸其殿，与丞相百官决事，应劭谓为外朝之存者（《后汉书》百官志·司徒·注），其说甚当。盖西汉初营长安，萧何袭秦制，仅置前殿（《汉书》翼奉传：“未央宫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按：曲台说礼处，渐台在苍池中，宣室正处，温室寝殿，承明便殿，见《长安志》），供元会、大朝、婚丧之用。而庶政委诸丞相，国有大政，天子就府决之，观殿西有王侯以下更衣所（《后汉书》百官志·注），足为会朝议政之证。若丞相听事之门，以黄涂之，曰：黄阁（《汉旧仪》曰：“丞相听事门曰：黄阁，不敢洞开朱门，以别于人主，故以黄涂之，谓之‘黄阁’”）。无钟铃，有应阁奴（见《汉官旧仪》卷上）。阁内治事之屋颇高严，亦称殿（《汉书》黄霸传：“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及举孝子、贞妇者为一辈，先上殿。”师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升殿脱履（《汉官旧仪》，谓掾见脱履，公立席后答拜），与宫殿同制。有东阁，东向开之，以延宾客（《汉书》朱云传：“薛宣为丞相，云往见之，宣备宾主礼。因留云宿，从容谓云曰：在田野无事，且留我东阁，可以观四方奇士。”又《汉书》公孙宏传：“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贤古曰：“阁者，小门，东向开之，避当廷门，而引宾客，以别于掾吏、官属）。其方位疑在殿东侧，如未央宫前殿之制（《汉书》五行传：“成帝绥和二年八月庚申，郑通里男子王褒，衣绛衣，小冠，带剑入北司马门、殿东门，上前殿。”师古曰：“又入殿之东门也”）。顾亭林谓门旁设馆曰：阁，若今官署角门之有迎宾馆（见顾氏《日知录》卷二十三）。然丞相府客馆创自公孙宏（见前），《汉书》直名为宾馆，不云阁，且阁者小门也，非若门之有塾可居。揆诸古人考工创物之精，命名之审，顾说恐未谛也（《西京杂记》谓：“公孙宏以布衣为丞相，大开东阁，营客馆，招延天下士人，其外曰：钦贤之馆，次曰：翘材之馆，又次曰：接士之馆，凡三馆”）。至两汉官寺皆有官舍寝堂，以处眷属（《后汉书》赵岐传：“生于御史台，字曰：台卿。”又《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生于县舍”）。其在丞相府者，简称府舍（《汉书》赵广汉传：“疑丞相夫人姤，杀之府舍。”又董贤传：“诏令贤妻得通引籍庐中，止贤庐，若吏妻子所居官舍”），又曰：相舍（见曹参传）。其舍至广（《汉书》哀帝时，御史府舍百余区倒塌，御史府如是，丞相府可知也）。有阁（《后汉书》董卓传：“卓起送至阁，以手抚其背”），有庭（《汉书》赵广汉传：“遂自将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辞”），有堂（《后汉书》章帝纪。幸元氏，祠光武显宗于县舍正堂。县舍有堂，相舍可知矣）。其后有吏舍以居椽属（《汉书》曹参传：“相舍后垣近吏舍”）。又有客馆、马厩、车库、奴婢室等（《汉书》公孙宏传：“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以东阁推之，似在府之东部，然不能定也。 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称“三公”，秩皆万石（《汉书》百官公卿表）。惟史籍仅称两府（《汉书》翟方进传：“初除，谒两府。”师古曰：“丞相及御史也”），无言太尉府者。以汉初太尉时置时废，成帝绥和后始有官署故耳。御史府又谓之宪台（见《汉官问答》引《通典》卷二十四），在未央宫司马门内（陈树镛《汉官问答》，谓郡国上计吏至京师，御史大夫见上计守丞长史于司马门外，以御史府在司马门内，丞史不可入也）。故不鼓，无塾，门署用梓板，不起郭邑（《汉官旧仪》卷上），与丞相府同，惟门内殿舍之制，悉无考焉。汉自武帝元狩间，改太尉为大司马，其后成帝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哀帝改丞相为大司徒（《汉书》百官公卿表）。光武中兴，一仍司徒、司马、司空之称，号“三府”，俱有殿，而司徒独有百官朝会殿（《后汉书》百官志·司徒·注），以司徒即丞相，尊遵旧制也。但明帝尝欲为司徒辟四门，迫于太尉、司空，仅为东西二门（见前注），是东汉三府皆仅二门，与西汉稍异。门之分位，疑在百官朝会殿左、右，非若后世东、西辕门位于官寺之前。盖汉制天子祀宗庙，入自北门（《后汉书》祭祀志·注：“太常导皇帝入北门”），入丞相府自西门（《汉书》翟方进传·注，及《后汉书》百官志·司徒·注），苟二门位于府前，则天子入西门，东行折北升殿必北面，殊无解于帝皇南向之尊也。 古者军旅出征，依帐幕为官署，故将军所止曰：幕府（《汉书》张放传：“为侍中中郎将，监平乐屯兵，置幕府”，又见霍光传，傅喜传）。若廷尉、内史、京兆尹、郡守所居，亦皆称府（见《汉书》儿宽传，晁错传，赵广汉传，严延年传，及《后汉书》费长房传）。县治则称寺（《汉书》何并传：“令骑奴还至寺门”，时并为长陵令）。然汉官寺自九卿郡守，迄于县治、邮亭、传舍，外为听事，内置官舍，一如古前堂、后寝之状，体制或有繁简，区布之法固无异也。其县寺前夹植桓表二（《汉书》尹赏传：“瘗寺门桓东”，如淳曰：“县所治夹两旁各一桓”），后世二桓之间架木为门曰：桓门，宋避钦宗讳，改曰：仪门。门外有更衣所（《周礼》：“行人掌迓次于舍门外。”郑注：“次，如今官府门外更衣所。”《疏》曰：“举汉法以况之，故曰：今”）。又有建鼓，一名“植鼓”，所以召集号令，为开闭之时（《汉书》何并传：“拔刀剥其建鼓。”师古曰：“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谓植木而旁悬鼓焉。县有此鼓者，所以召集号令，为开闭之时”）。官寺发诏书（《汉书》田延年传：“使者召延年诣庭尉，闻鼓声，自刎死。”晋灼曰：“使者至司农，司农发诏书，故鸣鼓也”，时延年官大司农）。及驿传有军书、急变亦鸣之（《后汉书》光武帝纪：“至饶阳，入传舍，传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绐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又《周礼》夏官注：“若今时上事变击鼓，又若今驿马军书当急闻者，亦击此鼓”），自两府外，皆具此制（《后汉书》费长房传：“伪作太守服章，诣府门椎鼓者。”知郡守亦有鼓。两府无鼓详前）。门有塾，虽邮亭亦然（《后汉书》齐武王传：“王莽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昇像于塾，旦起射之。”注：“塾，门侧堂也。”又《东观汉记》：“汉孝为郎，每告归，往来尝白衣步担过道上邮亭，但称书生，寄止于亭门塾”）。门内有庭，次为听事，治事之所也（《汉书》龚舍传：“使者至县，请舍，欲令至廷，拜受印绶。”师古曰：“廷，谓县之庭内”）。郡府之听事，以黄涂之，曰：黄堂（《后汉书》郭丹传：“敕以丹事编署黄堂，以为后法。”注：“黄堂，太守之厅事”），证以丞相府黄阁，知两汉官寺之色尚黄，与后世稍异。然姬周之世，黄之为色，且次于苍（《礼记》：“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黈”）。自两汉迄于六朝，以黄为官署之色（《陈书》萧摩诃传：“旧制三公黄阁听事，置鸱尾，后主特赐摩诃开黄阁”），遂启后代帝皇专用之渐，亦色彩嬗变之一证也。听事内或编署治迹（见《后汉书》郭丹传），或图形壁上，注其清浊进退，以昭炯芽（《后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注，应劭引《汉官仪》曰：“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迄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后人是瞻。”又同书朱穆传·注：“穆监当就道，冀州从事欲为画像置听事上。穆留板书曰：勿画吾形，以为重负；忠义之未显，何形像之足纪也”）。而法制禁令，亦往往勒之乡亭（《后汉书》王景传：“遂铭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皆著于乡亭”），足征政教兼施，有足多者。县寺之听事则曰：廷（《后汉书》郎凯传：“夜悬印绶于县廷而遁。”又见《汉书》田儋传）。以传舍推之，凡听事皆有东、西厢，而堂与东、西厢且无区隔（《后汉书》谢夷吾传：“行部始到南阳县，遇孝章皇帝巡狩，驾幸鲁阳。有诏荆州刺史入传，录见囚徒，诚长吏勿废旧仪，朕将览焉。上临西厢南面，夷吾处东厢，分帷隔中央，夷吾所决正一县三百余事，事与上合”），略似今五间之厅，中央三间为堂，左、右二间为厢，其间无墙壁之设，视当时宫殿、宅第稍异其制，岂其变体欤（宫殿之厢，见长安城与未央宫条，详后）。其侧有便坐，亚于听事，接见宾客及掾吏治事之所也（《汉书》文翁传：“常选学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师古曰：“便坐别坐可以视事，非正廷也。”时翁为蜀郡太守）。听事之后有垣，其门曰：阁（《后汉书》耿纯传：“固延请其兄弟皆入，乃闭阁，悉诛之”，故其有垣有阁）。阁内为舍，若第宅之后堂。凡京兆府（《汉书》郑崇传：“且当阖阁，勿有所问”）、郡府（《后汉书》朱博传：“于是府丞诣阁，博乃见”）、县寺（《后汉书》巴肃传：“见肃，入阁解印绶”）、亭（《汉书》韩延年传：“母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谒母，母闭阁不见”）、传舍（《汉书》韩延寿传：“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阁思过”），皆如是。故太守、县令有过，每闭阁自省，亦有借此激发下僚者（《汉书》何并传：“诩本以孝行为官，谓掾吏为师友，有过辄闭阁自责。”又见同书韩延寿传，及《后汉书》吴祐传，朱博传）。阁内有庭（见《汉书》两龚传），有堂（见《后汉书》章帝纪，幸元氏条），有斋舍（《汉书》田延年传：“即闭阁自居齐舍。”师古曰：“齐读若斋”），有（见《后汉书》苏不韦传）。但亭、传之舍，兼息行旅，非专为亭长、传吏设也（《后汉书》第五伦传：“伦乃伪止亭舍，阴乘船去。”又见《汉书》黄霸传。乡亭之舍，见《后汉书》郭躬传）。 西汉官寺在长安者，往往杂处宫中，尚书、少府、卫尉及光禄、黄门无论矣，御史佐丞相总领天下（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及萧望之传），其府亦在宫内。而官寺不尽南向，且有东向辟门者（《汉书》晁错传：“内史府居太上庙堧中，门东出，不便”），皆其特异之点。若亭、传之制，两汉最称严密，用便邮递、行旅，兼为门吏、乡官治事之所。有都亭（见《史记》司马相如传，及《汉书》严延年传等）如后世关厢，可寓处（见严延年传，及《日知录》）。有旗亭（蔡质《汉旧仪》：“雒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人谓之旗亭。”），上有楼以处掾吏（见《后汉书》费长房传，及《三辅黄图》，《风俗通》）。又有乡亭（见《后汉书》王景传），邮亭（《后汉书》赵孝传：“欲止邮亭。”又见《汉旧仪》），置卒，掌开闭扫除，逐捕贼（见《汉书》高祖纪·注）。而邮亭必高出道上，树桓表为标识（《汉书》尹赏传·注，如淳曰：“旧亭传于四角四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余，有大板贯柱四出，名曰：桓表”）。旁有饮食处曰：厨（《汉书》王莽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师古曰：“厨，道旁饮食处；传，置驿之舍”）。得蓄鸡、豚（见《汉书》黄霸传）。有舍，可停宿（《汉书》黄霸传：“吏出，不敢舍邮亭。”又见《后汉书》刘宠传，赵孝传，第五伦传），又有狱（见《汉官问答》引自百诗曰：“诗宜岸宜狱，陆曰：乡亭之系曰：岸”）。有楼（《汉书》匈奴传：“单于得欲刺之，尉吏知汉谋，乃下。”师古曰：“尉吏在亭楼上，虏欲以矛戟刺之，惧，乃自下，以谋告。”又见《后汉书》王忱传）。其附近有居民如镇集，故东汉封功臣为亭侯。而边徼之亭，具烽燧（《后汉书》光武帝纪：“筑亭侯，修烽燧。”《汉书音义》曰：“作高土台，设梏，端置兜零，实草其中，有急燃之，曰：烽。燔积薪，曰：燧”），有类城堡，故曰：亭障（《汉书》匈奴传：“见畜满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又见同书息夫躬传，及《后汉书》公孙瓒传。亭障之名，见《汉书》匈奴、西域诸传）。但吴、越有以竹为亭椽者（《后汉书》蔡邕传注：“邕告吴人曰：吾昔尝经会稽高迁亭，见屋椽竹，东间第十六可以为笛”），则又因地制宜，繁简不拘一格矣。他若传舍可止宿（见《汉书》龚胜传，郦食其传；及《后汉书》任光、耿纯、刘玄、鲍永、桓晔、陈实、范滂等传），供饮食（《后汉书》光武帝纪：“至饶阳，传吏方进食”），有狱（《汉书》灌夫传：“蚡乃戏验缚夫置传舍，召长吏曰：……”）一如亭制。缘古者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见《周礼》地官·遗人）。汉袭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三十里一传（《后汉书》舆服志：“驿马三十里一置”）。虽亭主察奸而传供驿递，然二者皆供行旅舍息，而传舍亦可听讼（见《后汉书》谢夷吾传），名谓虽殊，功用实一也。至两汉官署上自丞相府下迄传舍，遍布国内，数目繁夥，良难算计，宜其败坏不可问矣。然汉制修治官寺、乡亭，著为令典，不胜任者先自劾，其循名核实，有非后人所可几及者（《后汉书》百官志·司徒·注，引哀帝元寿二年诏：“官寺、乡亭漏败，墙垣弛坏不治，且无辩护者，不胜任，先自劾”）。顾亭林谓：“古人所以百废具举者以此。”又谓：“后世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吏民交困，遂无修举之资”（《日知录》卷十二），诚洞察微隐，慨乎言之者矣。 两汉道路（附渴乌喷水） 古代道路之制，据《周礼》遂人·治野，有径、畛、涂、道、路五等。郑注谓：“径容牛车，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皆所以通车徒于国者也（见《周礼》地官·司徒）。其道侧植木，则司险掌设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盖植林为藩落，有变据以为守（见《周礼》夏官·司险），非仅以荫行人，增美观也。然始皇为驰道，植以青松，三丈而树（《汉书》贾山传：“始皇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已非军事施设。西汉之初，沿秦之旧，驰道犹存。惟汉制诸使有制得行驰道中者，行旁道，无得行中央三丈（《汉书》鲍宣传，如淳注），不如令，没入其车马（《汉书》翟方进传、江充传）。则中央三丈外，益以两侧驷车之道，其阔度或稍狭于秦驰道矣。至若汉长安、洛阳大道，皆具三涂（张衡《西京赋》：“参涂夷庭。”又见《三辅黄图》及《御览》引陆机《洛阳记》），中央为御道，两则筑土墙，高四尺，惟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余左入右出，可并列车轨（见《三辅黄图》及《御览》引《洛阳记》），班氏《西都赋》谓，“披三条之广路”是也。道侧有沟（《汉书》刘屈厘传：“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师古曰：“沟，街衢之旁通水者也”），有树（《三辅黄图》谓：“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其树则枣、椅、桐、梓（《后汉书》百官志：“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注引《汉官篇》曰：“树枣、椅、桐、梓。胡广曰：四者皆木名，治宫室并主之”），及榆、槐（《御览》引《洛阳记》：“夹道种植榆、槐”）、杨（《三辅黄图》曰：“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盖列树以表道，并以为林囿。惟宫室结构必求巨木，此数者惟梓称良材，而巨者颇难得，余咸非栋梁之任。意者枣质坚韧，宜于雕饰及制车毂。桐、椅不生虫蠹，宜于髹器、家具、车轮。而榆、槐、杨三者长成颇速，俱北方常材，可供小式建筑之用者也。 汉道路立表标名（《汉书》原涉传：“买地开道，立表曰：南阳阡。”），且有洒水之制。据《后汉书》张让传：“毕岚作翻车、渴乌（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施于桥西，用洒南、北郊路，省百姓洒道之费。”则其始郊道洒水，必由庶众任之，可以想见。惟渴乌之义不明，或状其形，或效吸水之音，颇难遽定。其云为曲筒以气引水上升，必为虹吸作用之抽水机无疑。顾史文简略，不能详其构造，且无图释，致此器失传，殊足惜耳。按灵帝中平三年，与翻车、渴乌同时制作者，尚有天禄、虾蟆吐水平门外（见《后汉书》灵帝纪，及张让传），似即今之喷水，其制作同出掖庭令毕岚，即桓、灵间操持国柄之十二常侍之一。但诸器果系毕氏所发明，抑其法传自西域诸国？尚属不明。说者谓东汉元会陈百戏，其鱼龙曼延即水戏之一（《后汉书》安帝纪：“罢鱼龙曼延百戏。”注引《汉官典职》曰：“舍利之兽，从西方来，戏于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鱼，嗽水作雾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遨游于庭，炫耀日光。”又见同书《礼仪志》朝会·注），而诸戏多“西南夷”所进，不无蛛丝马迹可寻。考汉武时，安息进黎轩眩人（《史记》大宛列传），安帝永宁间，掸国又进大秦幻人（《后汉书》安帝纪，及西南夷列传），黎轩即海西，亦即大秦（见《后汉书》西域传）。明末利马窦等东来，言大秦即罗马。近法人伯希和引《那先比尼经》：“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疑为埃及之亚历山大城（见冯承钧译《史地丛考》）。故大秦地点迄无定说，而史籍仅言吞刀、吐火、支解、跳丸诸术，未及水戏，似尚待广搜佐证加以论定耳。 图6　梁安成王墓表之座 东汉、六朝间，每以虾蟆以雕饰，除前述平门喷水外，或以承溜（《水经注》：“汉张伯雅墓内池沼，皆蟾蜍、石隍承溜”），或以载墓表，如后世碑下之赑屃（图6系梁安成王萧秀墓表，在今南京东北三十里甘家巷），而苗族铜鼓、釜上，亦铸虾蟆为饰，且有大、小重叠三枚者，足窥古代习尚。因平门喷水之例，故并及之。 方 凡土作计掘土、填土者曰“方”。“方”者深一尺，广、袤各一丈，依体积言，适为百立方尺。而泥、木、彩画诸作，亦以面积折方为单位。清代自内庭工部下及全国，无不如是也。考《汉书》张汤传·方中·注，颜师古曰：“古谓掘地为坑曰：‘方’。今荆、楚俗，土功筑作，算程课者，犹以方计之。”其云古掘坑为方，虽未举其出处。惟师古唐人，据所引荆、楚之俗，则唐时已有此称，且筑作分筑基、筑墙二类。其施诸墙壁，必又有面积折方之法矣。 汉长安城及未央宫 汉长安位渭水南，与秦咸阳遥对，本依秦之离宫地而予扩郭。汉兴，萧何初缮长乐（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见《三辅黄图》。《汉书》高帝纪：“五年（公元前202年）九月治长乐宫。”叔孙通传：“汉七年长乐宫成。”），嗣营未央（《汉书》高帝纪：“七年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其城初极狭（见《三辅黄图》），惠帝元年、三年、五年凡四度筑城，五年（公元前190年）秋始成（《三辅黄图》及《长安志》，谓“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正月城长安。三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六月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五年正月，复发长安一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五千人，城长安三十日罢。九月复作，城成”）。城高三丈五尺，雉高三版，下阔一丈五尺，上阔九尺（《三辅黄图》），周六十里，占地九百七十二顷（《汉官旧仪》）。外绕以池，广三丈，深二丈。辟门十二，每面三门（《三辅黄图》）。 图7　汉长安城图　（自历史博物馆借摄） 长安有斗城之称，以南侧似南斗，而北侧类北斗（见宋·宋敏求《长安志》，引《周地图记》），一反“匠人营国，方九里”之制。求之历代京邑，仅艺祖初营汴京及洪武南京，亦作不规则之形耳。然按之事理，亦非有意为之。盖萧何初营长乐、未央，据岗丘之势（《三辅黄图》谓：“因龙首山以制未央前殿。”），就秦离宫增补之。其后惠帝筑城，不惜委折迁就，包二宫于内（李好问谓，西、南二方凸出处，正当长乐、未央），好事者遂有南斗之称。其北城滨渭，若作方城，西北隅必当渭之中流，故顺河流之势，成曲折迂回之状，亦非尽类北斗也（图7）。 长安有九市，百六十里，八街，九陌（《三辅黄图》）。街有亭，里有门（《说文》：“里门曰：闾。”《汉书》于定国传：“少高大门闾，令容驷道高盖车”），有弹室，弹检一里之民（《周礼》地官·里宰·注），所以辨奸宄察出入也。市方二百六十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市楼皆重屋，有旗亭、令署，以察商贾货财买卖、贸易之事。三辅都尉掌之（《三辅黄图》），若古之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周礼》地官·司徒）。张衡《西京赋》谓“旗亭重立，俯察百隧”是也。惟长安地阔人稀，平帝时仅八万户二十四万余口（《汉书》地理志·京兆尹·长安·注），高、惠之际，当更少于此数。故其道衢、里、市颇称宏阔，而汉初公卿田宅得求穷僻处（《汉书》萧何传），不乏城市山林之趣。至若诸宫散布城中，宫阙之间，并有居民杂处，未遵《礼经》均衡对称之法，亦未若后代之有皇城、宫城区分内、外，厘然不紊。殆汉初兵革未除，萧何因陋就简，营缮宫室，未及筹划全局。惠帝城，又为地势所限，成此变态耳。其后隋文帝引为不便，于长安东南另筑新城，立外城、皇城、宫城三重。外城列市、坊以处商民。皇城之内，惟置台、省、府、寺。规制谨严，公私、内外皆以为便（见《长安志图》）。后世都邑虽间有参差，大都远绍《礼经》，折衷隋制，一以整齐划一为归。故西汉之长安，不能不谓为历代都邑中之变体也。 西汉宫阙之在长安内者，有长安、未央、明光、桂、北诸宫。汉初高祖常止长乐，后太后亦常居之，史籍谓东朝者是也（《汉书》灌夫传：“东朝廷辩之。”如淳曰：“东朝太后常居之。”又见孙叔通传）。其自惠帝迄于平帝，皆居未央（《三辅黄图》），故未央为汉之正宫。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萧何初立未央东阙、北阙、前殿、武库（见《汉书》高帝纪），及天禄、麒麟（《长安志》引《汉宫殿疏》：“天禄阁、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石渠等阁（《三辅黄图》谓：“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礲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以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惠帝时有凌室、织室（《汉书》惠帝纪）。文帝时有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汉书》翼奉传：“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徭役，其时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华、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其后武帝建柏梁台（《汉书》武帝纪：“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春起柏梁台”），及高门、武台二殿（见《三辅黄图》）。而金马、白虎、长秋、青琐诸门，漪兰、清凉、白虎、玉堂、金华、麒麟、长年、椒房、凤凰诸殿，及昭阳、增城、椒风诸舍，虽未详其建造年代，要为惠帝以后，逐渐增筑，非酂侯初建时所有也。至其配列之状，典籍多未言及，其约略可知者，则东、北二阙内各有司马门（《汉书》五行志：“王褒入北司马门。”又成帝纪：“未央宫东司马门灾”），盖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司马主武事，故以为名。门阙之间有衡马里树（《汉书》宣帝纪：“鸾凤集长乐东阙中树上。”张晏曰：“门外阙内衡马之里树也。”因长乐有此制，推未央亦如是也）。宫中之殿皆有门，曰：殿门（《汉书》叔孙通传，及成帝纪），以朱涂之（《汉旧仪》），其户有铜锾铺首（《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亦有以青琐为饰（《长安志》有青琐门。《后汉书》百官志注：“青琐，户边青镂也”）。小门曰：闼，涂以黄，曰：黄闼（《后汉书》百官志·注）。其前殿则为汉之大朝，有端门，殿正门也（《汉书》文帝“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侍戟卫端门”。师古曰：“殿之正门也”）。殿东有宣明、广明二殿，西有昆德、玉堂二殿（《三辅黄图》），又有白虎殿，亦在殿西，成帝曾朝单于于此（《汉书》王根传），疑为外臣朝觐之所也。前殿之北，有石渠、天禄二阁，皆藏秘笈（《长安志》引《三辅故事》）。内庭则宣室殿为汉诸帝之正寝（《汉书》武帝纪：窦太主置酒宣室，东方朔曰：“宣室，先帝之正处也。”又见贾谊传，苏林注），依前殿、后寝之制，当在前殿之北。又有温室、清凉二殿（见《三辅黄图》，又见《汉书》霍光传：“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而椒房殿皇后所居（《汉书》外戚传，颜注），漪兰殿（《汉武故事》，王夫人生武帝于此）。昭阳舍（《汉书》赵昭仪居昭阳舍）、增城舍（《汉书》班倢伃居增城舍）、椒风舍（《汉书》董贤女弟为昭仪，名其舍为“椒风”，以配椒房）、掖庭（《汉官仪》谓倢伃以下皆居掖庭）皆妃殡所处。刘子骏谓繁华窈窕之栖宿（见《西京杂记》），均当属之内庭也。其柏梁台则在北阙内道西（《长安志》引《庙记》），渐台在前殿西南苍池中（《汉书》邓通传，颜师古注），武库在宫东南（见《长安志》）。惟曲台、金华（曲台说礼，金华说书，见《汉书》儒林传，及张禹传）、承明（著述之庭，见班固《西都赋》）、兰台（图籍所藏，见《汉书》百官表）、麒麟（宣帝图画功臣像于此，见《汉书》苏武传）、金马（金马门，宦者署名，见《史记》）、青琐、长年、神仙、飞羽、敬法、凤凰、晏眤、合欢、武台、承明诸门、殿，与御史、少府诸官署，及凌室、织室、暴室、周庐、马厩等，其分位悉无可考。而汉制宫中有殿中庐（《汉书》董贤传·及外戚传·许皇后条），供臣工止宿，其数亦当不少。故未央宫之范围，极为辽阔，可断言焉。顾自来文人所述，每多抵触，如《西京杂记》谓“宫周二十二里九十五步，台殿四十三，门闼九十有五”。《黄图》言“周二十八里”。《关中记》谓“周三十一里，台三十有二，殿门八十一，掖门十四”。除殿门、掖门，适符《西京杂记》所载，余皆差违甚巨，颇难引以为据。惟未央诸殿多截土山为基，素以崔嵬见称，虽时逾千载，台殿、楼阁化为烟雨，沦为尘壤，而故基犹有存者，异日发掘测量，或能追溯一二，补典籍之不备，亦非事理所绝不可能欤？ 未央殿、阙配列之状，如前节所述，摭拾丛残，难明真相。然诸书所载略可征信者，或遵守周、秦遗法，或出当时独创，多与建筑史料有关。如宫周二十里，辟掖门十余所（《御览》：“汉制内至禁者为殿门，外出大道为掖门”），而萧何仅立北阙、东阙，其余曲籍亦未言西、南有阙者，殊为莫解。考西汉寝庙（《汉书》五行志：“永光四年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鸿嘉三年，孝景庙北阙灾。”“永始元年，戾后园南阙灾。”又高后纪五年：“城长陵，为殿，垣门四出”），丞相府（见《两汉宫署》条），皆具四阙，颜师古谓未央独异其制，且以北阙为朝谒正门，疑与厌胜有关（《汉书》高帝纪五年：“萧何治未央宫。”师古曰：“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则以北阙为正门。而又有东门东阙，至于西、南两面无门阙矣。盖萧何初立未央宫，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意者，古代迷信之习甚深（殷、周筮卜盛行。《史记》且为日者龟卜立传。又高祖时，长官祀官女巫，有梁巫、晋巫、秦巫、荆巫、九天巫、河巫、南山巫数种，见《汉书》郊祀志·上），而汉初术士每尊东北，谓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其八神之祀，七曰：日，八曰：四时，以迎日及岁首所在，亦主东北（《汉书》郊祀志·上），故颜氏之说，虽尚待疏证，然亦非全无根据者也。若西汉奏事（《注书》昭帝纪：“张延年诣北阙，自称卫太子”），旌功（《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矣。”又傅介子传：“斩楼南王安归首，悬之北阙。”又见西域传·鄯善国条），皆于北阙为之。公卿第宅，有东第（《史记》司马相如传：“位为通侯，居列东第”）、北第，如管子仕者近宫之说。然以北第为最尊（《汉书》夏侯婴传：“乃赐婴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师古曰：“北第者近北阙之第，婴最第一也。”又张衡《西京赋》：“北阙甲第，当道直启”）。第门向北阙者大不敬（见《汉书》董贤传）。则北阙为未央宫正门，亦事有可信者矣。按历代离、别馆，不乏西、北二向阙门，如唐之兴圣、翠微等宫，其例不遑枚举。独大朝正殿及宫城巍阙，无不南向。汉之未央前殿，如叔孙通传所云，亦南向之一，未乖常制，则其臣工期谒奏事，入北阙南行，复自南折北，遄赴前殿，途径迂迴，大背皇居庄严之旨，实开数千年未有之例也。 汉诸宫皆有前殿，一如《史记》载秦阿房前殿之例。独无《礼经》外朝、治朝、燕朝之法，其事尤为怪异。愚尝考未央前殿仅供元会大朝及婚、丧、即位诸大典之用，其庶政委诸丞相，故以丞相府为外朝（见《两汉官署》条）。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内朝（《汉书》刘辅传，孟康注），亦曰：中朝。盖文帝时未央仅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数者（见《汉书》翼奉传）。而曲台者后苍说礼之处，渐台在苍池中，王莽死于是。宣室、温室属内庭，独承明为便殿，即上官太后废冒邑王处，在金马门内（见《汉书》霍光传，及外戚传），然非居未央前殿之后，如古制三朝之衔接相承也。窃意楚、汉之际，天下汹汹未定，萧何营前殿，已遭高祖责难，必无余力一一追模旧法。且高祖素恶儒生，其时仅一叔孙通依违其间，而六经未出，古制荒湮。萧何故秦吏也。长乐故秦离宫也，而匠目习阿房也，当时经营，或以秦宫为范。故未央有前殿，如阿房前殿、甘泉前殿之称。且云前殿，必有后寝，故又以宣室为正寝（见前注）。降及东汉南宫，犹有玉堂前殿、玉堂后殿（《后汉书》顺帝纪，及灵帝纪），显然犹袭秦制也。其后隋文帝另营长安，追绍《礼经》，以承天门为大朝，大兴、两仪二殿为常朝、日朝。而唐营东内，设大庆、文德、紫宸三殿。其制益备。宗艺祖营汴京，取则唐之东京，设大庆、文德、紫宸三殿。洪武光复华夏，刻意复古，其南京之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亦即三朝遗意。永乐北迁，规模益宏，三朝之制，沿袭未替。至清则为太和、中和、保和三殿。故愚尝谓隋、唐、宋、明、清五代之外廷配置，同受《礼经》支配，截然自成一系。而隋文帝又为此式复兴之张本者，在建筑史中所处地位，颇为重要。惟西汉承周、秦之后，未遵《礼经》三朝衔接之法，岂诸经遭秦火之厄，出自山岩屋壁，脱伪滋多，不足尽信。抑秦僻处西陲，其宫室配列与周制稍异其趣耶？此均重要问题，亟待疏论，而在史证缺乏之今日，又非可急遽解决者也。 图8　朝鲜景福宫集玉斋之廊（自朝鲜古迹图谱重摄） 古宫室基座之高者无如台榭，然台榭属诸苑囿，其高巨逾桓者，每斥为奢放，亦不常见（如桀营夏台，纣建鹿台、苑台）。若堂、殿之基，非尽崇伟也（《礼记》：“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惟周中世以降，雕墙之习，累土之功，日趋华靡。赵之丛台，连聚非一，故以丛名（见《汉书》高后纪，颜师古注）。而燕故都遗址，巍然留存者，今犹三十余所。似周末殿基多如是，不仅限于台榭矣。其后始皇混一宇内，崇宫室以威四海，其阿房前殿之基，下可建五丈旗（见《史记》始皇本纪）。西汉宫阙，亦竞尚嶷岌，渺若仙居。元·李好问谓：“予至长安，亲见汉宫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竦，使当时楼观在上，又当如何？”又云：“汉台殿、城阙皆裁土山为之，是以高大数千年不圮。”由是而言，张、班诸赋及稗官野乘所言，虽稍失之夸大，然汉尺视今尺略短（据吴大澄《秦、汉权衡度量实验考》载汉虑俿铜尺合0.284米），自平地起算，含台基于内，所述恐非尽属虚妄也。至酂侯营未央诸殿，因山为基（宋氏《长安志》引《三秦记》：“疏龙首山为台殿，殿址不假版筑”），自属事半功倍，顾亦循袭旧法，非出创制（《史记》始皇本纪：“表面山之巅以为阙”）。其后石虎营太武殿，下置伏室卫士（《晋书》石季龙传：“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砌之。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则平地为台，避累士之烦，巧事利用者矣。他若阁道之设，因台而生，殆无疑义。盖阁者，搁也，险绝之地，傍山凿岩，以木支搁为道，故栈道亦名阁道（《史记》高祖纪：“去辄烧绝栈道。”《索隐》曰：“栈道，阁道也”）。其后台殿崔巍，架木为道以通车，其制当仿自栈道。而架下空虚，仍可通行，上、下有道，又有复道之称（《史记》留侯世家：“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韦昭曰：“阁道也”）。故阁道之普通者，必为木构。有柱，有梁，其上搁板如津梁，两侧有窗（《后汉书》何进传：“尚书卢植执戈于阁道窗下，仰数段珪，段珪等惧，乃释太后，太后投阁得免”）。亦有室，曰：阁室（《汉书》霍光传：“具祠阁室中。”如淳曰：“阁室，阁道之有室者”）。有屋盖，故与高廊并称（《汉书》元后传：“高廊阁道，连属弥望”），外涂以紫，又名紫房复道（《汉书》孔光传“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其状或如今黔、湘间之廊桥，甍宇连属，亘若长虹。不仅殿、阁间之交通，惟此是赖，汉世长安诸宫，亦皆联以阁道，潜通内、外（张衡《西京赋》），其巨者且超逾城墉，自未央直达建章（班固《西都赋》：“修除飞阁，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陵磴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连外属”）。惟后世台基之制渐低，阁道遂归废弃。今朝鲜宫殿中犹有架空之廊，连属殿舍间，或其流裔欤（图8）。 我国宫殿之结构，系聚合多数之殿，均衡排列，连以阁道，绕以栏廊，区以墙垣，虽外观复杂层，而结构原则则极简单，盖只以殿为单位故也。未央宫殿之区布结构交通，已略如前述。若其前殿之状，则外有殿门，颜师古谓即端门（见前述殿正门注）。门内有庭（《汉书》叔孙通传：“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庭中陈车骑，戍卒卫官，设兵，张旗志”），其面积至广（《后汉书》礼仪志·岁首大朝·注，引蔡质《汉官仪》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德阳殿周旋容万人。”因东汉正朝之德阳殿，推未央前殿亦如是也），置钟（《后汉书》董卓传：“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注曰：“钟，以铜为之，故贾山上书云，悬石铸钟。”又顺帝纪：“迎济阴王于德阳殿西钟下。”按贾山西汉人，以德阳殿推之，亦知有钟）。设中道，仅乘舆及令使、司隶校尉得行之（《后汉书》百官志·司隶校尉·注，引蔡质《汉官仪》曰：“入宫开中道，称使者。”）。朝会陈车骑，设兵，张旗志，功臣、列侯、诸将军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陈东方，西乡（《汉书》叔孙通传）。其北则为前殿，汉之大朝正殿也。殿居庭中，故又有东庭、西庭（《后汉书》灵帝纪：“有黑气堕北宫温明殿东庭中。”以东汉诸制遵西汉旧规，故推其如是）。其周有垣，亦曰：阁（《汉书》王莽传：“烈风毁王路西厢及后阁……东僵击东阁，阁即东永巷之西垣也”）。有东门（《汉书》五行志·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郑通里男子王褒，入殿东门，上前殿。”师古曰“入殿之东门也”，有门必有垣可知），后闼（《后汉书》张步传：“即带剑至宣德后闼。”注：“未央宫有宣德殿。”闼，宫中门也。以宣德推前殿如是），其西侧亦当有门（《汉书》王商传：“单于来朝，引见白虎殿。丞相商座未央庭中，单于前拜谒商。”师古曰：“单于将见天子，而经未央庭中过也。”按《汉书》元后传：“土山渐台西白虎”，则白虎殿在前殿西，有门可知。又《后汉书》桓帝纪：“德阳殿西阁黄门北寺火。”阁，门也），而前殿必非孤立庭中，其前、后、左、右当有殿、阁拥簇，如今清宫太和殿之状。《黄图》谓东有宣明、广明二殿，西有昆德、玉堂二殿，或俱在周垣之内，亦难度知。又以东汉之例推之，殿、阁间或有廊庑联络（《后汉书》马援传·注：“时上在宣德殿南庑下。南庑，殿南之门侧廊屋也”）。此前殿周围情况略可推知者也。 图9　朝鲜景福宫交泰殿之阶（自朝鲜古迹图谱重摄） 殿之基有二，下曰：坛陛，上曰：阶。未央诸宫皆截土山为基，坛必甚高，其表面或如东汉德阳殿以石饰之（《后汉书》礼仪志·岁首大朝·注：“德阳殿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坛之角石曰：隅，侧石曰：廉（《仪礼》乡饮酒：“设席于堂廉东上。”郑注：“侧边曰：廉。”又《汉书》贾谊传：“廉远地则堂高。”师古曰：“侧隅也”），或作磏，从石，亦为石砌之证。故张衡谓之“设切厓隒。有陛，其数不一（《汉书》叔孙通传：“殿下郎挟陛，陛数百人”），颇难擅拟。以愚意测之，正面或为二陛，如汉赋云“左磩右平”，磩者阶齿，平者若坡（见张衡《西京赋》）。因汉承周制，堂、殿皆有东、西阶（堂有二阶，见前《两汉第宅》杂观条，殿阶详后），则陛亦应有东、西之别。在东为左，在西为右，古习以西为尊，故平者居右，便辇车升降，似无后世中、左、右三道之设也。其东、西、北三面亦当陛（《后汉书》礼仪志·冬至仪：“以皂囊送西陛。”）坛陛之上有栏槛环绕（《史记》滑稽列传：“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执楯立于陛侧者也）。其上有平台曰：中庭，以朱涂之（《汉书》外戚传·赵皇后条：“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又班固《西都赋》：“玉阶彤庭”）。次为阶，殿本身之基台也。其升降亦如古之东、西二阶（《汉书》王莽传：“莽亲迎于前殿二阶间”），故大丧及即位奉册礼，三公、太尉升自阼阶（《后汉书》礼仪志·大丧礼：“三公升自阼阶，即位仪，太尉升自阼阶。阼阶，东阶也”），其制至唐初犹有存者（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西安大雁塔门楣雕刻）。阶三层（张衡《西京赋》：“重轩三阶”），左楯右平，齿各九级（见《西京赋》注）。阶之结构，下必以石，故班氏谓之玉阶（班固《西都赋》：“玉阶彤庭”），但其上当为木构，非若后世殿阁须弥座皆石砌也。紫江朱桂辛先生谓：“古代殿阶如今东瀛之状，以木柱为足而虚其下，惟木质易腐，后世易木为石，再进为须弥座。今朝鲜宫殿之阶，下累石座二层，上置小石柱，为过渡时代之构造。”（图9）窃意此论甚当，盖古俗以席布地为坐，西汉朝会，惟皇帝坐床上，余皆铺幅席，前设筵（见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引《御览》），苟累土砌石为座，则潮湿依土上升，焉适席坐之用。故阶下层为石，为砖，为土，虽不拘一格，然其础礩之上，必构木为架以受床席（图10）。即易为砖石之柱，亦必空窈通风。故墨子云“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湿润”，非徒壮观瞻，别尊卑，从可知也。后汉已有胡床（见《后汉书》卷二十三·五行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其后六朝之际，胡坐盛行。（《世说》：“庾亮据胡床，与诸贤土谈论竟夕。”又《梁书》侯景传：“置筌蹄，垂脚坐。”）隋改胡床为交床（《大业杂记》），唐穆宗时复改为绳床（见《演繁露》）[2]，席坐之风乃绝。宋·李诫《营造法式》所图堂殿，遂皆为须弥座。故愚意阶制之变迁，与席坐之兴废互为因果，其时期虽难确定，当在六朝、隋、唐之间焉。阶上周殿皆设栏楯，其版曰：槛（《汉书》史丹传：“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隤铜丸以取鼓。”师古曰：“槛，版也。”又外戚传·冯昭仪条：“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横木曰：衡（《汉书》爰盎传，“百金之子不骑衡”），即宋之寻仗，殆以木为之，但东汉有以铜制者（《后汉书》董卓传·注：“太史灵台及永安侯铜栏楯，卓亦取之”），或袭西汉之法，未可知也。 图10　朝鲜嵩阳书院讲堂之阶（自朝鲜古迹图谱重摄） 图11　日本古代寝殿平面图（自《宫殿调度图解》重录） 前殿之平面比例，《黄图》谓东西五十丈，南北十五丈，今以清营造尺与汉虑尺较之，后者约短四分之一强（吴氏《秦、汉权衡度量实验考》载汉虑铜尺，合乾隆六年工部营造尺七寸三分八厘），汉初之尺当视此更短（吴氏周代黄钟律琯尺较虑尺更短，详后。又我国历代尺度，由短而长，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则汉初之尺应在二者之间）。再就前殿包容多数厢、室之点而言，《黄图》所云，或距事实未远（详后节）。而诸书所记秦、汉各殿，多为长方形，亦皆一致。如阿房前殿（《史记》谓：“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长乐前殿（《三辅黄图》引《宫殿疏》：“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杼中三十五丈，深十二丈”），鲁恭王灵光殿（《汉书》谓：东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东汉德阳殿（《后汉书》谓：东西三十七丈四尺，南北七丈）。诸殿之广与深约为5：1至5：3之间，与清太和、保和二殿大体略合（太和殿东西60.75米，南北30.93米；保和殿东西46.76米，南北20.82米；为5：2.5及5：2.2）。盖殿过深则柁梁之材难得，且屋顶高大逾恒，轻重倒置，亦非宜于建筑均衡之美。故夏、周九七之比（《周礼》考工记：夏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注：夏度以步，每步五尺，堂修十四步，计七十尺，广益以修之四分之一，即十七步半，合八十七尺半。又周人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每筵九尺，计广八十一尺，修六十一尺），仅见于古代规模狭小之殿（吴大澄《秦、汉权衡度量实验考》所收周黄钟律琯尺，合乾隆六年营造尺六寸七分六厘，即0.217米），不适后代皇帝夸张威慑之工具，固甚明显。同时殿之平面配置，自略近方形之九七比例，进为狭长之形，其途径亦昭然若揭。而西汉前殿之内，亦非若今太和、保和诸殿，廓然空洞，了无区隔。何者，西汉去古未远，旧制未沫，如东厢（《汉书》晁错传：“乃屏错，错趋避东厢，甚恨”），西厢（《汉书》王莽传：“见于王路室者，张于西厢”，王路室即未央前殿，莽更此名），即其最著之例。又有房（《史记》孝武纪：夏有芝生殿房中，若见有光云，乃下诏曰：“甘泉房中生芝九茎，赦天下勿复有作。”以甘泉前殿推未央前殿亦如是），有室（《汉书》叔孙通传：“于是皇帝辇出房。”又见《后汉书》公孙述传），室有牖（《后汉书》礼仪志·大丧仪·注，引《汉旧仪》曰：“高祖崩三日，小敛室中牖下，作栗木主置牖中，望外……七日大敛棺，以黍饭、羊舌，祭之牖中”），俱如古制。余有非常室（《汉书》五行志：“成帝绥和二年，郑通里男子王褒，衣绛衣，小冠带剑，入北司马门，殿东门、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帷组结佩之。”如淳注曰：“殿上室名”），及后阁，后阁者更衣之所，似在殿之北部（《汉书》王莽传：“烈风毁王路西厢，及后阁更衣中室”），顾前殿东西狭长，各室虽以帷幕分划（见非常室注），而区布之法不明，非常室之位置，亦难决定。以愚意揣之，各室之长短宽狭，必非一一悉如旧规（《说文》：“厢，廊也。”《玉篇》：“厢为东、西序。”盖汉以东、西廊为厢，夹堂室，与古稍异，见金鹗《求古堂礼说》）。故周制逐渐消灭，其故非一，而殿平面比例之变迁，不失其一也。就中流传最久者无如东、西二厢，不仅东汉如是（《后汉书》虞诩传：“奸臣张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趋就东厢”），自东晋（陈翙《邺中记》：“石虎正会殿前，有白龙樽；作金龙于东厢，西向”），南齐（《齐书》五行志：“永元三年二月乾和殿西厢火”），下迄隋初（《隋书》经籍志：“炀帝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犹存其法。唐、宋以降，厢夹之名，阒然无闻。然东瀛古代之殿，亦有东、西厢之称（图11），此或南北朝及隋、唐之际，自新罗、高句丽流传异域者。至于清太和殿之东、西夹室，即汉夹堂之廊，其为追仿旧法，又无疑也。 汉东、西厢如许叔慎所云，虽与《礼经》位于东、西夹前者稍异，然其面积颇大，非如后世狭隘之廊也。据《黄图》引《宫殿疏》，“长乐前殿东西四十九丈七尺，两杼中三十丈，深二十丈”，其东西之阔与未央前殿略同。按杼即序，亦即厢（《说文》：“厢，廊也，廊，东、西序也”），则堂阔三十五丈，厢阔七丈三尺五寸，厢约为堂阔五分之一，殿七分之一，益以南北十二丈，亦可云巨矣。愚初颇疑其广阔失当，不足尽信。嗣知两汉之厢，其用途亦异于后世之廊，盖东厢者，群臣白事之室（《汉官旧仪》：“丞相府西曹六人，其五人往来白事东厢，为侍中，一人留府”），待驾之所（《汉书》王莽传：“太后诏谒者引莽待殿东厢”），间亦召见臣工于是（《汉书》董贤传：“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厢，问以丧事”），而太子视膳（《后汉书》班彪传：“旧制：太子食汤沐十县，设周卫交戟，五日一朝，因坐东厢省视膳食”），乃岁旱天子祈雨，亦于东厢为之（《后汉书》周举传，河南三辅大旱，五谷灾偒，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则东厢为汉诸帝处决政务之便殿，亦为侍膳之室，附设于殿内者。故秦、汉前殿，系聚合正殿、便殿及其他附设室于一处，非若明、清正朝大殿，只供朝觐之用，宜其规模宏巨，非后世所有也。至于长乐前殿两杼间之阔，以虑尺计之，合乾隆六年营造尺二十二丈一尺四寸，即64.43米，与今太和殿略同，如获汉初之尺较之，其差当益接近。故二者之差，仅为东、西厢之阔，苟后者增建二厢，其阔即与长乐前殿等矣。又就进深言之，虑尺十二丈，合前述营造尺八丈八尺五寸六分，约27米，较太和殿略小。而未央前殿，深十五丈，依虑尺言，合营造尺十一丈七寸，即33.74米，大于太和殿仅二米余，然则《宫殿疏》所述，亦非全出事理之外也。他若东厢之在寝殿者，乃正寝之东、西室（《汉书》周昌传：“吕后侧耳于东厢听。”师古曰：“正寝之东、西室皆曰：厢，言形以厢箧之形”），可自此直达卧内，为出入之道（《汉书》金日䃅传：“何罗褏白刃由东厢上，见日䃅，色变，直趋卧内，欲入……日䃅捽胡投何罗殿下”）。宛若今五间或七间之厅，其夹堂之侧房，即东、西二厢。但东厢以外，诸书言西厢者甚少，仅王莽传：“皇太子临久病虽瘳，不平，朝见㧬茵舆行，见王路堂者，张于西厢。”（《汉书》卷九十九·下），则临病后朝见，特设帐于西厢，必为清静闲宴之地无疑，故厢内又有西清之称（扬雄《甘泉赋》：“溶万后于西清。”师古曰：“西清，西厢清闲之处也。”又见司马相如《上林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由是观之，非常室或在西厢之内，亦难言也。 建筑中同名异物，数见不鲜，然无繁复难辨如“轩”者。盖小室曰：轩，楼板曰：轩（《楚辞》：“缕槛层轩。”王逸曰：“轩，楼板也”），长廊有窗者亦曰：轩（张衡《蜀都赋》：“开高轩以临山。”注：“堂左、右长廊之有窗者”），其义不一。若汉制天子临轩，则为殿堂前檐特起，曲椽无脊，若今卷棚式及南方“和尚领”之状，故天子不御正座而御平台者曰：临轩。考轩之起源，出自车制。《说文》曲辀轓车谓之轩；轓即藩，车两侧之屏蔽，编竹为之。轓上隆屈若弓者，曰：盖轑，楚以外谓之“篷”（见《方言》，《释名》，及戴东原《考工记图》）。惟轓与盖轑限于车身之长，无以庇御者，乃复于车前为屈篷前出，曰：轩。夫人、卿大夫所御者也（《左传》：“归夫人鱼轩。”又云：“鹤有乘轩者”）。其轩亦有高出盖轑者，故《诗云》：“戎车既安，如轾如轩。”注曰：“轩车却而后也。”至若建筑物之有轩，其初仅于檐下垂板以蔽风雨，其板自檐端引下，以斜撑支于柱之外侧，称为：“引檐”（见李诫《营造法式》卷六·小木作。又日本法隆寺檐下亦如是）。惟引檐呰弱易毁，且外观简陋，非宜于庄严堂殿，故于殿前设廊，隆屈如车轩之状，亦谓之轩。今南方寺庙、住宅厅堂之前廊，上施曲椽如弓，覆薄板，苏、常间称为“鹤颈轩”，其名其状，皆与古合，可云信而有征者也。若西汉前殿之轩，复霤重叠，《西京赋》谓为“重轩三阶”，已非引檐可比。而曹氏父子营邺者，周殿为轩，又不仅限于南面（左思《魏都赋》：“周轩中天”），其结构似更趋繁复矣。 殿有户，户外为帘（《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条：“严持箧书置饰室南帘去，帝与昭仪坐，使客子解箧缄。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闭户，独与昭仪在。”因饰室推前殿亦如是），故太后临朝谓之“垂帘”，所以障蔽内、外也。殿内铺席为坐（见前注），然未央宫殿有设地毡者，度前殿或亦如之（《西京杂记》：“温室规地以罽宾氍毹。”温室，未央内庭之殿名也。又《汉书》王吉传：“广厦之下，细旃之上”）。御座则设床上（见前注），以帐为饰，曰：武帐（《汉书》霍光传：“皇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群臣以次上殿”）。帐有帏（《汉书》汲黯传：“上尝坐武帐，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置五兵于中，故名（汲黯传·孟康注曰：“今御武帐置兵阑、五兵于帐中也”）。武帝时帐有甲、乙之别（《汉书》西域传：“兴造甲、乙之帐。”注曰：“以甲、乙次第名之也。”东方朔传：“陛下诚能推甲、乙之帐，焚之四通之衢。”又见同书卷七十二·禹贡传。《西京杂记》则云：“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杂错天下珍宝为甲帐，其次为乙帐；甲以居神，乙以自居”）。六朝之际，史籍言帐者不一（《南史》宋高帝纪：内殿施黄纱帐。又见梁武帝纪，张贵妃传等），疑与席坐之习相终始也。西汉朝会除便面（用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亦称“屏面”。见《汉书》王莽传及张敞传），御座前亦设屏。屏者，临见屏气之处（《风俗通》，示臣临见自整屏气处也。《汉书》外戚传·孝成赵皇后条：“须臾开户，滹客子偏兼使缄封箧及绿绨方底，推置屏风东。”又《汉书》叙传“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以孟尝君传推之，座后亦当有屏（《史记》孟尝君传：“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尝有侍史，主记君与客语”）。至若殿内各室以帷幕分隔，非皆一一有壁（见前述非常室），且得随时悬幕为房室，似极自由（见《两汉官署》引谢夷吾传）。帷皆有组绶，所以系帷，并垂以为饰，悉席坐建筑之特点，似非后世所有也。而西汉之墙，亦有壁衣（《汉书》贾谊传：“美者黼绣，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班氏谓为“屋不呈材，墙不露形，裛以藻绣，络以纶连”，此或同处殿内，与帷幕具连带关系者欤？ 《三辅黄图》谓：“未央前殿至孝武时，以木兰为棼橑，文杏为梁柱”，又谓“雕楹玉磶。”其柱上之梁曰：虹梁（张衡《西京赋》：“抗应龙之虹梁。”梁·李善注曰：“形似龙而曲如虹也”），《尔雅》：“杗廇谓之梁”，《毛传》：罶，曲梁也。廇、罶音近，故云：杗廇。其后刻木以象古制，如黄以周之释克，则系有意为之（见黄氏《经说略》）。故汉之应龙，殆亦雕饰之属，非天然曲木甚明。今清宫建筑虽无此制，而南中月梁承唐、宋余绪，犹存旧时面影也。其浮柱、槺、棼、极、桴、榱、数者，后人诠释綦详，今无再及。独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叙斗拱之状，自下而上，曰：栌，曰：枅，曰：栭，曰：枝牚，程序甚清（“层栌磥垝以岌峨，曲枅要绍而环句，芝栭攒罗以戢孴，枝牚杈枒而斜据，傍夭以横出，互黝纤而搏负，下岪蔚以璀错，上崎嶬而重注，捷猎鳞集，支离分赴，纵横骆驿，各有所趣”），而李明仲以枝牚为脊槫间之斜柱（见李诫《营造法式》卷一·总释·上），私意引为未当。盖原文首言结构层次，次状其纵横丛聚之形，文义极为明晰。故栌为座斗，枅为拱、翘，栭为拱上升、斗，栭上斜据者宜属之下昂，未可训为槫间之斜柱，按之构造方则，似应若此也。他若殿中藻井，此当栋下（张衡《西京赋》：“蒂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注曰：“藻井当栋，交木为之，如井干也”）。依南北朝石窟之天顶言，中央或为方井斜上，覆以平顶，后世殿阁中斗八，即自此演进者。但云冈石窟偶有方形小井中镌莲瓣，西汉栋下藻井之四周，是否配列小井如近世之状，尚难悬断耳。其井内以菱藻、荷渠为饰，则基于厌胜之说（《灵光殿赋》：“圜渊方井，反植荷渠。”又《风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象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厌火也”）。此在术士、巫蛊盛行之西汉，藻井以外，鸱尾亦其一端，固无足异（《墨客挥犀》谓汉以宫殿多灾，术者言天上有鱼尾星，宜为其象以禳之，始有此饰）。惟《论语》：“山节藻棁”，已有先例，非自两汉始也。 汉人每言壁带（《汉书》外戚传·赵皇后条：“白玉阶壁带。”又同书翼奉传：“二年戊午，地大震于陇西郡，毁落太上庙殿壁木饰”），颜师古谓为“壁之横木，露出如带”，疑即各柱间之梁枋也。壁带之上，往往饰以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数者（见赵皇后条），按釭者车轮之毂，空其中以受轴，其形圆，以金为之，釭中杂错玉璧、明珠、翠羽之属（见前条晋灼及颜师古注。又《黄图》未央前殿，“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然”），故又云：列钱（班固《西都赋》：“金釭衔璧，是为列钱。”注曰：“行列似钱也”）。余如华榱、璧珰（见《黄图》未央前殿条。又班固《西京赋》：“裁金璧以饰珰。”韦昭曰：裁金为璧，以当榱头），铜切冒，黄金涂（外戚传·赵皇后条：“切皆铜沓冒，黄金涂。”师古曰：切，门限也）。金铺（司马相如《长门赋》：“挤玉户以撼金铺兮。”以金为户之铺首也），琉璃窗（《西京杂记》：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达照毛发，不得藏也”），俱以金玉、珍异为饰。梁、柱之端，则束以带环，防木之溃裂（《后汉书》礼仪志·注：“德阳殿一柱三带”）。后世物力不逮，惟以彩画模傚旧时形象，如明、清梁、枋彩画之箍头，即其遗制。而朝鲜宫殿之柱端（见《朝鲜古迹图谱》），且有实物存焉。至西汉彩画，董贤宅（《西京杂记》：“柱壁皆画云气花卉，山灵鬼怪”），及《灵光殿赋》（“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所言，多取材自然物（《灵光殿赋》言：“飞禽走兽，奔虎虬龙，朱鸟腾虵，白鹿蟠螭，狡兔猨狖，玄态胡人，神仙玉女，其类不一”），尚存《礼记》棁画侏儒之习。而当时壁画，以胡粉为地，界以青紫，颇与彩画类似（《汉代风俗制度史》引蔡质《汉官典质》：“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涂殿，紫青界之，画古烈士重行、书赞云”），疑古之画工皆能为此二者，若麒麟阁（《汉书》苏武传：“宣帝图画功臣像于此”），甲馆画堂（《汉书》元后传：“生成帝于甲馆画堂”），画室（《汉书》霍光传：“止画室中不入”），西阁（《汉书》杨敞传：“上观西阁上画人”），及广川王殿门（《汉书》广川惠王传：“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袴长剑。”又云：“画工画望卿舍。”望卿，王姬也），青汉壁画之例。东汉武梁祠诸石刻，即胎息于此。然则段成式言唐寺院地狱诸图，亦仅易旧日帝王、忠臣、孝子、贤妇等像，为释梵诸部，不足异也。 汉宫殿屋顶多为重檐（《汉书》张敞传：“围守王宫，得之殿屋重轑中。”苏林曰：“重轑，重棼也。”以王宫推宫殿如是），四注（《周礼》考工记：“四阿重屋。”郑注曰：“四阿若今四注屋也”），与东汉石刻所示者一致，独无云冈石窟九脊殿之例，然未能断西汉即无此制也。其时反宇（班固《西都赋》：“上反宇以盖载。”张衡《西京赋》“反宇业业”），飞檐（《西京赋》“飞檐”），亦见于记录，则屋角上翘必同时发生，盖为反宇结构当然之结果，未必蓄意为之。伊东博士据东魏石刻，谓裹角之法始于南北朝（见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此在近世学者无证不信之习惯，未能目为不当，但班、张二赋外，如何宴《景福殿赋》（“飞櫩翼以轩翥，反宇以高骧”），陆翙《邺中记》（“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六层，反宇向阳”），咸言反字，似不能概置文献于不顾也。汉世之瓦当（即寿头），有作半圆体者，然以圆形居多，适与燕故都出土皆半圆者相反，似汉受秦之影响（秦瓦当多作圆形，见《秦、汉瓦当文》诸文），与周稍异，而诸书所收周、秦、汉诸例，皆无勾滴（即滴水），疑当时尚无此物。又据何叙甫先生所藏汉瓦当，及于燕故都发掘出土之瓦当，其花纹、文字凹处，偶有朱丹粘附其间，丹下亦有涂白垩为地者，则因当时陶器无釉，仅以刷色为饰故耳。汉宫殿脊甍之状，今迄无可考，惟四注之屋，自侧面视之，二垂脊凸起若棱，反宇之瓦凹陷若觚，觚棱之称，或即缘此而生，殊未可知。孝武时甍上置鸱尾（见前注）、铜凤（《黄图》引《汉书》：“建章宫玉堂殿，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凤若翔”），东汉石刻及魏武铜爵台亦皆如是。自北周武帝毁邺中三台后，仅一见于唐武后营东都明堂，其后即已绝迹。惟鸱尾流行最久，且传播异域，而辽代脊饰，据梁思成先生《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二期），知为古代鸱尾与宋以后兽吻间过渡之物，则西汉术士厌火之具，其影响竟及今日，亦可云异数矣。 图12 李诫《营造法式》卷三十一·大木作制度图样内，柱下有平板曰：，置于础石上，其寸法见同书卷五（“凡造柱下，径周各出柱三分，厚十分，下三分为平，其上并为欹，上径四周各杀三分，令与柱身通上匀平”），惟未言及用途。窃意者，柱下之防湿层也，以扁若板，木之纤维亦保持水平状态，湿润缘础上升者，其侵入水平纤维，恒较垂直者稍难，而体腐朽，得随时撤换，不致累及柱身，故古以铜为柱，职是故耳（《战国策》：“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民国丁卯夏，愚于苏州燕家滨友人柳士英君宅中，见其厅堂结构古陋，柱下之赫然呈于目前，询知宅属华姓，建筑年代不明。嗣周元甫君以影片见贻（图12），虽其下无础，且之形状比例，亦未与《营造法式》吻合，然自绍兴间王㬇重刊此书于平江以来（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一卷二期，叶遐庵先生《绍兴重刊〈营造法式〉者之历史与旁证》），历时约八百载，旧法犹存一二，不失宋代建筑变迁之一参考也。 辨《辍耕录》“记宋宫殿”之误 陶氏《辍耕录》卷十八，以杨奂《汴故宫记》与陈随应《南渡行宫记》二文，合题为《记宋宫室》。愚尝以《宋史·地理志》汴京宫阙制度与杨记对校，知杨氏所云汴故宫，乃指金之南京言，非宋汴京也。按宋靖康之变，艮岳摧残过半（《宋史》地理志·艮岳·注引《容斋三笔》：“金人再至，围城日久，钦宗命取山禽、水鸟十余万，尽拆之汴河，听其所之。拆屋为薪，凿石为炮，伐竹为筚篱。又取大鹿数百千头杀之，以㗖卫士。”）。其后海陵营中都，凡屏扆窗牖，均掠自汴京，则当时宋大内仅存躯壳，荒废可知。嗣海陵贞元元年，以宋汴京为南京。三年五月，南京大内灾，此仅存躯壳，亦付诸一炬。其年冬，命宰臣张浩及敬嗣晖、梁珫等营南京宫室，运一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彩，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后毁，务极华丽，事具《金史》海陵本纪（光绪《顺天府志》引此段于金中都·宫殿条，亦误），则金南京已非宋汴京之旧甚明。今以杨记校宋史，其外庭诸门、殿大体符合，似依宋宫故基建造者。惟内庭自仁安殿以北，繁简不一，原籍具在，不难覆按。又据《元史》杨奂本传（《辍耕录》奂作焕，亦误），奂以太宗十年戊戌试进士第一，授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记文谓己亥按部至汴，即及第之次年，时距金亡国五载，其云汴长吏宴于废宫之长生殿，应为金南京宫苑，故原文仅称废宫，未言宋故宫。陶氏殆以金南京宫阙配置，大体袭宋宫之旧，故与陈氏《南度行宫记》混置一处欤？ 古代之温度 西汉宫有凌室、织室、蚕室。又有以人力增高室内温度，助植物之发育，若近世西方之温室者。据《汉书》召信臣传：“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難蕴火，待温气乃生。信臣以为此皆不时之物，有伤于人，不宜以奉供养，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罢，省费岁数千万。”此殆密闭室内，与外隔断，难難火温之，略与蚕室同一情状。惟是否自地坑生火，如暖殿构造，尚属不明。 柱跗 《隋书》宇文恺传述宋、齐明堂一节，谓：“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丈，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安数重。”按柱下设础，防湿润上升，其法由来已久，此则深入土内，与常制异，颇疑“跗”为柎之误。盖柎与桴通，方木也。六朝之际，犹行席坐，席下木架必承以巨木，而墙壁下亦往往有柎，如今之下槛。安乐于陈亡之后，兵燹之余，观明堂故基于瓦砾荆棘中，故云入地一丈耳。 西汉陵寝 三代以前无墓祭，王者之葬，封树而已（《周礼》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其始仅云墓（《左传》：“淆有二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春秋以降，因山丘高大，曰：邱（楚昭王昭邱，赵武灵王灵邱），曰：陵（《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又悼武王永陵，孝文王寿陵，其例不一），要皆有坟无寝。自始皇治骊山，穿三泉，下铜以致椁，上崇山坟（《史记》秦始皇本纪，及《汉书》刘向传），秉事死如生之义。又建寝园（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游馆（《汉书》刘向传），象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周城二重（《舆地备考》：陵内城周五城，外城周十二里），故陵寝之名始于秦。西汉因袭秦制，其天子即位之明年，将作大匠营陵（见《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略》；又《汉书》武帝纪：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置茂陵邑，即登极次年，与此符合）。起园邑，缭以城垣（《汉书》高后纪，城长陵注引《黄图》云：“长陵城周七里一百八十步。”又景帝纪五年作阳陵邑，及武帝纪置茂陵条），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及郡国高赀、富豪实之（《汉书》地理志：“汉兴，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又武帝纪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及同纪太始元年，宣帝纪本始元年，元康元年诸条），为造宅第（《汉书》宣帝纪：“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宅第。”应邵曰：“水衡与少府皆天子私藏。”），赐田钱（《汉书》景帝纪：五年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武帝纪：“建元三年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设官寺（见《三辅黄图》长陵条），发近郡卒、将军、尉、侯（见《后汉书》礼仪志·注引《皇览》），庞大与郡邑无殊（《三辅黄图》引《三辅旧事》：“武帝于槐里茂乡，徙户一万六千置茂陵。”《汉书》成帝纪：鸿嘉二年（公元前19年），“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孟坚谓为三选七迁，充奉陵邑，欲以彊干弱枝者是也。陵地用地七顷。其圹曰：方中，占地一顷，深十三丈（《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略》），筑为方城（见前注引《皇览》）。玄室曰：明中，高一丈七尺（见前注引《三辅黄图》），纳梓宫于内。棺外累黄肠题凑，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见前注），与近世地宫之制稍异（清·延昌《惠陵工程全案》称：“同治惠陵自明楼下方城楼隧道北上，至哑叭院，院北壁中央有琉璃影壁，壁后即地宫隧道，次头层门，次明堂，次二层门，次穿堂，次三层门，门内为金券，设石宝床五，中床安梓宫于上。自石宝床北口至方城南口，深二十三丈四尺二寸，皆南向门”）。岂西汉宫阙、寝庙下逮丞相府咸四向辟门，明中亦有四门之设，殊为莫解。门内错浑杂物，扦漆、缯绮、米谷、车马、虎豹、禽兽（见《后汉书》礼仪志·注引《皇览》），武帝飨年久长，尤多藏金钱财物，又瘗鸟、兽、鱼、鳖凡百有九十类，至不复容。赤眉之役，取陵中物不能减半，其奢靡当为汉诸陵冠（见《汉书》贡禹传及《晋书》索传。中央研究院1932年发掘河南濬县周墓，有车马、戈矛、斧戟诸物，其马坑巨者有马骸六十余具，足征古代殉葬之风甚盛）。其外有陟车石，外方立（《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略》）；陟，登也。疑羡门之限甚高（按近代陵寝羡门后，有大圆石二，下凿沟，成坡状，门闭则石循沟滑下塞户后，限受圆石及扉之重，故高巨逾常），故限外设石，便大行载车之升降，惟“方立”不明，未审何指。有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略》，伏弩之说与始皇骊山同（《史记》始皇本纪：“令匠做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依骊山之例言，宜为方中之中羡门（《史记》秦始皇本纪：“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伏火亦见定陶丁后冢（《汉书》外戚传：“王莽发丁后冢，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第事涉诞怪，俱难证实。又有便房，自来释者不一其说，刘敞谓为梓宫题凑间物，宋祁曰小柏室，服虔云藏中之便坐（见《汉书》霍光传·注）。据便房之义言，似以服说为近。惟方中辽阔，为室非一，其分位迄无可考。案《后汉书》礼仪志·大丧礼：“皇帝进跪临羡道房户，西向，手下赠，投鸿洞中，三东园匠奉封入藏房中。”注引《续汉书》曰：“明帝崩，司徒鲍昱典丧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宫，还至羡道半，逢上欲下，昱前叩头言：礼，天子鸿洞以赠，所以重郊庙也，陛下奈何冒危险，不以义割哀。”则鸿洞之上有房，天子所以凭户投赠，鲍昱谏章帝欲之下之所也（《后汉书》礼仪志·大丧礼：东园武士奉下车。司徒跪曰：“请就下房”，都导东园武士奉车入房）。洞次为羡道，再次复有房，东园匠藏赠于是。以便坐非正室，不应居羡道之北、明中之前，宜在其左、右或后部。故疑此房为明中外室之一，若清陵地宫之有明堂也（见前注《惠陵工程全案》）。明中诸室之结构，《汉书》贾山传谓秦骊山合采金石，治铜锢其内，文帝亦有石椁之叹（《汉书》张释之传，文帝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又《后汉书》明帝纪：“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椁犹如是，方中诸室，必以石构无疑。惟羡道、明中之上，如乐浪诸墓覆以半圆形发券及水平层抛物线之穹窿，抑以斗八式之梁，重叠其上，如高句丽古坟之状，则非俟捊掘，不能穷其究竟也。 方中之上，累土为坟曰：方上（《汉书》赵广汉传：“新丰杜建为京兆椽，护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圹臧上也”），《三辅黄图》谓高帝长陵东西广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景帝阳陵方百二十步，高十丈。以较日人关野贞及法人色伽兰调查者，差违殊甚（关野、伊东、塚本三氏合著之《支那建筑解说·上卷》称，惠帝安陵东西百九十一尺，南北百八十六尺，高约四十尺；景帝阳陵每边宽二百三十尺，高四十六尺；元帝渭陵东西七百二十五尺，南北七百九十五尺，高九十尺。又冯承钧译色伽兰《中国西部考古记》，云昭帝平陵每边宽二百米；宣帝杜陵长一百六十米，宽一百五十米）。惟诸陵平面，除高祖长陵与薄太后南陵作六角形外[3]，余为方形，或近于方形，方上之名当基于此（图13）。坟之外观为截头平顶之方锥体，略似埃及金字塔而截去其上部。就中元帝渭陵视金字塔面积尤大，有方台三重，下部东西广二百二十尺，南北袤百九十五尺，其上更有低坛二级（图13、14）。按周、秦遗迹如成王陵及始皇陵，平面胥作方形（成王陵东西二百七十尺，南北二百六十三尺，高约五十尺。始皇陵每边长一千零三十尺）。文王陵亦近于方形（文王陵东西三百七十五尺，南北三百二十尺；顶东西一百五十尺，南北一百四十五尺；高约六十尺）。始皇陵之外观，且为方台三层。则汉诸陵采用周、秦旧型，当无疑义（以上见《支那建筑上卷·解说》及伊东忠太之《支那建筑史》。又色伽兰调查始皇陵，每边长三百五十米，高六十米，陵土之体积约五十万立方米，为世界最巨之坟）。其流风所被远及邻国，如高句丽时代将军坟与乐浪张抚夷墓，佥为方形。前者以巨石作七级方坛，尤为最显著之例（将军坟在辽宁辑安县好大王碑侧。张抚夷曾为带方郡太守，带方郡即乐浪郡南部，公孙康时置，后隶于魏，晋愍帝建兴中并高句丽，见关野贞《朝鲜美术史》）。考《尔雅》：“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注谓：“成，层也，江东呼土高堆为敦。”严元照引《诗》“至于顿邱”，字异音同（见严氏《尔雅匡名》），足证敦丘即顿邱，亦即今江、浙俗称之墩。又依前述昭丘、灵丘言，丘者坟也，古作丠（见《尔雅匡名》引《释文》）从一从北。一，地也，北，象层叠之状，位于地上，与秦、汉诸陵外观一致。故丘即陵，《尔雅》所云数等之丘，乃古代陵墓之形体，许氏《说文》训北，为二人相背之形，似未穷诘丘之实状也。至于丘三层为昆仑丘，见《水经注》河源条（《水经注》：“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中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增城，一名天庭。”）。其说杂摭汉人浮词（《淮南子》坠形训：“掘昆仑墟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又见严忌《哀时命》及刘向《九叹》），而导源远在周季（《史记》大宛传：禹本纪言河出昆仑，《禹贡》：“织皮昆仑。”《离骚》：“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县圃。”又“邅吾道乎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自来稗史杂家每乐道之（《山海经》：“昆仑之墟方八百里。”《穆天子传》：“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顾古人“昆仑”二字，大抵泛指极西而言（《禹贡》孔疏：“昆仑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史记》夏本纪·注：“昆仑在临羌西”，又云：“敦煌广至县有昆仑障”），其缘饰附会之说，概不可信（《史记》大宛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所足异者，古代巴比伦之塔庙（Ziggurate）亦为方形层叠之状（图15），以较秦、汉诸陵，不无类似。而《周礼》坛壝之制（《周礼》司仪：“为坛三成。”疏曰：“言丘上更有一丘相重累者”），其性质用途、形体，俱与塔庙不乏会通之点。此岂出之偶合，不能谓丘坛之形，即与西陲诸邦有关，抑东西交通不始于汉武之通西域，穆满、群玉之游，初非谰语耶。附记于此，供留心古制者之推求焉。 图13　西汉诸陵平面图（自《支那建筑史》重录） 图14　渭陵（自《支那建筑史》重录） 图15　古代巴比伦之塔庙（自《佛勒卡建筑史》重录） 方上之外形，略如前述，其覆土之际，每杂用沙（《汉书》田延年传：“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辆，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致方上”），及炭、苇诸物（前传：“茂陵富人焦氏、贾氏，以数千万阴积贮炭、苇诸下里物，昭帝大行时，方上事暴起，用度未办。延年作方：商贾或豫收方上不详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臣民所当为，请没入县官。”孟康曰：“死者归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此数者依物性释之，炭吸水，夹置土中，能防水之下浸。苇亦避湿物，用以实圹，见《周礼》（《周礼》地官·稻人：“丧纪，共其苇事。”郑注：“苇以闉圹，御湿之物”）。沙以和泥与石灰，供圹壁外三合土，及内部涂饰之用，见朝鲜古墓（《朝鲜美术史》）。而愚尤疑方上累土，必以夯筑为之。盖秦、汉诸陵高巨逾恒，土性下溃，非坚筑无以凝固。但土作首重泄水，版筑之垣，版底每置碎砖石，或稻苇，其上铺沙、实土，所以利宣泄也。近岁北平研究院发掘燕故都台基，土内犹存残苇。以工程构造论，台与方上同为累土，周、汉相去未远，其法宜无殊致。且平陵运沙牛车三万辆，炭葺之价至数千万钱，数量之钜，至可惊骇，非仅以填塞羡门、羡道，又可想象而得也。 图16　东汉鲁王墓石像（自《支那建筑史》重录） 史称骊山树草木以象山（《史记》秦始皇本纪），西汉高祖陵及东汉诸陵亦有陵树（《后汉书》阴皇后纪：“上陵日，降甘露于陵树。”又，同书虞延传：“高帝母昭灵后园陵在小黄，有陵树”），度关中诸陵当亦如之。惟色伽兰谓茂陵以大石被覆，今犹见其碎片，岂与高句丽将军坟同一构造耶。方上之外，缭以周垣（《汉书》王莽传：“以墨色圬渭陵、延陵周垣”），为门四出（《三辅黄图》：“为陵垣门四出”），门距方上百尺至百四十尺不等（《支那建筑》上卷解说：“惠帝安陵四面有双阙遗址，距方上约上百尺；景帝阳陵约百四十尺”），门有阙（《汉书》五行志：“永光四年，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永始元年，戾后园南阙灾。”“四年，孝文霸陵东阙南方灾。”又，色伽兰《中国西部考古记》：武帝茂陵四周方垣中，各开一门，各门神道之口，建有石阙。成帝延陵外垣今尚可见，垣外皆有双堆，疑为阙址。又见《支那建筑》上卷·解说：所载安陵、阳陵）（图13）。色氏谓为石造，以霍光传推之，当为三出式（《汉书》霍光传：“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起三出阙，筑神道。”今按武氏阙、嵩山三阙及川中梓潼、绵阳诸阙皆二出。显奢僭逾制，史臣特书之。故疑三出为陵制，非人臣所有）。阙外神道列石像（见《中国西部考古记》茂陵条），依东汉鲁王墓石人，像皆题名，象生前之仪卫（图16）（《金石索》：“鲁王墓前二石人，在曲阜张屈庄，乾隆间阮元按试曲阜，移置儒学内矍相圃，一高汉尺一丈一寸许，题‘汉故乐安太守麃君亭长，今仆’；一高汉尺九尺三寸许，题‘府门之卒’。”《西汉金石记》谓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郡为乐安，定为东汉石刻）。唐昭陵六骏像，其飒露紫一躯，刻邱行恭拔箭状，殆其遗制。又有麒麟、辟邪、象、马之属（《图书集成》陵寝部引《封氏闻见记》：“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又《西京杂记》：“青梧观前有石麒麟二枚，刻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头高一丈三尺”），石马见霍去病冢，惟麒麟、辟邪二者之状不明。史籍每称六朝陵墓有麒麟（《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上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乃徙其表、阙、麒麟于东岗上，麒麟及阙形势甚巧”），今存者皆附翼之狮，与东汉雅州高颐墓一致，未能谓翼狮即麒麟，更不能断汉陵之麒麟、辟邪亦如是也。阙外有司马门（《汉书》五行志：“园陵小于朝庭，阙在司马门中。”又成帝纪：“永始元年诏，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工”），四向皆然。汉制后宫自五官以下，皆陪葬门外（《汉书》外戚传：“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服虔曰：“陵上司马门之外也”），而勋臣每葬东司马门左近（《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二年，遣使以中牢祀萧何、霍光，帝谒陵园，过式其墓。”注引《东观汉记》曰：“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霍光墓在茂陵东司马门道南四里。”又同书和帝纪注：“曹参墓在长陵帝道北，近萧何冢”）。其将军、尉、侯诸官寺，据东汉之例，疑在陵之东园（《后汉书》礼仪志·注：“寝殿、园省在东园”），吏舍又在其北（前注：“寺吏舍在殿北”），故陵监所止曰：东署焉（《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六年四月康陵东署火。”陵监即陵食监，又云食官令，见同书百官志）。 《后汉书》礼仪志谓：“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庙以藏主，祭以四时。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然汉诸陵自寝殿外，复有庙，其制盖侈于秦矣（《汉书》玄成传：“自高祖下，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其寝为陵之正殿，设钟，有东、西阶、厢及堂（堂设神坐，见下注），殆与前殿同制（《后汉书》礼仪志·上陵礼：“大鸿胪设九宾随立寝殿前，钟鸣……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阶，拜神坐，退会东厢，西向”）。殿内又有房室，盖汉制日祭于寝，四上食（《三辅黄图》卷五），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庄具（见《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及同书祭祀志·宗庙条），无房室则无以设床帐（《后汉书》阴皇后纪：“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泣，令易脂泽装具”），理被枕耳。有便殿（《汉书》高后纪，城长陵注，引《三辅黄图》：“便殿、掖庭皆在其中。”武帝纪：“建元六年，高园便殿火”）。内有堂，时祭于是（《汉书》玄成传：“园中各有寝、便殿，时祭于便殿”）。有室，藏乘舆、衣物（《汉书》王莽传：“杜陵便殿乘舆、虎文衣扆臧在室匣中者出，自树立外堂上”）。又有更衣别室，疑亦在殿内（《后汉书》明帝纪：“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此二者位置，史无明文，但始皇之寝在墓侧（见前），东汉诸寝在东园，明帝尤节约，遗诏只于陵东北作庑，财供祠祀（《后汉书》明帝纪·注，引《东观汉记》：“庑长三丈五尺，外为小厨”），似汉世寝殿多在陵东也。其后宫贵人奉陵者为数至伙（《汉书》禹贡传：“诸陵园女亡子者，宜悉遣，独杜陵宫人数百，诚可哀怜也。”又《后汉书》邓皇后纪：“诏诸园贵人，其宫人有宗室同族，若赢老不任使者，令园监实核上名，自御北宫增喜观阅问之，恣其去留，即日遣免者五六百人”），皆居掖庭（见《三辅黄图》），宜在寝、便殿之后或其附近。惟果园、鹿苑（见《三辅黄图》惠帝安陵条）、鹤馆（《汉书》元帝纪：“初元三年茂陵白鹤馆灾”），未审何属。而诸陵之庙，有阙（《汉书》五行志：成帝鸿嘉三年，“孝景庙北阙灾”）及殿门（《汉书》平帝元始五年，“高皇帝原庙殿门灾”。哀帝元寿元年，“孝元庙殿门铜龟蛇、铺首鸣”）、正殿（《汉书》昭帝元凤四年，“孝文庙正殿灾”），规模颇宏巨，玄成传谓在陵旁，则非若东汉石殿位于方上之前甚明。依事实言，垣与方上之间面积颇狭，亦难容纳（见前引《支那建筑·上卷解说》）。惟寝、庙二者并列陵东侧，抑分踞陵之左、右，悉无考焉。 东汉陵寝 东汉诸陵在今洛阳附近，典籍所载，大抵追效西京旧法。惟自新莽地皇间，迄于建武中季，兵革相寻，几达廿载。光武起身行间，察民间疾苦，知天下之疲耗，步文帝后尘，务求俭约，省薄陵坟，废郭邑之制，裁令流水而已（见《后汉书》光武帝纪）。其后章帝欲为原陵、显节陵立县邑未果（见《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终汉之世，遂以为法。其坟皆方形，大小不等（《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光武帝原陵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明帝显节陵方三百步，高八丈。章帝敬陵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和帝慎陵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殇帝康陵方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安帝恭陵方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顺帝宪陵方三百步，高八丈四尺。冲帝怀陵方百八十三步，高四丈六尺。质帝静陵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桓帝宣陵及灵帝文陵各方三百步，高十二丈。献帝禅陵不起坟。”）。就中殇、冲二帝在位日浅，附葬慎陵、宪陵茔内（见《后汉书》安帝纪·注，及李固传），体制较卑。方上之形，以孝德皇甘陵言，亦为层叠之状，疑与西汉诸陵无异。（《水经注》卷五：“汉安帝父孝德皇以太子被废为王，薨于此，乃葬其地，尊陵曰：甘陵。陵在渎北，丘坟高巨，虽中经发坏，犹若层陵矣。”）方上之外，惟光武原陵为垣门四出，余陵无垣，代以行马，内设钟，建石殿（见《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按石殿即石室，位于方上前，汉世士大夫墓多如是（山东肥城孝山堂石室及《水经注》司马迁、子夏诸石室，不遑枚数）。北魏文明太皇太后陵亦然（《水经注》卷十三·㶟水条：“方山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东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阶、栏、槛及扉户、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采洛阳之八风谷黑石为之，雕缕隐起，以金、银间云矩，有若锦焉。堂之内、外四侧，结两石蚨，张青石屏风，以文石为缘，并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庙前镌石为碑、兽，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闇日。院外西侧有思远灵图，图之西有斋堂。南门表二石阙。”又《北魏书》孝文帝太和五年，建永固石室于方山，立碑于石室之庭，自大和五年起工，凡八年始成云），殆后世享殿、祾恩殿之权舆也。其寝殿、园省在东园，疑即陵之东侧；北为寺吏舍（《后汉书》礼仪·注引《古今注》）。史称恭陵有百丈庑，当亦属园寝之内（《后汉书》顺帝阳嘉元年，“恭陵百丈庑灾”）。但原、怀、静三陵寝殿，在垣行马内，因寝为庙，其制较简。而宪陵吏舍独在寝殿东，与他陵异。似因地制宜，因时辨用，不拘一格也（《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古今注》）。其垣与行马各具四阙（《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五年“恭陵东阙火”），及司马门（见《古今注》）。原陵又有长寿门（《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四年“原陵长寿门火”）。依史文“灾”字之义诠释，门阙当为木构，但后者与西汉诸陵不合，颇疑有误。地宫之制，《后汉书》亦称方中，宜与西汉大体仿佛。今约略可知者，仅献帝禅陵最陋，其前堂方一丈八尺，后堂方一丈五尺，角广五尺耳（见《古今注》）。 ［本文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1932年9月）及第四期（1932年12月），后经笔者修改。］ 注解： [1]　［整理者注］：“席坐之习，又见《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三国志》·魏志·管宁传注；《梁书》卷三十三·长沙嗣王业传；《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等。登床用榻登，亦作毾㲪。见《释名》卷六及《后汉书》卷一百十八·西域传·天竺国条。” [2]　［作者眉批］：“胡床又见《后汉书》卷二十三·五行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及同书卷十六·苏则传；《晋书》卷四十二·王浑传，及同王导书传、戴若思传、庾亮传、桓伊传、张轨传、苏峻传；《魏书》裴叔业传、尔朱彦伯传、秃发乌孤传；《北齐书》神武纪·下，武成胡后传；《南齐书》柳生隆传、荀伯玉传、张岱传、刘传、韦放传、王僧辩传；《隋书》尔朱敞传，郑善果母传等。”绳床又见《资治通鉴》卷二四二·唐纪·穆宗条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四。 [3]　［整理者注］：此说恐有误，不知当时何所依凭。 [book_title]石轴柱桥述要（西安灞、浐、丰三桥） 一、绪言 我国桥梁之种类就今日已知者，依其外观及结构性质，可别为三类，曰：“梁式之桥”，曰：“拱桥”，曰：“绳桥”。 梁式之桥 “梁式之桥”在国内最为普通，其发达之期似亦较早。唯秦以前典籍谓“桥”为“梁”，或“徒杠”，无桥之称。据《说文》：“梁，水桥也。徒，步行也。杠，横木也。”疑其始架木水上，横亘如梁，若今乡曲之独木桥，仅供步行之用，故有是名（图版1［甲］）。后世之桥种类虽繁，然除“拱桥”、“绳桥”二种外，要皆自此简单之木梁发达而成。逮《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初作河桥”，乃“桥”字见于记载之始。惜原文简略，不审其为“徒杠”？抑其宽度足以济车马，如《孟子》所云之“舆梁”？以《说文》“桥，水梁也”释之，似其结构方法亦属于“梁式之桥”。 图版1［甲］　浙江溪口桥 如前所述，“梁式之桥”，其出发点较为简单。然后世人文演进，桥之需要益繁。每以材料之异同，与河身广狭深浅，不一其度，致桥之式样随宜变化，日臻复杂。其种类可得论举者，大体可区为六种。 （一）木桥 “梁式之桥”最初殆为木构。但木梁之长为材料强度所支配，不能过大。故河面宽者势必增加桥之间数，以补其缺点。各间之间在未用石墩以前，殆结舟为“浮梁”，或立柱为架，以承受梁之两端，使各间之梁衔接为一。除“浮梁”另于下节叙述外，桥柱之种类，因构材不同，又有木柱、石柱二种之别。以结构演进之顺序言，桥之用木柱者，施工集料较为简便，其发生时期亦应较早。其次乃并用木、石二种之柱；然后始有纯粹之石柱桥。故疑《史记·苏秦传》所述“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乃指木柱之桥言也。自是以后，文献所载，历代相沿，至于近世，犹未全废。如《唐三典》谓“天下……木柱之梁三，皆渭水：便桥，中渭桥，东渭桥”；及《旧唐书》、《新唐书》李昭德传：“利涉桥岁为洛水冲注，常劳治葺；昭德创意，累石代柱。”与《西安府志》载“广济桥，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