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啼笑皆非 [book_author]林语堂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20253 [book_dec]本书共分四卷。卷一论“局势”。陈述当时世界之危局，及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伏机。卷二论“道术”，指出道术之沦丧，及以物质主义方术解决危机之错误。卷三论“征象”，批驳二战战后和平之各种论著，以见今日思想之症结。卷四论“治道”，由学术思想上分析了跨度近百年的文化之去向，及推陈人道扫地之史困，并由科学穷极思变之新倾向，透人一道曙光，摆脱唯物论机械论，重立自由意志论。 [book_img]Z_12224.jpg [book_title]中文译本序言 ——为中国读者进一解 本书原名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作于1943年2月，3月中旬脱稿，7月纽约出版，年底已五版。当时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盖一感于吾国遭人封锁，声援无方，再感于强权政治种族偏见，尚未泯除，三感于和平之精神基础未立，大战之宗旨未明，大西洋宪章之适用范围未定，自由与帝国之冲突难关未破。甚或为帝国主义张目，或倡武力治安，或斥世界平等联邦而盛倡武力挟制天下。以此国外民众彷徨炫惑，莫知适从。时余憧憬乎第一次大战之际，威尔逊高举正义之旗，天下闻风而起，一若世界新纪元即将实现，不禁为之慨然。盖自凡尔赛和约以后，世事每况愈下，各国尔诈我虞，廉耻丧尽，正义无存，以致造成一种悲观气氛。理想家不敢复言“了结战争之战争”，现实主义者愈倡言强权政治，而“第三次大战”之名词，已叠叠见诸文字报章，出诸政界名流之口。好梦打破，花落鸟啼。余有感于怀，乃作是书，以究世乱之源。其言苦，其志哀，虽谓用血泪写成，未尝不可。 是书主旨，可以一言蔽之，即由现此战事战略之处置，明强权政治之存在，由强权政治之存在，推及物质主义之病源，再由物质主义之病源，追溯欧美百年来学术思想上自然主义、科学定数论，及悲观思想之所由来，而后指出最近科学思想之转变，可以打破唯物观念，改造哲学基础，复建精神与物质之平衡配合，使人道主义得超越自然主义之上。由人道与自然之新配合，宇宙观人生观必随之而变，即见老庄与恩斯坦相去不远，东西哲理，可以互通，而人道得以重立于人间。 书分四卷。卷一论“局势”，陈叙今日世界之危局，及第三次大战之伏机。卷二论“道术”，指出道术之沦丧，及以物质主义方术解决危机之错误。卷三论“征象”，批驳现行战后和平之各种论著，以见今日思想之症结。卷四论“治道”，由学术思想上分析近百年来文化之去向，及推陈人道扫地之史因，并由科学穷极思变之新倾向，透入一道曙光，排脱唯物机械论，重立自由意志论。以内容言之，卷一多谈亚洲复兴所引起之新局面。卷二多论种族偏见、欧化愚见、数学迷信、机械心理等小枝节。卷三多举今日西方讨论和平之方案。卷四专谈学术思想哲学基础问题。 读此书者，应从头读起，顺序而下，以见前后贯串。盖本书构法，似抽芭蕉，钱大昕“养新”之余意也。今日战事及国际政治，仅系外层而已；剥其外层，便见强权政治（卷一、卷二）；再剥强权主义，便见物质主义（卷三）；复剥第三层，便见科学定数论、自然主义悲观主义（卷四“当代篇”“化物篇”），是为诊断之结论；最后三章（“齐物”“穷理”“一揆”），乃言哲学人道之新建设，及世界和平之原理。末附后序，以寄感怀。 世人有可与言者，有不可与言者。吾不欲失人，故以此书译出，公之吾国读者。吾不欲失言，故请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之专家勿读吾书。惟求得关心治道之有心人，读到一二道得衷曲之处，颔首称善，吾愿足矣。不可与言者，姑无论矣，复为可与言者进一解： 一、本书原著，系为西方人士而作，所谓对症下药也。不知其病，便不解医士何以开此药方。若物质文明，提高生活程度，非不美也。矫而正之，因其过犹不及也。提高生活程度，不应反对；惟以提高生活程度为人生文明之全部，混文明文化为一谈，便须反对。今日果有人，以为叫世人每日有四杯牛奶可喝，世界便会良善和平起来，不喝牛奶或居竹篱茅舍者，便是野蛮，此便须反对。经济保障，使老有所终，幼有所养，不应反对；惟以经济保障代替世界之自由平等，而认为此次战争目的之终点，并且舍弃自由平等，因求经济保障，而瓜分人国，攫取物资，召未来战祸，便应反对。自然科学，人人赞成，无一疵可摘；惟自然科学之唯物观变为一切人生之唯物观，生出冷酷逆情之强权政治，斗争主义，便非反对不可。 二、物质文明好，物质主义不好，言其过也。是犹充实国防好，穷兵黩武不好，亦言其过也。西文字面加“主义”（-ism）者，常含有过分之讥，若“物质主义”“武力主义”（materialism, militarism）是也。又如“商务”，原为“Commerce”，第加-ism，便成“Commercialism”，即所谓“金钱主义”而寓贬意，亦言其过也。反观吾国，物质文明之病，在于“不及”，而不在“过”。人家已过，我尚不及，故非赶上不可。吾国今日正应大声疾呼，提高生活程度，一救吾民之穷，使衣食住行得以改良，而衣食住行无一非物质条件，故必赶上物质文明。今日吾民穿的苦、吃的苦、住的苦、行路苦。民生主义便是我们共同的好梦，大家应赶紧把我们的国家弄好，希望老百姓大家穿得好、吃得好、住得好、行路便利，成一富强康乐气象。且应大家留心，这个世界并不是好世界，是强权世界。故尤应大声疾呼，提倡生产救国，靠一股气赶入工业时代，否则不能自存于世界。此为富国之唯一基础，建国之大前提，即因工业化而生出西方工业社会之复杂问题，亦所不顾。惟日本学西洋物质文明，并学其物质主义，及其所生之商业主义、侵略主义、帝国主义，是则不可不于理论思想上，先为之防。 三、东方西方皆有精神文明，皆有物质文明。孟子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及斧斤以时入山林等。曰亩、曰桑、曰斧斤山林，无一而非言物质。到底物质讲得不彻底，故“龟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之物质文明，人家已做到，我在孟子二千余年后尚未做到。然孔子言可以去兵去食而不可去信，便是孔教视精神重于物质，精神物质皆兼言之，而得中和平稳之论。西人治科学穷宇宙之理，岂非精神方法？民主政治成功，岂非精神教育？故言东西文明之异同，乃言各有畸轻畸重而已。西方学术以物为对象，中国学术以人为对象。格物致知，我不如人，正心诚意之理，或者人不如我。玄通知远，精深广大之处，我不让人；精详严密，穷理至尽，人定胜我。是故上识之士，以现代文化为世界共享共有之文化，本国文化，亦不熔铸为世界文化之一部，故能以己之长，补人之短。（如欲发展中医，必先能将中医打进“西医”——即世界唯一共同之医学——圈子里去，混为一部，然后可以贡献于世界医学。）尝谓近代真能学贯中外者惟总理一人，因其能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故并能救西方资本主义之弊。总理常言：“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机于心意初动之时。”是善读《易》者，何来不许中国人读《易》？中识之士，眼光所及仅限本国，不足以言补救世界文化，但亦可采人之长，补己之短。下识之士，仅知有我，不知他人；人家大好科学排在目前，尚不知袭来而为己用，若不肖子孙，不知发扬光大祖业，惟日数家珍以示人。但此辈尚不失为中国人，惟有洋场孽少，认为固有文化整个要不得，不曰士大夫意识，则曰小资产阶级，并忠孝廉节，一切詈为封建，必欲行其根本毁灭中国旧社会之阴谋而后已。此辈一见西方文物，则捧屁而恭闻，稍谈孔孟周易，则掩鼻而却走，是为亡国灭种思想，名为摩登，实则买办之流亚，民斯为下矣。 本书第一至十一篇，由著者自译，十二篇以下，由徐诚斌先生译出。此次回国途中，校阅略觉匆促，未当之处，容再版时修正。原文所无，译文中加释加注之处，以【……】号别之。 林语堂 1944年2月18日于重庆 [book_title]原序 此书之作，因有些不得不说的话，待要明白晓畅把它说出。 今日世界正需晓畅平近道理，用晓畅平近的话申说出来。当代乱世学者越讲越糊涂，要辟邪说明明德者却须明畅为主。 当代的问题是道术沦丧及其振兴的问题。一把沙尘，可起信念。读了万卷条顿哲学，不如听一朵野玫瑰说法。 这些话不知从何说起。皇天默佑，赐我勇气把它说到底。 第三次大战乌云已笼罩天边。大家眼快心灵，寻个活路出来。 [book_title]卷一　局势 前序第一 ——此篇自述并解题 我正濡墨下笔宣泄积愫之际，却不免迟疑一下，未知吐露真情直书所怀，是否值得。问题不是于我值得，乃于读者值得与否。我已确定这是值得的。盖凡著书行世，必使作者读者之间，真能开诚相与，畅所欲言，始能开卷有益。而欲如此，必使读者相信，可以听到作者肺腑之言，宛如良友夜谈解衣磅礴一种境地。良友炉边夜谈，决不致意不得宣，最多意见不同而已。然同意小事也；意见不同始可收他山之效。在这种夜谈，大家每每吵得脸红耳赤，然后前所未达者，涣然冰释。凡作者肯流露真情，决不致为人所误解，况且有时肯听诤言，互相规谏，才算是真友。 于此不妨先说我个人衷曲的事。这一月来，惝恍迷离，如在梦寐间。回想起来，一片漆黑，只记得半夜躺在床上憋闷，辗转思维，怎样攻破这铁一般的华府对援华的封锁线。还半夜不寐，揣摩罗斯福总统给我们的闷哑谜。罗斯福说：“就以目前而论，我们空运输入中国的物量和滇缅公路所运相等。”这句话委实俏皮，可是令我不快，我不愿听人家对于我国战时急需品之接济说俏皮话。到底航运多少吨量，我有确数，这确数中外官方始终不敢公布出来。这真是最后一根草，把这沉着负重的中国骆驼压坏了。恍惚有人打我一记耳光，耳鸣眼昏，不省人事。 且听我告诉你，这骆驼是怎么压坏的，我已经历次遭人打耳光；准确地讲，是我国遭人打耳光。但在我国与日本作殊死战时，谁打中国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样。也曾听见俘虏受日人批颊，窃想耶稣对此应是何种意见。耶稣遗训，只说到第二次批左颊而止；倘是左颊转后，又来第三第四个巴掌，应当取何态度，《圣经》没有明训。伤颊倒不打紧，侮辱才真难受。人家自私自利，这也容易谅解，不易谅解的是悖慢无礼。偶然无意中挨踢一下也无妨，可是人家踢你之后，声明你挨踢一脚又何妨，或是说他是偶然踢你玩的——这就难受。美国运汽油烂铁供给日本轰炸中国妇孺，这美国人知道，我也知道。中国人有“坚忍”的特长，是忍得住的。做一个比方的话，假如此刻，在日美作战之时，中国宣告中立，而以烂铁供给日本，同时盛称“中美友谊”，并褒扬美国“英勇的抗战”，在此情境之下，美国舆论与外交界能否像中国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的宽宏大度，就颇有疑问。但难受的是罗斯福于1941年的夏天，洋洋得意，夸赞这为虎谋皮政策的“成功”；这便是我受批第一颊。自然说话伤人，都是出于无心。可是这一巴掌，足使以前种种的小磨难都置之脑后——历次外务部对于日本损害美国在华产业利权的层层抗议；或者芜湖一座洋栈和三条板凳受损害，或是镇江一座礼堂和四只猫被摧残，而对于轰炸中国妇女却一字不提。 第二次批颊，是伦敦政府第二次下令封锁缅甸公路。事实已经证明，邻邦始终无意用自己的军队去坚守缅甸，同时又不早让中国大军入境共守，其名虽非下令封锁缅甸，其实却与下令无别。但是谁想到退出缅甸之后，会有一位英国将领表示“满意”，夸称这场战役“赢得三个月可以巩固印度的边防”。 第三次批颊，是租贷案运到缅印的中国物品，遭人扣留，而中国政府事先不曾被通知或磋商。 第四次批颊，是缅甸封锁之后，华府吏从中作梗，抵赖搪塞，不肯稍尽微力，以适宜航空运输补救维持。 第五次批颊，是中国军事代表团来华府，供给专家的知识经验，协助友邦拟订共同攻日战略，却遭人冷落不理。 第六次的重巴掌，是侮辱中国的谣言盛传华府，说中国是“法西斯蒂”是“帝国主义”，将资济物品“囤积”起来。这些谣言用意是表示中国不值抬举，所以不给援助，甚为合理，并且活该。 经过这几次巴掌之后，又来罗斯福总统，在中印航运情形令人发指、不堪公布之际，说那句俏皮话，声称那情形好得无以复加，这自然把中国骆驼压坏了。至少，我一个中国人不觉得那句俏皮话有什么好笑……以后，卡萨布兰卡会议开完，巧词遁饰，或简直撒谎，说斯大林反对邀请蒋介石云云，继续使我在一月来昏迷若在梦中。 到了昨天下午，我到邻近街坊去散步，打算寻个究竟，把这团萦纡郁闷之气打开，提防得个神经衰弱症。我立定主意，要用美国人的眼光来看我国，同时要把眼光放远，看看此后几十年中国在世界政治之发展，由此得两条结论。 第一条结论，在一月来已在我心里逐渐形成，就是此后几十年间，中国必须以友邦资格与英美携手。同时这政策附带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依照这次在战争期中之经验，无论世界联治取何方式，中国决不会受人平等待遇，因为中国是亚洲黄种。如依同盟国的主张行去，停战时中国连一个雏形的空军都不会有。要人家平等待遇，须再过二十年等到中国像日本一样，能自己造军舰、飞机、大炮、坦克车。到那时候，也不必去争什么平等不平等，因为这是现代文明的“世法”。这时候未到以前，中国遵照先哲古训，“大智若愚”，尚可以吃得消几次的侮辱。受得住几记的耳光。就是日本也得暂时忍受5:5：3的侮辱，这海军比例影响日人心理之深，绝非西人所能推料或理解。但是中国向来有宽大、容忍、讲理的精神，足以对付这个局面。第二个条件是，中国须学西方各国过去及现在的模范，以本国私利为前提。这种友邦的资格，不应妨碍中国去谋一己的利益，自力更生。为达到与西方列强平等，唯一的途径，如有同样情形发生，也不应妨碍他去供给汽油烂铁给他“友邦”的战敌，或是封锁“友邦”的生命线，以买中立强国的欢心。 我已看准，这是必然之势，是中国达到国际平等地位所必趋的路，什么沟通文化促进邦交的话都不关事。因为今日中国初次加入列强团体，正像小儿初次上学。这小孩的母亲谆谆嘱他入学要谦恭和让，才不愧为有礼人家的子弟。但是我是这小孩的亲叔，那个学堂已进过了，那般学生的道德行径也深知熟悉了。这亲叔看见他侄儿头一天回家路上被同学殴打，就脱下长褂，教他侄儿回击自卫的拳术，并告诉他这是在那学堂叫一般同学看得起的唯一方法。我劝那小儿不必啼笑……谁敢说那亲叔的话不是呢？这样一回想，我心中就有把握，而此后我国再受人欺凌，再吃人巴掌，直到武备平等之时，我也再不慌张，方寸不乱。因为我已算好，这是现代文明世界应有的事。 第二条结论是一种妙悟，一种玄深知远的直觉。我展望中国强盛起来，苏俄强盛起来，而全亚洲民族都强盛起来。我知道这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国家，全统一全醒悟起来，而且经过这次烽烟战火的锻炼，一定蒸蒸日上，自己既有更生的力量，任西洋国家如何压迫，再也不会受人压在下头。 这样肚里一算，我心气就平下来。现在我看见这些夜郎自大的国家，以为武力统霸世界在希特勒虽然失败，在他们手里可以成功，我并不发恼，肚里只觉好笑。只是相信武力霸道之冥顽，看来有点不耐烦。于是这段期间胸中一团脏气，憋得我头昏脑涨动弹不得，一旦烟消云散，痰迷一通，五腑六脏舒畅起来。我走回家，入厨房，开冰箱，放声而笑。我的女儿说“父亲怎么神情大不相同了”？ 人心委实奇怪，能受多少，就是多少。新近在朋友家，大家谈起私生子问题，把世界立身成名的私生子总检阅一下——所谈的是历史上庶出或野合而生的名人，不是纽约汽车夫之所谓Bastards【略同“畜生”“猪猡”】，这就包括纽约全市的行人了。我们讨论私生子所受的冷眼奚落，有的就此退缩而屈服，而有的个性倔强，竟能克服环境，而因受过冷酷的待遇，益发立志磨砺而自强。孔子便是一例，嬴政也是一例。如果意志坚强，定可超脱物境。有时一人有相当的聪明毅力，什么沮丧失望都可化成一幕啼笑皆非的把戏。 以人心之聪明智力，遇见尘世的混浊、虚伪、顽固，则不期而然喷出奇丽的火花。我以为人心智慧的功用就是喷火花。所以像瓦特生【行为论的心理学家】和那群科学低能儿，认为人心只是听见吃饭摇铃引起反应，而不是对此人间世之嚣张乖戾妖言诡行发起反应，你只好拂袖而别。 所以大家只好在这苦中作乐。我承认现代世界戏场是悲多乐少。这十年间人类精神上的苦痛我已觉得。我不相信从这种精神的荒漠上会突然有一种新世界新天地出现。我四面都闻见尸体腐烂的秽气。人心同人身一样，发出一种气味。某一派人就有一种鼠味，这派人专门亲善阿陀、昭和及佛朗哥【奥国皇室阿陀太子，美国某部曾经暗中拆他台】。有些人味若从久年密封的香积橱出来。这在当代是令人哀痛的。你想上次大战，大家都相信那是“了结一切战争之战争”，并且立志要使他实现，到了第二次大战，没有一位我读过的作家敢悄悄暗示，这是了结一切战争的战争。而依此主张做去，岂非大可哀哉？ 你越爱好你的理想，越觉得心痛。比方说，你愿意看见印度自由有小小的积极的进步，因为印度问题代表世界一切民族自由的问题。你真爱好那个理想，但是有人摧残这理想如摧折一枝花，你就觉得心痛。 幸而世界上的悲剧都有滑稽的成分。古今中外，由冷眼细心人看来，没有一代不是像一座疯人院。古今中外，没有一代不出几位小丑。这使我想到德国诗人海涅在他《旅中画景》书中的一段妙文： 是的，就在世界悲剧最凄疼的一幕，也有令人发笑的事发生；……在这宇宙大剧场，一切与戏台上一样。也有醉汉登台，也有皇帝一时忘记戏文，也有布景任拉拉不下来，也有后台对读戏文者提醒演员的声音太响亮，也有舞女艺人运用大腿的诗意赢得叫彩，也有面具化装——这面具化装就是全剧的精华。 而天上呢，可爱的小天使坐在前排包厢，拿起手提眼镜，下看人间的丑角，上帝自身正襟危坐在正厢，或者觉得不耐烦，或者正在估算这位演员薪水太高，那位演员薪水太低，而没有一位扮演得好，不久总得叫他们停演，关门大吉…… 呜呼，我们的当局不是神明，只是矮小疑是疑非的常人，像那些忘记戏文的皇帝，而我们小平民得充当后台对读戏文的人去提醒他们。有时像北非柏卢敦【美国外务部抉出来人物】一出戏唱得最热闹的时候，美国后台提醒演员的声音的确说得太响亮。平心而论，提醒者的本心，也是为这一场戏的好。然而老演员常常忘记戏文，并不限于美国；全球各处，这戏唱得不很顺利；或是北非洲一幕，或是西班牙一场；仿佛到处都有混乱的喊声；还有奥国一幕，老板同提醒人还在争吵，应否让奥国皇室阿陀上台：还有印度打成一团糟的一幕，在那里为自由而战的人正向为自由而战的人挑战。 可是且别忘记，提醒戏文的人真能挽救一幕的危机。名角记性不好，及时给他点醒，还可以玉成他唱完一出好戏。戏唱完了，帘幕迭次上下之时，这点醒他的人也愿意帮同鼓掌，并递送花篮到台上去。但正在扮演之时，看见那老角色再三再四忘记戏文，甚至全剧主旨都似乎不甚了了，这时对读戏文的人自然心慌。闭幕之后，老名角站在台旁就会咒骂那提醒的人：“你这混账好管闲事！我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到那时提醒的人自该上前去恭维一声：“那还得说。鑫云伯，这出戏你一生就没有唱过那么好！” 所以这幕戏唱时叫你悲喜交集，而艾登和赫尔在第二幕业已开幕之后，才在演习那段应该排在开场关于苏俄的序幕。这戏台上也有仙圣，也有妖精，也有民主主义者，也有帝国主义者，而据说帝国主义者正在为民族自由而战，而民主主义者正在为帝国主义而战——这等于说，大家都在为输将各私有地盘而战，或者正装这种模样。甘地禁食祷告，这是一种怪事，叫耶稣教徒都惶惑不解起来，而哈利法斯爵士【英国驻美大使】声言，倘使他以一个圣公会的教徒资格，竟登印度总督府的屋顶去祷告禁食，本国人会把他送进疯人院。还有安琪儿爵士（Sir Norman Angell）【英国作者，以前做个好书，现在美国替本国宣传】力争自由的权利，而同时又力争英国争夺印度人力争自由权利之权利。窃想天上可爱的安琪儿坐在前排正厢拿起手提眼镜下看这出戏时，不知作何感想，我感觉1942年是天上安琪儿为人间同名者挥泪之年，如果安琪儿也有泪的话…… 在这世界悲剧之时哈笑有点不该。但是点醒戏文的人用心是纯正的，虽然他喊的声音太亮时，也无端多叫在座观众发笑，因为错误总是好笑的。每个时代有他的丑角，而这些丑角叫你发笑。大人大错，小人小错。然而大人最好指出小人的小错，而最不喜欢小人指出他们的大错。错误是大人可铸成的专利，也是等到大人已成千古后小人可以指出的专利。一旦瞑目，傀儡戏就收场，而我们就运用我们的历史观。死者不争不辩，不泄秘密，死的检察官不会由棺材里伸出手来删削后世的文章，所以让他们在今世有此删削的快乐。今日我们已可非笑张伯伦的荒唐，及凡尔赛和约当时炳耀一世的英雄，和已往十年间国际联盟官僚的错误。因为他们的错误已经铸成，无法补救，而指出已往的错误叫做有历史赏鉴力。先定一个方式，说过去的祖先贤圣都有陨越，但现在的世界领袖必须除外，这样决不会出岔的。所谓教历史也者，乃我们须教历史而不可令历史教我们也。 天下事莫不有个时宜。我们1940年代的人，可以笑1930年代的人的错误，而轮到1950年代的人，他们也可以笑1940年代人的错误。好在眼光放远一点，就有了历史赏鉴力。大战完了，花香鸟啼，世界还是世界，在啼笑悲喜之间流动下去。有时悲多喜少，有时悲少喜多，有时简直叫你哭不得笑不得。因为自有人生，便有悲喜啼笑，等到泪水干了，笑声止了，那尘世也就一干二净了。 业缘篇第二 ——此篇言唯心史观并解释“事功不灭果、报循环之理”为全书立论的张本 但是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现世，我们便遇到一种难题，这是历史科学所无法解决而历史经济观一派所常欲避免的，因为这一派辨不出他是牛是马。这就是历史上所谓“不可思议（imponderables）”的东西。【按时论家历史家常以此字代表非数字所能指定之因素，若民族个性社会心理等，常对物质条件而言。】Ponder（“思议”）一字原出拉丁文Pondus，意为“衡量”，所以这字于我的意义，不是叫你不可思议，而是叫你不可衡量。在于讲历史“科学”的人，这是何等可怜的告穷的招供？【按科学非衡量其所研究的标物不可。】但是这东西明明摆在那里，也没有重量，也没有体量，无色无形，叫你不可捉摸。 然而我们谈起目前的事势政策时，虽然只愿谈物质的数字，比如有多少架轰炸机坦克车可以击败希特勒，一旦谈到几十年的历史，便忽然变成唯心家。常常要承认有所谓“不可衡量”的成分，或称为“精神上的力量”，或称为“心理上的要素”【如“民气”“士气”“国家元气”“思潮”的权力等】——一种科学所不得分析的剩余物。换言之，我们巴不得承认精神史观【或唯心史观】。但现代人的思想习惯，最讨厌的是不能方便衡量，或分析，或化成数学公式的东西。假如我们有个定量电表，可以测量民气民情的“电压”度数，我们马上就明白了。可是事实不然，所以只好像对强敌让步一般，我们把他放在化验室之一角，口里喃喃自语说“不知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只好谈起佛法说业。【按梵语Karma“羯磨”指身心言行必有苦乐之果，名为业因，通常所谓“宿业”“现业”之业也。】印度人早已发明道德行为善恶果报的因缘，要明白这道德上的缘法，必先用历史眼光去透视。简单地说，这是一种论说，谓吾人对于我们的身口意行都要负责，这些意念行动和过去与将来，都有因果的关系，结不了缘，而且我们无法逃出这因缘果报。这近似科学对于物质宇宙所谓动力的因果公例【凡动力因果必相等】，及物质不灭气力不灭说。普通耶教徒及普通佛教徒要将这因缘果报移到来生去，证明他们尚未深知这道德行为的果报在现世已有适当作用的原理。 近谈罗斯福总统在林肯生辰广播词文，发见林肯是婆罗门教徒【羯磨之论，起于婆罗门；美国1860年左右唯心论哲学家若爱默生（Emerson）等绰号为波士顿城的婆罗门（Boston Brahmin）；爱默生实受印度古代哲学的影响】。老实说，谁相信我们心思行为的缘果不灭，便是婆罗门。罗总统广播词末引林肯的话说： 诸位同胞，我们不能逃避青史。我们这届国会及这任政府的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留名后世。无论地位贵贱、事情小大，没人可以逃出这个关节。这回我们所亲历的烽烟战火，要烛照万世，或者遗臭，或者留芳。【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对国会演讲词】 在这一段话中，林肯恰巧把业缘论说的要点说得恰当无遗。“我们不能逃避青史”——这便是业缘。在1862年林肯可以阐发这意思说：“我此刻说话的声音，似消沉于空间，而实留存于永久。如果我们有一架科学仪器，可惜现在没有把这声浪精微的表记出来，或者可以发现这声浪传播宇宙。我们的道德行为的播下业种也如此。”“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留名后世。”——这是无法逃避的。“无论地位贵贱、事情小大，没人可以逃出这个关节”——极细小的事件，也留个缘果。“烛照万世”——因缘生法，万世不灭。“或者遗臭，或者留芳”——善恶宿业时时跟在我们身上。换言之，现在及过去与将来流动中之一刹那，紧紧被业缘系住。“现在（now）”这字没有数学上的意义或畛域，由n写到w时间已倏忽不见。我们是浮动在时间的潮流上，时时刻刻存在于昨日与明日之间。 依这婆罗门学说看来，所谓“先打胜仗，再谈打仗之所以”简直荒谬绝伦。时间不容你这样割成断片。先打胜仗，丘吉尔的立论在哲学上不成话，这是基于他受已往的牵制及对将来的畏怯。因为他全然不愿意排除已往，并且大大愿意逃避将来。一个人连战后和平问题都不敢着想讨论，必然是昕夕惧怕将来。我知道并且看到W-t-w-F（即Win-the-war-First）丘吉尔也不能免俗，也被迫于来到胜利以前，随时讨论到英国殖民地的将来及波兰的疆界。然而日月如梭，业轮常转，要把丘吉尔漂流下去，正像春泛把落叶漂到堤坝，早晚是要飘泊到那他最怕的和平的堤坝——除非他是被时潮撇在后头。 物理学有条公例，叫做“动与反动必相等”。像宇宙吸力公例，这条公例说来很浅易严正。说这种浅易严正的一句话却不容易，因这句话的后头有些复杂的数学公式，也许长到二十七个字母，为常人所绝难了解而未曾料到的。业缘这条道理，说道德界上的动与反动必相等，也是同样的精微玄妙，但不那样容易用数字来证明。佛家说宿业，说这是“积”渐下来，功德与罪业是由日积月累，由我们的身心意念口语的一切作为积重难返而来，正像物理上的“动量”，由小推进、小稽延、小牵住而消长生灭。所以人生在世，总由宿业积渐而达到某种果报，或是正觉，或是沉沦。释迦在《法句经》（昙钵偈）开场，就用心理说法说得清清楚楚。 心为法本，必尊心使。中心念恶，即言即行，罪恶苦追，车轹于辙。 心为法本，必尊心使，中心念善，即言即行，福乐自追，如影随形。【按见双要品第九，巴利文缺首八品故以此为开场。Max Muller英译，首二句尤比中译晓畅：“法缘心造，以心为基，以心为体。”】 这种道理需要一点印度人的想象力，才会把精神上的东西看得像物质上的东西一样当真。假如我们的法身有个形相，我们可以看见这形相是由我们的意念构成的神经络，像主管肌肉动作的神经发生动作。这些动作影响本人及他人的总结果，便凑成人类社会的一种动势，而决定个人及人类社会将来的事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像打床球，一粒推动一粒，并由其推动之角度猛势断定第二粒的去向一样的准确不易。这便是人生行为思念负道德上的责任的一种学说。佛家言“法轮”便是指此，在比较悲惨的意义上，也叫“业轮”“业障”。 这道德世界公例的一种说法，可谓差强人意。这说法可谓相当的谨严，谨严精严是我们【科学时代】所要求的。我们已经惯谈经济。一包棉花，或是出入口过剩，或税率高低，大家容易了解，因为打包数字总是清楚明确。“一包棉花”，容易了解，可是“一包友谊”，或“一包合作精神”总不大成话，而我们最恨的是那些笼统不着边际的话。有时偶然，我们的（指西洋）外交家心神不定，却撇开实地，唱起高调谈什么“威武不能屈的抵抗精神”，或是“人类爱好自由的力量”，听得人不耐烦起来，骂他们唱高调。又有时评家社论家也心神不定，忘其所以，大谈起“历史不可捉摸的权力”“心理要素”，及“不可思议”的东西，宛如真有其事。 老老实实说，我们【讽西洋】最恨去思议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越思议，思想越不清楚。而那些跟着现实思路很清的国会议员及政客，便齐声喊骂，说这些高谈阔论，无补实际。这时我们心窝里，有点丧魄，有点颓唐，自愧不该违犯时代的精神。于此决心，下次只说入口限额，脚踏实地，上帝鉴佑，当不致陨越。如果下次专谈争权夺利毫不退让大家可能的话，个人名誉尚可补救。比如提高生活程度——纯动物的物质生活程度——或是工资最低限度，或是收入保障。这谁也不至于误会。归根结底，一切可折成黄金，除非是银两，因为这是黄金时代。俗语固然说“闪烁未必尽黄金”，因为还有锑，还有钨，然而至少钨锑有个价格可谈。 所以现代人讨厌空谈仁义道德，这很易解。可是世上偏有许多东西，叫你无法衡量或证明。比方说，个人的尊严与平等自由，这是无法证明的，因为科学决不能证明个人有什么尊严，连自由都无法证明。正正相反，科学如果是科学，只能证明世上无所谓自由，不然科学的机器式的定律到哪里去了？这些精神上的东西，永远不可捉摸，只有远远地神出鬼没，似隐似现，却也无法否认他的存在。在我们忘其所以比较不科学不数学化的时候，我们深知这些道理有个真谛，只是不即不离，若有若无，像个巫山神女，在我们半夜三更闭门独坐之时，偷进室内，用手从后头掩住我们的双眼，轻轻地说：“你猜是谁？”朝朝暮暮这神女要来临，可望而不可即。只有相信精神生活的人，看来十分真切，仿佛身体形相俱全。 印度哲学的业缘学说，却是谨严得可怕。真理合算，公道也合算，而如果印度玄学是真的话，灵魂的自由也可叫你年底大分红利。事实上，佛陀及婆罗门等出词不致如此鄙俗，但是道理意义委实如此。如果我们相信精神的东西也会叫你有报，有时且有很好的收报，如果我们能证明在道德上，如在物界上，动与反动是相等，我们便可去探讨那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所以“羯磨”（Karma，即“业”）这一字，在我成为申明历史的精神观的工具，成为排斥经济的原因与救策，而确称道德的因果的工具。除非我们明白这点，所谈战争与和平的话，都不会超过我们所谓“猪与泔水”（养猪见识一般）的经济学（Swine-and-slop economics）。 中日战争，便可引为业缘的好例——暂时不说业缘二字，只称他为不可捉摸的潜势力。中国反抗【反动】之强度，可以证明正与日本前期残暴不仁【发动】之强度相等。凡讲宿业，都讲数十年“积渐”的功罪阴隙，一旦发为果报，见于事端。试问中国全国团结一致，没有武人对敌投降，这种精神上大力量何由而来？ 只有把这力量看做日本暴行的反应的总结果，才会明白。我只在那篇长账指出数条：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件；凡尔赛和会上割据山东之野心；二十年东三省之侵占；二十一至二十五年间腼腆无耻在陆军及领事保护之下大规模的华北走私；二十二至二十三年之进窥察哈尔；二十五年之暗袭绥远。自二十至二十六年间，反日示威的行动，全然制止。但是民气的高涨激昂，虽然不可捉摸，却日积月增，到了今日结成中国国民一致英勇抗战的原因。不但如此，依业缘说法，极小的作为事端，也有余波及于后世。像山东交涉员蔡公时，一个中国外交官，横遭日人剜鼻割耳戕目，这局部事件，也在中国国民的心理上精神上留下痕迹，和南京大屠杀大淫戮一般。日本人以为“此案了结时”，那“事件”也同时了结；据业缘之说，这案并没有如此了结。日人不能逃避历史，中国人也不能逃避历史，这是中日所以不得不决之一战的原因。张山来说：“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幽梦影》在这种地方使我们看见伦理上的因果关系，十分显然。【经济史家否认英雄伟人及民气民情思想信仰之力，参见化物第二十。】 看看西方战争，也是一样。如果有人能用电表测量珍珠港之袭击在美国一万万三千万人胸中所激起电流的压力，他可以断定这次袭击在精神上大不利于日人，和其物质上初期大利于日人相等。但是今日外交家军事家正忽略鄙夷这种无形的电流，像硁硁然小人要去指挥历史上的最大战役。 天下事都有个消长起伏之机在焉，只要我们眼力看得出。像金类或lucite【化学新品】受击时，那击力传于物质的奇异纹路，人眼看不见，但用X光线照出来，可以看得见。曾听见反对吃素的人说，你切断一条萝卜，其惨痛情形，猛发的电流不啻哀鸣的声音一样。我们听不见被宰割萝卜的哀鸣，希特勒也算不出被宰割的欧洲所发出业流的声浪（Karmatic currents）。【即“羯磨流”，自造新名词。】但是过了些时，果报一现，历史就要指正他的存在，昭然若揭。希特勒不能逃避历史。换言之，希特勒不能逃避他的业障。我真可惜希特勒不信佛，不然他倒要聪明些。 但忽略历史的业流者，并不限于希特勒。我们同盟国也不承认有历史潜势力的“业流”存在。我们置之不理，只顾依照养猪见识的经济眼光，去谋战争与善后的计划。我们简直不知业缘为何物。在经济学看来，人嘴与猪口一样；所有户口粮食税率的图表论文，只是计算猪口而已。他们仿佛说，你把这些猪分栏关起来，放够食料，而各栏的隔板造的高低适中，那些猪便会相安无事，而天下太平了。 时变篇第三 ——此篇言亚洲之勃兴 但是业轮常转不停，这就是言历史潜势力正在破裂国际机构的说法。政治上我们却置之不理，倒行逆施，仿佛没有这种潜势力存在。但是因缘果报的公例非人力所能取消。不过我们收豆不肯种豆，收麦不肯种麦罢了。 这次战争最重要的事实便是苏俄与亚洲之勃兴，但是我们依然不顾。上文偶然对安琪儿爵士牵涉一句不客气的批评。当一位欧洲的开通学者而论，他大概不亚于他人。但是在欧洲开通学者的立场，他的所谓世界民族须要合作同舟共济是纯粹“白种性”的，而以苏彝士运河为限；特别是限于一种改头换面的“英美联盟”主义。【Union-Now运动，数年来Clarence Streit所提倡：安琪儿是英人，新著名为Let the People Know，专向美人说话，劝他们战后与英国携手。】他对苏联对亚洲的意识，还与英国守旧党亚思斗夫人见识不相上下。亚思斗夫人说：“我愿意俄国及中国加入英美所建造的新社会，但是他们的思想念头必先学英人。”你想这种宝贝，除了伦敦以外谁会镶嵌出来？我好久没法解以下的算学哑谜：假使一人的脑袋直径是五吋半，但是脑袋骨之厚也是五时半，里头空间地位有多少？ 十九世纪世界的政治构造，已在崩溃，帝国已在瓦解——虽是不愿意。如果我们看得见在亚洲澎湃而来的潮流，就得把这世界战争看做世界政治构造的革命。这场革命，是亚洲发动到欧洲，不是欧洲发动到亚洲的。事实上，我们正在看见地球重生临盆的苦痛，却看不见“新自由之诞生”【林肯语】。 亚洲勃兴的势力已在步步前进。日本正在恃武力来修订世界的地图，中国正在恃坚强的自信力及直上青云的志向，来改造亚洲民族在世界舞台的位置。印度正在徒然向侦巡机队武装巡警及皮鞭祷告来改良他的苦境。但是同盟国犹懵然未觉，倒行逆施，直向业轮的缘法扑来。然而不仅在亚洲，在全世界有潜兴的势力起来，要求林肯所预言的“新自由之诞生”，使世界不致“一半自由，一半奴隶”。这些势力，使我们的平常观念传统脱了衔接，只因新形势来的兀突，我们当机仓皇失措，束手无策，不能毅然去对付新局面。治本之条理既未立，我们只在治标上面剜肉医疮，应付不暇。 我不常引耶稣的话，这次非引他不可： 你们看西方云起，便说雨快到了，而果然雨到。你们看见南风吹来，便说天气要转热，而果然如此。你们这些假君子，你们见到风雨先兆，怎么这回倒见不到征兆呢？ 亚洲的勃兴——我把苏联当做一半属于亚洲看法——是这次战争最重要的一桩事实。这事实已把我们作战的秩序单推翻，也要把和平的秩序单推翻。他要把一切都推翻，只有亚思斗夫人的“英人思想念头”推翻不了。仔细想亚思斗夫人“思想念头”的催眠魔力，一瞪眼会叫这世界革命停住。但是我确信，就使我们要想把十九世纪的国际构造改弦更张，保留相当白种统霸全球的局面，此刻已嫌稍微太迟。今日的亚洲已经振袖而作，不肯屈居人下，也已长得太大，不便打屁股。西方只好准备与亚洲合作，不然只好准备下次更伟烈的战争。 海明威由中国回来，叙述某位中国军官的话：“你想英人为什么带独眼眼镜呢？因为他留一只眼要看见他所愿意看见的事实，还另一只眼避着不看他所不愿意看见的事实。”德国军官也是好带独眼眼镜的。但是这就是中国人同美国人所以不好独眼眼镜的理由。亚思斗夫人的真意，是说俄人华人都应带上独眼眼镜，可是不幸我们并不稀奇这种东西，俄人也不稀奇这种东西。由此观之，似乎很少有看见“苏俄与中国加入英美所建造的新社会”的机会。我个人在华人立场，宁可叫新社会滚蛋，维持我们双眼正视的光明。 亚洲之勃兴就只有一种意义：帝国主义时代之收场。谁也不能制止这个趋向。如要保持十九世纪的制度，白种人只有勒住中国与苏俄的喉咙之一法。可是此刻稍微嫌迟了。西方还可以试试做看，如斯必克门教授【耶鲁大学国际政治教授，去年新著《美国策略和世界政治》，详见血地第十七】大胆教我们的方法：“且须记住，无论将来联治调整取何方式，局势却正与开始大战以前一样。除非美国继续奋斗，直到他不但打倒他现在的敌国【德与日】，并且打倒他以前的同盟【华与俄】，战后时期就有许多独立的国家的一种世界出现。”这种有许多独立国家的世界，是斯必克门教授所不敢想象的。我们美国大学课堂上所教的当真就是这种政治学说吗？我还记得第一次大战期间，“强权政治”这名词还得用德文写作“Machtpolitik”，而且含有德国味道；到了此刻，已经无须了，英文power politics这两字已经通行易晓，而德国思想已从中征服我们了。 事实上，凡一民族，只要有中等的聪明，经过相当时期没有不崛起的。试问十九世纪的帝国主义怎样起来，白种人怎样征服全球，怎样会自信是优胜的民族呢？因为白种人有来福枪大炮，而亚洲人没有。简简单单如此而已。你研究庚子之乱及百年前中法之战就明白。那时中国兵士带洋伞持刀枪，有些还带弓箭。到了光绪年间才听见有袁世凯练“新军”。所谓新军，就是说只有该军有来福枪。这么一指出，未免令人扫兴。但是退一步说，可以假定两军角斗雌雄，一边只有鸟枪，一边有克鲁伯枪的情形，也就明了。 读者至此，必能明白，如要永久把亚洲压在下头，唯一合理的方法，只有教亚洲民族不会用来福枪大炮，好像此刻保守美国轰炸瞄准机的秘密，不令敌人知道一样。但你明白，经过长期几十年，这是办不到的事。有一百年间白种的帝国就是靠武器的差别来维持。这第二次大战忽然揭露的，就是此刻日本、中国、俄国都有枪炮。这一件事实，将改变全世界的历史；那机器的差别消失了。不但此也，日本人的英勇作战并不亚于白种人；俄国人也如此；中国人也如此。而且大家都在作战。现在怎么办呢？缴除他们的武装？用世界保安队去防范制裁他们？用克尔伯森说【见簿书条十六】的“限额方法”如华府会议对付日本订出5:5：3海军比例的方法，去压得使他们不得抬头？ 所谓白种人的文化使命已成个闷哑谜，而似弯弓回击射士。白种人传授《圣经》与黄种人。他本应把他自己所绝不用的《圣经》传授他人，而他自己所最善用的枪炮秘而不宣。他本想如在用大炮击死几个黄种人之先，已用《圣经》把他们的魂灵救上天堂，也就于心可以无愧。可是他算错了。现在黄种人学他们的乖，对于《圣经》也藐然视之，而从此魔鬼的孽种，白种和黄种在内，拿起汤密枪，就可把这世界化成血染的疆场。这是说，假如我们思想还是那么幼稚，只管将欧洲的道义标准移到亚洲，而将白种人的强权政治放大范围施于全球世界，那末这全球世界就变成一个几十年一次屠戮的大战场，正如欧洲自身一样。 我们知道凡是“思想前进”的人，包括几位大学教授在内，正在朝这方向想去。欧洲那种混乱崩溃的前因后果，他的道德伦理标准，将成未来世界的模范；霍屯督生者人人每天都要有四杯牛奶喝；印度人都要穿起白领挂起领带；马达卡斯卡岛人也都上礼拜堂做礼拜：而全世界的人都要叩谢白种文明。这便是白种人的文化使命，是欧洲文化赠与世界的恩赐，不过——这也得承认——几十年一次火山须得爆发，而那喷出来热烘烘的矿渣须得波及爪岛或缅甸那里某乡村。但反过来说，乡下人可以天天喝四杯牛奶，那不很合算吗？ 其实我们对于这时变的解决很为简单。白种人正在对世界各其他民族说：“我们要求纯全，学我们在天之父的纯全，但是汝辈只消学我的纯全，学我的思想念头，天父对汝辈很满意。就是汝辈皮肤稍黑，上帝总会饶恕你们。赶快到外边去玩。”这便是斯忒赖忒（Clarence Streit），安琪儿亚思斗夫人的新耶路撒冷。 述古篇第四 ——此篇引证古代雅典不能解决帝国主义与自由之冲突以致希腊文明自杀为下章张本 上文所指出因亚洲勃兴而发生国际新局面的解决方法，在于我认为不满意，不令人起兴，世界的自杀总不会令人起兴。 斯必克门教授愿意看见美国勇往前进，继续奋斗，只须再打几次仗，消灭一两万万俄人和四五万万华人，直到他可以称雄独霸全世界——他情愿如此而不愿看见“有许多国家的世界”。我倒愿取第二条路，斯必克门教授那种先知先觉大学教授的腔调，令人想起斯彭格勒的悲观【Oswald Spengler，《西方文明覆灭》名著作者】胸中不快；我们非学者的平民总应乐观些。斯必克门的真意是叫西方文明简直自杀，学伯理克理斯《希腊黄金时代》的雅典的榜样。好，大家也来搬书籍，做学究，看看修昔的底斯怎样记述。【Thucydides，希腊的司马迁，所记当代希腊五十年间内战的Peloponnesian War一书，被称为希腊最客观公允的史书，为现代史家所极称赏。】 希腊覆灭，因为他未能解决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欧洲文明也须一样覆灭，如果他不能解决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怎样覆灭法子，我们不能效诺士忒拉戴马，预言其详【Nostradamus，欧洲的刘伯温，生于十六世纪】。但是杀机之隐伏，阶段的进展——这历史阶段以肉眼看来要经过几世，而在神仙及历史看来却只有一刹那——这阶段的进展步骤，却要与希腊自取灭亡的过程根本相同。以古证今，比类正正相合。读修氏古史的便宜，是在那故事中，版图较狭，而那古代五十年间的互相残杀倾陷，今日看来容易一目了然，便于研究。概括言之，那是从雅典海军势力与斯巴达陆军势力的角逐，及缺乏道德领袖才干的悲史。全希腊联邦的梦化成泡影，原因在于雅典不肯或是不能解决帝国和自由之矛盾。后人读史，容易指摘雅典人之倨傲不逊为那失败之心理上的原因。我们只愿今日世界联邦合作的梦，不太含北希腊联邦（Delian Confederacy）的意味，而没有亚力山大攀山越岭而来，征服希腊平原，将那文化炳耀一时的希腊世界一手荡灭。那幕悲剧的孽障在于那位青衣雅典，也有民主精神，也通脱自喜，也懂得爱好他自身的自由，却永远不懂希腊他国也一样爱好他们的自由。 读史有时就教人心慌。因古今雷同之处委实可怕。固然，雅典是民主国，这无问题，不幸的是民主国家也会自杀。人类的美术再没比雅典超逸；雅典人的慧心明理通达，格物致知，他们的美术崇尚朴实，归于中和。雅典的自负，良有以也。现代民国的总统要表彰他们国家的建树，或颂扬现代的文明，再也不能超过伯理克理斯《雅典王》在那开战第一年末阵亡将士追悼会上所盛称雅典人的文化生活。其口语很像美国总统在国会的演说词： 在未追悼阵亡将士之先，我要指出我们强盛的基础，由何样的文物制度及人生楷则，造成帝国的伟大。……我们的政体，不与他人竞争；他人仿效我们，并非我效他人。我们真是民主国，因为政权操在大众，不在少数人之手。但大家虽受法律平等保护，我们也尚贤才，国民的升擢，不是凭靠势力，是因才选用。穷士也不偏废；只要有益于国利民生，都可效忠国家。……在燕居时，大家可以随便，而在公事上，都能诚敬无亏；我们大家所以不犯上作乱，都因有敬上守法之心，尤尊重规矩礼仪，使干礼犯法的人，为公论所不容。此外，我们对于业余的休息消遣，也不曾忽略；我们一年中有按期的运动及礼节，在家有文雅安乐的生活，使我们解闷消愁，优游度日。因为我国的强盛，天下的货物都麇集而至，叫我们安然享受。……在教育上他们【那些纳粹的斯巴达人】从小就要受艰苦的训练，使他们英勇善战，我们却安闲度日，但是一旦临难，也不畏却！…… 假使伯理克理斯是在爪岛阵亡将士的追悼会演说，说辞也不过如此。要是他要宣布1943年的感谢节【每年由美国总统宣布节日】，可以一字不改。因为他谈到德谟克拉西的要素，依那位史家凭记忆并想象出来所记载的词句，正像《纽约时报》一篇社论： 我们尚美而能反朴，崇文而不懦弱。……雅典的市民并不因私而废公，就是商人也有相当的政治认识。惟有我们才把一位不管国事的人不认为守己安分，而认为庸碌无用；虽然不是人人能建议方策，大家都能评断政策的是非。依我们的看法，商量讨论不是妨碍进行，事端之妨碍乃在未经妥筹熟虑详慎讨论去贸然进行。因为我们特有先思而后行的能力，而他国只是蛮干。……总括起来，我敢说雅典是希腊的导师，而雅典人个人都有临机应变处危不乱的才能……我这样表扬雅典的伟大，因为我要昭告全国我们所争战维护的，是比没有我们所享受的幸福的他等国家更伟大庄严的宗旨。…… 雅典民主之建全及其人生哲学，没有比上文说得更剀切精透。不幸的是，雅典是帝国主义的民主国，而希腊各国还是半享自由，半为奴隶。雅典已经过他的“第一次大战”——希腊与波斯大战及莎兰米海战大败——犹不致亡国；所以引起希腊内乱频仍而至亡国者，是因为没有王道的领袖才干，及雅典之倨傲骄横，不肯承认全希腊各城的自由平等原则。哥都罗芬教授说： 波斯战争以后，雅典统治北希腊联邦，遂有第五世纪的大问题排在目前，这就是靠海军力量的帝国主义民主国【雅典】与靠陆军力量的守旧贵族政体国【斯巴达】发生冲突。因这南北战祸绵延，希腊各国又没有一个能做贤达的盟主，同时，全希腊主义失败，又加上希腊各国永不能真诚合作，以致发生第四世纪的政治解决【Francis R.B.Godolphin, The Greek Historians序文第29页，30页】——就是自杀。 如果古今类似之点，不这样吻合，倒也罢了。然人情狡黠，妒忌猜疑，强权倾轧，舞弄是非，古今无别，正如修氏所假定。所以他预言：“后有读者读吾书，对于往史及因人情之常而复见于将来之故事，欲明个中真相，而认为此作不无少补，作者可以无憾矣。” 述古证今，同类之事多得可以使你踧踖不安。雅典是个民主国，是个海军强国，和陆军强国斯巴达作战。杜兰蒂【Will Durant，美国著名作者】说得好： 其战争之基本原因，乃在雅典帝国之日臻强盛，及其独霸伊坚海面【希腊东海】之贸易及政治的发展。在太平时代，雅典准许自由贸易，但是都要得他钦准；船只未得他的同意不得航行海面。雅典辩护这独霸海洋的政策，说是国家命脉所在；他的粮食要靠他国输入，所以非维护那输运的航线不可。这个国际贸易的航线由雅典保护，于伊坚海的共存共荣，也不无裨补，但是雅典势力日益高涨，希腊各属国日益富强，就对此种情形也日益不满。【Life of Greece，《希腊生活》第439页】 雅典对其他各国施行治外法权。凡雅典籍民与联邦籍民发生诉讼，须到雅典的法庭诉审，只有雅典的法制是文明法制，但是我们也不必幻想，以为那些陪审的雅典市民都是大公无私的开明学者，毫无国家观念，不会鄙夷异族，曲护同胞。 那时希腊天下以自由平等为原则建设联邦共治，本为长治久安唯一的希望，而这时联邦已变一出把戏。因为不管取什么方式，假什么名义，雅典非独霸全希腊不可。因要共同维护这世界，抵抗侵略的国家及国际的强盗，所以，雅典必须主管以联邦的名义征调海军。只有国际警卫队才能维护伊坚海的国际和平。这把戏愈弄愈不成话，后来雅典用武力强迫他国参加这国际联盟；谁不参加，就堕他的国都，来共同维护此刻所已明目张胆号称的“帝国”。杜兰蒂说： 据修氏所说，雅典城的民主领袖，虽在本国崇拜自由等于偶像，却已坦白承认那联邦已成武力霸治的帝国……崇拜自由与帝国霸道的本身矛盾，又配上希腊他国的倔强自好，遂使那黄金时代归于灭亡。【前书第440页】 修氏自己是雅典人，倒也公道地告诉我们，那回内战的真因是雅典的霸道，雅典所要强制决心实现的是雅典式的和平（Pax Athenica），他们主张自由贸易，因为所需粮食须由埃及及伊坚海北运来，并且恰合现代识得采用经济封锁手段。米加拉（Megara）城叛变，归附雅典的敌国哥林多（Corinth）。雅典王即令禁止米加拉的产品运入雅典辖境。米加拉与哥林多便向斯巴达求援。斯巴达出面调停，要求取消这经济封锁。雅典王答允，但要求斯巴达辖土须开放门户，准许国际贸易。斯巴达也答允，但交换条件是，雅典须承认希腊各城完全自主。伯理克理斯偏不肯经管清理大希腊帝国，而斯巴达就此宣战。修氏说：“我相信此战真实而未曾道破的原因，是雅典威力之高涨使南方诸国畏忌，迫得他们主战；但是当日公布的开战理由如下……”就是另一说法【Peloponnesian War卷一第二十三章】。 所以希腊之亡，亡于伯理克理斯的雅典之手。穷兵黩武贸易争利为战争之源，古今一样。雅典之骄横弄权，产生一种强权政治的因果圈套，正与现代相同——同盟离叛，合纵连横，汝诈我虞，朝秦暮楚，强则欺凌小国，弱则讨好邻邦，于是内战频仍，卒归覆灭。杜兰蒂断曰： 在他（伯理克理斯）治下，雅典文化已臻绝顶，只因这致强之术，一部靠强制盟邦的富力，一部靠惹人猜忌的暴力，所以黄金时代的基础不健全。到了后来，雅典人的政治手腕不足以应付和平策略，亡无日矣。【前引书第442页】 我们当不至于头脑简单，以为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的问题，到现代世界才发生。雅典对于强权政治的原则及武力至上主义，都已熟稔。他们知道帝国的尊严，专靠强硬手段对待属国。像印度总督，他们用强硬手段对付恢复自由之国，这强硬政策叫他于米罗斯（Melos）岛叛变之后，屠杀一切壮丁，并将妇孺入籍，役为奴隶，虽然他们自己爱好“自由”与“德谟克拉西”。迈提罗斯（Mytilos）岛叛变，就斩叛变领袖一千名的首级。盖帝国主义的逻辑不得不出此。所以【雅典议员】克利翁对雅典国会说：“你们须明白，你们的帝国是凭恃武力威镇属国的专制制度。那些属国百姓常在阴谋叛变：你怎样克己待他们，也不肯输诚悦服。只有武力到哪里，他们便顺从到哪里。他们何尝爱你们？故惟有出诸威镇一法而已也。”【修氏前引书卷二第三十七章】 雅典人最长议论，他们也会排斥“道义”，发挥强权政治，辩护“从权”政策【“expediency”罗斯福辩护北非政策语】。在那雅典人与米罗斯人著名的辩论一段中，雅典人说： 你我大家应说老实话，不要高谈阔论。因为你我都明白，世间上所谓公道，只有双方力量抗衡时，才会攀上那一套。强者能取什么，就要什么，弱者被迫到哪里，就得让到哪里。……谁有本事，就做主子。这是天经地义，人类确实如此，神仙也许如此。这弱肉强食的天经地义，并非我们所发明，也非由我们创始；我们只是受之先代，而传之后世罢了。我们确知你们及全人类，如有我们今日的权力，也必如此作法。【前引书卷五第八十九，一〇五章】 这些话之透辟详尽，就使德国外交部长利彭窦洛浦（Ribbentrop）或是前任印度总督林离高（Linlithgow）也无以过之。 雅典人深信强权武力牢不可破，以致他们的和平策略失败。希腊却也相信一种因缘道理，叫做nemesis【冤冤相报】；骄横（hybris）必取覆灭。希腊的悲剧中常反复表彰此义，但在国际政治上都茫然无睹，虽然我们也不比他们高明。 在雅典人和米罗斯人对辩一段中，有一种滑稽意味，很像伊索寓言。雅典人很像猫哭老鼠威吓利诱，要迫他们加入他们的“世界大联盟”，而米罗斯人像老鼠见猫，求他们大发慈悲，准免享受归入雅典老母猫肚里的殊恩。你把今日印度代替米罗斯人读去，便得了一副修昔的底斯式的现代政治画图： 米罗斯人：你们做我们的主子，固然有好处，但是我们做你们的奴才，怎会于我们有利？ 雅典人：你们的好处，就是屈服可免吃面前亏；而我们的好处。也因保存你们而得便宜。 米罗斯人：但是我们一定要互相仇视吗？假使我们保守中立，与你们亲睦，大家不能好好做朋友吗？ 雅典人：不。还是你们的仇意比你们的亲善来得干脆。因为仇视态度，在我们的属国看来，表示我们的威风，而你们的亲善，反见得我们示弱。 丘吉尔于1943年3月17日在英国议院演讲，拥护殖民地部长司丹雷（Stanley）的强硬政策。说完时，工党议员德戴尔（John Dugdale）质问，丘首相知道司丹雷那篇“稍微骄慢的话会在美国及大英联邦引起反感？”丘首相答道：“我们固然不必骄慢，但也不可示弱。” 修氏能于两千年前将现代政治家的心理动机这样剖析入微，足见古今人情本来一样。就是苏格拉底限定三十天赴死正法的时候，那些人还认为妥洽让步，就是“示弱”。那位七十老翁碰巧相信Satyagraha【印度语】节烈不屈的气义。告他的人安尼土司（Anytus）是代表法律治安，并且代表仁义道德，还按节上庙焚香祷告。安尼土司是个好人，是个规矩信教徒，场面很好看。还有一个好人，名叫彼列多（Pontius Pilate），对于一重公案【耶稣被告案】洗手脱个一干二净。谁说彼列多不是好人？他不过遵循外交规矩，不愿意干涉他国内政而已，虽然这是冤杀无辜的一桩案子。老实说罢，古今同类的事，多得想起来就作呕。 证今篇第五 ——此篇专言印度问题原名“丘吉尔与伯理克理斯”反证古今证明今日帝国与自由的冲突仍未解决且因此大战宗旨中途改变暗伏第三次大战的杀机 读史固然要耗费金钱精力，修氏一部《希腊内战史》买来九角半，但不肯去精读这部书，也许结果现代世界的耗费损失还要大。因为今日帝国和自由冲突的问题还未解决，置之不理。因此我不能不谈起印度问题。 夫印度问题，不仅是印度的问题，乃人类自由的问题，所以已经演出一种矛盾的局面在这自由战争中，印度的自由战士因犯为自由而战的罪名而坐监牢。除了英人而外，对此都会发怔一下。 啊，自由二字，何等动人！撞起自由的钟！但是你要倾爱自由，须教自由之神先脱下印度女人的沙利服，而穿上欧洲的女装。有英国的自由神，使你想起英国的郊野茅屋，炊烟芳草，落日湖边，也有印度的自由神，骑着大象在万山深林中游行。人类的肉眼看不出真相，不知这位我们所爱的神女，也不裹大英国旗，也不穿印度袈裟，只围一条透明蝉翼羽纱，无形无色，只用慧心灵眼才看得见。 所以此刻现在，英人正在为自由而战。印度人也正在为自由而战，希望获得自由可以帮助英人在这场自由战争中去为自由而战。这样一篇糊涂账，越弄越糊涂，假使在印度的英人也用过头脑的话，必然中风不语。可是这也毋须过虑。在印度不会去谈到“四种自由”，或是听人提起。提起有点难为情罢？先打胜仗，再用头脑！只有英人强健的头脑，才会超脱一切逆情悖理的难关。而据我看来，这难关不难渡过。你只须听印度总督报告囚杀的成绩一副得意忘形的神色，就可断然无疑。“至1942年8月为止，杀死九百四十名，击伤一千六百三十名，逮捕六万另二百二十九名，判决有罪二万六千名，囚禁未付审一万八千名。”《新共和周刊》有一篇通讯说：“总督报告，正像芝加哥大屠场报告杀猪一样。”且须记住这每只猪都是一位自由战士，不怯淫威，鞭打缧绁都不怕，抑猪猡终究是猪猡耶？ 近来我冤枉得了一个排英的罪名，至少有一些纽约妇女认为排英，因为我曾真心替印度自由呼吁。这呼吁印度自由与排英有什么关系，我始终看不出，而我的纽约女友也说不出来。我的态度很明显；我不是排英，我是排斥冥顽，不管哪一国，我国也在内。我不仅反对丘吉尔的守旧党的印度政策——我痛恶而深绝之。丘吉尔是英国人，我也知道，但于我，他的国籍与问题无关；不管这政策出于英法中日任何国之手，我都要痛恶而深绝之。我会明白分辨英国守旧党人与开明党人之不同，也会辨别丘吉尔与肯德堡大主教之不同。 美国报馆编辑，遇着两位英国人如丘首相与肯德堡大主教意见恰恰相反之时，认为应该双方加以赞同，将这大战宗旨做个人情，以免越礼。我决不肯把大战宗旨送我的至亲密友做人情，甚至或是送给上帝。要是某地的局部问题，我可退让。要是邻邦的内部政策，我也可退让。甚至问题是先运什么入中国——先运军火或是先运可口可乐给驻华的美国空军，我还可以退让。但是到人类自由关头，我决不肯让步，因为大义所在，不容苟且，而我深知我们今日在帝国与自由之间不得不择一而从，不容易敷衍过去。因为丘吉尔明目张胆护持帝国主义，我可以推知他小时希腊历史不曾用过功。这还小事，关系重大的是，因为一人垄断全战争及和平的宗旨政策，使这大战的性质、目标与宗旨中途改变，然而这大战的胜利却须赖中苏英美各国人的头颅共同换来。这关系綦重，就是英国的真友，也不当因送人情装哑巴，噤若寒蝉起来。 其实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世界人类作战的宗旨做人情，送给他的至亲密友，或是上帝。历史上不论何时代，自由与反动的势力都在角斗，争占上风。各人应该运用他的聪明智力去分辨认识这两种势力，而站在自由与革命家一旁，毫无袒护地和反动的健将挑战。有些美国编辑想要讨好双方。但那位老将明站那边，视死如归，誓不肯经管清理大英帝国。诸位美国编辑，千万不可小觑这员老将。那老人家阅事不少，伎俩很高。凡是遇着口谈仁义头头是道的人，你要小心。当着这员老将声明他“要保守原有地盘”（“We mean to hold our own”），包括原属印度人无疑的国土，而且教中美俄人不妨替大英帝国作战，这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口念“亚孟”？要是这回战争是英德两国的私斗，这话也没什么不该，谁打赢，谁保守他的地盘，那些属国只当他们的赌品。如果属国不高兴的话，那是另一件事，另开一回战，由属国与胜利国去解决。但这次大战又不是两国的私战，还牵连到多少旁人。英国首相声明他存意将大英辖境一直管治下去之时，中国人马上想到香港，印度人想到印度，荷兰人想到爪哇国，而美国人就想到自由之神。 1943年3月17日，丘首相在英下议院讨论大英帝国殖民地之将来，说道：“本政府深信无疑，大英殖民地之将来统治，须继续为大英国一己的责任。”这是清楚确定无疑昭告我们，丘吉尔立定主张，要保守印度、缅甸、马来半岛、星洲、香港、锡兰岛的版图。这样一来，也须让其他帝国各保存其殖民地，才算合理。由此观之，将来自成白种人在亚洲的帝国卷土重来的局面。所以个人认丘吉尔为将来和会上的梅特涅，不是错见。【按拿破仑其后，维也纳和平会议，由梅特涅亲王领导，恢复各国贵族皇室，协同摧残所有革命势力，而造成以后五十年间欧洲反动势力的大集合。】 假如我们以为丘吉尔忘记亚洲，便是错了；他永不忘亚洲——是殖民区。也许我们所要清理的不是大英帝国，而是世界人类半自由半奴隶的整个帝国主义制度。问题是，我们这战争是否为争些主义原则，使战争不再实现，求一比较公道和好的世界。但这些问题都不便讨论——不管大英帝国的清理或是荷兰帝国、法兰西帝国、日本帝国的清理。大家不要谈吧。先打胜仗，仗打完了，梅特涅亲王总在那边，大家才开始争吵攘夺。然后再过三四十年，大家再来干一下。 要寻究历史，不能钻在已经检查过的日报纸堆中，去追寻那些天天讨论的很热闹的小枝节。要寻究历史，应研究主持国政者的心理，去探讨本源。印度人说克利浦斯爵士赴印开始谈判之时，曾经答应他们组织“内阁”，而克爵士的随员一样热烈的否认他曾经应允给他们组阁的真权实柄【按此指美记者Ouis Fisner与某英人在纽约国民周刊之争辩】。在这种情形之下，旁人若以为由此能明真相，便是发痴。只有由另一方法下手，先研究主持该事之人（这现代伯理克理斯）的心理，才能明白克爵士赴印使命之真相。谁读完了以下丘吉尔于1930年、1931年所说对于印度基本态度的话，而尚不明白克爵士何以失败，便是低能儿。要明白这印度问题的经过，须先明白我们的伯理克理斯【雅典王，说见上章】。1930年正月，丘吉尔说：“早晚你们必须打倒甘地和印度国民大会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主张。”——这些主张恰巧是大西洋宪章用来适用于印度的原则。在西门爵士使团在印度接洽谈判之时及其后，反对与印度开谈判，认为有伤帝国及其政府人物之尊严，喊得最响的人便是丘吉尔。1931年3月他说：“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只抬高一些永远不能与我们同意的匹夫的声价，一方损失印度大英政府之尊严和权威。”1931年2月，他说：“把这【治印度的】责任移交极勉强极有限少数的印度政客党人，便是倒行逆施，便是一种无耻的行为，便是懦怯、弃职而逃、丧尽廉耻的行为。这便是使大不列颠含垢蒙羞，在世界历史上永远污及大英帝国代天宣德泽及万民的令名。”原文照录如下： To transfer that responsibility to this highly artificial and restricted oligarchy of Indian politicians would be a retrograde act.It would be a shameful act.It would be an act of cowardice desertion and dishonor.It would bring upon Great Britain a moral shame which would challenge forever the reput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as a valiant and benignant forc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这段妙文颇有大英帝国诗人吉卜宁腔调（Kiplingesque）。丘吉尔和吉卜宁同时在南非战争中充当记者。吉卜宁对于他邦“不识圣教的下级异族”（“the 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的意见，丘氏也赞同。呜呼，使丘氏生于十六世纪尚不失为一位英雄好汉，使生于十七、十八世纪，也足以守先待后；十九世纪，他便是一位贤臣名相；于二十世纪，他只是唱吉卜宁调的违背时潮的史迹。他主张坚决，立志不移，言词伶俐，在那几句话中，不但可以解释克爵士赴印之失败，并可解释整个印度政策之现在与将来。古代希腊伯理克理斯王在国势正盛之时说话，也不会比他庄严，皮匠克利翁（Cleon）不会比他爱国。卖麻绳的优克雷底斯（Eucrates）不会比他坚决，连卖油灯的海破婆鲁斯（Hyperbolus）也不会对雅典市民发出更悦耳媚众的腔调【按诸人皆伯理克理斯死后主持雅典政府的人物】。我书至此，不禁想起亚诸的诗句几行。【那首诗写英国南岸海边的海啸，名为Dover Beach。诗长短句，吊今追古，慨叹大道沦亡，斯文扫地，以现代英国与古代希腊相比。莎复克利（Sophocles）乃希腊诗人。】 莎复克利昔居伊海之滨兮，其为时已甚远， 曾闻长浪之呼啸兮，慨苦海之潮汐， 余居渺远之北海兮，亦闻音而有感。 大道若溟洋兮，曩泛滥于两极， 俨彩憧之舒卷兮，若云旗之夺目， 悲余生之不遇兮，闻长波之太息， 声宛宛以凄涕兮，浪奄奄而退汐， 奇晚风之悲鸣兮，渐汩没于尾闾。 嗟唯余与汝兮，瞻苍茫之暮色。 叹长夜之漫漫兮，心仓皇而失策， 若两军之丧明兮，羌浑沌而夜击。 所以我们不必去推敲印度问题之枝节。双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把人类自由的中心问题撇开，可以辩得你惝恍迷离，莫知所适。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总会拿出理由来，一个大国定了一种政策，总会采取名正言顺的手段。有时你同人家争辩，就已承认对方的理由有争辩之价值。 假如此刻，有人对印度人说，美国种族宗教复杂，有天主教徒、耶稣教徒、犹太人，又有新政策主义者、反对新政策主义者，又有民主党、共和党、共产党、社会党，东北省人、东南省人、内革罗人，又有浸礼会、美以美会、安息日会、圣公会、摩门教（多妻教），而且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爱尔兰人在遮西城同住在一条街坊，而且美国有二百五十左右教门，印度人也只好摇头作罢，不再去理辩那错综迷离的纷局。但是在印度，印度人同回教徒也比邻而居，而且如美国的意大利人同爱尔兰人相安无事，也许更易相处。不但此也，对于一件事他们全国一致——就是要印度自由，除非是两件事——要印度自由和深恨英国。南斯拉夫国不是一样吗？也有天主教，犹太人，克罗忒族，色皮亚族，但是合之于我有利，我们就毫不迟疑把这些异族合并。老实说，假如印度没有回教，英人也须捏造个回教出来。宗教这东西是上帝恩赐大英帝国的宝物，大英帝国和一神论不能两立。多神论正有好处哩。 但印度问题枝节虽不谈，印度自由代表世界全人类自由的问题，我要谈，且非谈不可。因我不带独眼眼镜，又不和亚思斗夫人同意，所以我视印度的自由也正如视挪威、希腊、波兰的自由。不管我如何同情苏联而痛恶纳粹，德国或俄国要消灭希腊、波兰的自由，我都要同样反对。 这种态度有点难懂。有些美国人对于美国十三州脱离英国独立与印度脱离英国独立，作两种看法。配恩（Tom Paine）【美国独立战争中文字最动人的作者】的话便奉为民主要典，同样的话出于甘地、尼赫鲁口中，便是异端邪说。我不是美国人，不能这样分作两种看法。由我看来，华盛顿跟甘地、尼赫鲁一样的“排英”，一样的固执己见。可见得双眼眼镜委实不便。我也知道丘吉尔在纽约威名大振，甚洽民情，原可以圆滑些，附和群众，称颂在英国危倾时我所钦佩的英雄。但我偏要带双眼眼镜，或者只靠一双天然眼。 惭愧得很，我对印度人争取自由或法国人暗中组织争取自由，看不出什么分别，印度政府刊布白皮书，指明印度党人的言论引起地方骚扰及破坏产业。东印度两条铁路被炸坏了，这白皮书大书而特书。如果巴黎通利尔及巴黎通里昂两条铁路被破坏，美国报界不知将如何褒扬这些解放人类的自由战士！这是何等可歌可泣的一段佳话，证明精神不死，永不会为暴力淫威所制服。印度有两条铁路炸坏，我也引以为憾，因为这有妨碍共同作战的努力。但是你要教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自从英国未经印度人同意替印度对德宣战之中，中间经过两年半，印度党人力主镇静，而英国方面不肯稍让一步，改善局势。等到日本人打入缅甸，印度声嘶力竭的呼吁自由，才临时抱佛脚，派遣克爵士赴印。印度人要求实权防卫国境；英人却不肯交还实权。克爵士一行的实惠，只是由英人正式祝福“回回国”的主张（Pakistan）【此为第一次承认】，留为将来印度分裂之祸机。爵士回国，印人要求重开谈判，都不见效。须知印度之争，却是在美国分输赢；英人在美国宣传胜利了，所以认为十分满意。印度党人及民众日益激昂，怀恨英人日深，而民气日趋消沉。然而英人仍是兀然不动。你要叫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到了重开谈判的希望失败了，甘地事前通知印度总督，说要开始和平不合作运动。英人不肯受人威胁。甘地要求见总督，而总督摆出抚台的威风不许他见。就此逮捕党人入狱，这逮捕后来依英人法庭判定，认为违法。这没有武装的“叛变”平服了。局面有“把握”了。美国报纸表示意见，说英人剿变之后，必继以抚绥，重开谈判。然而英人却“强硬”到底？ 过了恰恰半载，甘地声明他要绝食，不是抗议他私人的冤屈，而是抗议他民族的冤屈。他明知是向顽石乞怜，但他只好如此，派他有罪也好，无罪也好，他总不改初衷。甘地固然顽强，总督也是刚决。甘地已经快要死了，而此后英印合作之梦将击个粉碎了。印度政府即刊布一部七十六页的白皮书，声称党人有引起暴动的言行。据说，印度政府的职责是维持治安，而党人正图扰动秩序。“横竖我们武力强迫所得的人力物力，比不用强调方法相同，况且局面已有把握，而且我们是为自由而战。” 所谓佛法业缘一说之是非，就是看你认为此事之余波就此结束，或是认为余波会荡漾下去，与其他潮流并合。 如果英国政府的动机，是要对一手无寸铁的属国树立威信，这目的确已达到。如果其意在收拾人心，作为后日英印合作的张本，那机会便永远错过了。武力征服叛变，无论有无武装的叛变，也可以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英国武力制人，威信复立之后，还是不许党中与党外的领袖有机会聚头，商讨一个政治解决，虽然1942年10月间未入狱的领袖有这样明确的要求。这种冥顽不灵的政策便无可原谅。英人所说“印度人自己不肯团结”这句话我就不懂。各人分禁狱中，似不是交换意见的理想环境。就是印度和尚【Yogi有仙术】也做不来，而且甘地不是有仙术的印度和尚。“文思突破囹圄”还是文人一句说话，不适宜于拉查哥巴拉查利亚，或萨勃庐，或尼赫鲁【可以调解诸人】。 英国这种作风，由一种假定看来才可以明白，而这假定却是事实。这就是说同盟国武备充实之时，亚洲人什么观感好坏，都可不理。老实说，1942年整个作战策略，都是基于一种心理习惯，说印度人、中国人、俄国人反感如何，尽可置诸度外。为什么呢？因为英美将来有大量充实的空军。 这一场印度问题的经过，只是指明我们未曾认清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只是指明我们精神上还未觉悟，相信“局势有把握”时，猜疑畏忌痛恨仇恶都不足重轻。这所谓有把握的讲法，就是说暴动可用武装军队弹压，而正与希特勒想法相同。我们可以断定，战后的印度局势将更有“把握”，而印度不配独立的理由还要依然存在。东西政治哲学若有不同，便是关于武力淫威暂时成功后的久远用处。亚洲人乖巧一点，认为为图长久计，顾到民情要紧，众怒不可犯，武力不足恃，且要人心和平，然后天下可以太平。 今日这回大战所争只有一端——就是帝国与自由之冲突。有两位世界领袖站在对方的两极——一边是蒋介石，认为“但知爱国，犹未可也”即须兼爱天下，【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纽约论坛报》所登《中国战后的宗旨》一篇，引第一次大战时克维尔护士Edith Cavell语。】另一边是丘吉尔，认为但知爱国已足。凡深思的人都得在二者之中择一而从。现代欧洲强权政治的标准和亚洲传统伦理的标准正相背而驰。二千二百年前，孟子说得好：“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现在这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正引起同盟的分裂。战争一时未了结，我们须暂把这问题按下，至少不使妨碍我们共同作战的努力，虽然我们在亚洲作战的策略，也凭我们愿见战后怎样一个亚洲而定。但是每个关心时务的作家都有职责，须告诉国民事局的真相。并于必要时加以警告，无论如何，不得蒙蔽事实以欺大众。同盟分裂的根芽已在，既然无法抹杀，只好把他揭晓，期弭祸患于未萌。因为战争或者不足使我们分裂，和平却可使我们分崩离析。夫欲和平必须集体安全，必然而无疑，欲求集体安全，必得美国合作，又必然而无疑。然而美国或进而合作，或退而孤立，全凭一事而定，就是下次和平的性质。安琪儿爵士【在美的英国作者，见第一章】高调提倡集体安全，反对美国孤立。他却茫然不知这样高调阔论，遇见一个激起美国人民悔恨的和平条约，便全然失效。高谈阔论，劝美合作，虽是要紧，更要紧的是谋一个和平条约，值得美国的合作。美国人士也不必你来苦口婆心劝告。由心理上观察，此刻的美国人预备放弃孤立态度比欧洲某国人预备放弃强权及帝国主义还要爽快。两者都得同时放弃；不然，欧洲请美国帮忙合作之时，只是请美国合作帮忙欧洲的帝国主义。 我不得不忠言奉告，美国国际上的合作，只看是否有美国民众所能赞同的公平和议办法一事为转移。倘使帝国主义的条约复见，必激起美国愤而孤立，那时仰首嗟叹，也无补于事了。安琪儿爵士忘记美国的孤立态度历史上是怎样发生的。孤立态度之发生，由于凡尔赛条约激起反感厌憎，由于“了结一切战争的战争”一转变成争夺分赃的战争，理想幻灭，民心失望。再来一个凡尔赛，美国国民又要慨叹上了欧洲捣鬼政治家的当，又要悔恨惆怅，退而独善其身。在严重的牺牲之后，眼见理想消灭，而嗒然若丧，抽身而退，乃人之常情，而美国人民也不能免俗。因为世界保安队要美国加入的话，就是要美国共同捍护那和平条约所订定的国际秩序，而这国际秩序须教美国民众诚心相信是值得捍护的。假定说，这国际秩序只是恢复欧洲列强的亚洲殖民地，那世界保安队的职责便是要用武力来维护那殖民地制度，而所以担保这制度者，乃美国人民的生命与金钱。可是，美国和中国一样，自身一个殖民地也没有。你教美国人不要为几条大义公理而战，美国人便觉得杀身而不能成仁，师出无名，而死不以其道了。 我相信大西洋宪章，足为世界长治久安的稳固基础，恰如威尔逊的十四条件，如果不在和议时临时捐弃，也足以奠定和平的基础。然而就是大西洋宪章那些主张，此刻已被宪章发动人之一斥为“神话”【丘吉尔3月18日演说首段】，而关于怎样去实行这些主张，他已经认为此刻讨论含“危险性”。 美国的立场，光明正大。这战争的宗旨是为争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自由。大西洋宪章存意是要“普遍”适用于各地各民族。美国的民众是赞同罗斯福的。美国的立场，是光明正大的。自由之旗未曾降下半竿。 但是那两位共同起草大西洋宪章的朋友，尚有公事未了，自从罗斯福说明该宪章的适用范围至此已有一年多，而丘吉尔尚不肯与罗斯福同声说这宪章是普遍适用于“各地各民族”。他不肯确定宪章的范围，或是声明一下，说美国的解释是不误的。他不肯适用这宪章于印度；他说这些主张条件“一点不限制（bid not quality in any way）关于印度、缅甸及大英帝国其他部分立宪发展的历次声明”。换言之，大西洋宪章的真谛妙道，人人都须实行，只有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可以特别宽免。况且应该注意，他自己相关的“历次声明”如下：1930年10月，他说：“我从不拟想在我们看得到的时期中，给印度与加拿大相同的宪法权利与政制。”1931年正月，他说：“除了在大战期间印度代表列席开会的纯粹场面仪式上的意义（purely ceremonial sense）以外，谁也不曾设想，在我们能合理或有用去推料的期间，关于印度的原则与政策会实行起来。”【按现时华府“联合国家会议”诸国列席，正合“场面仪式上的意义”。】 但是那话是1931年说的。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夏签定。那时美国还未加入战争。不确定宪章适用范围，倒有好处。因为倘使那时丘氏像他现在这样清楚说法，也许美国不会加入帝国之战。但是1942年、1943年这两年中同盟国仗打得好，胜利已望得到，英国愈强愈自信，而美国也已加入战争，欲罢不能了。当时他不肯清楚声明现在却声明得很干脆，毫不含糊。1943年3月17日，工党议员马可文（J.Mc Govern）质问丘首相，他关于大英帝国的声明的意思是否说，“德国于战后须交还占领的土地，而英国不必”。丘氏答道：“这样比拟实属侮辱。”【1943年3月18日纽约论坛报登载联美社电】他又提防人家误会，以为他误解大西洋宪章将适用于英国属地与德国属地相同，所以不惮辞费藉勃烈根（Brendan Bracken）【英国宣传部长】转达他的真意，昭告全世界。如果有谁“要走自招大祸的错着，要毁灭或交出我们可观的遗产，我想帝国尚有硬骨架，可以抵抗这种的意思……我们非捍卫我们的权利不可”，他对勃烈根声明：“我们既是联合国家的基本会员之一，绝不对我们的百姓说，我们可以让世界任何国欺负。联合国家的责任须大家联合到底。” 谁也明白，美国肯定一个解放菲律宾的年限，使菲律宾人相信美国的诚意。同样的，解放印度定一年限，也可以使印度人相信英国的诚意。那末，为什么期限未立，是谁反对呢？挥铁格的书《我们不能逃避历史》【We Cannot Escape History，1943年出版】，告诉我们一段启人聪明的轶事。“阁员中有一些人决定要用冷不妨手段迫丘氏即刻进行。据那回席中人之一出来告诉人家，‘爱慕利【守旧党员现充伦敦政府的印度部长】正在说，打败希特勒之后，我们应定个给印度联邦地位的期限。话刚说完，其他政府要人正要附和，还未开口，忽闻丘吉尔吼的一声，正像狮子中击一般。霎时间房中空气顿然肃清，宛如真有一只狮子步入室内。从此这题目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所以现在大家糊里糊涂，莫知适从，就为这个缘故。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难关我们不可躲避，也躲避不得，虽然丘首相专讲“先打胜仗”，在战局未转以前尽量躲避。至少他的宗旨认得清楚，说得坦白，而罗斯福不知如何是好，和他直争也不是，不和他争也不是。罗斯福对这帝国与自由的问题一天不表示态度，避免和他的好友拌嘴，世界人民就一天对大战宗旨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大家应该认清这员“老将”，不管他带不带圆顶帽；易地而居之，要是生在维也纳【梅特涅亲王，主持维也纳和会】，他便留个小髭。不要汲汲记住他是英国人，或是，如《纽约时报》所称【1943年3月28日“一周大事记”】，“这二十多年来，他是守旧党员之中坚”，或是如卡令德（Harold Callender）在同期所说，他是“吉卜宁诗人浪漫时代的帝国主义信徒”。今日的世界无所用乎吉卜宁时代的帝国主义者，也无需乎梅特涅。 因这缘故，我们今日不知大西洋宪章何时适用何时不适用，莫名其妙。依1943年4月4日《纽约时报》社论，这一讨论，便会引起大英丘首相所认为“危险”的争端。但是依这篇社论： 争端却已引起，而从这争论中，可以看出两种将来国际组织的粗略规模。一种是基于大西洋宪章的严确解释，期望一种世界，无论大小国，大家平等相处，并为集体安全及相互利益，藉一种国际的机构在政治及经济上同心合作。另一种是比较缩限于欧洲，期望一个由英俄二国共同保管的欧洲，而其他较小的国因疆界之远近，或倾于英，或倾于俄。【按即3月21日丘氏重要演讲所宣布】…… 第一种主张也许似理想国乌托邦，但是他正是美国【在国内】的道理推广及于世界。美国现在对付局部的现有问题，还是本着这道理做去，还是承认波罗的海俄国边境的小国国土的完整。那第二种主张，不似乌托邦，而是着重“现实”，以武力抗衡原则及强权政治为基础。 这篇社论结论有精警语： 今日所见局面，可以看两个不可稍缺的要点。将来美国对于国际合作最后决定的态度，大抵要凭战后和议之性质而定。同时，这战后和议的性质之形成，也要看我们【美国】有无表示，仗打完后，肯积极参加世界的政局。 俗语说：有备无患。世界如果需要美国战时及战后国际上的合作，须肯出一个代价，而那代价就是人类自由及平等公道的原则，一点不许还价。据我私人观察，此刻美人完全愿意负战时及战后国际合作上极大的牺牲，如果有法使美国人相信这代价是值得的。因此，凡是一见凡尔赛式和约复现的朕兆，就令我心慌。如果某一国不肯收拾往事，忘记前鉴，只顾收拾本利，乘胜打劫，集体安全便不可收拾【双方关语】：“There will be no collective security if some notion wants only to collect and fails to recollect.”因此，我谈到1943年3月号“英国”月刊（Britain，纽约英国宣传部发刊）所摘载格立格爵士（Sir Edward Grigg）在伦敦《星期日时报》的一段话，就竦然而惧： 英美两国政府都已对法声明，法国帝国可以完全恢复，并已对西班牙、葡萄牙声明，绝不割削他们两个帝国的国境。且我们应当假定，联合国中之两位有殖民地的国，荷兰与比利时，如有同样的请求时，也必照样的允许。那么是否惟有大英帝国应该解散？ 格立格爵士是前非洲肯雅（Kenya）总督，并在英国政府历任要职。像凡尔赛和会所揭发的战争期中秘密条约已经开始密订了。这回大战的性质日益显露出来了。老狗教不出新把戏，教也无用。当代政治家的头脑永不会学新意义的战争与和平。威尔逊十四条件之废弃不用，以此也。大西洋宪章之主义原则，现已置疑，以后将复捐弃，也以此也。 同盟国分心作战，便不能共同胜利，无论男女，人人早晚须静心一想，各定主张，到底这回是为自由而战，或是为帝国而战。二者之间，无法通融，二者之外，别无良策。我们须在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择一而从，因为取此必舍彼。罗丘也者，两种道理而已。 果报篇第六 ——此篇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伏机及引百年前诗人之忏语作证 今日大家正在讨论方法，用绑带扎起战后世界的经济烂疮，然而对于所谓二十世纪文化人心道术上的毒瘤，却动也不敢去动。毒瘤的附近皮肤最怕疼，所以我们的政治家时评家从不敢去触动他的肤壳。所以同盟国的政府始终一贯服从“先打胜仗”的政策。目前一时，那些先打胜仗的党员可以恣所欲为。一切战争的根苗：穷兵黩武、武力抗衡、贸易竞争、种族偏见，一件不缺，依然存在。希腊历史的殷鉴，我们全然置之不理。一切战争的祸苗，在读史的人显而易见，而在计划战后世界的人茫然未觉。那些精通工程的建筑师所建沙滩上的房屋非一日倾陷不可。 因为如上文已经说过，此刻要勒住苏联与中国的脖颈，已经太迟。英美中俄无疑的将为今后五十年间推移历史的四大强国。据英人口称，战后将解放印度自由，那末还有一个亚洲民族四万万人的友谊或是仇恶，须算在上头。现此英美独霸战时策略，明指英美也要独霸战后和平，依此看来，我们明白清楚已回到那欧洲几百年传下来的武力抗衡（balance of power）的路上。这英美独霸的方式，在此地可以暂称为AA式（Angol-American Pattern）。这AA式必遮拾“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西方政治科学以秦制楚远交近攻】的老套，让AA世界与非AA世界一时相处于武装的友谊及敌忾的亲睦的一种世界。必有各种各式的“世界合作”及“世界警卫队”出现，而善说辞令的人，必然大谈起和衷共济国际亲睦的新时代。然权力之为物，动而不静，故决无所谓“武力均势”这东西。时移境迁，有的伸张起来，有的衰弱下去，旧盟瓦解，新盟成立。那时势均力敌的均衡便又推翻了，而世界又须大屠杀一次，等到后代的和平匠又以老规矩准绳替我们造一种新“均势”。这“武力均势”的学说，几百年来迭次引起欧洲每三四十年一次的战祸。把这策略扩充到全世界去，就是要把世界变成一所几十年一次大屠杀的战场。强权政治及武力抗衡，总是激起一种紧张形势，像走绳一般。这紧张形势发生国际间互相猜疑畏忌，有些国家势力伸张，猜忌便愈甚。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十年，大家看得见这形势愈紧，猜忌愈甚，等到有一国看看情势，只好先发制人。凡同样的畏忌猜疑，必发生同样的结果。这方式是永远不易的。 因此第三次世界大战又要来了。我们决不为未来战争之凶残而畏怯，不为牺牲之严重而止步，不为堂上堂下父母妻儿的哀泪而短志，因为后代的子弟，未曾亲历这次战祸，还要踊跃从戎去拯人类于水火，争取六七八种自由。但是第二次大战争的牺牲比起这次的流血来，就同一场恶梦而已。大自然向来不怕挥霍，生几千万杀几千万都不算一回事。倘是人类愿意兄弟相残大屠杀一下，上帝也愿意。再五十万年，上帝便再造成比较聪明比较良善讲理的一种动物出来。那些专谈强权政治的人也不能怪造物主。强权政治家既然以“自然主义”及“自然物竞”为护身符【说见血地第十七】，他们也应愿受物竞天择的果报。他们于政治战争以正视“现实”【放弃大义】沾沾自得，所以对于战争的结果，也应该注视“现实”，不应苛求。 而且再来什么灾祥妖异，我们也不怕了，加伯烈【首位天使】不会再下降尘凡来给人间传达神旨。水变成酒无聊的神迹骗不过科学的化验。倘然大鱼吐出了一个约拿【见《圣经》】来，也不足以欺我辈，经过记者盘问一下，必定把他送进疯人院。詹威廉【心理学家】之神不肯降坛，保障我们必有来生【詹氏死前有此约，未能践行】。天上不会再降流火，也不会夜间有火柱替我们照光，白天有云柱替我们领路。祷告禁食诵经烧香尽都无益，至少于我们，那已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外交家当然莫不开口称道邦交友善，背地里却莫不乖巧，把这些辞令打个折扣。各种各式的领管制度、关税问题、警卫分区，及国际飞机场，都会经过一场讨论定出办法。也许会协定一个五十年的和平条约，那条约的价值，也正与尼西亚的五十年和约相等【Peace of Nicias，公元前421年希腊内战时所定，不过六年便被破坏】。出席和会的代表也必定都是严父贤夫爱国者。但他们所造的房屋要建在沙滩上。 这AA派既然确实存在，现在势力甚大，且握有实权，他们对非AA世界所取武装友谊政策的结果，不难推断。他们怎样离间非AA诸国，须看他们的政治手腕多少灵敏，现在中国外交政策是确定与AA合作携手。这种武装的友谊能否实现，要全凭英美迫中国上联俄的路的做法能否成功。这一件又得看中国于下次大战争要计算一下，何种的同盟最可靠最忠实，而这一件又得看中国于此次大战及战后和会之经验所得而定。中国今日国际上的联合，虽然在民主思想立场上很相宜，而在种族及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却显然不合。中国自身既非实业发达而因此并非帝国主义的国家，到底他有否达到与帝国主义的国家平等同盟地位的可能，尚未证明或细加研究。但是我们所可确定者，中国必不肯长期屈服人下，受人不齿，也许会回心不敢高攀，还是左右找皮肤色素较重的人认他们做同盟妥当。不幸而言中，这便是世界史最可惜的事。特别是在印度的背景，还有人正在吹起仇英的灰烬，怕他不出火，这种恶孽真是所谓不能逃避历史。 且须记住，这场斗争未爆发以前，早已生出一种局面，由新兴势力之抗衡，而成为德国日本复兴最自然合理的局面。双方必各向德日讨好，鼓励他们重振旗鼓，正如我们于1940年间那么高兴成功的做法。换一句话，虽然经过这次重大的牺牲，又要归到原处，再从头打起。丢个头颅本来叫老母寡妻难受，惟头颅白丢，叫人枉死，岂非大可哀乎？ 也许以上推算各发展之趋势及程序未必尽然。但是大家却应该中夜深思，对于权力在历史上之伸张发展，抗衡均势之如何形成，如何倾覆，细细一想。大家须盘诘查究一下，强权政治原则是否可靠，藉武力均势维持永久和平的基本原则可否信赖。对这问题大家讨论，互相驳诘，寻个究竟。惟有如此，谈论世界和平，才不至于隔靴搔痒。我们的思想习惯须根本改变，才寻得活路出来。 天下本有阴阳消长之象可证，兴亡离合之迹可寻，惟在一点灵犀鉴照出来。有时天赋诗人以这种先知先觉的聪明，不用星相，惟洞明历史兴亡之迹，便可预卜将来。在这些天才，这种消长倚伏之象，看得了如指掌，不啻神仙托梦，现身说法。海涅【Heinrich Heine，德国大诗人，犹太族，生于公历1797至1856】便是这样一位天才，见过这种神仙托梦，他深知熟识德国民族的精神，所以能够预卜所谓“德国革命”及今日纳粹精神之品质，断得一点不差，又洞照欧洲思想萌芽发育之势力，所以能够预卜“欧洲或世界革命”，并且预言今日正在开演的几幕戏，幻然有仙术。他说有个德国雷霆振作之一日，其来也渐，而其至也必： 其时那轰轰雷鸣，霹雳而至——当心啊，法国人，你们这些邻近的小孩儿……不要莞尔而笑我的话，以为痴人说梦，劝告你们仔细当心康德、斐希德及自然主义的信徒。不要莞尔而笑一个迂僻的预言家，算定在精神界已引起革命，在物质界也必有同样的革命。 海涅于1834年著《德国之宗教与哲学》一书，说到耶稣教十字架那件脆弱的法宝将要打碎，而德国民族古代深山里的神只将复显灵。他警告我们将要“听见世界历史上空前的霹雳一声雷”。 诸位切莫以为这德国的革命来势较弱，因为革命之前有过康德的critique【“人类理性的批评”，理性哲学名著】，有过斐希德的超物唯心论，甚至有过研究物界的自然哲学……因为康德信徒毁弃一切传统思想，拳头来得更硬；斐希德信徒超物唯心，一切灵空，不畏危难，更要勇往无忌；而自然哲学的信徒尤为可怕，因为他与宇宙风云雷泽洪水猛兽联系起来，他由古代德国民族的汎神教可以降下夜叉魔将，到那时候，古代日耳曼族好勇斗狠的野性将复萌，不为攻城夺地而战，只为杀戮而杀戮。耶稣教稍微节制这杀戮的野性，其功固不可没，然只能稍加节制，不足把他消灭。一旦十字架这件法宝打碎，那些古代战士之狂性复发，那便是古代北日耳曼民族诗人所常歌诵的病狂。那件法宝是脆薄易破的，总有一天要击个粉碎。那时断瓦颓垣中的石像，将要活现起来，揉他千年长眠的眼睛，拂拭千年积秽的尘土。雷神Thor将复跳跃飞奔，拿起千斤铁锤摧毁中古天主教堂…… ……那时你们听见世界历史上空前的霹雳一声，便知德国的暴雷已经震作。这霹雳一声，将教神鹰坠地，而非洲漠野上的狮子曳尾躲入洞中。这回演出的戏要使法国革命比较起来像一出“小放牛”…… “当心啊！我是好意，所以尽情吐露这孽煞天机。解放了的德国比起联合克罗忒族、嘎索族的天主教大同盟还要可怕。……”【见《海涅散文选集》Heinrich Heine：Works of Prose, ed.by Hermann Kcsten，第51至57页。】 恰恰一百零一年前，在1842年，他预言“世界革命”，这是一幕剧，我们已经看见其首端，而海涅不敢预卜其收场。他是马克思的朋友，明察革命思想之性质，兼有诗人的眼力，能先卜这回战争中德、法、英、俄的命运，毫厘不爽。 这一来的战争，将成最残酷为祸最烈的战争，不幸将牵入【欧洲】最文明的两国，德国与法国，而使结果两败俱伤。英国是一条大海蛇精，潜时可以潜躲海里深处，而俄国也可以退伏于其茂柏深林寥原寒野上——这两国在平常的政治战争，不管如何打败仗，永远歼灭不了。但在这样的战争，德国处势之危远过他国，法国尤可于最可怜的状态中亡国。 这还不过是那场大剧的第一幕，就像开幕的道白而已。第二幕便是世界革命，这是有钱的贵族阶级和穷民的大决斗。在这决斗中，也不分宗教国族，只有一个祖国——就是地球——而只有一种主义——就是人类的幸福。世界各国的传统宗教会不会穷极而思出抵抗——而这会不会成为第三幕？旧有的专制传统会不会改装换调重复登场？这出戏如何下场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想那条大蛇精头颅要被击碎，而那只北冰洋的狗熊【俄国】也得有人食其肉而寝其皮。也许结果只剩一群驯畜，由一位宰牧看管——一位行所欲为的宰牧；手持一根铁拐杖，看管一群羊毛剪得一样，啼声哀鸣一样的畜生！ 此去大难将至，如有先知要写一本新的天书【指《圣经新约默示录》】，他得重新创造新的妖怪——比起来约翰所见的妖物就同驯鸽和小爱神一般。那时上下神祇只正在掩面而哭，哀怜他们掌管这么多年的凡间人类，也许也正为自己数运将终，悲啼自怜。这未来世界闻来有一种臭味，和着俄国熟皮、腥血，不畏天命及许多响皮条的响声（The future smells of Russian leather, blood, godlessness and many whippings）。我劝告后代人类的子孙，生下来背后的肉皮要顽厚坚韧些才好。【上引书第136至138页】 呜呼，惟有诗人异士，高瞻远瞩，始可以知天。海涅既详知德国的种族精神，又熟寝欧洲人心道术之隆污，且身经革命与反动之两大时期，与梅特涅同时，是以咨嗟而兴叹。故其言曰“当心啊，我是好意，所以尽情吐露这孽煞天机”。他已经见“在精神界上的革命”，所以也能预卜“物质界上同样的革命”。 我辈生于海涅之后百年，此百年间人心道术之变，尤易摭寻，也可以聊试小技，研究此人心道术之去向。我辈也可用心明察当代文化之性质，解决道术隆污之难题，虽然同污者多而同隆者少。也许我辈也可预卜大难之将至，惟苟能毅然斩除科学定命论之桎梏，未敢预卜，始为大贤。【科学定命论，见“血地”“亡道”“当代”等篇，尤详“化物篇”。】 [book_title]卷二　道术 排物篇第七 ——此篇原名“白种人之重负”言由物质主义观点求世界和平之乖错 今日天下骚动，人心苦矣。未有和平哲学，而欲谋一妥善和平计划，必不可得。欲于世界政治求一根本改革，非先于人生处世及政治哲学与其思想方法起个革命不可。此十年间人心道德，尤其是政治道德，降至低点，灭天理，穷人欲，为众所公认。把我们当代的人与十八世纪的法国百科全书家相比，我们只算是那开明时代的不肖子孙。我们具有战争哲学、战争心理、战争政治，及战争武器，一切齐备，怎样会逃得战争？今日最重要的问题是，这回流血牺牲以后，过了些时是否又得来重新混战厮杀一下？ 归根结底，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关键，全凭一代人心之信念为转移。和平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人伦人性的信念问题。我相信这纯是哲学的问题，是看时人所信仰崇奉者为何物。本书后段【卷三卷四】说明，这只是看我辈相信科学定命论或相信意志自由，确信暴力淫威的定命论，或确信精神道德。世界和平，首在起信，信念不存，走投无路。然而不幸，今日乃弃信悖道的天下。 我们所最需要的，就是阴阳消长，祸福倚伏，万物齐一，复归本原的哲理。不知此道，武力至上之说攻不破。理想与实际今日【在西洋】分道扬镳，须使复通于一，而产生一种无所不包的哲学，使天人相通，天理与人情得以复合。高谈阔论耸入云际的道术与脚踏实地的人事须得联系，相辅而行，商贾不复视道义为“不合时务”，而功利之徒不复以“实际主义”为饰词。【美国名作家李伯门（Walter Lippmann）尝称美国人“头脑是理想，心胸是唯物”。】凡人能深明消长倚伏万物同宗之真谛，他的行事也就会循理做去。 西人精神达到这步，将见西方哲学通脱圆浑起来，心上练达，行事老成，而西人的巧妙心机，亦正如佳醴，将见老而弥醇。在这虞诈攻伐竞争磨砺的现代，人心如钢铁一般的芒利锲薄，到时定见老成涵蓄，养晦韬光。今日“钢铁时代”，不仅船身是用钢板造的，就是人心道术也是察察缺缺。老子称至柔之道，言“柔者道之用”，而今日的人心却是坚强的。盖人心之幻变靡常，是以老子言勿撄人心： 老聃曰，汝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疑冰。其疾俛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愤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见《庄子·在宥篇》】 今日看来，人心真若夺羁而奔的骄马了。 西方思想使我最惊奇的一点，就是完全缺乏一种和平的哲学【和气致祥】。所谓和平也者，非指日后乌托邦之理想和平，乃现此经常人生处世方法，适用于家国，并适用于世界。比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术，就全未发展。西方的社会思想，不是经济学，便是政治学。在我看来，酸涩乏味，犹不如食一颗大红苹果。 社会科学政治科学致治之术，不是财货之给养，便是生产与消费之停匀，或出口与入口之相抵，再不然便是【政治学】以此制度彼之防范设备，或法庭衣冠之礼节，或是经过法定手续申誓而经律师签证的一张废纸所发生的权利与义务。所谓社会也者，乃各种不同而互相冲突的利益的大集合，专赖法律去调剂，借以节防过度的自由；在较高明的说法，把范围放广些，并包括道德上之制裁，即习尚礼俗之制裁，是为儒教之所同意。但是普通西人的社会观念是法律式的与数学式的，正如节制粮食，计分发票。除了宗教仁恕之道以外，这种法家苛刻对人的观念以为一人只须谨守禁章，有点侮辱人类的尊严。依这看法，独身的银行家便成理想的国民，因为他又是独身，又是银行家，善逃女人及捐税的圈套。 但法家观念，犹非主要；西人之视人生之性质、宗旨及活动，九成五是经济观的。经过十九、二十两世纪，器用发明日多，而这种观念益根深蒂固，到了现在，人类进化就只看为生活程度之提高，而生活提高，也便是人类进化。我们口中所谈，笔下所书，梦中所见，唯此一端而已。 我在大学念书时代，就听见“白种人的重负”这名词，老想着，不知那白种人背在肩上漫游世界那布袋中所装为何物。近来才发现，所装的是罐头而已。可怜的吉卜宁【诗人创设此名词，以歌颂大英帝国代天宣德的使命】，要是他侨居印度的时候，没有罐头牛肉及罐头沙丁，他就活不了，不能晚年回国去当圣安得烈大学校长。固然，你不能否认，他能把牛肉沙丁吃进肚里，化为新诗妙词，玲珑可喜，歌颂武功及赋得尽善尽美的航运制度，使他侨居阿拉哈巴及拉合尔犹吃得到牛肉与沙丁。 每闻人言西人物质主义，这话却不能看做一句口头禅。近代思想整个骨子里就是物质主义。这物质主义袭断一切战后的计虑，致使和平哲学无地置足于其间，今日一切关于世界和平之提案，岂非根据一种假定，谓欲矫正经济进化之弊端，只须再求经济进化；我们之所谓和平善后，岂非明指贸易之自由、物质之交换，及生意之“亨盛”？换句话说，和平便是罐头，愈多愈妙。和平也者，我们得以大量倾销利源开畅之谓也。“天堂”便是一座钢骨水泥的栈房，罐头装得汗牛充栋。 盖今日之天下，已成一种生意，政治的生意和经济的生意。一个国家就是一家商店，政府公署便是这家商店的店柜门面，外交公使就是商店派出走江湖的兜客，到处和别家兜客竞争拉拢生意，而国中论坛权威思想巨擘便是这商店的核计专员。听这些人大言不惭侈谈和平办法，就教我心悸。【按西洋现行社论家行文必列数字，若高加索产油几加仑，古巴产糖在美国入口之百分额，阿比新尼亚棉质长短几何米理米突，否则不足为专家，而投稿杂志报章，亦难邀青睐。】 经济思想已取其他一切思想而代之，经济问题已蒙蔽一切其他问题，这有谁能否认？我们所顾虑者，只是如何用膏药贴上经济社会的烂疮；我们精神上的最高期望，就是生意兴隆，财货充实，这有谁能否认？这功利强权的欲望本身含着未来战争的根苗，又有谁能否认？谁能驳斥此十年来为人心道德破产，政治与伦理分道扬镳时期？这物质主义，不但不是一句空谈俗套，且成为我们行事抉别十九之动机。事实上，已蔽塞我们的聪明了。 香皂是好的，这不必说。美国文明最动人之处，就是香皂的物美价廉。在美国旅馆，香皂白送不花钱的。在美国盥洗，又方便，又雅致。美国人也许不自觉，但欧亚二洲的旅客却深得这个印象。随便买什么香皂都是上等货色。香皂已非奢侈品，上等异香馥郁的香皂五分钱就可买到。香皂已经平民化了。至少世上问题已经解决其一了。还有其他擦去衣服油垢，补漆桌案伤痕的问题也一并透彻地解决了；我们已有奇异灵敏的仙方了。 工业的进步与实业的考究，在今日已成雄厚的势力，日益进展，莫之能御。你把一切科学家逮捕入狱，惩罚都旁（Du Pont）及通用电力（General Electric）公司的董事，而物质的进展依然。你囚禁发光漆之发明家，褫夺室内凉气之考证家，而新的发明家将降生于阿桑拿省的沙漠，并得警察通同作弊，秘密送到纽约或底脱庐。科学已经登极，你不能把他从宝座拉下来，且也不必。 香皂确已充实丰富了。这是美国民主政制之一大建树。可怪的是，同时和平哲学完全缺乏，无迹可寻。把香皂卖给霍屯督野族，而使美国的香皂厂主得大发其财，并非取治之道。但是我们所能达到思想的最高峰至此而止。你提出一个计划，可以卖香皂给四万万的印度人，大家无不乐从，且感兴奋。要是提议交还印度人的自由，便有种种的为难、疑问、藉口、搪塞，而不见一点热诚。万一同盟国如果有交还印度自由之一天，必定是一副哭丧脸，若曰：“真可惜，但是此外也别无办法。”在这样情形之下，做个圣贤，像莎文那罗拉（Savonarola）大声疾呼，痛斥现世之物质主义，并非难事。稍有普通知识的人都会。可怪的是，普通知识并不普通。何以故？我们都被经济学家吓坏，不敢作声罢了。 世上如有一事引起我的残酷野性，那便是养人如养猪一般见识的经济学。此生唯一的宏愿就是看见欧洲称雄独霸的经济学家枭首示众。我看见百分之几的数字，便怒不可遏。如果经济学家对于他的枝节数字，不那么沾沾自喜，踌躇满志，也不至于惹我这般怀恨。脸上是那副候补哲学博士之神容——迂腐乖僻，给条目数字，统计的平均及机械的公例灌醉了，此乃医家所谓身上发毒，自己毒昏。拐子至少也会说会笑，但是经济学家却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他最怕的是感情作用，他整个大学教育就是教他如此【说见亡道篇】。他只求能客观，求上帝保佑他排脱一切的情感。他确知无疑某物【不管何物】，在1942年是27.5%，而在1943年却是34.375%。【按荀子有好名词，斥此辈为“散儒”。荀子《劝学篇》曰：“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又曰：“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孔子对子夏警告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亦指此辈。子夏博闻强记，善说三百篇昆虫草木之名，故夫子施以警告。故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盖礼乃立身行世之大端，既博之又必约之，学有归宿，斯不为散矣。附此一笑。】经济学家对于数字分数之自矜，正如皮鞋匠之矜伐皮货。传说哥探城（Gotham）【英国名城】被攻时，有鞋匠建议，将城墙以牛皮封固以御敌，而经济学家也拟用他的统计平均分数来捍卫世界的和平。他想，只要施弄手术，把这些数字分配好，天下便太平了。他告诉你，这是科学，是实事求是客观的科学。他有他专家的技术，一套的法宝，专门的名词，教人望而生畏。这就是他的念咒经文；他所崇奉的佛爷就是物质主义，而他自身便是这教门的方丈法师。 据说，世界和平乃专家的本事，世界求治亦如制人造橡皮一样而已。据说，和平的内容是关税之减低，国际航空线及飞机场之成立，还有船运及保险之资源，国外投资之保证，户口疏散之排比，及生活程度之提高。所谓和平也者，只是分发粮食的票号给世界。由是观之，只消聘请一伙关税专家、航空专家、船运专家、保险专家、橡皮专家、仙人掌专家（共五十八种，各有专家），及苜蓿专家（包括平叶及曲叶专家，一类照请）。而把这些专家分司分科，组织一和平公署，天下便可太平了。 就是这一流的物质主义，令人发指。我并无意为讲经和尚，不过物质的崇拜有点过分罢。欲得正觉，第一着便须生起觉悟，知此迷信之非，而明这种和平观念之不足恃。 明乐篇第八 ——此篇言中国哲学不龈龈于政治组织货殖给养冶政治与伦理于一炉以礼乐刑政并举为政治之源国家齐治必基于道德习尚藉此益见经济学见解之浅陋 但是什么叫做和平哲学【政治之术】呢？平治乃现此人生所必不可缺之条件，并非几百千年后的乌托邦理想。安者人之常，犹健康为人之常。和平者：非消极的理想——战祸平静之谓；我们必须有积极的和平哲学。国泰民安，于是乎天地化育，万物滋长，而芸芸众生得托生于其间，各善其事，安居乐业，优游以卒岁，岂非万民之所厚望，天地之常经？故得治平乃得人情之常，人心之厌战，亦犹耳之厌乱声。且家齐国治天下平，其理本一，惟在人伦中和之道而已。欲得人伦之中和，必有其道。哲学的任务，应排斥一切，专一研求这人间伦常之道。 自然我常想，中国思想有何可以贡献于世界和平问题。中国的社会，普通说起来，也有贫苦无告、口角纷争、贪污利己、贫富不均。只是高官厚禄之间，较少妥洽派而已。想起来，真令人毛发竦然。究竟和达尔兰接洽的人，看到赖伐尔【法国妥洽派】能直接和希特勒接洽，难免眼红。两者都是放弃道义，专言权变，但是究竟同小喽罗接洽的人，看见他人能与贼王寨主接洽，总要眼红。中国也讲经讲权，这是儒教所许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还相信礼义廉耻的大端，认为行事上不可须臾离之。 中国与西方绝对不同者有三：一曰排律师，二曰排巡警，三曰排兵卒。中国治国四千年就用不着律师与巡警，而当兵向来为人所鄙贱。中国生活乃不重数学的生活，由于不重数学的思想习惯所造成。 于此可见，中国对于治术观法，显有不同。中国人认为法繁则无公理，警多则无自由【“扰民”】，兵众则无太平。欲求至治，惟有政简刑轻。无为而治的简单要术。社会既有良莠不齐，总得有个官厅，把几个流氓坏蛋押入牢狱，政府官厅之用处止此而已。若要伸冤，勿入公堂，在法庭外和平了结，若要和平，先不见兵，大家卖刀买牛，还里归田，和平政治之术，最后胥赖礼乐化民成功。 我说这是儒教的中心思想，并非戏言。这确实是儒家的中心思想，基本信条。盖儒家冶政治与伦理于一炉。儒家素以着重实际明理见称，然而偏有这以礼乐治国的迂僻结论。美国人向也着重实际，也许还可同意，对于以巡警治国，尤其是以特务队治国，视为可厌。他们也许并可同意，法律治国虽然可行，犹有遗憾，未臻美善。他们知道，普鲁士式的严行禁令（Verbotens），不足为民主国民所心服，而仅一套“毋得擅犯，如违重罚”的禁令公文，未必便足产生好道乐道之人【所谓“民免而无耻”】。他们明白在成熟健全的德谟克拉西，社会治安全靠社会各分子廉洁自好不屑为非为本。 我最喜欢美国人，莫如看见他们违犯禁章之时，看见在电影院，观众不同情于维护法律的船主，而同情于不买票偷上船的船客，看见在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在每辆贴告“不许吸烟”的车中，都有人公然吸烟。我对自己说，这些真是民主国的主人翁。如果犯禁太多，情形不堪之时，还不是查票委员及大人先生要给他禁止，是要由某君投稿《纽约时报》，告诉烟灰烧伤婴孩手臂的危险，可望大家良心发现。如果公众民意不反对，查票员也就不反对。但是别梦想普鲁士人在“禁止吸烟”的车上会吸烟！这是万不可能，所以惠马的民主政府（Weimar Republic，德国战后民主政府）非垮台不可。你教一个希特勒去看管一些美国群众，禁他们“毋得”如此，“毋得”如彼，结果可以推知。不到三月，他的头颅就得敲碎。美国也曾通令全国戒酒，而德谟克拉西对这禁令的答复，便是秘密酒店。秘密酒店的历史，便可指明美国人肯否服从普鲁士式的禁章，甚至肯否服从自己通过的法律。我惟有对这种美国人民免冠致敬，因为他们爱好自由，如中国人。你不能以法令空文禁戒美人，或是华人。法章愈禁，阳奉阴违者愈多。恭祝我们两国主义相同！ 话虽如此，着重实际的美国人士听见孔子以音乐化民治国的道理，便对孔夫子头脑清楚只求实际的令名要引起怀疑。惟莎严先生才会发这种迂论。【Saroyan，现代作家，有儿童的天真。】但我确认夫子并非咄咄书空，下文将详论之。孔子正会天真，苦中作乐。【在陈绝粮，弦歌不衰。】孔子不但真说过以乐化民的话，并且重复申述之而不厌。他对为政崇尚礼乐，阐说不厌其详，以致有一位门人当真奉行起来。有一天孔子走到武城，言偃为宰，他听到街头巷尾弦歌的声音： 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我选儒家说礼说乐这方面来讲，所以证明儒家之重精神文化，以显示西洋经济学政治之术之陋。单凭财货之安排布置以求治安那种思想之幼稚浅陋，就可不辩而知。我们急须改正观念，不可以为说礼乐中和的精神只是书呆，而畅谈罐头者始为实际。若所谓只求实际者，系指专言饮食衣冠宫室器皿的物质条件，那绝非所以言儒道者。 孔子言为国的条件如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和平之心理，既然于国家天下应用相同，我们此地可以研究这和平的要素。我们凡言政治，例必认为纯系政治机关的个别问题，与伦理问题截然为二。儒家以为政治之道有四，“礼乐刑政”，而政事只居其一。实则儒家早就鄙夷纯赖行政的解决方法为不足凭。明乎此，始足以言以乐治国之异论。所谓政治，不仅是囚禁几个流氓入狱，释放几个良民出狱的机械问题，而是要移风易俗，使国家社会趋于礼义，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音乐便代表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之自然气象。据那说法，言诗言乐，几乎成为人生之意义，文化之终点所在。 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和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礼记·礼运篇》】 由天下太平称为“大顺”这种看法，可见和平非仅战事平静之谓，乃多种教化之力养育出来健全人类社会之结果。由此看来，欲求世治，单藉行政的解决办法自然不足，治国不仅限于“治理”之治，于是乎必尚礼乐，礼乐刑政同为社会政治之方，目的相同。《乐记》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篇之说乐，乃用心理学说法。礼乐所以“教民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然后“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社会之不安，政治之纷乱，皆起于“血气”心术无所制防，未得其正。欲求世治，最后还是正人心，非外物所可强使之“治”。这种天下大乱追源于人的心术的道理，犹适用于今日。故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乐记》） 【按物至而“人化物”，正是人为物欲所克，而成物质主义。“人化物”即已失人道，故可译为“dehumanized”；又是为物所化，故并不可译为“materialistic”。所以“物质主义”之形容词见于古籍者，当以“人化物”一语为最早。】 是故先之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心，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按王道即治道，即和平要术。】 至此而礼乐与治道之密切关系，可以明矣。政者正也，必先教民以正。故曰：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者，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和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快，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按：《乐记》为世界名作，常与西方学者言之，啧啧称欢，谓“乐同礼异”，“乐内礼外”，哲学条理甚明。惜乎今日，若不翻为白话文字，不知其中味矣。】 这节文字以礼乐相对而言，称为治道之工具，含有深奥哲理，可以大开眼界，并可纠正普通误谬，以为孔教务求实际，只讲杯盘锅灶，或是眼光与经济学相等，文明进化以饮食便泄二事了之。故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又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又曰：“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按此哲理，已入形而上学，而有玄学意味。】 最后，我们可以明治道之本及反情和志为强国之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和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反情和志，乃反人情之正，使意志相和，故译为“to create harmony by a rediscovery of human nature”。】 我可断言，孔子听见西洋学者欲求拨乱反治于饮食便泄之间，就要不耐烦，与我相同。我们如果以为亚洲人对于白种的罐头食物会觉满意，便是大错。亚洲人所宝贵者，乃空罐头而已，因其光彩悦目，玎珰悦耳，使得心灵快活，至于果腹问题，尽管有香蕉。 卜算篇第九 ——此篇原名“数学与和平”言和平非排比数字分发票号所可办到大旨排斥机械心理可与簿书篇并读 我们论事，眼光太窄，见识太板。上文已经提到中国之鄙夷数学式的思想。此为中国文化之弱点，也正是中国文化之长处。人生要节，都是超乎规矩方圆数学范围之外。因人之所以为人，而非机器号码，正在其心理叵测，心理叵测之处，也正是人事推移之所系。譬如灵魂便无法数分数点，上帝、自由、正义、诚信、自好、自尊等也都超乎数学之外，非在数学之内。在相反的方面，忿嗔、嫉妒、仇恨、畏忌、残酷、野心，也在数学之外，非在数学之内。所以使人生变卦者，就是这些出没靡定喜怒哀乐之情，而我们所最懵懂不明者，亦正是这些。其来去出没，无从预卜，但行事之间却又不能不为之提防。要计划世界和平，最要就是这些成分，但是请教那些经济数学专家，尽是徒然。 和平也者，非数学公式也，也非数学方程式所能解决。上章言儒家崇尚礼乐，可见中国思想精确不足，而玄通有余。盖天地之间，至大至微，莫不超逸数理。惟其科学到了测算天文及原子之行动时，才摇头丧志，觉得数学的公例告穷。【今日科学在至大至微之间，数学公例走入穷途，因此两端断头，科学家知之，常人独未之知。依数学言之，原子尽应击破，宇宙不存。爱因斯坦此刻正在搔首捻髭，欲合至大至微之道于一统系，而不可得，详见齐物篇。】所以今日讨论战后和平的图案内容，还不如讨论达到和平之入手方法，及我们对于求治程序的概念。我们对于求治程序的概念是数学式的，而亚洲对于建设和平思想上之贡献，就是否认这数学入手方法之足为凭恃。 数学是呆板的，人生是灵活的，是以数学决不足以解释人生。把黄钟大吕化为每秒几波的声浪，并不足以解释彭利利与苏门女士（Lily Pons、Elizabeth Schumann，歌剧明星）。所以解释彭利利与苏门女士者，乃其悠扬击节之混成“泛音”，这混成泛音却不即不离于可量与不可量之间。取精确者必舍玄妙，取玄妙者，亦必舍精确。惟和平既为人生之一部，是以数学亦将无法解释和平、理解和平，或创设和平。 换句话说，和平并非节制粮食计口发票的制度所可造成。是故疆界不明，邻邦安宁。关税不订，贸易增进。户口数字若模糊，和平解决即易图。列强若不管小国，弱小民族便安乐。大炮口径记不清，三次大战便不成。 所以我曾窃想，下次和平会议专派女人充当代表，和平便有希望，因为普通女人数字糊里糊涂，若必有男代表出席，只好先定规例，惟小学时数学曾经不及格者始有资格当选，以免破坏和平。事实上，连美国国务卿赫尔，也可懂得较精要的和平哲理问题，如果他左右没有那位数学狂的巴斯弗罗斯基【Pasvolsky，经济专家】。 且慎毋忘记，即在物质界上，科学说明事物之“然”（how），却永不曾说明“其所以然”（why），“何所为而然”（wherefore）。科学的范围是事物之过程，不是事物之本因，或是成绩结果之意义。事物之过程属于数学之内，其本因及意义位乎数学之外。科学说明原子如何行动，而不知其所以必如此行动。知道两粒钠碳分子结合，而不知道何以这两分子必须如此结合。科学描写酸类碱类，而于酸类之所以为酸为碱的究竟，一无所知。科学证明金鸡纳霜可医疟疾，而不知这药怎样杀死疟菌。科学描写地心吸力，而不敢冒充说知道地心吸力是何物，或者何以要有这地心吸力。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科学仍是止步，进不得去。科学知道橡实萌芽长成橡树，而不知橡实成树之所以然。科学视察证明“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而“适者”之所从来（arrival of the fittest），无法解释。他能解释长颈鹿之长颈在生存竞争之价值【可食非洲高树杪的嫩枝细叶】，而无法解释第一条长颈出现所必有化学上及生理学上的变动经过。他告诉你金钱豹的斑点有隐伏草丛中的作用，而你问他这金钱斑点怎样来的，科学便哑口无言。他解释花香的存在价值，但是你问他丁香柠檬怎样造出那奇香，他只低首赧然，无辞以对。他告诉你，蚕食桑叶生丝，蜂采花心酿蜜，牛吃青草生奶，除此以外，也没有发明什么新义。因为归根结底，还是蚕能生丝，蜂能酿蜜，牛能生奶这么一句话，而丁香树也能从一撮园土造出那无与伦比的奇香。且由这些草木昆虫做起来，都极简单易为，一挥而就，准不出岔。 在物质界如此，在精神界及人事上，更加如此。耶稣教徒之崇尚物质及其唯物史观唯物人生观，常令我非耶稣的人怒发冲冠。我已说过，世界和平，首在起信，信念不存，走投无路。凡人生稍可宝贵之事，都非科学所能证验，要信以为真，惟赖信念。先举一例，民主政治之中心思想，个人之尊严，绝对无法证明；科学决定无法证明个人有什么尊严。主观一入，客观不存，而人生却是十九系于主观态度。一个女人要做闺媛，便是闺嫒，要做婊子，便是婊子。霎时间婊子可以化成闺媛，惟在一转念之间耳。这一转念之机理，也正同宇宙间花香鸟语之神秘，叫科学无法解释。同样的，科学对于人类之安乐自由平等，一点没有意见，因为这些美恶妍丑本非科学的范围，也无法收入科学的笼中。自由无法证验。世界合作之可能性，也无法证验。其可能与否，非科学所证验，惟有证之于心，验之于行。【信而行之，斯足为知。】就是酒徒呆子状元宰相的儿子，命里是好是坏，都没法子证验或预卜。个人总是逃出科学的圈套；惟有集合多数，像保险公司的统计，才可仿佛立出一条定命论【机械式】的公例。但是除非人类社会整个用定命论看法，人类社会的科学，连一个入手法门都办不到。除非我们让步，承认男女人类只听某种机械力量随意摆布，奈何不得，就不得不承认一切人类行动的科学（若历史科学、诗词科学）为万不可能。 以机械方法解决和平世治问题，危险就在此点。但是西人数学式的思想习惯已经固定不移。职是之故，大家莫知适从——战后和平计划成百，而一点出路都没有。没有一种计划，叫我们有把握，安心相信世界和平可做得到。西人思想之完全机械化，可由个人数种经验举例作证？ 我在大学念书时代，最大刺激之一，就是听到“臭味有体质论”。我原以为臭味就是臭味，就不属于精神，至少也没有什么物质，根本就不去管他。这么一说，臭味是物体的细部，由某物播发出来，袭击鼻官的神经尾端，也就得假定有这些细物时时刻刻由某物射发出来，充满空间，理论可以看得见。这也许对，也许不对，我全不知道。也许樟脑丸真的分发这些物体出来。但是又是假定无论何物何人，都是这样射发细体，满播空中。狗能闻见人类所不能闻的味，有的香甜，有的恶臭。狗有言语，必有许多形容恰当分味的名词，不像我们只有‘香”“臭”“酸”“辣”几字而已。某味与某味相投，某味与某味不合；甚至可以闻到一种“臭味的交响曲”【语病】，与音一样。同时这些物体都得跳跃荡漾乎空中。但是，大体说来，这说还说得过去。 至于光，这物体说已岌岌可危了，因为最有名教授至此不能同意。光是否物体，或是只是某种激动、某种波浪？如是波浪，是什么波浪，激动什么？此巷不通，我们已经碰壁。光系物体说，理论上有许多困难。假定光是细体，而深夜空谷中两点灯光向各处射发这细体，我们就得假定，凡在任何可以并见这两点光之处，必有两件物体同时存在于同地【科学理论所不容】。到头来，光是物体之说，由后世看来，必算为现此机械时代人之黑暗迷信。现今因为通行机械观念，我们束手无策，因为无论世上什么东西，想来非有物体不可，所以光为何质，已成为我们的闷哑谜，只好称之为“量子”（quantum），量子也者，盖言某量（quantity）而已。什么的量呢？【参见齐物篇】 我还记得，上施维思教授（Edouard Sievers，德国语言学专家）的课，听说诗词的韵律，不是两音一拍，便是三音一拍。这个自然，因为一音不能自成律，而四音必复析而为一与三，或二与二的分段。但这就不科学。另外，有半科学的解释，说人类韵律拍节的感觉，有个物质的基础。二音节是基于走路时左右两脚的行动。那末三音节呢？三音节是基于呼吸——呼时一拍，吸时二拍。这种话并非科学，乃科学界的茶余酒后之谈资（“small talk”，即闲谈）。外人很少知道，文科教授常由科学转入科学的“闲话”——如说罗马帝国亡于蚊子【即亡于疟疾，是即所谓历史闲话】。科学闲话，正与社交的闲话一样，叫人听来又有趣又动听。 最近有一位朋友私下告诉我他的时间论。这时间论认为时间之长短久暂，本无绝对标准，是凭独断的。比如一个早晨，由一只夏虫看来，未必和寿命七八十岁的人看来长短一样。我说庄子正正说过这话【“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大年小年之喻】。但是他说，他曾和一位医生谈过，而那位医生说，他所言不谬，但是这时间之感觉大抵和脉搏之快慢有关！我几乎目瞪口呆。常人不大知道，这种闲话，这类无从证验的假定，如何布满文科的科学，如心理学；也不曾料到心理分析之学整个统系大半是揣度臆测的性质。【比如说，小儿时大便宽，将来为人乐善好施，小儿时常秘结，将来为人顽固吝啬。劳治贝根的神灵保庇！Roger Bacon，首创归纳方法论之一人。】 我举以上数例，所以指明今人思想方法之机械化，无可补救。因此，在讨论和平问题上，也只顾谈机械的国界、分区、限额、吨数、方里、人口等等，逃不出其范围，而对于和平必不可少的其他较高尚无形的东西，只好置之不问。我们对于数字有一种迷信。克尔伯森【Ely Culbertson，即勃立治——打牌的发明者，有战后计划，详见簿书篇。】将打勃立治牌的数学方法，移到国际警卫队上面，以图解决，便是一例。只要发一张国际上的“将牌”，认为公共的，大家可以召取，而同时依照某种分牌方法，他相信没有一位牌手可以打赢其余的人。他对于席上打牌者的“赌品”却一字不提——有人手中牌坏而冒险性大，有人明明一副必胜的好牌，只因心神不定，与座旁美人谈天，就将良机白白错过。在他看法，这国际警卫队的牌戏，如同一架自动机，谁来小试，定要输钱。 上次大战之后，美国参议院得了一次经验，想出一个保险的机构，可使美国不再牵入漩涡中，就是定“现款交易自备船运”的原则，使美国物质上与战区隔开。从前德国潜水艇打沉载运美国船客货物的美国船舰，所以美国牵入漩涡，所以他们便想，要断绝物质上的联系，应该禁止美国船舰及美国货物驶入战区海上。再简单没有。他们忘记，还有一个人类心理问题，也许在某时，美国人将不愿实行这现款交易自备船运的原则，甚至有时，实行这条禁律将竟为舆论所不容。所以纸牌造成的房屋，还是纸牌一样稳固。不，亚拉伯号码或是罗马式字数不能给我们和平。号头数字于分发粮食票或彩票甚相宜，或是可做和平计划的工具，但决不足为和平的屏障。 所以我还是相信孔夫子，相信礼乐治国。孔子毫不思虑逸出数学的范围，而求社会政治之治于道德人心之治。他甚至超出行政法律的范围，以求反情和志。他并指出人心感于外物，生出好恶，若不加节防，便为世乱之源。 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 明礼篇第十 ——此篇言礼让为礼教之一部与强权政治之争夺相反去争夺惟有礼让别无他道末复以近事证之 此地似应为“以礼治国”作辩。礼即礼貌与仪节。中文“礼”字包括此二义，复引伸发挥为以伦常秩序，为立治的基础之精义，而社交【乡饮酒、冠礼、射礼等】宗教【尝类郊禘等】及宗庙【如宾军大祀庙礼等】之仪节，成为这伦常秩序之仪表法文。 礼者，乃儒家之中心思想，其哲学的目的，在由于心理建设好治恶乱之心造成社会间移风易俗的伦常秩序。孔教在中文即称为“礼教”。姑弃其精义不讲，单讲通常所谓“礼貌”之礼，犹宛然易辨。华人自称为“礼让之邦”，盖言中国文明之所以别于蛮夷（往时邻邦事实上确是蛮族）而得号称文明者，正以其崇尚礼让二字而已；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惟解挥拳攘臂，不逊不悌，未识让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