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四书解题及其读法 [book_author]钱基博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23356 [book_dec]近代，钱基博著，详细考证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以及《孝经》的作者、版本，隶属四书的始末，并归纳了研究方法。书中自序叙述了历代研究四书之源流、变迁；正文内附有参考书目。本书语言简洁，但其对经学版本、目录、源流等方面的研究广博而精深，令人叹为观止。 [book_img]Z_12226.jpg [book_title]自序 余以十四年讲学北平，遇梁任公，贻以《要籍解题》一册；中《论语》、《孟子》，意有异同，别纂为篇，任公不之忤也！十六年在上海，成《中庸解题》；今秋病不能事，养疴杜门，发箧得向时肄诵《大学》本，籀绎其指，条次成文，而后《四书》之篇第备。伏念《明史·艺文志·经部》始立《四书》一门，前史无是例也！《论语》、《孟子》旧各为书；而《大学》、《中庸》则《礼记》中之二篇，自司马光始表章之，二程兄弟详为论说；而编为四书，则自朱子始：原本首《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其教人也，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絜领，而尽《语》、《孟》之精微；不参之《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指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学者先读《大学》以立其规模，次及《语》、《孟》以尽其蕴奥，而后会其归于《中庸》；盖以为学之程序，而第其书之先后也。书肆刊本，以《大学》、《中庸》篇页无多，并为一册，遂移《中庸》于《论语》之前；江都汪中好为诋诃，撰《大学平义》一篇，乃居为奇货，谓“曾子受业于孔门，而子思则其孙也。今以次于《论语》之前，无乃傎乎”，而不知朱子之旧不如此！今第《四书》，壹复其旧，《中庸》殿四书之末，而《大学》列《论语》之前。《汉书·艺文志》：“《论语》，弟子各有所记，门人相与辑而论篹。”而汪氏则谓“《大学》者，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则亦门人相与辑而论篹之书也，何不可以次《论语》之前乎！至《中庸》以次《孟子》之后者，所以立民彝之极则，明至德之会归；朱子盖尝见义于《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曰：“《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入道之渐！”别识心裁，不同常解；未可绳以一孔之论也！朱子为宋学大宗，而其解经则壹依汉儒家法，尝谓：“某寻常解经，只要依训诂说字。”（《语类》卷七十二）“汉儒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答张敬甫书》）“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语类》卷一百三十七）“程先生经解，理在解语内；某集注《论语》，只是发明其辞，使人玩味经文，理皆在经文内。”（《语类》卷十九）一生精力，殚于《四书》。《大学》古本为一篇，朱子则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中庸》亦不从《礼记》郑玄注分节，用汉儒书《欧阳、大小夏侯章句》、《春秋公羊穀梁章句》之例，谓之《章句》；而《论语》、《孟子》则融会诸家之说，谓之《集注》，犹何晏注《论语》，裒八家之说，称《集解》也。诂训取之汉魏，义理宗于二程，先之《精义》以荟萃众家，继为《或问》以辨证得失；《四书》之学，朱子实以名家！而后来绍明其学者，皈依攸同，蹊径各别；核而为论，不出二派：其一采朱子《文集》、《语录》，下逮门人所记以发明《章句集注》，则有宋真德秀、刘承撰《四书集编》二十六卷，赵顺孙撰《四书纂疏》二十六卷，元卢孝孙撰《四书集义》一百卷，刘因删其烦芜，成《四书集义精要》二十卷（佚二卷），胡炳文撰《四书通》二十六卷，倪士毅《重订四书辑释》二十卷，史伯璿撰《四书管窥》八卷，凡六家（卢孝孙、刘因为一家）一百三十六卷，以朱诂朱，是为正宗。其二旁采众家，参证同异，以折衷于《章句集注》，其中又分二派：有主发明义理者，则有宋蔡模撰《孟子集疏》十四卷，蔡节撰《论语集说》十三卷，金履祥撰《大学疏义》一卷，明吕留良撰《四书讲义》四十三卷；有重训诂考证者，则有宋金履祥撰《论语集注考证》十卷、《孟子集注考证》七卷，元张存中撰《四书通证》六卷，詹道传撰《四书纂笺》二十卷，清程大中撰《四书逸笺》六卷，凡八家一百二十卷：或旁采博搜，以朱子为折衷；或拾遗补阙，匡朱子所未逮；而要之言必有宗，义取旁证，此为旁裔。其它诸家，有无心与朱子立异而颇不合于朱子者，亦分数派：则有宋郑汝谐撰《论语意原》二卷，张栻撰《癸巳论语解》十卷，此与朱子同时而不相为谋者也。宋黎立武撰《中庸指归》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大学本旨》一卷，此与朱子同门异户，而传郭忠孝、郭雍之学，于程门别树一帜者也。宋袁甫撰《中庸讲义》四卷，阐陆象山之旨；而明周宗建撰《论语商》四卷，刘宗周撰《论语学案》十卷，鹿善继撰《四书说约》三十三卷，黄宗羲撰《孟子师说》二卷，承王阳明之绪。此与朱子道不同，故不为谋者也。孙奇逢撰《四书近旨》二十卷，则又折衷朱陆之间者也。凡九家八十七卷，皆无心与朱子立异而颇不合于朱子者也。亦有立意与朱子为难而别标眉目者，则有元陈天祥撰《四书辨疑》十五卷，明高拱撰《问辨录》十卷，清毛奇龄撰《论语稽求篇》七卷、《四书剩言》四卷、《大学证文》四卷、《四书改错》二十二卷，凡三家六十四卷。具条睹记如右，庶几读者穷原至委，竟其流别，足以阐明朱子《四书》一家之学矣！清儒解经，憙称汉学，以自别于朱子；而门户蹊径，又自不同：有搜采异义以匡古注之阙违者；胡渭撰《大学翼真》四卷，焦循撰《论语补疏》二卷，宋翔凤撰《孟子赵注补正》六卷、《大学古义说》二卷、《四书纂言》四十卷，刘台拱撰《论语骈枝》一卷，沈涛撰《论语孔注辨伪》二卷，黄式三撰《论语后案》二十卷，潘维城撰《论语古注集笺》二十卷，俞樾撰《续论语骈枝》一卷，凡八家九十八卷。有绍明绝学以葺一家之佚说者；宋翔凤辑《论语郑注》十卷，俞樾撰《论语郑义》一卷，凡二家十一卷，此发明郑义者也。宋翔凤又以刘熙之学，出于郑氏，其注《孟子》，如南河牛山诸注，考其地形，并胜赵岐，辑《孟子刘注》一卷，此宣扬刘熙者也。刘逢禄撰《论语述何》二卷，宋翔凤撰《论语说义》十卷，刘恭冕撰《何休注训论语述》一卷，戴望撰《论语注》二十卷，康有为撰《论语注》二十卷，凡五家五十三卷，此绍述何休者也。但就考订而论，亦复各有所明。有考订名物人地者，凡七家二十六卷：阎若璩撰《四书释地》一卷、《续》一卷、《又续》二卷、《三续》二卷、《余论》一卷、《孟子生卒年月考》一卷，孔广牧撰《先圣生卒年月日考》二卷，宋翔凤撰《四书释地辨证》二卷，此考订地理人物者也。江永撰《乡党图考》十卷，金鹗撰《乡党正义》一卷，此疏证名物典制者也。其他若王夫之《四书稗疏》二卷，方观旭《论语偶记》二卷，则名物典制，人名地理，有所得，辄记之，亦属此类。有考订文句音义者，翟灏撰《四书考异》七十二卷，徐养原撰《论语鲁读考》一卷，蒋仁荣撰《孟子音义考证》二卷，凡三家七十五卷。至周广业撰《孟子四考》：曰《孟子逸文考》第一、《孟子异本考》第二、《孟子古注考》第三、《孟子出处时地考》第四，则又博极群书，而于时地人物，文句故训，兼考备采，以自名一家言者也。若乃弥纶群言，折衷至当，则有刘宝楠恭冕父子撰《论语正义》二十四卷，焦循《孟子正义》三十卷，撷众家之菁英，集清学之大成焉！特是《论》、《孟》多专家，而《学》、《庸》罕兼及；此乃汉学门户，所为与朱子不同者也。惟朱子特标《四书》以约《五经》之指归；而汉学则揭《孝经》以见六艺之总会。《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既立《孝经》一类，以统《五经》杂议；而郑玄《六艺论》则谓：“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隋书·经籍志》亦引其语而卒之曰：“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然则《孝经》者，六艺之总会，大道之本萌也；故以附于篇，匪惟征汉宋之异学，抑以明至德之由茁。朱子精阐之以天人性命之奥，汉儒体验之于人伦日用之常，一则发微以阐显，一则言近而指远。以立言论，朱子入微，而汉儒为粗；就体用言，朱子蹈空，而汉学平实。辞趣不同，而要归之于修身以立命，尽己以淑群，则无乎不同！髫岁服习，初不经意；而今四十岁，饱更世患，民治革政，共而不和，争民施夺之既久，寖寻以至今日，又见有专无制，哀哉耗已！末法披昌，人将相食！穷则反本，重温故书；然后知圣人忧世之情深，仁民之道大也！缮写既定，而为考镜原流，发明指意，于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庶几尼山正名之义云尔！ 中华民国十八年十二月无锡钱基博自序 [book_title]大学第一 《大学》之书，古之太学所以为学之道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规模者，赖有此耳！爰撰为篇，以诏学者。 【解题及隶《四书》始末】《大学》为《礼记》四十九篇之一，次第四十二。自宋以前，无别行之本。司马光有《中庸大学广义》一卷，见陈振孙《书录解题》；而《大学》一书，始与《中庸》骈称别出。程颢及弟颐世称二程夫子，为道学开山之祖；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至于穷理尽性，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并行，以为标指，而达于六经。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宋史·道学传》）在孝宗淳熙之世，乃撰《大学章句》与《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并行。宁宗朝，开伪学禁，称《朱熹四书》。自是有《四书》之目，而《大学》遂为《四书》之一。谓之大学者，厥谊有三：一曰大学者，太学之道。《礼记》郑玄注“大，旧音泰”，程子改读如字。按大小太少，古籍通用，如大宰一曰太宰，小宰一曰少宰之类，不以老稚巨细分也。大学之对小学而得名，虽程朱未之易也！（王夫之《四书稗疏》一）朱熹之序《大学章句》曰：“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则是小学为童子之学，大学为成人之学。是小学为少学，而大学为太学矣！大学之书，古之太学所以为学之道也。此一谊也。一曰大学者，大人之学。（《朱子章句》）大人以对小人而得名。樊迟请学稼，子曰：“小人哉樊须！”（《论语》）子路言必信，行必果。子又斥之曰：“硁硁然小人哉！”（同上）孟子称“体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孟子·告子上》）小人者，私其我于一己者也；大人者，扩其我以善群者也。大学之道，本之修身，达于天下，明德匪徒自明，亲民期于至善；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一贯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学；既不同于孟子之所讥“养其小者”，亦非如独善其身、言信行果之为硁硁然小人。此其所以为大人之学也！又一谊也。抑余重有进焉：学之为言觉也。（《白虎通·辟雍》）大学者，大觉之谊也。儒者之称大学，悬为治学者至高之鹄的；犹之释氏标佛为最高境诣，以树进修之鹄的[1]。佛，正音佛陀，汉言觉也。觉具三义：一者自觉，悟性真常，了惑虚妄；二者觉他，运无缘慈，度有情界；三者觉行圆满，穷原极底，行满果圆。（《翻译名义集·十种通号》第一）此之谓佛，亦此之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者，自觉也。在“亲民”者，觉他也。“在止于至善”者，觉行圆满也。佛之教人也，则曰“唯行菩萨行者，得成佛；其修独觉禅者，永不得成佛”。何谓菩萨行？菩萨，正音菩提萨埵。菩提，此谓之觉；萨埵，此曰众生。以智上求菩提，用悲下救众生，（《翻译名义集·三乘通号篇第五》）故曰菩提萨埵。傥证之于大学：由格物，而致知，而诚意，而正心，而修身；以智上求菩提也；“在明明德”之事也。由齐家，而治国，而平天下；用悲下救众生也；“在亲民”之事也。如是者为菩萨行；而成佛者舍是莫由！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是谓菩萨发心。而独觉禅者，以自证自果为满足者也；譬之吾儒，则言必信、行必果之硁硁然小人矣。独觉禅之所以永不得成佛者，以自觉而未能觉他也。言必信、行必果之所以为小人之硁硁者，以独善而未能兼善也。必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斯为大学之究竟义。 【《大学》之作者】按郑玄《目录》曰：“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此于《别录》属通论。”（《礼记正义》引）而不言作者何人。（毛奇龄《四书改错》云郑氏《礼注》、孔鲋《孔丛子》并云《大学》、《中庸》皆子思所作，此或可据今检两书不得未识何本。）盖东汉时，已不得作者姓名。朱熹撰《大学章句》分经一章，传十章；以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其《答林择之书》云“《传》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门人成之”；此则信矣！然孔门记夫子之言，必称“子曰”、“子言之”、“孔子曰”、“夫子之言曰”以显之；今《大学》不著何人之言，以为孔子，义无所据。（汪中《述学·大学平义》）休宁戴震东原幼而就傅，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师无以应。（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按朱熹以前，实未有以《大学》为曾子作者；然考订圣贤之言，亦以其义理辞气得之，非必全藉佐证。且如张揖以《尔雅·释诂》为周公作，揖亦生周公千载之后，何以知其然？而诸儒不疑也。又如《缁衣》为公孙尼子作，此出于刘之言，而论者无异议；又何独可信乎？朱熹以为《大学》曾子作，亦此类也。（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惟《大学》之书，理极宏博；而曾子所作，语出臆测。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既无佐证，不如阙疑。特玩诵其文，平正无疵，与《坊记》、《表记》、《缁衣》伯仲；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于孔氏为支流余裔，师师相传，（汪中《述学·大学平义》）要可断言云！ 【《大学》之本子】昔萧山毛奇龄大可撰《大学证文》四卷，备述诸家《大学》改本之异同，首列《礼记》注疏本，《大学》之真古本也。次列汉《熹平石经》本，有录无书；以原本不传，且考验旧文，知即今注疏之本，故不复列。次为魏《正始石经》本，明鄞人丰坊道生所依托者；仍列于前，从其所伪之时代也。次为明道程子改本，次为伊川程子改本，次为朱子改本，皆录全文；次为王柏改本，次为季本改本，次为高攀龙改本，即崔铣改本，次为葛寅亮改本，皆仅列其异同之处，而不录全文，凡十本。而汉《熹平石经》本，即注疏本，实九本。宋以前，皆用注疏本；宋以后，改本不一，而朱熹为大宗。熹撰《章句》，盖折衷于注疏本与程颢本之间者。颢以“《康诰》曰克明德”以后，释“明”字、“新”字、“止”字者，联于首章“明德”、“亲民”、“止至善”三语之下；然后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又然后以“所谓诚其意”以后节节释焉。而颐则自“大学之道”，至“未之有也”下，接“子曰听讼吾犹人也”至“此谓知本”；下接“此谓知之至也”；下接“《康诰》曰克明德”，至“止于信”；下接“所谓诚其意者”，至“辟则为天下僇矣”；下接“《诗》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没世不忘也”；下接“《康诰》曰惟命不于常”，至“骄泰以失之”；下接“《诗》云殷之未丧师”，至“亦悖而出”；下接“生财有大道”，至“以义为利也”。惟首尾三段，仍其旧贯；而移易倒错，漫及全篇矣！熹则用颢而不用颐；自《记大学后》曰：“《大学》一篇，《经》二百有五字，《传》十章，今见于戴氏《礼》书；而简编散脱，传文颇失其次，子程子盖尝正之；熹不自揆，窃因其说，复定此本。盖《传》之一章，释明明德；二章，释新民；三章，释止于至善；（以上并从程本而增“《诗》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释本末；五章，释致知；（并今定）六章释诚意；（从程本）七章，释正心修身；八章，释修身齐家；九章，释齐家治国平天下；（并从旧本）序次有伦，义理通贯，似得其真，谨第录如上。”（《朱子文集》卷八十一）云旧本者，注疏本也，自是熹本行而注疏废；后儒不慊于熹者，乃反本修古而用注疏本，明王守仁之撰《大学古本旁释》一卷，（一本四卷）是也。《大学》古本“其本乱”至“未之有也”，接“此谓知本”至“故君子必诚其意”；（熹《本传》之第五章、第六章）下接“《诗》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没世不忘也”；（熹《本传》之第三章下半）下接“《康诰》曰克明德”至“止于信”；（熹《本传》之第一章、第二章及第三章上半）下接“子曰听讼”至“此谓知本”；（熹《本传》之第四章）此《大学》古本之异于朱熹者也。逊清一代，汉学极盛。安溪李光地晋卿一生宗信朱熹，而撰《大学古本说》一卷，独依注疏而不与同。而长洲宋翔凤于庭论学崇西汉，尤以《大学》，《礼记》四十九篇之一，首尾完具，脉络贯通，无经传之可分，无缺亡之可补，成《大学古义说》二卷以废朱熹。顾亦有用朱熹而删其补传者，德清胡渭朏明撰《大学翼真》七卷。其第四卷以下，为渭所考定之本，大指仍以朱熹为主，力辟王守仁改本之误；以《经》为一章，《传》为八章。其《诚意章》以下，与诸本并同；惟以“《康诰》曰”至“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为第一章，统释三纲领。以“《诗》云邦畿千里”至“此以没世不忘也”为第二章，谓前三节，释《经》知止能得之序；后两节，释知止之由与能得之序。以“听讼吾犹人也”一节为第三章，谓释本末之意；而移“此谓知本”二句，于前章“止于信”之下，与诸本为异。其说与朱熹虽小异，然仅谓格致一章，不必补传耳。要之《大学》一书，以注疏本为最古，以朱熹本为最通行，一汉一宋如日月之经行中天！谨为条其原委于此。 【《大学》之读法】《大学》之书，文章典则，辞趣宏深，扩其量以平天下，引其绪于明明德。故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六通四辟，运用无乎不在矣！岂容草草，为拟读法： 第一，明其宗旨　大学者，大人之学，不私其我于一己之学；大觉之道，匪以独觉为自慊之道；题蕴昭宣，宗旨自明。格物致知者，始事也；诚意止至善者，极功也。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以之修身，谓之明德；以之淑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大学》之以至善知止，犹《易卦》之以《未济》终篇。精益求精，人心既无自慊之日；善又有善，吾道宁有息肩之涯。引之弥长，恢之弥广。善之鹄的，既以人群之进化而弥高；学之励修，又以鹄的之继高而精进。此《易》六十四卦之所为终于《未济》，而止至善所以为《大学》之极诣也！ 第二，核其篇章　周秦古书，凡一篇述数事，则必先详其目而后备言之，首末相应，（汪中《述学·大学平义》）此不仅《大学》为然；独《大学》一篇，朱熹分为《经》一章，《传》十章，最为清儒所訾议。然按注疏本，郑玄于后诸节，皆一一分注曰“此广明诚意之事”；“覆明前经正心修身之事”；“重明前经修身齐家之事”；“覆明前经齐家治国之事”；“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国之事”。是郑君亦已核其篇章，分应前经；（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非朱熹始分章也。《毛诗·豳风·七月》首章，郑笺云：“此章陈人以衣食为急，余章广而成之。”然则古人之文，有以余章广成首章之意者；若朱熹但于首章之下云“余章广而成之”，而不分经传，（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九）此则郑君家法，而清儒不能加以訾议者也。特是郑君注《大学》，既一一分应前经，不应诚意前独阙格物致知之事；而又以曾子曰，《淇澳》、《烈文》两诗，《康诰》、《太甲》、《帝典》三书，《汤盘》、《玄鸟》、《文王》之诗，夫子听讼之言，总谓皆是诚意之事，殊为混淆不确！（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此其中有讹脱，固可悬揣而知。朱熹移易补传，固为武断；而理顺文从，特为过之。此以终古不废也！或以诚意，正学者切要处，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不当退处于后？然《大学》开篇曰“在明明德”；则上一“明”字，自不可忽。格物致知，正明之之实事始功；诚意非所以成始也，故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至而后意诚”，次第分明。然则朱熹退之处后，何尝无据也！（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上）熹于《大学》修改无虚日，《诚意》一章，未终前三日所更定，（王懋竑纂订《朱子年谱》卷四）岂漫为然。夫意之不诚，由于知之未致，《中庸》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庸》之言自明诚，犹《大学》之言知至而后意诚也！何疑于朱熹之退《诚意》章于后乎！ 第三，稽其训诂　按《大学》训诂之聚讼者，不出三事：（一）曰“明明德”。郑玄注：“明明德，谓在明其至德也。”孔颖达疏：“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章显之。”注以“明德”为至德，既涉浮泛；疏用章显训上“明”，尤近外铄。循文为训，未中肯要！独熹章句最为警切！称：“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上“明”之解，用郑注而特分明了当；“明德”之训，取孔疏而更鞭辟入里。《尔雅·释言》：“明，朗也。”《贾子·六术》、《道德说》皆称“明者，德之理”；而重言以申之曰：“德生理。理，离状者也。性生气而通之以晓，理生变而通之以化。明者，神气在内，则无光；而为之明，则有辉于外矣。外内通一，则为得失；事理是非，皆职于知故曰光辉谓之明，明生识，通之以知。”《说文·明部》：“朙，照也；从月，从囧明。”（古文明从日）《广雅·释诂三》：“明，类也。”《释诂》曰：“明，发也。”从日从月，以象本体之明；故曰：“人之所得乎天。”曰朗曰照，以拟中边之彻；故曰：“虚灵不昧。”曰类曰发，以通离状之理；故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古训是式，岂曰苟焉而已！然后知熹弥纶群言，研精一理为不可及也！（二）曰“亲民”。孔颖达疏称“亲爱于民”；而程颢则曰“亲当作新”，朱熹《章句》采焉。清儒多明孔疏以难程朱。然下文释“明明德”之后，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则是明以新民为言；而上文必执“亲爱”为训，前后不照，于义何取！且同声通假，古书极多其例；何独于“亲当作新”而疑之！（三）曰“格物”。郑玄注：“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穿凿难晓，于上下文义尤扞格。而朱熹《章句》则曰：“格，至也，物，犹事也。”“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物”之“犹事”，既同郑玄；“格”之诂“至”，语出《尔雅》。（《尔雅·释诂》：“格，至也”。）格物，犹言随事也。熹癸未垂拱奏札称：“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了然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缪。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尝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朱子文集》卷十三）此朱熹“格物”之真实解故，而所以自命一家！盖舍格物而言明德，象山之学也；离明德而言新民，永嘉之学也；（永嘉之学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著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而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则是大学者，朱熹之学所自出也。特为疏通证明如此。 余六岁读《大学》，迄四十岁，涵泳体味，久而有会。粗述睹记，以备研讨云尔。 [book_title]论语第二 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此矣。（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第十八）夫大道无名，圣人不称。圣人岂不欲废去应问，体道以自冥哉！道无问，问无应，不发一言，下与万物同患，此特畸人耳！匪圣人之所尚！然则孔子虽欲忘言，岂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学者之问而已！（陈祥道《论语全解》序）粗述睹记以篹为篇。 【解题】《论语》云者，孔子门人论篹夫子之语而因题耑也。《汉书·艺文志》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则是门人论篹夫子之语而因题耑也。《论衡·正说篇》：“初孔子孙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若以《论语》之名，为安国所题者。然按《论语》名见《礼记》，《坊记》引《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而《礼记》百三十一篇，《汉书·艺文志》著录以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然则《论语》之题，当不始于安国也。《诗·大雅》毛传曰：“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说文·言部》：“直言曰言，论难曰语。”“语，论也。”“一论，议也。”“议，语也。”“语”“论”“议”三字展转互训，是“论”“语”二字异名同诂，为与人言之称也。今按其书所记，有孔子答弟子问者，有弟子自相答问者，又有时人相言者，有臣对君问者，有师弟子对大夫之问者，亡虑多论难之语。《论语》题耑，或亦以此？然其中直言之言，亦自不少；如“子曰”“有子曰”“曾子曰”“子夏曰”之属，是也。或说：“名书之法，必据体以立称。犹如以孝为体者，则谓之《孝经》；以庄敬为体者，则谓之《礼记》。然此书之体，适会多途；皆夫子平生应机立教，事无常准，或与时君抗厉，或共弟子抑扬，或自显示物，或混迹齐凡，问同答异，言近意深，《诗书》互错综，典诰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名故难求乎诸类，因题《论语》二字，以为此书之名。论者纶也，轮也。言此书经纶今古，而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见皇侃《义疏》序，疑皇疏非真，故或之。）此疑后起之新义，而非本来如此也。特以深得圣人“应机立教”之旨，故著焉。 【《论语》之记者】说者不一：《论语谶》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则撰者不一人；何晏《集解叙》云：“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此最古说，东汉班固本之而著入《汉书·艺文志》者也。赵岐《孟子题辞》曰“七十子之俦，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亦与刘向说同。独郑玄《论语序》谓“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见刘宝楠《论语正义》附录《郑文论语序》佚文。）子夏出《论语谶》；然又指出仲弓、子游，不知何本？魏朝王肃亦同其说。（陆九渊《象山语录》曰：“郑康成、王肃谓《论语》为子游、子夏所编。”）此第二说也。然谓之曰“等”，则所该者广，犹是“孔子弟子记”之意尔。独唐柳宗元驳难“孔子弟子记”之古说，而以为“曾子弟子之为之”也。曰：“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有子称子者，孔子之殁，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而师之也。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见《论语辨》。）此后起之新说也。宋儒程颐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是书独二子以子称。”盖仍柳宗元之说，而稍有不同者，盖柳氏以为“曾子弟子之为之”；而程子以为“有子之门人与为之”也。朱熹载其说于《集注》之前，近儒康有为梁启超皆以其说为不可易者也。特康氏用柳说，（见《论语注序》。）而启超采程子耳！（见《要籍解题》。）然宋之杨时、陆九渊，清之姚鼐、刘宝楠，皆疑程子之说为未必然。时之说曰“《论语》首记孔子之言而以二子（有子、曾子）之言次之，盖其尊亚于夫子”；（见《论语解》。）不主师说出其门人。而九渊以为“《学而篇》子曰次章便载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载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称之；盖子夏辈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见《象山语录》。）特出揣测之辞，尚未有佐证也！姚鼐则引《檀弓》为佐证，谓：“《檀弓》最推子游，似子游之徒所为；而于子游称字，曾子有子称子，似圣门相沿称皆如此，非以字与子为重轻也！”（见《古辞篹论语辨》注中。）余按《檀弓》之记有子曾子皆有贬辞；而于曾子特甚！然不敚其子之称也，知姚氏“圣门于二人相沿称子”之说为信。顾亦有以闵子骞称字，征为闵子骞撰者。宋永亨谓：“《论语》所记孔子与人语及门弟子问答，皆斥其名，未有称子者；虽颜、冉高弟，亦曰回曰雍。至闵子独云子骞，终此书无指名，意其出于闵氏。”（王鸣盛《蛾术编》迮鹤寿按引明张燧《千百年眼》亦有此说。）然按《论语》记诸贤，称字者亦不一例：如仲弓、子路、子夏、子游、子张、子贡、子贱、子羔，皆独称字；颜渊、冉伯牛、漆雕开（本名启，字开。以开为名误自《孔注论语》。开名俗本《家语》。开字子若之文说详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公冶长、巫马期、司马牛、曾晳、公西华、樊迟与闵子骞，则皆字而加姓。又有名氏字直书者，如有子又称有若，陈子禽又称陈亢，原思改称宪，宰我又称予，南容又称南宫适，冉有又称冉求，亦止称求；既氏字矣，而又名之，迄不画一。盖七十子之徒，记其师，固以书字为敬；或加氏者，必七十子及三千人中更有与同字一人，则加字以为识别。《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冉子、有子并字子有，奚容蒧、伯虔并字子晳，曾蒧（即点字）、狄黑并字晳，荣旂、县成并字子旗，骧驷赤、郑国并字子徒，公祖句兹、秦非并字子之，颜哙、乐欬[2]并字子声，漆雕哆、邽选并字子敛，公西舆、公西藏并字子上。七十二子中，同字者已九人；三千之徒，从可知矣。以有两子有两子晳，故记曾子冉子，必加字，断无书子有子晳者；他皆此例也。至《哀公问年饥章》称若；君前臣名之礼也。《问异闻章》称亢，《问耻章》称宪，《问羿奡章》称适，《问礼之本章》称放，《太宰问子贡章》称宰，《非不说子之道章》称求，或其自记；《昼寝章》称予，《季氏富于周公章》称求，或以夫子声其罪，故贬而名之。（刘书年《经说·论语记诸贤称谓说》）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此或人必是夫子之同辈。（王鸣盛《蛾术编》迮鹤寿按）然则《论语》之记诸贤，称名有故，称字通例；匪独闵子骞而已。胡寅谓：“《宪问篇》不书姓，且直称名，疑通篇皆宪所记。”（见《论语详解》。）而何异孙则曰：“《公冶长》一篇，多论人物，恐是子贡门人所记。《先进》一篇称‘闵子侍侧’，恐是闵子门人所记。第十七篇，多子贡、子夏之言，然亦必曾子门人记之，以有‘曾子曰’故也。”（见《十一经问对》。）要之《论语》之作，不出一人，故语多重见；《汉书·艺文志》曰“当日弟子各有所记”者也。“门人相与辑而论篹”自在“夫子既卒”之后。“门人”者，孔子之再传弟子也。《里仁篇》“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正义》“门人，曾子弟子”；此其证也。古谓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受者为门人，汉人则曰门生，《后汉书·贾逵传》曰“逵所选弟子及门生”者是也。今推《汉书·艺文志》之意，盖谓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有所记”者，“当时”之“弟子”；而“相与辑而论篹”者，“夫子既卒”以后之“门人”也。《论语谶》称“子夏等六十四人共撰”。意“六十四人”者，必多“夫子既卒”以后之“门人”；而“相与辑而论篹”之时，尝以质正于子夏，故以子夏题首。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而《仲尼弟子列传》，则称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则子夏之生，在鲁定公三年也。据《十二诸侯》及《六国年表》，又十二年而鲁哀公立；又二十九年（《鲁世家》作二十七年。）而鲁悼公立；又三十七年而鲁元公立。元公四年，魏文侯之元年也。文侯十八年，受经于子夏。（《魏世家》载受经事在二十五年。）《礼记·乐记》有文侯问乐于子夏事，想亦在是时，计是时子夏已百有一岁；若就《魏世家》计之，则百有八岁矣！然则孔子七十二弟子，独子夏最老寿后死。“门人相与辑而论篹”，必以子夏逮事夫子，而为有道之正焉！是时去鲁悼公之殁二十二年；而去鲁哀公之殁，已五十一年矣！然则记曾子之死，称鲁哀公季康子子服景伯孟敬子诸人之谥，而王鸣盛梁启超之所引以为疑者，（见王鸣盛《蛾术编》梁启超《要籍解题》。）又何足怪！而记言之弁以“子曰”，如佛经之冠以“如是我闻”；所以明师说，绝杜撰。《智度论二》载：“佛入灭时，阿难请问四事，其第四问：‘一切经首置何字？’佛答：‘以后一切经首，当置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与某某众若干等，何以故？过去诸佛经初皆称是语；未来诸佛经初亦称是语；现在诸佛末后涅槃时，亦教称是语。’”将以溯师承之所自，征见知之有人。今按《汉书·艺文志》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而《礼·檀弓》记曾子述夫子“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之言；而有子固征“非夫子之言。”可知凡记一义，无不几经讨论，闻见有共，门人公认，而后篹以入书；特著“子曰”者，所以见门人相与辑而论篹，“非夫子之言”不辑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九，见于《论语》者八；（学不厌而教不倦，里仁为美，君薨听于冢宰，大哉尧之为君，小子鸣鼓而攻之，吾党之士狂简，乡原德之贼，恶似是而非者。）而其不见《论语》者二十一，当必为门人论篹之所不辑，而闻知见知之无微不信者矣！至所与辑而论篹，可考见其体者有二：（一）《论语》记圣人之言，有但记其要语，其余则删节之者，如《孟子·尽心下》：“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据此，则《论语》所记，节去上三句也。以此推之，如“君子不器”“有教无类”，四字而为一章，何太简乎？必有节去之语矣。所以然者，书之于竹简故也。故竹简谓之简，文字少亦谓之简；字义之相因，大率类此。（二）《论语》记弟子之问有两体，如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张问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凡问者盖皆如此，必有所问之语也。简而记之，则但曰“问政”“问仁”“问孝”耳。且诸贤之问，固有所问之语，尤有所问之意，如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岂子贡身为士而竟不知士之谓乎？此乃求夫子论古今士品之高下，故问及今之从政者；其他可类推也！（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因为籀其大例，发其指意于此。 【《论语》之本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三本：（一）《论语古二十一篇》，（二）《齐二十二篇》，（三）《鲁二十篇》。孔子垂教于鲁，其传当以鲁为宗。《齐论》者，齐人所传，多《问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武帝时，鲁共王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分《尧曰》以下，《子张问政》为《从政篇》，凡二十一篇。（《何晏集解》叙曰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与《汉书·艺文志》不同。）桓谭《新论》说《古论》云：“文异者四百余字。”（见陆德明《经典叙录》引。）或说：“《古论》以《乡党》为第二篇，《雍也》为第三篇。”（见皇侃《义疏序》，疑皇疏非真，故或之。）篇次亦不与《齐、鲁论》同。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合而考之，采获所安，为《论语章句》，除《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最后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号《张侯论》，（兼采《汉书·本传志》有《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而禹《本传》大书曰“为《论语章句》”是也。是为《论语》之第四本。东汉之包咸《周氏章句》出焉；见《何晏集解序》）是为《论语》之第五，第六本。其后郑玄以《周氏章句》之《张侯论》为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兼采《隋书·经籍志》、陆德明《论语音义》之说。《陆氏音义》曰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宋翔凤《师法表》云周之本即周氏之出于张侯者。刘宝楠《论语正义》云今以郑氏佚注校之，只得二十四事。）是谓《论语》之第七本。魏朝何晏之《集解》出焉。然《集解》本亦有与郑异者，如《为政》“有酒食先生馔”，“馔”郑作“馂”；《里仁》“无适也”，“适”郑作“敌”；《先进》“异乎三子者之撰”，郑作“僎”；《宪问》“子贡方人”，“方”郑作“谤”；《微子》“朱张”，郑作“侏张”；“废中权”，“废”郑作“发”；（见陆德明《经典释文》。）是为《论语》之第八本；盖即今《十三经注疏》本而流传于世者也。大只何晏采郑玄，而郑玄本张侯；篇次从《鲁论》，而章句参《齐古》，斯可考定者。惟何晏在魏朝，能清言而善《老》、《易》；其为《集解》，大都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诸家所说，（中孔安国说疑出王肃伪托，见丁晏《论语孔注证伪》。）而以玄谭；如解《公冶长》“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谓“性者人之所受以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闻也。”解《卫灵公》“一以贯之”谓“善有元，事有会，天下殊涂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知其元，则众善举矣！”此以《老》、《易》之玄谭者也。然后儒之言《论语》者。一以何晏《集解》为宗。梁皇侃采魏晋诸儒之说而为之义疏，亦涉清玄而殆有甚焉！何晏会《老》、《易》，而侃则采及佛氏；如解《先进》“未知生，焉知死”；谓“外教无三世之义，周孔之教，唯说现在；不明过去未来”，此用佛氏语释经。盖佛经为内典；故孔说为外教也。甚至谓原壤为方外圣人，孔子为方内圣人。然宋《国史志》称：“侃疏虽时有鄙近，然博极群言，补诸书之未至，为后学所宗。”邢昺之疏，盖因皇侃所采诸儒之说而加刊定者也；于侃疏之语有涉玄者，皆删弃之，有廓清之功矣！特是疏之为体，例不破注；亦有语涉何解而疏以玄言者：如《述而》“志于道”，晏解“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昺疏曰：“道者，虚通无拥自然之谓也。”又曰：“寂然至无，则谓之道。”此语涉何解而疏以玄言者也。独翦皇疏之枝蔓，而稍傅以义理；汉学宋学，兹其转关，盖邢疏出而皇疏微矣！（皇疏在中国久佚，今所传本乃清乾隆时由日本流入。）然窃以为不如朱熹《集注》之博学详说融会诸家而以反说约也。惟何晏《集解》，集汉魏诸儒之解而明其训诂；而朱熹《集注》，则集宋儒诸家之注而籀其义理。言非一端，有并行而不悖者焉。独是朱熹《集注》亦多采何晏《集解》，然不称某氏曰者，多所删改故也。独《学而》“父在，观其志”；《集解》孔安国曰：“父在，子不得自专。”朱注不删改而不称孔。《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集解》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朱注引马氏而不称融。世儒读朱注者，不读《集解》，遂不知朱注所自出矣！唐玄宗《孝经注》多本于先儒。元行冲为疏，一一著明之，曰：“此某某义。”惜不得其人者而为朱注作疏也！（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二）逊清一代，昌明汉学；诸家说《论语》者，彬彬乎可观！而刘宝楠融贯汉宋，以何晏《集解》为本，重造新疏，旁采子史，而折衷于清儒诸家之说，成《论语正义》二十四卷，斯尤自别于何氏之《集解》，朱熹之《集注》，而集清代《论语》诸家之大成；可谓“《五经》之，六艺之喉衿”也！“观止矣！虽有它乐，吾不欲请矣！” 【《论语》之读法】《论语》注家不一；而未看注之前，须将白文先自理会，得其意理；然后看注以验得失，虚心涵泳，勿囿我执，勿胶古人，择其善者从之，其不善者改之，思有不得，则记以存疑；积久思之，必有豁然开悟之一日。如未理白文而遽看注，先入为主，缚于古人成见，或不得自脱矣！然苏东坡教人读书，每次作一意求；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既讫，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语也！况《论语》弥纶群言，谊非一端，宋儒程颐尝以分类读教学者；元朱公迁推广其意，以成《四书通旨》六卷：取《四书》之文，条分缕析，以类相从，凡为九十八门；每门之中，又以语意相近者，联缀列之而一一辨别异同，务使读者因此证彼，涣然冰释。略仿其意，为拟读法： 第一，考其人物　当以孔子及弟子为主。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是读书第一事；故先之以考其人物；可以《论语》所载孔子行事，及门弟子、时人褒刺孔子之言，与《史记·孔子世家》比勘异同，其采入《世家》者若而事，其未采入《世家》者若而事。如有未采，是否司马迁未见《论语》？是否司马迁见《论语》而以其事无关大体？抑司马迁见《论语》无此诸事而与今本有异？其故可深长思也。次又以孔子弟子之见姓名于《论语》者，检《仲尼弟子列传》对勘，其有《传》者若而人；《传》载其人行事与《论语》奚若？揆诸《论语》所载孔子之论评，是否符契？有迁《传》其人甚善而《论语》有贬，有不善而《论语》褒者，其故又安在耶？ 第二，析其义理　《论语》之有裨中国人生哲学，全体大用，具在于此！余读阮元《研经室文集》，有《论语论仁论》，专采《论语》之论仁者，荟列而观其义通，此可为读《论语》者法。近人沈同芳教人读《论语》，当分类体玩以观其异同；如问孝为一类，而答各不同；知其所以异，即知其所以同。此外问政问仁问及一切言行，皆当作如是观；（见《国文补习经史答问》。）其法即本之阮元也。昔余以沈氏之法，著《论语正名篇》，首冠以“卫君待子为政”之章，而附以剖析名义诸论，凡十二目：曰《通论》，曰《论知》，曰《论仁》，曰《论恕》，曰《论孝》，曰《论刚》，曰《论直》，曰《论明》，曰《论达》，曰《论文》，曰论《狂狷》，曰《论政》。（政者正也）然后知“名者所以列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用《晋书·鲁胜传·墨辨注序》语。）而“名不正则言不顺”之说为不刊也。然余尝有意籀荀子《正名》之篇，以正《论语》之名；而卒卒未暇为！未知孔子之所以论仁论知者，果有当于荀子正名之法否耶？傥或竟其业，必有所以起予者矣！ 第三，明其教学　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知也。教不倦，仁也。”呜呼！此孔子之所以为万世师表也！傥采孔子言教言学，及门弟子言孔子教学之见《论语》者，与《礼记·学记》对勘，则知孔子所以言教学之大经大法，亦非自我作古而有所本；而今日之教学，所以不如孔子者，非无言教言学之人，而不厌不倦之诚，有不如孔子者也！世有知言，当恍然于所以而知自省矣！ 第四，核其政论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而其所论列，则有托古寄嘅者，有因时立论者；有为一时言者，有不仅为一时言者；同条牵属，指事类情，必以勘列而有所获，可断言者！ 此外《论语》一书，有衡评古人者，有旁通诸子者，悉数不能尽；而文章之美，语言之工，足垂模楷于斯文，而树立言之准则。“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在善读书者；谨诵马迁之言以卒吾篇。 [book_title]孟子第三 《孟子》七篇，序《诗书》，述仲尼。（《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论语》之言，无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养之要。《七篇》之指，无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类多体验扩充之功。（朱熹《论孟精义·自序》）揆叙民物，本之性善；所以佐明六艺之文义，崇宣先圣之指务，王制拂邪之隐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赵岐《孟子篇》叙）练撰为篇，发其指意。 【解题及隶经始末】古之贤圣，有所造述，大都系氏以子而为题目；如《汉书·艺文志》载儒家有《晏子》、《曾子》、《孟子》；道家有《鬻子》、《管子》、《庄子》、《列子》；法家有《李子》、《申子》、《慎子》、《韩子》之属，是也。《孟子》者，盖孟轲所作之书。孟，氏也。（焦循《孟子正义》曰“孟氏也”，如下云“出自孟孙”，则与鲁同姓。后世姓氏不分，氏亦通称姓。）子者，男子之通称也。此书，孟子之所自作也，故总谓之《孟子》。《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成编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如《荀子》，故谓之《孟子》。（何异孙《十一经问对》）其书列于诸子，遭秦火得不焚灭。（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既没之后，大道遂绌，逮至亡秦焚灭经术、坑戮儒生，孟子徒党尽矣。其书号为诸子，故篇籍得不泯灭。”则是秦人焚书不及诸子也。《论衡·书解篇》“秦虽无道不燔诸子”。又《正说篇》“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与赵岐说合。）《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咸入儒家。唐文宗开成二年，国子学石刻《十二经》，亦有《论语》而无《孟子》，至宋仁宗嘉祐六年，刻《篆正二体石经》，中有《孟子》。《孟子》隶经自此始！（按阮元《孟子注疏校勘记》引据各本目录中有杭州府学宋高宗御书《石经》残本，不及《嘉祐石经》，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中有“宋高宗书《孟子》”一条亦不及《嘉祐石经》，叶昌炽《语石》中有“石经”一则称“宋《嘉祐石经》但有《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合《孝经》为七”然读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中有《寄题丁俭卿新获嘉祐二体石经册》七言古一诗题下云“丁俭卿舍人凡新得宋《嘉祐二体石经》三百七十余纸，为《易》、《书》、《诗》、《春秋》、《礼记》、《周易》、《孟子》七经，《玉海》等书。述汴《石经》，不言有《孟子》。表章亚圣，自此刻始，是足补史志之阙”则是孟子之有石经盖断自宋嘉祐始矣。）然欧阳修撰《唐书·艺文志》，仍以《孟子》入诸子儒家，一仍汉隋《书志》之旧，而不之改也！厥后，高宗南渡，御书《石经》，绳其祖武，不遗《孟子》，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乃以《论》、《孟》同入经类，其说曰：“自韩文公称‘孔子传之轲，轲死不得其传”；天下学者咸曰孔孟。孟子之书，固非荀、杨以降所可同日语也。”自是《孟子》乃翘然别出于诸子，而与《论语》并崇为经焉！ 【《孟子》之作者】说者不一：有以为孟子自作者，汉儒相传之古说也；有以为弟子共记者，唐人后起然疑之说也。按孟子自作之说，由来已久，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孟轲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后，作《孟子》七篇。”此先汉古说，明云“七篇为孟子自作”也。其后赵岐《孟子题辞》云：“孟子以儒道游于诸侯，莫能听纳其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云：“孟轲游于诸侯，所言皆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困殆甚，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皆以为孟子所自撰，与《史记》同。至宋儒撰《孟子正义》引唐林慎思《续孟子书》二卷，以为：“《孟子》七篇，非轲自著，乃弟子共记其言。”韩愈《答张籍书》亦云：“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自是唐人乃有以为“弟子共记”，而不出孟子之自撰者矣！然余读林慎思《续孟子·序》称：“孟子书先自其徒记言而著。”其说亦与赵岐之称“论集所与高弟弟子难疑答问”者无殊指；盖弟子先撰记所闻，而孟子因论集其书也。《朱子语类》曰：“《论语》多门弟子所集，故言语时有长短不类处。《孟子》疑自著之书，故首尾文字一体，无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然《孟子集注序》说引《史记列传》，以为《孟子》之书，孟子自作，韩子曰：“轲之书非自著。”谓《史记》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则曰“门人不能尽记其词”；又第四章“决汝汉”注曰“记者之误”；又若以为弟子记，与韩愈如出一吻者，弟子以问？朱子答曰：“前说是，后两处失之！熟读《七篇》，观其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所就也！”（王应麟《困学纪闻》）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七篇》为孟子自作，韩昌黎故乱其说；然莫妙于朱子曰：‘观《七篇》笔势如镕铸而成，非缀缉可说。’余亦有一证，《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此其驳韩愈之说是矣！顾余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孟子所见诸侯皆称谥，如齐宣王、梁惠王、襄王、滕定公、文公、鲁平公是也。夫死然后有谥。轲无恙时，所见诸侯，不应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鲁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轲始见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决不见平公之卒也！后人追为之，明矣。”而若璩则从而为之解曰“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王皆加谥焉”；则有当分别论者，何以言之？盖书中有王而加谥者，曰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先孟子而卒者也。有王而不谥者，事皆系齐，疑曰“湣王”。后孟子而亡者也。至滕亡于孟子未卒之前，则孟子及见文公之死而称其谥，亦无足怪！独鲁平公卒于孟子之后，邹穆公无考；傥穆公之卒，亦如鲁平之在孟子后？吾意孟子所记，必俱如湣王之公而不谥。厥后门人淆误是惧，乃援滕文公之例，就其可知者，一体加谥以为识别焉耳？（考证详后。）然则以时君之皆举谥，而证《孟子》之非自作者，固未为知言也！或者谓“书中于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曰子”。此又不然！按“鲁平公将出”章，“乐正子入见”赵岐注：“乐正，姓；子，通称；孟子弟子也。”（《梁惠王》下）然则子者，自如赵岐所云“男子之通称”；不必弟子之于师。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孟子曰：“子诚齐人也。”此则孟子自称其门人曰“子”之证一矣。孟子去齐，有欲为王留行者，客自称曰“弟子”，而应之曰“我明语子”，此则孟子自称其门人曰“子”之证二矣。如此之类，难以悉数；何得以此证孟子之非自作哉！ 【《史记》之孟子】按《史记·孔子世家》叙生卒出处最悉；而《孟子列传》阙焉勿详。就其可考者言之：《六国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大书曰：“孟子来，王问利国？对曰：‘君不可言利。’”（《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章）此与《十二诸侯年表》，鲁定公十年大书“孔子相”，皆特笔，史公所矜重者！其见于《魏世家》者，曰：“三十五年，惠王数败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髠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年事与《六国表》同。是年齐宣王七年，周显王三十三年，太史公因《秦记》，采《世本》、《战国策》，著所闻为表，其年系当无大误。既一年，惠王卒，子襄王立；（《梁惠王》上“孟子见梁襄王”）《表》亦与《世家》同。又十一年，而齐宣王卒，子湣王立。湣王立之六年，宋君偃为王。（《滕文公》下“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章）是年魏襄王卒，子哀王立。又二年而燕王哙让国于子之。又二年，当周赧王元年，鲁平公始立；而哙及子之皆乱死。《燕世家》云：“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三年，国大乱。百姓恫恐，将军巿被与太子平谋，将攻子之，诸将谓齐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齐王因令人谓燕太子，太子因要党聚众，将军巿被围公宫，攻子之，不克，将军巿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将军巿被死以徇。因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梁惠王》下“齐人伐燕”两章，《公孙丑》下“沈同以其私问曰”章、“燕人畔”章）年事与《六国表》同。又二年，为楚怀王十七年，秦败楚将屈丐；而《楚世家》：“怀王十六年，绝和于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厥为秦楚构兵之始。（《告子》下“宋将之楚”章）此诸国事皆与孟子相涉者。自魏惠王三十五年，至是凡二十四年；当孟子初至梁，梁惠王谓之曰“叟”，度其年当长于惠王。惠王以魏文侯二十五年生，生三十而即位；即位三十五年，年六十五矣。孟子又长于惠王，其游梁殆且七十也。（桐城吴汝纶《孟子考证》）《史记·孟子列传》称“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是适梁在游齐之后；而《孟子》书先梁后齐者，此盖篇章之次，而非游历之次也。赵岐注：“孟子冀得行道，故仕于齐，不用而去，乃适于梁。建篇先梁，欲以仁义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从，然后道齐也。”（见《梁惠王》上“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章。）其言可谓明且核矣！然《史记》“梁惠王不果所言”之后，别无下文；而苏辙《古史列传》则曰“先事齐宣王，后见梁惠襄，又事齐湣”则是孟子见梁惠王之前，先游齐，见宣王；而孟子见梁襄王之后，复去齐仕湣王。兹以《史记》载伐燕一事，与孟子互证之，其言可信，盖伐燕事在湣王十年也。《荀子·王霸篇》谓“齐闵北足败燕”，其以败燕属齐闵，与《史记》合。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公孙丑》下）王不称谥，盖谓湣王。湣王走死，在伐燕之后三十年，非孟子所及见。盖孟子及见齐宣王梁惠王襄王之卒，故并称谥；而不及湣王之死，故但称王；可断言也。然则《梁惠王》下“齐人伐燕”两章之称“宣王问曰”，“宣王曰”；盖承前十章之“齐宣王问曰”“孟子谓齐宣王曰”而误衍一“宣”字（《朱子语类》谓“湣王后来不好，门人为孟子讳改为宣王”其言迂曲不可信。）耳！“孟子为卿于齐，出吊于滕，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公孙丑》下）凡不系谥者，皆谓湣王。据《史记·六国表》及《田敬仲完世家》，湣王六年，宋自立为王；十年，伐燕；三十八年，灭宋。而《战国策·宋策》载：“宋康王之时，有雀生。史占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是滕最早为宋所灭，当在“宋自立为王”之初；而滕文公问事齐事楚、问齐人筑薛，尚不以宋为患，则又远在“宋自立为王”之前，意者当在孟子游齐适梁之前耶？然则孟子及见滕文公之卒而称其谥，殆可断言！然滕于《六国表》无考。而《六国表》载鲁平公元年，则当齐湣王十年伐燕之岁，而“孟子见梁惠王”之后二十二年也。明年，秦楚始构兵，计其时孟子年当九十余矣；而遇宋于石丘，折之曰“秦楚何说以利”；（《告子》下“宋之楚”章）嘅鲁侯之不遇，解之曰“行止非人所能”；浩然之气，老当益壮！其前后略可考信于《史记》者如此。惟司马温公作《通鉴》，乃舍《史记》不之信，而从《竹书纪年》，以魏襄王在位之十六年，归之惠王为后改元；若曰：“《纪年》魏史出汲冢，所书魏事，必得其真，故从焉。”其后阎若璩作《孟子生卒年月考》以折其说曰：“不然！《纪年》云‘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卫公孙鞅未相，魏公子卬未虏，地不割，秦不逼，魏何遽徙都以避之耶？即一徙都如此！尚谓其生卒年月尽足信耶！此余之所以信《史记》以信《孟子》也！”温公舍《史记》而信《纪年》，傎矣！至纪齐年，则又并无依据，夺湣益威，以伐燕归之宣，以求合于《孟子》；于是齐梁二国年系并失，而《孟子》事始末，无征不信，末由考见矣！余故采桐城吴氏之说，本史迁传信之记，疏通证明，折衷诸家，论世者傥有取焉！ 【《孟子》之本子】考《孟子》书之最古者，当推西汉《河间献王本》，《汉书·景十三王传》称“河间献王修学好古，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籍《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是也。然则《孟子》初本为古文矣！惟未著篇数。《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孟子》十一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云“作书中外十一篇”，是为十一篇本；惟中外篇目不详。赵岐《孟子篇》叙曰：“《孟子》七篇所以相次叙之意：孟子以为圣王之盛，惟有尧舜，尧舜之道，仁义为上；故梁惠王问利国，对以仁义为首篇也。仁义根心，然后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孙丑问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羞也。政莫美于反古之道，滕文公乐反古；故次以文公为世子，始有从善思礼之心也。奉礼之谓明，明莫甚于离娄；故次之以离娄之明也。明者当明其所行，行莫大于孝；故次以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也。孝道之本，在于情性；故次以告子论情性也。情性在内而立于心，故次以尽心也。尽己之心与天道通，道之极者也；是以终于《尽心》也。”至《题辞》称“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记也。”然后知世所传《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为中或曰内；余《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四篇为外也。惟赵岐删其《外篇》，存其《内篇》，著《孟子章句》；是为七篇本。自后传《孟子》者，壹以赵岐《章句》七篇为本；而外书以久废阁致亡！其佚文称引见于汉以前书者；《荀子·大略篇》曰：“孟子三见宣王而不言事。门人曰：‘曷为三遇齐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韩诗外传》曰：“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夫道二：常谓之经，变为之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又曰：“孟子说齐宣王而不说，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说公之君，公之君不说；意者其未知善之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诚无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潜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鱼马犹知善之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电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惊天下，而不能使聋者卒有闻；日月之明，遍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见。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髠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齐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称咏。夫声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夫子苟贤，居鲁而鲁国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贤，削何有也！吞舟之鱼，不居潜泽，度量之士，不居污世。夫艺，冬至必雕，吾亦时矣！’”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曰：“‘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言。”《史记·淮南王安传》伍被对淮南王安引孟子曰：“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刘向《说苑》曰：“孟子曰：‘人皆以食愈饥，莫知以学愈愚！’”又曰：“孟子曰：‘人知粪其田，莫知粪其心！粪田莫过利苗得粟，粪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谓粪心？博学多闻。何谓易行？一性止淫也。’”《杨子法言·修身篇》曰：“《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无意而至者也！’”桓宽《盐铁论》引孟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曰：“尧舜之道，非远人也；而人不思之耳！”应劭《风俗通·正失篇》引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梁武帝《答臣下神灭论》引孟子曰：“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萧子良《与孔中丞书》引孟子曰：“君王无好智。君王无好勇。勇智之过，生平祸患所遵；正当仁义为本！”今七篇书皆无其文，岂所谓《外书》者耶？然赵岐疑其“依放而记”，不为章句，则亦卑之无甚高论！惟汉儒注经，多明训诂名物；而赵岐之注《孟子》，独笺释文句，乃似后世之口义，与汉学稍殊。然孔安国、马融、郑玄之注《论语》，今载于何晏《集解》者，体亦如是。盖《易》、《书》文皆最古，非通其训诂，则不明；《诗》、《礼》语皆征实，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论语》、《孟子》，词旨显明，惟阐其义理而止；所谓“言各有当”也！（《四库提要·孟子正义》）则亦不必为赵岐病矣！惟赵岐注《孟子》每章之末，括其大指，间作韵语，谓之《章指》；《题辞》所谓“章别其指”；《文选注》所引赵岐《孟子章指》，是也。南宋后，《正义》出，尽删《章指》正文，仍剽掠其语散入《正义》，明国子监刊《十三经》承用此本，后世遂不复见赵岐元本矣！考《崇文总目》载陆善经注《孟子》七卷，称“善经删去赵岐《章指》，与其注之緐重者复为七篇”。（见《文献通考》。）是删去《章指》，始于善经，《正义》盖用善经本也。（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三）虽题“宋孙奭撰”字样；而朱熹《语类》则谓：“邵武士人假托；蔡季通识其人。卷首载孙奭《序》一篇，全录《音义序》，仅添三四语耳！其浅妄不学如此！”先是孙奭于宋真宗大中祥符间，奉敕校定赵岐注，因刊正唐张镒《孟子音义》及丁公著《孟子手音》二书，兼引陆善经《孟子注》成《孟子音义》二卷；就经文及注为之音释。书中所释，称“一遵赵注”；然亦时就《章句》有所证明，存其异同，与陆德明《经典释文》略相似；盖以补陆氏之阙，（陆德明《经典释文》于群经皆有音义，独阙《孟子》。）而匪以为《正义》。至《正义》则凭臆立说，不惟背经背注，且与《音义》亦时睹攸违；岂有出奭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以故不为士林所重。朱熹融会诸家之说，撰《孟子集注》七卷，于义理时有发明，而训诂章指则采赵注为多。其可考见者，书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从赵注学于孟子之说，季孙子叔疑不从二弟子之说，余皆从之；书中字义，惟“折枝”训“按摩”之类不取赵注，余亦多取之。盖赵注虽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开辟荒芜，俾后来者得循途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清儒治经，迈冠往古！阮元仿宋板《十三经》重刻于豫章，而《孟子》之《赵氏章指》，遂复系于章末之旧；焦循因之，撰《孟子正义》十四卷，荟萃清儒顾炎武以下六十余家之说，疏明赵注：傥赵氏之说，或有然疑，不惜驳破以衷一是；至诸家或申赵义，或与赵殊，或专翼孟，或杂它经，兼存备录，以俟参考。可谓孟子之忠臣，赵注之诤友矣！然《孟子》今本，有卒不能复赵岐之旧者！赵岐《题辞》谓“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按孙奭《音义》标《梁惠王》上七章，下十六章；《公孙丑》上九章，下十四章；《滕文公》上五章，下十章；《离娄》上二十八章，下三十二章；《万章》上九章，下七章；《告子》上二十章，下十六章；《尽心》上四十七章，下三十九章，共为二百五十九章；而以《章指》计之，《尽心》下篇止得三十八章，则共为二百五十八章，较《题辞》所云少三章。又梁惠王共五千二百六十四字，《公孙丑》共五千一百四十二字，《滕文公》共四千九百八十字，《离娄》共四千七百八十九字，《万章》共五千一百五十四字，《告子》共五千二百二十三字，《尽心》共四千六百七十四字，七篇共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六字，较《题辞》所云多五百四十一字。则是今本《孟子》之字多而章少，有不同于赵岐者也！然旧书古简，脱漏居多，唐宋后之本，应减于汉，否亦不能加多。今兹剩字，得毋有后人所羼入者乎？ 【《孟子》之读法】读法一如《论语》，每次作一意求之；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久而久之，必自有会。姑以鄙意，拟为读法： 第一，明其立言　孟子曰“我知言”，然则读孟子之书，何可不知孟子之言！《孟子》一书，游文六艺之中，留意《诗》、《书》之际，敦教化，明人伦，此与《论语》同者也。然而有不同者；《论语》气平，《孟子》气激。《论语》辞约而意尽，《孟子》气盛而言宜。《论语》之发语用噫，《孟子》之发语用恶。《论语》正言庄论，多法语之言；《孟子》比物托兴，喜巽与之辞。《论语》短章多，长章少；惟《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四子侍坐言志》、《季氏将伐颛臾》两章最长。《孟子》长章多，短章少；惟“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前后数章最短。此修辞之不同也。《论语》只言性，而《孟子》直道性善。《论语》只言仁，而《孟子》兼明仁义。《论语》只言志，而《孟子》深论养气。此树义之不同也。孔子之称弟子以名，孟子之称弟子曰子。孔子弟子自称名，孟子弟子如万章、咸丘蒙有自称吾者。孔子弟子称孔子曰子，孟子弟子称孟子曰夫子。孔子弟子，问仁者七，问孝者三，问政者六；而孟子弟子所问皆不及此，此酬对之不同也。至衡政持论，详于法制，体国经野，具有规模；则与《论语》又有不同者！盖《论语》之论政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尚王而未言制；而《孟子》则明王道而言制之所宜。治地莫善于助，仁政必始经界，班爵制禄，敷言秩如，盖《论语》二十篇之所未有！徒以井田封建，所言殊于《周礼》，知于古未必有征；特《孟子》托古改制之乌托邦尔！ 第二，籀其性理　“孟子道性善”，世人之所知也；而孟子之所以道性善者，则或世人之所未知。其一“孟子道性善”之方法。“孟子道性善”之方法有二：一以“故”言性。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离娄下》）朱熹注：“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谓‘天下之故’者也。言事物之理，虽若无形而难知；然其发见之已然，则必有迹而易见。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犹所谓‘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也。”此孟子以“故”言性之说也；〔此其说可以法兰西学者古惺（Coucin一七九二——一八六七）之论心理学明之。古氏以为“哲学必自事实始。此事实乃供给哲学以入思辨之境涯之机会者也。心理学不过为入形而上学之桥梁。形而上学乃最优之科学也，科学之科学也。科学之对象为实体乃至不变化永久之实在也，而其研究之方法则依观察，而观察之工夫则不能有何等之科学，故可谓吾人乃观察精神之事实而穷究其所以蕲到达绝对之原理。心理学之方法乃充此职役者也。易言以明之，即以后天之方法得认先天之原理者也”语见北京大学出版《西洋伦理学史》〕“孺子入井”，（《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敬兄敬乡人”，（《吿子》上“孟季子问公都子曰”章）皆孟子之所谓“故”也。二以“情”证性。孟子好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言性，皆“情”也；“情”之为言，“性之感”也。《荀子·正名篇》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论衡·初禀篇》曰：“情接于物而然者也。”盖“生之谓性”；而“情”则性之发。“性”不可见，而“情”可见，故以情证性也。此孟子道性善之方法也。其二孟子道性善之界说。孟子道性善，只限于人，而物非所论。其《告子》“杞柳杯棬”一章，论人性之不同于植物；“生之谓性”一章，论人性之不同于动物；“性犹湍水”一章，论人性之不同于无生物，故尝见意于“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一章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盖人之性善，而物之性不必皆善；人之性可率，而物之性不必可率。此孟子之所为“明”所谓“察”，不可不察也。其它曰“存心”，所以继性之善也。《易·系辞传》曰：“继之者善也，存之者性也。”而孟子则曰：“君子之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欤？”（《告子》下）曰“养气”，所以涵情之发也。虽然，孟子之所谓“气”者，何也？曰“情之冲动”是也。（《公孙丑》上“气体之充也”赵岐注：“气所以充满形体为喜怒也。”）情之为言，性之感也。德之哲家康德曰：“世界无制限纯粹之善，惟具‘善意志’而已。‘何谓善意志？’曰：‘为理性之故而从理性之意志，是已。为义务之故而行义务之意志，是已。此乃不为感情所驱使，而率由理性之命令之意志也，非可由感情欲望而决定者也。傥以悲悯之情，而为施予之慈，是则情感之驱迫而然，不得为道德之行为也！必绝情祛欲而后可以言道德。’”则是谓情感与理性不相容也。夫人之激发于情感，并心一决，固有莫之为而为，沛然莫之能御者，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使不“配义与道”，人欲之横流，厥祸有酷于洪水！虽然，孟子不云乎！“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则是理性可以养感性也。又曰“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则是感性可以配理性也。（《公孙丑》上“夫子加齐之卿相”章）是理性与情感非不相容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情之善，征于情之发；而康德则以情为不善，非绝情祛欲，不足以言道德。清儒戴震有言曰“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悉无憾，是谓理”；（《戴东原集·与某书》）其康德之谓乎！戴震又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而天下治。君子之自治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孟子字义疏证》）孟子“集义”之功，“情与欲，使一于道义”而已。要之“浩然之气”之为“至大至刚”，此尽人之所同；而“配义与道”之“以直养”，则孟子之所独矣！余故特表而出之。 第三，考其辩诸子　孟子好辩，而辩诸子之见孟子书者；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滕文公》上）有墨者夷之，（《滕文公》上）宋。（《告子》下　按《庄子·天下篇》云“墨子真天下之好，宋钘、尹文子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有为纵横之术者景春。（《滕文公》下“赵岐注：景春，孟子时人，为纵横之术者”）有《史记·滑稽列传》之淳于髠曰（《离娄》上《告子》下）有《史记·货殖列传》之白圭曰：（《告子》下）乘间抵巇，辞气铿訇，此其指名者也！其不指名者，陈澧《东塾读书记》曰：孟子“距杨墨”，（《滕文公》下）杨朱，老子弟子，距杨朱，即距道家矣！“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朱注以为“孙膑、吴起、苏秦、张仪、李悝、商鞅之类”，则兵家、纵横家、农家皆距之矣！“省刑罚”，（《梁惠王》上）可以距法家。“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欤？”（《告子》上）可以距名家。“天时不如地利”，（《公孙丑》下）可以距阴阳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杂家。“齐东野人之语，非君子之言”，（《万章》上）可以距小说家。而距兵家为甚！其可考见者，如《公孙丑》上“天时不如地利”章，《离娄》上“求也为季氏宰”章，《告子》上“鲁欲使慎子为将军”章，《尽心》下“不仁哉梁惠王”章，“春秋无义战”章，“尽信书不如无书”“有人曰我善为阵”章，皆距兵家言也！一纵一横，论者莫当，此亦《论语》之所罕见！盖孔子以攻异端为害，而孟子以辟异端自任；此孟子之所为不同于孔子。而杨墨者，尤孟子之所力距！然孟子之言仁义，盖即兼权杨墨之说，何者？“义”从我羊，谊取“善我”；非即“杨氏为我”之指乎？“仁”从人二，训为“人偶”；非即“墨子兼爱”之义乎？盖孟子之所为“距杨墨”者，恶其“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尽心》上）然则自孟子之言推之：徒“仁”而不制“义”，则舍己而以徇人，人情之所难能也！（按《庄子·天下篇》曰“墨子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徒“义”而不体“仁”，则背群而私利己，人道或几乎息矣。徒“义”而不体“仁”者，杨氏之“为我”也！徒“仁”而不制“义”者，墨子之“兼爱”也！为蔽不同，“执一”则钧！孟子“执中”，故交讥焉。特是孟子言仁义，而距杨墨者，谓其“充塞仁义”也。然老庄绝仁弃义，而孟子不置一辞者，何哉？於戏！孟子不云乎：“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尽心》下）朱熹集注：“外国本‘人也’，之下，有‘义也者宜也。礼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实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则理极分明。”而王弼《老子注》曰“仁义礼知不能独用，必资道以用之”，与孟子如出一吻。盖道德者，仁义礼之大全；而仁义者，道之一端。老庄之学，抱一而体玄，故以道为本；孔孟之教，明体而达用，故以仁义为言，而要其归曰“志于道”：此孔子之所以窃比老彭，而孟子之于老庄所为存而不论也欤？ 右论三事，聊当举隅；虽指要或有未尽，而宏纲亦庶无遗，引端竟委，俟诸异日！ [book_title]中庸第四 《中庸》之书，所以开大原，立大本；（王柏古《中庸》跋）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杨时《中庸解·自[3]序》）卒为是篇，以原圣学。 【解题及隶《四书》始末】《中庸》，本《礼记》四十九篇之第三十一；然单篇别出，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有《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宋散骑常侍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宋仁宗书《中庸》赐王尧臣。张载以无所不学，当康定用兵时，上书谒范仲淹言兵事，仲淹曰：“名教中自有乐地。”因劝读《中庸》。则表章不始二程。朱熹得二程之学，乃以配《大学》并《论语》、《孟子》称为《四书》，语详《大学》篇。而谓之《中庸》者，谊训不一。郑玄《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礼记正义》引）此一说也。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杨时《中庸解·自序》）此又一说也。颐为《中庸》作解，自以不满其意而焚稿焉；遂以属门人郭忠孝，忠孝《中庸说》：谓“中为人道之大，以之用于天下国家。”又云“极天下至正谓之中，通天下至变谓之庸。”（朱彝尊《经义考》引黎立武说。）盖中之训，本诸师说；而庸之谊，兼采郑玄，折衷二家之间。此又一说也。朱熹曰“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章句》）此又一说也。其中程颐之解，宋学所宗；虽异郑玄，而古训是式，于谊为长，朱熹本之而加精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所以为“天下之正道”；（《书·洪范》疏“凡行不迂僻则谓之中”《仪礼·聘礼》“每门每曲揖”注“门中门之正也”《论语·子张》“允执厥中”皇疏“中谓中正之道也”《孟子·离娄》下《章指》“履其正者乃可为中”《后汉书·陈宠传》注“中正也”，则是中古训正也。）平平常常，无易攸常，所以为“天下之定理”。《尔雅·释诂》：“庸，常也。”（《易文言传》庸言庸行九家注、《孟子·告子上》“庸敬在兄”注、《荀子·不苟篇》“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注皆曰“庸，常也。”《周礼·大司乐》“中和只庸”孝友注“庸，有常也。”《庄子·德充符》“其与庸亦远矣”《释文》“庸，常人也”则是庸古训常也。）《韩非·解老》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者无攸易”，故曰“不易之谓庸”。然则中庸者，至正而不可逾，寻常而无攸易。至正而不可逾，故不违道以干誉；寻常而无攸易，宁用哗众以取宠。学者所以进德之要，本末俱备矣！ 【《中庸》之作者】按《史记·孔子世家》曰：“子思作《中庸》。”郑玄《目录》云：“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礼记正义》引）《孔丛子》云出依托，然见《隋书·经籍志》著录，多存汉魏旧说，亦称《中庸》为子思所撰。则“子思作《中庸》”，乃汉以前相传旧说；疑可信也？惟孔鲋谓“子思年十六作《中庸》”。而宋翔凤《过庭录》，乃据《孔子世家》以辨之曰“《孔子世家》云：‘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鱼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作《中庸》。’郑康成说：‘颜渊死，伯鱼尚未葬。’则亦卒于鲁哀十三年，盖遗腹生子思，在十四年，年甚幼，不及事孔子；故孔子之丧，皆门人所治，以子思在襁葆也。知子思年六十二，当威烈王六年，是年困于宋，作《中庸》。《中庸》为继圣明道之书，故以年著之，与上文叙孔子大事，必著年若干同例。六十二，非卒年也。子思卒年不书，史失之。又十三年，当威烈王十九年，为鲁穆公元年，子思年七十五，穆公亟见子思，尊礼之。果子思年六十二，安得至穆公时，孟子之言，反为失实矣！”其言甚辩以核！然宋氏引孟子以证史公纪年之或有误则可；而迁就依违则不可！今按《世家》上下文读之，曰“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曰“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曰“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则“年六十二”者，史公自叙子思卒年，非作《中庸》之年也。至谓《中庸》为子思困于宋而作，亦采《孔丛》而非史公之意，史公书曰：“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特提子思，玩语气别是一事，非如《过庭录》所引“尝困于宋，作《中庸》”，脱去“子思”二字。独《孔丛》叙：“子思年十六，适宋，宋大夫乐朔与之言学焉。朔曰：‘《尚书》虞夏数四篇，善！下此以讫秦费，效尧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变有极，正自当耳！假令周公尧舜不更时异处，其书同矣！’乐朔曰：‘凡书之作，欲以喻民也，简易为上；而乃故作难知之辞，不亦繁乎！’子思曰：‘书之意兼复深奥，训诂成义，古人所以为典雅也！’曰：‘昔鲁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答之曰：‘道为知者传，苟非其人，道不传矣！今君何似之甚也！’乐朔不说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鲁虽以宋为旧，然世有雠焉；请攻之！’遂围子思。宋君闻之，不待驾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此宋氏说之所本也，独不采其“年十六”之说耳。而史公书则于“困于宋”曰“尝”，于“作《中庸》”曰“子思”，而以补叙于“年六十二”之后，则不知其为“年十六”欤？为非“年十六”欤？叙其事而不系之年，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春秋》之志也！昔尧之命舜曰“允执厥中”，舜用中于民而亦以命禹，盖《中庸》之义所由本。而王应麟《困学纪闻》则谓孔子曰：“国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国家无道，其默足以容。”（原注《大戴礼·家语》。）曾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易以俟命，不兴险行以侥幸。”（按见《大戴记·曾子曰孝篇》。）《中庸》之言本此，然后知朱熹序《章句》，谓“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其言为信而有征也！或谓“《中庸》是汉儒所撰，非子思作也。其隙罅有无心而发露者！孔孟皆山东人，故论事就眼前指点。孔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曰：‘泰山其颓’；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挟泰山以超北海’；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汉都长安，华山在焉。《中庸》引山称‘华岳而不重’；明明是长安之人，引长安之山，此伪托子思之明验。”（叶酉《再与袁随园书》）或又谓：“《中庸释文》一本‘载山岳而不重’；今云：‘载华岳而不重。’《尔雅·释山》云：‘河南华，河西岳’；不是子思之文，当是西汉博士所改也。”（俞正燮《癸巳存稿二》）此亦足以备异闻，资考论焉。 【《中庸》之本子】按《汉书·艺文志》，《中庸说》二篇；《隋书·经籍志》有宋散骑常侍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疑古《中庸》有二篇本而传说者遂依分篇卷？犹《汉书·艺文志》著录《易·上下经》，遂有《易传周氏》、《服氏》、《杨氏》、《蔡公》、《韩氏》、《王氏》皆二篇；《论语》鲁二十篇，遂有鲁《王骏说》亦二十篇。今云《中庸说》二篇，知必有一本《中庸》二篇也。戴颙为传二卷，疑尚见二篇本矣！今按《礼记·中庸》第三十一，而注疏分两卷，为卷第五十二，为卷第五十三；岂即古二篇之旧耶！《孔丛》称《中庸》之书四十九篇，则是《中庸》有四十九篇本也。而在《礼记》中者一篇；不知其四十九篇之要删欤？抑合并四十九篇而为一篇欤？朱熹为《章句》，因其一篇者，分为三十二章，遂大行于世；其后王柏因朱熹《章句》订《古中庸》二卷，以第一章至第二十章为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为下篇，重析为二：自以为复《中庸》二篇之古；而《章句》不改朱熹也。然朱熹订《大学》错简，而《中庸》不言，其后亦有订《中庸》错简，而别为定本者：就所睹记，则有明杨守陈撰《中庸私抄》一卷，管志道撰《中庸订释》二卷，周从龙撰《中庸发覆编》一卷，凡三家四卷，书轶不见，绪论仅存！（见朱彝尊《经义考》。）杨氏谓“《中庸》之言，若散而无统，乱而无伦，但由简之有错耳！既移正其简，又欲更定其章，则文义皆已连属，更无少断；然后知《大学》之章可分，而《中庸》难以章分也。”（杨守陈《中庸私抄·自序》）遂以意之所欲正，别写为本而取朱熹《章句》分抄其下焉。此订其错简而以为不可分章者，杨氏之书也。管氏自幼读朱熹《章句》，即疑《哀公问政》章“礼所生也”之下，有“在下位”三句而遗全文；据朱熹述郑氏之解曰“此句在下误重在此”；夫何以辩下文之非错简；而此处之非阙文也？又考《家语》：子曰三近之上有伪撰“寡人实固不足以成之”三语，则又疑《章句》中岂无误混孔氏祖孙言语，而强为分章之处？因先订此章；其他《章句》，亦有分其合而合其分者，（管志道《中庸订释·自序》）凡为三十五章。此订其错简，而别自分章与朱熹不同者，管氏之书也。周氏之书，则以武周达孝继述二条，次于作述之下，缵绪之上；“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一条，次于在下位一条之下，天道人道之上。虽其中与传注不同者什九，而自谓以《中庸》解《中庸》；其称《发覆》者，从前所覆者，自今发之，周氏所自命也。（陈懿典《中庸发覆编序》）此亦别出于朱熹之章句，而自成一书者也。惟是朱熹《章句》，不从郑玄；而精密远胜，涵咏义理，舍之何求焉！ 【《中庸》之读法】昔程颐称：《中庸》之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而望善读者之玩索而有得焉！（朱熹《中庸章句》引）粗拟读法，以当启蒙。 第一，明其宗旨　《中庸》者，尽性之书也。（王渐逵《中庸义略·自序》）其书始言一理者，天命之性也。中散为万事者，率性之道也。末复合为一理者，修道之教也。（张洪《中庸讲义·自序》）首之以天命，性之原也。自天而推之人，则曰“率性之谓道”；自人而复乎天，则曰“修道之谓教”。（湛若水《中庸测·自序》）教者，所以复其性而已。故于篇末，又从下学立心之始言之，推而至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则人未始不为天，天未始不为人；天人相与之故，《中庸》之道极矣！（张洪《中庸讲义·自序》。） 第二，核其篇章　《中庸》篇章，各家不同。就所睹记，《礼记正义》分全篇为两卷三十六节；其后宋儒晁说之撰《中庸传》一卷，支分节解，凡八十二节：天命之谓性（节）率性之谓道（节）修道之谓教（节）。道也者（至）非道也（节）。是故君子（至）不闻（节）。莫见乎隐（至）慎其独也（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节）。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节）。中也者（至）达道也（节）。致中和（至）育焉（节）。仲尼曰（至）忌惮也（节）。子曰《中庸》（至）久矣（节）。子曰道之（至）行矣夫（节）。子曰舜其（至）舜乎（节）。子曰人皆（至）守也（节）。子曰回之（至）失之矣（节）。子曰天下（至）能也（节）。子路问强（至）强哉矫（节）。子曰素隐（至）费而隐（节）。夫妇之愚（至）不能焉（节）。天地之大（至）破焉（节）。诗云鸢飞（至）察乎天地（节）。子曰道不（至）勿施于人（节）。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也（节）。庸德之行（至）慥慥尔（节）。君子素（至）自得焉（节）。在上位（至）徼幸（节）。子曰射有（至）自卑（节）。子曰妻子（至）顺矣乎（节）。子曰鬼神（至）如此夫（节）。子曰舜其（至）其寿（节）。故天之（至）覆之（节）。诗曰嘉乐（至）必受命（节）。子曰无忧（至）子述之（节）。武王缵（至）保之（节）。武王末（至）一也（节）。子曰武王（至）至也（节）。郊社（至）掌乎（节）。哀公问政（至）礼所生也（节）。在下位（至）治矣（节）。故君子（至）知天（节）。天下之达（至）一也（节）。或生而（至）一也（节）。或安而（至）一也（节）。子曰好学（至）国家矣（节）。凡为天下（至）所以怀诸侯也（节）。凡为天下（至）不穷（节）。在下位（至）身矣（节）。诚者天之（至）人之道也（节）。诚者不勉（至）圣人也（节）。诚之者（至）必强（节）。自诚明（至）明则诚矣（节）。唯天下至诚（至）参天（节）。其次（至）能化（节）。至诚（至）如神（节）。诚者自诚（至）道也（节）。诚者物之（至）为贵（节）。诚者非自（至）宜也（节）。故至诚（至）不测（节）。天地之道博也（至）纯亦不己（节）。大哉圣人（至）凝焉（节）。故君子尊（至）崇礼（节）。是故居上（至）之谓与（节）。子曰愚而（至）其身者也（节）。非天子（至）亦不作礼乐焉（节）。子曰吾说（至）寡过矣乎（节）。上焉者（至）弗从（节）。故君子之道（至）知人也（节）。是故君子（至）天下者也（节）。仲尼（至）大也（节）。唯天下至圣（至）配天（节）。唯天下至诚（至）之化育（节）。夫焉有（至）能知之（节）。诗曰衣锦（至）日亡（节）。君子之道（至）入德矣（节）。诗云潜虽（至）于志（节）。君子之所（至）屋漏（节）。故君子不动（至）有争（节）。是故君子不赏（至）刑之（节）。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节）。诗云予怀（至）末也（节）。诗曰德（至）至矣（节）。最细琐矣！朱熹《章句》则分为三十三章，而复截为三大段，以为：“首章，子思推本所传之意以立言，盖一篇之体要；其下十章，则引先圣之言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其下八章复引先圣之言明之。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之言，反复推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朱熹《书中庸后》）大抵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则连之以知仁勇。自十二章至二十章，则连之以费隐。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则连之以天道人道。王柏订《古中庸》因熹章句，析为二篇：上篇自第一章至第二十章，以“《中庸》”为纲领；其下诸章，推言智仁勇，皆以明“《中庸》”之义也。下篇自第二十一章至卒章，以“诚”“明”为纲领；其后诸章，详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诚”“明”之道也。黎立武撰《中庸分章》一卷，则自“天命之谓性”至“万物育焉”为第一章。（《礼记正义》第一节，朱熹《章句》第一章）“仲尼曰”至“惟圣者能之”为第二章。（《礼记正义》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朱熹《章句》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君子之道费而隐”至“察乎天地”为第三章。（《礼记正义》第七节，朱熹《章句》第十二章）“子曰道不远人”至“君子胡不慥慥尔”为第四章。（《礼记正义》第八节，朱熹《章句》第十三章）“君子素其位而行”至“反求诸其身”为第五章。（《礼记正义》第八节、第九节，朱熹《章句》第十四章）“君子之道”至“父母其顺矣乎”为第六章。（《礼记正义》第九节、第十节，朱熹《章句》第十五章）“子曰鬼神之为德”至“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为第七章。（《礼记正义》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朱熹《章句》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哀公问政”至“不诚乎身矣”为第八章。（《礼记正义》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朱熹《章句》第二十章）“诚者天之道也”至“明则诚矣”为第九章。（《礼记正义》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三节、第二十四节，朱熹《章句》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唯天下至诚”至“故至诚如神”为第十章。（《礼记正义》第二十五节、第二十六节、第二十七节，朱熹《章句》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诚者自成也”至“纯亦不已”为第十一章。（《礼记正义》第二十八节、第二十九节，朱熹《章句》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大哉圣人之道”至“蚤有誉于天下者也”为第十二章。（《礼记正义》第三十节、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二节、第三十三节、第三十四节，朱熹《章句》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仲尼祖述尧舜”至“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为第十三章。（《礼记正义》第三十五节，朱熹《章句》第三十章）“唯天下至圣”至“其孰能知之”为第十四章。（《礼记正义》第三十五节，朱熹《章句》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二章）“诗曰衣锦尚絅”至“无声无臭至矣”为第十五章。（《礼记正义》第三十五节、第三十六节，朱熹《章句》第三十三章）凡十五章。明管志道《中庸订释》，大致本朱熹《章句》而稍变通之：以“人莫不饮食也”一节合“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为一章。析“子曰无忧者”一节为一章。自“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至“孝之至也”为一章。以“郊社之礼”一节自为一章。自“哀公问政”至“礼所生也”接“在下位”一节，然后接以“故君子不可以修身”一节为一章。自“天下之达道五”至“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为一章。自“凡为天下有九经”至“道前定则不穷”为一章。自“诚者天之道也”至“明则诚矣”为一章。（黎立武《中庸分章》第九章）自“唯天下至诚”至“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为一章。自“诚者自成也”至“无为而成”为一章。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至“纯亦不已”为一章。自“子曰愚而好自用”至“亦不敢作礼乐焉”为一章。自“子曰吾说夏礼”至“蚤有誉于天下者也”为一章。自“唯天下至诚”至末为一章。谓通篇未有径以“诗云”作章首者，故订之云；凡三十五章。清李光地撰《中庸章段》一卷，则分为一十二章，特联属其文：“天命之谓性”至“万物育焉”为第一章。（《礼记正义》第一节，朱熹《章句》第一章）“仲尼曰君子中庸”至“民鲜能久矣”为第二章。（《礼记正义》第二节，朱熹《章句》第二章、第三章）“子曰道之不行也”至“强哉矫”为第三章。（《礼记正义》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朱熹《章句》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子曰素隐行怪”至“诚之不可掩如此夫”为第四章。（《礼记正义》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朱熹《章句》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子曰舜其大孝也欤”至“其如视诸掌乎”为第五章。（《礼记正义》第十二节、第十三节、第十四节，朱熹《章句》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哀公问政”至“虽柔必强”为第六章。（《礼记正义》第十五节、第十六节、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第十九节、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二节、第二十三节，朱熹《章句》第二十章）“自诚明”至“明则诚矣”为第七章。（《礼记正义》第二十四节，朱熹《章句》第二十一章）“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至“纯亦不已”为第八章。（《礼记正义》第二十五节、第二十六节、第二十七节、第二十八节、第二十九节，朱熹《章句》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大哉圣人之道”至“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为第九章。（《礼记正义》第三十节、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二节、第三十三节、第三十四节、第三十五节，朱熹《章句》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唯天下至圣”至“故曰配天”为第十章。（《礼记正义》第三十五节，朱熹《章句》第三十一章）“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至“其孰能知之”为第十一章。（《礼记正义》第三十五节，朱熹《章句》第三十二章）“诗曰衣锦尚絅”至“至矣”为第十二章。（《礼记正义》第三十五节、第三十六节，朱熹《章句》第三十三章）诸家之中，莫多于晁说之，莫少于李光地；而要之章分太碎，意欠融贯，为蔽一也！今依《正义》，分为两篇；“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以上为上篇，“哀公问政”以下为下篇。上篇四章：首“天命之谓性”至“万物育焉”，题曰“原道”；乃论道之大原出于天，为第一章。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惟圣者能之”，题曰“中庸”；言中庸之不可能而可勉也，为第二章。自“君子之道费而隐”至“小人行险以徼幸”，题曰“衡庸”；言道不远人之所以为庸也，为第三章。自“子曰射有似乎君子”，至“治国其如示诸掌乎”，题曰“推庸”；言反求诸身以推之大孝达孝，而明庸之为道，可大可久也，为第四章。下篇三章：自“哀公问政”至“不诚乎身矣”，题曰“修身”；言五达道三达德九经而一本诸修身，为第一章。自“诚者天之道也”至“纯亦不已”，题曰“衡诚”；承上修身而言“诚者自成也”，为第二章。自“大哉圣人之道”至“无声无臭至矣”，题曰“叹圣”；乃子思昭明圣祖之德，而举仲尼以为人道之极则也，为第三章。大抵上篇言“率性之谓道”，下篇言“修道之谓教”。上篇以“中庸”两字提纲，从“中和”引到“中庸”。知愚贤不肖，失乎“中”者也；故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为“过”“不及”说法。“素隐行怪”，悖乎“庸”者也；故以“道不远人”“反求诸其身，”为“隐”“怪”砭规。而终以“父母其顺”推极言之，以称大孝达孝，德博而化，壹本于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也。下篇以“诚”字提纲，论天下五达道，国家九经，无不推本于“诚身”；似是上篇“道不远人”，“反求诸其身”之指。而诚身之人有两等：一则“自诚明”；“天下至诚”，“天下至圣”，是也。一则“自明诚”；“择善而固执之”，“其次致曲”，是也。而要其归于“无声无臭”，与上篇篇首“不闻不睹”义相发。然《中庸》一书，本是脉络贯联；而汉人辄于其中妄加“子曰”字，遂致截断文理，多生枝节。俞樾尝切论之，大指以为：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道其不行矣夫！”此数语本一气贯注，“民鲜能”句，即包下“不行”“不明”两意；而“不行”由于“不明”，故用“鲜能知味”一喻，而以“不行矣夫”为唱叹之语以结之！汉人于此加两“子曰”字，遂使一章，变成三节，而语转不了矣！子曰：“舜其大知也欤！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此段文字亦一气贯注，因上章“不行”“不明”两意，侧重“不明”，故举舜之“大知”以示人，见必如舜之“大知”，方可以明道；“人皆曰予知”，而实非“知”也，故择乎中庸而不能守，因举回之为人，以示能守者之难得，而以中庸不可能为唱叹之语，并上章而结之。汉人于此加三“子曰”字，遂使一章变成四节，而语转不了矣！《礼记》如《坊记》、《表记》、《缁衣》等篇，其中“子曰”“子云”等字，均是汉人增益，多可删除者；姑举《中庸》两段以示例，余可类推焉。亦有“子曰”字本非衍，而误以为衍者，如哀公问政一章，非皆孔子之言也，子思之言也。孔子之言至“夫政也者蒲卢也”，其辞毕矣；故“为政在人”以下，则皆子思之言。盖子思欲明“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而特引夫子之语以发端也。下文“好学近乎知”三句，又著“子曰”字，则其上非孔子之言明矣！学者不察，谓上下皆孔子语，乃以此“子曰”字为衍文。嗟乎！如前两章，则衍“子曰”字而不知；如此章，则应有“子曰”字而反以为衍：乃叹古书之不易读如此！（俞樾《达斋丛说·中庸说》） 笫三，观其会通　《中庸》一书，内贯《易》理，外通道佛。佛教者，智信圆融之教也。世界诸宗教，无不根植于信，而见破于智，以故宗教与科学不两立，乃至与哲学亦相违牾。惟佛教则不然！其利乐有情，始于由智生信；复终于由信转智。观释尊四十九年之说法，最初说有，其次说不有而空，最后乃说究竟，即非空非有之中道，此三时所说之教义，无一非极悲智双运，朗照澄澈之观；而其钤键尤在第三时之中道教。中道教者，三时教之一，说有空不偏，中道之教也；是法相宗所立。佛法以中道为究竟义，吾儒以中庸为第一谛。中庸之以“诚”“明”互修，犹佛法之贵“智”“信”圆融。“自明诚谓之教”，教之始于由智生信也。“自诚明谓之性”，道之终于由信转智也。“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孔子赞《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位当者言正。不当者非正；而言“中”也重于正。九三，六四，皆正也；三多凶，四多惧，以其不中也。九二，六五，皆非正也；二多誉，五多功，以其中也。故《彖传》言“中”三十有五，《象传》言“中”三十有八，正不必中，中无不正也。其言中也。曰“正中”，曰“时中”，曰“大中”，曰“中道”，曰“中行”，曰“行中”，曰“刚中”，曰“柔中”；刚柔非“中”也，而得“中”者无咎。故尝谓《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昭明圣祖之德而作《中庸》，其义盖本之《易》。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而“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子思作《中庸》之所为开宗明义者也！然尧之传舜曰“允执其中”，而舜亦以命禹。《洪范》九畴，天所以锡禹也；五居九畴之中，故曰“建用皇极”。“皇极”者，“大中”之谓也。尧舜以来，言中不言庸。子思之言中庸，何也？曰所以救“素隐行怪”，“愚而好自用者之失也”。《说文》：庸，从庚从用；“庸”之言，用也。然好自用者不能和众；而和众者必依“中庸”。自性天之所命者言之，谓之中；《传》曰“民受天地之中”，是也。自尽人所率用者言之，谓之中庸；此曰“用其中于民”，是也。“中”无定体，而用“中”莫如随时。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虽然，“时中”，唯圣者能之；而择“中”而执之，则人皆可勉，中之所在，善之所在也，故亦谓之择善。圣人之教人也，欲使知愚贤不肖之伦，去其过不及而归于中，故示之以从入之方，曰“择乎中庸”。“择”也者，能不能未定之词也。择之而得之，得之而固执之，久之而无时之不用其“中”，此之谓“时中”，此之谓“依乎中庸”矣。然则何以复言中和？曰：自“用其中”者而言，谓之“中庸”；自“和于众”者而言，谓之“中和”。“发而皆中节”者，合乎时，和乎众者也。天有四时，顺其序，不夺其伦，谓之太和，人有七情，中其节，不陵于众，谓之“中和”。“中”以“和”为用，“庸”以“中”为体；故《博雅》训“庸”为“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中和”即“中庸”也。惟“中”斯依乎“庸”，惟“庸”乃“和”乎众。孔子特发其义于《乾》之九二，而推极其致于九五。其赞《乾》九二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君”者，群也；“君德”之言群德也。夫以龙德正中之德博而化，而基之于“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此依乎“庸”以执“中”者也。其赞九五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盖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者，故为“同声”“同气”之义。圣人之于人亦类也，故为“各从其类”之义。《彖》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即指九五而言。此依乎“庸”以和众者也。“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斯不“庸”矣！“愚而自用”，求逞于人焉；斯失“和”矣！乾元用九而戒之以“天德不可为首”；惧其矫强，以不“庸”者而失“中”也。六十四卦，不外乎“时中”，孔子知其意而特发“中庸”之义于《乾·文言》。惟“时中”，斯因时制宜，无时不“中”；惟“中庸”，斯和光同尘，无众不和。庄子知其意而特发中庸之义于《齐物论》，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惟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已；因是已！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虽为言不同，而言“中”言“庸”则一。然则《中庸》之书，盖道出于《易》，而旁通于道佛书者焉！ 余五岁，受《中庸》于伯兄子兰先生；伯兄课督綦严，而于朱熹《章句》多异说。迄今四十余，鬓毛已斑；而伯兄不禄，忽忽十年。自伤老大无成，每展是书，未尝不追念伯兄之教，彽徊庄诵而不能自已也！爰当启蒙而述是篇。 [book_title]孝经第五附 按王俭《七志》，以《孝经》居首。（见《经典释文》叙录。）盖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古以是为至德要道；而挽近世昌言觝排，以为悖情拂性，吾国“父不父”之罪状在是也！於戏！“非孝者无亲！”而谩言曰“仁民爱物，旁施四海”者，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夫谁欺，欺天乎！爰撰是篇以晓来学。 【解题】“孝”者事亲之德，“经”者常行之典。《尔雅·释训》曰：“善父母为孝。”《礼记·祭统》曰：“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此之谓畜。”《说文·老部》：“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承老也。”则是“孝”者事亲之德也。而题曰“经”者，按《说文·系部》：“经，织也。”《玉篇》：“经纬以成缯布。”借以为经纶天下之意。《易·屯卦·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周礼·天官·太宰》：“以经邦国”，注：“经，法也。王谓之礼经，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国官府谓之礼法，常所守以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然则“经”者，国家之法典，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今按子称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开宗明义章》第一）“孝”之谓也。然则“孝”之为道，盖王者常所秉以治天下，诸侯卿大夫士庶人常所守以为法式，与法典同其用，而教敬敦礼，示民有常者也；故题以经。《汉书·艺文志》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郑玄《六艺论》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邢昺《孝经序正义》引）明其枝流虽分，本萌于孝者也。”（《隋书·经籍志》引）皇侃《义疏》曰：经者，常也，法也。此经为教，任重道远，虽复时移代革，金石可消，而为孝事亲，常行存世不灭，是其常也；为百代规模，人生所资，是其法也；言孝之为教，使可常而法之。《易》有《上经》、《下经》，老子有《道经》、《德经》。孝为百行之本，故名曰“孝经”，“经”之题名始此。盖《易》、《书》、《诗》、《礼》、《春秋》，孔子称引之见《论语》者，并不系称“经”；而《史记·老子传》但云“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亦未名“经”。独此书言孝，特表而出之曰“天地之经”，（《三才章》第七）始肇经之一名；是孔子自名之也。然则书之题名“经”，傥以《孝经》为权舆欤？ 【《孝经》之作者】宋儒陈骙、汪应辰以《孝经》为伪撰。然按蔡邕《明堂月令论》引魏文侯《孝经传》；《吕氏春秋·先识览·察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而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对篇》，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汉书·匡衡传》，衡上疏曰：“《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汉世儒者，其言凿凿，则《孝经》非伪撰可知；它若陆贾《新语》、刘向《说苑》、应劭《风俗通》诸书，皆有援据《孝经》之语，益征《孝经》自两汉以前，炳若日月，而非后世作伪之徒所剽窃窜改也。今观其文，去《大小戴礼记》所录为近；其中各章皆引《诗》为结，实开荀子著书《韩诗外传》之体；而《开宗明义章》第一曰“仲尼居，曾子侍”；与《大戴礼记》“孔子闲居，曾子侍”；（《主言篇》）《小戴礼记》“孔子闲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张子夏言游侍”；文法正同。特以其书言孝道乃天下之大本，故自为一经。（《中庸》“立天下之大本”郑玄注：“大本者经也。”）而《汉书·艺文志》徒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顾不言载笔者谁何？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则是孔子之作也；傥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载笔焉，但可谓之述，不可谓之作，故郑玄以为孔子作也：此最古说。顾有谓《孝经》，孔子不为曾子陈者：按刘炫《述义》，其略曰：“炫谓孔子自作《孝经》，本非曾参请业而对也。士有百行，以孝为本；本立而后道行，道行而后业就，故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然则治世之要，孰能外乎！徒以教化之道，因时立称；经典之目，随事表名。至使威仪礼节之余，盛传当代；孝悌德行之本，隐而不彰。夫子运偶陵迟，礼乐崩坏，名教将绝，特感圣心！因弟子有请问之道，师儒有教诲之义，故假曾子之言以为对扬之体；乃非曾子实有问也。若疑而始问，答以申辞；则曾子应每章一问，仲尼应每问一答。按《经》，夫子先自言之，非参请也。诸章以次演之，非待问也。且辞义血脉，文连旨环，而开宗题其端绪，余音广而成之，非一问一答之势也。理有所极，方始发问，又非请业请答之事。首章言‘先王有至德要道’，则下章云‘此之谓要道也’，‘非至德其孰能顺民’，皆遥结首章，非答曾子也。举此为例，凡有数科。必其主为曾子言，首章答曾子已了，何由不待曾子问，更自述而明之？且首起曾参侍坐，与之言，二者是问也，一者叹之也。盖假言乘间曾子坐也，与之论孝，开宗明义，上陈天子，下陈庶人，语尽无更端，于曾子未有请，故假参叹孝之大，又说以孝为理之功；说之已终，欲言其圣道莫大于孝，又假参问，乃说圣人之德，不加于孝；在前论敬顺之道，未有规谏之事，殷勤在悦色，不可顿说犯颜，故须更借曾子言陈谏诤之义：此皆孔子须参问，非参须问孔子也。庄周之斥笑鹏，罔两问影；屈原之渔父鼓枻，太卜拂龟；马卿之乌有无是；扬雄之上林子虚；宁非师祖以为楷模者乎？若依郑注，实居讲堂；则广延生徒，侍坐非一；夫子岂凌人侮众，独与参言耶？且云‘汝知之乎’，何必直汝曾参，而参先避席乎？必其遍告诸生，又有对者，当参不让侪辈而独答乎？”由斯言之：经教发抒，夫子所撰也。而《汉书·艺文志》谓其为曾子特说此经。然则圣人之有述作，岂为一人而已？（邢昺《孝经序正义》引。）斯其与《史记》、《汉书》称“孔子为曾子陈孝道而作”之说不合；要以为孔子之作，无可疑者。顾有以为“曾参虽有至孝之性，未达孝德之本，偶于闲居，因得侍坐，参起问于夫子，夫子随而答参，是以集录，因名为《孝经》”者，盖以为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也。邢昺《正义》引之而不著谁说；意者起于隋唐之后？盖刘炫尝驳难其说也；曰：“假使参自集录，岂宜称师字者乎？”（亦为《述义》，邢昺《孝经序正义》引。）谓开宗明义，揭“仲尼居”以称也。顾宋儒好仍其说，而甚焉；且以为曾子弟子所为矣！王应麟《困学纪闻·孝经篇》曰：“致堂谓：‘《孝经》，非曾子所自为也。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言之，门弟子类而成书。’（致堂，胡寅号。）晁子止（晁公武《读书志》）谓‘何休称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则孔子自著也。今首章仲尼居，则非孔子所著矣。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此后起之说，未可为据也。独刘炫以为“夫子运偶陵迟，名教将绝，特假曾子之问以为对扬之体”；虽为无据而实有见。近儒陈澧《东塾读书记·孟子篇》曰：“孟子书，诸弟子问而孟子答之；多客主之辞，乃战国文体也。（如《卜居渔父》之类。）如《万章》谓‘今之诸侯犹御’，其持论之严如此！则其问‘不托诸侯’，‘不见诸侯’，为客主之辞明矣。李榕村《语录》曰：‘《万章》好论古，大抵博观杂取，一切稗官野史，都记得多；却不知其人，连大禹伊尹孔子都疑惑一番！’此不知孟子文体也。《万章篇》所论唐虞三代之事，闳远深博，非问答之文，不能畅达之；读书岂可不识文章之体乎！”盖意以往复而始发，理以诘难而有明，自古有然，不独《孝经》！《孝经钩命诀》：“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又曰：“某以匹夫徒步以制正法，以《春秋》属商，以《孝经》属参。”陆德明曰：“《孝经》与《春秋》虽具夫子述作。然《春秋》周公垂训，史书旧章；《孝经》专是夫子之意。”按孔子作《春秋》成于七十二岁；而郑君言《孝经》所以总会六艺。然则《孝经》，孔子最后成也。 【《孝经》之本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二本：一《孝经》一篇十八章，可为《孝经》之初本。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苍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惟《孝经古孔氏》一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刘向曰：“《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即今《正义·本圣治章》第九）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厥为《孝经》之第二本，然皆不传！其可考见者，按桓谭《新论》曰：“《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而《孝经》古系之“孔氏”者，盖以为“孔氏壁中古文”也；非“孔安国传”之云也。武帝末，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语详《汉书·艺文志·尚书》叙，乃谓：孔安国悉得《古文尚书》，以考今文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献之；语意甚明，而不涉于《孝经》。《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至光武建武之世，给事中议郎卫宏所校，皆口传，官无其说，独故太尉南阁祭酒许慎学《孝经孔氏古文说》，谨撰具一篇。（《说文解字叙》后《许冲上书》）然则《古文孝经》之著书者，汉儒许慎一人而已，何有孔安国传也！《汉书·艺文志》叙《孝经》亦明著曰“孔氏壁中古文”，而不言孔安国传；至隋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安国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义疏，讲于人间，渐闻朝廷，儒者喧喧，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旧本”，而秘府又先无其书，（《隋书·经籍志》）以许慎《说文》所引及桓谭《新论》考证，亦皆不合！然自是传《孝经》者，有《今文》、《古文》二本。《今文》称郑玄注，其说传自荀昶，而《郑志》不载其名；《古文》称孔安国传，其书出自刘炫，而隋儒已言其伪。陆德明与炫同时，而撰《经典释文》，所据者盖《郑注今文》，故首出郑氏二大字；但按《叙录》云：“世所行《郑注》，相承解为郑玄，按《郑志》及《中经簿》无。中朝穆帝集讲《孝经》，云以郑玄为主；检与康成注《五经》不同，未详是非？”而不加以断言；盖疑以传疑之辞也。至唐元宗开元七年三月，诏令群儒质定。右庶子刘知幾主《古文》，五十二验以驳郑；国子祭酒司马贞主《今文》，摘《闺门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旧文，妄加“子曰”字，及注中“脱衣就功”诸语，以驳孔，两议并上：诏郑依旧行用；孔注传习者稀，亦存继绝之典。十年六月，上注《孝经》，颁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五月，上重注，亦颁天下。（《唐会要》）唐以前诸儒之说，因藉捃摭以仅存。四年九月，以御注仍自八分，刻石于太学，谓之《石台孝经》；旧在西安府学，为碑凡四。自是元宗御注行，而郑孔两家并废；厥为世间之第一古本，其章句盖同今文也。元宗既自注《孝经》，诏元行冲为疏；（《唐书·元行冲传》）宋真宗咸平二年，翰林侍讲学士邢昺受诏校定《孝经义疏》，（《宋史·邢昺传》）特剪截元疏，旁引诸书，成《孝经正义》三卷。元疏废而邢疏遂行，今刊入《十三经注疏》者是也；可谓为《孝经》之第二古本，而于是古文之不讲久矣！迨宋之南，朱熹乃取《古文孝经》，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经文二百二十三字，成《孝经刊误》一卷。其大指以“仲尼居”至“未之有也”为一节；云：“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氏门人之所记；疑所谓《孝经》者，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则或者杂引传记以释经文。”推朱熹之意，则第一节犹《大学章句》所谓经一章；其下“释经文”者，犹《大学章句》所谓传；而“杂引传记”者，犹《中庸章句》所谓“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也。（陈澧《东塾读书记》卷一）古文于是有改本，而为南宋以后作注者之所遵用焉。至元吴澄又改定《今文孝经》，从朱熹《刊误》之例，分列《经传》，其经则合《今文》六章为一章，其传则依《今文》为十二章而改易其次序；至朱熹所删一百七十二字，（朱熹《刊误》删二百二十三字中有句删其字者此惟载所删之句故止一百七十二字）与《古文闺门章》二十四字，并附录于后，为《孝经定本》一卷。盖《孝经》至是而《古文今文》皆有改本矣！然世传《古文》之不同于《今文》者；特如黄震《日钞》所称“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云‘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古文》则曰‘子曰参，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则曰‘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减，不过如此；于大义固无不同。至于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今文圣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通为一章；《古文》则分为二章。‘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古文》又分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过如此；于大义亦无不同。《古文》又云‘闺门之内具礼矣乎，严父严兄，妻子臣妾，犹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无之；而《古文》自为一章，与前之分章者三，共增为二十二。所异者又不过如是，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也。”自唐元宗御注行，而古文孔传今文郑注均佚；独本经存！晚出孔传郑注得自日本者，（乾隆丙申歙人汪翼沧自日本携彼国太宰纯《校刊古文孝经孔氏传》以归付鲍廷博刊之。知不足斋阮元《孝经义疏校刊记序》曰孔注今不传，近出于日本国者，诞妄不可据，要之《孔注》即存，不过如《尚书》之伪传，决非真也。郑注之伪，唐刘知幾辨之甚详，而其书久不存，日本国又撰一本，流入中国，此伪中之伪，尤不可据者。）特所谓“伪中之伪”耳，宁足据哉！然则言《孝经》者，舍唐注、邢疏其何以焉！至让清道光间，仪征阮元芸台则以《孝经》为曾子之书也，既撰《曾子注释》，以与《孝经》相表里；因命次子福喜斋撰《孝经义疏补》九卷，全载唐注、邢疏原文，而以《曾子》十篇中，凡可以发明《孝经》，可以见孔曾授受大义者，悉分系于各章各句之下。至明皇御注，半存旧注，而郑注亦杂其中。如有郑注见引于唐以前书者，悉据以补之；而于《释文》所载郑注旧字旧义，全行载入，以存郑氏旧观，且疏证之。古籍可相辅翼，并为甄录；兼下己意，曲鬯旁通。虽曰补疏，而实与疏全经者无殊。专家之学，清儒莫逮也！并存于此。 【《孝经》之读法】《孝经》篇幅匪宏，而纲纪毕具；上自君卿，下迄士庶；括囊大典，宣究道原。黄震《日钞》，《孝经》弁首，而《论语》、《孟子》次之；以为大道之户奥，六艺之总会，读经者当先读《孝经》也！粗述睹记，以拟读法： 第一，明其宗旨　吾闻英国哲家达尔文氏，昌言天演，征见物竞，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同人道于鸷兽，以竞争为固然！宜若“圣人人伦之至”，必当退听于无权？而顾致警于道德之不可蔑弃，其大指以为：“道德之原，实起于亲子之有爱！扩而充之，则为同族同类之兼相爱，斯称为动物之群性，而与动物之自利性，如车之有两轮，如鸟之有双翼，并偕有生以俱来。天演物竞，自然淘汰；此群性之于人类，乃日继长增高以有缉熙于光明者，此何以故？盖坏国丧家，必由营私；专欲难成，多助得顺。故群性之发长，亦为适者资格之一。就一国家一社会之个人而言：忠信笃敬，仁人良士之子孙，角知争雄，较之贪夫败类，诈伪桀黠者之子孙，孰为胜利，虽未可必？而以团体竞争言，则多数忠信笃敬，仁人良士之个人所构成之国家之社会，必较诸多数贪夫败类诈伪桀黠之个人所构成之国家之社会，为繁荣而强固。何者？盖营私自利，坏国丧家，人道或几乎息，宁我之能独存！则固事有必至，理无可疑者！”而推群性之见端，厥征于亲子之有爱。於戏！此“非孝者无亲”之所以为大乱之道；（《五利章》第十一）而“教民亲爱”之所以“莫善于孝”也！（《广要道章》第十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天子章》第二）“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父子之道，天性也！”（《圣治章》第九）“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三才章》第七）此“孝”之所以“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也！”（《开宗明义章》第一）夫人之所以竞胜于物而不殄厥胤者，徒以其仁而能群也。试征诸载籍：其在《汉书·刑法志》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聪明精粹，有生之最灵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耆欲，趋走不足以避利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役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为贵也！故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争心将作。上圣卓然，先行敬让博爱之德者，众心说而从之；从之成群，是谓君矣！归而往之，是谓王矣！《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圣人取类以正名，而谓君为父母，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推班氏之指，“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而取类于父母者；岂不曰“群性之见端，厥征于亲子之有爱”也乎！此可以征赫胥黎之论天演焉！赫氏之论曰：“人之有群，其始亦动于天机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设而非人之所为乎！群肇于家，其始不过夫妇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联益固，生齿日繁，则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乃愈益备。故宗法者，群之所由昉也。夫如是之群，合而与其外争，或人或非人，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盖唯泯其争于内，而后有以为强，而胜其争于外也！此所与飞走蝡泳之群同焉者也！且与生俱生者有大同焉！曰好甘而恶苦，曰先己而后人。夫曰先天下为忧，后天下为乐者，世容有是人，而无如其非本性也！人之先，远矣！其始禽兽也，不知更几何世而为山都木客；又不知更几何年而为毛民猺獠；由毛民猺獠，经数万年之天演而有今日；此不必深讳者也！自禽兽以至为人，其间物竞天择之用，无时而或休；而所以与万物争存，战胜而种盛者，中有最宜者在也！是最宜云何？曰‘独善自营’而已！夫自营为私，然私之一言，乃无始来斯人种子；由禽兽得此，渐以为人，直至今日而根株仍在者也。古人有言：‘人之性恶。’又曰：‘人为孽种，自有生来便含罪恶。’其言岂诞妄哉！是故凡属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其欲；其始能战胜万物而为天之所择以此！其后用以相贼而为天之所择亦以此！何则？自营大行，群道将息，而人种灭矣！此人所与鸟兽昆虫异者，又其一也！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侵；侵即争；争则群涣；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去！故曰：‘自营大行，群道息而人种灭’也。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能群者，又莫人若！如是，则其所受于天，必有以制此自营者，夫而后有群之效也。夫物莫不爱其苗裔，否则其种早绝而无遗，自然之理也。独爱子之情，人为独挚！其种最贵，故其生有待于父母之保持，方诸物为最久，故其用爱也尤深；继乃推类扩充，缘所爱而及所不爱。是故慈幼者，仁之本也；而慈幼之事，又若从自营之私而起；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胜私。”（见严复译《天演论导言》第十二、第十三。）此班氏“明仁爱德让，王道之本”之所为取类于父母者也！然则人种之不灭，由于群道之不息；群道之不息，由于仁心之博爱；心同理同，推诸东海而准，推诸西海而无不准！虽然，赫氏言慈子为仁之本；而孔子则以孝弟为仁之本，与子言孝，而不与父言慈者曷居？曰“此圣人所以为‘人伦之至’也！亲之爱其子，盖动物之所同然；而子之知孝亲，斯人道之所独而跻于‘圣人人伦之至’耳！”吾闻英国哲家有特兰门德氏（Henvg Dramont）者，著《人类向上论》（Aglntafman）一书；其名称与达尔文氏昌言天演以《动物进化论》为揭帜者，若作旗鼓之当，大指以为：“人群之进化乃爱之进化，而非由于竞争；此人之所以异于普通生物也！大抵生物为生存而努力者有二：一为维持己之生存，一为维持他之生存。而生活之网，乃以此一经一纬之所组成。为己之生命而努力，乃有竞争；而其为他人之生命而努力者，即伦理学中之所谓爱也。爱之云者，非近世所发见；非后天之观念；非宗教伦理文学美术之所产出；其来源之远，与地球原形质之胚胎以俱萌；其发荣滋长，亦自有其历史。从来言进化者，只知竞争而不言爱；则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夫生物与无生物之区别有二，即营养与生殖而已。营养者，自外部吸取物质以储于体内，而同化之，以发育自体；是为己之生命而努力也。生殖者，割体内之一部而养育之，俾分离于体外，别成一生活体；是为他之生命而努力也。故原形质之利己与利他，已征兼营并存；而下等原生细胞之个体分裂，即牺牲自体之生活以成多数之生活体，即爱之原始作用。至高等植物，则生殖器管与营养器管，同其具体。吾人若观花果实及种子之一切机能，则知其为他之生命而努力者，其进步已著。进而至于动物，则生殖之机能益宏，而爱情之端倪显露。至人类而保抱提携，鞠育教诲，亲子之爱，笃实辉光。推之而家庭也，国家也，社会也，皆爱之所创造者也。同情也，协助也，皆爱之所发生者也。爱之真意义，即牺牲自己以利他人之生存之谓也。匪仅父母对于其子女而存；而子女者，只爱之精神最显著之发表机关而已。夫父母之生育子女，其初为生理的活动；其继为伦理的活动。方其生也，生理作用也；然生理作用毕其事，而伦理作用代之起。伦理的爱，所以续生理的爱而竟其全功者也；而人类之生存，不能不依此伦理的爱而活动；此则所谓‘爱之进化’也。夫以生理学中未终了之爱，继继绳绳，而以入伦理学之范畴，其爱乃底于完成！”故曰：“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圣治章》第九）“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感应章》第十六）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人知爱其子，牛马亦知爱其子；苟言爱之进化，而征诸亲之慈子，尚未跻于“圣人人伦之至”。然则“慈”者生物之所同，而“孝”乃人伦之所独也。故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圣治章》第九）此《孝经》一书所以与子言孝，而不与父言慈也！故特为发其指焉。 第二，观其会通　善有元，事有会！《易大传》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孝经》一书，纲纪《论语》，旁通《春秋》，肇开墨学；通于一而万事毕，知其元，则众善举矣！何以言其然？案《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统下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章言之；而谓“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若以“事君”作君主解，则君主之最尊者，莫如天子矣！更何“事君”之可言！“君”之为言群也；（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春秋繁露》“灭国君者，不失其群者也”。《白虎通号》“君之为言群也。”）“事君”者谓有事于群以为群服务也。“爱亲”，“敬亲”，“始于事亲”也。“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天子章》第二）“中于事君”也。而要其“终于立身”者，则以爱根性生，而“事亲”“事君”，皆穷理尽性之所有事，而非于立身以外别有所事也。《论语》以《学而时习章》第一，《其为人也孝弟章》第二，见学者穷理尽性，不外于立身；而立身之道，莫大于孝弟。“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天子章》第二）“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治章》第九）此孝弟所以为仁之本也！（《论语·其为人也孝弟章》）仁从人从二，会意，人相偶也。人之相偶，始于父子兄弟；而亲亲乃为仁民之基。不孝不弟，则人相偶之大本已坏，而失其所以为人；何立身之与有！故曰“纲纪《论语》”也。按《孝经钩命决》：孔子曰：“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此虽纬书，然当时曾隐括其语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故曰“志”；而孝则士庶人之所得尽，故曰“行”。何休取两语以序《春秋》；唐玄宗采两语以弁《孝经》。盖《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本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补敝起废，（本《太史公自序》。）治之于已事之后；而《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而终于立身”，（《开宗明义章》第一）敦敬教爱，顺之于未流之先。（“以顺天下”语见《开宗明义》第一、《三才章》第二。）《春秋》循名核实，宽于贤贤，而峻以治不肖；《孝经》至德要道，仁以爱民，而本之事亲。一挈法家之要，一弘儒者之教；而要其归于“则天之明，因地之义”，（《三才章》第七）“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则无乎不同！故曰“旁通《春秋》”也。抑尝读《汉书·艺文志》之叙墨家者流曰：“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宗祀严父，是以右鬼。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今按《孝经·三才章》曰：“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博爱”义与“兼爱”同；而“民莫遗其亲”者，“孝”也。“先王知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以同于上”，殆墨者“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之说之所本矣！《天子章》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亦《墨子》言兼爱本于“欲人之爱利其亲，故爱利人之亲”之指也。《广至德章》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释文》引郑注：“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白虎通德论》曰：“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为人子弟。”此则墨者“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之说之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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