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国学常识 [book_author]曹伯韩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 [book_length]127183 [book_dec]本书分十三章，一百四十二节，卷首载有详细目录，颇便于参考：第一章概说，对国学作一轮廓的说明，尤其对清代以来的学术概况，特加指出；第二章至第四章，将考证学与考古学所获的成果，略加介绍，使读者稍微知道一点治学的工具和方法；第五、六两章为史学部分，因历史可以指示一切学术的背景，经史又素来是国学的重心，所以置于其他学术之前。而经书为占代史料，又系过去国学的总源泉，所以更列于普通史学之前；第七、八、九章为哲学部分，先诸子，次佛学，再次理学，系按时代次序排列，使读者容易看出演变的迹象；第十至十二章为文学部分，因诗歌是最早发生的纯文艺，故首说诗、骚、赋、词、散曲等属于诗歌一类的作品，而后说到散文与骈文。至于小说、戏曲及民间俗文学，因其发展最晚，且至最近方才被人重视，所以放在末了；最后第十三章，略述自然科学及艺术，以表示我们对于这些学术的重视。 [book_img]Z_12242.jpg [book_chapter]第一章 概说 [book_title]编 例 编 例 一、本书以供中等学校学生课外阅读为主要目的，亦可供一般对国学开始发生兴趣者之参考。 二、本书所搜辑之材料，均属于常识范围，不涉专门事项，即一般国学常识书中过于琐碎之人名（例如明代文人有前七子、后七子、前五子、后五子、广五子、续五子、末五子等名目，所包含之人名甚多，本书仅提到前后七子的代表人物，其余均从略）、术语（例如沈约所倡诗忌八病的解释，仅举八个名称，并不能明白其实在意义，不如索性不讲)等，亦一概从略。 三、本书对于学术源流及派别，对于各时代思潮的起伏变动及其背景，均加简明的解释，并不惮前后反复申说，以期读者获得贯通的理解。 四、本书对于国学各方面在目前的发展趋势，亦略加叙述，使读者不致堕入抱残守缺的固陋之见。 五、本书引用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冯友兰、胡适之诸先生的言论较多，间亦附以鄙见，不过取舍赞否之间，既非人云亦云，亦不标新立异，唯一的主旨是在使读者能从各大家意见观其会通，而不宥于冬烘学究旧套。 六、本书虽不注重琐碎的常识，但一般国学常识书中之比较重要的事项，仍尽可能容纳（例如“建安七子”、“竟陵八友”……的姓名），故于毕业会考或大学入学考试前参考，仍甚适宜。 七、本书参考坊间出版之同类书籍与期刊，尽可能的集合各方特点，提要钩玄，于短小篇幅之中，具有多数书刊的缩影。读者手此一编，即无异于与各种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史学史、文化史著作相接触。 八、本书分十三章，一百四十二节，卷首载有详细目录，颇便于参考。但仍有重要事项或人名书名，为目录上所不及载，或散见各处而不易查阅者，另附索引于书末，详载叙及此等事项之节目次第。 九、书末索引系按每条第一字之韵部，依注音符号一、ㄨ、ㄩ、ㄚ、ㄛ、ㄜ、ㄝ、ㄞ、ㄟ、ㄠ、ㄡ、ㄢ、ㄧㄢ、ㄨㄢ、ㄩㄢ、ㄣ、ㄧㄣ、ㄨㄣ、ㄩㄣ、ㄤ、ㄧㄤ、ㄨㄤ、ㄩㄤ、ㄥ、ㄧㄥ、ㄨㄥ、ㄩㄥ、ㄦ的次序排列。同韵之字，以声母ㄅㄆ……的次序为次序，而以韵母独用者置于最后。同音之字，则按笔画简繁而分先后。第一字相同者，第二音分。如此类推。声母独用者概隶ㄦ部。 十、本书第一章概说，对国学作轮廓的说明，尤其对清代以来的学术概况，特加指出。第二章至第四章，将考证学与考古学所获的成果，略加介绍，便读者稍微知道一点治学的工具和方法。第五、六两章为史学部分，因历史可以指示一切学术的背景，经史又素来是国学的重心，所以置于其他学术之前。而经书为古代史料，又系过去国学的总源泉，所以更列于普通史学之前。第七、八、九章为哲学部分，先诸子，次佛学，再次理学，系按时代次序排列，使读者容易看出演变的迹象。第十至十二章为文学部分，因诗歌是最早发生的纯文艺，故首说诗、骚、赋、词、散曲等属于诗歌一类的作品，而后说到散文与骈文。至于小说、戏曲及民间俗文学，因其发展最晚，且至最近方才被人重视，所以放在末了。最后第十三章，略述自然科学及艺术，以表示我们对于这些学术的重视。 十一、我国文人每有几个名宇，本书所用以一般人熟悉者为主，有时称名，有时称号，没有一定，但为免除读者误会起见，随时将其另一通用的名宇注明。 十二、本书因仓卒编成，又因限于环境，参考图书有限，不免发生重要的遗漏与讹谬，尚望学术专家及一般读者不吝赐予指正。 一九四三年元月四日编者识于桂林 [book_title]一 所谓国学 国学这个名词发生于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谁所创造。有人说，章炳麟（太炎）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申叔）氏也有“国学保存会”的发起，大概他们就是国学两个字的最初使用者。这是不是正确，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国学这个名词，是因为欧美学术输入才产生的。它的范围，是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学术包括进去的。 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国粹两个字，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又似乎有点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不论精粹不精粹，过去的文献总是可宝贵的史料，都可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这样看起来，国故这个名词总算是公平而完备了。但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只能够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可是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我们所谓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了，我们为什么不采取世界公用的名称，如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等类的名词呢？而且对于具有种种内容的学术，为什么不加以个别的名称而必须采用笼统的总名称呢？这都是值得考虑的。 但我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 [book_title]二 国学在清代 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时代最为发达，当时诸子百家，各有专长，不相剿袭。自汉朝表彰六经，儒家定于一尊，诸子之学衰落，而经学成为唯一的学术。两千年来，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但到了清代，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 过去汉儒解经，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清初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诸儒无补时艰，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然而他们所谓实学，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并由经学而奠立了清代考证学的初基。颜习斋（元）、李恕谷（塨）继起，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最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其后戴东原（震）出来，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同时惠定宇（栋）亦标榜汉学。惠、戴以后，继起有人，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 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埋头研究，不谈现实政治，到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不容许士大夫脱离现实，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代之而兴的于是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公羊学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最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以作维新运动的根据，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 本来正统派中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以及最后的章炳麟，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以子证经”，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谭嗣同，更主张“冲决一切网罗”（见《仁学》）。这种发展的趋势，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显然的。因此梁启超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反动政治的妨害所致。 如上所说，清代考证学派本来是因纠正性理学派的缺点而起，性理学派的缺点是空疏而不切实用，考证学派以客观态度研究经书，就解经而言，诚然不空疏，但是流于琐碎支离，解经也终于不得要领，至于国计民生之现实问题，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学问的不切实用，仍然同性理学派一样。晚清诸学者因为受了列强入侵的刺激，及外来思想的影响，大家对于现实问题有所主张，如康有为的倡导维新，章炳麟的参加革命，他们各自代表考证学派的一分支，作为两千年来经学的光荣的殿军者。 辛亥革命以后，儒家的地位，至少在一般学者的眼里，已经回复到与诸子同等的地位，国学不应当再以解释经书为唯一任务，已是当然之理，而自己创立的学说，尤其不必假托古人的招牌来传布，也是毋庸多说的。不过前代学术的源流和得失，可供我们借镜的地方很不少，而且他们整理古代典籍的成果，很可以供我们利用，所以我们不能忽视。 [book_title]三 国学的分科 中国学术向来无所谓分科的，一般儒者都是以万能博士自命，他们常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所以那些学者的全集里面，也有诗词歌赋的文学作品，也有评论史事的论文，也有代圣贤立言的经书注疏，可说对整个学术范围内的各方面都有所贡献。但就个人的才性及用力的浅深说，本来不能不有所偏至，所以一些有名的学人仍然只能以一种专长著名，如朱熹以理学著名，李白以诗著名，人们决不会指朱熹为诗人，指李白为理学家。所以事实上，国学仍然是分了部门的。 曾国藩把学术分成“义理”（即性理之学或理学）、“考据”（即考证学）、“词章”三大部门（戴东原亦曾如是分类），他写给他弟弟的信说：“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在这个指导读书方法的信中，我们看到他们怎样说明三大部门的学术，怎样主张选科，并且指出在义理一门之下，还可以按照经书的种类及史书的朝代而分科研究。不过三大部门的研究对象，都是经史，整个学术范围，非常狭小。诸子百家，只当作参考书，全部学术集中在儒家一派的范围以内。三大部门的重要性，是义理第一，词章第二，考据最末了，他的话完全是宋明以来儒家正统派的传统意见。 义理之学，照理应该还有老学、墨学……等等的专科，但因儒家的独占，就没有它们的份儿了。 词章之学，包括诗及古文两个主要部门，其次有赋、词、曲、骈文等。现代文学所尊重的小说及戏曲，过去不被重视。 考据之学，除按照经书的种类分科外，又按照问题性质而分科，如专门考名物制度的狭义的“考证学”及专门考文字训诂的“小学”，以及专门考书籍源流真伪的“校雠学”，是三大科别，此外还分出许多独立的部门，如小学内分出声韵学、训诂学，以及金石学、甲骨学等，校雠学又分成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 [book_title]四 国学的派别 讲实证的学术，分科繁而派别少，尚玄思的学术则相反。国学以古书为对象，文字艰深古奥，又不免有遗漏和错误，后世的人无法去找古代的原作者来质疑，就只好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因解释的不同，而派别便产生了。以前说的“义理”、“考据”、“词章”的三种学术，虽然是三个部门，但同时也是三个派别，因为学者所采取的道路不同，对于同一古书的解释会得到相异的结果。所以曾国藩说他们“各执一途，互相诋毁”。 在考据学全盛的清代中期，所谓桐城派词章之学也抬头起来。桐城派文人以“载道之文”相标榜而讥诮考据学的支离破碎，无补于圣道。考据学者则讥诮桐城派文章没有内容，根本无所谓“道”。考据学者批评义理之学的空疏，可是义理学派也讥诮他们的破碎支离。这几派之中，考据派在学术界虽然称霸，但清政府所奖励的却以义理之学为主。 义理学派即所谓宋明道学，因其解释经书遇着难解之处，不去找许多古书参证，考查原来的意义，只是“望文生义”，照字面去讲，所以人们说它空疏。其实这个学派不是完全不查考古字的意义，不是完全不注意古书的遗漏错误，我们一看《四书》的朱注便知。这个学派的特点，是在于借孔孟的话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朱熹（晦庵）的四书注，就是宣传他的理气二元论。陆九渊（象山）更公然说“六经皆我注脚”。的确，他们表面上是注解经书，实际上是拿经书注解自己。可是朱熹还不敢公然这样讲，他的意思只是说，按之人情物理，孔孟的这些话应当这样解才对。朱氏是主张“格物致知”的，这就是从研究人情物理去了解孔孟之道。 因为这一点，使朱陆又分成两派。朱氏的学术，渊源于程颐（伊川），所以这派叫程朱派。陆象山之学，到明代王守仁（阳明）而有澈底的发展，所以这派叫陆王派。程朱之学，讲求穷理尽性，称为理学。陆王也讲理，但程朱的理有客观性，而陆王的理是纯主观的，陆氏说“心即理”，所以人们为与程朱的理学分别起见，又叫陆王之学为“心学”。 义理之学大致和现代所谓哲学相同，所以有派别，无分科。考据之学和现代所倡社会科学相像，所以有分科，也有派别。可是因为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而是古书，所以考据之学的派别，不是从理论上分的，而是从古书的传授系统上面分的。汉朝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来提倡经书的研究，许多儒生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着经书进献，据说是因为古经原本已不容易觅取，他们这些儒生都是凭着口耳相传的方法，一代一代地传授下来的。后来却有人贡献古本经书了，那些书据说是藏在什么古建筑物（如孔子故宅）的夹壁中间，或者什么山岩里面，被人家发现出来的。有了这一套古字的原本，于是就有一班儒生来研究它。由于这种版本和前面那种所用的文字有古今的不同，于是在研究者方面就分出今文派和古文派。 其实两者的分别不但在文字上，就是内容也有不同的地方，特别是思想方法方面（这点后面再说）。这两派经学家所做的事，或系考证古书的真伪，或系考证古书上的名词器物和制度，或系探讨古代文字的意义，或系探讨经书的微言大义，所以一般称为考据之学，因为考据之学创于汉朝，又称汉学，而和汉学相对待的义理之学，因为创于宋代，就叫宋学。 在词章之学方面，古文和骈文不但是两个门类，同时又是两个派别的名称。骈文是四六对偶的文体，古文（这个古文和经学上的古文，名同而实异）是不要对仗的散文，研究骈文的就反对古文，研究古文的就反对骈文，因而形成两大派别。清代除这两大派对立外，古文派内部又有桐城派和阳湖派的分别。 [book_title]五 进步的方法与贫乏的内容 考证学派所用的方法是欧洲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我们从考证学大师戴东原的治学方法可以证明。梁启超曾举出它的十大特点，大意如下： （一）凡建立一个主张，必须依靠证据。 （二）选择证据，以时代为标准，时代越古的证据，就越认为可靠。 （三）孤单的证据不能建立确定的结论：其无反证者暂时保存之，得有续证则渐又信仰之，遇有力之反证则抛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都认为不道德。 （五）最喜欢集合许多同类的事项，作比较的研究，而探寻其一般的规律。 （六）采用旧的学说，必须明显地引用，反对暗中偷用。 （七）彼此见解不同，尽量发展论争，弟子也可以驳难本师，被批评者并不生气。 （八）论争以本问题为范围，采客观的理智的态度，对于对方意见亦同样尊重，反对谩骂讥讽及牵涉题外。 （九）喜欢专门研究一个问题，作深入的探讨。 （十）文体主张朴实简洁，反对啰啰唆唆。 以上这十种方法，显然是西洋所谓实证主义的具体应用。胡适也曾经说过清代考据之学的特点有两个：（一）大胆的假设；（二）小心的求证。这两者就是科学方法的要点。 清代学者所用的方法虽然是进步的，但所研究的对象非常狭隘，所获得的成果非常微末——虽然有极可宝贵的收获，但就多数学者所耗费的精力而比例地说，那成果是相对地小。除天文学及算学外，广大的自然科学领域完全不被清代学者涉及。即就古学而论，所谓名物制度的考证是很少有辉煌的成绩的。最大的收获只是在文字训诂方面。当时以考证著名的有戴东原及惠栋两派，戴派比较地富于批评精神，研究的成绩就比较多，文字训诂方面的收获是他们的功劳，惠栋派拘守汉儒传统，缺乏批评精神，其考证支离琐碎，不得要领。 [book_title]六 欧美学术的影响 欧洲自然科学的输入不自清末始，在明代就开始了。从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到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之百余年间，西洋教士来到中国的有七十四人，著书二百七十种，除关于宗教者外，还有关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论理学等科的。 中国历法，因受这个影响而有所改革。经学家因受这个影响而将天算之学纳入经学的范围，他们认为，经书里面有说及天象及历法之处，研究天算专门之学，正是通经致用的一部分工作，所以当时考证学大师戴东原，对于天文及数学，有相当的造诣。 因此，考证学派之采用科学方法以研究经学，也不能不说是受了西学输入的影响。这个影响如果扩大，各种自然科学都有从经学里面逐渐生长出来的可能。 例如从《禹贡》的研究，已发生了地理学的一部分（沿革地理），从《毛诗》草木虫鱼的研究，可以产生动植物学。但因为当时社会经济没有新的发展，政治方面又为雍正帝的高压政策及乾隆帝的怀柔政策所笼罩，加之，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徒保存奉祀祖先等项旧的习俗，大为中国士大夫所不满，以致欧洲来华教士大受排斥，中西交通为之中断，所以西学影响，仅达到古书研究方法上的革新为止。 [book_title]七 “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 传统的经学，到了康有为，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正统的考证学派（古文派），到章太炎也可告一段落，过此以后，人们都采用新工具、新材料来研究中国古文化了。 完全采用新观点来整理国故，是从“五四”以后开始的。“五四”以后与“五四”以前的异点，在于批判精神的充分不充分。康、章二氏对于流俗之见虽然敢于批评，终于不敢彻底推翻传统的偶像，比方康氏要依傍孔子而传播民主政治的思想，章氏则始终不肯逾越汉朝古文经学家的范围（他谈文字学，以许氏《说文》为绝对可靠，反对旁人根据甲骨文、钟鼎文以批评许氏之说）。 “五四”以后，胡适、梁启超、顾颉刚诸氏的整理国故，是没有丝毫偶像观念的。胡适曾说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学术的思想，采取评判的态度，分开来说，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他解释第三点说，整理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 胡氏又说前人研究古书，很少具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以上所引，均见《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一点尤其足以区别今人与前人研究国学的精神。现在一般学者都有历史进化的眼光，所以再没有人硬派孔子做民主主义者，也不因为他的反民主思想而谩骂他。《新青年》杂志及《吴虞文录》上面的评孔文章，虽然不免缺乏历史观念（因为它们不大分析孔家思想的社会背景），但是它们的主旨在于反对不合现代生活的传统思想，并不是根本否定孔子之道在历史上的价值。自顾颉刚著《古史辨》以来，许多学者应用社会进化史的理论来整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方面，也有若干创获，整理国故的工作在社会学帮助之下更开辟一新的道路，而清代学者支离破碎的毛病是决不会再犯的了。 [book_title]八 国学与世界学术 我曾说过，国学非中国人所能私有，它应当是世界学术的一部分。这点在外国人眼中，早已不成问题，如他们将我们重要的经典翻译过去，对于我们近年研究国故的著作也很注意，择优翻译，而且他们有些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咬着牙读我们佶屈聱牙的古书，或者不远万里而来，发掘我们地底下的古物而带回他们的博物馆与图书馆去，他们又不断地考证研究，把研究的成果著为文章与专书发表出来。 另一方面，我国有见识的学者也早已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们采用世界学术上的新方法、新工具来研究国学，并且也利用外国的材料，例如研究声韵学，则采用ABCD之类的音标以代替旧有的“见溪群疑……”那一套工具，参考耶费孙、高本汉那些外国人的著作，并且也采取那些外国人以西藏语、蒙古语、缅甸语等东方语言与汉语比较研究的方法；又如研究程朱的理学，而与西洋的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哲学相比较，研究我国解释《易经》的象数之学，而与希腊毕达哥拉斯学说相比较（以及应用技术方面，拿新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整理国医，研究国产药材；应用会计学、簿记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改良中式簿记等项）：都可以说是具有世界的眼光，没有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陋儒习气。 然而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坐井观天的人，机械地把国学和西学或科学对立起来，以为研究国学就可以不读外国书，甚至可以不要科学知识，那实在太可笑了！ 不待说，现在国学和世界一般学术还是没有打成一片，浩如烟海的四库典籍，只是一堆杂乱混合的历史材料，亟待我们整理，我们固有的农、工、商、医等应用技术尽有其特长之点，亟待我们的科学工作者自己加以发掘。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对于本国学术的应尽之责，但必须了解国学在世界学术中的地位，才能有正确的研究方针。 [book_title]九 专门研究与基本知识 整理国故是专门研究的工作，必须分工进行，例如研究哲学的就整理哲学方面的材料，研究文学的就整理文学方面的材料，而且在哲学或文学里面，还可以作进一步的专门研究，如专门研究一派的学说，或一个时期的作品。 进行专门的研究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一点是在现代一般学术中早已选定了专攻的部门，而且有了相当的了解；一点是对于国学的各方面先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不但整理国故者先须有一个对于国故的大致认识，而且连不去整理国故的一般知识分子，也须有一点关于国故的基本认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的固有文化，应该知道一个大概，才可以免掉“数典忘祖”的讥诮，这是一；尤其是因为过去的历史，与眼前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连，不懂得过去就不能理解现在，这是二。 [book_title]一〇 研究的态度及准备工作 初步研究国学，不能作局部的精深研究，而应当涉猎各方面，作一全盘的鸟瞰。研究国学也不可与研究国文混同，研究国文是研究阅读及写作本国文字的技术，只可以拿小部分的古人文字作参考，不必涉及其他的方面。 研究国学的基本知识，可以涉及各方面，但也不必耗费过多的时间去读古书，只须把最重要的几种浏览一下或大致翻阅就很够了，有的人以为研究国学就是学作古文或骈文，那当然更错。王国维有云：“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如果知道前代的文学为后世所莫能继，就不必勉强地铸造假古董。我们大可以参考前代之文而另自创造我们这一代的文学。至于说能作古雅骈俪之文，就可以作高级的应酬文字，为干禄的工具，那又更把学术的地位看低了。 另有一些重视国学而头脑冬烘的人，就不免拘守通经致用的古话，以为当今之世，还是只要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这是宋代赵普的话），甚至于想考订《周礼》，行之今日。这种思想当然也不合现实需要，不是我们所应保留的。 我们尊重先民的文化遗产，同时了解它的历史意义，凡可以供现代采用的当然继续发扬，而不合现代需要的则不必勉强继续，只须知道它在过去一定时期中的重要性就行了。 本书的讨论限于常识的范围，不是深入的研究，更不是讲整理工作，只是关于国学的初步概念提示。 可是即以初步的尝试而论，也得做做两种准备的工作。首先要读一读关于文学、哲学、史学、社会学的基本书籍，例如哲学大纲、文学概论之类，使自己对于现代学术中和国学最有关系的几个部门先有一个概念。其次是读一读近日出版的中国社会史，使自己对于本国文化演进的背景有一个轮廓似的认识。假使这种工作早已做过，那么巡礼一下国学的园地，便不是毫无意义了。 [book_chapter]第二章 语文 [book_title]一一 研读古籍的阶梯 平常以为能读现代通行的文言文，就可以读古书，那是不对的。因为古书中有许多文字，现代已不通用，即使可识的文字，其所代表的古代语言，也不是我们所能一见了然的。加之古书经过数千年的辗转抄写或翻印，错误颠倒脱漏，都在所不免，不经过专门家的考订，便无从理解。 例如《老子》里面有一句“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一般文人将“佳兵不祥”作为一个成语来用，意思是穷兵黩武为不吉祥的事，其实把《老子》上的原意弄错了。清阮元序王引之《经传释词》说：“佳为隹之讹，隹同惟，老子夫惟两字相连为辞者甚多，若以为佳，则当云不祥之事，不当云器。”“兵”是干戈等武器的总名，“兵”是不祥之器，文义明显，只因“惟”字误成“佳”字，人们就读不通了。至于“惟”字只写半边，古铜器铭文已有确切的证明。 由此一例，可知学习古代语文是研究古代典籍的必由之路。所以戴东原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book_title]一二 所谓小学 研究古代语文之学，自汉以来，称为小学。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六书”即是识字的课程，保氏是小学的老师，国子是公卿大夫的子弟，《周礼》所说，是周朝贵族子弟的教育制度，汉朝却用小学来代表其中的一种课程——六书，可说是名词的滥用。汉以后所谓小学的内容，和周时小学中的“六书”课程也不相同，周朝的六书课程只是教儿童认识当时通行的文字，汉以后的小学却是考究文字的源流，是专家学者的事业，不是小学生的功课。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列各种书目，内小学一类的书，如《仓颉》、《凡将》、《急就》、《别字》等，都是“包举杂字”，或字典性质的书，自此以后，凡属解释文字的书，都称小学。清代修《四库全书》，将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三种。小学类的书，列在经部书籍的末了，因为过去学者以经学为中心，认为小学不过是读经的工具。 现代学者对于这门学问，已经正名为文字学与语言学，并且不把它附属在经学里面，因为古代语文的研究，对于社会学、史学及古代各派哲学（诸子）的探讨都有关系，不仅和六经有关。 [book_title]一三 六书 六书是造字及用字的方式，其名称与次序，有几种讲法。汉刘歆及班固的讲法是：（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声，（五）转注，（六）假借。许慎的讲法是：（一）指事，（二）象形，（三）形声，（四）会意，（五）转注，（六）假借。一般文字学家多采用许氏的名称，但次序以刘班两氏所定者为比较合理。现在依刘班次序及许氏的名称与定义略加解释。 象形——许氏说：“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日”字，篆文作圆形象太阳，内一画系象日中的斑点。“月”字，篆文象缺月之形。除日、月外，如山、水、牛、羊、鱼、鸟、米、禾、门、户、子、女、君、臣、手、足、耳、目等，都是象形，看篆文即可明白。 指事——许氏说：“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上下的意思是抽象的，没有一定的形可以画，于是画一横线作标准，再在横线的上面或下面作一符号来表示之。篆文上这符号就是一较短的横线，或作直线。其他例子如“中”，以囗象四方，以丨为表示中央的符号。如“一”、“二”、“三”，以横线表示数目。如“刃”，在“刀”口作一记号。如“本”，在“木”的下部作一符号，表示根部；“末”，在“木”的上部作一符号，表示树梢；“朱”，篆形为，在“木”的中部作一符号，表示木的中心。 会意——许氏说：“比类合谊，以见指挥，武信是也。”会意是合两三字为一字，合旧字的意义以形成新意义。例如止戈为（武），就是合止戈两字的意义，来表示“武”乃是制止战争的行为。人言为信，就是合人言两字的意义，来表示“信”乃是人类说话的道德。其余的例子如“祭”由“又”、“肉”、“示”（古“祇”字）三字合成，即以手（“又”字即“手”字）持肉祭神之意；如“苗”有草生于田之意；如“炙”有以火烧肉之意；如“绞”有绳索相交之意。 形声——许氏说：“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是由形符与声符两部分合成的，如“江”、“河”两字，水旁是形符，“工”、“可”是声符，形符是表示这类事物的总名的，所谓“以事为名”就是关于形符的说明；声符是表示这一事物的语音的，即用声音相同或相似的固有之字来担任，所谓“取譬相成”就是用别的同音字来比譬，以构成此一新字的意思。形声字在汉字中极多，《说文》九千三百余字中，形声占七千六百九十字；宋郑樵《六书略》中，计二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字。形符与声符的配合，有左形右声的，如“江”、“河”；有右形左声的，如“鸠”、“鸽”；有下形上声的，如“婆”、“娑”；有外形内声的，如“园”、“圃”；有内形外声的，如“闻”、“问”。 转注——许氏说：“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是字义上的现象，与字的形体无关。转注就是互训，凡意义相同的字，彼此可以互相训释，就叫转注，所以说“同意相受”。建类之“类”就是声类，一首之“首”就是语根，“建类一首”就是立一声类以为语根，其后虽辗转变化，而语根的声母与韵母，或者能够完全保存或者保存一部分。这就是说，凡转注字，声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又能互相训释。按许氏所举的“老”、“考”两字，韵部相同，意义也相同。其他的同义字，如“谋”、“谟”同属轻唇音，“颠”、“顶”同属舌头音，“稿”、“秆”同属后腭音，都是声母相同的。 假借——许氏说：“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这也是字义上的现象，与字的形体无关。转注是一个意义而有几个字，假借是一个字而有几个意义。假借字的发生，是由于语言中发生了新语汇，而没有和它相当的文字，所以说“本无其字”；于是借用同音的旧字来代表它，所以说“依声托事”。而就文字方面说，是在旧字上赋予新的意义。因此凡字有许多意义，除本义外，都属于假借义。“令”的本义是“发号”，“长”的本义是“久远”，而用来表示县官，如县令、县长，则是假借。又如“来”的本义是一种麦子，假借为来往之来；“乌”的本义是一种鸟，假借为乌呼之乌；“能”是一种熊属的动物，假借为能力之能；这些字中间，有许多自假借义通行，本义就渐渐不用。此外还有一种“通假”，就是“本有其字，仓卒记不起来，乃借用音同或形似的字来代替”，例如“氣”字本义是“馈客刍米”，即廪饩之饩本字，后世假借“氣”来表示气体，其实表示气体本有一个“气”字。又如前后之“前”本字是“歬”，剪刀的“剪”本字是“前”，现在假借表示剪刀的字来表示前后，而另造一“剪”字表示剪刀。这种假借就是现在所谓写别字。 [book_title]一四 字形的演变 中国古代的文字，现已确实知道的，以甲骨文为最古，系1899年在河南安阳县境殷墟旧址发现的，刻在龟甲兽骨上面，字形极不确定，一个字可以写成很多样子，象形字占绝大多数。其次是钟鼎文，就是殷周铜器上面所刻的铭文。还有石鼓文，是唐朝初年在陕西掘获石鼓时发现的，那字体是籀文，大约是秦朝初年的石刻。在籀文以前的文字，如甲骨文、钟鼎文，通称为古文（但近来甲骨学者证明籀文即古文）。籀文则一般称为大篆，据古人传说，是周宣王时太史籀就当时文字整理出来的。 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首倡规定秦文为标准文字，禁止使用其他字体，于是参照大篆字体，再加以简单化，而作小篆。同时又根据当时流行的俗体文字，创造一种更简单的隶书，供徒隶之用。注a篆书系当时正式文字，保存古文原意的地方较多，隶书系俗写体，只求简便，对六书本意多不顾及。但因其便于使用，以后便流行而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 隶书以后，还有八分书、楷书，字体变更之处很微小。隶书在秦时很简单，但汉朝因须使用于隆重的文书，要写得美观些，又把它变得难写一些了。八分书就是因救济汉隶的烦难而产生的，它就是隶书的别体。楷书产生于汉魏之间，是从隶书稍加变化而来的，钟繇、王羲之是书写楷书的名家。与楷书并行的还有“行”、“草”二体，都产生于汉朝，因其笔画草率，只用在随意的书写上，没有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正式文字的地位，自后汉至今一千六百余年，始终被楷书所占有。 关于字形演变的趋势，大致是由象形而象声（甲骨文象形字占最大多数，《说文》中象形字占十分之二，现在四五万字中，象形字不过百分之四左右，其余形声、假借，都是象声的字），由繁而简，这本是文字进化的一般规律。但是守旧的文字学家对于隶书的破坏象形遗制，很不赞成，因为从隶书通行以后，古代小学生所能认识的篆书或古文，到现在虽专家都不能完全认识了。 注a 编者按：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隶书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 [book_title]一五 字义的演变 六书中的转注、假借就是说明字义演变的。因为假借字的发展，许多字的本义逐渐被人们忘记，而后人对于古义就不明白了。因为方言的分歧，同一意义而产生不同的字，若是没有人搜集起来，互相注释，人们也会不能了解。 例如“后”的古义是君主，现在却是指君主的妻；“止”的古义是“足趾”，后来引申为“地址”义，再后来又引申为现今通用的“静止”、“终止”、“阻止”、“禁止”、“举止”等等的意义；“易”原是动物名，就是蜥蜴，现在通用的意义“容易”是假借义；“豫”也是动物，是一种巨大的象，后来借作“宽豫”、“豫备”、“豫乐”等义。 这些字义是因时代而变迁的。还有因地方而变迁的，古时候有雅言、方言的分别，雅言就是标准语（官话），方言的语汇须用雅言解释，如《尔雅·释言》篇说“斯、侈，离也”，“斯、侈”是齐陈等地的方言，离是雅言；扬雄《方言》说：“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方言是一义数字的重要成因。 古书字义最难了解的是虚字，虚字就是连词、介词、助词、叹词以及代名词等，这些字多系假借字，而古人又常常广泛地使用同音通假，写法不很固定，所以很难辨识。例如“由”、“犹”、“攸”三字作“用”字解；“繇”、“由”、“猷”都作“于”字解；“粤”、“越”也同作“于是”字解。（《书经·禹贡》：“九州攸同”，就是“九州用同”或“九州因而统一”的意思。《大诰》：“猷大诰尔多邦”，就是“大诰于尔多邦”或“正式向你们各邦宣言”的意思。）清王引之《经传释词》一书，专为解释古代同音通假的虚字而作，举例很详，解释很合理，过去有许多不可解的文句，意义都因此而明显。 [book_title]一六 训诂学 训诂原属于小学，即文字学中专讲字义的一部分，后来因为有人专门研究训诂，分途发展，于是独立成一部门。诂从古言，是以今语解释古语；训与顺同音，是顺着语义去解释，这好像是下定义，立界说一样。训诂的工作可分三方面，即：（一）以今语解释古语；（二）以雅言解释方言；（三）以俗语解释文言。 《尔雅》是周朝的字书，为古代训诂学的权威著作。其中《释诂》一篇，是以今语解释古语；《释言》一篇，是以雅言解释方言；《释训》一篇，是以通用语解释文言。后世仿照《尔雅》的著作有《小尔雅》、《广雅》（两书多谈同声之字的互训）、《骈雅》（搜罗复音语汇颇多）等。 汉儒训诂工作，表现于群经诸子的注解。训诂专书则有《方言》（扬雄撰）、《白虎通义》（班固等作）、《释名》（刘熙作）以及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一书，兼论字形、字义、字音三项，而能够沟通三方面的关系，是文字学者珍视的第一部古典名著。有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等注解本，近人丁氏福保辑诸家注解而成《说文解字诂林》六十八册，颇完备。刘熙《释名》，以字音解释字义，有清代江声及毕沅的疏证。《白虎通》本是解释典礼的书，但也注重字义的解释，有近人陈立的疏证。 唐人训诂之学表现于义疏，义疏是对于汉人的经注再作解释，后人所谓《十三经注疏》，是合汉人的注与唐人的疏而说的。注疏的规律，是注服从经，疏服从注。 宋代训诂，不大根据古说，如朱子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是望文生义；又常引佛书的话，如“虚灵不昧”、“明性复初”、“常惺惺”等，来解释经典文字；又有引用俗语，如“工夫”、“东西”等来解释的。 训诂学以清代为最精，最重要的著作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及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阮元的《经籍籑诂》，搜集材料很多，可说是集大成的训诂学书。王引之的父亲念孙也精于训诂，著《广雅疏证》，引之所著《经义述闻》，也和训诂有关。近人刘师培著有《古书疑义举例补》，今人杨树达著《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又根据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而作《词诠》，对训诂学颇有新的贡献。 [book_title]一七 文法学的先驱及其发展 王引之《经传释词》，意在发现古代语文中语词（虚字）的用例及古人说话的词气。词气表现的方式就是语法或文法，所以王氏的著作可说是中国文法学的萌芽。除王氏外，刘淇也是文法的先驱，刘氏著有《助字辨略》，所谓助字即全部虚字的总称，刘氏将它分成三十类，比之王氏更有系统。到清末马建忠，仿西文葛郎玛著《马氏文通》，文法学便成立了。马著用西文义例解释我国古书的文法，虽然有些牵强的毛病，且全引古人文章而不说及今日通用语言，无益于言文一致运动，如国父在《孙文学说》中所指出者，但从此使过去所谓只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古文奥妙，变得比较平常易懂了。 文法现象与语言同时产生，但文法的研究则在文字发生了好久以后。从学术的传统看，文法学是训诂学的一个分支，但马建忠以后的文法学，却是受西文的影响较多。过去训诂家对于文字已有虚实的分别（起于宋代），宋以前则以“名”与“词”相对举，刘熙《释名》不涉及虚字，许慎《说文》解释虚字，都称为词，可以为证。《尔雅》除解释各类名物以外，还有《释诂》、《释言》、《释训》等篇，所包括的字，也有不同的文法性质。这可见古代训诂学中早已包含了文法研究，但不如今日的精密罢了。 文法学也是读古书所必需的工具。马氏以后，研究古文法的有章士钊、陈承泽、杨树达、王力等，章氏著《中等国文典》，陈氏著《国文法草创》，杨氏著有《马氏文通刊误》、《高等国文法》、《词诠》等书，王氏著有《中国文法学初探》，陈王两书较佳。 [book_title]一八 方言学 方言研究也属于训诂学。如《尔雅·释言》，就是将方言解释作为训诂的一部分。到扬雄作《方言》，然后有研究方言的专书。扬雄的书是搜集当时各地方言，互相比较，互相贯通，以便利了解当时人们的著作和谈论，不是为读古书而作。不过我们现在可利用它做读那时候古书的参考。 清杭世骏作《续方言》，章太炎作《新方言》，则与扬雄的著作不同，并不为现代中国人互相了解其方言而作，而是为读古书作的，它们乃是从古文字中寻求现代俗语的语源，从现代俗语中寻求古代文字的读音，这样地沟通今古，一方面要使人们从现代俗语而了解古文字的意义，另一方面要使人们用适当的古字来书写现今的俗语。 而章氏太炎还提出一点意见，说北方各省经过五胡之乱及金元入寇，语言大受外族影响，声韵变动更大，为了振起大汉的民族精神，非“革夷言而从夏声”不可，因此，凡合乎古文字的现代口语，才是值得提倡的正统语音。章氏想凭主观的幻想去改变数千年已成的局面，自是书生之见，但其保卫民族语文的原则，殊可宝贵，如果具体地应用于防范倭夷的语文侵略，是很对的。 [book_title]一九 字音的变迁 汉字不是拼音的，形声字的声符不够精密，字音的改变不容易看出，但从有韵的文字可以略加推测。 例如《诗经·邶风·击鼓》篇拿“于林之下”和“爰居爰处”押韵；《凯风》篇拿“在浚之下”和“母氏劳苦”押韵；《大雅·绵》篇拿“至于岐下”和“率西水浒”押韵。这可以证明“下”字在周朝是和“处”、“苦”、“浒”同韵的。但唐宋时代的《广韵》，则将“下”字编入马韵，胡雅切，可见它的音已读变了。又如《诗经·关雎》篇“寤寐思服”和“求之不得”及“辗转反侧”押韵；《楚辞·离骚》拿“非时俗之所服”与“依彭咸之遗则”押韵；但《广韵》“服”字在屋韵，房六切。这又是字音的转变了。 字音大致是随着语言变迁，既变之后，不可能回复古音，这是自然的趋势，文字学家有时不明白这一点，竟主张大家改读古音，如章太炎反对白话文，说现在一般人不通小学，本来“之”字古音近于“的”，“夫”字古音近于“吧”，“矣”字古音近于“哩”，但一般人有现成的“之”、“夫”、“矣”不用，而另造一套“的”、“吧”、“哩”，未免太不合理。他这种批评其实是不顾事实。试问将“之”、“夫”、“矣”等字改读古音有没有实行的可能？另用“的”、“吧”、“哩”又有什么不好？不过章氏这样地指出，虽然对于现代读音没有裨益，但对于古书的了解就增加了很多便利，因为这样一来，对于古人的语气更觉得活灵活现，容易了解而有趣味。 懂得古代的字音，又可以明白古字的同音通假，这可说是有助于训诂。懂得古字的读音，读古代诗歌韵文，也较为音调谐和。所以字音变迁有知道一点的必要。 [book_title]二〇 语言和文字的分离 汉字读音，固然跟着语言变迁，但有些字音，语言里面并没有变，而文字变了，即如上文所说“之”字、“夫”字，古音和“的”字、“吧”字相近，可见口语中的“的”、“吧”原是“之”、“夫”古音的遗留，只因为文字上把“之”、“夫”读变了音，所以另用“的”、“吧”两字来代替。我们为什么知道古音“之”、“夫”和“的”、“吧”相近呢？ 因为据专门研究古音的钱大昕氏推定，古时候没有知彻澄非敷奉微等纽（即ㄓㄔㄕㄈ［zh ch sh f v］等声母），凡轻唇音读如重唇音（文读如门，望读如茫，封读如邦，冯读如凭，拂读如弼，无读如模，扶服读如匍匐），舌叶音读如舌尖音（直读如特，沉读如潭，陈读如田）。大约到中古时期，轻唇音与舌叶音产生，有一部分重唇音与舌尖音的字，在口语上变了轻唇音与舌叶音，另有一部分还没有变，如“之”、“夫”之类。 但在古音没有大变的时候有人创造反切的法子，拿两个字拼合来注第三字的音。反切的上一字代表声母，假如后来反切第一字的语音变了，所注的字音即使在口语上没有变，在文字上也会跟着变，因为士大夫对于书本上的注音是非常尊重的，这样就造成了语音和字音的歧异。久而久之，文字的读音和语音隔离，人们便不知道口语中的“的”、“吧”等音就是“之”、“夫”等字的口头读法了。现在我们读“鸟”字，口语音是ㄉㄧㄠ（diɑo），文字音是ㄋㄧㄠ（niɑo），也是字音变了，语音没有变，亏了有实物作证，人们还能知道它们的联系。 至于虚字，在语文分离以后，便不容易找到联系了。语言和文字分家，是我国古书不易读的最大原因，不但因此古书难读，便是现代文言文也不是一般民众在短时期内所能学习的。 [book_title]二一 双声叠韵 声母相同，叫作双声，例如“参差”是双声字，因为声母都是ㄘ（c）；“高冈”是双声字，因为声母都是ㄍ（g）。韵母相同，叫作叠韵，例如“缭绕”同属ㄠ（ɑo）韵，“螳螂”同属ㄤ（ɑng）韵，都是叠韵字。双声字，声韵学家称为同母之字，训诂学家称为一声之转。叠韵字，声韵学家称为同韵之字，训诂学家称为音近之字。 读古书应注意双声叠韵的现象，因为（一）古书上的人名、物名以及复音的形容词、动词等，多系双声字或叠韵字，例如“澹台”、“灭明”、“蒹葭”、“唐棣”、“蜘蛛”、“蝃”、“忸怩”、“踟蹰”都是双声字；“皋陶”、“芙蕖”、“昆仑”、“窈窕”、“辗转”、“崔嵬”、“优游”、“逍遥”都是叠韵字。又（二）双声叠韵的字，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很多，所谓转注或假借字，常常可以从双声叠韵的关系上去观察。例如“粤”与“于”，“印”与“我”，“复”与“返”都是可以互训的双声同义字；“乾”与“健”，“坤”与“顺”，“坎”与“陷”，“离”与“丽”，“考”与“老”，都是叠韵同义字，以上都是转注。还有双声假借字，如借“乃”为“仍”（“仍”的本义是“因”，“乃”的本义是“曳辞之难”，就是转折连词，“仍”从“乃”得声，可知古时“乃”、“仍”双声，故借“乃”表“因”义），借“利”为“赖”（“赖”从“贝”字得形，从“剌”字得声，本义是“赢利”；“利”字从“刀”，是铁器，现在拿它代替“赖”）。有叠韵假借字，如《易经》借“羊”为“祥”，《书经》借“麓”为“录”。明白双声叠韵和字义相通的关系，对于古书的了解大有帮助。 [book_title]二二 反切 反切是汉字的注音方法，发明的年代大约是汉朝，正式应用是从东汉孙叔然的《尔雅音义》开始。在反切未发生以前，注音是用“直音法”，如《说文》中间的某字读如某。这种方法，遇到没有同音字的场合，就不能注，所以就有人发明反切的法子，合两个字来拼成一个字的音。这个法子当初叫作“反”，后来叫作“切”，再后来合起来叫，便是反切。 反切的规律，是上一字与所注的字为双声，下一字则为叠韵，例如“都，东姑反”，都东双声，都姑叠韵。“公，姑翁切”，公姑双声，公翁叠韵。但反切所用的字，与拼音所用的字母不同，不是代表音素的，是代表音节的，因此大半不能连读二字而成一音，清陈澧《切韵考》说：“连续二字成一音，诚为直捷，然上字必用支鱼歌麻诸韵字，下字必用喉音字，支鱼歌麻韵无收音（仆按：有韵母即有收音，陈说似非是，不过这些不是复韵母，也不带鼻音，与后面的韵母拼切，尚不困难），而喉音直出（仆按：单用韵母的字，音在口腔不受阻碍，故云直出），其上不收，其下直接，故可相连而成一音，否则中有窒碍，不能相连矣，然必拘此法，或所当用者有音无字，或虽有字而隐僻难识，此亦必穷之术也。” 反切的这一缺点，直到国语注音符号产生，方才获得澈底的挽救。例如“东”的注音是ㄉㄨㄥ（dong），“姑”是ㄍㄨ（gu），以“东”、“姑”切“都”，则“都”的音成了ㄉㄨㄥㄍㄨ（dong gu），中有韵母ㄨㄥ（ong）及声母ㄍ（g）的窒碍，现在取“东”的声母ㄉ（d）和“姑”的韵母ㄨ（u）相切，得了ㄉㄨ（du），便毫无窒碍了。而且注音符号的数目很少，不像双声叠韵字的漫无限制（如“都”字又可以用多姑切、大孤切等）。 [book_title]二三 四声 单音字太多的语文，常常要靠声调的抑扬高低来分别同音字。我国自汉以前，字的声调就有长短的分别，例如《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的何休注，解释“伐”字，说“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即系用长短音分别主动被动的意义。 到南北朝齐梁之间，周颙著《四声切韵》，沈约撰《四声韵谱》，于是字的声调又有平上去入的四种分别了。除四声说外，又有五声说（将平声分阴阳二类）、七声说（平去入都分阴阳）、八声说（四声都分阴阳），现在粤语且有九声的分别（入声有三种）。但就读书的应用说，读六朝以后的诗文词曲，以及翻检韵书，都只须懂得四声。 平上去入的分别是：（一）平声长，上去较短，入声最促；故上去入又统称仄声。（二）平声始终如一，没有升降；上声由低升高，去声由高降低；入声短，无所谓升降。因此唐《元和韵谱》说：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至于阴阳或清浊的分别，是阴清较低，阳浊较高（粤语入声分高中低三种）。 [book_title]二四 声韵学 声韵学或称音韵学，本是小学的一部分，后来独立而成专门之学。因为汉字不是拼音的，而研究汉字读音的声韵学仍用汉字作为表音的工具，所以非常模糊不清，令人有奥妙神奇之感。过去《康熙字典》上所附的等韵表，多数知识分子都是不懂的。少数国学专家如章太炎者，懂得了声韵学的诀窍，便夸张地说：“穷言音理，大地将无解音之人。”（《国故论衡·音理》篇） 其实过去这门学问所以神妙的原因，是因为我国没有适当的表音符号（拿汉字当作表音符号，极不精密，前在反切一节已经说过）。现在除注音符号外，可资补助的有西文字母，并有万国音标，工具比较汉字精密便利得多。对发音部位的分析，现代语音学也更加精确而明白易晓。我们如果要研究中国声韵学，首先必须把握这些现代知识，有了新的工具和新的观点，便会知道我国音韵学并不奥妙，而且有许多不精密不正确的地方。 每个字的音，可以分为发声、收声两部分，发声为“声”，可以用声母代表，收声为“韵”，可以用韵母代表。声母的音，在通过声门（喉咙后），被阻于口腔内，因其被阻的部分而形成种种不同的音，如双唇阻形成ㄅㄆㄇ（b p m），唇齿阻形成ㄈ（v f），齿龈舌尖阻形成ㄉㄊㄋㄌ（d t n l），舌根软腭阻形成ㄍㄎ兀ㄏ（g k ng h），舌面硬腭阻形成ㄐㄑ广ㄒ（j q gh x），舌头硬腭阻形成ㄓㄔㄕㄖ（zh ch sh r），舌齿阻形成ㄗㄘㄙ（z c s），另有接近硬腭的卷舌音ㄦ（er），列入韵母。 韵母的音，在口腔内是不受阻碍的，但由口的开合，舌的升降而形成种种不同的音，如ㄧㄨㄩㄚㄛㄜㄝ（i u ü ɑ o e ê）等，是单韵母，合ㄚㄧ（ɑ i）为ㄞ（ɑi），合ㄜㄧ（e i）为ㄟ（ei），合ㄚㄛ（ɑ o）为ㄠ（ɑo），合ㄛㄨ（ou）为ㄡ（ou），这都是复合韵母，还有带声韵母，如ㄢㄣㄤㄥ（ɑn en ɑng eng），都是带了鼻声ㄋ（n）收声的。以上是现代的国音。古音及现代闽粤方言的音，比较复杂，如带声韵母还有带ㄇ（m），ㄆ（p），ㄊ（t）或ㄎ（k）的。这些复杂内容都是声韵学的研究对象。 我国古今音韵的变迁，大概可分三个时代，而研究音韵的学问也可分为三支。第一个时代是古音时代，就是周秦汉数朝，这时代的音韵，近三百余年内，方才有些学者加以研究，称为古韵之学。第二个时代是所谓今音时代，其实应当改叫中古音韵的时代，就是魏晋以至唐宋诸朝，这时代的音韵的研究，即所谓《广韵》之学，一般人都认为是隋朝陆法言开创的，而完成于宋代。元明清诗文所用的平水韵，也是抄袭《广韵》的。第三个时代是元明以来，这时期口语的通行音韵以北方为标准，比较中古音韵简单些，当时通俗文学“北曲”用韵采取口头的标准，而不用与口语分离的广韵，于是有代表北方音的《中原音韵》一书产生，到清代又有《五方元音》，所分韵目，渐渐和国语注音符号相接近。但第三期的音韵是当代的，不必考古，这时期一般学者注意研究的是怎样用声母和韵母来拼切字音，使反切更精密而有规律，这就是等韵之学。 等韵学是研究反切及字母（这字母就是声母）的运用的。反切之学发生最早，前已说过。等韵的名称系元朝刘鉴所创，他根据宋朝人著作，著《切韵指南》，将每一声母所切之字，按照其与韵母拼切时声音的洪细，分成四等排列，即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等呼，以便切音，这就叫等韵。 [book_title]二五 字母 字母是唐末守温和尚仿照梵文创造的，共三十六个。这一套声母所代表的音，比现在国音复杂些，但比较魏晋到隋唐之间的音简单些。六朝时期反切中所包含的声母有四十一个。现在国音声母二十四个，其中ㄐㄑ广ㄒ（j q gn x）还可以合并于ㄍㄎ兀ㄏ（g k ng h）。守温声母是： 见（ㄍ［g］或ㄐ［j］）、溪（ㄎ［k］或ㄑ［q］）、群、疑（兀［ng］或广［gn］） 牙 音 端（ㄉ［d］）、透（ㄊ［t］）、定、泥（ㄋ［n］） 舌头音 知、澈、澄、娘 舌上音 帮（ㄅ［b］）、滂（ㄆ［p］）、並、明（ㄇ［m］） 重唇音 非、敷（ㄈ［f］）、奉、微（［v］） 轻唇音 精（ㄗ［z］）、清（ㄘ［c］）、从、心（ㄙ［s］）、邪 齿头音 照（ㄓ［zh］）、穿（彳［ch］）、床、审（ㄕ［sh］）、禅 正齿音 影、晓（ㄏ［h］）或ㄒ［x］）、喻、匣 喉 音 来（ㄌ［l］） 半舌音 日（ㄖ［r］） 半齿音 据清代陈澧考订，六朝隋唐间的声母，应于上列三十六母外，再加“于”、“神”、“庄”、“初”、“山”五母，是为《广韵》四十一声母，排列如下： 深喉音：影 喻 于 浅喉音：见 溪 群 晓 匣 疑 舌 音：端 透 定 来 泥 知 澈 澄 娘 照 穿 神 审 禅 日 齿 音：精 清 从 心 邪 庄 初 床 山 唇 音：帮 滂 並 明 非 敷 奉 微 在四十一母中，影于知澈澄庄初床山敷十母，今人都不能读出，其余今音都能分别，因有些音还存在于方言中，例如群定等浊母，现江南话里面还有（群定即英语中的GD）。 [book_title]二六 韵部 韵母的产生在声母以前，也是受了印度的影响。隋朝陆法言所作《切韵》是第一部有价值的书，后来《唐韵》及宋代的《广韵》都根据它作的。《广韵》列举韵母二百零六个，一则因为过去语音本来复杂一些，二则因为那部书对于每个复合韵母带声韵母，平上去入的每个声调，都给予一个特殊的名称，所以数目有那样多。到南宋时平水韵，就将韵部合并为一〇七，明《洪武正韵》，又合并为七六。等韵学家又将它们归纳于十五韵摄，每一韵摄分开、齐、合、撮四呼，拿国音符号打比方，凡ㄚㄜ（ɑ e）等单韵母以及ㄢㄣㄤㄥ（ɑn en ɑng eng）等带声韵母，上面不加ㄧㄨㄩ（i o ü）三母的，都是开口呼，加ㄧ（i）母的叫齐齿呼，加ㄨ（o）母的叫合口呼，加ㄩ（ü）母的叫撮口呼。 现在以国音符号代替韵摄，将《广韵》韵目（以平声的为代表）列在下面，以表示中古音韵向近代的简单化： ㄧ（i） 脂支微之齐祭废 ㄨ（u） 模 ㄩ（ü） 鱼虞 ㄚ（ɑ） 麻 ㄜ（e） 歌戈 ㄝ（ê） 麻（该韵中车遮者蛇等字） ㄟ（ei） 灰 ㄞ（ɑi） 佳皆咍泰夬 ㄠ（ɑo） 萧宵肴豪 ㄡ（ou） 尤侯幽 ㄢ（ɑn） 元寒桓删山先仙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ㄤ（ɑng） 江阳唐 ㄣ（en） 真谆臻文殷魂痕侵 ㄙ（eng） 东冬钟庚耕青清蒸登 ㄦ（er） 支脂之（诸韵中儿耳二诸字） [book_title]二七 古音之推定 古音之学，萌芽于宋，而发展于清。清初顾亭林作《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称为“音学五书”，他根据古代韵文推定古字的本音，对于从前叶韵改读的讲法认为不对。其后江慎修作《古韵标准》，段玉裁作《六书音均表》，戴东原作《声类表》，孔广森作《诗声类》，王念孙也有古韵分部的研究。近人章太炎作《成均图》（按均即韵字），其门人黄季刚（侃）继起，分古韵为二十八部，这是古韵的最后结论。 关于古韵的学说，最重要的有近人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韵归麻说（汪氏是就外国古来传述的中国语及中国古时音译的外国语——主要的是梵语——而研究它们的发音，得到的结论是凡属ㄜ[e]韵或ㄩ[ü]韵或ㄨ[u]韵的字，古时都属ㄚ[ɑ]韵）。 至于古代声母，清代钱大昕提出“古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及“古无轻唇音”两大主张，以证明古时缺知彻澄非敷奉微等纽（纽就是声母，类隔是指古音反切，可用声音相似而不同类的字为纽，例如“方”应为府良切，也可作溥良切。所谓类隔之说，就是认为古人读音不大精密正确，把不同音的字当作同音。其实当时某些音根本没有，并无所谓类隔，即如“方”字本读如“旁”，“府”字本读如“溥”，并不是随便乱读）。章太炎又作《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黄季刚再由《广韵》的三十二古本韵考订，所得的最后结论是古纽十九个。 古纽即影（喻于）、见、溪、晓、匣、疑、端（知照）、透（彻穿审）、定（澄神禅）、来、泥（娘日）、精（庄）、清（初）、从（床）、心（山斜）、帮（非）、滂（敷）、並（奉）、明（微）——括弧内声母是应合并的。古韵是歌戈、灰、齐、模、侯、豪、萧、咍（以上阴声）、寒桓、先、痕魂、青、唐、东、冬、登、覃、添（以上阳声，即在阴声后面加n , ng , m收音的）、曷末、屑、没、锡、铎、屋、沃、德、合、帖（以上入声，即在阴声后面加t，k，p收音的），其中歌戈、曷末、寒桓、痕魂四部，兼有开口呼合口呼，《广韵》分成八部。又，古音没有四声的分别。 [book_chapter]第三章 古物 [book_title]二八 金石之学 探讨古代文化，不仅须读古书，而且须研究古物，因为先民的器物，是古代社会生活的指标，而绘画、雕刻文字的断片尤其是古人思想的记录。 我国人对于古物的研究，早加注意，远在西洋考古学产生以前，即有所谓金石之学产生。金者指商周青铜器，石者指秦汉以来的纪功碑、墓志，佛教的摩崖石刻等。金石文字，可以拿来参证历代史实，补正正史的缺失，尤其是周鼎商彝，所刻文字是古文字学及古史学的重要研究材料，即其器物本身的质料花纹和式样都有一定的时代性，因而也具有历史的意义。 宋代以后，我国铜器出土渐多，拓印金石文字也都成为风尚，所以金石之学即产生于这个时期，如欧阳修编的《集古录》、吕大临编的《考古图录》、赵明诚编的《金石录》，即系初期研究报告。由宋至清，虽然搜集与研究金石的人还不少，如黄伯思、董逌、王俅、王厚之、张抡、钱坫、曹奎、吴荣光、刘喜海、吴式芬、吴大澂、刘心源、端方等，但大部分古物是在富贵人家或古董商人手里，摩挲抚玩，未必作为学术研究之用。而文人学士，也大都不过赏鉴金石文字的美术，临池篆刻，使金石成为书画的附属品而已。 直到清代乾嘉两朝，考证学者辈出，方才大大发展了金石文字的研究。近来孙诒让、容庚、邹安、陈宝琛、王国维、罗振玉等，又各有新的考证。关于金石的著作，除前述数种外，如黄伯思的《东观馀论》，董逌的《广川书跋》，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王厚之的《复斋钟鼎款识》，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钱坫的《十六长乐堂吉金图》，曹奎的《怀米山房吉金图》，吴荣光的《筠清馆金文》及《昭陵复古录》，刘喜海的《长安获古篇》及《洛阳存古录》，吴式芬的《攈古录金文》，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大澂的《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及《愙斋集古录》，刘心源的《奇觚室吉金文述》，端方的《匋斋吉金录》，容庚的《宝蕴楼彝器图录》，陈宝琛的《澄秋馆吉金图》，罗振玉的《殷文存》，邹安的《周金文存》，王国维的《金文著录表》等，都颇著名。 考证之作，如王国维的《观堂集林》、《说文谐声谱》，孙诒让的《古籀馀论》，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以及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都颇精彩。王国维氏根据金文而作的《鬼方昆夷狁考》及《古诸侯称王说》等文，都是史学上的重要著作。王氏的《金文著录表》将过去各金石学家的收获，作了详备的记载，又郭沫若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都便检阅（清代有官修的《西清古鉴》，亦金文书）。近年来金石研究，更扩大到辽、金、蒙古碑文的考释了。 [book_title]二九 殷墟发掘 清光绪二十四五年间（1898-1899），河南安阳县西北小屯村，掘出无数龟甲兽骨的破片，上面刻着古文字，内容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安阳是殷都，此项甲骨文字被称为殷墟文字。 此项发现完全出于偶然；在以前，或已被当地农民发现而不为人们所注意，但到前世纪末，有潍县古董商人范某将甲骨运到北平，辗转而入《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鹗）之手，刘氏继续搜集达三四千片以上，拓印《铁云藏龟》一书问世，才引起世人的注意。 1902年，罗振玉在刘氏处得见龟骨，也继续搜集，并探知甲骨出自安阳小屯，派人直接采取，达两三万片之多。罗氏于是拓印《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馀》、《殷虚书契后编》等书，都很精美。 罗氏于1916年又亲访小屯，并于甲骨文字之外，兼注意器物的搜求，虽一破烂的石刀石斧，也很重视。他这种见解超越了过去的古物研究者，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先驱，因之罗氏编印的《殷虚古器物图录》一卷附说一卷，殊可珍视。 至1928年十月及次年四月，董作宾、李济等教授又在安阳作有计划之发掘，新获卜辞三百余片及玉器、石器、陶器、铜器等，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并将所得材料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精密研究之。从这次起，殷墟是用现代考古学的眼光来发掘了。 [book_title]三〇 甲骨之学 自殷墟古物出土而甲骨之学随之产生。甲骨之学的第一步，就是殷代文字的研究，它使得过去纯粹凭藉《说文》的文字学不得不有所修正。我国文字学向来仅以《说文》为准则，等到金石之学发生，学者就己有些儿引用金文来订正许书得失的，到甲骨文出世，人们又将它和金文比较研究，不但可以纠正许书的错误，还可以证明字源。 这可分几点说： （一）考知原始文字的形体和文法。研究甲骨，方知原始文字，凹而下陷，模仿鸟兽足迹。其行款读法，或左、或右、或下、或上，并没有一定的规则。 （二）证明所谓籀文即古文。许书所谓籀文与古文不同，是错误的，例如许书“四”字古文作，籀文作，今卜辞中四字正是作。 （三）得知古象形字，一字有多种写法，笔画原来没有一定。 (四）与金文互相发明。有些甲骨文与金文完全相同，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一、元、天、方、且、王、中、平等字。有些金文不能认识，得甲骨文而后认识。如甲文“子”字作，而“已”字作或作。因之金文中过去所不能解释的“乙子”、“丁子”、“癸子”，现在都能释为“乙已”、“丁已”、“癸巳”。 （五）纠正许书的错误。《说文》中的古文，如一下出弌，二下出弍，三下出弎，中下出，册下出，都是甲文与金文所没有的。又籀文如马下出，车下出，也是甲文金文的笔误。篆文也有弄错的。如鬭字，篆文，许注“两士相对，兵杖在后，象鬭之形”。但卜文仅像两手对打的形状，不见兵杖之形，许说错了。又如“福”字，许注“备也，从示畐声”。但卜辞中作，从，乃尊也，会意，非形声字，许说误。又如邑字，许注“国也，从口从卪，今卜辞作，即象人席地之形，非从卪，许说亦误。 （六）说明文字的变迁。如将甲文、金文、篆文、隶书排列来观察，可看出逐步演变的痕迹。 研究甲骨文从清代孙诒让开始，而以罗振玉、王国维为最著。其次则郭沫若、商承祚、徐中舒、罗福成、唐兰、徐永梁、吴其昌等。他们的研究，渐由文字学而走向史学方面，如王国维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这门学术的著作，如王国维之《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全集》，罗振玉之《殷虚书契考释》，郭沫若之《甲骨文释》，均甚重要。初步研究则以检阅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为宜。 [book_title]三一 古物与社会学 近代考古学，是以社会学的眼光，研究无文字的史料，以资推测远古的社会状况之用。先史时期的历史既不曾用文字记载，便只有靠传说以及遗骸遗物保存下来，但传说因被人们夸张或修改使之神秘化，不容易了解，非得古物参证不可，古物是真凭实据，所以更加重要。 社会史家对于先史时期的阶段区分，完全以器物为标准，即由石器时代进到青铜器时代，再进到铁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最长，以数十万年计，是人类野蛮蒙昧的阶段。到青铜器时代，文明渐启，可说是半开化阶段，铁器时代，方才正式踏入文明的阶段。 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春秋战国开始。春秋战国以前，所谓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的历史，完全是后人追记的传说，其真相不易明了。但自从甲骨文出土，殷商史的传说又得了一部分文字记载的证明。而殷周青铜器如钟鼎盘盂之类以及铜制的兵器如戈戟之类，又足以证明当时是青铜器时代。 近年我国史家渐渐公认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还是野蛮蒙昧阶段，当时还没有国家，只有氏族社会的部落，这都是参考古物与传说的材料而用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的。 [book_title]三二 无文字的古物 有文字的古物，即刻有铭文的铜器、石碑，以及刻有卜辞的龟甲兽骨等物，我们在上面几节中已经说过，此外还有西域考古的种种发现，其中有汉魏至唐的简牍书册以及各小民族已死的文字，我们将于第三五及六九节再说。 无文字的古物，在殷墟发掘中已经发现过一些，同时在周口店及河套等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仰韶、辛店等地又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 周口店离北平五十公里，1921年，有瑞典人安特生，充当北京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顾问，在该地一石灰洞里偶然发现了一片石英，但该地是不产石英的，这片石英必从别处带来的，因而引起多人的研究兴趣。后来有一些中外学者继续探察发掘，经十数年，竟发现了大批化石，其中有廿五种是一种猿人的骨骼，因定名为“北京人”。同时又在北京人骨骼之旁发现两千多种工具。又发现了堆积很厚的灰层，因而知道北京人已发明了用火，而且在该地居住过几千年的时光。从北京人能制造工具及运用火两点看，虽说他们骨骼仍带有许多猿猴的特征，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们是真正人类的最初形态。北京人的存在时期，大约在四十万年以前。在中国考古学的分期，以北京人时期为最早，属于前旧石器时代，又称前周口店时期。 后旧石器时代，就有河套文化（由河套掘出古物所代表的文化）、后期周口店文化。还有尾旧石器时代，由达赉湖文化代表着。 新石器时代则可分为六期，每期约三百年。第一为齐家期，系以在甘肃临洮县齐家坪掘出的石刀、石斧、尖骨和单色纹形的陶器代表之，大约为公元前3500年至前3200年间的文化。第二为仰韶期，系以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所发现的石刀、石斧、石耨、石杵、石镞、石戈、石环、石纺车、骨镞、贝镞和角针，以及有色陶器等为代表，大约是公元前3200年至前2900年间的文化。第三为马厂期，大约是公元前2900年至前2600年间的文化。第四为辛店期，此期除石器骨器陶器外，还发现有铜器，大约是公元前2600年至前2300年间的文化。第五为寺洼期，以甘肃狄道县寺洼山为代表，约当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间。第六为沙井期，代表地址在甘肃镇番县附近，约当公元前2000年至前1700年间，发现有有翼的铜簇。 殷墟古物也代表着公元前1700年之文化，在殷墟文化以前，还有所谓龙山（山东地名）文化及仰韶文化。 关于这些考古工作的记载，有安特生的《甘肃考古记》、《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各种考古调查报告及发掘报告等。此外曾松友著《中国原始社会之探究》，日人桥本增吉的《东洋古代社会史》、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也说及了。 北京人和中国民族的血统有没有关系，还没有经过证明。但是热、察、甘、新、青、晋、绥、豫、陕等省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骨，确已证明与现今的华北人同型。 [book_title]三三 古物与考证学 考证学的工作是对于历史材料的整理和检订，它可以算做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过去我国学术以儒家为中心，因此考证学的对象就只是儒家经典上的礼制名物，而考证学的观点也受了经典记载的限制。 例如罗振玉氏在安阳小屯村获得一种形状颇似犁的石器，他就以为是经书上所说的石磬，但这种东西和《周礼·考工记》所说的形状又不相同，于是他就推论到殷周磬制的不同（见罗氏《雪堂丛刻·五十日梦痕录》）。 但郭沫若氏则以为罗氏所云当即石犁，未必是古磬。这就表示着他们两人学术范围有广狭之别。罗氏始终拘守儒家的传统，所以思想不超越儒经的记载；郭氏贯通中西学术，故能从社会史的观点去推论。 又如王国维，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面，对殷周之际政治文化的剧急变革，颇多发明，然而他不知道怎样解释，只是赞美“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这也可见王氏思想之为儒家所限制。 考证学如果不超越儒家的旧传统，如果对于古书上给予远古传说的涂饰与改造不知道分析，那么对于古物的研究就不能有很好的收获。好在西方考古学及社会学等学科逐渐输入我国，而西人来华进行考古更促进了我国考古学的发展，这样使考证学也日益进步了。 [book_title]三四 古物与古书 自从考古学逐渐发展以来，善于读书的人对古书就发生了怀疑，觉得其中所说多半不可信，不但《山海经》、《淮南子》上面的那些神话，什么十日并出呀，女娲补天呀，盘古开天辟地呀，天皇地皇人皇之类荒诞无稽，就是毫没有神话意味的记载，如夏禹治水一类传说，其真实性也大成问题。因为从殷墟卜辞看，殷代还那么幼稚，夏禹又怎能有那样大的力量？某日人估计禹的治水工程，就是近代人都非几十年不能成功，而禹在八年内完成，当然不合理。但章太炎氏解释说，禹当时的治水，不过总其成，各地当然分区办理，各区也各有负专责的人。章氏尊重古书，认为不可任意怀疑，故作这种辩护，其实当时我国尚在部落时代，像《禹贡》上九州那样大的地盘，由一个政府统治，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且铁的发现在春秋战国之间，《禹贡》上居然讲到梁州贡铁，可见这书是战国时人凭想象写成功的。 虽然初期疑古诸家有些离奇的臆说，如以禹为爬虫，以墨子为印度人之类，不能有确切的证明，但大胆的假设也是科学所需要的。到了后来，一般史家对于古书上的记载，无论是否神话，都认为有历史的意义，而根据社会学的观点给以合理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常常可以用古物研究来作证明。例如姜嫄履大人足迹而生后稷，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简狄吞燕卵而生契）的故事，以社会学眼光看来，在氏族社会群婚时代，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实在不是奇怪的事，后世父权时代，因为找不出父系祖先来，所以假托神话来掩饰。 这种对于古书的新解释，不但有充足的理论根据，而且有确切的事实佐证。因为《山海经》上的帝俊及其妻娥皇、常羲，在殷墟卜辞中就有高祖夋及娥与义京和他们相当，经专家考证而知帝俊、高祖夋、帝喾、帝舜，都是指同一祖先或同一最高神——上帝，而娥与义京两女子，或作羲和与常羲，或作娥皇与女英，或作姜嫄与简狄，在群经诸子中表现为种种不同之传说，如吞卵或履大人迹而生儿子呀，姐妹共夫，兄弟（舜与象）并淫呀，暗示着初民的血族群婚及稍进一步的亚血族群婚（这即是伴侣婚或彭那鲁亚家族，其制度是姊妹共夫兄弟共妻）之存在。儒家按后世伦常加以粉饰改造的古史，经这一研究而揭露了真相，这可说是历史科学在中国的初步胜利。 章氏太炎在《国故论衡·理惑》篇表示其对于卜辞之怀疑，认为是古董商的伪造，而坚信经典的内容及许氏《说文》的训诂，大概章氏还不知道殷墟发掘已经经过专家的亲自努力，更不知道近代研究古史有参考今日野蛮民族生活的方法，这是时代所限，我们不必认为是章氏的固执不通，但我们决不可跟着他去犯错误。殷墟发掘还不过是锄头考古学的初步，后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宝贵史料已从或将要从地底下发掘出来。 除古物外，各边疆民族的生活，也非常值得研究，尤其是西南深山中的土著，如果我们能仔细考察，其给予我们读古书的帮助，一定很多。试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如广西徭民中有一种，其语言叫“虹”为“ㄉㄧㄉㄥ（dideng）”，音与《诗经》上的“蝃”完全相同。又疑问助词有一个读“ㄗㄧ（zi）”的，和“哉”字相当，如果依“ㄗㄧ”音去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那首古歌，韵脚就完全谐和。这不很明显的是古代语言的实证吗？（据一九四二年十月九日桂林《大公报》载的朱家骅氏的《抗战以来中央研究院概况》，研究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考古学方面，除发掘小屯村外，还发掘了殷历谱、两城镇、侯家庄、浚县、辉县、汲县山彪镇、川康大司空村，及四川彭山汉墓，又在绥远、川康等地作了考古调查。在人类学方面，曾调查川康黔桂湘西等地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畲民的图腾文化；语言学方面，曾调查黔桂苗诏等。） [book_chapter]第四章 书籍 [book_title]三五 传写本与刻本 版刻印刷之术，萌芽于隋唐，宋时才有大发展，自唐以前，书籍的流传，全靠抄写。写本的书籍又分两个时代，周秦汉为简册时代，隋唐为卷轴时代。 简册时代的书，是在竹片（简）或木片（牍）上用竹笔蘸漆书写，或用刀子刻的（《史记》称萧何做刀笔吏）。多简相连，则用绳子或皮革的带子连系起来，成为册子。秦汉间的漆书也写在缣帛上，大约因当时蒙恬已发明兔毛笔的缘故（所以《说文》序有“著于竹帛”的话）。但直到西汉末年，竹书依然很多。古人所谓“汗简”，就是去掉竹汁，“杀青”就是去竹上青皮，这都是预备竹简为写字之用的手续。《汉书·艺文志》上的书，有分篇的，有分卷的。分篇的即竹书，分卷的即帛书，因为缣帛是可以卷藏的。 东汉时蔡伦因缣贵简重，不便于人，乃发明用树皮麻头破布造纸，书籍于是比从前轻便而价廉。但直到东汉末年，纸还没有普遍流行。魏晋时，松烟墨及凹心砚也发明了，文房四宝完成，于是到隋唐时，藏书机关，完全没有竹木的简册，而图书尽是卷轴了。卷轴就是将书页卷在木轴上，如现今卷对联的样子。 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宅，于墙壁中得《礼经》、《尚书》、《春秋》、《论语》、《孝经》，都是竹简书。晋太康元年，汲郡民盗发魏安釐王墓，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如《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共十六种。那些原物早已不存。 近时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古时书籍多种，包括汉武帝时木简漆书，唐懿宗时版刻印本，五代刻印本及其他写本，是现在仅存的古书原物之一重要部分。按敦煌县南有鸣沙山，其山麓三界寺之旁即莫高窟，有石室千余，四壁都是佛像，世称千佛洞。 公元1900年，寺中道士于扫除之时，偶然弄破了墙壁，发现壁内有一藏书室，自汉至五代之书籍碑版，及手抄之书，贮藏极多。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听说，前往收买，运回欧洲，现藏于伦敦博物馆。法国人伯希和又来搜寻一批，运回巴黎博物馆。后经我国政府取缔，并收集其残余者保存之，方才没有全落外人之手。还有人从巴黎、伦敦抄回来一些通俗文学，印行《敦煌零拾》及《考古学零简》等书。 又，敦煌附近沙漠地带亦发现汉简。王国维曾根据它著了《流沙坠简》等书。此外西北各地发现竹木简书，还有多起。 自印刷发明后，手抄本之古书，常常可以校正印本的错误，所以非常宝贵。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因卷帙浩繁，亦未曾付印，仅抄写七份，分存七处藏书楼。 刻本以宋版书为最珍贵，但宋版不止一种，其中也有错漏较多的。其次元刻的书，也比较被人重视，清代殿版及私人刻本，有名的也不少。过去有些藏书家，专门搜集善本书，因而发生版本之学。 其实版本的正确性是相对的，无论什么版本，经过数千年的传写与翻印，错误总是难免的，不过有多少不同或此正彼误的分别而已。现在印刷术进步，许多善本书，都经书商影印行世，我们如果不是古董收藏家，专为读书起见，那末有善本的影印书，就很可以满足了。 [book_title]三六 版本之学 版本学本是校雠学的一部分，每一书搜集众本，比较其好歹，分别评判而介绍之，就是它的任务。这门学问萌芽于西汉，刘向父子校书（参看第三七节），广集众本，想必他们对于版本的辨别，一定很精密。宋代岳珂刊九经三传，所根据版本廿三种，由专家反复参订，这也是为校雠而研究版本。至无锡尤袤氏《遂初堂书目》创一书兼载数本之例，凡讲目录学的也得研究版本了。 清代版本之学发展而成专科，名家不少，如黄丕烈、顾广圻、丁丙、陆心源、莫友芝、叶昌炽、缪荃孙、叶德辉等。重要书籍有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叙述藏书的掌故；江标所辑的《宋元本行格表》，讲版式；钱泰吉《曝书杂记》，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叶德辉《书林清话》等，讲各种书的版本。罗振玉《鸣沙石室秘录》，则系讲敦煌石室古书版本的。 [book_title]三七 校雠之学 校雠之学有广狭两义。广义的校雠学，包括校勘学、版本学及目录学三部分的内容，其任务是：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谬，厘定部次，装潢保存，即整个整理书籍的专门事业，有一部分和现代图书馆学极相类似。狭义的校雠学就是校勘学，只是比勘篇籍文字而求其正确，而改正古书因传写日久而产生的错误，尽可能地恢复其本来面目。 校雠两字的意义，就是刘向《别录》所谓“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勘的法子以后者为好，因为单用一种本子，校其上下，所得的谬误是有限的，必须用不同的本子对勘，“若怨家相对”，方才可以发现较多的错误。 公认为校雠学的先驱者是刘向、刘歆两父子。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向死，他的儿子歆继其业，总群书而为《七略》。刘氏校书的方法是相当精密的，大约可分几点：（一）根据许多版本，互相对勘，错误则改正，遗漏则补充，重复则删除；（二）古书多没有载篇名书名的，他们按照内容替它分篇，加篇名书名；（三）写内容提要及介绍批评的文字，并叙述学术源流派别等。 后来唐朝陆德明，宋代岳珂、周必大、彭叔夏，对校雠学都有成绩表现，周、彭校刻《文苑英华》一千卷，方法尤其切实。 清代朴学盛时，校雠学成了一个重要部门，包含考订文字及事实，辑补逸文等工作在内。重要的成绩表现，有顾炎武的《九经误字》，齐召南的《注疏考证》，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这些书都是由校书所得的材料编成的。此外，以校雠著名的还有戴震、卢文弨、丁杰、顾千里（广圻）等，连上面那些人共计，有三十一人之多。 [book_title]三八 章句之学 “章”的本义就是乐曲的末段，引申之，则凡文字意义已经完足的，也可叫作章。“句”的原义就是在文字可停顿处，用钩状记号以作识别的意思。《说文》上有“”、“、”两字，都是古人点句的符号。 所谓章句之学，最初当系指分段落、加标点的两件事说的。但因古书相传久了，不是单用符号所能指明，甚或在传写时把符号省掉了，应分行的，也因省地位而不分，就更弄不清楚了，于是又不得不附加说明，因此章句之学的内容，又类似传注了。西汉时不独经书有某家某家的章句，就是法律也有某家某家的章句。但当时章句之学，流于繁琐附会，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故有章句鄙儒的称号。因而章句与训诂有分别，训诂乃解古今语以通大义，不贵烦琐。 古书因传写将章句弄错的很多，如将前后间颠倒，遗漏，注释混入正文等。作注解的也常常将章句弄错，或将应属下文的连在上文，或将应当读断的地方连读下去。例如《论语》：“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夫字应属上。《孟子》：“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焉字作“于是”解，应属下。朱子注《大学》、《中庸》，称“朱熹章句”，即因为他曾依自己的主张把段落句读重新分过，没有依汉儒的原本。 标点符号失传以后的古书，行文上多能注意用文字代符号，如用“曰”字、“所谓”字代引号（两人对话则省“曰”字），用“云云”代删节号等。后世公文为求更加精密起见，用“令开”、“等因”当引号。但用文字总不如用标点的明显、精密。今后整理古书的章句之学，必采用标点符号。 [book_title]三九 目录之学 目录学原本是校雠学的一部分，以后才独立起来。章实斋《校雠通义》认为目录不过是校雠的结果，没有独立成为一科的价值，但图书编目，包含书籍分类标准问题，次序排列问题，不是深通学术源流及修学程序的，便不能适当地解决以便利学者的参考，这类具有指导意义的目录编制，自应成为一种专科。 我国目录学的创始者是刘歆。刘歆将群书分成六类，每类作一说明，然后将书目排列，称为一略，并于六略之外，另编提要一种，名叫《辑略》，总起来称为《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以刘氏《七略》为蓝本，也分成六类，每类作了一个说明，无异于一篇学术源流考。 这种于书名、卷数、著者的记载之外另加图书内容说明或提要的体例，成了后来历代编书目的模范。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即有书目提要二百卷，每部及每类有总说明，每书有提要。 《汉书·艺文志》对古籍作了系统的介绍，为研究国学者必须参考的书（因为国学精华全在周秦古籍里面，后世陈陈相因，很少新的创作）。现有顾实讲疏的单行本可读。如果要略略知道汉以后的书，可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类的说明文字（另有《四库简明目录》，册数较少）。国学书太多，精彩的很少，我们没有博览群书的可能和必要，所以读目录提要，是最好的办法。 清末张之洞著《书目答问》，就他所认为较重要的国学典籍，介绍了两千余种。胡适之、梁任公也曾各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都是给初学者用的。张氏所开的书太多，胡、梁两氏所开的书虽不多，但胡氏偏于文学，梁氏偏于史书，亦不甚合适。近年来编这种书目的还有李笠、钱基博、丁福保诸氏以及浙江省立图书馆等。 [book_title]四〇 图书分类法 我国图书的主要类别，在刘歆、班固时代，是六分法；自隋唐以至清，大致可说都是四分法。刘、班二氏分群书为六艺、诸子、兵家、诗赋、术数、方技六大类。荀勖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隋书·经籍志》也分四部，并确定经、史、子、集的名称。清修《四库全书》，就是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部，四部之下再分四十三类。我国目录学家认为图书分类可以表示学术源流，我们试就六大类变为四大类的这一点来看一看学术变迁大势吧。 刘、班六大类的子目：（一）六艺，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目；（二）诸子，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以上九家称为九流）、小说家等目；（三）诗赋；（四）兵家，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等目；（五）术数，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目；（六）方技，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目。 刘、班这个分类，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比方六艺，本来以古代官书为限，不应将《论语》、《孝经》（这应入子部儒家）列入，《小学》也应列为诸子的一家。诸子中的杂家不能算家，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小说不同，大约只是一些没有形成系统的笔记之类，也没有成家。兵家应该列为诸子的一家。阴阳家包含科学与宗教迷信，应该和术数、方技合为一大类，而分天文、方技（方技一类全属医学）、卜筮及其他子目。但从刘氏当时与其同事分工校书的情形看来，他那种分类不过是为了分工的方便，较少学术的意义。 如果照我们修正的办法，就应分成六艺（历史）、诸子（哲学社会科学）、诗赋（文学）、阴阳或五行（科学）四大类。但后来事实上的四大类，却又不是这样分的。原来的“六艺”分成了“经”、“史”两大类。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因为尊重六艺为经，又有许多经师作注疏，六艺就改称为经部，且仍居第一位；又因为史书逐渐增加，不能再附在春秋家后面了，于是就另辟了史部。原来的“兵家”、“术数”、“方技”都并入了子部。原来的“诗赋”改称集部，内容扩大了很多，包括古文、骈文、词曲之类。 四部之中，只有子部包含有价值的内容，如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应用技术等科，完全属于子部，但子部的书反而不及其他三部的多，这实在表现了中国学术的退步。同时编目人主观上也怀抱着士大夫轻视儒家以外各家学术的心理，如《四库全书·凡例》就说：“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所以科学、艺术都没有独立作为一部，甚至把墨家、名家等类名取消，一律归入杂家。 现代图书编目，因为要用号码，所以用十分法，主要类名及号码如下： 0——总 类 1——哲 学 2——宗 教 3——社会科学 4——语 文 5——自然科学 6——应用技术 7——艺 术 8——文 学 9——史 地 如各大类之下再分小类，小类之下再分子目，则将号码增加位数，通常为三位，除类码外，还有著者号码附在下面。插架时按号码排列，寻找起来就不困难。同时现在图书分类也符合学术上的类别。 从前各图书馆，新书及外国书都用新分类法，编号码，旧书则沿用《四库全书》的分类法，并不编号码，自从王云五氏发起中外图书统一编目以来，过去经、史、子、集的分类已经打破，各种旧书都按照性质归入新的类属了。 例如经部的《易经》、“四书”归入哲学；《诗经》归入文学；“三礼”、《尚书》、《春秋》都归入史地；《小学》归入语文。子部中的艺术，归入艺术类；术数、释家归入宗教类；道家一部分入哲学，一部分入宗教；杂家按其性质分别归入哲学等类；天文、算法归入自然科学；法家、兵家归入社会科学；医家、农家，归入应用技术。至于子部中的类书及史部中的目录，则归入总类。子部中的小说及集部诸书归入文学。这个目录编制法，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纠正了把国学与现代学术对立的观念，使大家知道中外学术是可以沟通的。 [book_title]四一 辑佚及辨伪 辑佚及辨伪是校雠学里面两个重要贡献。所谓辑佚就是将已经失传的古书恢复起来的工作，所用方法是从许多别的书里面将引用的文字一点一滴地摘抄出来，再加以整理编辑。这样辑成的本子虽然不能和原书密合，但至少可恢复原书的一部分。 从事辑佚工作著名者如宋明时期的王应麟、陶宗仪、祁承㸁，清代的马国翰、黄奭、洪颐煊等。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经部四百五十三种，史部八种，子部一百七十三种。黄奭的《逸书考》（一称《汉学堂丛书》），经解一百一十二种，纬书七十二种，子史八十四种，又《通德堂经解》十七种。洪颐煊的《经典集林》，内佚书三十六种。严可均辑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代辑佚书对于清末今文学派的兴起，大有帮助，因为久已失传的“三家诗”等今文家著作，已有了辑佚本。 辨伪是辨别古书中伪托的作品。有些古书全部系后人伪托的，例如《伪古文尚书》（参看第四六节）；有些古书是经后人掺了一部分文字进去或修改过的，例如“四书”、《史记》（司马迁在扬雄以前，竟说及扬雄）。经部伪书还有孔安国《尚书传》，郑玄《孝经注》，孙奭《孟子疏》（晋人作）以及《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等。史部有《越绝书》（汉人托名子贡作）、《飞燕外传》、《汉武内传》（宋人作，列入《汉魏丛书》）、通行本《竹书纪年》（明人作，王国维另有古本《竹书纪年》辑佚本）等。子部有《吴子》、《文子》、《列子》（均两晋六朝人作）等。 辨伪的方法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思想、事实、文字时代性的辨别，其次是别的典籍的旁证，篇章语句的分析等。关于辨伪书的名著，首推清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所提证据达一百二十八条之多。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则罗列各种伪书，可资学者参考。近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主要论点是，秦焚书没有烧六经，西汉经书都是足本；孔子时所用的篆字，秦汉时也用，当时字体没有今古文的分别；所有古文经传，全系刘歆一手伪造。近今一般学者多认为康氏的考据含有成见，全凭主观，不大可靠。最近学者又主张辨秦前之伪，如战国时人托名虞夏时人而作《帝典》、《禹贡》等，也当辨明。 [book_title]四二 类书及丛书 类书是和辞典相类似的工具书，编制方法是把各种学术的材料荟萃在一书之内，按性质分门别类，或按照标题文字的笔画或声韵，依次排列，以便检查。过去有若干失传的书，幸赖某些类书的引用而保存了零段的内容，因此有一些类书更增加了它们的重要性。 宋以前类书流传后世而可考见古籍佚文者有三种。（一）《艺文类聚》一百卷，唐欧阳询等撰。（二）《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奉敕撰。（三）《太平御览》一千卷，分五十五门，宋李昉等奉敕撰，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引秦汉以来书，多至一千六百九十余种，这些书到清代存不了十分之一二了。 明成祖时敕修的《永乐大典》系清《四库全书》的蓝本（《四库全书》另一部分的来源是抄录或购买民间的藏书），从其体例看，也是类书，它将每种书全文割裂，分韵排列，例如《易经》先列《蒙》卦，《诗经》先列《大东》篇，《周礼》先列《冬官》之头，其中所采古书善本，也有后世不复流传的。 清康熙时所编《古今图书集成》也是类书体裁，其引用古书，多不能尽载全文，即因受类目的限制。又康熙敕撰之《佩文韵府》，是分韵排列的类书之一。 丛书是将多种书集合在一起刻印的，原书全文贯串，不加割裂颠倒及删削，便于阅读。这与给人检查的类书不同。丛书也有保存古书的作用，因为有些书卷帙很小，单行本不容易保存，只有编入丛书，才能够流传久远。唐宋人所谓丛书，实际上多是文集或笔记，只有宋代左圭所辑《百川学海》是有名的一部丛书。 一般的丛书，都是古今人著述合刻，也有少数丛书，是一人著作合刻的。前一种丛书，张之洞《书目答问》中举出五十七部，是他认为保存了古书，有关经史实学，且校刊精当的，例如《汉魏丛书》（明人刻，收汉魏间著作七十六种，清人重刻，增至九十六种）、《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收书百十八种以上）、《玉函山房辑佚书》（见前，辑佚书六百余种）、《津逮秘书》（明毛晋刻）、《学海堂经解》（即《皇清经解》，阮元编刊）、《粤雅堂丛书》（伍崇曜刻）、《平津馆丛书》（孙星衍刻）等。第二种丛书，张氏也举出五十部与考订经史有关的，如《亭林遗书》、《船山遗书》、《东壁遗书》（崔述作）之类。中国古籍过去流传日本而本国反失传的也不少，清末黎庶昌、杨守敬从日本收回一部分，影印为《古逸丛书》。又日本人天瀑山人刊《逸存丛书》，其中都是中国久已失传的书。 就《四库全书》的体例看，也是一部丛书，不过特别庞大而已（这部书也没有包括当时全国一切的书，如佛经及《道藏》即大部没有收入，其他有触忌讳或认为无用处的亦不收或仅存目录。阮元编有《四库未收书目》）。这部书总编纂人是纪昀，分编纂戴震、邵晋涵等三百六十人。共三万六千册。抄写员一千五百人，经九年后抄成七部。分存北京（两部）、奉天、热河、扬州、镇江、杭州等处。民国九年赠与法国一部，太平军战争时毁去两部，英法联军之战毁去一部。 《道藏》也是一部丛书，乃道家诸书的总刻，其中所收，除儒家书《易经》等外，其他周秦诸子也多收入，且多系古本，清代学者多根据《道藏》本以校正通行的子书。 [book_title]四三 考证学与读书法 考证学的产生，原来是为了解释古书，包括文字的训诂，错误的更正及古代史实的寻绎等。在古书中，尤以经书为主，所以解经的方法很多，如（一）以经证经；（二）以史证经；（三）以子证经；（四）以汉人文赋证经；（五）以《说文解字》证经；（六）以汉碑证经等。因证经而引起子、史群书的研究，考证的范围就日益扩大。考证学对于书籍本身的贡献，就是校雠、辨伪、辑佚等事。考证学范围虽大，简单说来，就是把一大堆断烂材料，一点一滴地从多方面下整理工夫。 考证学者的读书方法，总是把许多书互相比较对勘，可以说他们读书同时就是校书，他们的著作就是校书的报告，正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说，“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专门考证的事业，不是一般读者所能做，但对于专门家考证的成果，却应当知道去利用；同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可以采用他们的比较读法。 [book_chapter]第五章 经说 [book_title]四四 五经、十三经、四书 汉朝人尊重儒家古典著作，称为经书，解“经”字意义为常道，相沿到现在。其实“经”的原意就是线，所谓经书就是线装书，古代记事书于竹简，事多一简不能尽，便连续记在数简上，其连系各简的线，就称为“经”，可见经不过是当时记载页数较多而又常须翻阅的书罢了，并没有其他的深意。 “六经”的名称，首先曾在《庄子》中发现。《庄子》及《礼记·经解篇》都以《诗》、《书》、《礼》、《乐》、《春秋》、《易》为“六经”。班固《汉书·艺文志》称为“六艺”。但因《乐经》散失，只存《乐记》一篇，并入《礼经》中，于是有“五经”的名目。到唐朝时候，《春秋》按照《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分成三种，《礼经》也分为《周礼》、《仪礼》、《戴礼》（《礼记》）三种，立“三传”、“三礼”的称号，配合《易》、《书》、《诗》，称为“九经”。再到宋代，把《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四种加上去，便叫做“十三经”。 宋儒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印单行本，和《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给它们作详细注释，奉为儒家古典的菁华，于是科举考试，必根据“四书”出题，而《论》、《孟》、《学》、《庸》便成为小学生必读书了。 班固《艺文志》将儒家列入诸子，而把“六经”作为“六艺”，列在诸子之前，其用意是认为“六经”是古代官书，非儒家所能私有，而且“六经”是诸子百家的学术渊源，班志说得很明白。不过班氏将《论语》、《孝经》列在六艺的末尾，即有特别尊重孔门本身著作的表示。总之，《易》、《诗》、《书》、《春秋》、《礼记》，如果依古文派经学家说，就并不是孔氏的私家著作，这个观点是一般有识见的学者应该承认的。 清章学诚（实斋）在《文史通义》上明白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已经说过《尚书》为记言之史，《春秋》为纪事之史，至于“三礼”，记载古时礼仪官制，则明明系制度史，《诗经》之《国风》为风俗史，《雅》、《颂》则包含社会变革的许多故事传说，《易经》是卜筮之书，可算是宗教史、思想史材料，其中类乎神签的文字也包含了传说故事，所以全都是史料。 现在经书最完备的通行本是清代阮元所刻的《十三经注疏》，卷帙很繁。除去注疏专印正文的有商务馆的《十三经白文》一厚册，颇便翻阅。以下把各种经书内容说说。 [book_title]四五 《易经》 《易经》是按照六十四卦的次序编排的，从乾卦开始，到未济卦结束。书末附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几种总的说明文字。每个卦都有符号表示，是用阳爻“”、阴爻“”做基础来配合的。配合的方法，第一步是三爻相重而成、、、、、、、，即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第二步再将这八卦，每两卦相重而成（乾）、（讼）等六十四卦。每卦有一个总的说明，叫“卦辞”，每爻各有一个说明，叫“爻辞”。此外，每卦还附有《彖ㄊㄨㄢ［tuàn］)辞》和《象辞》两种文字，乾坤两卦还附了一种，叫《文言》。卦辞、爻辞是“经”的部分，其余文字连书末的在内，都属于“传”（“传”的本义是比经短一点的书本，但通行意义是对于经义有所发挥的补充文字，所谓圣经贤传，各有专名——这是今文派经学家的主张）。 《易传》七种，《彖》、《象》、《系》各分上下篇，与《说卦》、《序卦》、《杂卦》、《文言》合称十翼。相传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其他还有种种的说法，也不知究竟是哪些人作的。 《易经》包含哲学的道理，简单地说，即从前人们所谓易有“简易”、“变易”及“不易”的三个意义。因为认定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个规律，不外始、中、终三相之转移，所以能以简驭繁，这就是“简易”。《易经》认为万事万物无时不在变化流转中，如它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说“小往大来，大往小来”，又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而各种不同的卦，不同的爻，又都是表示各种吉凶消长的复杂情状的，这就是“变易”。但另一方面，它认为变化只是在一个不变的范围里面之循环往复，如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而不曾发现进化的观念，这就是“不易”。 《易经》的文字和思想都相当地结构完整，郭沫若氏最近怀疑它不是周初的作品而是战国时候的。是否如此，还待考证。 [book_title]四六 《书经》 《书经》一称《尚书》，“尚者，上也”，有人说是“上古的书”的意思，有人说是“上帝的书”的意思。现通行本包括《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共五十八篇。其中有三十三篇，如《尧典》、《禹贡》、《盘庚》、《洪范》等，称《今文尚书》，同时又是《古文尚书》，其余都是“伪古文”。 所谓今古文的分别，是这样的：汉朝初年，伏生传授《尚书》二十九篇，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出，称为《今文尚书》。后来汉武帝末年在孔子宅墙壁中发现一部用古体字写的《尚书》，相传共十六篇，称《古文尚书》。不过这部《古文尚书》不久又失传了。到东晋时候，有一个梅赜（或作梅颐），向朝廷呈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附《尚书传》一篇，说是孔安国作的，于是人们都相信《古文尚书》是失而复得，但清代阎若璩氏等考证的结果，断定这部书是晋朝人王肃或皇甫谧或就是梅赜伪造的。现在通行本是今古文合编，篇数有分有合，和原来的不符。 《尚书》包含的史实，上自尧舜，下至秦穆公，其中年代最早的《尧典》、《舜典》、《皋陶谟》、《禹贡》等篇，过去一般人老是以为是虞夏时代的文章，近代学者已证明这部分真的《尚书》也是儒家的伪托，不过著作年代还在周朝，比东晋人的伪《尚书》更有价值些。因为虽是伪托，也必有所依据，而时代较早的著作，所依据的传说，真实性必较多。 《尚书》篇名，多用典、谟、训、诰等字煞尾，正和现在的宣言、布告、会议录、讲演集一类的文章相仿佛，所以被称为记言之史。其中有《洪范》一篇，代表原始的哲学思想，以水、火、金、木、土五行为世界万有的基本元素，又提出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等关于政治的原理原则，统名“九畴”，颇为儒家所重视。 [book_title]四七 《诗经》 《诗经》是一部乐歌，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大半是民歌，分十五国，共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一百〇五篇，以叙事诗为多。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多叙事诗与祀神歌。总计三百〇五篇。相传诗的原有篇数在三千以上，经孔子删削而存此数，但《论语》即有“诗三百”的话，恐孔子未必删削过。 现存的《诗经》为《毛诗》，汉朝传授《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那三家都失了传，现在《毛诗》是所谓大毛公者传授的。《诗经》附有《诗序》，分“大序”、“小序”，“小序”列在每篇诗的前面，是说明诗中大意的，“大序”是连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总论全书的。诗序的作者问题，没有定论。 诗的来源据说是定期采集而来的，古时有采诗之官，每年八月乘轩，周游国中，采取歌谣，陈于天子；又天子巡狩各国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当时采集的区域，以黄河为中心，十五国风不过是今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几省里面的，所以《诗经》是北方文学。但《周南》、《召南》的背景却在江汉一带。 诗的修辞方法有所谓赋、比、兴三种：赋是直接叙述，比即完全譬喻，兴是先写背景而后明白叙述。诗有所谓“六义”，就是风、雅、颂、赋、比、兴。 《诗经》是一部可靠的古书，没有发生真伪问题，但《诗序》就不大可靠，它对于诗的内容每加曲解。《诗经》不但有文学价值，同时也是史料，例如《商颂·玄鸟》篇，叙述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传说；《大雅·生民》篇，叙述姜嫄践踏上帝的足迹而生后稷的故事，暗示着远古社会的情形；《豳风·七月》篇以及《小雅》的《楚茨》、《南山》、《甫田》、《大田》诸篇，叙述周民族农业的兴盛；至于平王东迁以后，社会斗争逐渐尖锐，则有所谓“变风”、“变雅”（这是解诗者给予一部分风、雅诗篇的名称）来抒写抑郁愤慨的感情，如《邶风》的《北门》，《王风》的《黍稷》，《唐风》的《鸨羽》，《秦风》的《黄鸟》，《小雅》的《节南山》、《正月》，《大雅》的《板》、《荡》、《桑柔》、《云汉》诸篇，都是怨天恨人之作，而《小雅》的《何草不黄》、《北山》、《出车》、《采薇》、《黄鸟》，《魏风》的《葛屦》、《伐檀》、《硕鼠》诸篇，尤其露骨地表现社会的不安。 [book_title]四八 三礼 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现在“五经”中就只有《礼记》。但古时所谓《礼经》十七篇，却是专指《仪礼》，《礼记》不过是孔门弟子附在《礼经》后面的笔记。现在的《礼记》或称《戴记》，或称《小戴礼》，它原是汉初河间献王从民间抄来献给朝廷的，后来刘向校阅政府藏书，又发现几种，合起来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加以删节，为八十五篇，称《大戴记》（《大戴记》现有残本，不在十三经以内），戴圣再删为四十篇，称《小戴记》，马融又增编几篇进去，合成四十九篇，就是现在的《礼记》。 《周礼》也是河间献王抄来的，其中篇目是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划的，缺《冬官》一篇，有人找一篇《考工记》来补足它，后来刘歆校理群书，才将这部书编入经籍，叫作《周官经》。这部书，早已有人怀疑它不是古本，但刘歆、郑玄相信它确系周公所作。从它的内容看，大约是战国时人，根据战国以前的行政制度写成的。 《仪礼》原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汉高堂生所传，是今文，一种从孔宅壁中得来，是古文，东汉郑玄合并两种本子，就是现在流传的《仪礼》。《仪礼》据古文派经生说，也是周公所作。 《仪礼》的内容是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等典礼的详细仪式，读了可以明白封建贵族的繁文缛节，可以考见古代宫室、舟车、衣服、饮食等日常生活的情形，以及宗教信仰、亲族制度、政治组织、外交方式等。 《周礼》是儒家理想的官制，也包含了古代事实上的制度。所谓六官，是天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好像现在行政院长一样。地官司徒掌邦教，布五典，安兆民，好像教育部兼财政部一样。春官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这是一个宗教官。古代行政、祀神要占一大部分，所以特设一个大官来办理。夏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这是陆军部。秋官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就是司法部。冬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这是农工部。《礼记》的《王制》篇，也讲官制，和《周礼》大致差不多。我国历代官制，多半参考这种办法。清代的吏（管民政）、户（管财政）、礼（管祭祀及科举）、兵、刑、工六部，就是六官制度。 《礼记》一书，对于风俗礼制方面，说得最多，也有理论文字，要研究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旧礼教，这是必读的书，如《内则》篇给妇女规定的行为标准，《少仪》篇给青年子弟规定的行为标准，直到近来，还对我国社会发生很大的支配作用。《礼记》中间有些精彩的文字，如《学记》篇的论教育，《乐记》篇的论音乐，《儒行》篇的论修养，《礼运》篇的论政治，现代人都非常赞美，时常引用。但我们须知这部书是汉朝人整理过或编写成的。 又《礼记》中《大学》、《中庸》二篇，现已列入“四书”。《大学》相传为曾子所作，其中所记有所谓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有所谓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清人陈乾初怀疑《大学》不是孔门的书，著有专文论证。《中庸》相传是子思所作，其中谈天命、性、道，是宋儒理学重要根据之一。 [book_title]四九 《春秋》 《春秋》是鲁国史书，孔子加以修改，于记载文字中暗寓褒贬的意思，好像现在编报纸的写新闻标题一样，孟子曾赞美它的宣传力量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文体好像现在的大事记，按年月次序作简单的记载，是后世编年史的开端。所叙事实，起于鲁隐公，终于哀公，经过十二君，凡二百四十二年。 为《春秋》作传的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左传》记载史事颇详明，《公》、《穀》两传是解释经文文字意义，推阐其所暗含的微言大义的，现在通行“五经”本的《春秋》，就只附有《左传》，没有《公》、《穀》。《公羊传》属于今文学，《左传》为古文学，《穀梁》原属今文，近人崔适指斥它也是刘歆伪造，于是也属于古文学。左丘明另著《国语》一书，也是叙当时史事，人们叫它做《春秋外传》。 春秋大义，一般人认为最主要的是：（一）尊王；（二）攘夷。表示这些大义的“书法”，以正名定分为原则。但今文派经学家所谓微言大义还不止这一点，他们以孔子为“素王”，借口诛笔伐代行帝王的权力。 公羊学则注重春秋的三世，即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再进到太平世，颇有进化的观念，但此三世原系就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成三个阶段而说的。 [book_title]五〇 《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及日常生活的记录，并有当时孔子弟子的谈话掺杂在内。据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死后，门人互相讨论编辑而成，所以称为《论语》。《论语》分三种：（一）《古论语》，出孔子壁中，凡二十一篇；（二）《齐论语》，乃齐人所传，凡二十二篇；（三）《鲁论语》，乃鲁人所传，即现行《论语》所根据的本子，凡二十篇。《论语》所谈，关于道德修养政治学术各方面，言简而旨远，文字多半饶有风趣。 《孝经》内容不大精彩，分《开宗明义》等十八章，古时以为是孔子所作，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则以为是曾子问孝于仲尼，退而与门弟子说之，门弟子笔记而编成的书。《孝经》有今古文的分别，秦焚书，《孝经》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芝的儿子颜贞献出，凡十八篇，就是《今文孝经》。《古文孝经》出自孔壁，二十二篇，南朝梁时已失传，后来获得的本子都是伪作。现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孝经》，为唐玄宗所注，所采的本子是今文。至于单行本，多是朱子所编定，将玄宗所定的本子颠倒排列而成。 《尔雅》是解释字义的书，前已说过，第一篇《释诂》，据说是周公所作，《释言》以下十八篇，是后人陆续增补的。 《孟子》是战国时邹人孟轲与弟子万章等自记其言行的作品，凡七篇。孟子学说，如性善论、仁义说、养气说、先天良心说等，是宋明理学重要根据之一。但汉唐时代，《孟子》尚列在诸子里面。 [book_title]五一 经之传授 秦始皇并吞六国以后，设博士官（和今日的参议相似）保存并传习诗书，禁止民间私自讲学，后来因博士淳于越议论不合时宜，丞相李斯主张烧百家书，始皇采用他的提议，次年又坑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因此陈涉起义时，鲁诸儒生带着孔氏的礼器，前往参加。汉高祖初起兵，还看不起儒生，取儒冠以盛便溺，后来天下平定，方才领悟思想问题的重要性，于是以太牢祀孔，用秦博士叔孙通、张苍厘定法制。惠帝继承他，废除民间挟书的禁令。文景二帝，又仿秦制设博士，但人数不多。到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学术乃定于一尊，设置完备的五经博士，以通经为登进人材的标准，于是经之官学，成为富贵荣显的捷径。 汉因秦以纯法治主义而失败，所以一反秦的所为，而崇尚儒家的德治主义来拉拢人心，这就是以利禄提倡经学的由来。所谓经学，和战国时代的儒学不同，经生不自创学说，而只是从事经书的传习与注解。所以经学的发展，便是学术思想停滞不进的征象。 在西汉官学中取得支配地位的是今文学派，即所谓十四博士（宣帝元帝时）的经学，十四博士是：《易经》有施、孟、梁丘、京；《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经》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春秋公羊传》有颜、严，共十四家。他们的师承，列简表如下，其中不著名的人名略去： 上表中穀梁未立学官，又，何休不属于西汉。但现在流传的今文学派书籍，何休《公羊传注》很重要。此外伏生的《尚书大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两种书虽还存在，但还是后人辑本。 西汉末年，古文经传陆续出现，古文学派因而产生。刘歆继承父业，校秘府藏书，将费氏（直）《易》、孔氏（安国）《尚书》、《毛诗》、《春秋左传》、《周礼》等古文经传，一一加以研究整理，古文学于是获得发展的基础。 近人康有为氏指斥刘歆伪造古经，帮助王莽。当时王莽以复古名义行新政，刘歆在学术上赞助他，大概是事实，但他不可能一手伪造那许多古经。不过古文派传授不大可考，我们不得不把刘歆当开派大师看。 古文经学虽未能成为官学，仅流传民间，但因有服虔、马融、许慎、郑玄等大师的努力，势力渐盛。他们与今文经师不同，都能兼通群经，把训诂工作做得切实。郑玄作《毛诗笺》，注《周礼》、《仪礼》、《礼记》，兼采今古文经说，虽被认为混淆家法，但因此却集了经学的大成，而使今文派消沉下去，并且他注重名物训诂，开了考证学的先路。古文派现存的书，除上述郑氏数种外，还有许慎的《说文解字》及《五经异义》（后人辑本）。 [book_title]五二 今文经学与谶纬 今文经学的领袖人物是董仲舒，他研究《公羊春秋》，应用阴阳五行谶纬之说，来解释儒经，使儒学宗教化，成为官僚专制政治的思想基础。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展开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宇宙谈到社会谈到人生，一切以阴阳五行为基础。他认为阴阳变化而成四时，五行则是变化所依的时空间架，此种变化循环运转，所以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同时天象通于人事，灾异系上天警告人君与宰相的表示，人与天地参，人类历史也如天运循环，有所谓黑白赤三统的互相交替（参看第六七节），又以为“天道任阳不任阴”，阳尊而阴卑，所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今文学家所应用的谶纬之说是什么呢？当时有些学者，认为有经必有纬，于是造作纬书，托名是孔子所作，有《易纬》、《诗纬》、《书纬》、《礼纬》、《乐纬》、《春秋纬》、《孝经纬》七种，内容多依托经义，讲符箓瑞应。同时又有谶书，大约即《河图》九篇、《洛书》九篇那一类的东西。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纬与谶虽有分别，但纬书荒诞部分也和谶书差不多。后经隋炀帝焚禁，现在存留的不是完本。 孔子在春秋战国之时，本是一大学者，在《公羊春秋》中，由学者进而为素王，到谶纬书中，又由王进而为神。由此可见西汉时代的思想反动的一斑。古文学运动是为反对这一形势而起的。 [book_title]五三 古今文学派的斗争 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从西汉末年一直延到东汉末年，二百余年间，发生了四次大的斗争，表面上或者为了争官学的地位，或者为了争书籍的真伪。清代后半期也发生同样的斗争。如果比较两派的争论问题，则可得以下几个要点： 1.今文派尊孔子为受天命的素王（素王是未得其位的王），古文派尊孔子为先师； 2.今文派以孔子为托古改制，古文派以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史学家； 3.今文派以六经为孔子著作，古文派以六经为古代史料； 4.今文派以《春秋公羊传》为主要凭藉，古文派以《周礼》为主； 5.今文派指斥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之作，古文派斥今文经传是秦火残缺之余——今文经传现存《仪礼》、《公羊》、《穀梁》（？）及《小戴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古文今存《毛诗》、《周礼》、《左传》； 6.今文派相信纬书，以为孔子的微言大义，间有存者，古文派则斥纬书为虚妄。 由以上几点看来，两派不但是所根据的经传版本不同，而且治学态度也相反。今文派虽斥古文经为伪，而本身所根据的经也未必是真，尤其是经说完全由主观造作，发为种种怪异的议论，倾向于迷信与独断。古文派态度比较客观，注重历史的根据，不采神秘怪异之说，故其经说比较接近孔学的真相，但未免过于信古。 [book_title]五四 汉以后的经学 自汉至清，支配我国思想界的主流，为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明的理学，两汉经学在这一期间等于中断，这时期中比较可注意的几点是：（一）今文经学的首先衰落；（二）南北学的分化；（三）隋唐义疏之学的兴起；（四）宋明理学的影响。 自汉魏间郑玄、王肃混淆今古文家法，而实际左袒古文经学，加以晋永嘉之乱，今文经传大部分亡失，今文经学就从此衰落下去，而古文经学则相对地日渐开展。 在魏晋玄学清谈的空气中，王弼注《易经》，何晏注《论语》，虽不免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大体仍以汉学为根据。南北朝时，南北经学的倾向颇有不同。最显著的分歧点，就是南方尊重郑玄的《易》注，杜预的《左传》注，北方尊重王弼的《易》注，服虔的《左传》注。 南北朝至隋唐间，所谓义疏之学发生，义疏者就汉儒经注再加以疏释之谓，就是注解的注解。两者合而言之，叫注疏，分而言之，“注”一类的东西，有传、记、笺、注、诂训、解诂、章句、章指、集解等；“疏”一类的东西，有义疏和正义。它们的体例是：注不破经，经不破注，注或迂曲，疏必繁称博引以说明之，但后来清人有些疏也纠正注的错误。义疏之学盛于唐，唐初孔颖达、贾公彦作五经注疏，为当时政府规定的经学标准。唐以科举取士，违反孔、贾义疏的就不予取录。孔氏所采经注以南学为主，将北学合并到南学里面，于是王弼、服虔之学散失，而唐之义疏风行于世。 宋儒讲经，不重视古注，各自发明义理，因研究方法的不同，终于形成了三派：一派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相当地采用归纳法；一派以陆九渊、杨简（慈湖）为代表，纯粹用演绎法；一派为批评派，以叶适（水心）、陈傅良（止斋）为代表，号称浙学，此派不空谈性理，而注重事功，再分为金华派（出于吕东莱）、永嘉派（出于陈傅良）、永康派（出于陈同甫）。宋儒理学虽系根据经书立说，实系自有体系，另详理学一章。 元明两朝，因朱熹之学为朝廷提倡，取得正统地位，陆象山之学得王阳明继续阐扬，也为当时学者所信仰，他们两派都是借经学讲理学，本不以经典为主，降至末流，便将经学书搁置不读，专门空谈，所以经学因而衰落。清代儒生，因矫时弊而反对理学，提倡朴学，学术风气为之大变。 [book_title]五五 清代的经学 清代思潮的变迁可分三期： （一）启蒙期。特点是对于明末理学的反动，主张匡救时艰的实学，但仍不完全摆脱理学的窠臼，尤其是都以为必须通经方能救时。开创清学的大师是顾炎武，他研究当时郡国利病，对实际问题有贡献，同时奠立了考证学的基础。其他考证的名家有胡渭、阎若璩。重苦行实践的有颜元、李塨；以史学为根据而注意时事研究的，有黄宗羲、万斯同；专治天文算学，开自然科学之路的有王锡阐、梅文鼎。 （二）全盛期。特点是对理学不再攻击，也不因袭它，又不抱通经致用的观念，完全脱离实际而作书本上的考证，即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以上几点不适用于戴震），主要人物是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号称汉学正统派。 （三）没落期。特点是正统派趋于没落，仅俞樾、孙诒让等一二大师守最后壁垒，而今文派康有为等，因晚清时局动荡，乃企图借经学为改良时政的工具，于是著《新学伪经考》，抹煞古文经传，根据《公羊》，创“孔子托古改制”说，又著《大同书》以表现自己的理想，虽救时的志愿可嘉，但其治学态度全凭主观，对于经学本身并没有什么成就，所以这一派也不能发展。 在这三期中的主要学派有四个：（一）浙东学派——黄宗羲（梨洲）创立，万斯同、毛奇龄等继之；（二）东吴学派——创自吴江惠氏祖孙三世，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栋（定宇），继之者有余萧客、江声（艮廷）、钱大昕、王鸣盛等；（三）皖南学派——创自婺源江永（慎修），其弟子戴震更光大之，继之者有胡培翚、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四）常州学派——从武进庄存与开始，继之者有刘逢禄、宋翔凤、魏源、龚自珍等。 上述东吴、皖南两派，都属于全盛期的考证学派；但吴派揭汉学旗帜，拘守汉人学说，毫无创造精神；皖派巨子戴震，并不自命为汉学，但使人从汉学以求新发见，其治学方法根本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所谓朴学，应该以皖派为中坚。因清之朴学，并不是东汉古文学的再现，而是具有进一步的发展的，在其极盛时期，种种专门学术如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史学、地理学、天算学等，都分途进行，而类书的编纂，丛书的校刊，伪书的辨明，佚书的搜辑以及古书的校勘，也是他们的业绩。 常州学派颇注意于今文学的研究，为晚清今文学的先导者，继之者除康有为外，还有王闿运、廖平、皮锡瑞，以及近人夏曾佑、崔适。朴学正统，到最后还有章炳麟（太炎），新派有王国维（静安）、罗振玉。继章氏学者有黄侃（季刚）、吴承仕（检斋）等。 总而言之，清代经学凡三次变化，开始为汉宋兼采，乾嘉时期，东汉之古学全盛，晚清则西汉今文学再起。在此等变化中，有几次的理论斗争，即（一）汉学和宋学的斗争；（二）今古文的斗争。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对正统派经学竭力推崇。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则代表宋学施行反攻。至于今古文的斗争，则从康有为与章炳麟两氏的著作中可以看到。 [book_title]五六 经学的扬弃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汉至清为经学时代，并说在此时代中的思想家，都将新酒装入五经的旧瓶中，但到清末今文家把近代思想都装进去时，瓶扩大到破裂的程度，以后不能再装了，所以经学时代便告结束。这个譬喻相当地适合，但有人说他忽视了质的变化，只看到量的增加。其实所谓新酒是与旧酒有质的差异的，这在向来应用这譬喻者早已不言而喻。不过冯氏的解释还不够一点，似乎应该加一句：近代思想好像氟素之类，旧瓶是玻璃质的，自然没有装它的可能。 总之，经学这个名词，到了现在，只应该是中国学术史上的，而不应该代表眼前学术的一部门了。因为五经或十三经的本身，应当作为古代史的史料处理；西汉今文学、宋学以及晚清的今文学，都只能作为汉、宋及晚清的思想史的内容看；至于东汉经学及清之朴学，则可以认为古文字学、古史学之一部分。 有人说，经书的内容，有关于理、化、博物的，有关于数学的，有关于社会学的……学者应善为研究，其实各种学术都以现代为精，我们决不能舍今从古，经书中的什么什么，那都不过是给学术史的一种资料罢了。如果不把它当作史料，而闭着眼睛讲通经致用，想引用《春秋》断狱，靠半部《论语》治天下，那就走入了魔道。如果把现代思想或自己意见假托孔孟之名来说出，以六经为我注脚，那更是厚诬古人，欺骗今人。 周予同说经学除今古文派、宋学派以外，还有一个新史学派（见周氏著《群经概论》），这是他的卓见。可是，如果说这些把经书当史料运用的新史学家就是现代的经学家，则过去所谓经学显然地已经或正在被新史学所扬弃。同时，因为经书中有一部分是古代的文学作品（《诗经》），有一部分是古代哲学（《易经》、《四书》等），这些史料又当为研究中国文学或哲学者的研究对象，这是不必再加讨论的。 [book_chapter]第六章 史地 [book_title]五七 所谓正史 从前学者对历史研究也颇注重，史的地位仅次于经。史部典籍繁多，最占重要地位的就是所谓的正史。正史是官修的，每逢朝代更易，新朝政府便简派一批人员（但从前并不一定是这样的），编撰上一代的全史，累积到清代，这样的史书就有二十四种之多，叫作“二十四史”，兹将“二十四史”的书名作者列下： 1.《史记》 汉司马迁撰 2.《汉书》 东汉班固撰 3.《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撰 4.《三国志》 晋陈寿撰 5.《晋书》 唐房乔等撰 6.《宋书》 梁沈约撰 7.《齐书》 梁萧子显撰 8.《梁书》 唐姚思廉撰 9.《陈书》 唐姚思廉撰 10.《魏书》 北齐魏收撰 11.《北齐书》 唐李百药撰 12.《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撰 13.《隋书》 唐魏徵等撰 14.《南史》 唐李延寿撰 15.《北史》 唐李延寿撰 16.《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撰 17.《新唐书》 宋欧阳修等撰 18.《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撰 19.《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撰 20.《宋史》 元脱脱等撰 21.《辽史》 元脱脱等撰 22.《金史》 元脱脱等撰 23.《元史》 明宋濂等撰 24.《明史》 清张廷玉等撰 以上“廿四史”至明代止，共三千二百四十九卷。清代虽已过去，但官修的正史还没有完成。民国初年本来设有清史馆，由赵尔巽等主持其事，到民国十七年，编成了一部未定的史稿，共五百三十六卷，目录五卷，命名《清史稿》，曾草草付印，不久即被禁。 开明书店印行“廿五史”，系将柯劭忞所撰《新元史》加入。《新元史》于民国九年脱稿，经政府明令列入正史，内容比《元史》正确详备。 又，《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为“廿四史”中最被人重视的一部分，过去读史者，“廿四史”不必全读，但这四史则在所必读，尤其是《史记》、《汉书》，文章优美，不仅被人当史书读，也当文学作品读。 就正史体例说，司马迁创立之，班固继承之，略加更改，以后作史者完全依样画葫芦，没有新形式，我们只须分析一下《史记》、《汉书》，便知道一切正史了。 [book_title]五八 正史的内容 正史不一定正确，但比较地详备，为研究史学者的主要材料。《史记》是最早的一部完备的史书，在他以前的重要史籍，有《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等。这些书，司马迁大概都参考过，只有《竹书纪年》叙事多与《史记》不合，恐怕司马不曾见过。《世本》内有《帝系》、《世家》、《传》等，大约就是《史记》体例的蓝本。 首创史例的司马迁，编撰《史记》一书，是以人物做历史的中心，作十二“纪”以叙帝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传”以志士庶，共计一百十二篇传记，形成全书的主要部分，此外有《平准书》、《河渠书》、《封禅书》等八“书”以纪政事，十个“年表”以贯岁月。 《汉书》体例也差不多，只有“书”改称“志”，如《艺文志》、《律历志》、《食货志》等。又去“世家”名目，收入“列传”。《汉书》与《史记》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史记》的性质是通史，而《汉书》则为断代史。《史记》包含的年代，上起黄帝尧舜，下至汉武帝；《汉书》则起于高祖，终于王莽之亡。 自《汉书》以后，所有正史都是断代史，只南北朝时的一段，除各代分撰者外，还有通叙各代的《南史》、《北史》。又《五代史》因年代短促，也没有再分。各书内容，差不多都仿《汉书》的形式编制。 正史虽是整理史料而编写的史书，但从现代观点看，仍不过一堆史料。读正史的方法，以分别选读为好。如要看政治上大事，当读“帝纪”，参以有关人物的传记。如要知道一代的典章文物，当读“志”或“书”。例如研究经济史，须读《平准书》、《食货志》一类的史篇。研究学术史，当读《艺文志》、《经籍志》等，参以《儒林传》、《道学传》之类的传记。 [book_title]五九 编年史 编年史是按照年月次序排列，与纪、传、表、志体不同。最早的编年史本应算《春秋左传》，但因其被称为经，于是第一部编年史便轮到东汉荀悦所作的《汉纪》，这书就是模仿《春秋左传》的体裁的。 编年史最著名的是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书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包括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重要史事，作者选材的主旨，专取“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其经验教训可资学习者”，宋神宗因其可作政治的参考资料，赐名《资治通鉴》。 其他属于编年史的史书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九朝编年备要》、《西汉年纪》、《靖康要录》、《两朝纲目备要》、《宋季三朝政要》、《元史续编》等，而朱熹所编的《通鉴纲目》尤为著名，与《资治通鉴》合称“两通鉴”。明清时人根据它们而编的简单历代史，名叫“纲鉴”，如袁了凡、王凤洲所编之《纲鉴》及《纲鉴易知录》等。又清乾隆敕撰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及清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也颇重要。 [book_title]六〇 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亦称类史，创自宋代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它不以人为中心，而以事为中心，分类排纂，每篇叙述一件史事，穷源竟委，前后分明，易于通晓，但缺乏史事间之横的连系。 宋时仿袁氏体例的史书还有章冲的《左传事类始末》及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明陈邦瞻撰《宋史纪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高士奇撰《左传纪事本末》，与袁氏书合称“五纪事本末”。清魏源《圣武记》（记清代军事），马骕《绎史》（记上古至周末事），亦颇重要。 [bo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