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孙子新研究 [book_author]李浴日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33787 [book_dec]民国时期孙子兵学研究著作。李浴日著。民国35年(1946)8月南京世界兵学社初版排印本;民国36年(1947) 2月南京世界兵学社增订再版本;又有1956年3月台湾世界兵学社排印本。此书主张对《孙子》持批判继承的态度,为了继承而批判,通过批判以求更好地继承。将《孙子》兵学初步归纳为先知、计划、自然、求己、全存、主动、利动、迅速、秘密和变化等十大原理,给人以新的启示。书中除直接引用英人贾尔思的《孙子》译文外,还大量援引日本军人和学者的《孙子》研究成果,而其研讨之结论则多归结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理论观点。 [book_img]Z_12342.jpg [book_title]总论 运用兵学是为了和平，而不是为了战争。 战争是社会的病态，和平才是社会的常态。 战争仅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平才是政治的真正目的。 吊民伐罪、救国救世就是为了和平。 一、《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的最古兵书，列于“七书”中 《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的唯一最古兵书，为春秋时代吴王阖闾之臣孙武所著。在中国向称黄帝轩辕为兵法的始祖，于《事物纪原》一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相传黄帝得其相风后氏授予《握奇经》，用以征伐而统一天下，孙子在《孙子兵法》的《行军》篇说“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似乎可窥黄帝兵法的部分内容。但黄帝的兵法是怎样的呢？因为失传，不得而知。 在《汉书·艺文志》道家之部，记载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为吕望撰），其中含有兵法八十五篇，即周初的功臣太公望——吕尚也有著述的兵书，惜亦失传；至于现存的《太公六韬》，迭经学者证为后人所假托，已无可疑。其他，于《孙子兵法》中所引证：或“兵法曰”，或“ 《军政》曰”，由此亦可想见当时流传有不少古兵书，但那是怎样一类的东西呢？亦因失传，不得而知。 原来文武是经国的两翼，中国以四书五经为文经，故把有力的兵书，称为兵经或武经，以匹配之。其中，最被重视的兵书是《孙子兵法》。 汉唐以来，把兵书当作武学生的教科书。我们看《后汉书》所记“立秋之日……兵官皆习孙吴兵法，六十四阵”以及《宋史》所载“习七书兵法，骑射”等语，便可了然。且兵经之称，早见于《战国策》，《隋书·经籍志》也有《孙子兵经》二卷的记载。至称武经，则以唐代注释《孙子兵法》的杜牧为最早，其诗说：“周孔传文教，萧曹授武经。”又从《宋史》所记“圣朝稽古，崇兹武经”以及早年宋曾公亮等撰《武经总要》诸书来看，可知唐宋以后兵书被称为武经。 再据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所载，宋元丰中宣布《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为武学所用兵书，号称“七书”，此乃“七书”名称的起源。后来，国子司业朱服曾改其次序为《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黄石公三略》。又宋王应麟的《小学绀珠》曾把《三略》《六韬》置于《尉缭子》之后，《李卫公问对》之前，故“七书”次序的编排，因人而异，并无一定的标准。在“七书”中，《六韬》是假托的，已述于前。且《黄石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亦为杜撰，《吴子》《李卫公问对》也没有《孙子》那样的真确性。实实在在只有《孙子兵法》才是东方唯一最古老而最可信的兵书。 二、孙子及其著书的真确性与世系 孙子的传记，见于《史记》卷六十五，名武，齐人；《吴越春秋》书为吴人，其世系等则没有说明。宋之硕儒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载：“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无宇，无宇子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冯，字起宗，齐卿，冯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作乱，奔吴为将军。” 校订《孙子十家注》之清乾隆进士孙星衍亦言此：“孙子盖陈书之后，陈书见《春秋传》，称孙书，《姓氏书》以为景公赐姓，言非无本。又泰山新出孙夫人碑亦云与齐同姓，史迁未及深考，吾家出乐安，真孙子之后。”即孙子是从唐代之乐安郡，即清代之山东省武定府，今之惠民县附近，奔吴为将，是可信的。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而《左传》，于吴破楚时仅言伍员（字子胥）之事，不记孙武之名，使叶适与陈振孙产生怀疑。前者说《孙子兵法》之书为春秋末战国初的山林处士所作；后者则说，尚未知其果为何代人。 甚至亦有说《孙子兵法》或是古书，根本不信是孙武所著。更有学者梁启超于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现存十三篇之《孙子》，旧题春秋时吴之孙武撰。吾侪据其书之文体及其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虽然，若谓出自秦汉以后，则文体及其内容亦都不类。《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 吴孙子’则春秋时之孙武，‘ 齐孙子’则战国时之孙膑也。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作，则可谓之真。此外，如《管子》《商君书》等，性质亦略同，若指为管仲、商鞅所作则必伪，然其书中大部分要皆出战国人手。” 这是现代学者的一种流行倾向，然亦不过仅凭文体思想，断定《孙子兵法》不是春秋时代的产物而已。但依我的考察，《汉书·艺文志》所载孙子著述兵书八十二篇，除现存的《孙子兵法》以外，一定尚有许多冠以“孙子”之名的篇目——其著者是何时何人呢？特别可以想起的是战国时代齐国的孙膑，他的著作，被一括地称为《孙子》而传下。孙武的子孙——孙膑祖述祖先的兵法，那是应当，把这一括地称为《孙子》而传下，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史记》载：“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此兵法即孙膑的兵法，换言之，《齐孙子》的存在毋庸置疑。因此，我以为《汉书·艺文志》所谓《吴孙子》《齐孙子》俱是真确的，而梁启超指为孙膑所作则不对。倘若说《孙子兵法》十三篇的语句，间有为后人加者，非全属原著，那还可以说得过去。但以一小部分的怀疑，而把全部断为战国时代产物，实无理由。总之，在前汉著作《史记》的司马迁凭当时所传的有力材料而言明《孙子兵法》为孙武所撰，此外确再没有足以推翻它的有力证据了，所以轻易地断其为伪撰，那是不对的。 第一，凭《越绝书》载：“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 第二，凭《左传》的不记名，便有人说孙子为吴国客卿，帮助推荐自己的伍子胥，而每战运筹于帷幄中。 第三，又凭《史记》载“……孙子与有力焉”等记述，便可相信《史记》所载：孙子为求吴王阖闾之用而著是书。 总之，孙子的世系出于齐之陈氏，因齐乱而奔吴，献此书于吴王，得其信用，被任为客卿而建伟功无疑。东方兵学之祖孙子，其帷幕献策的事迹，实与《战争论》的著者，西方兵学的创始人克劳塞维茨（德国人，曾做沙恩霍斯特将军的幕僚，及普鲁士第三军团参谋长等职）以幕僚长身份立功的事迹，形成趣味的对照。 三、孙子的传记 孙子的传记，均见于《吴越春秋》与《史记》。《吴越春秋》所记载孙子见用于吴王阖闾的话，虽与《史记》的大同小异，却近于小说家之言。《史记》把孙武、孙膑与吴起三人合为一传，名曰《孙子吴起列传》，其关于孙武的记述如下：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且孙膑亦成为本书的著者之问题中人，因其兵法祖述孙武，特录其传记于下，以供参考。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至。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刑徒阴见，说齐使。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 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将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能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这是《史记》中关于孙膑的记述，其中，既载孙膑引本书的《军争》篇之句“百里而趣利者……”，更在最末说“世传其兵法”。依此观察，我们可以判断本书与孙膑的著述是有区别的了。 四、《孙子兵法》是完书，且为自撰 现存的《孙子兵法》为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录吴王阖闾之言，亦称为十三篇。但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则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梁阮孝绪的《七录》之说“ 《孙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卷”而解答《汉书·艺文志》与《史记》所记篇数不同的问题。 又，唐杜牧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主张删约说。实际，除十三篇外，称为“孙子”的各种遗文是有流传着的，如郑玄的《周礼注》有：“孙子八陈，有苹车之陈。”《隋书·经籍志》载有《孙子八阵图》一卷，《吴孙子牝牡八变阵图》二卷，《孙子兵法杂占》四卷，《孙子战斗六甲兵法》一卷。《唐书·经籍志》载有《吴孙子三十二垒经》一卷（还有《孙子算经》三卷，谓孙武撰，实后人假托，旧有李淳风、甄鸾注，今佚）。又，《吴越春秋》《通典》《何氏注孙子》《太平御览》《潜夫论》《文选注》《周礼注》《隋书·经籍志》等书，均录有吴王与孙子的问答，或单独孙子的话。 即公元七六〇年，唐肃宗上元元年。 其在日本，于《续日本纪》淳仁天皇天平宝字四年 十一月之条，曾有关于命令大宰大贰（官名）吉备真备学习《孙子兵法》之《九地》及“结营向背”的记载，按《九地》见于十三篇，但可当为“结营向背”之篇则无，故可相信当时传往日本的《孙子兵法》比现存的更多，即《史记》所说的十三篇为孙子手著，以之求用于吴王，已可明白。其余诸篇，或为彼自撰，或为侍从者所笔记，或为后人所假托，则不得而知。 但依前述，我想：战国时代孙膑等人的著述是统括地被称为《孙子》的。总之，不论如何，除西汉司马迁所记“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外，纵有其他遗文，现存的《孙子兵法》，我却始终认为是一卷独立的完书，从《始计》至《用间》——篇次有序，立论有体，孙子的真意尽在是书了。 五、孙子著述的动机 孙子究竟师何人而学兵法呢？却不清楚。但从彼的祖父孙书为齐将，伐莒有功这点看，则可知其生长于通晓兵事的家系。《孙子兵法》十三篇，据《史记》所载，是以此而求用于吴王阖闾。而推荐彼于吴王的人，据《吴越春秋》所载，则为当时仕于吴的楚之亡将——伍子胥。 《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所著，虽近乎小说家之言，但全然虚构，想未必是。该书述吴王“登台向南风而啸，有顷而叹，群臣莫有晓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荐孙子于王。孙子者，名武，吴人也。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鉴别，知孙子可以折冲销敌，乃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 总之，孙子为求用于吴王，特著是书，据《史记》所载“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已可了然。即魏武之序亦断定：“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且在孙子原文中亦有许多可信的考据，如《虚实》篇说：“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九地》篇说“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等，这样引用吴之敌国——越为例，我们也可以解释：为激动吴王而求用己。 由上而观，孙子著作本书的动机是很明确的。 六、《孙子兵法》的注释书 《孙子兵法》的注释书，以魏武帝即曹操之注为最古，《汉官解诂》说“黄魏琐连，孙武兵法”，就是指此。自此以后，唐宋诸代迭有注释书出现，宋吉天保集曹操及其他九家之注，编《十家孙子会注》十五卷，所谓十家——一、魏武，二、梁孟氏，三、唐李筌，四、杜牧，五、陈皞，六、贾林，七、宋梅尧臣，八、王晢，九、何廷锡，十、张预。经清代孙星衍校订的十家注为佳本，世人多爱读之。又有三家注，如唐纪燮集孟氏、贾林、杜佑之注。五家之注，如贾隐林集魏武、杜牧、陈皞、贾隐林、孟氏之注。杜佑为杜牧的祖父，他并没有注释《孙子兵法》，不过他著有《通典》，引用了孙子的话，加以训释。 此外尚有宋郑友贤的《孙子遗说》一卷、明刘寅《孙子直解》三卷、茅元仪的《武备志》中有《孙子兵诀评》一卷及赵本学《赵注孙子兵法》五卷、清郭伟的《孙子金丹》六册、孙星衍的《孙子十家注》三卷、魏源的《孙子集注》等百余种。降及现代，虽有人作新的注解，但为数亦不多，佳者尤少，于此不能不令人感到近代中国兵学的落后。请看《孙子兵法》在日本： 据日本人的考证，《孙子兵法》为吉备真备从唐携归，传到日本。自此而后，注释之者风起云涌，有：林罗山的《孙子谚解》、山鹿素行的《孙子谚义》、荻生徂徕的《孙子国字解》、伊藤子德的《孙子详解》、新井白石的《孙武兵法择》、佐佐木琴台的《孙子合契》、犬饲博的《孙子活说》、筱崎司直的《孙子发微》、河田东冈的《孙子句解》、佐藤一斋的《孙吴副诠》、藤井节斋的《孙子口义详解》、平山行藏的《孙子折衷》、三上致之的《孙子集说》、吉田松阴的《孙子评注》、尾池宜卿的《孙子》等。 其见于“七书”的有：冈重秀的《七书正义》、中村经年的《七书童观抄》、神田白龙的《七书俚谚抄》（内有《孙子兵法》）等。其中则以徂徕、松阴之注最为流行于世。 降及近时，阿多俊介的《孙子之新研究》于一九三一年面世，顿开注释上一新面目。于此书的前后，在军人著者方面，有：海军中将佐藤铁太郎的《孙子御进讲录》（着重于海军用兵法方面的研究，为教授日本天皇而作，非卖品）、辎重兵大尉冈本茂的《古代东洋兵学·孙子解说》、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尾川敬二的《孙子论讲》等。 在哲学家、政治家著者方面，有：北村佳逸的《孙子解说》、福本椿水的《孙子训注》、坂井末雄的《孙子评释》等。有作一般的研究，有着重于哲学的研究，有着重于政治外交的研究，有着重于海军理论的研究，有着重于战史与名将言论的研究，有着重于近代战争理论的研究，有着重于战斗纲要的研究，其研究的成果，每多至数十万言，务将为这部古代的兵书，注入新的内容，使其适用于今日的时代。 《孙子兵法》已成为世界的学问了，世界各国均有其译本、注释书，除上述诸书外，目下我还看到翟林奈、卡尔斯罗普军官两人的英文译本。近来我国亦有一种英译本，译者郑麐。 七、《孙子兵法》的基本原理 我们研究某种学说，或某种著作，最重要的是寻出它的基本原理，或根本思想。《孙子兵法》的基本原理是怎样的呢？《孙子兵法》十三篇仅有六千余字，而近时日本人作现代化的研究，竟达数十种，数百万言。 一九三五年春初，我在日本热海养病时，于无意中，读到北村佳逸的《孙子解说》，大为惊异，春初返东京，即陆续购全是类注释书，以供参考，着手编著《孙子兵法新研究》，一直到了是年十月间，第一次草稿方告成。告成后，复以疾病缠绵，整理无力。但以不时地回想，于无意中发现了它的十大基本原理，即解剖《孙子兵法》的结果，主要可分为这十大原理，其中不管篇名怎样不同，言词怎样差异，而归纳起来，不外是这十大原理的发挥。《孙子兵法》的构成在此，《孙子兵法》的伟大亦在此。 十大原理——（一）先知原理，（二）计划原理，（三）自然原理，（四）求己原理，（五）全存原理，（六）主动原理，（七）利动原理，（八）迅速原理，（九）秘密原理，（十）变化原理。现略述如下： （一）先知原理：这是说，在未战之先，必须知道己彼天地的各种情况，以决定计划行动，方可取胜。其论据：《谋攻》篇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地形》篇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但是怎样才会达到“知”的目的呢？这，固须如《始计》篇说的“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与“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而其主要的知彼方法，则为使用间谍，如《用间》篇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故用间有五：有乡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二）计划原理：这是说，在未战之先，必须定下周密的作战计划。然计划生于先知，前已言之，因为作战计划的良否，即周密或疏漏，对于全战役，有至大关系，且常决乎胜败之事。如《始计》篇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军形》篇说：“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九地》篇说：“运兵计谋，为不可测。”又说：“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这不都是一些明确的论据吗？ （三）自然原理：孙子这个原理，渊源于老子。彼主张战争及战斗须因自然的情势而实施（合乎天地自然的法则），才有胜利的可能，且易于胜利，而反对人为的、勉强的战争及战斗，认为这样必致失败。 彼在《军形》篇说：“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又在《兵势》篇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再在《虚实》篇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更于战斗实施时，须置士卒于死地，以期利用其自然之情而收伟效，如《九地》篇说：“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同篇又说：“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同篇再说：“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四）求己原理：战争之事，不管敌人如何，最重要的先求本身的强大，即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方能乘机取胜。近年来各国所实施的各种国防计划，不外是在这个原则之下而努力着。 闲话休提，请看孙子的名言。彼在《军形》篇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同篇又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又在《九变》篇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再在《九地》篇说：“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这在今日，是多么发人深省呢！ （五）全存原理：用兵的最高理想，是彼我不经血战，即全存，使敌屈服于我。因为这样的胜利，才是完全的胜利，最善的胜利。其所采取的策略为政治、外交、经济诸端，然必须拥有庞大的军备为背景。 如《谋攻》篇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此两项指用外交等策略），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同篇又说：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因为战争是劳民伤财的，如《作战》篇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用间》篇又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故战而胜，其牺牲亦不免，然拔人城，毁人国，其祸根亦愈深。所以在用兵上，必须奉“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原则。 （六）主动原理：这是说，在作战时，我必须掌握战场的支配权，常立于主动地位，陷敌于被动地位，处处受我左右，唯我的意图是从，而我的动作则自由自在，出其意表而攻之，必可取胜。如《虚实》篇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同篇又说：“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不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兵势》篇亦说：“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 （七）利动原理：孟子喜谈仁义，而不谈利。孙子则着重于利，这是兵法家与儒学家的不同之处。利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孙子把它分为三点。 一为见利而后战，如《九地》篇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火攻》篇说：“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军争》篇说：“故军争为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 二为以利鼓动我方士卒，如《作战》篇说：“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军争》篇说：“掠乡分众，廓地分利……”《九地》篇说：“施无法之赏。” 三为以利引诱敌人，如《始计》篇说：“利而诱之……”《兵势》篇说：“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军争》篇说：“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九变》篇说：“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虚实》篇说：“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 （八）迅速原理：孙子原是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倘若不得已而战，则以速战速胜，把战事结束得愈速为愈佳。不然，拖延下去，演成长期的持久战，这不独生命经济牺牲惨重，且酿成“渔人得利”之虞。 所以孙子在《作战》篇里说：“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兵贵胜，不贵久。” 因此，在作战上，必须采择迅速的行动，如《九地》篇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军争》篇说：“故其疾如风……侵掠如火。”现代的速战速决主义，实胚胎于此。 （九）秘密原理：在军事上，如作战计划、意图行动及一切措施必须保守秘密，不为敌知，方可收效。《始计》篇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军形》篇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虚实》篇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吾之所与战之地不可知”。同篇又说：“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 《军争》篇说“难知如阴”。《九地》篇说：“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同篇又说：“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是故始如处女。”《用间》篇说：“事莫密于间。……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十）变化原理：这是说，一切战法，必须因时因地因敌而使用，决不可拘泥于一端。好比今日所用的战法为是，明日未必为是；在此地为良法，在彼地未必为良法；对此敌为制胜之术，对彼敌未必为制胜之术。总之，必须尽其运用变化之妙才可。 孙子于此发挥其高深的哲理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见《兵势》篇。《虚实》篇又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关于这一点，孙子更具体地提出了一些应变的原则：“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见《军争》篇。“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见《九变》篇。 上述十大原理，我仅着重于材料的整理，尚未作详细阐明，继虽发现一些其他原理，亦未暇加入，拟俟诸异日另写专书。又，《孙子兵法》这十大原理，不独可应用于军事上，且可应用于政治斗争上，经济斗争上，以及一切斗争上，《孙子兵法》的原理真是不朽！ 八、《孙子兵法》的伟大 日本近世大史家赖山阳很爱读《孙子兵法》，曾评《孙子兵法》说：“与其说是兵学的书，不如说是文学的书。”其他各家对于《孙子兵法》，有评为“兵学圣典”，有评为“不朽不灭的大艺术品”，或“外交教书”，或“政治秘诀”，或“人生哲学”。所以古今的军事家，固不用说，政治家、文学家，亦莫不研究《孙子兵法》。 在我国：如张良、韩信、邓禹、曹操、诸葛亮、杜预、唐太宗、李靖、苏老泉、王安石、欧阳修、岳武穆、刘伯温等均为研究《孙子兵法》的代表者。韩信于公元前二〇四年在井陉口布背水阵，大破赵军，事后部下问以取胜之理，他答道：“兵法不是说过吗？‘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两句话出自《九地》篇。 “乱世奸雄”曹操，他是注释《孙子兵法》的开山祖，其序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诸葛亮于《后出师表》中评曹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惟英雄能知英雄”，于此亦足见诸葛亮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至于苏老泉在文学上批评《孙子兵法》说“孙吴之简切”。降及近代，如太平天国诸将皆研究《孙子兵法》，曾国藩、胡林翼等均受《孙子兵法》的影响很大。 其在日本：日本古代各种兵法，如《甲阳军鉴》《信玄全集》《兵法记》《兵法秘传》等书，其中心思想，均出自《孙子兵法》。武田信玄很崇拜《孙子兵法》，彼曾录《军争》篇“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四句，涂上军旗，竖于军门。 《孙子兵法》原文作“以佚待劳”，即今“以逸待劳”，下同。佚，同“逸”。 又，八幡太郎受兵法于大江匡房，陆奥之役，由于悟起《行军》篇“鸟起者，伏也”，故看见雁鸟的乱然飞起，遂断为有敌军伏兵，得免于危。降至近代，如日俄之役，联合海军总司令东乡元帅于对马海战，大败俄国的海军，其阵法就出自《孙子兵法》。彼于出发时，曾随身携有《孙子兵法》，于战胜后，道其战胜之理：“以佚待劳 ，以饱待饥。”这两句话，出自《军争》篇。 尾川敬二的《孙子论讲》中曾被题以“以正合，以奇胜”，这两句话，出自《兵势》篇。过去日军侵华时，日本中央公论社曾将大场弥平著的袖珍版《孙子兵法》一书加印五千册，分赠侵华倭军。 至在欧洲：拿破仑于阵中，常不停披诵法译《孙子兵法》（按：是当时法国到东方传教的教士，携原本返本国所译成者）。威廉二世于落魄的侨居生活中，看着《孙子兵法》，曾发了这样的浩叹：“在二十年前，倘若读到这本书，则……”因为最感动他的《火攻》篇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蒋百里先生的杰作《国防论》，其中有一文曾述及他见伯卢麦将军于柏林南方森林中的别墅（按：伯卢麦曾任普法战争的普军大本营作战课长，又为世界驰名的《战略论》的著者），当时以手抚彼肩说：“好为之矣，愿子之诚有所贯彻也！抑吾闻之：拿破仑有言：‘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以继承其古昔教训之原则，为欧人之大敌也。’子好为之矣！”彼又点睛说：“所谓古昔之教训云者，则《孙子》（是书现有德文译本，余所见也）是也。” 于此，亦足见欧洲军人对《孙子兵法》的注意。《孙子兵法》真是世界一部不朽的兵学宝典！ 《孙子兵法》详解 我不喜欢沿用古人注解《论语》《孟子》般的死的形式，我所用的是活的形式。活的兵法， 应有活的编法、活的解释，读兵法也应有活的读法， 倘若死读、死用，那是危险极了。 [book_title]始计第一 战争是古今国家间所不能避免的现象。然战争必须“始计”——首先确立周密的作战计划，诚以战争的胜败，恒决于此。五事七计乃作战计划的大本，此外，本篇又提供十余项所谓“诡道”的原则——政略、战略、战术的原则。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战争是国家最重大的事件，作战计划之良否，就军人说，是决定死生命运的分水岭；就国家说，是划分盛衰存亡的分歧点。所以在未战之初，非详加审察不可。 孙子与老子 孙子像点大炬火般地劈头揭出纲领，这种笔法，正和老子相同。这，倘若不加留意，也许看不出孙子的伟大。彼不说情感的话，而是极有组织地、合理地推论，悠然进笔，一字一句一节地顺着次序而建立他的战争哲理，从战争“下子”的开始，徐徐地变化和发展下去。老子说：“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是告诫为元首与主将者不可因感情的冲动，而轻启战端，必须如《火攻》篇所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同时也暗示为元首与主将者要“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即说常要充实国防力（精神力与物质力），以达到“武装和平”；或进攻敌人，或抵抗敌人，不致招来失败之惨。总之，战争关乎国家与人民（军人）的安危与命运，有因战争而生而死者，有因战争而存而亡者，所以孙子于开卷的第一页，就用警告的口吻说“不可不察也”，而促人内省。 【孙子曰】子字，在中国古代有以美称男子，有以尊称教师或圣贤。有人说，中国古代子书多出于门生弟子的笔记或追记，其中所用的“子曰”（如“孟子曰”等），为弟子记录尊师语录之言，似今谓“先生说”之意。故《孙子兵法》篇首所用“孙子曰”，实可疑为彼（孙武）门生弟子笔记或追记所加。但据考证的结果，孙子十三篇实为孙武自撰以献吴王，彼并无开馆授教之事。又有人说，此书“孙子曰”三字，非孙武自用，乃后人加上以尊称之；献于吴王时，当不便自称“孙子曰”。至于《孙子》或《孙子兵法》的书名，亦为后人所题。编者赞成此说。 兵字的种种意义 【兵】字在此为战争的意思，原有种种的使用：（一）军队，例如“抗兵相若”；（二）军火（兵器），例如“弃甲曳兵而走”；（三）兵丁（兵士），例如“募兵”；（四）军事，例如“通晓于兵”；（五）打仗或战争，例如“开兵端”；（六）武力的支配，例如“兵权”；（七）军略（兵法），例如“兵者……”；（八） 战斗力（兵力），例如“兵强却败”。【国】由领土、人民、主权三个要素构成（倘若缺了某一个，就叫作“拟国家”）。换言之，有在一定地域内集合的人民，且有统治力的政府的存在，就叫作国家。但此书所谓的“国”，是指周王所封的王族与有功者乘着天子失了统治力后，肆意兼并弱国，身为诸侯，却僭号国王，而将其领土称为“国”的一种变态的国家。【地】与【道】含有界限意。 战争定义的种种 古代人著书与近代人不同，近代人著书于开卷第一章，照例先下定义，阐明本质，古人往往则否。孙子在这劈头，仅言战争的重要性，而于战争的定义则未下（后面也不下），也许是因为时代的关系吧。历来战争的定义有很多，有说：“战争是一方军队为得胜利，乃尽一切手段而取攻势的状态。”有说：“战争是权力的最后裁判，何则？因为国王与国家在地球上不被承认为一种最高权力，所以最终的裁判，非委于兵器之神不可。”也有说：“战争不外是人与人之间的最后暴行的继续状态。”不过大家一致推许的，乃为克劳塞维茨将军的定义，彼在其名著《战争论》中说： 战争不外乎以别的手段（强力手段）而进行的政治的继续……战争是决斗的进化。……因之，所谓战争是屈服敌人而实现自己意志所用的暴力行为。 但是，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在克劳塞维茨以后，因为“社会的状态”发生了显著变化，所以把近代战争，单认作政治的继续，不问自己意志的是非而使用暴力，都是错误的。因此，便不能仅把以军队为主的武力行为当作战争的手段了。 国力战 今日的战争，构成于——伴着现在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白热化的——全国民生活的本身，即国民的各种生活悉成为战争的手段（即所谓国力战）。而区别这各种生活，则可以概括为四部门：第一，武力作战；第二，经济作战；第三，政略作战；第四，思想作战。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故在未战之初，即当计划战争之时，就要揣度我以下述的五事，即问我是否已具备这五种优越的条件，又拿下述的七计（自主孰有道，至赏罚孰明），以比较之，而寻出敌我的实情——敌我的优劣。于是，就可以预先推知胜败了。所谓五事，即道、天、地、将、法五项。（详见于次节） 【故】字，孙子很喜欢用，于各篇中，共有“故”八十一个，“是故”十四个。又孙子亦喜用“必”字，于各篇中共用了四十五个，如“必胜”“必败”“必取”“必固”等。不待说，这是在加强语气，并显示立论真确，以建立铁的兵学。也可以说：孙子献策吴王，为求自己的见用，必须取信于吴王，故出以坚决的断言，不暇左顾右盼之意。再孙子亦喜用比喻，如各篇所用的“积水”“木石”“日月”“如风”“如林”“如山”“如雷霆”“处女”“脱兔”等。【经】是度意。【校】是较意。【计】应解为项目或条件意。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五事的第一项是道，道是什么？即元首或政府行道，可使国民与他（上）的意志一致，共同生死，人人燃烧着必胜的信念，不管在怎样的情形之下，都不怕危险。 道字的解释 【道】字有种种含义，如路、理、术、说、治、引、顺等，更在哲学上、经济上、政治上各有其意义。本项的所谓道，渊源于老子，表现于政治上，具体说，即统治者（元首或政府）对被统治者（民众）有道——施行善政。在古代，君主施行仁政，省刑薄敛，是谓有道。有道方能“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孟子》中亦有同意义的记载。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按：我国古代政府采取征兵制度，士兵是从国民中抽出的壮丁，所以民即兵，兵即民，好比现今列强所采取的“全国皆兵主义”。但《孙子兵法》《孟子》所谓“民”，非仅指一部分兵卒，且指全体国民。） 在现代，元首或政府厉行廉洁政治，救济失业人口，改善人民生活，改良社会制度，发展产业与文化等，总之，为人民除痛苦，谋利益，是谓有道。这样，人民便信仰政府，形成坚牢的团结力，若政府为正义而战，或为民族生存而战，乃动员他们去作战，他们必定服从命令，踊跃牺牲，不畏避，不叛变。总之，道的目的，在使民族一致团结，或举国一致。 道与精神力 战争的胜败，关乎民族精神的一致团结与否至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将鲁登道夫于一九三五年，发表《总体战》一书，是书为彼一生兵学研究与作战经验的结晶，其中反复阐明民族精神的一致团结为全体性战争的基础，彼说：“一国之国防力，植根于其民族中。国防力为民族中之一种成分，视其民族之物理力、经济力及精神力之大小以定，而全体性战争中之国防力之大小以定，其中尤以精神力为重要，所以使民族武力一致团结者为精神力，所以能在为争民族生存之全体性战争中支持日久者，视其精神力。此项战争，非今日始而明日终，可以迁延至极长之年月。今日世界上任何国家，咸知军备与军人教练、军人武装之不可缺，然所以决定其为民族生存之战争之胜败，则视此精神力。唯有此精神的一致团结，然后其国民对于前方军队常有新精神力之灌输，且为国防而工作，而能在极艰难之战争中，与夫敌方之攻击中，尚存有战胜与克敌的决心。”而其所以使民族一致团结的方法，彼站在德国的立场上，则主张实施种族政策、宗教政策（以种族本位之上帝观念为基础），并改善国内经济状况，肃清政治上的弊病等。孙子以“道”的方法达到民族的一致团结，鲁登道夫则以上举的方法达到民族的一致团结，方法虽因时间与空间的不同，有所差异，而其目的则一。孙子于五事、七计中，均列道于首位，而鲁登道夫则以精神力为全书的中心。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五事的第二项是天，即利用阴阳、寒暑、时制而相机作战的事情。 迷信的利用 即公元一五六〇年，明嘉靖三十九年。 【阴阳】是昼、夜、朝、暮、风、雨、晦、明意，但亦有解为鬼神、卜筮、扶乩等阴阳说意，这是迷信的，而孙子乃一破除迷信大家。彼在《九地》篇说“禁祥去疑”，又在《用间》篇说：“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据此足证其误。不过，聪明的主将，间亦有因士卒人民的心理而利用迷信以鼓舞斗志的事。例如日本永禄三年 ，桶狭间之役，织田信长拜谒热田神官用钱占卜说：“出现的是钱面则吉，钱背则凶。”那时，出现的全是钱面，所以士卒皆大欢喜，踊跃地向桶狭间杀去，结果大胜。殊不知，这钱，乃织田信长预先铸定两面俱为钱面的。至于全凭迷信作战，那必败无疑。 德军的失败 【寒暑】在古代，可用《司马法》上说的“冬夏不兴师”一语说明。诚以在防寒防疲设施尚未完善的时代，是最忌酷寒酷暑作战的。冬夏之战，往往病死者比战死者要多，即使在科学发明的现代，依然尚未做到“天时的征服”。例如此次苏德战争（此处指莫斯科战役），以科学发达著称的德军迫近莫斯科之际，因困于严寒无情的“冬将军”，便不能前进了。 寒带演习 唯美国近来对防寒装备似有相当办法，如美军曾在荒凉之阿留申群岛及阿拉斯加等地举行寒带作战演习，该地温度曾达零下六十度，美军借低温检测射击武器、雷达（无线电探测器）、无线电信及坦克、飞机等所受的影响，而谋改进，并拟在北极冰山上建立机场，以防御来自北极对美攻击的敌人。巴黎的报纸说：“北极区域在任何未来的战争中，将占一重要地位。”不过这要看将来防寒问题能够解决到什么程度。 军事气象学 【时制】总括四季、风、雨、云、雾、霜、雪及天体的变动所带来的气象。总之，本项俱属于气象问题。关于气象的研究，在古代有半正确不正确的天文学。在现代，则有气象学。气象学为研究天气变化的科学。而应用气象原理于战争的学问，则为军事气象学。气象与军事（尤其是空军、海军）有密切关系的，如炮兵的发弹，化学部队的施毒，飞机队的轰炸，以及军舰的活动，都非先知当时的天气变化不可。又如士兵卫生的设施，军需材料的备置，军械运输的策划，以及海港、空港的选筑，都必须熟知各地的气候，方可着手。欲预先测知气象的变化，则须仰赖各种科学仪器，如气压计、温度器、湿度器、风向器、风力器、雷达（现此器已能探知二百里外的暴风雨，及在十小时前便能预知天将下雨）等。而于军中欲详知气象，除尽量自备这些仪器外，尚须与各地气象台合作。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所谓地是从根据地到战场的远近，战地的险隘与平坦，战线的延长与广狭，以及或可以退却的生地，或不能退却的死地。即根据此等条件而从事作战的研究。 本项详见《行军》《地形》《九地》诸篇。其在现代，则为地形学的研究内容，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及模型图的研究。 地理与军备 一国军备与其地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大凡大陆国家看重陆军的建设；海洋国家着重海军的建设；至于空军则附属于海陆军，依其状况而定多寡。例如英国是海洋国家，故彼的主力在海空两项，而陆军次之。法、苏是大陆国家，所以它们的主力在陆空两项，而海军次之。美国既为海洋国又为大陆国，故建设有世界最强大的陆海空军，这是由于其拥有最大的财力、工业实力，非他国所能仿效的。 地形与攻守 至在攻守上，克劳塞维茨将军说得好：“地形为战略的一个要素，影响于攻守很大。”（见拙译：《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又说：“地理影响于战略如此重大，但仅以此而欲取得战胜则不可能。地形是死物，有待于利用，战胜是依于战斗的胜利而获利。”（见同书）但现代武器威力的增大，已使地形减小了障碍力，不似昔日于战略战术的影响重大了。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五事的第四项是将，即说为将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要素。 【智】是多谋，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负于千里之外。【信】是不欺，信赏必罚，财政公开。【仁】是仁爱，爱士卒，爱人民。【勇】是不惧，沉着应战，身先士卒。【严】是宽之反，态度严正，纪律严明。这五个要素，亦被称为“五才”或“五德”，然欲求同时具备这五个要素的将帅，殊非易事。大凡长于智者，往往短于勇；长于勇者，往往短于仁；长于仁者，往往短于严。此曾国藩所以有“招兵易，选将难”之叹。自古偏才之将多，全才之将少。其在我国，除孙武、诸葛亮、李靖、岳飞、戚继光诸人外，实不可多得。 请再看： 证以《操典》《纲要》《规则》 《步兵操典》上说：“各级干部为军队指挥之枢纽，士气团结之核心。故凡事必须率先躬行，与部下共同甘苦，而使之尊信，且于战斗残酷之际，尤须勇敢沉着，从容指挥，以打破其艰险困穷之环境，使部下信仰弥笃，视若泰岳，乃能克敌致果完成使命。” 《作战纲要》上说：“指挥官为军队团结之中心，其德威之高下，影响于士气之消长者甚大。故指挥官必须具有高尚之品格，勇毅之精神，坚确之意志，卓越之识见，使一言一行，足为部下所矜式。凡事尤贵率先躬行，与部下共甘苦，而获得其爱护与尊信，以树立统御之基础。” 《军队内务规则》上说：“上官为部下之表率，故宜修养道德，增进学识，高尚品格，明公私之别，以大公处事，于严守法规中，须寓有爱护之意。待遇部下当情同骨肉，使部下真心爱戴，诚恳悦服。如此则上下相感，意志互通，虽不期部下之信赖，而信赖自集于一身。及至死生危难之间，终克为部下景仰之中心，是乃得众望之道，而统驭之要诀即在于斯。” 《作战纲要》所说的“卓越之识见”，可以当孙子的智。《军队内务规则》所说“上下相感，意志互通”，可以当信。“待遇部下当情同骨肉”，可以当仁。“严守法规”，可以当严。《步兵操典》说“于战斗残酷之际，尤须勇敢沉着，从容指挥，以打破其艰险困穷之环境，使部下信仰弥笃，视若泰岳”，可以当勇。这正是说明古今将帅应具同样的要素。关于主将应具的要素及应负的责任等，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及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两书中，论之綦详，读者可参考。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最末一项叫作法，分为曲制——军队的编制，官道——各官的服务规律，主用——军费，即军需品的三种，属于军制。 古代的编制 【法】为军制意，其范围包含军政、军令、军法三大部门。【曲制】——部曲的制度，类似现今部队的编制，分为平时编制与战时编制。战术单位为营，战略单位为师。我国古代军队的编制：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五十人为队，百人为曲，二百人为官，四百人为部，五百人为旅等。又我国古代的战斗序列，据美国军事家吉布索的考证，弓队列最前线，枪戟列第二线，其次为车队，再次为步兵、中军（左翼、右翼）、骑兵、辎重等。【官道】——各官所奉行之道，即在其职务上所应遵守奉行的各种法规，以及升迁赏罚等事项。【主用】——军队的主要用度，如军费、兵器、弹药、粮食等。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上述五事，凡为主将者虽已听过，但求其能知能行的，那就难了。故能知能行的（即能取得人和，利用天时与地利，善选择将才，健全军制等），就可取胜，反之则败，这是战争的基本论。 【将】在我国古代有主将及偏将、裨将之分。主将如今之总司令、总指挥等。偏将如今之军、师长等。裨将如今之参谋长等。本书中将字很多，有的指主将，有的指偏将或裨将，有的统括一般将官，这是读者要注意的。【知】孙子所用知字，多含能行意，即能知能行意。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解释见前。 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双方的元首，谁是有道的（有道则得人和，内部团结）；将帅哪方有才能（以智、信、仁、勇、严为标准），哪方无才能？天时地利哪方是有利的？切实执行法律命令的是敌国或我国？兵士多寡与其武器精劣的比较情况如何？教练熟的与不熟的分别是哪方？哪方赏罚严明，哪方乱赏滥罚？若比较计算这七项，则在未战前，就可以断定胜负了。 本节，在今日观之，编者以为应补充三项：（一）财政孰足，（二）生产（农工业）孰富，（三）外交孰利，未审读者以为何如？虽然孙子在后面各篇中，亦已提到外交及财政经济诸端。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战争之事，在乎将领得人。将领（指偏将、裨将）倘若听从，力行我（主将）的计划，用他必可操左券，这样，就留下以为手足。反之，不听从我的计划，即意气不投，喜欢自由行动，必致偾事，那非把他辞退不可。这样，才能上下一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进而争取战胜之果。 服从第一 孙子所谓“听”与“不听”，不外是说下级军官对上级长官的服从问题。鲁登道夫亦有同样见解，他在《总体战》上说：“今后主帅事权之统一，较之昔日世界大战，尤为进步。主帅应要求方面或大军军长或军团长之直接于主帅者，绝对服从其命令，同时对于此外之不直接者，原以颁发特定命令为限，亦可提出绝对服从之要求。其为方面大军，军长与军总司令者对于其所属部队，亦可提出同种之要求，唯如此而后有统一动作之可言。一九一四年八月，下级司令竟与上级司令冲突，妨碍上级意志之实行或迟延之，此万万不可者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高统帅部常以决定之权委诸军团司令部代行，且发下模棱两可之命令（如临机酌辨字样），致令劳林方面之第六军与一九一四年九月九日第一、第二两军陷于罪戾。此亦万万不可者也。盖各方大军得向中央要求明显之命令，犹之元帅得要求各军之绝对服从也。假令下级将官认为中央命令有难以执行之处，则电信往还亦甚便利，自可请命中央予以变通。此所言者，非为下级将官之不服从开方便之门，乃正所以求作战行动之统一也。余本于实战之经验，要求全体将官对于主帅之绝对服从，惟在绝对服从之范围内，许以多少之独立性。在此基础之上，主帅乃能确保其意志之贯彻。”（余所著《战时之不服从》一书中，力言统帅权受下级司令抗命之害，可参考而证之。） 选将应有的注意 不论任何名将，个性的一长一短，在所难免。故当军司令部等编成时，就要配以长短相补的幕僚。孙子的所谓“阴阳”，我想：在这种情形下，也自有其真理吧？又，任何国家，虽然没有故意用必败之将的事，但出乎意料，耸于本人的虚名、声望及其他种种的对内事情，也有误认必败的将帅为必胜的将帅的情形。例如，战国时代，赵中秦的反间计，误认名将赵奢之子赵括会谈兵而为良将，用之将兵抗秦，结果战败。原来兵学是活物，战略战术大家，往往在实战上，变为格外的拙手，这是要注意的。本节，张预曾臆解为：“将，辞也，孙子谓：‘今将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去之他国矣。’以此辞激吴王而求用也。” ——尾川敬二《孙子论讲》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主将根据上述五事七计等项，制定有利计划，部下诸将领已经听从。因内部意志已趋一致，作战计划亦已确立，所以就转而着手于外部工作。于是，就努力把周围的形势，导致有利于我军事行动，而从外部以佐助之（如行反间，播谣言，或高唱正义，以造成舆论，及运用外交手段，以取得邻国的同情声援，而使敌国陷于孤立等）。所谓势者，即依我利益的所在，采取权宜的处置方法，而不拘束于常法。 【因利而制权】权字，原为秤锤意。锤在秤上，因物体的轻重而起变化，是为权衡，借用甚广。制字应解为处置或解决意。 不能佐外举例 鲁登道夫在他的《大战回忆录》一书中，曾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说：“德国对于敌人之注意于后方作战，既自有所感觉，岂不应用此有力武器，反加诸敌人之身乎？敌国图所以动摇吾国之精神团结，吾岂不应用同等之方法以对待之乎？这种战斗法，可谓为由内而外之法，先由后方下手，再及于中立国，更移而至于前线。当然吾德国之不如人者，在其缺乏一种宣传之辅助法门，及对于敌做饥饿封锁以动其人民是矣。”这是德国主将不能“为势佐外”的写照。 兵者，诡道也。 兵法是奇诈的术策，不是正经的伦理道德。 诡道的真谛 《军争》篇亦说：“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下述十余项，便是诡道，即战略、战术与政略，在现代国防作战上，可资借鉴。 本项的解释，昔人有此说：“诡是欺诈，道是方策。用兵虽本仁义，然制胜必在诡诈。古之良将，未有不好计谋，取方便。” 又有此说：“不仅诈敌，且诈我士卒，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所谓对敌或对内，均用诈术，虽不光明正大，但“兵者，诡道也”，是斗力，同时也是斗智——这样解释方为恰当。战术原是一种权谋，不论怎样说法，都是大同小异的。 “王者之兵，以仁义为本，故不用诈。”这样说，简直是诡辩。用兵——有正亦有奇，有体亦有用，有常则亦有变则，一至兵刃相见时，就非用诡计而求易胜不可。 不要把诡道曲解为“诡与道”，诡道一定是欺道，权道，变道，奇道。 战争是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而欲用此手段，必须抱有伟大的政治目的，或为正义而战，或为和平而战。 故能而示之不能， 自己有才能的，表面却装着无才能的样子，使仇己者安心，这是就个人处世而说。我军有能战的力量，破敌的战斗能力，在表面上却装作怯弱而不能战的模样，以引诱敌人，或待机而动，这是就战略战术而说。就一国的国防而说，现在各国为准备将来的战争，其兵器装备及兵员的素质等，都是绝对保守秘密的，这是准备战争一爆发时，即出乎敌的意表，挟其优越的战斗力，以决胜负于疆场。自此项起，共有十二个“之”字，均指敌方。 用而示之不用， 已有用兵的决心，表面却装作不用的样子，使敌不备，乃乘隙而攻之。 艾森豪威尔将军于一九四四年为登陆诺曼底，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乃先用空军轰击丹麦与加来之间的地区，使德军以为盟军将由那里登陆，把大部分兵力调至离诺曼底很远之处，遂得乘虚侵入，完成史无前例的大登陆，可为例证。 近而示之远， 攻击敌人之期已迫近，却使敌人以为尚未迫近，甚至以为没有开战之意，使敌忽于准备，而乘其隙。 日俄之役 据日本学者的引证，日俄之役时，日本于最初已决意与俄开战，但不显露于表面。当时国民同志会、学者们、国民等都是催促立即开战的，而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却不轻于表明意旨，但一旦决定断绝国交，瓜生舰队即不失良机地击沉俄舰两艘于仁川。 远而示之近， 欲夺取远的城市，而装作夺取近的城市；或要从远的他方退却，而示以从近的此方退却，使敌方集中主力于此方，而得以乘隙脱离敌人。 拿翁退却 一八一二年之冬，拿破仑惨败于俄京，在退却的途中，侦知鲍里索夫的桥梁已被敌方占领，乃留二万四千兵于乌迪诺将军，命其向鲍里索夫以南移动。乌迪诺将军故意修筑道路，播散流言，努力把俄军的先锋、主力集中于此方，俄军竟上其当。于是拿破仑便乘隙架桥于斯图蒂扬卡的东方，完成全军的渡河。 利而诱之， 饵以小利，取其大利。 具体来说，弃一方而取他方，牺牲一部队而令其他部队取胜，这是战场上常有的事。 至于以金钱爵位收买敌人投降，在历史上亦不少。 乱而取之， 要运用种种术策，以扰乱敌军敌国，而得乘隙攻取之。 如今日所谓游击队、“第五纵队”等，便是此项任务的执行者。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京伦敦《每日邮报》的社长诺思克利夫操纵着协约国的新闻，对德内部，大播不利的宣传，使德国前方受着铁弹，后方又受着纸弹。后来德国虽知讲求对策，但已太迟了。因此，内部加紧崩坏，虽有精锐的前线部队也用处不大了。 实而备之， 敌军兵强马壮，我则严阵以待。 亦可以解释为：敌国的军备充实时，我非特加防备不可。例如今日列强发展重工业，制造新武器，构筑要塞，陈兵国境等事。 强而避之， 敌强，则暂避其锋锐，而等待时机。 例如一八一二年俄国对拿破仑侵入的军事行动。至于后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或“锐卒勿攻”等，均与此项意义相近。 怒而挠之， 这是说要激怒敌军，以扰乱其理性，使其陷于轻举妄动，我方有机可乘。 但必须敌将是刚戾的、躁急的，方得用此计。不然，也是徒劳。例如诸葛亮试赠司马懿以巾帼妇人之服，而懿不为所动。 卑而骄之， 我采取谦逊懦弱的态度，使敌骄慢。 例如赤壁之战，黄盖欺骗曹操的手段。——见《三国志》。或采取退却行动，使敌骄慢，例如孙膑用减灶计，以欺庞涓。——见《史记》。 佚而劳之， 敌军驻扎一地，兵力充实，给养丰足，安闲以蓄其锐气，将为所欲为，是谓“佚”；而使之疲于奔命，是谓“劳之”。 其法：或用空袭，或行夜袭，或威胁敌后，或示以进攻敌线之状等。 亲而离之， 这里所谓“亲”，不仅指君臣将卒间的相亲，国与国间的相亲也包括在内。凡此敌人，均要设法离间之，使其孤立崩坏。 前者，如楚汉之争，汉之对范增。后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用外交手腕，把同盟军方面的意大利，拉到协约军方面来。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无备与不意，均为敌之虚——《虚实》篇之所谓虚，即前者为有形之虚，如某点、某地之虚；后者为无形之虚，如意中所忽略之事，或想不到之事；乘此虚而攻之，定可百战百胜。 《作战纲要》说：“攻击愈能出敌不意，其成果亦必愈大。”又说：“作战必须常立于‘主动地位’。为达到此目的，凡我军之企图计划与行动等，尤须‘严守秘密’，全军相戒，然后能以疾风迅雷之势，出敌不意，使敌不遑应付，乃奏临机制胜之效也。” 太平洋之战的佐证 于此，在过去太平洋战争中，有两个例证：一为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一为美国使用原子弹空袭日本。前者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消灭殆尽（据美方公布，被击毁主力舰5艘，驱逐舰2艘，其他1艘；重伤主力舰3艘，轻巡舰3艘，驱逐舰1艘，其他3艘；被击毁飞机188架，伤159架），并延长其反攻时间达两年之久。后者使广岛、长崎损失不可计数，并促使日本提前向盟国投降。否则各为对方先知，严加戒备，绝难产生这种惊人的效果无疑。 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上述各项，均为兵家制胜的要谛，但是战争之事，不测的状况常突如其来，极其千变万化，要临机应变，到底不能预先一一传授。亦有解为：兵家之所以取胜，因为所用的是诡道，要绝对秘密，不可于事前泄露，致传闻于敌人。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在未战之初，元首召集军事要员，郑重会议于庙堂之上，以决定作战计划，即检讨上述五事七计以决定作战计划，这计划的良否，足以决定战争胜败。申言之，未战之初，其计划已足胜敌的，是由于计划周密，败者反是。即一战则必胜，一战则必败，至于没有计划的，更不用说。故依此观察，于战前就可预先判知谁胜谁败了。 【庙算】兴师为国家大事，在古代，君臣必先谨告于祖庙，并在庙内会议军事：一为求祖先的佑助，二为统一君臣的意志，三为防谋略的外泄。此时，基于彼我的考虑比较，而定出作战的基本计划，即为“庙算”。【多算】是周密的计划或成算。 四大例证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书“八年”同此解） 【少算】是疏漏的计划。计划的疏漏者战则必败，在近代战史上可找到两大实例：一为日俄战争中的俄国，一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德国对协约军的作战，当初参谋本部计划一年便可结束战事，因之，对于物质不做充分的准备。殊不知，战争时间延长，超出他们计划，终以物质的不足，产生恐慌，引起内部的革命，便乞和了。俄国对日作战，战前没有计划到西伯利亚铁路单线运输的不足，与波罗的海舰队东航的疲劳，交战后，海陆军大败，只得屈服。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亦有两大实例：一为日本进犯我国，原计划以三个月攻占我国首都后，便可结束战争，未料战事竟延至八年 之久，反为我国取得最后胜利。次为德国攻苏，希特勒亦计划以三个月征服苏联，未料莫斯科未攻下，即遇“冬将军”，陷于胶着，翌年进兵斯大林格勒，又遭惨败，一直被苏军追杀到柏林。于此，可见一国对外作战计划是不能错误的，一错误即失败，而亡国随之。所以孙子于开端便大声疾呼道：“不可不察也。” [book_title]作战第二 本篇以速战速决主义为中心，反复痛陈久战之害。于粮食，主张“因敌”；于俘虏，主张收编；最后则强调将帅的重要性，以结束全篇，意味尤深长。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大凡用兵的法则，因时不同。仅就普通的战争说，驾四匹马的快速而用于攻击的战车千架，与附属而用于守御的皮革装甲车亦千架，合计配置佩戴甲胄的武装士兵十万人，这大批军队，其输送粮食于千里之远的费用，国内外的战事特别费，外交费（如游说家的怀柔费，对中立的使节所花的外交费，以及其他费用等），制造弓矢甲胄的胶漆原料费，以及兵车甲胄的修缮费，补充费，合计每日约需千金的巨款，然后方能出动这十万远征军。 军队的机械化 【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中国古代的布阵，类似荷马时代的古希腊，战车为重要的原动力，每架战车配以一定人数的步兵。在春秋时代驰车配七十五人，革车配二十五人，各一千架，合计十万名。张预说：“驰车即攻车也，革车即守车也。”曹操《孟德新书》载：“攻车一乘，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共七十五人。守车一乘，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说到这里，使我想起今日“军队的机械化”来，古代所谓驰车、革车、带甲，无疑约等于今日所谓“军队的机械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列强莫不努力于军队机械化，即配属战车、装甲汽车、天然气汽车等于军队，以充实军队攻击力、运动力、防护力，并增进其机动力，而使战术与战略上的急袭，得以实现。更进而创设“机械化兵团”，使其可以独立作战。其次，古代的驰车、革车是用牛马拖动的，但现代的战车、汽车等变为燃油驱动；石油是“地球的血液”，平时列强俱为争夺石油而战，因为到了战时，倘若石油发生缺乏，简直足以导致战争的失败。军用的最重要武器——战车、飞机等若没有石油使用，则变为死物；至于兵舰没有石油使用，则速度亦低，若使用石炭，则浓烟上升，易为敌人所发现。法国福煦元帅曾说过：“一滴石油比一滴血还宝贵。”又说：“协约国乘石油之浪而游到战捷的彼岸。”真是经验之言。 【千里，千金】是模糊的数字，一言其远，一言其多。金是货币的通称，中国古代并不以金为本位。 两次大战动员及战费数目 【举兵十万，日费千金】这是两千年前战争的一种状态，降及现代的战争，其规模的庞大，迥非古代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动员3000余万人（直接、间接参战的兵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双方动员9000余万人，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三倍多。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双方所用的战费则为第一次的四倍多，据瑞士国际票据兑换银行最近的报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耗费用，计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四倍多，至去年夏季为止，世界各国国库所负担经费约达6800亿美元。将一九一三年币值折合为一九四五年币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费用约为1800亿美元。以上各数仅为直接战费；生命之牺牲，财产之毁损，生产之减少，战事救济费用以及中立国所受损失，俱未计算在内。”我想：这个天文数字，应为孙子当时所未梦想到的吧！ 战争与经济 奥国战将莫德古古里说：“作战之第一要素曰金钱，第二要素曰金钱，第三要素亦曰金钱。”足见金钱的重要。在腓特烈的记录中，亦屡涉“军力”与“财政”的密切关系，他所导演的七年战争，倘若不得英国财政上的援助，绝不会维持得那么长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各国如无美国的借款和军需品供给，恐在美国参战前，早被德国打败，亦未可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英、苏、中、法等国亦靠美国物质的租借，才能继续战争，打败敌人。据美国总统杜鲁门最近宣布，美国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一日以前，根据租借法案，曾借予盟国物资，价值达460亿美元。数目之大可见。总之，现代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比古代更为密切，而其必须依赖外国，尤为古代所未见。即以物资丰富的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亦依赖于“反租借”——由各盟国租与美国的物资，亦达62亿5000万美元（根据杜鲁门总统的宣布）。所以时代进化了，我们研究《孙子兵法》也要知有所阐扬才可。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战争以速胜而结束得愈快为愈佳，倘若迁延时日，则兵器钝敝，官兵的锐气受挫，渐次丧失战斗力，特别是攻城战，多耗时日，易演成兵力屈竭，死伤消耗过多。同时，暴师于战场的时间既久，必使国家的财政经济枯竭。 攻城战，以能避之为最上策，因为，一来牺牲太大，二来不能迅速解决。 古罗马时代，迦太基的猛将汉尼拔，带着十万雄兵，越过阿尔卑斯山，以破竹之势，粉碎敌军，于杀近敌国首都的所在地——罗马时，知道它是坚固的大要塞，攻之不利，乃出以别种巧妙的作战。要塞攻击顺利与否，影响战争的胜败甚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皇太子亲带了十五师兵（后增至六十师）攻击法国凡尔登要塞，结果浪费无数弹药，死伤50万人（法军为20万人），依然攻击不破。 德国每败于攻城 但是，德军因为受了这次攻城大创，在战争遂行上，发生一大漏洞，且引起国内的骚动，后为协约军所屈服，于此不能不谓为一因。至于此次德国之败于苏俄，亦可谓由于“攻城力屈”。攻莫斯科不下，攻列宁格勒亦不下，尤以攻斯大林格勒不下，更使战力消耗无算，遂为俄军乘此“力屈”，实行反攻，被打得一败涂地。德国军人今后如读及是书，当必后悔莫及，要奉《孙子兵法》为圭臬了。 军队久战，则经济必告破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第三年，德国战线上的士兵要穿纸制的鞋子了，国内采用票券制度供给食物，也逐渐陷于不足了，刚发育的儿童得不到充分的食料，自然，母乳亦不足，其结果表现于后来德国青年的身上了（体弱）。战后德人曾慨叹道：“不到三十年，就不像从前的德国人了。” 久战的艰危 那时，德国各小学生搜集了纸屑、空罐、瓶塞、皮屑、玻璃片等物贡献于政府以变造军需品，人民则把贵金属大量地奉纳于政府以充军费，甚至有人募集女人的头发，用作制造火药的原料，结果，德国，仍因物质的不足而崩溃。 过去我国抗战，达八年之久，其间所发生的“国用不足”，实在严重，弄得士兵食不饱，穿不暖，远行无车，伤病无药。至于兵器，亦很落后。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 这样绵亘长期的战争，在外则兵器钝敝，官兵的锐气受挫，战斗力屈竭；在内则财源枯竭，军费无着。内外均陷于疲弊之境，于是大难到来了，观望形势的中立国，乘我的疲弊而起，企图收获渔人之利，或袭击我，或干涉我，或压迫我签订不平等条约。 久战则国内革命起 久战是很不利的，尤其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革命易起于国内。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于一九一七年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德国于一九一八年爆发民主革命，鲁登道夫在其所著《总体战》一书中，曾说：“总之，世界大战之中，不以战斗定战争之胜败，而以革命定战争之胜败，革命既起（指德国），胜负随之而分矣。” 苏联与日本 一九四五年苏联在远东以中立国的地位，突然对日宣战，我们也可以解释为“诸侯乘弊而起”吧。原来日本对华之战已苦了八年，对英美之战也苦了四年，益以美国原子弹的投掷，更使其吃不消，于是苏联便“乘其弊”，遵照雅尔塔及波茨坦协定，进兵满洲之野，迫使日本从速作无条件投降。虽说日本早知苏联将“乘其弊而起”，故对苏联极尽拉拢亲善的能事，定有种种协约以维系关系，但因其罪恶滔天，已无可恕，且自己亦已危，故终难逃此厄运。 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到了这时，虽有绝顶聪明的元首与主将，都无从化解这种危机！ 今日以前的历史不能避免战争，今日以后的历史（世界未大同前）大概也不能避免吧？列国之力的尖锐，均向着战争而跃动，战争随时有爆发的可能。然而开战易，收获战胜的成果难。老子说：“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不求善后的放弃责任之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媾和条约签订了不过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而第三次大战又似在酝酿了。正如孟子说：“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基于上述的理由，战争（以及战斗）以大巧而做迅速的处理，迅速结束为最佳。反之，仅弄小巧，延长战争时间，我未见过得到善果的！ 拙巧真义 【拙速】拙字，见解不一，据编者的研究，此非真拙——无谋无策，乃为老子所说“大巧若拙”意。按王弼注：“大巧因自然以成器，不造为异端，故若拙也。”或“大智若愚”意。真拙是不成的，孙子不是把“智”列为将帅所应具的五大要素的第一位吗？足证此“拙”为“大巧”或“大智”。而“巧之久”的“巧”，乃为小巧。大巧与小巧不同，所谓小巧者，不顾将来，不管整个局势，仅是立异为高，醉心目前的利益，大巧反是。一八六六年普奥之役，普军大胜，若依毛奇的主张，乘势追击，可以击灭奥军，而陷其首都；但俾斯麦从政略上着眼，则制止追击，意在避免结成万世不解之仇，阻碍将来联合对付其大敌——法国。后来竟得结为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便与英、法等协约国作战，便是一例证。 拙速论的根源 近代战争的观念是速战速决（即集中无比的武力，一举歼灭敌人，迅即结束战事，以免事久变生），这就是数千年前孙子所倡导的拙速主义。老子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这是说要果断地给敌以一大打击，不可延长战期。又说：“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战争不合乎自然之道，则早衰，所以在未衰中，非速制胜不可。这大概是拙速论的根源吧？——我想。 名将与迅速主义 古来名将的作战，莫不采取迅速主义。建设横跨欧亚大陆前古未有的大帝国者——亚历山大王即以不失时为战胜的原则。拿破仑曾简单地说过：“以一日当作十时而进军作战，而后休息。”这就是孙子所谓“其疾如风”的神速战略，同时也是孙子所谓不失时的“拙速”。又，古今无双之海军名将纳尔逊说：“时是我们最善的同志，其他的同志都嫌弃我们，所以我非尊重它不可，与战争有密切关系的时是万事之本，五分钟常决定胜败。”这样尊重用兵的神速。 上述名将的迅速与时的战略，换言之，是进而捕捉敌的虚隙而不踌躇地果敢断行，绝不是普通所谓无谋无策的拙速。 ——大场弥平《孙子兵法》 “时”的原理 谋的巧拙，对于战争来说虽关系重大，但比谋的巧拙更重大而支配胜败结果的，是“时”的原理。在《孙子兵法》中有“拙速”“巧久”“迂直”“先后”等字眼，要而言之，即对“时”的研究，时的关键是“机”。 从大阪到东京的火车，分有慢、快、特快的等级，是照着等级的票价付钱。而特别快票，是把时间用金钱来缩短的最高速度的代价，所以时间越短，价格越高。 到了东京，寄宿旅馆，从一天而二天，二天而三天，时间越迟，住宿价格越高，照着与电车相反的时间换算法而付钱，为付钱而把着钱袋，这时，也许怀疑错了吧？ 旅馆之迟而价昂是老子，电车之速而价高是孙子，介于两者之间，不误时之迟速是孔子。文明人比野蛮人对于时间的感念强，滥用天所赋予的时间而自疲，或为了生活而疲于无意义的劳动者，这不能说是贤人。倘若把那升于最高的阶段，达于如释迦一般的境界而超越时间，就是与天地同悠久。“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如果到了这里，仅有枯木寒岩，没有社会气味，忘却时间，忘却历日，自然战争也不会发生了。但人到底是不能脱离社会的。故，支配人的思想和战之胜败的怪物——时间究竟是怎样的呢？所谓时间，在哲学上说，是直观事物的持续关系的先验形式，一元地把一切现象表现于所谓数量上时，常导出的一种独立变量；但相对原理否认绝对时间的存在。 时间与计划互相奏效于战争。战争动员愈速，愈有利，行军也是一样。在军舰方面，速力即战斗力，炮弹以速而强；马速牛迟，所以有骑兵，没有牛兵。兵法上对于天时、地理及其他，虽是随手利用，但其中第一强调的是时间。 ——北村佳逸《孙子解说》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战争的时间延长，结局能够切实有利于国家的，过去尚无此例。总之，以速战速胜为有利于国。 但不能执此以论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之战，因为被压迫者对压迫者作反抗之战，胜固战，败亦要战，虽不敢希望速战速胜，但能长期抗战而胜，由此得以再次独立，就算真正有利于国了。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所以没有完全了解用兵的害处的主将，绝不会完全了解用兵的利处。 《九变》篇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善于用兵的主将，仅一次动员必要的兵力以迅速压倒、歼灭敌人，而迅速结束战争，决不再动员，以免民劳怨生；并且粮食的输送，仅以二次为限，决不三次，免使国内空虚；弓箭甲胄等武器装备，供给补充自本国，粮食则征收自敌国。这样，军队的粮食就不会缺乏。 【役不再籍】役为兵役，籍为征集意，即不做第二次征兵，或第二次动员意，与“粮不三载”均是说良将的速战速决。【粮不三载】春秋时代，军队出征时，载粮送至国境。至凯旋时，则载粮以迎之于国境，仅此两次，没有第三次，因为到了敌国，必须“因粮于敌”。【取用于国】因各国兵器各有特点，制式相异的敌国兵器，不适于用，故须取自本国。【因粮于敌】有两点利处：一使国内的食料不致减少，二使敌国的粮食因而缺乏。 《作战纲要》 《作战纲要》说：“战地人马之给养，与兵器、弹药、燃料、器材、被服等各种补给，影响于作战甚大。其中给养、燃料、弹药尤不可缺。”这是指示给养补充的重要。又说：“为增进或保持军队之战斗力，须广泛利用敌国之工场设施，故军队对于已经占领者，应即讲求防止破坏及散失之处置，同时并迅速报告，务使尽量利用而无遗憾。”再说：“必要时得以虏获品，补充其所属部队之马匹、器材、燃料、粮秣等，但须讲求所要之（除）毒或防疫等处置。”这是说因粮（物）于敌应注意之点。 两次世界大战动员人数 日俄战争：日本人口4721万人，其中男子2400万，征集了110万人，其中43万出动于战线。俄国人口1亿4680万，其中男子7450万，征集了120万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意、德均征集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德国，可以说差不多举国参加战争了，男子的工作，代以妇人，电车的售票员，以至烟囱的打扫夫，也完全代以妇人。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在“全民参战”的口号之下，同盟国与轴心国双方动员之男女合计9300万人，其中同盟国超过6200万人，敌方占300万人（据美国马歇尔《致美国陆军部二年报告书》统计）。在同盟国中英国的动员更为彻底，无论海陆空军及交通界，均有妇女参加工作，伦敦郊外的高射炮手和海岸瞭望哨，亦有女子服役。总之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人的需求是没有限度的；机械战的时代虽已到来，但不用人的战争时代还未到来。“不用人的战争”，仅是一种幻想。所谓“机械的战争”，仅是战争的一种手段，过去的两次大战，已立下铁证了。 依然，人是战争的要素，仍未改变。人的需要愈多，附带的问题亦愈大，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曰粮食。 所以出征部队必须“因粮于敌”，日军过去进攻我国所采取“以战养战”策略，即为此法。但我却采取“焦土政策”及“空舍清野”以制之。 因粮及因燃料于敌 鲁登道夫在他所著的《总体战》中说：“世界大战中，海陆军燃料之供给，为政府极焦虑之事，所以侵入罗马尼亚而占据瓦拉几亚者，非但为粮食问题，同时亦为获得燃料。罗马尼亚有极多之油池，罗军退出时，先行破坏。而德军入罗后，尚能开采、取用多少煤油，可充自动车及飞机之燃料。”这是近代因粮并因燃料于敌的实事。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国家出师远征，倘若不“因粮于敌”，而把大批粮秣远距离输送于国外，这不独使国贫——财政困难，而且使民贫——既被课以重税，又疲于劳役（运粮），必致生产减少。 管子说：“粟行于三百里，则国无一年之积；粟行于四百里，则国无二年之积；粟行于五百里，则众有饥色。”所赍之物，耗于道路，农夫耕牛，俱失南亩，则百姓贫矣。足见远输的不利。 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及至军队进入敌国，倘若不“因粮于敌”，则所经过的地方，尤其驻军的附近，当地人为求暴利，乃提高物价，并以需给失了平衡，物价又行暴涨，但军用的必需品是不能不买的，因此军费陷于不敷，即须向本国请求拨给补充，政府为应此要求，遂增税又增税，演成“百姓财竭”的局面。百姓财竭后，于是迫不得已，复按丘甸的役制，着手于粮食牛马等实物的征发。 【丘役】为丘甸的役制。据《周礼》：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 战争与物价 战争一起，国内物价必因之腾贵，古今同然。在过去抗战中，我国因受日军的封锁破坏，益以天灾的流行，商人的囤积居奇及通货的无限制发行，弄得物价日涨一日，于最后一年平均竟涨至三千倍，真是历史所未见，世界各国所未闻。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 这样，国内（中原）的人民为运粮至力屈，为课税而至财殚，家家财力空虚，到了这时，人民的所得已被征收了十分之七了。 战时的工役及财政问题，均要从人民的身上来求解决，即人民“出钱出力”及“出物”，在过去抗战的过程中，我们对于孙子这个描写，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就政府的消耗来看，由于战争的延长，这时，战车的破坏，军马的残废，以及甲胄、矢弩、戟楯、蔽橹、大牛、辎重大车等物的损废，已达十分之六了。 【楯】楯与盾通。【蔽橹】橹为大盾，蔽为障意，即为抵御敌人矢石的大盾。【丘牛大车】丘为形容词，丘牛即大牛。大车为重车，轻速车曳以马，重迟车牵以牛。中国的马小，非始于今，观殷墟的出土古物，便可了然。由于小而力弱，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周穆王的八骏，即是例证。 武器与重工业 古代的武器和近代的不同，近代的武器以重工业为基础，重工业是军需工业、国防工业。所以假设孙子生在近代，他在这里必力说重工业的重要性了。所谓重工业，即是钢铁、石炭、石油、机器、造船、电汽等工业，举凡国防用具，如车辆、飞机、兵舰、大炮、枪弹等均为重工业的产品。故先发展重工业，始有资格参与近代的战争。记得日本军事评论家平田晋策所著《一九三六年》一书评我国说：“中国虽拥有两百万的大军队，但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军需工业根据地，徒有庞大的陆军，于近代战争上难有独立作战的能力。” 大炮与机关枪数量 近代战，因其规模的庞大，便需要大量的兵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谓“近代战的恶魔”机关枪，与“战场的支配者”大炮，于初期与末期的比较如下： 德军：机关枪：从12000挺至104000挺 大炮：从7500门至25000门 法军：机关枪：从5000挺增至20万挺 大炮：从4800门增至17500门 ——机关枪为重轻的合算，大炮为重炮、轻炮合算。 坦克数量 又，为运输而活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汽车总数，协约军有26万7000辆，俄军有15000辆，德、奥军有80000辆。出现于大战末期，号称“活城”的坦克车，英、法、美军有33000辆，德军有1000辆以上。 飞机数量 更至所谓“铁鸟”的飞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补给数目： 德军47637架，法军67982架，英军约5000架，美军11227架，合计13万1846架。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间五大参战国的飞机生产数量：美国23万架，苏联12万架，德国8万架，英国79000架，日本53000架，合计562000架，约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倍强，这真是孙子所说“驰车千驷，革车千乘”的大发扬。 武器的消耗 且，近代战亦是兵器的大消耗者，例如普法战争，普军消耗了炮弹50万发。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所发射的炮弹达百万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马恩河战役的一周间，法军发射了百万发。凡尔登的攻防战，二周间为400万发。索姆河的会战，一日竟射至百万发（以上均指炮弹。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飞机的投弹殆已取大炮而代之，而英美空军对德日投弹数量之大，更为惊人，见《用间》篇）。又，坦克车为英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所发明的，据一九一八年的调查，约有3300辆，其中45%已无法继续使用。飞机的寿命，平均只有两三个月，至于其他步枪、机关枪、兵舰等的消耗，也是大量的，不问可知。总而言之，这是孙子所谓“十去其六”的大证明。 新式武器的出现 近代战是需要最新锐的兵器的，所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列强莫不争相改良兵器，发明新兵器，其已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为世人所周知的，有俯冲轰炸机，有磁性水雷，有火箭炮，有喷火坦克，有火焰喷射器，有巡航导弹，有雷达，有超级空中堡垒，有原子弹等，这都是科学的产品，所以现在世界各国莫不以全力从事于科学的研究与发明，相信将来还有新武器的出现。 恩格斯说：“依赖于经济的前提条件，没有甚于陆海军。兵器、编成、组织、战术及战略——特别依赖于其当时的生产程度与交通机关。”富勒将军说：“胜利的秘密，百分之九十九在兵器。”真有见地！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 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粮食远输，对于本国的不利，已如上述。所以智将务要尽量夺取敌国的粮秣以给养本国人马。因为吃彼一钟兵粮，足以当我们运输的二十钟；用彼一石马秣，足以当我们远输的二十石。诚以“千里馈粮”，远输的费用，以及路上的损耗，是非常大的。 【一钟】为六斛四斗。【一石】为一百二十斤。【 秆】 为豆秸，秆为禾稿，均为牛马饲料。 古今的给养问题 在交通未机械化的古代，运输，既因道路的恶劣，复以所用的运具为牛车、马车、人力挑担，加以气候的影响，平均每日走路有限。这样，若作远距离的输送，则所带的粮秣岂不是于途中已用去大部分吗？再加上途中意外的损失，则所运到目的地的，岂不是所谓“所遗无几”吗？这便是孙子所以极力主张“食敌”。在孙子之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有这样记载：“秦征匈奴，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史记·平准书》：“当是时（汉武建元中），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虽然，因粮于敌，战务食于敌，固属必要；但以近代国际战争，往往动员至数百万以上，远征敌国，据军事专家的观察，以这样庞大的军队，乃欲专靠敌地的给养，实在戛戛乎其难，根本仍在乎本国的供应。至于运输，在机械化交通的现代，大可省了古代那种弊病，不过却有敌机敌艇或敌军游击队截击破坏的危险。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 所以，要使我的士卒争先地去歼灭敌人，须先激起他们的怒气——敌忾心；要使我的士卒勇敢地去夺取敌人的利益（如军需品、城市等），在于秉公分赏他们的功劳。 【怒】可解为敌忾心，即煽动士卒对敌的愤怒心——此为现代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或精神讲话。【货】为赏赐意。 上海之战 过去上海之战，我军英勇杀敌，即是愤怒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果。总之此为攻击精神问题，福煦元帅说：“必胜之意志，乃胜利之第一条件，兵卒应以此为第一要义，同时指挥官亦必须以最高之决心，贯注于每一个兵士之精神中。”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例如车战，如果我的士卒俘获敌人的战车十架以上，则以厚利（或升级）奖赏其陷阵先得者的功劳，以资劝励余众；同时又将其所俘获的战车，拔去敌人的旌旗，插上我的旗号，而杂配于我的战车中，每车除降卒外，又杂入我的士卒而乘之，以防叛乱；降卒善待他，使他为我所用。这就是战胜敌人后，使我兵力更强大。 车战民族 【车战】中华民族是一个长于车战的民族，有着数千年车战的悠久历史，所以我们今日在这个军队机械化的大潮流中建军，应加强我们对于车战的自信心，发扬过去车战的精神，致力于建立现代化的战车部队才可。 俘虏处理问题 【卒善而养之】这是收编俘虏的问题。收编俘虏为我国内战常有的事，即在日本战国时代也是如此。但收编俘虏，在近代国际战争中则未见。诚以种族心理等的互异，势必发生叛乱，贻祸无穷。例如日俄之战，日军虽将所俘获大炮，编为战利重炮队或战利炮连（即“车杂而乘之”一套），但俘虏一概不用——或残杀或战终放还。但残杀俘虏或敌国非战斗人员，为国际法所不许，更为人道所不容。然而过去中日之战，日军不独残杀我战俘，且残杀我非战斗人员，其野蛮可见。又，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多用俘虏从事劳役（如修路、耕种、制造等事），尚无编组为军队使其独立作战的事。 故兵贵胜，不贵久。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依于上述，战争以迅速得胜为最佳，倘若拖延长久，那是最忌的。所以深知用兵之法的贤良主将，简直可以说是握着人民生命，关乎国家安危的良人。 【司命】是星名。一种司人之命运的星神。 主将应具的慎心 主将的责任是这样的重且大，所以吴子曾指出他要具有这五项慎心，原文是“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名将所关的重大 名震古今的政治军事天才家诸葛亮，破出茅庐后，辅佐刘备、后主，建国蜀土，促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但“五丈原头，大星先殒”，诸葛亮逝世不久，蜀也就灭亡了。 马其顿之兵，统率于亚历山大王，常破十数倍的大敌，征服广大无边的土地。 迦太基军，统率于汉尼拔，远征罗马，虽与隔海的故国断绝联络，尤能孤军奋斗十余年，席卷罗马全土。不久，汉尼拔死，迦太基便如落日一般不再隆盛。 腓特烈大帝征战数年，精锐的军队虽损失了大半，犹能逐个击败欧洲诸国的军队，确立普鲁士帝国之基。 一七五七年十一月罗斯巴赫之战，为腓特烈大帝所击败的法兰西兵众，以拿破仑的出现而指挥之，于是昨日之羔羊，忽变为猛虎，蹂躏了欧洲全土。 震骇世界，如百雷同落般的蒙古军，自成吉思汗与其孙拔都殁后，便可怜地被驱逐了。 良将与军的强弱关乎国之安危，已如前述，在现代，因为国家的机构，国策的根本，与前不同，若以全盘“律古证今”，当是不对。但一八六六年普奥战争，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以毛奇将军一人的连战连胜，而建立德意志帝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霞飞、福煦将军等的努力，终救了沉于死渊的法兰西。 同时，在德军方面，倘若当初就起用名将兴登堡与其参谋长鲁登道夫在大本营中指挥，或者不至于失败，也未可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美有艾森豪威尔，英有蒙哥马利，苏有朱可夫诸将，终把希特勒打垮，博得大捷。 [book_title]谋攻第三 本篇以提倡“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存主义为用兵的最高原则，即是说运用外交解决争端，胜于武力的攻取。此外，力言统帅权的独立与知己知彼的重要性。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用兵的法则，对敌人以谋攻，运用外交、经济等和平手段，不经血战（一可免我兵力的损失，二可免我财政的破产，三可免我人民的贫劳），而令敌屈服于我，达到我的目的，这是上等战略；反之，不得已而血战，击破其国，令他方为我所屈服，这是下等战略。推至与敌军、旅、卒、伍作战，都以不经血战，而令敌屈服于我为上等战略；将其击破而令他方屈服于我，为下等战略。 【军、旅、卒、伍】依《司马法》：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五百人为旅，百人为卒，五人为伍。但在这里，则不限于人数，自“军”以下，均是同样意思的反复，在文法上，为一种叠句法，用以加强语气。 不可好战 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两国经过大战之后，而遗下大怨恨的是春秋时代的吴越，在现代则为德法的关系。打败敌人，而遗下复仇之种，不是胜者之利。《中庸》载：“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仅强大的不是军人，更不是兵法家。 专用兵取，不用谋攻，往往自蹈灭亡。吴子说：“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自从上古乱世以至于今，主要的是同胞相杀的国内战，但也有刃不见血而占领敌国土地，屈其人民的事。这种情况，便是孙子所谓“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敌国全存的占领，敌军全存的屈服为善中之善；实际诉于干戈，弄得血流成河者为下策，“至仁之言”，谁不首肯？ 全破主义 但实证了近代战本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亦然），恰与孙子所说的完全相反，不独企图歼灭敌军，并且空袭无防御的都市，杀戮非战斗人员的老幼男女；或行无限制的潜艇攻击，而使非战斗人员的商船乘客葬于鱼腹中；或陷敌国人民于饥饿中，令敌肉体衰弱而消灭其抵抗意志。总之，不管你愿意与否，都使用着强迫屈服的手段。 总而言之，这是欲根本倾覆整个敌国敌军的全破主义。 固然，这种战法并非始于近世，在十三世纪的初叶，征服欧亚全土的成吉思汗，为其最著者，所以他便能于短期中，征服广大的土地，屈服几十种民族。日本文永、弘安之役中，蒙军进攻壹岐、对马、九州北岸，所加于居民的暴虐，真是言语所不能形容。总之，这种现象在过去异民族间的战争上是往往不能避免的。 孙子与克劳塞维茨 从正面而论全破主义的，有克劳塞维茨将军，他关于歼灭主义说：“有恻隐之情者也许这样相信吧？对于敌人不加以多大损害，而解除其武装，或不讲求击破的方法，而认为是战争术策的正当倾向。这种说法，在外观上虽是美丽，实际则成为谬见，我们非把这种谬见打破不可。”这无异驳斥孙子言论的错误。关于暴力之无界限行使，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暴力行为，其行使没有什么界限。所以某方行使暴力，他方就不得不酬答以抵抗的暴力，这样所生的互相作用，在概念上，是没有极限的。”总之，敌国的人民，不问老幼男女，都一样是敌军的战力。故战争的本质，可以说是消灭敌人之肉体的抵抗与心力的抵抗。 虽然，倘若不经流血与破国，而有能屈服敌人的方法，则他（克劳塞维茨）也是不会反对的。因为，孙子是从大的政略上论理想的兵法，克劳塞维茨是依交战手段，以屈服敌人的实际行为作轴心。孙子亦于第十二篇谈残虐的火攻，第七篇说“侵掠如火”，第十一篇说“千里杀将”的猛烈的歼灭作战。故亘于巨细的检讨，他们的思想，实没有多大出入。 ——大场弥平《孙子兵法》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所以，纵是百战百胜，不能称为至善的；不战而屈服敌人，才是善中最善的（即用谋攻）。 战则必有损害，损害的大小是比较的计算，没有绝无损害的交战。而战胜的害，不及不战而胜的利。 好战必亡 “百战百胜”是多么不善！秦将白起战胜攻取敌国，拔城七十余，破赵坑杀四十万人，但秦的士卒也损失了过半。拿破仑算是百战百胜的了，结果一败涂地，惨死孤岛。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屡次击破对手于国境之外，结果仍不免于败。迄第二次世界大战，闪击欧陆各国无不成功，且攻入莫斯科近郊，斯大林格勒市内，结果亦不免于败。日本呢？最初在中国战场每战必胜，在太平洋战场也是每战必胜，结果仍是重蹈德国的覆辙。这也可以说是侵略者自食其果。 不战而胜的一例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多么可贵！在历史上已有不少战例，近代美军占领日本本土，亦不失为一例证。原来美国已经准备了数百万大军，实行敌前登陆，杀到东京；日本亦准备“本土决战”，作“玉碎”的奋斗，但以原子弹的投掷，及俄军向东北的出动，裕仁自知势弱力屈，只得乞和，完全遵照波茨坦宣言，使美军不须再来一次重大的损失和牺牲，便安然进兵东京，占领整个日本。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依于上述，用兵的最上战略，是以强大的军备为背景，把敌国的企图或计谋，于未成熟前挫折，粉碎，使不能实现，唯我的意志是从；次等的，或离间或收买敌国的亲交国、同盟国，使陷于孤立，而为我所屈服（在春秋时，因为列强的对峙，孙子很注意战局外的邻国之向背）；再次等的，直接与敌军交战，击破他，方达到我的目的；最下等的，围攻敌人的城砦，付出了重大牺牲后，才取得胜利。 【上兵伐谋】老子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春秋时代，如郑国弦高以牛犒秦师，而使孟明还师，中止袭郑，可为例证。【其次伐交】如秦之运用“远交近攻”策略，以灭六国，算是一例。【其下攻城】城字，在我国文字上，具有城市的意义，因有防御的设备，亦具有要塞的意义，与德文的Burg（堡），法文的Bourg，俄文的Grad意义相同。 要塞战 说到要塞战，自古以来，不知苦恼了多少作战家。对于傲然蟠居于军前的要塞，或应正攻，或应包围，或应监视？——这固然依于什么时期，怎样场所而决定。但攻击部队，在作战上老是成为重大的疑问。滥用大兵力从正面攻击大要塞，是拙策中的拙策。于此，海军若用舰队从海的正面试行炮击等，那也是无益的冒险。理想的攻击要塞的方式，在使其孤立或迂回其侧背。 因时制宜 最后，我可以作出一个结论：孙子在这里所说的“伐谋”“伐交”“伐兵”及“攻城”四策，固有上下策之分，上策为人所喜，下策为人所恶。但在战争中因情况的千变万化，自不限于一策的单独使用，有时须并用二策，或三策，以至四策，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攻城是到了万不得已时所采取的方法，亦为最艰巨的作业，既要三个月修具防御矢石的大楯（橹），攻城用的战车（轒辒），以及种种攻城器械；又要三个月建筑用以射击，或用以掩护，或用以侦察的土垒（距闉），合计需六个月的长期准备，方能正式攻城。这样，为将者（攻城司令官）觉得太慢，不胜焦躁（失了忍耐自制之心，不待攻城准备的完成），急于建功，便连下总攻击的命令，士卒像蚁群一般地攻到城下，攀登城壁，以至丧失了三分之一兵力，而城还攻不下，这是攻城最倒霉的惨事！ 【轒辒】攻城用的四轮战车，用巨木造成，脊以绳为之，上盖以生牛皮或犀皮，中可容十人，推到城壁下，施行破坏工作，为金、火、木、石所不能毁，类似今日的坦克车。【器械】本是一般兵器之谓，在这里是指攻城的工具，如飞楼、云梯、浮格衡、飞石、连弩等。【距闉】距与拒通，闉有书为堙。【三月】是概数，指要多费时日。 攻城之法，在我国往昔尚有水攻与火攻（指用火药炸毁城垣），降及近代所用的武器，有飞机、大炮、坦克车等。在这种立体进攻之下，如果对方缺乏这种武器，则城之被攻破，指顾间耳，哪里需要“三月”又“三月”的长久时间？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所以良将用不着交战，也可以屈服敌兵；用不着围攻，也可以拔取敌城；用不着久战，也可以迅速地覆灭敌国。把握着不受丝毫损失的全存之计，而争胜负于天下，这样，则兵器兵力不致钝挫损失，安然收获完全的胜利，这是叫作谋攻的法则。 孙子与老子、孔子、孟子 这一节，是兵法的哲学，也是孙子的蕴奥与精华，它渊源于老子，而与孔孟的学说相提携。 老子《道德经》原文作“善有果而已”，此处疑为作者笔误。 过去在国际会议上，照着强国的主张，对军舰加以限制，使彼我的对比不均等，不能反抗而受其束缚，这是“屈人之兵而非战”。又如在军缩条约上禁止建筑要塞，或用思想宣传促成敌国内部的崩坏，这是“拔人之城而非攻”。又如丰臣秀吉不战，而使伊达政宗臣服，这是鉴于“毁人之国而非久”。但这仅是表象相似，还没有触及孙子的原意。哲理之根，会生应用之枝，应用之枝，不会生哲理之根。最接近的引例是武王灭殷的史实，然做这种证明，孙子的哲学就要消失了。老子主张“战则果而已” ，意即说，如交战的话，则果断地给予一击而解决。这与儒教的观点稍异，孟子对梁惠王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以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孔子抑制子路的豨勇而说强：“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老、孟、孔的思想是顺次的稳健，孙子则联络了这三者。 ——北村佳逸《孙子解说》 以上为北村佳逸的解说。在这里，我且添上一些关于“屈人之兵而非战也”的例子。美国现在真可以说是这个原则的奉行者，它为维持世界的和平，又为避免生命财产的牺牲，所以对于假想敌也不轻易一战。然既不愿一战，又要使其听命就范，那真不容易。然美国掌握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又拥有具有绝对优势的原子弹（最近对原子弹的宣传，极为夸大，意在先声夺人也）。现他正运用着这两种工具，也许可以保持相当长久时间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 这是到了不能不相见于战场的地步了。就这时用兵的法则说：若我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则宜四面包围攻击之，以收一网打尽之效；若我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则宜集中攻击之，一鼓作气，歼灭敌人；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则宜分为两部攻之，一部从正面，其他从背面或侧面进攻。 【用兵之法】即兵法意，狭义指战略战术的原则。 坎尼战法 此节可用古代“坎尼战法”解释之，这个战法创始于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汉尼拔于公元前二一六年在坎尼与罗马军会战，置重点于两翼，形成典型的两翼包围歼灭战，以后名将如腓特烈大帝、拿破仑、毛奇等莫不师承之，德国前参谋总长施里芬尤崇拜这项战法，著有《坎尼》一书，由是坎尼战法更为知名。 奥林匹克行动与小王冠行动 又可用美军过去对日作战拟采取的“奥林匹克行动”及“小王冠行动”解释之。前者为美军拟于一九四五年秋向九州南部进击的行动，后者为美军拟于一九四六年春初向东京平原进击的行动。详见美将马歇尔近著《致美国陆军部二年报告书》。 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 前节所说，是关于优势兵力的使用。这里，是就诸对等与劣势兵力而言：倘若我的兵力与敌相匹敌，则宜竭尽全力和他死战，因为相匹敌，则胜败难断，若能尽力而战，亦可得胜；倘若我兵力比敌少，则宜据险阻或城砦而取防御态势；倘若我的兵力比不上敌，则可巧为退却，避与交锋。言外即说：俟有援军，即转为攻势。 此节各“能”字，须留意！【少则能守之】守字，有些版本作“逃”字。至于“敌则能战之”及“不若则能避之”两个原则可作为现代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 孟子说：“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 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所以力弱的小敌，倘若不自量力，徒作顽强的坚守坚战，那简直是力强的大敌所多谢的俎上肉。 上述十、五、倍、少、不若、小、大等字，虽是就军队之量来计算，当然亦包含着质的方面，如武器的钝锐，训练的精劣，兵质的好坏，粮食器材的足否等——陆战力的强弱以此测定。就海军说，固以吨数为基本，但速力、备炮（口径）、根据地的远近、舰载飞机的性能等，也必须计算在内。 兵数的重要性 拿破仑说：“以仅有敌六成的兵力而战，等于赌博。” 鲁登道夫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明白昭告于吾人者，即敌人在数目方面之优劣，实胜败之所决，故数目为战事之要键，不可不注意者也。战事中，置数目之重要于不顾，而妄冀以少制多，实为大误。法兰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确知所以为全体性战争之后盾者，唯在于倾尽一国之全力。”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这是说关于政府内部的问题。主将为国家元首的辅佐，好像车之支柱一样，这支柱般的主将，倘若具备了智、信、仁、勇、严的五德（周），元首亦信任之，国家必可日臻强盛；反之，主将的五德不全（隙），有了缺点，元首亦妄加掣肘，国家必日益衰弱。 【国】是国君（元首），是国家，也是政府。这三者，在古代往往是三位一体的。如春秋时代的君主，以私人经济拨给国家财政，又以绝对权而取自国民，所以政府、国家包含于国君之力中。国君固依自己的意志而行政、立法，而且特别掌握着宣战、媾和的大权，所以国即君。【辅】车的支柱，即两旁的夹车木，转用为辅佐意。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 这里有一问题应注意，即元首足以为患于军事的有三大项。其一，妄滥干涉军事，不应前进时而命令前进，不应退却而命令退却，这叫作縻军。 【三军】古代军制，天子之兵，定为六军，诸侯之兵，定为三军，三军为三万七千五百人。【縻军】縻为绊意，縻军指如有绊之马的军队，意谓束缚军队的行动。岳武穆班师之事，可为例证。 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 其二，没有军事的知识经验乃掌握和总司令一样的职权，妄行处理军政，弄得军中行政混乱，朝令夕攻，于是将士茫然莫知适从了。其三，不懂军事上的权变，缺乏战略战术的知识经验，也负起和总司令一样的职责，妄行指挥，弄得笑话百出，于是，将士互相疑惧了。 上述三项，实没有区别的必要，可以说均是戒备不懂军事者干预军事。古人说：“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又说：“国不可以从外治，军不可以从中御。”亦即此意。 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将卒对军中一切既生疑惑，于是斗志沮丧，内讧发生，必招来敌国诸侯（当前之敌，或第三国）乘虚而压迫我、攻击我。唉，这真是搅乱自己的军队，以导致敌国取胜于我的愚蠢举动。 元首对于前线的指挥官，不加干预，应任其进退自由。不然，就会发生“乱军引胜”的祸害。 指挥权要独立 统帅权独立呼声出现的原因，就在此。如果君主或政府干涉军事，则适合战况的行动，当付之阙如。 英国的国王仅有陆海军大元帅的虚名，没有任何统帅的实权，过去日本、意大利也是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阁员常常议论战争实行上问题的是非，因之，每误了各事之机宜的处置。后来政府发觉了，立刻从战线上召回鲁伯逊将军，任以参谋总长，负起一切责任。 克里孟梭的果断 其在法国，对每一将帅虽没有交予兵事之权的惯例，但鉴于前线状况的日非，克里孟梭总理方委托贝当将军（坚守凡尔登的勇将）为全法军的统帅，于是出征军的指挥权，方从此完全独立。 克里孟梭总理断然的处置，虽救了法国，但于此以前，前线的指挥权，可以说握于法国政府之手。当时视察前线的国会议员，吃惊于激战的惨状，乃要求陆军部长立刻下中止作战的命令，但亦不足为怪，因为他们不懂军事，不知战况的推移，仅见局部的惨状，遂于悲观之余，出此下策。 贝特曼的误国 其在德国也有这种情况：立法院每派员到前线干涉，弄得战事不易进行，鲁登道夫在其所著《总体战》一书中说过：“内阁总理贝特曼阻止无限制的潜艇战争，使德国有精良的武器而不能使用，谓为误国有何不可。” 罗斯福的伟大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政府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政治与军事间发生摩擦的恶果，对军队的指挥权始能保持其独立，不加以无谓的干涉，其中首推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代表人物。正如马歇尔将军《致美国陆军部二年报告书》上说：“罗斯福总统对余之信任，及其所以应对战争危急关头之严肃的决意，余迄今仍抱持一种至深感激之情。当诺曼底登陆时，总统除看例行报告外，初未在任何时要求情报，于海王行动反攻之役，情势异常危急，总统对艾森豪威尔将军亦未尝有一语之诘问，此乃一饶有趣味之历史事实也。至其对军部管理之信任，则使陆军部之官员办事上大觉方便。”罗斯福此举，真是今后政治家的楷模！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 在未战之先，从五个原则上，便可以判知胜利之事。第一，为主将者知道自己的兵力优于敌，则可以战；敌优于己，则不可以战，那么必胜。（按此项与《始计》篇的五事七计有密切关系，且含有本篇的围、攻、分、战、守、避的意义。） “能战与不能战，亦视乎时与地为转移，不知此而妄战必败。过去日俄之战，对阵于沙河已久，日军预计，一待春意初动，决然大举猛袭……调此方面军队增配于最左翼，准备一经完成，便乘春冰未解的机会（倘若春冰已解，则妨碍军队的行动）而攻之，果获大捷。故可以战，则大军猛袭；不可以战，则坚壁固守，此为日军在满洲战胜俄军的原因。” 识众寡之用者胜， 第二，在战略上，对于兵力的使用，没有错判某一方面宜用重兵——主力，或寡兵——一部，当可取胜。就战术说，对于攻击防御上兵力使用的重点选定没有错误，亦可取胜。（按此项，含有本篇所说十、五、倍、敌、少、不若等的用兵之法的意义。） 王翦与李信 王翦事秦始皇，拔赵取燕，这时，有叫李信者，年轻而气秀，曾以数千兵破燕太子丹。始皇奇之，问信说：“吾欲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信答道：“不过用二十万。”至问王翦则答：“非六十万人不可！” 始皇说：“王将军老矣！何怯也？”于是，以李信为将，带兵二十万攻荆，不足，结果以六十万兵破之。王翦真可谓“识众寡之用”的名将了。古人说：“大兵适于广的平地，小兵适于狭的山地。”又说：“小兵适于夜战，小兵可以依其使用之法，而破大兵。”又说：“用众宜分，用寡宜合。”这也是用大兵与小兵的法则。 上下同欲者胜， 第三，上下一心，目的一致，视敌人如私仇一样，当可取胜。 《作战纲要》说：“协同一致，为达战斗的目的之要素。不论兵种，不分上下，均须‘同心勠力’‘同仇敌忾’，始可获战斗之成果。” 以虞待不虞者胜， 第四，虞是戒备意，这项是说在战场上，我要严加戒备，以求安全。一经发觉敌人没有戒备，即猛攻之，必可取胜。至就平时说，我时时预防，改进军备，而敌则否，那么乘机攻之，亦可取胜。 吴子说：“出门如见敌。” 老子说：“祸莫大于轻敌。”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第五，主将有才能，即具有智、信、仁、勇、严五才，元首不在后方遥为牵制，而听其运用自如，必可取胜。 《史记》载，孙子将斩不服军令的吴王宠姬二人时，虽有吴王“勿斩”的命令，但以“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为由，遂斩之。这不仅是军纪维持的问题，同时也暗示军队的指挥权如果被掣肘于内，则不能运用自如，争取胜利，所以吴王卒用他为征楚之将了。 罗、杜的不御 这次美国在欧亚两战场的胜利，固由于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尼米兹、阿诺德诸将之“能”，亦由于罗斯福、杜鲁门总统的“不御”，即不干涉其指挥权，而让其自主发挥，否则，恐怕也就不会这样顺利地取得胜利了。 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总之，这五项原则是一体的，不是分开的，是一套判别胜败的法则。 故曰：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知己知彼，是多么脍炙人口的名句，实为人类社会一切斗争的法则。这里仅就军事而说，明白彼我的情形，或虚实（如关于作战计划、战斗能力、天时地利等），纵是百战，都不会发生危险；其次不明敌情，仅是认识自己，那么打起仗来，或胜或败，胜败不能预断，适等于赌博之举；再其次，对敌情既不明白，甚至连自己军队如何也不清楚，打起仗来，宛如暗中摸索，哪有每战不殆？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吉田松阴说：“前半篇，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事皆与敌关，故以知彼结之。后半篇，三负五胜，事皆在自为，故以知己结之。三句用韵，反复叹咏，结法似不甚紧，而其实极紧。” 名将的知己知彼 知己知彼，战则易胜；不知己又不知彼，战则必败，这是战史上常见的事。普奥之役，普军之所以打败奥军，是由于毛奇将军既明白“己”——普军的实力，又认识“彼”——奥军的素质、装备、战斗力等；反之，奥将昧于彼此则败。至如普法之役，毛奇认为欲统一南北德意志，建设一个强大的帝国，非把西欧的霸者法兰西打败不可，所以于胜奥后，又攻法，结果普胜法败，亦是由此。自古名将，除知己外，而对于知彼更为看重。普鲁士腓特烈大帝说：“若能常常预知敌的企图，虽以劣势的军队，每回都可以立于优越地位。”拿破仑为探知敌情，用间固勿论，且于将会战时，都是先以优势的骑兵集团行进于数日路程之前，侦察敌方运动，另一面又极力掩护己军的运动，即自己既明了敌情，同时又使敌军丝毫不能窥知己军的行动。 珍珠港之败在此 一九四一年冬美国在珍珠港所吃日本的大亏，不待说，也是“不知彼”之故，即事先没有知道日本进攻珍珠港的企图，致毫无戒备，为其所欲为。正如最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司法官罗伯特为首领的负责审查此案之委员会宣称：“珍珠港被袭之令人惊异一点，为美方之情报缺乏，而非配备缺乏，即使当时有更多之飞机与雷达配备，情形恐亦未必较佳，盖最大之错误在于对敌人之全面袭击，事先未有戒备，致不能够快速应付。我们的组织并无错误，我们对局势之估计错了。”由此可见一国不能一时一刻不知敌国的动态，同样一军也是不能一时一刻不知敌军的动态，否则只有覆军杀将，亡国灭种的结局。孙子的名言，应永远作为我们谋国者、治军者的座右铭！ [book_title]军形第四 战争必须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完成之法，则为“修道保法”——实现军队之精神物质的两全主义。攻守以保持行动的秘密为最上，一经发觉敌的败形（虚隙），即集中无比的兵力，一举而歼灭之。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古时善战的主将，当要进攻敌人时，都是预先充实自己的内部（精神物质的两全），使敌不能胜我，而且确保主动地位，一待敌发生有可胜的虚隙，即乘之。敌之所以不能胜我，是由我预先充实了我的内部——这是属于向己的问题，可以自由处理。但仅是这样，还是不能胜敌的，胜敌必须乘敌的虚隙，然而虚隙的发生与否，则属于敌方的问题，不让我自由强求。 【先为不可胜】即于未战前，充实自己的内部，与后述“先立于不败之地”的意义相同。其完成之法，为后述的“修道保法”，因之“修道保法”，便是全篇的主眼，详见于后。又有人评价此篇为“现代一篇顶有价值的国防原理”，实有见地。 美国的先为不可胜 美国过去反攻日本，真可以说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美国于一九四一年遭受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一时因损失过大，自知反攻无“先胜”的把握，乃暂取守势，埋头准备，直至一九四四年认为己方战斗力已加强，即已具“可胜”的条件，同时日军亦已陷于势分力弱，遂转取攻势，由瓜加林之役至冲绳之役——其间真是所向无前，每战必胜。亦即后面所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哪有不胜的道理？ 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所以善战的主将，能够使敌不能胜我，决不能依我的意志，造成敌的败因——虚隙——以取胜。故曰：胜敌之事，是可推知的，但不由我造成敌之虚而取胜。 乘虚制胜 良将不为敌所乘，却能乘敌之虚以取胜，这虚，是待敌自然发生而捕捉之，故解为由我造成之则不对。《作战纲要》等书所谓“立于主动地位”，即是敌不能捕捉我之虚意。在战争与战斗的过程中，彼此必会自然发生虚隙，而能否捕捉之，是名将与凡将之所由分。柔道家（柔道为日本一种格斗术）所乘的是对手之虚，绝不是勉强地造成对手之虚而乘之，而是乘其自然发生的间不容发之虚而取胜。这节虽是难解之文，但举出这个譬喻，也许可以使读者领悟孙子所说兵机的要谛吧？ 范蠡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这是就战场而说，倘若我尚未有胜敌的兵力，则暂行防守；反之，倘若我一有胜敌的兵力，即速行攻击。大凡我守的时候，是因胜敌的兵力尚不足，而攻击的时候，则由我胜敌的兵力已有余（兵力的有余或不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当胜敌的兵力不足而守时，所谓善守者，好像藏于最深的地下一样，使敌无从侦知我的虚实，以施其技，且常保主动的地位。及至胜敌的兵力已有余，这时所谓善攻者宛如飞翔于最高的天空中一样，行动秘密而机敏神速，乘虚攻之，使敌无从应对。这样的攻守，便可以保全自己的军队而取得完全的胜利。 九天九地 攻守原为用兵不定之形，用兵的最后目的为取胜，但欲取胜，结果必取决于攻击。故“不可胜者，守也”，防守不是永久的，乃是暂时的。【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兵力不足是弱，兵力有余是强。大场弥平解说：“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陆海军比清劣势，因之在未获得海权的当时，便以守势为骨子，着手构筑本国内各战略要点的要塞，以资防卫国土。可是日本以前是怎样‘守的不足’呢？现在各地所留存的要塞，便是最好的证明。不久，陆海军俱达于必胜的境地，乃舍守势而转取攻势，进兵于辽远的满洲之野，求决战的战场于大陆。”【九天九地】为中国古代天文地理学的名词，据扬雄《太玄经》的记载：九天——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睟天，六为廓天，七为减天，八为沉天，九为成天。九地——一为沙泥，二为泽地，三为沚崖，四为下田，五为中田，六为上田，七为下山，八为中山，九为上山。在这里，此喻其深与高，即形容行动诡秘，莫测高深。但是现代战争中还有其巧妙的意思，这又令人想到孙子是一个预言家了。 藏于九地之下的要塞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一六年凡尔登的要塞战，据优势的德军以猛烈的炮击，几乎尽将法军的堡垒粉碎，创造了“凡有形的，必被破坏”的新纪录。因此，以巨炮巨弹，空中爆击等破坏火器为攻击之主力的现代战，对于要塞的构筑，有愈趋藏于地下的倾向。例如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德国的齐格菲防线，又如俄军在东部西伯利亚的国境防线上，建筑了数千个仅露一点头角于地面的“托亦卡”分散要塞。孙子于两千多年前提及“藏于九地之下”的守城战，真是意味深长。 动于九天之上的飞机 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种新的兵器——飞机登场了。据说，英法协约军于最初的国境战中，发现德军侵入比利时，是由于“动于九天之上”的一架飞机侦察的结果。 与汉尼拔的坎尼包围战，俱称为世界二大美役的一九一四年秋坦能堡歼灭战，是飞机活跃的产物。兴登堡元帅于战后，曾这样述怀：“没有飞机，便没有坦能堡。” 最近飞机愈呈跳跃式进步，不仅可舞于九天之上而俯瞰，且可搭载大量炸弹进行远距离的轰炸，成为直接攻击的强锐武器。倘若想起它加于敌国的首都及其他主要都市、战略要点的巨大威力，则可知孙子“动于九天”的战略，正是古今一贯的大原则。 ——大场弥平《孙子兵法》 藏于九地之下的防空室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马奇诺防线及新加坡要塞的陷落，使一般人对于要塞的价值，产生了动摇，以为孤守“藏于九地之下”的要塞，是无用的，所以我们应把孙子这个原则活用到防空方面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像重庆、桂林等地的大隧道、防空洞，真不知救了多少人民的生命。至于伦敦的地下避弹室，乃建筑于地底21米多的深处，更为安全，其中：地下内阁，用厚5米多的钢骨水泥来保护，且有避毒气的门户和御捕炸弹的钢网，战时首相丘吉尔及其阁员就在这里工作。地下总部，内部共有127个房间，屋顶上面有通风管、空气调节器、气管等设备，在那里工作的人员限于中级以上军事人员，所以伦敦当时不论德机怎样疯狂地轰炸，均不足以妨碍他们的安全及工作。尤其是自从原子弹出现后，使将来的防空设备愈有深藏于九地之下的必要，所以现在有人主张在将来发生原子弹战争的时候，所有军事设备和有关作战的工厂均要预先移入地下，必要时人民也要完全躲避到地下去。 动于九天之上的伞兵与空军 其次说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更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制胜铁则。例如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无的降落伞部队，全以“飞将军自天而降”的姿态，乘敌方不备，降落于敌后，而收惊人的战果，像德军占领荷兰水闸，及攻破列日要塞，均为伞兵之功。至于空军，不但可以制陆，且可以制海，例如美日海军在太平洋之珊瑚、中途、塞班诸岛及菲律宾、我国台湾海面诸海战，双方的兵舰往往相距百里以上，即开始空战空袭，不待兵舰接触而胜负已分。不待说，这是由于美国空军占绝对优势，把日舰炸得片甲不留，或畏战而逃。至于原子弹轰炸日本，则是超级空中堡垒以动于九天之上的姿态演出。孙子于两千年前已预言了今日战争的形态，他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大军事思想家！ 全胜的哲理 这一节还未见过健全的解说，大概是因为不知解释之法吧？所谓“全胜”是怎样的呢？我军以千人之力，而杀敌百人，这不是全胜，何故呢？盖其中仅发生一死一伤，都不是全胜；仅损失一矢一弦，也不是自保了；有损害的仅是比较的胜利，不是自保，也不是全胜。不然，我以千人之力而遭遇万人的战斗力，那就要完全消灭了。像这样相对地考察，不是孙子的根本思想。胜者即败者，胜与败互生于同一根蒂，故孙子的所谓全胜与全败相同，色即空，空即色。老子说“善行无辙迹”，这便是战争的哲理，亦即孙子所说“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这节所用“九天九地”的名词，其意形容至高至深。天地虽高深，用科学之力，却可以测定其高深。至于无形，在物理学上指无限大，纵是如何刚健者，都不能取胜于无形，且又看不见其无限大，故敌不能与之战，所以老子把它叫作“不争之德”。故谓：“敌兵虽百万，我仅一人未必败。”由于哲理比数理的观念更高，在朦胧的梦境中，孙子的战争哲学露着微笑。 说起来是很复杂的，但因是孙子的要点，所以有再回头作一度解说的必要。用拳头击暖帘，强是不胜弱的。铁腕比暖帘，暖帘比空气，而克服空气的是什么？空气虽强，却有气象构成它的元素，但梦幻是无形的，所以最强，所谓“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就是这样。于描写禅的秘境，有“电光影里斩春风”之句，山冈铁舟在道场中面对挂着的这七字匾额，认为其言是剑道真谛，同时也是兵法的真谛。闪然的电光，于很快消失之前，立刻拔剑而斩春风——那是狂人吧？我想：精神变态者囚于物欲，是不会尝得这种妙味的，然在那反复披诵中，自可以领略其妙吧。 关尹子说：“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尉缭子说：“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 ——北村佳逸《孙子解说》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 原来良将是用不着作战而屈人之兵的，故洞识胜利的机会，若超不出常人所洞识的范围（为人不知而胜取的，以谋攻为最善），不是最善的胜利，因为结果必出于交战。至与敌人力战苦斗后，方获胜利，为天下人人拍手赞美说：“劳苦功高呀！劳苦功高呀！”这也不是最善的，因为自己已蒙了无限的损失。总之，这简直好比能够举起一根轻细兽毛的人，不能叫作体力强的人；能够看见太阳与月亮的人，不能叫作视力强的人；能够闻得轰轰的雷声的人，不能叫作听力强的人。 在历史上，灿烂辉煌（杀得血流成河）的大胜，以兵法家的眼光来看，不是善中之善，而以屈服敌之作战于未萌为至善；次之，为不费摧枯拉朽之力而胜的自然之战。 老子说：“上善若水。”又说：“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邪？”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古时所谓善战的主将，其取胜，是胜于很容易取胜的敌人，即不待敌人的兵形已成，而机智敏捷，运用伐谋伐交等手段，不经交战，而使敌人屈服——这是一种微妙机密的动作，故为一般人所不注意，不惊讶。因此，这种胜利，就不会震动炫耀于一般人的耳目之前，被称赞为智者、勇者的了。 以《墨子》为证 墨子说：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愿藉子杀之。”公输盘不说。子墨子曰：“请献千金。”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盘服。子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输盘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盘曰：“诺。”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无雉兔狐狸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楩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王曰：“善哉！虽然，公输盘为我为云梯，必取宋。”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故曰：“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 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 良将对于战斗的胜利，是一定有把握的，即其所战必胜，而其所以胜，则由于捕捉了已露败形的敌人。 【不忒】为不差或一定有把握意，有本作“不惑”。【所措】为所战，或所举兵意。 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这与前节的“自保而全胜”相应，良将的作战，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一旦发觉敌人露出败形，就不失时机而速攻之，使敌不能幸免于败。 老子说：“善建者不拔。”（拔：超过）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所以可胜的军队，于战前已具备战胜的条件（即前说的内部充实），然后出而捕捉敌人的虚隙以决战，故百战百胜；反之，必败的军队，事前没有具备战胜的条件，贸然出而战斗，侥幸胜利于万一，结果每战必败。 克劳塞维茨用辩证法研究战胜的结论说：“胜利的最初是极微小而难感觉的；但在战争的进行中必扩大，而其结果更大。”老子说：“见小曰明，守柔曰强。”又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以上所述，要而言之，善用兵的良将，既修明道——“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又保法——保持“曲制，官道，主用”的完整。所以，就能够支配胜败，即我可以乘敌之虚而取胜。 【修道保法】道与法，均为《始计》篇所说的道与法，但这里所说的道，据编者的研究，乃为将帅对部下的有道，如共同甘苦，财政公开，训练有方，纪律严明，赏罚公平等。保法，为保善军制或保持军备的充实意。这样，则军队的精神与物质俱臻于优越，先立于不败之地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