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孙子章句训义 [book_author]钱基博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兵书,完结 [book_length]318299 [book_dec]《孙子章句训义》以清孙星衍校《孙子十家注》为底本，并以明正统道藏本、谈恺嘉靖本、崇文官书局《百子全书》本对勘。害中所称“章句”，是指对诸本所长择善而从；所称“训义”，是指对《十家注》中前后重复、相互矛盾的句子“削其繁剩，笔其精粹”。钱基博先生在选辑古注精华的同时，非常注意运用近代军事观点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对孙子军事原则予以发挥，见解透辟，析理精微，校勘也有自己独到之处。此书是民国期间较有影响的《孙子》注本之一。 [book_img]Z_12346.jpg [book_title]卷头语 “孙子章句训义”，仆旧日之所刊也；“新战史例”，则今之所增订也。往者德国兵家克老山维兹诏人：“欲学兵法，只有读史。”人谓理论为事实之母；不知事实乃理论之母；无事实，无理论；而有理论矣，苟不能验之以事，抑亦无征不信！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故兵法之所以演进者三：其（一）曰综兵事以籀为法。孙子生春秋之末，列国兵争，闻见习熟，而著《十三篇》，以为中国言兵之祖。克老山维兹与于普法之役，身经百战，退而论兵以著书八卷，肇开德国兵学。是故非战国纷纭之世，不能产兵法！盖法不虚立，有兵事而後有兵法。苟无其事，不能空凭以抒议也！非聪明天亶之士，不能著兵法！事变之赜，屠僇之惨，俗人眩焉，获免为幸！惟智勇深沉者，默识心通，不震不，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也。其（二）曰衍兵法以籀其例。古人发凡起例，无不原本事实；而言简以赅，未可以臆，无征不信，抑亦无征不明！德国史梯芬将军传授心法以承克老山维兹，而搜集古今速战速决之例，成为《卡南》一书。吾国唐之杜佑撰《通典》，著有《兵典》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辄捃摭史事，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为卷十有五，为目百四十有奇，条举件系，大抵以孙武书明法，而以古事为验；其于唐以前兵事略备矣！明武进唐顺之论用兵指要，撰有《武编》十卷，分前后两集，而后集则征述古事，亦犹杜佑之志也。惟克老山维兹言：“籀史例以阐兵法，宜用最近之例。盖古代之事，往往书阙有间；而时代逾近，则记载愈完备；此非言古代之例，一无可取也；如战略荦荦数大端，古例何尝不精要；惟战术及战略之详细布置，则以近例为尤宜；何者？以其近己而时变相类。”呜呼！此吾新战史例之所以为增订也。其（三）曰用兵法以显诸力。同一史梯芬计划也，同一迂回战略也，然小毛奇一九一四年用之于法而无效；而希特勒一九四〇年用之于法，则有成功者，显之有力也。此则行军用兵，将帅之事；而非书生纸上谈兵所敢置喙矣！书生不能用兵，然而书生不妨谈兵；由谈兵，而知兵。昔胡文忠公未尝不有慨乎言之，以谓：“天下之大患，总是书生不知兵之过；总以兵事为小人之事，非学者之事；一遇警动，则读书人早已远走，或隐匿不出；实因其人志气不能自为，不知兵事！不知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兵事以人才为根本，人才以志气为根本；兵可挫而气不可挫，气可挫而志不可挫。”志何以不挫？曰知兵而已！呜呼！古人以忧患动心忍性；今人以忧患幸生丧志；平日侈谈之学问经济，文章道德，一旦大难当前，未有片语只字，可以镇得心定，振得气壮！明之亡也，亦有老秀才无拳无勇以为国干城，而见危受命，神闲气定，安坐以待，引颈受刃者！今人则并此勇气而无之！四郊多垒，亦士之辱！效死勿去，何必军人！而大敌未临，学府先震，道听途说，庸人自扰，不惟无勇，抑亦不智，播散谣传，摇动人心，鼠骇兽走，逃死勿遑；大师失其所以为表，后生失其所以为学，见之气丧，语之颜赧，君子修辞立诚，吾言亶不然乎！呜呼！此《十三篇》书之所以不可不读也！吾之所为籀新战史例以阐《十三篇》书者，自甲午中日之战、日俄之战、欧洲第一次大战，及阿比西尼亚、西班牙、阿尔巴尼亚之战，以迄今日方酣之大战，而上溯于普王菲烈德立，法帝拿破仑两雄；凡列国兵情国势，齐民训士，布阵用器之制，战胜攻取之方，乃至参谋之组织，间谍之运用，莫不互勘其得失，阐论其因果；而尤致力于历史之演变，推见本末；然后知《十三篇》书，囊括古今，真可以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焉！ 近代论兵，多以德国为典型；而吾国之说《孙子》者，往往断章取义，以皮傅德国兵家之说；此不知《孙子》者也！《孙子》不云乎：“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德之兵家，徒知用兵之利而已！德国兵法，始于菲烈德立大王，谓：“胜利者，前进而已！傥有攻人之力，可以乘人之不备而不为攻者，其人则愚人也；为国则愚国也！”老毛奇将军则曰：“战争为上帝创造世界计划之一！傥无战争，世界将沉沦于唯物主义之深渊，而不能拔矣！唯战争，足以洗涤物质享乐之世界！”鲁登道夫言：“战争者，人之天性也。强者胜而善者败，于是不高贵之恶者，突进向前！使高贵者而不败，则必高贵者而亦强，斯可以抵抗不高贵者，而继续生存耳！”希特勒言：“战争者，永恒者也！普遍者也！无空间，无时间，无所谓开端，无所谓和平，无战争，则无生命！”不恤糜烂其民而战之，幸灾乐祸；此诚《孙子》所谓“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者也！至于《十三篇》书，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因利制权，作战谋攻，而必以全争天下，禁攻寝兵，其言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郑重丁宁，“非危不战！”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呜呼！孙子，仁者也；其言也讱！而德人之言兵也则易矣！战国时，赵括自少学兵法，尝与父奢言之。奢不能难，然不谓善！括母问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赵若将括；破赵军者，必括也！”呜呼！德人之言兵也则易矣！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俾斯麦以德国“铁血宰相”称；顾颇不慊于德国军人之战略，虽老毛奇将军亦非所重！方一八六九年，拿破仑第三之将启衅于德也，俾斯麦独居深念，以谓：“波兰，小国耳！然以俄、普、奥三大国之力，亡之百年，而民未亲附，叛者四起！况以法人之聪强，有悠久之文化！德如败法，于德何补；徒以贾怨，未必为功！纵得亚尔萨斯，不得不出兵以守；而法国不亡，必有一日得其所与，以成联盟，而与我为敌；我不得旰食矣！”呜呼！此固卤莽灭裂，好大喜功之德国兵家，未易遽以告者也！顾不意而俘拿破仑第三；俾斯麦念：“今而后，吾德人不知何日得太平矣！”维此老成，瞻言百里！顾德国兵家，则以谓：“战争者，民族生存之一方式。人类之生于今，应以战争为终身之职业。”而其战略，则欲用歼灭战略，谓：“应采速战速决之法，以歼灭败者而摧残之以绝迹于历史。胜者何必与败者谈判和平之条件！盖一经战败，即无谈判之资格；而战胜者，仅须从心所欲，提出条件，以交战败者接受而已！”一九一四年，小毛奇欲以施之于法，而未遂也；遂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府世界之怨，而几以不国！顾不悔祸于厥衷！鲁登道夫著《全民战争论》，谓：“方针，何惜偏！只要偏能彻底，则反而正矣！”意以为小毛奇不彻底也。今白鲁希兹用闪电战以佐希特勒，灭国者十余，而法亦溃；计可谓彻底矣！然而喋血万里，伏尸千万，破人之国，德亦无成，连兵不解，胜利何日，丁壮死于锋镝，老弱不得一饱，损人不利己，意欲何为！呜呼！是则偏之为害，而孙子之“必以全争于天下”也！然而希特勒其知之矣！方其破波兰也，大声呼吁，以谓：“西线战局之相持，匪余所晓！如连兵久不解，必有一日，德法之间，划新疆焉！然世界残破，不见庄严之都市；而破瓦颓垣，一片荒凉，岂余之意！旷观历史，几见战胜之事；而常两败以俱伤！”吁！何其言之恫也！顾虎已骑背，不能再下；剑已出鞘，不得自收；张脉偾兴，欲罢不能！汝占先着以雄飞，谁甘输情而雌伏；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而闪电之战，胜在奇袭；故技惯试，人有虞心！克老山维兹尝言：“如攻击者，以突袭之活泼为常，此实大误！”习以为常，虽袭何突！传授心法，亦已质变！乃人情好奇，谈者夸诩；日本，我之自出，生心害政，拾德国兵家残唾，师其余智，不恤反兵所亲，日以肆毒于我，同种同文，相煎何急！不知其国东乡大将有言：“热心于战争者，不知战争者也！凡经历战争之恐怖，而犹嗜战争者，非人类也！无论何法，必胜战争；吾人必不顾一切以力避战争！苟非危及民族之生存者，不可以战争！”呜呼！此《孙子》之所谓“非危不战”，而老成之谋国，少壮军阀之所漫不措意者也！不图前车将覆，后辙已寻！国人谈兵，亦多诵德！或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与其困守以待攻，不如先发而制人！”或曰：“国土防御，当在敌境。”矜闪电战之奇捷，以导扬速战速决之论。凡此不中情实，播为美谈，生心必以害政，异日将为厉阶！呜呼！希特勒之所以能为闪电战者，亦以德国科学之精研，工业之发达，由来已久，而凭借者厚，因势利导，固非一手一足之烈，亦岂岁月所能有功；然而悉索敝赋，二十余年，虏使其民，日困征缮，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憔悴虐政，不知税驾；希特勒之威声，震耀宇宙矣；于德之国计民生何有！夫德之国土防御，在敌境矣；日之国土防御，在我境矣；然而“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坚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此固《孙子》之所大戒，而顾亦步亦趋，欲逐后尘乎！余故推本《孙子》之意，以明著闪电战之不足奇，速战速决之不可能，条举件系，具论于篇；辞而辟之，廓如也！呜呼！我中国今日之抗战，不患不胜；所患既胜之后，票佼锋协之武人，狃于一役，“不知用兵之害”，好大喜功，日糜烂其民而战之，如希特勒之所为也！借使希特勒之举兵也，仅以毁凡尔赛之条约，恢德意志之荣誉，师直为壮，岂惟德人之所愿欲，抑亦举世之所同情；而雄图既溢，瞻视非常，欲以并吞八荒，力征经营，罢民以逞，树敌日众，终亦必亡而已矣！所贵乎兵家者，岂一胜之为烈；尤贵有以善其后；未制胜，且先虑败；既制胜，宜图保胜。而德之兵家，徒为制胜而已，败且无以善后，胜亦岂能终保！抑兵之为用，制胜未易，善败尤难！而我委员长以积弱之势，抗暴兴之日，再接再厉，而气不挠，善败不亡，败岂终败，可谓善败也已！《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而德之兵家，则不为“哀”而为“亢”！“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我委员长有焉！余尝谓德国兵家：史梯芬之搜古今歼灭战例，知兵事而不知兵法者也！塞克特及白鲁希兹之创闪电战，知兵器而不知兵法者也！惟委员长为能知兵法，以退为进，推亡固存，无兵器而固兵心，作士气，败而逾奋，此所以不可及也！既有以善败于方今，必有以保胜于他日！ 余观列国战略之成功，莫不习惯成自然，原本历史！英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自拿破仑之战而已然；俄之寓攻于守，致人而不致于人，亦自拿破仑之战已然；德之贵胜不贵久，自一八六六年，普奥之战已然；日之制人于先发，自甲午中日之战已然；运用之妙，熟极生巧，盖历史之相沿，而因习者有素也！特是陈陈相因，数见不鲜，我所习熟，敌能预测，而有以相制，则无以善后焉！独委员长高瞻远瞩，推陈出新，以空间换时间，而予敌以不决；以弱势耗强敌，而持我以坚忍；决心抗战，可失地而不可媾和，一破中国数千年之历史，而不为因循！吾尝慨吾国士夫，震于欧化，而轻家丘，民族自信之心已堕；论及欧战，辄诧战术之创新，虽臭腐亦为神奇，而太不知历史！一谈抗日，则又疾首蹙额，宋、金、元、明、清之故事，潮上心头而不能自拔，往往降志辱身，而求以全躯保妻子；纵有形格势禁，而慷慨当众，沉吟私室；知识愈高，意气愈沮，而无法以自振；则太熟历史为之厉阶也！此一役也，中国历史，将为之转变，而予民族以自信，涤旧染之污而自新；岂仅一胜之为烈！吾尝持此谊以告人；而人莫之信也！或有问于予曰：“宋之南渡也，李纲、张浚咸议抗金，而日寻干戈，无役不北；卒以媾和，而生民稍得息肩，不已多乎！”余应之曰：“昔李纲劝高宗首定国是；而宋之败也，由于国是不定，二三其志！宋人怯战以求和，金人饵和以亟战；金人且和且战，宋人不战不守，宋不为备，而金乘之；史实具在，岂战之罪！而刘锜顺昌之捷，岳飞朱仙镇之役，金之铁骑纵横，亦非无坚不摧也！使当日如委员长者，总师干以与周旋；愈败愈不和，愈战愈强，以坚制锐，金何能为！今决心抗战，国是久定，士有死志，民无二心；师直为壮，曲为老；彼曲我直，吾何畏彼哉！吾观李纲、张浚，议论纷纷，兵情敌势，焯有所见，然以不习戎事，于将士非素拊循，虽有经国料敌之智，而无临戎驭军之才，终不足以当大任，捍强敌！是故李纲、张浚，知兵法而不知兵事者也！委员长则知兵法而能治军事者也！李纲、张浚纵无力以抗金；委员长必有材以败日；今古事异，可断言者！” 或又曰：“自古中国，有起西北，以兼东南；罕有东南，克定中原！而今国都播迁西南，人以吴三桂视之矣！”余应之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昔赵翼论长安地气，以谓：“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西汉递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后周，相间割据；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故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自是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后河朔三镇，名虽属唐，仅同化外羁縻，不复能臂指相使。盖东北之气将兴，西方之气，已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东北之气，始兴而未盛，故虽不为西所制，尚不能制西。西之气，渐衰而未竭，故虽不能制东北，尚不为东北所制；而无如气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于是玄宗避禄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陕州之行。德宗避泾师，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臲不安，知气之消耗渐散！迨僖宗走成都，走兴元，走凤翔；昭宗走莎城，走华州，又被劫于凤翔，被迁于洛；而长安自此夷为郡县矣！当长安夷为郡县之时，契丹安巴坚已起于辽，此正地气自西趋东北之消息！特以气虽东北趋而尚未尽结，故仅有幽蓟而不能统一中原。而气之东北趋者，则有洛阳、汴梁为之迤逦潜引，如堪舆家所谓过峡者。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上下古今，此诚博学通人之论！然东北之气，极盛于清，而亦消耗以尽；与之代兴，将在西南！赵氏以安禄山之反，为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消息；吾则以吴三桂之反，为地气自东北转西南之消息！盖自明以前，西南诸省，蛮夷荒服，仅等羁縻，曾无力以问鼎中原！及吴三桂称兵云南，一出而秦陇响应，东南震动；称帝衡山，清廷岌岌，连铁骑以南下，而苦战荆岳久不解，如楚汉之争荥阳、成皋焉；此正地气自东北转西南之消息；特以气虽西南趋，而尚未结，其兴也浡，其亡也忽！清廷遂据幽燕以盗有诸夏者二百年；然革命常起南方！广西崎岖岭徼，地瘠民贫，有史以来，何当大局！然洪秀全、杨秀清发难金田，乃裹五岭之民，陵厉无前，出湘蹴鄂，顺长江而下，奠都金陵，奄有天下之半者，垂十余年；兵锋之锐，直达津沽！清廷踧缩而莫谁何；于是曾国藩、左宗棠之徒，起于湖南，用湘军以与角逐，廑乃克定；而湘军四出，东至东海，南逾岭外，西定天山。清廷拱手仰成以得苟延；则是西南之气日王，而东北之气，已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气之西南趋者，则有武汉、衡湘，迤逦渐引以为过峡。黄兴起于湖南，黎元洪举兵武昌，而清廷之大命以倾！及袁世凯因清之故都，洪宪称帝；而蔡锷以云南首义，一举而覆之；则是西南之气以益旁薄！抗日军兴，而国都播迁西南，以奠民族复兴之基；文化随之深入，西南必以开发。地运何常，人事可恃！然则今日之大患，不在日人兵势之强；而在吾人之历史因袭观念太强，气不自振，志以先沮也！ 呜呼！物腐而虫必生，志疑而间以入！吾人丧气沮志，以疑于战；此固日人之所大欲，而间之可得入也！观于欧洲第一次大战：一九一七年，俄军虽不振；然德人不敢以一卒叩边，而割地以亟和者，列宁之护送回俄，而德人之用间成功也；非战之罪也！一九一八年，德人百战百胜，而亦内溃；则以英、法之宣传成功，而人民之厌战以深也；亦非战之罪也！今希特勒喑哑叱咤，纵横欧陆，灭十余国；人皆震于闪电战之威！顾校其成功；国之破于战者十之三；国之破于间者十之七；而所以为间，则一本克老山维兹之传授心法，操纵敌国之舆论，饵以和平，而煽诱敌国之民志，使之厌战而自为瓦解焉！呜呼！吾侪士夫，读书明理，岂有卖国以为间；徒以罢于奔命，厌战情深，谈吐之间，张皇敌势，而不知不觉，播散谣传，以为间用者，吾见亦多矣！此吾之所大惧也！呜呼！三十年来，吾见列强用间以破人之国者，不为少矣！阴谋秘计，微乎微乎！就所睹记，搜著其事，以阐《孙子·用间》之篇，如禹鼎之铸奸，如秦镜之照妖，绘影绘声，穷态极妍；岂如太史公之好奇哉！毋亦以为国人监观也！ 余少喜谈兵，老不自振，读书数万卷，到老不得一字之力；教书三十岁，报国几见一士之用；抚衷唯有悔余，羁旅以延病喘，作伴回乡，不知何日；首丘思切，殊难为怀！独念本院缔造，茂公亟招，间关以来，长沙大火，杨家滩之工院亟迁，而蓝田之人心大震，风声鹤唳，士气已墨！而茂公神闲气定，经营方亟，抚绥多士，以有今日；其间长沙大战，亦再而三，迫近前线，惊心烽火，士无靖志；而茂公在危不扰，弦诵依旧！作育之效，未知何如；即此矢志不挠，处变若定，率励多士，俾知有勇，而体不惧，以安问学；已足立懦廉顽，树之风声！呜呼！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亦士之常！此而不能，百年树人，亦奚以为！此仆衰病余生，以得追随为幸者也！屠龙之技，于我何有！伏枥之骥，不能无嘶！此中耿耿，读书监诸！无锡钱基博识于国立师范学院之光明山，时为夏历辛巳除夕，山居已四度除夕矣！云天凄黯，急景凋年，余发种种，盖不胜迟暮之感云！ [book_title]序 《孙子》世传十家注，阳湖孙星衍平津馆校刊，颇称审核；然亦以臆改为病！余取正统道藏本及吾邑明谈十山嘉靖刊本参校，往往有原本不讹，而孙氏据《御览》、《通典》诸书所引，校改以致讹者！谈刻异同尤多；有谈刻所有而孙氏无之者。湖北崇文官书局百字本，无注；世不谓佳；然有一二处剧胜者！于是参验四本，择善而从，句分节解，写为章句，以藏箧中，旧矣！其十家注，始魏武帝，云“撰为略解”，谦言解其粗略，语多引而未发；而自梁孟氏以下九家，宣阐其义；亦有自抒所见，与魏武异者；其中以唐杜牧、宋何延锡为详博；而张预独辨以析；梅尧臣则明白了当，以少许胜人多许。然据《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魏武注《孙子》三卷，孟氏解《孙子》二卷，李筌注《孙子》二卷，杜牧注《孙子》三卷，陈皥注《孙子》一卷，贾林注《孙子》一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兵家类》载魏武注《孙子》一卷，李筌注，杜牧注，陈皥注，梅圣俞注，王晳注，何氏注，各三卷。郑樵《通志·兵略》载《孙子兵法》三卷，吴将孙武撰，魏武注；又二卷孟氏解诂；又一卷唐李筌注；又一卷唐杜牧撰；又一卷唐陈皥注；又一卷唐贾林注；又一卷何延锡注；又一卷张预注；又三卷王晳注；又一卷梅尧臣撰。则知十家注旧本各自为书；而今荟刊为一，始于宋吉天保；采入《道藏》者是也。《道藏》中又有郑友贤《孙子遗说》一卷，《通志》亦著其目，据自序称：“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是则武之意，不得谓尽于十家之注也。顷因余暇，抚武之微旨，而出于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数十事；托或者之问而具其应答之义，曰十注遗说。”然亦有自以意说而不尽当于武者焉；要足以匡十家之遗而弥缝其阙也！最近海宁蒋方震氏百里尝学兵法于德意志，习其老将，往往颂美《孙子》书不容口；因撰《孙子新释》，民国初元，先成《计篇》；梁任公所采以入《庸言》者也。仆诵之惊叹，而访其全书读之，殊亦粗略未称，如魏武注也；其释《计篇》，亦不如《庸言》所载之详。然宏宣奥义，或取欧故，不为拘虚，多十家所未发；而以知新器新理，虽日出不穷，而大道无攸易；《孙子》一书，推诸四海而准，百世以俟圣哲而不惑；其言亦以名家！独惜其书成在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以前，未能备物；亦犹魏武注引而未发之不能无待于梁孟氏以下九家也。仆闻德国克老山维兹氏（一七八〇——一八三一年）者，彼都谈兵之祖，而老毛奇将军之师也；其著书以为：“理根于事，事贵有验，无征不信，兵法亦然。而欲知兵，必多读史。史者，古人经验之记载也。兵法乃属于经验之学科；惟经验可以确定理论；而一事一理之意义，不用史例，无以阐发。惟能用史例者，而后谈兵不患其凿空，理论毋涉于诬妄；而以近代史为尤宜；何者？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也。”盖世以近而可验。理无征而不信。《孙子》书李筌、杜牧、何延锡三家注，亦多引史事以相晓譬；而战争之尤繁巨以媲于现代史者，盖莫如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傥有人焉，依据《孙子》而援欧战事为说，以扩三家注之所未备；古书新证，必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仆怀此意久而未有以发也！徒以抗日军兴，家山唱破，违难奔走，不废教学；而烽火惊心，客子危涕。自顾老矣，而志未衰，未能荷戈，且为谈兵；以为：“胜负何常，祸福相倚。傥读孙武《十三篇》书而籀绎其旨，知日本之胜不贵久，斯可以知我国之势不终败！”遂发箧中所写章句，为之诵说；而以十家之注，后多因前，辞或重复，徒乱人意；于是削其繁剩，笔其精粹，取意相发而不相复，以成训义。训者，顺也；义者，宜也；顺文为说，义取其宜，融裁众注，不为墨守；而旁摭克氏之学，欧战之史，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然后《十三篇》之书，支分节解，脉络贯通；而凡此后军事之利钝，战局之胜败，亦得以曲畅旁通而极其趣。谈者既为抵掌，听者亦以破涕也。 仆诵说《孙子》之书，以观此后军事之利钝，战局之胜负，而可知者有三端焉：一曰：日人之胜不贵久，不免于力屈货殚之患。二曰：我军之强而知避，可以收彼竭我盈之效。斯二者，日本战略之必失败也。三曰：日本之威加于敌，必以成众叛亲离之祸。抑又日本政略之必失败也。请得而备论之：何以知日本之胜不贵久，不免于力屈货殚之患也？《孙子》不云乎：“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故兵贵胜不贵久。”夫兵，非胜之难，胜而不久之难！欧洲大战，德之所以不保其胜，法之所以不终于败，则以德之胜而久也！其国人克氏著书论兵法，每谓：“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何尝不虑胜久之无以善其后！然而胜，德之所能为也；不久，非德之所能为也！方吾国之参战也，目论者佥谓德人必不败。而严又陵独不谓然，与其友熊纯如书切论之，以为“德皇竭力缮武二十余年，用拿破仑与乃祖威廉第一之故智，欲以雷霆万钧，迅霆不及掩耳，用破法擒俄而后徐及于英国，故其大命悬于速战而大捷。顾计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起致死为抗也，德国极强，然孟贲乌获，力有所底，飚发雷震，所虀粉者比国耳；浸淫而及于法之北疆；顾咫尺巴黎，经百日而不能破，东不能入俄境，南不能庇奥邻，至马兰之挫衄，而无成之局兆矣！及逾二年，则正蹈曹刿再衰三竭之说；而英人则节节为持久之划，疏通后路，维持海权，联合三国，不许单独媾和；曹刿以一鼓当齐之三，所谓彼竭我盈；英人之术，正复如是！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实力而不能虚心！故德、英皆骄国也；德人之骄，益以剽悍；英人之骄，济以沉鸷；然则胜负之数，不待蓍蔡矣！亦既旷日持久，而德不得志；则今日之事，其决胜不在交绥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德虽至强，而兵力固亦有限。方战之初，德人自言有胜兵八百万，乃今此众已全出矣，而死伤达三百万。英法之海军未熸，而财力犹足以相持，军兴费重，日七八兆镑，久之，德必不支。要而言之，德之霸权，终当屈于财权之下！”然而“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坚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岂德之所愿欲耶？无亦法巧为久以相持；故德欲拙速而不能也！夫兵战之事，必计成功，不贵锋锐；而主客不同，情势攸异，固亦有“贵久不贵胜”者！欧洲大战勃发之初，以德人久蓄不用之威，而乘英、法积弛之民治，何尝不可以速胜！惟善用兵者，不轻与之战，而故控吾力，用坚以挫其锐，持久以承其弊；虽以威廉之摧坚破强，锐不可当，而卒无救于最后之“钝兵挫锐，屈力殚货。”然则“贵胜不贵久”者，为攻者强者之客言之；而“贵久不贵胜”者，则又守者弱者之主所不可不知也！然而德国兵学祖师克氏其知之矣，尝论：“战之为道，必亟摧毁敌国之战斗力，使之不能复战；而欲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则必挑敌与战。如敌不以战而以守，则我之力有时而穷！何者？近代战术，利守不利攻；而兵力之弱者，常以守而延长战事，旷日持久；而攻者困于士兵死丧之过多，财用支给之日匮，情见势绌，则不战而自屈！昔在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普鲁士菲烈德立大王之七年战争时，其兵力不如奥之众且强；而奥无以制其命者，徒以守而不与战也。虽然，所谓守者，非坐困之谓也；特静以观变，相机而动，以待反攻之机会耳！如有反攻之机，则必迅速以赴敌。苟攻守不相为用，守者每不知敌之所为攻，何得不分兵四防；而攻则可集中兵力以专注一处；以四散之分守，而当集中之猛攻，夫如是，其孰能御之！”迄于欧洲大战之起，英、法、美三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将军，尝在巴黎军官大学演说，谓：“自来名将，无不先取守势，俟敌军疲怠，然后反攻；以我之奋，乘彼之衰，未有不胜！”其说盖本之克氏，而用以搏西战场最后之胜利。吾国广昌揭暄著有《兵法百言》一书，历观古今兵事利钝之故而籀其会通；其中有“延”与“速”之两言，相次以明为用。以为“势有不可即战者，在能用延。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征调未至，必待其集；新附未协，必待其孚；计谋未定，必待其决；时未可战，姑勿战。盖拙者贵于守；延者，势在必战而特迟之也，势已成，机已至，人已集，而又迁延迟缓者，此堕军也。士将怠，时将不利，国将困，拥兵境上而不决战者，此迷军也。有智而迟，人将先计。见而不决，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难得者时，易失者机，迅而行之，速哉！用兵能速，则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己舒而人促，己裕而人窘。”盖始之以“延”，胜之于“速”，其论亦与克氏之指相发。欧洲大战，法国福煦将军之所以挫德者以此；而我今日之所以图抗日者，亦无出于此！观法之能胜德，知我之必胜日矣！特是日人知其士之将怠，时之将不利，国之将困，不甘为揭氏之所谓“迷军”，而欲快心于一决。此诚揭氏所谓“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在我则用“延”而尚未臻用“速”之日。所谓“知日之胜不贵久，斯可以知我之势不终败”者此也！ 或曰：“日之胜不贵久，法之巧以为久，则既闻命矣。然法之巧以为久者，守也；岂如我之孤不羞走以为避耶？”则应之曰：“避”者，兵家之一术。《孙子》不云乎！“强而避之。”“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然则用兵之法，岂惟战之为功，抑亦避以治气。往者，项羽百战百胜，而卒蹶于汉高；以汉高知项羽之“强而避之”也。在纪元前二一八年，迦太基之攻罗马也，其大将汉尼鲍氏，年二十八岁，血气方刚，乃以步卒五万人，骑九千人，推锋直入，而裹胁罗马属藩之兵，又得六万人，乘胜而去国远斗。于是罗马大将法屏克雪梅氏，知汉氏之不可以力竞也；不与旗鼓相当，而以游击为功。敌进，则我退以避其锐；敌退，则我扰以乘其惰；务使敌不得用其锐，而养吾全锋以徐制其后。不意朝议以为怯也，别使人代将，一战而丧师七万人；乃用法氏之战略以与周旋。汉氏欲及锋而试，以制罗马于一时；而罗马卒不轻犯其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又不得去；而汉氏顿兵挫锐，固已无能为役矣！如是者二十年，迦太基以汉氏之卒无成功也，于是不继饷，不济师；而罗马卒制全胜以待其弊，亦不知汉氏之“强而避之”也。欧洲大战，兴登堡与麦耿生摧坚攻锐，皆德名将；而用攻用围，韬略不同。兴氏取胜多用围，而张两翼以困敌人于垓心者也。麦氏则以精兵猛将，厚集其力，布若长蛇，而用雷霆万钧之力，摧其中坚，横截敌军为两段，使首尾不相顾。凡研精军事学者，咸谓麦之韬略，奇变在兴登堡之上焉！其他虎底哀、鲁登道夫，亦皆鸷悍而善于攻，称德名将。然而法人何如？则其大将霞飞、福煦不愿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而曲尽“少则能逃”，“不若则能避”之“能”。方德之奋兵以入比也，比明知己之“少”与“不若”，而势处于无可“逃”无可“避”；则不得不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及至德人推锋长驱，法大将霞飞则缓退以持之，而密集大军于后方，深沟高垒以俟；迨时机既至，一鼓作气，突然反攻，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之逸，待敌之劳；所以有玛因河之捷也。其后福煦上将亦步亦趋以传授心法。方德军之倾全力以掠取阵地也，法军惟取“能逃”“能避”之“能”，决不耗其主力以求原阵线之维持；而故控其力，取攻势于敌人既得阵地以后，以我之力有余裕，乘德之攻坚力屈；此则《孙子》治气之原理，而运用之以最新战术者也。我国抗日军兴，不愿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而欲尽“能逃”“能避”之“能”，何必不与法同。所望故控其力，以承日人之弊而制其全胜，有以善图其后尔！故曰：“我军之强而知避，可以收彼竭我盈之效”也。 或且色然喜曰：“信若子言，则是我之避，将以避锐击惰；而日之胜，未能保大定功也！”仆应之曰：又不仅是，天下固有可胜而不可战者！《孙子》不云乎：“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堕。”张预为之说曰：“不争交援，则势孤而助寡。不养权力，则人离而国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于敌国，则终取败亡也。”世之论兵者，至战必胜，止矣；而《孙子》书乃至言可胜而不可战，知其意念深矣。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此可胜之势也，然而不可战；战则城拔国堕者！盖“威加于敌”，睹敌之“交不得合”，遂以为莫之与京，而“不争天下之交”，则外交陷于孤立；古之人有行之者，吴王夫差是也。“伐大国”，睹大国之“众不得聚”，于是乎罢民以逞，而“不养天下之权”，则民怨起而革命；古之人有行之者，秦始皇是也。世近而事变相类，乃有欧战之德皇，“信己之私，威加于敌”，合吴夫差、秦始皇而并之一身，汉亨索伦皇朝忽焉！然而非一胜之为烈也。昔蒋方震论其败战之诸因曰：“兵之为物，有极端性；未有不求战而其兵可强者，亦未有兵既强而不求战者。夫以军事之优势而立国，一旦迄于彼我之间，强弱相当，则后此之危可知。而自兵略言，一千九百十四年，则德战之时机也。为奥战，则同盟固；一也。英、法疲于内政，而俄、法之军政改革未竣；二也。自此以后，将或并此徼幸之一胜而不可得！虽然，此可胜之机，而非可战之机；而所谓不可战者，何也？则政略上包围之形势已成；而法之复仇，俄之南下，英之海外政策，三者汇于一流以与德龁也。包围之形势孰致之？德人实自致之！而十九世纪日耳曼之统一运动，本有二派：其一派欲依国民之意志而成。其一派欲借普国之武力而成。自佛兰格福村国民大会之失败而俾斯麦相普，遂战奥败法，而德帝国以成；成则成矣，而内外形势，皆日处于不自然！法人建国，不利东邻之有强国，而亚、洛二州之割，几等于文身之耻，每饭不忘；而德不能不防其报复；一也。个人自由之伏流，来源已远；而以军事建国，势必趋于武断，不发于此，则伸于彼，而社会党承产业发达之结果，其勃兴较他国为甚；二也。逆其势而镇之，厥惟军备；然国民皆兵之秘钥，已公开于世界，子能之，人亦能之，互竞极其度，必有一日能发不能收者；而于是不自然之形势，乃随国家之强盛以继长增高！其在外，则德、法之世仇，而重以德、英之冲突，而三国协商日进于成。其在内，则政治之不自由，而加以贫富之阶级，而社会主义日趋于盛。扩充军备，一之为甚，至于再，至于三，凡以求战，非战不足以自保也。夫一国而至于求战以自保，此可暂不可久之势，必有一日至于败者也。威廉二世之失败，特速其时耳；以包围启败战之端，以革命结败战之局。”呜呼！“不争天下之交”，斯孤立以无援，而外交上包围之势成！“不养天下之权”，斯剬断以自恣，而内治上革命之衅兆！徒以“信己之私，威加于敌”，而邦分崩离析，无以善其后也。德人如此！而我东邻之日本，亦将如此！甲午以还，日人之于我，几乎无役不胜；自以为兼弱攻昧，武之善经，而领土之野心，方兴未艾，辽东之鲸吞，河北之蚕食，吾人困于积弱，俄国怵其余威，不旬月而囊括三省，意未有餍；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岂非所谓“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者耶！及卢沟桥之战起，吾国以日人之实逼处此，义无反顾，乃奋起而为抗战，迄今二十月矣，虽兵败地蹙，再接再厉。而日人劳师以袭远，攻坚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顿兵挫锐，屈力殚货，民不堪命，内难将作。而英、法怵于远东利益之不保，日焰咄咄逼人，方东交美，西构俄，以援我而孤日，日人纵克南京，陷徐州，取武汉，苟我军“能逃”“能避”以不堕其主力者，则我必有一日以承日人之敝；而此“能逃”“能避”以不堕其主力之权，则操之我，不操诸日；百胜不足以取威，挫败或且以亡国；强弩之末，其力几何！土崩之期，当不在远！始也不夺不餍，今且欲罢不能；然后知《孙子》“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所以深致诫于“霸王之兵”，“伐大国”，“威加于敌”者之为老谋深算；而非张脉偾兴，浅见寡识者所能会也！ 或曰：“有是哉，子之言也！然则必胜之势，固在我矣！”曰：唯唯！否否！在我何能必胜，而日不能无败。方其未底于败，而我只有静待。或且诧曰：“明耻教战，求杀敌也；天下固有待敌之败而可以制全胜者哉！”则应之曰：“固也！昔郑庄公之于太叔段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待也。”《孙子》之论善战也，曰：“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亦待也。就此日之国际而论战略，大抵德、日、意争“先”，而英、法、美用“待”。《兵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孙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此“先”之用也。往者俾斯麦、毛奇之战奥败法也，德以“先”制胜；而甲午之役，日俄之战，日以“先”制胜；意阿之战，意以“先”制胜；则一以德为师资；皆衍克氏之一脉者也。然百年以来，英之用兵，自始不敢为天下“先”。而欧洲大战，法大将霞飞、福煦，则为不可胜以“待”德之可胜；而德之“先”无所用焉！及德与英、法相持之既久，角力俱困，而美徐起以承其弊，而制世界之全胜；则亦“待”之效也。我无力以胜日，而天未尝不予我余暇以“待”日之可胜。日尽力以争我“先”著，而无法以制我不“逃”不“避”；日亟“攻”，我姑“避”；日贵“胜”，我为“久”；日未败，我且“待”；“待”也者，古人以弱制强之妙算，而兵家之所不废也。仆在湖南言湖南，而知六七十年前，湘军之强，国内称雄焉！太平军洪秀全、杨秀清之暴兴也，乘胜远斗，其锋不可当；而湘乡曾文正公、益阳胡文忠公皆以“待”而制全胜者也！吾读《胡文忠公集》所以申儆而诰诸将者曰：“战，勇气也，当以节宣蓄养提振为先；又阴事也，当以固塞坚忍蛰伏为本；贵乎审机以待战，尤贵蓄锐以待时。而兵事有须先一着者，如险要之地，以兵踞之；先发制人，必胜之道也。有须后一着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待贼变计，乃起而乘之，亦必胜之道也。有先一着伐贼谋而胜者，有后一着待贼动而胜者，兵事不在性急于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军事到紧要之时，静者胜，躁者败，动者必躁，静者有所待，有所谋，不可测也！譬之南塘矛法，须先让对手打一下，然后应之，此理至微妙！坚持以待其弊，伺其瑕而蹈之，有不战，战必胜矣！”盖一编之中，三致意焉！至曾文正公更为俚歌以晓卒徒云：“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愈打愈狠如老虎。”而为之说其意曰：“贼始至猛扑，一鼓作气，宜少辽缝之以钝其锋而销磨其气；所谓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也。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天下先之心，须人打第二下，我打第一下；毋乘以躁气，毋摇以众论，自能觑出可破之隙。若急于求效，杂以浮情客气，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克见！”此则湘军之战略，而妙得《孙子》所谓“强而避之”，“以待敌之可胜”之意；“避”者，不轻耗吾之力以犯其锋；“待”者，所以伺敌之瑕而承其敝。盖湘军之所以战无不胜者以此；而法国名将霞飞、福煦之所以摧强德者亦无不以此！人自不察耳！遂援之以终于篇。时在中华民国之二十八年五月九日，无锡钱基博叙于国立师范学院之李园。 孙子别传 孙子武者，字长卿。齐敬仲五世孙书，为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冯，为齐卿。冯生武，以田鲍四族之乱，遂奔吴也（《姓氏辨证书》）。善为兵法，辟隐深居，世人莫知其能。伍子胥、白喜以楚杀其父，亡命，事吴王阖闾，锐欲报楚。吴王内计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灭而已；登台向南风而啸，有顷而叹；群臣莫有晓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一旦与吴王论兵，七荐孙子。吴王曰：“子胥托言进士，欲以自纳。”而召孙子，问以兵法？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大悦！（《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问曰：“散地，士卒顾家，不可与战，则必固守不出。若敌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虚而急来攻，则如之何？”孙子曰：“敌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军为家，专志轻斗。吾兵在国，安土怀生，以陈则不坚，以斗则不胜；当集人合众，聚谷蓄帛，保城备险；遣轻兵绝其粮道；彼挑战不得，转输不至，野无所掠，三军困馁；因而诱之，可以有功。若与野战，则必因势，依险设伏；无险，则隐于天气隐晦昏雾，出其不意，袭其懈怠，可以有功。”王曰：“吾至轻地，始入敌境，士卒思还，难进易退，未背险阻，三军恐惧；大将欲进，士卒欲退，上下异心；敌守其城垒，整其车骑，或当吾前，或击吾后，则如之何？”孙子曰：“军至轻地，士卒未专，以入为务，无以战为，故无近其名城，无由其通路；设疑佯惑，示若将去；乃选骑衔枚先入，入掠其牛马六畜；三军见得，进乃不惧；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人若来，击之勿疑；若其不至，舍之而去。”王曰：“争地，敌先至，据要保利，简兵练卒，或出或守以备我奇，则如之何？”孙子曰：“争地之法，让之者得，争之者失。敌得其处，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鸣鼓，趣其所爱；曳柴扬尘，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敌必出救。人欲我与，人弃吾取，此争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敌用此术，则选吾锐卒，固收其所；轻兵追之，分伏险阻；敌人还斗，伏兵旁起；此全胜之道也。”王曰：“交地，吾将绝敌令不得来，必全吾边城，修其所备；深绝通道，固其厄塞。若不先图，敌人已备，彼可得来而吾不可往，众寡又均，则如之何？”孙子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来；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敌人且至；设伏隐庐，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王曰：“衢地必先，吾道远发后，虽驰车骤马，至不能先，则如之何？”孙子曰：“诸侯参属，其道四通；我与敌相当，而傍有国；所谓先者，必重币轻使，约和傍国，交亲结恩；兵虽后至，众以属矣；简兵练卒，阻利而处，亲吾军事，实吾资粮，令吾车骑，出入瞻候，我有众助，彼失其党；诸国犄角，震鼓齐攻；敌人惊恐，莫知所当。”王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逾越，粮道绝塞，设欲归还，势不可过；欲食于敌，持兵不失，则如之何？”孙子曰：“凡居重地，士卒轻勇，转输不通，则掠以继食，下得粟帛，皆贡于上，多者有赏；士无归意；若欲还出，切为戒备，深沟高垒，示敌且久；敌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轻车衔枚而行，尘埃风扬，以牛马为饵；敌人若出，鸣鼓随之，阴伏吾士，与之中期，内外相应，其败可知。”王曰：“吾入圮地，山川险阻，难从之道，行久卒劳；敌在吾前而伏吾后，营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车骁骑，要吾隘道，则如之何？”孙子曰：“先进轻车，去军十里，与敌相候，接期险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将四观，择空而取，皆会中道，倦而乃止。”王曰：“吾入围地，前有强敌，后有险难；敌绝粮道，利我走势；敌鼓躁不进以观我态，则如之何？”孙子曰：“围地之宜，必塞其阙，示无可往，则以军为家，万人同心，三军齐力；并炊数日，无见火烟，故为毁乱寡弱之形；敌人见我，备之必轻；告励士卒，令其奋怒；陈伏良卒，左右险阻，击鼓而出；敌人若当疾击，务突前斗后，拓左右犄角。”（《通典·兵刑典》）王曰：“若我围敌，则如之何？”孙子曰：“山峻谷险，难以逾越，谓之穷寇。击之之法，伏卒隐庐，开其去道，示其生路，求生逃出，必无斗心；因而击之，虽众必破。”王曰：“吾师出境，军于敌人之地，敌人大至，围我数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励士激众，使之投命溃围，则如之何？”武曰：“深沟高垒，示为守备，安静勿动，以隐吾能；告令三军，示不得已；杀牛燔车，以飨吾士；烧尽粮食，填夷井灶；割发捐冠，绝去生虑；将无余谋，士有死志；于是砥甲砺刃，并气一力，或攻两旁，震鼓疾躁；敌人亦惧，莫知所当；锐卒分行，疾攻其后；此是失道而求生。若敌人在死地，士卒气勇，欲击之法，顺而勿抗；阴守其利，绝其粮道；恐有奇兵，隐而不睹，使吾弓弩，俱守其所。”（本书《九地篇》何氏注）王曰：“敌勇不惧，骄而无虑，兵众而强，图之奈何？”孙子曰：“诎而待之，以顺其意；无令省觉，以益其懈怠；因敌迁移，潜伏候伺，前行不瞻，后往不顾，中而击之，虽众可取。攻骄之道，不可争锋！”王曰：“敌人保据山险，擅利而处之，粮食又足；挑之则不出，乘间则侵掠，为之奈何？”孙子曰：“分兵守要，谨备勿懈，潜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诱之，禁其樵牧，久无所得，自然变改，待离其固，夺其所爱，敌据险隘，我能破之也。”（《通典·兵刑典》）王乃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作“三百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史记·孙子列传》），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进，三鼓为战形。”于是宫女皆掩口而笑，孙子乃亲自操枹击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孙子顾视诸女连笑不止；孙子大怒，两目忽张，声如骇虎，发上冲冠，项旁绝缨，顾谓执法曰：“取锧！”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信，将之罪也。既以约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过也。军法如何？”执法曰：“斩！”武乃令斩队长二人，即吴王之宠姬也。吴王登台观望，正见斩二爱姬，驰使下令之曰：“寡人已知将军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斩之！”孙子曰：“既已受命为将，将法在军，君虽有令，臣不受之。”孙子复鼓之，当左右进退，回旋规矩，不敢瞬目；二队寂然，无敢顾者。于是乃报吴王曰：“兵已整齐，愿王观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犹无难矣；而可以定天下。”吴王忽然不悦曰：“寡人知子善用兵，虽可以霸，然而无所施也。将军罢兵就舍，寡人不愿！”孙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实！”子胥谏曰：“臣闻兵者凶事，不可空试；故为兵者诛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兴干戈以诛暴楚，以霸诸侯而威天下，非孙武之将，而谁能涉淮逾泗，越千里而战者乎？”于是吴王大悦，因鸣鼓会军，集而攻楚；孙子为将，拔舒，杀王亡将二公子盖余烛佣。吴王谋欲入郢。孙子曰：“民劳未可恃也！”吴王有女滕玉，因谋伐楚，与夫人及女食蒸鱼。王前尝半而与女，女怒曰：“王食鱼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杀。吴王痛之，葬于国西阊门外，凿池积土，文石为椁，题凑为中，金鼎玉杯银樽珠襦之宝，皆以送女；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还使男女与鹤俱入羡门，因发机以掩之。杀生以送死，国人非之！湛卢之剑，恶吴王之无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卧而寤，得吴王湛卢之剑。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风湖子而问曰：“寡人卧觉而得宝剑，不知其名。”风湖子曰：“此谓湛卢之剑。”昭王曰：“何以言之？”风湖子曰：“臣闻吴王得越所献宝剑三枚：一曰鱼肠，二曰磐郢，三曰湛卢。鱼肠之剑，已用杀吴王僚也；磐郢以送其女死；今湛卢入楚也。”昭王曰：“湛卢所以去者何也？”风湖子曰：“臣闻越王元常，使欧冶子造剑五枚以示薛烛。烛对曰：‘鱼肠剑逆理不顺，不可服也；臣以杀君，子以杀父。’故阖闾以杀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无益于人，故以送死。一名湛卢，五金之英，太阳之精，寄气托灵，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冲御敌；然人君有逆理之谋，其剑即出，故去无道。今吴王无道，杀君谋楚，故湛卢入楚。”昭王曰：“其值几何？”风湖子曰：“臣闻此剑在越之时，客有酬其值者，有市之乡三十，骏马千匹，万户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烛对曰：‘赤堇之山，已今无云；若耶之溪，深而莫测；群臣上天，欧冶死矣；虽倾城量金，珠玉盈河，犹不能得此宝；而况有市之乡，骏马千匹，万户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悦，遂以为宝。吴王闻楚得湛卢之剑，因斯发怒，遂使孙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阴令宣言于楚曰：“楚用子期为将，吾即得而杀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闻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吴拔六与潜二邑。楚使子常囊瓦伐吴；吴使伍胥、孙武击之；围于豫章，大破之。吴王谓子胥、孙武曰：“吾欲复击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孙武曰：“囊瓦者，贪而多过于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先得唐蔡。”吴王从之，悉兴师，唐蔡为承（《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子列传》）吴王谓子胥、孙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如何？”二将曰：“夫战，借胜以成其威，非常胜之道也。”吴王曰：“何谓也？”二将曰：“楚之为兵，天下强敌也；今臣与之争锋，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然而孙武以三万破楚二十万者，楚无法故也（《新序》）。孙子八阵，有革车之乘（《周礼·夏官》郑玄注）；为吴王客，殁葬巫门外大冢（《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有三子，驰、明、敌；而明食采于富春，生膑（《姓氏辨证书》）。尝为齐军师，破魏惠王军，擒太子申以传武兵法（《史记·孙子列传》）。武著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独十三篇以进吴王而盛传于世。其大指在以正治国，以奇用兵；遂为千古谈兵之祖焉！ 外史氏曰：左氏《春秋传》叙吴王阖闾伐楚事，无孙武；而太史公为之列传，亦著其事于《吴世家》；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所载多同；而《吴越春秋》辞特丰蔚，尤诙诡有奇趣，乃为史公好奇者之所不取，何也？杜佑《通典》又载武与吴王问答语，不知何出，而何氏采以入注（《通志·兵略》作“何延锡”）。亦有《通典》所未详者，或以八十二篇之佚文也。并裁为篇，以补《十三篇》之缺，而题之曰“别传”者，所以别出于《太史公书》也。庶几读武之书者，有所考览云！ [book_title]计篇第一 （发凡）基博按：《汉书·艺文志》著录兵家四种：曰权谋，形势，阴阳，伎巧。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伎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穷，以轻疾制敌者也。阴阳者，顺时而动，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伎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以冠权谋之首；而《史记·孙子列传》以十三篇为言。《正义》引《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以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今中、下二卷佚，独十三篇存。而读《十三篇》书，不可不先知者三事：（一）吾所睹记，中国兵法有二：一曰节制，即部署训练之方，属于军政；如明戚继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是也。一曰权谋，即战争攻守之方，属于战略战术；此《孙子十三篇》是也。（二）孙子生于春秋，《十三篇》所言战略战术，乃为列国交兵说法。而注释诸家，生秦汉以后，习于内战，往往不得其解。惟今日欧美棣通，列国并建，伐谋伐交，事多相符。（三）《十三篇》所言战略战术，穷极奥妙；要归于先胜而后求战，贵胜不贵久，攻瑕不攻坚，勿轻犯敌之强，而以全争于天下。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德之所以败，以不知此也。余今详证博引，蕲于推陈出新；以新例证原义，而理益明；以新例证古义，而法益备；广搜战史，无征不信，撮其指要，以当发凡云尔。 （解题）曹操曰：“计者，选将量敌，度地料卒，远近险易，计于庙堂也。”杜牧曰：“‘计，算也。’曰：‘计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谓道、天、地、将、法也。于庙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计算优劣，然后定胜负；胜负既定，然后兴师动众。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为篇首耳！’”张预曰：“《管子》曰：‘计先定于内，而后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计为首也。曰：‘兵贵临敌制宜，曹公谓计于庙堂者，何也？’曰：‘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地之远近，兵之众寡，安得不先计及之乎！两军相临，变动相应，则在于将之所裁，非可以隃度也。’”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训义）王晳曰：“兵举，则死生存亡系之。”张预曰：“民之死生兆于此，则国之存亡见于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胜负之地，而存亡系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审察乎！”郑友贤曰：“或问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将得其人。将能，则兵胜而生；兵生于外，则国存于内。将不能，则兵败而死；兵死于外，则国亡于内。是外之生死，系内之存亡也；是故兵败长平而赵亡；师丧辽水而隋灭。太公曰：‘无智略大谋，强勇轻战，败军散众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为将’；此其先后之序也。” 基博按：《计篇》开首，不曰“兵者大事”，而曰“兵者国之大事”；“国”字须着眼，此为《十三篇》命脉所寄。而德国之毛奇将军，自著《普法战史》，开章曰：“往古之时，君主则有以其一人之好大喜功，张皇六师，侵一城，略一地，而遂结和平之局，此非足与论今日之战争也。今日之战争，国家之事；国民全体，皆从事之，无一人一族可以幸免者！”若可为此语作铁板注脚。而下文曰：“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死生者，人民之事；存亡者，国家之事；所以表明人民之国存与存，国亡与亡，而即以解释上文之“大”字。郑友贤论“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两语先后之序，是矣；顾特以死生属于兵言之，似不如张预称“民之死生”义为圆融。德国伯卢麦将军《战略论》曰：“国民以欲达其国家之目的而所用之威力行为，名曰战争。”昔日之战争，以为军人之职，与民人无与。国际法，有交战者与非交战者之分；交战者，军人也；非交战者，民人也。大战之起，而交战国中之敌国侨民，依旧可以自由居住，亦可以自由回国。惟交战国虞其为间，防患未然，亦或驱逐可疑之敌侨以出境，然而未有予以扣留者！降而近世，一变而为全民战争；交战与非交战之分以泯！前敌之士兵，后方之民众，所以服劳于国者，孰与战争无关！军人之与民人，不过直接之异间接而已！一九一四年欧洲第一次大战之起，交战之国，不惟不许敌侨返国，以增加敌方之人力物力；抑且予以扣留，以不得自由行动！及今日之大战，而加甚焉！即以德国而论；人民八千万，而动员训练者四千万人；几乎举国皆兵；而以第五纵队之遍布世界；交战之国，咸有虞心；而敌侨之监视亦加严焉！故战争为国民之威力行为也。然战争之为胜为负，非民之所能为力也，而操其权于国。民可与之死，与之生，而所以与之死，与之生者，国必先有事焉；故不曰民之大事，而曰“国之大事”。一九一五年，欧洲大战之日以烈也；侯官严复尝论之曰：“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实力而不能虚心。故德、英皆骄国也；德人之骄，益以剽悍；英人之骄，济以沉鸷；然则胜负之数，不待蓍蔡矣。尝谓今日之战，动以国从。战事之起，于人国犹试金之石；不独军政兵谋，关乎胜负；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风俗，皆倚为衡。俄广土众民，天下莫二；然以蚕食小弱有余；至与强对作战，则无往不败；昔之于日本，今之于德，皆其已事之明效也；此其故不在兵而在国之政俗。据今策之，纵横二系，非一仆不止。而德意志国力之强，固可谓生民以来所未有！东西二面敌三最强国矣；而比、塞虽小，要未可轻。顾开战十阅月，民命则死伤以兆计；每日战费不在百万镑以下；来头勇猛，覆比入法，累败俄人；至今虽巴黎未破，喀来未通；东则瓦骚尚为俄守；海上无一国徽，殖民地十亡八九；然而一厚集兵力，则尽复奥所亡城；俄人退让，日忧战线之中绝！比境法北之间，联军动必以数千伤亡，易区区数基罗之地，所谓死不得入尺寸者也；不独直抵柏林，虽有圣者，不能计其期日；即此法北肃清，比地收复，正未易言！此真史传之所绝无，而又知人事之大可恃也！英人于初起时，除一二兵家如罗勒吉青纳外，大抵皆以为易与；及是始举国忧悚，念以全力注之；而于政治，则变政党之内阁，而为群策群力；于军械子药，则易榴弹以为高炸；取缔工党，向之以八时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时；男子衽兵革，女子职厂工；国债三举，数逾千兆镑，而犹苦未充；由此观之，则英人心目之中，以条顿种民为何等强对，大可见矣！故尝谓国之实力，民之程度，必经苦战而后可知；设未经是役，则德之强盛，不独吾辈远东之民，不窥其实；即彼与接攘相摩者，舍三数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际也！使其知之，则英人征兵之制，必且早行；法之政府，于平日军储，必不弛然怠缺而为之备，明矣！今夫德以地形言，则处中央散地四战之境，犹战国之韩、魏也。顾菲烈德立大帝以来，即持强权主义；虽中经拿破仑之蹂躏，而民气愈益深沉；千百八十年累胜之余，一跃千丈，数十年磨厉以须，以有今日之盛强！由此而知国之强弱无定形，得能者为之，教训生聚；百年之中，由极强而可以为巨霸；观于德，可征已！德人之于英、法，文明程度相若，而政俗则大不同！德人虽有议院，然实尚武而专制，以战为国不可少之圣药，外交则尚夸诈，重诇侦；其教民以能刻苦，厉竞争为本；其所厉行，乃尽吾国申、商之长而去其短。日本窃其绪余，遂能于三十年之中，超为一等强国。而英、法两国则皆民主；民主于军谋最不便，故宣战后，其政府皆须改组；不然，败矣！日本以岛国而为君主立宪；然其经国训民，不取法同型之英，而纯以德为师资者，不仅察其国民程度为此；亦以一学英、法，则难以图强故也。年来英国屡经失败，其自救而即以救欧洲者，在幡然改用征兵制之一着；否则未知鹿死谁手耳！世变正在法轮大转之秋，凡古人百年数百年之经过，至今可以十年尽之。盖时间无异空间；古之行程，待数年而后达者，今人可以数日至也！故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金科玉律，转眼已为蘧庐刍狗，成不可重陈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敝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今有一证在此：有如英国一九一四年军兴以来，内阁实用人才，不拘党系；足征政党，吾国历史所垂戒者，至于风雨漂摇之际，决不可行；一也。最后则设立战时内阁；而各部长不得到席；此即是前世中书、枢密两府之制，与夫前清之军机处矣；二也。英人动机之后，俄、义诸协商国靡然从焉。方战事勃发之初，以德人新兴之锐，乘英、法积弛之政，实操十全胜算；尔乃入巴黎不能，趋卡来不至，仅举比境与法北徼，而不得过雷池半步者，此其中殆有天焉！及至旷日持久而不得志，则今日之事，其决胜，不在战阵交绥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德虽至强，而兵力亦固有限。试为约略计之，则一年中，其死伤，或云达三百万；即令少此，二百余万，当亦有之。而其东陲对俄之兵，报称三百五十万众，如此，则六百万矣。而西面比、法之间，至少亦不下二百万；是德之胜兵八百万也。方战之初起，德人自言兵有此数；群诧以为夸诞之言，而莫之信也！乃今此众已全出矣；英、法之海军未熸，而财力犹足以相持。军兴费重，日七八兆镑；久之德必不支！要而言之：德之霸权，终当屈于财权之下，又知此后战争，民众乃第一要义。吾国民众之繁庶如此，假有雄桀起而用，可以无对！”然民不能自为死，自为生也；而可以与之死，与之生，民不畏危者，政为之也。一九一六年八月，德国鲁登道夫将军，奉威廉二世之命以调任大本营作战参谋次长，建议谓：“战争之时，无一人之力不属于国家！国家宜著为法令：凡德国人，自十五岁以至六十岁，有不可不服役之义务；而此义务，以一种限制之扩张，及于女子；可适用于军中之兵役义务，亦适用为国内之劳动义务；无一德国人，得在国家危急之时，而不为国家僇力！”此国之必先有事，而事之当务其大；盖战者，非一手一足之力，而生聚教训，亦非枝枝节节所能为也！及一九一八年十月，德之既败，而鲁登道夫著大战回忆录，追论所以，以谓：“作战力量之基础在国内，而力量之表现在前线。国防之与国民，浑而为一者也；国民之力量，与国防军，不可离而为二者也！人民适应战争之工作与生活，必在国内相副；而有责任之政府，必强有力以指导人民，而体验国民战争字样之真实意义。吾人与敌军队交战时，尤必摧毁敌国人民之精神及生活而萎靡之，而后敌军队失其支持以一蹶不振！敌之于我也亦然！国内之战争意志，必须巩固；使民心或摇，则士气亦衰！顾谅解调停，甚嚣柏林，希望和平，尤过于希望胜利！我之和平愈呼吁，敌之胜利愈接近！一切理论，乃以堕军实而长寇仇；可为长太息也！”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召见但泽会议主席罗许尼格博士，谓曰：“未来之战争，盖两民族全体之对抗而无一人能袖手者；固不仅两军之相见也；国家动员，不仅兵役，尤征力役！”而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洲第二次大战肇衅，始于德人之侵波兰，浸淫以至英、法、义、苏、日、美，及于我国，先后宣战，而国不分君主民主，政不论极权自由，无不施行总动员；而我国民政府，亦以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制定“国家动员法”公布之；然后《孙子》所谓“兵者国之大事”，乃以“总动员法”而义无余蕴！所谓“总动员法”者，倾一国之人力、物力、智力以为战争用，尽个人之生命、财产、知能以为国家用，坚明约束，著之法令，而以明国家无上，胜利第一者也。用兵之道，心战为上；体力固宜动员，心力亦不除外。今日之战，资源尤急；人民固宜动员，物资尤所必需。美国参谋总长马克萨将军，于此次参战前，提议战时动员计划，条分缕悉，纲目毕张，而最其指要，不出七端：（一）国家之于战争，在求迅速决定之胜利；则必迅速运用国家所有之资源；而欲资源之迅速运用以无误于临战，尤在平日之设计有方，预备不虞。（二）战时之人力物力，不可不求均等之负担，而有公平之立法。（三）征兵之实施，应尽可能之力，以预防国民经济机构之混乱及停顿；勿以人民之兵役，而妨害国家之生产！（四）应以不重要生产之资源，而转用于战时必要之生产。（五）国家之于人民，不可不确保原料及劳动之公平分配。（六）粮食管理，不可不调节生产与消费两者之间，以剂其平；而强行统制粮食时，尤必激发人民之爱国心。（七）应以舆论之力量，推动战时之紧急政策；而舆论为战时之最大力，不可不利用以适应动员。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会结社自由，民主国家法律之所明定；然此以平日言之；若在战时，则无不加以限制！极权国家如此，民主国家莫不如此！我国抗日军兴，民国二十七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谓：“自由与统一，相反而实相成。无自由，则人民无自发之情绪，以作同仇敌忾之气。无统一，则以意思之庞杂，而致行动之纷歧，抗战之力，将以消杀！”战端一开，举国人民之生命财产、思想言论，无不受国家之制裁，为统一之运用；然后动员不失其为“总”，有“事”先立乎其“大”；而“兵者国之大事”，固宜普及于国民；而不限于士兵也！抑于此又有一义，为用兵者所不可忽！既曰“兵者国之大事”，则用兵，非单纯将帅之职；而将帅之职，不过率兵以战争而已！德国兵家克老山维兹著书论兵，尝以战争为政治行为，为政治工具，而第一卷开宗明义，论战之性质，有曰：“战争者，不过用其他方法以图政治之延长及其完成而已！”假使战争为政治之工具，而以图政治生命之延长，则战与不战之国是，非军人之所能决；而不得不取决于国家柄政之最高当局；易言之曰政治家！和平之时，未战而备战；开战以后，调兵而遣将；终之以议和而恢复政治之正常职务；皆政治家之事；而离政治亦不能进行战争！所以战争领导，为政治家之事；而军事统率，则将帅之职！将帅指挥军事以佐政治之成功；而以军事之成功为政治家之利用！然而毛奇之于宰相俾斯麦，讼阋时有；普法、普奥两役，数见不鲜！俾斯麦发愤于战况之无从检讨，而尤恨军事公报之不注意政治局势！惟以国家大体而言，宁可以将帅屈从政治当局！克老山维兹曰：“何可以政治之考虑，迁就军事之考虑！盖主持战争者必以政治；政治为指挥之神经中枢；而战争只其工具而已！”鲁登道夫则以政治有俯就战争之责任，而著《全民战争论》，中谓：“克老山维兹之原理，必以废弃！战争也，政治也，皆以保国家；惟战争为国家生存意志之最高表示；所以政治不可不服从战争！”然历史之教训，必以政治为前提！吾人非谓政治当局之可以干涉军事指挥也！毛奇尝言：“政治不得干扰作战！”往古如此；来今无不如此；然只限于“干扰”二字之不得而已！ 右第一节领起全文。“不可不察”之“不可不”三字，所以深明用兵之必先有事于计，故特郑重言之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训义）曹操曰：“谓下五事七计，求彼我之情也。”杜牧曰：“经者，经度也。五者，即下所谓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计者，计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须经度五事之优劣，次复校量计算之得失，然后始可搜索彼我胜负之情状。”王晳曰：“经，常也；又经纬也。计者，谓下七计。索，尽也。兵之大经，不出道、天、地、将、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计，然后能尽彼己胜负之情状也。”张预曰。“经，经纬也。上先经纬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计彼我之优劣，探索胜负之情状。” 基博按：此句承上起下而为一篇之纲。“故”者，承上文之“不可不察”，而欲申言其如何察。下文，一段论“经之以五事”；一段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经”，当依王晳、张预作“经纬”解。“经之以五事”者，我自经之以为不可胜也，“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者，所以察敌之可胜不可胜，而决兵之可用不可用也。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训义）王晳曰：“此经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为本，天时与地利，则其助也。三者具，然后议举兵；兵举必须将能；将能然后法修。”张预曰：“夫将与法在五事之末者，凡举兵伐罪，庙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后度天时之逆顺，次审地形之险易；三者已熟，然后命将征之。兵既出境，则法令一从于将，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训义）孟氏曰：“道谓道之以政令，齐之以礼教。”杜牧曰：“道者，仁义也。李斯问兵于荀卿？对曰：‘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轻为之死。’复对赵孝成王论兵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与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于危疑也。”王晳曰：“道，谓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济危难也。易曰：‘悦以犯难，民忘其死。’如是，则安畏危难之事乎！”张预曰：“危，疑也。” 基博按：此句“令”字着眼；非民之能与上同意，乃上之有道以令民与同意也。“民”者，根第一节“国之大事”而言，乃全体之国民，非一部之士兵也。“令”者，有惟所欲为之意，政府之本领价值全在乎此；而“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乃是“令”之明效大验。诸家注多忽略“可与之生”四字。当举国民众抗战热烈之际，奋不虑难；非“与之死”之难，而“与之生”之难！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可与之生”而民不“危”；“死”“生”惟上所“令”，乃见民之真“与上同意”，而征其有“道”耳！不然，当国者明知敌之未可轻，我之不堪战，而激于民气，不得不出一战，而以国为孤注者，岂少也哉！毛奇将军《普法战史》论普法战争之原因，曰：“今日之战争，非一君主欲望之所能为也；国民之意志实左右之。顾内治之不修，党争之剧烈，实足以起破坏之端，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域。大凡君主之位置虽高，然欲决心宣战，则其难甚于国民会议！盖一人，则独居深念，心气常平，其决断未敢轻率。而群众会议，则不负责任，易于慷慨激昂。所贵乎政府者，非以其能战也；尤贵有至强之力，抑国民之虚荣而使之不战。”而《普奥战史》叙拿破仑之亡，普人日以统一德国为事，所恃以号召者民族主义。顾奥亦日尔曼民族也，故普奥之役，时人谓为兄弟战争，大不利于众口。一八六六年春夏之交，普政府于战略政略之间，乃大生困难；盖以军事之布置言，则普国着手愈早而利愈大。然以政治之关系言，则普若先奥而动员，微特为全欧所攻击，且为国人所不欲，普王于是乃迁延迟疑；而毛奇、俾斯麦用种种方法，卒能举不欲战之国民而使之战。凡此皆政府能“令”之效也。抑有无“道”以与民“死”，而亦无“道”以与民“生”者，此次欧洲大战之法，是也！一九四〇年四月，德国希特勒挟其百万之师，运用闪电战以陷丹、挪，略荷、比，转而攻法，推锋直入。法人再战再北，土崩瓦解；法军之俘于德者，一百九十余万人；而八十二师配备之军械，以及德人诧未曾见之新型坦克车与重炮，未及一用而以委之于德，藉寇兵，赍盗粮，非希特勒之果能战必胜，攻必取也！美国新闻家有觇国者，论法之所以致败，而为希特勒所乘者有四端，而战败不与焉！曰：文武官吏之卖国也。军需制造，运输之怠工也。人民之怯战争而溺宴安，望和平也。爱自由而法令不行也。质言之曰人无斗志而已矣！夫希特勒挟必胜之心，以雷霆万钧之势，而乘法人之不戒，如摧枯拉朽，固其宜也！异哉，法国与德国战，而法国人，上自大僚，下逮齐民，乃无一人焉为法国效命以与德战，此何也？则政府之无“道”以令民与同意也！民之情，谁不畏死哉！然而法之为政也，无“道”以与民“死”；而国降焉，民虏焉，究之何“道”与民以“生”！德之为政也，有“道”以令民“死”；苟度德焉，量力焉，抑亦有“道”以令民“生”！此其善败得失之故，为国者可以监矣！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训义）梅尧臣曰：“兵必参天道，顺气候，以时制之，所谓时制也。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王晳曰：“寒暑，若吴起云‘疾风大寒，盛夏炎热’之类。时制，因时利害而制宜也。”张预曰：“汉征匈奴，士多堕指；马援征蛮，士多疫死，皆冬夏兴师故也。” 基博按：“制”，限也。“时制”云者，谓用兵不能不受阴阳寒暑四时之制限，所以古者冬夏不兴师也！即如一八〇三年，法皇拿破仑以大兵六十余万侵俄，俄人坚壁清野，诱入莫斯科；值大雪，法军冻馁，丧亡殆尽，不能军。一九一五年，德大将兴登堡以无前之势，取俄波兰。俄人望风奔北，而兴登堡以冬令将届，气候严寒；设竟犯兵家之忌，深入俄境，俄人袭用其曩日之计，则不免蹈拿翁之覆辙，遂不敢深入。又如一九一四年，土耳其加入德奥同盟，以大将伊善德统十五万人，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侵入俄德兰西高加西亚，适其时天气严寒，积雪没胫，土军深入重地，饥寒交迫；遂于二十八日退归。而是年，土耳其海军大将尼马耳以六万五千人，于九月间进窥英之苏彝士运河，则又以天气酷热，沙漠无水，而挫败！武器益锐，战术日新，而“时制”如故也！日本之侵我也，亦既占武汉而据广州；连兵久不解，于民国二十九年一月，进犯粤北，以骑兵集团薄翁源，而大雾七日，对面不见人，日军前后左右，失其连系，自相戕杀，遂以大溃。至四月之末，以步兵十七联队，骑兵二联队，工兵七联队；大炮、坦克车、化学兵团，应有尽有，而导以飞机百余架；向湖北之钟祥、花园、信阳、确山，分道而进；不意夏历二三月，桃花雨季，大雨连十昼夜，飞机不得翱翔；而山水暴发，满坑满谷，骑不得聘，步失其伍，泥涂沮洳，大炮坦克，陷不得动，遂为我军所乘也！及三十年十二月，日军十五万人，大举以三犯长沙；不意三十一年元旦前后，大雨大雪，飞机既腾空不起；而道途泥泞，步骑炮空，咸拔足不得；亦几歼焉！希特勒悉力殚锐，倾所有之机械化部队与空军，以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侵苏，欲用闪电战以摧之一击；一发不中，连兵久不解；及十一月而大雪纷飞，坚冰载道，飞机之空袭，坦克车之驰突，咸无所用，而以挫退。盖坦克车既以积雪载途，没辙埋轮，陷不得驶；而俄之纬度高，冬夜之长，可以十八小时，长夜漫漫，而空军之活动，更受限制。此皆所谓“时制”之例证也。新式武器，如无科学方法之天气预报，抑亦不能推行尽利以发挥效能！希特勒以一九三九年九月进攻波兰，而会当雨季；白鲁希兹将军不可，谓：“机械化部队，将为泥泞所困！”而德意志地理政治学院院长霍斯浩佛则曰：“无害！届时不雨！”已而果然，人以为神！而不知其得之学院之天气预报也！及一九四二年，德国被困于法国布勒斯特港之主力舰香化斯脱号、尼西纳号两艘突围而脱也，英人大哗以谴政府；而不知天气预报之有成功！于时，德国海军作战部长赖德尔欲图两舰之突围，而以咨其幕府之气象家，谓：“如浓云密布，云层以下不可见，既以妨碍敌机之侦察；而云层之中，霰结如冰，更不利敌机飞行，则两舰脱险矣！”其幕僚告以二月之中，必有如许之云霰，掠英吉利海峡之上空以过。于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之夜，两舰突围以通过英吉利海峡而返于德，则以云浓于雾，霰结成冰，而英之鱼雷及轰炸机，无法行动而受“时制”也！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训义）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势不同，因时制宜也；论在《九地篇》中。”梅尧臣曰：“凡用兵，贵先知地形。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知死生，则能识胜败之势也。” 基博按：梅尧臣之注，妙尽兵家因地制宜之利，语辨以析！虽以今日空军之竞争，机械化部队之创新，闪电战之奇袭，化远为近，化险为易，化广为狭，而地之古今异形，似不可以一概论；然而用兵者，仍不可不致谨乎此！“知远近，则能为迂直之计”者：迂道远而直径近，用兵者，莫不舍迂而取直；然亦有以迂为直，不得不舍直取迂者。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开始，法以大军东向而掠德边以取阿尔塞斯、罗林两州；此直径也。德以七军应战，以二军与法相持于阿、罗两州；而以五军袭比利时，推锋直入，绕出法之北疆，而拊其背，法人不虞，仓皇败退，几乎不国；则是德人以迂为直。何者？盖德之西境与法接；大山间之。法人之所申儆，无日不虞德之来犯，凭山作障，要塞如林，而又耀兵东指，精兵猛将之所萃也。如德人陈师西向，而法悉锐以拒，旷日持久，必有攻坚力屈之虞！兵法攻瑕不攻坚，不如迂道比利时，绕法之北疆，攻法之瑕，而乘其不虞；为道虽迂而收功则易！此所以舍直而取迂也。然而法人不戒，大战之后，悉力治马奇诺防线，以防德之东侵；而不虞希特勒之以迂为直，依然故智；为齐诺非防线以与法相持于西；而迂道荷兰、比利时，急转直下，以侵法之北境，蹈瑕抵隙，而拊马奇诺防线之背。法人覆辙重寻，而迫为城下之盟；则以希特勒之能以迂为直也。又如日、美必出于一战，日本政府无日不讨其国人而申儆之，而苦心焦虑以推美之攻日也，有三道焉：其一北道，自阿拉斯加，循太平洋之北极圈，经阿留地安群岛以袭日本；中间以西特加、科查克、乌拉那斯加，驻屯海空军；阿留地安群岛，亦有港湾以停泊舰队；而在群岛西端之阿兹兹岛，距日极近；陆军则在安加莱治、菲尔克斯两岛，筑飞机场以为协同作战之备；如能利用苏联堪察加岛之彼得罗巴夫斯克军港，则距日本不过七百浬，日本必受极猛烈之空袭。惟以北太平洋气象之变化颇剧，风向气压，时刻不同，则舰队之驶行，飞机之翔空，不能无妨。其二中道，自夏威夷，经中途岛、韦克岛、关岛，以至马尼剌，行程五千三百浬；其中南北亘一三〇〇浬，东西延二七〇〇浬之间，有日本委任统治之群岛，重关设险。如美以海军循行而西，非受日本多方之狙击，不能以达菲律宾；而达菲律宾以后，运输被截，接济不继，必有后顾之忧；此危道也。其三南道，自夏威夷，经巴尔迈拉、萨摩亚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岛、达尔文港、荷印诸岛而达新加坡，或菲律宾，行程七千浬以上，为道最远；然日本海军防御线之所不及，可以无中途狙击之虞；而航线所经之英荷属地，必可随时随地，予以接济。北道最近，而气象之剧变堪虑；中道次近，而日本之狙袭为患；不如此之万全无害。此美以利于行军，而不得不舍迂取直者也。然德之攻法也，以迂为直；盖兵谋之妙用而以为胜敌。美之攻日也，舍迂取直；则行军之安全而以为不可胜。此其不同者也。然而迂直之计，非仅以节远近，抑亦以相广狭。何者？现代战术，或用中央突破之法，此所谓直也。或用迂回包围之式，此所谓迂也。然而战线之广狭不同，战术之迂直亦异。大抵战线不广而兵有余众者可迂。战线太广而兵无余众者不得迂。德之攻法也，不引兵西指以推锋而进，而北出迂回以假道荷、比；此所谓迂也。而攻苏则不然。盖战线延三千哩，右凭黑海，左扼北冰洋；两翼不得展延，迂回困难；而战线太广，包围亦不易。于是直薄莫斯科以为中央突破之势焉。是广狭异形，而迂直异术也。“知险易，则能审步骑之利”者：鼌错《言兵事书》引《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邱阜，草木所生，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延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十不当一。”大抵山林川泽，步之利。平原广野，骑之利。方宋之未南渡也，金人崛起东北，尤善用骑，长驱而南。宋人患无以制之；于是宰相李纲奏：“河北塘泺，东距海，西抵广信、安肃，深不可涉，浅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骑，为险固之地。而安肃、广信、平凉等军，东有塘泺，西抵太行，中间坦途不过三百余里，塘泺既可增广，其他地势虽颇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长堤，储蓄水柜以为阻固。”既而高宗不振，划江自保；而长、淮以南，亦时有金人马足焉！于是薛季宣奏请大田淮沔，方田塘泺以制戎马；以谓：“中朝之制，河北分高阳关、真定、中山府三路，而统于大名府；河东分麟府路，代州沿边，而统于太原府；陕西分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五路，而统于永兴军；有塘泺、方田、稻田、榆塞为之险。塘泺系卑下瀦水所成。方田，系地形稍高，穿渠引水者。稻田，系地形平易，可以灌溉者。榆塞，系冈阜之地，植榆为阻者。是四者，皆所以限胡骑之冲突。况此辇毂之下，淮沔之塞，事切平世，将何道而为之？必也农田不失灌溉，运道不至艰阻，地险不失，民力无困，而公私享富实之效，岂无术耶！”则是欲因夷设险，而化路为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以夺骑兵之利，而为步兵之地也。然骑兵之用，利于驰突；古人制骑兵以辅步兵，今则创机械化部队以易骑兵，电击霆迅，其为驰突也大矣！而山林川泽，方田塘泺，骑兵不利于驰骋；机械化部队亦杀其威力。一八〇六年，法有一大将，随拿破仑征俄，而著书，谓：“泥泞，为在波兰作战时之特质。”及一九一四年，德大将兴登堡引兵攻俄，一涉足波兰，而叹其言之信；谓：“道路之泥泞，行军之艰阻，俄人得以备预不虞而从容应我矣！”至于一九一四年，德人之攻法也，假道比利时以战于佛兰德斯平原；而以多沼泽，土泥疏松，不能载重，重兵器猝无所施其技也，遂予法以残喘之延而连兵不解。日人之侵我也，我无机械化部队，而日本有之，纵横驰突，何以二十七年以前，攻城掠地，无坚不摧；二十七年以后，顿兵挫锐，所如辙阻？盖二十七年以前之战，在平原广野，机械化部队得以骋其威；及其引兵深入，而山林川泽，机械化部队无所用其长也。然冀、鲁、豫三省平原之地，虽为日军控制，而我敌后之游击队，以寡击众，卒制其机械化部队以不得逞者；亦以因夷设险，而掘坦直之广原，成纵横之壕沟也。冀南一带，错综如蛛网，延袤四万里；其沟深三尺，宽三尺六寸，而转沟四尺八寸；起沟之土，傅沟两旁，又高二尺；农民骡车，驱行沟内；而坦克车疾驰，无不挂陷焉！一九四一年九月，义大利之侵希腊也，大败于密赵峰；亦以风雪连天，山地行军，而林木丛杂，飞机、坦克不能自在运用也。今希特勒挟其纵横驰突之机械化部队，以袭苏联，风驰电迈，直攻莫斯科，势且不支；然而论者谓苏联如不得已而弃莫斯科，将迁都萨马拉，而据乌拉山以战；于是机械化部队，不能不受地形之限制而杀其威力；希特勒之攻势，亦成强弩之末矣！“知广狭，则能度众寡之用”者：如希特勒以陆军四十五师，机械化部队十师，飞机二千五百架，一举而亡波兰；及其攻法，而用陆军一百三十五师，机械化部队二十五师，飞机五千架，比之波兰，用众倍焉；及其攻苏联，而比之攻法，用众又加倍焉。盖知法之地，广于波兰；而苏联又广于法也。又如美国扩军，议东海岸，自缅因以至佛罗里达，延三千哩。非陆军一百师，不足以守。每师一万五千人，而辅以飞机一百架，分布沿海，以守三千哩之地。然而军事家之所估计，陆军一师之最高防御力，不过二十哩；而所谓二十哩者，仅限于沿河或沿海之边疆，有险可凭；如在内地，一师陆军之所能防御，不过二三哩而已。故三千哩之海岸，而守以陆军一百师，乃至少之数也。然而敌之进攻也，即不能东海登岸；而结连与国，出兵西岸太平洋登陆以拊我背。即不然，而由墨西哥或墨西哥湾循流而上，以攻密士失必河。又或不然，而由加拿大，下至圣劳伦河，又下至哈尔孙河，以达俄亥俄河、密士失必河，蹈瑕抵隙以为侧击。所以陆军一百师为犹未足；必有后备陆军五十师，以弥缝其阙而戒不虞。然而未能万全无害也！我以陆军一百师，分播三千哩之海岸；而敌集中十师之兵力，以攻我一师所守之三十哩地；彼众我寡，则以敌之十，攻我之一，推锋而入，必为突破；然后延展向左右席卷，以包围邻近防线之各师，亦无不为歼灭之理。此时非有十五师或二十师之增援，不足以阻敌之长驱而固吾圉。千哩设防，兵家所难，而况三倍之乎！三千哩之海岸，而守以陆军一百五十师，未为众也！尤必有游击之装甲军团，以备敌人之突破一线，而迅速调援，加以闪电之制止焉。大抵地广则用众，地狭则用寡，不论攻守一也。然而攻守异势，抑亦众寡异用。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之攻波兰也，集中主力于南北两集团军，而为疑兵以分布广莫之沿边；于是波兰不知其意之所欲攻，而精兵良将悉萃波森以置无用；于是希特勒推锋直入以左右夹击，攻瑕则坚者瑕矣！盖攻者择瑕而蹈，专而为一；守则无所不备，分而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守则不足而患其寡，攻则有余而形其众；故度众寡之用，尤不可不知攻守，而不仅广狭也。抑国土广者，敌人空袭之威胁小，如中国、苏联、美国，是也。国境狭者，敌人空袭之威胁大，如日本、英伦，是也。一九三六年，英国航空大臣伦敦特里勋爵及法国航空部长柯脱，先后宣言以大戒于国，谓：“在现代科学之下，空军扩展，一旦而爆发弹雨，足以毁灭伦敦、巴黎，而无人力可以制置焉！”然柯脱言：“只有俄国，以领土广大，而无虞！”国土广大，地形复杂，敌人即有优势之空军，而人民财产，可以疏散，可以隐蔽，不如小国寡民之易聚而歼旃也。故曰：“空袭之威胁小。”特此所谓小大，亦仅限于国家之威胁，而非以语人民之损害。虽国境广莫，而空袭猛烈，则死伤众，都邑毁，个人之损害必亦大；特田野辟，生产足，国力之摧毁不易能。此知广狭之又一义也。“知死生，则能识胜败之势者”；特综远近、险易、广狭三者而言之。盖死生，乃远近、险易、广狭三者错综之所成，而不可以一端论也。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训义）杜牧曰：“先生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将伐吴，问战焉？曰：‘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诠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贾林曰：“专任智则贼。偏施仁则懦。固守信则愚。恃勇力则暴。令过严则残。五者兼备，各适其用，则可为将帅。”何延锡曰：“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 基博按：克老山维兹论战之性质，有曰：“战之胜负，将之才不才系焉；而人才不易，将才尤难！国家日进于文明，百度维新，然人才只有此数，则以社会相需之殷，而将才少。惟野蛮之国，事业不振，人才无所用之，而又日竞于武，故将才多。特是才有高下，将有智愚；而才之高者，所贵有明敏之睿知，则必随文明以俱进。惟文明之国，厥为名将之所孕育焉！苟其国家文明，其人民好战，则其国之名将必多，远鉴古之罗马，近观拿破仑时代之法，名将蔚起，莫之与京，岂偶然哉！无亦以好战之人民而擅有文明之国家，故能钟灵毓秀以有此盛也。将以智为本，以勇辅之。而勇之为验有二：一曰临大危而不挫其气。一曰当大任而不避其艰。一言以蔽之，曰：不畏艰险而已。夫不畏艰险，或起于轻生之习性，或激于爱国之热情；生轻则气锐，情热则多力，而意气陵厉，自无畏难苟安之心矣。战之为事，劳筋骨，苦心志，而将士之服战役者，必具有坚强之体魄，勇毅之精神，而济之以明敏之睿智，乃克有济；而尤莫重于智，莫难于智！盖战无常法，兵无定势，瞬息万变，往往不可臆度；所贵相机应变，因利制权，而深有藉于思虑及推考。然则何道而可？曰：必先之以敏锐之观测，而发之为果敢之动作，其亦庶乎其可也。夫惟有敏锐之观测者，乃能洞鉴幽渺莫测之情势，而深识其真；慎勿局于一时一隅，而目光四射熟权时间空间之错变，而运用繁赜之战略，出以心思之灵敏，发以动作之果敢。而果敢者，不疑而为之之谓。然为之不疑，必先知之不惑；知之明，故为之果，斯大勇矣。傥知之未明，而为之不疑，卤莽徒以偾事，盲动而已；岂得谓之果敢哉！故智谋者，果敢之本也；然智谋亦必济以果敢。而需者事之贼，多智者亦往往多疑多败；故智谋辅以果敢，而沉着胜于聪明，聪明或以自误，而沉着决不盲动也。两者相济为用，而必基之于识力之培养。抑为将之道，非杀敌之难，而御兵之难；尤非急战之难，而持久之难。方战之初，一鼓作气，人怀必胜，为将无难也。及其久而师老，信心渐失，暮气既深，怯死幸生，鼓之不知奋也，励之不知耻也，劳而欲休，阵而不整；其尤甚者，怨愤其上；使当此之时，而为之将者，抚众有度，镇扰以定；而以其自我之光明，焕发众心之迷盲；以其自我之热情，激励士气之萎靡；以静制乱，以勇振怯，发其信心，鼓其暮气，旗鼓重振，有死无二，此则为将之所难也。然而为之有道，持之有故。曰：惟为将者视之以坚强之意志，发之以热烈之情感，持之以卓越之识力，而后为士众所仰赖，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三者相辅而以相成，不可或缺者也。爱名誉，重气节，此将士意志之所以坚强。特其百折不挠，久而不渝，则非持之以定识定力不为功！情热则多力；热情者，凡为将士之所不可少。然所贵者，不在一时之义勇愤发，而在激昂慷慨之中，能持之以镇静，仍无害于处变若定之智虑，此则所难也。大抵人有三品：其一情感阙乏之人，激之使奋，其道非易；然以其人沉着，奉令承教，无热情，亦无败事，用之于战，亦有可取之道。其二情感热烈之人，如炸药然，一触即发，而一发即熄，可激发而不可持久者也。此其人烈于情感，昧于智计，遇小忿则怒，而当大敌则挠，往往仓皇扰攘而不知所措，此其人非受高深之教育以发展其智虑，则不可以之为将；傥因材器使，可为裨将；以所任者不过冲锋陷阵，而一时之义勇奋发，足以集事矣。其三为刚毅木讷，不以小忿而气激，不以小挫而志馁，意思深长，其情感不易发，而一发则不可遏；其蓄之中者以深以厚，其措之事也可大可久；此则所谓激昂慷慨，而能持以镇静，无害于处变若定之智虑者也。持是道也以往，可以为帅矣！此其人禀乎天性，而要非有识力之涵养，不克臻此。博学多闻，不足以见识力；而所谓识力者，谓有主张，有自信，有文理密察之智虑，与发强刚毅之德性者也。夫战之为道，至无定也。凡兵家之言，极深研几；及其临阵，学说原理，杳无征验，何所用之；而纷纭之变，扰我灵台，死丧之哀，凄人心脾，茫茫前途，惟有猜想。是故战之为事，至变且乱也；非战之难；变而能持其常，乱而不失其定则难；此则识力之培养，必有以裕之于平日；而后临战之时，指挥若定，坚持我初衷，勿失其自信。然而自信之过，往往流为刚愎自用；情势既变，故我自封，执一无权，何能应变；此所以发强刚毅之德性，必本诸文理密察之智虑，而后自信不为刚愎，主张不同成见。动无失策，事无过举，斯则识力之明效大验已。所谓将才者，其性行大略具此矣。才有偏全，则位殊尊卑；然此可以为将，而未遽以为帅也。夫帅者，政治家而兼军事家者也；将才之外，必擅政事；战略之用，兼权政略焉。”细绎克氏之所以衡将才者五事：曰“智”，曰“勇”，曰“果敢”，曰“热情”，曰“识力”。而两言括之，曰“智”曰“勇”而已；“果敢”与“热情”，所以大其“勇”也；“识力”，所以充其“智”也；而要以“智”为本，以“勇”为辅。《孙子》论将有五才，若与克氏五者之数相当；其实克氏所论之五者，《孙子》“智”“勇”两义足以尽之；而“信”“仁”“严”三义，则足以匡克氏之所未逮。独其称“智”以冠五才之首，亦犹克氏以“智”为本之指也。顾《孙子》所以论将之用“智”者有二：一曰智足以知战。二曰智足以愚士。则非参诸他篇不晓。智足以知战则奈何？曰：有三知焉：“知吾卒之可以击”，“知敌之可击”，“知地形之可以战”，三者知而后胜乃可全。《孙子》曰：“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语见《地形篇》。谓智足以知战也。《孙子》又曰：“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见《九地篇》。盖战者，所以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也。惟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者；斯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惟命是听，无扞格之患矣。此智足以愚士也。《孙子》又论将有五危，曰：“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见《九变篇》。夫“必死”，则不智；“必生”，则无勇；“忿速可侮”，则勇而愚；“廉洁可辱”，则信而愚；“爱民可烦”，则仁而愚；而要归于不“智”！傥持克氏之论以为衡，所谓“知之未明而为之不疑”，此其为不智之果敢，《孙子》所谓“必死可杀”者也。若其人“烈于情感，昧于智计”，而触之即忿，激之易动，则所谓“忿速可侮”者也。至于“爱名誉，重气节”，此将士之廉洁也；然而曰“廉洁可辱”，梅尧臣注以为“徇名不顾”，此亦将之一危，何可不察也！《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语见《论将》。其论将之所慎者，曰“理”，曰“备”，曰“戒”，曰“约”，皆“智”之事；所谓“文”也，“柔”也。独“果”则奋其“武”“刚”，而属于“勇”焉。顾《吴子》以为“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此则克氏所称“不智之果敢”，卤莽徒以偾事，盲动而已！《孙子》曰：“必死可杀”，“忿速可侮”者也。至言“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得无嫌于“必死可杀”乎？而克氏论勇之为验，亦曰“轻生则气锐”，又与《吴子》之言有合，何也？盖兵，凶器，战，危事也；“必死可杀”，“必生可虏”，皆将之危也；惟兼权于“必死”“必生”而善有以自处。然则如之何而可？昔夔州唐甄论将有利才一论。其言以为：“彼义激气愤，解带自决，暴虎冯河而不反，世皆壮之，称为烈士；是愚夫悍妇之行也，君子不为也。君子之当大任，立身于必不死，设心于必死。必不死，以善其用也。必死，以坚其志也。吾闻之，立功者，才也。卒功者，智也。审定者，心也。达险者，志也。天下重器，举之难举也；命数不常，测之难测也；苟以死存心，以死立志，谐妻泣之而不顾，爱女牵之而不顾，暱子随之而不顾；临事之时，处之必静，见之必明，思之必熟，行之必决，虽谋不及太公，亦可以成太公之功；虽才不及管仲，亦可以成管仲之功。今夫矢一也，以弱弓发之，或不能杀人；以强弓发之，则可以贯甲。志坚则才利，亦犹弓之发矢也。昔蜀大乱而食人肉，冉邻起兵；冉邻者，唐子未娶之女之父也。遣二人者为谍于寇，闻有猎人者于途，一人惧而欲返；其一人曰：‘进死于釜，退死于法，等死耳！其行乎！第疾走，慎毋怯而反顾！’比肩而走，一人不反顾，一人数反顾；一反顾，逊不反顾者五步；再反顾，逊不反顾者十步；卒之追者及之，反顾者肉糜于釜，不反顾者，乌逝隼集而反命，得寇之形以战胜焉。由是观之，以死心处死地者成；以生心处死地者败；成败之间，勇怯之分也。”斯可以通孙、吴之邮而发其奥矣！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清世祖顺治丁酉举人，官长子县知县，罢官，侨居昆山，著有《唐子潜书》。宁都魏禧见之，称为汉唐以来所未有；宣城梅文鼎则以谓秦而后仅见之作云。然而孙、吴之论将，尚未能通于神明也。战国之世，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请问为将？孙卿子曰：“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而至矣，成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疾以速；（杨倞注：静则安重而不为轻举，动则疾速而不失机权）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杨倞注：谓使间谍观敌，欲潜隐深入之也，伍参犹错杂也，使间谍或参之或伍之于敌之间，而尽知其事。《韩子》曰：省同异之言，以知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又曰：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参也。）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始终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杨倞注：无圹言不敢须臾不敬也，圹与旷同。）夫是之谓五无圹。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临武君曰：“善。”见荀子《议兵篇》。此则儒将风规，不竞不，历览史册，前有乐毅，后有诸葛亮，傥庶几焉；非克氏之所及知也。克氏论将，以“智”为本，以“勇”为辅；而以“识力”充其“智”。而孙卿子则以“先事”为虑，以“弃疑”为智；而以“恭敬”要其成。孙卿子之所谓“通于神明”，傥克氏之所谓“识力”乎？然而“识力”不足以尽之矣！苏洵曰：“为将之道，当先治其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顾，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害！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见《权书·心术》。此则克氏之所谓“识力”矣。苏洵之所谓“治心”，克氏谓之“识力之培养”，辞趣不同，其揆一也。论将而至于“治心”，深矣微矣！虽未通于神明，而神明之所由通乎！独我自抗战以来，义问昭宣，小大毕力，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莫不挥泣攘臂以殉国家之急；决命争首，奋不顾身，天下之勇孰尚焉！然而古人有言：“匪死之难，所以处其死者实难！”吾今则曰：“非勇之难，所以用其勇者实难！”三国夏侯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虽数战胜，魏武帝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况今强寇压境，乘胜深入；而我自战其地，抚民训士，匪一克之为烈，而来日之大难！所望深体苏洵治心之旨，兼权克氏识力之论，知彼知己，沉几观变，勿缮一时之武怒而养可久之大勇。史称魏武帝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广昌揭暄著有《兵法百言》一书，历观古今兵事利钝之故，而籀其会通；其中有“敛”之一言以为：“惟敛可以克刚强，惟敛难以刚强克；故将击不扬以养鸷，欲搏弭耳以伸威，小事隐忍以图大。我处其缩，以尽彼盈。既舒吾盈，还乘彼缩。”然非治心之有道，智勇互用，何知制胜之以“敛”，盈缩尽利。而以此制敌，何敌不摧，国家攸赖，胜利可望矣。揭暄，字子宣，清初人；见阮元《畴人传》。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训义）梅尧臣曰：“曲制，部曲队伍，分划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长，统率必有道也。” 基博按：“曲制”者，队伍编制之事；“官道”者，偏裨任用之道；梅氏之解是也。二者属于军政。而“主用”，则属于军令，指中枢之指挥策动而言也。诸家注多依曹操说：“主用者，主军费用也。”梅氏则申言之曰：“主用，主军之资粮百物，必有用度也。”殊为失解。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右第二节论经之以五事。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训义）王晳曰：“言虽周知五事，待七计以尽其情也。”张预曰：“上已陈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校彼我之得失，探索胜负之情状也。” 曰：主孰有道？ （训义）张预曰：“先校二国之道，谁有恩信之道；即上所谓‘令民与上同意’之道也。” 将孰有能？ （训义）杜牧曰：“将孰有能者，上所谓‘智信仁勇严’；若汉高祖料魏将柏直，不能当韩信之类也。” 基博按：战之胜负，其枢在将。欧洲第一次大战，美国以一九一七年四月，对德宣战，而任潘兴大将为出征军总司令。既抵法，而整军，见所部诸将之老而无能者多也，乃与军政部长倍克尔书曰：“军队之强弱，大半视兵心为转移；而将官之身心不健全者，其何以振发士气！择能而事，乃士兵应有之权利。法在大战之初，将多老耄，其致败也以此！方今英、法各统帅，咸主师旅宜选果敢敏捷、年富力壮者统之；各军师长，鲜有年逾四十五，旅长无逾四十岁者；今日之战，师、旅长无不身入壕沟，非壮年，不任艰辛也！吾国诸将之升擢，一以服务年限为标准。职所部诸将，无非契友；然军事、友谊，绝然两事！为将者，国家之安危系焉，士兵之生命托焉；非惟身心健全，富有阅历；尤必有毅力，有智力，有创造力！余见忠诚之将，失败者亦不少矣；徒以无创造力耳！”然而事过境迁，英人善忘！及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洲第二次大战开始，英军师、旅长，皆宿将，循年资以跻高位。哈德上尉者，欧洲驰誉之英国兵家，而《泰晤士报》之记者也，倡议谓：“非自动之战略，不能以制胜；而非易老朽之军官以青年将校，不能以创造自动之战略！”其言乃大为张伯伦所不快；而《泰晤士报》主者意亦怫然；遂迫以去也！陆军大臣倍立夏，意同哈德；亦为张伯伦邀求辞职；而倍立夏在议会演说，谓：“陆军者，神圣之大业也！有学有为之青年，为国军而僇力，可以品德才能之优异而擢升；何资格身分之龂龂！余欲以民主化之陆军，为民主而战，岂过激之论哉！”听者鼓掌；然而张伯伦不之用，以死气陈陈之英国老将，而当发扬蹈厉之新德国军人，孰为能不能，而胜负可知也。特是将之能不能，有不系于将帅之自身，而关乎耳目之濡染，社会之薰习者！一九三九年九月，波兰之亡于德也，其因不一，而大将之于兵法无素养，率以政治关系而跻高位；亦其败军破国之一因。希特勒、斯丹林、伏罗希洛夫，皆非兵学专家；然德国兵学，自菲烈得立大王及克老山维兹而后，衣钵相传，名家不少；毛奇以之传史梯芬，史梯芬以之传鲁登道夫，鲁登道夫以之传塞克特、白鲁希兹；习熟见闻，兵法之薰陶，普及群僚。希特勒虽起自步兵，而耳濡目染，心领神会；如能持以坚强之意志，便能运其薰习之机智；以视苏联将帅之以工农出身，波兰将帅之以政治关系，而于兵法无传统之薰习者，孰为能不能而胜负可知也。然将有大将，有裨将。虽有英武之大将，而无干练之裨将，则亦不能收臂指相使之效以策成功。德之陆军，天下莫强焉；非徒以大将之善谋，士卒之敢战也；其中有职业兵三十五万人，旧隶国防军者，习征战，能指挥，其才足以任裨将；一旦受命而之民间，可以动员二百五十万人，指挥若定以驱之战；此所以兵强天下，而莫之与京也！苏联则有九十万至一百万之后备军官，出自军官干部，而散之民间，年富力强，有勇知方；国家有事，可以训练民众，而指挥作战。谚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才难，统帅尤难！然近代战争，机构日趋于复杂；纵统帅有天纵绝出之才，亦未易予智自雄，以个人指挥一切，而参谋部尚焉。参谋之在法国，不过将帅之幕僚；而德则不同！参谋长之荣誉，大于统帅；而德国此次大战之战必胜，攻必取，其国人归功于参谋总长赫尔德，而不归功于白鲁希兹之总司令！盖参谋制度，实视统帅一人负责指挥之制度，为周详而缜密也！是故论参谋之制者，必以德国为典型！德国之参谋本部，盖许多幕僚组织之综合也，组织之密，训练之严，世无其匹！自菲烈德立大王，始设军需参谋；而以拿破仑之战，规模渐扩，组织渐密；其后经历香化斯脱、格勒斯劳、罗恩，及老毛奇诸老将之改制，而为用益宏！惟论其近代史之军事价值，则自一八六七年设立铁道组始！于时，铁路为欧洲进步之交通利器；顾拿破仑第三不以为意；而老毛奇将军则利用铁路，而成其分进合击之战略；普奥之战，不过七星期而服奥；普法之战，不两月而抵巴黎；则以铁路之运兵捷也！老毛奇常手一纸欧洲铁道图以指挥战事；后方勤务之运输及给养，莫不以铁路为中心；而德国今日之陆军战略及后方勤务计划，则以摩托车辆为中心；此参谋本部之所不肯忽也！然老毛奇时代，德国惟一参谋本部之陆军参谋本部，今日不过为统帅部中四参谋部之一；盖以现代之战，陆而兼空；德之今日，尤非如普鲁士王国之限于欧洲大陆，而兼有海权；重以战争之范围日广，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机构日密，条而理之，务于无间，所以耗人民之经济、工业，及神经等力者尤不赀；非有最高之机构，以总绾其枢，节宣其力；不能协力以制胜而图终也！是故德国今日之参谋部有四；而所指挥系统之每一战斗单位，咸有参谋以分配而隶属焉。其（一）曰特别参谋部，盖直属于统帅部，以总绾其枢，而不限于军事者也。其主管长官曰基德，蓝眼，乃一典型之条顿人种，性情温和，身体强壮，所长行政，而非战略。所属有陆军、海军及空军将领，以及经济、交通、工业各专家，而不限于军事人才。其职任在综合、计划，而贡所见以告于希特勒，不负执行之责。由希特勒以分配政府各部，而指挥执行之；基德，盖希特勒之参谋长耳！其次为陆军参谋本部，则老毛奇以来一脉相承，而为德国军事之主干也。赫尔德将军实为之长；盖老毛奇之信徒，而奉毛奇战略思想为圭臬以持守勿失者也。所属部门甚多。每一部门有其负责人，率励专家，孜孜所职，殚毕生精力以从事。而其中最重要者有三：曰军令组。曰铁道运输组。曰军事经济组。军令组者，设计作战，以行军布阵，发号施令者也。铁道运输组，则司给养及运输之事者也。军事经济组，主持经济计划而为独立，亦称经济参谋部；惟与参谋本部，息息相通，而融为一体。此外尚有其他各组，自伪装以至军火制造，无不应有尽有。昔兴登堡将军，尝供职参谋本部，谓：“参谋之训练，不遗细物，而能高瞻远瞩。”纤毫之末，无不全付精神贯注，而有其预计。其图进攻比利时也，列日炮台，制为模型；而德之步兵、伞兵，与突击部队，多方进攻，以事演习。英国皇家空军之轰炸布勒斯特港，所毁之香化斯脱与格勒斯劳两舰，意亦模型，而非实物也。德国参谋本部，设计攻人，而亦虞人之攻以为预防；已随地有伪装之火车站及兵工厂，而备英国机群之轰炸矣！任何一国之参谋人才，未有兼擅海陆空三军之用，而无不精通者也！盖此国防三臂之海陆空三军，各有其职能，各有其技术，非专家不能通；而现代之战，乃在三者之兼筹并顾，各尽其能，而相互为用。如有人焉，兼通三者，而调节其用，指挥若定；此则最理想之参谋人才矣！顾德国参谋本部，则有若而人者三十余焉！法之军事家，且畏且服，称之曰三精派，谓其于海陆空三者无不精也。大战之将发也，世论颇疑德国有神秘之武器，实则德国陆海空军三者惊人之协调与配合，各尽其能，而相互为用，厥为希特勒纵横欧陆之唯一武器；而此武器之发明人，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三精参谋三十余人耳！此三十余人者，其年龄自三十五岁以至五十岁；大抵皆帝德时代之陆军军官，历经鲁登道夫、塞克特及白鲁希兹之所严格训练，而任军职以富有经验者也。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之得政也，整军经武，步骑炮兵，无不改制；而尤致力于建设空军；顾虑参谋之于空军非素习，令三十余人者，加入空军。其人既富有经验，而裕于学识，一入空军，自有神解！及一九三八年，赫尔德将军，告希特勒以所谓革命之军事计划；将三十余人从空军调入海军训练。此三十余人者，受命以分配各舰，与海军员兵起居食息，无不同；而与于航海之经历，水雷、潜水艇之演习；此后若而人者，不惟可以指挥陆军与空军；抑亦司令海军而胜任愉快矣！此三精参谋之所由成，而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之精华也！此外尚有具体而微之海军参谋本部、空军参谋本部。凡希特勒有所征讨，则特别参谋部决其大计，以呈希特勒；而交陆海空三参谋本部，严密设计，规定执行，以发号施令也。鲁登道夫言：“参谋本部之职责，盖复杂者也，技术者也，多方者也；图大必于其细，而末节不慎，可以贻误于全局！盖战术愈臻于技巧，而所以任参谋者愈难！有各兵种之一般学识，而善其运用，明其关系，犹曰未足；尤必精通炮术；而空军运用，通信知识，后方给养，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莫不有明了之判断，而必基于各别之精通！夫命令之出，辞求简要；而一参谋草拟之命令，不得不长！盖战争之技术愈复杂，而命令亦随之以复杂，而涉及多种之技能与知识；不长，不能指示周详也！”凡参谋本部之设计，往往编号；而预定情事之幻变，如第某号计划失败，则应以第某号计划；随计应变，以施无穷。古之战也，以将帅一人负责设计；今日之战，以参谋集团负责设计；集众思，广众益，参谋部计之以缜密，而统帅部出之以果敢；此希特勒所以战必胜，攻必取也！然联合参谋之制，苟不善其运用，往往不能收集思广益之效，而转以失当机立断之功！亦有人言：一九四二年，英美西南太平洋诸役，常有一事不得解决，而请问参谋人员委员会；委员会考虑，咨询，移转，几度周折而时效已失！兵贵神速；需者事之贼，亦不可不察也！ 天地孰得？ （训义）杜牧曰：“天者，上所谓‘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上所谓‘远近，广狭，死生’也。”张预曰：“观两军所举，谁得天时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吴，慕容超不据大岘，则失天时地利者也！” 基博按：此次大战，一九四一年九月，希腊参谋总长巴巴果斯将军，以寡御众，而大败义大利军于境上，实为“天地孰得”之适例。于时，义大利之动员作战者十师团，而加之以二十万人之辎重队及机械化部队；而将军只有步兵八师团，骑兵一师团；众寡既相悬殊！抑希腊人动员十三人，只十人足给武器；而所谓武器者，不过步枪、手榴弹、刺刀而已！所有大炮不足百尊；而义大利，则九百十九尊。飞机，则义大利以新式对旧式，而数量之超过希腊者五百架；希腊将何以御之！顾天不相于义，风雨晦冥，继之以雪，飞机不能翱翔；而雨雪日久，道路泥泞，坦克亦失驰骋；此天时之不得也！希腊之境，多重山叠岭；而义军有坦克，有大炮，武器笨重，兵员众多，浩浩荡荡，行军必缘大道；而大道所经，必通山峡以贯隘口；希腊山国之民，身长不过五呎五吋，短小精悍，善翻山越岭，直走峭壁，如猿如猱；轻霜雪而狎风雨，栈石星饭，习为故常，所有积雪之崇山，融雪之谷口，义大利数十万大兵，重炮、坦克之无所施其技，逞其威者，而轻身善走之希腊兵，三人一队，五人一队，持步枪、手榴弹、刺刀以相与周旋，搏之于险，人自为战，或翻山以袭其后队，或封谷以杜其归路，旁扰侧出，神出鬼没，伺间以狙击，而义大利兵不知枪弹之来自何方也！于是巴巴果斯将军用其山国之民，战于山国之地；得地得民，指挥若定，而数十万之义大利军，只有束手以待戮耳！此又得地之明效大验也！ 法令孰行？ （训义）梅尧臣曰：“齐众以法，一众以令。”王晳曰：“孰能用法明令，使人听从。” 基博按：一九三九年九月，欧洲第二次大战开始，希特勒之所以亡波兰，下丹、挪，徇荷、比、卢，而破法摧英；英、法之所以蓄缩不前，坐受宰割；其胜负之枢，盖在法令之孰行也！德以希特勒之极权，令出惟行，而言莫予违，指挥若定。而英、法，则民主之国，而舆论有其自由，筑室道谋，权力分散，而党派尤歧；国家之法令，可以不行；党派之纷纭，只便私图；如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破坏凡尔赛和约以进兵来因，于是法内阁总理里昂白伦，欲取消一九三三年之德法煤铁交换协定，而禁止法铁之输德，此乃法国自卫之所必然；而以巨商豪富之唯利是图，声言法铁如禁输德，欲解雇五万工人以使之失业，而恫愒白伦。于是法铁输德，向之每月四十万吨者，一跃而为六十万吨；至一九三七年而为每月八十万吨；以迄一九四〇年四月，两国交战已半年，而法铁之输德未制止，于是德人炼法国之铁，造大炮、坦克以歼法国之人民，制法国之死命，而法以一蹶不振；则以法之巨商豪富，唯利是图；而国家之法令，不能必行，有以阶之厉也！及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悉力殚锐以攻波兰，未遑东顾；而法国欲出兵进攻摩塞尔河以拊其背；此制胜之机也！使发强刚毅，而以果敢出之，则波兰可以不亡，而法亦不至迫为城下之盟！乃以限期运输之重炮不到而中止；至十月中旬，而迄未输出，载之《巴黎时报》，读者为之骇叹！于是波兰亡，希特勒自诩闪电战之成功；而法国制胜之机失矣！则是法国非无制胜之机，制胜之谋；而无必行之法令，以遂其谋，乘其机为可愤叹也！又如一九四〇年，限期四月一日竣工之飞机场，至四月二十日而未开工，玩时愒日，皆法令不行有以致之也！然则法之败亡，非不幸也！而原法令之所以不行，由于法人之爱其自由而不肯牺牲；法国之尊重人民自由而不敢专断。然而兵败国降，人民为俘，子女玉帛，惟德所欲；国家之声威，既已扫地；人民之自由，所存几何！呜呼！有国者可以监矣！为国民者当知戒矣！ 兵众孰强！ （训义）杜牧曰：“上下和同，勇于战，为强。卒众车多，为强。” 基博按：“兵众”，指一国民众之堪执兵任战者言之；而所以衡其“孰强”者三端：一比例一国之土地人口，而能出兵多少。德国鲁登道夫著《全民战争论》，以谓：“交战国双方，兵力之人数，无时无刻，不为现代战争决胜之因素也！”春秋之世，每言千乘之国，即比例其国之土地人口而出兵十万人，车千乘；盖井田之法，地方一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外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凡百人；千乘，得十万人也。至战国，苏秦说六国，于燕，则曰“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于赵，则曰“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于韩，则曰“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于魏，则曰“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于齐，则曰：“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于楚，则曰“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而张仪说楚，则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皆比例于其国之土地人口，而计出兵多少也。盖出兵之多少，实最后之胜负所由决。欧洲第一次大战，一九一四年开始，延至一九一七年之终，德在西线各军，以英法联军之迭次袭击，死伤相继，而一百五十师之兵，只余六十师人可用，不得不征十八岁之青年五十万人，入伍以弥缝其阙。法人苦壮丁之无可征，而谴责英人之养兵不用！然英人则答称：“已征十八岁之青年十二万人，入伍训练。”盖殆哉岌岌乎！双方皆已无兵可用，无丁可征矣！于是美国以一百九十万人，援英、法参战，乘德人创残之余，而英、法廑乃胜也！或言：“兵器日新，则兵众可寡！”不知兵器日新，前线作战之人众可减，而后方供应之人众转增；运输子弹，整理机械，莫不资人！上次欧战，一辆战车之在前线，只用二人，而后方则以四十六人支持之。一架飞机之在空中，而有六十人之地面组织。则是机械之用于战阵，不过转前线广延之兵力，而为后方纵深之人力，不惟不减，抑且更多也！德人之所以战胜攻取而不能制胜，只由后方豫备队之不足耳！如以今日之列国而论，可得知者：苏联一万八千万人，可出兵二千五百万至三千万人。德则七千万人，可出兵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二十二万五千人。苏联后备兵每年平均人数一百万；德只十二万。法国六千万人，可出兵二百五十万人。日本本部七千万人，可出兵三百万人。而英首相丘吉尔，声言英国拥有四百万之兵力。而美国，则以一九四一年六月，声称：“一年以前，陆军仅有二十三万零七百七十人，今则训练新兵一百四十一万八千人；海军则自十四万六千六百零三人，增至二十四万九千七百二十七人。”至一九四三年，而美国有陆军七百万，军官六十五万，海军二百万，空军一百万，派兵四出。大抵广土众民，国势虽暂绌，而兵源裕，可以持久而徐图其后；如中国、苏联、美国是也。小国寡民，兵锋虽极锐，而兵源绌；贵于速决，而难为虑终，如法、德、日是也。然而今日之德，有不同于往日者！美国加里福尼亚州斯丹佛大学粮食研究院教授卡尔布兰德者，尝为柏林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者也；以一九四二年十月刊布一文，署曰“德之人力疲耗矣乎？”其中以谓：“今之情势，与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异。今大战延四年，而德已控制大部之欧洲及其人力！荷兰、挪威、丹麦及其他上次大战之中立国，无不为德所占领；而比利时及法，曾不足以当德之一击！昔之义大利，与英、法协约比肩作战，而今则为德之兴！芬兰昔为俄属，今亦与德戮力！以德而兼并有奥大利、苏台德、麦墨尔、但泽、卢森堡，法之亚尔萨斯、洛伦二州，波兰之西部，斯洛伐克、波希米亚与麻拉菲亚，则抚有一万万零二百万人；而其与国义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与芬兰，有八千万人；使除斯洛伐克、波希米亚与麻拉菲亚不计；则今日之德，尚有一万七千万人可以征调作战；此与上次大战之德，仅有一万三千六百万人者，势固悬殊！抑德得东方之日以为声援；而日抚有人口，近一万万；其足以牵制同盟国之兵力者固不在少；同盟之薄，德之厚也！如土耳其而有战争，则德可以得保加利亚之兵而用之。亦有其国家之土地，已被德人占领，而尚未兼并，如法，如荷兰等者，亦未始非德可以征兵征工之人力贮藏库也！战之初开，德之人力问题，不过为如何调整农工商、交通及其他文职以征调其一部分为军队作战而已。方其进攻波兰，不过用二百五十万军队；转而侵法，亦不过用六百五十万军队；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之间；德之军队总数，约为八百至九百万；然前一年之一九四〇年夏季，不过六百万而已！纵战之亟，而德国军队之士兵给假极宽，得请求复业以事生产；而俟政府欲用之时，再召归伍焉。至一九四一年六月，苏联之战端开，而德之人力问题，始感严重！则以顿兵挫锐，而遇数量相等或更多之敌军，非比从前增兵七百五十万，不足相持；而一九四二年之夏，德兵之攻苏联而死伤者，盖在百五十万人以上；而冻死病死者不与焉！所以德必将有九百万人民应征入伍；而高级学校毕业生之可征者，三百二十万人焉；其余六百八十万至七百万人，必征之工厂，而前线作战之兵器生产，将以不给于用！然德可以雇百万女工，一百五十万国外技工，而加之以一百五十万俘虏，替四百万壮丁以增加兵力。”尚有二百八十万至三百万人，征无可征；将资征服国之人民，驱迫以为用！而希特勒之在德，选拔新兵而宣布总动员，只有五十岁之餐馆侍者及十五岁之小学生，可以征役尔！于是乎师老力竭，见端于人力！此兵众孰强之一义也。其二众之孰为勇怯。战国之世，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孙膑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苏秦之说韩曰：“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弇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赙，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芮，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跖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张仪之夸秦曰：“虎贲之士，跿跔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则是三晋之众，勇于齐；而秦人，又勇于三晋。《史记·商君列传》称“秦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此其故不在兵，而在国之政俗。一九〇〇年，义和团之役，德之大将瓦德西，奉威廉二世敕命，总各国联军以犯中国。中国大惧媾和之不得当；而瓦德西以一九〇一年二月三日上德皇一奏，乃曰：“中国人民四万万，道一风同，不以宗教信仰之异而纷争；自负为神明华胄，生气郁勃而未发，勤生节用而富有知虑，又力田能服从，以视吾欧洲工业国之人民，为守法而易治。使有聪明天亶，首出庶物之人，作之君，作之使，而善用近代之文明，以启民智，作民气；其谁敢侮之！至其人民之好战，可于今之拳民运动见之；而山东、直隶两省之内，乃有十万以上之人习拳以愍不畏死，而所以败者，徒以军械之无枪炮耳！使余言而不谬，则所以为德计，为英计者，宜通商惠工，扶持中国，与之为友；而不宜与之为敌。”然则欧洲列强之所以惧我者为何如，而我乃妄自菲薄；我中国四万万人之自负神明华胄，勤生节用而力田能服从，习拳以愍不畏死；抑尤瓦德西之所为惧，而可用之以为强者也！一九一八年，欧洲大战将终，德参谋总长兴登堡言：“法人敏于应战，然不能坚守。英人之战，不如法人之机巧；然坚忍不拔，则过之也！”夫以苏俄民性之钝重，而当轻锐之德人，最后胜负，虽未可知；而开战之初，节节挫退，亦岂偶然！至于法人爱自由，耽享乐，溺于宴安；而以遇德人之忿不虑难，剽悍敢战；孰胜孰负，固不待战而强弱分矣。其三丁之孰为壮老。三国时，吴大将军诸葛恪数出伐魏，欲以应蜀；而诸大臣谏以为劳民；恪乃著论以见意曰：“昔秦但得关西耳，尚以并吞六国。今贼皆得秦、赵、韩、魏、燕、齐九州之地，地悉戎马之乡，士林之薮。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敌之；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当今伐之，是其厄会。若顺众人之情，怀偷安之计，不论魏之终始，而以今日遂轻其后。今者贼民岁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于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以空尽；惟有此见众，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复数十年，略当损半；而见子弟数不足言。若贼众一倍，而兵损半，虽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然则一国之丁，孰当老弱，孰及壮少；抑又“兵众孰强”之一义；不可不察也！ 士卒孰练？ （训义）张预曰：“离合聚散之法，坐作进退之令，谁素闲习？” 基博按：“士卒”与“兵众”，不同。“兵众”，言一国民众之能任战执兵者。而“士卒”，则指战士言之。“练”者，谓未战以前之训练。如一九一八年，德国兴登堡以俄国已溃，东顾无虞，而图大举以事于西，私自计虑，以谓：“先有事于英军乎？抑攻法军乎？英军之战斗，不如法人灵敏；不知随机应变，而失之板滞；此无他；盖仓猝成军以出，而平日无训练，故拘于成法，而未能纯熟以变化也；不如先英！”英军不支而退，得法军之援以解焉！既而美出兵百万人以渡海参战。兴登堡曰：“我师老矣！然我将予合众国民以一教训！战之为技，岂数月所能成学；而以不教民战，当多流血以为偿耳！”亦以美人仓猝成军，而训练之日短也。然美国出征军总司令潘兴则自诩训练之成功，而尤自夸其步兵！方其率旧部步兵四团以将行也，谓：“兵器之进步，固有裨于战术；然如机关枪、迫击炮以及速射重炮等之发明，咸为步兵之辅；而用之，所以迫近敌人也。彼其为步兵者，固当善用来福枪及锹镐，而长于突击者也！战之胜负，惟步兵是赖！欧洲大战，两军据壕对峙，延数百英里，相持而不下；凡前线之攻守部队，及后方之援队预备队，无不隐身壕沟以资掩护，于是一变而为阵地战矣！然欲决胜，势必薄敌军以出壕沟，而与野战；于时，为步兵者，持手中之来福枪，而借机关枪、坦克车、大炮、飞机以掩护，突驰而前，然后雌雄可分，而岂困守壕沟所能成功乎！凡吾士兵，已教以如何射击，如何突击，如何破壕，训练之有素矣！此一行也，必能迫敌出壕，应用所学而歼灭之！”及抵法，而参观英、法两军之训练，乃以书告军政部长倍克尔曰：“协约国将帅，咸称壕沟战，乃大战中独有之产物，遂使肉搏一变而为历史过去之名词。然自美人观之，壕沟在南北美大战时，已双方应用，不能视为新发明也！但最后还须肉搏；不然，西线战事，陷绝境矣！英人之壕沟战教授法，授以肉搏时所用枪刺、炸弹及短刀作战之术，盖为壕沟战所不可不知者；惟其素习乎此，而后士气以励，有以自信于临阵而不馁！法人则谓壕沟战之发展，而无事乎此矣！法人战术偏于防御；英则颇重攻取。世人咸谓法之战术胜于英，实未尽然！步枪及刺刀，仍为步兵应战重要之兵器。顾练兵仅授以壕沟战，而不致力于野战，短兵相接，沟必不守；抑亦无术冲锋，即幸而攻入敌军防线，手足无所挫；法军屡以挫败而不悟也！今欲力矫其弊，各项教练，必注意于猛力进攻，习惯成自然而后已！”及英军以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大败，则以德军肉搏以前，如潮而至；英人习壕沟战之既久，而被逼离壕，失所凭障，不知措手足也！于是潘兴益以自信，而美军以致最后之胜利焉！日本平田政策于一九三二年，著《赤军在极东作战》一文，盛言赤军之未易敌，以申儆于国；谓：“‘接战，为步兵决战之战斗技术。’此赤军步兵操典之主旨也。而卒之以结论曰：‘步兵而不事接战之训练，纵善射击，能勇往，终不能以杀敌致果，而贯彻其攻击之力。’是故赤军之步兵，可以不借炮兵射击之相掩护，而人自为战，推锋而前，直薄敌阵，以短兵相接。然法兰西之步兵，无炮兵掩护，即不能战；此不堪一击者也！欧罗巴军事家虽说：‘步兵不能独立突破敌阵。’然在地形错杂之山地作战，则步兵纵无炮兵之掩护，亦未必无占领敌阵之机！而山地之夜战，尤精练步兵之所长；躲在密林，伏于山腹，以潜近敌阵，而直薄之，迫敌人炮火以不得发；固不适于近代战术。然而惟有最原始之格斗，为永远不变之最后决胜手段。然则赤军之训练，未尝不积极机械化，而亦未尝不积极练接战，并行不悖，此所以伟大也！如中国之步兵，武装不全，枪械未利，尤宜致力训练白兵战，格斗战；顾以不甚精妙之射击技术，自夸自豪；所以上海之战，一至短兵相接，几无格斗之能！倘长此以往而不之悟，则中国之陆军无望也！我故曰赤军之不可侮者以此！然赤军胆勇有余，机敏不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乌克兰军联队演习时，予尝参观焉；见二卒伏于水壑；余诏之曰：‘衣服不其沾湿乎？’卒应曰：‘无害！我受命如此！’不恤以呢绒之军服，而沉浸于冰冷之水壑，平心静气，如若无事；不知从保持战斗力之原则以论，军服沾濡洗浸之既久，则手足转动不便，而减杀格斗之力矣！此之不知，其愚不可及；安能为机敏之战斗乎！然以机敏鸣于世界之日本军，则又坚忍不如赤军！赤军忍饥耐苦，与蒙古人无异；方战之亟，虽不食野菜，亦不饥死；而炎暑祁寒，狂风疾雨，无不持以坚忍，而从事实力以上之战斗，处之泰然，神经不起变化；日本军不能耐也！赤军之骑兵，天下无敌，风驰电击，而熟练于集团之袭击，日本骑将之所畏也！至赤色空军之大，不过机数多，编制大，而非战斗之大！盖空战之第一义，在制空权之把握，而后可以轰炸敌军。顾赤军不知此义，而不致力于战斗机队之训练，何能以握制空权乎！危道也！”然日本之所以训练其士卒者，在忍饥耐苦之寒暑行军，在人自为战之短兵相接，以视赤军，殊无逊色！英国观战员肯特上尉以一九三二年—三年冬，随日军行经满洲，其地则崇山峻岭，其时则冰天雪地，而著其事于日记曰：“从开通以至齐齐哈尔，且战且行，计十六日；其中不得食者三日，米团坚冻，硬不可啮，而水壶之水亦冰；然饥寒之交迫，冰雪之来侵，而士兵僵仆者，六人而已；未尝随属也！行军之时，寒风砭骨，薄暮野宿，嚼雪戴星；而桥梁已毁，涉一冰渊，跣足以行，水深达腰。又有士兵一队六十人，负重裸体，而涉半冻之嫩江，亦未载胥及溺也！有进攻热河之羽志骑兵旅一军曹告予曰：‘此一役也，从通辽以抵赤峰，行七日，每日行一百五十里，自晨四时，迄晚八时，身不离鞍。而露宿荒野，气候常在零下三十至四十度；熟睡，则僵冻不起，而窒息以死；所以夜不敢眠，而足寒不可忍，则踏雪奋蹴以取热。其间两日不得食，而马未尝不饱豢。’苟非耳闻目见，余几不以置信；因问曰：‘不食不眠，如何能持？’军曹从容答曰：‘士兵以其热忱，而目睹旅团长之同甘共苦，以身作则，而以自振厉，足以代食与息矣！’然非平日雪中行军之训练有素，不克臻此！”则其士卒之习于忍饥耐苦，可知也，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猛袭马来半岛以窥新加坡，英人大败不支；而路透社随军记者，著论所以以晓其国人，谓：“余观战马来，未尝睹固定之阵线，而仅以日夜从事于野蛮之肉搏战！日军尤善人自为战；其尤甚者，舍命不渝，潜入我军之后，或攀登橡树，而伺我军之过以猝掷手榴弹。日人行军，无部伍，无纪律；而以证其所重者，在个人之战斗力！”则其士卒之习于接战肉搏，可知也！日人习技击，擅短兵相接；而英人不习也！日人将有事于太平洋，先以一九四〇年夏秋之交，遣西尾寿造将军赴海南岛，本间正晴将军赴台湾，训练太平洋作战之部队。而台湾之部队，尤注重登陆作战之演习；择沿海一地之与菲律宾海岸相仿者，此攻彼守，试行登陆；登陆之后，随作工事，然后以渗透战突破敌阵，深入敌境；如是者十余次，无一次，不配合海陆空军以相与僇力。及一九四二年一月，而本间正晴以第十四军指挥，率所练十师团之兵二十万人以侵入菲律宾矣！西尾寿造之在海南也，知一旦与英启衅，英必布雷于香港以阻登陆；则延所谓小池者，一九三二年，在洛杉机亚林匹克运动大会获得游泳锦标之日本选手也，以来中国，招募广、潮沿海善泳之水鬼，教以射击，训练编组；大战猝发，而小池帅以没水潜游至香港口外，用步枪以射击浮雷，一一爆炸；然后日军得以强渡海峡，无虞于登陆矣！日人之练兵也，授以不同之战术，而以用于不同之战场，无不左宜右有。其在缅甸萨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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