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历史精神 [book_author]钱穆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10586 [book_dec]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其间治乱更巷，波谲云诡，常令治史者望洋兴叹，有无从下手之憾，而初读史者，亦每苦于重点之难以把握，以故望而却步。钱先生以其渊博之史学涵养、敏锐之剖析能力分别讲述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道德精神等七大块内容，让读者得窥中国历史文化之堂奥，深入了解五千年来历史精神之所在，从而认清此一代中国人所背负之历史使命及应当努力之方向。 [book_img]Z_11829.jpg [book_title]序 本稿系一九五一年春在台北应“国防部”高级军官组之特约讲演，前后共分七次，每次两小时，由台北广播电台台长姚君善辉当场派员录音，事后由杨君恺龄就录音片整理，并得姚君善炯之襄助，获成初稿。再由讲演人略事修润，大体保留讲演之原面目。本稿旨求通俗，略陈大义，于历史事实，未能多所援据。拙著有与本稿所讲可互相阐证者，计有下列之诸种。 《国史大纲》 《国史新论》 《中国文化史导论》 《文化学大义》 《中国思想史》 《政学私言》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傥蒙阅者就上列各书参合读之，当更明了本讲演之精神及其理论根据。 一九五一年双十节钱穆志于香港九龙之新亚书院 [book_title]前言 诸位先生：今天本人感觉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诸位在自己职务很忙中，抽暇来听我讲中国历史。本人年轻时，是一个失学的孤儿，未能从先生好好进学校。记得在四十四、五年前，我尚为一小孩子，那时便常听人说中国快要灭亡了，快要被瓜分了，我们中国就要做印度、波兰之续，被西方列强灭亡瓜分。当时听到这种话，就感觉到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究竟我们国家还有没有前途呢？我们的民族，究竟还有没有将来呢？我常想这个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其他问题不值得我们再考虑了。 恰巧在那时，我读到了一篇文章，就是梁任公先生的《中国不亡论》。他认为中国是决不会亡国的。我读了这篇文章，无异如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刺激我，鼓励我；中国还有前途，民族还有将来，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还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我在那时一般的悲观空气弥漫局面之下，还不能真切相信梁先生的话。我还是怀疑，中国究竟能不能不为波兰、印度之续，而不被灭亡和瓜分呢？ 当时，我只希望梁先生的话可信，但还不敢真信梁先生的话。因为要能证明梁先生这句“中国不亡”的话，才使我注意到中国的历史。我总想知道一些已往的中国。我常想，我们要知道明天将来的事，总该先知道一些昨天过去的事。这样经过了四十多年，直到今天，这一问题，始终盘旋在我心中。到今回想，这四十多年的中国，也实在依然是黑暗混乱，内忧外患，使人悲观。但对梁先生“中国不亡”这四个字，开始在我只是一希望，随后却变成了信仰。 我认为中国不仅不会亡，甚至我坚信我们的民族，还有其更伟大光明的前途。证据何在呢？我敢说，我这一个判断，固然是挟着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的成分，然而并不是纯情感的，乃是经过我长期理智的检讨，而确实有其客观的证据的。这证据便是中国已往的历史。所以我自己常说，我此四十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并不是关门研究某一种学问，而是要解决我个人当身所深切感到的一个最严重不过的问题。 今天我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在我自己，已像是宗教般的一种信仰，只要有人肯听我讲，我一定情愿讲出我知道的一切。这一次总政治部要我来讲中国历史，我当然非常地高兴。以后七次时间，准备分为七个题目来讲述。 一、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二、中国历史上的政治。 三、中国历史上的经济。 四、中国历史上的国防。 五、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六、中国历史上的地理与人物。 七、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精神。 [book_title]第一讲　史学精神和史学方法 一 人类的知识，虽说千门万户，浩瀚无涯。扼要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属于自然的，一是属于人文的。整个世界一切现象，也不外乎这两大类。自然指的是属于人以外的一切，人文指的是属于人类社会本身的一切。当然人生亦是自然中一部分，但我们站在人的立场，应该看重人生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们将整个世界分为“自然”“人文”两大类，也并无不合自然处。 因为此两大对象之不同，我们求获关于两大类知识的方法也不同。 据常识讲，自然开始是没有生命的，纯物质的，后来慢慢儿在自然中间产生了生命，慢慢儿又在生命中间产生了心灵。从有了心灵，才又产生了历史。我们研究自然科学，最基本的应该先懂得数学与几何，这些都是属于抽象的，只讲数量与形式，这是一个本身空洞而又能概括一切的学问。然这是只对自然科学而言是如此的。若我们讲到人文科学，则不可能拿数学、几何的数量形式来概括，应该把人生已往一切实际而具体的经验，综合到几个可能到达的最高点，这就成为历史知识了。所以“历史”是研究人文科学一种最基本的学问，正如数学与几何之对于自然科学般。 试进一步再详说历史的内容： 历史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历史便即是“人生”，历史是我们全部的人生，就是全部人生的“经验”。历史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整个已往的经验。至于这经验，这已往的人生，经我们用文字记载，或因种种关系，保存有许多从前遗下的东西，使我们后代人，可以根据这些来了解，来回头认识已往的经验，已往的人生，这叫做“历史材料”与“历史记载”。我们凭这些材料和记载，来反看已往历史的本身；再凭这样所得，来预测我们的将来，这叫做“历史知识”。所以历史该分三部分来讲： 一为历史本身。 一为历史材料。 一为我们所需要的历史知识。 如果我们要把已往整个人生的全部经验，完全地记录保留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人生很繁复，又是很遥远，过去的一去不留了，我们能凭甚么方法，把已往的全部人生保留下来，记录下来呢？这既不可能，也是不需要。我们只求在已往人生中，择其特别重要的，保留记载，使我们得根据这套保留和记载，来了解过去的经过，那就已够了。然而这也依然极艰难，这需有一套精卓的技术。第一先要能“观察”，能观察然后能记载。正像一切自然科学者，也先从观察开始，才能有所记录的。 我们研究历史，既是包括人生的一切经验，我们该先懂得运用某一套的眼光来观察，然后才能得到某一种了解。了解以后才能开始有记载。如我们没有一套观察人生的修养，也就无法了解此人生，即就不可能将人生的一切恰当地记载了。根据这一点来讲，可见史学不仅是在保留人类已往的经验，而实际是要观察了解全部的人生，来求得其中的意义和价值，然后才能成为一种恰当的历史记载。史学正是保留人生经验，发挥全部人生中的重大意义和价值，以传诸后世，使后世人能根据这一番经验，来作为他们人生的一种参考和指导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是人生全部经验的“总记录”和“总检讨”。 二 不过也许有人要讲，过去的人生，在历史上不可能重演。秦始皇、汉武帝过去了，不会再来一个秦皇始与汉武帝。旧的已经完了，我们要向前获得新的。历史既成过去，我们如何能凭藉以往历史的经验和其意义，来指导我们将来的人生呢？这里面有一个极大的问题，我应该再申说。 我认为就历史讲，历史上的“时间”，与我们普通指说的时间有不同。历史上之所谓“过去”，我们可以说它并未真过去；历史上之所谓“未来”，我们也可以说它早已来到了。倘使我们照这样来讲历史上的时间：前一段时间既未过去，后一段时间又早来到。换言之，历史时间有它一种“绵延性”，在瞬息变化中，有它凝然常在的一种“特殊性”。 让我用一个简单例子来讲。如我今天到此讲演，现在已经讲了半小时，但我可说这半小时并未真过去。如果这半小时真过去了，不存在了，那么我讲的下一句话诸位将一定听不懂，或是不了解。我们要了解听懂下一句话，定要衔接着上面讲的一路听下来。所以说，过去的半小时并未真过去。而我这下面的一句话，此刻虽没有讲出，但必然会讲出的。今天预定要讲演两小时，下面这一小时半的话虽未到来，而确实已到来。但须有待于此番讲演内容逐步的开展。一切历史演变都如此。所以说：“历史时间过去的未过去，依然存在着；未来的早来到，也早存在着。”惟在此时间中，必有其内容演变，而始成其为历史。 历史是我们人生的经验，人生的事业，而事业必有其“持久性”。故凡属历史事件，都是一种具有持久性的事件。那些事件，不仅由过去持续到现在，而且又将持续到将来。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说只要研究这事件的过去；而实是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不仅如是，而还要知道到将来。历史事件是一种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有它“一贯”的一种历史精神。 诸位此刻来到台湾，台湾已经日本统治了五十年。今天台湾是光复了，我们在台湾的一切所见，不仅是看见今天的台湾，还看见日本人五十年来所统治的台湾，这是台湾日治时代五十年来的历史。如果我们不了解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年的过去，也就无法了解台湾的今天。由此可知，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的历史，仍然存在于今天，不可能抹杀，不可能取消。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这段历史不可磨灭，确实存在到今天。推此言之，中国人自己团结成一个民族，创造成一个国家，五千年到今天了，请问！若我们不了解过去的五千年，又何能了解今天的中国？ 如果你是别一个星球上的旅客，骤然来到这地球，纵然你能认识这地球上人使用的文字，你能了解这地球上今天报纸所讲的是怎么一些事吗？不要说你是从别一个星球而来的旅客，就算你得了一场病，在医院里睡了三年，没有同世界上任何消息接触过，你骤然读到今天的一张报纸，也将十句九不懂。这不是你不认识报纸上的文字，不懂得这许多句子，而是你不了解这一段历史。因于不了解以往的历史，所以也根本不能了解这现在。我们这一个“现在”，就是整个历史中之一面，从全部历史演变开展累积到今天。这一种演变开展，是我们所要讲的历史的本身。 所以历史是一种经验，是一个生命。更透澈一点讲，“历史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不可能由半中间切断，不能说我今天的生命和昨天无涉。我今天的生命，是我以往生命之积累演变开展而来的刹那的平面层。而又得刹那刹那演变开展到下一平面层。我以往的生命，实在并没有过去。过去了，就是死了。我们的生命则没有死，不仅保留到今天，而且必然还得有明天。生命一定会“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到未来”。要了解历史时间，必先了解这一个意义。 《孟子》书中有一句话，可用来讲这一意义。它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所经过的一切都化了，所保留存在的却是神而莫测。历史上一切经过都化了，有的没有了，但它化成了今天。今天的一切还要化，这个化便孕育了将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都在“化”，却又一切“存在”，所以说是“神”。要能过去透达到现在，才始是有生命的过去；要能现在透达到将来，才算是有生命的现在。这才可说它有历史的精神。有了这精神，才能形成为历史。如果过去的真过去了，不能透达到现在，这是无生命的过去，就没有历史意义，没有历史价值了。如果我们只有今天而没有了明天，这个今天，也就没有历史意义和价值。我们一定要有明天的今天，这个今天，才是历史的今天。历史就是要我们看这一段人生的经验，看这一番人生的事业，直从过去透达到现在，再透达到将来。人生的意义即在这里，人生的价值也即在这里。我们要讲的历史精神，就要把握这一点，从过去透进现在而直达将来的，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只有生命才有这力量，可以从过去透进现在而直达将来。 所以历史时间不是物理学上的时间，不是自然科学里的时间，这一秒钟过去了，那一秒钟还没有来；这一秒钟是现在，那一秒钟是将来，可以指说分别。人文科学里的时间，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过去穿过现在而径向将来，它是一以贯之的。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力量，就叫做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成了历史。历史是一种“把握我们生命的学问”，是“认识我们生命的学问”。 再进一步说，这一生命，也并不是自然的生命，而是历史的生命；不是物质的生命，而是精神的生命。一个人活了一百年八十年，这只是自然生命，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他们的一部历史，可以活上几千年，这是文化的生命，历史的生命。 我们该了解，“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民族并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只能生育有人类，不能生育有民族。中国人必然得在其心灵上，精神上，真切感觉到“我是一个中国人”。这一观念，由于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所陶冶而成，却不是自然产生的。所以“民族精神”，乃是“自然人”和“文化意识”融合而始有的一种精神，这始是“文化精神”，也即是“历史精神”。只有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才能孕育出世界上最悠久、最伟大的中国民族来。若这一个民族的文化消灭了，这个民族便不可能再存在。目前世界上有许多人类，依然不成为一民族；也有许多民族，在历史上有其存在，而现在已消失无存。这关键在哪里呢？即在于他们没有了文化。 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会没有历史的；也没有一个有历史的民族，会没有文化的。同时，也没有一段有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由一个民族所产生的。因此，没有历史，即证其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历史。因为“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我们要把握这民族的生命，要把握这文化的生命，就得要在它的历史上去下工夫。 前面已经讲过，没有民族，就不可能有文化，不可能有历史。同时，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也不可能有民族。个人的自然生命，有它自然的限度，然而民族、文化、历史的生命，则可以“无限”的持久。凡属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必然有两种特征： 一是变化， 一是持续。 变化的便不持续，持续的即不变化，自然界现象是如此。氢二氧变成水，便不再有氢与氧。但我们的文化生命，则在持续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持续，与自然现象绝不同。讲历史，便要在持续中了解其变化，在变化中把握其持续。所以讲历史应该注重此两点：一在“求其变”，一在“求其久”。我们一定要同时把握这两个精神，才能了解历史的真精神。所以说“鉴古知今”“究往穷来”，这才是史学的精神。 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研究文化生命，历史生命，该注意其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的变化，与不断的翻新。要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要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这即是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最高价值之所在。 三 我们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历史，只有中国历史最长久，而且也只有中国历史的内容最广大。纵的方面，是上下五千年；横的方面，是包括占地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一个历史范围与历史系统，这即可证明中国历史价值之伟大。而且，中国可说是世界上一个史学最发达的国家。中国人很早便知道记载历史，这即证明了中国人很早便懂得观察人生。能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开始有历史记载。而且中国人记载历史的方法，又是最高明最科学的。 举一个例来说，中国历史记载至少已经有二千年未曾中断过，全世界便没有第二个例可相比。中国历史的本身，既是如此广大而悠久；加以记载的详备，既有条理，又能客观，这即证明中国民族对人生经验有其更深的了解。如对人生没有深切了解，又如何会有如此客观的记载呢？换一句话说，这即是中国文化该是极有价值的好证。否则中国也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民族，这样悠久的历史存在呀！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定是中国的历史本身，有它一种很高的价值。可惜今天我们对此发挥不出来。今天我们的责任，也就在能回头来发挥中国以往历史的精神。 倘使我们要研究自然科学，世界上已有很多高明的科学家，有很多观察精密的记录，与很多的实验，我们该先注意到。倘使我们要研究世界人类文化，研究世界人生已往一切的经验，最可宝贵的一部史料，就要推到中国史。换言之，就是中国的文化。中国史和中国文化，至少是记载了世界上一部分极广大的户口，在五千年来的长时期中的演变。纵使中国国家亡了，民族完了，这一部历史，还是将来人类研究人文科学一项最可宝贵的史料。这应该绝对不成问题的。你看欧洲人不是很多在研究巴比仑、埃及等以往历史文化遗迹吗？ 但更可惜的，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却又是最缺乏历史知识的。甚至对本国已往历史，也已一无所知了。论历史本身，中国最伟大；论历史记载，中国最高明；但论到历史知识，则在今天的中国人，也可说最缺乏。对于自己国家民族以往历史一切不知道，因于其不知，而产生了轻蔑和怀疑，甚至还抱着一种厌恶反抗的态度，甚至于要存心来破坏，要把中国以往历史痛快地一笔勾销。如何会产生出这样一种变态心理和反常情感的呢？这实在值得我们来作一番详细的追寻。 上面说过，在世界上各国家各民族中，中国是一个最爱好最尊重历史的民族。但经满清统治二百六十年，中国史学已经渐趋衰亡。我们知道，要灭亡一个国家，定要先灭亡他们的历史；要改造一个民族，也定要先改造他们的历史。犹如要消灭一个人的生命，必先消灭他的记忆般。满洲人入主中国，第一步存心就在打击中国史学的精神。史学精神所最该注重的，是现代的历史，不是古代的历史。满洲人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年，逼得中国人对现代史没有兴趣了，纵有研究历史的，也都讲古代，不敢讲现代。只有考史，不敢再著史和写史。从前野史、私史一类著作，在中国本极盛行的，在清代却没有这风气。直到最近，革命成功了，没有革命史；抗日胜利了，没有抗日史。这岂不就证明今天中国的史学精神早经毁灭吗？ 我们知道，没有历史的知识，就等于没有民族的生命。既然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因此今天的中国人，虽然最缺乏的是历史知识，却又最喜欢谈历史。一切口号，一切标语，都用历史来作证。如辛亥革命，我们就说“打倒二千年来的专制政治”；新文化运动，我们就说“打倒孔家店”，“废止汉字”，“一切重新估价”，“打倒二千年来的学术思想而全盘西化”；共产党来了，口号是“打倒二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可知我们虽不研究历史，但讲话喊口号，仍都是指对历史的。 然而这些话，这些口号，我要诚恳的请问诸位，究竟在历史上，有没有它真实的凭据呢？中国从秦始皇到清宣统，二千年来，是不是一种专制政治呢？你说是的。我却要问你，根据何在？你的根据自然应在历史上，但你读过了哪些史书吗？你所说的专制，是怎样的内容呢？中国一部二十四史，你在哪里寻出此“专制”二字来的呢？我想这“专制”二字，也不过是今天的我们给我们以往历史的一句统括的批评话。但这个批评的根据何在呢？请你举出这一个负责的史学家的名字，和这一位史学家的著作来。否则我们怎能根据一些捕风捉影道听涂说的话，来武断以往二千年的历史呀！ 又如：我们今天所提倡的考试制度，这在中国史上，已存在了一千多年了。我请问，怎么在专制政府之下，会有考试制度呢？又如：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监察制度，在中国也有二千年的历史了。怎么在一个专制政府之下，又会有监察权的呢？我们知道，有历史，一定会有变，怎么中国二千年来的政治，却单独一些也没有变的呢？是不是“专制”二字，便可以概括尽了此二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呢？这“专制”二字，用在提倡革命，推翻满清政权时，作一个宣传口号，是有它一时之利的。但从远处看，歪曲历史，抹煞真实，来专便一时之宣传，却是弊过于利的。正因为这一宣传，使我们总感觉中国二千年来，就只有一个专制黑暗的政治。 但试问这么一个国家，这么广大的人口和土地，怎样二千年来，可以永远受着专制黑暗的统治，而不懂得起来革命和造反的呢？诸位试想，一个皇帝，居然凭仗他那一套专制政治，能统治这样大的土地，这样多的人口，经历几百年才换一个朝代，又那样地统治下去了，谁为他们创造出这样一套制度来的呢？这套专制的制度，岂不值得我们仔细研究吗？ 当时宣传的人，也未尝不知这些话不近情理的，于是又改口说，“二千年来的中国人，全是奴隶根性”。好像这样便可以告诉我们，中国的专制政治为何可以推行了两千年。但又试问，二千年奴性的民族，再有何颜面，有何权利，在此现代世界中要求生存呢？于是又改口说，“这都是孔子的罪过，中国人都上了孔子的大当，我们该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但又试问，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思想，其真实罪状究在哪里呢？于是又改口说，“中国社会只是一个封建的社会，我们要改造中国学术思想，该先打倒这中国二千年来相传的社会”。则试问，“封建”二字究作何解释呢？所谓“封建社会”者，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你总不能把你所想打倒的，便一律称之为“封建”。封建是一个历史的名辞，你既未详细读过历史，而乱用历史名词，又如何不闹出大乱子来呢？ 这五十年来，老实说，我们并没有历史的知识，这我们可以反问自知。然而大家偏要拿历史来作理论的根据，偏要把历史来作批评对象，刻意要利用历史，又刻意要打倒历史。却不知打倒历史，就等于打倒整个民族的生命，打倒整个文化的生命。试问，若真打倒了过去，如何还能有将来呢？俗话说：“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这话是靠不住的，不能认真的。倘若从前种种果真昨日都死了，今日种种也便不可能再生。我们该痛切觉悟：我们现在的生命在哪里？现在的生命就在过去，在未来；过去的生命在哪里？在现在，在将来；将来的生命在哪里？在过去，在现在。 中国这一个民族的生长，国家的创造，到今天已有五千年之久。一部中国史，就是民族和国家的生成史。它有了五千年的生命，我们何能一笔抹杀？今天大家的所以悲观，就在要一笔勾销这五千年历史而终于勾销不掉它。今天中国之所以还能有乐观，也就在这一部五千年的历史之不可能勾销。 今天的中国，我们只可说它生了病，生了一种“文化病”。有生命的不能没有病。生了病，须寻求它病源。不能说你有病，因为你有生命，要消灭了生命，才能消灭你此病。试问，世间有没有这样的医理？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代中国生了很重的大病，但要医这个病，该先找它病源。我们不能说病源在生命之本身。我们只能用生命力量来克复这个病，不能因病而厌弃生命，埋怨生命。也不能见一概百，因一个人不遵守时间，便说中国人从来没有时间的观念。如果这样说，试问这是讲的某几个中国人呢？还是讲的全体中国人？还是讲的历史上从来的中国人？或是讲的现代的中国人？若就历史论，我敢告诉诸位，历史上的中国人，不能说全没有时间观念，例证太多，恕我不能在此一一列举。所以我认为今天的我们，批评中国，指斥中国，都是在讲历史，而实际则都不是历史。只把眼前的病态来当整部历史看，这是最大一错误。 当知生命和历史，都是带着过去走向将来的。但不是直线向前，它中间尽可有曲折，有波浪。正如一个人的生命，有时健康，有时病了。就是西方国家，也不能例外。他们的历史，一样有昂进，有堕落。一样是在曲线波浪式的向前。有时他们在昂进，我们在堕落；有时他们在堕落，我们在昂进。双方曲线也并不是平行的。我们总不能拿此两根曲线，单就目前的横切面，来判断二者间之高下优劣。正如不能拿两个人某一天的健康情形，来衡量此两人体质的强弱。我们应该详细检验此两人身体的全部，以及以往的经过状态，才能了解此两人健康之比较。新的国家，从旧的历史里产生；新的生命，从旧的记忆中建立。若只想推翻旧历史，那未必能创造新生命。眼前这五十年的中国，还不够做我们的教训吗？ 四 现在说到研究历史的方法，我想简单说几句。根据上面所讲：研究历史，应该从“现时代中找问题”，应该在“过去时代中找答案”，这是研究历史两要点。 刚才讲过，历史虽过去，而并未真过去。历史的记载，好像是一成不变；而历史知识，却常常随时代而变。今天我们所要的历史知识，和乾嘉时代人所要的不同。因为现实环境不同，所面对的问题不同，所要找寻的答案自然也不同。一个国家，历史最长久，最完备，应该要找答案也最容易。 我且说近代西方的三位史学家，一是黑格尔，一是马克思，一是斯宾格勒。这三人都出生在德国。但德国实在是一个很可怜的国家，他们历史太短了，简直可说是没有历史吧！在黑格尔出生时，德国尚未完成一个现代的德意志。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因他并不能像中国人般有极长极详的历史材料，可让他凭仗来形成他精美的哲学。所以他并不根据历史来讲哲学，而是根据哲学来讲历史。他说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精神逐步战胜物质”的历史。人类历史之开展，等如太阳之自东而向西。因此人类文化演进，也就遵循此方向，而由东向西了。中国最在东，所以它的文化，是第一级最低级的文化了。向西到印度，而波斯，而希腊，而逐步到德意志，始到达了人类文化的最高峰，以下便没有了。试问，世界人类的全部历史演进，哪有如此般简单的？哪会真照着黑格尔一人所幻想而构成的那一套哲学理论来开展向前的？而且人类历史，难道真如黑格尔想法，一到德国兴起便登峰造极了吗？黑格尔并不曾讲准了历史，然而以此刺激起德意志民族，提倡“大日耳曼”主义，促成了伟大德意志“帝国”之崛兴。但是连续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都失败了，我们也可说，问题就出在黑格尔这一套历史哲学上。 第二个史学家马克思，他本是犹太人，他内心根本没有所谓“国家观念”，他又不承认黑格尔那一套精神逐步战胜物质的玄想。但依然遵照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旧格局，来改造成他的“唯物史观”的新哲学。他并不注重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以及文化个性，而只注重在社会形态的变迁上，想把来找出一共同的公式。他说历史必然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又到“资本”主义的社会，然后变成为“共产”主义的社会。正同黑格尔的由中国而印度、而波斯、而希腊、而日耳曼民族一样，历史总在一条线上向前。换言之，即是依照他个人所幻想的一条线而进行。再往下也同样没有了。试问，人类历史，是不是到共产社会出现，也就完了呢？ 第三个是斯宾格勒，他在第一次大战前后写了一本书，取名《西方的没落》。他说任何民族，任何文化，都脱离不了“生、老、病、死”的过程。如古代巴比仑、印度、埃及、波斯、希腊、罗马，都曾有一段光辉的文化和历史，现在都完了。他因此预言西方文化也快要没落，又说德意志之后或将是苏维埃。这一说法，给我们近代中国的史学家看见了，却是正中下怀。因近代我们的史学家，早存心认为中国历史该没落，该完了。但何以中国五千年文化，到今仍还没完呢？这不是斯宾格勒的话错了吗？于是我们近代的新史学家说：“不，斯宾格勒不会错。中国文化到秦朝兴起，实际早已是完了。”又有人说：“中国秦以前是第一段文化，秦汉以后是第二段，唐朝以后又是另一段。旧的中国文化死了，新的又另产生。到此刻，则唐朝以来的文化也完了，也没落了。”但我们仍要问，何以向来我们没有知道有第一期的中国人、第二期的中国人，和第三期的中国人的分别呢？我们只知道仅有一种中国人，一种中国文化，和一部中国史。其间尽可有变化，但确不如斯宾格勒之所想，因为中国文化实在至今犹存呀！ 上述近代西方三大史学家，为什么他们的话，都会说错了呢？这也很简单，正因为他们所凭藉的历史材料太不够，因此他们的历史智识和其所谓历史哲学者，也连带有问题。我们有着五千年历史，所以我们中国人对人生，对文化历史，本有极高的经验，甚深的陶冶。现在我们却把他抛在一旁，只要外国人讲的话，便诚惶诚恐地奉为圭臬，认为如天经地义般该尊信。今天我们要反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希望抬出黑格尔来打倒马克思。其实在黑格尔眼里，中国文化最低级，再不该有存在的地位和价值。黑格尔看中国如此般无知，并不会看整部人类历史便绝对地高明呀！若我们也照自己中国历史来看德国，他们民族到底太幼稚，经验太浅，胜利了没有把握，失败了更没有把握，原因正在他们历史太短，没有深长的认识和经验，印入这一民族的心中。所以近代的德意志，不到一百年，便已两度短命。推广言之，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虽发达，可是对历史文化，对人生经验，我认为有些处仍是及不到中国。 但近代是西方人在领导这世界，这已有两百多年了。欧洲文化控制了全世界，这是眼前事。不要认为欧洲文化便可永久地领导统治这世界。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切问题并未得解决，第三次世界大战仍悬在人人的心上。为什么？战争并不是人类所希望，而像终于不能免，这便是近代西方文化本身犯了病。紧接着几次大战争，西方文化控制领导世界的时期便快过去了，“帝国主义”与“殖民政策”都该宣告终止了。中国这五十年来，开始学德、日，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意，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遍了，但也都碰壁了。要学的学不到，要打倒的，自己五千年来的文化、历史、政治、社会的深厚传统，急切又是打不倒。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苦痛，也是最大的迷惘。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 今天以后的世界，将是一个解放的世界，不要争论“资本主义”抑或“共产主义”是将来文化的正统。这双方的对立，便是近代西方文化发展出的一个病症，而表现了两种相反的病态。今天并不是说西方文化一定没落，它应有它将来的生命。但这并不便是我们的生命呀！我们要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该回头来先认识自己。因为一切问题在自己的身上，解决也要在自己身上求解决。 若要认识自己，则该用沉静的理智来看看自己以往的历史。中国历史知识的复活，才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复活，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复活。到那时，中国才能真正地独立自存了。否则思想学术不独立，国家民族不会能独立，不会有出路。一个全不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决不是有大好出路的民族。 今天大家正又热烈地要讲“民主”，中国若要真民主，也不在学西洋，该回头来认真学学中国自己的老百姓。在今天中国老百姓身上，却保存有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的旧传统与真精神。这是中国历史活生生的生命之具体的表现。但我们若真要了解今天中国的老百姓，便该要了解五千年来的中国史。不了解中国史，又怎能了解今天中国这四万五千万的老百姓呢？你不了解德国史，你怎能了解德国人？你不了解俄国史，你怎能了解苏联人？你想拿外国的理论方法和意见来硬敲入中国老百姓的脑子里去，这又哪里是民主精神呀！而且将是一件永远不可能的事。即使全不知道历史的人，也该首肯吾此言。 [book_title]第二讲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 一 政治问题可称是人类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门，如果政治有办法，此外许多问题也较有办法，政治问题不能有好解决，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我们先从西洋史上的政治来和中国的作一个大体的比较，不是比较其优劣，而是比较其“异同”。 中国政治，是一个“一统”的政治，西洋则是“多统”的政治。当然中国历史也并不完全在统一的状态下，但就中国历史讲，政治一统是常态，多统是变态；西洋史上则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我们还可更进一步讲，中国史上虽在多统时期，还有它一统的精神；西洋史上虽在一统时期，也还有它多统的本质。 一般人多说，秦以后才是统一的中国。但就实际论，秦以前中国早已统一了。我们可说，秦以前为“封建的一统”，秦以后为“郡县的一统”。 我们对于夏、商二代虽不详知，但周代封建，显然由一个中央制定制度，而向全国去推行。当时由周天子向外分封很多诸侯，这很多诸侯共同拥戴周王室，所以可称是“封建”的一统。西周式微了，王室威权解体，不久有齐桓、晋文之霸业兴起，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尊王”是尊的政治一统。直到战国时代，才始变成了真正的多统，这是说上面更没有一个头脑存在了。经过了二百多年，秦人起而统一，继之为汉，为三国，而至于晋，“一统是常”，“多统是变”。五胡乱华，北方成了多头，但不久即为北魏所统一，继之为东、西魏为北齐、北周。南方由东晋，而宋、齐、梁、陈。就南方论南方，则只有一个头，仍是一统。就全中国论，则南北各有一个头，但仍都在争取自己为中国政治的正统，可见在多统下也仍未失掉一统的精神。其后隋唐迭兴，中国又成为一统。唐末五代之乱，只仅几十年，即有宋代起而统一。宋时北方有辽有夏，南宋时有金，也可说是多统，但在多统中仍有一统精神之存在。宋是正统，代表“常”。辽、金、夏是偏统，代表“变”。不仅后代人如此看，当时人心理也都如此看。其后元、明、清三代，中国都是一统。所以说中国历史，一统是常态，偶而在多统政治下，始终还有一个要求一统的观念之存在。 西方与中国春秋略同时的是希腊，希腊是一个很小的半岛，在这半岛上，只有许多分裂的“城市”，没有一个希腊国，也没有一个统一希腊的中央政府。当时的希腊人，实在认为这种多头的不统一的城市政治才是常态，一到马其顿统一，反而是变态了。希腊以后是罗马，相当于中国的汉代。罗马政府虽是一个大一统的政府，然而罗马是一个“帝国”，帝国是一种向外征服的国家，这种国家里面，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分。罗马是征服者，罗马之外有意大利、有希腊、有环绕地中海的其他被征服地。罗马的统一，譬如把几条线绾结成一个头，因此说它在一统形态下还有多统的本质。秦汉时代的中国，却不好算是帝国，因其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严格区分。同样是中国人，都在同一政府下受着平等待遇，所以是“真一统”。帝国则仅有一统的形式，而包含着多统的内容。被征服的希腊、埃及等，不能就认为是罗马人，罗马政府并不就是他们的政府。其后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崩溃，欧洲进入了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这和中国史上西周封建绝不同。他们当时根本就是多头的，没有一个一统的政府。当时曾希望凭仗宗教势力来组织一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统一政府，也终于失败了。于是乃有西方现代国家兴起，如英、法、德、意等。 以上是从平面空间来讲，现在用直线时间来讲。中国自从夏、商、周，以迄现在，仍是一条线的“中国人之中国”。西方则开始为希腊人，转而为罗马人，为北方的拉丁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直到今天，他们脑海中，依然我们是英国人，或是法国人，或是德国人。就文化上讲，或许他们都觉得大家是欧洲的白种人；但就政治讲，仍是多头的，有极高的堡垒，极深的鸿沟，无法混合。 所以中国人受其几千年来的历史熏陶，爱讲“传统”，西方人则根本不知有所谓传统。无论就时间讲，或空间讲，他们都是头绪纷繁，谁也不肯承认接受了谁的传统。也有人说，中国今天，就吃亏在这“一统”上，西方人也就便宜在其“多头”上。这话对不对，我们暂可不论。但我们先要问，专就政治讲，究竟应该是一统的呢？还是多头的呢？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机构的问题。我们姑不说中国对，西方的不对；但我们也决不该说西方的对，而中国的不对。除非站在纯功利立场，凭最短视的眼光看，我们才会说政治是该多头的。 二 据我个人看法，就政治论政治，希腊不会比春秋时代好；罗马也不会比汉代好；西方中古时期更不会比唐代好。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说西方欧洲列强分峙一定比中国的国家一统好。但今试问，如何在历史上，中西双方，会有其政治形态之绝然相异的呢？这因为中西双方在其对“国家观念”的理论上，根本就有所不同。因于国家观念之不同，所以代表国家精神的“政治体制”也就不同了。 西方人说，国家的构成要素是“土地”“民众”和“主权”。就中国人传统观念论，似乎从没有想到一个国家能仅由这三要素而构成的。这三要素，在国家构成上，自然必要而不可或少的；但仅止于此三者，还不够构成一个国家。国家构成的最高精神，实不在主权上。从多统的相互对外看，主权似乎很重要；从一统的集合向内看，主权并不是构成国家重要的因素。 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法，都规定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这句话好像是天经地义。但我们试一推想，若使将来世界一统，成立了一个世界政府，我们能不能在宪法上说天下的主权在人类呢？这句话岂不可笑。政治本是人的事业，何须说政治主权在人？若说国家主权在人民，那么天下主权在哪里？即此可知西方人的国家观念，过于重视主权，实在有毛病。至少这一种国家观念，很难透进一步而达到“天下”观念的。 而且“主权”二字，对象是“物质”的，只是指对着某件东西而言。如说这个茶杯的主权是我的，主权在我，我可以打破它，丢掉它，或是变卖它，或是赠送给别人。主权的对象，都是指的一个物体，一件东西，一个工具，一种经济性的使用品。我们不能说国家只是我们的工具，是我们的一件东西，我们对之可任所欲为，随便使用。譬如一个家庭，也不该讲主权谁属。既不属于父母，也不属于子女。家庭不该讲主权，国家也一样不该讲主权。 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是一种权利的国家，所以认为国家代表一种主权，一种力量。凭藉国家来运用这主权和力量，以达成另外的目的，这是一种“功利的”“唯物的”国家观。中国人不这样想。中国人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修其身。”个人、家庭、国家、天下，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所以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一种“道德的”国家，或是“文化的”国家，所以必然要达成到“天下的”国家。 今天很多人在笑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只有家庭观念，一跳便到天下观念了。这话似是而非。认真讲，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不许有个人观念、家庭观念的。中国人认为国家是天下的，家庭、个人也是天下的。国家只是一个机构，它有一种任务，就是发挥人类的最高文化，和人类高尚的道德精神。个人与家庭，也有此同一任务。这种任务之实现，在中国人讲来便是“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明道，要行道。但这一个明道、行道的基本核心，却是在“个人”。就外面讲是“道”，就个人身上讲是“德”。明道、行道便是明明德和修身。用现代语来讲，要发扬人类文化，发扬道德精神，达到人类所应有的最高可能的理想生活。出发点是个人，终极点是天下；家庭和国家，是此过程中两个歇脚站。 西方人从个人直接接触到上帝，从个人直接接触到宇宙。所以在西方发展出“个人主义”“宗教信仰”与“科学精神”。把个人世界与上帝世界（亦称精神世界）自然世界相对立，所以家庭、国家都摆在第二位。中国是个人、家庭、国家到世界一以贯之，是一个人类文化精神的发扬，人类道德精神的实践。 如上讲，我们的国家观念和国家理论，与西方根本不同，所以双方的国家体制和政治方式亦不同。西方的国家体制，一种是希腊式的“城邦制”，一国家仅是一城市。另一种是罗马式的“帝国制”，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凭仗武力向外征服。第三种是近代的“王国制”，由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逐渐蜕变而形成。本来这一种国家体制，应该变成民族国家的，然而西方近代王国却始终走不上民族国家的路。他们都不是由一个民族来建立一个国家，也不是在一个国家内只包一个民族。他们全都想向外扩展，争取殖民领土。他们政治上的所谓“民主”，只限在小圈子以内，外围依然是些被征服者。所以近代的西方国家，实际是以希腊式的城邦制为中心，以罗马式的帝国制为外套。除此两种国家体制以外，还有第三种则是“联邦制”。如英伦三岛之联合王国，及以往的奥、匈帝国，德意志联邦，和现在的美、苏，都是第三型。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永久是小单位的，多头的。 中国则从来便不然。既不是希腊式的城市国家，也不是罗马式的帝国，又不是近代美、苏般的联邦国。汉朝并不是江苏、安徽的淮河流域人征服了其他各地而永远自成一统治集团的。中国只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央政府乃由全国人向心凝结而形成，并不是由一中心向外征服，朝对着被征服地而成其为中心的。也不是联合几个单位而形成的。在西方实在没有像这样的一种体制。 因此在中国人观念里，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是尽可将其范围扩大，而达成为一“天下”的。而且在汉唐时代，因四围的地理形态和交通限制，中国人也认为我们这一个国家，虽不完全成为一天下，而确已近乎完成一天下了。好像“治国”已接近于“平天下”了。直到今天，我们才痛切感到，中国不够算是一个天下了。近代的中国人，常笑我们祖先不知地理，妄自尊大。但试问今天的西方人，如英国，知道其旁有一个法国了，法国知道其旁有一个德国了，今天西方人的地理知识，为什么不能提起他们组织一个世界国家的兴趣和理想呢？此无他故，只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文化的”“道德的”，西方人的国家观念是“权力的”“工具的”。这是一甚深相异。唯其是道德的、文化的，所以应该“一统”；唯其是权力的、工具的，所以只有“分裂”。 三 我们必先明白得双方国家观念和其体制之不同，才好进一步讲双方的政治。很多人常说，西方近代政治是民主的，中国则自秦迄清，二千年来，只是由一个皇帝来专制的。这一种看法，其实是硬把中国政治列入西洋人的政治分类里所造成。最先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根据他所知道的西方历史来讲世界上的国家体制。他认为国体有两种： 一种是民主国家，没有皇帝的。 一种是君主国家，有皇帝的。 政体也分两种： 一种是立宪政体，有宪法的。 一种是专制政体，无宪法的。 如是则政府形态可以归约为三类： 一为“君主专制”。 一为“君主立宪”。 一为“民主立宪”。 孟德斯鸠的话，根据他当时所知西方国家的政体来分析，大体是正确的。但他并不了解中国，中国政体不能归纳到这三范畴之内。中国有君主，没有一部像西方般的宪法，但也并不是专制。这句话，好像奇怪，而并不奇怪。我只是根据着中国历史上的实际政治情况而讲其是如此。譬如今天的苏维埃，它岂不没有皇帝，有宪法，而并不是民主吗？可见孟德斯鸠的分类，只是根据他当日所知而归纳出来的一套说法。今天的苏维埃，他并不知道；以前的中国政治，他一样不知道，宜乎他说不准。 现在我们先该研究：中国政府究由何种人来组成的？根据一般历史说，有的政府是用军队武力打来的，由此辈打天下的人来组织的政府，是“军人政府”。有一种是父传子，子传孙，世代传袭来掌握政权的，这是“贵族政府”。较早的历史中，往往是由军人政府过渡到贵族政府的。亦可说贵族政府和军人政府是一而二，二而一，并不能严格分别的。近代西方则由中产阶级兴起，向上争取政权，最先取得了议会代表权，拥护皇室，抑制贵族，以民众代表的资格来监督政府，再进而由多数党起来组织内阁，直接掌握政权的，这是“议会政府”。有人说这种近代民主国家的议会政府，实际则是“富人政府”，代表着社会资产阶级的权利。于是又有主张联合没有钱的人起来夺取政权的，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这可说是“穷人政府”。历史上的政权，大都不外这几套。 但中国自秦汉以下的政府之组织者，则不是军人，不是贵族，也不是富人与穷人，而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政府从民众间挑选其“贤能”而组成。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的传统看法，一向认为政府不是代表一个权力，而只是一个机构，来执行一种任务，积极发扬人类理想的文化与道德的。政府的主要意义，在其担负了何种任务，而不是具有了何种权力。因此必须是胜任的，才该是当权的。所以从秦汉起，中国就有“选举制度”。汉代每一个青年，在国立大学（太学）毕业，回到他地方政府服务作吏，有能力，有经验，经地方长官察举他到中央，由中央再举行一番考试，就正式成为政府内的一个官员。后来又限定各地方须每二十万户口乃推举一个人，这是政府官员惟一的正途出身。所以当时的政府官吏，都由平民社会来。他之得官获职，并不因其是军人或贵族，也不因其有资产或无资产。唯一标准，因他是一个“士”，是一个“贤良的能吏”。汉代的中国政府，便这样地由平民社会里推选出优秀分子，在全国各地区的平均分配下，来参加而组成的。这就是中国的大宪法，政府用人的大经大典，这是皇帝所不能专制的。 唐代以后，因为这制度发生了流弊，因此采取自由报考公开竞选制。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政府的考试，经过政府一种客观的标准而录取后，就可以参加政府任职做官。反过来说，不经过这种手续的，就不能参加政府任职做官。这是自唐至清，一千多年来的“考试制度”。所以我们说，中国历史上由汉迄清两千年的政府，都是由民众组成的。既然这个政府是民众组成的，为什么还要由民众来监督呢？ 西方国家距离中古时期不远，在“朕即国家”的观念下，政府是王室的，贵族的，封建的，所以社会上的中产阶级要起来争夺政权，要求参加政府。中国自秦而后，政府早由人民直接参加而组成，即政府也就是人民自己的。我们竟可说这才是现代人所谓的“直接民权”。而近代西方之选举代议士国会，则仍是一种间接民权啊！ 四 诸位也许要问，既然政府由人民组成，为什么要一个世袭的皇帝呢？这也由于中国本身自己特殊的要求。因中国是一个一统的大国家，国家总得有一位元首。而这位元首，在中国以往情况下，不可能经由选举而产生。因中国一向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土地辽阔，交通不便，若要普遍民选，这是何等的困难？而且这个元首，如要像今天西方般经三五年改选一次，一定会动摇了整国政府的稳定。因此中国政府需要一个世袭的元首，但也只许此一元首是世袭的，其余中央地方各级政府，一切官员，则没有一个是世袭的。也许又有人要说，既然有一个世袭的皇帝掌握政府最高大权，这已就是专制。但我们要知道，中国政府的一切大权，并不在皇帝手中，皇帝下面有一个宰相，才是实际掌握政府最高大权的。试以唐代为例，唐代最高政令也分有三权： 一、是发布命令权。 二、是审核命令权。 三、是执行命令权。 发布命令的是“中书省”，审核命令的是“门下省”，执行命令的是“尚书省”。后来中书、门下合署办公，便成为两权。唐代政府最高命令是皇帝的敕旨，但皇帝敕旨并不由皇帝拟撰发出，而是由中书拟撰发出的。由中书发下的皇帝敕旨，又必经门下覆审。所以中书、门下两省，在唐代政府中即等于秦汉以来的宰相。当时皇帝敕旨，实由宰相发出的，不过要皇帝画一个“敕”字，又盖上一个印。直到后来宋太祖乾德二年，前任宰相都去职了。（当时的宰相是委员制，不是首长制。）皇帝要下一个敕来任命新宰相，但旧宰相都去职，找不到这道敕旨的副署人，这在当时政制上是不合法的，不成其为皇帝正式的敕旨。于是这道敕旨，就发不下去。因为不经宰相副署的皇帝敕旨，是史无前例的。于是宋太祖召集了很多有法制经验的大臣，来开会讨论这问题。有人说，唐代曾有过一次未经宰相副署而由皇帝直发的诏敕，那是恰值文宗时“甘露之变”，旧宰相已经去职，新宰相尚未产生，皇帝敕旨暂由当时尚书省长官盖印，这是由执行命令的长官来代替了发布命令的职权。但这一提案，立即遭到反对。他们说：这是唐代变乱时的例子，现在国家升平，何能援照？最后决定，参加宰相府会议的大臣（正如现在行政院的不兼部的政务委员），盖章代发，于是决由当时参加政事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即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盖了一个印，才完成那一件颁布皇帝命令的手续。试问这样的政治，能不能叫做皇帝专制呢？若我们定要算它为专制政治，那么这种的专制政治，我们也不该一笔抹杀，也还该细细研究呀！ 所以中国历史上皇帝的上谕，其实是由宰相作主的。在唐朝，宰相拟好谕旨，呈由皇帝阅过盖章。到宋朝，则宰相草拟意见，呈皇帝看过同意，再正式拟敕。所以唐代皇帝只有同意权，而宋代皇帝则有事前参加意见之权，因此宋朝有许多人说宰相失职了。但话虽如此说，中国皇帝对宰相拟敕也有他的反对权。而且也并不像近代英国般，把皇帝的权严切限定了。或许你又要说，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不够民主处。但无论如何，你却不该说，中国历史上的政府一向是皇帝专制呀！ 再次讲到朝廷之用人权，第一必须经过考试录取，由全国各地优秀分子中考选出来，才能引用。而官员的升降，则另有一个“铨叙权”，又另外有机关执掌管理，皇帝、宰相都不能随意录用人、升降人。唐代官有敕授、旨授之别。那时官位计分九品十八级，五品以上官须要“敕授”，由宰相决定后经皇帝下敕任之。五品以下官则由尚书吏部决定。假使皇帝要直接下手谕派一个官，那亦未尝没有，但他却不敢用宰相正式下令用的封袋，历史上名之曰“斜封官”，这在唐中宗时有此怪例，这些官在当时是非法的，是可羞耻的。中国没有硬性的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皇帝绝对不许违法的条章。一切都是些不成文的习惯法。但今天不是大家在称道英国的不成文法吗？而且中国也没有像英国般把皇帝送上断头台的事。但即在英国，他们也并不认为这些事是英国历史的光荣呀！ 明代是没有宰相了。但明代派官，也有几个办法。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均由朝廷公开会议推选决定，有的则出皇帝的特旨。侍郎以下的官，便由吏部尚书召集三品以上官员共同推定。再下即由吏部会议推派。再以下不须推定，便由吏部开会选派。外省总督、巡抚，也由朝廷九卿公共推决，而由吏部尚书主席。布政司以下，由三品以上官会举。所以中国人参加政府，必须经过公开考试。而官吏升降，也须经过一定的制度。唐代有人说：“礼部侍郎（相当于今之教育部次长）权重于宰相”，因为宰相必须经过礼部考试出身。没有这出身的便做不到宰相，那何尝是由皇帝一人专制决定呢？ 至于官吏做错事情了，政府另外有两种的“监察权”。一部分是监察“发布命令”之错误的，另一部分是监察“执行命令”之错误的。行使这两种职权的人，中国历史上是御史和谏官，也即是今天监察制度的由来。“御史大夫”在汉代相当于副宰相，其下有二属官： 一为“御史丞”，监察外朝，负责代宰相监察政府各级机构的官吏。 一为“御史中丞”，处于内廷，是代表宰相监察皇室与宫廷的。他职位虽低，却可监察到最高的皇帝，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里一个微妙之处。因为由宰相直接监察皇帝，易于遭惹君相冲突。所以由皇帝任命宰相；宰相任命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又是御史大夫之下属，但他的职任却在监察皇宫内廷之一切，那岂不是一个微妙的安插吗？ 监察制度到唐代，乃有“台”“谏”之分。台官是“御史台”，专负监察百官之责；“谏官”则专对天子谏诤得失。谏官乃宰相之属僚，御史台则系另一独立机构，并不关宰相直辖。照唐代习惯，宰相谒见皇帝讨论政事，常随带谏官同往。如遇皇帝有不是处，谏官可以直言规正，这同时也可以避免皇帝与宰相直接冲突，故而双方在此设了一缓冲。谏官是小职位，以直谏为职，“直言极谏”是尽职，不会得罪的。即使得罪了，小官不足惜，而因此随后得升迁的大希望。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政治里运用技巧的苦心处。 宋代的监察制度远不如唐代。那时规定台官、谏官均不由宰相推荐，于是谏官不再为宰相的属僚。御史限于弹劾违法与不尽职，其职权是专对政府官吏的。谏官则职在评论是非，本意要他对皇帝谏诤。到宋代，谏官反变为不与皇帝为难，而转移锋铓来和宰相为难。因此宰相身边反而多出了一个掣肘的机构。谏官不再如唐代时帮助宰相，在皇帝之前评论皇帝是非，反而在宰相之旁评论宰相的是非。谏官既职司评论，即使评论错了，也不算违职犯法，而且不谏诤即是不尽职，于是政府中横生了一部分专持异见不负实责的分子，形成了谏官与政府之对立，亦即谏官与宰相之对立。神宗以后，因谏官习气太横，是非太多，激起了政治上反动，大家都不理会他们，逐渐在政府内不复发生作用。到明代，则索性把谏官废了，只留“给事中”。 唐代给事中是宰相属员，属门下省。宰相所拟诏旨，由他们参加审核，认为诏旨有不当处，可以封还重拟。那是中国历史上之所谓“封驳”。在明代，给事中职权独立了。明代废去宰相，政府最高命令，由皇帝直接发下，内阁大学士的职权只等于皇帝的秘书处。那时执行命令的尚书省，也把长官废了。六部尚书，吏、户、礼、兵、刑、工各自独立，皇帝命令直向各部尚书颁发。但在各部中，却各有“给事中”若干员，论其职位，只如今之科员，是极低微的，但皇帝诏旨，他们却有权参加意见，在当时谓之“科参”。而且每一给事中，都可单独建议，不受旁人牵制。诏旨经他们反对，都可附上驳正意见，将原旨送部再核。如是则皇帝的出令权，依然有了限制。 所以中国的传统政治，既非皇帝一人所能专制，也非宰相一人所能专制，更不是任何一个机关、一个衙门所能专制，那是有历史的详细记载可以作证的。 那末中国政府是否全没有皇帝专制的呢？这又不然。元、清两代，他们都是异族入主，有意违反中国的传统政治。元代较黑暗，清代较高明，但其厉行专制则一。然如上述的考试制度，在元代虽有名而无实，但清代则依然循行不废。至于“相权”“谏权”“封驳权”等，用来限制皇帝的，在清代一概不存在，至少是有名无实了。西洋人来中国，只看见清代。今天的中国人不读历史，也不知清代故事，只随着西洋人说话，因此大家说中国政治是专制的。积非成是，我来述说历史真相，反而认为是故发怪论了。 五 今天还须提到一点，或许诸位会感觉得更奇怪的。很多人常说：“西方讲法治，中国讲人治，我们该效法西方人提倡法治精神。”但若根据中国历史看，我却说中国政府是法治的，西方政府才是人治的，这话如何讲呢？ 西方人所谓“法治”，其实主要只有一条法，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多数赞成便成法，明天多数赞成别一意见了，那别一意见就是法。多数是“人”，法随人转，所以是“人治”。中国传统政治最讲法，一个法订定了，谁也不能变动。田赋制度规定了一定的税额，往往推行到数百年，皇帝不能变，宰相不能更，管理征收田赋的有司只知依法执行，谁也不能变动它。西方则不然，皇帝想收多少税，便收多少，于是迫得民众起来反抗，质询他为何要收这么多，应该给我们知道收去的钱是如何地化用？此即西方“议会”之缘始。 中国政治的毛病，多出在看法太死，人受法缚，所以说“有治人无治法”，只想要把传统的“尚法”之弊来改轻。西方政治是动的，前进的，根据多数人意见，随时可以改变。中国政治是稳定的，滞重的，不易变，不易动。今天中国人都知道讨厌文书政治，这亦是中国传统尚法之流弊，却还要提倡法治，所谓以水济水，以火济火，实是没有弄清楚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之真面目，真性质。一般言之，小国宜人治，大国宜法治，中国政治之偏向法治，也有它内在的原因。 尚有一点应该提出一讲：西方政治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很平易，很通达，只多数人认为是，便是了。他们的最高理论在教堂里，耶稣说：“凯撒的事情凯撒管，上帝的事情由我管。”这就是说：“政事由皇帝管，道理由上帝管。”待到罗马帝国崩溃，凯撒没有了，于是皇帝也要经过教皇加冕，那岂不是凯撒的事也要由上帝来管了吗？而上帝的道理是教人出世的，又如何来管理世间事？于是发生了宗教革命，政权、教权再分立。 今天西方，一面是“个人自由”，服从多数；一面是“信仰上帝”，接受上帝的教训。近代西方人却渐感觉得政治上有时也不能专服从多数，但教堂里的最高理论在上帝，政治上的最高理论呢？在西方除却服从多数外，还是没有，于是希脱勒、史太林之流应运而生，再来一个政教合一，成为他们近代的“极权”政治。我们对此固然要反对，但我又不得不问，多数政治就对了吗？若论道理，有时多数的并不对，少数的并不就不对。所以今天西方政治是只讲“主权”，不讲“道理”的。若讲道理，反而成为极权政治了。他们的道理，一向由上帝来讲，由教堂来代表。所谓“国民教育”，只教如何做一个“公民”，却不教如何做一个“人”。“大学教育”是传授“智识”的，谋求“职业”的，也不重在教人做人的。做人的道理归谁教？那是教堂里牧师的责任。所以在西方，上帝只教人，不管人；凯撒只管人，不教人。若要管教合一，在中古，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理想。在此刻，是德、苏的极权政治之真义。教人的事也由凯撒管，在上者的主义和理论，不仅要你依政治立场来服从，而且要依宗教传统来信仰。信仰了政府，再也不许你信仰上帝。所以他们的极权政治则必然要“反宗教”。 中国政治却另有一套理论。这一套理论，既不在凯撒，也不在上帝，而在学校和读书人。政府只是学术的护法者，中国传统向来主由“学术指导政治”，决非由政治来指导学术的。因于崇尚学术，故必“选贤与能”，学术是不能凭多少数来判定是非的。然则中国传统政治有无缺点和毛病呢？当知世界自有历史，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政治，都不会十全十美，都该随时修正改进。隔了几十年或几百年，都该大修正，大改进。政治是现实的，应该迎合潮流与时俱进的。我上面所讲，只是历史上中国政治之真相。 六 这里我要特别提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一方面汇合了世界近代新政治思想的三大潮流。如英、美、法的民主政治，固然有很多长处，但也有缺点。就理论讲，法国大革命起源于卢梭之《民约论》，他说政府主权由社会公意交与，假使民众不赞成此政府，可以把主权收回。可是没有一个历史家，真发现了像卢梭所谓“民约”的社会。卢梭的说法，实是一种并无历史凭据的空论。又他的“天赋人权”说，显然近于宗教性，但哪里真有上帝赋我们以主权呢？近代他们的宪法，常说国家主权在民众，但试问若没有了国家，民众主权又在哪里呢？若说每人要“平等”，要“自由”，实际上，那又何尝可能呢？民主政治下的平等自由，都是“有限”的。 一个国家和政府，并不单有主权便够，还该有它的“理想”。所以一个仅是权力的国家，并不是一个最合理想的国家。民主政治既不能表现它圆满的理想，遂有共产主义起来，想联合世界上无产阶级来推翻他们近代传统的代议政治和主权国家了。照理论：共产主义是接近世界性的，而民主政治则易于封闭在各个国家之内。但今天英美社会，经济繁荣，国民知识程度高，政治又早上轨道，他们有能力来反对共产主义。如是经济落后，国民知识程度低，民主政治的基础不够，一经共产宣传，便没有办法抵抗了。这正因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无论在理论上，实行上，也仍有弱点。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会产生了希脱勒与墨索里尼，他们要推倒当时在他们国内盛行的共产主义，于是提出了“民族和国家主义”来做口号。今天法西斯、纳粹是打倒了，个人自由是诚可宝贵的，但我们对无产劳苦大众也应该十分注意的，对于“国家”“民族”“历史”“领袖”诸概念，在政治上，也同样不可全部否认其价值。在近代西方，此三大政治思想潮流，实也是各有长短，各有得失的。 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顾及了民族、国家、历史、文化、领袖诸要点。“民权主义”接近民主政治。“民生主义”有一部分接近共产主义。但民生主义是生理的，共产主义是病理的。民生主义不抹杀个人，不抹杀经济以外其他文化的各部门，不纯粹以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作理论。中山先生把近代西方三个政治思潮汇起来，一鼎三足，合则见其利，分则见其害。他又同时承袭了中国传统政治的长处，于三权分立外，再加上考试、监察二权。又特别提出“权”“能”分职之理论，权在民众，能在政府。把民众比作刘阿斗，把政府比作诸葛亮。叫人民把一切政权交给与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传统下“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之新修正。西方民主政治若称之为“契约政权”，则权能分职的五权宪法应叫做“信托政权”。孙中山虽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在理论和精神上，都把来变通了。 这里更有一点要讲的：西方人生观的出发点是近于主张“性恶”的。宗教上的最高信仰，主张人类生来带有罪孽，因此一面要信赖上帝，一面要看重法律与契约。此刻若除却宗教不尊信，而单讲像西方般的重法观点，则将和中国韩非的理论相似。中国传统对人生观的出发点主张“性善”，因此信托了那个被信托的人，所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都可归属于政府。这是甚合中国传统以“职任”来看政府，不以“权力”来看政府的传统观念的。 我们若要采取西方的新潮流，配合中国的旧传统，自己按照时代要求，另创造一套新的政治制度，在这四十年来，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可以当之无愧的。他的理想，和其主张内容，纵说不能全无修正地实现，或许有更超卓的意见会继续地出现，但必然仍将要采用世界新潮流，配合自己旧传统，来创成中国自己的一套政治和其理论，才能救中国，这是绝对无疑的。决非是美国的政治和其理论能够救中国，也决非苏俄的政治和其理论能够救中国。 中国要求“民族”和“国家”之独立，则必须先求“思想”和“政治”之独立，这又是决然无疑的。否则今天学甲国，明天学乙国，决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政治将来的新出路，决不全是美国式，也决不全是苏俄式。跟在人家后面跑，永远不会有出路。我们定要能采取各国之长，配合自己国家实情，创造出一个适合于中国自己理论的政治。这四十年来，只有孙中山先生有此伟愿，有此卓识，值得我们崇敬。 [book_title]第三讲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 一 经济是人生一个“基本”问题，它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若使经济问题不得好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将受影响。可是经济问题并不包括人生的整个问题，也不能说经济问题可以决定人生其他的一切问题。我认为经济在全部人生中所占地位，消极的价值多，积极的价值少。缺少了它，影响大；增加了它，价值并不大。譬如一个人要五百元维持一月的生活，缺少了一百元，对整个生活影响大；但增多了一百元，则此一百元之价值决不能和缺少的一百元相比。甚至经济上无限增加，不仅对人生没有积极价值，或许还可产生一种逆反的价值，发生许多坏处。个人如此，整个社会世界亦复如此。所以经济价值是“消极的多于积极的”。换言之，经济只是人生中少不得的一项“起码”条件。若论经济情况的向上，却该有其一定比例的限度。由整个文化、整个人生来看经济，经济的发展是应有其比例的“限度”的。倘若个人或社会，把经济当作唯一最重要的事件与问题，那么这个人的人生决非最理想的人生，这社会也决非最理想的社会。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可以决定一切，全部人生都受经济条件的支配，这一理论，就今天西方世界来说，未尝没有它部分的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已是病态的真理。我们若真受经济问题来支配决定我们的一切，这一个人生，这一个社会，这一段历史，这一种文化，已经走上了病态。马克思的理论，是在西方社会开始走上病态后才产生的。因此他讲人类社会演进，完全在经济问题上着眼。他说：“人类社会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这样讲法，至少有两个缺点： 第一，他只能讲通半部西洋史。中古时期的欧洲，是一个封建主义的社会；近代欧洲，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这算是对了。可是以前，还有很长的一段。在希腊、罗马时期，马克思说它们是奴隶社会，这话便太牵强。单拿“奴隶社会”四个字，包括不尽希腊的文化人生和罗马的文化人生之显然不同处。我想马克思是先研究了近代欧洲社会，再推到中古时期，认为是由封建社会转成资本主义的社会，这算是对了。再向上推，而仍要单从“经济”一观点来讲西方全部历史，就有些说不通。 此刻我们单根据他后半一段来讲，封建社会有两个阶级之存在，一是“贵族”阶级，一是“平民”阶级。这里有该特别注意的一点，西方的贵族阶级，不全是政治上的公爵侯爵等，同时还有教会，也等于封建大地主。这一社会渐渐演变，到近代都市兴起，乃有新的工商业，所谓“中产阶级”，起来向上面的封建贵族争取自由，争取政权，造成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讲个人平等信仰自由，结果造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经济上的“不平等”和“不自由”。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伦敦，看到当时种种工业生产之不人道，经济上的不平等，发表他的“资本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一套的理论。他说：资本愈集中，无产阶级愈扩大，中产阶级便不可能存在。无产阶级经过了资本主义的严格管理，他们有知识，有训练，有组织，只要扩大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这个世界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大家都说马克思这个预言失败了。照他的理论，应该在资本主义极度发达的国家，才愈容易引起无产阶级的反动。今天共产主义并不产生在美英等国，而产生在经济落后的俄国。 实在马克思预言也并不错。我们若不把各个国家分开单独看，而从整个世界的共通处去看，由于资本主义个人自由的经济发展，在国内固造成有产、无产阶级之对立，但由资本主义之向外发展而成为帝国主义之殖民侵略，却使国内穷的不太穷，富的更富了。但就整个世界言，正如希脱勒所讲，有许多变成“有”的国家，有许多变成“无”的国家，如是则并不是在一国之内变成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对立，而是在整个世界上分成了“有”的国家与“无”的国家之对立。俄国正是一个经济落后的“无”的国家，所以列宁要补充马克思所没有强调的一句话，即是“打倒帝国主义”，这只是马克思预言的局部修正。 今天的世界，若没有更好的方案，终不免会产生“有”的国家与“无”的国家的斗争。这是说明了今天的西方，已经走上了经济问题成为最主要问题的时代，这根本是一个病态的时代。马克思确实指出了近代西方的病态，但共产主义并不能解决这个病。有了资本主义才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反动”。倘使资本主义不加修正，共产主义不可能完全消灭，这是西方现代文化一大困难。 二 今天要讲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形态。照我下面所讲，却可证明马克思理论的第二缺点。它只能讲西方，不能讲中国。因为中国历史并没有依照马克思观点而发展，特别重要的，中国社会乃由其他部分来领导经济，控制经济，而并不单纯的由经济问题来领导社会、控制社会。所以经济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占最重要的地位。中国历史实在比较地能把经济安放在其“消极价值”之应有地位上。今天中国人纵然就此吃了亏，似乎一向太不注意经济的发展。但就中国全部历史看，经济问题所以不成为中国社会人生惟一大问题的，乃因其有领导控制的经济力量在。这个力量，我们要客观地指出，平心地检讨。 第一点，中国社会与西方有一显然不同处。西方社会常有显明的“阶级对立”，中古时代是贵族与平民，近代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国在西周及春秋时，也可说是一封建社会，但与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不完全相同。西方中古时期，由日耳曼人南侵，罗马帝国崩溃，政府法律一切组织解体了，社会上一个个力量便纷纷而起。他们的封建，指的是那时一种“社会形态”。中国古代封建，却是一种“政治制度”。由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统治各地，于是造成中国古史上的“大一统”。这和西方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所造成的社会封建势力，截然不同。中国封建形成，是“政治”的，“由上而下”；西洋封建形成，是“社会”的，“由下而上”。 现在暂不讲这一点，而转讲双方的相同处。最要是双方同样有两个阶级之对立，一是“贵族”阶级，一是“平民”阶级。所不同者，中国贵族阶级是纯政治的，没有教会僧侣宗教性的贵族。西方封建社会由城市工商人发展成为中产阶级，起来争取政权，这可说是由于近代的资本主义起来推翻了封建主义。中国呢？到了战国以后秦汉时代，封建社会消失了，不再有贵族、平民阶级之对立，但也没有资本主义之兴起，这事实说明了与马克思理论之不相符。 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在一般人脑海中，并没有“阶级”，但却有“流品”。我们可以说，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流品社会”，并不是一个阶级社会。中国社会上从此分为士、农、工、商四流品，亦可称为“四民社会”。流品不是阶级。若我们不明白士、农、工、商四流品，亦将不明白中国社会之特点。农、工、商三流，西方社会也有，现在我们先讲“士”的一流。 平常说“士”是读书人，这并不恰切，因中国社会向没有禁止农、工、商人读书。有人说“士”是知识分子，也同样不恰切。中国人对士之一流，却另外有一种不平常的涵义。因“士”可以参加国家考试，跑进政府，预闻政治。我们常说“士大夫”“士君子”，士是参加政府的一特殊流品。而且秦汉以后的政府，亦仅由此辈士人所组织。中国秦汉以后的政府，便变成了“士人政府”，这和封建社会里的贵族政府绝不同。 在西方封建社会后期，工、商人兴起，在先只是对政府争取监督租税收支，审核预算决算，而不是直接要求参政。那时的政府则仍是贵族的。这个审核机构，即是今天议会的雏型。其后因议会种种刁难，政府无法应付，乃由议会中多数党出来组织内阁，形成了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他们这一转变，是“有钱人”起来打倒了“有权人”。 中国秦汉以后，早不是贵族政府了，参加政治组织政府的，都是平民中间的士。“士”经过了政府之察举和考试而加入政府，这一制度，由汉武帝时代董仲舒之建议而确立。但既做了政府官吏，便该和社会平民有分别。做官后，由国家给以俸禄，理论上应该专为公家服务，再不该顾及各自的私生活了。若其再谋个人经济，经营私家生活，则将妨碍公众，亏负本身的职守。其余农、工、商三流，则各自经营私生活，而负有缴纳租税的义务。 这个道理，自孔子时即开始提出。《论语》里屡次说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类的话。孟子也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农、工、商生活有私家经济之凭藉，惟士则无恒产而有恒心。其精神所注在于“道”，不在私人衣食。汉武帝时规定做官人不许经商，唐代规定应考人做官人都不能兼营工商业。士人报考，必须声明身家清白，此所谓清白，亦包有不兼营私人生产工作而言。因此中国社会上的士，其身份地位，很有些相当于佛教的和尚或外国的教士。不过和尚是要出家的。在西方，宗教与政治分途，“上帝的事由上帝管，凯撒的事由凯撒管”。传教徒既没有家庭，也不参加政治。而中国的士，则是不出家的，不但有家庭，还要参加政府，要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套人生的大任务。西方社会里的最高人生理论寄托教会，中国社会的人生大道理，则寄托在士的一流。有志做士的，便不该自谋个人生活。他的个人生活该由旁人来替他解决，他则应该专为公众服务。孟子之徒问孟子：“先生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不太奢侈吗？”孟子说：“尧以天下让舜，舜受了尧的天下，也不算奢侈。像我这样，怎便算是奢侈呢？”因此中国社会上的士，是可贫可富的。 在中国，士是双料的和尚。因西方教士和佛教和尚，不要家庭子女，不参加政治，所以说是单料的。中国的士，却有家庭，须得仰事俯蓄，但又不准他为自己谋生活，专要他讲道，假使不这样，又如何负得起治国平天下之重任？诸葛亮做了汉相，临终遗表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臣身在外，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盈财。”这是中国社会士的传统精神。积极方面要参加政治，来管公家事；消极方面不许他兼营管自己的经济私生活。所以说他们是双料的，至少也是半宗教性的。这是说：中国的士，至少该有一半的和尚精神。因其不经营私人产业，便和出家人无异。 一个国家的政治，交给这批人来管，这批人既是向来不考虑个人经济，则对其整个国家的经济，他们的思想和政策会怎样呢？这一层，诸位自可想象及之。若使从中古时期以下的西方，全把政权交给与教会，我想至少也决不会让社会产生此后的资本主义了。今天西方的政党，其背后是代表着社会的资本和产业的。 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因为有了士的一流品，它可不要宗教，它的政府也不会变成贵族政府、军人政府、富人政府或穷人政府等，而永远是一种“士人政府”。此乃中国社会的根本特殊点，韩愈的《原道》，排斥佛、老，他说：社会上只有读孔子书的“士”，可以不从事生产，因为他是为公众服务的。“僧”“道”并不为公众服务，何能不事生产而依赖别人生活？因此，在一方面讲，中国的士是半和尚，因其不事生产而有家庭。从另一面讲，又是双料和尚，负了治国平天下的大责任，因而又不许他经营私人生活。 中国在秦汉以后形成了士人政府，社会由士人来领导与控制。所以我对两汉社会，称它做“郎吏社会”。两晋南北朝，称它做“门第社会”。唐代以后，则称它为“科举社会”。这是完全着眼在“士”的一流品之转变上来划分的。这完全和西方不同。若把马克思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必然如隔靴搔痒，搔不着真痒处。 三 现在再讲到中国社会中之农、工、商三流品。 中国社会也可称是一个“农业社会”，因农民占了国家最多的户口，农村是中国最广的基层。要讲中国的农民生活，必须先讲到“土地”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传统上一个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所谓土地问题，便是讲土地的“主权”问题。土地的所有权，应该是国家公有呢？还是由农民私有？ 中国在封建时代就有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和“封建社会”是不可分离的。井田制度乃是封建政治下一个重要的节目。井田就是土地国有。当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照法理讲，全国土地都是天子的。天子分封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使用，便形成了井田制度。土地开始分配，以九百亩划分九个单位，由八家承耕，每家分种一百亩。当时似乎尚无像后世租税的观念。唯一条件是八家共同耕种那中间一百亩的一块，把其收获交给公家。实际上，等于公家拿了九分之一的租额。但此制后来发现了缺点，农民全把精力放在分配到的田亩上，各家的一百亩私田耕得都很肥熟，对公耕的百亩便不免荒芜了。于是贵族地主不得不改变办法，不再将土地分公私，全部交给与农民，而向各家征收其十分之一的田租。这一转变便生了问题，因把土地“所有权”的观念改变了，渐渐地循致不再去管每家一百亩的平均分配了。他耕一百亩也好，耕一百二十亩也好，政府反正只要向他收取十分之一的租税。政府变为“认田不认人”，不问你耕多少田，只知道按田收租，于是逐渐转变为“耕者有其田”，将原来平均分配的精神打破了。 这样由土地“国有”转变到“私有”的过程中，并没有革命暴动，也没有任何一套明显的理论来鼓吹，若把西方眼光来看中国历史，这是难以了解的。这像后来印度佛法传入中国，到唐代已变成为中国的佛学，这是宗教上一大革命，然而也并没有像西方宗教革命般的显然争持和流血残杀。可见中国历史并不是没有变，而是在很和平的状态下很自然地变了，一幕一幕在不知不觉地变，没有很鲜明的划分。这是中西历史形态不同。究极言之，亦是中西人的性格不同，乃至中西文化精神之不同。 但“耕者有其田”也有一大缺点，因为土地所有权既归私有，耕者便可自由处置变卖土地，社会上便形成有贫富不均的“兼并”现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但在政府租税制度上，则一向保持轻徭薄赋的传统。孟子理想中的租税额是十分取一，但汉代田赋规定是十五分取一，实际征收只三十分之一。唐代更轻，只合四十分之一。这是全国一致的。但有些农民并得不到好处，他们对地主缴租要高到百分之五十，或更高。国家法令虽宽，农民并不全受到实惠。王莽因此主张变法，把全国土地收归国有，重新分配，这叫做“王田”。王莽用意并不坏，但社会经济问题，并不是政府一道命令可以解决的。王莽“土地国有”的政策，却完全失败了。 从东汉末年到三国，全国大乱，地方政府解体，土匪盗寇四起，农民无法生存，便去依靠大门第。壮丁编为大门第的自卫队，这叫做“部曲”。大门第再圈占土地分配给部曲户，有的是部曲户携献土地给大门第，在不打仗的时候，仍由部曲户耕种。这些土地，现在则并不归农民所有，也不属于国家，而归入部曲主的掌握中。农民配到土地，自备牛和农具的，可获岁收百分之四十。由地主借给牛和农具的，只能得到百分之三十，更酷的只有百分之二十。当时国家的军队因没有了田租，遂也没有了饷源。曹操时有谋士策划实行“屯田”制度，军队于空闲时派田耕种。照法理论，田地是公家的，抽出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生产作为饷粮，其余缴回政府。在那时，全国几乎只有军队，没有农民了。军队又分两种，公家的是“屯田兵”，私家的是“部曲”，都由军队耕种自给。当时地方长官如县令郡守都没有了，全变成为屯田都尉。两汉时代是由农民担任义务兵役的，现在则由军队担任义务农作。晋代得了天下，军队复员为农民，但田粮仍和从前一样征收到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高仅见的租额，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最痛苦的时代。只有今天号称为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政府，却曾明令规定田租最高不超出百分之八十。 南北朝时，北魏始创立“均田”制，这一变动，又是由租税制度之变动而影响到土地制度。当时政府收租为百分之六十，大地主收租也只百分之六十，因此一般农民，均不愿当国家公民，而宁愿做大地主私属的佃户。因做大地主的佃户，遇穷困时还可向地主借贷。做了国家公民，穷困时会告贷无门。所以当时政府的户口册上公民甚少，大都依归大门第下为“荫户”，这亦可说是一种变相的封建社会了。北魏孝文帝虽是鲜卑人，但他却懂得根据中国历史，改变赋税政策，把田租额减轻到略等于汉代，如是则农民都愿改报户籍转为国家的公民。但政府同时也放宽限度，允许大门第可以依照一般公民的分配额，多耕十倍或几十倍面积的田，这是所谓“占田”。这是直从东汉末年以来土地制度上一番大改革，但也在和平过程中完成了。 唐代沿袭北魏均田制而成为“租庸调”制，大体仍和均田制差不多。这制度的好处，一是田地平均，二是租额轻减，但不久此制又失败了。任何一种制度之推行，必须有一种精神与之相配合。没有一种内在精神去配合推行，制度是死的，积久了一定会失败。 譬如要平均田亩，必须具备详尽的户口册。唐制户籍共需三份，一份呈户部（如今内政部）。一份送州（如今之专员公署或省政府），一份留县。这些全国农民的户口册，三年改造一次，每次均要三份。一次改造称为“一比”，中央政府保留三比，即旧籍三份，共九年的存卷。地方政府保留五比，即旧籍五份，共十五年的存卷。生死的变更，逃亡的发生，全国每天都不免有这些事故，都不该马虎。若办事人稍一疏忽随便，户口册便逐渐不正确，而整个制度也必然要失败了。 唐代自租庸调制失败后，改行“两税制”。一亩地抽夏、秋两次税，只问田，不问人，又恢复到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的情形。此后历经宋、元、明、清，土地永远私有，田亩永远可以自由买卖，虽有人再来主张土地公有，平均分配，可是始终没有实现成事实。但唐以后的土地兼并和贫富不均，比以前略好些。这因为隋唐以后采用了公开考试制度，报考的名额不断地放宽，而非经考试不得入仕，即使宰相子弟也不例外。这一制度推行了，以前的大门第逐步衰退而终于不存在，所以此后中国社会虽不能无贫民，却没有像古代封建时代之大门第与大贵族。 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上“士”和“农”相配合的理想，这在古代《管子》书中已提到。汉代士人，大体由农村出身。唐以后的制度，属于工商籍的户口不准应考。因此士的一流，也只有从农民中产生。中国人一向爱多子女，这也不尽在乎某一种的宗教观念。如一家有三子，由两子种地，让另一子读书报考，考中了可以入仕做官。往往一个农民家庭，勤俭起家，留一个儿子读书进入士流，报考当官，得机会可以做到宰相或其他高位，便可以购地造屋，退休做乡绅。但乡绅子弟，往往经久了又不能上进，两三代后又衰败了，回到农民耕田的本分。而在农村里又有另一批新的优秀分子平地拔起，报考做官，取而代之。如此循环不绝，所谓“耕读传家”，自唐代至明清，均属此情形。只许农民投考，不许工、商人家子弟投考；又只许做官人购地造屋，不许做官人开店设厂、兼营工商。因此做官人只能成为一富人，却不能成为一资本家。而官家、富人又永远地在更替流转，不能累积成大富。要明白中国的社会，要明白中国社会的经济，必先明白这一个制度。 四 现在再讲到工、商人，我们该回到封建时代从头讲起。那时候整个土地完全属于国家所公有，一部分开放的是“耕地”，一部分不开放的叫做“禁地”。贵族受封后，那些土地便由贵族统治。耕地开放给平民耕种，此外如山、林、池、泽不开放的，便叫禁地，由贵族派员管理。这里面的生产，便是贵族的私产。后来有一般无业游民偷入禁地，伐木捕鱼，烧盐冶铁，这种经营是犯制的，在当时认为作奸犯科，为政府贵族所不容许。这批人在春秋时代便叫做盗贼。起初贵族派军征剿，后来剿不胜剿，便派人驻守入口，抽征其奸利所得，遂成为一种变相的“赋税”。 中国古人所谓“征商”，“征”字原为征伐义，而后来乃转变为征税。所以民间的自由工商业，在很早封建时代是认为作奸犯科的，是一种不正当的事业和行为。此种法理观点，连带于古代土地所有权的观点而生起形成，是远有其历史渊源的。这又与西方工商业的发展有其不同的途径。 秦汉时代，只有皇帝仍照古代父子传袭，而政府则与古代不同。古代分封一个贵族，就给他一块地，此为封建。后来做官的改给俸禄，不再给地了。农田无形中转为农民所私有，但其他的山、林、海、泽，在传统观念上，依然是天子私有。所以秦汉时代政府里的财政机关也分成为两个：农民税收归政府公用，属于“大司农”。山、林、海、泽一应工商业方面所抽的税，这是王室私有的，属于“少府”。政府有政府的财政收入，王室有王室的财政收入。“朕即国家”的观念，中国秦汉以后已并不存在。但战国以后，工商业大大地发展了，如齐国的临淄，便有户口二十万家，大都市早兴起了。当时最大的商人是盐商和铁商。商税既归王室私有，于是王室收入，反而多过了政府。这也不是出于帝王之私心，只是社会经济演变发展，在当时未先逆料到。汉武帝数伐匈奴，为国家司库的大司农报告国家钱库已空，武帝下诏命富商捐款，应者只卜式一人。武帝遂一怒而收回山、林、海、泽之利，把盐、铁收归国营与官办，把因此所得捐助给政府。在武帝之意，好像说：你们那些商人，运用了我王家土地发了财，我请你们捐助些给政府，你们不肯应，现在我便把王家私地收回，让我来直接捐交政府吧。 此种政策，正如今日之“公卖”与“国营”，有的说它颇似近代西方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的出发点则大体如上述。可见中西历史仍是不相同。我们一定先要明白汉武帝以前一种土地所有权的观念之来历与转变，才能明白汉武帝所行“盐铁政策”之理论与根据。 汉武帝以后，政府对社会上可获大利的工商业，一向都由政府控制，不让私人尽量自由的经营。因此对农业则轻徭薄赋，平均地权；对工商业则限制发展，不使社会上有大贫大富之出现。孔子的人生理想是：“贫而乐，富而好礼。”社会不能严切制定没有贫富之分别，但穷人亦要让他们活得有一些快乐，富人须教他们知礼守礼。中国人所谓“礼”，便是一种生活的“节制”与“限度”。董仲舒曾讲过一节话，他说：“富而骄，贫而忧，都是要不得。我们不能使社会上绝无贫富之分，但不可使富人到达骄的地步，也不该使贫人落到忧的境界。” 上引孔子与董仲舒两番话，实可代表中国传统的经济理想。一个社会，虽不能做到均贫富，却老想能在某种限度内保持其平等。富的有一个最高限度，穷的有一个最底限度，求能把贫与富的分别，限制在此有宽度的中间而不使逾越。此亦是中国人之所谓“礼”，亦即是一种“均产”的理想，这一种理想的执行人就是“士”。 在这样一种传统理想控制之下，遂使中国始终走不上大富大强的路。然而一个国家也不可太富强，太富强了就会有危险。中国的传统哲学：“国防求能做到不被人侵略，经济求能发展到一般生活没有问题。”到此为限，却不许继续无限地向前。罗马帝国的衰亡，原因即在其太过富强了，因经济集中而流于过度奢侈，遂致文化崩溃，国家沦灭。中国始终把文化根苗寄托在农村，不让财富集中到城市，工商资产始终受节制，求其与农村经济保持一有宽度的均衡状态，而限制其发展过度。这样也影响了实用科学之发达，物质文明永远不能突飞猛进。然就长时期历史进展言，中国的物质文明也始终在西方之上。因为没有急剧的逆转与崩溃，经过长时期积累，所谓“日计不足，岁计有余”，无论从实际情况讲，或从理想意义讲，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制度还是有它不可抹杀的长处。 马可波罗来中国，其时在元朝，这一时期的中国很不像样，但在他《游记》里，已经使当时西方人不信世界上会有这样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之存在。到清朝康、雍、乾时代，中国物质文明，就一般言，仍然在西方之上。只这最近两百年来，西方新科学才突然凌驾了中国。然正因为西方科学之突飞猛进，而造成了西方今天种种的问题。我们不能只看今天西方的发达，而忽视了中国一向用政治来控制经济的那一套理想与方法。自文化立场讲，从一个人生理想上来规定一种经济限度，是未可厚非的。 五 今天中国社会情况大变了，但变在哪里呢？据我想，如上所述，中国社会里的第一流品“士”的品质先变了，这至少是在大变中很占重要的一项。“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可说中国的士，应是一个“人文宗教的宣教师”。他们常要不忘记自己是半和尚，或是双料和尚，而不仅是一个有智识的读书人。 自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若能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在和平秩序中接受他们的新科学，这也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并不需要先把中国整个社会、整套文化澈底推翻，全部革命。但一部分读书人走上政治，失却了为公服务的责任感，却说是争民权。一部分改行经商，索性专一孜孜为利，说是个人自由。西方人至今尚进教堂，接受他们许多传统的人生教训，而今天中国的智识分子，则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社会依然是中国的，理论却是西方的；又只有西方理论之一半，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于是四民中缺少了一民“士”，社会骤然失了中心。 其实今天中国社会里的所谓智识分子，还如从前的士般，实际上还是中国社会的中心，但他们只保持了中心的地位，早失却了中心的精神。他们只肯剽窃西方政治经济理论来“自便己私”，而缺乏一种为公牺牲的宗教精神。反而离题愈远地来求破坏中国社会，打倒中国文化。理论上是消极的所谓革命，实际上是专为个人或派系，或党团，争夺各自一份的“私权益”。于是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我觉得目前的中国，依然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要恢复“士”的精神来作社会中心的主持与领导。这辈人不应该借着民主理论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他们还是社会的灵魂。他们应该尊孔子也如西方人敬耶稣般，应带有一种“为公牺牲”的精神。不能仅凭一套浮浅而实际是自私的政治经济理论，来掩饰其自营己私的权利营谋，来助长相互间的斗争情绪。他们必须有精神，有信仰，他们确还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中心，责无旁贷，不应该躲避。他们说：“今天是民主社会了，谁也该自由，谁也该平等。”实际则仍是不平等，只让他们获得了许多自便己私的自由。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盲从马克思，主张以阶级斗争来领导中国社会之改进，其实中国社会从秦汉以来早就没有阶级。若说打倒封建，则中国又已早没有封建。若说无产阶级专政，则中国的士，早已是一种无产阶级，又且应以无产作为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中国向来有一套“士农合一”节制经济的传统理想，因此中国社会也绝不会走上资本主义的路。封建社会破毁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出现，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不能适合中国历史进程的真凭实据。信仰马克思来改革中国社会，真所谓无的放矢。 今天中国人的大缺点，就在把自己本身的社会实相撇过不谈，而专门滥用西洋几个空名词套上，硬拼硬凑，硬要叫中国来做别人家文化的殖民地。我们希望中国文化还要自觉的站起来，那么中国才有新希望。 [book_title]第四讲　中国历史上的国防 一 中国民族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中国文化也可说是一种和平的文化。但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也极有战斗精神。中国民族和其文化之和平，是一种“强性的和平”，它赋有很坚强很优越的战斗精神。普通常讲中国二千年来闭关自守，这话并不合实情。中国是一个门户洞开的国家，本就无关可闭。东南是大海，西边是崇山峻岭，但北方是一带辽阔的平原。在这一条绵长的边疆上，中国并无天然的国防线。不仅门户洞开，而且藩篱尽撤。但在那边，虽没有天然的防线，却有天然的疆界。 北方天气寒冷，没有雨水，广大的草原和沙漠，无法发展农业。仅有很多游牧民族，在此地带飘荡。中国原是一个农业文化的社会，越过此界线，农业无法栽根。农业文化也可说是人类的基本文化，但古代农业文化之最大敌人即为游牧文化，近代农业文化的最大敌人则为商业文化。德国史家斯宾格勒有一名言，谓“近代商业文化，就是变相的游牧文化，是一种新的游牧文化”。换言之，此两种文化，同样涵有“侵略性”，而农业文化则天然具有“保守性”。古代世界最大游牧民族根据地，即在中国之北方。中国实逼处此，遂不得不建立起一条人造的国防线万里长城。远从战国，直到秦始皇络续建造一条漫长的防线；西起甘肃临洮，东至朝鲜大同江边（并不是到山海关）。若以罗马北部的阿尔卑斯山相比，中国万里长城何啻延长了几十倍，而且也不如阿尔卑斯山有天险可资扼守。 游牧民族的武装，以骑兵为主。马性爱冷喜燥，一到秋冬，全身马毛都长好了，所以说秋高马肥。骑兵的武器是弓箭，弓用胶质制成，所谓角弓。天寒胶凝，弓硬箭远。唐人诗所谓“风劲角弓鸣”。所以游牧民族一到冬季，正值食粮断绝而武装完备的时候，而那时的中国，农村里已经是秋收冬藏，酒酿熟了，布织成了，天然的引起北方游牧人的垂涎。这样团聚而流动的游牧队伍，可在荒远漫长的万里长城之任一个缺口蜂拥而入。中国尽有几十万边防劲旅，也是防不胜防，加以当时通讯困难而迟缓，待他处救兵到达，敌骑早已远扬。散处的和平农村，面对着这一飘忽而强大的，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配合的侵略大敌，这真是中国史上从始以来便面对着的一个最困难对付的大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逼得中国只有改采攻势的国防，而不可能常用守势。但若中国要采取攻势，则须先训练一批机动性的远征军队，能求找得对方主力，加以歼灭性的击破。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战略所谓的一劳永逸。但中国军队要向北方边外开拔，运输不便利，大军机动向前，粮食辎重后发，这是行军一大危机。游牧人南来，可以就地觅粮，到处掠夺。中国军队北上，则必携粮随行。因此此项出击，又必在一个短时间内把握有必胜的机权。这样的“开塞出击”，若果有胜利，敌人知道了我们的战略，在近塞处战败了，还可越过大沙漠，退到漠北，借沙漠为掩护。只要避免主力被歼灭，待中国大军一退，依然可以越漠南侵。因此中国要求真能一劳永逸的遂行其歼灭战略，势必再进一步，绝漠穷追，求得澈底的成功，才能得到数十年或百年的太平。这当然是一种充满冒险性的孤军深入战，可胜而不可败。用机动的出击，在极寒冷的天气里，要远越关塞到无人烟的大草原，或横跨大沙漠，来寻击敌人的主力。有时数万大军，绕行了旷荡荒凉的万里长程，结果不见敌人一兵一卒，无功而归。亦有提数千骑兵，出其不意地摧破了敌人数倍十数倍之众。这常是一种极惊险极勇敢的表演。必须有极优越的将帅天才，与士兵素质，才能胜任而愉快。而且在中国，要出塞远征，必先训练大队骑兵。无论在黄河流域，抑长江流域，骑队的训练都很困难。因为这里多是密集的农村，而且气候温湿，不适于大批战马之养护。这可想中国历史上对外防御是如何般的一种艰巨工作了。 历史上中国军队取辽东，征高丽，普通都从热河出兵（以往是不从山海关的），必须配合气候，随带粮食，在出征之前就预先计定班师凯旋之期。如果这一次出征，不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天气骤变，或是粮运中断，这支军队往往会一去不返。这些都是中国国防先天的难题。汉武帝、唐太宗讨伐匈奴、突厥，及其他的对外武功，大都总是以少取胜。大队结集，反而要吃亏。几路军队，包围合击，出奇制胜，常演出惊险的场面。或是向导迷途，两支军队无法会师。或则前军追击，后军不继，遂致两相隔离，不能呼应，形成孤军，受敌包围，有如霍去病、李靖的战绩，十足可以说明中国民族之富有战斗精神和战斗力量。在其保国守土的绩业上，殆为其他民族所无可比拟。 这一种塞外立功，往往经过了十年或几十年的惨淡经营，才始获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因气候物产种种关系之限制，对战胜所得，又不可能长期占领。中国内地的农业文化和农村生活，终苦于无法移殖。于是大军凯旋之后，最多数十年一百年，塞外游牧人获得休养生息，潜滋暗长，新的力量又在无形中崛起。那不是么？匈奴完了有鲜卑，鲜卑完了有突厥，突厥完了有契丹，以后又有金，有蒙古，有满洲。此只据其最著名者为例。而在中国本土，因经过了一百年八十年的长期太平，武备松弛，人民终老不见兵革，一旦第二次外患又来，逼得中国要重新努力再一次新的大规模的攻势防御来再固疆圉。 如是般的循环，直从秦始皇到现在，已经二千余载。但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仍能屹立于世界，成为世界上现存唯一古老国家，这决不是天幸。印度对外只有一途可通，罗马亦然。陆路除却阿尔卑斯山天险，竟可说是无路可通了。中国则漫长的边防，无险可扼，而且其外面又是最适宜于大量游牧蛮族之屯聚与流转。试问在如此困难的国防情势之下，还能保留其民族文化绵延至今二千多年，若使没有一种内在的极坚强的战斗精神，如何可能？ 而且中国军人，不但富于“攻击性”，同时也极富于“防御性”。防御性的战斗和攻击性的战斗，此在军队性能上，是相反的两极端，而同时在中国军人身上表现了。其他民族，往往有的善攻不善守，或是善守不善攻。中国历史上的军队，却具备了此相反的两性能。所以中国有时被北方蛮族侵入，往往能就地抗战，以劣势挫敌优势。像唐代安禄山攻睢阳，张巡、许远孤军困守，终于摧挫了敌锋，保全了江、淮，这是历史上极著名之一例。如此之类，举不胜举。故说中国素受异族侵凌，这话固不虚。然也是我们对自己国防的一句警惕话。却不该因此看轻了我们历史上民族传统的强韧战斗精神。 二 汉代匈奴，实在是当时一可怕的强敌。屡次内侵，终未成功。经汉武帝痛快击溃之后，其一支流亡到欧洲，欧洲人却无法抵抗，被打到了罗马，直到现在，欧洲还存在一个匈牙利国，是其遗胤。至于西晋时的“五胡乱华”，这并不是北方蛮族直从塞外入侵冲破了中国防线，而占领到中国之内部。这是许多早已许其移住在中国内地的蛮族乘时捣乱，突起叛变，只是中国内部一种政治崩溃与社会动乱。唐代武功，举世无匹，可不用说。以后便是辽、宋之争。一般人都卑视宋朝，称之为“弱宋”。殊不知宋朝处境的困难，较之汉唐，不知要增加多少倍。一则是五代石敬瑭割弃幽、蓟十六州赠予契丹，到宋初开国，中国东北方疆土，自山西大同到河北北平，早都在辽国之手。西边由山西大同往南，尚有雁门关一条内线可守。而东边河北则只有居庸关到山海关一条外线。逾此向南，从北平保定直到黄河北岸，地势平坦，更无阻塞。宋代的国防形势实太削弱。二则宋代东有辽，西有夏，这两国都是马和铁的最要出产区。中国对付北方，必用骑兵，而产马区均落敌手。养马又须广大草原，或深山长谷，不能一匹匹地分散在农村里养。所以宋朝要训练大队骑兵，根本条件不够。当时曾有人计算过，开辟一块草地养一匹马，这块地就足维持二十五个农民的生活。如以白银茶叶向西夏换马，西夏自不会把上品的马供应。换来马后，散给农村饲养，一户一匹，往往一二年后即羸瘠无用，不堪作战。宋朝在此情况下，应付辽、夏，前后维持了一百六十年的长期，实在比汉唐困难得多。 后来金国南侵，也只占领了黄河两岸，没有能过长江。南宋虽弱，还能保住了半个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部被北方民族占据的，只是蒙古。蒙古人用兵，世界罕有其匹。他们曾横扫欧、亚两洲，然他们所遇到的最大敌人，还是中国。那时中国早分成三个国家：北是金，西是夏，南是宋。而蒙古南犯，自成吉斯汗至忽必烈，前后五代七十八年，大别可分为三期： 第一期：太祖成吉斯汗灭西夏，取到金黄河以北地，但打不过黄河，越不过潼关，便转向西侵，直攻欧洲。 第二期：太宗窝阔台联宋取金，自汉水借道襄阳，迂回潼关，以拊金之背。但灭了金，仍无法攻宋，又再度西征，越过莫斯科，直捣意大利之威尼斯。 第三期：世祖忽必烈绕道西康、云南，转向回攻襄、樊。其间攻襄阳六年，宋朝还是挣扎着，仍未即就灭亡。 据西方人记载，蒙古西侵，真如秋风之扫落叶，未见有像到中国来那般节节受阻的。可见当时蒙古人所遇最强韧的大敌，还是中国。蒙古武力亦为吞并中国消耗极巨，宋亡而蒙古亦趋衰弱，未到一百年，仍为汉族驱逐出塞。整个蒙古帝国的衰亡，主要还是在中国开始。 再一次的异族入侵，便是满洲。我们往往怀疑当时偌大一个中国，何以竟无法抵抗小小的满洲部落。但满洲侵灭中国，前后也历三十年，其间经过极曲折。中国原是一个和平性的民族，政治比较合理，在升平无事了二三百年之后，一旦仓卒临时征调全国农民来当兵应敌，疆域又如此般辽阔，征发令一下，便致全国骚然。这些弱征，是一个和平文化的社会，发展到百年以上的长时期之后所不易避免的。当时军备存库，也多已是百余年前的腐朽。据历史记载，杨镐领着四路大军出关，临时开库配发军装，铁甲都已锈烂，战袍缝线也都脱断。分配盔甲，肥大的配给了瘦小的，瘦小的分配到了肥大的，十万二十万大军，一时哪能有现成称身军衣？出师前宰牛祭旗的刀，也竟锈钝了割不断牛颈。这样的武装如何能用？而且南方人从没见过冰雪，一旦开上遥远的东北，气候骤异，缩瑟寒冷，军心士气，先受威胁。满洲人是全族皆兵的，他们尽在打仗战阵中生长。他们的帽子，对耳鼻均可御风。上身是皮马褂，这是马上的军装大衣。长袍内襟拖长，可以把两襟左右分开，庇护着骑在马上的两腿和膝盖。两手勒缰和使用武器，有马蹄袖保温不冷。这真所谓主客异形，天然的便吃亏了。加以他们的武器，因是一个战斗民族，所以都是配合着各人身材力量，由私家各自精心铸造。两种社会的全部生活绝不相同，在这样的对比下，中国军队件件见弱，这不是中国人不爱国，或不善打仗，而是太平已久，迫不及备的原因。 讲到这里，我们要回头追忆到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了。他预备攻匈奴，便先期训练骑兵。为要养马，便先到新疆移殖苜蓿，在上林（即当时的皇家公园）辟地试种。他为此曾运送大兵到西域去挑选种马，所谓“汗血天马”是也。马有了，才好练骑兵，待几十万马队训练成熟，这样才一鼓出塞，自然易获胜利。武帝为要攻大理，通西南夷，知道大理有一昆明湖，便在长安仿照昆明湖凿了一个大湖，亦名昆明，用来天天训练水战行船。否则大陆人南下，又何能骤习水战呢？孔子所谓：“不教民而战，是为弃之。”这是政治问题，不是民族本质问题。 满洲是一个新兴蛮族。正从战斗中长成。明朝二百年来，只怪社会太平太久，然这不是人类文化所应有的理想吗？待其忽然面对强敌，几仗之后，虽经失败，而战斗精神渐旺，还能守住山海关。若使那时国内政治稍得清明，不腐败，没有李闯、张献忠作乱，内部不至闹得不可收拾，山海关守兵不撤，满洲内侵，还是可以抵抗。我们不细读历史，不明白当时种种真相，只知道中国给满洲吞灭了，便说中国民族早已衰败，该亡国了，这真是丧心病狂之见。 中国的对外军事史上，还有一点值得称扬佩服的，是每逢获得大胜仗后，便能适可而止。汉武帝、唐太宗都是好例。罗马人因穷兵黩武，终至覆灭。中国则不然。每逢对外战争，大将军胜利归来，中国人并不热烈崇拜。甚至如西汉陈汤，以单车之使，攻克西域匈奴遗族郅支强敌，却受国内种种责难。其实这不全是中国人之糊涂。中国历史上最受后世人热烈崇拜的，反而都是些失败英雄。他虽失败，我们鼓励他，崇敬他，称扬他，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较之霍去病、李靖、徐达之流，他们事业之一胜一败，而我们对他们的一冷一热，反而成了一反比例。然而正为此故，我们胜到了，能适可而止；失败了，能不屈不挠，再图复兴。这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智能用在胜利时，情感能用在失败时。所谓“胜不骄，败不馁”，这是一种最好的国防心理，亦是一种最深沉、最强韧的和平精神。中国民族能维持这几千年，决不是偶然。 三 讲到国防，一定要讲军队，我再从大体来一讲中国历史上兵的来源和军队的制度。 春秋时，中国只有贵族兵，那时仅贵族子弟才能正式武装参加军队，平民没有当兵的资格，只能做军中勤务，如浚沟、筑垒、运输、做饭等工作。战国时，开始大规模使用步兵。那时大都是募兵制度，平民遂得正式当兵。 到汉代，始有确定的“义务兵役制”。汉代是全国皆兵的，壮丁从二十三岁起全应服兵役。为何规定二十三岁起呢？其中却有道理。因为二十岁成丁，照理该能独立营生。中国的农民经济，通常是三年耕可以有一年之蓄，每年积蓄其生产量的三分之一，三年便可余一年粮。一壮丁自二十岁至二十二岁耕种了三年，二十三岁开始服兵役，家中可以使用他过去三年的贮蓄，无饥馁之忧了。可见当时小小一项制度的规定，也顾及民生休戚。那时兵役共有三种。一是到中央当卫兵，一是到边疆做戍卒，一是在地方见习。无论丞相之子，也一律要服兵役。当时中央政府的卫兵，数额最高有七万余人，这是由政府供养的。至于边防戍役，旅途经费由民间应役的自己担负，因此平时国家军费开支极节省。倘遇对外作战，除了正在兵役期限的以外，另有一种志愿兵。此等人，平日在家养马射箭，自行练习，一旦国家有事，报名参加，即所谓“良家子从军”。如李广一家从祖上直及其孙李陵，世代都是期望着得机会志愿从军建功立业的。 到三国时，“国民兵”变成“部曲兵”，形同私家军队。当时中央政府覆灭，地方政权亦随之崩溃，到处土匪横行，大门第组织自卫军，农民亦归附参加，像张绣、典韦等，都有他们的私属部曲。在那时，则几乎只有军队，没有农民了。有邓艾等替曹魏划策，叫军队集体耕田，此即谓之“屯田”。晋代五胡乱华，五胡军队可称为“部族兵”。匈奴人有匈奴军队，鲜卑人有鲜卑军队，他们全部族每一壮丁都是兵。另外中国人当兵，叫“签丁兵”，由壮丁用抽签方式临时征发。或二丁抽一，三丁抽一，五丁、八丁、十二丁抽一不等。符坚淝水之战，他军队前线已到安徽淮河，后方尚未出长安城，可谓浩浩荡荡，盛极无比。所以他夸说只要我军队人投一鞭，便可把长江水流塞断，安然而渡。然符坚，一到淝水边，偶而登山，隔水遥观东晋阵容，即怅然失色。称许为旗帜鲜明，自叹勿如。这为什么呢？正因当时东晋已采用“募兵制”，合格的壮丁始得入伍当兵，身材服装均整齐划一。符坚军队却杂乱不齐，有各种胡人的部族兵和中国的签丁兵，衣服旗帜、行列阵容完全杂凑，宜乎一见晋兵，便自心怯。可见募兵制也有优点。但招募的军队，贵能及锋而试，过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容易衰颓。东晋“北府军”自淝水战胜，以迄刘裕北伐，是极盛时期，那是当时招募来的那批军队的最有用时期，但久了便不行。 到了北周，那时鲜卑部族兵已不够用，拉来壮丁又不行，募兵又要长期消耗国家军饷，遂改行“府兵制”。选择有家业的壮丁，令其长期当兵。有事出征，平居则自耕自养。当时户口分上、中、下三等九级，下等三级人是不准当兵的，只上、中二等六级户口可服兵役。当了兵，一切田租捐税均豁免。北周终于凭藉此府兵制度统一了全中国。唐代因之不改，亦因府兵制度而创立下极伟大的武功。府兵是凡兵皆农，与汉代之全农皆兵，同为“兵农合一”，而北周、唐代的府兵制则更为合理。当兵的都有相当田地，家业穷苦的农民，不得充兵役，如是则兵员素质，无论在智识上、体格上、品德上，皆无形提高，而且较为整齐。较之募兵制度自更优越了。签丁兵不容说，中国户口盛，实在也不需全农皆兵。 所谓府兵之“府”，与地方行政划开，专择战略要点设立，非边防冲要不需要用兵的地区，便根本不需要设立府兵。当时每府有一支军队，小则八百人，多则一千二百人。据统计：全国最高可能约八百府，共可得八十万军队，分配在各战略要点，实际已足够应用了。而国家则无需分文军饷。因府兵有田亩自给，中央只派几个教练官就农隙督教。及遇出征，某一府兵阵亡了，申报到政府，即由政府派人去其家唁慰，并致送抚恤金，赐予爵位。府兵都是有身家的，都知自爱，都能忠勇奋发，以此屡立奇功。将军在中央供职，无官有勋。作战时带兵赴敌，战事完了，兵归府，将回中央，亦绝没有军人干政之事。可见唐代武功和当时制度有关。 待到唐玄宗开疆拓土，一意向外扩张，府兵制度遂渐次破坏。旧例军队戍边，期满即调防回府。后因军事长期不辍，军队久驻边疆，不令回府，那府区也不认真，不另派人接防，此人只能永留不归，如是则使人视从军为畏途。同时出征军人，本都富有，上有父母，下有妻儿，遇从军出发，常携带许多绢帛私货随时自备私用。边将贪污，想法中饱，将府兵带来绢帛令其登记存库。名义上代为保藏，俟其需要用时领取。实则对有绢货人责令加倍作苦工，求其速死，以便没收其财产。这辈打仗或做苦工死的，边将也都不造具名册呈报中央，中央即无名册转到各府，军人家属犹在梦求征人平安归来。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如此积弊一多，府兵纷纷逃亡，大好制度因此瓦解。可知每一好制度，必须有一种良好精神来维持。若精神一衰，最好的制度也要崩溃的。 唐代自府兵后改变为“镇兵”，即藩镇自有之兵。当时中国边防，渐引用番将，所带镇兵，亦杂用大量胡卒，于是有“安史之乱”。乱平后，边防节度使依然存在，各将其辖下所有壮丁尽量编成军队，每一节度使都蓄有精兵八万十万以上。再就其中挑选一万或几千人为卫兵，常驻衙内，称为衙门兵。更于卫兵中挑出二三百最精锐部队，收为养子。如是递分等级，层层统制。衙门里每日宰牛杀羊，犒劳士卒。军队马鞍旗帜均用锦制绣花，更有加以金银嵌饰的，远望如云锦霞彩，光耀夺目。地方的全部经费都耗在养兵上。节度使间又互通姻亲，联成一气，中央对之无可奈何。如此般的拥兵割据，各自世袭。所以唐代藩镇，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可痛恨的军阀。 以后经过五代，到宋初，居然能翻身来再建一统之局，真是历史上了不得的事。若把罗马帝国末年相比，便知中国民族毕竟伟大，它常常能自找新路，绝处逢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当时一大转机，那时军人也觉悟了，经太祖一席谈，将兵权交回中央，那真是当时国家制度一极大的大革命，但亦不经流血而完成了。但那时国力已经不行，河北、山西两省，大半为契丹所据，既有大敌在前，又不能痛快裁兵，宋太祖乃在军队中挑选精锐的改编为“禁军”，余下老弱残卒，谓之“厢军”，一时不好遣散，只安放在地方上，作些苦工，这都是不能上阵的。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穷的朝代，穷的原因，就为要养兵。宋代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弱的时代，因为是募兵制，来应募的体质虽健，大多是无业游民，德性智识都低下，军队素质差了，而且募兵若久不上阵，连体质也要逐年降低。这是宋代兵制上的大缺点。但从唐代藩镇割据，吸尽民间精血来各养私兵，到宋代总算把兵队都统一到中央，这已是大不易事。若论祸源，应远溯到唐玄宗之穷兵黩武。唐没后的中国，不变成罗马覆亡后之黑暗时代，那已是宋人功绩了。 元代又是部族兵，蒙古人才有当兵资格，中国人是没份的。明太祖驱除鞑虏，统一中国，又效法唐代府兵制。他尝说：“我要养百万大军，而不用民间一粒米。”那时的军队，叫“卫所兵”。小单位的军队谓之“所”，大单位的军队谓之“卫”。明代的“卫所”，略如唐代的“府”，皆与行政区域分划开的驻军区域。一卫最多有兵五千六百人，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八人，百户所一百二十人。每一兵给以若干耕地，令其自耕自给。上等的田二十亩，次等的田三十亩，荒地七十至一百亩。但卫所兵仍须纳粮，纳来的粮用以养将。有明一代武功，远及蒙古、朝鲜、新疆、安南，亦见卫所制度之效用。后经长时间的太平，卫所制度也又腐败了。 满洲入据中国，起初也是部族兵，即所谓“八旗兵”。汉人参加的军队，谓之“绿营兵”。那是有等级的。绿营兵的饷额待遇不能与八旗兵相比。到太平天国起，八旗、绿营都已腐化，全不能用了，乃有曾国藩、李鸿章等训练湘军、淮军。开始是地方团练，自卫乡里，后来成为正式劲旅。这种军队的编制，又可称为“子弟兵”，各人在自己家乡，把乡邻、亲戚、朋友招来当兵当将，长官和士兵如家人子弟般。起初很有用，但慢慢演变，结果成了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这亦是一种变相的私人军队，变相的部曲兵。 现在我们试比看中国历史上的兵制。贵族兵只封建时代有，部族兵只异族入侵时有，不用多论。募兵虽有优点，但也只能用于一时，不能长久豢养。国家也不堪负担此长期的军饷。国民义务兵，欧洲直到近代由普鲁士开始实行，而中国在二千年前的汉代，已是全国皆兵了。将来我们的陆军，似乎仍宜采用国民兵制，但若能参酌北周、唐代、明代的府兵与卫所制度，那是更合理想了。签丁兵硬拉来的，当然不能用，还不如募兵。募兵又不如府兵、卫所兵。子弟兵一面是募兵的变相，一面是部曲兵的变相，也要不得。可见中国历史上有强有弱，虽则原因复杂，而兵制影响也重要。现在我们在积弱之余，笼统埋怨中国文化传统，甚至埋怨到民族素质，那都是不通历史的瞎说话。 四 现在我们再该讲到的一点，便是中国历史上“武装”与“经济”的配合。中国既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要的国家，国防武装，主要的便在如何与农村生产相调节。上面所讲汉、唐两代的兵农合一，便由这一原则之要求而产生。但农业是安住的，农村是散漫分布的，而军队则需集合，需流动，尤需特别注重边疆，在此形势下，乃有屯田制度之出现。 “屯田制度”是一种用军队来耕种的制度。它的主要用意，在使一个临时的战斗集团，同时即成为一个平时的生产集团。武力之所至，同时亦即是财力之所达。军队推行到那里，农业也同时推进到那里。因此对外战争，紧接着对外垦殖。远在西周封建，其实早就是一种农民集团之武装移民。由西方周天子分封大批诸侯，圈定了一块土地，浚深沟，筑高封，中心建设一都市，当时称为“国”。四围开辟农田，即是封建诸侯所经营的“井田”。把井田的经济生产来营养都市，把都市的贵族士兵来护卫井田。当时每一个侯国，同时便是一个经济与武装紧密配合的单位。西周封建所面对的现实形势，本是一个农、牧并存，华、夷杂处的古中国。从事游牧的，乃当时之所谓戎狄；有城郭建筑，从事耕稼的，当时谓之华夏。西周封建，是把华夏农业文化深入散布到戎狄游牧文化的广辽大陆，而逐渐使此广辽大陆普遍“华夏化”，那即是这一种经济与武装紧密配合的生产战斗集团之成绩。 但此集团中，却显然分成“贵族”与“平民”之两阶级。都市国人是贵族，井田农夫是平民，而且那时是贵族负担战斗，平民从事生产，责任显相划分。秦汉以后之边疆屯田，乃至国外征服地的屯田，则是即兵即农，把担任临时战斗的武士，训练成平时兼事耕作生产的农民。好使这一个远在边塞乃至隔绝国外的武装队伍，可以自给自足，长期战斗，而不劳国内经济上粮食上给养。这是中国历代国防制度一大成功。这不仅告诉了我们，中国古人对政治、对军事上之绝大聪明与绝大天才，同时告诉我们，中国国民性之内在的莫大可贵的一种深厚、笃实、坚强的德性之又一方面之流露与表达。 我们只看西汉初年晁错所讲移民殖边的一切规划，便可想象到西周当年向东封建的大概情形了。这也是我们中国民族拥有深远伟大的历史经验之一例。两汉的屯田，不仅在边塞，而且还深入到国外。这是尽人所知的。东汉只为罢免了西域的屯田，才引起边塞动乱，而逐渐地蔓延到全中国。 其实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制，也即是屯田制度变相的运用。屯田主要在戍守边疆和控领国外，而府兵则在内地屯田。而唐代的边外屯田，北方远至瀚海都护府，东北远至百济，西北远至西域及青海，国力远扩，这是如影随形，必然不可少的一制度。宋代积弱，其最大原因之一，便是把经济生产和武装战斗的两系统分开了。宋代禁军，分番戍边，仆仆道途，却没有在边境上扎下来屯田。宋代的厢军，只在地方充劳役，当杂差，也没有教他们耕作与生产。只因这一制度之颓废，便影响到全部国力。 明代的卫所制，显然又是屯田制度之又一番活用。这制度也直扩到边塞之四外，因此明代武功，也和汉、唐相仿佛。如云南全境之开辟，断然须归功于此一制度之生效。其时南方屯田至海南，至交趾，东北曾拟屯田至朝鲜而未果。这一制度之兴废，也显然与明代国力消长成正比。 我们根据上述，正见一个国家武力之根源，必然归宿到这一国家之文化整体，与其民族性之独特优越处。不仅武力应与经济相配合，而引致富强之途径，又必与其国家民族之文化教育与国民性之深厚内在处相融结。目下的中国，正为欣羡西方之富强，而忽略了自己本国历史文化之演进意义，鄙视了自己国民性之独特优长，那真所谓南辕北辙，缘木求鱼，宜乎是要愈走愈远，愈想愈失望的了。 五 现在我们再讲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将官。自古以来，中国的将官，本都是“文武合一”的。最高的将领大都是文人，所谓“出将入相”，在外立战功，回来可以当宰相。这在唐朝前期，几乎成为常例。但亦并不是以他的军人身份而拜相，而且其手下亦并没有军队，所以这也决不是军人干政，只见当时之文武不分界线而已。唐玄宗时李林甫为相，恐惧外将夺其相位，乃建议玄宗引用番将，养成安、史之祸。直到元朝，始有文、武官职之分。明代的“铨选”制度，也分为两部，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文武遂此划分。可是一般高级统帅，仍是文武不分的。即如明、清两代的总督巡抚，照理该是武职，而实际则是文臣。 说到“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大抵宋代才有这句话。五代时强拉壮丁，怕其逃亡，乃在其面上刺以花纹，宋代因而不革。狄青出身行伍，后为大将，亦面刺花纹，遂使一般人看不起当兵的。纵为国家立下大功，当时人对他还是看不起。重文轻武，乃是宋朝人风气。这也因唐代藩镇造孽，处处是壮丁入伍，当兵是好行业，循至读书人太少了。宋代尽力尊重文人，轻视武人，此一风气固不好，然亦是存心矫挽积弊，有可原谅的。 现在要讲到中国历史上许多文人随军，至今俗语相传称之为“军师”，这很近似于近代欧洲之所谓“参谋人才”。他们正式的在军事制度中设有参谋，也由近代普鲁士开始。但中国此项人才，早在战国时已出现，如齐国孙膑便是一例。到楚、汉相争时的张良，所谓“运筹帏幄”之中，这显然是参谋的专职。因为中国土地大，一有战争，往往是大局面的，双方胜败，并不在局部阵地的进退得失上决定。因此作战必先有全盘的战略。西洋方面，直到近代国际战争，才始有通盘战局的研究。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发明的“地缘”政治，主要还是一项通盘战略的研究。换言之，即是大局面作战之策划。在中国历史上，如刘、项之战，双方对阵，全国各地皆有接触，作战必须有全盘策略，决不是任意混战所能取胜的。所以很早就知军队该分前、后方，而又知参谋人才之重要。韩信便是前方大统帅，萧何是后勤指挥，张良便是参谋部。三国时著名军事家如曹操、诸葛亮，其实都是参谋人才，非前敌统帅人才。大抵中国史上的文武不分，文人参军，都由这一需要而起。 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伟大战略，实际并未曾应用，而详细记载在历史上的，这在安史乱时，安禄山率兵由北京越黄河攻洛阳，西向至长安，唐明皇入蜀，肃宗在临武指挥勤王师恢复两京。当时谋士李泌献计，以一支兵屯陕西北部牵制长安，一支兵屯山西北部牵制洛阳，虚张声势，使安史军队到处设防，然后以奇兵潜从绥远绕察哈尔，越居庸关，直拊北京之背，先解决了他们的根据地，这是所谓“犁庭捣穴”之策。倘使当时唐肃宗听从此说，安史余孽不会再盘踞河北，藩镇之祸不致拖长，也许此下中国历史也便不是如今这样的了。但肃宗说：“方今上皇蒙难，不复两京，无以对国人。”遂决计先攻长安，再攻洛阳，安史兵队节节退却，河北三镇老巢，终于仍落在安史部下。即如近代曾国藩能败洪秀全，也因其有一套全盘战略，下武汉后率水师沿江东进，步步控制长江，坚守安庆，再下苏杭，包围南京，洪杨终归覆灭。 如上述，汉代之张良，唐代之李泌，清代之曾国藩，都是文人，都是今日参谋总部的人选，并不是实际统军的大元帅。张良、李泌从未亲带军队作战，曾国藩在前线，自己带军，每战必北，但亦终于胜利了。因为大局面作战下参谋人才之重要，这可说明中国史上文武不分，而且文人在军中，其地位更重于武将之内在意义。 因此从中国历史看，我总觉得中国军人之伟大。因为中国军人里面最主要的骨干还是文人，他们都有极深的文化陶冶，道德修养，并兼多方面的智识，以及政治头脑，外交风度，种种配合，决不仅是一个专能临阵杀敌的勇将。即如上述岳飞、文天祥、史可法诸人，都是极好例证。其他还是举不胜举呀！ 让我再讲到中国的军事学，且简单一讲中国的三部军事书籍： 第一部要讲《孙武兵法》，我疑心此书并非吴国孙武所著，实在是齐国孙膑的书。这一部书，不仅讲战术战略均极高明，而且从人生最高哲理中发挥出一种“战斗哲学”，至今已成为全世界公认的一部兵事学的上上著作。 第二是明代戚继光的《练兵记实》，他以大教育家的理论来练兵，他能配合各地方人的个性来分别训练兵种，以道德学、心理学、教育学与军事学配合，发挥出一部最上乘的“练兵学”，实在是东西方军事书籍中从无如此造诣的。 第三是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这是一部中国军事地理书。凡中国历史上用兵所经的地方，进退攻守形势，都有详细分析。从中国三千年历史的实际军事经验来综合出一部中国的战略地理，这是一部卷帙极浩繁的大著作。日本人对此书非常重视，书内所列，无论乡村小河，丘陵小道，只要发生过军事关系的都有记载，日本人曾为之编索引，用便检查。他们侵入中国，此书即作为用兵向导。顾先生是明末遗民，他曾亲身从事革命，失败后著此书，重要在推翻一个大家一向所抱的偏见，即总认为只有北方打击南方，很少南方打击北方。顾先生的意思，只要运用得宜，任何一地都可以向外边打出，完成统一大业。此书最要用心，是要唤起将来的革命家注意，不必限于北方始可用兵统一南方。清初吴三桂，从云南起兵，到了洞庭湖，不直取武汉，是其失败主因。太平天国从广西起兵，到了南京，不全力直往北打，遂致失败。曾国藩的胜利，乃在占住武汉，始终没有丢。这些军事上的实际教训，都合顾祖禹那部书的分析。 我们只举以上三部书，即可见中国文人对于军事战略、战术、训练方法以及军事地理的研究，实在都有极高深的成就。 近代中国的国防，仍然在北方。林则徐在一百年前鸦片之战以后说：“中国大敌，并非英国，而是俄罗斯。”这话还是应验。中国北方敌人，二千年来，都被我们解决了，今天便不该无法解决。我看到西方罗马帝国，抵不住北方蛮族侵入；又看到拿破仑大兵进入莫斯科，而狼狈退却，常想起中国史上如霍去病、李靖等绝漠远征的艰苦伟大的成功。今后应该如何保卫我们的国防，那是我们的责任了。 [book_title]第五讲　中国历史上的教育 一 政治、经济、国防，当然是三个很重要的部门，教育也许是更基本更重要的部门吧！ “教育救国”，这是五十年前中国最流行的一句话。一般意见，几乎都认为教育是救国的主要途径。换言之，救国要从教育着手。可是此一观念，在最近一二十年中，却逐渐模糊低沉下去，好像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对“教育救国”失去信仰了。老实讲，一般关心国事的人，目睹今天的学校、今天的青年、今天的教师，和一般教育的实际情况，不但不再信仰教育救国，抑且对之有反感，至少都加以轻视。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教育，从某几个角度看，实在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做到五十年前那些主张教育救国的人们所抱的希望与理想。 说来很惭愧，我从民国元年便开始教书生涯。我从事教育界的生命，便和中华民国的寿命一般长。至今回想这四十年中，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一些也不能达到当时主张教育救国、信仰教育救国者的理想与希望。而且这四十年来的教育情况，实在是愈后愈不如前了。这哪能不深感到一种惭愧呢？但我们也该深深的反省和检讨，这几十年来中国教育界之失败，其病根究竟在哪里？ 我们讲教育，应该从比较广泛的看法来讲，不要太狭义，不要以为学校教育已尽了全部教育之能事。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从小学直升到大学毕业，当然学校教育是一段重要的过程。但从人类、国家、社会各方面广义的教育来看，我们决不能只以学校时代年轻的一段，作为教育功能之全体。我想我们几十年来教育之失败，便失败在把教育看得太狭义了。 正为我们把教育看得太狭义，于是使教育与整个人生脱了节。一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踏进了社会，便没有教育了。学校和社会并不是一回事，而家庭和学校又不是一回事。在家里并没有教育，跑进社会，跑入政府，都没有教育，只硬抽出中间一段来作为教育时期。青年一出学校，看到社会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才感到须另求适应。至少我们今天的教育是和其他部门隔离的。学校和家庭不配合，和社会不配合；青年人和中年、老年人不配合，教育当然不能收到预期的功效。我这番意见，并不专针对今天我们的教育失败而言，我却是看了整个历史上的教训而才有所感的。总之，教育不该仅限于学校，学校教育也不该仅限于青年，这在中西双方的历史教训里，一样地真实的。 二 今天我讲中国历史上的教育，将从广义的观念上来讲，同时也如讲政治、经济般，先将西洋历史上的教育情形作一简述，来相比照。 西方教育自希腊讲起，那时希腊社会上有一批所谓“哲人”，也有人称之为“诡辩家”，他们到处游行，教导青年，作为讲演及许多奇怪的辩论，造成当时希腊很坏的风气。在这样情形下产生了苏格拉底，他旨在讲述人生的共同真理，来挽救当时诡辩学派的流弊。但他实际上也却仍旧沿用诡辩派的方式，换言之，他仍是用“言辨”方式来启发思想，只重在求得一公认的结论而已。苏格拉底大弟子柏拉图，他有一本名著《理想国》，里面有一节很详细地阐述他理想国的教育制度。他说：“一个孩子生下地，就应该交给国家，由儿童公寓抚养，使他们认不得父母，这样才能训练成一个国家的公民。”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硬性把人分为截然的几种，如哲学家、军人、商人、农民之类。政府凭藉考试和测验，来分别人的天性，从青年时便指派定造成绝对相异的人物。治国的领袖则归诸哲学家，这国家便是一种哲学理想之实现。一切教育，配合到此哲学理想上。柏拉图《理想国》里还讲到共产主义，公妻制度。这真是一本奇怪的书。他只讲理论，并不顾及人生个别的内心要求。但柏拉图此书，对后代西方却是影响甚深。 柏拉图大弟子亚里士多德，他阐讲教育，没有像柏拉图那般偏激。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要配合这国家的政治，以国家政体为重，而用教育来作为它的工具。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他说：“人类是一个政治性的动物。”人和其他动物之最大不同点，就因为人类懂得政治，要参加政治，所以教育也该配合国家政体。此话还是脱胎于柏拉图，只没有柏拉图般讲得具体。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当时，看到希腊盛行的诡辩学派和极端个人主义之流弊，他们想要起来补救，提出他们的一套教育理论，其用心未可厚非。但那时马其顿已很快并吞了希腊，希腊人也没有机会来实现他们古代西方最高最先的那番教育理论了。 到了中古时代，西方人的教育，完全掌握在基督教会的手里。基督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抹杀了人世间的一切来祈祷于上帝与天国，那是有流弊的。直到他们脱离了漫长的中古时期，现代国家成立了，于是开始有国民教育之兴起。这是近代国家的政府，在向教会争取民众的教育权。若我们顾名思义，真个人类教育专以国家为前提，由各一国家的政府专为养成其所需要的国民而确定教育制度，决定教育方针，这一种教育，便很可能走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想。 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威廉大帝曾说：“毛奇将军的贡献，还不如我们的小学教师。”从这句话里，便可知道当时德国教育是如何地配合了他们政府的国策。因此，他们的小学教育，几乎等于是军事教育，国家是他们教育精神的最高目标。这一种教育，实在也可有极大的流弊。幸而他们这一种教育，还没有发挥到最高点。但如后来的希脱勒，乃至今天的苏维埃，他们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那即无异于真在实现柏拉图的理想了。 西方人在“教会教育”与“国家教育”之外，还有一种“个人自由”与“现在享乐”主义的教育，那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的大学教育的最高标准。这一种教育，专重在传播知识，寻讨真理，从智识真理落实到技术与职业。它所向往的终极目标，则为个人自由与现世享乐。然而这样的教育宗旨与教育方法依然有流弊。“知识”和“职业”，根本上都有它先天的“不自由”和“不平等”。人生不能无智愚，有的是天才，有的是下愚，有的则是中乘之才。同时职业必带有专门性，专门了便不自由。我今天决意做医生，就不可能再想做律师。天给予人的禀赋不同，甲适宜于音乐，乙适宜于文学。社会环境，又如此般复杂。中国俗语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照理讲，民主政治之下，每个人都可做大总统，但事实上，几年内全国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