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
[book_author]钱基博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61890
[book_dec]钱基博著，1937至1938年间发表于《国命旬刊》,在《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中,钱基博将克氏兵法大旨概括为三点:(1)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2)战略无妨政略,外交以辅军事;(3)操纵敌国之舆论,以煽诱敌国之人心,使之厌战而自为瓦解。本书编译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山维兹军事思想之精粹，博引中国古代兵家典籍以印证，发其大义，明其蕴奥，乃钱氏论兵法之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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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卷头语[1]
侯官严又陵先生有言：
西方一德，东方一倭，皆犹吾古秦，知有权利而不知有礼义公理者也！德有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谓战为人类进化不可少之作用。德人虽有议院，然实尚武而专制，以战为不可少之圣药；外交则尚夸诈，重诇侦；其教民以能刻苦、重竞争为本；其所厉行，乃尽吾国申、商、孙、吴之长而去其短。日本窃其绪余，遂能于三十年之中，超为一等强国。（见《学衡杂志》载《与熊纯如手札》）
何图狡焉启疆，肆毒于我，喋血千里，乘胜远斗，其锋不可当；顾究其所以用兵行军之法，壹以德为师资。而百年以来，德之名将所奉行之战略，皆出其军学鼻祖克劳山维兹氏而自为神明变化。克氏则普法之战常胜将军毛奇之师也。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倘知克之所以言兵，则知我之所以制日；胜负之数，其如示诸掌乎！
克劳山维兹氏，以西历一七八〇年生于普鲁士之马特堡。其先本波兰人也。少小有胆智，束发从戎，至十三岁而与于抗法之战焉。二十一岁，入柏林军事学校，校长香化斯脱氏深器之，而以二十三岁卒业。至二十六岁，为一八〇六年，法皇拿破仑以大军来侵。普人御之，败绩，而克氏为俘焉。既而普与法媾和，交释所俘，遂以一八〇九年归普，参赞军政之改制，实施征兵，用奠普国复兴之基。而卒以普为城下之盟，低首下心，惟拿破仑马首是瞻也。义有不屈，私计当日地广兵强之未为法屈者，惟有俄尔，乃走俄军，为参谋。及拿破仑纠诸国联军以伐俄，而普军与焉。俄为坚壁清野；而拿破仑老师深入，无所得食，军以大溃，僵殇属路。然而普人震于积威，莫之敢撄！于是克氏发愤而起曰：“报仇雪耻，在此举矣！时哉不可失也！”身入普军，慷慨陈辞，上说下教，莫不为之动容。于是普人发难，乃举兵以声讨拿破仑；任白立希氏为元帅，而克氏为之参谋，以有一八一四年滑铁卢之役。而于是百战百胜之拿破仑一蹶不振，遂以降王受絷；则克氏之以也！既以知兵有闻于普，而为军官学校教官，普王太子军事教官。至一八一八年，受命为柏林陆军大学校长，而毛奇将军实隶籍为弟子焉。以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卒，年五十二岁。
克氏之卒也，其夫人玛利校订遗著，以一八三二年六月三十日出版，而为之序焉；凡十册，而冠以兵法三册，分八卷。其中一论战之性质，为八章；二论战之原理，为六章；三论战略，十八章；四论交战，十四章；五论兵力，十八章；六论守，三十章；七论攻，二十一章；八论军事，九章；共一百二十四章，原始要终，富哉言乎！自毛奇以暨欧洲大战之兴登堡、麦耿生、鲁登道夫诸大将，莫不奉为绳墨，善其运用。而夷考克氏之言兵，传授心法，乃得之拿破仑大皇，以其习与拿破仑战者久也。当其时名王大将之遇拿破仑者何限，日与为构，徒惊拿皇用兵之神，纵横挥斥，莫测高深，只有目眩心骇，望风而靡已耳！独克氏运其机智，好学深思，窥拿皇用心所在，默识心通以能自得师，成一家言；所以其言兵不墨守成法，而焯有玄解，蔚为德国兵学之祖也！其大指可得而论者有三：一曰战争之道，尤贵迅速决胜，而以消溃敌国之军队及其战斗力；孙子所谓“贵胜不贵久”，而“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待，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用此道也。二曰战略无妨政略，外交以辅军事，斯其战胜不忒。如恃胜好战，而外交因应无方，则未有能终保其胜！孙子所谓“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而“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堕”者也。三曰操纵敌国之舆论，以煽诱敌国之人心，使之厌战而自为瓦解。夫如是，其孰能御我！此则马谡应诸葛亮南征之对，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而出以新式运用者也。而今观于日本则何如？方其始也，挟战胜之威，乘积弛之我，欲以雷霆万钧，迅雷不及掩耳，胁我媾和，解我军备，然后因我之资，蓄力养锐以徐与俄持；故其大命悬于速战而大捷，信有如克氏所论者！然而孟贲、乌获，力有所底；飚发雷奋，浸淫以迄今日，老师深入，兵顿鲁南。我方再接再厉，敌已再衰三竭。岂非孙子所谓“其用战也，胜久则顿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顿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耶！此其无胜我之道一矣！日之有疾怨深仇于俄，非一日矣；而又以好大喜功，招英法之怒，协以助我；而亦自虑专欲之难成也，乃与德、意为构。德、意虚以协定相饵，而阴以邀利于英，大欲一偿，何借于日！而方穷兵不戢，以来逞志于我。此正孙子所谓“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堕”，危乎殆哉！抑亦克氏之所致戒也！其无胜我之道二矣！师直为壮，曲为老。凡我国人，外御其侮，小大毕力，未有贰志。而日则残民以逞，师出无名，诽谤有诛，道路以目，兵无斗志，军纪日壤；而贪财好色，淫掠无禁，贼杀不辜，益以坚我国人同仇敌忾之志，有死而无二。虽欲如克氏所称“操纵我国之舆论”，消杀国人之抗战而有所不能。何者？则以日军之恣为不道，我国之人怀必死，而非可以虚词饰说动焉！此其无胜我之道三矣！观于克氏之为书，而胜负之数，不待著蔡，昭然可睹也，要在我之有以善图其后耳！其书以一八四九年，有法译本；一八七三年，有英译本。
基博尝授同学诸子以孙武书。时则首都沦陷，我军败绩；天下汹汹，士无靖志！而基博则谓：“强弱无定形，胜负无常势；要在量敌而审己，因利以制权。倘得孙武十三篇书读之，心知其意，可以镇方扰之人心，延国命于垂绝！”亦以为乡人顾君谷宜诵说。谷宜闻而惊叹曰：“微乎微乎！出神入化矣！惜余闻道之晚也！”既而昭于基博曰：“余粗习欧故。”迺为道：“德之有克氏焉，言而世为天下则，亦庶几欧西之孙子也！”迺据英译本以相研讨，而证孙武之书。虽其言有合有不合，而要以证见日所以敢冒天下之不韪而以逞志于我者，其道有由！基博曰：“盍迻译以为我国人告也？”谷宜笑曰：“孙武书十三篇耳，然而国人罕有肄业及之者！况克氏之下笔不自休，其卷帙之浩浩，且什伯于孙武书焉，恐读者未终卷而我倦欲眠矣。宁易窥其要领所在乎！”基博仰而思，俯而答曰：“是何伤！请毋斤斤于字比句次之直译，而会通其旨以为要删。意最其精，辞出以达，庶几目治者易终卷，心维者易挈要焉，其亦可也！”于是谷宜说其义，基博润其辞，以一卷为一篇，随篇标目，题曰精义，勿以辞阂。挂一漏万，虽自知其未允；提要钩玄，庶无负于作者！如以此为未足，则有克氏之原书在。聊疏其旨，以冠于篇。时在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之五九国耻纪念日，无锡钱基博叙于国立浙江大学之江西泰和县上田村舍。
注解：
[1] 据江南出版合作社1941年版校印。
[book_title]发凡第一
原著卷一《论战之性质》
克劳山维兹曰：欲论兵，不可不知战。而战之为道，暴行也；乃以威力加于敌，胁之以受命于我，而惟我之所欲为。此战之所为起也，论者不察，乃倡议裁减军备，不以杀敌致果为武。此在人群为仁义，而以论战则罪恶！何者？天下之为危道，莫大乎论战而不非仁义矣！夫仁者不杀人，义者不侵人，而战则驱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如不以杀敌致果为武，而以刑仁讲义为尚，可杀之人不杀，可侵之国不侵，则何以兼弱攻昧而威加于敌哉！又不仅是。我不杀人，不能禁人之不杀我。我不侵人，安能止人之不侵我！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拱手揖让以听人之宰割，危莫大焉，辱莫大焉！所以仁义与战，两不相容之道也！而言战必舍仁义。战之为道，暴行也；惟暴为无敌。仁义之师，鲜不挫败。然仁义不能以用兵，而理智则无害于暴。战者，利用理智以肆于为暴，而尽力之所能焉；倘以与不能为暴，刑仁讲让之敌遇，有不战，战必胜矣！战之所欲者，理智之暴行也；非仁也，义也！世日趋于文明，而两国交兵，优待俘虏，不残破不设防之城市；岂果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哉？诚以战之威力所加，有大于此者耳。或者乃以为野蛮。不知杀人之器，随科学以俱新；而国之文明愈高，战之危险愈大，人民同仇敌忾之心亦愈烈。何德不报，除恶务尽，不恤冒天下之不韪以快意于一战。文明之与野蛮何殊焉！
基博按：此克氏开宗明义以诂战之第一义谛；而何其言之酷烈也！其在我国：周穆王时，有徐偃王，地方五百里，行仁义，朝之者三十六国。而穆王方骋八骏以西巡狩，闻诸侯咸归于徐，一日千里，长驱而归，使楚人伐徐。偃王不忍斗其民，北走彭城，百姓从之者以万数。偃王将死，曰：“吾赖于文德而不明武备，故至此！”又春秋之世，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子鱼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烈。”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哀重伤，则如勿伤！哀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此则仁义之师，鲜不挫败，克氏之言，若信而有征也！然而我国先圣昔贤，曾不以徐偃、宋襄为大戒，而论兵不废仁义。孟子之言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孟子·尽心》下）
荀子议兵，常以仁义为本，曰：
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悦喜。且夫暴国之君，将谁与至哉？彼其所与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彼反顾其上，则若灼黥，若仇雠。人之情虽桀、跖，岂肯为其所恶、贼其所好者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荀子·议兵篇》）
则是克氏唯暴为无敌，而孟子言仁者无敌；克氏论兵以暴行为主，而《荀子·议兵》以仁义为本。然此犹儒者之论，则见以为迂阔而远于事情；而孙子则兵家之祖，亦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说。其言曰：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谋攻篇》）
杜佑为之解曰：
敌国来服为上，以兵击破为次。
张预更引伸之曰：
《尉缭子》曰：“讲武料敌，使敌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破军杀将，乘堙发机，会众夺地，此力胜也。”然则所谓道胜、力胜者，即全国、破国之谓也。夫吊民伐罪，全胜为上。为不得已而至于破，则其次也。不战，则士不伤；不攻，则力不屈；不久，则财不费。以完全立胜于天下，故无顿兵血刃之害，而有国富兵强之利。
诸葛亮征南中，问计参军马谡。谡曰：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三国志·马良传》注）
此则我先圣昔贤论兵之第一义谛，与克氏为异。盖克氏欲肆为威暴以消敌人抗战之力。而我先圣昔贤，则强行仁义以消敌人抗战之心。此则全国、破国之异趣，心战、兵战之殊途，其大较然也。远古姑不论；而近代之战，尽有敌国政府抗战之力，已臻摧毁；而敌国人民同仇之心，益以坚强！即以德而论，观其以一九一四年发滔天之难，所向无前，攻比攻法，尽力摧毁，岂非肆为威暴，欲以力求贯彻克氏之所论哉！然而负固不服，既出法比人民同仇之心，而其政府抗战之力，亦不容不以再接再厉。卒之顿兵挫锐，无救于挠败者，岂不以敌国抗战之力，未易以威暴消之使尽，而其人民同仇之心，乃益以威暴奋其武怒哉！然后知孟子言“仁者无敌”，孙子之“必以全争于天下”，为老谋深算；而克氏所论之未为究竟义也！
战之为道，暴行也。而所以为战者有三：其一摧毁敌国之战斗力，使之不能复战。次则占领敌国之土地，使之无法复兴以整军经武。又其次则消散敌国人民之战斗意志，而煽其人之爱好和平者起而反战。国之所与存亡废兴者，人民也。民心泮涣，人无斗志，彼其政府，将谁与战！夺其所恃，自不得不惟我之命是听。而我之威加于敌，所以耗其国力者，尤必大于我之所求欲，而予敌人以永劫不复之残破。屈服愈迟，则残破愈大。苟非屈服，无以自救，于是敌人乃不得不忍受我之所欲求，低首下心以保苟延之一息，以免加深之残破。始以我之所求为大欲者，今以与我威力所及之残破相较，乃转觉其渺小；然后知我向所求欲以为宽大，而自悔其未早计。两害相形，必取于轻；事有必至，理无可疑者。然非光毁其武力以尽消溃敌国之军队，不克臻此。夫先人有夺人之心，若我不先毁敌之武力，则敌或毁我之武力。我之武力毁，则我将惟敌之命是听，事久变生，未可知也。是故战之第一事，必先摧毁敌国之战斗力，而尤不可不尽摧毁之，使之不能复战。然而事未可以一概论！
其一，欲尽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则我之武力，亦必尽量发挥；我之军费，亦必尽量支出。而以视战胜后所偿之欲求，未必与消耗相当，则是功不补患，得不偿失！不如占据其土地，抚定其人民，因资力以为持久之计，据形胜以示控制之势，绝其与国之援，阻其运输之路，形格势禁，敌自破败。以视摧毁敌国之战斗力，而势不得不出于苦战者，劳费较少，收功为易。
其二，欲尽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必集中我国之武力、物力，尽其所能以恣一战。胜负固非一战所能决，而第一战胜负之所系于士气之勇怯、民心之得丧者甚大，何可不以全力出之！而欲倾国之所有以事一战，非人民同仇不可。人民安居乐业之既久，谁则好战？而敌忾之心，往往非一鼓所能作，而抚有广土众民之大国，其人力物力，亦非旦夕所能集中。此尤摧毁敌国之战斗力，欲先而不易为先之一端也。
其三，欲尽摧毁敌国之战斗力，必挑敌与战。如敌不以战而以守，则我之术有时而穷。何者？近世战术，利守不利攻；而兵力之弱者，常以守而延长战争。旷日持久，而攻者困于士兵死丧之过多，财用支给之日匮，情见势绌，则不战而自屈。昔在普鲁士佛立德力大王之七年战争（1756—1763）时，其兵力不如奥之众且强；而奥无以制其命者，徒以守而不与战也。虽然，所谓守者，非坐困之谓也，特静以观变，相机而动以待反攻之机会耳。如有反攻之机，则必迅速以赴敌。苟攻守不相为用，守者每不知敌之所为攻，何得不分兵四防；而攻则可集中兵力以专注一处。以四散之分守，而当集中之猛攻，夫如是，其孰能御之！
基博按：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英、法、美三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将军，尝在巴黎军官大学演说，谓：“自来名将，每先取守势，一俟敌军疲怠，大举反攻。以我之怠，乘敌之衰，未有不胜。”其说盖本克氏，而用以搏西战场最后之胜利。其在我国：广昌揭暄著有《兵法百言》一书，历观古今兵事利钝之故而籀其会通，其中有“延”与“速”之两言，而相次以明为用，以为：
势有不可即战者，在能用延。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征调未至，必待其集；新附未协，必待其孚；计谋未定，必待其决。时未可战，姑勿战。盖拙者贵于守；延者，势在必战而特迟之也。势已成，机已至，人已集，而又迁移迟缓者，此堕军也。士将怠，时将不利，国将困，拥兵境上而不决战者，此迷军也。有智而迟，人将先计；见而不决，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难得者时，易失者机，速哉！用兵能速，则智不能谋，勇不及断，己舒而人促，己裕而人窘。
盖始之以“延”，胜之于“速”，其论亦与克氏之指相发。欧洲大战，法国福煦将军之所以挫德者以此；而我今日之所以图制日者，亦无出于此。观法之能胜德，知我之必胜日矣。特是日人知其士之将怠，时之将不利，国之将困，不甘为揭氏之所谓“迷军”，而欲快心于一决。此诚揭氏所谓“敌锋甚锐，少俟其怠；敌来甚众，少俟其解”。在我则用“延”，而尚未臻用“速”之日也。揭暄字子宣，清初人，见阮元《畴人传》。称其深明西算，而又别有悟入，其言七政小轮旋转而生漩涡，遂成留逆，实为古今之所未发。所著《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
其四，战之成功，非绝对也。胜败，何常之有！败者岂无旂鼓重振之日！而邻国之环以伺我，眈眈逐逐者，正大有人，何可不虞！如我武力、物力，倾国之所有以耗之于一国，尽之于一朝，而不图有以善其后，必有承我之敝以牧功于全胜者。夫患生于不防，虑及于可知。天下事，往往有谋之于数年、败之于一旦者。是以人生多意外之变，世道有不虑之衅，而战为尤甚者也。知彼知己，何尝不审！而军事情报，每多失实。其在兵法，用间固为尤难。强弱之故，难以臆测。是故战，危道也，匪不得已，不可以战。而及其战，人民不可不有敌忾之同情，将帅不可不有缜密之战略，国家不可不有久大之政略。而其运用，则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夫纵横捭阖，国际间之政争，永无已时；而战则国际政争之一法，不过以弥缝其阙耳。是故为将帅者，不可以不明政治；而政略，则战略之所自出焉。
基博按：日人之所以施于我者，消溃我军队，占据我土地，摧挫我民气。凡克氏之所指画，几无不倾囊以出；而尤殚锐竭力以欲消溃我军队，可谓传授心法！虽然，孙武不云乎：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九变篇》）
克氏历陈消溃敌军之为先务之急，而卒之曰：“事未可以一概论。”长虑却顾，言其可，而亦何尝不虑其事之不终可耶！此其“杂于利害”之所以为智者。而日人则一意孤行，见其可而不见其不可，尚为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至于克氏所云“消散敌国人民之战斗意志”，似与我先哲攻心之论有合。特我之所谓“攻心”者，盖以德服人之仁；而克氏所云，则半出于力征，半出于计煽，惨徼狙诈，殆兼而有之。我以仁，彼以暴，未可以同年而语也！
战之胜负，将之才不才系焉；而人才不易，将才尤难。国家日进于文明，百度维新，然人才只有此数，则以社会相需之殷，而将才少。惟野蛮之国，事业不振，人才无所用之，而又日竞于武，故将才多。特是才有高下，将有智愚；而才之高者，所贵有明敏之睿智。睿智，则必随文明以俱进。惟文明之国，厥为名将之所孕毓焉。苟其国家文明，其人民好战，则其国之名将必多。远鉴古之罗马，近观拿破仑时代之法，名将蔚起，莫之与京，岂偶然哉！无亦以好战之人民，而擅有文明之国家，故能钟灵秀以有此盛也！
将以智为本，以勇辅之。而勇之为验有二：一曰临大危而不挫其气；一曰常大任而不避其艰。一言以蔽之，曰不畏艰险而已。夫不畏艰险，或起于轻生之习性，或激于爱国之热情。轻生则气锐，情热则多力；而意气陵厉，自无畏难苟安之心矣！
战之为事，劳筋骨，苦心志。而将士之服战役者，必具有坚强之体力、勇毅之精神，而济之以明敏之睿智，乃克有济；而尤莫重于智，莫难于智。盖战无常法，兵无定势，瞬息万变，往往不可臆度；所贵相机应变，因利制权，而深有借于思虑及推考。然则何道而可？曰：必先之以敏锐之观测，而发之为果敢之动作。其亦庶乎其可也！夫惟有敏锐之观测者，乃能洞鉴幽渺莫测之情势，而深识其真，慎勿局于一时一隅。而目先四射，熟权时间、空间两者之错变，而运用繁赜[1]之战略，出以心思之灵敏，发以动作之果敢。而果敢者，不疑而为之之谓。然为之不疑，必先知之不惑。知之明，故为之果，斯大勇矣。倘知之未明，而为之不疑，卤莽徒以偾事，盲动而已，岂得谓之果敢哉！故智谋者，果敢之本也。然智谋亦必济以果敢；而需者事之贼，多智者，亦往往多疑多败。故智谋辅以果敢，而沉着胜于聪明；聪明或以自误，而沉着决不盲动也。两者相济为用，而必基之于识力之培养！
抑为将之道，非杀敌之难，而御兵之难；尤非急战之难，而持久之难。方战之初，一鼓作气，人怀必胜，为将无难也。及其久而师老，信心渐失，暮气既深，怯死幸生；鼓之不知奋也，励之不知耻也；劳而欲休，陈而不整；其尤甚者，怨愤其上。使当此之时，而为之将者，抚众有度，镇扰以定，而以其自我之光明，焕发众心之迷盲；以其自我之热情，激励士气之萎靡。以静制乱，以勇振怯，发其信心，鼓其暮气，旂鼓重振，有死无二。此则为将之所难也。然而为之有道，持之有故。曰：惟为将者，示之以坚强之意志，发之以热烈之情感，持之以卓越之识力，而后为士众所仰赖，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三者相辅而以相成，不可或缺者也。
基博按：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德之败也，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师久而老。老师则厌战，厌战而丧气，溃败之道也。克氏之论，可谓有验矣！揆之中国：春秋之世，齐人伐鲁，鲁庄公御之长勺。将战，曹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乃战。齐师败绩。公问其故，刿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亦以一鼓之气易为作，持久力难为继也。一日之战如此，况兵连祸结以延数年之旷日持久，何可不慎图所以持其后哉！《司马法》曰：
凡战，以力久，以气胜。（见《司马法·严位》）
戚继光曰：
兵之胜负者，气也。兵士能为胜负，而不能司气。气有消长，无常盈，在司气者治制之何如耳。凡人之为兵，任是何等壮气，一遇大战后，就或全胜，气必少泄；又复治盛之以再用，庶气常盈。若一用之而不治，再用则浊，三用则涸，故无常胜之兵矣。夫方寸之微，出入无乡；一少恃其旧气，便著障根，以渐变去，便至不可收拾，是故世未尝无百战百胜之卒，惟在我无百战百胜之心耳。（见《纪效新书或问》）
我之抗日，苦战一年，破军杀将，主客交困。日之师老，我亦力竭，胜负之分，其孰能久；而治气治心则能久，夺气夺心则不能久。孙子曰：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见《孙子·军争篇》）
苟我能治气治心，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其所以夺气夺心者，将不在我而在敌。然则治气治心奈何？曰有本有原。苏洵曰：
凡兵上义，不义，虽利勿动。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见《权书·心术》）
此治气治心之本也。洵又曰：
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熢燧，严斥候，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之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不养其心，一战而胜，不可用矣。（同上）
此治气治心之法也。日人师也无名，苟以利动，此洵所谓“非一动之为害，而他日将有所不可措手足”者也。何如我之外御其侮，士以义怒；治气治心，既得其本矣；改革币制，统制金融，所以养其财者，亦既图之于未战；而所以养力、养气、养心以持之于既战既胜者，何可不善图利之，而要在于将之镇。揭暄《兵法百言》有“镇”之一言，以为：
将，志也。三军，气也。气易动而难制，在制于将之镇。惊骇可定也，反侧可安也，百万众可却灭也。志正而谋一，气发而勇倍，动罔不臧。
诚哉是言也！惟将军夺心，斯三军夺气。李靖曰：
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见《孙子·军争篇》张预注引）
师老矣，寇深矣，所以守吾气而有待者，兵之利也，将之任也。
爱名誉，重气节，此将士意志之所以坚强。特其百折不挠，久而不渝，则非持之以定识定力不为功！
情热，则多力。热情者，凡为将士之所不可少。然所贵者，不在一时之义勇愤发，而在激昂慷慨之中，能持之以镇静，仍无害于处变若定之智虑。此则所难也。大抵人有三品：其一情感阙乏之人，激之使奋，其道非易。然以其人沉着，奉令承教，无热情，亦无败事，用之于战，亦有可取之道。其二情感热烈之人，如炸药然，一触即发，而一发即熄，可激发而不可持久者也。此其人烈于情感，昧于智计，遇小忿则怒，而当大敌则挠，往往仓皇扰攘而不知所措。此其人非受高深之教育以发展其智虑，则不可以之为将；倘因材器使，可为裨将，以所任者不过冲锋陷阵，而一时之义勇奋发，足以集事矣。其三为刚毅木讷，不以小忿而气激，不以小挫而志馁；意思深长，其情感不易发，而一发则不可遏；其蓄诸中者以浅以厚，其措之事也可大可久。此则所谓激昂慷慨，而能持以镇静，无害于处变若定之智虑者也。持是道也以往，可以为帅矣。此其人稟乎天性，而要非有识力之培养不克臻此。
博学多闻，不足以见识力。而所谓识力者，谓有主张，有自信，有文理密察之智虑，与发强刚毅之德性者也。夫战之为道，至无定也。凡兵家之言，极深研幾；及其临阵，学说原理，杳无经验，何所用之！而纷纭之变，扰我灵台；死丧之哀，凄人心脾；茫茫前途，惟有猜想。是故战之为事，至变且乱也，非战之难。变而能持其常，乱而不失其定，则难！此则识力之培养，必有以裕之于平日，而后临战之时，指挥若定，坚持我初衷，勿失其自信。然而自信之过，往往流为刚愎自用，情势既变，故我自封，执一无权，何以应变！此所以发强刚毅之德性，必本之文理密察之智虑，而后自信不为刚愎，主张不同成见。动无失策，事无过举，斯则识力之明效大验矣！
所谓将材者，其性行大略具此矣。才有偏全，则位殊尊卑。然此可以为将，而未遽以为帅也。夫帅者，政治家而兼军事家者也。将才之外，必擅政事；战略之用，兼权政略焉。
基博按：克氏之所以衡将才者五事：曰智、曰勇、曰果敢、曰热情、曰识力。而两言括之，曰智曰勇而已。果敢与热情，所以大其勇也；识力，所以充其智也；而要之以智为本，以勇为辅。稽之中国：孔子尝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我战则克。”而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见《论语·述而》）盖子路好勇，夫子深戒之，正与克氏之论相发。
孙子曰：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见《孙子·计篇》）
杜牧注：
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楚申包胥使于越，越王勾践将伐吴，问战焉。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能知民之极，无以诠度天下之众寡；不仁，则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也。”
何延锡注则谓：
非智，不可以料敌应机；非信，不可以训人率众；非仁，不可以附众抚士；非勇，不可以决谋合战；非严，不可以服强齐众。全此五才，将之体也。
孙子论将有五才，若与克氏五者之数相当。其实克氏所论之五者，孙子“智”、“勇”两义足以尽之，而“信”、“仁”、“严”三义，则足以匡克氏之所未逮。独其称“智”以冠五才之首，亦犹克氏以智为本之旨也。顾孙子所以论将之用“智”者有二：一曰智足以知战；二曰智足以愚士。智足以知战则奈何？曰有三知焉，“知吾卒之可以击”，“知敌之可击”，“知地形之可以战”。三者知而后胜乃可全。
孙子曰：
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见《孙子·地形篇》）
谓智足以知战也。孙子又曰：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昌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迁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见《孙子·九地篇》）
夫战者，所以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也，惟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者，斯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惟命是听，无扞格之患矣！此智足以愚士也。孙子又论将有五危，曰：
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见《孙子·九变篇》）
夫“必死”，则不智；“必生”，则无勇；“忿速可侮”，则勇而愚；“廉洁可辱”，则信而愚；“爱民可烦”，则仁而愚；而要归于不智。倘持克氏之论以为衡，所谓“知之未明，而为之不疑”，此其为不智之果敢，孙子所谓“必死可杀”者也。若其人“烈于情感，昧于智计”，而触之即忿，激之易动，则所谓“忿速可侮”者也。至于“爱名誉，重气节”，此将士之廉洁也。然而孙子曰：“廉洁可辱。”梅尧臣注以为“徇名不顾”。此亦将之一危，何可不察也！
吴子曰：
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论将，常观其勇。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理者，治众如治寡。备者，出门如见敌。果者，临敌不怀生。戒者，虽克如始战。约者，法令省而不烦。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见《吴子·论将》）
其论将之所慎者五，曰“理”、曰“备”、曰“戒”、曰“约”，皆“智”之事，所谓“文”也、“柔”也，独“果”则奋其“武”、“刚”而属于“勇”。顾吴子以为“勇之于将，乃数分之一尔。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此则克氏所称不智之果敢，卤莽徒以愤事，盲动而已。孙子曰“必死可杀，忿速可侮”者也。至言“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将之礼也。故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得无嫌于“必死可杀”乎？而克氏论勇之为验，亦曰“轻生则气锐”，又与吴子之言有合，何也？盖兵，凶器；战，危事也。“必死可杀”，“必生可虏”，皆将之危也，惟兼权于“必死”“必生”，而善有以自处。然则如之何而可？昔夔州唐甄论将有利才一论，其言以为：
彼义激气愤，解带自决，暴虎冯河而不反，世皆壮之，称为烈士。是愚夫悍妇之行也，君子不为也。君子之当大任，立身于必不死，设心于必死。必不死，以善其用也；必死，以坚其志也。吾闻之：立功者，才也；卒功者，智也；审定者，心也；达险者，志也。天下重器，举之难举也；命数不常，测之难测也。苟以死存心，以死立志，谐妻泣之而不顾，爱女泣之而不顾，昵子随之而不顾，临事之时，处之必静，见之必明，思之必熟，行之必决。虽谋不及太公，亦可以成太公之功；虽才不及管仲，亦可以成管仲之功。今夫矢一也，以弱弓发之，或不能杀人；以强弓发之，则可以贯甲。志坚则才利，亦犹弓之发矢也。昔者蜀大乱而食人肉，冉邻起兵。冉邻者，唐子未娶之女之父也，遣二人者为谍于寇。闻有猎人者于途，二人惧而欲返。其一人曰：“进死于釜，退死于法，等死耳，其行乎！第疾走，慎毋怯而反顾。”比肩而走。一人不反顾，一人数反顾。一反顾，逊不反顾者五步；再反顾，逊不反顾者十步。卒之追者及之，反顾者肉糜于釜；不及顾者，鸟逝隼集而反命，得寇之形以战胜焉。由是观之：以死心处死地者成，以生心处死地者败。成败之间，勇怯之分也。
斯可以通孙、吴之邮而发其奥矣！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清世祖顺治丁酉举人，官长子县知县，罢官，侨居昆山，著有《唐子潜书》。宁都魏禧见之，称为汉唐以来所未有。宣城梅文鼎则以为周秦而后仅见之作云！然而孙、吴之论将，尚未能通于神明也。方战国之世，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请问为将？孙卿子曰：
知莫大乎弃疑，行莫大乎无过，事莫大乎无悔。事至无悔，至矣，成不可必也。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杨倞注：“静则安重而不为轻举，动则疾速而不失机权。”）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杨倞注谓：“使间谍观敌，欲潜隐深入之也。伍参，犹错杂也，使间谍或参之、或伍之于敌之间，而尽知其事。韩子曰：‘省同异之言，以明朋党之分，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又曰：‘参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参也。’”）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无欲将而恶废，无急胜而忘败，无威内而轻外，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夫是之谓五权。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凡受命于主而行三军。三军既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则主不能喜，敌不能怒。夫是之谓至臣。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始终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计胜欲则从，欲胜计则凶。战如守，行如战，有功如幸。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杨倞注：“无圹言不敢须臾不敬也。圹与旷同。”）夫是之谓五无圹。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之谓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临武君曰：“善！”（见《荀子·议兵篇》）
此则儒将风规，不竞不，历览史册，前有乐毅，后有诸葛亮，倘庶几焉，非克氏之所及知也。克氏论将以“智”为本，以“勇”为辅，而以“识力”充其智。而孙卿子则以“先事”为虑，以“弃疑”为智，而以“恭敬”要其成。孙卿子之所谓“通于神明”，倘克氏之所谓“识力”乎？然而“识力”不足以尽之矣。苏洵曰：
为将之道，当先治其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顾，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可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见《权书·心术》）
此则克氏之所谓“识力”矣。苏洵之所谓“治心”，克氏谓之“识力之培养”，辞趣不同，其揆一也。论将而至于“治心”，深矣微矣，虽未通于神明，而神明之所由通乎！独我自抗战以来，义问昭宣，大小毕力。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莫不挥泣攘臂以殉国家之急，决命争首，奋不顾身，天下之勇孰尚焉。然而古人有言：“非死之难，所以处其死者实难。”吾今则曰：“非勇之难，所以用其勇者实难。”三国夏侯渊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虽数战胜，魏武帝戒之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况今强寇压境，乘胜深入。而我自战其地，抚民训士，非一克之为烈，而来日之大难！所望深体苏洵治心之旨，兼权克氏识力之论。知彼知己，沉几观变，勿缮一时之武怒，而养可久之大勇！史称魏武帝与虏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军无幸胜。而揭暄《兵法百言》有“敛”之一言，以为：“惟敛可以克刚强，惟敛难以刚强克。故将击不扬以养鸷，欲抟弭耳以伸威，小事隐忍以图大。我处其缩，以尽彼盈。既舒吾盈，还乘彼缩。”然非治心之有道，智勇互用，何知制胜之以“敛”，盈缩尽利，而以此制敌，何敌不摧；国家攸赖，胜利可望矣！
抑地利者，战之先务也。而将士之天赋，尤有要焉，曰地利之直觉本能是也。凡为士者，必有认识道里方向之本能；而为将者，尤必有想象全局形势之本能。览之即知，思之即得，不待穷思力索，而自然会心，此之谓本能。倘必按地图，事测绘，而后有知焉，则仓卒无应变之方，不知所以活用之矣。
基博按：孙子论地形有通、有挂、有支、有隘、有险、有远，而卒之曰：
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见《孙子·地形篇》）
顾以为：
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见《孙子·军争篇》）
而克氏则论地利之直觉本能，足匡孙子所未逮。特是吾邑顾景范先生序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则先克氏而早发其义，以为：
地利何常之有！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之丘，泛滥之水。得其人，则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阪，羊肠之径，不在卭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溪、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渐车之浍，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而乌足与言地利哉！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故曰，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使铢铢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失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彼岂常求之于山海之图、里道之志哉！且夫一指蔽前，则泰山不见；十步易辙，则日景不分。彼其惘惘焉，陷大泽而不知，前入深谷而不悟，乃欲执迷途之人而求其为乡导。乡导其可恃乎哉！
则信乎料敌制胜之所以计险扼远近者，果在乎地利之直觉本能；而乡导，则可用而不可恃者也！
战者，以将为帅，而以兵为用者也。是故临阵合战之急者二：一曰得地利，二曰兵服习。习于艰劳而不苦，习于战阵而不慑，习于情伪而不惑，此之谓兵服习。而习器械，习队伍，又其次也。
身宜耐劳，不求逸乐，此为训兵之第一义。夫战之为事，至劳剧也。即以行军而论，盛夏行役，而穷冬暴露，其肌肤之所浸渍，手足之所胼胝，轻霜雪而冒风雨，绝山险而狎河津，然后寒暑不能为之毒，关河不能为之阻。而道路有壤，则必除道；桥梁或断，又须架梁；材未素具，工必速集；劳而不怨，安之若素，此之谓习于艰劳矣。特是初战气锐，服劳尚易，而所难者，胜利之后，不为骄惰，旷岁之战，益以勤奋。此以征为将训练之有方矣！
习于艰劳矣，尤必习于战阵。夫战，危事也，而尤莫甚于近代。方其渐近战线也，炮声隆隆，如轰雷迅霆，耳震目眩，固已不易自持。及其进也，炮弹横飞，每一堕地，则火光迸裂，烟焰弥漫；枪珠杂出，啸亦惨厉；而同伍之折臂断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尤令人目不忍睹。使非久经行阵，习惯自然，鲜不心惊胆摇，而仓皇无所措手足矣！
习于战阵矣，尤必习于情伪。而所谓习于情伪者，谓习于情报之幻变；而判别其情伪也，情报不能不用，然大都不可信。方开战之初，其情伪尚不难辨。迨夫战之既久，以敌之多方误我也；而情报之来，乃予我以迷离惝恍之思，而莫知所从焉。然矛盾之情报，尚可参伍而得其情伪。所患者，尤在情报之源源而来者，前后如出一吻，而信以为实，措之行事，往往如敌人之所愿欲，而以成不可救之败绩，此则不可不慎也。夫情报之矛盾[2]者，利害不一，利我则意得，害我则气沮。顾以师久而老，失其自信，往往见其害而不见[3]其利。风声所播，因以溃不成军者，亦时有之。是以为将者平日训练士兵，不可不使之洞达人情，谙练世故以培养其判断情报之识力。此固不能求之人人。特使一军一队之中，其人愈多，则军心愈固而士气不挠。
习器械，习队伍，可以操场训练得之；而所谓“习劳苦”、“习战阵”、“习情伪”之三者，则非实事求是不为功。平时之野战演习，不过聊胜操场训练，亦徒具文而已，岂能得实地之经验！所以长治久安之国无胜兵也！然则何道而可？曰道有二：常调我军队以援四邻，使之实地参战，一也。聘调久历战阵之外国军队与我军合编，相观而善以为示范，二也。庶几有勇知方，干城无虞矣。
基博按：明戚继光以名将平倭镇蓟更历南北，并著声。在南方，战功特甚；北则专注守。撰《纪效新书》十八卷、《练兵实纪》九卷、《杂集》六卷，专论练兵之法，以为：
操兵之道，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肆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善操兵者，必使其气性活泼，或逸而冗之，或劳而息之，俱无定格；或相其意态，察其动静，而撙节之。故操手足号令易，而操心性气难；有形之操易，而不操之操难。能操而使其气性活泼，又必须收其心，有所秉畏竞业。又有操之似者，最为操之害。何则？权哗散野，似性气活泼；懈苦不振，似心有竞业；为将者辨此为急。操之于场肆者，不谓之操，所谓筌蹄也。兵虽静处闾阎，然亦谓之操，乃真操也。微乎微乎，妙不可测！神乎神乎，玄之又玄！此圣贤之精微，经典之英华。（见《纪效新书·或问》，亦见《练兵实纪·储练通论》。）
所著《纪效新书》十八卷，以一卷为一篇：曰束伍、曰操令、曰阵令、曰谕兵、曰法禁、曰比较、曰行营、曰操练、曰出征、曰长兵、曰牌筅、曰短兵、曰射法、曰拳经、曰诸器、曰旌旂、曰守哨、曰水兵，各系以图而为之说，皆阅历有验之言。而《练兵实纪》，则在蓟门练兵之作。一练伍法，二练胆气，三练耳目，四练手足，五练营阵，六练将。以为“教兵之法，美观则不实用，实用则不美观”。曰实纪者，征实用也，而以“练心力”、“练手力”、“练足力”、“练身力”四者为先务之急。其言曰：
凡人之血气，用则坚，怠则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大人且然，况兵乎！不宜过于太甚；是谓练心之力也。
凡平时各兵所用器械，轻重分两，当重于交锋时所用之器。盖重者既熟，则临阵用轻者，自然手捷，不为器所欺矣。是谓练手之力也。
凡平时各兵，须学趋跑，一气跑得十里不气喘才好。如古人足囊以沙，渐渐加之；临阵去沙，自然轻便。是谓练足之力也。
凡平时习战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强加之，庶临阵身轻，进退自速。是谓练身之力也。（见《练兵实纪·练手足》）
然四者练矣，而无胆，犹未足以语于杀敌致果也。继光认为：
平日在教场操时，打铳则把托稳定，对把从容；舞械则以单对单，前无利害。似谓习之已精已至矣。临敌之时，若使仍是照前从容酬应，如教场内比试一般，不必十分武艺，只学得三分，亦可无敌。奈每见贼时，死生呼吸所系，面黄口干，手忙脚乱，平日所学射法、打法尽者忘了，只有互相乱打，已为好汉，如用得平时一分武艺出，无有不胜；用得二分出，一可敌五；用得五分出，则无敌矣。谚云艺高人胆大，殊为不然！必须原是有胆之人，习得好艺，故胆益大。无胆之人，平日习得武艺十分精熟，临时手软身颤，举艺不起；任是如何教习，亦不得胆之大也。
克氏曰：“习于战阵而不慑。”此所以练胆也。揭暄《兵法百言》之论“练”，则曰：
意起而力委谢者，气衰也；力有余而心畏沮者，胆丧也。气衰胆丧，智勇竭而不可用。故贵立势以练气，经胜以练胆，布心以练情，一教以练阵艺。
此其说亦与克氏所论互有详略。克氏所谓“习于战阵而不慑”，是即“经胜以练胆”也。而“练阵艺”，则克氏之所谓“习器械”、“习队伍”。至于“练气”、“练情”之说，盖克氏之所未言焉！
注解：
[1] 赜，原作“颐”，据《国命旬刊》第七期（1938.6.10）第7页改。
[2] 盾，原误作“遁”，据《国命旬刊》第七期（1938.6.10）第13页改。
[3] 见，原误作“害”，据《国命旬刊》第七期（1938.6.10）第13页改。
[book_title]明学第二
原著卷二《论战之原理》
克劳山维兹曰：兵之为法，作战之法；所以兵法之为学，作战之学也。惟战有一时一地之交战，有不一时、不一地，数次以至数十次、数百次之交战而成为一大战。然战必为数十百次交战之所积累，而未有以一时一地之交战决胜负者。是故兵法有二：杀敌致果，用兵以为一时一地之交战者，谓之战术；而料敌致胜，计险阨远近，调节空间时间以运用各地之交战，而靳以达最后胜利者，谓之战略。易言之，盖用兵以求交战之胜利者，战术也；用交战以达征战之主旨者，战略也。其他如军队之给养，伤兵之抚治，兵器之整缮，虽为重要，然不过战前战后之所有事，而匪为作战之法，故不属于兵法之范围焉。
行军也，屯营也，兵站也，皆为作战之准备。三者具，而后交战之事兴焉；故为战术之一部。抑亦于全局之胜负有关，而不限于一时一时；故亦为战略之一部也。
行军者，乃调遣军队之谓，用以分配兵力，而操纵交战之时与地以神明其用者也。可以支配交战，而不为交战之所支配，故为战略之用。惟行军之时，如或分道并进以与敌战，则是涵有战术之用矣。行军之神妙者，往往不及交绥而敌已望风披靡，师徒挠败，于是崇战略者，以为不战而胜，用兵之上。此则故甚其词而失之夸大。盖谋定后动、操必胜而后战者有之矣；未有不交战而能克敌者也。是故行军者，战略而兼战术；而非明战术之为用，则行军之威力不见，何以奏肤功哉！
屯营与兵站亦然。若用以休兵养威，备预不虞；此则属于备战，而不在兵法之范畴矣。然或分配兵力，控制要害以示形势，则又战略之用也。苟其与敌交绥，先据要害，欲以制人而不制[1]于人；则擅战术之用矣。
是故战术与战略，不同而相为用，固结而不可分。特以为学理之探讨，而不得不别白言之耳。
基博按：克氏论兵法有“战略”、“战术”之分，而《汉书·艺文志》载：
兵家者流，盖出古司马之职。……《洪范》八政，八曰师。《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燿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据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诏步兵校尉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曰“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其称“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是则克氏之所谓“战略”。而谓“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主，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则克氏之所谓“战术”也。《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三家，而以《孙子》居首。世传《孙子》十三篇，而以《计篇》冠首；其大指以为：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曰“计”、曰“势”，盖挈十三篇之要焉。势者，兵家之诡道。计者，庙算之先胜。必先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制权，施之临战。计者，量敌审己，虑于未战。自《计篇》以下，《作战》、《谋攻》及《形》三篇，反覆丁宁于“先胜而后求战”、“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尽知用兵之利[2]”、“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皆阐发《计篇》未尽之蕴。孙子之所谓“计”，任宏谓之“权谋”，而克氏之所谓“战略”者也。《势篇》以下，《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八篇，皆论势；其大指不外言“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后人发，先人至”、“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则任宏之所谓“形势”，而克氏谓之“战术”者矣。惟孙子之意，重计而不重势，则是战略重于战术。而欲为计，必先知彼；荀不知敌之情，安能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乎？用间者，所以知敌之情也，故以用间要其终焉。
兵器之学，与兵法不同，挽近世利器之制造、要塞之建筑，以及军队之组织与阵式，时有进步，日新而月异。技术以之而精能，兵威因此而扩增，然此不过物质之进步、机械之改进，而于兵法无与焉。兵法者，乃心机之交斗。犹之炼剑者，未必能用剑，而杀人则在能用剑。兵器之学，譬之炼剑；而兵法，则能用之者也。
基博按：任宏论次兵书四种，其四曰技巧。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此即所谓兵器之学也。克氏论兵器之学，为机械之改进，而兵法乃心机之交斗，其论精矣。然心机之交斗，盖随机械之改进，而益发挥以趋于繁赜。中国兵家，多涉制器用器之法。《司马法》曰：
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之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天子之义第二》）
又曰：
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定爵第三》）
此言用器之“长以卫短，短以救长”也。《吴子》曰：
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治兵第三》）
此言用器之人各有宜也。晁错言兵事书论器用利，有步兵之地，车骑之地，弓弩之地，长戟之地，矛之地，剑楯之地。此言用器之地各有宜也。而戚继光《纪效新书》有《长兵》、《牌筅》、《短兵》、《射法》、《拳经》、《诸器》等篇；《练兵实纪》有《军器解》；则更阐明“长兵短用，短兵长用”之义，论勘尤详。且曰：
古人有言，器械不利，以卒予敌。利之一字，不专为锋利；用之便利，亦此利也。欲用之利，必习之精。（《练兵实纪·练将》）
彼有精器而无精兵以用之，是谓徒费。有精兵而无精器以助之，是谓徒强。须兵士立得脚根定，则拽柴可以败荆，况精器乎！（同上《杂集·储练通论》）
分门习技者士卒；而所以杂其长短，随其形便，错而用之者，主将也。（《纪效新书·或问》）
夫五兵之法，长以救短，短以救长；长既易迈而势老，短又难及而势危，故相资为用；此自然之势，必然之理，至妙之术也。（《练兵实纪·杂集·军器解》）夫火器，均谓之长技，长者短用。凡力可及百步者，只用于五十步之外；势险节短，无有不中者矣。（同上《杂集·储练通论》）
夫长兵短用，短兵长用，此所谓势险节短之法已。火器、火箭、弓矢，皆长兵也，往往贼在数百步外，即已打发，及至贼近与大队齐来，却称火药放尽，铅子欠缺，或再装已尺，每由此而败。至于叉钯、枪刀，皆短器也；何以长用？枪必身法步法与手法并进，而手握于根，即如把舵使舟，叉必尽柄着手，皆长用之妙也。（同上）
况用器之术，短不接长。且如南方狼士之兵，士官军令严重，人人用命，宜战无不胜也。初调杀倭，每得一胜，旋即[3]败衄，何也？所用皆长牌短刀，而倭寇则以长枪重矢。此所谓短不接长。及短刀相接，刀法迥不如倭。此所谓以不能而斗能也。余乃因蹶思便，以败求胜，乃精放鸟铳之以代矢，矢不及铳。步下短兵，有若长枪，手握于根；而倭则持枪中截。枪法，惟长彼一寸，则必胜，乃较倭长可五尺。是倭枪不足以敌吾之枪矣，狼筅、钯棍，皆倍刀之长。（同上）
大端短不接长，故必多用长以制短，此不易之论也。两长相对，惟有法者胜，两法相同，惟有胆者胜。（同上）
太仓陆世仪著《八阵发明》，谓：
制阵，非阵之难，而制队伍之难。古之善杀贼者，皆相敌而制伍。吴璘以弓、弩、长枪为三垒，岳飞、韩世忠以麻扎刀大斧砍拐子马，皆得制伍之精者也。故制阵，先制伍；制伍，先制器。
其《思辩录·治平类》论：
兵家所言出奇制胜者多矣，言旂鼓步伐者少。唐有《李靖兵法》，此其书也，然不得见全书，今仅存杜氏《通典》所载。戚南塘《纪效新书》是从此书脱出，故于旂鼓步伐之法独详。教阵先教队，教队先教器；而队法妙处，全在制器得当，故队者，一阵之所由始；艺者，一队之所由始。儒者欲存心兵学，慎勿以一器一艺为可忽也，虽不能行之，亦务为知之，若大将，则须通知各艺之情而善用之。
麻城鲁之裕《趣陶园集》有《选兵论》，至谓：
选兵莫善于选器，必明于选器，而选兵之道乃尽焉。人之生也，自二十以至四十者为壮，过此，则血气不能不衰矣。就此壮者而论之，其中长短大小强弱之不同，势不能齐而一之也。故其用器也，各有所宜焉，得其宜而后用之，无不利。大约目睛灼而猿臂鹄立者，宜弓箭；身材短小精悍者，宜籐牌、滚刀；其杀气蕴结于中，而有时勃发于面者，宜腰刀、手枪。至于排枪、大刀、档木、挠钩之用，则必老成有力者任之；苟少年健儿，筋力未任，而使习其艺，则未几而乏矣、溃矣。长大丰伟而使习圆径二尺之牌，握短刀，跪伏委曲，伸缩进退以出没于锋镝之间，其将能耶？必知于此乎精以辨之者，而后可与练兵。
虽近代兵器之日趋机械化，自非旧时中国之刀矛弓矢可比；而要之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地各有宜；人各有宜；而投器之必视兵所宜，制阵之在制器得当；若大将则须通知各艺之情而善用之；似不以今古攸殊。而制器以图善用，亦何尝非以发挥心机之交斗耶？克氏所论，不过以明兵器学之未足以尽兵法耳。
兵法之昌明，特挽近世事尔。其初不过史家之传记、名将之回忆录，偶有精卓不磨之成语格言播诵人口。然语焉而不详，未能立言有宗，成章以达也，乌足以语学术！既而渐有成书，特以战局兵情，瞬息万变。往往随事抒论，未得要领所在。而有开宗明义，欲以自名一家言者，则又见为迂阔而远于事情！谭兵者未能执简以驭繁，乃欲避难而图易，于是舍心理之神明，而专注于物质之估量。计其所以为说者有四：其一曰兵力说。以兵力之强弱，为胜负之所由分，兵以多为胜，以强为武。不知胜负之因多端，而兵力特其中之一。倘指挥无方，地形不习，虽强，亦奚以为！而必谓兵强者胜，斯皮相之谈尔。其二曰给养说。以给养为军队之生命，而列之为战略之根本。此尤迷信物力，而无当于事实者也！其三曰巩固根据说。以为战必得地利，惟给养集中，器械充足，可进可退，交通便利者，为适于战也；于是用几何原理以定一据点，而依之为进退。此一说也，似颇得战略之微意；然此机械之推理，亦偏面之真理耳。及其既也，则以我之固其根据，而推人之亦恃其根据也，谓惟包围战，可以夺所恃、操必胜，而不知其不必然。其四曰内线战说。此乃不足于巩固根据说，而欲有以矫其弊者也，以为战有必胜之法，在以一地为中心，而分兵四出。我之攻敌，可以进退自如，而敌则兼顾不易，不知所以为御矣。然此亦几何式之偏面理论，未为必胜之法也。斯四者，皆足以备一说；然不免阂于法而失之拙滞！徒断断于可占算之数量。讵知战者，知彼知己，所以为斗智，必索之于计，而计乃用智之效。我有计，而不计人之所以为计，是不知战者也。是故兵无成法。才将之所为，用法贵得法外意，宁兵法之所得拘！而欲治兵法者，只有就天挺之将才而问学焉。
兵法之所以为难，尤在心理之神明，而不在可估量之物质、物力；犹之医之用药，而药之为品易明也，然身体之强弱，无两人而相同。同一药也，或效或不效。此医之所以难为也。夫兵法在用我之心计，以制人之心计，而心理之至幻变，尤不同生理之可测识。是则学兵尤难于学医矣！
基博按：克氏论兵法，而探源于“心理之神明”，此诚识微之论，而中国兵家之所屡言不一言者也。孙子曰：
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梅尧臣注：“彼得失之计，我以算策而知。”）作之而知动静之理。（杜牧注：“作，激作也，言激作敌人使其应我，然后观其动静理乱之形。”）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张预注：“形之以弱则彼必进，形之以强则彼必退，因其进退之际，则知彼遽之地死与生也。死地谓倾覆之地，生地谓便利之地也。”）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张预注：“有余，强也；不足，弱也。角量敌形知彼强弱之所。唐太宗曰：‘凡临阵，常以吾强对敌弱，常以吾弱对敌强。’苟[4]非角量，安得知之。”）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虚实篇》）
此其所论，与克氏所称“战者知彼知己，所以为斗智”之说若合符节；而归本于“兵因敌而制胜”，是克氏所谓“兵法在用我之心计以制人之心计”者也。
唐李筌论兵，则致辩于“形”与“神”之相为用，以为：
兵之兴也，有形有神。旗帜金鼓依于形，智谋计事依于神。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观形，不见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扬尘，形其众也；减灶灭火，形其寡也。勇而无刚，尝敌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泽之险，无所不致，形其进也；油幕布帔，冠之树株，形其强也；偃旗卧鼓，寂若无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埏土，凫氏之冶金，为方为圆，或鼎或钟。土金无常性，因功以为名；战阵无常势，因敌以为形。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见《太白阴经·兵形篇》）
克氏论“兵法之所以为难，在心理之神明，而不在可估量之物质物力”，而筌则谓“形不因神，不能为变化。神不因敌，不能为智谋”，尤视克氏之论为圆融无漏义。而筌之所谓“神”，克氏谓之“心理之神明”者也。若其舍心理之神明，而专注于物质之估量者，特以昧于筌之所云“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尔。
揭暄《兵法百言》上、中、下三篇，上篇论智，有“先”、“机”、“势”、“识”、“测”、“争”、“读”、“言”、“造”、“巧”、“谋”、“计”、“生”、“变”、“累”、“转”、“活”、“疑”、“误”、“左”、“拙”、“预”、“叠”、“周”、“谨”、“知”、“间”、“秘”二十八言，盖宗孙子所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以立说；而于克氏“心机之交斗”一义，阐发尤无余蕴。如论“识”曰：
听金鼓、观行列而识才；以北诱、以利饵而识情；撼而惊之，扰而拂之而识度；察于事也。念之所起，我悉觉之；计之所贻，我悉洞之；智而能掩，巧而能伏，我悉灼之；灼于意也。若夫意所未起而预拟情变，先心敌心以知敌，敌后我意而意我，则谋而必投也。
论“测”曰：
两将相遇，必有所试。两将相持，必有所测。测于敌者，避实而击疏。测于敌之测我者，示短以致长。测蹈于虚，反为敌诡；必一测而两备之，虞乎不虞，全术也，胜道也。
论“战”曰：
战者，争事也。兵争交，将争谋，将将战机，不争力而争心。
论“计”曰：
计有可制愚，不可制智；有可制智，不可制愚；一以计为计，一以不计为计也。惟计之用，智愚并制。假智者而愚，即以愚施；愚者而智，即以智投。每过乎敌所见，反乎敌所疑，则计蔑不成矣。
故“计必因人而施”。论“累”曰：
我可以此制人，即思人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可以此防人之制，人即可以此防我之制，而思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而又设一破彼之破。彼既能破，复设一破乎其所破之破。所破之破既破，而又能固我所破以塞彼破，而中我破，究不为其所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进，深乎深乎。
论“叠”曰：
太凡用计者，非一计之可孤行，必有数计以襄之也。以数计襄一计，由千百计练数计。故善用兵者，行计务实制，运巧必防损，立谋虑中变，命将杜违制。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数端起，前未行而后复具，百计叠出，算无遗策。累字纵言之，计上生计也。此叠横言之，计中用计也。
而冠之以“先”者，先人有夺人之心也。终之于“秘”者，几事不密则害成也。然事事秘，则计未就而人先疑，反为败局。兵，诡道也，有行而隐其端，有用而绝其口。然可言者，亦不妨先露以示信；推诚有素，不秘，所以为秘地也。所以用我之心计而制人之心计者，发微阐幽，备矣，无所不至矣。邵阳魏源《古微堂文集》，有《孙子集注序》，论兵谋，则以为心之变化所极，而非通《易》与《老》之旨者，不足以明孙武而得其所以然，尤为探源立论。其言曰：宋黄震有言：“《孙武子》十三篇，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为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谭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所异于儒，惟‘诡道’一议，言用兵变化，非奸诈之谓。”知言哉！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杀人以生人，非谋曷成！谋定而后战，斯常夫可制变。上谋之天，下谋之地，中谋之人。人谋敌谋，乃通于神，非之力也，心之变化所极也。变化者，仁术也。上古圣人，以其至仁之心，搏水火，胜之，搏龙蛇虎豹犀象，胜之。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于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精之又精，习与性成，则造父御、羿弓、稷稼、宜僚丸、秋弈、越女剑，皆得诸心，不能宣诸口。能言其然，不能言其所以然者也。若夫由其然以得其所以然，深乎深乎！微乎微乎！夫非知通《易》、《老》之旨者，孰与言乎！经之《易》、子之《老》、兵家之《孙》，其道冒万有，其心照宇宙，其术皆合天人、综常变。盖以为惟此三书足尽“心之变化所极”也。非尽“心之变化所极”者，不足以言“心机之交斗”；而“心之变化所极”，岂成法可得而拘！史载汉武帝欲教霍去病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唐之张巡，以己意行军；而宋岳飞亦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克氏所以论兵无成法，而谓“才将之所为，宁兵法之所得拘。”可谓信而有征也！
夫心理之所尤不可不加意者有四：一曰察敌将之智愚。其人之年龄、经历、才能、品性，我不能不知也。其人矜而上人，抑谦以能受乎？宽而得众，抑暴以自恣乎？骄而轻敌，抑静以能虑乎？谋而无成，抑果以有断乎？老而更事，抑少以喜功乎？而其战之勇怯、士之用命不用命系焉。苟知之有素，则应之有方。二曰审士气之盛衰。夫敌忾之心，致果之志，与相迫之势，三者，士气之所为奋也。昧者每以战为武力之比赛。不知武力之比赛，非济之以迈往之士气不为功也。三曰明心理之反应。敌之心理，我则知之。然尤不可不知者，名之曰敌，则必为有智虑而勇抗战之人。我窥其用心而利用之，安知敌之不因我之利用而反以图我？是故敌人心理之反应，非心理学之通则所能尽也。知彼知己，惟久经大敌、饶有经验者能为之耳。与其默守兵法之原理，毋宁发挥天才之明敏。四曰睹事变之不测。战者，事之不可捉摸者也。譬之大雾行舟，探途于无方，防患于不见，如必万全无害而后得当以试，古今无此战也。在我惟恃天才，在势只有机运，而察微知著，默识心通，兵法固非必胜之保障，此所以难也！
基博按：克氏论列四事，而所以为言者三：“察敌将之智愚”、“明心理之反应”，此审其在敌者也；“审士气之盛衰”，此固其在我者也；“睹事变之不测”，此虑其在事者也。夫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而士气为战之大本。发其“敌忾之心”，励其“致果之志”，而视以“相迫之势”，进无必死，退无幸生，则士气作而敢死必矣！《司马法》曰：
凡人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凡战之道：教约之轻死，道约人死正。（《严位第四》）
道约人死正则奈何？昔宋司马子鱼尝告襄公曰：“明耻教战，求杀敌也。”而《吴子》曰：
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之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吴子·图国》）
苏洵则论惟义可以怒士，而谓：
古之善军者，以刑使人，以赏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有以义附者焉。不以战，不以掠，而以备急难，故越有君子六千人。（《权书·法制》）
苏轼曰：
天子无皆勇之将，而将军无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夫倡者何也？气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军之勇怯。人人而较之，则勇怯之相去，若莛与楹；至于三军之勇怯则一也，出于反覆之间，而差于毫厘之际，故其权在将与君。人固有暴猛兽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变者；有见虺蜴而却走，闻钟鼓之声而战栗者；是勇怯之不齐，至于如此。然闾阎之小民，争斗戏笑，卒然之间而或至于杀人。当其发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虽天下之勇夫，无以过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顾其妻子，未始不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气之所乘，则夺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于未悔之间。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开其自悔之意，则是不战而先败也。故曰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奋而争先而致其死，则翻然者众矣。弓矢相及，剑楯相交，胜负之势，未有所决；而三军之士，属目于一夫之先登，则勃然者相继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军之众，可以气使也。谚曰：一人善射，百夫决拾。苟有以发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间，而用其锋，是之谓倡。（《策别·倡勇敢》）
此所以发其“敌忾之心”，励其“致果之志”也。何谓示以“相迫之势”？孙子曰：
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孙子·军争篇》）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地形篇》）
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齐勇若一，政之道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九地篇》）
吴子曰：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可也。（《吴子·治兵》）
唐甄曰：
夫兵者，死门也，不可以生心处之。有自完之心者必亡，为退休之计者必破。欲保妻子，妻子必虏；欲全家室，家室必灭。善用兵者，有进无退，虽退所以成进；有先无后，虽后所以成先；有速无迟，虽迟所以成速；有战无守，虽守所以成战。邳兵围三盗，立戟如林，几椟充闬，盗斩围而出。以彼千百之众，其智其力，岂不三盗若也；而不能禽者，趋生者怯，趋死者勇也。人之常情，棘迫肤，则失色；砭触趾，则失声。一旦临死莫逃，忿发气生，心无家室，目无锋刃，鬼神避之，金石开之，何战不克，何攻不取。（唐子《潜书·五形》）
何也？不得已则斗也，此之谓“相迫之势”。故曰：“敌忾之心、致果之志，与相迫之势三者，士气之所为奋也。”至于审其在敌，一曰“察敌将之智愚”；一曰“明心理之反应”。揭暄《兵法百言》上篇论智，皆以明心理之反应，已见前引。若其论敌将之智愚，此亦中国兵家之所极论。吴子曰：
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吴子·论将》）
唐太宗谓李靖曰：
朕尝临阵，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己可得而知焉。（《续通鉴·兵典》引）
苏洵曰：
将战，必审知其将之贤愚。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持之，则容有所伺而为之谋。乘之，则一举而夺其气。虽然，非愚将勿乘；乘之不动，其祸在我。分兵而迭进，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战，所以乘之也。（《权书·法制》）
许洞曰：
夫兴师之际，当先探敌将才不才。设若敌将不能以兵法使众，惟以勇敢为己任，我则顺用古法待之。或敌将善用古法，我则逆用古法待之也。夫用兵之奇，莫奇于设伏；设伏之奇，莫奇于新智。新智者，非不师古也，因古而反之尔。古人料敌，以其始来，战阵未合，先以贱而勇者挑之，观其号令旗鼓之整与乱，士马之强弱，营阵之偏正，行伍之齐肃散乱，言语之喧哗缄默，以定胜负焉。是以古法曰：“若其众喧旗乱，其卒自行自止，追败恐不及，见利恐不得。如此者将必无谋，虽众可获矣。”
许洞曰：“如古人以此取功。苟敌人能料；我当顺其所料，伏兵待之，以诈示之；俟彼出师，则发伏攻之。”古法曰：“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不进者，劳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旗动者，乱也。吏怨者，倦也。悬瓶不反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其众也。数顾者，失其群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许洞曰：“观古人以此料敌，今则不然。当令精锐吏士，分而伏于要冲，使其劳倦残伤者如饥渴失群之状，或数摇动其旗，或数惊扰其众，使吏士喧哗，应敌人所料，苟出师袭我，则潜发所伏，出其不意击之。”古法曰：“鸟起者，伏也。众树动者，来也。”不知此未必伏与来也，欲为疑兵也。我已奔遁，多令老弱者动其众树及惊鸟起之类也。（《虎钤经·逆用古法》）
吴县汪缙《汪子文录》有《案兵家》一文，谓：
兵交而欲知其将之贤愚，在乎触之而动，触之而不动。触之动，为愚将。将愚者，见利则动，轻敌则动。法当以二诱取之：见利者，饵而诱之，可取也；轻敌者，怯而诱之，可取也。触之不动，为贤将。将贤者，智周则不动，法周则不动。法当以二济持之：两智相交，智不胜智，济之以法以持其疏，因智之一失也而攻之；两法相交，法不胜法，济之以智以持其变，因法之偶疏也而攻之。兵志曰攻谋，谓此也。
此其说皆与克氏之论相发；而苏洵、许洞、汪缙三人，尤极推明敌将之智愚不同，而所以应之者各有攸宜，足以匡克氏之漏义焉。“事变之不测”，亦为用兵者之所宜慎。
唐甄谓：
用兵之道，危伏于安，安伏于危；死伏于生，生伏于死；惟达变者能见其微而用其巧。（唐子《潜书·受任》）
揭暄《兵法百言》上篇有“变”、“活”、“周”之三言，以为：
事幻于不定，亦幻于有定。以常行者而变之，复以常变者而变之，变乃无穷。可行则再，再即变，以其拟变而不变也。不可行则变，变即再，以其识变而复变也。兵必活而后动，计必活而后行。虽然，活中务敌，严处寻活。无留接，是谓孤军。无后者，是云穷策，掳思于不虑，作法于无防，计周靡恃，为周之至。
皆所以致谨于“事变之不测”也。
将才天授，运用在心，然则兵法非学之所可能乎？曰：必胜之兵法，世之所无。言之愈详，用之愈乖，以简御繁，是为得之。明乎此，则兵法未尝不可学。而学兵法之所不可不知者有二：一曰：兵法，视将之大小尊卑而攸殊。大抵裨将之所贵者，在杀敌致果之勇，而智谋之为用少；其战争之范畴小，而对象大都能目见。故兵法之所言者，有定程而易为知。至于大将之所事，因应无方，而时措之宜，则岂兵法之所能尽！又如兵器之应用及其威力，兵法之所能言者也。及其威力之已震，成效之已著，如何利用之以有成功，则涉于心理之范畴，可以意会，而非兵法之所能言传者矣。要之战术之兵法易，战略之兵法难；盖战术可以迹求，而战略惟有意会也。二曰：兵法者，必有以见古今战事之赜而观其会通以归纳之为例，然不能视为一成不易之信条，盖徒法不能以自行。而所谓兵法者，不贵于有法，贵于有法而不乖乎事实。倘能就历代战史，汇通而籀讨之，或判其异同，或明其谋略，或贯通全局以为说，或酌举一事以明凡，蕲于养成思虑之智能，而以增进当机之判断而已。是故兵法者，所以助我思虑、发人神智之学，而非可挟之以入战场，而执一不变者也。夫如是，则兵法何尝不可学！所贵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搜战史以为归纳，读兵法以相参验，斯无空谈原理而不切情实之病。及其深造有得，则似简单而实宏深。所操者约，所赅者广。近代兵器日精，学兵者不可不察其性而习其用，固也。然兵法者，所以指挥将士而尽兵器之用者也。如以学兵器为兵法，则茫不知所措矣。历古名将，往往不恃问学而发挥天才；倘亦以问学可求，而神明难通也乎！
基博按：克氏之所以论学兵者，大抵以法为用，而毋为法拘；以事为验，而不以迹求。夫事机万变，应在一心。苏轼所谓“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此历古名将所以“不恃问学而发挥天才”也。揭暄《兵法百言》上篇有“读”与“造”之两言，亦论兵法之所以为学，盖视克氏为辞赅而义圆也。其论“造”曰：“勘性命以通兵玄，探古史以核兵迹，穷象数以彻兵征，涉时务以达兵政，考器具以策兵物。静则设无形事而作谋，出则探素所怀以经天下。”克氏论“兵法者，必有以见古今战事之赜，而观其会通，以归纳之为例”，是即所谓“探古史以核兵迹”者也。然非“勘性命以通兵玄”，则或拘阂于迹而不能神明其法。此兵法之所以为难，而克氏尤致叹于“心理之神明”者也。至于“读”之一言，则论读兵法、核兵迹之不可以迹泥，毋拘于法执，谓：
论事古不如今，事多则法数，时移则理迁。故善读千古兵书者，不宜知拘，妄言知谬，未备识缺，幻查索实，浮张必斥，成套务脱，忌而或行，戒而或出，审疏致密，由偏达全，反出见奇，化执为圆。人泥法而我铸法，人法法而我用法，善兵者神明其法。
长沙[5]郑敦曜《亦若是斋文》中有《城守破攻考》一篇，而卒之曰：
兵法云：“圣人体天，贤人法地，智者师古。”夫惟智者能师古；非智者，虽师古，亦泥古矣。智者胸中先有卓识，临时神明变化，存乎一心，不作聪明以弃旧法，不泥旧法而失时机。师其迹，兼师其神；迹者常，神者变也。师其得，又师其失；得者法，失者鉴也。以此治兵，师古而世不知其为师古；即不师古，而亦未尝不与古合。是之谓能师，是之谓智将。
斯其论通神明，兼得失之谓“能师”，足与揭暄之指相发者也；然非“勘性命以通兵玄”，其孰能通神明、兼得失哉！至我国兵家言之“探古史以核兵迹”者：自唐杜佑撰《通典》，著有《兵典》，以为：
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当皆精其理。
辄捃摭史事，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为卷十有五，为目百四十有奇，条举件系，大抵以孙武书明法，而以古事为验；其于唐以前兵事略备矣！至清代，河间纪昀等奉诏续《通典》，一仍其例而颇有损益。其事则自唐迄明，凡兵家之论说、名将之事迹皆采择焉。明武进唐顺之论用兵指要，撰有《武编》十卷，分前后两集。而后集则征述古事，自料敌、抚士、坚壁、摧标凡九十七门。所录前人旧说，自孙、吴、穰、苴、李筌、许洞诸兵家言，及唐宋以来名臣奏议，无不摭集，亦犹杜佑之志也。宋浦城何去非著有《何博士备论》一卷，永康陈亮著有《酌古论》一卷，皆论议古人之用兵，判别同异，互明得失。其文雄快踔厉，上下古今，殊足以发。至清初，宁都魏禧著有《兵谋》一卷、《兵法》一卷，则又搜讨《春秋左氏传》载之用兵，而籀其大例。先是明陈禹谟有《左氏兵略》三十卷，曾益有《左略》一卷，宋征璧有《左氏兵法测要》，皆以《左传》言兵，与魏禧同，然不如禧之辞简而法赅也。吾邑顾震沧先生著《春秋大事表》，中有《兵谋表》，而序以申其指曰：
史称关壮缪好《左氏》，讽诵略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尝曰：“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柴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二公佐汉、宋中兴，而生平经略，靡不由于《左传》。余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国交兵，其行军用师屡矣。大抵世愈降，则战愈力，而谋亦益奇。综其大要，为类十有二：曰“息民训卒”，曰“知彼知己”，曰“设守要害”，曰“亟肄疲敌”，曰“持重不战”，曰“毁军设覆”，曰“先声夺人”，曰“先入致死”，曰“攻瑕必克”，曰“乱敌耳目”，曰“乘其不备”，曰“要其归路”。胪而列之，俾知儒者胸中当具有武事，匪徒侈文雅章句之业而已。
昆山顾炎武《日知录》称：
司马温公《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旨矣。
迨咸同间，江南用兵，益阳胡林翼为湖北巡抚，乃取《通鉴》之叙及兵事者，以时代为次，辑《读史兵略》四十六卷，以颁诸将，惟摘取事实，殊鲜发明，盖未足以见古今战事之赜而观其会通云！
兵法者，艺术也，非科学也。艺术之所以异于科学者，以其重判断而不重知识也。艺术家，发挥其评判而得创造。科学家，考索乎真理而得知识。兵法运用在心，不贵墨守，是天才之创造也，则兵法为艺术矣。世之论者，因以兵法比手艺；然手艺，特一技之末耳，虽得心应手，技有巧拙，而规矩准绳，非无定程焉；若兵法，则无可循之绳墨也。亦有比兵法于文艺者。文艺为天才之创造，似有同于兵法；然文艺之意到笔随，由熟而巧，纵横在我，惟所愿欲而莫之扞格。若用兵则不能无对，抗兵相加，有往必复，情格而势禁，匪可纵横由我，如意之所欲出者也。故兵法者，既不属于科学，而亦不得概以艺术目之。盖艺术可匠心以为巧，而兵法必因敌以制胜，此又不同也。
战者，人类社会之斗争；而兵法，则以指挥此人类社会之斗争者也。与其以艺术之美妙为比，毋宁以商业之竞买为喻。盖以其为彼我利害之相争而各极其活力，与兵战同，此所以有商战之说也。至政治家以利害之不相容，而竭其心思才力以角逐于政坛，钩心斗角，亦与兵法异功而同巧。而政治家之心机，尤战争之母体也。观其意念之所向，而战端或以开焉。乃不察乎此，而断断于科学与艺术之辨，不亦傎乎！要之所谓兵法者，盖生物斗争之法，抑为生物中尤有生气、有活力之人类斗争之法也，变动不居，岂拘拘于绳墨之物质律所能规范其活动。而善言兵者，贵能察其活动之机与情以著为活用之理论。抑亦仅为活用之理论者也，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岂遂为一成不变之法乎！盖天下之幻变至赜者，莫如兵法也！
基博按：魏禧叔子文集中有《答曾君有书》云：
承教以兵学叙，治学叙，欲使禧献其愚见。兵为治学之一，于天下事最为难能，不可以轻谈。叙中“兵者人情而已”，又谓：“法者皆情变之极致”，二言者，可谓广大精微矣。兵法万变，不可穷诘，二语则已得其要领。天下之法，贵于一定，然天下实无一定之法。古之立法者，因天下之不定，而生其一定。后之用法者，因古人之一定，而生其不定。盖非独兵为然。
此克氏所以论“兵法为活用之理论”也。夫“法者情变之极致”，知此者乃可与言兵。
兵法为活用之理论；然理论实施诸行事以指挥士兵，尤必有赖于平日之训练，而习阵法尚焉。阵法者，士兵之所以作战也。虽曰战无定势，然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无定之势，不能不御以有定之法；而有定之法，乃就纷纭万变无定之势，依历来战场之经验，而绎其动作之数见不鲜、差成惯例者，以制为军队分合进退之法，而齐其心志，一其动作，此之谓阵法。非服习之既久，何能自然合度，而不以为苦耶！惟不能以之为作战不变之定型，所贵随时损益，因地制宜。以之为作战之基础，而不以为墨守之定型，是乃善用阵法者也。夫战场纷纭，士兵众多，动作不一，指挥未易；与其师心自用，漫无把握，何如成法可循，善用经验阵法者，积战场之经验而得者也。士兵服习之久，既稳且练，进退有度，指挥惟命。而军官之位愈卑，则有判断能力者愈少，未能随机应变，只有成法可守。倘非平日熟练于阵法，则其临敌，何能无仓皇失措之虞耶！阵法之于大将，亦非无用，方其督战，非利赖部队之阵势，则不能并敌一向。何者？非习阵法，不足以善吾指挥也。惟习阵法，必先致力于操法与规程；是皆使士兵习于战阵之动作与生活者也。至于将帅临阵指挥之所不可不知者，有原则焉，有适例焉。大抵原则之应用无制限；而适例，则虽不限于一时一地，而有适用，有不适用。譬如在敌军密集之步兵之前，勿用骑兵；又如枪炮之发射，必在有效之距离内；兵力宜节省以作决战之用。凡若此者之谓原则。原则者，谓普遍可用之法则也，而适例则异是。如敌诱勿深入，敌奔须猛击，两者相反，而用有取舍，或适或不适也。虽然，将帅之于阵法，可用之作战，而不能以决最后之胜利。盖大战胜负之局，非战场之一彼一此所能决，而重有赖于其他重大情势之变化。故善为阵者，可以制一时之胜，而或于大局之得失无与焉；此不过战术之胜利尔。而大战胜负之局所由判，则战略之得失为之，非善为阵者所克有济也。而战略则必以理论之活用为之基。此之不可不察也。
基博按：阵法之用在节制，而兵法之奇在变化。然非节制，不能以用变化，而变化无节制，徒以以乱人意而滋扰攘尔。此克氏论兵之所以不废阵法也。惟阵法可作战，而不可以墨守。唐李筌撰《太白阴经》十卷，其第九卷为“阵图”，而序则明战阵之应敌变化而不可图，颇与克氏“不可墨守”之论相发。其序以为：
风后演握奇之图，以正合，以奇胜，或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聚散之势，节制之度。复置虚实二垒，力牧以创营图。其后秦由余、诸葛亮并有阵图以教人战。夫营垒教战有图，使士卒知进止，识金鼓；其应敌战阵，不可预形，故其战胜不复，应形无穷。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其战阵无图明矣。
因叙列风后握奇以下诸阵图。
宋许洞著《虎钤经》二十卷，大抵汇辑旧文，惟第九卷“飞鹗”、“长虹”、“重覆”、“八卦”四阵，为洞自创之新法，以为：
兵阵，战场立功之所自；不能规度以固法，何以取功决胜而定天下乎！李筌纂聚诸家阵图，但有形势而已，其部位行列，精微尺寸，则莫能释然。其名既多，其要则寡。因辨古阵之法，创造新意，别为四阵之施，可御而变。是故结阵之术不可疏，疏则难应；不可密，密则难用。首欲栖，翼欲轻；腹欲实，尾欲正。栖者不可使过；轻者不可使陵；实者不可使不应机；正者不可使不知便即变。今之所定四阵者，十万人之正阵也，每一阵步兵七万、骑兵三万以为常准。但四阵更变，各随所便而用之尔。若敌为峦阵，我以飞鹗阵应之。敌为直阵，我以重覆阵当之。敌为突阵，我以长虹阵当之。敌用兵四面围我，我以八卦阵当之。此所谓应敌者也。欲士伍应变之精熟，在日月数习之。不能教阵者，是举其师伍与敌也；虽万变之机，不能精于阵战之事，与愚者同也。
此其论习阵战以济万变之机，正与克氏异代而同揆；然古人亦有谓习阵法无裨于作战者。宋王德用帅真定。仁宗遣使问边事，对曰：“常时赐诸阵图，人皆守死法，缓急不相应，以至于败。愿不以阵图赐诸将，使之应变出奇，自立殊效。”其后金人入寇，汴京留守宗泽授岳飞以阵法，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金章宗尝谓宰臣曰：“人有以八阵图来上者，图果何如？朕尝观宋白所集武经，具载攻守之法，亦多难行。”右丞相清臣曰：“兵书一定之法，难以应敌，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军，临敌制变；以正为奇，以奇为正，故无往不克。”帝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且学古兵法，如学弈棋，未能自得于心，欲用旧阵势以接敌，疏矣。敌所应与旧势异，则必不可支。”然此非阵法之过，而墨守之过。克氏之论，所为贵“随时损益，因地制宜”者也。明戚继光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专明束伍练阵之法，以为：
束伍之令，号令之宜，鼓舞之机，赏罚之信，不惟无南北水陆，更无古今，其节制、分数、形名，万世一道，南北可通也。若夫阵势之制，随敌转化。或曰：君用兵酷嗜节制，节制工夫从何下手？曰：束伍为始，教号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权重焉，不能传也。（《纪效新书·或问》）
兵有二用：数十百人随意野战，风雨之势，非罚所加，非法所管，可以一语传呼而止，无节制，可也；虽然，此即节制也。若用数万之众，堂堂原野之间，法明令审，动正有则，使强者不得独进，弱者不得独退。峙如山岳，不可撼摇；流如江河，不可阻遏；虽乱犹整，百战不殆；握定胜算，以制全敌。舍节制，必不能军。节制者何？譬如竹之有节，节节而制之，故竹虽虚，抽数丈之笋而直立不屈；故军士虽众，统百万之夫如一人。夫节制工夫，始于士伍以至队哨，队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营阵，营阵而至大将，一节相制一节，节节分明，毫不可干。金鼓各有所用，音不相杂。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杂。人人明习，人人恪守，宁使此身可弃，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拌，此节不敢不重。视死为易，视令为尊。如此，必收万人一心之效，必为堂堂无敌之师。（《练兵实纪·练将》）
至清代，上高李祖陶所著《迈堂文略》，中有读戚武毅《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有述之作，称：
采六经之腴，拔百家之萃，精微广大，兼而有之，而总归到节制上去。节制者，如竹之有节，节节制之，虽笋抽丈余而仍不倾欹；又如木之有干，干上报节，节上生枝，枝上生叶，节节固之，虽千花万蕊而不紊乱。而万人所以为一心者，只是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万。兵退步，则斩将；将败死，则斩兵；一节一节，互相瞻顾，有欲走而不能走，欲走而不敢走者。孙子之书，形而上者也；戚氏之书，形而下者也。然形而上者之道，即寓于形而下者之器之中。倘兵无节制，则虽有权谋，亦无可用，用亦不能成矣。
陆世仪《思辨录》“治平类”中则论戚继光之鸳鸯阵及撒星阵，以为：
鸳鸯阵至今称绝，然其妙处全在队法。撒星阵亦全是队法妙；阵散而队不散，故能聚散如意。今人动称撒星阵之妙；而不知其妙处全在队法；队法一散，则竟散矣，不能复聚。行阵之妙，全在队法。
戚继光谓节制始于束伍；而世仪称行阵妙在队法，欲习阵，先操队。此克氏论习阵法，所以必致力于操法及规程也。世仪精研阵法，详究古今诸阵，而明其意在用众，以为：
自学士大夫不知兵，而文与武歧为二。自武夫战将不知阵，而战与阵又歧为二。三代而下，善战者无虑数百，而求其堂堂正正，阵而后战，合于王者之师，无一人焉。惟汉孔明以王佐之才，推演八阵，匡军定国，其书不传；而演而述之者，益为诡异，至使读者不可究诘。惟李卫公书中载八阵数语，语颇切实，其言曰：“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曰：“散而成八，复而为一。”曰：“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是数言者，未知所引出于何书；然要而不繁，简而意尽，从来论八阵者，无逾于此。尝试论之：阵何从起乎？起于用众也。众则易乱，敌则易溃，是故金鼓以教耳，旌旗以教目，而阵法生焉。八阵从何起乎？起于用众而不已也。众而不已，则亘山谷，包险阻，前不知后，右不知左，指挥约束之有旌旗金鼓之力所不及者。是故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中外奇正，四头八尾，而八阵之法生焉。故八阵者，所以用大众也。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如是而已；非有怪异奇巧，坐得必胜之术，如世俗阴阳鬼神之说也。握奇之说，起于《风后握奇经》，其言曰：“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世遂谓黄帝阵为握奇；然不知何者为握奇？又《李卫公问答》载唐太宗与李靖论八阵曰：“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奇。”世遂谓孔明八阵亦有握奇，然亦不知何者为握奇？曰：奇者，奇也，凡物数偶，则体相敌而不相下。奇则无对，无对则尊，尊则能统众，即如五人为伍，四人俱是偶数，各不相下，其伍长则是奇，奇则能统四人，故伍长亦即可谓之握奇。其余千百夫长皆然。凡握奇，以奇偶之奇论，则一伍即以伍长为奇，一队即以队长为奇，一部即以部将及中部为奇，一营即以营将及中营为奇，八阵即以大将及中军为奇。八阵者，中画井字，四正四奇，开方为九军，成井田形。何以知其然？曰：只以古人置阵法观之，则自见矣。凡为三阵者，形必如品；为五阵者，形必如五花；为七阵者，形必如六出；则为八阵者，必四正四隅，开方九军为井田形。是故井田为兵法之祖；而中军，则大将之所握奇焉。《握机经》所谓“余奇为握机”。《李卫公问答》曰“阵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是也。然八阵井田，理一分殊，井田之意，务在均平。使公家之田，稍浮于八家一寸，则不均不平而怨声作矣。故百亩公田之中，尚须以二十亩为庐舍，以正什一之数，而后田制始定。八阵主于用兵，须有居重取轻之势，若中一阵与外八阵等，则尾大不掉矣。故虽同为井形，而中军则必倍四正，四正则必倍四奇[6]，而后可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此八阵与井田所以形同而实不同也。中军虽各为一阵，而营则分而五之，一居中，四居四维，亦成一小井字。《李卫公问答》所谓“其营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阵地，四为闲地”，是说中五军也。兵法数起于五，故《周礼》制军皆用五数。孙子曰：“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故在天则有五行，在地则有五方，在人则有元首四肢，在势则有方圆曲直锐。制军者因而则之，为前后左右中，上以应天，下以应地，中以应人。以战，则配首翼策应之数；以守，则备方圆内外之体；于法简而尽，于形实而全，于数顺而自然。且中以一当四，则立营制阵，其体适均，无偏轻偏重之弊。故制军之阵，虽有不齐，而求其至当不易，可守以为法，则莫如五；而质言之，不过前后左右中而已。前后左右中，即八阵起数于五之法，军中一定不可易之理。昔孙武教宫嫔曰：“汝知尔左右手心背乎？”左右手心背，即前后左右也。《礼记》：“军行，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左传》：“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是前后左右，久为古人用兵良法，今人断不能外。中四军分前后左右，正也；则更加以外四军，不过前后左右，但别之以四正而已；更加以隅四军，亦不过前后左右，但别之以四奇而已。龙虎鸟蛇，前后左右之别名也。天地风云，四隅之别名也。大将居中而运，则营部易办而指挥不繁。士卒环拱而列，则位置久定而分数不杂。此古人所以治众如治寡，而御一人不为易，御千万人不为劳也欤？八阵各为一小阵，而合之为一大阵，所谓“大阵包小阵”也。大凡结阵，大阵首尾悬远，恐为敌所冲，故阵中又结小阵，使人自为战。若小阵，则须人人当敌，攒则势迫，自为蹙弱。是故大阵忌散懈，欲其谨严；小阵忌迫蹙，欲其宽展。如何能宽展？曰：此所以“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也。阵间之为容，主于出入，主于备卫；少隘，则车骑壅塞；少远，则声势不接；故阵间之相去，必以容阵为主，则不隘不远而壁垒坚。队间之容队，主于拒御，主于更叠（古人队间容队，凡前队战酣，后队更换，或回军转阵，以后为先，皆是队间出入，于队间叠进垒退）。太疏，则击刺不及；太密，则进退不利。故队间之相去，必以容队为主，则不疏不密而行伍整。所谓“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攻其中，两头俱救”者。军阵之法，不过奇正。故孙子曰：“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首尾之说，奇正而已矣。当敌者为正，即为首；旁击者为奇，即为尾；故阵有四头八尾。盖四正为首，则四奇为尾；四奇为首，则四正为尾。首尾相生，如环无端，孙子所谓“常山之蛇，首动尾应”，即此是也。问四头八尾，处处可用？曰：此大概谓一首二翼、以三敌一之法也。盖置阵既大，必不能围；若选锋击其一营，则三营齐应，此是常理。八阵，骑军列居阵后，为却月形，两端外向。列居阵后，畏居阵中，则迫杂而嚣，且仓卒难出也。两端如却月外向者，摩垒之势（摩垒者，从军垒旁行），出则张两翼，归则如游康庄，不至冲垒触车，动摇阵脚也。孔明著八阵图，然一生未用，以八阵之奇为用众之极则。盖兵众则烦，而愈众则愈烦；兵烦则乱，而愈烦则愈乱。故虽古之善用兵，如先主苻坚者，亦往往以兵多致败。甚矣，用大众之难也！然用大众，非分营分阵之为难，而合营合阵之为难。合营合阵，又非旁山临水，依据险阻之为难；而四面无险，平地置阵之为难。孔明当汉贼不两立之时，值曹丕全盛之势，一旦出险进战，而复关陕，必将以数十万众，格斗中原，与曹丕旗鼓相当，非八阵何由用众。故孔明斟酌古法，竭尽心思，制为八阵。夫亦为数十万之众，合斗中原，平地置阵设也。孔明六出祁山，虽皆由坦道，然亦非平原千里之地，亦未尝用大众旗鼓相当。杜牧之言孔明出斜谷，以兵少止用六数。六数，即六花也。此可为未用八阵之一证。问何以八阵为平地置阵之法，曰：凡兵家置阵皆据险阻，只一两面向敌，力省而功倍；犹秦地四塞，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也。地愈险，则力愈省，而功愈倍。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也。不得已平地置阵，四面八方，俱当照顾，故为独难。八阵图，面面若一，四头八尾，互相呼应，故知为平地之阵。魏刁雍云：“仿诸葛八阵之法，为平地置阵之方。”此一证也。
语见《八阵发明》，而其《思辨录》“治平类”则谓：
戚少保鸳鸯阵，皆是古法。必为方阵，八阵之正形也。遇敌者为正兵，八阵之四头八尾，触处相生也。两仪五形，大三才，小三才，大阵包小阵也。中军不动，握奇也。阵必为伏，八阵之游兵也。必为间队，叠追叠出，古之鱼丽，吴璘之叠阵也。奇正相生，如环无端，常山蛇势也。然南塘阵法，不过万人之阵而已，万人以外，未之详也。故继光亦尝言：“吾才止堪十万，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予谓十万亦何易言，非精于分数，未易几也。必如八阵法，方可谓之能用众。戚继光阵法，其初亦只是五人为伍，五伍为队；后来见得五人力弱，不足以敌倭，故特倡为鸳鸯队；虽曰五人为伍，二伍为队，其实是十人为伍也。凡阵，或以三起数，或以五起数，大要视兵数多寡，不拘成格。至于队法，必不可变。假如戚将军若以三起数，则三队为旗，旗三十人；三旗为哨，哨九十人；三哨为总，总二百七十人；三总为营，营八百一十人；合家丁杂役之类，约成一千人之阵。若以五起数，则五队为旗，旗五十人；五旗为哨，哨二百五十人；五哨为总，总一千二百五十人；五总为营，营六千二百五十人；合家丁则探游兵之类，约成一万人之阵。或三或五，其数不拘；要之队法则总是一鸳鸯队。戚继光队法定于十人。《周礼》队法定于百人。《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夫周之兵法，既以五起数矣。而至于卒，则独以四为数，何哉？盖周之时皆用车战，每车定用百人，四两正合此数，二为正，二为奇，增减一人不得矣。故名之曰卒，卒者止也，言兵法止于此也。所以周之兵阵，亦有一军三军者；要之百人为卒之法，却是一定不易。戚继光队法止于千人，步战法也。《周礼》队法定于百人，车战法也。
千言万语，两言蔽之，曰制阵以用众，但用众起于队。此克氏论习阵法，所以必致力于操法及规程，而戚继光谓束伍为节制之始也。至雍正时，临川李绂巡抚广西，著有《桂林阵法》，教将士以习进退变化。为阵凡九：一曰一龙戏珠阵，二曰五行六花阵，三曰六叠进步阵，四曰六叠回枪阵，五曰三才阵，六曰风雷卷地阵，七曰九叠八卦阵，八曰天圆地方阵，而以九叠八卦为诸阵之主，一气相生，可胜可败。二龙戏珠阵、六叠进步阵、三才阵、风雷卷地阵，以决胜。五行六花阵、天圆地方阵，以为不可胜。而六叠回枪阵，以救败。又以广西多山，而鸟道羊肠，未可用大阵，仿宋将吴璘叠阵，制为山路连环三叠阵；仿岳飞麻扎刀、张威撒星，制为籐牌撒星阵。以为：
阵非徒为饰观而已，必有阵而后行间容行，队间容队；进不患其拥挤，退不忧其蹂践，止以阵为营，行以阵为队，进以阵为攻，退以阵为守。（见《序说》）
而“演阵先演领旗”，“演阵先演行列”（见《演阵余论》）。则所以习操法与规程，而为习阵法之始事焉。亦与克氏之论同。
大凡活用之理论，无征不信，必考验诸事实而后理论为有据。若仅以理论为信条，则施之于用而或乖；无事实，亦无理论可籀绎也。惟考验，能以抽象之理论，按诸事实而有验。其用愈显，其理益明。所以言理论者，不可不知考验。
考验者，籀绎史料之法也。其次第可得而言：一曰辨事实。袪其传疑，存其可信。二曰探因果。事实既明，乃推因果；因果不昧，而籀理论。三曰评得失。既知其事之前因后果矣，当考验此之所谓后果者，将舍其前因而必不可能乎？抑其所程之效，固为主者之所预计，倘亦偶然成功以出于侥幸乎？斯将略之功罪可明，而理论之得失有验矣。然而探因果，诚有难言者！一曰原因之难知也。事之因果，本不易求，而兵为尤甚！方事之殷，纷纭赜变，所有措施之得失及其用意往往未易测识。而识其用意者尤难，何者？兵，诡道也。大抵主者之所措施，多不愿明了用意所在，予人以可测，而亦有其用意见于偶发之事实，不过一时之触机，而为史家所忽漏者，惟多途搜考，或能补记载所未备耳。但书缺有间，可以完全明了者不多。吾人研兵事以籀理论，如记载有缺，慎无臆断，莫如疑以传疑而仍其残缺。倘明知记事之疏漏，而强探力索，穿凿附会，以为真因在是矣。不知薄物细故，何关得失，而或视为成败兴废之大因。执此以籀理论，宁有当哉！此探因果之难，一也。二曰原因之复杂也。一战之成功，往往由多数之原因错综成之，而其中之大小轻重，诚非可以概论！吾人推考其因果关系，而于求得若干原因之后。倘不分别估计其原因之何轻何重，或者以偏赅全，误重为轻；因果之真，既不免淆；得失之评，亦何能确乎？此探因果之难，二也。明乎此二者而知所注意，必能于推考因果之中，而获理论之实证焉。然历古相传切于情实之理论，亦必资以为考验之具；舍此，则茫不知所以措手矣！然则理论必以事实为根据，而事实必以考验而得信，斯不易之道也。
夫理论根于事实，斯实施无虞扞格；然执一无权，亦殊非宜！何者？理论非即事实，不过助我判断之工具耳。事势何能无变，理论尤贵活用。例如马队必置诸步兵之后，而不能同一阵线，此正确之理论也；倘有违者，亦或有其特殊之原因。苟非经缜密之考核，何可率加以非难乎？又如围攻之法，以我四面进兵，敌人往往惊扰，不知所以为守，而成功极大。特以各路兵到，先后参差，往往未[7]能刻期，胜负遂难悬断。故会攻者成功之大，可以预期，而未可必得；何可执一不化以自陷于困踬耶！
兵法乃属于经验之学科，惟经验可以确定理论。而兵器之利用，尤必有事于经验，而非可望空悬谈，人人所知也。特是一器一械之实效，往往受其他因素之影响者极多；而非凭各个之试验所可推测。例如一炮弹之火力，在某距离而有若干之破坏作用。此极易实验者；然炮弹之作用，不仅在破坏物质；而其足以振军威而堕敌志者，尤不可不知。往者火药发明之初，其威力远不如今日，然其及于心理之振奋而皇扰，则视今日倍蓰过之。拿破仑之军械，非必胜于人人也，特以其军队能受震惊而不乱，故百战而百胜。而敌军则反是，往往一震即溃。同一利用火药也，而胜负相反，则军心之镇定、不镇定为之也，岂必一震之为威乎！故兵法须重经验，无可疑也。
兵法既基于经验，而籀史例以得古人之经验，学兵之捷诀也。史例之大用有二：其一说明一事一理之意义，不用史例，无以阐发。其二用史例以创造新理论，此为尤要，然流弊亦大。而欲推行尽利，所不可不注意者三事：一曰史例不可滥用。理论家欲证其理之可恃者，援引故事，不嫌多多益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细按之，则彼此矛盾而不中情实者，往往有焉。二曰应用之史例，不可不经缜密之分析。吾人证一理，阐一义，例不必多，而所引之例，则必体验考量，出以详慎，而证明因果相互之不得不然。夫如是，则一例已足，庸必以多为贵乎！三曰宜用最近之例。盖古代之事，往往书缺有间。而时代愈近，则记载愈完备。此非言古代之例一无可取也。如战略荦荦数大端，古例何尝不精要！惟战术及战略之详细布置，则以近例为尤宜。何者？以其近已而时变相类，非惟记载之完备而已。要之惟能用史例者，而后谈兵不患其凿空，理论毋涉于诬妄。余故不惮证证言之如此。
注解：
[1] 制，原作“致”，据上下文意改。
[2] 利，原误作“？”，据《孙子》改。
[3] 即，原作“则”。
[4] 苟，原误作“荀”，据《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改。
[5] “长沙”后原衍“法”字，据《国命旬刊》第十二期（1938.7.30）第10页删。
[6] 奇，原误作“正”，据《国命旬刊》第十二期（1938.7.30）第15页改。
[7] 未，原误作“来”，据《国命旬刊》第十二期（1938.7.30）第17页改。
[book_title]战略第三
原著卷三《论战略》
克劳山维兹曰：战略者，战之大计，国家所以成征战之功，而蕲于国家遂所欲为者也。顾战略之实施诸行事，厥为连续推进之交战。然则定计之始，于开战后所有交战之形势，可程之效能，以及所需之兵力，与士气之消长，何可不一一熟虑而审考之。虑之已熟，而后每一交战，必求有裨于战役所期之成功，相辅而不相背。此战略之所以不可不察也。然战略者，不过作战之纲要尔；而其缜密之措施，则必因时因地而制其权。是故为统帅者，不可株守京师，而必驻于大军会合之所，身临前敌，然后实际战况无虞于隔阂，而能收随时指挥之效。夫如是，不交战则已，而一交战，则必于战略有作用以推行尽利。而及其成功也，如水到渠成，如瓜熟蒂落，自然而然，不同于行险以徼幸也。呜呼！自来名将之为不可及者，岂在一二战术之发明以予智自雄也哉！要其兵无虚用，而每一交战，必有其推进战略之功用，斯难能耳！
基博按：克氏之所以论战略者有二义：曰定战略，曰戒浪战。盖战略不可不前定，而交战必以成战略。此固中国兵家之所致谨者也。克氏之所谓战略，中国兵家则谓之“计”，已详前篇。然计有二：一曰计彼我之情，一曰计征战之法。管子不云乎：
天时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是故张军而不能战，围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实，三者见一焉，则可破毁也。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是故以众击寡，以治击敌，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殴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见《管子·七法》）
孙子则曰：
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见《孙子·计篇》）
《草庐经略》曰：
敌情叵测，常胜之家，必先悉敌之情也。其动其静，其强其弱，其治其乱，其严其懈，虚虚实实，进进退退，变态万状，烛炤数计。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伏，或事机未发而预揣其必然。盖两军对垒，胜负攸悬，一或不审，所失非细。必观其将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权。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见《草庐经略》卷二《料敌》）
凡此所论，皆所以计彼我之情，而立战略之大本也。《草庐经略》不知作者何人，其文中有“国初两淮郡县多为张士诚所据，高皇帝欲取之”语，知为明朝人也，收入《粤雅堂丛书》。其书为卷十有二，为目一百五十有二，捃摭兵书，融裁以意，大抵以古兵家言明法，而以古史为证，略如《通典·兵典》之例，而提要钩玄，简核为过之焉。夫彼我之情得，而后可以计征战之法；征战之法不早计，则战胜攻取，所以操之者无其具。李靖曰：
将之上务，在于明察而众和，谋深而虑远，审于天时，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达权变，及临机赴敌，方始趦趄，左顾左盼，计无所出，信任游说，一彼一此，进退狐疑，部伍狼藉，何异趣苍生而赴汤火，驱牛羊而啖狼虎者乎！（见《孙·形篇》杜牧注引）
此言战略之不可不前定也。前定则奈何？自中国兵家言之，则由政略以运用战略，由战略以支配交战。苏轼不云乎：
用兵有可以逆为数十年之计者，有朝不可以谋夕者。攻守之方，战斗之术，一日百变，犹以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谋夕者也。古之欲谋人之国者，必有一定之计。勾践之取吴，秦之取诸侯，高祖之取项籍，皆得其至计而固执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进有退，百变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计，未始易也。勾践之取吴，是骄之而已。秦之取诸侯，是散其从而已。高祖之取项籍，是间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计不可易者，虽百年可知也。（见《东坡文集·策断中》）
此之所谓“计”，不仅“战略”而已，盖以“政略”而立乎“战略”之先以运用“战略”者焉。“战略”则奈何？揭暄《兵法百言》有论“兴”之一言曰：
凡兴师，必分大势之先后缓急以定事，酌彼己之情形利害以施法，期于守己而制人。或严外以卫内，或固本以扩基，或翦羽以孤势，或擒首以散余，或攻强以震弱，或拒或交，或剿或抚，或围或守，或远或近，或两者而兼行，或专力一法，条而审之，参而酌之，决而定之，而又能委曲推行，游移待变，则转战而前，可大胜。
此则所谓“战略”，而定乎交战之先以支配交战者焉。然“战略”可前定，而实现“战略”之交战则随步换形，时移势易，而不能以前定；而又不能不于无定之中，为不虑之计。然则如何而可？曰：有二说焉：有欲以战略支配交战而预为算定者；有不以战略束缚交战而酌留余地者。揭暄《兵法百言》有论“预”之一言曰：
凡事以未意而及者，则心必骇。心骇，则猝不能谋，败征也；则必敌袭何以应，敌冲何以拒，两截何以分，四来何以战，凡艰危险难之事必预筹而分布之。务有一定之法，并计不定之法，而后心安气定，适值不惊，累中无危。古人行师，经险出难，安行无虞，非必有奇异之智，预而已。
此欲以战略支配交战而预为算定者也。顾胡林翼则谓：
非算定、非多算一二着，不能成功。（见《胡文忠公集》己未正月二十七日《致钱萍矼枢密》）
以多蓄兵力，预留活着为第一义。（同上庚申五月初四日《致曾沅圃观察》）
必应急求战法，置精兵良将于活着，则满盘棋子皆活，审地势，审贼情，审兵机。（同上己未正月二十三日《致司道及各局》）
有前有后，有防抄袭之兵，有按纳不动以应变之兵，乃是胜着。（同上己未十二月二十六日《致金逸亭》）
断不可一力前进，致犯兵家之忌而启狡贼之心。（同上己未十二月二十七日《致金逸亭观察》）
不轻敌而慎思，不怯敌而稳打，斯得之矣。（同上己未十二月二十八日《致金观察》）
荀悦之论兵也，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兵事之至要。（同上庚申十二月二十四日《致多都统》）
此不以战略束缚交战而预留活着者也。但以预留活着为余地，此胡氏与揭氏之所略异；而以算定为前提，则胡氏与揭氏之所大同。然而谭何容易！左宗棠有言：
用兵之道，规模形势，先后缓急，可预为商酌；至临敌审几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止争呼吸，断无遥制之理。自忝预军事，阅时颇久。窃惟用兵一事，在先察险易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亦有算至十分，而效不及三四分者；更有我算多而贼算不应，并有贼算出于我算之外者。始叹古人云“多算胜少算”，非虚语也。平时用兵，亲临前敌，于地势贼情军情，审之又审，尽心力度之；有时不必亲履行阵，但画定大局，料定敌情，用其相信之将领，并所部之人才，亦可集事。惟过则归己，功则归人，以策后效，以励将来，可常胜而不败。盖于所部将士，知之有素，计之已深，故随事随时泛应而可期其曲当也。若以此骤加之别部，行之异地，譬如盲人道黑白，又若絷人手足，令其搏斗求胜；不能尽人之长，适成己之短；其害将不止人己两负。此可见遥制之难矣。（见《左文襄公奏稿》卷四十六《遵旨密陈片》）
此统帅之所以不可不身临前敌，而收随时指挥之效也。夫交战必以成战略；而无补战略之交战，是谓浪战，兵家之所大戒也。《草庐经略》曰：
凡为将，攻不必取，不苟出师；战不必胜，不苟接刃。夫必胜必取而后攻战者，即孙子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战”，言先得胜算也。岂如庸将不料彼我之势，不决制胜之机，不设奇谲之变，不讲地形之利，统军而进，偶而合战，亦偶而分胜负，而将不能自主也哉！夫胜负之数，将不先定，安能为三军之司令！如果敌势方强，未可与角一朝之胜负，必坚守而不轻为一战；及其得机决策，则策胜如神矣。（见《草庐经略》卷二《将谋》）
天下良将少而愚将多，故多狃近利而遗远略也。务远略者，虽无一时可喜之功，而有制胜万全之道。不以小胜而喜，不以小败而忧，不以小利而趋，不以小害而避。洞达利害，兼览始终。其静俟若处女，其秘密若神明；其期许也若落落难合。其持众也慎，其虑事也详，其料敌也审，其应变也舒，其投机也捷。非必取，不出众；非全胜，不交兵。缘是万举万当，一战而定。譬若弈者，高著低著，人谓可略，到头一著，则乾坤老而始信敌手之稀。譬若良医，平和之剂，似无速效，而起死回生，则众不能，而独妙刀圭之刖。为将亦然。（同上卷三《远略》）
此其论非必胜不战固矣。然而战胜必期于成功，胜而于成功无补，虽胜，亦奚以为！胡林翼不云乎：
兵事以审机为上策，以保士卒、养精锐为上计。凡事当有远谋、有深识，坚忍于一时，则保全必多。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一胜之功而误大局。（见《胡文忠公书牍》八月二十五日《复多都统》）
盖侥幸而图难成之功，不如坚忍而窥远大之谋。（同上庚申八月二十七日《复多都统》）
夫战，勇气也，当以节宣、蓄养、提振为先。又阴事也，当以固塞、阴忍、蛰伏为本。（同上十一月二十四日《致严渭春观察》）
昔条侯之破亡国也，坚壁三月，以太后梁王之故而不受诏，故曰“亚夫真可任使也”。秦王之破宋金刚，亦坚壁年余，俟其粮尽遁走，则一日夜追剿二百余里。秦王非天锡智勇者哉！设今人当之，则疑其怯矣。（同上己未四月十二日《致左季丈》）
战事之要，不战则已，战则必须挟全力；不动则已，动则必须操胜算。如无把握，则坚守一月二月三月。（同上庚申九月二十三日《复余会亭、伍次荪》）
贵乎审机以待战，尤贵蓄锐以待时。（同上庚申八月二十四日《致多都统》）
兵事有须先一著者，如险要之地，以兵踞之，先发制人，此为扼吭之计、必胜之道也。有须后一著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待贼变计，乃起而乘之。此可为奇兵而附其背，必胜之道也。（同上庚申八月十九日《致吴幹臣》）
凡兵事，有先一著，伐贼谋而胜者；有后一著，待贼动而胜者。此时应待贼动而后应之。躁者必败，静者必胜。（同上庚申十月初五日《复余会亭、伍次荪》）
动者必躁，静者有所待，有所谋，不可测也。（同上庚申十月初八日《致李少荃观察》）
兵事不在性急于一时，惟在审察乎全局。全局得势，譬之破竹，数节之后，迎刃而解。军事到紧要之时，静者胜，躁者败；后动者易，先动者难；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钝。此其大较也。（同上庚申十月十七日《复多都护》）
严密坚忍以待之，盖本有破釜沉舟之志，却以挽辔安闲出之。（同上庚申十月十一日《复左季高》）
人孰不知战略之成功之不能无待于交战哉？然而非交战之难也，交战而不浪战之难也。夫浪战匪特无裨于交战之成功也，抑且有害焉。曾国藩曰：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滑，滑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余在营中常戒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见《曾文正公家书》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致九弟》）
稳扎稳打，自立于不败之地。与悍贼交手，总以能看出他的破绽为第一义。若在贼者全无破绽，而我昧焉以往，则在我者必有破绽[1]被贼看出矣。（见《曾文正公批牍·统领湘勇张道运兰禀职营与吉中各军击贼获胜由》）
无乘以躁气，无摇以众论，自能觑出可破之隙。若急于求效，杂以浮情客气，则或泰山当前而不克见。（见《曾文正公书牍·与李次青》）
其论皆与克氏之意相发。要之交战，必以成战略而有推进之功用，乃不为浪战，匪徒一胜之为烈也，败尤无论已。胡林翼，湖南益阳人。曾国藩，湘乡人。左宗棠，湘阴人。于晚清咸丰之朝，三人者，以书生起乡兵，驱里巷子弟之白徒，角太平天国锋起方张之锐。操心危，虑患深，其论兵多出于动心忍性，体验有得。每有战事，书简往复，尽诚商讨，具见三人集中。语无泛设，事皆亲历，其议论多足匡古兵家所未逮云。
交战有二：有交战之交战；有不交战之交战。而所谓不交战之交战者，盖分布军队以御敌不得进，敌遂避而他途之从焉。虽未交锋，而其用同于交战者是也。而交战之目的亦有二：有战略决胜之交战，亦有非决胜而推进战略之交战。如克一城、毁一桥，虽不必有裨于战略之决胜，而于当前战略之得失不能无关。必能审辨乎此，而后可以明用兵之缓急轻重。
战略之原理，简而易明；战胜攻取之道，千古不易，不如战术之以科学进步而日新月异。包抄侧击，记者往往叹为奇计，实则稽之史籍，陈陈相因，而以之出奇制胜者不知凡几，岂必待天才而后发明。是故战略之理论，非名将所贵；所贵于名将者，在战略之当机立断耳。方其战略之未定，所待考虑者千绪万端，骤不可爬梳；其利害或多相反。而欲判其得失，审其取舍，不以事变之赜而乱其思虑，不以意气之激而轻于判断。及其既也，尤不以关系之重大、责任之艰巨，而失之迟疑。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之莫克胜任而愉快也。人知杀敌致果，战阵之不可无勇，而不知运筹决策之尤有待于勇，抑更千百倍之。不啻？於戏！自古大将之以不能当机立断，而卒之偾军覆国者，揆之于史，岂少也哉！
基博按：克氏论战略，匪能明之难，而能断之难。不难在智，而难在勇。太公曰：
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胜则止。故曰：无恐惧，无犹豫。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善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故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一决而不犹豫。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惊，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见《六韬·龙韬·军势》）
此言善战者之“见利不失，遇时不疑”，而“无犹豫，无恐惧”也。夫惟勇者无恐惧，惟断者无犹豫。许洞曰：
用兵之术，战胜而败者：急难定谋，狐疑不决，一败也；机巧万端，失于迟后，二败也。战胜而欲必胜者，定谋贵决，机巧贵速。胜败之术，非勇决神智，安能行之耶！（见《虎钤经》卷三《胜则》）
此言迟疑则败，速决必胜也。东汉末，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荀彧、郭嘉谓操曰：“公有十胜，绍有十败。绍多谋少决，失在事后；公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也。”将之不可无“断”如此。然非“断”之难也，“断”而当“机”之难也。《草庐经略》曰：
兵者，机以行之者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批亢捣虚，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持，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者，非迅速不可也！故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若从天降，若从地出，若飞电闪烁，令人仓皇，四顾不可方物。大要料敌欲审，见机欲决，原非履险蹈危，幸功于万一者也。倘虚实有未知，地利有未熟，敌情有未谙，我势有未审，徒慕迅雷不及掩耳之名；而以我之轻易，当敌之有备，用率孤军，深入重地，欲进不能，欲退不敢，攻城不得，掳掠无获，粮道既绝，救援不通，虽韩、白不能善其后。亦有先缓而后速者，缓者令其弛备，速者乘彼不虞。彼既弛备而不虞我之至，则往无不克，发无不中也。（见《草庐经略》卷四《迅速》）
大将临戎制胜，未有不败于畏缩而成于刚决者。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或延揽忠告，或独摅神机，参伍详审，料敌设计，得策辄行，岂容留滞。是故不模稜而废可底之绩，不后事而失可赴之机。圜转迅发，决断如流，才明练达，称良将也。尝观刚愎自用者，亦未始不藉口于果断。彼其所谓断者，不度可否，不听良谋，作事愦愦，恣行胸臆，败所由来也。夫果断之道，托基在明；明，则无不当矣！（同上《果断》）
盖“断”而当“机”，则以制胜；“断”不当“机”，亦或偾军。此之不可不察也。夫所谓“机”者何也？事势之会也。唐甄曰：
鼠之出也，左顾者三，右顾者再，进寸而反者三，进尺而反者再。吾笑拙兵之智，类出穴之鼠也。人之情，始则惊，久则定。惊者可挠，定者不可犯。善用兵者，乘惊为先。敌之方惊，千里非远，重关非阻，百万非众，人怀干面，马囊蒸菽，倍道而进，兼夜而趋，如飘风，如疾雷。当是之时，敌之主臣失措，人民逃散，将士无固志。乘其一而九自溃，乘其东而西自溃，乘其南而北自溃。兵刃未加，已坏裂而不可收矣。凡用兵之道，莫神于得机。离朱之未烛，孟贲之甘枕，此机之时也。同射惊隼，伺射突兔，先后不容瞬，远近不容分。此用机之形也。机者，一日不再，一月不再，一年不再，十年不再，是故智者惜之。古之能者，阴谋十年，不十年也；转战千里，不千里也。时当食时，投箸而起，食毕则失；时当卧时，披衣而起，结袜则失；时当进时，弃家而进，反顾则失。不得机者，虽有智主良将，如利剑之击空；虽有累世之重，百万之众，如巨人之痿处；虽有屡战屡胜之利，如刺虎而伤其皮毛。机者，天人之会，成败之决也。唐子之少也，从舅饮酒。坐有壮士秦斯，力举千斤，战必陷阵，常独行山泽间，手格执仗者数十人。舅指一客戏之曰：“客虽羸也，然好拳技，尝欲胜君。君其较之。”斯笑曰：“来。”遂舍卮离席。方顾左右语，而未立定也，客遽前击之，触手而倒。客皆大笑。夫以客当斯，虽百不敌也；然能胜之者，乘其未定也。善用兵者，如客之击秦斯，可谓智矣！（见唐子《潜书·五形》）
揭暄《兵法百言》有论“机”之一言，则谓：
势之维系为机，事之转练为机，物之要害为机，时之凑合为机。有目前为机，转盼即非机者。有乘之即为机，失之即无机者。谋之宜审，藏之宜密，定于识，利于决。
然而“机”之为事，其当与不当，可以猝决，而未易以周审也；则惟有发之以“锐”，行之以“无畏”。揭暄又有论“锐”之一言曰：
养威贵素，观变贵谋。两军相簿，一呼而夺其气者，惟锐而已矣。众不敢发而发之者，锐也。“徒锐者蹶，不锐者衰。智而能周，发也能收，则锐不穷。”锐者，用锋芒，非专恃强力也。故曰养、曰谋，前乎锐而筹；曰周、曰收，后乎锐而进。
此“锐”之说也。胡林翼曰：
兵事怕不得许多，算到五六分，便须放胆放手，本无万全之策也。（见《胡文忠公集》庚申十月十一日《复左李高京卿》）
不宜长虑却顾，太谨慎，则嫌于拙滞。（同上庚申十月十五日《致曾钦使》）
兵事无万全，求万全者无一全。处处谨慎，处处不能谨慎。历观古今战争，如刘季、光武、魏武、唐太宗，无不日濒[2]于危。其济天也，不当怕而怕，必有当怕而不怕者矣。（同上庚申九月十六日《复蒋文若》）
决胜之机，宜明断而深稳。（同上己未十一月三十日《致余会亭丁月台》）
是即太公之所谓“无恐惧，无犹豫”而“无畏”之说也。然非知之明，何能决之勇！惟神智，能审“机”；惟勇决，能赴“机”。此“决胜之机”所为“明断而深稳”者也。然则智又恶可废哉！许洞曰：“胜败之术，非勇决神智，安能行之耶！”岂不信哉！
有战略，必有所以发挥运用此战略者，其要有四：曰“精神”，曰“兵力”，曰“用奇”，曰“地理”。而四者之中，尤以精神筦其枢。“精神”之于战略也，犹铁锤之锤物；而“兵力”、“用奇”、“地理”，三者不过精神之所藉以发挥，犹之铁锤之不能无木柄以操持耳。
军队之有精神，必以三事：曰将才，曰训练，曰爱国情绪。三者相辅相成，而不可以或缺。山地野战，爱国情绪莫尚焉。平原战之胜败，则决于军人之武德；而地势复杂之战场，则尤有赖于将才之因地制权，而操决胜之机焉。
“将才”之说，具详于第一篇，今请言“训练”。军队非训练不能战，此固人人知之。然吾今之所欲论者，非有形之训练，而无形之训练，所谓“精神”之训练也。诚窃以为培养军人之武德，尤为训练之第一义谛焉。军人之武德，必植其基于军队之荣誉心与自治力二者。苟军队之荣誉心，发挥之以至乎其极，蹈义不顾，人自知奋；炮火震撼而色不沮，败报纷纭而志不摇，持以沉著，进以猛锐，胜不骄，败不馁，忠于所事，矢死无二。自古名将，如亚力山大、凯萨、大弗立特力、拿破仑等之能战胜攻取而勋名彪炳者，亦以所部有军人之武德也。然则若何而可以培养军人之武德乎？曰：艰[3]苦之久战，与胜利之荣誉也。盖军人之未经战阵者，则其智勇无所发而不能以自信，所以临敌不免有仓皇失措之虞也。军队之战斗能力，必以历练而老到，尤必以将帅之指挥而历练。然军队之精神，非经胜利之振奋，不克日跻于坚强。然则军人之武德者，盖良将之化身，而胜利之结晶也。
基博按：第一篇论士服习，所以论训练者详矣，兹特揭“精神之训练”一义，以培养军人之武德，而补第一义之漏义。自中国兵家论之：吴起有言：
兵以治为胜。所谓治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离绝成阵，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见《吴子·治兵》）
是即所谓“军人之武德”也。戚继光《练兵实纪》有“练心气”之说，谓：
人有此身，先有此心。气发于外，根原于心。匪心，则气曷出。故出诸心者为真气，格于物而发者为客气。练心则气壮。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养心也；又曰“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是心者，内气也；气者，外心也。故出诸心者为真气，则出于气者为真勇矣。是故走阵于场，习艺于师，召耳目以金鼓，齐勇怯以刑名，皆兵中之一事。如人之五官十指、四肢皮毛，各有轻重缓急之司，要之少一件，固非完人；便少一件，亦未害其为人，亦与大命无干。何也？不足以该全体也。即如三军之政，行伍号令，旗鼓技艺之数，少一件，固不足以为万全之师；少一件，亦未必不能为一战之胜。故大命所系在气，而内属乎心。心之所系，则神明之感、自然之应也。故诛一人而千万人顺，诛心也；赏一人而千万人奋，亦赏[4]心也。不怒而威，岂斧钺之力哉！不言而信，岂金帛之惠哉！视死如归，得其心也；视敌如仇，心之同也。苟不求于心而务求于气。诚以北方之兵，骄悍劲猛，气孰尚焉。往岁征役于吴，一败而不可复振，盖其所发为勇者，乃浮气之在外者，非真气之根于心也。气根于心，则百败不可挫，天下莫当，父子之兵矣。戚子于督兵东南时，凡诸营伍中，有养气太勇而久未用者，不使当前行，以其积气太浮，畏心渐掩，或轻视其号令，必堕贼之计中。故兵人惟恐其不勇，人皆知之；而勇之过盛，亦不可用，则知之者鲜矣。善将者宜何如而练其心气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义之理，每身先之，必诚感诚。又如婴儿哑子，饮食为之通，疾病为之恤，患难为之共，甘苦为之同。彼有情焉，如婴儿不能自通乎心，如哑子，不能自白于口。善将者不待其心之发而先为之所，不待其口之出而预为之谋，谆谆谕以忠君之义，祸福之辨，修短之数，死生之理，使之习服忠义；足以无忝所生，其为荣也利也如何？世之情事，有重于死者，有甚于生者。人心观感之下，积戴之久，感于爱，则爱君爱将，而身非所爱；感于义，则不忍后君后将，而先其所私；感于祸福之辨，则患难不足恐，而亲上之志坚；感于修短死生之数，则水火存亡，不足以夺其心。万人一心，心一而气齐，气齐而万人为一死。夫如是，吾以一心之万力而敌万力之各心；以一死夫，而拒彼万生命。孔曰“教民七年”，孟曰“仁者无敌”，“执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非得其心而一其气，何以致此于民哉？（见《练兵实纪·储练通论》）
此之所谓“练心气”，克氏谓之“精神之训练”者是也。曾国藩则以“训”与“练”为二事，谓：
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覆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见《曾文正公书牍·与张石卿制军》）
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几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见《曾文正公批牍·统领韩字营全军韩参将进春禀奉委招勇》）
总之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见《曾文正公书牍·与朱云崖》）
此以“练”属于形式，“训”属于精神，而“训”重于“练”，亦与克氏之意相发也。盖平日训练之所宜加意者如此。而亦有以训练非实地战争不能以磨炼出精神者。胡林翼曰：
凡兵之气，不见仗则弱，常见仗则强。久逸则终无用处，异日亦必不可临敌。（见《故文忠公书牍》己未十二月二十八日《致毛骥云观察》）
兵事如学生功课，不进则退，不战则并不能守。敬姜之言曰：“劳则思，逸则淫。”且久逸则筋脉皆弛，心胆亦怯，不仅难战，亦且难守。（同上庚申五月十五日《致毛骥云观察》）
守兵不动，久亦并不能守；战兵不战，久亦并不能战。其心散，其志弛，其力隳也。譬之写字读书，进德修业，非猛进，即乍退。游息只须半日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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