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日本论
[book_author]戴季陶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74531
[book_dec]《日本论》一书初版于1928年，它不仅介绍了日本社会、文化的现象，更揭开了隐藏在现象下的深层原因，曾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作者戴季陶在日本生活多年，并作为孙中山秘书亲历了中日关系的最错综复杂的阶段，他对日本的了解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戴季陶认为，日本自古就有侵略中国的企图，对中国的研究更是从未停止，而中国却鲜少关注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两国近现代的交锋中，中国之所以长期处于下风正是因为对日本缺乏认识。在本书中，他纵论日本从皇权、国礼、信仰、宗教到武士、财阀、政党、国民的方方面面，用理性的态度对中日两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剖析，用扎实的证据披露了近代中日关系中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虽已成书近一个世纪，《日本论》仍是中国人了解日本的经典之作。本书另附爱尔兰裔日本作家小泉八云所著《日本与日本人》，以帮助读者从心理、哲学角度了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和国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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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_title]胡漢民序
英國的歷史家韋爾斯，於今年春間，發表一篇文字，同情於中國革命，而警告歐洲人，內裡說及歐人之瞭解中國，決不如中國人之瞭解歐洲，大意歐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說話的幾個新聞通訊員，他們耳目既然狹隘，而帶了著色的眼鏡觀察，更其靠不住，至於中國人呢？卻是一年一年許多留學生到歐洲，受學校的教育，和社會接近，經過長期的體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這一種比較的批評，認為公允，幾乎令歐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譏，中國人也覺得非常悅耳。不過我們一搜查中國留歐學生關於批評歐洲有系統的研究較為成器的著作，好像還未出世，中國人對於韋爾斯的公道評論，就怕要暗暗叫聲慚愧。
不要說歐洲，就是日本，我們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風俗習慣是相去不遠的，留日學生較之留歐學生，數量要多十幾倍，而對於日本，也一樣的沒有什麼人能做有價值的批評的書。從好的方面說，小心謹慎，不輕於下筆，也是有的。從不好的方面說，就無異表示我們學界科學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說，我十幾年來總抱著一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一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的裝置起來。現在《日本論》一書，就是季陶十幾年來做他所志願的工作寫出來的結晶。我前十年聽見宮崎寅藏和萱野長知兩個日本同志說，戴先生作長篇演說的時候，他的日本話，要比我們還說得好。我拿這句話來贊《日本論》，我敢說，季陶批評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評還要好，是否武斷，且讓讀者下最後的批判。而我所以敢說這句話，就因為他不止能說明日本的一切現象，而且能剖解到日本所以構成一切的動力因素，譬如一個武士道，在日本是最普遍的倫理，好像英國的Gentleman，日本人自己也弄到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季陶先生說：
武士道這一種主張，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最初的事實，不用說只是一種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至於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講武士道內容的書，乃是在武士的關係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礎。這當中種種內容的擴大和變遷，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明治維新，都知道是起初打著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一倒，後來政治的建設成績，卻大過當初的預想。這是天皇聖明嗎？是元勳元老的努力嗎？是統一的效果嗎？直到明治四十一年，日本文明協會叢書出版的《歐美人之日本觀》，還是說，我們動輒把日本維新的成效歸功於日本人一般的天才，事實卻是相反，日本之一大飛躍，只是指導者策劃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國，沒有像日本指導員和民眾兩者間智力教育、思想、伎倆懸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無何等嫉視，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導者策劃設施一切得宜，他們遂能成就此之當世任何大政治家毫無遜色的大事業，這樣淺薄皮相的話，我從前看見，就覺得肉麻得沒趣。而季陶先生說：
那時代歐美的民權思想，已經漸漸輸入進來，漢學思想和歐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許多人覺得這一種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這實在是由種種環境發生出來的自覺運動。……明治維新，一面是反對幕府政治的王政統一運動，一面是民間要求人權平等自由的運動……這民權運動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類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發展，而歐洲思想做了他們的模範，和薩長兩藩專靠強力來佔據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權運動最有力的領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國盧騷《民約論》的感化，近來日本的文化制度，雖然大半由德國學來，卻是喚起日本人的同胞觀念，使日本人能從封建時代的階級統治觀念裡覺醒起來，打破階級專橫的宗法制度，法國民權思想的功績真是不少。而我們更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材料來證明辯證唯物論者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並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實。譬如日本維新的結果，解放了農民階級，使農民得到土地所有權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這個運動並不是起自農民自動，而仍舊是武士階級當中許多仁人志士鼓吹起來的。
季陶先生在日本維新一個大過程中，並不是抹煞一切指導者的勞績，不過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歐美人之日本觀》的一段膚淺可笑的議論不同。他說：
一個時代的創造，有很多歷史的因緣，決不是靠一兩個人的力量創得起來。不過領袖的人格和本領，也是創造時代的一個最大要素。創造時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倫，有的是以智識覺醒民眾，有的是靠他的優美的道德性，給民眾作一個信仰依賴的目標，有的是靠他堅強的意志，一面威壓著民眾，同時作民眾努力奮鬥的統帥者。至於智仁勇兼備的聖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犧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與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維新史，都曉得薩摩長門並起，而長藩的人物，一直延續到今日，尚成為日本的軍閥，薩藩的領袖西鄉隆盛，卻是失敗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維新以前的勳業。而季陶先生說：
一代歷史的創造，不是簡單的東西，成功失敗，不是絕對的問題。……個人事功上失敗的，倒往往是時代成功的原動力，而個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敗者的福。我們試把這幾十年歷史通看起來，西鄉隆盛失敗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絕對支配者，各種事業的進行，都靠著他的人格來推進。當時隨著他敗了的土肥兩藩的勢力，一化而為後來民權運動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餘蔭還是支配著日本全部的既成政黨。那事功上成功的長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鄉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隨著公論的推移，定他的改策。即以事業說，西鄉的征韓論，直到死後十八年依然成為事實，到死後三十年，公然達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鄉的征韓論通過了，也許是闖了一場大禍，日本的維新事業，完全付之東流，而西鄉的人格也都埋沒乾淨。
這一段話，抵得過別人一百篇西鄉的傳贊。我們只看西鄉當王政統一的時代，舉兵造反，犯了彌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後不到幾年，他的銅像巍峨矗立於上野公園，受全國人民的崇拜，並且全日本沒有一個銅像可以和他並稱的。至於伊籐博文事業上的成功，從表面看來，中外人都覺得他遠過於西鄉，死在高麗人之手，也是歿於王事，而他的銅像，在東京被人打倒，甚至搬到大阪，也不能成立。這些事說明了什麼？就是說明畢竟成功的是失敗了的西鄉，而不是伊籐一輩人，長藩的領袖雖然享著福蔭，畢竟是有限的。季陶先生這一段話，我想任何日本人都不能反對，不過見不到，說不出這樣徹底罷了。
我常以為批評一國家的政治得失易，瞭解一民族特性難。政治有許多明顯的跡象，就是它因果聯絡關係，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較。至於一個民族的本真，縱的是歷史，橫的是社會，如季陶先生所說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還要切實鑽到它社會裡面去，用過體察的工夫。韋爾斯說，歐洲人不知中國，其重要意義就在此點。我們看了上中下三篇整千頁的《歐美人之日本觀》，覺得他無甚心得，並不深刻真摯，也是此理。到得本國人說本國的民族，這些條件工具是比之外國容易完備了，然而卻有第二種的障礙，這種障礙更是不容易打破，其由外力支配所生的障礙，姑且撇開，而自身的因緣成為心理的拘囚偏執，就會弄到如黑智兒(黑格爾)那樣一個大哲學家，抬起德意志民族，認做神的表現，世界的選民，其實如季陶先生此書所引吉田松蔭《坐獄日錄》一段話，也和黑智兒的出發點相同，不過一個穿了古代神教的衣，一個穿了近代哲學的衣而已。《大學》說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惡，而莫知其苗之碩。上句是由於愛，下句是由於貪，真是不把種種之其所……而辟焉的障礙打銷，決尋不出鞭辟入裡公平至當的批判。批評自己的民族，猶之批評自己本身。近來有見識的人也曉得說說，如果真是一個革命者，就能對自己作公開的批評，這話是不錯的。自己的檢查，比別人的檢查更為便當。責備自己，應該比別人的責備更為深刻。然而事實上往往不然。遇著老於世故人情的人，反而善於用責備自己的口頭話來作辯護自己的手段。淺之如張作霖罵張學良，說這小子太不懂事，深之如莫斯科CP本部，罵中國CPCY幼稚，都是假責備來為自己辯護的。日本人批評日本，說到自己短處，曉得回護不來的，也每每犯這種毛病。然而因為他有他的立場，我們應該原諒他的。蘇軾的詩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批評自己的民族，彷彿有這個道理。而我田引水，又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季陶先生說：
一個關閉的島國，他的思想變動，當然離不了外來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絕不容易創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卻是島國的特長，我們觀察日本的歷史，應該不要遺漏這一點。
他們以赤條條一無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島，居然能夠滋生發展，平定土番造成一個強大的部落，支配許多土著和外來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們更從高麗、中國、印度輸入各種物質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夠通通消化起來，適應於自己的生活。選出一種特性，完成他的國家組織，更把這個力量來做基礎，迎著歐力東侵的時代趨向，接受由西方傳來的科學文明造成現代的勢力，民族的數量現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東方各民族中，取得一個先進的地位，這些都是證明他的優點。我們看見日本人許多小氣的地方，覺得總脫不了島國的狹隘性。看見他們許多貪得無厭崇拜歐美而鄙棄中國的種種言行，又覺得他們總沒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們在客觀的地位，細細研究他，實在日本這一個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總理說：一個民族的存在和發展，要以自信力作基礎。這的確是非常要緊。所以日本人那一種的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
大抵批評一種歷史民族，不在乎說他的好壞，而只要還他一個究竟是什麼，和為什麼這樣？季陶先生這本書，完全從此種態度出發，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師，同時又做了他的審判官，而且是極公平正直不受賄托，不為勢力所左右壓迫的律師審判官。說日本是信神的民族，不含一些鄙視的心事。說日本是好美的民族，也並沒有過分的恭維。一個自殺情死的事實，說明他是信仰真實性的表現。這一種科學的批評的精神，是我們應該都提倡的。
季陶先生這次回到上海，一見面就說：我近來又做了一部日本論，可惜今天沒有帶稿子來給你看。我說：此之前幾年登在建設雜誌的那篇《日本論》怎麼樣？他說：你先說你對於我的舊作，有什麼意見。我說，那一篇文字好是好的，不過我覺得主觀過重，好像有心說人家壞話，人家有些好處，也說成壞處了。他說：對得很，簡直被你一言道破，我這回改作的一部日本論，卻完全是平心靜氣的研究，決沒有從前偏執成見的毛病，我明天帶來，你看過覺得不錯，就請你作一篇序。到第二天，他果然把稿子帶來，一眼望去已經是十多萬字，他笑著說：我做《建設》和《星期評論》文章的時候，我總是將稿子帶來尋你，站在你的椅子後面，把捉著你的手，按到紙上，而我卻一句一句的朗誦起來，遇有商榷的疑問，才始停止，商榷過了，又是繼續的朗誦，我認為是我生平一件快事。現在這部《日本論》太長，可惜用不著這個頑意。我和他都不覺大笑起來，及他去後我費一日一夜的工夫，將他這本書細細讀過，真有點愛不釋手的光景。看過從前那篇《日本觀》，尤其覺得這書有味，不只他的研究和構成方法，和舊作不同，就是文章也有異樣的色彩。季陶的文章，大概有三個時期不同。第一個時期是從做《天鐸報》，以至《民國雜誌》，雄暢是他的本色，惟有時修詞的工夫，有些來不及。到《星期評論》、《建設雜誌》是第二個時期，既改文體為話體，大暢所欲言，而修理整然，渣滓絕少，比以前有很大的進步了。
現在這部《日本論》，就更加陶練，深入顯出，不露一些辛苦的痕跡，理解的精確，而文章的能事，足與相副。其中如《今天的田中大將》一個題目下，指摘世界的思潮。《信仰的真實性》裡面，發抒他的人生觀，都是博大雄深的文字。而《秋山真之》一篇，彷彿極善寫生的短篇小說。《好美的國民》一篇，卻含有許多詩意。在做《國民雜誌》那時候季陶先生常對我說，自恨做文章的工具不足，現在應該沒有這種遺憾了。其餘還有許多緒論名言，往往可以摘取出來，或作國民一般的殷鑒，或作青年行動的指針。而季陶先生卻是偶然證合，有感斯發，既不是我田引水削足適履，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壘塊，季陶先生的高聲朗誦，確是奇文共欣賞的方法。我在一日一夜之中，欣賞所得，就隨手寫些出來當作一篇序文，貢獻於閱者，並留著許多說不盡的好處，讓讀者自己去欣賞。固然介紹這部日本論，應該還有重要的意義，不止是從這本學得科學批評的方法，和鑒識季陶先生最近的作風。但是中國人何以有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季陶先生開宗明義，已經說得清楚盡致，不用我來贅述，這並不是我的忽略，我想青年一經提醒，決沒有做智識上的義和團的。
民國十七年
[book_title]中國人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
中國到日本去留學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確的數目，雖然不曉得，大概至少總應該有十萬人。這十萬留學生，他們對於日本這個題目，有什麼樣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黃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國志》而外，我沒有看見有什麼專論日本的書籍。我自己對於日本，也沒有作過什麼系統的研究，沒有較為成器的著作。民國六年，在《民國日報》上面，登過一篇連載四十天的文章，也不過是批評當時的政局，和十年來日本所倡的親善政策。離日本這個題目還是很遠。但是我十幾年來，總抱著一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一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的裝置起來。但是我心有餘而力不足，講古代的研究呢？讀過日本書，既然不多，對於東方民族語言學，毫無所知，中國的歷史，尚且一些沒有用過工夫，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自然是不夠。講近代的研究呢？我也不曾切切實實的，鑽到他社會裡面去，用過體察的工夫。所以要作一部有價值批評日本的書，決不是現在的我所做得到的。不過十多年來，在直覺上，也多多少少有一點支離破碎的觀察。在目前大家注意日本問題的時候，姑且略略的講一講，或者是大家所願意聽的。
你們試跑到日本書店裡去看，日本所做關於中國的書籍有多少？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經濟、社會、地理、歷史各種方面，分門別類的，有幾千種。每一個月雜誌上所登載講中國問題的文章，有幾百篇。參謀部、陸軍省、海軍軍令部、海軍省、農商務省、外務省、各團體、各公司，派來中國長住調查或是旅行視察的人員，每年有幾千個。單是近年出版的叢書，每冊在五百頁以上，每部在十冊以上的，總有好幾種，一千頁以上的大著，也有百餘卷。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裡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日本人都不願意見，這真叫做思想上閉關自守、智識上的義和團了。
我記得從前在日本讀書的時候，有好些個同學的人，大家都不願意研究日本文、日本話。問他們為什麼？他們答我的，大約有兩種話：一種說日本文日本話沒有用處，不比得英國話回了國還是有用的。一種是說日本的本身，沒有什麼研究價值，他除了由中國、印度、歐洲輸入的文明而外，一點什麼都沒有，所以不值得研究。這兩種意思，我以為前者是受了實利主義的害，後者是受了自大思想的害。最近十年來，日本留學生比以前少了些，速成學生沒有了，在大學文科的人，有幾個稍為歡喜和日本書籍親近些。所以偶爾還看見有介紹日本文學思想的文字。但只是限於近代的著述，而且很簡單。整個批評日本的歷史，足以供覘國者參考的，依然不多見。
我勸中國人，從今以後，要切切實實的下一個研究日本的工夫。他們的性格怎麼樣？他們的思想怎麼樣？他們風俗習慣怎麼樣？他們國家和社會的基礎在哪裡？他們生活根據在哪裡？都要切實做過研究的工夫。要曉得他的過去如何，方才曉得他的現在是從哪裡來的。曉得他現在的真相，方才能夠推測他將來的趨向是怎樣的。拿句舊話來說，知彼知己，百戰百勝，無論是怎樣反對他攻擊他，總而言之，非曉得他不可。何況在學術上、思想上、種族上，日本這一個民族，在遠東地方，除了中國而外，要算是一個頂大的民族。他的歷史，關係著中國、印度、波斯、馬來，以及朝鮮、滿州、蒙古。近代三百多年來，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們單就學問本身上說，也有從各種方面作專門研究的價值和必要，決不可淡然置之的。
我觀察日本錯不錯，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我很希望多數人批評我的錯。倘若因為批評我的錯而引出有價值的著作來，那麼，我這一篇小著，也就不為無益了。
[book_title]神權的迷信與日本國體
各個民族，都有許多特殊的神話，在歷史上是很有價值的。日本人向來也有一個迷信，以為他們的國體，他們的民族，是世界上哪裡都找不出來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孫，所以能夠萬世一系天壤無窮。自從歐洲的科學思想，輸進了日本以後，那些科學家，應該漸漸和迷信離開，把這種神話，用科學的研究法來重新整理了。卻是學者裡面，現在還有幾個靠迷信過日子的人，把這些神話照樣認為一點不錯的事實。從前我有一個先生，是國法學專家，名叫做筧克彥。論他的學問呢？的確是淵博精深。而且從前他和我們講憲法學的時候，他的思想，確是很進步。我個人的思想上，受他的啟發不少。那時他的法理學，在重法文而輕理論的當時日本法律學界，有很彰著的革命色彩。後來一點一點的向迷信一邊走，近年來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是神話。而他對於這些神話，絕對不用實證的考古學上的研究，只一味用自己的思索，在上古傳來的神話上，加些自己的哲學理論，使那些神話，更加神秘些。聽說在法科大學上講堂時候，開講要閉著眼合著手，對他幻想中的祖神表一番敬意。講完了的時候，亦復如此。細細考察起來，原來他的祖父，是神社裡的神官。他這迷信系統，就是從那裡來的。還有一個專門主張侵略滿蒙併吞中國的內田良平，他的父親，也是神官。此外陸海軍軍人裡面，迷信神權和神造國家這些自尊自大自囿的傳說的，不曉得有多少。
就表面上看來，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實日本治者階級的宗教，卻是神教。神教的信徒，很多極力排斥佛教，不遺餘力的人，他們的理論，大概和韓退之一類，以排斥外來思想為主要目的。然而佛教的僧侶，絕沒有敢否認神教的。有些附會穿鑿的調和者，不是說某神即是某佛，便說某佛即是某神，這也是表現宗教之政治的地位和關係，各國都常有相類似的事實的。日本人迷信他們的國家，是世界無比的國家，他們的皇室，是世界無比的統治者，他們的民族，是世界最優秀的神選民族，這種思想，都從神教的信仰產生出來的，其實也不過是宗法社會裡面崇敬祖宗的道理。筧克彥博士說：日本的國體，是萬邦無比的模範國體，無論到什麼時候，決不會有人來破壞國體的。日本國體的精華，就是古來的神道。日本國家的權力，就是神道唯一信仰的表現。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現。愛神、敬神、皈依於神，以神表現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權。這些思想本來也不是筧博士自己所發明，不過新式的法學家裡面，要算他是一個專講國粹的人罷了。
上面所講的那些傳說，不用說是發生在日本有文字以前的。自從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輸入日本以後，外來的制度文物，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礎。日本的國民，不是皈依釋迦，便是尊崇孔子。後來漸漸文明發達，組織進步，國家的力量，也就強大起來。豐臣秀吉打平了國內群雄，戰敗朝鮮，日本的武功，已經到了極盛時代。德川氏承續豐臣氏的霸權以後，政治文物，燦然大備。傳入日本千餘年的印度、中國的思想，已經和日本人的生活，融成一片。於是日本民族自尊的思想，遂勃然發生。有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做山鹿素行，在這民族自尊心的鼓蕩裡面，創起一個日本古學派。這一個日本古學派之學術的內容，完全是中國的學問，並且標榜他的學問，是直承孔子，他對於中國儒家的學說，連曾子以下，都不認為滿意。對於漢唐宋諸家，尤其對於宋儒，更抨擊無遺，以為宋儒的思想，是破壞孔子之道的異端。但是他卻借了中國的學問來造成日本民族的中心思想。我們看他的著作，就曉得在方法上、理論上，都沒有一點不是從中國學問得來，沒有一處不推崇孔子之道，而精神卻絕對兩樣。他是鼓吹神造國家君主神權。山鹿氏所著《中朝事實》一本書裡面，把他的思想根據，也就發揮盡致了。再從另一方面，日本民間的信神思想，一方面受著中國思想的影響，一方面受著佛教思想的感化，隨日本統一的國力發展，漸漸脫卻了地方色彩生出國家的色彩。而這一種新國家色彩，又由宗教的信仰，和文學美術的陶融，賦與以較為優美高尚而有力的世界性和社會性。後來日本種種進步，都要算是這一個時代的產兒。那些傳說，是什麼東西呢？不用說，就是中國子不語的盤古王開天地女媧氏煉石補天。我且把日本古事說裡面開天闢地的一段，譯了出來，別種傳說的內容，也就可以即此類推了。
天神下了一個詔書給依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兩位尊神，要他把那個漂蕩的國土，修理堅固，又賜他一根天沼矛。這兩個尊神，領了詔書，站在天浮橋的上面，把天沼矛往下面海水裡一攪，抽起來的時候，矛尖上的海水，滴了下去，積了起來使成了一個島，這就叫做淤能碁呂島。
這一種傳說，我們從他的象徵研究起來，很容易明白是由男女生殖觀念發生出來的，天沼矛就是男子生殖器的象徵，而這一篇故事，無非是表現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在古代思想裡面，幾乎沒有一個民族沒有這一類的信仰，而在男系家族制度擴大起來的日本統治組織上面，更是很自然的事實，絕不足奇的。
[book_title]皇權神授思想及其時代化
中國在孔子的時代，封建制度漸漸破裂，交通的發達，工商業的進步，一方面打破了舊國家觀念，一方面產生出人類同胞的世界思想。這時已經打破了許多傳說的迷信，拋棄了君主神權，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從此刻興盛起來。日本到了現代，還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的迷信。就近代科學文明看來，日本的學問，固然較中國進步了許多，這不過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實，除卻了歐洲傳來科學文明和中國印度所輸進的哲學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說是幼稚。然而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恥辱。並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進取精神發展餘地的地方，絕沒有一些衰老頹唐的氣象。他是一個島國，而且在文化歷史上，年代比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現，才漸漸打破，直到德川時代，造成了統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現代統一的民族國家基礎。如果從社會的發展歷史上看來，日本的維新，則和秦漢的統一足以相比。
這一個神權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治者階級，以為皇帝的大權寶位，是天神傳授下來的。和德國凱撒說他自己是天使，德國民族是天的選民，一樣荒唐。那些軍人和貴族，他們的地位既由傳統而來，當然也一樣迷信部落時代的傳說，或者有些理想上知識上，已經打破了這種觀念的人，為維持階級特權，也決不敢便說這些神話是假的。今天還活著的封建時代遺留下來七八十歲的老人們，本來腦根裡面所裝的，只有一些封建時代的故事，不用說除了這種迷信之外，再也沒有他自己的個性精神，這也是毫不足怪的。不過當此刻這樣一個時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權，還脫不了這一種人的手，不能不說是危險萬狀了。
神秘思想，成為日本人上古時代國家觀念的根源，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時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佔了勢力，那一種狹隘的宗族國家觀念，已經漸漸消沉下去。後來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國文明的力量增加起來，把中國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種日本自己的文明，這時日本自己統一的民族文化，已經具備了一個規模，當然要求獨立的思想，於是神權說又重新勃興起來。我們看山鹿素行講到中國的學說，只推尊孔子，把漢以後的學說，看作異端邪說，我可以曉得他們復古情緒中所含的創造精神了。此時他的範圍已擴大了許多，從前只是在日本島國裡面，主張神的權力，到得山鹿素行時代，更進一步，居然對於世界，主張起日本的神權來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神權思想的時代化，所以他們自稱是王政復古。那些倡王政復古的學者，雖然是各方面都有，漢學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動的主力，還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學家。且把素行學派中後起的吉田松陰的著作，詳詳細細的看起來，就曉得日本維新史的心理的意義在哪裡了。《坐獄日錄》裡面有一節說：
皇統綿綿，傳之千萬世而不能易，此決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當初天照皇大神，傳授三種神器，給瓊瓊杵尊之時，曾發過一個誓，說是皇統的興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樣長的壽。中國和印度那樣的國家，他們的皇統怎麼樣，我是不曉得，卻是日本皇統的運命，就是和天地一樣長壽的。
和吉田松陰同時的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做籐田東湖，他也是以神權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說天地的發源，人類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歷史家漢文學家，叫賴山陽，著《日本政記》《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統學問系統，是比較純正的儒家，所以紀史斷自神武。但是到底還要列一個什麼神什麼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這些荒遠無稽的事實抹殺，也沒有對於這些記載，下過一點批評。日本維新，得力於山陽的文字甚多，而籐田東湖，又是維新前期從思想學術上鼓舞群倫的大學者，而他們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講的，是關於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種觀察，日本人的國體觀念，大都由這一種神權的民族思想而來。日本自從鳥羽帝的時代(宋徽宗時候)，全國兵權歸了平源二氏以來，逐漸把部落紛然並存，組織散漫，文化落後武功不立的日本諸島，造成了一個雄藩並列的封建世界。又經過三數百年，到了豐臣削平國內爭亂，德川繼之，造成以武力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漸漸規模完備了。國的這一個字，在此時只是作藩國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謂之國家迥殊。社會的階級，也就隨著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種很清楚的橫的分段。用這橫的分段，來支配縱的分工。這個制度，一直繼續到西曆1869年的明治時代方才廢了。在這一個封建時代，講文明呢，的確是日本一個很進步的時期。
在維新以後一切學術思想、政治能力、經濟能力，種種基礎，都在此時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為那些藩國，不但是在武功上競爭，並且努力在文治上競爭，有文學武藝的學者，各藩主爭先恐後，或是招來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請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裡呢，務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夠造成文武兩套全才，給他藩裡做永久的護衛。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權力膨脹，土地拓張，他們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為藩主是極大的地主，農夫是大地主的農奴，武士是給大地主個人管理家務防禦外侮的僕人。薩木來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個侍者的意思。俗語叫做家來，也是如此。就這些事實看來，武士道這一種主義，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他的最初的事實，不用說只是一種奴道。武士道的觀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至於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講士道武道內容的書籍，乃是在武士的關係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實武士道的最初本質，並不是出於怎樣精微高遠的理想，當然更不是一種特殊進步的制度。不過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發生的當然習性罷了。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論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礎，這當中種種內容擴大和變遷，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階級，是社會組織的中堅。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個的社會體系當中，武士負維持全體社會之適宜的存在發展的職責。一個方面，包含著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單是名教宗法，決不能保持社會生活的安定，和發揚社會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個方面，更不能不具備一種人情世態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作血淚生活，血是對家主的犧牲，淚是對百姓的憐愛。我們見到德川時代的武士道之富於生活的情趣時，才可以瞭解武士階級，所以能成為維新主要動力的緣故，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book_title]封建制度與佛教思想
日本六十年前封建時代的社會階級制度，差不多是現代的中國人所夢想不到的。古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宣傳了許久，但是極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後，順應著封建時代的人心，也變成了一個強性的宗教。或者是為宗派打仗，或者是為擁護一派的護法大名打仗。僧侶的本身，都帶著薩木來的臭味。佛教愛人愛物無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時代，一變而為犧牲的爭鬥精神。把羅漢道殺內賊的工夫，用在殺外敵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沒有衝突。把天龍八部人非人的觀念，應用在階級的制度上面，也就覺得階級的存在，沒有什麼不應該。所以我們可以曉得，一個宗教的制度思想的變遷，完全適應社會生活的要求，同是一個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階級不同，他那一個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著變易的。在日本語言裡面，有很多話是從前佛經的用語來的，然而和佛語的本義，完全兩樣，譬如兩人相打的時候，常用的畜牲！覺悟罷！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證據。
我們要在日本的純文學裡面，去看佛教的感化，材料是多得極了。本來日本吸收中國文化，一大部分是由佛教來的。最初的留學生，十個九個都是僧侶。他們借用中國文字記述日本語言，造出一種所謂假名來。假名這兩字的意義，已經是很深長的了。而最初所制的伊呂波歌就是很純正的佛教諸行無常的思想。文字排列之巧妙，實在是很值得稱讚的。我們再看日本人的飲食，他們能吸收去的中國食品製法，實在都是僧侶的常食品。如像豆腐、豆腐皮、豆腐衣、豆豉、鹹菜、麥麩種種。現在的日本人忘記了，以為是日本的特產。中國人到日本的，也不覺得這些東西有什麼來歷，然而我們可以確實曉得，這是完全由僧侶吸收去的文化。
在民間的文學裡面，在貴族的文學裡面，我們都看得出很多的佛教關係來。就是日本最古的一種能樂，這是和神教有密切關係的，而他們後起的謠曲，有許多題材，是采諸佛教裡面的故事傳說。可是我們在任何方面，都看得出日本人的佛教思想，絕對和中國的兩樣。他們的佛教，在貴族裡面，確是含著不少積極的犧牲的精神。而在民間方面，又含得有不少的人情世態的趣味。比起中國艱苦而枯寂的佛教來，的確是大不相同。
印度的佛教，經過中國，傳入日本以後，我們看得出，明明白白，分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神佛對立的時期。本來日本人是崇拜神教的，神教是什麼東西呢？就是宗法社會裡面必然應有之義的祖先崇拜。這一種拜神思想，本來是很幼稚的。然而部落的權力，漸漸擴大，到得諸部落統一於一族的時候，當然要生出一種調和的理論，組織的體制來。日本的文化是在中國文化傳入之後，才有統一和組織的工具。於是中國敬天敬神敬鬼的思想，給他們的神教，充實了不少的內容。然而這個時代，中國的佛教文化與中國的道德文化，同時輸入進去了。並且佛教的輸入，更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這兩種不同的思想，在政治上，在社會上，當然不是容易調和的。一個是世界無差別，一個是九族分親疏；一個是冤親平等，一個是正名定分嚴體重刑。此時神佛兩教，在輸出國的中國，已經是最大的衝突期，在輸入國的日本，更不是容易調和的了。
然而久而久之，應於他那社會的必要，不能不想出種種的調和方法來。歷史上的後進文化上的先進的佛教便運用著很微妙的經義，造出一種本地垂跡說來。在實際的勢力上，要把幼稚的拜神信徒，拉到佛寺裡來，便先在理論上，把佛教的信仰投降到神的威力下去。某神就是某菩薩的體現，這一種的混合信仰，便由此而生了。這是第二個時期。
日本人如果是弱者，如果四圍有了強固的信佛威力，這神教的信仰，或者就會絕滅了。然而四圍的情況不是如此，日本國內的情況也不是如此。所以隨著漢學的進步，封建制度的完成，與武家勢力的膨脹，日本古學派哲學突然創興起來。直到日本維新的時代，日本民族一方面拋棄了日本三島的封建制而加入地球的民族封建制下去活動，一面就很嚴密地定出神佛的區分，這是第三個時期。由對立而混合，再由混合而對立，這是兩個很大的變動，他們應該從裡面學得許多的教訓罷！
[book_title]封建制度與社會階級
農民沒有土地所有權，一切土地，都是藩主的。不能有姓，不能帶刀。這種現象，還是中國三千年前的制度，除了皇帝公卿藩主武士治者階級而外，其餘的人，都不承認有完全的人格。此外還有一種第四五層階級的最苦人民，叫穢多非人，是完全驅逐到人類生活以外的。那些武士，往往制了一把新刀，要試驗刀的利鈍，可以隨便去找了一個非人殺。而最奇妙的，就是連這特殊的階級制，也借用著佛經中的用語。此種殘酷的社會組織，和治者階級的殘酷習慣，可以證明日本的文化年代之淺與程度之低了。穢多非人這一個階級，至今還是存在，近年來日本社會運動當中最重要的一個運動，叫做水平運動，就是這一種特殊部落的民眾爭自由的運動。將來日本革命的烽火，恐怕是這一種民眾做最先頭的部隊了。
有一個貴族院議員叫杉田定一，他是從前自由黨的名士，民國五六年時，有一天我去訪他，看見他的書房裡供著一個孔子像。他對我說：這個孔子像，是很有來歷的。我家裡本來是農民，我的父親是很慈善的。想到智識這樣東西，人人都應該要有，就請了一個有學問的漢學先生，在我家裡教村中那些農民唸書。被藩裡的武士們曉得了，說我們讀書是僭越，就把我家抄了，教書先生也趕走了，種田的權利也沒收了。這孔子像還是在那時候拚命奪出來的。那個時代歐美的民權思想，已經漸漸輸入了進來，漢學思想和歐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許多的人，覺得這一種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這實在是由種種環境發生出來的自覺運動。他這個議論，我以為很的確。明治維新，一面是反對幕府政治的王政統一運動，一面是民間要求人權平等自由的運動。倡尊王討幕的人，和倡民權自由的人，雖說兩種都出自公卿和武士兩階級，但是這民權運動，純是一個思想上的革命，是人類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發展，而歐洲自由思想做了他們的模範。和薩長兩藩專靠強力來佔據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權運動最有力的領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國盧騷《民約論》的感化。近來日本的文化制度，雖然大半由德國學來，卻是喚起日本人同胞觀念，使日本人能夠從封建時代的階級統治觀念裡覺醒起來，打破階級專橫的宗法制度，法國民權思想的功績真是不少。而我們更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材料，來證明唯物主義者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並不合革命史上的全部事實。譬如日本維新的結果，解放了農民階級，使農民得到土地所有權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這個運動並不是起自農民自動，而仍舊是武士階級當中許多仁人志士鼓吹起來的。
[book_title]日本人與日本文明
日本自從平源執政以後，爭權殺伐，沒有一天休息，戰事的事越多，武士的權力越是強大。到了德川氏的時代，幕府的權勢，非常鞏固，各國諸侯勢力，又能夠保持均衡，所以大家都是注意保守自己的地盤，不願意從事戰爭。文學哲學，當然隨著平和的幸福，發達起來。一種是古學派神權思想的復興，一種是荷蘭學問的輸入，一種是漢學的發達。古學派神權思想的根源，前兩段已經大略講過了。荷蘭學問的輸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數學、築城、造兵、醫藥等智識而外，在精神科學方面，簡直看不出什麼進步。只是德川時代漢學發達，在思想上，在統一的制度文物上，的確是日本近代文明的基礎。就是純日本學派的神權主義者，在思想的組織方面，也完全是從漢學裡面去學來的。所以中國哲學思想，在德川時代，可以叫作全盛時期。他們在中國哲學思想裡面，得的最大利益是什麼呢？就是仁愛觀念和天下觀念。如陽明學派的中江籐樹、朱子學派的籐原惺窩、中村惕齋，都是努力鼓吹仁愛的。從制度上看來，這種由日本社會進化自然程序發生出來的種種階級制度，和治者階級的性格，可以證明日本在部落鬥爭的時代，最大缺點是仁愛觀念和天下觀念的薄弱。德川氏時代統一的政治，使全部日本，達到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時期，我們從儒家思想的發達，和明治初年民權思想的發達看來，就可以曉得，日本近代文明的進步恰恰和仁愛觀念的進步成正比例。而這仁愛觀念發展的原因，全在於政冶的統一和物質文明的進步，社會組織的整理。現在日本的治者階級系統，都由封建時代的薩木來直傳下來的。明治時代的教育主義，標榜一個武士道，更是因襲封建時代的食祿報恩主義。一部明治維新史，如果只把表面的事實，作為研究的材料，或者只注意他最近幾十年的事實，忘卻德川時代三百年的治績，是不對的。因為一個時代的革命，種種破壞和建設的完成，一定不能超出那一個民族的社會生活之外。倘若哪一個社會裡面，沒有預備起改造的材料，沒有養成一種改造的能力，單靠少數人的運動，決計不會成功。即使四圍的環境去逼迫他，也不容易在很短的期間造成他的能力。所以我說，歐洲和美國勢力的壓迫，只是成為日本動搖的原因，成為引起革命的原因，而其革命所以能在短期間內成功，則完全是歷史所養成的種種能力的表現，而決不是從外面輸入去的。
日本有許多自大自尊的學者，往往歡喜把日本化三個字放在腦筋裡，不肯放棄，動輒喜歡講日本的特殊文明。這種觀念，當然不脫日本的迷信。日本的文明是什麼東西？日本的學者，雖然有許多的附會，許多的粉飾，但是如果從日本史籍裡面，把中國的、印度的、歐美的文化，通同取了出來，赤裸裸的留下一個日本固有的本質，我想會和南洋吐蕃差不多。文明本是人類公有的，如果不是明白認定一個人類，認定一個世界，在世界人類的普遍性上去立足，結果一定要落到神權迷信上去的。但是我們也要曉得，這一種自尊心，也是民族存在發展的基礎。如果一個民族，沒有文明的同化性，不能吸收世界的文明，一定不能進步，不能在文化的生活上面立足。但是如果沒有一種自己保存，自己發展的能力，只能被人同化而不能同化人，也是不能立足的。在這種地方，我們很看得出日本民族的優越處來。他們本是赤條條一無所有的。照他們自己的神話來說，只有劍鏡玉三樣神器，也就大生問題。這三樣神器是什麼時代，由什麼地方來的，究竟有沒有這三樣東西，也都當待考證。然而他們以赤條條一無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島，居然能夠滋生發展，平定吐蕃，造成一個強大的部落，支配許多土著和外來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們。更從高麗、中國、印度輸入各種物質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夠通同消化起來，適應於自己的生活，造出一種特性，完成他的國家組織。更把這個力量來做基礎，迎著歐力東侵的時代趨向，接受由西方傳來的科學文明，造成現代的勢力。民族的數量，現在居然足以和德法相比。在東方各民族中，取得一個先進的地位。這些都是證明他的優點。我們看見日本人許多小氣的地方，覺得總脫不了島國的狹隘性。看見他們許多貪得無厭崇拜歐美而鄙棄中國的種種言行，又覺得他們總沒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們在客觀的地位，細細研究，實在日本這一個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總理說：一個民族的存在和發展，要以自信的能力作基礎，這的確是非常的要緊，所以日本人那一種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不過從今天以後，是再也行不通的了。
[book_title]武士生活與武士道
封建時代武士的生活條件，可以用極簡單的話概括起來。一是擊劍，二是讀書，三是交友。擊劍讀書，是武士一定要有的本事。不會擊劍的人，當然沒有做武士的資格。沒有學問，便不能夠在武士階級裡面求生活的向上。至於交友這一層，是封建時代武士階級社會性的表現。在這個時代，一切經濟關係、社會關係，都是極單調的。武士的責任，第一是擁護他們主人的家，第二就是擁護他們自己的家和他自己的生存。所以武士們自己認定自己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主家。這句話的真意，就是為主人和自己的家系家名而奮鬥。解剖開來說，武士的家系，是藩主的家系的從屬，武士自身，又為藩主本身或藩主家系和自己家系的從屬。這家系的觀念，和宗法的神權迷信，當然有密切的關係。所以那些武士，為藩主的本身，或藩主的家系而奮鬥的精神，不但是由物質上的社會關係經濟關係結合成的，並且淵源於歷史的因襲，含有不少的神秘氣氛。輕生死重然諾當意氣這種武士獨有的特性，固然由於武士階級的生活必要，但就精神方面看來，許多年遺傳下來的生活意識所造成的道德和信仰，也是使他們肯於犧牲自己的生命和家族的生命而為主家奮鬥的最要緊的因素。
在封建時代，這一種為保存家系而努力的事實和奮鬥的精神，是他們社會所最讚美的。以為這是道德的極致，人生的真意，宇宙的大法。能夠如此，就是最高人格，可以和神同體，與佛同化，與宇宙長存。越是神秘，越是悲哀，社會越是讚美。他們舉國所讚美的武士道的精華，就事實上說明起來可以舉出兩件事，一件是仇討，一件是切腹。仇討是殺人，切腹就是自殺。
仇討就是中國所謂復仇，本來是沒有法治的野蠻社會裡面的普通習慣。日本封建時代，這一種事實，不但是社會上讚美他，並且國裡的藩主，還特別許可。日本從前那些文學家，往往把復仇的事實，當作最好的題材，或是用小說描寫復仇者的性格，或是用詩歌去讚美他的行為。近代還有許多人，以為這復仇的事實，是日本人最高尚的精神，是日本人最優美的性格。其實這也是一種民族的自畫自讚，如果這種行為，可以成為人類道德標準，那麼非洲澳洲的土人，也就很有自負的資格了，不過這種行為，也是生的奮鬥的精神。而他所以能具備一種力量，刺激後來的人，使人感覺他的優美和高尚，完全由於當時社會一般的文化思想，已經很進步，在單調而嚴格的封建制度下面，這兩件事又最是一種破除成例的行為，值得一些文學家的歌詠。維新以後，日本人在民族生存競爭場裡，能夠佔到優者位置，也有許多由這種遺傳的道德觀念來的。
復仇者的精神和身體，完全是受種族保存的原則支配。如像有名的曾我兄弟的復仇，是為自己的家事。大石良雄等所謂元祿義舉，是為他們藩主的家事。此外為自己受人欺侮直接採取復仇手段的，更是多極了。赤穗事件最初的原因，就是為此。這種觀察，都是就復仇者的本身著眼。完全和復仇事件沒有利害關係的人，也往往有幫他人復仇的，日本話叫做助大刀。社會上對於這種為正義出力的人，也很讚美，武士道的精神，我以為在這助大刀上面，確實看得出許多正義的精神。比復仇本身，道德的意義，還是多一點。這種正義的同情心，不只在男子中如此，女子裡面也很有這種美德，武士家女子，直接為君父夫復仇，或是為他人表同情，幫助他人復仇事業成功的事件，歷史上很不少。這一種社會同情的熱誠，確是封建時代日本女子的美德，直到今天，這種特色，還是極彰著的。再看日本維新歷史的背後，有很多女性的活動，尤其是在苦海中的妓女，對於維新志士的同情扶助，非常之大。維新元勳的夫人，多半出自青樓，就是從這一種關係來的。
把這一種性格，從思想上學問上去獎勵他完成他，是德川時代哲學思想的特色，而且是日本古學派哲學思想的特色。赤穗藩裡所以能夠生出大石良雄一般人，完全因為受了山鹿素行教育的結果。當時德川幕府所最獎勵的朱子學派的學者，在整理日本的制度文物上面，確是很有功勞，然而精神卻注重在漢和一體，不像素行一派，專事鼓吹日本主義。素行說：大八洲的生成，出自天瓊矛，形狀和瓊矛相似，所以叫細千足國。日本的雄武，真是應該的了。那天地開闢的時候，有多少的靈物，都不用他，偏要這天瓊矛來開創，就是尊重武德，表揚雄義的緣故。天瓊矛是男子陽具的象徵，這一種創世思想，淵源於男性崇拜，是很明白的。就這思想和歷史的系統看來，也可以曉得日本的尚武思想軍國主義，並不是由於中國思想，印度思想，純是由日本宗法社會的神權迷信來的。近代德國軍國主義的政治哲學，很受日本人的歡迎，自日俄戰後，到歐戰終結十幾年當中，日本思想界最受感動的，就是普拉邱克一流的武士主義，和尼采一派的超人哲學。最近一轉而為馬克思的鬥爭主義，都有同類的因緣，我們看得到日本人的風氣，和中國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沒有中國人晉朝人清談而不負責，和六朝人軟弱頹喪的墮落毛病。連最消極的浮世派文學藝術當中，都含著不少殺伐氣。這都是最值得我們研究，最值得我們注意的。
[book_title]町人和百姓的品性
封建時代的政權、兵權、土地所有權，是藩主和武士階級專有的。學問也是武士階級專有的。教育的機關，除了藩學而外，私立的學塾，也是為武士而設。商人工人農夫，不但是在社會階級上，被武士壓服，連智識上，也是被武士階級壓服了的。日本從前叫商人作町人，因為他們是住在街坊上的。叫農夫作百姓，這大概是把中國的熟語用錯了。這兩種人的品性，很可研究。農夫完全是靠務農生活，雖是一生一世，沒有智識，沒有學問，又沒有社會上的榮譽地位，但是一生和自然做朋友，所以性格是很純樸的。兼之那個時代政治思想，是重農主義，藩主武士們腦筋裡，受著中國民以農為本的感化，至少對於百姓們的人格，不會有很大的輕侮，所以還過得去。惟有商人，在社會階級上，既然處於被治的階級，住的地方，又和治者階級接近，所營的生業，又要依賴治者階級。只在一種極鄙陋曖昧的空氣裡面，作世襲的守財奴，性格上自然發生出很齷齪的鄙卑習慣來。人格上毫無地位的商人，當然不會有高尚的德性，因為高尚的德性，不但不能夠幫助他的生活，反而可以妨害他的生活的。有名的實業家澀澤榮一，他有一篇論封建時代商人性格的文章，講得很清楚，看他這一段話，就可以明白六十年前的商人氣質了。
從前國家的租稅，為主的就是米。也有徵收蠟、沙糖、藍、鹽各種貨物的。幕府及各藩邦，把自己所徵收的質物，用他們的官船，裝到江戶｜｜就是現在的東京｜｜大阪去，用投標的方法，賣給大商人，大商人再賣給門莊的小店家。此外雖然也有直接向農家收買米糧等類來販賣的商人，不過大宗買賣，卻是由官府出來的。所以那個時代的商人經營的，不過是一種小賣店。這大一點的商人，所謂藏宿(是代官府賣貨兼做貨棧的商人)、御用達(是專替官府做買賣的大掮客)，都是歷代相傳的大家。主人只要在屋子裡面招呼一點年節計算，就可以了，其餘生意的事，都是交給經理的人。到各藩府裡出入，年節非送禮不可，對那些官吏，非請他們吃酒嫖妓不可，只要這種事做得周到，生意就大可以發達了。
這個時代，商人和官吏的社會階級，相差得很遠，絕對是不能夠同席談話的。極端的講，簡直就是沒有把商人當人，江戶那樣大都會，比較好一點，小藩地方，尤其厲害。小小一個代官出門，商人農夫都要跪在地下。商人見了武士，無論什麼事，都是絕對不能夠辯論是非曲直。如果武士們出了一個難題，實在不能應承，也不過只敢說：貴意是一點不錯的，請許我詳詳細細的想過之後，再來回明就是。總而言之，當時商人對武士，實在卑污到極點的了。
商人既處於卑賤的地位，當然養成了一種卑劣的性格。從前那些武士們，對於商人，是很鄙屑的，他們所讀的中國書，也都是充滿了賤商主義的文字，以為這是下賤人天生成了習性，叫這種性質做町人根性。罵人的時候，也就是把這一句話用作頂惡劣卑賤的意義，一直到現在，上流社會裡面的人，平常還拿這句話罵人。就這一點看來，就可以曉得日本的封建制度，一面是養成一部分食祿報恩主義的武士，一面也造成下賤卑劣的商人。武士的性格，是輕死生，重然諾。商人的性格，是輕信義，重金錢。一面是回教式的神秘道德，一面是猶太式的現金主義。所以承繼武士道氣質的武人，雖然專制，卻是許多年來的歷史，把他造就成一種意志堅強，自尊心豐富，能夠不怕強權，同時也就不欺弱小。在戰陣上能夠奮勇殺敵，而在自己失敗的時候，也就能夠為惜名而自殺。我們要曉得歐洲尊重女子的風俗，是出於騎士憐愛女子，就可以推想所謂武士道的特質了。我常常想，何以歐洲人對於美洲土人，那樣慘酷，竟忍心動輒坑殺數十萬的土人，原來這種行徑，絕不是出於純粹的戰士，而是出於拿了刀的商人和流犯。日本封建時代所謂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陰柔，而一方面是殘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爭生活上的優勝，當然會產生這樣的性格。現在日本的實業家裡面除了明治時代受過新教育的人而外，那些八十歲級的老人裡面，我們試把一個武士出身的澀澤，和町人出身的大倉，比較研究起來，一個是誠信的君子，一個是狡猾的市儈，一個高尚，一個卑陋，一個講修養，一個講勢利，這種極不同的性格，就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出武士、町人的差別了。
[book_title]尊王攘夷與開國進取
日本推翻幕府，恢復王室之原因，大約可以下列幾件事，概括一切。是不是武斷，大家且去研究日本維新的歷史，便可以明白了。
(一)德川幕府本身的腐敗。
(二)幕府和各藩的財政難，幕府武士的生活難。
(三)外國勢力壓迫漸烈，於是引起國民攘夷倒幕的感情。
(四)有力的雄藩，如長薩等，向來不滿於幕府，久存待時而動的念頭，又兼地理上和海外及京都的交通接近，所以成了尊王攘夷的重心。
(五)德川執政以後，古學派的神權王權思想普及，和漢學發達的影響。
以上所述的五個原因，如果一一敘述起來，決非這一篇小論文所能盡，總之當時日本幕府和各藩的情形，已經是到了窮極必變的時代。即使沒有外來的種種原因，幕府的權力和各藩的地位，已經要動搖起來了。恰好這時歐美的勢力，很猛烈地壓迫了來，青年的武士們，只要看見外國人跋扈，幕府退讓，恨得了不得，就標榜一個尊王攘夷的旗號去反對幕府。我們試看幾十年歐美人記日本當時情形的書，就可以曉得當時倒幕原動力的浪人，差不多很像是義和團一流人物。在這個時代，各國強迫日本通商的行動，也一天比一天激烈。黑船的威力，決不是日本人的力量所能抗拒的。而且荷蘭的兵學，輸入日本很久，日本人已經曉得外國是有學問有力量的。一面儘管說攘夷，事實上哪裡攘得來，於是在積極圖強的必要上，當然更一面歡迎歐洲的學問。當時所謂英學佛學英吉利法蘭西的學問的價值，漸漸的為一般人所認識。所以幕府一倒，尊王攘夷四個字的目標，就變成了開國進取。攘夷和開國，是兩個矛盾的傾向，而這兩個矛盾的傾向，都是造成了日本今日絕盛的基礎。如果沒有義和團的精神，決不能造成獨立的文化，這是我們所應當曉得的。
倒幕府的事業是什麼人做的？就是那受神權思想的武士。京都來的幾個公卿，本來就不過是裝門面的。什麼三條實美、巖倉具視，不過是一般武士穿的號衣。這些武士們，平時腦筋裡面，裝滿著英雄思想。幻想中的模範人格，不過日本戰國時代的所謂七雄八將。什麼豐臣秀吉的雄圖，加籐清正的戰功，塞滿一頭。在這一種下面來標榜起開國進取，這開國進取的意思，也就不問可知了。從前豐臣秀吉征朝鮮，他的目的，從答朝鮮國王書裡面，可以看得出許多。我且把賴山陽《日本外史》所記的抄出來。
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處分離，廢亂綱紀，格阻帝命。秀吉為之憤激，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秀吉鄙人也，然當其在胎，母夢日入懷，占者曰：日光所臨，莫不透徹，壯歲必耀武八表。是故戰必勝，攻必取。今海內既治，民富財足，帝京之盛，前古無比。夫人之居世，自古不滿百歲，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為我前導。
由這一篇擬史漢體的文章裡面，我們不單可以看出秀吉的懷抱，也可以看出那時一般人的思想。我們可以斷言，這一種氣魄，這一種懷抱，是武家時代以前所決不會有的。而且當豐臣秀吉以前，日本國內統一之基未立，民族獨立思想未成，中國的失敗未著，都不會刺激出這種問鼎之意來。無論一種什麼思想，似乎是先時代而生，實則也都是後時代而起，精神物質，是一物的兩面，過去未來，是一時的兩端。時代的生活要求產生思想，思想又促進新時代的要求，如是推移，乃成歷史。然而就我們中國民族想來，以這樣大的一個國家，這樣古的文化，不能吸收近鄰的小民族，反使四圍的小民族，個個都生出是可取而代也的觀念，這是何等的可恥呵！
在日本維新前的攘夷思想，是外力的壓迫逼出來的，前面已經說過了，外力的壓迫，大體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是北方俄國政治的壓迫，一是南方歐美各國商船的來航，這兩件所引起來的對抗思想，內容和方面，都有不同。由對抗俄國而起的攘夷思想是激越的，武力的，由對抗歐美諸國之航船而起的思想是打算的，經濟的。這兩個不同事實所引起的不同的傾向，其後在開國進取思想上的影響，也是不同。直至明治時代，支配日本國防政策外交政策的北進南進兩個潮流，也都和這兩個傾向，成很密切的連帶，是我們所不能不注意的。
那時候的攘夷論，是些什麼內容呢？我們也可以舉幾條文獻來看看。
(一)肥後國細川山城守的上書中一節說：本朝自有大法，交易雲者，不外通信，此外則一切皆當謝絕。
(二)佐賀藩主錫島肥前守的上書中有一節說：幕府之職，世號征夷大將軍，此征夷二字，實為萬世不易的眼目，當今太平日久，士氣偷惰，正宜乘時奮發，耀威國外，乃足以挽回末運，奠定國基。
(三)川越藩主松平太和守的上書中有一節說：凡諸外夷，對於皇國有敢為不敬者，允宜施以皇國武力，悉加誅罰，以光國威。
只此區區數節，也就可以揣測當時人的思想和知識了。在這樣一種空氣下面，最有力的刺激文字，就是宋明亡國的歷史，蒙古滿洲躁躪中國的事實。一般有志氣的人，時時把這一種事實，來鼓舞全國國民團結抵抗的土氣。而鴉片戰爭和英法聯軍戰爭兩件大事，更把日本全國的武士的熱血，沸騰起來。一面以亡國的危險，警告國民，一面也學習不少的國際情形。所以中國在十九世紀初中葉所受外國的壓迫，也是日本維新的大興奮劑。梁川星巖詠鴉片戰史：
赤縣神州殆一空，
可憐無個半英雄。
台灣流鬼無人島，
切恐餘波及大東。
山內容堂詠英法聯軍陷北京詩云：
誰教丑虜入燕城，
八百八街膻氣腥。
開帙獨誦淡庵集，
失聲欲罵小朝廷。
這兩首詠中國的詩，不用說是處處都對著日本當時的國情說話，想要激動全國士氣的。幕府外受逼於外國的威力，內受逼於志士的責備，其非倒不可，實在已成了必然的事實。所以攘夷和倒幕，成了一樁事情，正和中國排滿和排外，成為一個時代傾向，是完全一樣的。
大家以為明治初年的征韓論，是薩藩西鄉一派鼓吹出來的，其實不然。長藩裡面的人，主張征韓，並不在薩藩之後。木戶孝允、大木喬任甚至是最初頂熱心主張征韓的人。大木喬任有一篇文章，論日本國是，說世界各國，惟有俄國，是頂可怕的，是頂能夠妨害日本大陸發展的。日本如果要在大陸發展，應該要和俄國同盟，中國的領土，就可以由日俄兩國平分。這個意見，木戶孝允極力贊成，以為是日本建國唯一的良策。他這主張，還在西鄉隆盛之前。不過是後來大家雖是理想一樣，政策上打算就不同。主張征韓的，以為國裡面的封建制度廢了，不趕快向外面發展，那些沒有米吃的武士們，怕要鬧亂子。反對的人說，日本國裡面的政治，還沒有改良，力量還沒有充足，趕快要整理內政。相差的地方，不過如此，並不是根本上有什麼兩樣。
這兩個時代，還有一般受了歐洲民權思想感化的人，曉得世界潮流，不是繼續日本的法律政治，可以圖國家發展。所以民權思想，就同開國進取的思想，同時並進。力量最大的，就是英法的思想。據明治四年統計看來，東京一個地方，教授英法文字的學塾，已經十有一所。合了蘭學通算起來，有十九所。就學的學生，有二千多名，可見明治初年時代，外國文化輸入的勢力了。
我們將日本從封建時代變成統一時代歷史看來，有什麼感想呢？簡單講來，就是日本的改革，並不是由大多數農民或者工商業者的思想行動而起，完全是由武士一個階級發動出來的事業。開國進取的思想固不用說，就是民權主義，也是由武士這一個階級裡面鼓吹出來的，還有一個最要點，就是世界的人類同胞思想，在前期和後期，都是由外來思想的感化而起。前期的世界的人類同胞思想，是由中國儒家思想給與一種政治和道德的世界大同理論；由佛教的眾生平等思想給與以世界大同的信仰。然而這一個觀念，在武家時代漸漸被日本民族優越的統治思想壓伏了下去。連奉中國文化為正宗，認中國為中國的意義，都被中朝事實那一種日本正統的神權歷史學說壓伏。王道的政治理論，在亂時勝不過霸道的武力，也是必然的現象。這日本式的自尊思想，到得幕末時代，被歐美侵來的勢力，又壓迫出一個新體態來。民權思想和歐化主義，就是維新後的特產。這一種新的民權思想，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可以說是日本後期的世界人類同胞觀念。一個閉關的島國，他的思想的變動，當然離不了外來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絕不容易創造世界的特殊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卻是島國的特長。我們觀察日本的歷史，應該不要遺漏這一點。
[book_title]軍閥與財閥的淵源
明治維新的政治思想，前兩段已經講明。還有一個極大的變化，就是商工業發達。現在日本已經由武士專制時代，進到資本家專制時代了。要觀察日本真象，不能不曉得他商工業發達的淵源。因為今天左右日本政局的力量，並不是幾個軍閥的領袖，幾個垂死的官僚。實在是生龍活虎的富豪，和富豪支配下面的工商業組織。現代日本上流階級中流階級的氣質，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這種氣質，雖不能說上中流階級，全部都是如此，但頂少都有一大半。｜｜軍閥和官僚，不用說是武士階級的直系，那最有勢力的資本家和工商業的支配者，不用說就是武士町人的混合體。政黨就是介居軍閥官僚財閥之間的大掮客。因為多數人的權利，並不是自己要求得來，是由少數人自己讓出來給他們的。而且從祖宗以來，幾百年遺傳下來的被治性，決不是短期間裡面可以除得了的。
現在鄉下的農夫和藩主武士，已經很早脫離了主從關係。但是老一輩的人，聽見藩主的名，還是崇敬得和鬼神一樣。前幾年間，舊藩主從東京回到他以前所統治的地方去，那些老百姓們，依舊是伏道郊迎。舊治下的武士們，依舊執臣僚權節，現在老藩主漸漸死了，襲爵的人，和舊藩屬地方，毫無關係，地方上中年的人，都沒有直接受過封建的壓制束縛，也沒有受過他的恩惠，青年人更不用說。到了這個時候，封建的觀念，方漸漸的淡泊下來，可見因襲是頗不容易除去的。
明治初年，廢藩置縣以後，武士的世襲財產，被中央剝奪了。武士職務上的特權，被徵兵令打消了，知識上的特權，被教育普及制度削去了。那些武士既失去了世襲的財產，又失去了世襲的職業。這時產業革命風潮，已經漸漸萌芽，失勢的武士，要想得生活上的安全，也只好放棄了武士道的門面，向商業上去討生活。但是向來不慣拿算盤，不慣說謊話，不慣向人低頭的武人，一旦和那些町人去競爭，沒有不失敗的。維新後的武士，有許許多多，陷入淪落的悲境，都是這個緣故。中央政權，由幕府的手裡，歸了皇室，確定了統治的中心。這統治權的運用，既不是皇室獨攬，更不是明治帝的專制，而實在是歸了薩長兩藩的武士手裡。雖然有一兩個隨龍入關的舊公卿，如三條實美、巖倉具視之輩實在不過是替皇帝裝門面，替飛揚跋扈的武士出身的新公卿，做一個傀儡。同時也在政治舞台當中，運用一種較為溫和而高明的手腕，往來組織於各藩土的勢力之間，做一個調和者。薩藩的勢力，因征韓的失敗，完全驅出中央政府，執政大權，便是長藩武士獨佔了。這些執權的武士，也和失勢的武士一樣，曉得今後武士階級，是沒有了，要發財一定非做生意不可。他們的位置很高，有政權做保護，有國家歲入的金錢，幫助他們的活動。只要檢定幾種大事業，壟斷起來，發財的方法就夠了，用不著自己打算盤，用不著自己籌資本。
在前面我已講過，從前日本的商業，都操在各藩手裡。維新以後，對外貿易的趨勢，一天增長一天。政府標榜出殖產興業四個字，做政治的大方針，國內的工商業，和對外的貿易，如潮似水地發達起來，武士和町人的結納｜｜政府和商人的結納｜｜也就從這裡面越加密切。大家如果把明治工商業發達史，詳詳細細的裡面外面去研究一番，這中間的情景，便可以明白了。舉幾個例來說，現在幾個大資本團，三井、巖崎、大倉，哪一家不是靠做御用商人膨脹起來的？三井、巖崎這兩家，還算是封建時代以來的老御用商人。大倉喜八郎，本是一個極窮的素町人，忽然發起幾百兆的財來。這是靠什麼？不用說就是靠作政府的買辦發財的了。
[book_title]維新事業成功之主力何在？
一個時代的創造，有很多歷史的因緣，決不是靠一兩個人的力量創得起來，不過領袖的人格和本領，也是創造時代的一個最大要素。創造時代的領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倫；有的是以智識覺醒民眾；有的是靠他優美的道德性，給民眾作一個信仰依賴的目標；有的是靠他堅強的意志，一面威壓著民眾，同時作民眾努力奮鬥的統帥者。至於智仁勇兼備的聖哲，不是輕易得來的，並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時期當中，這一種智仁勇兼備的聖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犧牲，再供後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與成功之盛。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思想上、社會上、國際上的種種背景，前面已經大概講過了。我們看它，雖然是千頭萬緒，異常複雜，到底作民眾活動意識中心的政治思想，只有很簡單的幾種趨勢。而這各種趨勢，卻是像百川歸海一樣，順著德川氏以來的民族統一國家獨立的偉大要求，把日本人歷史傳說的王權神授思想，作了中心。明治維新當時幾個大的運動，一方面有生活的切實要求，作它的分因，一方面有一個共同的信仰，作它的歸宿。我們試把日本維新前後的歷史，整個的通看起來，簡直沒法曉得，當時最有力量的領袖，到底是哪一個？如果要在活動的人才當中去尋嗎？活動的人才當中，只有尋得出幹部，不能尋得出領袖。維新史形式上的開篇，當然要從明治前一年十二月發佈王政復古的詔書算起，當時在京都參與這大運動的一般人，正好像一個亂蜂窩。宮中的一些公卿舊臣，外藩的一些藩士，拉拉雜雜，塞滿了一城。當然，那時候主張一切的人，並不是後來尊為維新大帝的小孩子。公卿當中，算為頂能幹的是巖倉具視，然而講起實際力量來，依然不過是長袖中的破落戶。就第一批發表的人物表裡看看，議定十幾人，參與幾十人，究竟誰是中心人物，誰是掌權的領袖呢？藩兵的勢力，以薩藩為最，當然薩州藩士領袖人物的西鄉隆盛，佔了糾合群雄的地位。然而在名分上，還是一個陪臣。所以我對於日本維新成功的歷史，認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於兩點。一是有時代的切實要求，二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這兩個原因，又通同歸結在歷史上日本民族統一的發展能力已經確實具備的一點。民族的統一思想，統一信仰，統一力量，這就是日本維新成功的最大元素。
如果我們把這一個基本的要點看差了，單純在一二領袖人才上去尋他的成功原因，固然是尋不出，而且要拿人才的比較，去尋幕府所以倒的原因，更尋不出。至若兵力財力等討論，更是無用了。最奇妙不可思議的事，就是王政之所以復興，各藩勢力之所以能結合，幕府之所以能倒，封建制之所以能廢，主力既在薩藩，而人物的偉大，亦不能不推西鄉隆盛。至於他下面的人才濟濟，更不用說了。此外四大藩當中的土、肥兩藩的人才，也不算差，而且思想上的代表人物，都被土藩佔盡。偏偏在征韓論破裂之後，薩、土、肥三藩的勢力，倒得乾乾淨淨。當日一般維新功臣，到得後來，都弄到殺的殺，逃的逃。而掌握了中樞的兵財兩權，直造出後來軍財兩閥勢力的，卻是不乾不淨幾個長閥貪官，這不是很奇怪嗎？說到這裡，我們更可曉得一代歷史的創造，不是簡單的東西，成功失敗，不是絕對的問題，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不是可以做絕對的憑據。在全時代的歷史當中，一代革命的成敗，民族勢力的興衰，文化的隆污，是整個的東西。個人事功上失敗的，倒往往是時代成功的原動力；而個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敗者的福。我們試把日本這幾十年的歷史通看起來，西鄉隆盛失敗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絕對支配者。各種事業的進行，都靠著他的人格來推進。當時隨著他失敗了的土肥兩藩的勢力，一化而為後來民權運動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餘蔭，還是支配著日本全部的既成政黨。那事功上成功的長藩，一方面既不能不拜倒在西鄉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隨著民論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業說，西鄉的征韓論，直到死後十八年，依然成為事實。到死後三十年，公然達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鄉的征韓論通過了，也許是闖下了一場大禍，日本的維新事業，完全付之東流，而西鄉的人格，也都埋沒乾淨。
所以我們如果要讀一代的歷史，千萬不可被事實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論迷住。我們要看得透全部的歷史，然後讀書才是有用的。我們相信中山先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的確是現代唯一的革命理論，他不但在事業上，指導我們的將來，他的理論，自自然然地替我們解釋了一切的歷史。日本自豐臣以來，直至條約改正，這三百年間的努力，民族主義，的確是在無形中成了一個指導原則。從廢藩置縣解放農民直到今天，是一部民權鬥爭的歷史。現在已進入民生問題要求直接的普遍的組織的解放時代了。再把他橫溯上去，推論將來，不外是一部為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群眾的生命而努力的歷史。這經過當中的是是非非，都不可執一而論的。
[book_title]現代統治階級形成的觀點
現在我們想把明治維新歷史背面藏著的幾件事實寫出來，從政治史背面的殘酷和非道的當中，探討日本現代治者階級的來路。
山城屋事件
有一個長洲藩的武士，名叫做野村三千三。在維新討幕的時候，和山縣有朋一樣都是做騎兵隊隊長。野村看見時代的趨向，漸漸從刀的勢力，變成金錢的勢力，於是棄官不做，想在商業上佔勢力。當時山縣有朋做陸軍大輔，因為同鄉同僚的關係，把國庫裡面的款子，借了六拾多萬元給野村。野村便改了一町人式姓名，叫做山城屋和助，和外國人貿易。後來折了本，不得了，山縣沒有法子，只好再借款子給他，希望他翻本。和助說：要翻本，除非自己到外國去，實在調查，直接和消費市場發生關係不可。親自帶了大宗款子，跑到巴黎去。到了之後，這位和助先生，被巴黎的女優迷住了，於是忘乎其形地大闊大用起來，弄成了新聞紙上的材料。巴黎的日本公使，莫名其妙，打了電報回日本來，請政府調查和助的來歷。這個當口，剛巧做司法大輔的，是一個著名硬骨頭江籐新平。陸軍省裡，也有許多很恨長洲人的薩派軍官。種種方面的力量湊起來，挪用公款的事就發覺了。還算這個時候，西鄉隆盛出來調解，僅僅把一個管會計名叫船越衛的革職，完了這段公案。後來山縣知恩報恩，把船越提拔起來做樞密顧問官，又把他的女兒，嫁給船越的兒子。
尾去澤銅山事件
日本東北，有一個藩國，叫做南部。南部藩裡的豪商，尾去澤銅山礦權所有者，名村井茂兵衛。因為一樁借款的事，替藩主墊了二萬五千兩金款。他們藩裡的規矩，藩主借民間的錢，不寫借字，要貸款人寫一個憑據給藩主。字據寫法也很奇怪，是奉內借的字樣。直譯出來，就是奉內府所借的意思。究竟是借藩主的呢？還是借給藩主的呢？照文字上，當然也可以說是借藩主的。廢藩置縣以後，各藩的債權債務，都由中央政府繼承。這時候井上馨做大藏大輔，就指定說這筆款子是村井茂兵衛所負的債務，要他籌還。村井哀訴苦辯，官府哪裡肯聽。村井沒法子，只得承認分五年償還，政府仍舊還是不理。過了多少日子，忽然政府把村井所有的尾去澤銅山標賣，井上指定自己的部下岡田平藏買了去。後來村井不服，起了訴訟，這件案子，也落在江籐新平手裡，一定要徹底根究，辦井上馨這般人的罪。三條木戶極力袒護著，辦不下去。江籐新平為此辭職，後來僅輕輕地罰了幾個屬員，就算完了。尾去澤銅山，依舊是井上的東西。由井上賣給了三菱公司，發一筆財。又和岡田平藏益田孝這一般人，做起大生意來，造成功財閥元老的基礎。這銅山是日本有名的銅礦，留心日本事情的人就可以曉得它的價值。在三菱公司，不用說是一件大寶貝了。
這兩件事不過是已發覺的最著名事件罷了，此外沒有發覺的事件，不知有多少。江籐新平因此非常不平，那抱陞官發財主義武士出身的新公卿，更恨江籐入骨髓，後來江籐新平在明治九年，起兵反抗政府，被政府軍打敗，捉來梟首，傳示各縣，江籐的子孫，至今淪落，都是由這種私恨發生的結果。
大正三年的海軍受賄案，受有罪宣告的人，豈不是海軍部內的重要當局，和三井株式會社的重要當局嗎？為這一件事，三井費了許多錢，費了許多力量，運動減輕被告的罪名。海軍的財部，三井的三本，到底得了執行猶豫。這一件案子正是證明武士出身的墮落官僚和町人出身的奸商狼狽為奸的好資料。日本的大商家，可以說沒有一個不和陸海軍當局的結托，沒有一個不和元老有密切關係。陸海軍機關上的人物，和一般的官僚，也沒有不聯絡商家的。固然這種官商的結納，絕不盡都營私舞弊的，他的正面歷史，就是國力充實和文化的進步，不過在努力向上的方面看，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官僚政治這幾件事，也一樣是互相關聯，互相維持，沒有資本主義不維持軍國主義的，也沒有軍國主義能永遠避免官僚主義之發生的。就前面所舉這幾個重要案件看來，我們就可以曉得，當日本初發起維新運動的時代，那時腰插雙刀的武士裡面，確是迎著蓬蓬勃勃的民氣，出了不少的英傑。而一到了統一完成，國力鞏固的時代，從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開新路，投入民權運動，握權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然而他的國力依舊蒸蒸日上的緣故，全在歷史所造成之社會力和民族力全部的效用。不過因為這一種重大缺陷，第二革命的因，又早種下了。武士和町人的結納，就前面所說的事情，已經可以明白了。由民權運動而起之議會政治下面的政黨，他的前因後果如何呢？這個問題，也是研究日本問題的人，不能不留心的。
政黨的產生
同是一樣的武士受了王政復古、廢藩置縣的洗禮以後，也有得意的，也有倒霉的，也有間接做生意發財的，也有直接做生意折本的。十六年前，我旅居大連，有一天無聊的時候，同了幾個朋友，到一個日本酒館喝酒，遇著一個氣度很好而智識也很豐富的歌妓，舉止言談，都不似流落在海外的普通妓女，問起她的家世來，原來是一個士族，她的父親，乃是從前尊王倒幕時代的有名戰士，在十年之亂的時候，隨著西鄉戰死的。可見這武士階級的當中，也就命運太不齊了。
那些武士靠廢藩時候分得一點最後俸祿的公債，哪裡能夠維持生活呢？一般得意的，變做新時代的闊人去了。而大多數的武士們，坐吃山空，既不懂新式的洋文，又不通新式的操典。要想巴結著做官呢？也不是容易人人能夠的。有的打不來算盤，而又跑去做生意，於是折本倒霉，倒十有八九，這種人不用去說他了。那一些能幹有勢力得了地位的志士們，當中也有許多因為機會不好，或是自己力量不夠，或是脾氣不好，或是派別不合，或是思想不同，雖掌了權而又掌不了全權，和佔了地位重新被人擠了下來的，又不曉得有多少。得意的武士，固然是飛揚跋扈，出將入相。那失意的武士，而又硬骨稜稜，不甘落伍的人，也就免不了要做草大王了。
江籐新平舉兵，西鄉隆盛舉兵，這兩件是最大的事。神風連的舉兵，前原一誠、越智彥四郎等在福岡的舉兵，這幾件算是小事。在社會的全部關係上，都是有很重大的背景。但是從直髮的原因看來，得意的志士，與失意的武士衝突，失意的志士，想要取得意武士的位置自代，是種種問題的因子。可是大勢所趨，社會的歷史的因果律支配著，得意的終是得意定了，失意的也算失意定了。失意的武士，受人謳歌，得意的武士，便受人唾罵，這些謳歌唾罵，一大半固然也有真正的是非在當中存在著，然而普通的原因，還是在同情於失敗者的社會心理。如果木戶大久保失敗，江籐西鄉這一般人戰勝，就大勢看，如前面所說的，日本的維新事業，或者倒因此不能成功。至於在主義上說，依然是二五等於十，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官僚政治，這幾個必然運命所產生的結果，決計不會有兩樣的。
這些舉兵的，算他們是勇敢，算他們是潔白，卻總不能不說他們蠢，不能不說他們不識時務。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見國際政局的關係，一方面又不曉得有立憲政治民權運動這一條最適當的新路。不曉得把藩國的團結變成民眾的團結，去組織政黨，順應時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籐新平是曉得一點的，但是熱中政權之心太切，一點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氣鼓動著，被歷史的習慣支配著，一到失敗，便去舉兵。西鄉的舉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懷。(江籐舉兵的原因，也有一大半是被部下逼著干的。)然而大多數的武士們的觀念，總以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夠奪取政權，達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卻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眾的需要，在時代的要求。古人論兵，以道為先，道就是主義，主義就是支配民眾利害的理論。背道而馳，就是背時而行，結果沒有不失敗的。因而征韓辭職的參議，西鄉隆盛死在敗軍裡面，江籐新平又被捕梟首，一個氣蓋群雄的偉大英雄，一個高風亮節的廉潔學者，都落得如此悲慘的結果，寄與日本維新歷史上一大段的淚痕詩意，作後人追懷感詠之資。此外征韓論時代活動得最健的板垣退助、副島種臣、後籐像二郎這三個名士到哪裡去了呢？想起這一件事來，我們就要研究日本政黨的發生史了。
五參議辭職之後，西鄉隆盛回鹿兒島辦學去了。到底西鄉的偉大，在這一件事上面，也可以看得出來。可惜後來被一群暴躁的小孩子硬斷送了。五參議裡面，最有新思想，在明治時代之前，就主張四民平等的板垣退助，聯合了後籐、副島、江籐主張開設民選議院，發起愛國公黨，後來江籐遭了橫死，板垣恨得不得了。他說：這樣沒有耐性的孺子，萬萬幹不了大事。提起半部民約論，唱著板垣不死自由不死的口號，回到土佐藩裡組織立志社，大倡民權自由主義。西鄉隆盛舉兵失敗之後，單想用武力改業的無效，已經是證明了。差不多的武士們，也不敢再舉兵了。迎著板垣的民約論，東也發起一個政社，西也發起一個政社。武士丟了刀，變作了政客文人，板垣的愛國社，成了政治運動的中心。一變為國會期成同盟，再變為自由黨。不附和五參議辭職的大隈重信，也組織了改進黨。這一個普遍而深切的民眾運動，在一方面促進了日本的民權政治，一方面促成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事業；一方面促進了一般青年智識，為後來科學發達的基礎，而現在的社會運動，也種因於此時。我們細細從種種方面考察起來，就曉得不止日本的立憲政治由此而生，連一切勞動運動、婦女運動、乃至今天最猛烈的水平運動，直接間接，都脫不了此時的關係。失意的武士和得意的武士，官僚與革命黨，軍閥與商人，保守與進步，每一個偉大的時代轉換，必然是兩面分化著，適合於當時人們生存的需要和能力，不斷地進步。讀歷史的人，如果不懂保守主義者在建設上的功績，也就不懂得革命主義者在建設上的恩惠。
既然有了政黨，有了議院，和議院站在相對地位的政府，當然要想操縱議會，操縱政黨。操縱的辦法，只有兩個，一個是壓迫，一個是收買。再從經營工商業的人一方面看，沒有政黨，沒有議院，一切運動，只要對政府一方面便得了。既然有了議院和政黨，他們拿著立法權，所以無論什麼問題，都非聯絡議員，買通政黨不可。從政黨本身看，政黨的目的，就是掌握政權，不能夠完全掌握，也得接近政權。要掌握政權、接近政權，先要擴充黨勢。金錢這樣東西，當然缺不了。所以政府既然有利用政黨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黨的必要，政黨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時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潔白的領袖和黨員，用不來卑劣手段、受不慣勢力壓迫，當然幹不了這樣勾當，自由黨之所以解體，原因完全在此。其後進步黨的基礎，也隨著自由黨的解體而動搖。最初成立兩大政黨的後身，都投降在官僚、軍閥的旗下。在政治這樣茫茫大海裡游來游去，打翻身，玩花頭的政客們，一定不是走官僚軍閥的路子，便是靠資本家的豢養，朝秦暮楚，總是為的政權財權。而且還得不著政權財權，只不過依靠政權財權，討得多少殘羹剩粥。強的利用人，弱的被人利用，這雖不是日本一國獨有的弊病，卻是在民權的基礎尚未確立，立憲政治的體用尚未具備，僅靠著依附弄權過日子的日本政黨，這樣毛病，更是多極了。所以我說，政黨的生命，必須要維持一種堅實的獨立性。要具備革命性，才能夠維持真正的獨立。如果把革命性失卻，獨立性也就不能具備。什麼是革命性，什麼是獨立性呢？當然不外乎革命的主義革命的政策革命的策略。這三樣東西，更靠革命的領袖和革命的幹部而存在。且看離開了板垣之後的自由黨，一變再變成了什麼樣子？政黨變成了股票交易所；政黨的幹部，變成了掮客的公會，而軍閥、官僚和商人，卻成了有財有勢的顧主。明治維新的末運，便由此現出來了。
板垣退助
我們且把自由黨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權自由運動始祖，在明治維新的人物當中，他是一個最特殊的人才。當時日本的維新志士，他們的思想，都是很簡單而且是復古的。維新這一個大事業的動機，完全在歐洲的勢力壓迫，對於世界的問題，那些志士們，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來。只有板垣退助，他不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見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後舊的生命才可以繼續；必定要能夠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夠在新世界中求生存。在國內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見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為民眾的幸福著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眾，才可以創出新的國家。所以他拿起當時剛譯起的半部《民約論》，猛烈的主張自由民權，這一個運動，的確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會改革的最大動力。並且當時他和他的同志，不單主張解放農民，還努力主張解放穢多、非人那一種最悲慘的階級。直到後來，他和他的幾個舊同志，離開了政治社會之後，大江卓也還是奉著他的教義，專門從事水平運動。今天社會運動當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確是發源於板垣一派的自由運動。這一個民權運動，一方面使下層民眾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現代產業文化的基礎。至於日本的立憲制度，不用說是他直接的功勞，所以不但是日本的農夫工人應該感激他，就是那些闊老官，也沒有不受他的恩惠，更應該要感激他的。如果沒有板垣先生的奮鬥，日本今天哪裡有這樣的文明，這樣發達，真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個恩人了。而且他的努力，是至死沒有休止的。他晚年雖然絕對拋棄了政治活動，在很窮的境遇中，過他很嚴謹而虔誠的敬神生活，然而對於為民眾謀自由的努力，仍舊繼續著。看見日本政府對台灣那樣的高壓政策，和不平等的待遇，他非常痛苦，認為這是人道所不許的，於是發起台灣同化會，主張日本應該撤廢特殊的統治台灣的法律，給台灣人一樣有憲法上的權利。他以八十幾歲的衰老身體，親自冒著大熱炎天，到台灣去宣傳。後來他一離台灣之後，日本的台灣總督，便把他發起的會所封了，辦事人拿了。我從文明人道的意義上，很欽仰這位先生。從前每到日本，總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裡去一回，傷感一回。他本來不希望舒服，不希望陞官，不希望發財，所以才落到這個境遇。苦也是他的本分，窮也是他的本分。這樣一個討幕的健將，維新的元勳，立憲政治的元祖，竟沒有人理睬他。不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簡直是門前冷落車馬無，連一個討材料的新聞記者，也沒有上門的。至於他的生活呢？每月總有一兩回連米錢、房錢都付不出，窮到不成樣子。我覺得日本這些慣講食祿報恩主義的人們，真是完全被町人根性同化了。從前名震一時的大井憲太郎大江卓也之流，落魄京華，更不用說是當然的了。但是我們再仔細研究一下，何以他們會落到如此境遇呢？這是很明顯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張的一切主義、一切政策，已經都成功了。而民權政治的毛病，同時也現出了。在這時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運動呢，還是隨著時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願做。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願。他又不能開一個新生面，另立一個工作的方針，另造一種社會的事業。自然他的社會生命已隨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個使後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個民眾的領袖，必須要時時刻刻，能夠順應著時代的要求，不斷的努力，不斷的奮鬥。失卻天行健的精神，萬不能希望事業成功，而拋棄了戰鬥的生活，只是作消極的隱遁，消極的勸告，也是不成功的。
[book_title]國家主義與軍國主義
我們總理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上面說：民族和國家是有一定的界限。要分別民族和國家最好的方法，是從造成的力是什麼上面去求。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國家是由武力造成的。中國人說，王道是順乎自然。換句話說，自然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國體，便是民族，武力便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國體，便是國家。
這一個說明實在是分別國家和民族最好的定義。讀總理書的人要曉得總理在這一篇講義裡面主要的目的，是說明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區別。主義的意思，總理已經很明白的講過了，是一種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為力量，換一句話說，能夠決定人類之生活的方式、生存的方向、生計的方法、生命的意思的主旨。再明白些說，就是人生的目的和達到目的的途徑，就是主義。古人講道德，道是什麼，用字雖然不同，我們很曉得和今天我們所用的主義這一個字，是沒有兩樣的。德就是能夠行主義，而有得的能力，和能力所發生行為之總和。所以並不是除卻一個主義，就沒第二個主義存在，而必定有兩個以上的主義存在，方才發生主義的效力。凡是一個主義，必定包含著許多事實，必定認定有一個主義的本體，民族主義的本體是民族，國家主義的本體是國家，但是民族不是不要國家的，而民族主義的國家是以民族為本體，國家主義不是離開民族的，而組織不是以民族為單位，不能適合於一切民族的存在。更有一點，我們要特別留意的，就是總理所主張的民族主義，是以民族之平等的存在發展為基礎。主張民族即國族，有一定的分際，不能隨意曲解。所以以一民族為主體而壓迫他民族所組成的國族，是國家主義、帝國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這都是就人類的目的，和達到目的的途徑立言，並不注重在詳詳細細說明民族和國家，而是注重在說明這兩個主義。至若說到這兩個團體的本身，他的成立經過，在歷史上的關係，是比較複雜的。許多現存的民族，除了很野蠻的民族而外，沒有不是由幾個民族混合而成的。所以歷史民族即是文化民族，而文明民族即是混合民族。混合的次數越多，文化程度越高。民族的成立，混合是一個頂大的要素。混合的事實，就不外總理所指出的幾種：一血統，二生活，三語言，四宗教，五風俗習慣。這幾種混合的要素，都不外以力為結合的中心，強的可以吸收弱者，大的可以吸收小的。成就一個完全的民族，是要經過很長的歲月，這很長的歲月當中，要經過很多次的變遷，變遷的重要形體，往往仍舊不脫國家團結的形式，不過國家這一個形式，只是形式中的一種而不是全部，並且所經過的國家組織，時分時合，隨時是隨各種自然力而為變遷。所以我們曉得一切國家，總不能離開民族的基礎，一切民族，也不能拋開國家這一個工具。只是說到行動方針的主義，在今天這一個時代裡，便有確然的分解，而不能夠相混的。
我為什麼要把這一個道理來辯明呢？是因為要避免一種極端論者的誤解。分別不清楚事實和主義的人，往往會產生一種錯誤的理解，以為民族的成立，絕對不要武力，而國家的成立，是單純靠著武力一個力量。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是不講霸道的人，是反對武力的人，而他不能不承認武力是維持人民信仰的最大原因。中山先生也是反對霸道、反對帝國主義的人，他的目的在救國，救國的手段，仍舊注意在造成適當的武力，作適當的活動。因為我們今天講民族主義，我們的目的，是要建設民族主義的國家。說到建國，便不能不受國家是武力造成這一個原則的支配，要建國，要救國，而不注意武力，是絕對要不得的。這些年來，中國對於武力，簡直可以說沒有正當的瞭解，有一個時代，一般國民的思想，幾乎把武力鄙棄得不成樣子。從民國三四年以來，到八九年的當中，聽見武力就反對，以為這是一個頂不好的東西。就是最近這兩年，風氣變了一點，然而在打倒軍閥這一個口號之下，一般人對於武力，依然沒有正確的瞭解，連軍人的當中，都沒有敢主張軍隊是國家存在唯一的組織原素，戰鬥是民族存在唯一的動力的人，這的確是思想界的最大弱點。我們試看，人類的生活，哪一樣不是含得有很強力的鬥爭性的。就是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習，這五種民族力的存在，哪一樣不是在鬥爭的當中進行著。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一種努力向上的觀念，是表明自古到如今人類生存競爭的真理。戰爭和武力是一切社會力的徹始徹終的表現，不過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經常而是非常，不是全部而是一部。互助的組織、和平的幸福，乃是全人類經常的手段和經常的目的所在。所以我們不主張軍國主義，而我們承認在建國的工作上，必須有軍政的組織，在民族競爭的當中，必須造成強有力的軍隊，在世界的目的當中，必須要以中國民族的能力，為世界人類打不平。過去和現在的一切歷史事實，都是如此證明的，我們看見日本民族種種歷史上的思想，看見日本維新的思想根據，使我們愈加瞭解武力和戰爭這一個事實，是建國的最要緊的手段。不經過很多的惡戰苦鬥，費過很大的犧牲，民族的平等，國家的獨立，是決計得不到的。我們要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要主張中國人在世界上生存發展的權利，要為一切被壓迫的人類打抱不平，必須要造成強有力的武力。今天我們反對中國的一切軍閥，並不是因為他們有強有力的軍隊，而是因為他們不能為國家為民族為民眾造成強有力的軍隊。試看過去他們的軍隊，如何的脆弱，如何的腐敗，如何的墮落。他們的行徑，說不上是什麼主義，他們的力量，更夠不上維持什麼主義。中國的兵家，以孫子的著作，最有系統，有價值。今天翻譯外國兵書的人，還是借用他許多的名詞。他講兵力的構成原素，第一就是道。他為道字下的註解就是：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
這一個定義和總理宣言上所說使武力與人民結合，使武力成為人民之武力的話有什麼兩樣呢？我們中國人因為這些年受軍閥的壓迫太多了，所以只有從消極的方法，解釋總理北伐宣言上的兩句話，而不曉得在兵學的原理上，非此不能造成強有力的武力，作為民族爭生存的基礎。中國民族如果不能夠決死，決不能夠求生。要想求生，必定先要敢死。要民族敢死，在今天世界文化的條件下面，必須要成有意識的民眾的武力。從前的民族競爭，只是單純的爭生存。單純的爭生存，就需要軍國主義。今天的民族競爭，不單是爭生存，而且是要爭有意義的生存。我們的三民主義，就是今天生存的意義，要全國上下都能同意，要將士兵卒都能同意，然後才可與共死，可與共生，而不畏危。這是我們今天的共由之道。
日本維新的歷史，我們已經從前面種種事實講明白許多了。我們再從國家的意義上看，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幾次戰爭的結果。而這幾次戰爭得到勝利，都是人民與政府同意的結果。就國內來說，倒幕府廢封建的完全成功，是明治元年之戰、九年之戰、十年之戰的成績；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二十七八年戰爭的成績。取得世界強國的地位，是三十七八年之戰的成績。這幾件重大事實，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
[book_title]軍國主義的實質
在世界大同不曾成就的時代，說國家是人類生活的最高本據，這句話恐怕不太適當吧。無論帝國的主義如何，既然是國家，就不能不受國家是武力造成的這一個原則所支配。古人講政治，說是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孫子論兵，說是兵者，國之大事。所以說到建國，決不能離開兵力。不單不能離開兵力，而且若不是舉國的民眾，在一個意志的下面團結起來，認定軍事是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上下一心，作真劍勝負的預備，是決計不成的。日本建國的思想，在前幾章已經講得很明白，他是在一種民族的宗教信仰下面，統一起來的新興民族。他們把古代的滿津裡古登(政治)復活起來了，他們所信仰的，是男性萬能的君主神權，是武力中心的統帥政治，而祭祀，是他們理論上的政權出處。在這樣一個國家組織之下，又當四圍環境惡劣至極之時，其由封建政治一變而為軍國主義的近代帝國，這是毫不足奇，而且在當時也是很應該的。
日本民族在現代總算是強盛起來了。雖然在文化上，西洋諸國，不過曉得日本是一個富於溫泉而風景秀麗的地方，是一個以仇討和情死為道德中心的民族，而同時把浪子樣看成日本社會倫理的標準，而把日本文化和小兒玩具看成同等的東西，然而到底不敢輕視日本的國力和民族力。從東方全體來看，日本維新的成功，的確是有色人種覺悟的起點，是東方民族復興的起點。前面幾章，把日本祀的起源變遷，大約說過了。就戎的方面來看，日本是怎樣的組織呢？這也是我們不十分留意的。
軍國主義這個東西，不僅只是一個思想上的表現而已。如果他僅只是一個思想的表現，決不能成就一個偉大的勢力，一定要成為一種制度。這一個制度，是以軍事組織的力量，作政權的重心，一切政治的勢力，都附從在軍事勢力之下，一切政治的組織，都附從在軍國組織之下，必須這樣，才能成為軍國主義的國家。如果不然，即使擁有很多的兵，我們不能說他是軍國主義的。譬如英美那樣帝國主義的大國，我們不能承認他是軍國主義，而黑山國那樣一個小國，是很的確的軍國主義。這一個道理，很多人是認識錯誤的。
日本軍國主義的組成要點何在？我們第一要看他軍權、政權是統一在什麼地方，所謂統制權的行使，是握什麼機關之事，國防、外交、財政、教育、工業，這幾個重大的政治機能，是如何運用。第二要看軍隊組成的制度如何，壯丁訓練的普及程度如何，動員的設施如何，社會的風紀如何。我們要能夠從這兩點仔細觀察時，就可以曉得，到日俄戰後幾年止，日本的確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軍國。雖然是開設了議會，制定了憲法，然而政權的重心，完全是在軍事機關，操縱政權的主要人物，完全是武人，議會不過是調劑民眾勢力與軍事勢力的機關。內閣的主要任務，是以民眾意思和統治者意思兩個重要事實作基礎，從實際工作上，打理政治的分工合作，使軍國的企圖能夠確實成立。而且就整個政治機能上看來，內閣的權能，實在薄弱得很，與其說他是內閣，毋寧說他是最高行政會議；再從財政上看，統制分配的基礎，完全是軍國的利害，而不是國民經濟的利害，分配的實際，是把軍費作為主要目的，其他一切政費，都不過是剩餘分配的地位。皇帝的稱號恐怕不能確實掌握軍國，於是再加上陸海軍大元帥的稱號。軍令機關，以大元帥幕僚的意義，完全獨立於內閣之外，直隸大元帥之下，不受政治上的任何動搖。掌握政冶中樞權能的樞密院，在一方面，是皇帝的政治幕僚，在一方面是政權的最高集中點，而實際上確是軍令機關的政治代表處。外交方針，財政方針，教育方針，都以國防計劃為基本，所以外交是軍事交際，財政是軍需，教育是軍事訓育。這一種關係，在思想上固然看得出，在政治上，在法律上，也可以看得出來。日本的政治組織，所以不能學英美，並且不能學法國，而必須學德國的緣故，就是為此。由此看來，我們可以明白，一個國民的哲學，是說明他的行動，而不是指導他的行動。近數十年當中，各國的思想，傳到日本之後，儘管可以風行一時，而能長久存留在日本，而且化成日本人的思想，在行動上的，只有適合於他這一種國家目的的思想。反是則只限於學者的研究，少數人的玩賞，而不能發生實際的效力。
再從這三十年來的政權起伏，人物交替上看，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的一個奇特處來，就是換來換去總在長州軍閥勢力的這一個圈子裡。而政黨的轉換，更是從議會開設以後，一步一步和政權接近，便一步一步的被軍閥同化。如果反乎這一個趨勢的人，不是被壓迫而倒，便是自己知難而退，英美式的兩黨對立的現象，固然不見之於日本，而法國式的小黨分立的現象，亦復不見於日本的。自由黨的勢力，一附於伊籐，再附於西園寺。｜｜西園寺雖是公卿，而其實是很聰明地能夠順應軍閥的趨勢的人｜｜最近分裂之後，老老實實地，附到田中大將的麾下去了。進步黨潰裂之後，留著一個國民黨的殘骸，當桂太郎出而組黨的時候，大多數的議員，也都走到他的麾下。這種情形，有人說因為日本的政黨，民眾的基礎太過薄弱，其實民眾基礎所以薄弱自有原因，過去許多年當中，在軍國主義籠罩之下的日本民眾，的確是謳歌軍國主義而不謳歌政黨政治的。這一個軍國主義的勢力，到桂太郎出而組織政黨的時候，已經發生破綻了。大家都曉得，長州軍閥的元老，除了山縣有朋之外，第一個最有勢力、有資望的，就是桂太郎，他是陸軍大將公爵。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的政權，可以說完全操縱在他的手裡。何以他要捨了軍事上的地位而投身於政黨的活動呢？在一方面我們不能不佩服桂太郎的高明，而在一方面，我們不能不看見日本民眾勢力漸次勃興。中國革命的成功和滿州帝室的崩潰，是給日本民眾以最大刺激，同時給日本的軍閥以最大的刺激。桂太郎這一個人，的確要算日本近代第一個有偉大眼光的政治家。他看見世界大勢的移動和東方革命潮流的湧起，知道軍國主義的政治組織和軍閥的政權，不能長久繼續。於是乎他毅然決然，抱定造成政黨政治基礎的目的，跳入民眾政治圈裡。同時他又看見英帝國覆敗的時期逼近，東方民族獨立機運的勃興。於是乘著戰勝俄國的威光，同時做聯德倒英的計劃，可惜他到底是前時期的人，他看得見大勢的激變，而看不到這個激變是從社會的根底動搖起。時代的轉換，先從中心人物的轉換起，天時人事，都不容他的雄飛，竟自飲恨而終。桂太郎死後，日本軍國主義之政治的代表人物，可以說是沒有了。接著寺內死了，現在的田中，明明白白是軍閥的迴光返照。所以論日本軍國主義的時代，我以為桂太郎的死，是一個大關鍵。自此而後，一方面現出思想界的大變遷，一方面現出國際政治的大變動。不單日本軍國主義走下坡路，全世界的國家基礎，沒有一個不走進革命期的了。
[book_title]中日關係與日本南進北進政策
什麼叫國際關係？什麼叫外交？我們要看清楚，他的基本，畢竟是在一個民族的發展，而國家僅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到得目的達到，手段的本身，便隨著變革，過去民族主義會變成國家主義，國家主義會變成帝國主義，就是這個緣故。所以主張民族主義而不同時主張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以民族平等為基礎，以民權為骨幹，以世界大同為目標，則其結果必定會重蹈過去一切帝國主義的覆轍。三民主義所以是解決現代人類生存問題的最完美的原則，價值即在於此。我們看日本過去的歷史，在他的民族統一運動當中，同時就發生帝國主義的傾向。豐臣秀吉征韓之役，明治初年的征韓論、明治二十七八年的中日戰爭，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戰爭，歐戰中的青島出兵，西伯利亞出兵，這許許多多歷史的事跡，都是在一條很明瞭的道路上行進，他是由民族主義一變而為國家主義，再變而為帝國主義。並且我們看得很清楚，他的民族主義開始的時期，已經包含著帝國主義的胎種。我們試讀山鹿素行所著的《神皇正統論》，中朝事實，德川光國所編的《大日本史》，賴山陽所著的《日本政記》，我們已經很感覺到日本民族的目的，不僅在統一民族而在征服四圍的民族建設大帝國了。他們心目中的神，就是世界全體的意識，而神皇的思想，就是統治世界的意識，和羅馬的該薩，俄國的查阿，波斯的沙、因、沙，蒙古的汗，上耳其的加利夫的觀念，是一些沒有兩樣的。繼絕世，舉廢國，厚往薄來，這一種世界政治道德的觀念，的確是中國這一個最古的世界國的特色，而不是那些強而小的民族帝國主義所能夢見的。
但是我們始終要看見，民族生存的對象是世界。民族主義發生的時候，同時就是世界觀念明確的時候。在從前沒有中山先生這樣崇高而偉大的三民主義發生的緣故，一則是別的民族，沒有中國這樣久遠而偉大的歷史，二則全世界一切國家的關係、民眾生活的組織，沒有今天這樣密切而發達。所以在美洲獨立的時代，有這樣的觀念而沒有這樣制度的主張，在歐洲諸國有反帝國主義的運動，有三民主義的實際趨向，而沒有這樣明瞭的意識。我們越是研究各國的歷史觀察，國際的交涉，民族的興亡，越是確信總理的三民主義，不單是後來居上的政治理論，並且越是確信復興中國國家道德的思想，是改革世界政治生活的起點。
世界一切民族的生活，到得有了交通，有了生產的交換，於是一切關係，便都是相互的了。甲國的文化，輸入乙國，成為乙國新文化的資料。到了乙國新文化成了之後，又再輸入於甲國，變成甲國改造的標本。如是互相影響，互相感化，互相逼迫，造成大同的基礎。所以有了車同軌，必是會書同文。到了書同文的時代，一定會行同倫的。但是這一個人類文化大同的運動，在國家生活的當中，常常是用武力為推進的動力。我們看世界文化的交通，不曉得藏著多少悲慘的戰鬥歷史。這盲目的戰鬥，如果是文明的民族戰勝了，文化的推行，自然特別順當而且迅速。然而歷史上的事實不是如此。山蠻海寇侵奪文明民族的生活本據，殘破文明民族的工作成績，使文化的進展，一退幾百千年，這樣的事實，歷史上不知多少。所以文明民族如果忘記奮鬥，忘記了武力是文化推進的原動力，這就是文明的墮落。自然所要的，只是人類的努力，人類的生存。自然是大公無私的，它不單是不私於野蠻，它也不私於文明。它只要懲罰墮落，懲罰文明的浪費者，懲罰懶惰而不努力求生存的人。為生存而奮鬥的，自然給他生存；為文化而奮鬥的，自然給他推廣文化。除此而外，自然不給他什麼，也不聽從他什麼。
我們試想，中國和日本這個民族，地面的差異，人口的差異，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異，卻是差了幾千年。當中國文化的黃金時代，日本地面，還是穴居野外的生蕃，便是他所謂天孫民族的這個階段，還不知是在何處。然而中國文化輸入日本而後，不過經過一千幾百年，他便造成了日本民族的統一。如果把一個日本三島，當成一個世界來看，就是已經造成了一個大同的文化，而旁邊的中國民族，一天比一天墮落。最初賜文化給日本的朝鮮，更是墮落得不成樣子，如果不衰，誰敢去問他鼎的輕重。中國民族如不衰敗，日本何敢起侵略中國的野心。蒙古滅宋，這是刺激豐臣秀吉的最大事實。滿洲滅明，英法侵略中國，兩次訂盟城下，是引起西鄉隆盛等的野心最大的事實。自此而後，日本的內政一天分明似一天，進取的能力，一天增加似一天，帝國主義的雄圖，油然興起，而歷史上的傳統政策，便確實進行起來了。
在日本維新之前，俄國的勢力從北方壓迫到日本來。這個時候，日本志士當中，已經生出一種防北的主張。開發北海道的政策，就是由此而起。這防北的政策，就是北進的基礎，北進的道路，不用說是跟著神功皇后、豐臣秀吉以來的傳統政策來的。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征服高麗，侵略滿州。在明治元二年，已經有幾個很狂妄的武士，主張日俄聯盟瓜分中國。後來中國的國力，一天衰似一天，滿清統治能力的薄弱，已經被日本看透了。中法戰爭的時候，中國連戰連勝，依然北京政府要忙著割地賠款，這樣的情形，哪裡不引動日本的輕視呢！不止此也，此時俄國勢力的南下，一天緊似一天，如果日本不努力南進，他也怕唇亡齒寒，佔了滿洲的俄國，一定向高麗進取，以那樣腐敗的朝鮮王室和兩班，哪裡擋得起俄國的一蹴，所以他們的北進，也可以叫著實逼處此。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兩次的大戰，他們也是拼著民族的興衰、國家的存亡來的。畢竟中國和俄國，都是世界的大國，以小抗大，而且是抗十倍之大，難道日本人真是瘋子，一點不會作退一步的想嗎？前進是生路，後退是絕路，他們也是算清楚了的。
日本開國進取的方針，不只是北進的、南進的策略，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趨勢。在幕末時代，壓迫日本的外國勢力有兩個，一個是從北方來的俄國，一個是從南方來的英美諸國。從大陸來的俄國，引起日本的北進，而從海上來的英美諸國，便引起日本的南進。其實這兩個名詞，還是不很妥當，我們還是說它是大陸進取政策和海洋進取政策要明顯些。代表大陸進取的是陸軍軍人，當然代表海洋進取的是海軍軍人了。中日戰爭之後，北進的政策，被三國干涉阻止了，而南方得了台灣，成為他海上進取的基礎。日本的移民政策，便隨著商業的關係，拚命向海外求生路。然而生路是很少的，佈滿了美澳兩洲的排黃運動，不單是阻止著中國人的求生之路，也是阻止著日本人的求生之路的。所以這若干年的當中，日本在美洲的發展，也只有擠開一些中國人，得著一點苟存的地位，並不純為東方民族創得一些基礎。太平洋的歐亞人種競爭當中，處處包含著中日民族的競爭。我們每看到日本人排斥海外華僑的言論，不惟引起我們一種憤恨的心理，並且使我們想到日本也是東方民族，何以竟沒志氣一至於此，真不由不替東方民族歎息了。
[book_title]桂太郎
我們立腳在理論和歷史兩個重要的問題上面的人，我們一切的批評，只有事事根據事實，事事根據理論，我們不曉得有恩怨，不曉得有私交，不曉得有客氣。我在日本有不少的至友，不少的先輩，或者可以說，我之社會生活，在日本還多過在中國罷。但是我們到得立腳在評論國事的時候，我們不能管那些，我們只有說明事實，闡發主義。
田中大將也要算是一個很熟的朋友了，他的幕僚部下當中，更有不少的至交。我在未批評他們之先，我想附帶講一句話，就是希望他們看見了這一篇文字之後，要深刻地反省，要曉得我的敘述和批評，是顧不得世俗之所謂客氣的。
民國二年的春天，總理中山先生特地訪問日本，那時我隨從總理做秘書，在日本六十天的時間中，一切演講、宴會、訪問、交涉，事事參與，那時一切經過，我至今還是很詳細記憶著。因為那一回每事都是我做翻譯，每一件事都有聽兩次說兩次的機會。以後關於日本的交涉，總理常常命我去辦，卻是每一件事只有聽一回說一回的機會，記憶反而減少了。
那一年在東京四十天的當中，最值得我們記憶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會見。桂太郎這一個人，大家都曉得，他是日本軍人政治家當中，最有能力而當權最久的一個人。日本自有內閣制度以來，沒有他做總理那樣久的。伊籐博文組閣三次，總共不過六年十個月，他也組閣三次，卻有了七年十個月之久。他第一次組閣，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到三十八年十二月。在這幾年當權的當中，他所幹的兩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日英同盟和日俄戰爭。從外交史上看，大家都曉得英國是標榜榮譽孤立的，在百年以來，英國沒有和任何國家締結過同盟。這一次把百年政策之一的榮譽孤立拋棄了。和日本聯盟，這自然是他認為有民族興衰、國家存亡的大關係，才肯出此的。至於日本，以一個東方新興的國家，才從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下面，解放了不過十年，便和世界第一個強大的帝國結成攻守同盟，造成他戰敗世界第一大陸國家的歷史，這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奮鬥成功。不特此也，這一件大事，可以說把全世界都整個推動了。由日本戰勝的結果，打破了東方民族不能戰勝西方民族的催眠術。全東方的民族，都活潑地動作起來，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從此開始。因為俄國戰敗的結果，才造成英法協商和三國協商，繼續五年死亡二千萬的世界大戰，以及俄、德、奧、土四大帝國的倒塌，都由此而起。無論是非如何，桂太郎這第一次登台四年零七個月當中的成績，的確要算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偉觀了。
桂太郎的事跡，世間所知者大都如此。而不曉得他在日俄戰爭之後的計劃，更屬可驚。他的高識遠見和通權達變，的確不是日本現在一切政治當局所能望其項背的。在中國排滿革命成功之後，他特意派人對中山先生表示親近的意思。及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之後，那時他正是第三次組閣的時候，他特意約中山先生密談兩次。這兩次密談的當中，他和中山先生都可算是盡傾肺腑的了。而自此以後，桂太郎之佩服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之佩服桂太郎，可到了極點。兩人之互相期望，也到了極度。桂太郎死後，中山先生歎氣說：日本現在更沒有一個足與共天下事的政治家，東方大局的轉移，更無可望於現在的日本了。當桂太郎臨死的時候，他對在旁視疾的最親信的人說：不能倒袁扶孫，成就東方民族獨立的大計，是我平生的遺恨。由這兩個人的感情上，大家總可以瞭解，桂太郎的心胸和氣魄了。何以一個帝國的大軍閥領袖，一個民國開國的革命領袖；一個軍國主義的權化，一個三民主義的宗師，會如此互相諒解呢？他們兩人的互諒和互信，不是在學術思想上，不是在國家思想上，而是在以東方民族復興為根據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談，前後約計十五六小時，桂太郎的話的要點，我可以記出來：
在清政府的時代，東方的危險，固然到了極點，同時失望也到了極點。那樣腐敗的朝廷和政府，哪裡還可以有存立發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努力尤其是軍國主義大陸國的俄國，以最強的武力從北方壓迫下來，海上霸王的英國，以最大的經濟力從南方壓迫上來。這個時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圖自存而外，更無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斷不能同時抗拒英俄。幸而英俄兩國，在亞洲的地位，立在極端衝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衝突，和英國聯盟，居然僥倖把俄國打敗了。俄國這一個敵人，不是東方最大的敵人，而是最急的敵人。打敗了俄國，急是救了，以後的東方，便會變成英國的獨霸。英國的海軍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敵，而英國的經濟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項背。我在日俄未戰之先，極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現在日俄戰爭的結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終了。此後日本絕不能聯英，而英國更不用聯日。在太平洋上，英日兩國，完全立於敵對地位。此後日本唯一之生路，東方民族唯一之生路，惟有極力遮斷英俄的聯結，而且盡力聯德，以日德同盟繼日英同盟之後，以對英作戰，繼對俄作戰之後，必須打倒英國的霸權，而後東方乃得安枕，而後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問題，非獨日本，從韃靼海峽到太平洋，全部東方民族的運命，皆以此計劃的成敗而決。現今世界只有三個問題，土耳其、印度、中國是也。此三國皆在英國武力與經濟力壓迫之下。然而只須解除其武力的壓迫，則經濟力之壓迫，完全不成問題。蓋此三國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產國之要素，此三國皆不能為日本助。中國有可以為日本助之道，而此數十年來，內政既不修明，利權復任意放棄，且持其遠交近攻之策以臨日本。中日之戰，中國如強，則絕不會有日俄之戰。中國若強，則應為中日俄之戰，或中俄之戰，而不致以此犧牲，歸之日本，我可斷言。此兩戰者，日本不過以人民死生拼國家存亡，豈足以言侵略。若中國不強，而甘受歐洲的侵略，且將陷日本於危亡，是可恨耳。
我有鑒於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間謂余將作日俄同盟。余誠欲修好於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有何用。我所計劃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於人又不敢往德國，惹人注意，故與德政府約在俄都討論政策，乃剛到俄都，先帝病駕，速以急電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個絕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權，終必做成此舉。此為余之最大秘密，亦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點洩漏，日本將立於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時而英國以全力來對付，日本實不能當。我剛才聽見先生所論、所勸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為我志。我在日本國內，從不曾得到一個同志，瞭解我的政策。今日得聞先生之說，真大喜欲狂。中國有一孫先生，今後可以無憂。今後惟望我兩人互相信託以達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奧的同盟，以解印度問題。印度問題一解決，則全世界有色人種皆得蘇生。日本得成此功績，決不愁此後無移民貿易地，決不作侵略中國的拙策。對大陸得絕對的保障而以全力發展於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發展的正路。大陸的發展，是中國的責任。中日兩國聯好，可保東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奧聯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兩人今後的努力如何耳。
現在中國的境遇如此，國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剛才所云助袁執政云云，以我所見，袁終非民國忠實的政治家，終為民國之敵，為先生之敵，然今日與之爭殊無益而有損。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國鐵道幹線，此實最要的企圖。鐵道幹線成，先生便可再起執政權，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現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國而倒之者，只有我與先生與德皇三人而已。
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終守著秘密。直到桂太郎死，歐戰發生，日本對德宣戰，先生才對親信的同志談過。我們把桂太郎的話看看，再把歐戰前後的事情想一想，假若桂太郎不死，東方的局面，可說絕對不是今天這樣的。現在日本這一般政治當局，無論是政府的大臣，是政黨的領袖，都是些隨波逐流，沒氣力、沒志氣、沒計劃的普通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權、如何保持政權作成唯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將來，東方的將來，世界的將來，他們絕沒作過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確是可危極了。至於中國今天在政治上的人們，或是永不讀書，或是讀一句書，喊一句口號。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業，又豈是這樣所能成的，真可歎呵！
[book_title]秋山真之
桂太郎是中山先生的一個政策上的同志，秋山真之這一個人，也要算是中山先生最知己的朋友了。秋山真之死的時候，還是一個海軍中將，是死後才追贈大將的。如果說桂太郎是日本軍人政治家當中的偉人，這秋山真之可以算是日本軍人學問家當中的奇人了。我也把他的事跡談一談罷。
秋山真之在日本海軍界裡，算是唯一的奇傑，而同時是一個唯一的學問家。他的身材，正是普通我們意想中的日本人，非常短小；他的相貌，是很平常的。比如西園公寺望、桂太郎這一類的人，如果在人叢中見著，誰也一望就注意他是非常人，他們面貌身軀，是很多特質的。而這秋山真之，卻不容易在形相上看出他的奇偉來，至多我們只能看出他是一個平常人當中富於修養的人罷了。然而他的奇特，卻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就學問說，他是海軍中唯一的智囊，他的海軍戰術，是海軍中的人認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大抵他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而他的智識豐富，知識學問的方面非常之多，他能夠用他的聰明去用他，而他自己的目的，不是在做學者，所以他不曾用科學的方法去整理他，種種學問知識，在他的心靈上，化成了一種直感直覺的作用。所以人人以為不能及的，就是他的直感直覺。許多人說他是天眼通，他心通，這大約就是他那一種由很豐富的學識所化成的潛在意力的作用罷。在中日黃海戰的時候，他作海軍參謀官，黃海的戰勝，他有不少的功績。日俄的日本海戰，他作艦隊的參謀長，一切作戰，都是他的主任，把波羅的艦隊，打得片甲不回。就是他的作戰，據他自己對我說，在俄國波羅的艦東來的時候，他只每日潛思默想，極意靜坐。他確實從一種的心靈作用，明明白白地，曉得波羅的艦隊的行動。當時大家都惶恐，畏懼波羅的艦隊的偉大威力，而民間更是恐怖得厲害。他自己卻是有很堅確的信念，認定自己必定能夠殲滅波羅的艦隊。以後一切作戰，都是這一種很堅確的信仰的力量，而不是用科學的方法。要是靠科學的方法，日本艦隊決非波羅的艦隊的敵手。當時他常對我講起許多日本海戰的故事，多是玄玄妙妙，半宗教半哲學的話。這個人的性格，和平常日本的軍人不同，他是非常樸素溫厚的君子，絕沒有普通日本軍人那樣矜驕欺詐的習性。我認為他所說的話，不是假話，不過他的認識和說明，是否正確，當然又當別論的。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絕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時間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釋卷四個字，可以形容，不是看書就是測圖，此外就是靜坐。他是一個很熱烈而誠摯的神教信徒，他確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極致，在一切修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當然是純日本式的民權神權論，正是素行派哲學思想的餘脈。不過他不是一個理論的信者，而是一個情意的信者，在儀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樣，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這樣一個人，何以總理和他那樣交好呢？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張上，他是一個很熱烈的南進論者，同時他是一個排英美的論者。他的南進論和排英美論，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種的復興上面。他不是講大東洋主義，為是講大亞洲主義，也不是講大日本主義，而是主張人類的平等。他以為人類都是神的子孫，文化是人類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種人專橫，文化不容一種人壟斷。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為日本不可以造成陸軍國，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陸軍國。日本人的運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國三個大民族都完成了獨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權，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實現之後，諸大陸的移往自由才能實現。所以他在這一個論據之下，極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認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東方民族復興的總關鍵。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這一種觀點的下面，和總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對於總理的革命事業，在物質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總理的革命事業，是很純潔的，不單是不含有半點策略，並且不帶有半點虛榮，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總理的交誼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張勳復辟的那一年，田中義一還是做參謀次長，而他那時的權勢，可以說是傾動一時的。參謀總長是薩藩出身的上原大將，是絕不問事的傀儡，一切大權，盡在田中的掌握，他的全付精神，都是注意在中國大陸的。那年的四、五月間，他特地到中國來，到徐州見了張勳，又游了長江沿海。到上海的時候，曾和總理見面。在他回國之後，中國的復辟風說，已經遍佈全國，而報紙上也盛傳田中到徐州，是和張勳的復辟有關。這個風說，越傳越緊，在六月初旬的時候，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總理此時便派我到日本去調查復辟運動的內情究竟如何。去的時候，帶了許多封總理的信，這當中最重要必須討問的人，就是陸軍的田中中將和海軍的秋山中將。
我是六月十六日從上海起身的，到東京大約是二十一罷。向例我到東京總是住日比谷公園附近的旭館，那一回剛逢著議會開會期，旭館被國民黨的議員員們住滿了，我只好住在築地的岡本旅館。築地這個地方，本是東京的最低地帶，我向來不願意住的，這一回算是第一回。
房間定好，稍為休息了一下，我便先去看秋山中將。那時他是海軍軍令部長，海軍軍令部和陸軍參謀本部一樣，是最高的軍令機關。他當時要算是海軍的最高領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簡微的，照當時日本的房價，至多不過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來是去得慣了的，所以從花園的籬門進去直到了他的書房。他正端坐在圖書堆中閉目習靜，聽見有人進去，把兩眼睜開，一看見是我，他好像大吃一驚的樣子，把身子向後一退，指著我說：
你幾時來的，你，你的面色很不好。
我倒被他嚇了一大跳，我答說：我剛剛才到，我一到旅館，立刻就動身到先生處來的，我這一回因為旭館住滿了，住在岡本。
他重新把眼睛閉下，把兩隻手合著，默念了一兩分鐘，又重新向著我說：
還好，不要緊，這不是你有什麼禍事，是因為你住的地方不好，那個地方不久就有天災，你快些搬到最高處去住罷，低地住不得。
我越被他鬧糊塗了，但是我曉得他一向是如此神裡神氣地，然而又不好反對他，我想了一想，對他說：
東京最高的地方，要算是六番町的金生館了，搬到那裡好嗎？
他說很好，趕緊搬去，只有這一個地方可住。我此時才把總理的信取出送給他，我問：
先生看中國的大局如何？
他又把眼睛閉上，照例默念了幾分鐘，把眼睛睜開說：
中國不出十天，有國體的變動，這個變動，發生在北京，可是發生之後，不過三天，便仍舊失敗。我再問他時，他說：我的能力，現在只能見到如此，以後的事情，且待這一個局面現出之後再看罷。我又坐了一回，談了些別後的閒話，便告辭出來。我對於他的話，明知是很有意思，而對於他的態度，總是不能釋然。
回到岡本旅館，用電話向金生館定好了房間，囑咐旅館給我把行李移去，出來便去看田中中將。他住的是一間和洋折衷式相當的華屋。書齋裡面，很精緻地排列著許多書櫥，金光炫目的書籍，插滿一室，當中放著一張洋式書案，和秋山那一個中國古代式的亂七八糟的書房，是大不相同的。我走到他的書房裡之後，田中還沒有出來，我一人坐在書房裡等，看見他壁間掛著一付泥金箋的簇新的對聯，是張勳新送的，上面題著田中中將雅正下面題著弟張勳拜書，對文我是記不得了，大約不見得會是張勳的親筆。雖然在那樣的時候，看見這副對聯，不能不有種種聯想，然而文字應酬，是中國人的通常習慣，我也不很以為奇怪。等一會田中中將出來了，他看見我注意看張勳的對聯，似乎是很不安的樣子。寒暄既畢，他自歸自急急的儘管講他如何反對中國的復辟運動，如何特意為此去見張勳，叫張勳千萬不要復辟，越說越長，越長越奇，我絕沒有說他和張勳有關，沒有疑他叫張勳復辟，然而他如此大費唇舌地辯明，真是一件妙事。但是我見這兩位中將之後，我對於時局的觀測，已經得了下少的基礎，人也倦了，時候也晚了，我就回到金生館。
我一到金生館的門口，就看見絕不是尋常日子，門前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一望而知這裡面有活動人物住著。住定了之後，細細問旅館的主人，原來日本的中國復辟黨都聚會在此地，肅王派、恭王派、宣統派的領袖都齊了。滿清倒了之後，清室的親貴們，只有藏著過安樂日子，哪有一個人有什麼復辟的勇氣。所設復辭黨，在中國人中除了張勳升允之外，恐怕就只有吳稚暉先生之所設老鼠精一派的古董騙子。所謂復辭運動，只有在日本才有，只有日本的幾個北京浪人、滿洲浪人，才是整天興風作浪。此時正是他們大舉興師的時候，聽說是大倉組拿出二百萬運動費給他們，所以擺得出車如流水馬如龍的架子。
當晚我就寫了一封很詳細的報告，寄給總理，我的調查任務，算是達到了目的。在東京住了三四天，便動身回上海。等我剛離了東京，一兩天內，東京灣便發現很大的海嘯，颶風把海水捲起，築地一帶，變成澤國，街上都用小船搬置人物，秋山中將之所謂天災，大約就指此了。及我回到上海，張勳的復辟，已經發動，報上已經滿載著封王封侯的記事，可是剛剛三天，馬廠兵到，一場皇帝夢，依然如夢幻泡影，這就是秋山中將之所謂北京有國體變更，不過三天，必然失敗。但是何以他能夠如此靈驗，說得一點不錯呢？總理說：
秋山中將是日本第一個海軍的學者，他對於氣象的學問，本來有專門的研究，而海軍軍令部，是不斷地接受各國各處天文報告的，何處發生颶風，這風有多大的力量，幾時可到東京灣，他是應該計算得出的。他是政府中最高的當局，他明明白白，曉得種種的消息。他在主義上，對於張勳之所為，是反對的，我們去問他，他既不能不告訴我們，而他的職責上，萬不能隨便講話，所以只好假托神仙，從靜坐默念的當中，顯示他的意見。
對了，這一場公案，我們得到最正確的解釋了。只是現在想起來，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小二不曾偷兩句話，確實有此意義。只可惜秋山中將這樣一個天才，這次和我相見時，已經得了不治的癌症，不到六個月，便作了古人。陸軍的桂太郎死了，海軍的秋山真之死了，日本海陸軍中，現在恐怕再沒有一個有意識的人才罷。
[book_title]昨天的田中中將
我們要曉得，近十五、六年以來，跨國的政局變動，沒有一回不是受外力支配的。在這十五六年當中，除了我們總理中山先生，他的一切行動，是主動的、獨立的以外，握政權的人的行動，幾乎儘是站在被動的地位，而大多數是被帝國主義的勢力支配著。帝國主義者叫他東他不敢西，叫他西他不敢東。總理死後，許多人們，對於俄國也是一樣，共產黨更不用說了。操之自我則存，操之於人則亡，中國人失卻了建國的能力，這是一個最大的證據。所以總理說：不平等條約不廢除，中國不能夠得到民族的平等，國家的獨立，則永無統一的日子。中國不統一，最大原因，是中國人自己失卻了自信力而甘心受制於外國。同時一個外來的原因，就是掌握著最大的兵力財力的外國人，以不平等條約為工具，以中國人無自信力為機會，而來中國搗亂。這是的的確確的。我們在前面許多敘述當中，總應該看得出，日本何以能強，何以能統一，何以能吸收歐洲的文化，把他組織起來，變成日本統一的民族文化，這完全由於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礎，信力是活動的骨幹。這種地方，是中國人應當切實反省，努力自新的。
自從歐洲戰事發生以後，歐洲列強，沒有一國能在中國作政治的活動，於是中國的政治問題，完全被日本人操縱著。操縱中國政局的中心人物是誰呢？這是我們所不能不知道的。
田中義一大將，是日本長洲系軍閥的嫡孫，是山縣有朋的家督相續人，前面我已經說過了。他最有聲有色的活動，是在他的中將次長時代。而他有聲有色的活動，既不是像桂太郎那樣大刀闊斧的創造生活，也不是像秋山真之那樣生龍活虎的精神生活。他只是在日本傳統思想，傳統政策，傳統勢力下面，運用他的聰明和才智，一天到晚幹著。干的什麼是沒有一定的計劃，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把握的。他只是要掌握日本的政權，而如何施政的理想是沒有的。他只是想操縱中國的政治，而中國政治的重心在何處，是永遠不認識的。他只是看見日本的社會傾向變了，革命的風潮起來了，中國的民眾覺醒了，中國的革命勢力擴大了，世界的趨勢緊張起來了，日本在東方的地位動搖了。他對於這些現象和趨向恐怖得很。他怕日本藩閥失了政權，怕日本的神權失了信仰，怕日本的帝國失了生命，怕中國的革命運動阻礙日本傳統政策的推行，同時又怕中國的革命影響及於日本的民眾，怕世界的潮流推倒日本的地位和組織。明天怎麼樣他不明白，明天應該怎麼樣他沒有一點打算。只是戀著過去，恐怖將來，於是敷衍現在；而又不甘於敷衍，於是一天到晚開倒車。開一回失敗一回，而他盡開著。戀著的過去是沒有了，而他的意象中不能拋卻。恐怖的將來片刻不停的迎面而來，他也不能阻止，也不能變換。心勞日拙，愈用智慧而愈是愚闇，愈用氣力而氣力愈是消失。政治家當中有成功的英雄，有失敗的英雄，田中中將的將來，恐怕是失敗的非英雄罷！我說這些話，並不是故意對於這位老先生加以菲薄，現在日本的地位，和他的歷史關係，本來不是容易打得破因襲的勢力支配的。不過想起他過去一切無益而有害的活動，實在不能不為中國、為日本、為東方一切民族歎氣。
我有幾年不到日本，今春奉命使日，在東京見過田中大將一面，他的精神仍舊很好，他的雄心仍舊不衰，不過我總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從前的田中中將，一天到晚是我要干，今天的田中大將是我不能不幹。要干的田中中將的意識是在推動時局，不能不幹的田中大將是被時局推動。要干的田中中將的意識是不怕，不能不幹的田中大將的意識是怕。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時候，對於田中，也是很屬望的。中山先生向來對於任何人，總時時刻刻作他的同志。因為中山先生不承認世界上有壞人，也不承認世界上有不能變易的人，他認為一切人類行為的錯誤，只是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能行。當時的田中中將，是很有活氣的。他又在操縱日本政權的地位，那時對於一切國際的問題，可以由田中的方寸來決定。因為那時日本一切外交方針的決定，都是受支配於國防計畫，而內閣政策，也就受支配於參謀本部。雖然內閣總理有權可以決定政策，然而沒有權保障他的地位。參謀本部的法律上地位雖然不能支配政權，然而實際政治作用上可以左右內閣的成敗。在這樣一個重要地位的田中中將，倘若能夠具備秋山軍令部長那樣的思想，中國的革命事業，要容易進行許多。因為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國的時局，並且可以障礙中國一切事業的進行，阻止一切事業的成功。尤其在每一次戰事發生，日本人必定操縱了中國全國的交通。參謀本部的武官，是布遍了各處重要都會。各方面的領袖人物，都和他的駐在武官發生關係。而那些駐在武官，也樂於和領袖們發生關係的。無論在怎樣困難的地方，他們可以有通信的自由。無論什麼地方的變動，他們總得著最快的情報。在中國地方，政治軍事的情報，最確實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參謀本部了。
中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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