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文化史 [book_author]柳诒徵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663208 [book_dec]柳诒徵著。南京中山书局1932年出版。该书撰于1919—1921年间,时值“五四”前后的社会大变革,作者力图宣扬“文化救国”的匡时主张,认为“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勿遽为之判断。”全书共三编,第一编自远古以迄两汉,这时期是中华民族本着自己的创造力,将部族建设为国家,形成一个独立文化的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这时期是印度文明传入中国,和中国本土文化抵牾而融合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这时期是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寝,西方的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率相合汇时期。由于本书能以世界文化发展演化的眼光看待和研究中国历史,且又能列举大量参考书目,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方向,故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反响。胡适称该书是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 [book_img]Z_11851.jpg [book_chapter]序 [book_title]弁　言 往玷学校讲席，草创文化史稿，管窥蠡测，无当万一，未敢以问世也。吴君雨僧猥附之《学衡》社友论撰，缪赞虞、张晓峰诸子设钟山书局，复因中华纸版印布千部，蜀中又有线装本及缩印本，转相流布。覆视之，恒自愧汗，不足语于述作。既病懒，复牵迫他务，不克充其意增削之，良惧传播之误学者。顾是稿刊布后，梁新会有纵断之作，才成一二目，未竟其绪。王君云五复鸠各作家分辑专史，所辑亦未赅备，且分帙猥多，只可供学者参考，不便于学年学程之讲习。又凡陈一事，率与他事有连，专治一目者，必旁及相关之政俗，尽芟緟复，又无以明其联系之因果，此纵断之病也。他坊肆有译籍及规仿为之者，率不餍众望。荏苒迄今，言吾中国文化，盖尚未有比较丰约适当之学校用书。吴君士选乃为正中书局订约复印是稿，且属再为弁言。嗟乎！此覆酱瓿之本，阅廿年无进境，尚安足言！无已，姑仍其管蠡言之。 史非文学，非科学，自有其封域。古之学者治六艺，皆治史耳。故汉志有六艺，不专立书目。刘宋以史俪文、儒、玄三学，似张史学，而乙部益以滋大。顾儒学即史学，而玄又出于史，似四学之并立未谛。近世学校史隶文科，业此而隽其曹者称文学博士，名实诡矣。西国史籍之萌芽，多出文人，故以隶文科，与吾国邃古以来史为政宗异趣。近人欲属之科学，而人文与自然径庭，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产于史，子母不可偶，故吾尝妄谓今之大学宜独立史学院，使学者了然于史之封域非文学、非科学，且创为斯院者，宜莫吾国若。三二纪前，吾史之丰且函有亚洲各国史实，固俨有世界史之性。丽、鲜、越、倭所为国史，皆师吾法。夫以数千年丰备之史为之干，益以近世各国新兴之学拓其封，则独立史学院之自吾倡，不患其异于他国也。 吾国圣哲遗训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持仁义以为人，爰以参两天地，实即以天地之道立人极，故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又曰：惟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之性根于天地，汩之则日小，而人道以亡；尽之则无疆，而人道以大。本之天地者，极之参天地，岂惟是营扰于物欲，遂足为人乎！故古之大学明示正鹄，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于至善。立学校，非以为人之资历，为人之器械也。又申之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又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庶人修其身，不愧天子；天子不修其身，不足侪庶人。此是若何平等精神！而其大欲在明明德于天下，非曰张霸权于世界，攫政柄于域中也。彝训炳然，百世奉习，官礼之兴以此，文教之昌以此。约之为史，于是迁、固之学为儒之别子史之祖构者，亦即以此。迁之言曰：“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又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固之言曰：“修六艺之术，观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又曰：“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呜呼！吾圣哲之心量之广大，福吾族姓，抚有土宇，推暨边裔，函育万有，非史家之心量能翕受其遗产，恶足以知尽性之极功。彼第知研悦文藻，标举语录，钻索名物者，盖得其偏而未睹其全。而后史之阘冗，又缘政术日替，各族阑入，虽席圣哲之余绪，而本实先拨。顾犹因其服习之久，绵绵然若存若亡，而国史、方志、文儒之传记，得托先业而增拓其封畛焉。吾之谫劣，固不足以语史，第尝妄谓学者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进而求圣哲、立人极、参天地者何在，是为认识中国文化之正轨。徒姝姝暖暖于一先生之言，扣槃扪籥，削足适履，则所谓不赅不备一曲之士耳。 虽然，世运日新，吾国亦迈进未已，后此之视吾往史，殆不过世界史中之一部域，一阶程，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然立人之道，参天地，尽物性，必有其宗主，而后博厚高明可推暨于无疆。故吾往史之宗主，虽在此广宇长宙中，若仅仅占有东亚之一方，数千祀之短晷，要其磊磊轩天地者，固积若干圣哲贤智创垂赓续以迄今兹，吾人继往开来，所宜择精语详，以诏来学，以贡世界，此治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而吾此稿之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之不足副吾悬想，即吾所为覆视而愧汗者也。迁《史》曰：“述往事，思来者。”吾岂甘为前哲之奴，正私挟其无穷之望，以企方来之宗主耳！ 一九四七年夏五月 柳诒徵 [book_title]绪　论 历史之学，最重因果。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亦不能有果而无因。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诏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人类之动作，有共同之轨辙，亦有特殊之蜕变。欲知其共同之轨辙，当合世界各国家、各种族之历史，以观其通；欲知其特殊之蜕变，当专求一国家、一民族或多数民族组成一国之历史，以觇其异。今之所述，限于中国。凡所标举，函有二义：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盖晚清以来，积腐襮著，综他人所诟病，与吾国人自省其阙失，几若无文化可言。欧战既辍，人心惶扰，远西学者，时或想象东方之文化，国人亦颇思反而自求。然证以最近之纷乱，吾国必有持久不敝者存，又若无以共信。实则凭短期之观察，遽以概全部之历史，客感所淆，矜馁皆失。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首宜虚心探索，勿遽为之判断，此吾所渴望于同志者也。 吾书凡分三编：第一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法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此三期者，初无截然划分之界限，特就其蝉联蜕化之际，略分畛畔，以便寻绎。实则吾民族创造之文化，富于弹性，自古迄今，纚纚相属，虽间有盛衰之判，固未尝有中绝之时。苟从多方诊察，自知其于此见为堕落者，于彼仍见其进行。第二、三期吸收印欧之文化，初非尽弃所有，且有相得益彰者焉。 中国文化为何？中国文化何在？中国文化异于印、欧者何在？此学者所首应致疑者也。吾书即为答此疑问而作。其详具于本文，未可以一言罄。然有一语须先为学者告者，即吾中国具有特殊之性质，求之世界无其伦比也。夫世界任何国家之构成，要皆各有其特殊之处，否则万国雷同，何必特标之为某国某国？然他国之特殊之处，有由强盛而崩裂者，有由弱小而积合者，有由复杂而涣散者，事例綦多；而求之吾民族、吾国家，乃适相反。此吾民所最宜悬以相较，借觇文化之因果者也。 就今日中国言之，其第一特殊之现象，即幅员之广袤，世罕其匹也。世界大国，固有总计其所统辖之面积广大于中国者，然若英之合五洲属地，华离庞杂号称大国者，固与中国之整齐联属，纯然为一片土地者不同。即以美洲之合众国较之中国，其形势亦复不侔。合众国之东西道里已逊于我[1]，其南北之距离则尤不逮[2]。南北距离既远，气候因以迥殊。其温度，自华氏表平均七十九度以至三十六度，相差至四十余度。其栖息于此同一主权之下之土地上之民族，一切性质习惯，自亦因之大相悬绝。然试合黑龙江北境之人与广东南境之人于一堂，而叩其国籍，固皆自承为中国之人而无所歧视也。且此等广袤国境，固由汉、唐、元、明、清累朝开拓以致此盛。然自《尧典》《禹贡》以来，其所称领有之境域，已不减于今之半数。 《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3] 《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圣哲立言，恒以国与天下对举。 《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 《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国治而后天下平。” 此虽夸大之词，要必自来所见，恢廓无伦，故以思力所及，名曰“天下”。由是数千年来，治权时合时分，而国土之增辟初无或间。今之拥有广土，皆席前人之成劳。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抟结此天下者，果何术乎？ 第二，则种族之复杂，至可惊异也。今之中国，号称五族共和，其实尚有苗、徭、僮、蛮诸种，不止五族。其族之最大者，世称汉族。稽之史策，其血统之混杂，决非一单纯种族。数千年来，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无虑百数。春秋战国时所谓蛮、夷、戎、狄者无论矣，秦、汉以降，若匈奴，若鲜卑，若羌，若奚，若胡，若突厥，若沙陀，若契丹，若女真，若蒙古，若靺鞨，若高丽，若渤海，若安南，时时有同化于汉族，易其姓名，习其文教，通其婚媾者。外此如月氏、安息、天竺、回纥、唐兀、康里、阿速、钦察、雍古、弗林诸国之人，自汉、魏以至元、明，逐渐混入汉族者，复不知凡几。 《汉书》：“金日，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 《晋书》：“卜珝，字子玉，匈奴后部人也。”“段匹，东郡鲜卑人也。”“乔智明，字元达，鲜卑前部人也。”[4] 《通志氏族略》：“党氏本出西羌。” 《唐书》：“王世充，字行满，本姓支，西域胡人也。”“李怀仙，柳城胡人也。”“哥舒翰，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代北李氏，本沙陀部落。”“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李光弼，营州柳城人，其先契丹之酋长。”“李怀光，渤海靺鞨人也。”“高仙芝，本高丽人。”“王毛仲，本高丽人。”“高崇文，其先渤海人。”“姜公辅，安南人。”“史宪诚，其先出于奚虏。”“李宝臣，范阳城旁奚族也。” 《通志》：“支氏，其先月支胡人也。”“安氏，安息王子入侍，遂为汉人。”“竺氏，本天竺胡人。” 《元史》：“昔班，畏吾人。”“余阙，唐兀人。”“斡罗思，康里氏。”“杭忽思，阿速人。”“完者都，钦察人。”“马祖常，世为雍古部。”“爱薛，西域弗林人。”（此类甚多，姑举以示例。） 《日知录》卷二十三：“《章丘志》言：洪武初，翰林编修吴沈奉旨撰《千家姓》，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而此邑如‘术’、如‘傌’，尚未之录[5]。今访之术姓，有三四百丁，自云金丞相术虎高琪之后[6]。盖二字改为一字者。而撰姓之时，尚未登于黄册也。以此知单姓之改，并在明初以后。而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永乐元年九月庚子，上谓兵部尚书刘曰：‘各卫鞑靼人多同名，宜赐姓以别之。’于是兵部请如洪武中故事，编置勘合，赐给姓氏[7]。从之，三年七月，赐把都帖木儿名吴允诚，伦都儿灰名柴秉诚，保住名杨效诚，自此遂以为例。” 凡汉族之大姓，若王、若李、若刘者，其得氏之始，虽恒自附于中国帝王，实则多有异族之改姓。其异族之姓，如金、如安、如康、如支、如竺、如元、如源、如冒者，在今日视之，固亦俨然汉族，与姬、姜、子、姒若同一血统矣。甄克思有言：“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 《社会通诠》（甄克思）：“世界历史所必不可诬之事实：必严种界，使常清而不杂者，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以自存；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而种界因之日泯。此其理自草木禽兽以至文明之民，在在可征之实例。孰得孰失，非难见也。……希腊邑社之制，即以严种界而衰灭，罗马肇立，亦以严种界而几沦亡。横览五洲之民，其气脉繁杂者强，英、法、德、美之民，皆杂种也。其血胤单简者弱，东方诸部，皆真种人矣。” 顾欧陆诸国，虽多混合之族，而其人至今犹严种界，斯拉夫、条顿、日耳曼之界，若鸿沟然。而求之吾国，则“非族异心”之语，“岛夷索虏”之争，固亦时著于史，如： 《左传》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通鉴》卷六十九：“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 而异族之强悍者，久之多同化于汉族，汉族亦遂泯然与之相忘。试问吾国所以容纳此诸族，沟通此诸族者，果何道乎？ 第三，则年祀之久远，相承勿替也。世界开化最早之国，曰巴比伦，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国。比而观之，中国独寿。 《西洋上古史》（浮田和民）：“迦勒底王国，始于公元前四千年以前，至一千三百年而亡。亚述[8]兴于公元前一千三百年，至六百零六年而亡。巴比伦兴于公元前六百二十五年，至五百三十八年，为波斯所灭……埃及旧帝国兴于公元前四千年，中帝国当公元前二千一百年，新帝国当公元前一千七百年，至五百二十七年，为波斯所灭。” 《印度五千年史》（高桑驹吉）：“印度吠陀时代，始于公元前二千年，公元后七百十四年，为回教徒所征服。” 中国历年之久，姑不问纬书荒诞之说。 《春秋元命苞》：“天地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凡二百七十六万岁。” 即以今日所传书籍之确有可稽者言之，据《书经·尧典》，则应托始于公元前二千四百年；据龟甲古文，则作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据《诗经》，则作于公元前一千一百年，至共和纪元以后，则逐年事实，皆有可考，是在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汉、唐而降，虽常有异族入主之时，然以今日五族共和言之，则女真、蒙古、满洲诸族，皆吾中国之人。是即三四千年之间，主权有转移，而国家初未亡灭也。并世诸国，若法、若英、若俄，大抵兴于梁、唐以后，即日本号称万世一系，然彼国隋唐以前之历史，大都出于臆造，不足征信。则合过去之国家与新兴之国家而较之，未有若吾国之多历年所者也。试问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故乎？ 答此问题，惟有求之于史策。吾国史籍之富，亦为世所未有。今日所传之正史，共计三千五百四十三卷： 《史记》一百三十卷，西汉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宋范晔撰[9]。《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晋书》一百三十卷，唐房玄龄等撰。《宋书》一百卷，梁沈约撰。《南齐书》五十九卷，梁萧子显撰。《梁书》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陈书》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魏书》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北齐书》五十卷，唐李百药撰。《周书》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隋书》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寿撰。《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寿撰。《旧唐书》二百卷，晋刘昫等撰。《新唐书》二百五十五卷，宋欧阳修、宋祁撰。《旧五代史》一百五十二卷，宋薛居正等撰。《新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欧阳修撰。《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脱脱等撰。《辽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撰。《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脱脱等撰。《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等撰。《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民国柯劭忞撰。《明史》三百三十六卷，清张廷玉等撰。 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史部之书，每较经、子、集为多： 《隋书·经籍志》 六艺经纬 六二七部 五三七一卷 史部 八一七部 一三二六四卷 子部 八五三部 六四三七卷 集部 五五四部 六六二二卷 道佛 二三二九部 七四一四卷 《旧唐书·经籍志》 经录 五七五部 六二四一卷 史 八四○部 一七九四六卷 子 七五三部 一五六三七卷 集 八九二部 一二○二八卷 释道书 二五○○部 九五○○卷 《新唐书·艺文志》 经 五九七部 六一四五卷 史 八五七部 一六八七四卷 子 九六七部 一七一五二卷 集 八五六部 一一九二三卷 《宋史·艺文志》 经 一三○四部 一三六○八卷 史 二一四七部 四三一○九卷 子 三九九九部 二八二九○卷 集 二三六九部 三四九六五卷 《明史·艺文志》 经 九四九部 八七四六卷 史 一三一六部 二八○五一卷 子 九七○部 三九二一一卷 集 一三九八部 二九九六六卷 清《四库书目》 经 六九四部 一○二六○卷 史 五六三部 二一九四一卷 子 九○七部 一七八九六卷 集 一二七七部 二九二五四卷 然经、子、集部，以至道、释二藏之性质，虽与史书有别，实亦无不可备史料。其第以编年纪事，及纪、传、表、志诸体为史书之界限者，初非深知史者也。世恒病吾国史书为皇帝家谱，不能表示民族社会变迁进步之状况，实则民族社会之史料，触处皆是，徒以浩穰无纪，读者不能博观而约取，遂疑吾国所谓史者，不过如坊肆《纲鉴》之类，止有帝王嬗代及武人相斫之事，举凡教学、文艺、社会、风俗以至经济、生活、物产、建筑、图画、雕刻之类，举无可稽。吾书欲祛此惑，故于帝王朝代，国家战伐，多从删略，惟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者，广搜而列举之。兹事体大，挂漏孔多，姑发其凡，以待来哲尔。 * * * [1]　中国东至西凡六十度五十五分，美国东至西凡五十七度三十九分。 [2]　中国南至北凡三十八度三十六分，美国南至北凡二十四度二十六分。 [3]　今人多疑《尧典》为儒家伪造，不可尽信。然《墨子·节用篇》：“昔者尧治天下，南抚交趾，北降幽都，东西至日所出入，莫不宾服。”足见《尧典》所言国境非儒家臆造之语。即使此等境界，为儒、墨两家想象之词，初非唐、虞时事实，亦可见春秋之末，战国之初之人，已信吾国有此广大领域也。（柳曾符按：“一八九九年后，殷墟甲骨出土，有大版记四方风名者数版，与《尧典》所记合，亦可见《尧典》非儒家伪造。胡厚宣先生有《甲骨文四方风名考释》一文，足与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并为卜辞证史名篇。”） [4]　元魏以后，鲜卑人之化为汉族者，不可胜数。 [5]　《广韵》“傌”字下注云：“齐大夫名。” [6]　原注：土人呼术为张一反，按《金史》术虎汉姓曰董，今则但为术姓。 [7]　按洪武中勘合赐姓，《实录》不载，惟十六年二月，故元云南右丞观音保降，赐姓名李观。又《宣宗实录》：丑闾洪武二十一年来归，赐姓名李贤。 [8]　即亚西里亚。 [9]　内《续汉志》三十卷，晋司马彪撰。 [book_chapter]第一编　上古文化史 [book_title]第一章　中国人种之起源 中国人种之起源，盖不可考。其故有二： （一）无文字之证。研究历史，自来皆依据文字。吾人今日所知之文字，仅能及于商、周之时[1]，所读之书，大抵周、秦以来之书。周、秦之人之去太古，不知若干万年。视吾人之去周、秦之年岁，不止十百倍蓰。故虽周、秦人相传之说，不能尽信为正确之史料。后世穿凿附会之说，更不足言。 （二）无器物之证。仅据文字以考史事，不过能识有史以后之事，其未有文字以前之史事，仍无从考证。故欲推测人种之起源，必须得未有文字以前之器物以为证。近世东西学者，若劳夫尔及鸟居龙藏等研究中国各地所发现之石器，多不能定其时代，且谓其未必为中国民族之石器。盖古器湮沉，仅从浮土中略得数事，不足据以考史也。 周、秦之人，已知此理。故其推论古初，约有二法： （一）约举其理。 《易·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乾凿度》：“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2] 古无文字，无名号，无年代，故人类起源之时，不可确指，仅能以理想推测其发生次序如此。今人以地质及古物，推究人类之年代及进化之次第，亦仅约计，不能如有史以后之事实，可确指其距今若干年，在何地，有何事实也。 （二）斥言其诬。 《列子·杨朱篇》：“杨朱曰：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闻或见，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数固不可胜纪，但伏羲以来，三十余万岁，贤愚好丑，成败是非，无不消灭，但迟速之间耳。” 此论极诋历史为不可信。盖谓吾人于目前之事，亦不能尽得其真相，况欲上考太古乎？其谓“太古灭矣，孰志之哉”，亦可见有史以后，虽不能谓史事完全真确，尚可确知有人志记；有史以前，既无人为之记录，但凭后人推测，则更属渺茫矣。 后世治历史者，因亦不复远溯古初，仅自羲、农、黄帝、尧、舜以来言之。而近世学者，以西人称吾国人种来自西方，于是周、秦以来所不能确定而质言者，今人转凿凿言之。或谓来自中央亚细亚，或谓来自阿富汗，或谓来自巴比伦，或谓来自于阗，或谓来自马来半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以法人拉克伯里（Lacouperie）所倡“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最为学者所信。 《中国人种从来考》（丁谦）：“中国史书，皆始于盘古，而三皇继之，伏羲、神农、黄帝又继之，并无言他处迁来之事。自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千八百九十四年）法人拉克伯里著《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引据亚洲西方古史，证中西事物法制之多同，而彼间亦实有民族东迁之事。于是中东学者，翕然赞同，初无异词。且搜采古书，以证明其说。如刘光汉之《华夏篇》《思故国篇》，黄节之《立国篇》，章太炎之《种姓篇》，蒋观云之《中国人种考》，及日本人所著之《兴国史谭》等，虽各有主张，要无不以人种西来之说为可信。” 而德人夏德（F.Hirth）所著《中国太古史》，力斥拉克伯里之傅会，近日学者亦多驳斥其说。盖中国古书，多不可信，年代对比，亦难正确。如谓巴克民族为盘古，当先确定盘古之有无。 《中国人种从来考》（丁谦）：“西史谓徙中国者为巴克民族，巴克乃盘古转音。中国人谓盘古氏开辟天地，未免失实，而盘古氏之为中国始迁祖，则固确有可考矣。” 《五运历年记》（徐整）：“元气濛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三五历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灵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此等荒诞之说，丁氏亦知失实，然犹信盘古为中国始迁祖，则傅会之过也。） 《中国历史》（夏曾佑）：“盘古之名，古不见，疑非汉族旧有之说。或‘盘古’、‘盘瓠’音近。盘瓠为南蛮之祖[3]。此为南蛮自说其天地开辟之文，吾人误用以为己有也。故南海独有盘古墓，桂林又有盘古祠[4]。不然，吾族古皇，并在北方，何盘古独居南荒哉？” 谓霭南国王为黄帝，亦难确定黄帝之年代。 《中国人种从来考》（丁谦）：“西亚古史，中国人种为丢那尼安族。其族分二派，一思米尔，一阿加逖，皆起于亚洲中境。思米尔人先入美索波达米南境，建立迦勒底国。阿加逖人后至沙蛟山麓，建都城于苏萨，称霭南国。其王廓特奈亨台兼并迦勒底诸部，既乃率其种人，迁入中华，谓即黄帝。以此王时代在公元前二千二百八十年间也。但其说不确。因此年数，即彼土亦不衷一，或谓在二十四世纪至二十七世纪。据《竹书》所纪之年，上推黄帝，为二千六百二十年，与第一说不相应，而与第二说差近。但亦无实证，不足为凭。” 《中国通史》（陈汉章）：“近今一般社说，并谓中国黄种，皆黄帝子孙，而黄帝实由西北方迁徙而来。按法人拉克伯里说，以奈亨台为丢那尼安种，非塞米的种与黄种合矣。底格里士河边地，与幼发拉的河侧地，并即迦勒底古国，而里海西岸之巴克，并其统领迦勒底国之地，当时实为波斯巴撒迦特族人所居。若率巴克民族东来，则东来者仍是白种（西人说波斯古国者，或云哈母种，或云阿利安种，皆白种），非黄种。且公元前二千八百八十二年，当中国颛顼帝之二十二年[5]，犹得以底格里士河边之酋长，由土耳其斯坦来中国者为黄帝乎？” 至以八卦与楔形字为一源，则无论年代不合，但以卦象与楔形字比而观之，一则有横无纵，而数止于三；一则纵横兼备，而笔画亦无定数。虽至愚极浅之人，亦可知其不类也。 《中国通史》（陈汉章）：“或谓八卦即巴比伦之楔形文字，试问巴比伦始造尖棦文字，在公元前二千一百四十七年，当中国帝挚时[6]，能与伏羲时代附合乎？” 中国人种之起源，既不可知，以从来所传不可尽信之说，比而观之，大约可得二义： 一则出于多元也。羲、农以前之事，多见于纬书。论者谓纬书为古史书。 《癸巳类稿》（俞正燮）：“纬书论纬者，古史书也。孔子定六经，其余文在太史者，后人目之为纬。” 今其书亦不完，即其所存者观之，多荒诞不经之说，犹各国古史之有神话也。诸纬书所述古事，始于三皇，继分十纪： 《春秋命历序》：“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头，淡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一姓十一人，兴于熊耳龙门山，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提羽盖，乘云车，使风雨，出旸谷，分九河。”“人皇出于提地之国，九男九兄弟相似，别长九国，凡一百五十世，合可万五千六百年。”“自开辟至获麟，二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每纪为二十六万七千年，凡世七万六百年[7]。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循蜚纪，八曰因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疏仡纪。”按纬书所云十纪，并未实指某纪有某氏某氏，惟云“人皇九头”，故曰“九头纪”，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驾龙，号曰“五龙”。至宋罗泌《路史》，杂采诸书，傅会其说始云摄提纪传五十九世，合雒纪传四世，连通纪传六世，叙命纪传四世，循蜚纪传二十二世，有钜灵氏、句疆氏、谯明氏、涿光氏、钩陈氏、黄神氏、神氏、犁灵氏、大騩氏、鬼騩氏、弇兹氏、太逢氏、冉相氏、盖盈氏、大敦氏、云阳氏、巫常氏、太一氏、空桑氏、神民氏、倚帝氏、次民氏。因提纪传十三世，有辰放氏、蜀山氏、豗傀氏、浑敦氏、东户氏、皇覃氏、启统氏、吉夷氏、几蘧氏、豨韦氏、大巢氏、燧人氏、庸成氏。禅通纪传十九世，有仓颉氏、轩辕氏、伏羲氏、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神农氏。虽其说不尽无稽，要不可据为正确之系统也。 大抵出于臆造。然即此臆造之说推之，亦可立三义，以破后来之谬论： （一）人类之生历年久远也。古无历法，则纪年必不能如后世之正确。所称若干万年，不过约举臆测，不能视为确数。然以地质证之，自生民之初至于有史时代，至少亦必经数十万年。若谓吾国茫茫九有，从古初无人类，必待至最近数千年中，始由巴比伦、中央亚细亚转徙而来，是则理之所不可信者也。 （二）人类之生不限一地也。天皇起于昆仑，则西方之种族也；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则中部之酋长也；人皇出于旸谷、九河，则东方之部落也。吾国地势，固西高而东下，然亦未必人类悉出于西方。吾意天皇、地皇、人皇，初非后先相继，特十口相传之说，谓吾国东、中、西三方，有最初发生之部落，因目之为天、地、人三皇，而后世遂以天、地、人分先后，若近世帝皇相嬗者然。实则纬书之言，仅可为人类初生不限一地之证，不当以后世帝皇例之也。 （三）一地之人各分部落也。天皇十二头，兄弟十二人；地皇十一头，一姓十一人；人皇九头，兄弟九人。此可见最古之时，但有人类，即分部落。部落之中，各有酋长。后世传说，谓其地之相近者，皆此一姓兄弟所据。实则其时父子夫妇之伦未分，恶有所谓兄弟，纬书之言若干头，犹后世盗贼分据山林，各拥头目耳。以此推之，合雒、禅通诸纪之某氏某氏，亦非一时代只有一氏，盖同时有若干部落，即有若干氏。其纷争合并之迹，虽不可详考，要之羲、农以后所谓华夏之族，实由前此无数部落混合而成。必实指此种族为崛兴于某地，或由来于某地，凿矣。 彼以为中国土著，只有一族，后之战胜者，亦只外来之一族者，皆不知古书之传说，固明示以多元之义也。 次则兴于山岳也。世多谓文明起于河流，吾谓吾国文明，实先发生于山岳。盖吾国地居大陆，人种之生，本不限于一地，其拥部众而施号令者，必具居高临下之势，始可以控制多方。非若海滨岛国，地狭人少，徒取一隅之便利也。周、秦诸书，虽不尽可据为上古之信史，然自来传说，古代诸部兴于山岭者多，而起于河流者少。如天皇兴于柱洲昆仑山，地皇兴于熊耳、龙门山，人皇兴于刑马山。出旸谷，分九河之类，实吾民先居山岭，后沿河流之证。更以其后言之，则证据尤多： （一）君主相传号为林、蒸。《尔雅》：“林、蒸，君也。”盖古之部落，其酋长多深居山林，故后世译古代林、蒸之名，即君主之义。 （二）唐、虞时诸侯之长尚号为岳。《尚书》四岳之名，说者不一，或谓为一人，或谓四方各一人。要皆可证古者诸侯之长，多居山岳，故以岳为朝臣首领也。 （三）巡狩之朝诸侯必于山岳。舜巡四岳，禹会诸侯于涂山，即其证。 （四）人民相传号为丘民。《孟子》谓“得乎丘民为天子”。丘民，盖古者相传之称。《禹贡》有“降丘宅土”之文，是洪水以前及洪水时，民多居丘也。 （五）为帝王者必登山封禅。《管子》有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戏氏封泰山禅云云，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此非古人迷信山林之神也。最古之大部强酋，多居山岳，故后之为帝王者，虽已奠都造邑，亦必循古代之仪式，登山行礼，然后为众所推尊。《书》称“尧纳舜于大麓”，亦即此意也。 此外更有可玩味者，古代诸氏，虽皆后人传说，不尽可凭。然奕祀相传，不谓之某林某蒸，或某君某主，而概称之曰氏，则氏字必有其定义。后世胙土始命之氏，氏之名义，实根于土。《说文》之释“氏”字，即援此义为说： 《说文》：“氏，巴蜀名山岸胁之旁箸欲落堕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象形。段玉裁注：谓象傍于山胁也。氏之附于姓者类此。” 然则古所谓某氏某氏者，即所谓某山之部落，某山之酋长耳。诸氏并起于山，故后世傅会名山之古迹，往往有某某之丘，某某之台。 《山海经》：“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帝尧台、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其后渐次混合，谋便交通，始有开辟河流、制作舟楫之事。此事实之次序，固可以理测度者也。 * * * [1]　世所传夏代文字，多不可信。 [2]　亦见《列子·天瑞篇》。盖袭《乾凿度》文。 [3]　《后汉书·南蛮传》。 [4]　任昉：《述异记》。 [5]　据《四裔年表》推之。 [6]　《四裔年表》帝挚八年。 [7]　此说以《春秋元命苞》证之，当云凡二百六十七万岁，每纪为二十六万七千年。凡世云云，当系衍文。 [book_title]第二章　洪水以前之制作 部落时代，统系无征，年祀莫考。诸称某皇某帝之事迹年代，要皆仅可存疑。 《礼含文嘉》称：“三皇：虙戏、燧人、神农。” 《春秋运斗枢》称：“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也。” 《潜夫论》（王符）：“世多以伏羲、神农为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是与非未可知也。” 《春秋命历序》称五帝为：“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岁。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次曰颛顼，则高阳氏，传二十世，三百五十岁。次是帝喾，即高辛氏，传十世，四百岁。乃至尧。” 孔子删《书》，断自唐、虞。盖以唐尧时有洪水。考史者当以此为界限。洪水以前之文物，大都为洪水所荡涤，虽有传说，多不足据也。洪水之祸，历时甚久。 《中国历史》（夏曾佑）：“《尧典》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则其水之大可知。然不详其起于何时，一若起于尧时者然。今案女娲氏时，四极废，九州裂，水浩溔而不息。于是女娲氏断鳌足以立四极，积芦灰以止淫水[1]。其后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共工氏振滔洪水，以薄穷桑，江淮流通，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2]。似洪水之祸，实起于尧以前。特至尧时，人事进化，始治之耳。考天下各族述其古事，莫不有洪水，巴比伦古书言洪水乃一神西苏罗斯所造。洪水前有十王，凡四十三万年，洪水后乃今世。希伯来《创世纪》言耶和华鉴世人罪恶贯盈，以洪水灭之，历百五十日，不死者惟挪亚一家[3]。最近发现云南倮倮古书，亦言洪水，言古有宇宙干燥时代，其后即洪水时代。有兄弟四五人，三男一女，各思避水，长男乘铁箱，次男乘铜箱，三男与季女同乘木箱。其后惟木箱不没，而人类遂存[4]。观此，则知洪水为上古之实事。而此诸族者，亦必有相连之故矣。” 洪水之前后地势，亦有变迁。 《尸子》：“古者龙门未开，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阜高陵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 《墨子》：“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5] 然由洪水以后观之，社会事物，已渐完备，似非一时所能创造，则其渊源所自，必多因袭于前人。其由草昧榛狉，渐度开明之域，历年甚远，作者孔多。后世所传，逸文只句，虽多挂漏，尚可推寻。所谓“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不得悉诋为谰言也。 记载洪水以前之制作者，莫详于《世本》，《世本》有《作篇》，专记历代之制作。今据高邮茆泮林所辑《世本》佚文，录之于下： 〔燧人〕燧人出火。造火者燧人，因以为名。 〔庖羲〕（一）伏羲以俪皮制嫁娶之礼。（二）庖羲氏作瑟。宓羲作瑟，八尺二寸，四十五弦。庖羲氏作五十弦，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具二均声。（三）伏羲作琴。伏羲作琴瑟。（四）伏羲臣芒氏作罗。芒作罔[6]。 〔神农〕（一）神农和药济人。（二）神农作琴，曰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宫、少商。（三）神农作瑟。 〔蚩尤〕蚩尤作兵。蚩尤以金作兵器。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7]。 〔黄帝〕（一）黄帝见百物，始穿井。（二）黄帝乐名《咸池》。（三）黄帝造火食、旃冕。黄帝作旃冕。黄帝作旃。黄帝作冕旒。黄帝作冕。（四）羲和占日。（五）常仪占月。羲和作占月。（六）后益作占岁。（七）臾区占星气。（八）大挠作甲子。黄帝令大挠作甲子。（九）隶首作算数。隶首作数。（十）伶伦造律吕。（十一）容成造历。（十二）仓颉作书。仓颉造文字。沮诵、仓颉作书，并黄帝时史官。（十三）史皇作图。（十四）伯余作衣裳。（十五）胡曹作衣。胡曹作冕。（十六）於则作屝履。（十七）雍父作舂杵臼。（十八）胲作服牛。（十九）相土作乘马。（二十）作驾。（二十一）共鼓、货狄作舟[8]。（二十二）女娲作笙簧。女娲作簧[9]。（二十三）随作笙[10]。随作竽。（二十四）夷作鼓。（二十五）挥作弓。（二十六）夷牟作矢。（二十七）巫彭作医。 〔颛顼〕祝融作市[11]。 上皆唐、虞洪水以前之制作也。其唐、虞前之制作，未能确定为洪水前后者。如： 〔尧〕（一）巫咸初作医。巫咸作筮。巫咸作鼓。（二）无句作磬。（三）化益作井。 〔舜〕（一）舜始陶，夏臣昆吾更增加。（二）倕作规矩准绳。（三）垂作丰耜。垂作耒耨。垂作铫耨。（四）咎繇作耒耜。（五）伯夷作五刑。（六）箫，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七）垂作钟。（八）夔作乐。（九）磬，叔所造[12]。（十）乌曹作簙。 〔夏〕（一）鲧作城郭。（二）禹作宫室。（三）奚仲作车。（四）夏作赎刑。（五）仪狄造酒。 亦见于《作篇》，皆可为研究古代社会开化之资料者也。外此则诸经、诸子纪载古代之制作，亦可与《作篇》相参证。如： 《易·系辞》：“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管子》：“虙戏作造六峜，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 《尸子》：“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 《吕氏春秋》：“大挠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 《山海经》：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番禺是始为舟。吉光是始以木为车。般是始为弓矢，晏龙是为琴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义均是始为巧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 《白虎通》：“神农制耒耜，教民农作。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 《说文》：瑟，庖牺所作弦乐也。琴，神农所作。古者芒氏初作罗。古者夙沙氏初作煮海盐。黄帝初教作糜。古者黄帝初作冕。古者掘地为臼。古者共鼓、货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以济不通。古者女娲作簧。古者随作笙。古者挥作弓。古者夷牟初作矢。古者巫彭始作医。古者巫咸初作巫。古者伯益初作井。古者昆吾作匋。古者垂作耒，以振民也。古者垂作钟。古者乌曹作簙。车，夏后氏奚仲所造。 《汉书》：“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 《释名》：“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 上皆可见洪水以前制作之盛。然诸书所言，多有抵牾，制作之方，亦未详举。吾侪研究古史，随在皆见可疑之迹。如《系辞》明言“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而《世本》称耒耜为垂与咎繇所作。马骕《绎史》虽谓垂为神农臣，与茆辑《世本》以垂为舜臣者不同，然咎繇固舜臣也。神农既已创作，何待咎繇更作？然此犹两书所言不同也。《世本》一书，即互有不同。如言伏羲作琴瑟，又言神农作琴瑟；言黄帝始穿井，又言化益作井；言夷作鼓，又言巫咸作鼓；言巫彭作医，又言巫咸初作医；言常仪占月，又言羲和作占月；言伯余作衣裳，又言胡曹作衣；言黄帝作冕旒，又言胡曹作冕。有同时而二人并作者，有异代而前后迭制者。是果何故欤？ 《考工记》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知创，巧述，皆得谓之作。而《世本》所载一器为前后迭作者，尤可见古代进化之迹。神农之去伏羲远矣，伏羲作琴瑟，大抵出于草创，未能完善，传至神农时，神农又加以研究，于是琴瑟之制，始渐如后世之制。后世溯其原始，独称伏羲不可也，独称神农亦不可也，则两记之。而草创与改良之人，均称曰作焉。此一义也。后世之人发明一物，往往有同时异地各不相谋者，矧古代交通不便，未有文书，仿效传播，不若后世之捷乎？黄帝作井之法，或限于一地，或久而失传。唐尧之时，化益别于一地作井，则作井之人，后先有二矣。神农作耒耜于陈，咎繇作耒耜于虞，度亦同之。此又一义也。发明创制不必一人，亦不必同时，伯余、胡曹皆作衣，犹之共鼓、货狄皆作舟，或相续为之，或各极其意匠，后世以其皆在黄帝时代，则并举曰黄帝时某某作某，是亦无足异也。 《检论·尊史篇》（章炳麟）：“夫古器纯朴，后制丽则，故有名物大同，形范革良者，一矣[13]。礼极而褫，乐极而崩，遗器坠失，光复旧物者，二也[14]。此既冠带，彼犹毛薪，则其闭门创造，眇与佗会者，三矣[15]。三者非始作，然皆可以作者称之。” 自燧人以迄唐、虞洪水之时，其历年虽无确数，以意度之，最少当亦不下数千年。故合而观其制作，则惊古圣之多；分而按其时期，则见初民之陋。牺、农之时，虽有琴瑟、罔罟、耒耜、兵戈诸物，其生活之单简可想。至黄帝时，诸圣勃兴，而宫室、衣裳、舟车、弓矢、文书、图画、律历、算数始并作焉。故洪水以前，实以黄帝时为最盛之时。后世盛称黄帝，有以也。然黄帝时之制作，或恃前人之经验，或赖多士之分工，万物并兴，实非一手一足之烈。故知社会之开明，必基于民族之自力，非可徒责望于少数智能之士。而研究历史，尤当涤除旧念，着眼于人民之进化，勿认开物成务，为一人一家之绩也。 * * * [1]　此据《淮南子·览冥训》文，实不可信。《论衡·谈天篇》极言其诬。然《论衡》谓儒书云云，又曰：此久远之文，盖传说甚久，可取以为洪水之证。 [2]　《淮南子·本经训》语。 [3]　《旧约·创世纪》。 [4]　日本鸟居龙藏引西书。 [5]　此文所述地名，有后世所无者，度皆洪水以前之名称，诸家务以后世地理证之，殆未悟此义。 [6]　宋衷曰：“芒，庖羲之臣。” [7]　宋衷曰：“蚩尤，神农臣也。” [8]　注曰：“二人，黄帝臣也。” [9]　宋衷注曰：“女娲，黄帝臣也。” [10]　宋衷注：“随，女娲氏之臣。” [11]　宋衷注：“祝融，颛顼臣，为高辛氏火正。” [12]　叔，舜时人。 [13]　若古自有笛，汉丘仲亦作笛。京房乃备五音也。 [14]　若前汉冕已亡，明帝始作。 [15]　泰古关梁不通，故合宫衢室，黄唐粗备，及古公迁岐，犹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此见质文变革，远及千年。禹域一隅，自为胡越，今时床几，由来久矣，而席地之仪，犹在日本。古之九州，亦若神州东国。进化异时，谅无多怪者也。 [book_title]第三章　家族及私产制度之起源 上古历史，虽多懵昧难考，然即周、秦以来之书，推究上古社会之状况，亦往往有端绪可寻。盖自草昧社会进而至于开明，其中阶级甚多，必经若干年岁之蜕化，始渐即于完成。而后来社会之语言、文字、思想、制度，亦必仍有前此之迹象，蝉联寓伏于其中。由后推前，不难见其经过之迹也。今世学者研究社会制度，病其拘牵束缚，欲一切破坏，以求其理想中廓然大公之境，实则草昧社会本无后来一切制度，而人类之思想，所以必构造此拘束人生自由之具，相沿至于数千年者，要必有其不得已之故。此非研究上古历史，无以明其由来也。 上古之社会无所谓家族也。人类之生，同于禽兽，男女无别，亦无名称。 《说文》：“男，丈夫也，从田力，言男子力于田也。”龟甲古文男字作，钟鼎文作。据此可知男女之别，起于农业既兴之后。渔牧时代，男女群行，初无分别，至后服田力穑，则为男子专职。女子家居，席地作事[1]，别有所持[2]。是皆可以文字推求其原始者也。 至于伏羲之时，始有夫妇之制。 《白虎通》：“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卧之詓詓，起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革。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 其源创制之始，必以人类男女之欲，不可漫无禁制。不立夫妇之制，则淫污争夺，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以后世婚礼推之，即知其制之出于不得已矣。 《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上古婚礼未备，以女子为一国所共有，故民知母不知父。且当时之民，非惟以女子为一国所共有也，且有劫夺妇女之风[3]。凡战胜他族，必系累妇女，以备嫔嫱，故取女必于异部[4]。而妇女亦与奴婢相同[5]。其始也，盛行一妻多夫之制，及男权日昌，使女子终身事一夫，故一妻多夫之制革，而一夫多妻之制，仍属盛行。伏羲之世，虑劫略之易于造乱，乃创为俪皮之礼，定夫妇之道。而女娲亦佐伏羲定婚礼，并置女媒[6]。然俪皮之礼，即买卖妇女之俗也。故视妇女为财产之一[7]。后世婚姻行纳采、纳吉、问名、纳徵、请期、亲迎六礼，纳采、纳吉皆奠雁，而纳徵则用玄纁束帛[8]，所以沿买卖妇女之俗也。而亲迎必以昏者，则古代劫略妇女，必乘妇女之不备，且使之不知为谁何，故必以昏时。” 按刘氏之说，大致可以证明婚姻制度因乱交而起，至以聘礼为买卖，则有未当。古者相见必执贽，或执羔，或执雁；国家聘使，则以玉帛：所以表示敬礼，不得谓之买卖也。婚姻之道，男下女，女从男，故男子以其所有赠遗于女氏，游猎之民所有者惟兽皮，爰以此为赠品。后世相沿，则委禽焉。非恶俗也。 伏羲之时，渔猎之时代也。家族等名起于猎。 《说文》：“家，居也。从宀，豭省声。”古文“家”从古文“豕”。 按豕为家畜。屋下覆豕，实为私产之起源。有私家之观念，于是有私产之制度。“家”字虽未必起于伏羲之时，然后世造字之观念，必根于前人之思想，可断言也。 《说文》：“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从，从矢。所以标众，众矢之所集。” 按族之本义为矢族，后衍为亲族之谊。其字亦必不起于伏羲之时，然族之所以为亲族者，大抵因血统相近。部落相邻之人，同事畋猎，或相争夺，于是各树旗帜，以供识别。凡在一旗帜之下者，即为一族。故古之分族，犹满洲之分旗也。 财产之制起于渔。 《说文》：“贝，海介虫也……古者货贝而宝龟。” 按所谓古者，未知何时。而以贝为货，必起于渔。“货”、“财”等字皆从“贝”，知人之私财，由渔得贝，矜为奇宝而起。人类之有私心，其来固以久矣。降而至于神农之世，由渔猎进而为农田，人有定居，益爱护其私产。 《说文》：“里，居也，从田从土。”段玉裁曰：“有田有土，而可居矣。” 按游牧之民无定居，农业之民则有定居。有定居，则爱护私产之念益深，此定理也。由田土而有疆界。 《说文》：“畕，比田也。”“疆，界也，从畕，三其界画也。” 按“疆”起于田土之界，后世引申为国家郡邑之疆界。据此，是有田土即有此疆尔界之意。渔猎之时，无界限也。由居宅而有公私。 《韩非子·五蠹篇》：“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私谓之公。” 按“自环”者，人私其居，筑为垣墉，以自围匝也。字起于仓颉，而人之有私意，必在仓颉之先。又按后世以私为厶，而稼字从禾，家声；穑字从禾，啬声。可见农业之人，各私其家，务为吝啬，胜于他业矣。《说文》：“啬，爱也。”田夫谓之啬夫，盖田夫多务盖藏，不肯以所得公之于人也。种谷作酒，宴其部族，而酋长尊属，遂由之起。 《说文》：“酋，绎酒也。”“尊，酒器也。” 按酋长等义，皆引申之义。是古代初无尊卑，由种谷作酒之后，始以饮食之礼而分尊卑也。原其所以私田产而分尊卑，要亦以人类彼此争攘，无有厌足，非各谋自卫，有家族之组织，不能免祸而争存也。 人类有私必有争，有争而私心愈炽。有圣哲出，或因其私而严为限制，或因其争而别谋变通。故家族之制，相沿不废，而商市井田之制，则因争因私而谋所以调剂之者也。日中为市始于神农。盖由私有之物，不能供其所需，故必甲以私有之物，易乙丙私有之物，而后欲望始平。《易》称“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者，即各得其私心之所需也。然提挈负戴之物，可持以入市交易者，有市易以厌其欲，而田土家屋之不可持以为市者，犹时有多寡、肥瘠、遗传、继续、侵占无主之争，无善法以处之，则生人贼杀斗争之祸未已也。浸淫至于黄帝之时，于是以田土为公有，而井田之法起焉。 《通典》：“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防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财货，六则存亡更守，七则出入相同，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有无相货，十则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亲，生产可得而均。均则欺凌之路塞，亲则斗讼之心弭。” 按井田之始，专为塞争，亦犹市易之使人各得其所也。土地所有权虽属于公而不得私，而八家各遂其私，是实限制私产之意，特求私产之平均耳。《通典》所言十利虽详，而授受之法，初未陈述。疑黄帝时仅肇其端，亦未遍行于各地。历唐、虞、夏、商而至周，始详制其授受之法也。 * * * [1]　古“女”字象人席地坐。 [2]　《说文》：“妇从女持帚，洒扫也。”“妻，妇与己齐者也。从女，从，从又。又，持事，妻职也。声。” [3]　《礼》言阳侯杀穆侯，劫其夫人，即其证。 [4]　如神农母为有蟜氏，少昊母为西陵氏，颛顼母为蜀山氏是。 [5]　如妇字象持帚之形，而奴字古文象女子械系之形，婢字亦从女卑。 [6]　见《风俗通》。 [7]　如妃字本义为帛匹，帑字本义为库藏。 [8]　《仪礼》。 [book_title]第四章　政法之萌芽 太古之世，无所谓政治，亦无所谓君主，各分部落，不相统一。剥林木以为兵，用水火以胜敌，强陵弱，大吞小。不知经若干之岁月，始渐由众部而集为大群。 《吕氏春秋·荡兵篇》：“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故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递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 其群愈大者，其争亦愈烈。蚩尤、共工，战祸最酷。 按《汉书·古今人表》，列共工于女娲氏后。《太平御览》引《黄帝世纪》：“女娲氏末，有诸侯共工氏，任智刑以强伯。”而《列子》《淮南子》诸书，或云共工与颛顼争帝，或云共工与高辛争帝。《管子·揆度篇》称：“共工之王，水处十之七，陆处十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盖共工氏为古部落之最强者，自伏羲氏之末，至高辛氏时，常为世患，其子孙部落，固袭称共工氏。即其同盟之部落，散处各地者，亦以共工氏之名号，表示于敌。故有“水处十七，陆处十三”之说。盖水陆各地，在在有共工氏之名号也。章炳麟《检论·尊史篇》：“古者王伯显人之号，或仍世循用，不乃摭取先民，与今欧罗巴人无异。”是可知古代共工之多，实非一人。蚩尤为炎帝时诸侯，而《汉书·高帝纪》注，臣瓒引《大戴礼·用兵篇》，谓蚩尤为庶人之贪者。《书经》释文引马融说，又谓蚩尤为少昊末九黎君号。亦犹共工之不一其人也。《龙鱼河图》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或曰七十二人。盖同时称兵之酋长有七八十人，皆以蚩尤为号，故谓之为兄弟耳。虽经炎、黄之圣，亦不必取诸部而一一平之，故挞伐与羁縻之策并行。凡举部族以从号令者，即因其故土而封之，使世袭为侯国。此封建之制所由起也。 《封建论》（柳宗元）：“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封建之制，实为吾国雄长东亚，成为大一统之国家之基。而外观虽号统一，内部之文化实分无限之阶级。自太古以至今日，无论何时何代，举不能以一语概括其时全国文化之程度。此实治中国历史者所当知之第一义也。上古之人，观于邻近部落之多及其降服酋豪之众，而旷览大地，实亦广漠无穷，故往往好为大言，以自表其所辖之广远。后世传述其说，因亦不加深考。 《春秋命历序》：“神农始立地形，甄度四海，远近山川林薮所至，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三万里。”（引此第以见古人好为夸词，不必深究其以若干为一里。）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汉书·地理志》：“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帝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 实则当时土地之开辟者，曾不足方数千里，而其建置国家，亦必不能整齐画一，如画棋局然。所谓国家，不过如今之村落。其数或逾万，或不迨数千，亦不能确定也。 当时诸侯之国，固甚藐小，即各部落所共戴之中央政府，亦未必能统辖若干地域。观于相传之辅佐之数，及其官吏所掌职务，即可推见其政刑之简。 《论语摘辅象》：“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鸟明主建福，视默主灾恶，纪通为中职，仲起为海陆，阳侯为江海。”“黄帝七辅：风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箓，五圣受道级，知命受纠俗，窥纪受变复，地典受州络，力墨受准斥。州选举，翼佐帝德。”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曰：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管子·五行篇》：“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士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 诸书所言，虽未尽可据，大抵羲、黄官简，而少皞、颛顼以来乃渐多。政治之进化，盖缘土地渐辟，人事渐繁而然也。 古之帝皇，虽有统一各部而为共主之势，然其居处无定，等于行国，非若后世中央政府，有确定之都城也。 《遁甲开山图》：“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 《帝王世纪》：“庖羲氏称大昊，都陈。”“神农都于陈，又徙于鲁。”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 《大戴礼·五帝德篇》：“孔子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以黄帝、颛顼之迁徙往来，即可证伏羲、神农之徙都，亦由于本无确定之都邑，第视兵力所至，形势利便，即屯其众于是。比其老死，即葬身于所死之地，亦不必反其故居[1]。而其子孙分居各地，亦无定处。沿及夏、商，其风犹然[2]。盖由古代地旷人稀，而宫室服御，亦甚简陋，虽至农稼社会，犹存游猎社会之风。治史者正不可徒执一二古迹，谓某帝某皇曾都于是，因以求其文化之发展途辙，或强分为南北东西之部族也。 由部落酋长而发生帝皇官吏之政治，其势实由下而上。故古代虽有君主政体，其君民之别，初不甚严。君者，群也。 《荀子·王制篇》：“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君者，善群者。” 《春秋繁露》：“君者，不失其群者也。” 《白虎通》：“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 必得其群之欢心，然后为众所推戴。神农、黄帝皆有明堂，盖合部民议事之所，后世承之，因有衢室街庭等制。 《淮南子·主术训》：“神农之治天下也，月省时考，岁终献功，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 《管子·桓公问篇》：“黄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 故谓君主政治即为专制政治者，实误解古代之事迹也。近人以《书》有“黎民百姓”之语，遂谓古代区分民与百姓为二阶级。百姓者，王公之子孙；民者，冥也。言未见人道，故“民”字专为九黎、有苗而设[3]。 按《史记》称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世本·诸侯篇》云：“蜀之为国，肇自人皇。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是古之无姓者夥矣。以百姓为贵族，民为黎苗之称，则黄帝之子之无姓者皆黎苗乎？孔子称黄帝、高辛时事，数数言“民”。使上古视民为贱族，则《大戴记》及《史记》所书之“民”字，均应改为百姓矣。 《大戴礼·五帝德篇》：“黄帝抚万民，度四方[4]。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5]“颛顼治气以教民。”[6]“帝喾知民之隐[7]，抚致万民而利诲之。”[8] * * * [1]　如神农死葬长沙，黄帝死葬桥山之类，后来尧、舜、禹亦然。 [2]　史称成汤至契八迁，周之后稷，公刘亦常迁徙。 [3]　夏曾佑《中国历史》、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皆言之。 [4]　《史记·五帝本纪》同此文。 [5]　《史记》无此文。 [6]　《史记》作“治气以教化”。 [7]　《史记》作“知民之意”。 [8]　《史记》作“抚教万民而利诲之”。 [book_title]第五章　文字之兴 文字之功用有二，通今及传后也。草昧之世，交通不广，应求之际，专恃口语，固无需乎文字。其后部落渐多，范围渐广，传说易歧，且难及远，则必思有一法，以通遐迩之情，为后先之证，而文字之需要，乃随世运而生。吾国之有文字，实分三阶级：一曰结绳，二曰图画，三曰书契。是三者，皆有文字之用，而书契最便，故书契独擅文字之名。 《说文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是书契独擅文字之名也。 惟三者为同时并兴，抑后先相禅，则古史懵昧，未能确定也。依《说文序》，则图画始于庖羲，结绳始于神农。 《说文序》：“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1]。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 而段懋堂则谓结绳在画八卦之先。 《说文序注》谓：“自庖牺以前，及庖牺，及神农，皆结绳为治，而统其事也。《系辞》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虞翻曰：兴《易》者，谓庖牺也。庖牺为中古，则庖牺以前为上古，黄帝、尧、舜为后世圣人。按依虞说，则《传》云上古结绳而治者，神农以前皆是。”“庖牺作八卦，虽即文字之肇耑，但八卦尚非文字，自上古至庖牺、神农专恃结绳。” 夫以“上古”二字，定结绳为庖牺以前事，未足据为确证。惟《易·系辞》言结绳者凡二： 《易·系辞》：“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上古结绳而治。” 既以作结绳而为网罟专属于庖牺，则结绳而治不属于庖牺可知。庖牺以下，神农、黄帝、尧、舜所作，一一可以指实，则所谓上古者，必非神农、黄帝之时代又可知。以此推之，结绳之法，盖先图画而兴也。 结绳之法，不可详考。郑玄所言，殆出于臆测。 《周易正义》引郑康成注云：“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近人所谓一、二、三等字之古文，及一、丨、、诸字，皆结绳时代之字，尤为傅会。 《文学教科书》（刘师培）：“结绳之字，不可复考。然观一、二、三诸字，古文则作‘弌’、‘弍’、‘弎’，盖田猎时代，以获禽记数，故古之文一、二、三字，咸附列‘弋’字于其旁，所以表田猎所得之物数也。是结绳时代之字。（盖结绳时代并无‘弋’字之形，惟于所获禽兽之旁，以结绳记数。）结绳之文，始于‘一’字，衡为一，从为丨，缩其形则为，斜其体则为丿（考密切），反其体则为（分勿切），折其体则为（及），反为（鸣旱切），转为（隐），反为（居月切），（及）、（隐）之合体为，转环之则为○。是结绳文字，不外方圆平直，此结绳时代本体之字也。” 实则结绳时代，初不限于太古，即近世之苗民，犹有结绳之俗。 《苗疆风俗考》（严如煜）：“苗民不知文字，父子递传，以鼠、牛、虎、马记年月，暗与历书合。有所控告，必倩土人代书。性善记，惧有忘，则结于绳。为契券，刻木以为信。太古之意犹存。” 欲知太古结绳之法，当求之今日未开化之人种，以所结之绳实证其分别表示之法，不可徒以后世篆隶字画求之。古今人类思想，大致相等，惟进化之迟速不同耳。美洲之秘鲁，亚洲之琉球，皆有结绳之俗，吾国古代之结绳，当亦与之相近。观东西学者所述，自可得其梗概。 《涉史余录》（若林胜邦）：“法国人白尔低猷氏之《人类学》尝记秘鲁之克伊普法曰：秘鲁国土人，不知文字，惟以克伊普为记号。克伊普者，即以绦索织组而成，于其各节各标，表示备忘之意之法也。凡人民之统计，土地之界域，各种族及兵卒之标号，以及刑法、宗教之仪仗，无不用克伊普，且各异其种类，故有专攻克伊普之学者焉。克伊普之法虽不一，大抵以色彩示意：赤色为军事及兵卒，黄色为黄金，白色为银及和睦，绿色为谷物。其纪数以绳索之结节为符号，如单结、双结、三结等，即所以示其单数、复数及十、百、千、万等之数也。及其记载家畜之法，以一大绳为轴，附以小绳若干。其第一绳为牡牛，第二绳为牝牛，三为犊，四为羊，其头数年龄，悉以结节表之。”又曰：“琉球所行之结绳，分指示及会意两类。凡物品交换，租税赋纳，用以记数者，为指示类；使役人夫，防护田园，用以示意者，则为会意类。其材料多用藤蔓、草茎或木叶等，今其民尚有用此法者。” 结绳者必托于绳以示意，无绳或未及携绳，则所记识者无从表示也。进而为图画，则随在皆可表示其符号。或画于地，或画于石，或以指蘸水，或以垩示色。既无携持之累，且免积压之患，其为便利，过于结绳远矣。《世本·作篇》谓黄帝时史皇作图，以图画与书契同时并兴。 《历代名画记》（张彦远）：“史皇，黄帝之臣也。始善图画，创制垂法，体象天地，功侔造化。”云见《世本》。 然图画实始于伏羲。 《易·通卦验》：“伏羲方牙、苍精，作《易》，无书，以画事。” 《尸子》：“伏羲始画八卦。” 世谓史皇作图者，图画之法，至史皇而始精耳。 《易》称庖羲作八卦，以仰观俯察诸法得之，又称其出于“河图”、“洛书”。 《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春秋纬》：“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 《礼含文嘉》：“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 后世说者，又谓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 《魏志·高贵乡公传》：“《易》博士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帝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包羲氏作乎？’俊不能答。” 是一奇一偶之卦象，初非偶然创获，实积种种思考经验，而后发明此种符号。以《易·说卦》考之，八卦所以代表各种名物，如“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之类。非专象一事一物，故能以简驭繁，不必一一求其形似。其后事物日多，众庶难于辨别，因之一一图像，务求相肖，而象形之字作矣。 八卦之性质，介乎图画文字之间，故世多谓卦象即古之文字。 《易纬乾凿度》：“古文天字，古地字，古风字，古山字，古水字，古火字，古雷字，古泽字。” 《文学教科书》（刘师培）：“八卦为文字之鼻祖，乾坤坎离之卦形，即天地水火之字形。试举其例如下： 乾为天，今天字草书作，象乾卦之形。 坤为地，古坤字或作，象坤卦之倒形。 坎为水，篆文水字作，象坎卦之倒形。 离为火，古文火字作，象离卦之象。” 《窕言》（赵曾望）：“伏羲画八卦，为万世文字之祖，人皆知其然，未必皆知其所以然也。夫八卦之画，有何文字哉？盖因而屈曲之，因而转移之，因而合并交互之，而文字肇兴焉。如乾三连，也，屈曲之则为，合并之则为矣。坤六断，也，屈曲转移之，则为，合并交互之则为。” 夫以八卦为八字，则其象甚少，其用甚隘。仅以八字示人，人必不能解也。谓后世之篆隶因袭卦象，颠倒屈曲之则可，谓古之卦象，只作后世篆隶一字之用，则大误矣。世人附会中国人种西来之说，谓八卦即巴比伦之楔形字。愚谓卦象独具横画，不作纵画，实为与楔形字之极大区别。楔形字或纵或横，且多寡不一，故亦无哲理之观念。八卦之数止于三画，又以一画之断续，分别阴阳，而颠倒上下，即寓阴阳消息之义。故八卦可以开中国之哲学，以为太极，以为两仪，以为天地人，举宇宙万有悉可归纳其中。虽伏羲画卦时未必即有此意，然文王、周公能因之以推阐，实亦由卦画之简而能赅所致。使世人观玩巴比伦楔形文字，虽极力附会，必不能成一有系统之哲学也。 书契之作，亦非始于仓颉，仓颉盖始整齐画一之耳。 《造字缘起说》（章炳麟）：“《荀子·解蔽篇》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依此，是仓颉以前已有造书者。亦犹后稷以前，神农已务稼穑；后夔以前，伶伦已作律吕也。人具四肢，官骸常动，持莛画地，便已纵横成象，用为符号，百姓与能，自不待仓颉也。今之俚人，亦有符号，家为典型，部为徽识，仓颉以前，亦如是矣。一、二、三诸文，横之纵之，本无定也。马、牛、鱼、鸟，诸形势则卧起飞伏，皆可则象也。体则鳞、羽、毛、鬣，皆可增减也。字各异形，则不足以合契。仓颉者，盖始整齐画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箸形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书契。彼七十二王皆有刻石，十二家中，无怀已在伏戏前矣。所刻者则犹俚人之符号也。” 以近世苗民之俗证之，中国数千年来，已成同文之治，而苗民之俗，犹沿契刻之文。 《峒溪纤志》（陆次云）：“木契者，刻木为符，以志事也。苗人虽有文字，不能皆习，故每有事，刻木记之，以为约信之验。” 《傜僮传》（诸匡鼎）：“刻木为齿，与人交易，谓之打木格。” 《苗俗纪闻》（方亨咸）：“俗无文契，凡称贷交易，刻木为信，未尝有渝者。木即常木，或一刻，或数刻，以多寡远近不同。分为二，各执一，如约时合之，若符节也。” 足见仓颉之时，各部落皆有契刻之法。黄帝部落欲统一四方之部落，则以其所定之符号，与各部落相要约，而书契之式，遂由复杂而画一。世遂以为文字始于黄帝时之仓颉矣。《易》称“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知文字之用，始于官书。吾国幅员辽阔，种族复杂，而能抟结为一大国家者，即恃文字为工具也。 仓颉时之文字，不可详考。依许慎之说，则其时文字，止有指事、象形二种。 《说文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段玉裁注：“依类象形，谓指事、象形二者也。指事亦所以象形也。”“形声相益，谓形声、会意二者也。有形则必有声，声与形相附为形声，形与形相附为会意。其后，为仓颉以后也。仓颉有指事、象形二者而已。” 然以韩非子说“公”、“厶”考之，则仓颉作书，已有会意之法。 《韩非子·五蠹篇》：“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私谓之公。”段玉裁曰：“自环为厶，六书之指事也；八厶为公，六书之会意也。” 有会意，亦必有形声相合之字；虽形声之字多后出者，未必当时绝无此类。（如“江”、“河”为形声字，伏羲、黄帝时已有江水、河水，未必当时只书为水也。）故六书之法，仓颉时必已具有四种。惟转注、假借为后起之事。世或以仓颉作书之时已有六书者，亦未明文字发生之次第也。 象形文字为初民同具之思想。然吾国文字，独演象形之法，绵延至数千年，而埃及象形之字不传于后，此实研究人类思想之一问题也。夫人类未有文字，先有语言，演文字者必以语言为根柢。然太古之时，地小而人少者，声音易于齐同；地广而人众者，语言难于画一。以一地一族表示语言之符号，行之千百里外，必致辗转淆讹，不若形象之易于辨识，虽极东西南朔之异音，仍可按形而知义。吾国文字演形而不演声者，殆此故欤！ 洪水以前之语言，流传于世者绝稀。愚意《尔雅》岁阳、岁阴等名，实吾国最古之语言。 《尔雅·释天》：“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箸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岁阳）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岁阴）” 此等名词，诗书古史鲜有用之者。注《尔雅》者亦无解说。（郭璞《尔雅注》云：其事义皆所未详通，故阙而不论。）惟《史记·历书》以之纪年，疑“阏逢”、“困敦”等语，当未有甲子等字之时，已立此名。既立甲子之后，书写者以甲子为便，读时仍用“阏逢”、“困敦”之音。其后语言日渐变迁，凡四合五合之音，一律变为二合音，惟史官自黄帝以来，世守其书，传其音读，故至秦、汉时，以今隶译写古音，而其义则蔑有知者。 《史记·历书》：“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扰，不可放物，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 盖三苗、九黎之乱，其古代语言变迁之关键乎？《楚辞》“摄提贞于孟陬兮”，用《尔雅》之文。屈原生于南方，或由三苗在南方传述古语，楚人犹用以纪年欤？ * * * [1]　按垂宪象者，即图画也。 [book_title]第六章　洪水以后之中国 孔子删《书》，断自唐、虞。盖自洪水既平，历史始渐详备可考。 《史记·五帝本纪赞》：“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史记探原》（崔适）：“《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则《五帝本纪》本当为《陶唐本纪》，是《史记》亦始于唐、虞也。” 吾国文化之根本，实固定于是时；国家种族之名，胥自是而始见。虽其缘起不可知，然名义所函，具有精理。后世之国民性及哲学家之主张，罔不本焉，是固不可忽视也。 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 《禹贡》：“中邦锡土姓。” 《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 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 后世遂沿用之。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虽亦有专指京师， 《诗·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 或专指畿甸者。 《孟子》：“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按《孟子》以中国与南河之南对举，似以当时畿甸之地为中国，而畿甸以外即非中国者。要以全国之名为正义。且其以中为名，初非仅以地处中央，别于四裔也。 《中华民国解》（章炳麟）：“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按此说未尽然。 文明之域与无教化者殊风。此吾国国民所共含之观念也。 《公羊传》隐公七年：“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何休曰：“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 《原道》（韩愈）：“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据此是中国乃文明之国之义，非方位、界域、种族所得限。是实吾国先民高尚广远之特征，与专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经济主义者，不几霄壤乎！ 唐、虞之时所以定国名为“中”者，盖其时哲王，深察人类偏激之失，务以中道诏人御物。 《论语》：“尧曰：咨！尔舜！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 《礼记·中庸》：“舜其大知也欤！择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 《书·尧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皋陶谟》：“亦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据此，是唐、虞时之教育，专就人性之偏者，矫正而调剂之，使适于中道也。以为非此不足以立国，故制为累世不易之通称。一言国名，而国性即以此表见。其能统制大宇，混合殊族者以此。其民多乡原，不容有主持极端之人，或力求偏胜之事，亦以此也。按中国民性，异常复杂，不得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难服。推原其故，殆上古以来尚中之德所养成也。然中无一定之界域，故无时无地，仍不能免于偏执。惟其所执，恒不取其趋于极端耳。 吾国种族之名为“夏”，亦见于唐、虞时。 《尧典》：“蛮夷猾夏。” 或谓即夏代之人，以时代之名代表种族。 《愈愚录》（刘宝楠）：“《书》‘蛮夷猾夏’，此夏史所记。夏者，禹有天下之号。” 然以《说文》证之，则夏为人种之特称。 《说文》：“夏，中国之人也。从夂，从页，从臼。臼，两手。夂，两足也。，古文夏。”段注：“中国之人”谓“以别于北方狄，东方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焦侥，东方夷也”。 盖“夏”为象形字，实即古之图画。当各族并兴之时，吾民先祖，崛起而特强，侵掠四方，渐成大族，于是表异于众，自绘其形，具有头、目、手、足；而彼四方之众，悉等于犬豸虫羊，此可望文而知义者也。 《说文》：“羌，西戎羊种也，从羊、儿，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西南僰人、焦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 按此虽汉人之说，然沿用之文字，其来盖久，未必属小篆也。古人说东方、西南之人，尚近于人类，惟西北之人，则斥之为非人类，明示夏人之非西方种族矣。 先有种名，后有代号。故朝代虽易，而种名不替。 《左传》闵公元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定公十年：“裔不谋夏。” 《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使以沿用为解，则“庶殷之名亦见于书”。 《书·召诰》：“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庶殷丕作。” 何诸人皆称“夏”而不称“殷”乎？夫一族之民，自视为优越之种，而斥他族为非类，其义似隘。然人类皆具兽性，吾族先民，知兽性之不可以立国，则自勉于正义人道，以为殊族之倡，此其所以为大国民也。 春秋之时吾族复有“华”称。 《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 他书未见此名，而后世相沿，自称“华”人，要不若“夏”之有所取义。近人附会“华夏”之说，类多凿空无稽。章太炎释中华民国，谓“华”取华山；“夏”取夏水，虽颇自圆其说，亦不尽可信也。 《中华民国解》（章炳麟）：“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按此亦属想当然耳之说）。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按此亦未确），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正言种族，宜就‘夏’称，《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或言远因大夏，此亦与昆仑、华国同类。质以史书，‘夏’之为名，实因夏水而得。是水或谓之‘夏’，或谓之‘汉’，或谓之‘漾’，或谓之‘沔’，凡皆小别互名。本出武都，至汉中而始盛。地在雍、梁之际，因水以为族名。犹生姬水者之氏‘姬’、生姜水者之氏‘姜’也。‘夏’本族名，非都国之号，是故得言‘诸夏’。其后因族命地，而关东亦以‘东夏’著。下逮刘季，抚有九共，与匈奴、西域相却倚，声教远暨，复受‘汉族’之称。此虽近起一王，不为典要，然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也。” 洪水前后有一大事，至虞、夏之时，始稍平靖者，九黎与三苗是也。九黎三苗之事，见于《书·吕刑》及《国语》。 《吕刑》：“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郑康成曰：“蚩尤霸天下，黄帝所伐者。学蚩尤为此者，九黎之君少昊之代也，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于少昊氏衰，而弃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变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居于西裔者，为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恶。尧兴，又诛之。尧末，又在朝。舜臣尧，又窾之，禹摄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诛之。” 《楚语》：“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曰：“少皞，黄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三苗，九黎之后。高辛氏衰，三苗为乱，行其凶德，如九黎之为也。” 据郑、韦之说，黎、苗实一族，其为乱累世不绝，尧、舜及禹迭加诛窜，吾族始获安枕。此洪水以后之中国所大异于洪水以前者也。近人或谓黎、苗实古代之地主。 《中国历史》（夏曾佑）：“古时黎族散处江湖间，先于吾族不知几何年。至黄帝时，民族竞争之祸乃不能不起，遂有黄帝、蚩尤之战事。”[1]又曰：“南蛮为神州之土著，黄帝时蚩尤之难，几覆诸夏。少昊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媾三苗之乱，至于历数失序，及尧战于丹水之浦[2]，舜时迁三苗于三危[3]，稍以衰落，至禹三危既宅[4]，三苗丕叙[5]，于是洞庭、彭蠡之间[6]，皆王迹之所经，无旧种人之历史矣。盖吾族与土族之争，自黄帝至禹，上下亘千年，至此而兴亡乃定。” 又谓即今日南方黎、苗之祖，其实亦未尽可信。观章炳麟之文，自知其中之区别矣。 《太炎文录·别录二》：“苗种得名，其说各异。大江以南，陪属猥佌之族，自周讫唐，通谓之‘蛮’，别名则或言‘僚’言‘俚’，言‘陆梁’，未有谓之‘苗’者。称‘苗’者自宋始，明非耆老相传，存此旧语，乃学者逆据《尚书》三苗之文，以相傅丽耳。汉者诸蛮无‘苗’名，说《尚书》者固不以三苗为荆蛮之族。《虞书》‘窜三苗于三危’。马季长曰：‘三苗，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诸侯，盖饕餮也。’《淮南·修务训》高诱注曰：‘三苗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此则先汉诸师说三苗者，皆谓是神灵苗裔，与今时苗种不涉。” * * * [1]　《吕刑》之蚩尤，非黄帝时之蚩尤，观郑注可见。 [2]　《吕览·召类篇》：“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夏氏谓即今南阳浦岸。 [3]　原注：三危西裔也，谓逐之西去。 [4]　原注：谓可居。 [5]　原注：谓服教。 [6]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 [book_title]第七章　衣裳之治 《易·系辞》称黄帝、尧、舜之德，首举“垂衣裳而天下治”。其义至可疑。治天下之法多矣，何以首举垂衣裳乎？顾君惕森谓古“衣”字象覆二人之形，衣何以覆二人，义亦不可解。“衣”字之下半，当即“北”字。古代北方开化之人，知有冠服，南方则多裸体文身，故“衣”字象北方之人戴冠者。其说至有思想。衣裳之原，起于御寒。西北气寒，而东南气燠，故《礼记·王制》述四夷，惟西北之人有衣，东南无衣也。 《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 以文字证之，南北曰袤， 《说文》：“袤，衣带以上。从衣，矛声。一曰南北曰袤，东西曰广。” 边地曰裔。 《方言》：“裔，夷狄之总名。”郭璞曰：“边地为裔。” 固皆以衣分中外，而衣服之服，古以为疆界之名。 《书·皋陶谟》：“弼成五服。”《禹贡》：“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推其引申假借之由，必非出于无故。以事实证之，禹时有裸国。 《吕氏春秋·贵因篇》：“禹之裸国，裸入衣出。” 当商时，荆蛮之俗，文身断发。 《史记·吴太伯世家》：“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 至战国时于越犹然。 《庄子·逍遥游篇》：“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中夏之文明，首以冠裳衣服为重，而南北之别，声教之暨，胥可于衣裳觇之。此《系辞》所以称“垂衣裳而天下治”欤！ 衣服之原料古惟有羽皮。 《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治其麻丝，以为布帛。” 若卉服，则惟南方有之。 《禹贡》：扬州“岛夷卉服”。 不知何人发明织麻养蚕之法。世传伏羲作布。 《白氏帖》：“伏羲作布。” 世又称伏羲化蚕桑为繐帛，《皇图要览》：“伏羲化蚕桑为帛，西陵氏始养蚕。”[1]说均未足据。 然羲、农时已有琴瑟。琴瑟皆用丝弦，则丝之发明久矣。《禹贡》载九州贡物，凡六州有衣服原料。 （续表） 则洪水以后吾民之利用天产者，其地固甚广矣。 冠服进化之迹，以冠为最著。太古之时，以复首。 《说文》：“冃，小儿及蛮夷头衣也。”段注：“小儿未冠，夷狄未能言冠，故不冠而冃。荀卿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杨注：‘旧读为冒，拘与句同。’《淮南书》曰：‘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高注：‘古者，盖三皇以前也。鍪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务与鍪皆读为冃，即今之‘帽’字也。后圣有作，因冃以制冠冕，而冃遂为小儿蛮夷头衣。” 其后则有弁。 《说文》：“，冕也。弁或字。，籀文。”段注：“‘’为籀文，则‘’本古文也。”按从皃，其象形。盖古者简易之制也。 有冕。 《说文》：“古者黄帝初作冕。” 有冠。 《说文》：“冠，絭也，所以絭发，弁冕之总名也。从冖，从元，元亦声。冠有法制，故从寸。” 而法制渐备，黄帝之冕有旒。 《世本》：“黄帝作冕旒。垂旒，目不邪视也。” 后世因之，以玉为旒。 《尚书》（大小夏侯说）：“冕版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用白玉珠，十二旒。” 为冠制之至尊者。然冕之布以麻为之，而施以漆，仍存尚质之意。惟麻缕细密，异于余服耳。 《礼书通故》（孔安国、郑玄说）：“麻冕三十升布为之。”蔡邕云：“周爵弁，殷冔，夏收，皆以三十升漆布为壳。”贾公彦曰：“布八十缕为升。” 弁制用皮，而别其色。 《释名》：“以爵韦为之，谓之爵弁。以鹿皮为之，谓之皮弁。以韎韦为之，谓之韦弁。” 亦以示法古尚质之义。 《白虎通》：“皮弁者，何谓也？所以法古至质冠之名也。弁之为言攀也，所以攀持其发也。上古之时质，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礼》曰：‘三王共皮弁素积。’言至质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战伐田猎皆服之。” 太古冠亦以布，其色白。斋戒之时，则著黑色之冠。 《仪礼记》：“太古冠布，斋则缁之。” 后世则易以皂缯，此其进化之概也。 《仪礼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礼书通故·续汉志》：“委皃，以皂缯为之。孔疏云：三冠皆缁布为之，盖非。记曰：太古冠布，则毋追、章甫，委貌不以布矣。” 古之男子，上衣下裳。 《白虎通》：“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绤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所以名为‘裳’何？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障蔽也。何以知上为衣，下为裳？以其先言衣也。” 其材或以丝，或以布。 周制，朝服用十五升布，裳用白素绢，爵弁服纯衣。郑《注》：“纯衣，丝衣也，是衣之材，或用布，或用丝也。” 其色上玄而下黄， 《续汉舆服志》：“乾坤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 间亦有他色， 《礼记·玉藻》：“狐裘黄衣以裼之。”是衣亦有黄色也。《仪礼》：“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是裳亦有玄色也。若皮弁服之用白布衣，爵弁服之裳纯衣，各视其冠带而为色，初非一律玄衣黄裳也。 其进化之迹不甚可考。观孔子述黄帝之衣裳，知其时已尚彩绘。 《大戴礼·五帝德篇》：“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注：“白与黑谓之黼，若斧文。黑与青谓之黻，若两己相戾。” 帝喾、帝尧之衣，皆与黄帝同。 《大戴礼》：“帝喾黄黼黻衣，帝尧黄黼黻衣。” 《史记》称帝尧黄收纯衣。是其衣亦有时不绘黼黻也。 《史记·五帝本纪》：“帝尧黄收纯衣。”《索隐》：“纯，读曰缁。” 虞舜欲观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于是衣裳之文绣，盛行于中国者数千年。 《书·益稷》：“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虽其说颇多聚讼，不能确定何说为得真。 唐虞衣服之制有二说。《尚书大传》曰：“天子衣服，其文华虫、作繢、宗彝、藻火、山龙；诸侯作繢、宗彝、藻火、山龙；子男宗彝、藻火、山龙；大夫藻火、山龙；士山龙。故《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繢，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天子服五，诸侯服四，次国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今文家说也。郑玄曰：“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饰祭服。凡画者为绘，刺者为绣。此绣与绘各有六，衣用绘，裳用绣。天子冕服十二章，以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绘于衣，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于裳。诸侯九章，自山、龙以下；伯七章，自华虫以下；子男五章，自藻、火以下；卿大夫三章，自粉米以下。尊者绘衣，卑者不绘衣。”此古文家说也。 然观《尧典》及《皋陶谟》之文，《尧典》：“车服以庸。”《皋陶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则此绘绣之法，非第为观美也。文采之多寡，实为阶级之尊卑，而政治之赏罚，即寓于其中，故衣裳为治天下之具也。 阶级之制虽非尽善之道，当人类未尽开明之时，少数贤哲，主持一国之政俗，非有术焉，辨等威而定秩序，使贤智者有所劝，而愚不肖者知愧耻而自勉，则天下脊脊大乱矣。黄帝、尧、舜之治天下，非能家喻而户说也。以劝善惩恶之心，寓于寻常日用之事，而天下为之变化焉，则执简驭繁之术也。《尚书》之文简奥，读者多不能喻其意。惟《尚书大传》释之最详： 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长矜孤，取舍好让者，命于其君，然后得乘饰车、骈马，衣文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罚。……未命为士者，不得乘饰车朱轩，不得衣绣。庶人单马木车，衣布帛。 观此文，则知古之车服，以为人民行谊之饰，非好为区别，故示民以异同也。不究其劝勉人民为善之心，第责其区分人民阶级之制，则曰此实不平之事，或愚民之策耳。 衣服之用，有赏有罚。故古代之象刑，即以冠履衣服为刑罚。 《尚书大传》：“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中刑，杂屦；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民耻之。”“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皂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膑者以墨幪其膑处而画之。犯大辟者，布衣无领。” 荀子尝斥象刑之非。 《荀子·正论篇》：“世俗之为说者曰：治古无肉刑而有象刑。墨黥（杨注：“墨黥当为墨幪，但以墨巾幪其头而已。”）；慅婴（杨注：“当为澡缨，谓澡濯其布为缨，澡或读为草，《慎子》作草缨。”）；共艾毕（杨注：“共艾未详，或衍字。艾，苍白色，毕与鞸同。”）；菲，对屦（杨注：“菲，草屦也。对，当为。，枲也。”）；杀，赭衣而不纯。治古如是。是不然，以为治耶？则人固莫触罪，非独不用肉刑，亦不得用象刑矣。以为轻刑邪？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然则是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庸人不知恶矣，乱莫大焉。” 按《书》之象刑，与流宥五刑、鞭、扑并举，初非专恃象刑一种。 《书·尧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 人之知有羞耻者，略加谴责，已惕然自愧，若无所容；其无耻者，虽日加以桁杨桎梏，而无所畏，是固不可以一概论也。后世犯法者，衣服亦异于常人，殆由古者尝以是为罚，后虽用刑，犹治其制而不废欤！ * * * [1]　俱见《路史》注。 [book_title]第八章　治历授时 古人立国，以测天为急；后世立国，以治人为重。盖后人袭前人之法，劝农教稼，已有定时；躔度微差，无关大体。故觉天道远而人道迩，不汲汲于推步测验之术。不知邃古以来，万事草创，生民衣食之始，无在不与天文气候相关，苟无法以贯通天人，则在在皆形枘凿。故古之圣哲，殚精竭力，绵祀历年，察悬象之运行，示人民以法守。自羲、农，经颛顼，迄尧、舜，始获成功。其艰苦愤悱，史虽不传，而以其时代推之，足知其常耗无穷之心力。吾侪生千百世后，日食其赐而不知，殊无以谢先民也。 历算之法相传始于伏羲。 《周髀算经》：“伏羲作历度。” 《汉书·律历志》：“自伏羲画八卦，由数起。” 至神农时有历日， 《物理论》（杨泉）：“畴昔神农正节气，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立历日。” 而《史记·历书》不言黄帝以前之法， 《历书》：“太史公曰：神农以前尚矣。” 惟《索隐》谓黄帝以前有《上元》《太初》等历。 《历书》：“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索隐》：“古历者，谓黄帝《调历》以前，有《上元》《太初》历等，皆以建寅为正，谓之孟春也。” 据《汉书》，《上元》《太初》历，距汉武帝元封七年，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不知为何人所制也。 《汉书·律历志》：“乃以前历《上元》《太初》四千六百一十七岁，至于元封七年，复得阏逢摄提格之岁。” 洪水以前，历法之详备，当推黄帝之时。黄帝之历曰《调历》。 《史记索隐》：“《系本》及《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 置闰定岁， 《历书》：“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 建子为正， 《史记索隐》：“黄帝及殷、周、鲁，并建子为正。” 说者谓其时已分二十四气， 《历书》：“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孟康曰：“五部，五行也。天有四时，分为五行也。气，二十四气。物，万物也。” 然《左传》称少皞时以诸鸟定分至启闭。是古只分四时，未有二十四气之目也。 《左传》昭公十七年：“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 少皞之后，历法尝再乱。 《历书》：“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乱德……祸菑荐至，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 至唐尧时，复定历法，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之制，遂行用至四千余年。 《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考其定历之法，以实测于四方为主。 《尧典》：“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而羲和以世官之经验，掌制历之事，则步算尤其专长矣。 《历书》：“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郑玄曰：“尧育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之贤者，使掌旧职。” 制历之关系，莫先于农时，《书》称“敬授民时”，以民间不知气候，定播种收获之期，则为害乎民事匪鲜也。《尚书大传》释授时之法最详。 《尚书大传》：“主春者张，昏中可以种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种黍。主秋者虚，昏中可以种麦。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敛。……田猎断伐，当上告之天子，而下赋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视四星之中，知民之缓急，急则不赋籍，不举力役。故曰‘敬授人时’，此之谓也。” 农时之外，一切行政，亦皆根据时令。故《书》有“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之说。《大传》亦释之，而其文不全，然其意可推而知也。 《尚书大传》：“天子以秋命三公将率，选士厉兵，以征不义。决狱讼，断刑罚，趣收敛，以顺天道，以佐秋杀。以冬命三公谨盖藏，闭门闾，固封境，入山泽田猎，以顺天道，以佐冬固藏。” 推测步算，必资器具。世传古有浑仪， 《事物纪原》：“刘氏历曰：高阳造浑仪，黄帝为盖天。则浑仪始于高阳氏也。” 《春秋文耀钩》：“黄帝即位，羲、和立浑仪。” 然未能详其形制，以《尚书》考之，舜时有璇玑玉衡。 《尧典》：“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马、郑之说，皆以为浑天仪。 马融曰：“璇，美玉也；玑，浑天仪，可转旋，故曰玑。衡，其中横筒，所以视星宿也。以璇为玑，以玉为衡，盖贵天象也。日、月、星皆以璇玑玉衡度知其盈缩退进所在。”郑玄曰：“璇玑玉衡，浑天仪也。” 而蔡邕说其制较详。 《史记正义》引蔡邕云：“玉衡长八尺，孔径一寸，下端望之，以视星宿。并县玑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转玑窥衡，以知星宿。玑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而强也。” 疑汉代史官，固有相传之古器，邕曾见之。其为虞舜之物与否，未能定也。 《晋书·天文志》：“汉灵帝时，蔡邕于朔方上书，言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台所用铜仪，则其法也。”[1]《晋书·天文志》：“《虞书》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考灵耀》云：‘分寸之晷，代天气生，以制方圆。方圆以成，参以规矩，昏明主时，乃命中星，观玉仪之游。’郑玄谓以玉为浑仪也。《春秋文耀钩》云：‘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此则仪象之设，其来远矣。绵代相传，史官禁密，学者不睹，故宣、盖沸腾。”[2] 诸书又传刻漏始于黄帝。 梁《刻漏经》：“肇于轩辕之日，宣于夏商之代。” 《隋书·天文志》：“昔黄帝创观漏水，制器取则，以分昼夜。其后因以命官，《周礼》挈壶氏，则其职也。其法，总以百刻，分于昼夜。冬至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昼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没后，二刻半乃昏。减夜五刻以益昼，谓之昏旦，漏刻皆随气增。冬、夏二至之间，昼夜长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为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昼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数，皆所以分时代守，更其作役。” 疑亦史官世守之器，以定日夜之时刻者也。 古代星历之事，掌于史官，世传其学，往往守之历千百年。汉、晋之人，犹及见古历。 《汉书·艺文志》：“《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颛顼历》，二十一卷。《颛顼五星历》，十四卷。《夏殷周鲁历》，十四卷。” 虽推验多所不合， 《长历说》（杜预）：“自古以来，论《春秋》者，多述谬误。或用黄帝以来诸历，以推经传朔日，皆不谐合。《春秋》四十七日蚀，《黄帝历》得一蚀，《颛顼历》得八蚀，《夏历》得十四蚀，《真夏历》得一蚀[3]，《殷历》《周历》得十三蚀，《真周历》得一蚀，《鲁历》得十三蚀。” 然算术古疏后密，未可以不合遽斥为伪。惜晋以后诸历多不传，遂无由知其历式矣。 * * * [1]　据此是蔡邕亲见史官铜仪，惟是否璇玑玉衡，不可知耳。 [2]　据此，是史官所掌浑仪，禁人窥视。蔡邕曾为史官，故亲见浑仪，而其他学者不能睹也。 [3]　汉末宋仲子集七历以考《春秋》，其夏、周二历术数，皆与《艺文志》所记不同，故更名为《真夏历》《真周历》。 [book_title]第九章　唐虞之让国 吾国圣哲之教，以迨后世相承之格言，恒以让为美德。远西诸国，无此礼俗，即其文字，亦未有与吾国“让”字之义相当者。故论中国文化，不可不知逊让之风之由来也。人情好争而不相让，中土初民，固亦如是。如《吕览》谓“君之立出于长，长之立出于争”。可见吾民初非不知竞争，第开化既早，经验较多，积千万年之竞争，熟睹惨杀纷乱之祸之无已，则憬然觉悟，知人类非相让不能相安，而唐、虞之君臣遂身倡而力行之。高位大权，巨富至贵，靡不可以让人，而所争者惟在道德之高下及人群之安否。后此数千年，虽曰争夺劫杀之事不绝于史策，然以逊让为美德之意，深中于人心，时时可以杀忿争之毒，而为和亲之媒。故国家与民族，遂历久而不敝。此非历史人物影响于国民性者乎？ 唐、虞让国之事，纪于《尚书》。《尚书》开宗明义，即曰“允恭克让”，明其所重在此也。第今世所传之《尚书》，非完全之本，欲考其让国之迹，殊不能得完全之真相，此读史者一大憾事也。孔子所删之《书》，有《尧典》《舜典》《大禹谟》，今惟存《尧典》。而晋以后所传之《舜典》，实即《尧典》之文，《舜典》之首二十八字[1]及《大禹谟》，皆后人所伪撰，不可信。故唐尧让位之事，可征于《书》。而虞舜让位之事，则必以他书证之。 唐尧让位之事见于《书序》及《书》者为： 《尚书序》：“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逊于位，让于虞舜，作《尧典》。”“虞舜侧微，尧闻之聪明，将使嗣位，历试诸难，作《舜典》。” 《尚书·尧典》：“帝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今本《大禹谟》所称“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及“禹拜稽首固辞……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此皆仿《尧典》之文为之，非其原文也。 述唐、虞禅让之事最详者，无过于《孟子》： 《孟子·万章上》：“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者，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 次则《史记》： 《史记·五帝本纪》：“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乐礼如之，以客见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专也。” 《史记·夏本纪》：“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 二书所言如此，则尧、舜、禹之皆让国为实事，无可疑矣。外此诸书论述唐虞之事者，凡分三种： 一则附会其事，谓尧、舜历让于诸人，不独让于舜、禹也。 《庄子·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予无所用天下为。”《庄子·让王》：“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又让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适有幽忧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舜以天下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捲捲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未为至也，于是夫负妻戴，携子以入于海，终身不反也。”《吕氏春秋·离俗览》：“舜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于畎亩之中，而游入于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于苍领之渊。” 此皆因《书》之称禅让，而加以附会者也。 一则谓古者天子最劳苦，故尧、禹乐于让国也。 《韩非子·五蠹》：“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 此则纯以俗情度尧、禹，然亦未尝谓尧、舜未行禅让之事也。 一则疑其让国为虚语，且其得国等于后世之篡弑也。 《史通·疑古篇》（刘子玄）：“按《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虞书·舜典》云：‘五十载陟方乃死。’注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按苍梧者，地总百越，山连五岭，人风婐划，地气歊瘴，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兼复二妃不从，怨旷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斯则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汲冢书》云：‘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又曰：‘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凡此数事，语异正经，其书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舜之放尧，无事别说，足验其情。益与伊尹见戮，并与正书犹无其证，推而论之，如启之诛益，仍可复也。何者？舜废尧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机衡，事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其事不成，自贻伊咎。观夫近古篡夺，桓独不全，马仍反正。若启之诛益，亦犹晋之杀玄者乎？舜、禹相代，事业皆成，唯益覆车，伏辜夏后。亦犹桓效曹、马而独致元兴之祸者乎？” 此则因后世奸雄，假借禅让，因疑古人亦以禅让饰其争夺也。 至于近世，民主之制勃兴，遂有谓尧、舜为首倡共和者。夫共和根于宪法，选举多由政党、总统任事，必有年限，唐、虞之时胥无之，正不容以史事相傅会也。 《尧典》所载，君臣交让，其事非一：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让于夔、龙。 《皋陶谟》尤盛称让德之效。 禹曰：“万邦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谁敢不让，敢不敬应。”夔曰：“虞宾在位，群后德让。” 惟《韩非子》《吕览》称鲧与共工不慊于尧、舜。 《韩非子·外储说》：“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流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无传天下于舜。” 《吕氏春秋·行论篇》：“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 盖以《书》有四罪之文，故谩为共、鲧反对之说。借使其说而信，亦可见尧之克让，具有定识毅力，不为浮议所摇，而反对之者实为少数也。 让国之事，在人而不在法，故至夏而变为世袭之局。韩愈论其事，以为塞争乱之道。 《对禹问》（韩愈）：“得其人而传之者，尧、舜也；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禹也。时益以难理，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天下之生大圣也不数，其生大恶也亦不数。传诸人，得大圣，然后人莫敢争。传诸子，得大恶，然后人受其乱。禹之后四百年，然后得桀；亦四百年，然后得汤与伊尹。汤与伊尹不可待而传也。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之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 盖让贵得当，不当之让，徒以启争。立法以定元首之年限，视君主世袭之不能必其得贤，均也。 三代时天子无禅让者，而侯国犹间有之，如吴太伯、伯夷之类。 《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 《左传》成公十五年：“晋侯执曹伯，归诸京师，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贤季子也。何贤乎季子？让国也。其让国奈何？谒也，餘祭也，夷昧也，与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爱之，同欲立之以为君。谒曰：‘今若是迮而与季子国，季子犹不受也。请无与子而与弟，弟兄迭为君，而致国乎季子。’皆曰：‘诺。’故诸为君者，皆轻死为勇，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吴国，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谒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长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尔。阖庐曰：‘先君之所以不与子国而与弟者，凡为季子故也。将从先君之命与，则国宜之季子者也。如不从先君之命欤，则我宜立者也。僚恶得为君乎？’于是使专诸刺僚，而致国乎季子。季子不受，曰：‘尔弑吾君，吾受尔国，是吾与尔为篡也。尔杀吾兄，吾又杀尔，是父子兄弟相杀，终身无已也。’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 皆让国而遂其志者也。越公子搜则让国而不遂。 《周季编略》：“越三世弑君，公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之以王舆，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越人乃立搜为君。”[2] 合之凡五事，而燕王哙之让国，独为世所笑。 《史记·燕世家》：“燕王哙信其臣子之。子之使鹿毛寿谓燕王：‘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三年，国大乱。” 伪让而不出于诚，与诚让而不出于伪者，史皆一一著之，非故袒太伯、伯夷等人，而独非燕哙、子之也。历观诸史，知古代自有此一种高尚而纯洁之人，不以身居天下国家之尊位为乐者，是皆尧舜之风，有以感之也。 * * * [1]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协于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 [2]　此文盖据《竹书纪年》《庄子·让王篇》《吕览·贵生篇》合编。 [book_title]第十章　治水之功 唐、虞之时，以治洪水为一大事。洪水之祸，为时之久，已详于前。兹篇所述，专重治水之功，以明吾国有史以来之大势。按吾国遭水患者非一次，以治水著者亦非一人。 《论语摘辅象》称：伏羲六佐，“仲起为海陆，阳侯为江海”，是皆治水之官。 《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按共工氏时，洪水之祸最酷，后土能平九州，当亦专长于治水者。）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是修、熙二子，为少皞时治水之官也。 共工治水，专事湮塞，为害孔巨。 《国语·周语》：“昔共工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湮卑，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 后土继之，而其法不传，疑必力反共工之所为。唐虞时，鲧、禹父子相继治水，初亦蹈共工之覆辙，后始改为疏浚。此可知人事必具有经验，往往有前人已经失败，后人复效其所为者。必一再试之而无功，然后确信失败者之法之不可用，正不独治水一端也。 鲧之治水，曰湮、曰障。 《书·洪范》：“箕子曰：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祭法》：“鲧障鸿水而殛死。”《山海经·海内经》：“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 殆惟多筑堤防，以遏水势，故经营九载，而功弗成。 《尧典》：“九载绩用弗成。” 然因治水而得城郭之法，后世且崇祀之，亦不可谓鲧为无微功也。 《祭法》疏称：“鲧障鸿水殛死者，鲧塞水而无功，而被尧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于人，故得祀之。若无微功，焉能治水九载。《世本》云‘作城郭’，是有功也。” 禹伤父功不成，劳身焦思，以求继续先业而竟其志。 《祭法》：“禹能修鲧之功。” 《史记·夏本纪》：“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吴越春秋》：“禹伤父功不成，循江溯河，尽济甄淮，乃劳身焦思以行七年，闻乐不听，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功未及成，愁然沉思。” 其法盖先行调查测量。 《皋陶谟》：“禹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郑玄曰：“必随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为道，以望观所当治者，则规其形而度其功焉。” 《史记·夏本纪》：“行山表木（《索隐》：表木谓刊木立为表记），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 按立木为表记，及携准绳规矩，皆为调查测量之事。郑说规其形而度其功，亦即此义。赵君卿《周髀算经注》：“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乃句股所由生。”此一证也。而后从事于疏凿。 《淮南子·本经训》：“舜之时，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修务训》：“禹沐浴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 其所治之诸水具详于《禹贡》。史家推论其功，尤以导河为大。 《史记·河渠书》：“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 按河自龙门，至今河间、天津等地，其长殆二千里，皆禹时以人力开凿而成。则中国人造之河流，不自南北运河始也。 专治一河其工之巨，已至可骇，矧兼九州之山水治之。北至河套，南至川、滇，西至青海，东至山东，其面积至少亦有七八百万方里。鲧治之九年，禹之十三年，合计二十二年，而九州之地尽行平治。以今人作事揆之，断不能如此神速。故西洋历史家，于禹之治水极为怀疑。 《中国太古史》（夏德）引爱多阿尔比优氏之说曰：“黄河自入支那以上，其流程达于五百六十力格；江水自禹所视察之湖广地方之大湖以下，其长约二百五十力格；汉水自发源至与江水合流处，长约百五十力格；合计三河之延长，殆达于一千力格。加以禹所治之他河，当有一千二百至于一千五百力格。夫古代支那之大纪念物，即万里长城，虽以非常之劳作而成，其长亦不过三百力格。然此巨大之建设，实亘非常之岁月。其初秦、赵、燕等诸国，业已陆续建造，至秦始皇帝，不过修缮而增设之耳。且以此等泥土筑造之城，比之绵亘一千二百乃至一千五百力格之大河，修筑堤防开浚水道之事，犹为容易之业，然其难且如此，则禹之治水，当需多大之劳苦与岁月乎？试以隆河之屡次泛滥为比，隆河之下流，较之黄河、长江之下流，不过四分之一，然治之犹需若干功力。彼禹之修改支那之大河，几与修正微弱之小川之水道无异。则此等具有怪力之禹，殆非人间之人也。” 按治水之难，以人工及经费为首。近世人工皆须以金钱雇之，故兴工必须巨款。吾国古代每有力役，但须召集民人，无须予以金钱。故《书》《史》但称禹之治水，不闻唐、虞之人议及工艰费巨者，此其能成此等大工之最大原因也。西人但读《禹贡》，不知其时治水者，实合全国人之力，故疑禹为非常之人。若详考他书，则知其治水非徒恃一二人之功。观《史记》《书经》注疏即可知矣。 《史记·夏本纪》：“禹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 《书·益稷》：“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 伪《孔传》：“服，五百里，四方相距，为方五千里。治洪水，辅成之，一州用三万人功。九州，二十七万庸。”孔颖达疏：“治水之时，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师，通计之，一州用三万人功，总计九州用二十七万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阔狭，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万人者，大都通率为然。惟言用三万人者，不知用功日数多少，治水四年乃毕[1]，用功盖多矣，不知用几日也。” 按孔氏以周法证夏事，谓一州用三万人。《尚书大传》则曰：“古者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注曰：“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据此，则当时每家出一人，助禹治水，即一州有四十三万二千人。九州之水，所用徒役，都三百八十八万八千人。虽未必同时并作，而经年累月，更番迭起，故能成此巨功也。 禹之治水，不徒治大水也，并田间之畎浍而亦治之。 《益稷》：“禹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 伪《孔传》：“一畎之间，广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间，广二寻，深二仞，曰浍。浚深之至川，亦入海。” 孔子之称禹，不颂其治江河，而独颂其尽力沟洫。 《论语·泰伯》：“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盖畎浍沟洫之利，实较江河巨流为大。 《日知录》（顾炎武）：“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浚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古之通津巨渎，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陈斌曰：“三代沟洫之利，其小者，民自为之也。其大者，官所为也。沟洫所起之土，即以为道路。所通之水，即以备旱潦。故沟洫者，万世之利也。试观甽田之法，一尺之甽，二尺之遂，即耕而即成者也。今苏、湖之田，九月种麦，必为田轮，两轮中间，深广二尺。其平阔之乡，万轮鳞接，整齐均一，弥月悉成。古之遂径，岂有异乎？设计其五年而为沟浍，则合八家之力，而先治一横沟。田首之步之为百八十丈者，家出三人，就地筑土，二日而毕矣。明年，以八十家之力治洫，广深三沟，其长十之，料工计日，三日而半，七日而毕矣。又明年，以八百家之力为浍，广深三洫，其长百沟，料工计日，一旬而半，三旬而毕矣。即以三旬之功，分责三岁，其就必矣。及功之俱成，民甽田以为利。一岁之中，家修其遂，众治其沟洫，官督民而浚其浍。有小水旱，可以无饥，十分之饥，可救其五。故曰万之利也。” 使仅有九川距海，而无畎浍距川，则农田水利，仍无由兴，而治川之功，为虚费矣。然此义若再为西人言之，则必更惊禹之神奇，谓禹遍天下之沟洫而一一治之。不知禹之浚九川及浚畎浍，皆身为之倡，而人民相率效之。 《淮南子·要略》：“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虆臿，以为民先。” 虽其勤苦异于常人， 《庄子·天下篇》：“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 而以大多数之人民之功，悉归于禹，则未知事实之真相耳。 治水之功，除水患，一也；利农业，二也；便交通，三也。观《禹贡》所载各州贡道： 〔冀州〕夹右碣石，入于河。 〔徐州〕浮于淮、泗，达于河。 〔豫州〕浮于洛，达于河。 〔兖州〕浮于济、漯，达于河。 〔扬州〕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梁州〕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 〔青州〕浮于汶，达于济。 〔荆州〕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 〔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 是各州之路，无不达于河，亦无不达于冀州帝都者。以政治言，则帝都与侯国消息灵通，居中驭外，故能构成一大帝国；以经济言，则九州物产，转输交易，生计自裕。故人民咸遂其生，而有“于变时雍”之美。犹之近世国家，开通铁道，而政治经济，咸呈极大之变化。《禹贡》所称治水之功效：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洵非虚语也！ * * * [1]　治水年数，或曰十三年、或曰四年，盖以鲧之九年，合禹四年计之为十三年也。孔曰四年乃毕，是以为十三年中，应除鲧之九年也。然《史记》一曰禹抑洪水十三年，再曰居外十三年，皆指禹一身言，不兼计鲧之九载也。 [book_title]第十一章　唐虞之政教 自唐、虞至周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地而治。帝王直辖之地不过方千里，其势殆等于今日一省之督军、省长。然以其为天下共主，故其政教必足以为各国之模范，而后可以统治诸侯。吾辈治古代历史者，当知其时帝王政教，具有二义：（一）施之于其直辖之地，兼以为各国之模范者；（二）统治各国之法。以此二义，故凡事皆取自近及远之术。 《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皋陶谟》：“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 其所设施，大都指畿甸而言，不能胥诸侯万国，一一如其措注。后世儒者，盛称其时之政教，则误认为道一风同。今人就各方面研究，见其多有出入，又痛诋古书为不可信，要皆未喻此义也。 唐、虞之时，以天然地理画分九州：冀州，济、河惟兖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中间尝分为十二州。说者谓舜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以青州越海，分置营州；又分燕以北为幽州。至禹即位，复为九州。然其文无征，不能定其界域。惟知其时确尝分为十二区域耳。 《尧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咨十有二牧。” 又即九州分为五服。 《皋陶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史记·夏本纪》谓：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以地形证之，四方相距，未必能平均如其里数。惟可知其治地约分此五种界限，甸服直接于天子，侯、绥服为诸侯治地，要、荒服皆蛮夷，其文化相悬甚远耳。 当时诸侯号为万邦，亦非确数。其阶级盖分五等。 《尧典》：“辑五瑞。”马融曰：“五瑞：公、侯、伯、子、男所执以为瑞信也。” 其长曰牧，曰岳，曰伯。 《尧典》：“觐四岳群牧。”“咨十有二牧。” 《左传》宣公三年：“贡金九牧。” 《尚书大传·虞夏传》：“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八伯咸进稽首。” 其国中制度不可考。以书观之，岳、牧之在中央政府颇有大权。如尧、舜举人命官，皆咨询岳、牧。而中央政府亦可黜陟之。 《尚书大传·唐传》：“《书》曰：三岁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其训曰：三岁而小考者，正职而行事也。九岁而大考者，黜无职而赏有功也。其赏有功也，诸侯赐弓矢者，得专征；赐钺者，得专杀；赐圭瓒者，得为鬯以祭。不得专征者，以兵属于得专征之国；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