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文学十讲 [book_author]胡云翼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134156 [book_dec]《中国文学十讲》是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奠基者之一胡云翼先生的文学史经典作品。全书共10讲，基本按“文学性”来定位布局，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大块，尤重小说和戏曲。这是一部接近采用了“纯文学史观”的“纯文学”著作，帮助读者厘清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 [book_img]Z_11857.jpg [book_title]自序 中国文学虽然已有三千多年的悠久的历史，但向来没有系统的文学史的记述。直至清末宣统二年（1910）林传甲氏始编成一部《中国文学史》，用为京师大学教本。这是文学史的第一部。至最近十余年来，文学史的专著乃风起云涌地出版。据我所知，已有下列二十种之多。 （1）《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 （2）《中国文学史》（曾毅） （3）《中国文学史大纲》（顾实） （4）《中国文学史》（葛遵礼） （5）《中国文学史》（王梦曾） （6）《中国文学史》（张之纯） （7）《中国文学史》（汪剑如） （8）《中国文学史纲》（欧阳溥存） （9）《中国文学史纲》（蒋鉴璋） （10）《中国文学史大纲》（谭正璧） （11）《中国文学史略》（胡怀琛） （12）《国语文学史》（凌独见） （13）《白话文学史大纲》（周群玉） （14）《中国文学小史》（赵景深） （15）《中国文学进化史》（谭正璧） （16）《中国文学ABC》（刘麟生） （17）《中国文学史》（郑振铎） （18）《中国文学史》（穆济波） （19）《白话文学史》（胡适） （20）《中国文学史》（胡小石） （其余，断代史如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分类史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皆未列入。） 这二十种编辑方法与选取材料各有异同的文学史专著，如果要加以细密比较地批评，恐怕写成一部十万字的书还不能说得清楚。好在我们在这里并没有详加批评的必要。但大体说起来，实有多数不能令我们充分地满意。在最初期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致在文学史里面，如谢无量、曾毅、顾实、葛遵礼、王梦曾、张之纯、汪剑如、蒋鉴璋、欧阳溥存诸人所编著的都是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史。并且，他们都缺乏现代文学批评的态度，只知摭拾古人的陈言以为定论，不仅无自获的见解，而且因袭人云亦云的谬误殊多。就中以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为较佳，然系完全抄自日人儿岛献吉郎之原作，又未能更正儿岛献吉郎氏之错误处，故亦不足取。至于最近几年的文学史作者，其对于文学观念之明了，自较前大有进步；编著文学史的方法亦较能现代化。只可惜这些著者对于中国文学多未深刻研究，编著时又多以草率成之，卒至谬误百出，如凌独见、周群玉之所著，其错误可笑之处真触目皆是。文学史书堕落至此，实堪浩叹！就中较能令我们快意的，则为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及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赵著自有见解，行文隽美，但可惜只叙及文人方面的文学，而忽视最有价值的民间文学，即《诗经》亦在其摒弃之列，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谭著能将近代最进步的关于中国文学的著述，编辑成书，内容颇为完善，但其叙述的体例似嫌未妥，而小小的错误亦在书中常常发见。此外如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内容至为丰富，可作详细的参考读物，然至今仅见其发表中世卷的一小部分，无从批评其实质。刘麟生的《中国文学ABC》则嫌过于简略，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则简直是一本流水账簿，皆有不可掩护的缺点。严格点说来，我们认为满意较多的实只有吾家教授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及吾家博士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胡小石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叙述周密，持论平允，是其特色；其缺点则亦嫌忽视民间文学的发展。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论其眼光及批评的独到，实是最进步的文学史；只可惜过于为白话所囿，大有“凡用白话写的作品都是杰作”之概，这未免过偏了。如王梵志的诗究竟有什么了不得之处，竟劳胡先生在珍贵的篇幅上大书特书而加以过分地赞美呢？这真令我百读百思都不得其解！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部理想的完善的文学史，其原因并不在这些文学史家没有天才和努力，实因中国文学史的时期太长、作者太多、作品太繁，遂使编著中国文学史成为一件极困难的工作。浅学如我，自然更不敢冒昧来担负这样重大的责任。但因自己六年前曾经写过一部《中国文学概论》（其上卷已由上海启智书局出版），内容过于简陋，自己时常想改作；去年夏天又重受书局之托，嘱我编写一部给大学和高中学生参考的文学史，乃决计着手编著。中间曾因事停顿数次。现因预备用为学校教本，遂将全书在短期中写定付印。我自知这本书必有许多偏枯的地方，但我也自信我的编辑方法、取材见解，是比较进步的。为求读者的深切了解，还有几点浅薄的意思，似乎必要向读者加以说明： 第一，文学向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即如章炳麟所说“著于竹帛之谓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即是说一切著作皆文学。这样广泛无际的文学界说，乃是古人对学术文化分类不清时的说法，已不能适用于现代。至狭义的文学乃是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这才是现代的、进化的、正确的文学观念。本此文学观念为准则，则我们不但说经学、史学、诸子哲学、理学等，压根儿不是文学；即《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中的文章，都不能说是文学；甚至于韩、柳、欧、苏、方、姚一派的所谓“载道”的古文，也不是纯粹的文学（在本书里之所以有讲到古文的地方，乃是借此以说明各时代文学的思潮及主张）。我们认定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粹的文学。 第二，文学史的分期向无公认一致的说法。因为要把脉络一致的文学史硬划断为几个时期来叙述，本是很勉强的事。有许多人很反对用政治史上的分期来讲文学。他们所持最大的理由，就是说文学的变迁往往不依政治的变迁而变迁。此说固未尝全无理由，但我觉得中国文学与政治实有至密切而不可分离的关系。各种文体因得到政治的后援而发达，那是很明显的，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皆然。我们又看，每一个比较长期的时代，其文学都形成一条与政治相呼应的“初、盛、变、衰”的起伏线。又每一个时代的初期的文学，都不免仍袭前代的旧作风（至秦、隋、五代等短促的时代，则完全浸没在前代的作风里）；每一个时代的中期，都能确立一种新的文学作风；每一个时代的末期，则都不免形成文派分歧的变格，或向后开倒车。各种文学盛衰变迁的关系，都可以从政治的时代背景去求解释。处处都可以看出文学受各不同的政治时代的推移而进化的痕迹。所以，我认定中国文学史的分期，最好还是以依据政治时代的分期较为妥当。此外，实更无较完善的分期法。 第三，过去的文学史多偏重于死板板的静物叙述，只知记述作家的身世，批评其作品。至于各个时代的文学思潮的起伏、各种文体的渊源流变，及关于各种文学的背景及原因的分析，皆非其所熟知。如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竟是一部名词目录，真是可笑。其他的文学史亦颇多散漫琐碎，无法统率一致者。我在这本文学史上最注意的就是纠正这方面的错误。我要把各时代散漫的材料设法统率起来；在可能的范围内，要把各种文体、各种文派、作家及作品，寻出它们相互间的联络的线索，作为叙述的间架；同时，我注意各个时代文学思潮的形态及其优点与缺点，注意各种文体的发展及各种文派的流变。总之，我尽力地使我的文学史能够成为一部活的脉络一致的文学史，虽然这也许是我一个力不胜任的妄想。 这上面所说的三点，是我对于编著文学史几个重要的信念。这本十余万字的文学史就是根据这几个信念写成的。此外，普通所认定对于文学史的叙述，应抱持谨慎、客观、求信的态度，对于文学史上所下的批评，应求其正确，恰合于现代的文学赏鉴观念。关于这些，我也不曾忽略。不过像这样一部复杂广大的文学史，写定的时间还不到半年，其中疏漏错误之处，自所不免。那都请高明之士加以指正吧。 胡云翼 二十，八，四（1931年8月4日）上海 [book_title]第一讲 先秦文学 诗经 世界各民族文学的诞生，有一条共同的公例，就是韵文的发达总是较早于散文，而诗歌又为韵文中之最先发达者。中国也是如此，最初的文学是诗歌。 请先言诗歌的起源。 人们为什么要作诗呢？人类本是生而富有情感的，若有所感于中，便不能不有所发抒于外。故班固《汉书·艺文志》阐明作诗的原因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熹《诗集传·序》也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这些话解释诗歌产生于情感的自然的表现，都是说得很合理的。由此探讨，诗歌的起源，当远在史前的原始人类有了语言的时候。原始人类在懂得言语以后，便知道发为合乎自然音响节奏的咨嗟咏叹，诗歌便尔产生了。故沈约也说：“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话虽如此，中国诗歌之有信史可征的时代，却决不能说“自生民始”，至早只能从周代（公元前1134）讲起。在周代以前，也许有数千年或竟是数万年的诗歌史，也许中国在远古时代早已产生过伟大的史诗，如西洋古代的《依里亚特》与《奥特赛》 及印度古代的《马哈巴拉泰》与《拉马耶那》一样的杰作，但因为没有文字的记录，已经湮灭无传了。虽然《吕氏春秋·古乐篇》载有“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其书既不可靠，又未见著录歌辞，实飘渺难信。又有谓《礼记》上所载伊耆氏《蜡辞》出自神农氏（孔颖达说），以为诗之滥觞者，亦荒谬不足信。即令《蜡辞》真出于神农氏，而如其内容所谓“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亦不得认为诗歌。至于今所传唐尧时代的《击壤歌》（见《帝王世纪》）、虞舜时代的《南风歌》（见《孔子家语》）及《卿云歌》（见《尚书·大传》）等作品，其体制内容可以说是诗歌了，但不幸都是记录于后世的伪书，全不可靠。所以，严格说起来，我们现在可以夸耀于世界文学之林的最古的文学，只有一部《诗经》。 传说周代设置采诗的太史官，采诗近五百年，得古诗三千余首，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于是大部分的古诗都被删掉了（此说出自《史记》，曾有许多学者致疑，未审可信否）。现存的《诗经》共三百零五篇（相传尚有《南陔》《白华》等六篇笙歌，有目无辞），划分为“颂”“雅”“风”三部。“颂”是纯粹的庙堂文学，用以铺张盛德，载歌载舞，以祭祀神明者。以《周颂》为最古，是周代初年的作品。《商颂》是宋诗（向误以《商颂》为商代的诗，认为《诗经》中的最古者，近人王国维氏曾著论辟之甚详）。《鲁颂》是鲁诗，产生较迟。“雅”可以说是朝廷的乐章文学，其言多“纯厚典则”，为燕享朝会时之用，大半是贵族士大夫作的，故被称为“正”音。《大雅》的时代较早，《小雅》则稍晚，大约都是西周时的作品。“风”乃是各国民间的风谣，大多作于西周末期与东周初期，其详细时代则已不容易订定。但就大体说来，可以说全部《诗经》是孔子诞生（公元前551）以前一千年间的作品，完全是周代的产物。就中特别以“国风”一部分为最精彩有价值，分量亦最多，共包括下列十五国的歌谣： 周南·召南——雍州（今陕西凤翔一带） 邺·鄘·卫——冀州（今河北地） 桧·郑——豫州（今河南新郑一带） 魏——冀州（今山西南部） 唐——冀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齐——青州（今山东青州一带） 秦——雍州（今甘肃南端） 陈——豫州（今河南陈州一带） 曹——兖州（今山东曹州一带） 豳——雍州（今陕西北部） 王——豫州（今河南洛阳一带） 这个表是根据郑玄的《诗谱》列的。据此看来，国风的地域分布，乃偏于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但据韩诗说：“二南者，南郡（今湖北荆州）与南阳（今河南）也。”《诗·大序》也说：“南者，言化自北而南也。”而《周南》《召南》里面亦有“汉之广矣”，“江之永矣”，“遵彼汝坟”一类的句子。所谓汉水、江水、汝水的流域，是在湖北的中部和北部。由此可见，《周南》《召南》里面至少有一部分的楚风。 孔子是否删诗，我们虽不能断定，但他曾经致力于《诗经》的研究与鼓吹，却是无可否认的。在他的《论语》上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因为孔子这样的鼓吹发皇，从此《诗经》便变成一部神秘的经典，从此便成为一部与“修身齐家”甚至于与“治国平天下”都有莫大关系的圣书。后世的《诗经》研究家都把《诗经》当作一部“儒教真诠”去研究。如《诗序》上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简直是一部万应万能的圣书了。孔子本是一位思想上的大野心家，他要把一切文化学术都统率在他的儒教思想之下，因此把《诗经》的涵义夸张得如此严肃神圣，引得汉代人列《诗》为“经”。由是，历代的学者对于《诗经》的注释，都只有一些异常可笑的附会和曲解。分明是些写相思和恋爱的诗，他们偏要说是美“后妃之德”；分明是抒写男女间欢乐的热情，他们偏要拿礼法道德来解释。因此，《诗经》的真意义和真价值便完全被埋没掉了。朱熹曾经说过：“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他又说：“诗本是恁地说话，一章言了，次章又从而咏叹之，虽别无义理而意味深长，不可于名物上寻义理。后人往往见其言如此平淡，只管添上义理，却窒塞了他。”朱熹的《诗经》注解虽也有很多武断谬妄的地方，但他攻击伪《诗序》的见解是很对的，他这两段话都说得很好。我们知道，《诗经》只是一部歌谣，其中除了小部分出自文人雅士手笔外，大部分都是民间无名氏唱的俚俗歌儿。这些歌儿并没有包含着什么深奥的哲理，也没有多少伦理道德的意味，它的价值并不在“思无邪”，也不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们只有站在文学的立场来讴歌《诗经》的伟大。 《诗经》里面，以抒情诗为最多，叙事诗次之，至于纯粹描写景物山水的诗则甚缺乏。其中最有价值的当然要推抒情诗一部分。他们这些情诗的作者，能够大胆地真实地写出自己热烈的恋情，他们能肆无忌惮地写出男女间的相悦相慕，甚至于把两性间的幽欢欲感，也全无遮饰地抒写出来，给我们遗下这许多不朽的好诗，真是文学史上最光荣的初幕。往下，且让我们来欣赏《诗经》的艺术吧： 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狡童 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思我，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勺药。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诗经》里面的作品，实有大部分都是这样神妙隽美的小诗。这大约是因为经过了严格的删选修饰的缘故，所以全部的作品才如此整齐美观。只有点可惜，当时歌谣的真面目没有完全保存下来了。《诗经》的作者甚多，故其作品的风格意趣，各有特色，极不一致；其佳美处亦自不能以一句概括的评语去贯通包含之，使全部的诗的作风成为一致性。换言之，就是说《诗经》在艺术上的趣味，是很复杂的。可是，向来讲《诗经》的，都只简单地认定“温柔敦厚”为诗教，认为《诗经》最大的特色。这实在是一个最可笑的错误。我们只承认《诗经》里面有一部分温柔敦厚的诗，但决不是全部。即如《诗经》里面那许多抒写情欲的所谓“淫风”，都压根儿不能说是“敦厚”。至如《硕鼠》诗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及《苕之华》的“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等诗，都是悲愤激烈之辞，全不合温柔敦厚之旨了。然而这些诗均不以不合于“温柔敦厚”之旨而失其价值。所以，“温柔敦厚”四个字决不能成为诗教，决不能解释《诗经》全部的艺术价值。此外，向来又多用“赋”“比”“兴”之说来诠释《诗经》的作法。大体说来，“赋”是“直陈其事”；“比”是“比托于物，以彼状此”；“兴”是“托物兴词”。这样的说法，虽则大概能讲明《诗经》作法上的体例类别，却也不能用来解释《诗经》的艺术价值，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以前有专门赞美《诗经》中的兴诗或比诗者，都无道理。）其实，古人研究《诗经》的，不免都有所蔽。他们总喜欢根据那些“六义”“四始”及《诗序》等去说诗，故都说得一塌糊涂。我们现在为建设《诗经》的新艺术观，必须破除那些“六义”“四始”、《诗序》及各种传统下来的胡说谬见，还给《诗经》本来的歌谣面目，而运用自己的灵感从《诗经》的本身上去赏鉴诗的神韵，才能够悟解《诗经》的最高的文艺价值。 《诗经》所贡献于后世文学者甚大，在文学史上具有绝对的权威，实已成为一部文学的大经典。如其我们用现代的文艺眼光来估量《诗经》，虽则不敢如古人那样极力捧《诗经》为空前绝后的无上杰作，但我们仍旧不会否认《诗经》在文学史上高贵的地位。大体说来，《诗经》实有下列艺术上的特点：第一，描写的技术异常朴素，处处都能活现出作者朴实无华的真挚心情；第二，诗句多反复回旋，而不嫌重复，含味隽永，余韵无穷；第三，结构无一定规律，用句长短自由，自一言至九言皆用，不尽是四言；第四，描写多用象征的具体的字句，不说抽象的话语；第五，诗的音韵多叶于自然的和谐的音节，故亦具有音乐的美。这些都是《诗经》明显的特色。最后，我们应该知道，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古代，最初一部筚路蓝缕的文学创作，已经有《诗经》这样美满的成绩，真令我们弥觉珍贵了。 楚辞 《楚辞》就是楚声，是中国南方文学的初页。 继续着《诗经》之后，不久就产生《楚辞》，实在是文学史上的奇迹。这是很显明的一种进步：《诗经》只是简短的歌谣，到了《楚辞》便衍为每篇起码数百字，长至数千字一篇的韵文，姑无论其实质的价值如何，而有如此磅礴宏肆的大手笔，已经够使我们赞美了。 《楚辞》的起源，向来都误认为出于《诗经》。如刘勰即称其有“四同于风雅”，王逸则竟拿《楚辞》来附会“五经”，更为可笑。其实《楚辞》与《诗经》不仅无渊源关系，而且有许多绝对歧异之点，如： 一、《诗经》多用短句叠字，《楚辞》则多用长句与骈语； 二、《诗经》多重调，反复咏叹，《楚辞》则多直陈，绝无重调； 三、《诗经》的表现近于写实，《楚辞》的思想则较为浪漫； 四、《诗经》多写人事，《楚辞》则多写神话。 无论从形式或内容去考察，《诗经》与《楚辞》均无彼此影响的线索可寻。因为《诗经》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代表北方民族性的文学，《楚辞》是以长江中部为中心，代表南方民族性的文学；《诗经》是征伐时代（弱政府时代）的产物，《楚辞》则是混战时代（无政府时代）的产物；《诗经》多出自平民，《楚辞》则多贵族诗人之作。二者产生的时代、地域与作者，均迥不相同，故结果，《楚辞》与《诗经》的作风亦全异。 南方的文学本来发达很早。考《吕氏春秋·音初篇》说：“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漪’，实始作为南音。”可见南音发生甚早。《诗经》里面虽无楚风之名，实有楚地之歌。《论语》中载有接舆《凤兮》之咏，《孟子》中亦有孺子《沧浪》之歌。至《九歌》等篇相继产生以后，伟大的《楚辞》便逐渐诞生于人间了。梁启超说：“当时文化正涨到最高潮，哲学勃兴，文学也该为平行线的发展。内中如《庄子》《孟子》及《战国策》中所载各人言论，都很含有文章趣味，所以优美的文学出现，在时势为可能的。”（《屈原研究》）这个话也可以解释《楚辞》的发展是与当代的学术文化相连带，决不是偶然突起的。 富于浪漫的神秘思想，是《楚辞》最大的特色。其原因是由于南方得天然的恩惠本较丰厚，多高山、大泽、深林、沃野。人民的生活较易为力。故多流于冥思幻想，求解宇宙之谜。其俗信巫鬼、重淫祀、崇仰神明的环境如此，故其信仰的表现，自然而然地流于虚无的、浪漫的、神秘的倾向。 屈原是《楚辞》的创造者，是文学史上最初的一个大诗人。 《史记·屈原传》称屈原名平（他在《离骚》中自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这大约也如现代小说中的化名，并非真称），为楚武王子瑕之后，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关于他的家庭，我们至多只知道他有一个姊（？），此外即他的故乡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因是皇室贵族，故早年便做了官。又因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具有政治上的长才，故在楚怀王朝做到左徒的高位。是时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声势甚为显赫。后因为王造“宪令”，被谗见疏，流于汉北。最后，他还使过齐国，做过三闾大夫。终为郑袖、子兰、靳尚等的谗言所陷害，横遭放逐，漂泊沅湘，饮恨而自沉于汨罗。这位绝代的诗人便尔与世长辞了。（关于屈原的死年，众说不一。大概是在顷襄王初年，那时屈原已经有五十岁左右了。） 屈原的作品，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称有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及朱熹《楚辞集注》所载，亦多为屈原之作，今列其目录如下： 《楚辞》的后半部已经是汉人的作品，用不着我们在这里讨论。现在我们要加以考虑的乃是前半部重要部分的《楚辞》。据历代学者的严密考证，真正可信为出于屈原手笔者，实只有下列诸篇： （1）《离骚》 （2）《橘颂》（此篇至以下九篇皆属《九章》） （3）《抽思》 （4）《悲回风》 （5）《惜诵》 （6）《思美人》 （7）《哀郢》 （8）《涉江》 （9）《怀沙》 （10）《惜往日》 （11）《天问》 其余，如《九歌》的产生实在屈原之前，朱熹已明指其为楚人的祀神舞歌，此盖《楚辞》的先驱，无此则无法解释屈原文学的来源。《远游》一篇，则经近人胡适、陆侃如等详加研究，已从多方面证明其为后人拟作。《卜居》与《渔父》二篇，开头即说“屈原既放”，似系旁人所记载或许如王逸所言，乃楚人思念屈原而作，也未可知。至于《招魂》一篇，虽后世学者有认为屈原的作品，但王逸、朱熹皆题为宋玉作，未可即遽归之于屈原也。 这位文学的老祖宗辛苦地写下二十五篇名著，至今仅有十一篇（若《九章》算一篇，则共只三篇）可征信的作品遗传下来，不能不说是文学上的一大损失。可是，我们仅就《离骚》及《九章》等篇，便可纵观屈原思想的全部及其艺术上的最高成绩了。 梁启超说：“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原素：一种是极高尚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屈原研究》）这是不错的。屈原本是一个矫然独立、悲时愤俗的诗人，但他天生多情，始终热烈地爱护他的国家社会，始终抱着牺牲自己去改造国家社会的宏图。“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但是像他那样“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般孤芳自赏，洁身自爱的圣者，自然不能与世相合，自然要忤时而不得志了。加以楚王也不信任他，“兹历情以陈辞兮，荪佯聋而不闻”；“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屈原失望之余，也渐渐觉悟了：“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如其屈原果能掉头不顾，能抛弃他的祖国故乡，飘然去独善其身，便也罢了。可是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一股爱国爱乡的热情又油然而生了。这样感情丰富却又绝对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那么最后之解决，只有“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的唯一方法了。 屈原的思想始终是陷于理想与热情的矛盾当中而不能自拔，他的作品的大部分，是表现这种富有艺术上的缺陷美的矛盾生活。我们现在且举他最负盛名的《离骚》中间最精彩的一段以为例： 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驷玉虬以椉鹥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绁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离骚》是屈原一首最长的诗，共三百七十余句。屈原的艺术大手腕，在这首缠绵悱恻的长诗里面，已尽量地表现出来。他这首诗用的是独创的自叙传的体裁。自他的远祖、皇考，叙到他自己，叙到他自己忠贞的人格，叙到党人的偷乐贪婪和怀王的昏庸。次则讲他政治失意后，乃南征就重华而陈辞，把禹、启、羿、浞、浇、桀、汤、纣等人的事迹和自己的悲愤，都陈诉出来了。他于是从苍梧，历游县圃、咸池、扶桑、白水、阆风、春宫、穷石、洧盘、昆仑、天津、西极、流沙、赤水、不周、西海等处；他把羲和、望舒、飞廉、鸾凤、雷师、凤鸟、飘风、云霓等，都给以生命化、人格化，任意去指挥。作者描写的范畴是无边无际的。宇宙的一切都是他抒写的活资料，他毫无拘束地在想象界驰骋着自己的情思，自由放肆地表现“自我”，一点也不修饰隐讳。我们看他在《离骚》里面所表现的个性是多么活泼：忽喜，忽怒，忽悲，忽笑，忽而要远游，忽而要见上帝，忽而要恋爱，忽而要问卜，忽而望故乡，忽而要自杀。这完全是赤子的真情之流，故描写异常真切动人。诚如梁启超所言：“几千言一篇的韵文，在体格上已经是空前创作。那波澜壮阔，完全表出他的气魄之伟大；有许多话讲了又讲，正见得缠绵悲恻，一往情深。”在艺术的造诣上说，《离骚》实已臻入化之境了。有了这样成熟的作品为模范，难怪《楚辞》的影响要压倒《诗经》了，难怪后之辞赋家都辗转束缚在《楚辞》之下，模来拟去而不能翻身了。 《离骚》之外，《悲回风》《哀郢》《涉江》诸篇均佳。《橘颂》艺术较差，大约是屈原初期的作品。 步着屈原的后尘而为《楚辞》的作者的，在楚国尚有宋玉、景差、唐勒诸人。宋玉最有名。《九辩》《招魂》（以上二篇见《楚辞》）、《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以上四篇见《文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以上六篇见《古文苑》），共十二篇。最可靠之作品惟《九辩》与《招魂》，其余多有出于后人依托的嫌疑。但如论其艺术上的价值，则《神女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诸篇，都是极美艳的作品。景差的创作，则至多只有一篇《大招》。唐勒则虽有《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四篇，可惜都失传了。 [book_title]第二讲 汉代文学 汉代文学的倾向 由先秦至汉代，文学的进展也跟着时代及政治的推移，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时代的文学之形成，当然决不是偶然起来的，而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因果关系。现在我们研究汉代文学，首先便要从事于讲解汉代文学所受当代的影响而起的几种反应： 第一，汉代的文语已经分离，贵族化的古典文学因以起来。——在秦以前，经过很长的封建割据时期，不但各国的言语不同，即各国的文字也各不相同。秦始皇既统一中国，为巩固统一的文化基础，自有实施文字统一政策之必要。故一方面改大篆为小篆，制成一种简省的文字，以便于通行；一方面又以政府的命令，要全国“书同文”，把各种歧异的字体悉行废除。自从这种文字统一政策实施奏效以后，果然把许多怪异的方言淘汰掉，而有通行全国的简便文字了。有了这种简便通用的文字，对于智识文化的保存与发扬，自然容易致力；但从此，文体和语体却越离越远了。我们知道，虽说在秦以前已是文语不能一致，好在那时的文字还没有定于一律，各国的文字每随各地的方言俗语而变，故文与语虽分离，还不会相距过远。至秦以后，文字有了定型，不能随方俗而变，久了便变为不容易懂的典雅的古文，文与语便完全异道而扬镳了。这样文体与语体极端分化的结果，使学习文字便成一件艰难的事；又因教育不能普及，遂使习用文字成为少数人的专业。这样一来，文学的领域也跟着文语的分离而划分为两个色彩不同的范围：一部分仍旧是老百姓们用口语讴唱的平民文学；一部分是文人学士用古文写的贵族化的古典文学。古典文学可以说是始于汉代。因为当时的政府要用一种统一的典雅的古文，来作教化的工具，造就了一班专门使用古典文字的人才出来。于是使用古典文字，即作古文，便成为文人的特殊技能。因此贵族化的古典文学便大发达于汉代。 第二，汉代是儒教的学术思想最盛行的时代，文学一科也被笼罩在儒教的思想之下，埋没了独立的正确的文学观念，故文学得不到健全的发展。——我们知道，汉代自武帝设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定儒术于一尊以后，一切都儒教化了。一部最有文学价值的《诗经》，也因此竟被一班腐儒解释得变成一部伦理学讲义了。一般有天才的文人，都用其心力去做有益于社会国家的文章著述，至于纯粹的抒情诗竟没有人去问津。虽说当时也产生了许多赋的作家，但都是另有所为而作，并没有忠实于文学的严正精神。例如扬雄总算很喜欢作赋，他还不免嘲笑赋体，说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由此可知当代对于文学还不免视为小技，还没有认识文学的必要及其独立的珍贵的地位，故不免以余力而为之，文学的发展自难臻于健全。所以汉代文学作品的数量虽说很不少，但论其价值，则很有限（民间文学又当别论）。直至汉末，始有一班忠实而献身于文学的文人起来，始造成文学的黄金时代。 第三，政府豢养文人，文学变为政治的工具，此亦汉代文学进展中的一大厄运。——汉代是经过东周至秦五六百年混战之后，新得到的一个长期的太平统一时代。中间虽经过几度的变乱，而为时甚暂。前后计算起来，实有三百多年的治安期。在这三百多年的治安期间所形成的文学是什么？就是典雅富丽，歌颂太平盛德的辞赋文学。因为当代那些富贵安乐惯了的帝王，多把文学当作一种消遣的玩意儿，极力奖励提携天下的文人去作粉饰太平的富贵文章。而当代一般穷文人，却都靠着作这种富丽堂皇的辞赋，以讨帝王的欢喜，以作升官发财的工具。他们的创作完全是为政治欲所驱使，没有丝毫艺术的动机。这自然不会有伟大的创作品出来。 由上面所讲的三点看来，则虽说汉代的文学风气很浓，虽说文人辈出，作品日繁，对文学上有新的贡献；但这种新贡献绝不曾使我们发生快感。我们只觉得先秦时代文学发展的那一股活跃的生机，到汉代已被压迫斩伐殆尽了。这是很显然的，在先秦时代的作者，都带着无所为而为的自由精神去创作，只知道讴歌自己的生命情思，这是先秦文学的伟大矜贵处。可惜到了汉代，文字古典化了，文学被视为小技，而且工具化了，试问如何能作出真挚而有价值的作品来？加以汉代是个一切都倾向复古的时代，文学模拟之风因以极浓。鼎鼎大名的汉代文豪扬雄，即是以善模著称于世。他的一切著作都是模拟的，文学的作品如《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羽猎赋》《长杨赋》《解嘲》《解难》《剧秦美新》及《连珠》等，竟无一篇不是出于拟作。此外的文人如枚乘、冯衍、班固及张衡等，皆以模拟见称。这种模拟的风气的造成，不仅阻碍汉代文学的发扬光大，流毒于后世文坛者更深。两千年来文人方面的文学多偏重模拟，实汉代首倡模拟文风为之厉阶。 话虽如此，我们讲汉代文学当然不仅只注意到文人方面，也许真正能代表汉代的还是民间文学，也许汉代的民间歌儿比文人的辞赋更有价值，更有优美的影响于后世文坛呢。这些且让后面去细讲吧。我们在这一章是要大概讲明汉代文学的渊源及其潮流风气，故略述如上。 汉代的辞赋 先秦时代的文学，最初只有诗歌。根据传统的说法，诗有六义，赋是诗的一义。但这只是说赋是诗的一种直陈式的作法，并不是说赋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屈原是被称为赋体的开山大师的，然他作的《离骚》诸篇，都是长篇的韵文抒情诗，实不容称之为赋。直到荀况、宋玉，才创立赋名。所以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说： 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自荀况、宋玉作赋以后，大家都“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于是赋的形式与内容完全与诗不同。到了汉代，赋便成为一种独立的重要文体了。可是，赋在事实上，虽已成为一种独立的与诗对抗的文体，但要它下一个定义，解释它这种文体的特性，仍旧是很困难的。虽有许多古人的解说，仍然不能得其要领。例如刘熙的《释名》上说： 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 皇甫谧的《三都赋·序》上说： 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 钟嵘的《诗品》上说： 直陈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上说： （赋）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 刘勰的《文心雕龙》上说：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这上面许多解说，都没有明白说出“赋是什么”，不过是指明作赋要铺敷夸饰而已，使我们仍旧不能明了赋体的真意义。其实，赋本是作诗的一种方法，并非独立的一种文体，不过后来的文人，喜欢使用这种作法，遂成诗的变体，而名之为“赋”。实则赋中之情韵浓厚者，皆是诗。只是到了汉代，作者“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又取《骚》中赡丽之辞以为辞”（吴讷语），于是赋乃变成一种淫丽的美文，以典雅丰缛为贵，便不能说是诗，只能算是界乎诗与文中间的文体而已。 赋是汉代文人的文学中最主要的部分。两汉的文人，几乎每一个都曾在赋里面贡献他的才力聪明。文学史家都说：“汉是赋的时代。”就赋的发展一方面说，这个话是一点不错的。 汉赋为什么突飞猛进地发达起来呢？我们分析赋在汉代之所以发达，实有两种必然的原因： 第一，先秦时代所产生的文学成绩有两种，一是诗歌，一是骚赋。诗歌多出自民间，遣词俚俗，非文人所优为。骚赋乃是通文的人所作的，先秦作者仅有屈原、宋玉几人，作品甚少，正有待于后之文人去发扬光大。 第二，汉代是太平的时代，政府要点缀太平，自然竭力提倡讴歌太平盛德的文学。赋体本是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为能事的，正是写太平文学的最好的文体。汉代的几个皇帝都喜欢辞赋一类的文学，于是文人都竞作赋，以求取功名，而赋遂繁。 汉之初期，即有赋家。陆贾、贾谊作赋最早。汉武帝前后，要算是赋的黄金时代，如大赋家枚乘、司马相如，都是这时候的作者。至宣帝成帝两朝，赋体益繁。据刘勰的记载，“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余首”，其盛可想。东汉赋坛，则以章和前后为最盛之期。直到汉末建安以后，文坛的风气才由赋移转为诗歌作中心的发展。 赋至汉代而繁，亦至汉代而弊。因为当时的文人，本没有忠实于文学的信念，他们作赋的目的，完全是基于“以文干禄”的念头。这样一来，赋体乃变成文人作政治企图的一种工具，作品的价值亦因之而低落了。所以，如果从质的方面来估计汉赋的价值，那是显然要使我们大失所望的。 汉代的赋家，第一个当数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前118），这是无疑的。王世贞说：“长卿之赋，赋之圣者也。”（《艺苑卮言》）司马相如的赋是否能够称“圣”，诚然是个疑问，但他确是以赋独步两汉的。 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史记》称他“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因病免。客游梁，与文士邹阳、杖乘、严忌等见知于梁孝王，作《子虚赋》。会孝王卒，相如返而家贫，无法生活。因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趋往依之。宴于富人卓王孙家。适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挑之，文君夜奔相如，乃相偕驰归。后因家徒四壁，无以为活，复往临邛。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自著犊鼻裈，与保佣杂作，涤器于市中。卓王孙耻之，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遂成富人。相传相如得在武帝朝做官，是因蜀人杨得意为狗监，随侍武帝，武帝读了相如的《上林赋》，恨没有与作者同时，杨得意乃告诉武帝，都是他的同乡司马相如的作品。武帝即召见相如，相如乃再赋《上林》，因得为郎。后以通西南夷有功，拜孝文园令。卒于茂陵。据说是因色欲过度，以消渴疾死的。 相如本是一个轻薄无赖的文人，他的人格毫不足取。他的赋也都是些堆砌词藻的浮艳文字，并没有表现自己的个性的作品。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相如有赋二十九篇，今所传者仅六篇： （1）《美人赋》（？） （2）《上林赋》（以上二篇游梁时作） （3）《长门赋》（居蜀时作） （4）《子虚赋》 （5）《哀二世赋》（？） （6）《大人赋》（以上三篇武帝召见后作） 其实这六篇赋还不尽是相如的手笔，《美人赋》与《哀二世赋》疑是后人伪托之作，可靠的赋只有四篇。就这可靠的四篇说，《子虚赋》与《上林赋》是写田猎的事，《大人赋》是写神仙的事，都是迎合帝王心理而作的，虽有闳丽的词藻，绝无文艺价值可言。《长门赋》也是受武帝后陈氏的黄金贿买而作的，但系抒写恋情，题材较有意味，末一段写弃妇的哀怨，最佳： ……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从横。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长袂以自翳兮，数昔日之諐殃。无面目之可显兮，遂颓思而就床。抟芬若以为枕兮，席荃兰而茞香。忽寝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觉而无见兮，魂迋迋若有亡。众鸡鸣而愁予兮，起视月之精光。观众星之行列兮，毕昴出于东方。望中庭之蔼蔼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复明。妾人窃自悲兮，究年岁而不敢忘。 传说汉武帝读了这篇赋，陈皇后复得宠幸，可见这确是一篇能感动人的作品。 平心而言，相如的赋“材极富，辞极丽”，实是一位有才气的作家。可惜他不用文学来抒写自己的实感；徒然夸饰大言，为浮靡淫丽之辞，以献媚于帝王。这样浪费了自己的才华，终无矜贵的文学成绩而言，这是我们很替相如惋惜的。 汉代的赋家，只有司马相如是唯一以赋著名的，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其他的作者往往以经史学家或政论家兼为赋作家。其最著称的，有贾谊、枚乘、严忌、董仲舒、严助、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张衡诸人。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洛阳人。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后为人所忌，攻击他“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谪往长沙，为长沙王太傅。后拜梁怀王太傅。卒年三十三。他长于作议论文，《过秦论》最有名。有《贾长沙集》。他的赋以《鵩鸟赋》与《吊屈原赋》二篇最著。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人。初为吴王濞郎中，景帝召为弘农都尉。后游梁，孝王敬为上宾。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乘，死于途（公元前140）。《汉书·艺文志》称其赋有九篇。最有名的是《七发》，后人的《七激》《七兴》《七广》《七辩》《七依》《七说》《七蠲》《七启》《七释》《七命》《七徵》《七讽》等，皆系受《七发》的影响而作。 严忌，姓庄，东汉时避明帝刘庄讳被改称严，会稽吴人。初事吴王濞。吴败，游梁，与邹阳、枚乘受知于孝王，忌名尤盛。世称庄夫子。《汉书·艺文志》称其赋二十四篇。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广川人。武帝时为江都相，后为胶西王相，以病免。他是一位有名的经学家，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他的赋有《悲士不遇赋》等篇。 严助（？—前122），严忌之子，会稽吴人。郡举贤良对策，武帝擢为中大夫。建元中，拜会稽太守。后坐淮南王刘安叛党，被杀。《汉书·艺文志》称其有赋三十五篇。 东方朔（公元前154—前93），字曼倩，厌次人。武帝时官至太中大夫，后为中郎。他为人诙谐自喜，善于写滑稽的文章，作赋只是他的末技。 枚皋（约公元前156—？），字少孺，乘之子，淮阴人。武帝拜为郎。他为人亦诙谐，善辞赋，时以比东方朔。他下笔敏捷，所作赋多至一百数十篇。 王褒，字子渊，蜀人。宣帝时官至谏议大夫。《汉书·艺文志》称其有赋十六篇，以《洞箫赋》最著。 刘向（约公元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汉之宗室。初为谏议大夫，元帝时为中垒校尉。向是一位儒学家，著《新序》《说苑》等书。《汉书·艺文志》称其有赋三十三篇。 扬雄（公元前53—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成帝时召对承明庭，奏《甘泉》《长杨》等赋。后官于王莽。他的著作甚多，有《太玄》《法言》《方言》等书。作赋多仿屈原与司马相如。尝依《楚辞》作《反离骚》《广骚》诸篇，开后世竞事模拟的风气。《汉书·艺文志》称其有赋十二篇。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人。明帝以为郎，典校秘书。后迁玄武司马。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宪败，固被捕死狱中。固是历史上有名的史学家，著《汉书》著称于世。他的辞赋亦有名，最著的是《两都赋》。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人。安帝征拜郎中，迁太史令。顺帝时出为河间相，征为尚书卒。他的《两京赋》写了十年，最有名于世。 以上共录十二位汉赋家。此外以赋著称者尚有邹阳、朱买臣、吾丘寿王、终军、严葱奇、张子侨、冯衍、崔篆、杜笃、傅毅、李尤、崔骃、王逸、赵壹、边让、蔡邕、郦炎许多人。他们都是些皇帝的清客，御用的文人；他们都是靠着作赋的一点技艺讨官做，讨钱用；他们所作的赋多是应制的，多是讴歌盛世、颂扬盛德的，献给皇帝作“娱悦耳目”的娱乐品，被视为“倡优博弈”一流的玩意儿。于是赋在文学里面的意义便死了，汉代文人所作的辞赋便和明清文人所作的八股文同样地全无价值了。 汉代的诗歌 汉代的文学是分两路发展的：一路是文人的正统文学，他们的作品拼命地趋向典雅一途，造成所谓汉赋的成绩；一路是民间的文学，他们的作品仍然是朴实的抒情诗。 做典雅丰缛的、歌功颂德的长篇辞赋，是文人的专业，民间的作者是做不来的。他们只晓得歌唱，撰几支歌儿唱唱，喊出他们心头的喜怒、生活的苦乐。先秦时代的民众已经撰制出来无数的歌谣了，汉代的民众自然也同样地会撰的，如刘邦的《大风歌》便是汉代最早的一首歌谣：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史记》说刘邦削平了西楚，统一天下，大富大贵而归故乡，召集故人父老子弟来佐酒，这时他心中十分畅快，便撰了这一支歌儿给故乡的孩子们唱。刘邦本是一个亭长，自然不懂作典雅的辞赋，只会作这种俚俗的歌儿。但是你看，这支歌儿可真作得不坏，只是二十三个字，便把作者的喜悦气概与匹夫骤得富贵的患得患失的心理，写得跃然纸上。 武帝时候，有倡家子弟李延年，因他的妹李夫人得幸于武帝，他也跟着得宠。有一天，他在武帝面前跳舞，唱了一支赞扬阿妹美丽的歌，以媚武帝。那支歌也很好：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今所传的古辞，都是汉代街陌的谣讴，都是些指不出作者姓名的作物。自汉武帝设置一个国立的音乐机关，叫作“乐府”（即后世的“教坊”），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把四方传唱的歌谣都收到“乐府”中去，因此，当时的俚俗民歌始得传于后世。 汉代的民歌有些是纯粹给歌的，如《江南可采莲》：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首歌并没有什么深意，只是用好听的音节，唱出采莲时的快活而已；读来却何等的朴素、自然。又如《上留田行》，也是一首地道的民间歌谣（《乐府诗集》认为是曹丕所作）：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 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 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 贫贱亦何伤？上留田！ 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 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 这是一首极好的民歌。“上留田”三字用在句尾有声无义，只是用来谐韵的。我以为这种朴素的歌绝不是贵为帝王的曹丕作得出来的，但也许经过他的修改而成。大概古代的歌谣，经过文字写定的时候，总不免要受写定者的修改的。故我们现在所诵读的古歌辞，很多竟是半文半俗的诗歌，不像是纯粹口白的歌谣了。 汉代的歌辞有很多是描写当代民众社会情形的作品，有很多感动人的悲剧诗。如写战争残暴的《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 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与《战城南》同工并妙的非战诗歌有《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汉代的歌辞，从文字方面看，是以朴素为其特长，这种长处是每一首歌辞都具备的；若从艺术方面看，也有很多描写的技术极佳美的作品，最好的如《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首诗虽仅八十字，却活绘出夫妇三口子的一幕剧，是一篇描写极经济的短篇小说。 写家庭间的痛苦，最哀感人的要算《孤儿行》：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桑蚕，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沈德潜称道这首诗说：“极琐碎，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泪痕血点，结缀而成。”这真是一首血和泪凝成的作品，这种作品绝不是只知粉饰太平的汉赋家所能作出来的。 古歌辞中也有很多的艳歌，写得最动人的莫如《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有所思》也是一首绝妙的恋歌：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这两首诗语意直率，表情深挚，文字简朴而有气力，当是恋歌中的圣品。此外整齐的五言诗中写艳情的，如《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 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窕窕，一世良所无。 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 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 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 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裾。 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 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 相传这是辛延年的作品，辛延年是一位无名作家，他的这首诗应归入平民文学的范围。同样描写的还有一首有名的《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羽林郎》和《陌上桑》真要算汉代民间艳歌中的双绝：就文学的技术讲，《陌上桑》尤为特色。汉代民间文学继续着数百年的发展，产生了无数的民歌。整齐的五七言诗都在民间酝酿成熟了，试验成功了。特别是五言诗的成绩最大，如《陌上桑》已经是二百六十五字的有组织的叙事长诗，完全不是歌谣的形式了。故到了东汉末年产生伟大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实在是理想得到的事。 《孔雀东南飞》是一首一千七百八十五个字的长诗，徐陵《玉台新咏》录此诗，并为之序说：“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迫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此诗全文如下：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话！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蒇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上堂谢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持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日欲瞑，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空前的、仅有的、哀艳动人的长诗创作。这样朴素无华的文字，写得真是真挚、诚实，宛如一幕真实的悲剧扮演在我们的面前。作者描写的技术真是高妙，他把剧中四五个人物——仲卿、仲卿母、兰芝、兰芝母及兄——各个不同的个性，都很生动地抒写出来。全文虽有一千七百余字之多，但我们读了，一点也不觉冗长。全篇的结构，恰如一件无缝的天衣。不但可作文学名著读，还可以当作古代妇女生活史读。 老实说，汉赋只不过是当代贵族社会一种时髦的妆饰品、娱乐品而已；真正的时代文学、社会文学，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还是要算这些民间的诗歌呢。 五言诗和七言诗都是起源于民间，是无可怀疑的。民间的歌谣初无一定的格式，他们任意地撰制，有时作出长短其句的歌，有时作出句调整齐的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歌。后来大家作五言和七言作得顺手，唱得顺口，形式又整齐美观，大家便都不约而同地趋向作五七言诗一途，五七言诗便自然地发达起来。就中五言诗的发达又早于七言，我们看汉代的民间诗歌，以五言诗为最多，而且作得很长篇的出来了。 文人的诗歌是受了民间诗的影响才产生的，起来很迟。旧说《古诗十九首》中有枚乘的作品，推为五言诗的始创者；又有说李陵、苏武的《河梁赠答》等诗为五言诗之祖。这是压根儿错误了的。不但枚乘、李陵和苏武没有作过诗，所有的西汉文人并没有一个曾作诗的，《古诗十九首》和《河梁赠答》等诗也不一定是西汉的作品。 说《古诗十九首》中有枚乘的作品始于刘勰，他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文心雕龙·明诗》篇）这还是疑似之言，至徐陵编《玉台新咏》则直录《古诗十九首》中之九首为枚乘作。这是不可靠的。在徐陵之前有萧统，萧统的《文选》录《古诗十九首》，皆不题作者姓名；在徐陵之前又有钟嵘，钟嵘的《诗品》也说：“《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更推上去说，东汉人班固作的《汉书》里面的《枚乘传》，也没有说起枚乘作诗的话。我们知道枚乘是当代很有名气的文人，他如作了五言诗，决不会没有人知道。你看他作了一篇《七发》，引出后人多少的摸拟作品；倘使他创为五言新诗，定必轰动一时，人人争拟，何以竟“吟咏靡闻”？这都是解释不通的。 至于李陵与苏武的诗，虽萧统《文选》明载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苏武诗四首，钟嵘《诗品》也说“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但也是不可信的。班固的《汉书·苏武传》和《艺文志》也都不曾说起苏李有五言诗。 梁刘勰则对于所传西汉的诗根本怀疑，他在《文心雕龙·明诗》篇说： （上略）至成帝（西汉末年），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一种新文体的起来，是经过长期的酝酿，逐渐演化而成立的，绝不是哪一两个文人所能独创出来的。西汉只有民歌，文人只会作淫丽铺张的古典赋，还不是他们作得出整齐完美的五言诗的时候。《古诗十九首》与《河梁赠答》等诗，绝不是西汉时期的作品，更不是西汉中年做文丐的枚乘、武夫的李陵、牧羊的苏武所能凭空创造的。其余，如卓文君的《白头吟》、班婕妤的《怨歌行》，都不是她们自己的作品，而且都是东汉或东汉以后的作品。 文人作诗，始于东汉。可稽考的如《古诗十九首》中的《冉冉孤生竹》，刘勰谓是傅毅之作；此外，班固有《咏史》，张衡有《四愁诗》。这时，文人盖已受着民间诗歌风气的影响了，有眼光的文人都开始试作诗歌了。至东汉末年建安时期，五七言诗歌很迅速地发展起来，便成为文人创作中的主要部分。 建安时期的文学 汉代文学至汉末起了一个大变化。 就时代说，东汉至灵帝献帝时，太平时代已经过去，天下已经很纷乱了。汉末的文人再没有那样安闲的工夫，花费百多天来作《子虚》《上林》，花费十年来写《两京赋》了。他们只好在戎马仓皇中横槊赋诗；他们只好在客居异乡的时候，登楼作赋。他们再也歌咏不出太平时代的美景胜事，再也作不出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一般人的赋出来了。 汉末的文人，是乱世的文人，他们写的是乱世的社会生活，是作者自己抑压不住的情感的流露。他们的作风，不是悲壮高旷，便是凄凉悲哀，不像以前的辞赋只是一味的“靡靡之音”了。这是汉末文学的特色。 在文学史上，这个时期的文学被称为“建安文学”（196—220）。 汉末文学，以建安时期为中心；这个中心时期的文学，又以诗歌为主干部分。这，显然是民间的歌谣发展到文人的社会里来了。 在建安前的百多年，已经有文人在试作诗歌，这是在前面说过了的，如班固的五言《咏史诗》。那时因为文人作诗的风气未开，故班固只是采用民间的诗体，而不敢模拟民间的作风，他的《咏史诗》实嫌伦理忠孝的气味太浓，作得并不好。直到章帝和帝之际，傅毅、张衡等出，才大胆地模仿民间的作风来作诗，才作出五七言好诗来。 古诗十九首·冉冉孤生竹 傅毅（？）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四愁诗 张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侧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路远莫致倚惆怅，何为怀忧心烦怏？ （《四愁诗》共有四节，这里选录二节） 张衡、傅毅们的赋都是读来令人烦厌的，而他俩这种模仿民间作风的诗却写得怪清新可爱，可见诗的时代是来了。 到了建安期，诗坛益繁盛。建安的文人虽一方面作赋，一方面作诗，但他们作出来的赋还比不上他们的诗。如曹植的《七哀诗》与《出妇赋》都是写少妇的哀怨的，而《出妇赋》实不如《七哀诗》写得好；这很显然证明诗体是比较赋体更为适宜于抒情写意的文学体裁。从建安时起，诗歌便成为正统文学的主干了。 建安期的文坛，曹氏父子实为领袖人物。他们都是天生多才的文学家，又复敬爱文士；以帝王的资格来提倡文学，使“天下才人，竞集魏都”，文学遂盛。 第一个要说的是曹操（155—220），字孟德，谯人。他在政治舞台上是一位不世出的英雄，在文学界亦是一个怪杰。他的作风凭着一团豪气，如天马行空，不可羁扼。试读他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风调悲壮，气魄沉雄。至他的《苦寒行》则更变为刚劲苍凉，不许第二人写得出来，其诗全文如下：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曹操半生戎马，指挥疆场，浩然雄气，直冲云霄；故他的作品力道甚足，风格甚高。只可惜他所传的作品不多。 曹丕（187—226）字子桓，操长子。他在政治上也是一位大野心家，把汉朝的帝国夺了。可是他的作品却绝没有雄劲气；风调清绮闲雅，婉约风流，《谈艺录》称其“资近美媛”。例如他的《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曹丕的文章也作得很好，他的《典论·论文》是古代一篇有名的文学批评。 在曹氏父子中最负文誉的要算曹植了，他是屈原以后最大的诗人，是建安期文坛的大权威。 植（192—232）字子建，丕之弟。相传他十岁即善属文，与曹丕并负文名，有“七步成章”的佳话。他为人“性简易，不治威仪；任性而行，饮酒不节”，完全是一个浪漫文人。虽贵为封藩之王，而为曹丕所忌，远徙他乡，郁郁不得志，后以愁苦过甚，病死，年只四十一岁。世称陈思王。 曹植的最大成就是在诗歌方面，他的诗歌受乐府古辞的影响甚深；今举他几首名诗为例： 七哀诗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 君行逾十年，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 美女篇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 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 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 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 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 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 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 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 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曹植以贵公子而处忧愁不堪之境，故所作多言哀情。他不仅怀想京都的时候，要兴“朔风”之叹；他就看见白鹤，看见蝉，看见鹦鹉，都要引起他的哀思，发为哀吟。在他的集子里面哀楚动人的诗至多。作者在这样桎梏的环境中，所想望的只是无拘无束的自由，试读他的《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 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下来谢少年。 “飞飞摩苍天”只是曹植的幻想，这位薄命的诗人终于是困厄而死的。 钟嵘《诗品》列曹植诗为上品，并且称道他的诗说：“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十六个字的批评，我以为说得很好。曹植的诗，声调谐协，字句精工，故论者称他“文如绣虎”。可是，从此便渐脱民间诗的俚俗风味——也可以说渐脱民间诗的好处——变成文人化的诗了，已渐开两晋六朝诗的绮靡风气了。 曹氏父子而外，号称“建安七子”（或称“邺下七子”）的孔融、阮瑀、陈琳、王粲、徐幹、应玚、刘桢，都是汉末的著名文士。曹丕《典论·论文》有一段批评七子的文章很好：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遣，于辞无所假，咸以自聘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非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在七人中，孔融（153—208）早为曹操所杀。其余六子，都是曹家豢养的清客。说到他们的辞赋，大多数是些藻饰的文章，没有文艺价值的居多（曹植的赋亦不足赞美）。只有诗歌方面，还不少可举例者。如孔融哀儿死的《杂诗》，阮瑀（约165—212）写孤儿苦的《驾出北郭门行》，都是很能动人的作品。写得最哀楚动人的，要算陈琳（？—217）写边祸凄惨的《饮马长城窟行》：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这样绝妙的哀歌原是模拟乐府古辞而来的。 在七子中，王粲（177—217）要算最负文誉的一个。刘勰称他：“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才略篇》）我们且举他一首有名的《七哀诗》为例：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这是写汉末大乱的情形，是一篇极好的悲剧诗。建安文人很喜欢用诗来写当代的社会问题，显然是受了乐府古辞的影响。在他们的赋里面是绝找不出这样有时代背景的作品。 说到这里，我们绝不可忘却还有一位多才的女作家蔡琰，她曾经写下一篇很长的《悲愤诗》，叙述汉末变乱时自己的遭遇，更是一篇凄怆动人的作品。 蔡琰是汉末有名的文学家蔡邕的女儿，有才学，初嫁卫氏，夫死无子，寡居娘家。于兴平年间，正值董卓乱时，她为胡骑掳去，居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怜蔡邕无嗣，派人用金璧将她赎回。后嫁董祀。这首诗是她回国后追述其经过的哀楚，全文共五百四十字： 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 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 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 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儿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得独归，哀叫声摧裂。马为立踟蹰，车为不转辙。观者皆歔欷，行路亦呜咽。 去去割情恋，遄征日遐迈。悠悠三千里，何时复交会？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推败。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奄若寿命尽，旁人相宽大。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励。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 这篇诗是作者自写她的实感，是真血泪染成，故感人至深。建安时期的诗歌，这要算是第一篇巨制。 以上说的是汉末建安文学的大概情形。至建安末年，王粲、陈琳、徐幹、应玚、刘桢，都同时死了（217）；阮瑀则死得更早（212）；其他的文人如祢衡、杨修、路粹、吴质、丁仪、丁廙、邯郸淳、荀纬等，都先后殂落了；至魏文帝黄初（220—226）以后，曹丕和曹植也离开了人间。于是，灿烂的文坛，便如云雨消散。 [book_title]第三讲 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潮 魏晋南北朝（220—589）三百多年的文学，一言以蔽之，是艺术至上主义的文学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分析起来说，实有两种绝大的特色：第一，这时期的文学不与现实的社会相接触，而接近自然，表现很强烈的厌世思想；第二，这时期的文学不复以致用与载道为目的，而倾向形式的唯美主义。 我们要解释这时期两大文学特色的来源，必须提示当代的思潮，必须提示当代的文学观念，因为当代的思潮和文学观念就是构成魏晋南北朝文学特色的骨干。 自汉末天下大乱，至魏晋南北朝，纷乱的局面仍旧继续下去，跟着五胡乱华，南北分家，社会秩序被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三百多年中，简直没有几年太平，竟恢复了春秋战国时的混战局面。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之下，魏晋南北朝的人，受乱世恶劣环境的压迫，感生命的飘浮，他们的人生观往往流于消极，他们的思想往往流于颓废、浪漫、怪诞、厌世，至于养成一种浮游宇外的出世观。这时候，妆饰太平时代的儒教思想，早已失却维系人心之力了，魏晋南北朝的学者再不做东汉书呆子们那种支离破碎的经学研究了。魏初夏侯玄、荀粲已开始指斥《六经》为圣人糟粕；王弼注《易经》则窜入老庄之旨，至“竹林七贤”更倡为怪诞的言行：如阮籍嘲骂儒者，至说“君子之处域内”，不异“虱之处裈中”；阮咸则于端阳节取犊鼻裈悬之竿头，树于庭中，以破陋儒的迂拘；此外如王戎在母丧中饮酒食肉，不遵礼制；何晏傅粉，故为放浊之行。这都是表示他们不复受儒教的拘束，从礼法中解放出来了。 儒教的信仰摧毁以后，老庄和佛教的权威继之以起。这三百多年的时代思潮，大体说来，魏晋是倾向老庄，南北朝则迷信佛教。当代的贵族与智识阶级，受了老庄与佛教的影响，更厌弃现实的社会与人生，而趋于虚无飘渺的幻梦。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受了当代的思潮——老庄和佛教——很强烈的影响，也离开了实际的社会与人生，而表现出消极的颓废的厌世思想。他们的作品，多的是“人生亦有命”，“富贵如浮云”的感叹！他们爱写的题材，不是游仙，便是招隐；不是抒写山水，便是歌咏田园；他们的作风，接近自然，而不喜欢写社会问题；他们的这种文学，是超凡的文学，是个人主义的文学。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缺点，同时，也是这时期文学的特色。 在另一方面看，魏晋南北朝文学又是受当代的文学观念很大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期，这时期的文学观念自是值得我们注视的。 在魏晋以前，一般文人对于文学并没有明了的观念，他们以为文学只是载道或致用的工具，并不了解文学本身的价值。至魏曹丕作《典论·论文》，始发关于文学的议论，才讲明文学本身亦有莫大的价值；至两晋南北朝，作文学论的渐多，文学的观念益明了了。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论者，对于文学的见解尽各有不同，但都一致地反对拿文学来载道或是致用，都一致地主张唯美主义的文学，如曹丕《典论·论文》说： 诗赋欲丽。 晋陆机《文赋》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梁萧统（昭明太子）《文选·序》论选文的标准说： 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萧统的兄弟萧绎（梁元帝）在他的《金楼子·立言篇》给文学下了三条界说： （1）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 （2）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3）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自魏晋的曹丕、陆机，到梁代的萧统、萧绎，他们都认定文学应该是美文；他们认定必须是“缘情绮靡，体物浏亮”“事出沉思，义归翰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的美文，才算是文学。这种唯美主义的文学论，确是可以代表当代一般文人的文学观念。当时的两个文学批评大家——钟嵘与刘勰，都主张唯美文学，他俩的文学批评伟著——钟的《诗品》与刘的《文心雕龙》——都是用很美的骈偶文作的。 综观这三百多年的文学观念，可以说，唯美主义的文学论，实是当代最有权威的文学主张。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本是受了汉代辞赋很深的影响，已趋于骈俪绮艳一途；又加上这种唯美的文学论做强有力的掩护，文学的风气乃益趋“骈俪化”“绮艳化”。唯美主义本不是只要形式的，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末流，竟陷于形式的唯美主义的发展。当代的文人无论作诗、作赋、作议论文，或是作记叙文，都是用的骈偶；都只求其字句浮艳，对仗工整，声韵铿锵；只顾粉饰形式的美观，不复顾及内在的实质，文坛的作风乃愈趋于卑靡、疲弊了。萧纲本是主张美文学的，目击当时文学的堕落状态，也看不过眼，而表示异常的不满（见其《与湘东王书》）；裴子野更专著《雕虫论》来反对当世“巧而不要，隐而不深”的浮弱文学；钟嵘的《诗品》也表示不赞成诗文用典使事和注重声韵，致伤作品的内美。他们的言论都说得很好。只可惜当时文学的流弊太深，积重难返，终于挽不回这时期文学的颓运。 说到这里，我们已把魏晋南北朝文学说得够坏了。可是我们也不忘记魏晋南北朝是纯粹美文学的发展期。这个时期的文学，不以载道，不以致用，不陷于浅薄的功利主义，而朝着艺术至上主义的路进展，这在文学史上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别的时代绝不如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纯文学的活动期。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上）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向以诗赋二者著称。单就赋的一方面说，这个时代的辞赋已经比汉赋进步许多了，已经由汉之《两都赋》和《两京赋》那种堆砌典故的辞典式的文章进而为富有文学意趣的辞赋了。当时最有名的作品如陆机的《叹逝赋》、潘岳的《秋兴赋》、张华的《鹪鹩赋》、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皆辞意隽美，文采华丽，堪称抒情文学中的杰作，为后世文坛之模式者。但可惜大多数无才气的赋家，还是只知堆砌古典，排比词藻，而不解用赋来抒写情思。即如大赋家左思花了十年苦工作成的《三都赋》，还只是一部掌故小辞典，没有半点文学的味儿。所以，我们对于魏晋南北朝的赋略而不谈，专门来讲这时期文学的主干部分——诗歌。 魏晋南北朝的诗是继续建安诗坛而发扬光大之，其五七言古诗的成绩，最值得我们赞许。今分为四个时期加以统系地叙述。 第一期 魏诗 自曹丕做了皇帝，国号改汉为魏，不到几年，曹丕、曹植相继死去，诗坛便落寞了。接着虽有魏明帝曹叡极力倡导文学，也没有伟大的诗人出现。所谓“正始时期”（240—249）的文学，也只有几个经学家如王弼、何晏之流，文人如应璩、繁钦之流，皆无可取；我们只在“竹林七贤”中，寻出一个阮籍，独具诗才。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人。司马懿和司马昭当国时代，很尊敬他，封关内侯，拜东平相。籍为人酷爱自由放浪，好老庄的学术，不喜对礼法之士，尝著《大人先生传》以讥儒者。他喜欢饮酒，因闻步兵厨善酿，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他曾经沉醉过六十天。所作有《咏怀》诗八十多首，皆抒写他心头的牢骚、愤懑、怪僻的思想。他作诗全不粉饰，作风朴素而自然，今选几首为例：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 双翮临长风，须臾万里逝。 朝餐琅玕实，夕宿丹山际。 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 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阮籍是魏晋之际的一大诗人，他的诗是汉诗古朴作风的结束，而开两晋诗趋于典雅的风气。 第二期 西晋诗 西晋司马氏统一中国，天下文人，竞集京师，文坛复振。我们只要看陆机陆云兄弟入洛的时候，张华见着他俩说：“克吴之利，不如获二俊。”便可见当时的尊重文人。又如左思作了一篇《三都赋》，人竞传写，竟使洛阳纸为之贵，这也可以看出当时爱好文学的风气。 西晋文学以“太康时期”（280—289）为最盛，钟嵘《诗品》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所谓“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即张华、张载、张协、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八人。就中负文誉最高的自然要推陆机、潘岳和左思。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人，官为平原内史，人称陆平原，后为成都王司马颖所杀。他本是武官的子弟，折节读书，造就成一位骈偶文专家。制《连珠》五十首，为四六文的滥觞。他在当代名气很大，张华称他“独患才多”，钟嵘也列他的诗于上品，其实他的诗并不很好。他很喜欢拟古乐府，但拟得并不高明，远不及建安诸子。其较好的诗如《前缓声歌》： 游仙聚灵族，高会层城阿。 长风万里举，庆云郁嵯峨。 宓妃兴洛浦，王韩起太华。 北征瑶台女，南要湘川娥。 肃肃宵驾动，翩翩翠盖罗。 羽旗栖琼鸾，玉衡吐鸣和。 太容挥高弦，洪崖发清歌。 献酬既已周，轻举乘紫霞。 揔辔扶桑枝，濯足汤谷波。 清辉溢天门，垂庆惠皇家。 这首诗的佳处，是在有很美丽的高渺的想象。中国诗向来是想象贫弱的，故举此诗为例。 潘岳（247—300），字安仁，中牟人。曾为河阳令，累迁给事黄门侍郎。谄事权贵贾谧，后为赵王司马伦所杀。他是一位翩翩美少年，少时尝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满载而归。他的诗文辞赋也如他一样的美艳。孙兴公称他的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钟嵘也列其诗为上品。《悼亡诗》三篇最有名，试举一首为例：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 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 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 岂曰无重纩，谁与同岁寒。 岁寒无与同，朗月何胧胧。 展转盻枕席，长簟竟床空。 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 独无李氏灵，髣髴睹尔容。 抚衿长叹息，不觉涕沾胸。 沾胸安能已，悲怀从中起。 寝兴目存形，遗音犹在耳。 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 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 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 陆机和潘岳的诗，极负盛名于当时，占晋代文学的重要地位。实则，真正名副其实的西晋大诗人，我以为既不是陆机，也不是潘岳，而是左思。 左思（约250—305），字太冲，临淄人。他为人貌寝口讷，不好交游，闲居惟从事于诗赋。他的赋没有什么好处，其诗则可以压倒所有太康时期的名诗人。沈德潜《说诗晬语》说：“左太冲拔出于众流之中，胸次高旷，而笔力足以达之，自应尽掩诸家。”左思作风高抗古澹，读其《咏史诗》“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可想见其气概。他的《咏史诗》八首，没有一首不是很有气力的作品。今举他的《招隐》诗为例： 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 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 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 石泉漱琼瑶，纤鳞亦浮沉。 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 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 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 五言诗至阮籍、左思，描写的范围越广，诗的风格越高，离古歌辞的俚俗风味越远，完全变成文人化的诗格了。我们且举当代诗人傅玄（217—278，字休奕）一首拟《陌上桑》的《艳歌行》为例，很可以看出文人所作的诗与古歌辞的大不同处：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字为罗敷。 首戴金翠饰，耳缀明月珠。白素为下裾，丹霞为上襦。 一顾倾朝市，再顾国为虚。问女居安在，堂在城南居。 青楼临大巷，幽门结重枢。使君自南来，驷马立踟蹰。 遣吏谢贤女，岂可同行车。斯女长跪对，使君言何殊。 使君自有妇，贱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 《陌上桑》是一首绝妙的白话诗，给傅玄一改，原诗的俚俗隽妙处尽行删掉，变成一首平凡无奇的雅诗。古歌辞至此便完全斫丧了生命。 晋代的诗注重造词，故他们的作品都是“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化古诗为典雅，化古诗的朴素为轻绮。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给晋诗的批评不错：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第三期 东晋至宋诗 自东晋至宋 末（317—479）有一百六十多年之久，但在东晋初期，诗歌的成绩无可述者。钟嵘《诗品》说： 永嘉时（307—313），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东晋），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西晋末年至东晋初期的诗坛，养成一种喜说玄理道德的风尚；当时的作者又都是些庸才，故他们的诗总作不好。如果要举诗人为例，只有一个郭璞还差强人意。 郭璞（276—324），字景纯，闻喜人。他是一个读书很博的人，尝注《山海经》《楚辞》《子虚》《上林赋》等书，长于诗赋。论者称其“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他的《游仙诗》最有名，今举一首为例： 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 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 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 翘迹企颖阳，临河思洗耳。 阊阖西南来，潜波涣鳞起。 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 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 郭璞《游仙诗》诸诗，思情超越尘俗之表，幻为理想的境界，飘飘如欲凌云，盖是受佛理影响之作也。 与郭璞同时的诗人有刘琨（270—318），字越石。他的诗风调清刚悲壮，亦为东晋初年诗坛的健者。 郭璞、刘琨以后，诗坛寂寞将近百年之久，直到东晋末年，才产生一位伟大诗人陶潜。 陶潜（365或372或376—427），本名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世称靖节先生。他为人不慕荣利，好读书，性嗜酒，爱种菊花。因家贫，曾一度为州祭酒，以不堪吏职，自解归；又曾一度为彭泽令，因山野之性难驯，只做了八十多天便自动地解组而归田园。从他的一首《归园田居》很可以看出诗人酷爱自然的个性：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陶潜的思想，虽说很有点儒教的忠义气节，但他受老庄一派哲学的陶冶很深，成为一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者，是一个乐天派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辞赋都作得很好，所作如《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桃花源记》及《闲情赋》都是不朽的作品，诗歌尤其是他所擅长。他的诗脱尽晋诗的绮艳铅华，用俚俗的文字，作最朴素自然的描写；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题材，表高妙幽远的意境，于向来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以外，屹然别立一宗。今选数诗为例： 归田园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问来使 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 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 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 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 饮酒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潜以光风霁月之怀，抒写邱壑烟霞的真情与妙趣，一片天机，随兴而来，作风冲淡而有思致，幽逸而富意趣，境界极高。钟嵘《诗品》说：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苏轼序陶潜的诗集也说：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诗。渊明作诗不多，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不及也。 古今文人对于陶潜持赞美论者，真是不胜举例。陶诗之影响后世诗坛也异常地大，唐宋诗人中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王安石、苏轼辈，都学陶潜的田园诗。我以为，曹植以后，李杜以前，这四百多年的诗坛中，再也找不到一个像陶潜这样伟大的诗人了。 陶潜以后，继起的宋代诗人有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 谢灵运（385—433），小字客儿，阳夏人。为名将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他性喜豪奢，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好游山水。曾为永嘉太守与临川内史，不亲理政事，辄肆意遨游，放荡为娱。所至辄为题咏，多写山色水光，其诗遂开“山水”一派。刘勰《文心雕龙》说：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说玄理的诗至宋代已不为人所欢迎了，故谢灵运的山水新题，名重一时。每作一诗，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宋文帝称他的诗与书为“二宝”。灵运诗的特色，即在有新的文学内容这一点。可惜他作诗过于雕琢，修辞特甚，转伤内容。我们遍读谢灵运的诗，实在找不出一首全美的。今举较佳的一首为例： 晚出西射堂 步出西城门，遥望城西岑。 连鄣叠巘崿，青翠杳深沉。 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 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 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 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 抚镜华缁鬓，揽带缓促衿。 安排徒空言，幽独赖鸣琴。 作山水诗本要朴素，要自然，才不失山水本色。像谢灵运那样“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用整篇的骈偶句子，来写天然的山水，刻划过分，自失天真。相传他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如“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皆起句甚佳，而对句不美，这全是对偶之为魔瘴。作者以“匠心独运”的隽才，来写山水的妙趣，本有大成功的可能；却不料受辞赋骈俪的影响太深，他的诗遂入于魔道而不能自振。 颜延之（384—456），字延年，临沂人。初为太子舍人，历始安、永嘉二郡太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他与谢灵运齐名，号称“颜谢”。他的诗可更不成了。鲍照说他的诗“铺锦列绣，亦雕缋眼”；钟嵘说他“喜用古事，弥见拘束”；汤惠休说他的诗“如错采镂金”，意皆讥其诗只有华丽的表面也。 在这个时期的诗人中，能继陶潜的光辉的，怕只有鲍照一人吧。 鲍照（约414—466），字明远，东海人。初为中书舍人，后为参军。死于兵乱，年四十余。他的才气特大，所作诗奔放俊逸，一扫浮靡之风。同时的文人多忌他，斥其诗为“险俗”。他在当时的文学地位并不高，钟嵘也说“嗟其才秀人微，取湮当代”。可是他的诗实在比颜谢都要高一筹。我们试举他的几首诗为例： 代结客少年场行 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 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 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 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 升高临四关，表里望皇州。 九衢平若水，双阙似云浮。 扶宫罗将相，夹道列王侯。 日中市朝满，车马若川流。 击钟陈鼎食，方驾自相求。 今我独何为，坎 怀百忧？ 拟行路难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 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 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 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鲍照以矫健之笔，写豪壮之情，其诗清新俊逸，兼而有之。所作古乐府尤佳。降及齐梁，无此作风矣。 第四期 齐梁陈诗 齐梁陈三朝（479—589）的文学，益趋于绮艳，体制益工整，色彩益妍丽。他们于诗文必骈偶之外，又加上沈约们所倡的声律说，以为作诗文的必然法则。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 五色相宜，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沈约们作诗文就是使用这种严格的声律限制的，《南齐书·陆厥传》说： 永明（483—493）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齐代文学以永明时期为中心，这时期的诗人，著名者有谢朓、任昉、沈约、陆倕、范云、萧琛、王融、萧衍诸人，他们都是竟陵王萧子良的门下士，号称“竟陵八友”。其中除谢朓、王融早死外，后来萧衍做了皇帝（梁武帝），沈约等随之入梁，亦为梁代文坛的主角。沈约、谢朓文誉尤高。 沈约（441—513），字休文，武康人。幼贫苦，笃学，善属文。后事宋齐梁三朝，官至尚书仆射。他的诗文并称于世。当时的文人王筠、张率、何逊、刘孝绰、吴均、刘勰，均出于他的提携，俨然一代的文宗。若唯以诗论，则沈约不如谢朓。 谢朓（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尝为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亦号小谢（谢灵运号大谢）。建武中官至尚书吏部郎，兼知卫尉事。死年三十六。他的诗誉极高。萧衍最爱诵他的诗，说“三日不读，便觉口臭”；沈约也说“二百年来无此诗”；唐代诗人李白对于他的诗亦异常赞美。其实谢朓的诗并不如他们所夸奖的那样好，他用骈偶写的山水诗，实找不出一首全篇佳美的杰作，只不过流传一些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片断的佳句而已。 永明以后，梁陈间作者唯知迷惑于沈约、谢朓一派的风气，一味讲求骈偶，精研声律，文风更浮靡不堪。这时律诗的体制已逐渐完成，从此再没有人作陶潜那种朴实自然的诗了，再没有人作鲍照那种放肆自由的诗了，大家都把自己的才力用在诗的形式格律上面，文学的生机乃斫伐殆尽。当时的诗家如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都是以善作律体诗负盛名的。 何逊（？—约518），字仲言，东海郯人。天监中官尚书水部郎，终庐陵王记室。他的诗文工丽，格律严整，沈约、范云都很称赞他。其诗如《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归。 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 独鹤凌空逝，双凫出浪飞。 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 阴铿字子坚，武威人。仕陈为晋陵太守、员外散骑常侍。他与何逊齐名，号称“阴何”。他颇善炼字造句，律诗作得很好，例如《晚泊五洲》： 客行逢日暮，结缆晚洲中。 戍楼因嵁险，村路入江穷。 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 遥怜一柱观，欲轻千里风。 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人。八岁能属文。仕陈官至吏部尚书，封建昌县侯。他以作艳诗著名，有名的《玉台新咏》就是他编的。诗如《春日》： 岸烟起暮色，岸水带斜晖。 径狭横枝度，帘摇惊燕飞。 落花承步履，流涧写行衣。 何殊九枝盖，薄暮洞庭归。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人。本是南朝的贵族，聘于北周，被留不遣，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他是六朝诗人的后劲。少以善作艳体与徐陵并称，号“徐庾”。后受北朝文学的影响，其诗遂另成一格。杜甫称其诗为“清新”“老成”。但终以不能摆脱格律音韵的拘束，其成绩还是不能令我们满意。 其他的梁陈间诗人尚有江淹、柳恽、邱迟、吴均（时称均诗为“吴均体”）、刘孝绰、王筠、王褒、江总、张正见等，皆有名于时。 齐梁陈的诗人，一方面尽力去作骈偶律诗；一方面也知道模拟当代的民歌。他们所拟作的歌辞虽也不免过于轻艳浮靡，但比他们的律诗可是好多了。如梁武帝萧衍（464—549）的《子夜歌》： 恃爱如欲进，含羞未肯前。 朱口发艳歌，玉指弄娇弦。 阶上香入怀，庭中花照眼。 春心一如此，情来不可限。 梁陈二代的几个皇帝，都是享乐的风流天子，喜欢作艳歌，如梁简文帝萧纲（503—551）的《乌栖曲四首其三》： 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倡家。 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帏翠帐向君低。 陈后主陈叔宝（553—604）是一个沉醉于酒色的昏君，他的诗歌最爱用民间的艳曲来写男女之情，如《三妇艳诗》： 大妇爱恒偏，中妇意常坚。 小妇独娇笑，新来华烛前。 新来诚可感，为许得新怜。 这时期的诗人，胆子大的便直接去模拟民间的艳歌，胆子小的便用民间《子夜歌》一类五言四句的新诗体来写文人高雅一点的情思。如谢朓的诗： 玉阶怨 夕殿下珠帘，流萤飞复息。 长夜缝罗衣，相思此何极！ 有所思 佳期期未归，望望下鸣机。 徘徊东陌上，月出行人稀。 意境最高的要算隐士陶弘景的《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在谢朓、陶弘景以前，早已有王献之、谢灵运、鲍照、汤惠休、僧宝月等用民间的诗体来作这种五、七言小诗了。梁陈间的何逊、吴均、阴铿、庾信，皆有这一类的小诗。至于隋唐，这种小诗特别发达起来，加上声律的限制，便成为近体诗中的所谓“绝句”体。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下） 以上所讲的是贵族与文人阶级的文学。我们要问：这时期的平民文学呢？ 我们所要讲的平民文学自然只有诗歌，因为老百姓们除讴歌以外，是不会作什么赋和小说的。他们不但不会作赋与小说，即文学家那种骈偶的古典诗他们也绝对作不出来，他们只会唱俚俗的歌儿。他们作的歌既不懂得表现什么厌世、隐逸、颓废的思想，也没有闲情去写什么山水田园的幽趣；他们只要唱出自己心头的恋爱、相思、离别等苦乐之情，如是而已。 我们说过，魏晋南北朝是乱世，这个乱世的思潮受老庄和佛教的影响很深。可是当代的民众却并没有受着这两种思潮的影响。这是很明显的，老庄的哲学他们不懂，佛教的信仰那时还只传播到贵族社会。一般民众只干脆地懂得“食”“色”二字。他们在只要有饭吃的时候，正好乘着乱世礼法的破坏，去作性的追求。试读当时的《子夜歌》：“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日冥当户倚，惆怅底不忆？”又：“气清明月朗，夜与君共嬉。郎歌妙意曲，依亦吐芳词。”当变乱的时代，孤男怨女多，男女们偷偷恋爱的也多，所以乱世民间的恋歌总特别发达。春秋战国的时候如此，魏晋六朝又何尝不是如此！ 自西晋永嘉以后，中国分裂为南北两大政治区域，北方给新兴的胡族占据着，南方则仍为汉族所占有。对峙着的南北民族，其民族性是全然不同的。北方是野蛮的犷悍的英雄的民族，南方是文明的礼法的温柔的民族。因南北民族性的悬殊，所产生的文学也就全然不同。北地的英雄汉自高唱他们的英雄歌，南方的温柔子自低吟他们的温柔歌，这是南北新旧民族文学的分野线。我们讲当代的民歌也要分开南朝与北朝来叙述。 先从南方的民歌讲起吧。 西晋末年大乱，中原的大族多南迁，中原的歌曲也跟着流行到南方来了。《宋书·乐志》说：“永嘉之乱，五都沦覆，中朝旧音，散落江左。”由北方传来的旧曲与南方的歌谣相化合，便产生新的民间歌谣出来。 这种新的民间歌谣是盛行于江南一带的，号称吴歌。《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 吴声歌曲最繁，据《古今乐录》的记载，共有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三曰《凤将雏》，四曰《上声》，五曰《欢闻》，六曰《欢闻变》，七曰《前溪》，八曰《阿子》，九曰《丁督护》，十曰《团扇郎》。”其中以《子夜歌》为最流行，《大子夜歌》云：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相传有晋女子名子夜者，作《子夜歌》。后人推而广之，更有《子夜四时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之作。今所传《子夜歌》一百多首，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今举几首为例： 子夜歌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 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 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 年少当及时，蹉跎日就老。 若不信侬语，但看霜下草。 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 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 子夜四时歌 梅花落已尽，柳花随风散。叹我当春年，无人相要唤。（《春歌》） 自从别欢来，何日不相思？常恐秋叶零，无复莲条时。（《秋歌》） 寒鸟依高树，枯林鸣悲风。为欢憔悴尽，那得好颜容？（《冬歌》） “清音妙婉，明转天然”，这八个字是《子夜歌》的特色，同时也是南朝民歌的共同特色。试更举《华山畿》几首写哀情的歌为例： 未敢便相许。夜闻家中论，不持侬与汝。 不能久别离。中夜忆欢时，抱被空中啼。 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 奈何许！天下人何限，慊慊只为汝。 又如《欢闻变歌》： 锲臂饮清血，牛羊持祭天。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 又如《前溪歌》： 黄葛生烂熳，谁能断葛根？宁断娇儿乳，不断郎殷勤。 这些都是绝妙的小诗，每首诗都能写出沉挚的深情，表现作者热烈的生命。如果拿这种小诗来和当时骈偶的律诗比较，真要叫那班自命不凡的诗人愧死。这可难怪萧衍萧纲们要低首下心来模拟民间的歌谣了。可是他们也只能模拟民歌的表面，而不能模拟民间的道真情、写实感。所以民间的歌谣，到了文人手里，后来竟变成格律整齐的绝句。 回头我们来讲北方的新兴文学。 北方新掺进来的胡族，他们没曾受过文化文明的洗礼，自然作不出温柔敦厚、哀而不怨的南歌。《折杨柳歌辞》云：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 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虏家儿会唱什么歌呢？他们会唱的是轻生尚武的壮歌，是“杀人不眨眼，生命如鸿毛”的英雄好汉文学。且听他们唱道： 折杨柳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䟤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企喻歌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 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 李波小妹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长城内外聚居的胡族，他们过的是部落式的游牧生活，故所描写的题材多半是骑马射箭一类。如《企喻歌》中有几首是专写牧马的： 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牌子铁裲裆， 鉾鹨尾条。 前行看后行，齐著铁裲裆。前头看后头，齐著铁 鉾。 写边塞风情最佳美的要算斛律金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 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南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境界，也是南人作不出来的天然的绝妙好诗。 胡人的歌谣，即使是写恋爱相思，他们所用的描写材料和遣词的态度，也和南歌完全不同。例如： 地驱歌 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唤天。 折杨柳歌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捉搦歌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着夹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 “真率伉爽，慷慨洒落”，是北方歌谣的大特色。她们绝不会做南歌那种“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郎君未可前，待我整容仪”一类扭扭捏捏的表情，她们只会说“老女不嫁，蹋地唤天”“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的真情实话。南北朝文学本是矫揉粉饰的时代，民间居然产生这种天真烂漫的文学，真是令人欢慰。 在文学史上负盛名的《木兰辞》也是这时候产生的。这是北方儿女英雄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大约高小的学生都读过这首诗的。其全辞如下：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这个故事已经够美了。作者只用三百多个字，来写这一大篇故事，文字活泼如行云流水，结构巧妙而自然，作风极雄壮而又含着温柔的气氛，描写的技术可谓“神乎其技”。虽初识字人亦知这是绝妙好诗，真是一首百读不厌的杰作。 北朝自鲜卑种的拓跋氏统一北方以后，极力模拟中国古代的文化。北方的英雄民族受了文明的洗礼，渐渐与中国同化，变成文质彬彬的君子。从此虏家儿也作出温柔敦厚的诗来，那种美妙自然的山野歌便没落了。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 小说起源于古代的神话与传说。 任何古民族都是有他们悠渺的神话和传说的。在古代的中国，则因为住在天然恩惠比较贫乏的黄河流域，他们须时时与自然界做生存斗争，养成一种务为实际、追逐利用厚生、排斥空想的人生观，缺乏高远的想象幻觉力。故没有产生伟大结构的神话与传说，只有片段的神话传说流传于古代的社会。这在先秦时代的古籍中可以发见许多的。如《庄子》上所讲的“鲲鹏故事”“蜗角上之争”“姑射仙人”；《列子》上所讲的“愚公移山”“夸父追日”“龙伯国的大人”；《楚辞》中的《天问》；《韩非子》中的《说林》；《山海经》中所讲的“昆仑山”和“西王母”等故事，都是神话与传说的记载。只有儒家的孔丘，绝口不语“怪，力，乱，神”，故在他这一派学者的著述中，绝无神话可为引证。到了儒教势力最扩张的汉代，许多古代的神话与传说多因受儒者的摈弃而失传。中国小说遂因此而不能得到早发展的机运。（用盐谷温说） 汉代的小说，是政府采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以成的。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列小说十五家（中有九家是汇集古代传说的），共一千三百八十篇。量数不可谓不多，然皆失传。今所传的各种小说，如题为东方朔撰的《神异经》及《海内十洲记》，题为班固撰的《汉武故事》及《汉武内传》，题为郭宪撰的《别国洞冥记》，题为伶玄撰的《飞燕外传》，题为汉无名氏的《杂事秘辛》等作，皆属后人伪托。（多系六朝人手笔，《杂事秘辛》则人皆谓为明人杨慎作。）故在事实上，中国之有小说，实始于两晋南北朝。 两晋南北朝的小说，就其描写的内容来讲，大体可以分为二类： 第一类是神怪小说 两晋南北朝本是老庄学术流行的放诞自由时代，不忌言神怪。且自秦汉以来，迷信神仙之风盛行；至魏晋以后，小乘佛教又大畅行于江左南朝，许多佛学的经典皆翻译成汉文；于是旧有的中国神话与传说，乃与佛教的神话与传说相混合，遂产生神怪一派的小说。两晋南北朝的小说以这一派为大宗。可惜大部分的作品佚亡不存。今所存者，除一部分散见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及《法苑珠林》外，尚有下列诸种： 《拾遗记》十卷 王嘉撰 《搜神记》二十卷 干宝撰 《搜神后记》十卷 陶潜（？）撰 《异苑》十卷 刘敬叔撰 《续齐谐记》一卷 吴均撰 《述异记》二卷 任昉（？）撰 《还冤志》一卷 颜之推撰 以上所举例的七种小说，其文笔最佳者当推《拾遗记》与《搜神记》二种。今举吴均《续齐谐记》中的《鹅笼记》为例，盖受天竺故事的影响而成之小说也。记云：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心，情亦不甚，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内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耶？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内口中。留大铜盘，可二尺广，与彦别曰：“无以藉君，与君相忆也。”彦大元中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铭题，云是永平三年作。 第二类是人事小说 中国在先秦时代即已有记载人事的寓言，如《礼记·檀弓》中的“孔子过泰山侧”，《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皆富有小说的意味。至两晋南北朝，则有一部分的小说，不复注重于寓意，纯为客观的人事记载。这一类的小说，其描写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写宫闱艳事，如《汉武故事》《汉武内传》《飞燕外传》等作；一种是记逸语奇闻，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八卷）、无名氏的《西京杂记》（六卷）等作，皆以记载人事为主。其中有些描写是异常隽妙的，今举二段为例： 《飞燕外传》一则 后所通宫奴燕赤凤者，雄捷能超观阁，兼通昭仪。赤凤始出少嫔馆，后适来幸。时十月五日，宫中故事，上灵安庙，是日吹埙击鼓，歌连臂踏地，歌《赤凤来》曲。后谓昭仪曰：“赤凤为谁来？”昭仪曰：“赤凤自为姊来，宁为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仪裙，曰：“鼠子能啮人乎？”昭仪曰：“穿其衣，见其私，足矣，安在啮人乎？”昭仪素卑事后，不虞见答之暴，熟视不复言。樊嫕脱簪叩头出血，扶昭仪为拜后。昭仪拜且泣曰：“姊宁忘共被夜长苦寒不成寐，使合德拥姊背耶？今日垂得贵皆胜人，且无外搏，我姊弟其忍内相搏乎？”后亦泣持昭仪手，抽紫玉九雏钗为昭仪簪髻。乃罢。帝微闻其事，畏后不敢问，以问昭仪。曰：“后妒我尔。以汉家火德，故以帝为赤龙凤。”帝闻之，大悦。 《世说新语》一则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丞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丞相素不能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丞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小说的初幕。在这个时期产生的作品，严格讲起来，只具有小说的雏形，只有粗枝大叶的叙述，缺乏完善的结构和深刻的描写，诚然不免幼稚。但从这时候起，造成了作小说的风气，引起唐宋小说的继兴，这当然不能不归功于两晋南北朝的小说为之先驱。而且，有了两晋南北朝的许多小说，供给后世文人无量数的作诗词戏曲的材料和典故，其影响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book_title]第四讲 唐代文学 唐代的文学运动 骈偶绮艳的文学至梁陈间，已经发展至最后的阶段，当时的文人已渐渐厌弃这种只有形式美的“靡靡之音”了。萧纲本是喜欢作艳诗的，也不满意当时的文风，他在其《与湘东王绎书》中批评当时文学的流弊说：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既殊比兴，正背《风》《骚》。……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 这种言论在当时虽未发生若何影响，却很可表示对当时文坛的反感。 北朝向来是不大欢迎骈偶绮艳的文学。北周有一位武人苏绰，因为愤当时文风的浮靡，竟模仿《尚书》来作《大诰》，以矫文风之枉。 至隋文帝杨坚夺了周祚，更严禁华艳的文字，诏令天下公私文翰皆应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即以上书华艳，被付有司治罪。后来又有一位御史李谔曾上书请斥浮华之文，其言曰： 魏之三祖（即曹操、曹丕、曹叡），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聘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遣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李谔的理论显然是反对魏晋以来不讲致用的纯文学，他认定文学必以实用为主。同时有一位儒者王通，他的主张也和李谔相似。他说： 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王通是主张文学必以道德为依归的，他著了一部《中说》，其文笔全仿《论语》。 这是唐以前文学复古的趋势。 骈偶绮艳的文学，经过两晋六朝长期的发展，其风气已深中人心；虽受一部分文人的反对，以及隋文帝政治手段的压迫，结果亦不甚奏效。隋文帝的儿子炀帝就是喜欢写绮文艳思的一个。故至唐之初期，还是骈偶绮艳的文风流行着。当时的所谓“上官体”（上官仪）、“四杰体”（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沈宋体”（沈佺期、宋之问），都不脱六朝文学的流风遗韵，都喜欢作骈偶文，都是由骈偶而陷于绮艳。 直至陈子昂起来，才极力提倡有风骨的朴实的汉魏文学，反对晋宋以后的颓靡文学。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的序文里发表他的文学见解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李白也是一位复古论者，其言曰： 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 自此，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诸人继起，皆宗法陈子昂，继续倡导文学复古之论。至韩愈、柳宗元两大文豪起，古文运动乃底于成功。 韩愈是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命的人，他的文学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文以载道”四字。看他的《答李翊书》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又说：“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原，终吾身而已矣。”可见他是以提倡古道自任的，自然要主张“文以载道”。他在一篇《进学解》上自叙其文章的来源说： 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亦与韩愈相似，其《答韦中立书》论做文章的目的说：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 接着他又自述其文章的来源说： 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此吾之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韩愈、柳宗元都是反对美文学的，他俩都把自己文章的来源，远溯于三代两汉的经史及诸家，洗尽两晋六朝浮靡的风尚。 古文运动有韩柳二氏的努力而达于最高的发展。继之者有李翱、皇甫湜等，皆以才力、文誉不及韩柳，不足号召天下，古文之书遂渐衰。至于晚唐，绮艳的骈偶文学又复活起来，把古文打倒了。 以上是唐代文学运动的大概情形。从表面上看来，这个时代的文学运动，完全是复古潮流的文学运动。其实不然。他们口里虽喊着复古的口号，可是他们的文章并不如苏绰的死拟《尚书》，也不如王通的死拟《论语》；这条死拟古文的路是早已被证明走不通了的。（《周书》称苏绰“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唐代的文人只是以“复古”的口号来做幌子。他们要利用历史上的根据来号召人心，以期打倒六朝的绮艳骈偶文学，故高唱三代两汉之文。在实际上，他们的文章并不真是复古的。试看韩愈之言曰：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 他又说：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 柳宗元说： 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 李翱论韩愈的文章说： 公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 皇甫湜论韩愈的文章说： 属文意语天出，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之章。 李汉论韩文也说： 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 我们由这些话，可知韩柳的文章明明是“惟陈言之务去”“未尝效前人之言”；师古人之意，而不师古人之辞；内容虽为“周情孔思”，而外形实是“千态万貌”，“焯焯烈烈，为唐之章”，并无所谓师法。 韩愈他们致力于文学运动，其目的无非想提倡一种有内容的实用文章，无非想拿文章来宣传孔孟之道，无非企图造成一个新的文派。他们用的文字，只求说理说得清，故都用的浅近文言。我们只要拿韩愈的文章来和苏绰《大诰》一类的文章比较，便立见苏绰所作的才真是模拟的佶屈聱牙的古文，而韩愈的作品乃是具有新风格的唐代文学。 由此看来，唐代的文学运动，不但不是复古运动，而且是实际的革新运动呢。 这个文学运动自然有许多缺点：第一是不应该以复古为名，埋没了文学进化的观念；第二是不应该以文学为载道的工具，忽视纯文学的价值。这两个缺点遗给后世绝大的恶劣影响。近数百年来文坛深受古文之毒，皆唐代树“复古”与“明道”旗帜的文学运动为之厉阶。 可是，由这个文学运动所产生的许多好处，我们更是不可忽视的：第一，唐代古文学运动的实际，乃是一种提倡朴实散文的运动。其结果乃产生许多富有文学价值的散文。这种散文虽不是南朝的文学一类，而实际是受了南朝文学的洗礼，归于北朝文学的质朴，是能够兼南北文学之所长的。如李华的《吊古战场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白居易、元稹来往的信札，很多是富有情调意趣的隽妙的散文作品。 第二，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阻遏了骈偶绮艳文学的发展。自晋宋以来，文人的作品无论文章诗赋，皆用骈偶为之，作风乃流于绮艳不堪。初唐犹沿其弊，文风亦陷于浮靡不振。迨陈子昂起来振臂一呼，提倡有风骨的朴实的诗文，自开元天宝至大历长庆间的作者，皆直接受着这个文学运动的影响，才不为浮靡绮艳的风气所蔽，才有可能产生唐代中期百余年光辉万丈的文学史。 第三，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因为反对空疏浮华不能致用的纯文学，乃揭出明经载道以为做文章的目的。因此文学观念乃流于实用主义一途。在诗歌方面遂开写实一派。这一派的作品以社会民生为题材，以悲天悯人为职志，遂使文学与人生发生最亲切的关系。后来白居易、元稹的文学主张，认定“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自然是受了这个文学运动的影响。 第四，这个时期的文学运动，因为要矫正过去骈偶文学的堆砌藻饰、隐晦难懂的毛病，乃改用浅近流畅的文言来做文章。唐以后的诗文，受了唐文很深的影响，其流弊自然很多，但明白晓畅，实为一大特色。以上四点，是我们对于唐代文学运动的实际及影响应有的认识。 唐代的诗歌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 就数量的发展说，唐诗之盛是很可惊的。单据《全唐诗》不完备的纪录，已有诗人二千二百余家，录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之多，即已超越过去一千多年诗史的总成绩。我们分析唐诗之所以发达，其最大的原因，乃是由于君主的倡导。初唐的太宗、女主武则天及玄宗，都是提倡文学，奖励诗人最力的。此外如宪宗读了白居易的《讽谏诗》，便召为学士；穆宗喜欢元稹的诗，征为舍人；文宗则因为爱好五言诗，特置诗学士七十二人，简直变成诗迷了。唐代的考试制度，本是以诗赋录取进士的；又加上君主们的特别提倡。哪个文人不想做官？要做官就得努力于诗。因此便造成唐代三百年诗坛的盛况。 唐诗不仅“盛”而已。诗歌至唐已是最高的发展，其成绩造诣实已臻于尽善尽美的境界。我们读了六朝骈偶绮艳的诗，再来读唐代的名家诗，真如从一个狭隘的囚笼中飞向海阔天空的地方去。唐诗是无奇不有的，仿佛是一个博物院；唐诗又是无美不具的，如同一个四季花园。论者哪一个不赞美唐诗？可是大家都不很明白唐诗的长处在哪里。其实唐诗最大的特色，只是在不讲模拟，不事复古，而富有强烈的创造精神，具有自由放肆的精神。唐代有才气的诗人，每一个都能自出心裁地在他作品里表现出作者特殊的个性和风格，呈露着浓厚的新时代色彩。经过许多优秀诗人的努力于创造工程，因以形成唐代诗坛的伟大成绩。 唐代的诗体，向来的论诗者都认定律诗和绝句是唐代的新体诗，都认定那是唐代的代表诗体。这个错误我们是要加以纠正的。律诗源出于六朝的骈偶，专讲声韵对仗，最束缚作者的意境情感，是最下乘的诗体。唐人的律诗就很少好的，绝不足以代表唐诗的特色。我以为能够代表唐诗的特色的诗体，乃是五七言歌行和绝句。唐代的诗人最喜欢作五七言歌行。他们的歌行，自由放肆，不受任何格律的拘束，句子可以长短不齐，用韵没有一定的规则，不讲对仗，不考究平仄。这可以说是从两晋六朝解放出来的一种新体自由诗。绝句虽与律诗同称“近体”，却不与律诗同源，它是从六朝的民间歌谣进化出来的。虽有声韵的限制，而不必讲对仗排偶，格律并不严。这是唐人运用最灵活最巧妙的一种新诗体。大概唐人作的好诗，都是用五七言歌行和绝句写出来的。这是我们读唐诗最要注意的一点。 向来读唐诗，都是依据明代高棅的意见，分为下列四种： 初唐（约618—712） 盛唐（约713—765） 中唐（约766—846） 晚唐（约847—906） 这种分期法本来很牵强，并没有什么正确的理由做根据。特别是把唐代中间一段发展的脉络一贯的诗史，强分为“盛唐”与“中唐”二期，最无道理。我以为唐诗的分期，只有三个阶段。第一期，是初唐的八九十年，那还是因袭齐梁以来绮艳作风的时候；第二期，是由玄宗开元（713）起，至穆宗长庆（824）止的一百多年，这是唐诗最兴盛最有价值的时期，我们可以统称为“盛唐”；第三期，是晚唐的六七十年，这时的作风已转入唯美主义的风气去了。这是唐诗大体上的三变。我们现在就分三期来叙述全部的唐诗。 第一期 初唐诗 初唐的诗，在形式上，是唐诗的初期；但其实质，完全是承袭六朝绮艳文学的遗风，还不能说纯粹的唐诗。 初唐本是太平盛世，文学自容易流于享乐之用。况且当代的几个君主，如太宗、高宗、武后，都是极力提倡骈偶绮艳文学的，因此初唐的诗风自然趋于艳靡一途。虽然我们也能在初唐中找得着几个作风较为朴素的诗人，如魏徵、虞世南、王绩、陈子昂等，可是他们的诗极少，并不是当代诗坛的权威者。被称为当代诗坛的权威者的，都是些以骈偶文学负盛名的作家。 在初唐最享文誉的，要推“四杰”。 王勃（649或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人，是四杰中之首出者。他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少年，六岁即能文；未及冠，才名已扬闻于京邑，授为朝散郎。他文思极快，下笔成章，最著名的《滕王阁序》就是他在筵席中一气写成的。可惜多才薄命，当他二十八岁时，往交趾省父竟溺死南海中。他的律诗不足称，五言绝句则很有些写得好的，如《思归》：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王勃而外，其余三杰的诗均无甚可述。杨炯（650—约693），华阴人。少举神童，拜校书郎，终盈川令。他是一位骄傲的文人，以名列王勃之后为耻。其实他的诗在四杰中要算最下，无可举例者。卢照邻（约637—约686），字昇之，幽州范阳人。初为邓王府典签，邓王称之为“寡人之相如”。后拜新都尉，因染风疾去官，居于太白山。后病益甚，不堪其苦，遂自投颖水死。年四十。他的七言歌行颇有些可读的。骆宾王（约638—684），婺州义乌人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