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文学史略稿 [book_author]李长之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397667 [book_dec]李长之著，是书由五十年代出版社（1956年并入时代出版社，1958年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李长之先生出版并畅销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部对中国文学史进行探索和研究的高校教材，其立足宏阔的世界文学视域，避免了一些文学史著作“只知中国文学，不知世界文学”的弊端，突出文学演进的脉络和线索，并依此标准权衡详略及轻重显晦，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学术品格、较高的学术价值的文学史经典。 [book_img]Z_11860.jpg [book_title]自序 我治中国文学史的时间是很短的，1946年以前在大学里教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1946年起才在大学里教中国文学史。——当时一直到现在，实在是所谓“承乏”，其实是没有什么研究的。并且，就是依照我原先的想法，也是先做点滴的研究，才能谈史，然而这方面的工作虽然部分地做了些（例如关于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辛弃疾、关汉卿等 ），却也草率得可笑，事实上点滴的工作既不巩固，而和作为一种史的“通古今之变”的要求也就相去更远了。尤其欠缺的是，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太差，这就缺乏精确、深入而具体的分析的本领。那么，就像一个习画的学徒先做一点儿素描吧，只能说是练习而已，这就是现在的这本书。称之为“略稿”，纪实也。其中一部分也曾作为讲授时的依据，并曾印发过，但如果径直认为是正式讲义，我是想也没敢那样想的。因为，如果是讲义的话，那就须要有科学性、系统性，那就须要贯串着政治思想教育，那就须要建筑在稳妥的大家公认的科学结论之上，那就须要适合学生的实际接受能力和实际需要，那就须要适当地选择重点并配合有计划的讲授时数，然而这些都是没做到或做得不够的。现在印出来，无非想多得到专家们的指教而已。书中有不少看法，是曾得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古典文学教学小组一道工作的同志们的启发和订正的，我应当在这里表示谢意！ 1953年12月14日　长之记 [book_title]第一章 导论 导论 第一节 文学史的性质和方法 文学史是社会科学的一部门，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它的科学方法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所遵循的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分析方法，反对的是形而上学的非历史主义的方法。 但是文学史有它特别处理的对象。它所处理的对象是文学发展的状况及其规律性。那么，什么是文学呢？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序言里，首先对文学下了这样的定义：“文学是社会的阶级和集团的意识形态——感情、意见、企图和希望——的形象的表现。” [1] 形象的意识形态，这是区别艺术与哲学、科学的地方。用语言（包 括文字 ）来表达这种形象的意识形态，这是区别文学和其他艺术的地方。 自从斯大林的《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发表以来，文学之为上层建筑的意义、为基础服务的意义，以及文学虽最后为基础所决定但又与其他上层建筑互相影响，并自身也有其继承关系等，这些问题是更明确了，这对于文学史的工作的开展，是有很大的推进作用的。 文学史和文艺学有所区别，文艺学着重在体系的研究；这和文艺批评也有所区别，文艺批评着重在某一倾向、某一作家或作品，而且多半着重在当代。说它们有所区别，不是说它们没有联系。文艺学的原则是可以应用在文学史上的，文学史也每每充实了这些原则；同样，文学史和文艺批评也有必不可少的互相参证的地方。 文学史就是根据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一般规律，结合文艺学的法则，对文学发展的具体状况及其规律性进行探讨的科学。这就是它的性质。 中国文学史，就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具体状况及其规律性进行这样的探讨的科学。这里离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知识，离不了一般的文艺学的法则，离不了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阶段之概括的了解，以及对于重要作家、重要作品的分析、批判等。这就是中国文学史的内容。 第二节 正确对待祖国文学遗产和向祖国文学遗产学习的目的 祖国的文学遗产是丰富而伟大的。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 根据列宁“在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些哪怕是不发达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都有劳动的群众和被剥削的群众，他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着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2] 的理论，我们是有充分理由来肯定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文学在内 ）的优良部分的，同时列宁在这里也业已给我们树立下了取舍的尺度。 关于如何对待中国古代文化，毛主席有非常明确的指导原则，这就是： 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3]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与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4] 这些原则对于我们学习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史的人是有着深刻意义的。“一概排斥”，那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像过去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甚而连极其伟大的诗人屈原也认为并不存在，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盲目搬用”，那就是一般狭隘民族主义者或国粹主义者所采取的保守态度，我们是同样坚决反对的。现在在一部分青年中间对于祖国优秀文学遗产的无知或抹杀的态度，已经产生了有害的结果，这是应该纠正并不容再继续下去的。 [5] 反之，又有一些青年（数量当然比较少 ），旧书是能看下去了，但钻进去，却出不来。这两个极端也就是多少受了民族虚无主义者或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坏影响。 虚无主义之所以产生，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某些人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精神上一时还不能完全站立起来，又加上受了帝国主义的歪曲宣传影响的结果。保守主义的产生，则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封建主义的余毒。所以，在正确对待祖国文学遗产问题上也就有继续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内。“批判地接收”，目的是“推进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不是颂古非今”，尤其“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像《武训传》电影的赞扬就含有赞扬封建的毒素。至于吸取的标准，那就是“民主性”和“革命性”的。 但上面列宁关于文化遗产的理论还是一般性的，而毛主席所指示的也还是指关于吸收中国一般的古代文化而言，如果专就文学范围以内说，那就需要在一般的指导原则之外更具体些。 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重点呢？大致是：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成分，亦即具有民主性、革命性的思想，同时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在手法上可以丰富多彩，并在运用语言、刻画人物、情节叙述上出色的古典文学作品。这就是我们应该发扬的，而这也就是中国文学史的重点。 这样的做法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为了获得创造新文艺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有益的营养，这也就是为了向前看。如果就一个教育工作者说，还特别为了通过古典文学作品的讲授，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处理古典文学遗产已充分表现毫不关怀并毫无能力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恰表现对过去一切人类有价值的文化财富的极大重视。因此，在正确对待祖国文学遗产问题上，是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的。 * * * [1] 曹葆华译，高尔基著：《苏联的文学》，73页，生活书店，1949年东北版。 [2] 《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卷，6页。 [3]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107页。 [4]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79页。 [5] 参看《文艺报》1953年第十一号社论：《屈原和我们》。 [book_title]第二章 古代的神话传说 第一节 文艺起源于劳动 劳动创造了一切财富，包括精神财富在内。恩格斯在1876年写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的开头就说： 政治经济学家们肯定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确实跟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提供劳动以材料，而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意义还远不止于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础条件，并且是重要到如此地步，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1] 试想由于劳动，猿能直立，进化为人；由于直立，人类的喉部发达了，有了语言的使用；由于语言，人们就可以沟通思想；经验因而得到保存并传播，这也就有了文化的积累。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中是这样有着关键性的意义的。人类的一切财富，可说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劳动改造了自然，劳动改造了人类本身。劳动创造世界的这个真理，是首次被恩格斯这样明确地提出来了。 文学的起源也不是例外。鲁迅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说明： 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吧，它是《诗经》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若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2] 我们分析鲁迅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指明：一、文艺的产生是和劳动分不开的；二、文艺的产生是有着实用的目的，为的是调节劳动，减轻疲劳；三、原始的文艺是产生在集体中。这正是原始文艺的状态。我们看看现在北方的夯歌，南方水手们拉纤时唱的号子，以及陕北的信天游等，都可以令人明了诗歌和劳动的密切关系。再证之以现在保存下来的最古的诗歌： 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3] 蜡词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 [4] 归妹上六爻词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 [5] 一个写渔猎，一个写农祭，一个写游牧，都是和劳动生产有关的。这正是何休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6] 的呢。 既然原始诗歌产生于劳动，实用目的是为了减少疲劳，所以古代的诗歌音乐舞蹈是不分的。《吕氏春秋·古乐篇》上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还代表那原始状态。这也就是《礼记·乐记》上所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躯也”，诗言志的说法虽然在内涵上还不够明确，但《诗经》时代还是诗、乐、舞如此合一，却已经很确实了。 文艺起源于劳动的意义就是如此。文艺起源之科学的解释就是如此。其他像游戏说、装饰说、梦的满足说等，都是剥削阶级的学者的无知和骗人鬼话而已。 不但最古的文艺起源是产生自劳动，也就是劳动人民所创造，就是后代的文艺，就发展上看，也往往先是有民间劳动人民的创造，最初很有生气，转入中上层的文人之手，经过一番加工，也可能有些伟大的作品，但最后终于堕落。在中国诗歌戏曲小说的发展上就证实了这一点，楚辞到汉赋是一个例，元杂剧到明传奇又是一个例。在文人的文学衰微了的时候，又往往因民间文艺的刺激而又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劳动人民才是文学史的主人，正如劳动人民是一般历史的主人然。因此，我们应该看重过去的民间文艺，并应该特别用劳动人民的观点去鉴别过去的一切文艺。 第二节 几个著名的古代神话传说 文学史的开始并不是有名的诗人或诗集，却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也就是神话传说和歌谣。 我们现在首先谈的是神话传说。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是丰富而美丽的，同时也是反映现实的。 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历史也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在中国是发育不完全的，亦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 ），现在正向社会主义、将来向共产主义迈进。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在中心情节上反映的就是原始公社制的社会情况，其中明显地说明着从母系氏族部落公社到父系氏族部落公社的历史进程。只是由于产生的时代和记录的时代的不同——记录的时代已经到了奴隶制社会，因而不可避免地又杂有这后来的记录时代的现实增添进去。所以我们研究起来就需要分析。由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记录片段性，头绪显得十分纷杂，现在只举较重要的、较有代表性的并较完整的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这里选择的是女娲的故事和羿的故事。女娲是一位女神，羿是一位半神半人的英雄。女娲故事代表母系氏族部落公社的产物，羿的故事代表父系氏族部落公社的产物，同时又都带有记录时代的现实成分以及想象成分。 先说女娲：女娲的样子是蛇身人面（《天问 》王逸注 ），因此让诗人屈原曾发生过这样的疑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伏羲和她是兄妹（《路史后纪 》二注引 《风俗通 》），也是夫妇（卢仝 《与马异结交诗 》：“女娲本是伏羲妇 ”）。关于他们的样子和关系，在汉代石刻里还曾保存着（可参看 《闻一多全集 》，第一册， 6页和 7页的插图 ）。也许屈原所见的，就是这样类似的壁画。在原始神话里，他们是人类的一对始祖。 女娲的大事业是炼石补天和抟土为人：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淮南子》卷三，《天文训》 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 ——屈原《天问》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善）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 ——《淮南子》卷六，《览冥训》 康回就是共工（王逸注 ），黑龙也是共工（《闻一多全集 》，第一册， 47页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作如下的分析，一是女神的女娲有这样大本领，是反映母系氏族部落公社中妇女的地位；二是女娲的补天反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向自然斗争的英勇和伟大的创造气魄；三是用五色石补天，可想见古代人美丽的幻想；四是地不满东南是古代人对于中国地形的说明；五是用芦灰止洪水，是一种巫术思想；六是共工的行动是反映这个神话到了记录时代的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对奴隶主的反抗。 [7] 抟土为人的故事是：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为人，剧务，力不暇给，乃引绳絙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贤知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引绳人也。 ——《太平御览》七八，引《风俗通》 抟土为人是原始的神话，分出贫富则是进入了阶级社会后阶级意识的反映。 把补天和造人的神话合起来看，我们认为这可能是世界上各民族都普遍流传的一部较大的洪水故事的一部分。我们试和西南少数民族现存的几个神话加以比较，那整个故事的轮廓尤可了然： [8] 伏羲和女娲也是兄妹结婚，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大概也是认为经过洪水之故；而天地既经部分破坏，所以需要修整；人类也一度灭绝，所以需要再造。这就是那整个故事的梗概。兄妹结婚是家庭在原始社会中的第一阶段，即所谓血缘家庭。 [9] 至于只剩下二人才不得不兄妹结婚的说法，却已是在禁止了兄妹结婚以后的社会中的产物。而女娲的样子所以是蛇身人面，大概是由于这个神话起源于一种以蛇为图腾的部族的缘故。洪水的故事原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但特别值得注意的却是中国的洪水故事往往和治水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女娲已经“积芦灰以止淫水”了，鲧、禹治水的故事就更壮阔，这充分反映了我们祖先向自然斗争的英勇和智慧，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的。 现在再说羿的故事。羿是上帝派下来为民除害的一个有名的射手（《天问 》“帝降夷羿 ”；《山海经·海内经 》：“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 。”）。他的主要功绩有七项： 昔容成氏之时（高诱注：容成，黄帝时造历术者），道路雁行列处，托婴儿于巢上，置余粮于亩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音展），而不知其所由然。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招魂》“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 （音轧愈，高诱注：状若龙首，或曰似狸，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凿齿、九婴（高诱注：水火之怪）、大风（据《文选》刘孝标《辨命论》注引高诱曰：大风鸷鸟）、封豨（高诱注：大豕）、修蛇（《天问》：“一蛇吞象，厥大何如”），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高诱注：南方泽名），杀九婴于凶水之上（高诱注：北狄之地），缴（音灼）大风于青丘之泽（高诱注：东方之泽名），上射十日（《天问》：“羿焉彃日，乌焉解羽”）而下杀猰 ，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 ——《淮南子》卷八，《本经训》 在上面这一段记载中，除了容成氏和帝尧是历史化的成分外，大致是民间原有的神话。这里所叙述的就是羿的七大功绩。他很像希腊神话中建立十二功绩的英雄海丘利斯（Hercules）。上射十日的故事也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在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也仍流传，像彝族神话中就有《吉智高卢的故事》，那是九个太阳被他射下八个，仲家族中就有《王姜射日的故事》，那是十二个太阳被王姜射下十个，剩下的是现在的太阳和月亮。人民对于羿的崇拜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变成了宗布神（《淮南子 》卷十三， 《汜论训 》“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 ”）。宗布神可能是像后代所谓钟馗似的。 [10] 因为羿是一个英雄，除了建功之外，便也有恋爱故事，那就是诗人屈原所质问的：“帝降夷羿，革孽（王逸注：忧也 ）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 这时他的家庭里也起了纠纷： 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高诱注：羿妻）窃以奔月，［托身于月，是谓蟾蜍而为月精］（依《初学记》引文补），怅然有丧，无以续之。 ——《淮南子》卷六，《览冥训》 关于这个英雄的下场，还有一个更不幸的传说，那就是最后遭了阴谋，被人用桃棓（棒 ）打死了（《淮南子》卷十四，《诠言训》：羿死于桃棓 ）。 以上就是羿的简单的一生。照我们推想起来，羿的故事是有声有色，十分壮丽的。但因为文字记载的简略，恐怕遗失了很多环节。和其他民族的同类神话比较起来，他的七功绩似乎是一种考验，经过考验之后，应该达到某一种目的，例如得到妻子之类；而河伯之战，洛嫔之恋，也应该有一些曲折的情节；至于嫦娥奔月一事也不知道是否与对洛嫔的嫉妒有关，然而这些链锁怕是永远找不到了。就整个的故事分析起来，我们就又可以见出，一是这个神话中有企图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例如“太阳何以只有一个”的问题就是；二是对于人类创造发明的赞扬，在这里是通过对一个高明的射手的歌颂表示了对于弓箭的发明以及弓箭所能具有的效能的赞扬；——弓箭的发明本是原始社会中“中石器时代”（或称新石器时代初期 ）的一件大事，这事同时是由母系氏族公社转向父系氏族公社的一个标志， [11] 嫦娥的出走就是女性地位下降的反映；三是这个神话在基本上说羿是对人民有功劳的，所以得到人民的尊敬；四是透过统治阶级的眼光，羿就遭了敌视，例如称为“夷羿”，又如说他射了封豨之后，反而上天不高兴起来，这也就是屈原所质问的：“冯（挟 ）珧（音瑶，弓名 ）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上帝也就是当时奴隶主的形象，这就无怪最后说他遭阴谋而死了。从而我们可以了然像羿这样毁誉参半的人物（鲧也是这样 ），只是由于不同的阶级的眼光所屈折了而已；五是神话是由流传的地域不同而发展的，羿的神话原只在山东一域， [12] 流传开去，就包括了洛水、洞庭的传说；六是神话也由时代的不同而增改它的内容，所以到了神仙家说起来以后，就有了不死之药一类的成分加进去。 鲁迅曾经利用神话作为他的创作素材。女娲的故事，他曾写成《补天》；羿的故事，他曾写成《奔月》。虽然由于对保存神话和讽刺现实二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结果如他自己所批评的“油滑” [13] ，但是他对于中国古代神话的珍视，并且想从其中得到一些创作的素材，又由于这样实践的结果而得到了一些宝贵经验，还是很有意义的。 此外，古代还有些壮阔而有价值的神话，像鲧窃息壤，夸父与日竞走，精卫填海，形天（又作刑天 ）舞干戚等，都表现一种伟大的创造气魄和坚强的反抗意志，无疑都是非常健康的；再如乌鹊填河，牛郎织女，黄帝蚩尤之战，穆王西征等，也都是美丽而富有故事性的；又如中国古代人想象神是一个工人，像大冶大钧之类，也是很有意义的；但因为有些材料过于片断，同时讲起来又牵动像目前这样篇幅的文学史的比重，所以暂且割爱了。 第三节 关于神话的一般说明 第一是关于神话的性质。资产阶级的学者认为神话是原始人愚昧无知的产物，或者认为是白昼做梦之类，这种看法无疑是错误的。反之，马克思主义者对神话的理解是：“神话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把人们的能力加以理想化，同时好像预先感到了它的强大的发展，神话的创造在自己的基础上乃是现实主义的”（高尔基 《苏联的文学 》）。上面所举的神话也就证实了这一点。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神话是看重的。但只就基本上说是如此，在细节上神话中所反映的现实有时往往并不能和现实相符合，这是因为正如毛主席所说：“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条件而构成的”，而神话中所构成的变化也只有“幻想的同一性”，而不是“具体的同一性” [14] 。 第二是关于研究神话的方法。研究神话首先要有社会发展的知识，也要有关于神话的一般母题的知识，要在片断的记载中能够予以合理的复原，还要善于分辨一个神话的原型和它在不同的地域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所有的改变和增添。 第三是关于中国神话何以只剩下许多片断而缺少完整的系统的问题。在这方面，地理环境说和民族性说是完全不可靠的。在事实上，各个地方各个民族都有神话。其他像企图从在地域上广大，在统一上薄弱，历史上无大事件刺激等来说明的，也都很牵强，因为印度就同样广大，也曾在统一上薄弱，但有完整的神话；而中国像在残存的神话中所表现的，历史上大事件的刺激也并不少。或者认为是由于语言文字工具记录困难的缘故，但这也不合事实，因为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有根本没有文字的，神话还是很完整。鲁迅先生提出的神鬼不分，可能算一个理由，然而不如归在历史化的理由之内。把神话历史化恐怕是消灭神话的重大原因之一。天上的故事变成人间了，上帝变成帝尧帝舜了，“黄帝四面”变成耳听四面，“夔一足”变成夔一人即足了，于是神话逐渐衰退。另一个重大原因，应该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以后，有意识地在消灭神话的结果。公元前五世纪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公元前1世纪的司马迁曾经认为“其言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一个是权威的思想家，一个是权威的历史学家，这可说是中国神话的二厄（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对希腊神话也同样是反对的 ）。历史化和儒家的排斥又可归并为一个原因：这就是过去统治阶级的对神话的敌视并有意摧毁。这理由也很简单，神话多半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其中很有一些在统治阶级看来是“叛徒”的形象，觉得太不舒服，例如共工、鲧、夸父、形天等。 第四是关于中国神话的材料问题。由于儒家反对神话，在儒家的经典中神话成分是稀少的（当然不是没有，不过要特别经过整理 ）。反之，道家的书像《庄子》《淮南子》中就比较多些。《楚辞》和《山海经》也是神话的渊薮。但是因为中国的神话“历史化”的过程特别厉害，所以在整理时便不免要经过一些曲折的道路。好在这一方面的学术工作，是已经有些人在开辟了。鲁迅、茅盾、闻一多等的成绩就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 第五是关于我们如何利用神话材料来创作的问题。通过艺术的形象，把古代神话中的美丽而伟大的故事再现出来，使人们知道我国过去劳动人民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力，这就含有具体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在内，也就已经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在内。同时，文艺创作形式本是多种多样的，通过神话反映现实也是可行的艺术手法之一。如果认为必须把当前的政治口号和政治事件生扯硬拉地填进神话中去，才算是尽了政治任务，才算是结合现实，这实在是既破坏了神话，又破坏了现实，而政治任务也落空了。1951年关于《牛郎织女》的演出的讨论，对我们这方面的问题的解决是有一定帮助的。 第四节 简短的结论 神话是古代人对现实生活概括并加以想象而成，因此，神话的精神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同时也是健康的。中国古代的很多神话更特别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创造气魄、坚强意志、反抗精神和美丽想象，这说明我们文学史的第一页，就是很辉煌灿烂的，这些优秀的神话是值得珍视和研究的。又因为这些神话曾经为后世的诗人（像屈原、陶渊明、李白、李商隐等 ） [15] 所取材，所以我们为了理解后代的诗歌，也有必要对这些神话有所认识并熟悉。还有些极其美丽而动人的神话传说，就是在今天，也还可以作为创作神话剧、歌剧的蓝本。 [16] 只是因为记录的残缺，研究起来要经过一番整理复原的功夫，又因为流传的地域及记录的时代和它原来产生的时、地有若干距离，所以在我们研究的时候就要善于分析其中所反映的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 * *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8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2] 《且介亭杂文》，93-94页，《门外文谈》七，《不识字的作家》（《鲁迅》三十年集本）。又见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30页。 [3] 汉赵晔《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王谟《汉魏丛书》本。这篇文字原意是说陈音答复越王关于射的起源的。陈音说是古代孝子为了看守父母的尸首，才发明出“弹”，并且有这样的歌。孝子之说，无疑是出于陈音的想象，但《弹歌》本身总是很早的。 [4] 见《礼记·郊特牲》，据孔疏，土是坊的意思。 [5] 据《归妹》 王注孔疏，是说他们失败了。 [6] 何休《公羊传解诂》宣十五年。 [7] 高尔基说：“奴隶主愈有力量和权威，神就在天上升得愈高，而在群众中就出现了一种反抗神的意愿。”（《苏联的文学》） [8] 参看何愈：《西南少数民族及其神话》，新世纪出版社1951年版。 [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31-3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0]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92页，1950年版。 [11] 参看B.K．尼科尔斯基：《原始社会史》，庞龙中译本，78、98页，作家书屋版。 [12] 森三树三郎：《支那古代神话》，79页。 [13]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 [14]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97、798页。 [15] 参例如陶渊明：《读山海经诗》，其九：“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李商隐《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都是取材古代神话传说。 [16] 像王亚平编写的《张羽煮海》，就是根据旧有神话而创作新剧本的一个例子。 [book_title]第三章 最早的诗歌和诗歌总集 第一节 最早的诗歌 最早的文学是人民的口头创作，除口头创作和神话传说之外，就是歌谣。 最早的歌谣是什么样子？我们提到过的《葛天八阕》《弹歌》《蜡词》，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一部分。 传说伏羲时有《网罟歌》 [1] ，神农时有《丰年咏》 [2] ，歌词虽然不曾保存，但如果把伏羲和神农当作社会发展阶段看，那时曾产生这类的诗歌是可能的。还有所谓《邪许歌》 [3] 《嘘 歌》 [4] ，应是更原始的歌谣。这说明最早的歌唱是产生在集体劳动中。 传说大禹的爱人涂山氏作歌怀念他，只有一句，是“侯人兮猗！”这样简单的形式，可能就是最早的抒情诗 [5] 。 传说禹的儿子启曾经到天上做客，得到《九辩》与《九歌》，于是自己就创作了《九招》 [6] （亦即 《九韶 》） [7] 。上天当然是神话，但说明《九辩》《九歌》《九招》可能是很早的一种宗教歌曲。这也就是一直到大诗人屈原出来还沿用了《九歌》的题目来创作的缘故。 我们以前提到过的一部分《周易》爻词，也保存了一些古代歌谣，除了《归妹》 上六爻词之外，例如《明夷》 初九爻词：“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是写一个饥饿的旅客像一只失群倦飞的鸟似的；《屯》 六二爻词：“屯如邅如，乘马斑如，匪寇婚媾”，是写女子被骑着花马的人们像强盗一样掳掠了去，这也都是简单的现实主义的叙事诗。 古代歌谣被记录下来的，此外还有不少，但损失的却一定更多。就上面这些歌谣看，我们也许已经看出《诗经》的几类诗的先驱：《侯人歌》和一部分《周易》爻词可能是所谓《风》的先驱，《九辩》《九歌》可能是所谓《雅》和《颂》的先驱。——《风》在基本上是民间的抒情歌和叙事诗，《雅》和《颂》在基本上是庙堂的乐歌，《颂》特别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氛。 这就是在《诗经》出现以前的诗歌的情形。 也有一些被人曾经认为是《诗经》出现以前的很古的诗歌，但事实上是后代人写作的。这里举传说是伯夷、叔齐临饿死时作的歌为例 [8] ：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这不可能是公元前12世纪时的诗歌。因为，像这样完整的“楚辞体”的作品是只有到了公元前4世纪屈原时代才能够产生的，不会早在八九百年前忽然出现这样的东西，再则称道虞夏是儒家经典产生以后的事情，称道神农是战国时的事情，决不能见之于伯夷、叔齐时的诗篇。就“以暴易暴”的激愤的情感论，这也是战国、甚而是秦汉之际厌倦并憎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同时感到对人民还是剥削压迫如故的一种情绪，也绝不会像传说产生这首诗的时代那样早。 其他所谓“古逸诗”，有很多是可以发现所传说的创作时代和作者都是不确切的。在古代诗歌中，比较可靠的，还是下面要谈的中国最早的并最好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作品。 第二节 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产生时代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虽然一共只有305篇，但包括的时代起码有六百年，这就是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这一个时代之长，相当于唐宋两个朝代（618—1276）。《诗经》中有年代可考的作品，最早的如《豳风·破斧》，明说“周公东征”，那就是公元前1115年时的作品，最迟的如《秦风·无衣》，据王夫之说，这就是申包胥到秦求救时，秦襄公为他作的，事情在公元前506年，因此，我们说《诗经》包括六百年的长时间 [9] 。但我们又说起码有六百年，这是因为其中有些诗歌还可能更早些，像《周颂·臣工之什》中的《丰年》那样简单： 丰年多黍多 （稻），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进）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嘉）。 像《齐风》中的《卢令》那样素朴的猎歌： 卢（田犬）令令，其人美且仁。 卢重环，其人美且鬈。 卢重鋂（一环贯二），其人美且偲（才）。 像《召南》中的《驺虞》那样赞美善于射猪： 彼茁（音拙）者葭，壹发五豝（公猪），于嗟乎驺虞（兽官）！ 彼茁者蓬，壹发五 （一岁小猪），于嗟乎驺虞！ 以及《召南》中的《野有死麕》那样的猎者的恋歌：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小木），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撼）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都可能还在西周之前。《诗经》就是这样一部包括起码是从公元前12世纪起到公元前6世纪为止的六百年间的诗歌总集。 《诗经》所反映的这个时期，主要地已经属于奴隶社会时期，但部分地也有属于原始公社期的。六百年的时间不能算短，其中的历史事件是多的，社会情况也有了不少变化。我们现在只拣重大的提一下。 公元前12世纪，西周开始建国。周对农业特别重视，周的农业比殷发达得多。《诗经·大雅》里的《生民》和《豳风》里的《七月》就是写周的农事的。大概这时主要的生产是奴隶生产，否则不会有“千耦其耘”（《周颂·载芟 》）的大规模。由于生产技术还不十分发达，二人合耕是经常的事，就是到了孔子的时代，也就是公元前6世纪，还有长沮、桀溺“耦而耕”的话。商业也有一些，证据是当时已经有货币流通，但恐怕小商人居多，就是像《卫风》里的《氓》所说的“抱布贸丝”一类的人吧。在这时代的后期，都市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郑风·出其东门》看，东门之外是“有女如云”的，那就是士女众多的商业区，而且从诗人想到自己的妻子是“缟衣綦巾”的对照看，那些士女一定打扮得十分华丽。社会上已有显著的贫富对照，《卫风》的《硕鼠》可以代表人民对剥削者的仇恨。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域还过着比较原始的畜牧或打猎的生活。这就是那时的社会基本情况。 在西周建国刚开始，主要的问题是在镇压殷的“顽民”。殷纣王的儿子武庚虽然投降受封，但最终联合东方旧的属国叛周，这就是周公东征的原因。《豳风》里的《东山》可能是反映这一事件的。 在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中间，周厉王是一个暴君，中经宣王做了些缓和阶级矛盾的工作，以及部分地抵抗外来侵略，但接着周幽王又是一个暴君，弄得民不聊生，就是贵族也出来说话了，这就是《诗经》里《大雅》和《小雅》中一部分政治讽刺诗产生的根由。对于宣王，当然也有些歌颂，这也保存在《小雅》里。 西周最大的敌人是西方的戎，这事情发展的顶点，便是西周的京城失陷，幽王被杀。继幽王而立的是平王，他迁都于洛阳。这是公元前770年的事。这是东周的开始，也是广义的春秋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大变动。诸侯的势力增强，也就是说明各地域的生产力增高了，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动摇了，新兴地主阶级出现了，于是形成了争霸的局面，这是春秋时代的基本政治形势，它的意义是说明奴隶制社会在向封建制社会推进，后来的战国时代，就是这个时代的延续，而且进一步激化。反映这个时代的生活的也就是《诗经》的主要部分，当时的贵族除了把《诗经》当作音乐享受之外，还曾片断地借用来，在外交的场合当作表示态度的工具。 《诗经》虽然有十五《国风》，但包括的地域实在不出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基本上是黄河流域，这也就是当时周室政治势力所及的地带。因此，就地域说，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同时，就这一个地域而论，既然称为十五《国风》，照理应该有语言上的某些差异，然而事实上差异并不大，这说明现在的《诗经》已经在语言文字上经过了某种统一的修润工作，所以地域的差别性也就相对地减却了。 有些《风》是比较地方性突出的，例如《郑风》和《邶风》《鄘风》《卫风》三风是代表文化较高的地带，《唐风》《魏风》是代表勤俭而无暇谈情说爱的地带，《秦风》是代表尚武的地带，《周南》《召南》《陈风》是代表接近后来的《楚辞》的地带，但其他国风的地方性就比较模糊了。 第三节 《诗经》的丰富内容及其现实主义精神 《诗经》的内容是丰富的，是有血有肉的，是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我们一打开《诗经》，几乎触及古代社会的全面。世界上很少有一部书是像《诗经》这样提供我们以这样完全而生动的人类生活的。 在下面的叙述上，我们没有采取旧的风、雅、颂的分类。这是因为，旧的分类虽然有某种根据，但总是不严格的 [10] 。 完全依照时代的叙述，本也是很好的。但这样做法也不可能。因为，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在我们认为很原始的，也许只是由于那个地域的落后罢了。根据史实的考证，固然可以确定出一些诗的写作年代，但苦于为数不多（照现在估计，不过三四十首 ），而且就是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诗去排列，也不容易看出诗的发展史，原因是，大概有不少诗篇是经过了修改的。 我们把《诗经》中的作品大致分为四大类（自然，这样的分法也并不完全，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 （一）劳动生活的歌唱和周初部落的史诗 我们首先谈反映劳动生活的一些诗歌，这一部分诗产生较早。 在这一方面反映最多的是当时一般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的生活。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三十里地以内两万奴隶耕作的情形，那时还没有广泛使用畜耕，是使用人力，像牛马样的使用着（《周颂·臣工之什·噫嘻 》：“……终三十里 ……十千维耦 ”）。奴隶们辛苦地操作了，把庄稼种得又挺拔又壮大，只不过是顺遂了奴隶主的心愿［《小雅·甫田之什·大田 》：“播厥百谷，既庭 （挺 ）且硕，曾孙是若 ”］，博监督奴隶的人的一点欢心（同上： “田畯至喜 ”），但好容易没有天灾虫祸，就算靠农神保佑（同上： “田祖有神 ”）了。这时已经有了乞丐似的生活，那就是有些人是靠捡一些遗落下来的穗子过日子的（同上： “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 把从事农业的奴隶整年的辛苦生活全部反映出来的，是《豳风》的《七月》。在这诗里提到天一冷了，他们是没有衣服穿，“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一见到“蟋蟀入我床下”了，就要赶快堵他那透风的屋子［“塞向 （北窗 ）墐 （涂 ）户 ”］。他们除了种地之外，还要纺织，为的是给公子——也就是奴隶主——做衣裳；在农闲的时候，还要出劳动力给奴隶主盖房子，昼夜没有休息（“昼尔于茅，宵尔索绹 ”）。妇女们呢，在春天就要采桑，当然也是为了给公子做裳，然而她们在操作的时候是如何心惊胆战，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殆及公子同归”，——会被“公子”霸占了去。三千多年前的这样的悲惨生活，一直到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完成以前就是像这首诗里所深刻具体地反映着的。 在农事歌之外，还有一些猎歌、牧歌以及妇女劳动的歌之类。像： 子之还（嫙）兮，遭我乎峱（音铙）之间兮；并驱从两肩（豜，三岁之兽）兮，揖我谓我儇（婘）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并驱从两牡兮，揖我谓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阳兮；并驱从两狼兮，揖我谓我臧兮。 ——《齐风·还》 [11] 这是写两个猎者相遇的歌，他们是在怎样愉快地劳动着。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七尺牛）。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荷）蓑何（荷）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毛色），尔牲则具。 尔牧来思，以薪以蒸（麻干），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无走失），麾之以肱，毕来既升。 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与）旟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 ——《小雅·鸿雁之什·无羊》 这是一个牧歌，从赞美牛羊，一直叙到牧人的好梦：过好年，还娶媳妇，生一大帮孩子。那样生动，那样淳朴！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拾）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执衿）之，采采芣苢，薄言 （插衿带间）之。 ——《周南·芣苢》 这是写妇女采芣苢的劳动过程的，越采越带劲，先是捡地上的，后来就摘；先是拿衣襟接着，后来就一大兜了。 这些都是劳动生活的反映或歌唱。这些诗的产生时代应该很早。 部落叙事诗，或称为史诗，是讲一个部落的来源和他们的奋斗历史的。产生时代也是很早的。 《商颂》中的《玄鸟》和《长发》就是叙述商部落最初如何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他们的祖先是如何由于简狄吞了燕卵而生，以及成汤如何伐夏桀，如何得到伊尹的辅佐等，由于文字太简单了，很少故事性，也很少形象性。 展开大的篇幅，够上壮阔的史诗的，是周人的几篇叙事歌。 叙述周的祖先后稷的是《大雅·生民》。在这诗里叙述到后稷的母亲如何踏着上帝的脚拇指的印而怀孕，如何被丢弃了而被牛羊保护着，放在冰上又被鸟爱护着，他天生地喜欢庄稼，又天生地那么会种庄稼，种得那么好看，那么肥大，那么结实，那么一颗一颗的饱满丰盈。周人对于农业的改进，是有他自豪的地方的。 从后稷以后，经过好几代，就到了公刘。公刘大概是周部落定居于豳地的创始人。《大雅·公刘》一篇就是叙述他如何选择了这个地方的。诗中说他如何率领着这个部落带了干粮，背着包裹，拿着弓箭斧头去找寻定居，经过长路，越过高冈，看了阴阳向背，又发现有流泉，这才选下来的。 公刘以后，又经过了几代，便到了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就是周文王的祖父，也称为太王的。在他这时候，周人还是穴居，由他才在肥美的草原上盖起房屋。这就是《大雅·绵》一诗里所写的。他们开始建筑的情形是：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绳则直，缩版以载（栽，竖木以约版），作庙翼翼。 捄（盛土）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瘘（偻，高起之处）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敲鼓本来是为了鼓励劳动的，但由于劳动的起劲儿，鼓声反倒被各种劳动的声音压倒了。以后又叙述到如何安上门，立下神社等。这时他们把原先住的昆夷赶走了，在岐下开辟了自己的地方。 由于太王的几个儿子的友爱，小儿子王季继承了太王的事业，这就是文王的父亲。叙述这种友爱并文王扫除发展障碍，打败了崇、密二部落的武功的，是《大雅·皇矣》。诗中说到文王在胜利之后、登在高岗上踌躇满志地说“无矢（陈兵 ）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很有一种保卫江山的英雄气概。这首诗也说明周的建国是经过了如何艰苦斗争的。 文王的儿子武王伐纣，这是很有故事性的一件大事。叙述这一件事的，就是《大雅·大明》。诗中写牧野大战开始时道：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 （赤色黑鬣白腹马）彭彭。维师尚父，时（实）维鹰扬，凉（亮，佐）彼武王，肆（突犯）伐大商，会朝清明。 也是有声有色的。 把《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合起来看，就不啻是周部落建国的一部史诗。这些史诗大概产生在周初，也就是公元前12世纪的时候。到了西周之末，也就是公元前9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又有些叙述周宣王武功的诗歌，像《大雅》的《江汉》（平淮夷 ）、《常武》（伐徐 ），《小雅》的《六月》（狁 ）、《采芑》（伐荆蛮 ）等，也都见出西周是继续在斗争中挣扎着。但当抵抗不住侵略的时候，便只有衰亡了。西周也就结束在犬戎的入侵中。 在春秋时代，公元前7世纪的鲁僖公因为参加了平淮夷，这时也有诗歌叙述，这便是《鲁颂》中的《泮水》和《 宫》。后者由后稷叙起，尤有史诗的规模，但还不如《生民》等诗辉煌精彩。 （二）西周末年的政治讽刺诗和春秋时代反抗压迫剥削的诗歌 这里说的主要是政治讽刺诗，以及反映某种政治事件的诗，这些诗主要产生在西周之末，但也有春秋时代的。它的时代大部分较叙事诗迟些。这些诗一部分产生自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产生自民间，最有价值的是后一部分。 西周最末一个国王是幽王。这时政治的腐烂已经达到了极点，有外患不能抵抗。他和他那腐烂的统治集团，只知道过荒淫堕落的生活。腐烂到这样的地步，后来连统治阶级的内部也有人不满了，表现这不满情绪的就是当时一些政治讽刺诗。这些政治讽刺诗是出色的，因为这些讽刺诗是多多少少和当时一般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憎恶相一致的，同时表现的方式又是那样直接有力，规模宏大，在后来的诗歌中也很少有可以相比拟的。这些诗完全拆穿了“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谎言，但也就因此，倒不坏。 有确切年代的，是《小雅·十月之交》。这首诗提到日食的月和日（“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因此可以让天文家推定它的年代。现在知道是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这首诗从天灾讲到人祸：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猝）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曾）莫惩？ 作者大声疾呼：为什么不看看天灾而有所反省呢？然而统治阶级集团，是不会反省的，却正“艳妻煽方处”，火热地过荒淫的生活，却正“彻（撤 ）我墙屋，田卒污（淤 ）莱”（田休不耕 ），加紧剥削压榨，还撤人的房子，弄得田地也荒芜了。这时大概犬戎之祸已深，所以诗中说那些大臣富家就已经逃难了，只剩下走不动的老头子守着幽王。作者更很清楚地说“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多言 ）背憎，职竞（谅 ）由人”，认为只要努力，并不是不能挽回危局的。然而事实上，统治者绝不那样想。 和《十月之交》同时产生的，有《雨无正》。其中说到这些统治阶级毫不负责任，“戎成不退、饥成不遂”；也丝毫不采纳别人的意见，“听言则答，谮（憯 ）言则退”。他们忙的是自己逃难，不肯再回到国都，理由是“予未有室家”，诗人于是反问道“昔（借 ）尔出居，谁从作尔室”？可见那般人只是自私和畏难而已。 那时人认为幽王的乱源是在宠爱褒姒，从这一方面加以责难的，就有《大雅·瞻印》一诗，其中说“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把祸源推之于一个女子，这当然是片面的看法，但在那时的社会中，就王室的内部关系而论，宠爱一个女人就包括一个太子的地位问题，因此也就多少影响到大局。幽王的太子宜臼，就因为父亲宠爱褒姒之故，母亲申后和自己都被废了，《小雅》中的《小弁》和《巧言》就可能是指这件事。 申侯是太子宜臼的外祖家，由于怨恨，由于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就甘心和犬戎合作，结果镐京失陷，幽王被杀，宜臼立为平王，东迁于洛阳。西周就这样结束了。西周的灭亡，不用说，一定构成一幅乱杂的惨象，也一定惹起人民的怨恨，《大雅·桑柔》一篇，就是这样的反映。“自西徂东，靡所定处”，是说那流离之苦；“民靡有黎（众 ），具（俱 ）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急 ）”，是说那民间所受的灾难之巨大；诗人不能不追究责任了，“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可是那统治阶级呢，在害人上就仍然毫不放松：“为民不利，如云不克。”因此诗人不能不骂他们“自有肺肠，俾民卒狂（尪，瘠病 ）”了！《大雅·召曼》同样是写“瘨（病 ）我饥馑，民卒流亡”的逃难生活，想到从前“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于是有着朝不保夕的痛苦。 表现亡国后迁徙流离的惨状的有《王风》中的《葛藟》一诗。其中说到“谓他人父，亦莫我顾”“谓他人母，亦莫我有”“谓他人昆，亦莫我闻”，够可怜的了。 西周亡后，故都的一切都勾起了人们的怀念。像《曹风》中的《下泉》，就是“忾（太息 ）我寤叹，念彼周京”的。故都的人的装束，男子是“狐裘黄黄”“台（蓑 ）笠缁撮（布冠 ）”，女子是“充耳琇实”“卷发如虿（音迈，蝎子 ）”，叫人“我不见兮，我心不说（悦 ）”（《小雅 ·鱼藻之什 ·都人士 》）。故都的街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但是想起来，就叫人“睠言顾之，潸（音山 ）焉出涕”（《小雅 ·谷风之什 ·大东 》）了。 在《王风》中的《黍离》和《兔爰》二诗，都表现了西周遗民的极大悲痛。《黍离》诗里写看到那“彼黍离离”的富有生趣，于是对照起自己那种“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的哀愁。这很像唐人耿 的一首绝句：“反照入闾巷，忧来谁与语？古道无人行，秋风动禾黍。”《兔爰》就直然说出了：“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动 ）！”亡国之痛，是这样深深地印入诗人的心。 平王东迁（前 770），入于广义的春秋时代。这时反映王室的政治情况的诗少了，反映各地区的政治情况的诗多起来。这时不但诸侯势大，周室势衰，就是各诸侯之间，也逐渐有了兴起的力量，这说明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例如公元前746年，晋昭侯封季弟成师于曲沃，曲沃的势力就逐渐要取而代之。后来终于杀了昭侯，又过了近70年（前 673），成师的后人终于取得了政权。反映这种政变的，就是《唐风》里的《扬之水》，其中说“从子于沃”，又说“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这诗大概是当时的士兵作的了。 各个侯国的统治者大抵是一面过荒淫的生活，一面在极力榨取人民。《齐风》中的《南山》《敝笱》《载驱》，都是指齐襄公兄妹通奸的（他的妹妹是鲁桓公夫人 ），这是公元前694年的事；《陈风》中的《株林》是指陈灵公和他的大夫孔宁、仪行父三人共同霸占着一个女人夏南的，这事在公元前599年。 对于统治阶级的无耻表现了无比的愤怒的，是《鄘风》中的《相鼠》一诗，其中说：“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由于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人民实在生活不下去了，便只有诅咒和逃亡。露骨地表现这种情感的，是《魏风》的《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宦，事的意思）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职，所的意思）！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慰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其）永号？ 所谓乐土、乐国、乐郊可说就是像后来大诗人陶渊明所理想的“秋熟靡王税”的桃花源一样的地方，这是人民在几千年来就渴望着的一种没有剥削的社会理想。列宁说任何阶级社会中都有两种文化，有劳动人民的存在就有社会主义成分的文化，我们在这里是得到证明了。 对于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的愤怒，又表现在《魏风》的《伐檀》一诗。其中说：“不稼不穑，胡取（聚 ）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悬 ）貆兮”？我们可以想象，这正是有大群的奴隶在河边为奴隶主“坎坎伐檀”要做车、要做轮时的苦役中反抗之声，他们觉悟出奴隶主原是“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的，可是享受着奴隶们的劳动成果了。 在奴隶制时期，除了残酷的剥削之外，又有一种殉葬的凶暴制度。《秦风》中的《黄鸟》就是反映这样的事件的，其中明确地提到“谁从穆公”，可知是指公元前621年有170人殉葬的事。“临其穴，惴惴其栗”，写得多么惊心动魄！“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写出了人民对这些死难者的同情和对暴主的抗议！ 像《相鼠》《硕鼠》《伐檀》《黄鸟》，是真正发自人民的反抗。情感是那样充沛，词句是那样直接有力，比起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讽刺诗是更有价值得多，更有反抗性得多了。 （三）抒情诗 ——恋歌及其他 一般地说，《诗经》的内容已经够丰富了，但如果特别就抒情诗说，那就更见出其涉及的面之广来。 在抒情诗中占数量最大的是一些恋歌。但恋歌也是多式多样的。有的只是写爱慕的： 萚（草木落地）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萚兮萚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会）女！ ——《郑风·萚兮》 东门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与晤歌。 东门之池，可以沤纻；彼美淑姬，可与晤语。 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与晤言。 ——《陈风·东门之池》 隰有苌楚（羊桃），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隰有苌楚，猗傩其华，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家。 隰有苌楚，猗傩其实，夭之沃沃，乐子之无室。 ——《桧风·隰有苌楚》 有的是写已经在共同游玩，共同生活的：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悦）怿女美。 自牧归（馈）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邶风·静女》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兰）兮，女曰：“观乎？”士曰：“既（再）且（徂）。”“且往观乎！洧之外洵 （哗）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 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 ——《郑风·溱洧》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弋言加（中）之、与子宜（肴）之。宜（肴）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郑风·女曰鸡鸣》 有的是写在恋爱过程中相思的心理以及见面后的高兴的：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王风·采葛》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郑风·风雨》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 ——《召南·草虫》 有的是写对情人的责怨的：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诒）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郑风·子衿》 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初生的芦）。岂不尔思？畏子不敢！ 大车啍啍，毳衣如 （ ；禾赤苗）。岂不尔思，畏子不奔！ 穀（生）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 ——《王风·大车》 也有的是写自己心理的矛盾或者受家庭及舆论的压迫的：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将兮。 衣锦褧衣，裳锦褧裳，叔兮伯兮，驾予与行。 裳锦褧裳，衣锦褧衣，叔兮伯兮，驾予与归。 ——《郑风·丰》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毋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郑风·将仲子》 《召南》中《野有死麕》一诗，说“舒（徐 ）而脱脱兮，无感（撼 ）我帨兮，无使尨也吠”，也同样是写怕惊动了父母诸兄，惹起人之多言的。我们看《鄘风》的《蝃 》一诗，说：“乃如之人也，怀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就可见周遭的舆论是确乎在干涉的。因此，就不能没有顾忌了。 但也有表现顽强的意志，歌唱着对家庭的反抗的：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垂貌）彼两髦，实维我仪（匹）。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值；相当）。之死矢靡慝（忒），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鄘风·柏舟》 同时也有表现了对求爱者的顽强的，像《召南》中《行露》一诗，说：“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另外有一种恋歌，是表现并没有实事，不过是空想一下，聊且快意的：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阳、明）婉（睕；大眼）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而）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藏。 ——《郑风·野有蔓草》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玉将将。彼美孟姜，德音不忘（亡；不忘即不已的意思）。 ——《郑风·有女同车》 还有的是空恋了一阵，终于人家结婚了，于是生起气来： 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 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癙）。 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 ——《召南·江有汜》 这些恋歌就是这样新鲜、质朴、真挚而美丽动人的。它的好处是往往大胆地直率地写出了恋爱的心理过程，以及各方面的矛盾关系，所以叫人有真实感。就是我们现在读了，依然觉得那是些活生生的人物和事情。中国后代的恋歌是很少有这样健康（不像宫体诗那样写色情 ），这样大方（不像宋词那样扭扭捏捏 ），这样写出心理过程（不像 《子夜歌 》那样单调 ）的。 恋歌之外，有些抒情诗是写家庭间父子兄弟夫妇的情感的。《小雅·谷风之什》的《蓼莪》就是写“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邶风》的《凯风》是特别写“母氏劳苦”的，《小雅·鹿鸣之什》的《棠棣》就写出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以及“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的中国家庭间最常见的情况。 写夫妇情感的诗，那就更多。《郑风》的《出其东门》是写丈夫虽然见到东门外“有女如云”，但他仍然爱自己的妻子，“缟（白 ）衣綦（淡绿 ）巾，聊乐我员（私 ）”；《扬之水》则是妻子劝丈夫在乱离中相守度日的，“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维予与女。无信人之言，人实适（诳 ）女”。这都是写夫妇的伉俪之笃的。反之，也有写家庭间有了裂痕的，例如写丈夫有了外遇，就有像《陈风·墓门》那样的诗：“夫也不良，国人知之。”在夫妇间有了裂痕时，受痛苦的往往是女子，《诗经》在这方面写女子的苦闷的诗特别深刻，像《邶风》的《柏舟》中说：“亦有兄弟，不可以据，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女子所处的家就是她的一个囚笼啊；像《终风》中写的“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傲 ），中心是悼。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这是写嫁一个性情不定的男子就倒了霉的；还有像《谷风》中所写的那位主妇原想“黾勉同心，不宜有怒”，她曾经“何有何亡，黾勉求之”，然而“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把她弃逐了，男人另娶了，“宴尔新婚，如兄如弟”，她恨得说“毋逝我梁，毋发我笱”，可是转而又想开了：“我躬不阅（脱 ），遑恤我后？”《小雅》中的《谷风》是同样写这样一个“忘我大德，思我小怨”的无情丈夫的。《卫风》中的《氓》，那就更完整地叙述了一个女子从恋爱到结婚以及婚后三年的痛苦生活，最初男子来“抱布贸丝”，因而定婚，中间也经过波折，女的对他说“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后来“载笑载言”地嫁过去了，“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三年中过了贫苦的日子，她的生活是“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可是结果呢，“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她就受了虐待，女子也没有变心（“女也不爽 ”），但男人已“二三其德”，从前那些“信誓旦旦”早忘在脑后。这个妇女的遭遇，也是几千年来很多不幸的妇女所共有的遭遇，所以这诗是特别感人的。《诗经》中关于家庭生活，特别是关于妇女的痛苦和心理，就是这样生动地抒写着的。 由于掠夺财富，就有诸侯领主间的战争，由于连年战争，兵士就也有作了诗诉苦的。例如《小雅·鸿雁之什》的《祈父》，就是抱怨“胡转予于恤（忧 ），靡所止居”的；《邶风》中的《击鼓》就是写“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并因而想到不能和“与子偕老”的妻子相见的；《豳风》中的《破斧》和《东山》也是士兵的厌战诗。同时士兵的妻子也有不少怀念丈夫的诗，像《王风》中的《君子于役》，写“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像《卫风》中的《伯兮》，写“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都可以算是代表作。 在奴隶主、贵族们享乐的社会中，最受苦的固然是些参加劳动的奴隶，但中间一些下级官吏，也不是没有苦闷的。抒写小官吏的苦闷的，就有“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的《召南·小星》，“王室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的《唐风·鸨羽》，以及“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的《齐风·东方未明》等。 表现想逃避现实，或在现实里得过且过的没落贵族之隐士情调的诗，则有“衡（横 ）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疗 ）饥”的《陈风·衡门》，“考（老 ）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的《卫风·考槃》，“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的《邶风·匏有苦叶》等。这种诗歌也是后来老庄思想的先驱。 最后不能不提到有一种让教育工作者特别感到兴味的抒情诗，这就是表现对于幼小者的爱护的，这里最有名的便是《豳风》中的《鸱鸮》。传说这是周公作了送给成王的，也有人说是周公不过采取了现成的民歌，并非自作。总之，这首诗整体是用一只老鸟的口吻，说她如何爱护小鸟，如何殷勤地为小鸟造巢，“迨天之未阴雨，彻（取 ）彼桑土（根 ），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她的辛苦的情形是“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诗里不但用了鸟的口吻，而且模拟了鸟的声音，所以这同时是一首再美丽也没有的童话诗。 《诗经》中的抒情诗的方面之广及其美丽就是如此。 （四）礼俗诗 这是一些仪式歌，用在贺婚、贺生子、贺新居、宴客、祭祀等场合的。这里面也有很好的作品。但大部分是重在仪式，重在说些吉祥话，所以，就不免有些公式化了。 像《周南》的《关雎》《桃夭》，《召南》的《鹊巢》《何彼秾矣》，《唐风》的《绸缪》，《豳风》的《伐柯》，《小雅·甫田之什》的《车舝》（辖 ）等，都是贺婚歌。此中特别的是《车舝》，诗中是站在翁姑地位，说了一些客气话。还有《邶风》的《新台》，说“燕婉之（是 ）求，得此戚施”，说新婚倒娶了或嫁了一个难看的蛤蟆，这大概是嘲婚歌。 像《周南》的《螽斯》、《唐风》的《椒聊》，都是贺生子的。把希望人家生的孩子多比作蚱蜢子，比作花椒种，现在看是很可笑的。 《小雅·鸿雁之什》的《斯干》，就是一首贺新居的歌。从贺盖房子一直预祝到这家生男育女。 宴客的诗在《诗经》中特别多，而贵族的宴客诗更多。这一类的诗，绝大部分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像《小雅·鸿雁之什》的《白驹》一诗，说是把客人的马拴起来，不怕客人不来，《甫田之什》的《宾之初筵》一诗，形容醉了的客人“舍其坐迁……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还算有点情趣。 祭歌中最有价值的是农祭歌，像《周颂·臣工之什》的《丰年》、《小雅·谷风之什》的《楚茨》等，可以见出当时的生产情况。《周颂·臣工之什》的《潜》是鱼祭歌。和祭祀的生活有关的，就有一系列的宴尸歌，像《大雅·生民之什》的《凫鹥》；工祝歌，像《生民之什》的《既醉》；谢助祭的人的歌，像《周颂·清庙之什》的《烈文》；谢观礼的人的歌，像《周颂·臣工之什》的《振鹭》。这些诗歌除了在民俗学上可提供一些材料外，文学价值是很小的。《召南》中的《采蘩》《采 》，也可视为这一类。 以上就是《诗经》的基本内容的各方面。在《诗经》产生的当时，也许礼俗诗是最重要的，因为合乎当时的需要，特别是贵族们的需要。现在看，这一部分却大半是没有价值的，撇开这失了时效的一部分外，叙事诗、政治诗、抒情诗以及礼俗诗中的一小部分，都是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因为它构成了上古社会的几乎全面性的画面；它告诉我们那一个时代的人是怎样生活，怎样斗争，并怎样表现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它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劳动人民是如何创造我们的财富，那作为我们文化的奠基人的周人是曾经如何艰苦地开辟了土地，建设了国家；它告诉我们在有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中，人民是过着怎样的悲惨生活，以及如何愤怒，并且当统治阶级到了腐化透顶的时候，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也如何发出了反抗的声音；它告诉我们那时的青年男女是怎样在健康地热情地相爱着，但同时又如何和当时的家庭以及舆论矛盾着反抗着；它告诉我们那时的社会上除了大批奴隶过着悲惨的生活之外，一些小官吏也仍然是受着压迫；它告诉我们那时受剥削受压迫的人们已经如何渴望一个好的未来——乐土、乐国、乐郊，这个渴望却终于在现在实现了。 第四节 《诗经》的艺术性 《诗经》在艺术上的很多优点大都只有直接接触作品并不断去讽诵的人才能体会到。我们现在只就根本处谈两点。 （一）现实主义手法 在上面分析《诗经》的内容时，我们已经提到过这起码包括六百多年的诗歌总集几乎全面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表现了他们的痛苦和反抗，自然同时也暴露了奴隶主、贵族可恨可耻的生活。当我们读这些作品时，觉得那个社会就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也让我们仿佛活生生地接触到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让我们为之欢欣，为之同情，为之憎恶，为之呐喊。 非常叫我们惊讶的是，《诗经》基本上是简单的四言体，但是那时的诗人——主要是民间诗人——已经能够充分驾驭这样的形式，克服了它的简单的呆板的限制，而深刻地表现了客观现实。这说明当时的诗人已有高度的运用文字语言的能力。 当时的诗人非常善于写出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的观察。例如《芣苢》一诗（《周南 》），写采之、有之、掇之、捋之、袺之、 之，就写出了劳动妇女在采集劳动过程中，以及劳动热情的发展过程中的情况。我们读了这首诗，不啻见到一些采集的舞蹈形象似的。又如《殷其雷》（《召南 》），写雷声先在南山之阳（南 ），次在南山之侧，最后在南山之下，那就是雷声愈打愈近了，暴风雨也愈来愈迫在眉睫了；同时作者对所怀念的还没有归来的人，也就越急切地盼他归来了。再像《黍离》（《王风 》），从观察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彼稷之实，到写自己的心情——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也同样是有种发展过程在内的。还有《东门之池》（《陈风 》），写从希望和淑姬晤歌、晤语，最后是晤言，也有心理发展过程在内。在表面上看，好像是很呆板的形式，在两三章之内有时只换了少数的字，然而在把握客观事物的发展上，诗人已经很经济地也很胜利地完成了他的工作。由于诗人善于从客观事物发展过程去观察，并忠实地把这客观事物发展过程表达出来，这就是那些诗之完成现实主义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诗人也善于把握客观事物的矛盾。例如《伐檀》（《魏风 》），就是写那些坎坎伐檀的奴隶和那不稼不穑、不狩不猎，然而取禾三百廛、尔庭有悬貆的奴隶主的矛盾的；《将仲子》（《卫风 》）就是写一个正在恋爱的女子和她的家庭及周围的舆论的矛盾的；《击鼓》（《邶风 》）就是写战事的激烈进行和士兵的悲哀厌战的矛盾的；《鸨羽》（《唐风 》）就是写苦役不息和不能耕种以奉养父母的矛盾的；《丰》（《郑风 》）就是写在恋爱过程中心理上的矛盾的。由于诗人善于把握客观事物的这些矛盾（尤其难得的， 是诗人已经能够把握阶级社会中最本质的矛盾 ——阶级矛盾 ），又忠实地把这些客观事物的矛盾描写出来，这就是那些诗人之所以完成现实主义的又一个原因。 当时的诗人除了善于观察并表达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矛盾之外，也善于选择客观事物的一个重要侧面，或者特征的地方，加以突出的描写。例如在《野有死麕》（《召南 》）中选择了“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的对话，生动地描写出当时像在《将仲子》中所有着的“畏我父母”“畏我诸兄”“畏人之多言”的情景。其他像写建筑的劳动热情就用“鼛鼓弗胜”（《绵 》），写一个歌舞者的用力就用“赫如渥赭”（《简兮 》），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就着力写女子赠的彤管（《静女 》），形容一个心目中的男孩就只写他的两髦（《鄘风 ·柏舟 》），形容草虫是喓喓（《草虫 》），形容雷是殷（《殷其雷 》），形容露是漙（《野有蔓草 》），形容细雨是濛（《东山 》），……统统是选择了那最具有特征的一个侧面去描写的。由于那时的诗人是这样有选择地有重点地去描写客观事物，所以我们在《诗经》中很少见到现象罗列的毛病。那些诗人的用字往往是如此经济，又如此准确（像一个熟练的战士瞄准敌人一样 ），也如此形象化地捕捉客观事物的特征。 那时的诗人已经能够刻画人物。像《终风》（《邶风 》）中形容一个粗暴的男子是“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像《硕人》（《卫风 》）中形容一个美人是“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像《行露》（《召南 》）中形容一个倔强的女性是“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像《猗嗟》（《齐风 》）中形容一个英武的男孩是“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懿 ）若（而 ）扬兮，美目扬兮，巧趋跄兮，射则藏兮”，都让我们感到诗人所形容的人物如在目前。 诗人虽然使用那样似乎笨拙的句子，但却已经操纵自如地写着十分曲折的故事。《氓》（《卫风 》）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一首叙述由恋爱到结婚再到反目的诗中，无例外的都是四字句，但并没有令人感到有任何拘束。 在《诗经》中有活泼生动的对话。像“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氓 》），像“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 且乐’”（《溱洧 》）；像“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女曰鸡鸣 》），这在那样简单的死板的句式中简直是奇迹，但是那时的诗人就用了惊人的才能创造了这奇迹。 以抒情诗论，抒情诗人之所以构成现实主义处又不只在描写上的形象化而已，它的特征尤在通过语言的力量，造成一种情感的气氛，使读者在这种气氛中激发想象力，因而对诗人所要传达的情感有一种真实感。这一点，《诗经》中的诗人也是做到的。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风雨 》），就营造一种寂寞焦灼中思人的气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 》），就营造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气氛；“临其穴，惴惴其栗”（《黄鸟 》），就营造一种阴森可怖的气氛；“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无衣 》），就营造一种慷慨相助的气氛；此外，像《陟岵》的哀痛，《荡》的严肃，《正月》的气愤，都有极其感染人的力量，因而也就更好地完成诗人的现实主义的任务。 这就是《诗经》中现实主义的手法的特征：善于观察并表现客观事物的发展及其矛盾，善于选择客观事物的特征的侧面，能够刻画人物，能够写故事及对话，并能够造成抒情诗的情感气氛；采用的形式虽然好像简单，但已经能够驾驭这种形式，而成功地把握客观事物的繁复曲折的情状，采用的句法虽然好像板滞，但也由于诗人之惊人的创造力而突破了它的限制，依然生动活泼地达到操纵自如的境地。总之，观察客观事物的方法和掌握语言的能力，是使《诗经》中绝大部分作品永远放射着现实主义的光芒的基本原因，这值得我们珍视，也值得我们学习！ （二）《诗经》之民间文学的特征 因为《诗经》中大部分是民间文学，以及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而产生的作品，所以，《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表现了民间文学——劳动人民所创造的文学——的特征，并充分表现了民间形式的优长。 由于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因而有着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一切事物的特点，这就是用全力去做，而不是偷工减料地去做。在艺术上也是如此。我们试看地方戏、腰鼓、秧歌，都是用全力去做的。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是游手好闲的剥削阶级，他们的一切生活和劳动有着血肉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的艺术不过是劳动生活的再现，因而是那样健康，那样生气勃勃，那样充沛有力，而《诗经》也是。我们看到其中丝毫不苟。像《生民》中形容庄稼“实方（放 ）实苞，实种（肿 ）实褎（修 ），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像《斯干》中形容建筑“如跂（规 ）斯翼（端正 ），如矢斯棘（急 ），如鸟斯革（急 ），如翚斯飞”，像《无羊》中形容牛羊“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像《巷伯》中所表现的愤怒“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没有不是踏踏实实，着力去写的。 就是用一个比方，在《诗经》中有很多例子也是贯彻到底。例如《大东》（《小雅 ·谷风之什 》）始终用了许多星辰的名字来说明空有其名，“跂（歧 ）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贯 ）彼牵牛，不以服箱。……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鸱鸮》是始终用一个老鸟的口吻说明对幼小者的辛勤爱护；《硕鼠》是始终用对一个大老鼠的咒骂来表现对剥削阶级的痛恨，那种始终不懈的魄力，丰富而不枯竭的辞藻，都不是后世脆弱的文士所能措手的。 劳动人民的文艺除了有力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对于实际事物的熟悉。像《七月》，那是多么生动的描写田间的事物，这绝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大夫所能做到的。又如《无羊》，如果不是亲身体验那牧畜生活，怎样也不能那样观察入微。即使是《君子于役》那样的短诗，“鸡栖于埘，羊牛下来”，先归窠的是鸡，羊次之，牛下山在最后，就是这些小地方，也有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在。《诗经》高出于后来一般文人的作品，这也是一大原因。没有生活，哪里有诗！ 《诗经》的民间形式也是十分显著的，同时这些民间形式也还生动地保存在现在的民间文学中。重叠和雷同本是民间文学的形式的特点，《诗经》便充分表现了这个特点。像《木瓜》（《卫风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三章的意义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一种单纯的重复，这是较原始的形式。比这进一步，就是形式上好像是重复的、平列的，但意义上是一层深一层了，那就是像我们讲《诗经》中表现客观事物的发展时所举的例子。这种单纯的重复之所以产生，是和劳动人民的有韵律的劳动生活分不开的。 不但一首诗歌里有些重复，就是在不同的诗歌里也有些相似。因为起句相似，而诗名相同的就有三篇《扬之水》，三篇《羔裘》，两篇《黄鸟》，两篇《谷风》等。此中主题相同的，是《羔裘》中的两篇，以及两篇《谷风》。也有诗名不同，但内容是相似的，像《郑风》的《丰》和《齐风》的《著》，就是显著的例子。还有些习见的句子，那就在不同的诗歌里都使用着。这也是民间文学的特点，因为民间文学主要是靠口传，往往同一首歌谣因流传地域不同而大同小异。同时因为它是集体创作，集体修改，谁也不占为私有，所以也就不免改动一二句，便仿佛是另一首了。《诗经》所有韵这个特点，现在的歌谣还保存着。 《诗经》中的“兴”也仍是现在歌谣中所有的一种形式。为什么用兴？曾经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事实上可能是原有不同的动机的：或者是由于观察了客观事物的共同点，或者是单纯地为了押韵，或者是借用了其他歌谣的开头等。如果认为是只由某种作用而起的，那就恐怕是一偏了。 《诗经》中最显著地表现了民间形式的，是《七月》。到现在依然还有从一年十二月唱起的歌谣。五更调也是这一类。 有些表现法在现在看仿佛很生疏似的，如“殷其雷”“零雨其濛”，其实也还在现代语法里保存着，这里的“其”就是“那个”，现在常唱的《刘胡兰》歌词中的“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心里热”，“那个”也就是“其”。正如“兮”字也就是现在口语中的“啊”，经过孔广森的发现和郭沫若的强调，现在大家知道它也仍是活语言了。 三三七言的快板一类的形式，在《诗经》里也已经有了，像“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就是。 最后，由于《诗经》主要是口传的民间文学，所以不只它的形式，甚而一部分语言都还活生生地保存到现在。像“高高在上”（《周颂·敬之 》）、“爱莫能助”（《大雅·烝民 》）、“不可救药”（《大雅·板 》）、“蟊贼”“败类”（《大雅·桑柔 》）等，都不仍是我们的口语么？ 总之，《诗经》产生的时代虽然距离我们三千年左右了，但由于它的现实主义的手法和民间文学的生动有力的特点，这个距离仿佛已经消失。 第五节 关于《诗经》的编订和研究 《诗经》是偶然集合的，还是经过有意编订的？我们认为确乎是经过一番有意识地编订的。试看《诗经》的排列就见出原是企图依照时代次序，大抵是先今后古的（虽然事实上没有完全做到 ）。编订者认为《颂》比《雅》早，《雅》比《风》早，所以先《风》后《雅》，最后《颂》。《颂》之中又是《商颂》在后，《周颂》在前；《雅》之中又是《大雅》在后，《小雅》在前；《风》之中，《豳风》最早，所以也放在《风》的最后。可见编订者是企图有一个历史先后的安排的。同时我们也见出大抵最短的诗往往放在一卷之末，例如《麟之趾》就在《周南》之末，《驺虞》就在《召南》之末，这就仿佛作为一个附录的光景。还有些作品是性质相近的就往往放在一起。例如《节南山之什》，就都是一些政治讽刺诗。总之，我们看出编订者是在根据某些原则来进行工作的，虽然并不严格。 在选择上，编订者大概也用了一点心思，并非逢诗即收。因为，在《诗经》之外，的确有些逸诗。例如：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虽未见好，亦不见丑。 ——《淮南子》 鸿鹄将将，唯民歌之，济济多士，殷民化之。 ——《管子》 青青之麦，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 ——《庄子》 可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编订者遗漏的诗歌也并不很多，这是和其他书中的引诗加以比较便可明白的。有些似乎是逸诗的，其实也有的是异文，有的是在记录时加了修润。我们看《管子》上的《浩浩者水》一歌，和载在《列女传》上的便有一些差异，这就是记录的不同。 [12] 《诗经》的记录，大概也有这种情形。再看《石鼓文》和《小雅·南有嘉鱼之什》的《车攻》本来有些相似。但读起来难易是大不相同了，这就是收入《诗经》时已经过了一些修润、也可说翻译的证明。 最早对于《诗经》有全面批评的，是季札，季札是孔子的先辈。他的批评很着重政治和诗歌的关系，指出诗歌是政治的反映，例如他对《豳风》的批评是“善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 司马迁说孔子曾经删诗。这话是不可靠的。因为，和孔子关系最密切的《论语》一书，其中两次引用到诗，“素以为绚兮”和“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就都是逸诗。如果孔子删诗，那就是把删掉的诗，反而大加讨论，这不是很可笑么？可见在孔子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定本。现在这样的最后定本大概是经过秦汉之际的经师整理后的结果。另一方面看季札观乐的次序却已经和现在的《诗经》差不多，可见孔子幼年时已经有了一种粗具规模的《诗经》面目。大概编定成现在的《诗经》的样子是经过了二三百年而后完成的。 然而孔子和这还没有成为最后定本的《诗经》的关系却是深的。这是因为孔子曾经订正过其中的乐谱（可能只是一部分），这是一；孔子曾经采取《诗经》一部分当作教材，并且十分重视它，这是二；孔子也曾明确地提出过学诗的好处是“使于四方”时作“专对”之用，是可以“兴”“观”“群”“怨”，并“多识草木鸟兽之名”，那就是可办外交、可得教养、可获知识，这说法在当时是很全面并有实际意义的，这是三；而孔子本人不唯是一个音乐家，也是一个诗人，他就作过“优哉游哉，聊以卒岁”那样的诗歌，平日说话又是那样有辞藻，他自己是得《诗经》的益处不浅的，这是四；但是由于孔子依然有春秋时代“赋诗断章”的习惯，例如拿“思无邪”的一句诗来武断全部《诗经》，再加上他自己所着重提倡的事父事君的奴隶道德，这也就给歪曲《诗经》的人开了路，以致《诗经》在长期间里不能被人当作离开经学而独立的文学作品来欣赏，这是五。 孔子以后，孟子对诗指出“以意逆志”和“知其人、论其世”的方法，比孔子的方法进步了许多。原因是，战国本是文化上飞跃的时期，孟子自然代表了较解放并较近于科学的观点。到了秦汉之际，经过许多经师的研究，对《诗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系统见解，这就表现在《诗大序》中的六义说，变风变雅说，以及表现在《礼记经解》中的“温柔敦厚诗教也”之说，这都是在全国趋于稳定统一时所形成的学说，它在长期有着权威的地位。但那些“后妃之德”的乌烟瘴气的统治阶级的歪曲，也就因此根深蒂固。西汉时，诗也分今古文学。今文学派有鲁、齐、韩三家。鲁诗是申培所传，齐诗是辕固生所传，韩诗是韩婴所传。但三家诗在隋以前就亡了。古文学派就是毛诗，创始人是毛公。毛诗在西汉时没立于学官，到东汉才盛行。今文学派讲微言大义，事实上杂有迷信唯心论成分，古文学派讲名物训诂，比较近于科学态度。汉末郑玄是所谓通学派，兼采今文家说而为《毛诗故训传》作《笺》。现在通称为《毛诗郑笺》。到了宋代，由于市民阶层的抬头，怀疑精神很盛，在《诗经》的研究上也得到了部分的解放。在这方面杰出的代表就是作《诗经集传》的朱熹。清代学者在民族压迫和文化专利主义控制之下，精神无所用，便做了些学术复原的工作。在《诗经》方面，把西汉三家诗说又恢复了的，可举魏源的《诗古微》、王先谦的《三家诗义疏》为代表；自郑笺中理出毛诗的真面目的，可举陈奂的《毛诗义疏》为代表。五四运动以后，关于《诗经》的研究可分三个趋势，一是顺着朱熹的路子走，这是顾颉刚、俞平伯所代表的；一是根据金文的研究，在名物训诂上做更进一步的探求的，可以于省吾、林义光为代表；一是从唯物史观，根据社会发展，兼以最可靠的名物训诂为基础，来研究《诗经》的，有郭沫若、闻一多。后一个趋势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这是科学的道路。几千年来在封建统治阶级歪曲之下，《诗经》的真面目是不曾被人窥见的，只有在现在，才有可能去发掘这一部伟大的富有人民性的文学宝藏了。 第六节 简短的结论 《诗经》是包括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的、起码有着六百多年的长时期内的诗歌总集。其中大部分是民歌，是劳动人民的口头文学，虽然有些诗歌可能在编订时经过了不只一次的修改，虽然也有些诗歌只是民歌的模仿，甚而有一些是出自奴隶主、贵族、士大夫之手，然而它的大部分是质朴的、健康的，新鲜而有活力的。在这些优秀的诗歌里，我们看到高度的现实主义的技巧，以及巧妙而准确地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通过这些诗歌，我们基本上可以窥见中国古代社会的面貌，那些健康的生动的情感也永远感动着、鼓舞着我们。 《诗经》中不但有健康的情感，同时也包含一些哲理，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雅·烝民 》），“深则厉，浅则揭”（《邶风·匏有苦叶 》），这是先秦诸子思想的萌芽。在情调和表现形式上，有些作品，特别是《周南》《召南》《陈风》，又可以看作是楚辞的先驱。《诗经》中一些产生自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讽刺诗或表现极大的政治苦闷的诗，更无疑是屈原所学习的重要范本。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也是一部伟大的诗歌集。《诗经》的伟大，说明民间文艺的伟大，说明祖国人民在文学艺术上创造的伟大，说明祖国文学传统的源远流长。世界上没有一部诗集是这样早，而又这样美丽的！ 《诗经》是一部光芒万丈的、永远常新的文学书，但几千年来曾遭到封建统治阶级的歪曲，为了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被歪曲在形形色色的“经学”里。从经学的眼光推崇《诗经》事实上是糟蹋《诗经》，虽然过去一部分训诂工作是可参考的；它现在是得到真正解放了。也有一些在形式上自认为是承继《诗经》的人，例如一些四言诗作者，然而这是和《诗经》的真精神背道而驰的（只有少数杰出的诗人如嵇康和陶渊明的四言诗是例外 ），只有它的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却灌溉着祖国后来无穷的伟大文艺创作！ * * * [1] 《隋书·乐志》：“伏羲有《网罟》之歌。” [2] 魏夏侯玄《辩乐论》：“神农教民食谷，有《丰年》之咏。” [3] 《淮南子》：“举大木者呼《邪许》。” [4] 梁刘昼《新论》：“伏腊合欢，必歌《采菱》；牵石拕舟，必歌《嘘 》。”《采菱》也是古曲，见《招魂》。 [5] 《吕氏春秋·音初篇》。参看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全集一，86页）。 [6] 《山海经·大荒西经》。 [7] 古本《竹书纪年》。 [8] 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称“逸诗”。 [9] 传统的说法是说《诗经》止于陈灵公时代（前613—前595）的《陈风·株林》。 [10] 参例如，如果认为“风”完全是民歌，但“风”也有很多是歌咏贵族甚至出自贵族之手的。头一篇《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如鲁迅的翻译：“漂亮的好小姐啊，是少爷的好一对儿”，这首歌是不是民间歌谣，也就不免是疑问；——至少未必是民歌的原始状态。事实上，“风”里也实在有像“雅”的。我们试比较下列三诗：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周南·樛木》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宾式燕绥之。 ——《小雅·南有嘉鱼》三章 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乐只君子，万寿无期。 ——《小雅·南山有台》首章 有什么区别？反之，“雅”里也有像“风”的。如《小雅》中的《谷风》： 习习谷风，维风及雨，将恐将惧，维予与女。将安将乐，女转弃予。 习习谷风，维风及颓（从上下降的风），将恐将惧，置予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 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这和《邶风》中同一题目的《谷风》一诗，也是以“习习谷风”开头的，同样是一篇弃妇词，主题乃是完全相同的。再如“颂”，像《鲁颂》的《 官》，开头说： 官有侐（静），实实（广大）枚枚（幽静）。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违），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种）穋（先熟），植（先种）穉（后种）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黑黍），奄有下土，缵禹之绪。 这不是《大雅·生民》的缩写么？因此，我们认为风、雅、颂的分类不是严格的。 [11] 关于本节引诗的注释大都根据林义光：《诗经通解》及闻一多：《风诗类钞》（全集四），下同。 [12] 《管子》上的记录是：“浩浩者水，育育者鱼，未有家室，安召我居！”《列女传》上的记录是：“浩浩白水，倏倏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立，从我焉如！” [book_title]第四章 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 第一节 春秋到战国的基本历史事实 《诗经》之后，到屈原出现以前，是辉煌的先秦诸子散文的时代。散文的成就给屈原长篇巨制的写成无论在思想内容上或在组织形式上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些散文主要是产生在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战国接着春秋时代。 狭义的春秋时代是指《春秋》一书所包括的时代，那就是公元前722到公元前481年（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 ）。据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孔子感觉道穷，所以《春秋》绝了笔。事实上获麟是偶然事件，倒是因为孔子这一年已是71岁，再过两年他就死了。大概没有精力编辑下去。就是不获麟，他也只好绝笔的罢。但这一年却也确有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那就是田常把齐简公杀了，自己取得了政权，这时虽然只当宰相，却为以后正式夺取全部齐国打下了基础。这应该就是战国的序幕。然而序幕是不够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的。 广义的春秋时代不能以《春秋》一书包括的时代为限。往前，我们提早到公元前770年，那就是东周之始。往后，我们推延到公元前403年。因为这一年是三家分晋的一年，也就是战国时代七大国之中突然出现了三个新国家（韩、赵、魏 ）的一年；过了17年，田常的曾孙田和完成了夺取齐国政权的政变，这就是七雄中的四个大国是差不多在这期间同时形成的。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开始。郭沫若把战国的开始放在公元前476年 [1] ，这是根据《史记·六国年表》，但司马迁还是拘束于《春秋》一书包括的年代为断限，又拘束于以周天子为正统的缘故，因为这一年是周元王元年，所以便这样划定了。我们认为还是以公元前403年为标志合理些。 说以这一年为标志，当然不是说一刀两断。事实上战国时代也只是春秋时代的继续发展，不过变化更急遽些，正如斯大林所谓由不显著的变化到显著的变化就是了。 大体上说，春秋时代将近300年（前 770—前 403），战国时代将近200年（前 403—前 221，即到秦统一六国 ）。反映春秋时代的社会情况的，是《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反映战国时代的思想感情的，主要是先秦诸子散文和大诗人屈原的诗歌。 有些什么突出事件表现这将近二百年的战国时代的急遽变化的呢？一是生产力空前提高了，春秋时代虽然已经发明用铁（铁字的始见是 《诗经 ·秦风 》中的 《驷 》） [2] ，但大量熔铸和使用是在战国。二是商业发达了，春秋时代虽然有郑国弦高那样的商人，但战国时代却有更大的商人，像囤积居奇的白圭，像有着一万多奴隶的珠宝商人吕不韦，吕不韦甚而以商人的势力操纵了秦的政权。和商业的发达相应，货币也就显著地流通起来了。三是大都市兴起了，像齐国的首都临菑就有七万户，“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其他像洛阳、郢、邯郸、大梁，大概也差不多。四是土地的私有制逐渐建立了，鲁国在春秋时已经实行“初税亩”（前 594），其他国家则大半在战国时也都走上了这个道路。五是阶级矛盾较前更加深了，一方面有佣耕的人像陈涉，一方面有大地主并且经营高利贷的人，像孟尝君就是靠这样大量剥削而养食客三千人的。由于社会上这样不平，所以有了“民恶其上”“盗憎主人”那样的反抗，也有“杀盗非杀人”那样的镇压，更有像传说中盗跖一类的规模较大的起义。六是由于阶级的变动，也就是升降，出现了“士”这个阶层，他们是相当广大的政客群，也是官僚的后备军。七是由于物质条件的具备。战争的规模较前加大了，一个战争可以动员到几十万人。八是适应着这种急遽的变化，各国都经历着变法的过程；有名的楚国吴起变法在公元前381年，秦国商鞅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这种变法的主要意义是废除了残存的公社——井田，自然这也就意味着连带的其他上层建筑的变革。九是由于社会上这些变动，新事物是多起来了，表现新的意识形态的观念也多起来了，语言上也就不免引起了大的变化和混乱，因此从春秋末期的孔子就要求正名，到了战国更变成了普遍的要求，这种要求又特别发展而为讲究逻辑的哲人——名家的活跃上。自然，在他们要求正名的背后，也还反映不同的政治意义，但在说明社会的变动上是一致的。 这些突出的事件都是说明战国时代的社会是有着急遽的变化的，都是说明战国是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的。但我们应该有如何总的理解呢？是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么？是奴隶制社会由初期到成熟么？郭沫若倾向前者，苏联有些学者的结论倾向后者 [3] 。采取后者看法的人，会觉得上面那些现象都有些好像很符合于奴隶制社会一般发展规律的 [4] 。但是从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看，从各国的变法运动都是适应这种变化看，现在一般所说战国是封建制社会的形成时期，是较合理的。 发生在这个时代的所谓先秦诸子散文是意味着什么呢？在思想上说，就是在奴隶制社会中，因为奴隶的劳动，而自由民得以发展文化的结果，这情形是正像古代希腊那些哲学家的兴起似的。文字的美妙，甚而最初所采取的对话形式也似之，它同时是这个大变动的不同阶级利益的不同反映，并包括对于迫切的现实问题的不同解决的各种企图。从那些思想的分歧看来，说明这个时代的下层基础还没有稳固，而是在急遽地动荡着，也就因此，那些思想家的散文特别表现一种“百花齐放”的伟观，这是中国后代社会所少有的。专就文学上说，由于当时社会上阶层的变动，扩大了自由民的数量，由于沟通宣传的需要，于是民间的生动语言大量被使用，因而可以有些“焉哉乎也”的传神的文章，同时由于物质生活的上升，那时也有了便于记录的工具；加之交通的发达，文化交流的频繁，这就使思想的表达上有了更多的刺激和推动；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新事物的不断涌现，这也提高了人们的观察力和概括力，给语言的精密、提炼、曲折繁复提供了条件。也就因此，先秦诸子散文是有着思想上的新鲜和多样，并文字上的丰富和提高的。先秦诸子散文的价值就在于此。 第二节 先秦重要思想家及其散文 我们讲先秦诸子散文，以重要代表人物为限，同时也以有较完整的书籍流传下来的为限。当时主要的思想派别是儒、墨、道、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四家的本身也是因社会的发展而有着发展变化的，同时也因思想的接触而有着交互影响。下面即依历史顺序，对重要思想家及其散文分别加以说明。 （一）孔子和《论语》 孔子（前 551—前 479）是初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这时还是春秋时代，而且是狭义的春秋时代。社会上的变动是有了，但还不剧烈。因此，作为士阶层的代表者的孔子也便是一个新旧之间的人物。他对旧的有所留恋，例如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 》，五 ）。他对新的也有所希望，例如他很想参加一些政变，晋国范氏的家臣佛胖以中牟叛，他想去（《阳货 》，六 ），公山弗扰以费叛（《阳货 》，四 ），他也想去，虽然都经过子路的反对，事实上他也没去，但总见出他是有改革的念头的。由于当时的社会变动还不剧烈，由于他自己饱经世故的理智锻炼，尤其由于他的阶级的限制，他对于任何事是采取一种保留的、慎重的、不彻底、不明朗的态度。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他避免做肯定的答复，“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 》，十二 ）。他一方面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 》，十七 ），好像是一个唯物论者，好像是一个人格神的反对者，但另一方面却也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 》，十三 ），“天生德于予”（《述而 》，二十三 ），就仍露出了他依然有人格神的信仰。这处处见出他是一个新旧之间的过渡人物。因此，他的思想体系是相当有弹性的，也就因此，他的思想体系容易被后人利用，各人可以找到满足自己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就当时的社会情况看，他的思想也该是表现这样的阶段。过誉过毁都是不必要的。 然而就是很平实地看去，孔子仍是有很大贡献的。由于社会阶层的变动，他提出了代表人道主义精神的“仁”，就当时说，在抬高人的地位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 ·梁惠王 》，四引 ），可见他反对屠杀奴隶的人殉，并反对含有人殉的意识的存在。由于“士”这个阶层的出现，他为这个阶层规定了一些道德范畴，也想出了一些必备的条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自有它的推动作用。是孔子把教育事业的范围扩大了，他虽然并没有把受教育的机会开放给所有的人，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 》，七 ），在一定程度上是做到“有教无类”（《卫灵公 》，三十九 ）的，这对以往的教育为贵族所专有而现在开放给一般自由民说，就是一个极大的革新。同时他又是一个“循循然善诱人”（像颜渊所称道他的，见 《子罕 》，十一 ）的教育实践家，他重启发，他尊重个性，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二 ），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 》，十九 ），乐观积极，够得上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楷模。因为他对哲学问题采取保留的态度，把兴趣放在历史上，“好古，敏以求之”（《述而 》，二十 ），“吾犹及史之阙文”（《卫灵公 》，二十六 ），“多闻缺疑”（《为政 》，十八 ），对于史学的发达上和文献的保存上，他的功绩也是很大的。他自己又亲手编订了一部大事提要式的《春秋》。作为一个开山的历史学家，他可以当之无愧。在文学艺术上，他看重音乐，也懂得音乐，含有大部分民歌的《诗经》之所以能够保留并得到尊重，和他的提倡并作为教材也是分不开的。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如此。 记载孔子的言行的书主要的是《论语》，《论语》未必是成自一手，大部分可能是曾子的门人整理的（参看柳宗元说 ）。曾子死于公元前436年，书中记到曾子的死，所以这书的编成应该在此后。《论语》是孔子及其周围（包括反对孔子的人 ）的生动活泼的记录。文字是那样简单，但已经能够传达丰富的思想感情，例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 》，十七 ）这是多简练含蓄！它已经能够刻画人物，像写子路的直率、子贡的聪明、颜渊的谦虚，都是非常成功的。孔子和子路的对照，就像《吉诃德先生传》中的吉诃德和山冠一样，也像《水浒传》中的宋江和李逵一样。《侍坐》一章（《先进 》，二十四 ）是典型的刻画人物的一个好的短篇。由于孔子讲究辞藻，记载孔子的话处也往往富有形象性，而耐人寻味，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 》，二十八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子罕 》，二十二 ）都是意义深刻、富有暗示性而又有形象化的辞藻的。 《论语》是用对话体写的一部最早的书，也是十分成功的一部书。 《论语》中记载的《凤兮歌》是我们见到最早的楚辞的形式。 《论语》最好的注释本是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 （二）墨子 墨翟（前 480？—前 390？）是墨家的创始人。他本人活动的时代是战国初期，但他这一派的活动一直继续到战国末期。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滕文公下 》，九 ）；韩非子说“世之显学，儒墨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显学 》）；吕不韦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尊师篇 》）——可见墨家在当时的势力。 孟子所遇到的一些反对派：像墨子的再传弟子许行（即许犯 ），先儒后墨的告子，实行非攻的宋牼（即宋钘 ），明称墨者的夷之，也都是墨家。这说明在孟子时代，不唯墨家是和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而且是思想上的劲敌了。 作为一个学派的墨家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这是一个产生自解放了的工艺奴隶的集团。墨子所以称墨，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像受了黥刑的囚徒那样的艰苦。墨子的弟子禽滑釐在墨子那里的生活是“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备梯 》），楚国的穆贺说墨子的言论是“贱人之所为”（《贵义 》），荀子也批评他是“役夫之道”（《荀子 ·王霸篇 》），而墨子自己讲道理时也每说“譬若筑墙然”（《耕柱 》），正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他反对儒家的重要理由之一是“惰于作务”（《非儒下 》），可见他们是过劳动生活的。第二，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求仕的穷人集团。有一位曹公子，曾向墨子说，最初在他的门下，“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后来生活好些了，“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于始也”，但是还不满意，曾去质问墨子（《鲁问 》）。又如墨子曾经介绍他的弟子耕柱子仕楚，只吃到三升米，他的弟子们便丧失了信心，但墨子却还是乐观的，后来耕柱子给老师送了十金来，墨子便说：“我说来么？”（《耕 柱 》）墨子介绍弟子去仕的例子还有很多。墨家的领袖称为巨子，是一代一代相传的。有一代巨子叫腹 ，他的儿子在秦国杀了人，秦惠王要赦他儿子的罪，他说：“墨者之法，杀人者死，……正虽为之赐，而令吏不诛，腹 不可不行墨者之法”（《吕氏春秋·去私篇 》），他终于把儿子杀了。可见墨家不但是有组织的团体，而且有严明的纪律。第三，这是一个能实践的反对战争的集团。墨子止楚攻宋是一个有名的故事（见 《墨子·公输 》《尸子 》《宋策 》《吕氏春秋·爱类篇 》《淮南子·修务训 》），传说公输般有九攻，墨子有九守，他并且说就是把他杀了，他的弟子禽滑釐等还有三百人，仍然会用他们守御的工具继续干下去。 这三个特点都是先秦诸子的其他学派所没有的。因为它是产生自解放了的工艺奴隶集团，所以他们有部分的科学思想。像“圜，一中同长也”（《经上 》），就表现着几何学上关于圆的科学定义，“景不移，说在改为”（《经下 》），就表现着对于物体的移动和影的构成的科学分析。墨子的非命思想，反对“我命固且穷”（《非命中 》），更是合乎科学的世界观而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它是一个有组织的求仕的穷人集团，所以他们主张尚贤，反对“骨肉之亲”、“面目美好”者“无故富贵”（《尚贤下 》），这对旧的贵族政治说，也是有进步意义的。同时因为他们是穷人集团，他们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耽误生产。这就是他们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以及非儒的理由。除了由于他们不了解艺术的作用，在“非乐”一点上有一些偏狭之外，这许多主张也是正确的，并且切中时弊的。最后，因为它是一个能实践的反对战争的集团，所以他们不但是在理论上有兼爱、非攻的伟大思想，而且在实际上也有很有价值的防御知识的贡献。在现存的《备城门》等十一篇，提到发现和对付敌人穴攻的方法，防止奸细的方法，城外掘沟的方法，防火保密的方法等，这对弱小国家在防备侵略上都是有实用价值的。 这些都是墨家思想中可贵的成分。但是由于墨家是一群小生产者的手工业集团，他们的思想中有落后的成分，有矛盾的成分甚而有反动成分。例如当时已经“疑惑鬼神有与无之别”了，这本是当时的进步思想，但他们却认为这是“天下乱”的原因（《明鬼下 》）。有盗贼，有战争，这本是阶级社会私有制起来的必然结果，但他们用唯心论的解释，认为是“皆起不相爱”（《兼爱上 》），这是他们的落后处。讲节葬，但又讲明鬼，这是他们的矛盾。至于讲尚同，想维持从家长一直到天子天志的统治秩序，甚而主张广设“耳目”，要使“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惕栗，不敢为淫暴”（《尚同上 》），又常说富者要“高墙深宫”来防盗（《尚贤上 》），甚而说“杀盗非杀人”（《小取 》），在这里虽然部分思想上反映了当时要求统一的历史趋势，但就他所提出的方法论，就是反动思想了。这是墨家虽然出身于工艺奴隶，虽然大部分思想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要求，但由于小生产者的生活限制，世界观的狭小落后，不免受有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影响处。墨家曾经盛行于秦、楚，这些反动思想就构成了秦的统治者的专制思想的一部分。 墨子本人的时代在孟子之前，但《墨子》一书的时代大概和《孟子》同时，《墨子》一书，除了“经”的一部分可能是墨子自著外，其余大部分是墨子的再传弟子写的。在书的形式上，论文有了标题，而且篇幅已长，从实有的对话进而为理想的辩难（例如 《非攻 》中有 “饰攻战者之言曰 ……”），这是论文的一大进步。墨家不重文章，说“若辩其词，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用”（《韩非子·外储说 》左上篇引田鸠语 ），但他们对于辩论是有自信的，墨子曾说“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贵仪 》）。墨子有所谓三表或三法，“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同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 》），这是他的思想方法，也是他的论著的写作方法。这种方法有重实践的意义，也有大部分人民立场，所以是可贵的。因为墨家重实用，又有初步的科学知识，所以他们很看重语法和逻辑。“名、达、类、私”，表现他们对名词已有分类；“以言为尽悖，悖，说在其言”（《经下 》），已指出了全称否定命题的谬妄问题；“譬也者，举他物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小取 》），已有了较为系统的辩论方法论。 《墨子》最好的注释本是清孙诒让的《墨子间诂》。 （三）孟子 孟子（前 390—前 303）是战国中期的儒家代表人物。他的时代距孔子已经有一百年左右。这时是各国争王的时代，是六国合纵抗秦的时代。这时代的社会变动已经剧烈化。就他对于当时一些具体问题的态度论，他的思想是有许多进步的方面的，这表现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十四 ）的某种程度的民主思想（因为他的民主思想是局限在上层阶级中，并非承认所有的人都有政治权利，所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思想；然而这句话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依然发生过一定的号召力量，对限制绝对君权说就还是富有革命性的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梁惠王上 》，三 ）的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的主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离娄上 》，十四 ）的非战思想，以及“天下恶乎定，……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梁惠王上 》，六 ）的统一要求。其中虽然不免有些空想的成分，但大都是可宝贵的。然而就孟子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论，是明显地发展了孔子保守的唯心的一面的。他强调“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告子下 》，十五 ），他是承认有人格神的。反之他却没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的物质的天道观。他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不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情况的，各国在变法，在毁掉原始公社的残余，但他主张井田；各国在要求新的制度，但他主张“一治一乱”（《滕文公下 》，九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 》，十三 ）的历史循环论。在这些地方，他就代表了没落的反动的贵族思想，因而他到处碰壁是当然的。由于他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的限制，所以他那些伟大理想在当时不容易实现。总之，他的思想不免有些混乱状态，也正如当时社会秩序上的动荡。 孟子的书，大概是自己编订的。因为这部书已表现了鲜明的统一的个性，同时在记叙辩论的时候往往是胜利归自己，不像《论语》书中兼记那些反对者的言论，仿佛还没有结论似的，而且在《孟子》书中已经看出是有意做文章，虽然也是对话体，然而已是长篇巨制的高级形式了。因为他是有意识在做文章。所以《孟子》一书在文学上的影响，可说在过去所谓经典中是除了《诗经》之外影响后代最大的。《诗经》影响了后代诗歌，《孟子》影响了后代散文，尤其是影响了所谓唐宋八大家古文派，以及清代的桐城派，可惜他们所吸取的还偏于形式方面而已。 因为孟子生在战国中期，他不免受了纵横家的影响。“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 》，三十四 ），“子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 》，九 ），他的文章富有雄辩的气概，并有雄辩的制胜敌人的战术。又因为带有感情，他的文章也富有煽动性，能发生宣传鼓动的作用。他认为好的人，像尧、舜、伊尹、柳下惠、孔子，尤其是孔子，他尽了渲染的能事；他认为不好的人，像杨朱、墨翟、陈仲子，他也用尽了恶骂和挖苦。他的文字也善于形象化，例如他形容别人接受他的话时是：“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梁惠王上 》，七 ），他形容别人不爱听他的一套时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 》，六 ）。他写的那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离娄下 》，三十三 ），够上成功的短篇小说。 一般地说，他的风格是“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借用 《尽心上 》，十六 ）。加上他有迅捷的比方，在战斗之中杂有诙谐，而他运用虚字的技术也到了纯熟的地步，都那么确切、传神，这就增加了他的散文的吸引力。 在文学见解上，“以意逆志”（《万章上 》，四 ）和“知人论世”（《万章下 》，八 ）给后代的文艺科学（特别是清代 ）指出了结合历史环境对作家或作品进行研究的道路，“养气集义”（《公孙丑上 》，二 ）又给后代的古文派打下了理论基础。 《孟子》最好的注释本是汉赵岐《孟子注》和清焦循《孟子正义》。 （四）庄子和老子 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但这一个派别是有渊源的。它的渊源就是《诗经》中《考槃》和《衡门》那样的歌者，以及孔子晚年在南方所遇见的一些隐者。后者就是像告诉孔子说“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的楚狂接舆，孔子要同他说话，但他逃避了（《微子 》，五 ）；像告诉子路说“岂若从避世之士”的长沮、桀溺，问路不答，耰而不辍（《微子 》，六 ）；像讥讽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荷蓧丈人，孔子叫子路再去看他的时候，也逃避不见了（《微子 》，七 ）；像讥讽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晨门（《宪问 》，三十八 ）；以及骂孔子“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的荷蒉者（《宪问 》，三十九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悲观、冷淡，只料理自己的事情。传说中的老子其人，也就是这类的隐者。他们大都是隐姓埋名，不出来奔走，也不赞成别人奔走的。他们不满意社会的变动，但认为没有办法。为维持生活，就自己劳动，此外呢，大有“由他去罢”的光景。这些人的身份大概是一些属于没落贵族的自由民，因为，一则他们不会是生产奴隶，奴隶不会有那么些知识，像知道鲁孔丘等，二则他们不会是新起的“士”这个阶层，士对当前的变动是不会持那样消极的态度的，三则他们又不是大奴隶主，大奴隶主不会自己劳动。从他们对当前变动的不满来看，显然是这些变动对他们不利。这种人不是没落贵族是什么？这样的人物在春秋时代已经很多了。 到了战国初年，就有构成一种思想体系的，那就是被孟子形容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尽心上 》，二十六 ）。孟子的话也许过分一点，但实在很突出地概括了孔子所遇见的那些隐者的共同态度。他们对任何人采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他们既不像墨子那样组织团体，他们也不出来游说，他们更不参与新兴的“士”这个阶层的活动。他们把自己的智慧封锁着，囤积着，只打算做一个聪明的然而冷酷的旁观者。因为他们要彻底地做到“为我”，所以也就不讲学，不著书。杨朱就是在这阶段。 然而到了战国中期，社会的变动更加剧烈了，这些聪明的旁观者也就牢骚更加多起来。其中又碰巧有文学天才的人，便也情不自禁地写起书来。这样的人便是庄子（前 365？—前 290？）。庄子本人曾经却楚王聘（《秋水 》），又曾经向惠施解释决不代替惠施现有的那样腐鼠一般的相位（同上 ），可知这正是隐者的态度；《庄子》书中也曾详细记载楚狂接舆的诗歌（《人间世 》），又曾记载阳子居（即杨朱 ）见老子的故事（《寓言 》），这也证明庄子正是继承了从孔子所遇见的那些隐者到杨朱的发展的。 庄子的根本思想是什么呢？基本上可说是一种可耻的自私思想。“可以保身，可以全生”，这就是他的理想。“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因此对善恶的批判是消极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均见 《养生主 》），他对于知识的追求也是消极的（他用了很多文字，说明智识的相对性 。以达到他那不可知论的唯心论的认识论 ）。他尤其反对科学技术知识，例如他说子贡曾向一个“为圃者”建议用一种“用力甚寡而见功多”的灌田的机械，便被讽嘲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他说子贡狼狈而逃，走了三十里地才定住神（《天地 》）。这是多么倒退的思想！他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齐物论 》）他就是这样地做一个没有是非的“聪明”的旁观者啊！他把生活看作是“附赘悬疣”，死了倒是“决（胡乱反 ）溃痈”（《大宗师 》），多么可怕的但也是多么可耻的寄生阶级的没落思想！ 因此，就基本思想而论，我们对于庄子是应该否定的。 然而由于他的激愤，也就是他的牢骚，他作为一个时代的批判者，有时却也是深刻的。例如他说：“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人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 》），这就揭穿了统治阶级的道德的虚伪性以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学术思想的阶级性。同时由于他和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以及他的恢宏开朗的解放思想，对于汉代反抗统治者的诗人是有一种鼓舞作用的。例如，嵇康等，就是以庄子思想为武器，而表现了不妥协精神，而苏轼、辛弃疾等的创作，在一个时期内，也受了庄子的启发。 假若单纯作为一个文章家以及艺术理论家看，庄子尤其有着不可磨灭的地方。他的散文在先秦诸子中是最活泼并最富有想象力的。像“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逍遥游 》），他运用语言文字的技术是可惊的。像“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 崔 ），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柱上方木 ）、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音孝，箭去之声 ）者、叱者、吸者、叫者、嚎（哭声 ）者、宎（深而声留 ）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者乎”（《齐物论 》），他的词汇伴随他的想象力，就是这样的丰富而不枯竭的。这正是《天下篇》上所批评的“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作为一个艺术理论家，像“以神遇而不以目求”的庖丁解牛（《养生主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佝偻丈人（《达生 》），“以天合天”的梓庆为 （同上 ），“尽垩而鼻不伤”的匠石运斤（《徐无鬼 》），都对于艺术创造的精神集中状态以及技术纯熟的作用有所阐说，同时这四篇短文，也是写得很成功的小故事。至于所写“解衣般礴、裸”的宋元君画史，更表现艺术家藐视统治阶级的气概，在一般美术史上是常提到的了。 《庄子》最好的注释本是晋郭象的《庄子注》，清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谦的《庄子集解》。 《庄子》之后，道家中又有一部具有绝大重要性的书出现，这就是《老子》一书。作为一个哲人的老子是很早的，但却是一个传说最为分歧的人物，他的真相大概不过是像孔子所遇到的隐者一流。作为一部书的《老子》，经近代很多学者断定，却是很迟的。《庄子》书中虽引用了老子的许多话，但其中有些乃是庄子的创作，有些可能是隐者相传的一些成语。郭沫若说《老子》是环渊（前 360？—前 280？）所著。这是可能的，但也可能更迟些。书中有“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八十章 ）的话，这可能是指有一种大迁徙的史实。战国时迁徙最大的是楚国在公元前278年郢都被破，迁陈，可能就是指此。如果这个推断是可以成立的，那么书的成立就又在这以后了。但最迟不会在韩非（前 280？—前 233）著书以前，因为韩非有《解老》《喻老》，那时《老子》一书已经存在了。总之，《老子》一书的作者的渺茫，也正如老子一人的渺茫，只是大体上推知老子本人在春秋时代、《老子》一书成于战国晚期，也就是屈原时代而已。 《老子》一书是很驳杂的，就它的最大价值的一部分论，是在它提出了“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的素朴的唯物论（《庄子 》书中还是偏于唯心论的泛神论的， 《老子 》全书中唯心论的成分也还很多 ），同时也运用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二章 ）的简单的辩证方法。它对于当时最深刻的批判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五章 ），这就揭穿了统治阶级的面目；“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七十五章 ），这就指出了剥削的事实；“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 ），这就更说明了阶级社会的残酷剥削的规律。“将欲取之，必固（马叙伦注：姑 ）与之”（三十六章 ），也是指出了阶级社会中欺骗手段的丑恶的，《水浒》上武松上了张团练的当，还不就是这个圈套么？同时这部书也是有反抗性的，像“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六十九章 ），“强梁者不得其死”（四十二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七十四章 ），都有一种愤怒的火焰在。这些简单而精辟的句子，同时也是它的文学价值所在，虽然它的文体正如它的思想也还是十分驳杂的。《庄子》和《老子》，在风格上都有近于楚辞的地方。 作为道家经典的《老子》，自然也不免是聪明的旁观者一流。但由于时代剧变的刺激，它较之《庄子》更激烈，也更深刻。至于它之想恢复“小国寡民”的生活（八十一章 ），当然是倒退落后的。同时它虽然揭穿了一些事实和规律，但事实上终被统治者利用，这就更巩固了那些事实和规律，因此，它变成了阴谋家的法宝。然而这部书中终有丰富的智慧，概括了很多生活经验，是几千年来令人探求不尽的，同时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著作之一。各国都有好几种译本，而新译本还在不断出现。 《老子》的注释本是很多的，但最标准的本子却还没有。最常用的是晋王弼的注本。 （五）荀子 荀子（前 340？—前 245？）是先秦时儒家的最后重镇，但他已经是变了质的儒家。他反对孟子、子思，他把孔子重礼、乐而轻刑、政的思想改变为四者并重的思想。他已经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唯物论成分，也推动了像他的弟子韩非那样成熟的法家思想的发展。他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是关于对自然的斗争的思想（《天论 》），关于音乐的理论（《乐论 》），针对当时的迷信而加的批评（《非相 》），以及关于当时各学派的中肯的分析（《非十二子 》《解蔽 》）。但他的性恶的学说，无疑为法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对于所谓“小人之辩”，主张“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盗贼得变，此不得变也”（《非相 》），这就是焚书坑儒思想的先河，表现统治阶级的凶恶面目。荀子又有所谓“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仲尼 》），这都是见了叫人恶心的。但就《荀子》之能分析批评，就《荀子》之影响秦汉间学术说，他是有思想史上的地位的。 在文章上，他虽然没有韩非犀利，但却沉着，踏实有条理。他那带有攻击性的论文，像《性恶》《非相》《非十二子》，更特别出色。《荀子》中的《成相篇》和《赋篇》则保存了一部分民间诗歌形式，在诗歌形式的研究上是一种可贵的资料，但内容却是很少价值的。 《荀子》的注本有唐杨倞注和王先谦的集解。近人著作则有梁启雄的《荀子柬释》。 （六）韩非子 韩非（前 280？—前 232）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也有他的先驱，那就是在战国初期、中期主张或实行变法的人物：李克（即李悝，前 455？—前 395？），吴起（前 440？—前 381），申不害（前 400？—前 377），商鞅（前 390？—前 338），慎到（前 350？—前 275？）等。 这些人物的共同点是彻底摧毁原始公社的残余，打破旧的贵族政治，企图用一套新的改革，富国强兵，从实际上解决走向统一的道路。他们的主张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要求的，但和旧贵族的势力是冲突的，因此其中主要的人物往往在主张上是或多或少地被各国采用并实现了，但本人却遭受旧贵族的迫害，甚而被杀，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韩非被毒死。 因为韩非的时代已是战国晚期，他死时距秦的统一（前 221）只有12年，所以他对于各派思想有了吸收并批判的机会。就法家思想的范围内而论，他综合了重法的吴起、商鞅，重术的申不害，重势的慎到三派；就以往的儒、墨、道三家论，他吸收了儒家正名分的思想，新儒家——他的老师荀子的性恶学说，他吸收了墨家的尚同思想，他吸收了道家老子的无为主张，而构成了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体系。但是他对儒、墨两家关于古代的争辩是批判的：“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显学 》）他认为这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应该彻底反对的。他对道家的恬淡恍惚也加以批判：“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必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忠孝 》）。这样，韩非批判了已往的各派学说（包括法家相传的学说在内 ），加以摄取，而构成了他自己的思想体系。 韩非是有唯物论思想的。他说“饥岁之春，幼弟不让，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心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五蠹 》），他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不但高出于墨家那样“起不相爱”的唯心论观点，而且较之道家《老子》一书的唯物论的思想轮廓也更为明晰。他反对倒退复古，他说：“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他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这就是说要按照社会发展情况办事，这种主张是他高出于儒、墨、道三家处。 但是他的唯物论思想不免是一种庸俗的机械唯物论，因为他所理解的社会是片面的，重心只在帝王，而不在人民，“圣人治吏不治民”（《外储说右下 》）；他所理解的人类也是片面的，只注意坏人，不相信好人，因此他的政治哲学是“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显学 》）；因此，他主张刑多于赏，“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心度 》）；更进一步，是强调用重刑“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六反 》）。他把任何人看作敌人，他有一篇《八奸》，头三项是“在同床”“在旁”“父兄”，这都是要防备的，多么可怕的思想！后来秦始皇虽然采用了他大部分思想，而得了统一，但因为残酷的专制统治，遭到了人民的大规模反抗，也终于在很短的期间崩溃了！ 作为散文家的韩非论，他的散文是犀利到可惊的地步。《孤愤》《说难》《五蠹》《显学》是他代表的作品。余如《亡征》一连举出40多条亡国的可能，最后说“亡征者非日必亡，言其可亡也”，而结之以“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这就说明外在矛盾和内在矛盾的关系，他的观察是周详而深刻的。他又有《难言》一篇，指出了写文章时可有12种被人指责的地方，这是深知写文甘苦的话，是文学批评和修辞学上的重要文字，是像陆机《文赋》那样文字的最早先驱。在论文体裁上，他比以前的人更体系化了，他喜欢用概括的数字作为篇名（像 《八奸 》《十过 》《五蠧 》等 ），并用有组织的一系列的很多事实来说明问题（像 《内储说上 》《七术 》《内储说下 》《六微 》等 ）。就是后世的论文家也很少像他这样系统化的。韩非为了说明道理，他的书中同样有很多小故事。 《韩非子》的注本有清王先慎的《集解》。 （七）《吕氏春秋》 先秦诸子到了荀子和韩非，都表现了综合化的趋势，更进一步表现这个趋势的是《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的编辑者在名义上是吕不韦（前 290？—前 235）。他是拥有一万多奴隶的奴隶主，同时是一个大商人，曾经在秦要统一全国的前夕，当过十年以上的相国，这在当时是一个煊赫人物。因为《吕氏春秋》是一部集体著作，参加编写的又多是当时第一流学者，所以书中有很多精彩的部分，如《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就是很宝贵的生产知识，《决胜》就是军事斗争的一些经验总结，《尽数》就是一些卫生原理的说明，而《察今》一篇提出了变法的理论根据，《用众》一篇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恃君》一篇则提到“太古常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又说“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不但表现了素朴的社会发展知识，而且表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思想，这些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在《用民》一篇里，说“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并紧接着说“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这明显地是在反抗秦始皇的专制独裁。 [5] 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吕氏春秋》的内容尽管有些驳杂，不像上面那些有独特面目的学派，然而它代表当时很高的思想成就，是那时学术思想的优秀成分的结晶，是无疑的。 就文字论，《吕氏春秋》是朴实、醒快而简劲的，《察今》和《决胜》尤其可以算代表作。它比《韩非子》在锋芒锐利的地方虽然有些逊色，但在整齐、简短、干净利落方面，却也有它的优越处。至于全书系统性的组织，所谓十二纪、八览、六论，则是超过了以前所有子书的。就这点论，它代表了当时论文著作的最高形式。《史记》的一部分文字，就是采取了它的组织形式的。 吕不韦死在公元前235年，还早于韩非之死（前 232）三年，而他编辑的《吕氏春秋》则完成于公元前240年，但就思想发展及著述体例论，它应该排在《韩非子》后面。——先秦诸子是以这部书光辉地结束了。 《吕氏春秋》最早的注家是汉高诱，近人致力最勤的成绩是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 第三节 简短的结论 第一，先秦诸子是当时散文的最高成就。那些灿烂的思想和杰出的散文是由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制社会剧烈变动所需要的结果，也是当时的民间口语被大量采用的结果（《墨子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