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中国文学史讲义 [book_author]游国恩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228990 [book_dec]《中国文学史讲义》是游国恩1929—1933年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后改名山东大学）时撰写的讲义，内容是先秦两汉至南朝宋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讲义》首先探讨文学的疆界和起源。游先生对文学史范围的界定在不同的时期有些不同，对文学起源的看法则比后来通行的看法更为通达。《讲义》以“传信”为原则。由于中国文学历史很长，很多材料真假难辨，没有定论，为了保证内容的真实可靠，游先生对重要的作家作品时代真伪均一一考证，梳理旧说，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是老一代学人的优良学风和开拓精神，对文学史的创建功不可没。具体来说，如关于《诗经》，对其时代，“二南”“风雅颂”名称的释义，及地域、内容等均有精辟的论述；论证了自《史记》以来因袭的“孔子删诗”的错误；对《诗经》的艺术性作了详尽的分析：这些都是游先生对《诗经》研究的贡献。再如，《悲愤诗》是否为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的真伪，及《孔雀东南飞》的时代和作者，游先生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后多被学术界接受，成为定论。也有些问题，游先生的看法随着时间有些变化，如五言诗起源的时代，苏李诗、《柏梁台诗》的真伪等。 [book_img]Z_11861.jpg [book_title]第一篇 导言 第一章 文学之界说 我国学者于文学之观念向极模糊。陈义虽多，而求其合于文学之根本原则者实鲜，是用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治文学史者既苦于界说之不立，因而彷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离，不可究诘。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实繁，派别枝分，千头万绪，其间源流变迁盛衰倚伏之故，绝无有系统之说明。卒之杂摭经传子史阑入文疆，而于真纯文学，反摒诸竹帛之外，瞠目茫然无所睹。凡此胸无绳墨、举措乖违，皆昧于文学界说有以致之。故凡有志于此者，务先明文学之界说。界说不立，则文学史可无作已。 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夫曰错画，曰乐章，则文学之为艺事复何待言。故《广雅·释诂》训文为饰。《文选·七启》“尔乃御文轩”注训文为画饰。而《礼记·月令》“文绣有恒”注更直训为画。《说文》别有彣彰字，从彡。彡，毛饰画文也。义亦相类。段玉裁以为文章其省文。此皆文之本义也。《易》曰：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释名》曰：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诗大序》曰：声成文，谓之音。《乐记》曰：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又曰省其文采，注云：文采，谓节奏合也。此皆文之引伸义也。总之，文学之意义不外两端：一曰声，二曰色。色者翰藻，声者宫商。作者连属字句、组织篇章，和其声、设其色，以倾泻其思想情感于寸楮尺素间，而文学之能事毕矣。 吾人既知文学为独立之艺术，不可不更进而求其范围。范围若何，视其作者之旨趣与篇章之纯驳而已。仪征阮氏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专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见《揅经室三集》。沉思翰藻云者，即所谓情思丰富有声有色之纯文学也。盖上自六艺三传、庄列史汉，旁及百氏支流，下逮唐宋杂笔，其不合于文学条件或虽合而不以文为主者，举不得以文称焉。善乎萧统之言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界画疆分，区以别矣。斯文家之极轨也。 虽然，六朝文家之倡文艺论者，尚不止昭明一人已也。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理，始可言文。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亦曰：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一作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又如《情采》有三文形文、声文、情文之论，《丽辞》明四对言对、事对、反对、正对之殊。凡兹所云，可谓抉文论之精微，发艺林之秘奥。同符真理，蔑以加矣。故余谓从来文人之真能认识文学者，无过于六朝，而文学极盛之时代亦无过于六朝。后之人反横指为八代之衰，务为从横恣肆佶屈生涩之杂笔以相胜，抑何其愚且谬也！近人章炳麟先生复痛诋阮氏说为自陷，乃变本加厉，谓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者，通谓之文。详见《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是又辞之蔽哉。 第二章 文学之起源 文学者不凭虚起，有之自有语言始，成之自文字孳乳以后始，而靡不以自然及人生之各种关系为其发动之枢机。详推其故，可得而言。 一、关于自然者 刘勰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文。此盖道之文也。道者即老子自然之谓，非后人文以载道之谓也。道之文云者，即天地万物自然之文也。自然之文，实为一切文学所自出。故又曰：傍及万物，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文心雕龙·原道》。彦和此论，盖谓文艺声色之事，本自然界所固有，吾人日受其暗示而摹仿之，即为文学之嚆矢，不必果具篇章也。大抵初民之世，山居谷处，猎牧为生。见羽毛之美，则取以文身；聆泉石之鸣，则引声而唱。拟色即形文之原，拟声则声文之始。余故谓文学之发生，乃人类用其本能以摹仿自然者也。 二、关于情感者 人类所以异于他动物者，以其有七情也。有情斯有感，有感斯有应。应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言，而后有文辞。故《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此音乐起源论也，亦即文学起源论也。《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诗歌起源论也，亦即舞蹈起源论也。诗也，乐也，舞也，分流而同源，异辙而同归者也。盖感而为声，咏而为诗。初民止有讽诵之诗，无著于竹帛者。动而为舞，比而为乐，而莫不由于感情之冲动，特其进展之程序微有异耳。古者诗必入乐，乐必有舞，三者相连，未尝或间，殆以此乎？锺嵘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刘勰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朱子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馀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综览众说，情感实文学之源泉。诗歌为文学之先导，不亦彰明较著也哉。 三、关于需要者 《传》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文学之功用论也。何谓志？思想情感是也。语言者，表达思想情感之工具，而其用有时而穷者也。盖不独古昔之言，未能传诸今日，吴越之语，无由达于燕齐，即方俗殊音，对语亦多膈膜。故欲济其穷，通其变，使能传之久远，则非文辞不为功。阮元曰：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诗歌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文言说》，见《揅经室三集》。今案论语记孔门四科，言语与文学并重。其教人也，则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盖春秋时诸侯聘会燕享之仪，行人周旋酬酢之际，最重辞命。所谓“子产有辞按即言辞，诸侯赖之”是也。愿欲善其辞命，必借助于文学。故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吾人第观其时不辱君命，责在行人。宴席赋诗，已成定例。则知孔子之言良有以也。宰我子贡善为说辞，而孔子许赐也可以言《诗》。文学与语言之关系如此。 西方学者多谓文学源于宗教，言之亦颇成理。盖上世人类思想简单，往往睹宇宙万象森罗，以为冥冥中必有主宰。当夫利害纷呈、吉凶叠见，必不免惊悸骇愕而生其趋避之心。趋避之心生，则祈祷之事作。祈祷之事作，而文学之事以起。如《礼记·郊特牲》之伊耆氏《蜡辞》。《史记·滑稽传》之穰田者祝是也。虽吾国宗教观念向极薄弱，此种文学绝少留传。即间有之，又多不可信。然此一则由于生活之需要，一则由于情感之冲动，有如舂人之相、邪许之歌，发生于劳苦倦极之余，以为调剂宣泄之用者，则不以古今中外殊也。 若夫篇章之成立，必在文具完备以后。古者人事至简，竹帛力漆之事无有。心有所触，宣之于口。降及后世，制作浸备，乃有篇章之记载。观于战国时功名之士游说人主，咸骋言辞，靡有书奏。迄乎嬴秦，李斯始以书谏，为章奏之祖。盖其时文学之工具既备，言事者在笔而不在口也。 第三章 文学之流变 王筭州曰：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入乐府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见《艺苑卮言》。顾亭林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见《日知录》。二氏之说，可谓略具文学史之眼光，顾未能十分明晰耳。夫我国文学之历史至长，派别至多，而其源流变迁又至复杂，骤理之，几不能得其端绪。细察之，其条理脉络盖有丝毫不能掩者矣。 我国三千年来之文学，南北二派而已。南北二派之文学，诗赋而已。诗之祖为《诗经》之四言诗，一变而为汉魏六朝之五言乐府在内，再变而为唐之七言律诗在内，三变而为宋人之词，四变而为元人之曲，五变而为现代之语体诗清代在内。此一系统也。赋之祖为骚体之楚辞，一变而为汉赋，再变而为六朝之俳赋及骈俪文，三变而为唐宋之律赋及四六文，四变而为明清之八比。此又一系统也。然两派虽对峙，而楚辞实受《诗经》之影响。惟荀卿之辞赋，则又沟通南北而中绝者也。后世小说发达，上溯高曾，抑亦辞赋戏曲之裔欤。其变迁系统图如下： 兹为便利计。特依下列之图叙述之。其支流末节无关闳旨者略焉。 我国文学发祥之地，原在黄河流域，大约西元前千一百年至五百年间。其文学之主要作品为四言诗。《诗经》三百篇即可代表古代北方之韵文。此就大部分言之，其中亦有南方诗歌。《诗经》之形式除极少数之杂言自一二言至八九言。外，余皆以四言为主体。其时代虽极难确定，然大抵最早者不过周初，最晚者在陈灵公被弑之际。前六百年。此种四言诗盛行至五六百年，此五六百年间之文学，吾人称之为《诗经》时期。 夫四言之形式至简也，其用易穷也。穷则变，变则通，故屈原起而从事于文体之解放，变束缚为驰骤，去规矩为参差，由是骚体之文以立。骚体者，战国时崛起于南方之革新文学也。尝考其革新之动机，远在周灵王时，前五百五十年顷。《说苑》所载《越人歌》，实为楚辞之滥觞。迄安王时，前四百年顷。浸浸盛矣。至战国末，屈宋起而张其军，是为楚辞之全盛时代，而《诗经》之势力遂衰。此数百年间之文学可称为楚辞时期。 楚辞盛行之结果，一变而为汉赋。楚辞亦赋也，余另有专论，兹就其形体之变迁而区别之。《卜居》、《渔父》实肇其端，相如、枚叟复振其绪。体则托为问答，词必尽其声貌：或侈陈畋猎之盛，或极夸宫阙之美，箉文铺采，动辄千言。虽雕虫篆刻，不免淫丽之讥；然其义归惩劝，亦风骚之遗也。降及东京，作者继武，子云而后，摹仿滋多，大抵雷同剿说，不出前人窠臼，自郐以下，无足观已。顾两京辞赋变骚体为散体，其形式尤极自由，故能畅所欲言，淋漓尽致。就文学史观之，亦韵文一大进步也。此种文学盛行于两汉者垂四百年，吾人称之为汉赋时期。汉赋自魏晋以后，其自身又分为二派。一为六朝之徘赋及唐宋之律赋，一为六朝之骈丽文及唐宋之四六文。后一二百年又变为一般文学史家极不重视之八比文。此又赋之极变也。 四言诗变至辞赋而极矣。然辞赋虽为韵文，其性质实与其他散文无异，故四言诗之自身亦莫不时时蜕化而谋其演进，此西汉以来所以有五言诗之发生也。五言诗是否始于苏、李，姑勿具论，然考其起源，大抵略后于贾谊。下逮建安，作者飙起，掞藻抒华，蔚为大观，由是而魏而晋，而南北朝，发达乃臻鼎盛。计其间前后约五百年始变为唐之律诗，此可称五言诗时期。 五言诗之末流，以对偶字句、调协声韵为工。故齐、梁以后，渐有变律之势酝酿既久，以迄于唐。唐人踵其遗规，更为严其绳墨，平仄字数，皆有一定，凛不可犯，而律诗始告成功。盖辞章之进于艺者至是而极，而其规律之束缚又莫此为甚也。律有五律、七律、排律亦称长律。之别。其截律诗四句以成之者有五绝、七绝，其扩张五言以成之者有七言古诗及六言体等，诗体既繁，作家亦伙，盖历代以诗鸣者无与比伦。故有唐三百年初盛中晚之诗，实文学史上之一烜赫时期也。 词之兴也，盖由于古乐府之亡，中唐以后之新音乐文学也。朱子曰：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全唐诗》附录注云：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方成培曰：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后来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故词者所以济近体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引见《词学集成》。盖古乐府至唐，音乐之效能已失。唐人所拟，但借题抒意而已，而言入乐则不可。唐人所谓新乐府亦然。此为文学与音乐脱离关系之始。然其时近体诗歌律绝之类。盛行，歌诗者尚多取以协乐，以故诗乐之关系赖以不断。惟诗歌之形式有定，而乐调之变化无穷。以有定之歌辞，谱变化之声调，势必捉襟见肘，有扞格不入之病。于是作者造作长短句以御其穷，声则实之，拍则合之。故歌辞与乐调遂无龃龉抵触之处，而词以成。迄于两宋，歌诗之法既亡，歌词之法大盛，文人学士竞造新声，词人之多，难更仆数。故此数百年间之文学可称为宋词时期。 曲之起，亦与词同，盖亦音乐之文学也。在昔词曲固无分别，凡可被之管弦，宜于歌唱者，通名为曲。金元以远，词曲始判为二。然曲与词同牌名同句格者数十调，与词同牌名而不同句格者亦数十调，故词谓之诗余，曲又谓之词余。诗词曲三者，古时皆能歌唱。唐以前唱诗，至宋则盛行唱词，而唱诗者鲜，至元明则盛行唱曲，而唱词者又鲜。唱诗唱词之法今已不传，传者惟唱曲耳。然元人之唱法亦不传，今所唱者，乃明魏良辅所创之昆腔也。至于清季，乱弹大盛，并昆曲亦式微矣。考戏曲之渊源，虽曰上溯六朝，实则滥觞于宋。其变迁之主因，亦以音乐为之转捩。盖宋之歌曲为词，亦谓之近体乐府，亦谓之长短句。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多以一阕为率。其歌舞相兼者则谓之传踏，亦名转踏。北宋之转踏，恒以一曲连续歌之。每一首咏一事，共若干首，则咏若干事。然亦有合若干首咏一事者。如王灼《碧鸡漫志》谓石曼卿作《拂霓裳》转踏，述开元天宝遗事是也。其曲调唯调笑一调用之最多。例如《乐府雅词》载郑仅调笑转踏共三曲，分咏罗敷、莫愁、文君三事，兹举其咏文君一曲为例参看王国维《宋元戏曲史》。 绣户朱帘翠幕张，主人置酒宴华堂。相如年少多才调，消得文君暗断肠。断肠初认琴心挑，么弦暗写相思调。从来万曲不关心，此度伤心何草草。 草草，最年少。绣户银屏人窈窕。瑶琴暗写相思调，一曲关心多少。临邛客舍成都道，苦恨相逢不早。 此等曲词之形式与词尚无大异，至元则极其解放，文辞亦极通俗，而北曲衬字尤多，是又韵文之一大进步也。综计元明二代，散套、杂剧、院本、传奇之作，盛行亦三百年。吾人称之为元曲时期。止称元者举其代表言之。 此外律赋、骈文、八比、小说等文学虽各有其特色，然于全部文学史之变迁为支流，当于后章详之，兹不具述。昔焦理堂谓一代文学有一代之所胜，欲自楚骚以下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见《易余龠录》六五。真卓见哉。 第四章 周以前之文学 文学史之职责贵在传信。姬周以前，史迹尚多可疑，况文学乎？夫黄、农以前，未有文字。虞夏以前，未有历史。藉有文辞，靡得而睹。然博稽载籍，遗文佚句，粲然可观。此又何也？是以后人疑其依托，斥为悠谬，诚无足怪。第诗歌韵文，本乎天籁。虽在远古，奚必无其文章。特古人口传其语，后人追记其辞。亦犹后世谣谚俗语，初则野老村章传之于口耳，后则文人学士记之于简册。事出追录，匪由自著，理至明也。观于周代文学之盛。《诗》三百篇，华实并茂，岂无故而然哉。是故育风孕雅，其必有长久之酝蓄可知矣。惟篇章既由追记，传闻或异其辞，甚且全然失实，向壁虚造。赝鼎之多，盖自兹始。吾人当考核钩稽，务求明确。轻信轻疑在所不取。今就此时文学之具篇章者而分述之。 一、绝不可信者 晋王嘉《拾遗记》载帝子与皇娥按谓少昊之母并坐。抚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浛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着日傍。当其何所至穷桑，心知和悦乐未央。白帝子答歌云：四维八埏眇难极，驱光逐景穷水域。璇宫夜静当轩织，桐峰文梓千寻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畅乐难极。沧湄海浦来栖息。按王子年本后秦姚苌方士，凿空撰《拾遗记》一书，言伏羲以来异事甚众。荒诞诡谲，绝不可信。马贵舆目为小说家良不诬也。况少昊之世，安得已有七言诗句句押韵如魏文帝《燕歌行》者乎？观其词旨浅薄，不待辩而知其伪矣。此外嘉所虚构者尚多，不复具引。 《家语·辨乐解》云：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唯修此化，故其兴也勃焉。考此事本见于《礼记·乐记》，又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又见于《韩诗外传》四，又见于《新语·无为》篇，又见于《淮南子·诠言训》及《泰族训》，又见于《说苑·修文》篇、《风俗通·声音》篇、《史记·乐书》。而《家语》所记，大半剽窃《说苑》之文也。《南风》之诗，汉以前不闻其详。故郑康成注《乐记》只云“南风长养之风”。而高诱注《淮南子》亦曰“南风凯乐之风”。是知《南风》之诗，亦仅存其名而已，并无歌辞流传，其为王肃伪造甚明。惟《尸子·绰子》篇及《文选·琴赋》注引《尸子》略载此辞，疑亦后人据《家语》依托者。王氏伪造《家语》，前人固已辨之，此诗又伪中之伪也。夫虞舜时即有此成功之骚体诗，其妄真不值识者一笑矣。厥后《琴操》又有作《舜南风歌》。其词曰： 反被三山兮商岳嵯峨，天降五老兮迎我来歌。有黄龙兮自出于河，负书图兮委蛇罗沙。案图观谶兮闵天嗟嗟，击石拊韵兮沦幽洞微。鸟兽跄跄兮凤凰来仪，凯风自南兮喟其增悲。 《琴操》一书原为伪托，此又杂取图谶荒唐之说以实之，其伪更显。而“凯风”之句直钞《邶风》，舜时安得有此，文体之伪抑其次也。《琴操》又云：舜耕于历山，思慕父母，见鸠与母飞鸣相哺，感思作歌。歌曰： 陟彼历山兮崔嵬，有鸟翔兮高飞。瞻彼鸠兮徘徊，河水洋洋兮清洁。深谷鸟鸣兮嘤嘤。设置张罥兮，思我父母力耕。日与月兮往如驰，父母远兮将安归。 此即所谓虞舜《思亲操》也。又见《古今乐录》。大抵据《孟子》而演绎之，浅陋不堪，其为后人伪造无疑矣。《琴操》又载禹作《襄陵操》云： 呜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恣。三过吾门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烦下民。 此缀取《尚书·尧典》而成之者也。《尧典》云：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佥曰：於，鲧哉。《琴操》所录，不复有文艺风趣矣。劳心作伪，竟亦出此恶制，何哉？《琴操》又载《涂山歌》云： 绥绥白孤，九尾厖厖。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于室家，我都攸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明矣哉。 按《吕氏春秋·音初》篇云：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此《琴操》之所本也。此歌意义虽不甚明，然取材于《吕览》而广之，则可断言矣。 二、疑信参半者 《帝王世纪》记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又见《高士传》“壤父”条。又《列子》记尧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与不治，与亿兆愿戴己与，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云：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即相传之尧时文学也。然皇甫《世纪》晚出，《列子》本亦伪书，古今人辨之甚详。所载二歌，极难征信。惟《尚书》记帝尧时百姓昭明，黎民于变，皞皞自得。事或有之。童叟讴吟，亦非罕异。但不知二歌既未见于古籍，晋人何以知其然也，或即据尚书而臆造之。 《尚书大传》云：于时俊筞百工，相和而歌《卿云》。帝乃倡之曰：卿云烂兮，筟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咸进稽首曰：明明尚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宏予一人。帝乃载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于予论乐，配天之灵。还于贤圣，莫不咸听。鼚乎鼓之，轩乎舞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已下所记风通云丛，龙信蛟跃，颇近神话，决不可信。况此歌不见于虞夏之书，其可疑滋甚。然伏生故秦博士，去古未远，记诵赅洽，书传所云，或亦有所本与。 《夏书》载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所谓《五子之歌》是也。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诸，覆宗绝祀。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按《尚书》是篇本晚出伪古文，自未可遽信。为夏代文学，且辞义甚浅，与尚书他篇不相应。“皇祖”一首，句法参差，韵亦无准，似亦依托者也。然《史记·夏本纪》亦载此事，所述或必有据。断不如王嘉皇娥、白帝之诞耳。 《尚书大传》又记微子将往朝周，过殷之故墟，见麦秀之蔪蔪，禾黍之蝇蝇也。曰：此父母之国，宗社之所立也。志动心悲，欲哭则为朝周，俯泣则近妇人，推而广之，作雅声。谓之《麦秀歌》。歌曰：麦秀蔪蔪兮，黍禾蝇蝇。彼狡童兮，不我好仇。《史记》“微子”作“箕子”，“不我好仇”作“不与我好兮”。见《微子世家》。与《郑风》正同。而“麦秀禾黍”云云，似又暗袭《王风·黍离》之意，不无可疑。第以时代较近，或亦得诸旧法世传之史云。 《史记·伯夷传》记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武王既灭殷，天下宗周。夷齐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按《孟子》谓伯夷避纣，居北海水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北善养老者。夫伯夷既避纣而归文王矣，岂又有反对武王东征之理？此黄梨洲所以讥史公为妄传无稽之事也。然叩马采薇虽不见于古籍，而孔子已称其求仁得仁，又言其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则此诗殆亦故老传闻，史迁追记之耳。观其文词与后来骚体无异，故知非本辞也。至《琴操》截兮字改为四言，名之曰《采薇操》。真所谓好事者矣。 三、比较可信者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越王欲谋伐吴，范蠡进善射者陈音。王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对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歌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文心雕龙·通变》云：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又《章句》云：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彦和断此歌为黄帝时作，未知何据。度其意盖以歌辞既质朴无华，形式又极其幼稚，二言。必为尚世作品无能为疑。史公作《五帝本纪》，始自黄帝，故亦以弹歌为黄世之歌耳。余谓《吴越春秋》虽后汉人作，而所记陈音对越王云云，极为近理。如此短歌，当非后人所可伪造。虽不曰黄帝之世，其为远古遗闻断不诬也。 《礼记·郊特牲》：伊耆氏始为蜡。蜡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其祝辞曰：土反其宅，水归甚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伊耆氏不知何人，郑注谓古天子号。《释文》以为即帝尧。故刘勰曰：上皇祝文，爰在兹矣。《文心雕龙·祝盟》。今虽未能定其时代，然观所祭八神，一先啬、二司啬、三百种、四农、五邮表筯、六猫虎、为其食田鼠及田豕。七坊、八水庸，其必为古代农村最普遍盛行之仪式可知。亦犹今乡民之有报赛，宗教之有祈祷也。大抵人生莫重于饮食，而利害莫大乎切身。初民以耕稼托命，其所以谋水土之利而远草木昆虫之害者必周且备。求其道而弗得，则归之于神焉。余故谓蜡辞之作，实生人感于迫切之需要而自然产生之古文学也。舜之祠田辞亦见《文心雕龙·祝盟》。及禳田者祝皆此类也。 《虞书·益稷》载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赓哉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此所谓虞廷赓歌也。按《益稷》一篇虽不在伏生二十九篇以内，有可疑者，然此歌与其他一切赝鼎相较，其形式音节显有区别。虽未可遽信为舜时文学，要亦极古之记载也。 《新序·刺奢》篇云：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薄兮，薄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牡兮。只辔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此歌形式极似《诗经》，虽不见于故籍，然中垒博极群书，所录亦必有所据也。 《说苑·君道》篇记汤之时，大旱七年。洛坼川竭，煎沙烂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极耶。《荀子·大略》篇与此小异。桑森祷雨，事近神话。然《墨子·兼爱》篇下已载此事。其言曰：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置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论语·尧曰》篇及伪《汤诰》略同。是则旧闻之传久矣。况水旱灾眚，古人重视非常。祈必有祷，祷必有辞，兹篇所记，又何疑焉。 至如《淮南》“尧戒”，战战栗栗，日谨一日。人莫踬于山，而踬于垤。见《淮南子·人间训》。《礼记》“汤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见《礼记·大学》。匪独以文为主，抑且意存规诫，此又后世箴铭之祖也。他若夏后《九辨》之乐，见《楚辞》。太甲《破斧》之歌，见《吕氏春秋·音初》篇。有目无篇，遗文莫睹。若斯之类，不知凡几。余意夏商二代，文明渐启。周文郁郁，亦必有自。惜乎年世渺邈，声采靡追，考竹书之纪，半属讹言；访峋嵝之碑，更从何处。谓非治文学史者之大憾欤。 [book_title]第二篇 周文学 第一章 《诗经》史略 今所传《诗》三百篇，本三百十一篇。除《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笙诗有声无词不计外，实为三百有五篇。果何自来耶？曰：周时朝廷之所采，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者也。语本班固《汉书·艺文志》。按《周礼》：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而《礼记·王制》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又《春秋公羊》宣公十五年《传》注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从《周礼》之言观之，则知古者诗教之重。从《王制》之说观之，更知古者陈诗之旨。从何氏《公羊传》注观之，且以知其采诗之法焉。采诗云者，犹汉武帝之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是也。见《汉书·礼乐志》。故知今之所谓三百篇者，夫抵成周之民间文学。妇人孺子之所讴吟，贩夫牧竖之所谣倡，而莫能指其作者之主名者也。《诗序》记诗之作者，自《绿衣》至《鲁颂》不下数十篇，多不可信。 《诗》三百篇皆可入乐，乐正即以之教国子，入学者咸肆习之。故习乐即习诗也。《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教国子以乐语乐舞。《乐记》亦谓以乐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故其时诗乐之学普及，文人学士多通音律，观于春秋时大夫类能赋诗歌诗可知矣。然则今之三百篇殆又最古之乐谱与欤。惟相传既久，舛误必多。春秋以还，礼崩乐坏。孔子以六艺教弟子，毅然以整理国故为己任。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厥后史迁《孔子世家》即据此以为孔子删诗之证，而异议自此起。其说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公此说，后儒信者颇多，而疑之者则力辟其谬。有谓孔子如果删诗，不应存郑卫之淫风者；有谓孔子删诗不容十分去九者；有谓诗之时代近五百年，成康之世，诸侯多贤。禽郇之功，亦甚卓著，孔子何以删盛存衰者。然此皆似是而非之言。殊不足以服众口。今按《论语》，孔子自言，一则“诗三百”，再则曰“诗三百”，是古诗相传止有三百，孔子固未尝删也。《论语》又记孔子之言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又曰：雅颂各得其所。是二南、雅、颂之名，似亦在昔所固有，亦非孔子有所去取也。且《左氏》记季札观乐，在孔子前，列论诸风，无一出十五国以外者。然则今“诗三百”，原为周时旧本。孔子删诗之论，特史公误解雅颂各得其所，故遂为此臆说耳。不知雅颂得所，实指声乐而言，与删汰文字无关。上云乐正，是其明征。《墨子·公孟》篇亦谓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郑风·子矜》毛传引此以释诗义。孔疏云：诵之，谓背文暗诵之；歌之，谓引声长歌之；弦之，谓以琴瑟播之；舞之，谓以手足舞之。窃意四诗所用皆一“三百篇”而已，特其肄习之方各有不同耳。吾人亦皆指为孔氏所删可乎。 王崧《说纬》韪史公之言，复进而著其说曰：删诗云者，非止全篇删去，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如“棠棣之华，偏其反尔，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此《小雅·棠棣》之诗也。夫子谓其以室为远害于兄弟之义，故篇删其章也。“衣锦尚，文之著也”，此《鄘风·君子偕老》之诗也。夫子恶其尽饰之过，恐其流而不反，故章删其句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此《小雅·节南山》之诗也，夫子以能字为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而崔述《读风偶识》又曰：凡文章之道，美斯爱，爱斯传，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渐就湮没。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小邦弱国，偶遇文学之士录而传之，亦有行于世者，否则遂失传耳。东壁此言，意在解释今《诗·国风》中成、康时诸侯之诗罕闻，而东迁以后之诗居其泰半者，乃太史就其现世流传者采录如此，并非孔子有所删削也。余意太史采诗，官非一人，世非一代，地非一域，初或不止三百之数。其后用以入乐，用以施教。始撷取英华，芟除芜秽，定著之为三百五篇。其删者无人诵习，久渐散亡，所谓逸诗是也。此非孔子删之，乃史官纂辑时删之耳。其已著录者，则传者世有其人，习者人有其事，故虽遭秦火而犹得全也。余以是知孔子时诗本无阙失，三百五篇固犹匡山真面也。 第二章 《诗经》之时代背景 今欲述《诗经》之时代背景，不可不先明周代之历史。考诗经自始至末，其时代约为周初至春秋之中叶，即周武王至周定王时，前十一世纪至前七世纪。五百年间之文学也详见后章。兹略述其史实如下。 周之先曰弃，即尧舜时之官后稷者也，三传至公刘。虽在戎狄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民赖其庆，百姓多怀归之。周道之兴自此始。十二传至古公亶父，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为薰育所逼，民怒欲战。古公不忍，遂去豳一作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豳人举国扶老携幼以从，周室由是始盛。古公有少子名季历，季历生昌，为殷西伯。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诸侯皆向之。纣囚西伯于羑里，寻释之。虞芮争讼，求决于西伯。至周，见耕者让畔，惭惭而去。卒谥为文王。子发嗣，以太公望为师，召为辅，率诸侯伐纣，破之于牧野。遂代殷而即位，都于镐京。分封宗室功臣立五等之爵。封太公于齐，周公于鲁，召公于燕。当时列为诸侯者凡兄弟十五人，同姓四十人，异姓二十余人，是为姬周开国之始。 武王殁，成王以冲龄践祚，周公为冢宰摄政，召公为太保辅焉。周公多才艺，为政七年，制礼作乐，文明大启。康王继立，召公复辅翼之。故成康两代天下大治，史称刑措不用者四十年，是为周之极盛时代。 康王之子昭王享国甚久，南游不返，周室始衰。传子穆王，好远略，周游天下，尤失诸侯之心。再传至懿王，戎狄之祸渐起。至子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逐。宰相行共和之政者十四年。迨宣王立，四夷离畔，狁逼京师，王乃命尹吉甫伐狁，方叔讨荆蛮，召虎征淮夷。王则亲征徐戎。以仲山甫辅政，周室复振。是为周室中兴时代。 宣王之子幽王失道，嬖褒姒，世子宜臼出奔申。时犬戎猖獗，弑王于骊山下，郑桓公死之。宜臼嗣立，是为平王，东迁于洛邑以避戎患，此西元前七百七十年事也。是为周室东迁时代。 周自东迁以后，天子威严日坠。内则诸侯强横，互相攻伐；外则夷狄交侵，兵戎迭起。桓王一朝鲁、卫、郑、宋、齐、秦皆弑其君。郑且射王中肩，楚则僭称王号。蔡杀陈厉公，齐杀鲁桓公，强国恣兼并之欲，下民怀乐土之思，社会纷乱至斯极矣。计自平王四十九年迄敬王三十九年，前七百二十二至四百八十一。前后凡二百四十二年，是为春秋时代。而《诗》即终止于西元前六百年之际，盖春秋之前半期也。 吾人试就此五百年间之历史观之，则知周宣王时虽号中兴，实为多事之秋。东迁以后，纷扰尤剧。虽其时政治社会之详情无从考知，然文学为时代之写真，诗歌即政治之反响。用以征信，固无上之史料也。兹就三百篇中诗人之所表现者而推测其社会之状态如下。 一、政治黑暗 《鄘风·鹑之奔奔》云：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二章。诗人直斥其君之无良，则其政治之坏可想见矣。《王风·兔爰》云：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夫曰“百罹百凶”，则遭逢之厄可知。曰无吪无觉，则怨愤之情益甚。盖周道至此，王纲愈坠矣。尚何言哉，惟有闭听塞明，置之不见不闻而已。此古人糟饮酾之意也。《魏风·硕鼠》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此诗序以为刺君之重歛，而崔东壁则谓细玩其词“莫我肯顾”“莫我肯德”，与《小雅·黄鸟》篇笔意相类。按《黄鸟》云：黄鸟黄鸟，无集于谷，无啄我粟。此邦之人，莫我肯谷。言旋言归，复我邦族。盖由有司不肖，惟务羣削小民，以致豪强舆隶，皆得肆行吞噬而无所忌，故民不堪甚扰而思去也。大抵困于有司之诛求者，其害尤小；困于众人之鱼肉者，其害尤巨。参看《读风偶识》。然而顾瞻四方，蹙蹙靡骋。世外仙源，亦陶公寓言耳，岂真有避秦之乐土哉？《小雅·节南山》云：不吊昊天，乱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宁。忧心如酲，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六章。《正月》云：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二章。又云：忧心茕茕，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三章。又云：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十一章。数诗描写虐政深刻沉痛，以视《四月》诗人尚作戾天潜渊之思者更进一层矣。人生至此，宁复知死所耶。至《大雅·瞻卬》云：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人民，女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二章。则显斥其颠倒乖谬之实矣。为政若此，欲不败得乎？他如《黄鸟》纪秦穆之残，《南山》述齐襄之乱，《株林》刺陈灵之丑，虽若与国政无关，然而身之不正尚能明其治道者实未之闻。若是，又可以观焉。 二、戍役繁兴 《邶风·击鼓》云：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又云：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读此诗者可知其时用兵之亟矣。人民有死亡之惧，室家无偕老之期，此子美《兵车行》之所为作也。《卫风·伯兮》云：伯兮殳兮，邦之桀兮。伯也执舃，为王前驱。又云：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王风·君子于役》云：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此妇人之念其夫者也。《扬之水》云：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此戍者之怀其室家者也。《魏风·陟岵》云：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此又行役不归，悬揣其亲之倚望者也。《唐风·鸨羽》云：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夫以征戍至不能艺稷黍，则其时农民之苦可知。老杜所谓“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者，始信其非虚语矣。《小雅·采薇》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按此诗明言“靡室靡家，狁之故。不遑起居，狁之故”，则当日外患之剧可知。然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其感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以视蟏蛸出没，不无荒废之悲；而皇驳归来，尚饶室家之乐者有如霄壤矣。至如《何草不黄》之诗云：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一章。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二章。吾人试悬想其时人民之痛苦、社会之愁怨为何如耶。此外《小雅》之《鸿雁》、《祈父》、《北山》、《小明》及《渐渐之石》等篇皆苦役之作也。 三、贫富悬殊 《邶风·北门》云：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此诗旧以为卫之贤者所作。观其内不足以畜妻子，而有交谪之忧；外不足以谢勤劳，而有敦迫之苦，可谓穷矣。人穷则呼天，此诗之所以作也。《魏风·葛屦》云：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一章。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虽是褊心，是以为刺。二章。旧说以此诗为刺俭之作。然俭本美德，即或不中于礼，宁得引为诟病若是？细玩其意，特贫女作苦之咏耳。夫履霜犹藉葛屦，而缝裳乃为好人。此所谓针线年年，为人作嫁者也。其贫富之不齐可知矣。然此犹可说也。至《伐檀》之诗云：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则呵斥不劳而获之徒不遗余力矣。盖大乱之后，社会必生剧变。西人之服粲粲，《大东》之柚全空。《中谷》仳离之叹，《苕华》不饱之歌，固尔时恒见之事也。故《小雅·正月》之诗又曰：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茕独。读此诗者，于其社会之状态盖十分而得其八九焉。 四、风俗浇薄 周室东迁以后，民俗日偷，此亦征诸诗词而可见者。《召南·行露》之诗曰：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一章。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三章。诗序谓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故诗人咏之如此。朱子《集传》亦从此说。盖以为文王时诗也。然考二南实为东迁以后所作。详后。观其多露之戒，不从之誓，鼠牙雀角之喻，自是世衰俗弊，女子为势所迫，以致赴诉兴讼，不必曲说为文王之化召公之贤也。证之《野有死麕》一诗，其时风俗之坏亦可概见。又按《邶风·谷风》之诗曰：不我能慉，反以我为雠。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鞠，按蜀石经恐下无育字。及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此夫妇之道缺怨之言兴也。《卫风·氓》之诗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又曰：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此昏姻之礼废，始乱之而终弃之也。《小雅·我行其野》之诗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此睦姻之谊尽，民流离而不见恤也。然此皆在上者有以化之耳。故《小雅·角弓》之诗曰：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此亦刺俗薄之诗。上行下效，捷于景响。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第三章 论《周南》、《召南》 一、二《南》之名称 南，乐也，因地得名。《小雅·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龠不僭。《左传·哀公二十九年》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见舞《象萷》、《南籥》者。《礼记·文王世子》亦称胥鼓南。然则南之名虽不必即为《周南》、《召南》，其为古乐明矣。程大昌《考古编》谓南乐即《周南》、《召南》，后儒非之者甚多。今不俱论。今按《吕览·音初》篇载禹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易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高诱注以南音为南方国风之音，以《周南》、《召南》为取涂山氏女南音以为乐歌。据此则南乐与二《南》之关系更明矣。盖南乐者，南方之音乐。如《左传》所谓锺仪操南音是也。亦即《左传》及《礼记》所谓虞舜师旷之歌南风是也，非《诗序》所云化自北而南之谓也。其称为《周南》、《召南》者，盖成王之世周公与召公分治，各采风谣以入乐章。周公所采南方之诗，则谓之《周南》，召公所采南方之诗，则谓之《召南》耳。今以二《南》之诗证之，如《南有樛木》、《汉广》、《汝坟》、《江有汜》诸篇皆明言其地矣。而《水经注·江水》篇引《韩诗·周南序》曰：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楚地记》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盖汉世南郡兼湖北荆州、宜昌、施南、襄阳之地，南阳兼今河南南阳汝州之地。故《周南》之诗曰《汝坟》，曰《江永》、《汉广》。是其境东北至汝，南至江，北至汉也。《召南》之诗曰《江沱》，是其境西北至蜀，东南至南郡也。参看魏默深《诗古微》。然则二《南》皆周召封地以南之诗，以地别，不以化区，殆无疑义。而旧说王者诸侯之风，分岐分陕之地，亦决不可信矣。胡承珙曰：南以地言者，乃采时诗编部之名也。以音言者，又入乐时编部之名也。二者不同，而亦不相悖。见《毛诗后笺》。洵笃论哉。 二、二《南》之时代 《周南》、《召南》廿五篇，自郑玄以来，说诗者皆以为在文王之世，朱子《集传》因之，实则非也。郑氏之言曰：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郑玄《诗谱序》。今按《周南》十一篇时代虽无明征，而《召南·甘棠》、《何彼秾矣》二篇，则明明非文王时诗也。《甘棠》云：蔽芾甘棠，勿前勿伐，召伯所茇。考召公称伯，在武王分陕之后。岂有文王之世武王尚未克殷，诗人即预称召伯之理？《左传》、《孔丛子》、《韩诗外传》及《史》、《汉》等书并以此诗为作于召伯久没之后，西周遗民追思之词，则并非康王时诗矣。《何彼秾矣》云：何彼秾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此明为东迁以后之诗。而毛公泥于正变之说，文武时诗为正风，厉宣以后为变风。必强训平为正，平王即文王，盖谓武王之女，文王之孙，适于齐侯之子也。夫训文王为平正之王，齐侯而曰齐一之侯，此复成何文理。况《卫风·硕人》亦云：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鲁颂·闷宫》亦曰：周公之孙，庄公之子。皆与此同例，又将何以曲解之耶？至王姬下嫁于齐，其事明见于《春秋》。庄公元年，夏单伯送王姬，王姬归于齐。此诗即咏其事。王姬即周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即齐僖公之子襄公也。然则《何彼秾矣》一诗之为东迁以后所作，不待三家诗之异说而已明矣。他若《周南》之《汝坟》，《召南·行露》、《野有死麕》皆似出厉以降，国乱俗靡之歌，不关文王时事。而说者必指王室为对纣言，父母为文王，或又牵合召伯之化以实之。附会牴牾，胶窒难通。此孟子所以讥高叟之固也。故就此数篇观之，二《南》虽不必皆出东周，其非一世之诗则彰明甚。崔述曰：周公之子，世为周公。召公之子，世为召公。盖亦各率旧职而采其风。是以昭穆以后，下逮东迁之初，诗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时诗，而亦不尽系成康时诗矣。以上参看《诗古微》及《读风偶识》。 三、二《南》之内容 《周南》诗十一篇，即《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汉广》、《汝坟》、《麟之趾》是也。《召南》诗十四篇，即《鹊巢》、《采蘩》、《草虫》、《采》、《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秾矣》、《驺虞》是也。共诗二十五篇。自《诗序》以之比附文王，说经之士又从而伸其说，随流扬波，一往不返。朱子稍稍违之，辄遭指斥。迄于今日，异说尤众。虽亦间有通论卓见，然大抵各执其所是非以为是非耳。甚或一察自好，入主出奴。非迂即妄，求其真能得诗意者鲜矣。今按二南所咏非止一事，析言之约可分为三类： （一）属于抒情者。《关雎》、《卷耳》、《汉广》、《草虫》、《行露》、《殷其雷》、《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等十篇，皆其类也。诸诗旧皆有说，说皆不同。《关雎》一篇，或以为美，或以为刺。然细玩其辞，本极明白之抒情诗。采诗者于此有无用意今不可知。若只就文而论，两说似皆失之。至《卷耳》一诗亦难断其为谁何而作，而《诗序》必释之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如此说《诗》，非穿凿迂曲之甚者乎？他若《汉广》之爱慕，《草虫》之忧伤，《行露》之信誓，《江汜》之啸歌，《殷雷》之念归人，《摽梅》之求庶士，《小星》抱裯而怨命，皆不必求其本事，而诗意可推。盖抒情之诗，正为风谣本色。必索甚解，未有不固者也。 （二）属于叙事者。《葛覃》、《桃夭》、《鹊巢》、《采蘩》、《采》、《何彼秾矣》等六篇，皆其类也。《诗序》以《葛覃》为后妃之本，能以妇道化天下。朱子复进而伸之曰：此诗后妃所自作，故无赞美之辞。然于此可以见其已贵而能勤，已富而能俭，已长而敬不弛于师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难也。余观此诗不过泛咏妇女归宁之事耳，奚必其后妃也？至谓后妃自作，尤为臆说。盖《关雎》为当日民间婚辞，而《葛覃》即女子婚后归宁母家之咏。男女婚嫁，虽属寻常，在流俗则极乐道之，今之歌谣尚可征也。《桃夭》、《鹊巢》，俱咏“之子于归”，《采蘩》、《采》，同为勤于妇职。语意平平，无甚奇异。惟《何彼秾矣》一诗，咏王姬下嫁于齐，或系民间艳羡之辞耳。 （三）属于颂赞者。《南有樛木》、《螽斯》、《兔置》、《汝坟》、《麟之趾》、《甘棠》、《羔羊》、《驺虞》等八篇，皆其类也。崔述曰：序及朱传皆以《樛木》为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螽斯》为后妃不妒忌而子孙众多。余按《螽斯》之旨当于序传所云，若《樛木》则未有以见其必为女子而非男子也。玩其词意，颇与《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之诗相类。或为群臣颂祷其君，亦未可知。要之此二诗者，皆上惠恤其下，而下敬爱其上之诗。《读风偶识》。余谓崔说以《樛木》为祝福而作，不为无见，然亦有不尽然者。盖《樛木》次于《卷耳》之后，《卷耳》本妇女怀念征人之作，《樛木》或亦思妇寻常祷祝之辞，初不关乎君臣之事也。《螽斯》一篇，极似咏妇人之求子者，亦与后妃无涉。细玩前后诸篇，意似一贯。其所歌者，皆夫妇室家之琐事，男女婚嫁之恒情，太史采之亦可见民风之一斑矣。至若《兔罝》、《驺虞》之美猎士，《甘棠》之思召伯，词意均极明显。《汝坟》、《麟趾》、《羔羊》三篇，当亦赞美之诗。惟所称何人，所指何事，则不可考耳。 此外周南有《芣苢》一诗，不详其义。第就其辞观之，极似趁韵之民歌。《序》以为后妃之美，朱子谓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妇人无事，相与采芣苢而赋之，以相乐焉。考《三百篇》义不明者甚多，不得其解，固不必曲为之说也。崔述之论二《南》云，《鹊巢》三篇乃治内齐家之事，颇类《周南·关雎》之三。《行露》狱讼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兔罝》之日，《摽梅》之迨吉，《野有死麕》之怀春，与《南有乔木》之游女，事相类也。《何彼秾矣》之称平王与《汝坟》之忧如毁，时相近也。又曰《驺虞》乃射时所歌，与《鹊巢》等篇同，而反列于后者，犹《周南》之后而殿以《麟趾》也。观此，则古人采《诗》编诗之义，岂真慢无泾渭者哉？ 第四章 论十三《国风》（上） 一、名称及国别 《诗大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又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又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此以《诗》之体制言也。朱子《诗集传序》曰：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此以《诗》之作者言也。而惠周惕《诗说》云：风、雅、颂以音别也。按三说虽异，实则相同。《吕览·音初》言闻其声而知其风。高诱注：风俗也。《汉书·五行志》言天子采风以作乐。应劭注：风为土地风俗也。民俗歌谣之作，异乎《雅》、《颂》之音。或以体判，或以律分，义各有取也。旧说风之数十五，盖合二南言之。今析出二南令与风、雅、颂并立，故为十三国风。顾此十三国别尚有不能成立者。如邶、鄘、卫本为一国，《王风》、《豳风》俱不得以国称。故论风之名数实只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九国而已。兹节录郑氏《诗谱》之说以明《诗·风》国别之大概云。 （一）邶、鄘、卫。邶、鄘、卫者，周武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庶殷顽民，被纣化日久，未可以建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复伐三监。更于此三国建诸侯，以殷遗民封康叔于卫，使为之长。后世子孙稍并彼二国，混而名之。七世至顷侯，当周夷王时，卫国政衰，变风始作。 （二）王。王城者，始武王作邑于镐京，谓之宗周，是为西都。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是为东都，今河南是也。成王居洛邑，迁殷顽民于成周，复还归处西都。申侯与犬戎攻宗周，杀幽王于戏。晋文侯郑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为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 （三）郑。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为郑桓公。幽王为犬戎所杀，桓公死之。其子武公与晋文侯定平王于东都王城，武王又作卿士。国人宜之，郑之变风始作。 （四）齐。齐者，周武王伐纣，封太师吕望于齐，是谓齐太公。地方百里，都营丘。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广大邦国之境。而齐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后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漫。纪侯僭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齐之变风始作。 （五）魏。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周以同姓封焉。乃今魏君，啬且褊急，不务广修德于民，教以义方。其与秦晋邻国，日见侵削，国人忧之。当周平、桓之世，魏之变风始作。至春秋，鲁闵公元年晋献公竟灭之，以其地赐大夫毕万。自尔而后，晋有魏氏。 （六）唐。唐者，成王封母弟叔虞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至曾孙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阳焉。昔尧之时，洪水九年，下民其咨，万国不粒。于时杀礼以救艰厄，其流乃被于今。当周公、召公共和之时，成侯孙僖，甚啬爱物，俭不中礼。国人闵之，唐之变风始作。其孙穆侯又徙于绛云。 （七）秦。秦者，尧时有伯翳者，实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鸟兽，赐姓曰嬴。历夏商兴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孙非子养马于汧渭之间，封为附庸，邑之于秦谷。至曾孙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国人美之，秦之变风始作。秦仲之孙襄公，平王之初，兴兵讨西戎以救周。平王东迁王城，乃以岐丰之地赐之，始列为诸侯。 （八）陈。陈者，帝舜之胄。有虞阏父者，为周武王陶正。武王赖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封其子妫满于陈，都于宛丘之侧，是曰陈胡公。以备三恪。妻以元女太姬，无子，好巫觋祷祈鬼神歌舞之乐，民俗化而为之。五世至幽公，当厉王时，政衰，大夫荒淫，所为无度。国人伤而刺之，陈之变风作矣。 （九）桧。桧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祝融氏名黎，其后八姓唯妘姓，桧者处其地焉。周夷王、厉王之时。桧公不务政事，而好好洁衣服，大夫去之，于是桧之变风始作。 （十）曹。曹者，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铎于曹。昔尧游成阳，死而葬焉。舜渔于雷泽，民俗始化，其遗风厚重多君子。务稼穑，薄衣食，以致蓄积。夹于鲁卫之间，又寡于患难。末时富而无教，乃更骄侈。十一世，当周惠王时，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变风始作。 （十一）豳。豳者，后稷之曾孙公刘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公刘以夏后太康时失其官守，窜于此地，犹修后稷之业，勤恤爱民，民咸归之，而国成焉。成王之时，周公避流言之难，出居东都二年。思公刘大王居豳之职，忧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此序己志。后成王迎反之，摄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纯似于公刘大王之所为，大师大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别其诗以为豳国变风焉。 郑谱多据毛传，然亦有未可信，吾人分别观之可也。其诗之有关于史实者，当并详于后。 二、时代及地理 十三国风时代多不可考。惟《诗序》言之凿凿，每说一诗，必举一事以实之。其绝不相关者，亦必曲为之解。后人以《诗序》近古，其说必有所传，其所称为美某刺某者，必某某之时与事无疑。然按之实际殆多无根之说也。兹举序说于后，以观其所谓变风时代者。 （一）邶、鄘、卫风。《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绿衣》，卫庄姜伤己也。《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日月》，卫庄姜伤己也。《终风》，卫庄姜伤己也。《击鼓》，怨州吁也。《雄雉》，刺卫宣公也。《匏有苦叶》，刺卫宣也。《式微》，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旄丘》，责卫伯也。《新台》，刺卫宣公也。《二子乘舟》，思肂、寿也。以上《邶》。《柏舟》，共姜自誓也。《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蝃》、《相鼠》、《干旄》序皆以为卫文公时诗。《载驰》，许穆夫人作也。以上《鄘》。《淇奥》，美武公之德也。《考槃》，刺庄公也。《硕人》，闵庄姜也。《氓》序亦以为宣公时诗。《芄兰》，刺惠公也。《河广》，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木瓜》，美齐桓公也。以上《卫》。 （二）王风。《君子于役》，刺平王也。《扬之水》，刺平王也。《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葛藟》，刺平王也。《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 （三）郑风。《缁衣》，美武公也。《将仲子》，刺庄公也。《叔于田》，刺庄公也。《大叔于田》，刺庄公也。《清人》，刺文公也。《遵大路》，思君子也。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有女同车》，刺忽也。《山有扶苏》，刺忽也。《萚兮》，刺忽也。《狡童》，刺忽也。《扬之水》，闵无臣也。君子闵忽之无忠臣良士，终以死亡，而作是诗也。《出其东门》，闵乱也。公子互争，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四）齐风。《鸡鸣》，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还》，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南山》，刺襄公也。《甫田》，大夫刺襄公也。《卢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猎毕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陈古以风焉。《敝苟》，刺文姜也。《载驱》，齐人刺襄公也。《猗嗟》，刺鲁庄公也。 （五）魏风。无一直指为某君者。 （六）唐风。《蟋蟀》，刺晋僖公也。《山有枢》，刺晋昭公也。《扬之水》，刺晋昭公也。《椒聊》，刺晋昭公也。《杕杜》，刺时也。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居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鸨羽》，刺时也。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而作是诗也。《无衣》，美晋武公也。《有杕之杜》，刺晋武公也。《葛生》，刺晋献公也。《采苓》，刺晋献公也。 （七）秦风。《车邻》，美秦仲也。《驷》，美襄公也。《小戎》，美襄公也。《蒹葭》，刺襄公也。《终南》，戒襄公也。《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晨风》，刺康公也。《渭阳》，康公念母也，《权舆》，刺康公也。 （八）陈风。《宛丘》，刺幽公也。《东门之枌》序亦以为幽公时诗。《衡门》，诱僖公也。《墓门》，刺陈佗也。《防有鹊巢》，忧谗贼也。宣公多信谗，君子忧惧焉。《株林》，刺灵公也。《泽陂》，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 （九）桧风。无一确定为何时诗者。 （十）曹风。《蜉蝣》，刺奢也。昭公国小而迫，无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将无所依焉。《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忧而思明王贤伯也。 （十一）豳风。序皆以为周公时诗。 诗序列叙邶、鄘、卫、王、郑、齐、唐、秦、陈、曹诸诗，或以为某王某公之时，或以为某甲某乙之事，似皆信而有征。而独于《魏风》七篇，《桧风》四篇，皆阙而不载。但泛言刺其君疾其君而已，不复直指为何君何人。故说者多谓其傅会书史，依托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后人。崔氏《读风偶识》论之曰：桧亡于鲁惠之世，魏亡于鲁闵之世，且在齐哀、陈幽之后二百余年。何以远者知之历历，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盖周、齐、秦、晋、郑、卫、陈、曹之君之谥，皆载于《春秋传》及《史记》世家、年表，故得以采而附会之。此二国者，《春秋》、《史记》之所不载，故无从凭空而撰为某君耳。然则彼八国者，亦非果有所传，而但就诗词揣度言之，因取《春秋传》之事附会之也。彰彰明矣。东壁此论，诚为有见，顾《诗序》之失虽多，前人论者甚众，不复深辨。然亦有极确而可据者。有虽无确据，而探索词旨，大约知为何时何事者。今悉依此以略定国风之时代。 按《鄘风·定之方中》诗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云：卜云其吉，终焉允臧。又云：騋牝三千。《序》以为美卫文公，此则征之左史而可信者。《左传·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戴公卒。僖公元年齐桓公封卫于楚丘，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此诗之作必在周惠王十八年前六五九。以后，周襄王十七年前六三五，卫文公卒于是年。以前也。许穆夫人者，卫宣公之女。《载驰》一诗明言归唁卫侯，言至于漕，与传正合，则亦卫亡以后之诗矣。前六百六十或六五九。至若卫人为庄姜赋《硕人》，见《春秋》隐公三年周平王五十一年，前七百二十。《左传》。《南山》、《敝笱》、《载驱》等篇之刺齐襄及文姜事，并分见于桓公十八年、周庄王三年，前六九四。庄公二年、周庄王五年，前六九二。四年、周庄王七年，前六九〇。五年及七年周庄王十年，前六八七。经传中，郑人为文公赋《清人》，见闵公二年周惠王十七年，前六六〇。《传》，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为殉，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见文公六年周襄王三年，前六二一。《传》，陈灵公通于夏姬，事见宣公七年周定王七年，前六〇〇。《传》。而《唐风·扬之水》诗云：从子于沃。《序》即据以为刺晋昭侯，盖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在平王二十六年。前七四五。其后曲沃强大，再传至武公，灭晋。果如《序》言，则此篇固春秋以前诗也。至《豳风·破斧》诗明言周公东征，更远在周初之世矣。总之十三国风之时代逾四五百年，大抵皆前七世纪以前之产品，而东迁以后之诗居多耳。 十三国皆黄河流域之地，述其大略如次： （一）王、豳。王、豳本皆周地。在《禹贡》雍、豫之域，即今陕西河南之一部。盖豳在岐山之北，公刘所居。王城即周公所营洛邑，号为东都者也。 （二）邶、鄘、卫。三国在《禹贡》冀州之域，即今河北山西等处。其后并为一国，统称曰卫。 （三）郑、桧。郑邑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在今陕西华县境。桓公死于犬戎之难，其子武公定平王于东都。灭桧而有其地，乃徙封焉。号曰新郑，即今河南郑州是也。 （四）齐。齐属《禹贡》青州，即今山东地方。东至于海，四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皆得征之，盖大国也。 （五）魏、唐。魏、唐皆晋国，在《禹贡》冀州，即今河北山西之大部分。 （六）秦。秦属《禹贡》雍州，即今陕西甘肃一部之地。 （七）陈。陈属《禹贡》豫州之东，即今河南安徽一部之地。 （八）曹。曹属《禹贡》兖州，即今河北山东一部之地。 以上十三国约可分为四区，王、郑、陈、桧，属于中部者也；邶、鄘、卫、魏、唐，属于河东者也；秦、豳，属于河西者也；齐、曹，属于海滨者也。因其山川之异故，文学亦名殊致。《汉书·地理志》盖尝论之矣。 第五章 论十三《国风》（下） 十三《国风》诗，计《郑风》二十一篇，《邶风》十九篇，《唐风》十二篇，《齐风》十一篇，鄘、卫、王、秦、陈皆十篇，魏、豳皆七篇，曹、桧皆四篇，共百三十五篇。有美诗，有刺诗。有忧时愤乱之作，有离别相弃之辞。短者数十字，长者数百言。在《诗经》中之位置为最高。分述于下： 一、爱慕 《国风》中不乏男女相悦之辞，而莫著于郑、卫。且此种诗音节自然，情采并妙，自是民歌本色。例如《邶风·静女》云：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一章。又云：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三章。《序》以此为刺时，朱传则斥为淫奔期会之诗。吕祖谦且谓搔首踟蹰与《关雎》之寤寐思服同为思念之切，《吕氏家塾读诗记》。信不诬也。古诗云：人贱物亦鄙，是盖反此诗之意而用之。三百篇表情之歌若此者不数觏矣，又如《鄘风·桑中》云：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一章。此《诗序》以为刺奔。朱传以为淫奔者所自作，与作诗者刺人口吻不类。崔述又谓此篇但有叹美之意，绝无规戒之言，若是而可以为刺，则曹植之《洛神赋》，李商隐之《无题》诗，韩偓之《香奁集》，莫非刺淫者矣。《子虚》、《上林》劝百讽一，古人犹以为讥。况有劝而无讽，乃反可谓之刺诗乎？方玉润则谓赋此诗者，既非诗中之人，则诗中之事亦非赋诗人之事。赋诗人不过代诗中人为之辞耳。盖此并非真有其人其事。同期会于一日之中，一席之地也。待诗人虚想所采之物，所游之地，所思之人耳。其所谓孟姜、孟弋、孟庸者，亦不过在神灵恍惚，梦想依稀之际。如义山诗所云“来是空言去绝踪，画楼西畔桂堂东”之意而已。岂期我、要我、送我者，果真有姗姗其来，冉冉而逝者乎？参看《诗经原始》。按此诗姑勿问其为奔自言，或诗人想像，而其为表男女爱慕之怀，则不烦言而解。观其每句末用一语助词，韵式变化，句法参差，诚国风中之仅见者矣。他如《郑风》之《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丰》、《东门之》、《风雨》、《子矜》、《野有蔓草》、《溱洧》等篇皆此类也。 二、怀思 《国风》中怀念之诗，初不限于男女之芜昵而已。《邶风·泉水》云：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之谋。一章。《卫风·竹竿》云：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一章。此卫女之思归宁也。《鄘风·载驰》云：既不我嘉，又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二章。此许穆夫人之思归唁也。《卫风·伯兮》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四章。《唐风·葛生》云：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三章。此闺中之思征人也。《豳风·东山》云：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怀也。二章。此征夫将归而念其室庐之荒废及叙其思家之情也。《王风·大车》云：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岂不尔思，畏子不敢。一章。《陈风·月出》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一章。此男女之念其所私也。《王风·采葛》云：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章。《秦风·蒹葭》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一章。此又泛言怀人而实有所指之词也。若此之类，不一而足。虽陈义靡同，而抒情则一。或温柔而敦厚，或怆怏而难怀。后有作者，咸以是为圭臬焉。 三、怨恨 《国风》怨恨之辞，多含蓄平缓，与《小雅》之激切愤懑者大异。虽《日月》之“德音无良”，《邶风》。《葛藟》之“谓他人昆”，《王风》。《鸨羽》之“王事靡盬”《唐风》。不免咸怀怨思，顾未有以见其激也。兹举二例，以概其馀，按《邶风·谷风》之诗，弃妇之词也，而首言“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一章。略述夫妇常理，以见同心同死之初衷。而次章云：行道迟迟，中心不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昏，如兄如弟。二章。则直叙其见弃之后，有恋恋不舍之意。虽其夫恝然新昏，而反处之若素。食荼如甘者，知其心之弥苦，言之弥哀也。三章云：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此推言见弃之由，在色衰，不在德失也。而逝梁发笱之戒，尤沉郁而无所赴诉，聊为是以见其穷也。四章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此自道其已往之勤劳，以见无可弃之理也。五章云：不我能慉，反以我为雠。既阻我德，贾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反尔颠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此申言其治内之劳，而夫也但相依于贫苦之时，而相弃于安乐之日。遇人不淑，所以怨也。末章云：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尔新昏，以我御穷。有洸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塈。此又重申前意。且回首昔日之相厚，愈见其情之可悲，怨之至也。是诗结构极完密。卑词异语之中，时露清贞郁勃之气。其作者似即诗中之人，而情节与《卫风》氓之蚩蚩极相似。《氓》之六章云：及尔偕老，老使我怨。又云“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观其自怨自艾，如泣如诉，盖后世乐府《白头吟》、《古怨歌》诸篇之所本也。 四、忧伤 《王风·黍离》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是篇《韩诗》有异说，而《序》以为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似较韩说为近理。盖以周辙既东，文武成康之旧，一旦灰烬，荡然无存。斯有心于世者所为目击心伤，不能无慨于其际也。顾或谓心忧何求之语，乃忧未来之患，不似伤已往之事者。《黍离》稷苗，作者就其所见以起兴，犹《蒹葭》、《肨杜》，意固不在于物也。今观此诗与《魏风·园桃》极相类，盖同为忧时之作耳。《黍离》稷苗犹所谓《园桃》园棘也，“行迈靡靡”，“聊以行国”之意也。“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与“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数语亦似也。然则二诗，固皆未乱而预忧之之词，非已乱而追伤之者也。至如《柏舟》之忧谗悯乱，《绿衣》之思古无訧，《北门》之内外交迫，《黄鸟》之哀悼三良，《晨风》之忧心如醉，《羔裘》之劳心忉忉，《匪风》之中心伤怛，《蜉蝣》之忧心归处，所赋不必尽同，而写忧则未有或异。及其忘忧无术，则《苌楚》猗傩，羡无知之可乐，《衡门》偃仰，借泌水以疗饥。曳衣裳，考钟鼓，以其求自得之乐者比比也。是亦忧愤之过矣哉。 五、指斥 《鄘风·墙有茨》云：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一章。《序》以此为卫人刺公子顽通乎宣姜之事。虽无证验，然玩诗词直斥其丑，意必当时有廉耻荡尽，而贻闺阃之羞者，决非泛泛谩骂之辞也。又《相鼠》云：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一章。《国风》中此等诗实不多见，可谓深恶而痛绝之矣。盖《诗》主温柔敦厚之旨，而此独否者，必其人荡检逾闲，蔑弃礼法，伤风俗而乖政教，诗人忍无可忍，故赋此以深者其罪耳。至《君子偕老》则曰“子之不淑”，《鹑之奔奔》则曰“人之无良”，《墓门》《陈风》。亦曰“夫也不良”，皆直指而质言之，不为回护之词。与《新台》《邶风》。《南山》、《伐檀》诸篇之婉而多讽者迥异。大抵诗词显斥者少而隐讽者多，固不能遍举也。 六、赞美 《邶风·简兮》云：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二章。又云：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四章。此《诗序》以为刺不用贤。朱传则谓贤者自作，且有轻世肆志之心，若自誉而实自嘲也。殆俱失之。详味诗旨，乃诗人赞美贤者之辞。其人亦并无玩世不恭之态，盖贤者之仕于伶官者耳。末章反复咏叹，遐想无穷，其胸怀之高远有如此者。《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而不可谖兮。”一章。《序》以此为美卫武之德，有文章，喜规谏，且能以礼自防也。今按《礼·大学》曰“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栗也，“赫兮咺兮”者威仪也。“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而《国语》复谓武公虽耄耋，犹恭恪自警。则是篇之赞美卫武，殆无疑矣。若夫如荑如脂，闵庄姜之无子；授餐适馆，美郑武之好贤。《叔于田》洵美且仁，《汾沮洳》殊异公族，方玉润谓此诗美俭德也，与旧说异，今从之。《猗嗟》则美目清扬，旧说谓此诗美中有刺，今不从。《小戎》则温其如玉，《鸤鸠》则其仪不忒，旧说亦以为刺。《狼跋》则德音不瑕，若此之类，不可悉数。然则正变之说，陈古刺今之论，可尽信哉。 总之十三《国风》，各体具备，后人取法无穷，谓为千古文章之祖，洵非溢词，至《大叔于田》、《七月》、《东山》诸篇或叙田猎，或纪农功，或劳归士，靡不层次井然，铺写尽致，又皆无尚之叙事诗也。 第六章 论《小雅》、《大雅》（上） 一、《雅》之名称 雅之意义，说者不一。《诗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朱子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各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会朝之乐，受厘陈戒之辞也。多周公制作时所定也。及其变也，则事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严粲曰：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体。纯乎雅之体者为雅之大，杂乎风之体者为雅之小。严氏《诗缉》。章如愚曰：风体语皆重复、浅近，妇人女子能道之。雅则士君子为之也。小雅非复风之体，然亦间有重复，未至浑厚大醇。大雅则浑厚大醇矣。《山堂考索》。三家之说，朱于理为长，然犹未离乎《序》之所谓政也。《序》既以政为言，则大小必有所指，此辨难之所以纷纷也。惠氏《诗说》曰：风、雅、颂，以音别也。雅有小大，义不存乎小大也。引《乐记》师乙云：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季札观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据此，则大、小二《雅》，当二音乐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论也。知律有大小吕，诗有大小明，义不存乎大小也。惠氏此说最为通论。故章炳麟先生曰：《诗谱》云，迩及商王，不风不雅。然则称雅者，放自周。周、秦同地，李斯曰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呼乌乌快耳者，真秦之声也。杨恽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说文》：雅，楚乌也。雅、乌古同声。大、小疋者，其初秦声乌乌，虽文以节奏，不变其名。《章氏丛书·小疋大疋说》。是亦以雅为音乐而不关乎国政也。崔述复剧论之曰：风雅之分，分于诗体。不以天子与诸侯也。天子之畿未尝无《风》，诸侯之国，亦间有《雅》。故豳亦王国诗也，乃不为《雅》而为《风》。宾筵抑戒，卫武公之诗，而列于二《雅》。惠氏《诗说》略同。盖由西周盛时，方尚《大雅》，故《风》与《小雅》皆不甚流传，其后《大雅》渐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风》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诗皆当为《雅》，而不得为《风》与《南》也。总之，风也，南也，雅也，各函数义，偏执则胶。或谓之诗，或谓之乐，此章先生所谓闳通则无害者也。 二、《雅》之时代 二雅之时代据《诗》词可考者多，而《诗序》更为衍词以直指曲说之，一若文武厉宣之世历历不爽也者。兹节录《序》说之直言诗之本事者如下。 （一）《鹿鸣》之什。《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勤归也。《鱼丽》，美万物盛多，能备礼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故美万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二）《南有嘉鱼》之什。《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竟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吉日》，美宣王田也。 （三）《鸿雁》之什，《鸿雁》，美宣王也。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无不得其所焉。《庭燎》，美宣也，因以箴之。《沔水》，规宣王也。《鹤鸣》，诲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驹》，大夫刺宣王也。《黄鸟》，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斯干》，宣王考室也。《无羊》，宣王考牧也。 （四）《节南山》之什。《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正月》，大夫刺幽王也。《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何人斯》，苏公刺暴公也。暴公为卿士而谮苏公焉，故苏公作是诗而绝之。《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 （五）《谷风》之什。《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贪残，下国构祸，怨乱并兴焉。《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鼓钟》，刺幽王也。《楚茨》，刺幽王也。政繁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君子思古焉。 （六）《甫田》之什。《甫田》，刺幽王也，君子伤今而思古焉。《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诸侯，赏善罚恶焉。《裳裳者华》，刺幽王也。《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动无礼文焉。《鸳鸯》，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万物有道，自奉养有节焉。《頍弁》，诸公刺幽王也。暴戾无亲，不能晏乐同姓，亲睦九族，孤危将亡，故作是诗也。《车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无道并进，谗巧败国，德泽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诗也。《青蝇》，大夫刺幽王也。《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媟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 （七）《鱼藻》之什。《鱼藻》，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也。《菀柳》，刺幽王也。暴虐无亲而刑罚不中，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采绿》，刺怨旷也，幽王之时多怨旷者也。《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白华》，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为之作是诗也。《匏叶》，大夫刺幽王也，上弃礼而不能行，虽有牲牢飨饩，不肯用也。故思古人不能微薄废礼焉。《渐渐之石》，下国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将率东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诗也。《苕之华》，大夫闵时也。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馑。君子闵周室之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也。《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说略同上。以上《小雅》。 （八）《文王》之什。《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绵》，文王之兴本由大王也。《棫朴》，文王能官人也。《思齐》，文王所以圣也。《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文王有声》，继伐也。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卒其伐功也。 （九）《生民》之什。《假乐》，嘉成王也。《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莅政，戒以民事，美公齐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板》，凡伯刺厉王也。 （十）《荡》之什。《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桑柔》，芮伯刺厉王也。《云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韩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锡命诸侯。《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坏也。《召旻》同，以上《大雅》。 《诗序》历述各篇本事，有可据者，有不可据者，有一若确凿可据而今不可考者。大抵《诗》词有明文，或他书记之足资证验者，则务为浮辞以衍说之。其不足征者，则望文而臆断之。其失前人多辨之，诚无足议今姑考之诗词。而略推定其时代如次。 （一）成王时诗。《大雅·大明》之诗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二章。此将陈文王受命而追述王季大任之德也。而三章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四章曰：文王初载。又曰：文王嘉止。六章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又曰：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佑命尔，燮伐大商。七章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师牧野，维予侯兴。八章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旧说谓此诗为周公戒成王之诗。今观其屡言文武之谥，并及牧野誓师、尚父赞戎之事，则定为成王时诗，似极合理。即玩其全篇，首言天命靡常，末言武王克殷，亦似受命未久，追叙祖德以诏后王之作。惟是否周公所制，则不可知矣。《文王有声》云：文王有声，遹骏有声。一章。二章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蒸哉！七章云：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蒸哉！此诗言文王作丰、武王作镐事，且并及其谥号，与前篇略同，故知其亦成王时诗也。《文王》一篇虽不言及武王，而言“殷士肤敏，裸将于京”五章，又言“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六章。又言“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是又在武王已有天下之后矣。至二章言“文王孙子”，五六两章并言“无念尔祖”，或亦成王时诗也。至若《绵》之一诗，但言文王服混夷及虞芮质成事，《棫朴》止言“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三章，“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四章，《思齐》美文王之德，而推言大任大姒之贤，亦并未及武王时事。《皇矣》仅历叙文王伐密伐崇之功，《下武》亦只言“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旧注：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即武王，此美武王之诗。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或疑此诗有成王字，当为康王以后之诗。然细绎文义，仍当以旧说为长。“昭兹来许，绳其祖武”，虽未能遽断为成王时诗，然与《文王》诸篇相较，词意相类，无甚出入，其为成康以前诗歌则无疑义。他如《早麓》、《灵台》、《生民》、《公刘》等篇，征诸诗词，虽无明文，以意推之，固亦周初之产物也。 （二）宣王时诗。《小雅·六月》之诗曰：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一章。又曰：薄伐狁，以奏虏公。三章。又曰：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四章。又曰：薄伐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五章。此叙宣王命尹吉甫北伐狁，功成而归。诗中具有明文，最为可信。《采芑》云：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狁，蛮荆来威。四章。此又叙蛮荆背叛，宣王命方叔南征之诗也。考尹吉甫伐狁，方叔征荆蛮，事在宣王五年。前八二三。则此二诗必宣王时戡定外患之作也。盖诗中止言王而不言谥，知非后人追述之辞矣。《大雅·崧高》之诗曰：维狱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一章。甫，或谓即穆王时作《吕刑》者甫侯之子孙，宣王时人。申，即宣王之舅申伯也。又曰：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二章。此叙宣王封申伯于谢，而使召穆公虎往相其宅也。参看《小雅·黍苗》。以下各章分言正土田、定疆界、筑城堡、营寝庙，及宣王饯申伯，申伯入谢事，条理井然。而结言“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则此篇乃尹吉甫赠别之所作，与《烝民》一诗之美樊侯仲山甫者正同。《烝民》八章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至《韩奕》叙韩侯入觐，《江汉》叙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常武》叙宣王伐徐戎，并有明文可征。惟《小雅·采薇》明言“狁之故”，“狁孔棘”，《出车》亦言“赫赫南仲，狁于襄”，又言“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又言“赫赫南仲，狁于夷”，《序》俱指为文王时诗，而《车攻》以下十余篇一无明文可考者，反目为宣王时诗，此皆臆说之不可信者也。 （三）幽王以后诗。据《诗序》，大、小《雅》幽王时诗近五十篇，其中刺幽王十分逾九。今就诗中略有明文可据者述之。《节南山》诗曰“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似此时犬戎已灭宗周矣。故下文曰“天方荐瘥，丧乱弘多”，又曰“昊天不傭，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夫曰“鞠讻”“大戾”，决非寻常祸乱可比。然末章云：“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观家父作诗陈讽，犹冀王有悔心。或此时戒患虽亟，尚在幽王见弑之前欤。《正月》一篇更明言“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似又在东迁已后之时矣。盖二诗止有监戒之意，而无忧惧之情。其与《雨无正》所言“周宗既灭，靡所止戾”同为述已然之事甚明，惟究属何时则不可知，姑定为幽王十一年前七七一后之诗可耳。又“十月之交”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后之学者根据历法推算此诗所言日食在幽王六年。前七七六。其三章云：烨烨震电，不宁不会。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惩。盖斯时不但日食而已且雷电不时，川崩山沸。种种灾异，皆上天所以示警者，而幽王竟莫之惩，此诗人所以忧也。至四章斥言“小人在朝，嬖姬在内。交相鼓煽，以致召乱”，其为幽王时诗决无疑义。而《大雅·瞻卬》之诗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为厉之舏。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亦明为刺幽王嬖褒姒之诗。《召旻》言“今也日蹙国百里”，似亦指犬戎内侵、疆土日削之事也。他如《小弁》、《白华》二篇，一以为宜臼被废而作，一以为申后见黜所歌，《宾之初筵》及《抑》二篇为卫武公悔过自警之诗，《序》说似误亦当在幽平之世矣。 此外诗词无明文而玩其意旨可略定为何时诗者尚数十篇，不复具述。盖二《雅》所占之时代，至少亦四百年也。 第七章 论《小雅》、《大雅》（下） 《雅》异于《风》，形式较整，篇幅较长，叙事之诗亦较多。大抵宴享祝颂之辞，悯时伤乱之篇，盛世之诗十之二，衰世之音十之八。举凡当日政治社会、思想礼制以及风俗人情，靡不毕见。择其要者言之。 一、天帝观念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又曰：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此吾国古代南方学者否认天神权力之说也。而北方之思想则不然。彼以天者人之始，万物之所本。其权威至大，人格至高。宰制一切而莫与抗，聪明正直而无所私。顺而昌，逆而亡，其赏罚丝毫不爽也。此种观念，古籍所在可征。而二《雅》尤数见焉。《大雅·烝民》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人秉天地之性而生，无不善也。顾或有不善者，天帝必时时监察之。故《大雅·皇矣》曰：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其善者天则命之，以为民主。故《大明》又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又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然而天帝又无时不察其善恶得失也。故《大雅·假乐》云：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又云：千禄百福，子孙千亿。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此作善降祥之谓也。《小雅·节南山》云：昊天不佣，降此鞠讻。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雨无正》亦云：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此饥馑，斩伐四国。此作不善降殃之谓也。虽然，昊天孔昭，赏罚有度，轻则降灾示警，重必覆绝宗祀。故《大明》又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为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此纣之所亡也。而《十月之交》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又曰：百川沸腾，山冢崒崩。此天示薄惩之意也。惟天变虽曰可畏，而人定终可胜天。天之于人，固无所爱憎也。故《正月》之诗曰：有皇上帝，伊谁云憎。《板》之诗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盖人君遇此，而能恐惧修省，未始不可转祸为福，化灾为祥。第观《云汉》一诗记宣王遇旱祈祷之情，亦可见其时笃信天神之至矣。后之学者多信阴阳灾异之说，非导源于此乎。 二、祖宗观念 古者对于祖宗观念，亦与天帝略同，盖亦认为有赏善罚恶之权威。为子孙者，不可以不虔诚奉之者也。故《大雅·文王》之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盖尊祖不仅在祭祀而已。诚能自修其德，无忝所生，即为善事祖考之至孝，而福佑随之矣。《下武》之诗亦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则。此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为四方之法者，以其长言孝思而不忘，故其孝为可法耳。又曰：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此又言武王能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而有天下，其德昭著于后世，使后世子孙能继其迹以守之，则将受天禄于无穷矣。盖祖宗为人所本，其地位与天帝同。为子孙者，食其德当继其志、报其功，而无悖乱之行，斯可以免于戾而蒙其庥。《文王》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丕显，帝命丕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言祖宗神明直与天帝相往来也。《小雅·楚茨》诗曰：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是虔修祭祀亦可以获福也。此种观念既已发达，于是宗庙祭祀之仪日益讲求。观于《楚茨》、《信南山》二诗所记，则当日对于祖宗祭典之隆重可知。故宣王忧旱，惟恐“先祖于摧”。韩侯受命，亦曰“缵戎祖考”。或叙后稷、公刘之功，或述王季、文王之德，殆无不以祖宗为念者。及其后也，家族、宗法、多妻种种制度随之以生，而成形吾国今日之社会。 三、道德观念 我国古代之道德观念，实原本于天。一切道德之标准，皆以天为原则，故背天者不祥。盖天者，人之始也。有天地而后有万物，有万物而后有男女，有男女而后有夫妇，而后有家族，而后有国家社会。其组织发达之程序，极其自然。故吾人道德之行为亦须从根本做起。根本维何？己身是也。己身既修，则无施而不可。故曰“修己以安百姓”，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雅·思齐》。此所谓一贯之道，正其本则万事理也。兹就二《雅》中之具有道德观念者分三类述之。 （一）对己。《小雅·小宛》之诗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六章此《诗序》以为大夫刺宣王，失之穿凿。故朱子易为大夫遭时乱，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按《诗》词极明白恳挚，其戒谨恐惧之情与《小旻》同。故次章云：人之齐圣，饮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尔仪，天命不又。盖贤者持躬不苟，惟恐以酒败德，故持以为戒。是又与《宾筵》“维其令仪”之意同，此古人克己之功也。惟其敬慎如此，故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小明》五章又曰：我孔熯矣，式礼莫愆。《楚茨》四章又曰：不戢不难，戢，聚也。言聚敛其志意。难即古傩字，行有节度也。受福不那。《桑扈》三章又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假乐》二章又曰：敬慎威仪，维民之则。《抑》二章其律己之严可知矣。又《庭燎》述王将视朝，不安于寝，而问夜如其何。旧以此为美宣王，则当日贤君之修饬有足多者。 （二）对人。对人之范围甚广，而莫先于孝弟。《蓼莪》之诗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一章又曰：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三章又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四章此千古孝思之绝作也。《序》谓孝子不得终养是矣。但又谓刺幽王者非。观其叙拊育顾复之怀，抱恨终天之感，凄怆沉痛，有不潸然兴悲者乎。此王裒所以三复而流涕也。故《小宛》亦曰：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四牡》曰：王事靡盬，不遑将父。《北山》曰：王事靡盬，忧我父母。此亦言勤劳王事，以不能养其父母为忧。则尔时之笃于亲者尚多，固不以世衰而少异也。顾孝亲之道，匪直口体之养而已。慎终追远，继志述事，皆足称孝。《小宛》曰：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思齐》曰：惠于宗公，神罔时怒。《下武》曰：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盖事死者如事生。不辱其亲，皆孝之至也。《常棣》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一章又曰：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二章又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三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烝也无戎。四章此诗首章略言至亲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以意外不测之事，明兄弟亲切之情。三章言急难，四章言御侮，其所以著夫兄弟之义者深且切矣。至《伐木》一诗敦友谊而笃故亲，民德之厚。君子有取焉。 （三）对国。古者重视家族，国家观念不深，故此类诗亦不多见，然非绝无奉公爱国之人也。《小雅·大田》之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与《七月》“言私其豵，献豜于公”之意正同。《十月之交》曰：黾勉从事，不敢告劳。七章又曰：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章此虽王事鞅掌，劳逸不均，然其坚忍耐苦之精神，固与世之绝无责任心者迥殊。故《四月》言“尽瘁以仕”，《北山》亦言“尽瘁事国”。虽不免怨忿之词，而终无懈怠之志者。盖其平日敦行有素，修之家者未有不可献之廷者也。若夫刺君伤乱之篇，愤时嫉俗之作，二《雅》中尤难悉举。吾人即谓此出于爱国之一念也，又奚不可？ 《雅》诗内容复杂，归纳不易。如纪农事则有《甫田》、《大田》，述祭仪则有《南山》、《楚茨》，治兵振旅，则有《采薇》、《出车》，营造畜牧，则有《斯干》、《无羊》。《天保》则多福是祈，《鹿鸣》则嘉宾式宴，《生民》、《公刘》之陈世德。《巧言》、《巷伯》之斥佥壬，事既靡同，歌咏斯异，而莫不各有其特征，今则不暇举矣。 第八章 论三《颂》 《诗大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郑玄曰：颂之言容也，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谓之容也。刘炫曰：干戈既戢，夷狄来宾。嘉瑞悉臻，远近咸服。群生遂其性，万物得其所。即成功之验也。朱子曰：颂者宗庙之乐歌。章炳麟先生曰：“颂本形容也，《礼乐志》言高祖六年，作昭容乐、礼容乐。以昭容方昭夏，然则大乐必以形容为号，汉初犹然。颂为形容甚明。”《小疋大疋说》下。惠氏《诗说》曰：《公羊传》曰：什一而税，《颂》声作。《雅》诗“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左传》听“舆人之颂，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刺亦可言颂矣。《国语》瞽献典，史献诗，师箴，瞍赋，矇诵。谏亦可言颂矣。按《礼》学乐，诵诗，舞勺，《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孟子》诵其诗，读其书。《左传》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太师辞，师曹请为之，遂诵之。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师古注曰：夜诵者，其言或秘，不可宣露。以是观之，比音曰歌，举其辞曰颂也。岂宗庙之诗既歌之而复诵之与？抑歌者工而诵者又有工与？既比其音，复诵其辞，俾在位者皆知其义，所以彰先王之盛德故曰颂。至所刺所谏，欲闻其人之耳故亦曰颂也。今按颂有数义，本可闳通。故郑《谱》既释为容，而其说《春官》又曰：颂之言诵，诗中之《颂》，本为乐歌，及其变体，只为韵语，其用以施诸人事者，昭明所谓游扬德业者是已。故刘勰曰：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正变，《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文心雕龙·颂赞》。颂以乐为主，故《乐记》谓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鲁人为季子歌，而叹为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其同乎《风》、《雅》者以此，而异乎《风》、《雅》者亦以此，兹分述之。 一、《周颂》 郑渔仲曰：《周颂》者，其作在周公摄政，成王即位之初。非也。《颂》有在武王时作者，有在昭王时作者。必以此拘《诗》，所以多滞也。今按《清庙》云：秉文之德。《维天之命》云：文王之德之纯。《维清》云：维清缉熙，文王之典。《天作》云：文王康之。《我将》云：仪式刑文王之典。《雝》云：亦右文母。《赉》云：文王既勤止。以上诸诗俱有文王之谥，故知为武王或武王以后之作。又按《武》云：於皇武王。《桓》云：桓桓武王。此又并言武王谥号，故知为成王时作。又按《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噫嘻》云：噫嘻成王。此又并及成王谥号，故知为康王时作。《噫嘻》及《昊天有成命》之成王《传》以为成是王事。《集传》云：《国语》叔向引此诗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列者，以此证之，则其为祀成王之诗无疑矣。姚际恒又据贾谊《新书·礼容》篇云：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孙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成，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莅民，故称昊天焉。又匡衡亦以二后为文武，扬雄谓康王之时颂夸天下，班固谓成康没而颂声寖。皆不以旧说为然。而《执竞》又云：不显成康，故知其为昭王时诗也。按此诗以奄有四方之功归之成康，盖武王既没，而天下大定。后儒不察，妄生曲解，不可从也。郑氏据《诗》词为言，洵非臆说可比。至《昊天有成命》及《武》、《桓》、《赉》、《酌》、《般》六篇同为《大武》舞歌，皆成王时所作。而《时迈》、《思文》二篇则又周公所制。《国语》云：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按此《时迈》文。又云：周文公之为《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按此《思文》文。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言武王克商作《颂》，引《时迈》、《赉》、《武》及《桓》诸诗。故知皆为成王时作也。其他各篇之时代及作者均不可考。然大抵皆周初之贵族文学，与《风》、《雅》截然不同。 《周颂》共诗三十一篇，可分为四类。其一为祭歌十五篇。《思文》祀后稷，《清庙》及《维天之命》祀文王，《昊天有成命》及《噫嘻》祀成王。《噫嘻》而戒农祈谷之意，与《商颂·烈祖》末章同。《雝》即《论语》以《雝》彻之《雍》，亦《周礼》所谓歌彻者也。《雍》为彻祭所歌，亦名为彻。《执竞》亦祀武王及成康之诗。姚际恒谓《执竞》为日祭之诗，当于成康上食时歌之，《天作》祀先王。《时迈》则巡守告祭柴望之乐歌，所述不外鬼神功德、祭时情况、祭者感想及祈求福祉诸端，至有鼓述祭时之音乐、潜述祭时之鱼类。《丝衣》言“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又言“不吴不敖”、“胡考之休”，当亦属祀之诗。《载见》言“载见辟王”，又言“率见昭考”，盖为诸侯见祖庙之作。旧以为武王庙。《振鹭》、《有客》二篇似俱为述殷后来见祖庙助祭事。盖鹭为白鸟，殷人尚白，武王灭殷，立纣子禄父为殷父，以抚殷遗民，而不改其色。故曰：“亦有斯容。”又曰：“亦白其马。”皆不改色之证也。其二为舞歌七篇。其中有《大武》舞歌六篇，《乐记》言武有六成。据《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谓《周颂》之《武》、《桓》、《赉》三篇皆武歌也。其余则为《酌》、《般》、《昊天有成命》三篇。魏源及王国维先生说。按《礼记·祭统》云舞莫重有武宿夜。郑注云：武宿夜，《武》曲名也。魏源以为《武》已亡一成，故谓宿夜即《酌》。实误。王国维先生《大武乐章考》曰：武宿夜即武夙夜，其诗中当有夙夜二字，因以名篇。今考《周颂》三十一篇，其有夙夜字者凡四。《昊天有成命》曰：夙夜基命宥密。《我将》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振鹭》曰：庶几夙夜，以永终誉。《闵予小子》曰：维予小子，夙夜敬止。而《我将》为祗文王于明堂之诗，《振鹭》为二王之后助祭之诗，《闵予小子》为嗣王朝庙之诗。质以经文，序说不误。惟《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然郊祀地之诗不应歌咏文武之德。又郊以后稷配天，尤与文武无涉。盖作序者见此诗有昊天字而望文言之。若武夙夜而在今《周颂》中，舍此篇莫属矣。近又有谓大武六成，除《武》、《桓》、《赉》、《酌》、《般》外当加入《我将》者。至《维清》一篇序以为奏《象》舞，合大武六成，共得七篇。为我国舞歌之祖，盖《象》舞述文王之文德。而《武》舞则述武王之武功也。其三为农歌四篇。如《臣功》为戒农官之诗，《丰年》、《载芟》及《良耜》三篇则写农家生活并庆收获之丰。其四为警诗五篇。《烈文》戒诸侯，《敬之》为王者自警。《序》以为群臣进戒嗣王。朱传谓上半为进戒。下半为王者答词。方玉润则谓此乃一呼一应，如问自答之意，并非两人语也。《闵予小子》、《访落》及《小毖》有“遭家不造”及“未堪家多难”等句盖亦警戒之诗耳。 二、《鲁颂》 《鲁颂》仅四篇。其作者与时代，自来有二说。按《鲁颂·宫》卒章云：新庙弈弈，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文选·两都赋序》李善注引《韩诗》薛君章句曰：奚斯，鲁公子也，言其新庙弈弈然盛。是诗奚斯所作也。又见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注及《后汉书·曹褒传》注。孔广森曰：韩说以是诗为奚斯作，此与“吉甫作诵，其诗孔硕”文义正同。曼，长也。诗之章句未有长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陈乔枞《韩诗遗说考》。考奚斯与鲁僖公同时，若依此说则《鲁颂》当作于周惠王或襄王时，鲁僖公元年，即周惠王十八年，前六五九。又按《毛诗·駉》序云：《駉》，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考史克卒于鲁襄公六年，周灵王，前五六七。上距奚斯近八十年。若依此说，则《鲁颂》之作者与时代当更稍后也。惟《韩诗》既据《诗》文“奚斯所作”一语谓为作颂，而《毛诗》以颂为史克所作，故于此又训为作庙，而异说从此起。段玉裁曰：此章自“徂来之松”至“新庙弈弈”七句，言鲁修造之事。下“奚斯所作”三句，自陈奚斯所此《宫》一篇，其辞甚长且大，万民皆谓之顺也。作诗之自举其名者，《小雅·节南山》曰：家父作诵，以究王繱。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巷伯》曰：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曰：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并此为五篇。云奚斯所作，即吉甫家父作诵之辞也。曰“孔曼且硕，万民是若”，即“其诗孔硕”、“以畜万邦”之意也。所字不上属，所作犹作诵作诗之云。以作为韵，故不曰作诵作诗耳。《经韵楼集·奚斯所作解》。以下并博征汉人之说为证。且谓《毛传》本亦言作诗，与《韩诗》同，庙字乃后人所改。马瑞辰、胡承珙等皆主是说，则信乎《宫》一诗之为奚斯作矣。段氏又曰：史克作是颂，系之牧于坰野之下，则是者，是《駉》篇也。安见可为四篇所共乎？下文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颂僖公能修泮宫也，颂僖公能复周公子之宇也，亦皆分著之矣。行父既请命于周，诸臣皆得为之不必皆克所作。奚斯所作解下，《正义》谓史克作是颂不指《駉》篇，《宫》亦在内，仍主奚斯作庙之说。段懋堂并斥之。陈奂《诗毛氏传疏》亦谓史克作颂只限于《駉》一篇。总之《鲁颂》四篇可分为二类，《駉》与《有駜》为史克作，《泮水》、《宫》则奚斯作，盖前六百年间之文学也。 《宫》一篇，章句最长。首述周兴之历史，而推本于后稷之重农，以次及于大王之剪商，文武之缵绪，周公之受封。然后赞美僖公能致敬郊庙，享祀不忒。诗中所谓周公之孙，庄公之子者，即指僖而言，非闵公也。闵公亦庄公子，在位仅二年，为庆父所弑，未有可颂。故知为僖公。自此以下，皆颂祷之辞。而五章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与《商颂》奋伐荆楚同意。盖僖公常从齐桓公伐楚于召陵也。末叙作庙，未知何庙，严粲谓《春秋》不书则知非大工役，特僖公修寝庙，而史臣张大其辞而颂之亦犹《斯干》之意耳。《泮水》一篇，《序》亦以为颂僖公能修泮宫，朱子则谓燕饮落成之诗。按此诗疑是追颂伯禽，盖鲁侯伯禽于成王即政元年就封于鲁，居曲阜。时徐州之戎、淮浦之夷，并起为寇于鲁，东郊之门不敢开辟。鲁侯时为方伯，率诸侯征之，至费地而誓戒士众，史官录其誓辞作《费誓》。凯旋后，于泮宫受俘，此诗之所以作也。姚际恒曰：泮宫，宋戴仲培明杨用修皆以为泮水之宫，非学宫，其说诚然。按《通典》，鲁郡泗水县，泮水出焉，泮为水名可证。鲁侯新作宫于其上，其水有芹藻之属，故诗人作颂，因以芹藻为兴。谓既作泮宫而淮夷攸服，言其成功之后，发祥而护吉也。故饮酒于是，献馘于是，献囚于是，献功于是。末章乃盻泮水之前有林，而林上有飞鸮集之，因托以彼淮夷之献琛焉，通篇意旨如此。自《王制》以为诸侯之学宫，此汉儒之说未可信也。使泮宫为诸侯学宫，则诸侯作学宫，乃其常事。诗何以便谓使淮夷攸服乎。《诗经通论》。其说是矣。至《駉》及《有駜》时代较晚，篇幅较晚，其体略与国相似。《駉》似马颂，《有駜》则亦燕饮颂祷之辞，必如《诗序》所云则凿矣。 三、《商颂》 《商颂》之时代旧有三说。《国语·鲁语》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魏源谓校者审校音节之意。则《商颂》即正考父所作。而王先生读校为效而训为献，则《商颂》之作实在正考父以前。此一说也。《史记·宋世家》云：宋襄公之世，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之所以兴，作《商颂》。据此则《商颂》乃正考父为宋襄公而作，约在周襄王时。前六五顷。此又一说也。《毛诗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据此则《商颂》乃周太师所保存之先代乐章，其时代在周以前。此以一说也。《序》说信者最多而谬误最甚，魏默深曾力辟之。其言曰：《商颂》果作于商代，如《笺》说《那》之祀成汤者为太甲，《烈祖》之祀中宗者为仲丁，《玄鸟》之祀高宗者为祖庚，则皆以子祭父，如成王之于文、武。何遽称之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而且一则曰“顾予蒸尝，汤孙之将”，再则曰“顾予蒸尝，汤孙之将”，岂非易世之后，人往风微，庶冀先祖之眷顾而祐我子孙乎。又曰：楚入《春秋》历隐、桓、庄、闵止称荆，至僖二年始称楚，安得高宗即有伐楚有名？孔疏亦穷于词，故云周有天下，始封熊绎为楚子，于武丁之世未审楚君何人。并见《诗古微·商颂鲁韩发微》。而王先生说《商颂》又谓《殷武》卒章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郑于景山均无说，《鲁颂》拟此章则云“徂徕之松，新甫之柏”。则自古以景山为山名，不当加《鄘风·定之方中传》大山之训。按《左传》，商有景亳之命。《水经注·济水》篇：黄沟枝流北径已氏县故城西，又北径景山东。此山距汤都北亳不远。商邱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颂》所咏即此也。且商自盘庚至帝乙居殷虚，纣居朝歌，皆在河北。则高宗造寝庙不得远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高邱距景山才百数十里，而附近别无名山。则其伐景山之木以造庙，于事为宜。又《商颂》语句多袭周诗，如《那》之猗那即《桧风·万楚》之阿傩，《石鼓文》之亚箸。《长发》之“昭格迟迟”即《云汉》之“昭假无赢”。《烝民》之“昭假于下”，《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师之所”。《烈祖》之“时靡有争”与《江汉》同，“约軧错衡，八鸾鸧鸧”与《采芑》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叶以后之诗。以上诸说皆足证明《诗序》之误。然王说以正考父为宋戴公时人，当平王东迁之际，《史记》之言实误。故《商颂》之作，当在西元前七百七十年左右。而魏说则谓《商颂》与昭陵攘楚有关，正考父或此时尚在。果尔，则《商颂》固前六世纪中叶之产品矣。吾人试寻绎其本文，则知《商颂》五篇可分为二类。前三篇《那》、《烈祖》、《玄鸟》为一类，后二篇《长发》、《殷武》为一类。或正考父于戴公时献前一类，至襄公时又校审二篇以献之欤？姑两存之可也。 《那》、《烈祖》、《玄鸟》三篇为祭歌，惟究祀何人，则难臆断。或以为成汤，或以为太甲，或以为武丁，其实均无确据，阙疑可也。《那》诗侧重祭时之音乐，《烈祖》侧重祭时之肴馔，《玄鸟》则注意所祭者之功业，而篇末皆有祈祷或颂赞之之意。《长发》及《殷武》为叙事诗，前者为商代建国之历史，后者为宋从齐伐楚之事。前者从洪水芒芒，禹敷下土叙起，以次及于玄王契、相土契孙，以次及于成汤伐夏建邦之功。《殷武》言奋伐荆楚，盖宋人以得附骥齐桓为荣，其后襄公竟有霸诸侯之事，故是篇以为颂也。两类中一仿《周颂》，一仿二《雅》。一分段，一不分段。一韵式参差，一韵式齐整，显然不同，或亦时代先后之故欤？ 第九章 《诗经》之文艺 《三百篇》为我国一切文学之权舆、艺林之渊薮，其地位至重要也。章学诚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铺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则是比兴之旨，讽谕之义，固行之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文史通义·诗教》上。彼以纵横家为后世一切文体所自出，而纵横家驰骋辞说又实出于《诗》教。故《三百篇》信为后世文章之祖。两汉以上，我国韵文派衍枝分，要之皆其耳孙也。前乎此者，虽亦间有佳篇，然或体制不整，韵调不谐，内容不富，求其触景兴怀、体物写志，饶情致而美形容者，殆无如《三百篇》焉，今观其辞，义兼比兴，各体具备。凡于人事之变，王道之缺，靡不借歌咏以自写其真情。而复温柔敦厚，义归无邪，以衷乎性情之正。《大序》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可谓得诗人之旨矣。故其叙男女室家之好，则乐而不淫；骋夫妇决绝之词，则怨而不怒。或刺时政之非，则哀而不伤；或颂德化之美，则正而不谀。文质并妙，无以加焉。故就文学之进化史言，诗歌至是已达于成功之时期矣。就其可以具体言者述之。 一、《诗》之形体 《诗经》以四言为定式，故后世言四言诗之极则者，必推本于《三百篇》。然其中亦有长短错落不羁者。例如《小雅·鱼丽》云：“鱼丽于罶，鱨鲨。”《祈父》云：“祈父，予王之爪牙。”《周颂·维清》云：“肇禋,迄用有成。”“鱨鲨”、“祈父”、“肇禋”，皆二言也。《殷其雷》曰：“殷其雷。”《摽有梅》曰：“摽有梅。”《江有汜》曰：“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式微》曰：“胡不归。”《墙有茨》曰：“墙有茨。”《木瓜》曰：“匪报也。”《君子于役》曰：“曷至哉。”《扬之水》曰：“扬之水。”《大叔于田》曰：“叔于田，乘乘马。”又曰：“叔在薮。”《溱洧》曰：“溱与洧。”又曰“士与女”，又曰“洧之外”。《卢令》曰：“卢令令。”《汾沮洳》曰：“美无度。”《园有桃》曰：“园有桃。”《山有枢》曰：“山有枢，隰有榆。”《椒聊》曰：“椒聊且，远条且。”《葛生》曰：“夏之日，冬之夜。”《株林》曰：“从夏南。”《公刘》曰：“笃公刘。”《昊天有成命》曰：“于缉熙，单厥心。”《桓》曰：“绥万邦，屡丰年。”《有駜》曰：“振之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皆三言也。此种形式汉郊庙歌多用之。至于五言，尤不胜举。其全篇五言者，如《十亩之间》二章，其全章五言者，如《野有死麕》云：“舒而脱脱兮，无感我悦兮，无使尨也吠。”又如《女曰鸡鸣》云：“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购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又如《素冠》云：“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慱慱兮。”按此诗三章，惟二、三两章末句非五言。又如《绵》云：“虞芮质厥成，文正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其五言连续至两句以上者，如《行露》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汝无家，何以速我狱。”《匏有苦叶》云：“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君子偕老》云：“扬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桑中》云：“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木瓜》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丰》云：“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七月》云：“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正月》云：“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录。”《小旻》云：“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甫田》云：“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又云：“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绵》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皇矣》云：“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生民》云：“诞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卷阿》云：“伴奂尔游矣，优游尔休矣。”又云：“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按此诗十章。其二、三、四三章只一句非五言。《思文》云：“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小毖》云：“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宫》云：“俾尔昌而炽，俾尔寿而富。”又云：“俾尔昌而大，俾尔耆而艾。”《玄鸟》云：“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长发》云：“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又云：“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殷武》云：“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此外诗中尚有单句五言甚多，不复胪举，盖后世五言诗之祖也。至《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北门》云“政事一埤益我”，又云“室人交遍谪我”，《扬之水》云“曷月予还归哉”，《中谷有蓷》云“遇人之艰难矣”，《缁衣》云“敝予又改为兮”，《狡童》云“使我不能餐兮”，《褰裳》云“狂童之狂也且”。《还》云：“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著》云：“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伐檀》云：“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无衣》云：“岂曰无衣七兮。”《权舆》云：“今也每食无馀。”《七月》云：“殆及公子同归。”又云：“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又云：“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鸱鸮》云：“迨天之未阴雨。”又云：“曰予未有室家。”《九罭》云：“九罭之鱼鳟鲂。”末章又云：“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鹿鸣》云：“群子是则有效。”又云：“嘉宾式燕以敖。”《南有嘉鱼》云：“嘉宾式燕以衎。”《蓼萧》云：“是以有誉处兮。”《裳裳者华》亦有此语。《雨无正》云：“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小旻》云：“是用不得于道。”《蓼莪》云：“不如死之久矣。”《大东》云：“不可以挹酒浆。”《车舝》云：“间关车之舝兮，思娈季女逝兮。”《凫鹥》云：“公尸来燕来宁。”《薄》云：“天不湎尔以酒。”《抑》云：“尚不愧于屋漏。”又云：“谁夙知而莫成。”《桑柔》云：“予岂不知而作。”《烈文》云：“无封靡于尔邦。”《昊天有成命》云：“夙夜基命宥密。”《丰年》云：“丰年多季多稌。”《敬之》云：“无曰高高在上。”《酌》云：“实维尔公允师。”《殷武》云：“设都于禹之绩。”此皆六言诗也。然则六言又不始于谷永矣。又《桑中》云：“送我乎淇水之上矣。”《缁衣》云：“还予授子之粲兮。”《还》云：“遭我手峱之间兮。”《著》云：“尚之以琼华乎而。”《伐檀》云：“胡取乎三百廛兮。”《黄鸟》云：“交交黄鸟止于棘。”亦通作二句。《权舆》云：“于我乎夏屋渠渠。”《七月》云：“二之日凿水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鹿鸣》云：“以燕乐嘉宾之心。”《小旻》云：“如彼筑室于道谋。”《召旻》云：“维苦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我将》云：“仪式刑文王之典。”《敬之》云：“学有缉熙于光明。”皆七言也。“胡瞻尔庭有悬狟兮。”“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七月》“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皆八言也。“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则九言也。挚虞《文章流别》以此为九言。然注家皆谓《泂酌》三章，章五句。则是以为二句矣。故颜延之谓《诗》本无九言。盖由声度阐缓，不协金石之故也。故论《诗》之形体，极为复杂。后世诗体，殆无不导源于是者。 二、《诗》之韵式 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亦谓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颂之音。盖诗本以协乐，故必声韵调和，始能歌咏。惟时代既远，声音多变。后人读之，常觉不叶。实则诗韵最精密而有法度，不特句脚用韵而已，即句首句中亦往往有之。通其例者，旦暮遇之矣。陈第《毛诗古音考序》曰：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岂以古人之诗而无韵乎？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故以今之音读古之作，不免乖剌而不合。于是悉委之叶，夫其果出于叶也，作之非一人，采之非一国。何以母之必读米，非韵杞、韵止，则韵祉、韵喜矣。马必读姥，非韵组、韵黼，则韵旅、韵士矣。京必读疆，非韵查、韵将，则韵常、韵王矣。福必读偪，非韵食、韵翼，则韵德、韵亿矣。厥类实繁，难以殚举，陈氏论古今声韵之变可谓得其要矣。今述诗之韵式，设为下列十例。 （一）每句用韵例 有女同行韵，颜如舜英韵。将翱将翔韵，佩玉将将韵。彼美孟姜韵，德音不忘韵。《郑风·有女同车》 （二）隔句用韵例 何彼胢矣，唐棣之华韵。曷不肃雍，王姬之车韵。《召南·何彼胢矣》 （三）每二句换韵例 于以采韵,南涧之滨韵。于以采藻韵，于彼行潦韵。《召南·采》 （四）隔句用韵。起首二句每句用韵例。 氾彼柏舟韵，亦氾其流韵。耿耿不寐，如有隐忧韵。微如无酒，以敖以游韵。《邶风·柏舟》 按以上四式皆诗韵之正格。 （五）意转重叠韵例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韵。其谁知之叠韵，盖亦勿思韵。《魏风·园有桃》 我有嘉宾韵，鼓瑟鼓琴韵。鼓瑟鼓琴叠韵，和乐且湛韵。《小雅·鹿鸣》 （六）句首用韵例 舒韵而脱脱韵兮，无韵感我悦韵兮。无韵使尨也吠。《召南·野有死麕》 （七）句中用韵例 日居韵月诸韵。《邶风·柏舟》 侯薪韵侯蒸韵。《小雅·正月》 鸿韵飞韵遵渚韵，公与鸿叶归与飞叶无所与渚叶。《豳风·九罭》 有瀰韵济盈韵，有韵雉鸣韵。《邶风·匏有苦叶》 （八）转韵例 手如柔荑韵，肤如凝脂韵，领如蝤蛴韵，齿如瓠犀韵。螓首蛾眉韵，巧笑倩转韵兮，美目盼韵兮。《卫风·硕人》 （九）错韵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韵一。维叶萋萋韵二，黄鸟于飞韵，与萋叶。集于灌木韵，与谷叶，其鸣喈喈韵，与萋叶。《葛覃》 我心匪石韵一，不可转韵二也。我心匪席韵，与石叶，不可卷韵，与转叶也。威仪棣棣，不可选韵也。《邶风·柏舟》 （十）空韵例 兄弟阋于墙，外卸其侮。每有良朋韵，蒸也无戎韵。《小雅·常棣》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韵斯，鬻子之闵韵斯。《豳风·鸱鸮》 按以上六式为诗韵之变格。 总之《诗》之韵式千变万化，不可一定。兹所归纳，特其较著者耳。学者如欲致力于《诗》韵之学，勤加搜讨，其例当不止乎此。 三、《诗》之修辞 吾国韵文至于《三百篇》，已可谓极文艺之能事矣。故韩愈曰：“诗正而葩。”葩者盖即文辞斐然之谓也。《大序》以风雅颂赋比兴为诗之六义，其说极繁。然以今论之，风、雅、颂为诗之体，而赋、比、兴则作诗之法。更以修辞学言之，赋尚敷陈，直说法也；比重取譬，象征法也；兴则由彼及此，联想法也。无论抒情叙事三法皆可用之，且有一诗之中同时兼用数法者。要皆修辞之上运用耳。又《风》、《雅》、《颂》各诗，恒以时、地、作者之不同，故其形式内容亦随之而异。以言《国风》，则章句较短，抒情之作较多。言近旨远，寄兴深微，绝似唐人绝句。以言二《雅》则篇幅较长，叙事之诗较多，尽情倾吐，顿挫抑扬，极似唐人之歌行。三《颂》则意主颂赞，为用迥别，故其辞朴拙，极似汉人之《郊祀歌》、乐府及后世之铭诔。此其大概也。若夫诗中修辞之例，亦难尽述。联举数端。以示隅焉。 （一）叠字例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硕人》 伐鼓渊渊。《采芑》 籊籊竹竿。《竹竿》 （二）叠句例 爰居爰处，爰笑爰语。《斯干》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蓼莪》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绵》 实方实苞，实种实褒。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生民》 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天保》三章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六章 江有渚，之子归，不我与。不我与，其后也处。《江有汜》 有女仳离，慨其叹矣。慨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中谷有蓷》 （三）对句例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草虫》 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灵台》 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烝民》 雍雍在公，肃肃在庙。《思齐》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谷风》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采薇》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北山》 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庚，如抵如京。《甫田》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皇矣》 （四）调声例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鸱鸮》按此虽叠字。而以音节为主，与《硕人》末章异。 （五）炼意例 牂羊坟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鲜可卒饱。《苕之华》。按此诗写丧乱饥馑，百物彫耗。而以羊瘠罶空为言。可刻意描摹，工炼无比。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正月》。说见本篇第二章。盖写乱世之民，无可逃避之意，诗人之想像至深刻矣。 （六）谋篇例 《三百篇》诗有极意讲求篇法者，如《谷风》、《氓》、《七月》、《生民》等篇。皆步骤齐整，结构精严。言有序而法甚密。后人长篇，实本于此。惟其篇幅过长，兹不备引。 （七）铺叙例 诗中之列举数事依次叙之者如《七月》云：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九月陨萚。又云：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又云：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又如《嵩高》叙申伯出封于谢，《宫》叙僖公营造寝庙，皆极铺张，为后之赋家所法效。 （八）白描例 白描之诗，《国风》最多。如《硕人》写庄姜之美，《蒹葭》述洄遡之情，《东山》感田园之荒芜，《静女》悦彤管之贻赠，凡此之类，不加渲染，而神味无穷。后有作者，其舆台也。 [book_title]第三篇 晚周文学 第一章 楚辞之起源 春秋以前，我国文学为四言诗，所谓《三百篇》是也。春秋以后，南方文学勃兴，是为楚辞。楚辞者，诗之变也。刘勰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又曰：楚辞者，体漫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文心雕龙·辨骚》。盖自春秋以还，诗人不作。楚承南音，代以骚体。屈原始创，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踵其余绪，作者渐夥。荀卿北方大儒，宦游于楚，曾为歌赋以遗春申君。今所传《赋》篇及《成相辞》亦风骚之流也。故骚赋起于战国，而作者则悉为楚人。以时言则上继葩经，以地言则划分南北，其变迁之迹至显。今述其缘起如下。 一、关于北方文学者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又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谕。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班氏谓辞赋之起由于聘问歌咏之事废，极为有见。考春秋时行人往来，辞命为先。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子产有辞，诸侯赖之”是也。顾欲善其辞命，厥惟学《诗》。故孔子以诵诗专对并举。观《左传》所载诸侯聘会宴燕享之时，必借赋诗歌诗以为周旋酬酢之助者，不可胜数。其最著者，如襄公二一七年《传》：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子产赋《隰桑》，子太叔赋《野有蔓草》，印段赋《蟋蟀》，公孙段赋《桑扈》，举座无不赋者，可谓极一时之盛事矣。又如昭公十二年《传》，记宋华定来聘，为赋《蓼萧》，弗如，又不答赋，昭子谓其必亡。而襄公十六年《传》：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侯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盖尔时赋诗歌诗之重要如此。楚本后起，文化较低，北方诸侯皆夷之。及其盛也，与中土交际渐繁，聘会渐多，感实用之需要，受大学之熏陶，遂不得不研习《三百篇》，而同化于诸夏矣。故《左传·文公十年》，楚子舟引《大雅·烝民》及《民劳》。宣十二年，叔孙引《小雅·六月》，楚子引《周颂·时迈》。成二年，申叔跪引《卫风·桑中》，子重引《大雅·文王》。襄二十七年，薳罢如晋，赋《既醉》。昭三年，楚子享郑伯，赋《吉日》。昭七年，芊尹无宇引《小雅·北山》。昭二十三年，沈尹戌亦引《文王》。二十四年，又引《大雅·桑柔》。而昭十二年《传》，子革且引逸诗《祈招》以谏，此皆楚人通达《诗经》之证也。故骚体文中，每句用一兮字，此种形式亦出于诗。而屈子《天问》且纯为诗之遗体。考《诗经》泰半皆黄河流域产品，然则谓楚辞之起原，实受北方文学之影响也何疑。 二、关于南方文学者 《诗》三百篇无楚风，然江汉之间，皆为楚地。《汉广》、《江沱》诸诗，列于二《南》，《汝坟》在河南之南部，地与楚境相近。《野麕》之白茅本亦楚产，即《左传》所谓包茅，可知亦为南方诗歌，是《诗》无楚风，而实为风首也。《汉书·地理志》陈国今淮阳之地，盖古豫州之东南，而今河南湖北及安徽一部之地。则诗中之《陈风》，亦当属之南方。春秋末楚灭陈有其地，又悉兼并其附近诸小国。故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楚境既广，故其时南方诸国之文学亦遂占而有之。蕴蓄既久，华实斯茂。迄于战国，楚辞崛起，有由来矣。又老子亦楚苦县人，其所著《道德经》五千言，虽非文学作品，然《道德经》中多为韵文，且其形式亦与楚辞之《九歌》相同。例如十五章云：豫焉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容，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此类哲理诗。极似骚体文之先驱。特其兮字之位置微有不同，遂觉音节稍促耳。此外南方诗歌之散见于古籍者，有《说苑·至公》篇所载之《子文歌》，颂楚令尹子文刑其族人事。《正谏》篇《楚人歌》，咏楚庄王纳诸御已 ✜✜✜✜✜✜✜✜✜✜✜✜✜✜✜✜未完待续>>>完整版请登录大玄妙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