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_name]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book_author]刘师培 [book_date]近代 [book_copyright]玄之又玄 謂之大玄=學海無涯君是岸=書山絕頂吾为峰=大玄古籍書店獨家出版 [book_type]学术杂记,学术,完结 [book_length]34040 [book_dec]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为刘叔申先生晚年讲稿，由罗常培先生笔记。此书析论精微，每发一义，启示无穷。内容除总论外，重要的篇章有：论各家文章与经史子之关系、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等。 [book_img]Z_12752.jpg [book_title]弁 言 左庵文论之四 罗常培 曩年肄业北大，从仪征刘申叔师（师培）研治文学，不贤识小，辄记录口义。以备遗忘。间有缺漏，则从同学天津董子如（威）兄抄补。两年之所得，计有：一、群经诸子，二、中古文学史，三、文心雕龙及文选，四、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四种。日积月累，遂亦裒然成帙。惟二十年以来，奔走四方，未暇理董：复以兴趣别属，此调久已不弹。友人知有斯稿者，每从而索阅；二十五年秋，钱玄同师为南桂馨氏辑刻《左庵丛书》亦拟以此入录，终以修订有待，未即付刊。非敢敝帚自珍，实恐示人以璞。及避地南来，此稿携置行箧，朋辈复频勖我订正问世。乃抽暇誊正，公诸世人，用以纪念刘、钱两先生及亡友董子如兄，且以质正于并时之治中国文学者。 三十年三月三日识于昆明冈头村北大公舍 [book_title]一 绪 论 自两汉以迄唐初，文学断代，可分六期： 一、两汉 此期可重分为东西两期；东汉复可分为建安及建安以前两期。 二、魏 此期可专治建安七子之文，亦可专治王弼、何晏之文。 三、晋宋 此期可合为一，亦可分而为二。 四、齐梁 五、梁陈 梁武帝大同以前与齐同，大同以后与陈同，故可分隶两期。 六、隋及初唐 初唐风格，与隋不异，故可合为一期。 此六期中专门名家甚多，其选择标准，或以某家文章传于今者独多；或以某家文章于文学流变上关系綦钜。其在两汉，则司马迁《史记》及班固《汉书》而外，蔡中郎（邕）、曹子建（植）均有专集传世，可供研诵。魏代王辅嗣（弼）何平叔（晏）两家之文，传于今者独少，而校练名理，实为晋宋先声。亦可选修，藉觇异采。降及晋世，潘（岳）陆（机）特秀。士衡文备各体，示法甚多；安仁锋发韵流，哀诔钟美。二子而外，两晋文集，流传盖寡。爰逮宋氏，颜（延之）谢（灵运）腾声。次则沈约《宋书》，叙论擅奇；范晔《后汉》，独轶前作。傅亮、任昉，书记翩翩；徐陵、庾信，竞逐艳藻，斯并当代之逸才，后昆之楷式也。隋迄初唐，习尚未改。扇徐、庾之余韵，标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新声；虽亦绮错纷披，而江左之气骨犹在。尝谓五代以前文多相同，五代以后，乖违乃甚。故治中古文学者非特可效四杰，即苏颋、张说、韩昌黎、李义山之流，亦未尝不可研览。然自汉迄唐，可提出研究者甚多，而治一家者固不能不旁及（如任、沈可合观，徐、庾可合观，又研究陆士衡可溯及蔡中郎之类），治一代者亦不能不遍观；治一家宜撷其特长（如蔡中郎之碑铭，迥非并时文人所及），治一代贵得其会通（各期之间变迁甚多，同在一代每有相同之点）。抉择去取，要须以各人之体性才略为断耳。此期之参考书，以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省称“全文”）最便学者。此书于隋以前文，裒集略备，除史传序赞外，百遗二三。且断代为书，览诵甚易。故凡专治一代者固不可少此书，即治未有专集之各家者，亦应以此书为本。 文章之用有三：一在辩理，一在论事，一在叙事。文章之体亦有三：一为诗赋以外之韵文，碑铭、箴颂、赞诔是也；一为析理议事之文，论说、辨议是也；一为据事直书之文，记传、行状是也。三类之外又有所谓“序”者，实即赞之一种。盖古文序、赞不分，《后汉书》之论即为《前汉书》之赞，论、赞之用，并与序同。孔子赞《易》，乃著《系辞》，是作序有韵，亦非无本。自隋以降，序与记传无别，据事直书，已失涵蓄之旨。唐、宋而后，更于序中发抒议论，则又混入论说。其体裁讹变，正与后代混碑铭于传状，且复参加议论者，同一不足为训，此研究专家文体所以断自五代以前也。然六朝以上文体亦有伪误者；如《文选》中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据《汉书·王褒传》考之，本为“对”体，与东方朔《化民有道对》之类相同，自来未有无韵而可称颂者。后世因《文选》之误，而谓颂可无韵，诚不免展转传讹矣。 文章之体既明，然后各就性之所近先决定所欲研究之文体，次择定擅长此体之专家，取法得宜，进益必速，故不可不慎也。大抵析理议礼之文应以魏、晋以迄齐、梁为法。若嵇康持论，辨极精微；贺循订制，疑难立解，（魏晋以来之议礼文字杜佑《通典》所收者甚多）并能陵轹前代，垂范将来。论事之文应以两汉之敷畅为法，而魏晋之局面廓张，亦堪楷式。叙事之文（包括纪传、行状而言）应以《史》、《汉》为宗，范晔、沈约盖其次选。诸史而外，则《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之类固可旁及，即唐宋八家亦不可偏废，此就文章之用言也。若以文体而论，则箴铭、颂赞，蔡中郎、陆士衡并臻上选，欲求辞旨文雅，亦可参效任昉、沈约、徐陵、庾信。至于兼长碑铭箴颂赞诔说辨议诸体者，惟曹子建、陆士衡二人。任彦昇则短于碑铭箴颂赞诔，庾子山则短于论说辨议。天赋所限，不可强求。且一类之中，亦有轻重：士衡笔壮，故长于碑铭；安仁情深，故善为哀诔。要宜各就性之所近，专攻一家。“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汪容甫（中）为清代名家，而绎其所取法者，亦只《三国志》、《后汉书》、沈约、任昉四家而已。 词例亦为专门之学，若能应用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之法，推之于汉魏六朝文学，则于当时用字造句之例。必有创获，亦巨业也。 [book_title]二 各家总论 《史记》及前、后《汉书》今并存在，研究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家者，可资探讨。《汉书》太初以前之纪传，多与《史记》相同，然同叙一事用字之繁简各异。例如《汉书·陈胜列传》删削《史记·陈涉世家》之处甚多，而“言皆精练，事甚赅密”。宜究其删削之故，以悟叙事之法。《史记》一书，班固谓其“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亦可以此法参究之。就字句论，《汉书》省，而《史记》繁。衡以刘知几所谓“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则二书之优劣判矣。由此可悟，凡作纪传之文，但就行状本事，晦者明之，繁者简之而已。又自魏、晋以来作《后汉书》者甚多。范晔之书，不过因前人成业，重加纂订。然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中所辑诸家《后汉书》佚文，及汪文台所辑七家《后汉书》，与之相较，其不同处，一在用字之简繁，一在行文之简繁。故同叙一事，而得失自见。亦犹参较《左传》事实，而后《春秋》之笔削可见；参较裴松之《三国志注》，而后陈寿之笔削可见也。推此可知，记事之文，第一，应看其繁简得法；第二，应看其文简事赅；第三，应看其用字传事之妥帖。后世史书所以不及前四史者，即由其“章句不节，言词莫限”；而《新唐书》及《新五代史》所以差胜旧作者，即以其知尚简之义而已。 三家之文，风格不同，而皆有独到处。《史记》以空灵胜，《汉书》以详实胜，《后汉书》以精雅胜。子长行文之妙，在于文意蕴藉，传神言外，如《封禅》、《平准》两书，据事铺叙，不著贬词，而用数字提空，抑扬自见，此最宜注意处。明归熙甫以降，论文多推崇《史记》者，盖以此也。《汉书》用笔茂密，故提空处少，而平实处多。至于《后汉书》记事，无一段不雅，此可以蔚宗以前各家之书推较而知也。 司马迁之文，以《史记》为其菁华，此外流传殆鲜。班固之文，于《汉书》外，篇章甚多。范晔之文，于《后汉书》外，惟本传尚存数篇，而《后汉书》之传论序赞实其得意之作。举其佳构：则《江革传序》、《党锢传序》、《左雄传论》，皆可研诵。尤以《党锢传序》，夹叙夹议，叙事即在议论之中，议论又即在叙事之中，且能“抽其芬芳，振其金石”，字句声律、并臻佳妙。导齐、梁之先路，树后世之楷模也，宜蔚宗自诩为“天下之奇作”矣。（以上合论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家） 汉文气味，最为难学，只能浸润自得，未可模拟而致。至于蔡中郎所为碑铭，序文以气举词，变调多方；铭词气韵光彩，音节和雅（如《杨公碑》等音节均甚和雅），在东汉文人中尤为杰出，固不仅文字渊懿，融铸经诰已也。且如《杨公碑》、《陈太丘碑》等，各有数篇，而体裁结构，各不相同，于此可悟一题数作之法。又碑铭叙事与记传殊，若以《后汉书》杨秉、杨赐、郭泰、陈实等本传与蔡中郎所作碑铭相较，则传实碑虚，作法迥异。于此可悟作碑与修史不同。清李申耆《养二斋文集》，虽杂不成家，而有数篇模拟伯喈，略得梗概，可参阅之。（以上论蔡邕） 研究汉人之文，每难确指其得失，及其渊源所自，而研究陆士衡文则观其与弟士龙论文书，即可了然其文章之得失，及其取法蔡邕，兼采曹植、王粲之迹。大抵陆文之特色，一在炼句，一在提空。今人评骘士衡之得失，每推崇其炼句布采，不知陆文最精彩处，实在长篇大文中能有提空之语。盖平实之文易于板滞，陆文最平实而能生动者，即由有警策语为之提空也（如《豪士赋序》、《吊魏武帝文序》之类）。故研究陆文应由平实入手，而参以提空之法，否则虽酷肖士衡，亦只得其下乘而已。又长篇之文最易散漫，研究陆文者，宜看其首尾贯串及段落分明处，至炼句布采，犹其余事也。其记事之文传于今者甚少。（以上论陆机） 嵇叔夜文，今有专集传世。集中虽亦有赋箴等体，而以论为最多，亦以论为最胜，诚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研究嵇文者自当专攻乎此。观其《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篇，持论连贯，条理秩然，非特文自彼作，意亦由其自创。其独到之处一在条理分明，二在用心细密，三在首尾相应。果能得其胎息，则文无往而不达，理虽深而可显。然自魏、晋以降，惟顾欢《夷夏论》、张融《门律》之类，尚能承其矩矱，后世不善持论，每以理与文为二事，故说理之文遂成语录。迩者哲学昌明，思想解放，倘能绍嵇生之绝绪，开说理之新涂，实文士之胜业也。（以上论嵇康） 傅季友与任彦昇实为一派。任出于傅，《梁书》已有明文。（案《南史·任昉传》云：王俭每见昉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又云：昉尤长载笔，颇慕傅亮，才思无穷。）二子之文有韵者甚少。其无韵之文最足取法者，在无不达之辞，无不尽之意，行文固近四六，而词令婉转轻重得宜。黄祖称祢衡之文云：“此正如祖意，如祖心中所欲言。”傅、任之作，亦克当此。且其文章隐秀，用典入化，故能活而不滞，毫无痕迹，潜气内转，句句贯通，此所谓用典而不用于典者也。今人但称其典雅平实，实不足以尽之。大抵研究此类文章首重气韵，浸润既久自可得其风姿。至其词令隽妙，盖得力于《左传》、《国语》，宜探其渊源，以究其修辞之术。案傅、任所作均以教令书札为多，惟以用典入化，造句自然，故迥非其他应酬文字所能及耳。清汪中《述学》颇得傅、任隐秀之致，宜参阅之。（以上论傅亮、任昉） 六朝文之传于今者，以沈休文为最多，而《宋书》实其大宗也。《宋书》为《三国志》以下最古之史，叙事论断，并有可观。其纪传叙论亦能夹叙夹议，各有警策。蔚宗而后，此实称最。至其辨理之文，（如《难神灭论》等）源出嵇康，在齐梁之时，固足成家，而以参用藻采，不免浮泛，故与其法沈，无宁宗嵇，其表启作法，与任昉同，特不及彦昇之自然耳。（以上论沈约） 庾子山文虽逊于前述诸家，然亦有可研究者，大抵六朝时人，皆能作四六文，工对仗，善用典；而徐陵、庾信所以超出流俗者，情文相生，一也；次序谨严，二也；篇有劲气，三也。故普通四六，文尽意止，而徐、庾所作，有余不尽。且庾文虽富色泽，而劲气贯中，力足举词，条理完密，绝非敷衍成篇。（如《哀江南赋》等长篇用典虽多，而劲气足以举之。）以视当时普通文章，殆不可同日语矣。有清一代学徐、庾者，惟陈其年（维崧）可望其肩背，宜参阅之。（以上论庾信） [book_title]三 学文四忌 无论研究何家，皆有易犯之通病，举所宜忌约有四端： 第一、文章最忌奇僻 凡学为文章，宜自平正通达处入手，务求高古，反失本色。如明之前后七子，李梦阳、王弇洲辈，为文远拟典谟，近袭秦汉。斑驳陆离，虽炫惑于俗目，而钩章棘句，实乖违于正宗。宜极力戒除，以免流于奇僻。且临文用字，亦当相体而施。赋主敷采，不避丽言，奇字联翩，未为乖体；（如《三都》《两京》《子虚》《上林》诸篇古字甚多，降至木华《海赋》之类用典益为冷僻，然以并属辞赋，故尚未可厚非，若易为诔颂，则乖谬矣。）符命封禅，贵扬王庥，诡言遁辞，可兼神怪。（如司马相如《封禅》、扬雄《剧秦美新》、班固《典引》之类。）自兹而外，无论无韵之论说奏启，有韵之赞碑颂铭，倘用古字以鸣高，转令气滞而光晦，蔡、班、陆、范（晔）诸家，未尝出此也。故扬雄手著训纂，邃于小学，虽《太玄》、《法言》窃拟经传，《甘泉》、《羽猎》侈陈僻词，而箴颂奏疏，鲜复类此，而初学为文，可以知所法矣。若必拟典谟以矜奇，用古字以立异，无异投毛血于殽核之内，缀皮叶于衣袂之中，即使臻极，亦只前后七子之续而已！然奇僻者，非锤炼之谓也。试读蔡中郎、陆士衡、范蔚宗三家之文，何尝不千锤百炼，字斟句酌，而用字平易，清新相接，岂有艰涩费解之弊？是知锤炼与奇僻，未可混而言之。又《史记》一书，示法甚多。而其文调，不尽可袭。如因拟其成调，以致文义不通，则貌为高古，反贻画虎不成之诮，其弊亦与奇僻等耳。 第二、文章最忌驳杂 所谓驳杂，有文体驳杂、用典驳杂、字句驳杂之殊。大抵古人能成家，必有专主，无所专主，必致驳杂。故学为文章者，或主汉魏，或主六朝，或主唐宋，如能纯而不驳，皆克有所成就。若一篇之中忽而两汉，忽而六朝，纷然杂出，文不成体，有如僧衣百结，虽锦不珍，卫文大布，反为朴茂。此文体不可驳杂一也。数典用事，须称其文，前后杂出，即为乖体。故碑铭之类，体尚严重，镕经铸史，乃克堂皇，如参宋、明杂书，于文即为不称。此用典不可驳杂二也。（专学六朝或唐宋之文者参用后世典故犹不为病。）章有杂句，足为篇疵；句参杂字，适成句累。故用字宅句，亦贵单纯，必须剪裁驳杂，辞采始能调和。此字句不可驳杂三也。综兹三患，体纯为难，前人虽有融合各体自成一家者，然于各体之中，亦必有所侧重，否则难免流于驳杂矣。 第三、文章最忌浮泛 凡学为文章，无论有韵无韵，皆宜力避浮泛。浮泛者，文溢于意，词不切题之谓也。自汉、魏以迄晋、宋，文章虽有优劣，而绝少夸浮。及齐、梁竞尚藻采，浮词因以日滋，下逮李唐，益为加厉。试观《史记》及前、后《汉书》，纪传既不浮泛，论赞尤少盈辞。如《后汉书》中党锢、逸民、江革、左雄、王衍、仲长统诸序论，句各有意，绝无溢词。蔡伯喈、陆士衡辈，虽在长篇，亦能以文副意。（如陆机《五等论》、《辨亡论》等篇幅虽长，而无敷衍文辞、不与题旨相应之句，故能华而不浮，后人为之，不能称是矣。）齐、梁以降，则文章浮泛与否，因作家之造诣殊，若任昉、庾信，一代名家，其行文遣词，鲜溢题外；而湘东草檄，非关序贼，文多夸浮，贤者不免。（《南史·萧贲传》湘东王为檄，贲读至“偃师南望，无复储胥露寒；河阳北临，或有穹庐毡帐”，乃曰：“圣制此句，非无过似，如体目朝廷，非关序贼。”王大怒。此文多溢词之证。）自郐以下，益可知矣。至于晚唐四六，远逊梁、陈，而李义山所以独轶群伦者，亦以其免于浮泛耳。是知名家与非名家之别，系于浮泛与不浮泛者至钜。然浮泛者，非驰骋之所谓也。语不离宗，驰骋无害；文溢于意，浮泛斯成。范蔚宗云：“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自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妙达此旨，殆可免于浮泛之弊矣。 第四、文章最忌繁冗 文章与语言之异，即在能敛繁就简，以少传多，故初学为文，首宜戒除繁冗。试观《史记》、《汉书》，非特记事之文言简事赅，即论赞之类，亦并意繁词炼。如《史记·五帝本纪赞》及《孔子世家赞》皆寥寥数十字，而含意十余层，若尽举其意，衍为白话，再即白话译为文言，则文之繁芜，奚啻倍蓰？至于《汉书》字句，尤较《史记》精炼，凡《史记》中有可省者，汉书并为删削，试以《史记·项羽本纪》、《陈涉世家》与《汉书》项籍、陈胜两传对较，则可知其繁简之异矣。惟敛繁就简之术，非皆下笔自成，实由锤炼而致。如作记事之文。初稿但求尽赅事实，而后视全篇有无可删之章，每章有无可节之句，每句有无可省之字。必使篇无闲章，章无赘句，句无冗字，乃极简炼之能事。推之有韵或四六之文，亦当文简意赅，不贵词芜无当。试观蔡伯喈所作碑铭，凡两句可包者，绝不衍为四句，使齐梁人为之，即不能如此。然文之有关开合者，关之则气促；词之堪作警策者，删之则气薄，既与冗赘不同，即当不予剪截。斯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至于嵇叔夜之《声无哀乐论》及《宅无吉凶摄生论》，析理绵密，立意深刻；陆士衡之《五等论》及《辨亡论》，或记典制因革，或溯历代乱源，皆因意富而篇长，不由词芜而文冗。使出沈休文、任彦昇手，篇幅尤当倍之。若此之类，盖与繁冗异致矣。 综此四端，胥为厉禁，初学为文，宜详审之。 [book_title]四 论谋篇之术 刘彦和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此谓立言次第须先字句而后篇章，而临文构思，则宜先篇章而后字句。盖文章构成，须历命意、谋篇、用笔、选词、炼句五级。必先树意以定篇，始可安章而宅句。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故无论研究何家之文，首当探其谋篇之术。谋篇者，先定格局之谓也。以《史记》、《汉书》言之：《史记》萧、曹列传历叙生平，首尾完具；《孟荀列传》藉二子以叙当时之人；《管晏列传》但载其逸文逸事，凡见于二子之书者皆屏而不叙；至于《伯夷列传》几全为议论，事实更少。夫同为列传，而体变多方，设非先定篇法，岂能有若许格局？是知文章取材，实由谋篇而异，非因材料殊异，而后文章不同也。《汉书·王吉贡禹列传》以四皓事叙入篇中，与《史记·孟荀列传》之例正同，作史贯串之法，于此可见。又《五行志》记载京房董仲舒之言，于其学术思想，可窥厓略，是读史非特有关叙事，抑且有裨考据矣。再就蔡中郎之文论之，其所为碑铭，往往一人数篇，而篇法各异。（如《杨公碑》、《胡公碑》、《陈太丘碑》等皆然。）如《陈太丘碑》共有三篇：一篇但发议论，不叙事实；两篇同叙事实，而一详生前，一详死后，使非谋篇在前，安能选材各异？世谓碑铭之文千篇一律，惟修辞有工拙者，岂其然乎？是知作文之法，因意谋篇者其势顺，由篇生意者其势逆。名家作文，往往尽屏常言，自具杼柚，即由谋篇在先，故能驭词得体耳！陆士衡文可就《辨亡论》以考其谋篇之术。此论上下两篇，意思相连，而重要结论皆在下篇末段，盖必先定主旨篇法，而后将事实填入，此所谓先案后断法也。任彦昇所为章表，代笔甚多。然或因所代不同，而口气异致；或因一人数表，而前后殊途，并由谋篇在先，始能各不相犯。推此可知，六朝人所作章表贵在立言得体，而不在骈罗事实，不肯割爱，转为文累。即如《史记》之《管晏》、《伯夷》等传所以篇法奇特不落恒蹊，亦以其捐弃事实，肯于割爱而已。然文章亦有不能割爱者，如嵇叔夜之《声无哀乐论》等，弥纶群言，研精一理，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倘不考虑周详，难免授人以柄。自此而外，作碑铭者，如欲历数生平，宏纤毕备；论事理者，如欲胪陈往迹，小大不遗，必至繁芜冗长，生气奄奄，此并不知谋篇之术，而吝于割爱者也。至于庾子山文，亦知谋篇之法。如《哀江南赋》先叙其家世，而后由梁之太平，叙及梁之衰乱，层次分明，秩然不紊。必当先定格局，而后选词属文，始能篇幅甚长，而不伤于繁冗。故无论研究何家之文，均须就命意、谋篇、用笔、选词、炼句五项，依次求之。谋篇既定，段落即分。大抵文之有反正者，即以反正为段落；无反正者，即以次序为段落。（如论说之类有反正两面，碑铭即无反正，颂不独无反正，且无比喻，匡衡、刘向之文以正面太少，故用比喻甚多。）模拟古人之文，能研究其结构、段落、用笔者，始可得其气味；能了解其转折之妙者，文气自异凡庸。若徒致力于造句炼字之微，多见其舍本逐末而已矣。 [book_title]五 论文章之转折与贯串 古人文章之转折最应研究，第在魏晋前后其法即不相同。大抵魏晋以后之文，凡两段相接处皆有转折之迹可寻，而汉人之文，不论有韵无韵，皆能转折自然，不著痕迹。试观蔡邕所作碑铭，序文头绪虽繁，而不分段落事迹自明；铭词通体四言，而不改句法，转折自具。例如，《胡公碑》以“七被三事，再作特进”八字消纳胡广屡次之黜陟（《四部备要》据海原阁校刊本《蔡中郎集》卷四，页六，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七十六，页四），《范史云碑》以“用行思忠，舍藏思固”八字赅括范丹一生之出处（本集卷二百十五，《全后汉文》卷七十七，页八）。而各篇序文亦并能硬转直接，毫不着力。此固非伯喈所独擅，即普通汉碑亦莫不然。使后人为之，不用虚字则不能转折（如事之较后者必用“既而”“然后”，另起一段者必用“若夫”之类）。不分段落则不能清晰，未有能如汉人之一气呵成，转折自如者也。 《史记》、《汉书》之所以高出后代史官者，亦在善于转折。自《晋书》以下，欲于一传之内叙述数事，非加浮词则文义不接，非分段落则层次不明，故其转折之处颇着痕迹。其在《史记》、《汉书》，则虽叙两事而文笔可相钩连，不分段落而界划不至漫灭：此其所以可贵也。例如，《史记》《封禅》、《河渠》二书，自三代叙至秦汉，历年甚久，引据之书亦非一类（《封禅书》参用群经及《管子·封禅篇》，《河渠书》用《禹贡》及杂书），而各能一炉并冶，自然融和。又如《五帝本纪》及夏、殷、周本纪多用《尚书》，但或采《书序》古文说，或采当时博士说，或径袭原文，或以训诂字易本字，而俨然抄自一书，不嫌驳杂。又如，《赵世家》多用《左传》，但记程婴、公孙杵臼立赵后，及赵简子梦之帝所射熊罴事，即不见于《左传》、《国语》，而能贯成一气，如天衣无缝。此并《史记》善于转折处也。 《汉书》武帝以前之纪传十九与《史记》同，但其不见于《史记》者，转折亦自可法。如贾谊之《治安策》原散见于《贾子新书》，而前后次序与此迥异，经孟坚删并贯串，组织成篇，即能一脉相承，毫不牵强。又如《董仲舒传》对江都王语原见于《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虽颠倒错综，繁简异致，而能前后融贯，不见斧凿痕迹。推此可知，《汉书》删节当时之文必甚多，特以原文散佚已久，而孟坚又精于转折，故难考见耳。 至于《后汉书》列传中所载各家奏议论事之文，大都经范蔚宗润饰改删。试与袁宏《后汉纪》相较，则范氏或删改其字句，或颠倒其次序，草创润色前后不同，转折之法于焉可见。例如《蔡中郎集》有《与何进荐边让书》（本集卷八，《全后汉文》卷七十三），《后汉书》采入《文苑边让传》（《后汉书》卷一百十下），但锤炼字句，裁约颇多，以其始终贯串，转折无迹，如不对照原作，即毫不觉其有所改删，此最堪后学玩味者也。 然自魏晋以后，文章之转折，虽名手如陆士衡亦辄用虚字以明层次。降及庾信，迹象益显。其善用转笔者，范蔚宗外当推傅季友、任彦昇两家。两君所作章表诏令之类，无不头绪清晰，层次谨严，但以其潜气内转，殊难划明何处为一段何处转进一层，盖不仅用典入化，即章段亦入化矣。至于其他六朝人之文章，如颜延年《曲水诗序》、陆佐公《新刻漏铭》之类，段落皆甚显明，即不能称是，凡作排偶文章，于转折处之两联往往以上联结前，下联启后，此虽非转折之上乘，但勉强差可。若每段必加虚字，或一篇分成数段（如作寿序分为幼年中年晚年之类），不能贯成一气，则品斯下矣。清代常州骈文甚为发达，而每篇常用数字分段，此即才力不足之征。即用虚字过多，亦为古人所无。盖文章固应有段落，而篇篇皆可划出即不甚佳。如《史记》、《汉书》前后相接之处如藕断丝连，若绝若续，后人所划之段落未必尽然。他如蔡中郎、傅季友、任彦昇各家文章之段落亦皆不易截然划分者也。 文章贯串之法甚难。所谓贯串者，例如，《汉书·地理志》载某县有某官，《百官公卿表》即略之。盖此官以地为主，既见于《地理志》，后人即可藉知汉代官制有此一职矣。又如《史记·五帝本纪》中，帝尧后半之事迹多与帝舜前半之事迹相同；《齐世家》后半与《田敬仲世家》前半，及《晋世家》后半与韩、魏、赵三《世家》前半亦多关涉，但均能错综递见，绝不重犯。又同一事迹，或表详而世家、列传略，或传详而纪略，或纪详而传略，亦均参互照应以成章法，此记事文之通例也。大抵文章有一篇自成章法者，有合一书而成章法者，零杂篇章自应各具起讫，既合若干篇以成一书即应全书相为终始。此非特《史》、《汉》为然，即《后汉书》亦然。例如，《后汉书·党锢列传》既有专篇，则相关各人之本传即甚简略，实则篇章之作法亦不能外是：一篇之应互有详略，亦犹两传之互有详略不相重复也。 [book_title]六 论文章之音节 古人文章中之音节，甚应研究，《文心雕龙·声律篇》即专论此事。或谓四声之说肇自齐梁，故唐以后之四六文及律诗乃有声律可言，至古诗与汉魏之文则无须讲声律。不知所谓音节既异四声，亦非八病。凡古之名家，自蔡伯喈以至建安七子、陆士衡、任彦昇、傅季友、庾子山诸人之文，诵之于口无不清浊通流，唇吻调利。即不尚偶韵之记事文亦莫不如是，例如《史记》叙事每得言外之神，尝有词在于此而意见于彼之处，以其文中抑扬顿挫甚多，故可涵咏而得其意味。此《平准》、《封禅》两书，《货殖》、《游侠》、《伯夷》诸传所以可诵也。至于谱录簿籍之文，如《史记》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地理志》、《艺文志》之类，皆无音节可诵。除此之外，《史记》固十之八九可诵。即《汉书》之《食货志》、《郊祀志》亦并音节通流，毫不蹇碍。其纪传后赞与《两都赋》后之明堂诗、灵台诗尤为雅畅和谐，为孟坚文中音节之最佳者。蔡中郎有韵之文所以高出当时即以其音节和雅耳。东汉一代之文皆能镕铸经诰，惟余子仅采用经书之字句组成，而伯喈则能涵咏诗书之音节，而摹拟其声调，不讲平仄而自然和雅，此其所以异于普通汉碑也。至于建安七子之文愈讲音节。刘彦和云：“洎夫建安，雅好慷慨。”以其文多悲壮也。（例如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壮有骨鲠，克举其词。）大凡文气盛者，音节自然悲壮；文气渊懿静穆者，音节自然和雅，此盖相辅而行，不期然而然者。阮嗣宗之文气最盛，故其声调最高，亦自然而致也。自魏晋以迄唐世，文章渐趋四六，其不能成诵者盖寡。文章所以不能成诵，厥有二因：一由用字不妥贴。为文选字甚难，尽有文义甚通，而与音节相乖，以致声调不谐者。一由用字过于艰深。用字冷僻，则音节易滞。倘有意求深，即使辞句古奥，而音节难免艰涩。清代常州董祐诚、继诚兄弟之文，以古书及冷字僻典堆砌成篇，而诵之不成音节，此与壁垒坚固，空气不通奚异？文之音节本由文气而生，与调平仄讲对仗无关。有作汉魏之文而音节甚佳，亦有作以下之四六文而不能成诵者，要皆以文气疏朗与否为判。庄子云“阅谷生风”，此之谓也。普通汉碑以用经书堆砌成篇，不如蔡中郎文有疏朗之气，故音节遂远逊之。范蔚宗文甚疏朗，且解音律。其自序云：“性别宫商，识清浊。”沈约诸人多祖述其说。故其文之音节尤可研究。例如《后汉书·六夷传序》、《党锢传序》、《逸民传序》、《宦者传序》诸篇，几无一句音节不谐，而其诸赞，诵之于口适与四言诗无异。大抵碑颂诔赞各体，皆宜参以魏晋四言诗之音节，倘能涵泳陶靖节《荣木》、《停云》诸篇而施诸碑铭颂赞，则其音节必无蹇碍之病矣。 文之音节既由疏朗而生，不可砌实，而陆士衡文甚为平实，而气仍是疏朗，绝不至一隙不通，故其文之抑扬顿挫甚为调利。且非特辞赋能情文相生、音节和谐，即《辨亡》、《五等》诸论亦无不可诵。非必徐、庾以降之四六文始有音节也。汉之乐府《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及歌谣等皆可诵之于口。惟专以字句堆砌者亦不能成诵，例如史游《急就篇》之七字韵语，及柏梁台诗之“枇杷菊栗桃李梅”等皆此类也。 大凡文之音节皆生于空。清代汪容甫之文篇篇可诵，绎其所法，亦不过任昉、陈寿数家而已。又陈维崧之文取法虽低，而有音节。至乾隆以后之常州骈文，如董祐诚兄弟所用亦为三代以上之书，而堆砌成篇毫无潜气内转之妙，非特不成音节，文亦甚晦，绝无辉煌之象。孔轩虽喜用典，而音节流利，即由其文章有空处耳。唐代李义山用典甚轻，音节和谐，故为一代名家。然非谓用典过多音节即不调谐也。如庾子山等哀艳之文用典最多，而音节甚谐，其情文相生之致可涵泳得之，虽篇幅长而绝无堆砌之迹。又如任彦昇之文何尝不用典？而文气疏朗，绝无迹象，由其能化也。故知堆砌与运用不同，用典以我为主，能使之入化；堆砌则为其所囿，而滞涩不灵。犹之锦衣缀以敝补，坚实芜秽，毫无警策洁净之气，凡文章无洁净之气必至沉而且晦：沉则无声，晦则无光，光晦而声沉，无论何文亦至艰涩矣。 文章最忌一篇只用一调而不变化。六朝以上大致文调前后错综，不相重犯。即同为四言而上两句绝不与下一句相重，此由音节既异，文气亦殊也。试观蔡伯喈、陆士衡之文，虽篇篇极长而每段绝无相犯之调。盖汉人之调虽少而每篇辄数易之。自魏晋以下，则每篇皆有新调。如吴质之书札及陆士衡之《五等论》，即其例也。降及六朝，文调益为新颖，夫变调之法不在前后字数不同，而在句中用字之地位，调若相犯，颠倒字序即可避免。故四言之文不应句句皆对，奇偶相成，则犯调自鲜。如句句对仗即不免陷于堆砌矣，然自庾子山后知此法者盖寡。子山能情文相生且自知变化，尚不为病。后世无其特长，而学其对仗，长篇犯调，精彩全无。使人观之，不谓为修饰不洁，即谓为音节不佳，结体全无，皆不知变调之过也。 [book_title]七 论文章有生死之别 文章有生死之别，不可不知。有活跃之气者为生，无活跃之气为死。文章之最有生气者，莫过于前三史。《史记》记事最为生动，后人观之犹身历其境。如《项羽本纪》中叙巨鹿之战及鸿门之会、垓下之败（《史记》卷七），皆句句活跃。《周昌列传》叙谏废太子，其活跃情形，溢于纸上（《史记》卷九十六）。又《刺客列传》叙荆轲刺秦王一段，亦须眉毕现（《史记》卷八十六）。更就《汉书》而论，如记霍光废昌邑王一事，前叙太后所著之衣服，继叙宣读诏书，而将太后之言插于其中，当时之情态，即栩栩欲生（《汉书》卷八十六）。至于《后汉书》中《郅恽》（卷五十九）、《范滂》（卷九十七）、《第五伦》（卷七十一）、《宋均》（卷七十一）、《王霸》（卷五十）诸传，叙述生动，亦与《史》、《汉》相同。大抵记事文之生死皆系于用笔：善用笔者，工于摹写神情，故笔姿活跃；不善用笔者，文章板滞，毫无生动之气，与抄书无异。夫文章之所以能生动，或由于笔姿天然超脱，或由于记事善于传神。如画蝴蝶然，工于画者既肖其形，复能传其栩栩欲活之神；不工于画者徒能得其形似而已。今欲研究前三史，宜看其文章之生动处皆在于描写之能传神也。《元史》固亦有纪传表志，而但就当时之公牍官书抄写而成，记事疏漏，文章直同账簿，以视《史》、《汉》，若天渊悬殊，此由于记事文有生死之别也。 至于其他各体亦莫不然。试就蔡伯喈、陆士衡、任彦昇诸家研究之，皆可见其文章生动之致。凡文章有劲气，能贯串，有警策而文采杰出（即《文心雕龙·隐秀篇》之所谓“秀”）者乃能生动。否则为死。盖文有劲气，犹花有条干（即陆士衡《文赋》所谓“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条干既立，则枝叶扶疏；劲气贯中，则风骨自显。如无劲气贯串全篇，则文章散漫，犹如落树之花，纵有佳句，亦不足为此篇出色也。蔡中郎文无论有韵无韵皆有劲气，陆士衡文则每篇皆有数句警策，将精神提起，使一篇之板者皆活。如围棋然，方其布子，全局若滞，而一著得气，通盘皆活。又文章之轻重浓淡互为表里，用笔重者易于浓，用笔轻者易于淡，此为一定之理。陆士衡用笔最重，故文章极浓；蔡中郎用笔在轻重之间，故其文浓淡适中；任彦昇用笔最轻，故文章亦淡。惟所谓浓淡与用典无关。任非不用典之淡，陆亦非全用典之浓。其文境之浓淡盖就用笔之轻重而分。任文能于极淡处传神，故有生气。犹之远眺山景，可望而不可及，实即刘彦和之所谓秀也。（每篇有特出之处谓之秀，有含蕴不发者谓之隐。）学任之淡秀可有生气，学蔡、陆之风格劲气亦可有生气，此殆文章刚柔之异耳。陆、蔡近刚，彦昇近柔。刚者以风格劲气为上，柔以隐秀为胜。凡偏于刚而无劲气风格，偏于柔而不能隐秀者皆死也。庾子山所以能成家者，亦由其文有劲气而已。上文言记事之文以善传神者为生，而有韵及偶俪之文则以句句安定者为生。凡不安定之句，多由杂凑而成。篇中多杂凑之句，则亦不能成篇矣。故古人作文最重文思。文思不熟，虽深于文者亦难应手。文至不应手时，即不免于杂凑，此为文之大忌也。为文若能先求句句安定，则通篇必能恰到好处，绝无混含之语。又对于前人之书有可删节颠倒者，有不能增减移易者。如《史》、《汉》之中凡后人视为可合并者，其文固已合并。但如《史记·天官书》及《汉书·五行志》，文皆本于阅览之象，必须依据前人记载，不能增减一字，故其文甚繁，不以生动为尚。至于《史记·乐书》，本于《礼记·乐记》，而其次序词句经史公颠倒合并以传神之处甚多。唐人谓褚少孙多颠倒《史记》之次序，亦但就纪传及乐书之类而言，若《天官书》则绝不能移易也。总之，记事之文有数句传神之语，文章前后即活；有韵及四六之文，中间有劲气，文章前后即活。反之，一篇自首至尾奄奄无生气，文虽四平八稳，而辞采晦，音节沉，毫无活跃之气，即所谓死也。设陆士衡《吊魏武帝文》（《文选》卷六十）及袁彦伯《三国名臣序赞》（《文选》卷四十七），去其中间警策之数段，则全篇无生气。故文有警策，则可提起全篇之神，而辞义自显，音节自高。是知文章之生气与劲气警策互相维系。生气又谓之精彩，言有生气有辞彩也，有生气有风格谓之警策，有风格有生气兼有辞彩始能谓之高华。为文而不能具是三者，不得语于上乘也。 [book_title]八 《史》、《汉》之句读 研究《史记》、《汉书》者，不可不明其句读。《史记》之句读可依《索隐》、《集解》各家之说断之，《汉书》之句读可依颜师古注辨之。刘攽、宋祁之驳正亦多可从。所以必须辨明句读者，以句读明而后意思可明也。且《史》、《汉》每句并不苟言，如句读不清，即文章精神全失。盖文章本有驰骤及顿挫两种，《史》、《汉》中二者皆不废。文章有顿挫而无驰骤则失之弱，有驰骤而无顿挫则失之滑。欲明其文中驰骤顿挫之处，则非明其句读不可。（《史记》有一字句，亦有一句多至二十余字者。）至于《后汉书》为刘宋时人手笔，句读较为易求，其余各家之句读则以有韵及四六之文为多，亦无须研究。惟研究《史》、《汉》者若不明其句读，即不足以见其章法也。 [book_title]九 蔡邕精雅与陆机清新 研究蔡伯喈与陆士衡之文，应寻古人对于蔡、陆之评论。陆士龙与兄平原书每评论士衡文章之得失，就其所论推其所未论，可资隅反之处颇多。其中有云：“往人论文，先辞而后情，尚洁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欲自得。今日便宗其言。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为病耳。”（《全晋文》卷一百二，页四）今观士衡文之作法大致不出“清新相接”四字。“清”者，毫无蒙混之迹也；“新”者，惟陈言之务去也。士衡之文，用笔甚重，辞采甚浓，且多长篇。使他人为之，稍不检点，即不免蒙混或人云亦云。蒙混则不清，有陈言则不新，既不清新，遂致芜杂冗长。陆之长文皆能清新相接，绝不蒙混陈腐，故可免去此弊。他如嵇叔夜之长论所以独步当时者亦只意思新颖，字句不蒙混而已。故研究陆士衡文者应以清新相接为本。 至于蔡中郎之文亦绝无繁冗之弊，《文心雕龙·才略篇》云“蔡邕精雅”，实为定评，研治蔡文者应自此入手。精者，谓其文律纯粹而细致也；雅者，谓其音节调适而和谐也。今观其文，将普通汉碑中过于常用之句，不确切之词，及辞采不称，或音节不谐者，无不刮垢磨光，使之洁净。故虽气味相同，而文律音节有别。凡欲研究蔡文者，应观其奏章若者较常人为细，其碑颂若者较常人为洁，音节若者较常人为和，则于彦和所称“精雅”当可体味得之。 惟研究一家之文，有探及里面者，有但察其表面者。蔡、陆之文就表面观之甚易摹拟，而嵇叔夜《声无哀乐论》之类（《全三国文》卷四十九，页一）甚难摹拟。实则不然。如摹拟蔡、陆者只得其貌而遗其神，即使毕肖，亦形似而非神似。况研究一家之文本应注重其神情，不可拘于句法。如仅将经书中之四字句组合运用而成篇，则学蔡岂不大易？不知伯喈之文每篇皆有转变，如《杨公碑》、《胡公碑》、《陈太邱碑》等各篇有各篇之作法，不独字句不同，即音调亦有变化，绝非凑足四言便可诩为成功也。陆士衡文亦有特能传神之处，学陆文者应先得其警策，警策既得，然后从事于炼句布采。如徒摹拟其字句，而遗其神韵，亦徒得其表而遗其里耳。至于嵇叔夜之长论表面若甚难学，实则摹拟各家者取术不同。盖嵇叔夜开论理之先，以能自创新意为尚，篇中反正相间，主宾互应，无论何种之理，皆能曲畅旁达。善学嵇者宜先构思，新意既得，然后谋篇布势，再定遣词之法，或全用比喻，或专就正题立言。务期意翻新而出奇，理无微而不达。苟能如此，则叔夜之精华已得，奚必摹拟其句调？试观六朝论理之文，绝无抄袭叔夜之词句者，惟分肌擘理，构思精密之处得之于嵇而已。 无论研究何家，皆以摹拟其神情为上，而以摹拟其字句者为下。且蔡、陆之文尚有字句声调可拟，而任彦昇、傅季友之文全无形迹可学，即使酷摹其句调，亦难勉肖于丝毫。此由任、傅以传神胜，其佳处超乎字句以外，如仅趋步其字句则犹人仅有体魄而无灵魂。故凡学任、傅之文者，应得其传神之妙，不可但拟其用典。如汪容甫文无一联一句摹拟任彦昇之词藻，而善能得其传神三昧，斯可贵也。又如摹拟徐陵、庾信之文者，亦应得其情文相生之处，而不可斤斤于字句。清代陈其年之文仅于言情处间肖徐、庾，此外但能拟其典故而已。 [book_title]十 论各家文章与经子之关系 欲撢各家文学之渊源，仍须推本于经。汉人之文，能融化经书以为己用。如蔡伯喈之碑铭无不化实为空，运实于空，实叙处亦以形容词出，与后人徒恃“峥嵘”、“崔巍”等连词者迥异。此盖得诸《诗》、《书》，如《尧典》首二段虚实合用，表象之辞甚多。汉人有韵之文皆用此法，而伯喈尤为擅长。故研究蔡文者，必知其句中之虚实，乃能得其法门。且六朝以后，形容词用法甚严，状拟君王之词绝不能施诸臣民。汉文用实典甚少，故可不分地位。如“克岐克嶷”原称后稷聪明（见《诗经·大疋·生民》篇），而断章取义，则无妨用之童稚。又汉人用表象之词比附事实，故可繁可简；六朝人用史书之典比附事实，故不得不繁，此其大较也。班固之文亦多出自《诗》、《书》、《春秋》，故其文无一句不浓厚，其气无一篇不渊懿。《周礼》之文未尝不古质也，然以视《诗》、《书》之朴厚则有间矣。曹子建之文大致亦近中郎，惟浓厚细密间或过之。又研究陆士衡者必先熟读《国语》，盖《国语》之文虽重规叠矩而不觉其繁，句句在虚实之间而各有所指，文气聚而凝，选词安而雅，陆文得其法度遂能据以成家。如《辨亡》、《五等》二论（《文选》卷五十三及五十四），每段重叠至十余句，而句各有义，绝不相犯，斯并善于体味《国语》所致，研究陆文者应于此等处入手。又文章之巧拙，与言语之辩讷无殊。要须娴于词令，其术始工。词令之玲珑宛转以《左传》为最，而善于运用《左传》之词令者则以任昉称首。彦昇之文虽无因袭左氏字句之迹，而能化其词令以为己有。且疏密轻重各如其人之所欲言，口气毕肖，时势悉合，凡所表达无不恰到好处，是真能得左氏之神似者也。 研究各家不独应推本于经，亦应穷源于子。盖一时代有一时代流行之学说，而流行之学说影响于文学者至巨。战国之时，诸子争鸣，九流歧出，蔚为极盛。周、秦以后，各家互为消长，而文运之升降系焉。约而论之，西汉初年，儒家与道、法、纵横并立，其时文学，儒家而外，如邹阳、朱买臣、严助等之雄辩，则纵横家之流也；贾谊《新书》取法韩非，则法家之流也；《史记》之文，兼取三家，其气厚含蓄之处，固与董仲舒《春秋繁露》为近，而其深入之笔法则得之法家，采《国策》之文，则为纵横家，故与纯粹儒家之文不同。 自武帝以迄建安，儒术独尊，故儒家之文亦独盛。如班固《汉书》不独表志纪序取法经说，即传赞亦莫不尔。就其文论，气厚而浓密，渊茂而含蕴，字里行间饶有余味，纯系儒家风格，与法家迥殊。盖法家之文，发泄无余，乏言外之意，说理固其所长，但古质而无渊懿之光；儒家之文说理虽不能尽，而朴厚中自有渊懿之光。若孟坚则能备具儒家之特色者也。蔡伯喈之文亦纯为儒家，其碑铭颂赞固多采用经说，即论事之文亦取法《春秋繁露》，而文章之重规叠矩，则又胎息于荀子《礼论》、《乐论》。故虽明白显露，而文章自然含蕴不尽，文能含蕴则气自厚矣。研究班、蔡之文者，能含蕴不尽，即为有得。又班、蔡之文并渊懿而有光，与古质不同。李斯刻石虽古质而不渊懿，韩昌黎《平淮西碑》摹拟秦刻石，益古质而无光矣。 建安以后，群雄分立，游说风行。魏祖提倡名法，趋重深刻，故法家、纵横又渐被于文学，与儒家复成鼎足之势。儒家则东汉之遗韵，法家、纵横则当时之新变也。七子之中，曹子建可代表儒家，其作法与班、蔡相同，气厚而有光，惟不免杂以慨叹耳。王仲宣介乎儒、法之间，其文大都渊懿，惟议论之文推析尽致，渐开校练名理之风，已与两汉之儒家异贯。盖论理之文，“迹坚求通，钩深取极”（《文心雕龙·论说》篇语），意尚新奇，文必深刻，如剥芭蕉，层脱层现，如转螺旋，节节逼深，不可为肤里脉外之言及铺张门面之语，故非参以名、法家言不可，仲宣即开此派之端者也。至于三国奏章皆属法家之文，斩截了当，以质实为主。王弼、何晏之文，所以变成道家，即由法家循名责实之观念进而为探索高深哲理耳。陈琳、阮瑀并以骋词为主，盖受纵横家之影响而下开阮嗣宗一派。故研究建安文学者，学子建应本于儒；学仲宣应溯诸法；学阮、陈应求之纵横，最近亦当推迹邹阳；而嵇叔夜之长论，则非参合道、法二家之学说不为功。大抵儒家之文能“衍”，法家之文能“推”。中国文学之最深刻者，莫过法家。如《韩非·解老》、《喻老》及《说难》，层层辩驳逐渐深入，实议论文之上乘。建安以后，名、法盛行，故法家之文亦极发达。如王弼《易略例》、《易注》之作法皆出于《解老》、《喻老》。至嵇叔夜将文体益加恢宏，其面貌虽与韩非全殊，而其神髓仍与法家无异。综上所述，可知三国之文学最为复杂也。 降及西晋，法家、道家亦颇发达，而陆士衡仍守儒家矩矱，多“衍”而少“推”，一以伯喈、子建为宗。 是故就人而论，太史公书最为复杂；就时代而论，建安最为复杂。若以儒、法二家之文相较，则学儒家之文积气甚难，此惟可意会，不能言传，多读西汉初年之篇章，详味其衍及含蓄，久之自能有光。学法家之文，应先研究其文章分多面，句各有意，字不虚设，章无盈辞，且能屏弃陈义，孚甲新思，考虑周详，面面完到。自兹入手，庶能得所楷式矣。 [book_title]十一 论文章有主观客观之别 文章有主观客观之别，今试就各家之文以说明之。夫文学所以表达心之所见，虽为艺术而颇与哲学有关。古人之学说，各有独到之处，故其发为文学，或缘题生意，以题为主，以己为客；或言在文先，以己为主，以题为客。于是唯心唯物遂区以别焉。《史记》虽为记事之书，而一切人物皆由己意发挥。如《游侠》、《刺客》二传，所以反映当时之人不如郭解、荆轲；《货殖列传》，所以针对《平准书》，以见取民之法犹甚于贸易，与纪表之惟存古制并无深意者迥不相同。至于《封禅书》所以与《礼书》分立者，一以抒己意，一以存古制而已。此外如世家首《泰伯》，列传首《伯夷》，而列传之题或以姓标，或以名标，或以字标，或以官标，虽并记事实而各有进退。可知《史记》之文主观固不减于客观也。后世文学所以不及《史记》者，以其题在意先，就题为文，属于唯物的文学；《史记》则意在题先，借题发挥，属于唯心的文学。唯心能归纳，唯物只能演绎。《史记》八《书》，皆先定主意，而后借古今事实以行文。以视《汉书》八《志》，体裁虽同，而作法则殊。盖《汉书》为存一代之掌故，以记事渊茂，叙述得法为主。故记五行即就五行立言，记天文即依天文为说。《史记》欲借事立言，以发挥意见为主。如《礼书》本于荀卿《礼论》，《乐书》出自《礼记·乐记》，明其对于礼、乐之意见，与《荀子》《礼记》相同也。《汉书》以下，客观益多，降及六朝，史自史而我自我，等于官书，毫无主观之致矣。 各体文学，亦有主观客观之殊。如《三都》、《两京》固属客观之赋，而《思玄》、《幽通》则以发挥己意为归。屈原《离骚》，体属唯心，而荀卿《蚕赋》，则宜隶唯物。溯源竟流，亦犹王粲《登楼》与蔡邕《短人》之异耳。吊文哀词贵抒己悲，墓志碑铭重在死者，主客异致，心物攸分。蔡中郎擅长碑铭，故客观之文学多。至于唐宋八家之文，作墓志而附加己意，未免乖体。议论之文亦非尽主观，如顾欢《夷夏论》等，专以实在之事理为主，不悉以己意为凭，殆属客观文学。惟道家者流，历论古今成败，以证己心之观念，则纯为主观文学。太史公之学说出于黄老，故能以心驭事，非如后世之心为事役也。两汉之时，儒家盛行，学术统一，除太史公书兼采儒、道、纵横外，其余各家皆内观少而外观多，舍唯心而趋唯物。降至正始，嵇、阮倡为道家之文，校练名理，辨析玄微，唯心之风，又复转炽。如阮嗣宗《乐论》非述乐之沿革，《易论》亦异《易》之注疏，惟以己意贯串，故与堆积事实者不同。又如嵇叔夜之《养生论》，句句出于己心；《声无哀乐论》亦能发前人所未发。以此上较东汉之文，如刘梁《辨和同》之敷衍成篇，班彪《王命论》之但就史实判断者，显然主观与客观不侔矣。陆士衡亦长于唯物文学，与蔡中郎相近，而平实盖犹过之。观其《文赋》专写为文之甘苦，其诗亦无一句不实。若《五等论》之类，就题为文，丝毫不遗，殆与《三都》、《两京》之作法相同，亦由归纳之处少而演绎之处多耳。潘安仁之诔文，纯表心中之哀思，以空灵胜，情文相生，非客观所能有，故能独步当时，见称后代也。由上所论，可知文章各体虽非尽属主观，而如情文相生之哀吊，校练名理之论辨，援事抒意之传记，固应以唯心为尚也。 [book_title]十二 神似与形似 近人论文，谓模拟一代或一家之文，不主形似，但求神似。此实虚无缥渺，似是而非之论。盖形体不全，神将奚附？必须形似乃能羼然不辨，此固非工候未至者所能赞一词也。夫杼柚篇章，岂为易事？章法句法既宜讲求，转折贯串犹须注意。逮至色泽匀称，声律调谐，然后乃能略得形似。形似既具，精神自生。学班、蔡之文者，不独应留意句法章法，且须善于转折。李申耆有拟东汉碑铭各篇，规模略具矣。凡模拟古人文学，须从短篇及单纯之意思入手，而徐进于长篇及复杂之意思。至镕各家为一炉之语，殆空谈耳。清代汪容甫作碑铭杂用《国语》、《国策》、《史记》、《汉书》诸体，而参之以唐宋之文，遂至骈散皆不可辨，此镕合之弊也。又文章之美，全由性情。嵇康、阮籍固不相同，与王弼、何晏尤不相类。故模拟古人之文须先沟通其性情之相近者，若不可沟通，则无妨恝置。王半山、黄山谷学杜俱能得其一体，故能流传于后。若明前七子之诗虽不甚劣，而其文章则挦撦《庄》、《荀》、《史记》之调而沟通之，所以不足道也。《七启》亦是模拟之作，然而不为病者，以其规模仍旧，而字句翻新耳。学陆士衡之文，仅知炼句尚不可，必须炼柔句为刚句，劲如枝之不可折，斯可矣。 [book_title]十三 文质与显晦 文学之性质，有相反者二事，而不可一有一偏无焉。兹述之如下： （一）文与质最相反者也。东汉一代文质适中，赋、诗、论、说、颂、赞、碑、铭各体，皆文质相半。惟张平子、班孟坚，文略胜质；蔡中郎之碑铭则有华有质，章奏亦得其中。建安以后，文风丕变，有文胜质者，有质胜文者。辞赋高华，较东汉为胜；章奏质朴，较东汉为差。《东观汉纪》及袁宏《后汉纪》所载东汉诸人之章奏，皆文质适中，即考据议礼之文亦有华彩可观，非如建安三国之重名实而求深刻也。西晋之时，陆士衡之表疏，如《谢平原内史表》等，文彩彬蔚，与辞赋无殊。其余各体亦皆文质相参。嗣宗高华，亦未舍质。故知后世惊彩绝艳之文，格实不高，与宋人语录相较，一浅一深，其弊则同耳。欲求文质得中，必博观东汉之文，以蔡中郎诸人为法，乃可成家。观《晋》、《隋》两书之《礼志》及杜佑《通典》诸议礼文字，虽主考据而并有文彩。《颜氏家训》各篇亦质而有文，与后世之质朴者相去远甚。故文质得中，乃文之上乘也。 （二）文章有显有晦，各有所偏。扬子云《太玄经》及《剧秦美新》等固有艰深之字句，而《十二州箴》及《赵充国颂》等篇，则文从字顺，毫不冷僻。可见古人作文固非尽隐晦难知者。又文之通病显则易浅，深则易晦，锤炼之极则艰深之文生。然陆士衡之文虽极力锤炼，而声调甚佳，风韵饶多，华而不涩。西晋普通之文俱极隽妙，而绝不浅俗。若清之董祐诚故意堆积故实，则深而流于晦；袁子才务期人尽可晓，则显而流于浅，均未得其中也。古人之文，深而流于艰涩者，除樊宗师之《绛守居园记》外，绝不多见。盖文章音调，必须浅深合度，文质适宜，然后乃能气味隽永，风韵天成。潘安仁、任彦昇之文所以风韵盎然者，正以其篇篇皆在文质之间耳。 [book_title]十四 文章变化与文体迁讹 凡文章各体皆有变化，但与变易旧体不同。就篇法而论：如纪传体之先后，本应以事实为序，然因事之重轻间或用倒叙法。《史记》各传，通例皆用顺叙，而《卫青霍去病列传》即两人插叙，年月次序丝毫不紊。《汉书》各传，皆传前论后，而《王吉贡禹列传》则先叙商山四皓，发为议论。又《扬雄传》内只引其自序，实在事迹反叙于论内。变化虽繁，要并与传体无悖。蔡中郎之《杨炳碑》，尽用《尚书》成句，虽与普通各篇不同，而虚实并存，亦不乖碑体，此皆在本体内之变化，而非以他体作本体之文。绝无以传为碑或以碑为传者。降及六朝唐世，仍循此例，未尝乖忤。此篇法变化无关文体者也。就句法而论：古人之变化亦甚多。试即对偶一端而言，有上句用两人名，下句用一人名者；有上句用地名，下句用人名者；亦有上下两句同用一意者。此种词例甚多，无非求句法新颖，不与前人雷同而已。两汉之文如蔡中郎诸人之声调，乍视似不悬殊。若写为声律谱以较，则其句法词例无虑百余种。建安文学所以超轶当时者，亦以其诗文之声调句法为两汉所未有。如吴质《与陈思王书》，即其例也。故学一家之文，不必字摹句拟，而当有所变化。文章中之最难者，厥为风韵、神理、气味，善能趋步前人者，必于此三者得其神似，乃尽摹拟之能事，若徒拘句法，品斯下矣。凡一代之名家，无不具此三者，而各家之间又复不同。如陆士衡与潘安仁各有气味，自成风韵，异曲同工，不能强合。至于文章之神理，尤为难能可贵，即谢康乐所谓“道以神理超”也。如潘安仁、任彦昇之文皆有神理，但或从情文相生而出，或从极淡之处而出，或从隐秀之处而出。凡学古人之文，必须寻绎其神理与风韵，若面貌毕肖，而神理风韵毫无，不足与言拟古矣。陆士衡于碑铭一体，心摹神追蔡中郎，其篇幅虽长，偶句虽多，而文章之转折，句法之简炼，以及篇章之结构，皆能具体而微。谢康乐之文颇似潘安仁，而其论体则摹拟嵇叔夜。虽体裁无嵇之大，而作法得嵇之工夫甚深，间有数篇，置之嵇文中亦不辨真赝。又六朝人之学潘安仁而能得其风韵者，则惟谢庄、谢玄晖二人。颜延年之文，亦可以为士衡之体贰，不独炼句似陆，即风韵亦酷肖之。陆之风韵在“提”与“警”，延年得其一隅，故能俨然近真，惟其诗尚不及陆之显耳。江文通之文，得力于《楚辞·九歌》者甚深，其体裁句法未必篇篇皆肖，而神理风韵殆能心慕神追。可知摹拟一家之文，必得其神理风韵，乃能得其骨髓。句法无妨变化，而气味实质不宜相远。研览六朝人学两汉三国西晋之文，即可为后世摹拟一家之模范矣。 至于文章之体裁，本有公式，不能变化。如叙记本以叙述事实为主，若加空论即为失体。《水经注》及《洛阳伽蓝记》华彩虽多，而与词赋之体不同。议论之文与叙记相差尤远，盖论说以发明己意为主，或驳时人，或辨古说，与叙记就事直书之体迥殊。所谓变化者，非谓改叙记为论说或侪叙记为词赋也。世有最可奇异之文体，而世人习焉不察者，则杜牧《阿房宫赋》，及苏轼之前、后《赤壁赋》是也。此二篇非骚非赋，非论非记，全乖文体，难资楷模。准此而推，则唐以后文章之讹变失体者，殆可知矣。又六朝人所作传状，皆以四六为之。清代文人亦有此弊。不知《史》、《汉》之传，体裁已备，作传状者，即宜以此为正宗。如将传状易为四六，即为失体。陈思王《魏文帝诔》于篇末略陈哀思，于体未为大违，而刘彦和《文心雕龙》犹讥其乖甚。唐以后之作诔者，尽弃事实，专叙自己，甚至作墓志铭，亦但叙自己之友谊而不及死者之生平，其违体之甚，彦和将谓之何耶？又作碑铭之序不从叙事入手，但发议论，寄感慨，亦为不合。盖论说当以自己为主，祭文吊文亦可发挥自己之交谊，至于碑志序文全以死者为主，不能以自己为主。苟违其例，则非文章之变化，乃改文体，违公式，而逾各体之界限也。文章既立各体之名，即各有其界说，各有其范围。句法可以变化，而文体不能迁讹，倘逾其界畔，以采他体，犹之于一字本义及引伸以外曲为之解，其免于穿凿附会者几希矣。 [book_title]十五 汉魏六朝之写实文学 今之论者辄谓六朝文学只能空写而不能写实。抑知汉魏六朝各家之文学皆能写实，其流于空写者乃唐宋文学之弊，不得据以概汉魏六朝也。 中国古代之文体，本有数种，如《诗经》虽有赋、比、兴，而其中复有虚比；《周礼》之记官制固用写实，而只举大纲，不及细目，故此二经之文体不尽为写实。然《仪礼》一书则可为写实之楷模，其记某礼也，自始至终，举凡宾主之仪节方位，以至升降次第，一步一言，无不详细记载，须眉毕现。如《乡饮酒礼》于宫室制度，揖让升降，乃至酒杯数目皆描写尽致，今观其文即可想见当日之情形，此张皋文所以据之作《仪礼图》也。 再就史书而论，《史》、《汉》之所以高出于后代者，即在其善于写实。故每记一事，则经过之曲折，纤细不遗；记战争则当日之策画了如指掌。例如《史记·留侯世家》中记郦食其劝立六国后事，于当时之情状尽能传出（卷五十五），《项羽本纪》（卷七）、《信陵君列传》（卷七十七），不独写出本人之性情，即当时说话之声容情态亦跃然纸上，其传神之妙，何减画工？《汉书》前半多本《史记》，而武帝以后之记传，亦自具特长，不容与《史记》轩轾。即如《陈遵》、《原涉》两传（卷九十二），何减于《郭解》、《朱家》（《史记》卷一百二十四）？《赵飞燕传》（卷九十七下《外戚传》）虽似小说家言，而实系当时之实录。至其表现仁厚及暴虐者之神情，亦无不惟妙惟肖。如《朱云传》记廷折张禹事（卷六十七），迄今读之，犹生气勃勃，可知《史》、《汉》非以空写作文章者也。 《晋书》、《南、北史》喜记琐事，后人讥其近于小说，殊不尽然。试观《世说新语》所记当时之言语行动，方言与谐语并出，俱以传真为主，毫无文饰。《晋书》、《南、北史》多采自《世说》，固非如后世史官之以意为之。至其词令之隽妙，乃自两晋清谈流为风气者也。古时之高文典册，亦以写实者多，润色者少，非独小说为然。惟其中稍加文饰，亦所不免，如传状本以记事为主，用表象形容之词即为失体。然《史记·石奋传》“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卷一百三），《汉书·朱云传》“蹑齐升堂抗首而请”，并用《论语·乡党》文。实则汉人之衣冠亦未必与周制相同，用此两语，即近粉饰。但施之碑铭则甚调和，此殆沿用当时碑文未加修改，致乖史传之体耳。 唐以后之史书用虚写者甚多，非独不及《史记》、《汉书》，且远逊于《晋书》、《南、北史》。唐人所作之小说未尝不多，而《唐书》所以不及《晋书》、《南、北史》之采用《世说新语》者，则由文胜于质，不善写实而已。宋以后之史书，或偏于空写，或毫无神采，所据者非当时之官书，即当时之碑志。官书避免时忌，业经删裁；碑志仅记爵里生卒，亦不能传达声容言动，求其传神，殆不可能。今之谓中国文学不善写实者，责之唐宋以后固然，但不得据此以鄙薄隋唐以前之文学也。中国文学之敝，皆自唐宋以后始。例如流俗文章中于官名地名喜比附古人近似之名词以相替代，此皆自唐之启判，宋之四六开其端。即徐、庾之文尚不至此。清代应制之书启贺表染其流毒，喜用帮衬之名词，所用之字亦似通非通。民国以来普通之电报书札，亦与前清无别，此弊皆唐宋应酬干禄之文字肇之，汉魏六朝之文学固不可与此并论也。 由上所论，史传一类固应纯粹写实，而词赋诗歌则亦间有写实之体，如荀卿《箴赋》、《蚕赋》，刻画甚工（《荀子》卷十八《赋篇》）；蔡邕《短人赋》（本集外纪，《全后汉文》卷六十九，页四）亦惟妙惟肖，此词赋之能写实也。至于《左传》宣公二年引宋城者之讴，形容华元之弃甲，及汉代乐府《孔雀东南飞》记焦仲卿妻事（《古诗源》卷四），则并诗歌之能写实也。推若韩昌黎《石鼎联句》之类，刻画过于艰深，殆非写实之正宗耳。 碑铭颂赞之文，盖出于《书经·尧典》之首段，与《礼经》之不可增减一字者不同，本以“拟其形容，象其物宜”为尚，而不重写实，秦、汉碑铭全属此体。后人不知文字有实写与形容之别，亦不知有表象之法，故以典故代形容，典故穷后易以代词，此风自六朝已渐兆其端，唐、宋始变本加厉。今人习而不察，因据唐、宋以后之文学以律陈、隋以上，殊未见其可也。 综之，汉魏六朝之文学，皆能实写，非然者即属“拟其形容，象其物宜”一类。又词中于荀卿《赋篇》一派外，又有司马长卿《长门赋》，描写心中之想象，王仲宣《登楼赋》，发抒羁旅之悲怀，虽非写实而亦善传神。中国文学中之有写实、传神二种，亦犹绘画中之有写生、写意两派，未可强为轩轾也。 [book_title]十六 论研究文学不可为地理及时代之见所囿 《隋书·文学传序》论南北朝文体不同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之大较也。”（《隋书》卷七十六）后代承之，亦有谓中国因南北地理不同，文体亦未可强同者。然就各家文集观之，即殊不然。《隋书》之说，非定论也。试以晋人而论，潘岳为北人，陆机为南人，何以陆质实，而潘清绮？后世学者亦各从其所好而已。若必谓南北不同，则亦只六朝时代为然。盖名理初兴，发源洛下，王、何、嵇、阮之流，各以辩论清谈成风，西晋承之，无由变易。及五胡乱华，中原文士相率南迁，于是魏晋以来之文化遂由北而南。其时南北之所以不同者，北方文句重浓，南方文句轻淡，自东晋以降，北如五胡十六国，南如晋、宋、齐，大抵皆然。揆厥所由，则以晋承清谈之风，出语甚隽。宋、齐踵继，余韵犹存，及齐、梁之际，宫体盛行，则又加以绮丽。沿流溯源，殆仍洛下玄风，逐渐演变，而非江南独有此派文学也。北方经五胡之乱，名理弗彰，文遂变为质实。元魏、北齐、北周大都如是。及庾信入周，乃始沟通。周、隋之际，南北又趋混一。准是以言，则南北固非判若鸿沟耳。上溯两汉，南北之分亦不甚严。《教官碑》为江南石刻，而作法与北碑无别。班孟坚、蔡中郎均超迈当时，而学之者不间南朔。更就清代论之，胡天游本为浙人，而追摹燕、许，功候甚深；其他北人而擅长六朝文学者，尤不可胜数。倘能于古人文字精勤钻研，无论何人均不难趋步，士衡入洛，子山入周，南北易地，各能蔚成文风，然则，文学奚必有关地理哉？ 一代杰出之文人，非特不为地理所限，且亦不为时代所限。盖文体变迁，以渐而然。于当代因袭旧体之际，倘能不落窠臼，独创新格，或于举世革新之后，而能力挽狂澜，笃守旧范者，必皆超轶流俗之士也。如祢正平之在东汉，远逊孔融、蔡邕，而其文变含蓄为驰骋，全异东汉作风，故能见重当时；又如曹魏章奏以质实为主，惟陈思王篇制高华，不偭旧规，亦能独迈侪辈，并其例也。故研究一家之文于本人之外尚须作穷源竟流功夫。如研究阮嗣宗当溯源于陈琳、阮瑀，推而上之，更可考及祢衡。又如张平子文颇得宋玉之高华，在当时虽无影响，而能下启建安作风，不考平子无以知建安，亦犹不考琳、瑀无以知嗣宗耳。汉代章奏虽未必篇篇皆如刘向、匡衡，而规模大致不远。至如赵充国《屯田颂》之句句切实者，在两汉殊不多觏，然至曹魏之际，其体遂昌，此亦当代不能盛行而为后代推崇之例。他如陆士衡《辨亡》、《五等》各长论，实由《六代论》、《运命论》开之；潘安仁清绮自然之文及下笔转圜之处，实由王仲宣开之；任彦昇下笔轻重及转折法度，实由傅季友开之。而欲知庾子山转移北方风气之故，尤不可不溯源于梁代宫体。盖徐陵、庾信之文体，实承《南史·简文帝传》所载徐摛、庾肩吾之家风。而为宫体导夫先路者，则永明时之王融也。今之谈宫体者，但知推本简文，而能溯及王融者殆鲜，斯何异于论清谈者，但知王弼、何晏，而不能溯源于孔融、王粲也哉？此穷源之说也。 晋宋文人学陆士衡者甚多，而颜延年所得独多；学潘安仁者，亦不一而足，而谢庄所得独多。延年诗文均摹士衡，《赭白马赋》尤酷肖。谢庄亦长哀诔，华丽虽逊安仁，而饶有情致。故研究陆、潘二家者，于本集外尚须涉览颜、谢之文，以究其相因之迹。傅季友、任彦昇之后颇少传人，惟汪容甫确能得其仿佛。陈其年摹拟庾子山虽不甚高，顾自唐代以来，鲜出其右，撷其佳作亦往往可以乱真。故研究傅、任、子山者，不可不以汪、陈为参镜。此竟流之说也。 今之研治汉魏六朝文学者，或寻源以竟流，或沿流而溯源，上下贯通，乃克参透一家之真相。真相既得，然后从而摹拟之，庶几置诸本集中可以不辨真赝矣。（如江文通所拟古诗酷肖古人，斯乃摹拟功候之深者。） [book_title]十七 论各家文章之得失应以当时人之批评为准 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良以汉魏六朝之文，五代后已多散佚，传于今者益加残缺。例如东汉文章，以蔡伯喈所传独多，而《艺文类聚》所引，宋人刻本《蔡中郎集》已未尽收。南北朝文以庾子山所传独多，而今之《庾开府集》亦非全豹。故据唐宋人之言以评论汉魏，每不及六朝人所见为的；据近人之言以评论六朝，亦不如唐宋人所见较确。盖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今若就明人王弇洲或清人胡天游之文以衡其得失，发为论评要当不中不远，若尚论古代则殆难言矣。二陆论文之书对于王、蔡辈颇为中肯，而于本身篇章亦能甘苦自知。凡研究伯喈、仲宣及二俊文学者皆宜精读。《汉书》谓《史记》质而不俚，盖指《陈涉世家》中，“涉之为王沈沈者”一类而言。蔡中郎自谓所为碑铭惟《郭有道碑》无愧色，则他篇不免形容溢美之处亦从可概见。余如建安七子文学，魏文《典论》及吴质、杨德祖辈均曾论及，《三国志·王粲传》及裴松之《注》亦堪参考。至于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所见汉魏两晋之书就《隋志》存目覆按，实较后人为多，其所评论迥异后代管窥蠡测之谈，自属允当可信。譬如《史记》全书今已不传而惟存《伯夷列传》一篇，后人若但据此篇以评论《史记》列传之体，岂如当年曾见全书者所论为确耶？ [book_title]十八 洁与整 研究各家之文，有必须知者二事： 第一须洁。文之光彩自洁而生。譬犹镜为尘蔽，光自不明；文杂芜秽，亦必黯淡，其理一也。欲求文洁，宜先谋句劲。造句从稳字入手，力屏浮滥漂滑，由稳定再加锤炼，则自然可得劲句。句劲文洁，光彩自彰。试观蔡中郎、班孟坚之文几无一句不劲，而亦几无一篇无光。潘安仁下笔虽轻，但仅免滞重，绝不漂滑；陆士衡长篇虽多，但劲句相承，不嫌繁冗，斯并知尚洁之义者也。 第二须整。整者层次清楚、段落分明之谓，非专指对偶而言也，汉魏之文对偶与后人不同，如《圣主得贤臣颂》、《解嘲》、《答客难》等篇，并非字句皆对，但其文非不整齐。即近代之文，无论何派何体亦未有次序零乱而可成家者，此贵整之义也。 然学为文章固须从洁净整齐入手，而非谓毕此二事即克臻佳境也，即如造句之法，不限于劲，但能造劲句，已奠属文之基。纵有偏失，亦不过一隘字。桐城方望溪之文，句句洁净，后人虽张大义法之说，然其最初法门要由洁净而入。亦有文章树义甚高，但因不洁累及全篇者，清代不善学六朝文之作家往往蹈此。可知无论研习何体，尚洁均为第一要义。至于汉人文章之段落层次虽与后代不同，然如蔡中郎文仅只转折不著迹象而已，其节落提顿亦何尝不清晰显豁耶？又层次不乱固属整齐，无闲字闲句仍属整齐，故洁净亦为整齐一端，凡文气不盛者切不可用肥重字，否则，难免徒由字句堆成，毫无生气。《论语》所谓修饰润色，《老子》所谓损之又损，按诸为文，亦莫不然也。嵇康之文虽长，而不失于繁冗者，由其以意为主，以文传意耳。意思与辞采相辅而行，故读之不至昏睡。若无新意，徒衍长篇，鲜不令人掩卷愦愦者。总之，临文之际，对于字句务求雅驯，汰繁冗，屏浮词。凡多之无益，少之无损，除文气盛者间可以气聘词外，要宜加以剪截，力从捐省。由兹致力，庶可句劲文洁，篇章整齐矣。 [book_title]十九 论记事文之夹叙夹议及传赞碑铭之繁简有当 中国文学之特长，有评论与记事相混者，即所谓夹叙夹议也。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通篇记事，并无评论，而是非曲直即存于记事之中。余如《封禅》、《平准》两书，句句叙事，亦即句句评论。故夹叙夹议之文以《史记》最为擅长。《汉书》《食货》、《郊祀》两志及《王莽》诸传，并为孟坚聚精会神之作，观其叙议相参，实堪与史迁伯仲。至于史传以外之文，如应劭《风俗通》之类，事实评论亦互相关联，未有舍记事而专为评论者。唐宋以降，盛行议论之文，徒聘空言，不顾事实，求其能如《史记》于记事中自见是非曲直者盖寡。明清而还，斯体益昌。论史但求翻新，议政惟骛高远，文变迂腐，意并空疏：其弊皆由评论与事实不相比附也。夫记事与评论之不宜分判，殆犹形影之不能相离。倘能融合二者，相因相成，则既免词费，且增含蓄，较诸反复申明，犹可包孕无遗，岂非行文之能事乎？试观蔡伯喈所作碑文，但形容事实，不加赞美，而其揄扬已溢于事实之表，赞美与事实融合无间，故文章绝妙。降及六朝，此法渐致乖失。如庾子山《哀江南赋》借古物以比附事实，固甚恰当，但于叙事之际不著功罪，及订论功罪，复赘他语，此汉人所未有也。至于后代四六，先用典故比附事实，事实之后更加赞美，则词费文繁，去古益远矣。东汉章奏议论之文，率皆平平叙记，而是非曲直自可了然。虽无后人反复申明、慷慨激昂之致，而得失利害溢于言表，斯并得力于夹叙夹议功夫耳。 如上所云，事实与评论既不可分，而纪传之外别有论赞、碑文之末复加铭词者，其故何耶？不知论赞铭词旨在总括文意，而与文之繁简无关。古代笔纸缺乏，抄写匪易，口传心受，必须约其文词且须整齐有韵，始便记诵。若累牍连篇，殆非尽人所能晓喻。故论赞即贯串纪传之大意，铭词乃综括碑文之事实，非于碑传本事之外别有增益也。唐宋论文者，以为铭之叙事乃补碑文所未足，不可与碑相犯。此由见《史记·乐毅传赞》全异本文，遂谓赞非总括大意，乃补传之不足；由此引申，更谓铭补碑阙，亦须另增新事耳。不知赞之本义，原与序同，序以总括书之大纲，赞以约述传之事实。（汉人赞、序不分，《离骚经》序亦或作赞。孔子赞《易》，乃作《系辞》，欲撮举《易》之大意而总括之也。）《史记》中如《乐毅传赞》者，仅寥寥数篇，并非正格。至于《蔡中郎集》如《胡广碑》等皆一人数篇，而其铭词绝无奇峰突起、不与碑文附丽者。他如《隶释》、《隶续》及《两汉金石记》、《金石萃编》等所载汉碑，亦莫不皆然。盖碑详铭约，约碑之详以为铭，广铭之约即为碑；亦犹史书约纪传而为论赞，恢扩论赞仍成纪传也。（唐韩愈《平淮西碑》亦总括事实于铭词者。） 又汉人石刻，铭后往往附有乱词，此体开自《楚辞》、汉赋，所以结束全文也。用乱者，一则以意义未尽，一则以意义虽尽而须数语作结始为完足。降及三国六朝，此体久废。今若为碑铭，似宜恢复乱词，以为全篇事迹或哀思之结穴焉。 总之古人为文，繁简义各有当。揆厥所由，《史记》、《汉书》开示法门甚多，兹不暇一一列举矣。 [book_title]二十 轻滑与蹇涩 中国文学受人攻击之点有二： 一曰粉饰。古代文学于写实以外原有表象形容一格，然与后世之粉饰迥异。大抵后人既不能实写，又不善形容，乃以似是而非之旁衬名词来相涂附，此种风气启自六朝，盛于唐代，宋四六及清人普通文字多属此类。其流弊所及，非独四六为然，作散文者亦摇笔即来，日趋套滥。返观汉魏，无此格也。夫语言为事实之表象，礼俗既异，语词自殊。今乃贺人生日必曰悬弧令辰，友朋饯行必曰东门祖道。坐不席地，岂有危坐之仪；簪无所施，宁有抽簪之论。他如称道尹曰观察，称京师曰长安，号伶人为黎园，目妓女为教坊。凡兹冗滥之词，殆属更仆难数。倘使沿用成习，非特于文有累，且致文格不高！然风尚所被，不限庸流，即贤者亦所不免，盖其由来渐矣。此今日为文首宜屏弃者也。 二曰游戏笔墨。夫涉笔成趣，文士固可自娱，但不宜垂范后世。以其既不雅驯，且复华而不实也。尤西堂各体文字率用词曲笔墨，故皆含游戏气味。李笠翁、蒋心余辈尤而效之，益多嬉笑玩世之作。试观《烟霞万古楼文集》所录，其文何尝无才，但究非文章正格，故毫无价值可言。凡学为文章，与其推崇天才，勿宁信赖学力。庸流所奉为才子派者，实不足为楷式也。 今日研习各体文章，轻滑之作固不足道，而过于蹇涩亦非所宜。蹇涩之弊，大抵由于好高立异，不屑俯循常轨，每遇适可而止之处辄以深代浅，以难代易。逮养成习惯，不期而然，虽异轻滑，亦难引人兴趣，其弊一也；口吻蹇碍，不能诵读，其弊二也；意欲明而文转晦，其弊三也；全用单字堆砌，毫无气脉贯注，死而不活，其弊四也。夫有韵之文宜用四言，施诸别体，即难免上述之弊。试观出土汉碑多用四字句，然与蔡中郎所作相较，则音节文气优劣立辨。故过求蹇涩，亦为文之大戒也。七八年前，余尝好为此体，为文力求艰深，遂致文气变坏。欲矫一时之弊，而贻害于后人者已非浅鲜。今观外间蹈此弊者不一而足，文求艰深，意反晦而不明，矫枉过正，殊有害而无益也。文之艰深平易各有所宜：扬子云之《太玄》固艰深，而《十二州箴》及《赵充国颂》何尝不平易？司马相如之《子虚》、《上林》固艰深，而《难蜀父老》、《谏羽猎疏》何尝不晓畅？刘子政文虽篇篇明白，然亦间有诘屈聱牙者。惟班孟坚、蔡伯喈之文几无一篇不和雅可诵，洵上乘也。故知文贵称情而施，不容一概相量。如韩昌黎之《石鼎联句》已觉艰深，若必如樊宗师之《绛守居园记》，则文章尚有何用？凡学为文章者，务求文质得中，深浅适当。炼句损之又损，摛藻惟经典是则，扫除陈言，归于雅驯，庶几诸弊可祛，而文入正轨矣。 [book_title]二十一 论文章宜调称 文章最难与题目相称，但无论讲名理，抒性情，或显或隐，要须求其相称，始不乖体。譬如讲名理之文，若晋人“声无哀乐”、“言不尽意”等论，宜有明隽之气味，而所谓明隽者即于明白晓畅中饶有清空韵致也。倘有腐说，或过用华词，即为不称。又如深情文字，若吊祭哀诔之类，应以缠绵往复为主，苟用庄重陈腐语，即为不称。序文之说经考据者固应庄重，而不可出以明隽或轻纤，但笔记、小说、文集诗词之序，若过于庄重，亦为不称。故知名理之文须明隽，碑铭须庄重，哀吊须缠绵，咏怀须宛转，相体而施，固非一成不变也。 文之含蓄或条畅，亦视题目而异：说理记事固应明白晓畅，若《离骚》之类即应有缠绵不尽之意。至于一篇之中，尤贵色泽调匀、前后相称。如蔡中郎文全用经书，其中若参有一二句王、何玄谈，或徐、庾宫体，立即杂不成文。又如扬子云之辞赋，虽造句艰深，而能通篇一律，即不嫌疵类。夫文因时代而异，亦犹人因面貌而殊。若一时代而有数派文字并存，殆亦承上启下之津渡而已。如曹魏初年，陈思王与陈群、王朗辈华质不同。陈思殆东汉之殿军，群、朗则魏晋之先导，其升沉消长之渐，固不可不察也。今日而欲摹拟魏晋，或仿效齐梁，其字句气味皆不可通假。文之造句本不甚难，所难者惟在字句与本篇意趣之相称。试观魏晋之文，每篇皆有言外之意。如孙绰、袁宏之碑铭何尝仅在字句间尽文章之能事？于字里行间以外固别饶意趣。善学魏晋者，务宜由此入手。东汉之文皆能含蓄，如《鲁灵光殿赋》非纯由僻字堆成，且含有渊穆之光。善学东汉之文者亦必烛见及此。蔡中郎文每篇皆有渊穆之光，今日能得其气厚者已不多见，更何有于渊穆？此事骤看似易，相称实难，盖所谓有光者，非一二句为然，而须通篇一律也。若浅言之，则通篇须用一种笔法，用重笔者全篇须并重，笔姿疏朗者全篇须一致疏朗。然晋宋文字有全用轻笔者，亦有重笔之中用轻笔提起者。如陆士衡文虽用重笔，而能化轻为重，故尤为难学。但能得其三昧，即不至有僧衣百衲之诮矣。清代各家文集中均难免不称之弊。如汪容甫之《自序》及《汉上琴台铭》，全篇固甚相称，余则一篇之中或学汉魏，或学六朝，或学唐宋以下，斑驳陆离，殊欠调和。降及洪北江、王湘绮辈，虽为一时所宗，而不称之弊尤多。可知文章求称之不易矣。今既分家研究，第一，须求文与题称，应辨说理与抒情之殊；第二，谋篇须称，不可以数句为一篇之累。又文之轻重悉在用笔，而与用典无关。俗谓用经说则重，用杂书则轻。然潘安仁《夏侯常侍诔》、《杨仲武诔》，用经虽多，而未减其轻。又如谢康乐及陶渊明诗亦颇用经，但一无损于清新，一弗伤于淡雅。两汉之文几无一篇不厚重者，但如刘子政辈何尝不用子史杂书？故善于用笔，则用经典可使轻，用《楚辞》、汉赋可使重，轻重能否铢两悉称，惟用笔是赖。然则，笔姿相称，亦作文第一要务也。 三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理竟于重庆聚兴村寄庐 [book_title]附录 刘君申叔事略 蔡元培 君名师培，申叔其字也，又名光汉，别号左盦，江苏仪征人，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寿曾，均以治《春秋左氏传》有声于时；父贵曾，亦以经术名。君幼慧，年十二，即读毕四子书及五经。初习为试帖诗，一夜，月色皎然，讽诵之顷，恍然有悟，遂喜为诗赋。曾作《水仙花赋》，又穷一二日之力，成《凤仙花诗》一百首。其读他书，勤奋亦如是，博学强记，出语恒警其长老。年十八，补县学生员。十九，领乡荐。二十，赴京会试，归途，滞上海，晤章君炳麟及其他爱国学社诸同志，遂赞成革命，时民国纪元前九年也。归娶，旋偕其妻何班至上海，何班进爱国女学肄业，而君则改名光汉，著《攘书》，昌言排满复汉矣。前八年，与林君獬主持警钟日报社。冬，与万君福华等谋刺王之春，未遂。前七年春，君时作文揭载于《国粹学报》。未几，《警钟日报》被封。君与陈仲甫、章士钊诸君在芜湖之皖江中学任教员，并发行白话报。前五年，亡命日本，何班偕往，改名震。时为《民报》撰文，与炳麟甚相得。夏，君创《天义报》。秋，与张君继设社会主义讲习会。前四年，又创《衡报》。此两报皆言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也。是年，君忽与炳麟龃龉，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君于是年冬归国，依端方于江南。前一年，随端方至四川。端方死，君幸而免，盖在四川国学院讲学；然长江下游不易知君踪迹，炳麟不念旧恶，甚思君，乃约余共登一广告于上海各报，劝君东下。民国二年，君赴山西。三年，赴北京。四年，君忽为杨度等所勾引，加入筹安会。袁世凯死，君留滞天津。余长北京大学后，聘君任教授。君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君卒，年三十有六。所著书经其弟子陈钟凡、刘文典诸君所搜辑，其友钱君玄同所整理，南君桂馨聘郑君裕孚所校印者，凡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除诗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其勤敏可惊也。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二十五年八月 甲辰年自述诗 刘师培 昔江都汪氏作自序篇，而仁和龚氏亦作诗自述。余未入中年，百感并合，新秋多暇，因述生平所历之境，各系以诗。劳者自歌，非求倾听。后之览者，或亦有慨于斯乎！ 看镜悲秋鬓渐华，年来万事等抟沙， 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士家。 年华逝水两蹉跎，苍狗浮云变态多， 一剑苍茫天外倚，风云壮志肯消磨。 桓子著书工自序，潘生怀旧述家风， 廿年一枕黄粱梦，留得诗篇证雪鸿。 零编断简古人重，汩没丹铅似蠹鱼， 回忆儿时清境乐，青灯风雨读奇书。 旁通隐识理堂说，互象参考端斋书， 童蒙学《易》始卦变，爻象昭垂非子虚。（余八岁即学变卦之法，日变一卦。） 读如读若汉儒例，识此义者段懋堂， 欲考群经通假例，《毛诗》《戴礼》古音详。（余著《毛诗郑读考》及《礼记异读考》未成，仅成《大学》一卷。） 正名大义无人识，俗训流传故训湮， 析字我师荀子说，新名制作旧名循。（余著《正名篇》又作《中国文字流弊论》，又注《急就篇》未成。） 高邮王氏雒山刘，解字知从辞气求， 试证西方名理学，训辞显著则余休。（余著《国文问答》、《国文杂记》，又编《国文教课书》。） 古人制字寓精义，周秦而降渺不存， 试从苍颉溯初祖，卓识能穷文字原。（余著《小学发微》，以文字证明社会进化之理，又拟编《中国文典》，以探古人造字之原。） 许君说字重左形，我今偏重右旁声， 江都黄氏发凡例，犹有王朱并与衡。（余著《小学释例》，发明字以右旁之声为主。） 字义多从音韵出，训同音近字多通， 字音歧异随音读，南北方言自不同。（余著《小学释例》，发明训同音近之字在古只为一字。） 事物称名自古歧，土风区别读音随， 方言古有《轩集》，遗语流传颜籀知。（余拟采辑各种方言书，以地分类。） 典制备详三礼学，披图犹识古衣冠， 胡尘鸿洞风沙暗，何日成仪睹汉官。（余以古代衣冠之制多与西国之制暗合，曾作《中国并不保存国粹论》。） 祭礼流传自古初，尼山只述六经书， 休将儒术侪耶佛，宗教家言拟涤除。（余主张孔子非宗教之说，著《孔教与中国政治无涉论》。） 《王制》一篇汉儒辑，微言大义可得闻， 典章备述殷周制，家法能窥今古文。（余拟作《王制义疏》以分析三代制度及今文古文各家师法。） 今古文中无《太誓》，龚生此论无乃诬， 伏生教授马迁述，西汉儒书实启余。（余著《驳龚定庵太誓答问》一卷。） 新周王鲁说披猖，改制如何罔素王， 忆否史迁师董子，曷从《史记》证公羊。（余据《史记》以“王鲁”为“主鲁”，谓记事据鲁为主，又证新周为新周。） 申受渊源溯二庄，常州学派播川湘， 今文显著古文晦，试为移书让太常。（此言近代今文学派之非。） 丘明亲授孔门业，公、谷多频（凭？）口耳传， 独抱麟经承祖业，礼堂写定待何年。（余治左氏，著《左传一地二名考》、《官制异同考》，又作《左氏古义述》未成。） 程朱许郑皆贤者，汉宋纷争本激成， 堪笑俗儒工左袒，至今异说尚纵横。（余著《汉学商兑评》，但以合公理为主，不分汉宋之界，未成。） 官守师儒古今一，史官不作九流分， 取长舍短具深识，忆否兰台志艺文。（余著《墨子短评》及《读管商庄老杂记》。） 子玄论史窥流别，渔仲征文重校雠， 亦有龚章矜绝业，独从学派溯源流。（余著有《中国古代学术史》，又有《国学溯源》及《续文史通义》未成。） 有宋五子阐心性，道学儒林派别歧， 不有南雷编学案，宋明儒术几人窥？（余著《读学案新记》二卷、《明儒渊源表》一卷。） 一物不知儒者耻，学而不思亦徒已， 好学深思知其意，六经注脚师陆子。（此自言生平治学之法。） 静对残编百感生，攘夷光复辨纵横， 陆沉隐抱神洲痛，不到新亭泪亦零。 前人修史四夷附，别生分类渺无据， 非其种者锄而去，后有作者知所取。（余著《中国民族志》二卷。） 轩辕治绩绍羲农，帝系分明王气钟， 诸夏无君尼父叹，何年重返鼎湖龙？（余著《黄帝纪年论》。） 瑶台玄圃渺难望，欲上昆仑睨旧乡， 试向赤鸟寻旧迹，犹闻彼美艳西方。（余作《思祖国篇》。） 郑樵不作氏族紊，为慨先民谱谍沉， 甄别华戎编信史，渊源犹溯顾亭林。（余著《溯姓篇》、《渎姓篇》、《辨姓篇》。） 古人作史重世系，后人作史重传纪， 他日书成《光复篇》，我欲斋戒告黄帝。（著《光复篇》未成。） 据事直书信史笔，计年二百六十一， 为补民劳板荡什，亡国纪念曷云亟。（著《满洲□□□□》。） □□□□□□□，□南作史眢井沈， 攘社著书百无用，书成奚补济时心。（著《攘书》十六篇。） 大厦将倾一木支，乾坤正气赖扶持， 试从故国稽文献，异代精灵傥在兹。 厉王监谤曾何补，秦政焚书亦可哀， 掇拾丛残吾有志，遗编犹识劫余灰。 淮海英灵间世出，乡邦文献叹沦微， 一从虏骑南侵后，城郭人民半是非。（余著《扬民却虏录》。） 攘狄春秋申大义，区别内外三传同， 我缵祖业治左氏，贾服遗书待折衷。（余著《春秋左氏传夷狄谊》未成。） 横渠讲学盛关右，邹衍而后此一人， 《正蒙》一编寓精理，姜斋先生知其真。（余著《闵学发微》未成。） 王学多从性宗出，澄澈空明世莫如， 试向良知窥性善，人权天赋说非虚。（余著《王学发微》一卷。） 幼年喜诵《明夷录》，曾慨余姚学派沈， 戎马间关余大节，未应名字伺儒林。（余拟著《黄黎洲学术》未成，仅成序。） 奇人间世不一出，正学无□□□□， □□□□辉千古，敬为先生炷瓣香。（余著《读船山丛书札记》一卷。） 东原立说斥三纲，理欲分明仁道昌， 焦阮继兴恢绝学，大衢朗朗日重光。（余最服《孟子字义疏证》及焦氏《释理》、《释欲》、阮氏《论仁》等篇，曾采其说入《罪纲篇》。） 魏晋清谈启旷达，永嘉经济侈事功， 惟有北方颜李学，欲从宋俗振儒风。（余著有《颜习斋先生学术》一卷。） 马迁作史贵博采，孰据遗编证旧闻， 欲继厚斋编考异，胪陈众说习纷纭。（予拟著《史记考异》。） 虐焰无过忽必烈，武功无过帖木真， 有元一代史籍缺，遗闻拟辑传其真。（予著有《元史西北地附录补释》二卷、《西游记释地》一卷、《元秘史注正误》一卷余甚多。） 条支故国邻西海，大石遗都隔叶河， 欲补前朝西域史，残编犹自溯张何。（予拟著《唐书西域传补注》，又著《中央亚细亚史》、《西方亚细亚史》，均未成。） 不学知矫嗜钱癖，拟续洪遵《泉志》编， 出土铜花犹炫碧，何时重见五铢年。（喜藏古钱，著有《契刀考》、《齐刀考》数篇。） 访古偶获宋代物，淮南城堡名犹镌， 江山半壁盛戎马，令我长忆南渡年。（喜搜藏南宋古砖，有考释数篇。） 桐城文章有宗派，杰作无过姚刘方， 我今论文主容甫，采藻秀出追齐梁。（予作文以述学为法。） 小雅哀音久不作，奇文郁起楚《离骚》， 美人香草孤臣泪，缀玉编珠琐且劳。（予著《楚词类对赋》一卷。） 山谷吟诗句入神，西江别派倍清新， 只缘生硬堪逃俗，终异西崑艳体陈。（予著《匪风集》诗词。） 一自归心服大雄，众生普度死何功， 欲知物我相忘说，三界唯心万象空。（著有《读释典札记》一卷。） 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 只缘未识佉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 道教阴阳学派异，彰往察来理不殊， 试证西方社会学，胪陈事物信非诬。（予于社会学研究最深。） 现身偶说出世法，振瞆发矇惟予责， 我今更运广长舌，法音流布十方域。 少年颇慕陶元亮，诗酒闲情亦胜流， 壮志未甘终为隐，巢由毕竟逊伊周。 斜阳衰草气萧森，学界风潮四海深， 天下兴亡匹夫责，未应党祸虑东林。 努力神州俟异材，子衿佻达倍堪哀， 何当重启光明藏，无量群生慧业开。（余著《教育普及议》。） 畅好申江赋卜居，而今消渴类相如， 料量身外无长物，止有随身数卷书。 闻到西邻又责言，更虞瓜步阵云屯， 可怜天堑长江险，到此长鲸肆并吞。 女娲炼石天难补，精卫衔冤海莫填， 鸿鹄高飞折羽翼，辍耕陇上又何年。 一从辽海煽妖氛，莽莽东陲起战云， 四海旧愁一惆怅，何时重整却胡军。 瀛海壮游吾未遂，有人招我游扶桑， 欲往从之复洄溯，天风浪浪海山苍。 江天如镜客舟还，风雨萧条赋闭关， 万种相思抛不得，零云老木沪城山。 四海风尘虏骑喧，遗民避世有桃源， 青门瓜事垂垂老，斜日江天独闭门。